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1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四）、理论分析
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信用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2、从哲学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法治与德治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利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3、从政治学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国家实行使对内职能，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国家发挥对内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⑵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放在了首位。爱国是公民对祖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对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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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2
一、科学地把握“以德治税”的精神实质
税务系统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执法部门，担负着税收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从税收工作的客观实际出发，确立“以德治税”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为此，应着重把握好“以德治税”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增强四个方面的认识：1、“以德治税”是税务系统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税务部门和广大税务干部肩负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依法治税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在税收工作中应大力扶持和弘扬先进文化，限制和抵制不良文化，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文明、高效、廉洁、公正的税务工作者形象，通过坚持依法治税、大力组织收入、支持经济建设、提高队伍素质的实际行动，不断地弘扬民族精神和为国聚财、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确立“以德治税”的思想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税收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2、“以德治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互动关系。道德和法律、制度一样，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不正当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可以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税收作为调节收人分配和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深化税收制度，完善税收制度，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强化税收征管，保证税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都必须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基点，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适宜的环境。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类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必须依靠人来遵守和实现。税收工作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和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渗透到税收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依靠一定的职业道德规范来约束和统一干部的执法行为，所以，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以德治税”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税收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顺应时展与进步的必然选择。
3、正确处理好“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看，依法治税重在惩罚那些已经违犯税收法律法规的人，而以德治税则是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犯税收法律法规的人，前者是以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涉税行为，后者则是通过道德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中贩思想认识，进而自觉地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二者的主要功能和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税收秩序、规范税收行为。“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如果不大力提倡“以德治税”，道德就会失范，思想就难统一，人心必然混乱，“依法治税”就会失去基础，无法施行；如果不严格“依法治税”，对违犯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惩处不力，“以德治税”以难以持久。因此，在正确处理“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辩证关系时，必须排除这样一个错误观点，那就是认为强调“依法治税”就只能谈法律而不能谈道德，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对立起来，忽视了“以德治税”重要性。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依法治税确实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之相比，在税收思想道德体系建设方面却暴露出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腐蚀，道德败坏和税收秩序失范的现象日趋严重，以致在金华、潮汕等地出现了一起又一起税务干部参与或通谋偷税骗税的世纪大案。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税收秩序，妨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严重破坏了税务形象，干扰了税收法制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已经成为当前税收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德治税”正是从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现实问题出发而提出的战略部署。
4、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以德治税”观念。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德治”，都是同专制的政治体制耦合在一起的，因此，也就逃脱不了“人治”的窠臼。而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以德治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基础上的新型“德治”观，强调的是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税收法律法规、税收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和服务经济建设为着力点，并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全体税务干部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强化“以德治税”观念的过程，我们应始终不渝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是区别于其它任何社会制度“德治”观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和基石，是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根本体现。
二、以德治税”是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
从税收工作的实际出发，确立“以德治税”的指导思想，强化思想道德建设，构筑税务系统的思想道德体系，对全面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新时期税收工作的迫切要求。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思想道德体系，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心内容，是税务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税收工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及应对国内需求不足的经济运行态势，需要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更加科学、完善的税收体系和税制结构，更需要尽快提高税务干部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为在日益突出的偷骗税与反偷骗税、腐蚀与反腐蚀斗争中赢得胜利，需要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一支具有较高思想道德品质和模范遵守税收职业道德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完成。
2、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改善税务干部队伍现状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全国税务系统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贯彻落实“依法治税、从严治队”治税思想，税务干部队伍在税收工作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其主流是好的。但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一是违法违纪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凡是重大涉税案件，大都有税务人员通谋参与；二是为了谋取小团体利益，混淆入库级次、截留中央收入、挪用发票保证金、超范围提取手续费、擅自截留税款私设小金库的行为屡禁不止，税收执法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三是作风华而不实，搞形式主承认错误，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四是行为举止不规范，税容税纪不整，仍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现象；五是一部分唯权是瞻，把“权之源”、“官之基”看偏了，或患得患失，或贤妒能，或好大喜功，或阳奉阴违，·既不能用好的作风选人[文秘站:]，又不能选作风好的人。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税收道德体系，充分发挥道德的说服和感化功能，充分利用道德激励的方式，才能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3、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增强税务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根本途径。面对权利、地位、利益的考验和金钱、物欲、美色的诱惑，如果每一个税务干部都能够自觉地运用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和税收职业道德的要求来约束和规范自己，就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永葆共和国税官清正廉洁、为国聚财的本色。如果忽视自己道德修养的提高，或在形形的诱惑面前怀疑、改变甚至否定正确的道德原则，就很容易使自己蜕化变质。纵观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腐化堕落的税务干部，无不是思想上丧失原则，生活上道德败坏，工作中违法乱纪，其教训足以使人警醒。一个人若不以德修身，思想道德防线一旦崩溃，无论我们制定多少好的制度、法律、法规，他都会在私欲的驱使下，做出损害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三、构筑税务系统思想道德体系的主要途径
第一，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实施“以德治税”间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紧密联系起来，把“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辩证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在税务系统内部开展广泛、深入、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充分领会“以德治税”的精神实质，真正使“以德治税的思想和理论深入人心，并在工作中潜移默化，生根开花。
第二，要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施，发挥税务系统垂直管理的优势，积极研究道德建设的规律，确定税务系统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调动税务系统宣传教育、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和工、青、妇等各部门的力量，紧紧抓住各方面的不同特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把各具特色、耐心细致的思想道德教育，融于丰富的税收实践之中，在全系统形成道德建设的强大的整体效应。
第三，要根据税务部门干部群众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实际，针对干群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把道德建设与形式多样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与生活活泼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开展争创“青年文明号”、“文明单位”、“文明办税服务厅”和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在税务干部中开展争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纳税人满意的税务员”活动，开展岗位竞赛、岗位练兵，通过“文明示范窗口”、“共产党员示范岗”和“巾帼建功示范岗”的竞赛，及时总结创建文明行业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提高道德境界，升华精神情操，鼓励税务干部积极投身到开创税收事业新局面的工作实践中去。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3
要
道德和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体现出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相结起来，坚持法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
一
道德概念在我国古籍上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和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行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
法治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一、法治和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相互作用
法治和德治作为社会控制的两个手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够而且必须相互需要。
1、法治必须要发挥德治的作用，需要德治的支持和配合
首先，德治是法治的基础。
法律是立法者对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所以，法治必须以德治为基础，如果失去这一基础与价值判断相冲突，法治就会蜕变为立法者的任意专横。在社会主初级阶段，尽管法治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基本路线，但是同样要考虑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必须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次，德治是法治的保障。
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人们违法犯罪的根源就只能是思想堕落，道德败坏。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以使全体人民明确非、善恶标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所以，大力加强德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使社会主义的法律规范由外在约束逐渐转变为广大公民的自我约束，这是保证法治得以顺利实现的主要精神力量。
再次，德治是法治的补充
由于客观原因，社会主义法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另外，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是复杂多变的，社会主义法律不可能将它们全部概括无遗，因而，社会生活中必然会存在的法律暂时还没涉及的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任其发展，势必对社会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对那些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行为进行制约和调整，形成社会的道德秩序，来弥补法律规范在这方面的暂时空缺。
2、德治必须发挥法治的作用，需要法治的保障和辅助。
首先，法治是建立和维护德治的有力保障。
由于社会主义法集中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社会主义法律必然把培养和传播社会主义道德作为自己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法的制定过程中，总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和要求予以承认，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当道德规范成为法律规范后，就意味着道德规范的这部分有了双重保障，从而更有力地保证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好地实现。
其次，法治是实现德治的辅助手段。
由于社会主义法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所以，法治包括法的创制、实施和法制等，都必然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觉悟。一部新法的制定，不仅要符合经济的客观规律，还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因而一部法律的制定、颁布就帮助人们建立和提高道德意识。从法律的实施上看，当有关国家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候，特别是表彰奖励守法好公民，作为人民的榜样时，就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较大地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直接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
二、法治、德治的结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统一的
首先，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并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法治和德治，要求构筑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家园”和“精神家园”，法治和德治内在统一性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基础，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德治经济，其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其次，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两者都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发挥作用。德治使人们认同“良法”而把外在法律规范内化为自觉行为的规范，这种自内而外的控制力弥补了法治的不足，督促人们自觉守法，法治才能贯彻控制，而对那些因“缺德”而不违法之举则难以奏效，这种“缺德管涌”将造成极大的隐患，而只有法治才能对这些行为作出有效控制。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结合起来。
三、法治、德治相辅相成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
法治、德治在建设有特色主义，市场过程中，犹如鸟之两翼，在社会控制上具有共同的作用。但在某一特定价值取向和调整领域中，具有各自独立的功能，各有优劣，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加强了立法和执法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监督体系，大力发展了普法工作。“依法治国”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在德治方面，宣传先进地区，树立了典型榜样，并利用这些典型引导人们去正确评价社会上的真善美，假丑恶，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并把德治与法治并举作为治国基本方略，这是党领导人们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与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只有法制、德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创新，体现着丰富的思想。
一、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软硬相佐的法国方略的辩证关系。
在我国上，法治与德治，历来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管理之道和根本。有的朝代以“法治”为主，有的注意“德治”。而儒家主张儒法并用，通过儒家的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的教育手段，同国家的管理手段相结合起来，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生活、生产秩序产生了良好的一面。统治阶级一方面要求人们个人“有道德”、家庭要“以德治家”、君臣要“为政以德”，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以德为本的管理体系；而另一方面，又制定出非常严密、非常系统的法律，把道德“定天下”的体系与法律“制天下”的体系紧密结合。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孔子早就说过：“霸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即靠行政命令和刑罚来制约人民，老百姓只知道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事，而用道德和礼教来引导人民老百姓不仅知道犯罪是耻辱的事而且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充分说明了法制与德治结合的重要作用。
我们当今处在改革开放和化建设新时期，在依法治国，建立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伦理建设，利用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调整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行为的广泛社会性和共同规范性的特点，寻求法制和德治的最佳结合点和多种结合的具体载体形式，确保道德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确保法律的威慑力和震撼力，让法的强力保障与德的教化力量由内外结合，真正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落实到实处。
二、法制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
在当今，法制与德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推进社会向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发展，使社会既有严明的法律体系，又有较高的精神文明水平。两手可并行不悖、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像国家的大法，一般就包含着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而遵纪守法又是道德规范之一，违法者首先为道德所不容、所反对、破坏公德、的损美德、背离职业道德的行为，不仅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社会公众的批评，而且也是法理难容的。所以，历代统治阶级都把一与其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道德内容吸收到法律里面，直接转化为国家意志，不仅用法律维护了道德，而且还保证实行了道德伦理的内容，况且遵守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道德行为，一般而言，违法犯罪多数道德品质低下者，而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大体也是守法的好公民。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性和道德作为立法、执法和维法的基础，专靠法制恐怕难以根治，而如没有法制建设作为后盾，专靠德治来管理社会，至少还不能使社会成为高度文明的有序状态。因而，法治与德治的共存性、依赖性和互相渗透性是二者相结合的理伦依据，是丰富和完善我国治国方略体系的辩证原理。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对于治国体系的方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整体由部分组成，脱离任何一个部分，整体就是残缺不全的，也极易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要标本兼治，双管齐下，才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国富民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不仅是靠法治维系的，也是德治维系的，同时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又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从属于政治建设是政治文明的内容，德治从属于理想建设，是精神文明的内容。在上层建筑的大整体中，法律和道德都是一个完整的部分，每个部分的子体系又需要单独地、分别地加以特殊的，不断的探索并加以完善，使上层建筑的巩固和促进作用更加巨大。在法治和德治的功能中，法治的政治文明是主导，是既定的对象和现实的力量，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治和德治的这些功能，在上层建筑的整体功能中也是部分的，有限的，离开了整体也将失去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在整体事才能显示无限的力量，拧成和力，把国家和人民管理得国泰民安，从而自立于强国之林。
四、法治与德治体现出辩证法两点论的关系
辩证法的两点论，就是指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次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种矛盾的时候，不仅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研究矛盾的次要方面，否则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法治与德治，由于他们的地位和功能不同，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这是由他们的特殊性和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是如此，新中国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如此。重要的是如何吸取历史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使他们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减少到最低限度，能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治国方略。在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和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不断频发的岁月里，加强立法，完善法制体系并依法从严打击，就尤为重要；而在法制体系基本完备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不断改革，各种条件逐渐成熟，进一步强化道德的感化和劝导作用，并与法治“融合”为新的治国方略，赋予社会主义道德以新的指导思想和“五爱”教育等新的内容，是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马克思曾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④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制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素质逐步提高，人本意识也不断加强，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系列丑恶现象，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一方面加强正面宣传和治理力度，从严打击少数犯罪分子，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强化道德意识，倡导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的巨大劝导力，感召力作用，不断寻找二者相结合的最佳载体形式。如“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两思”教育、“五好家庭”的评定、英雄选进事迹报告等，正是不断加加宣传的结果。这不仅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也体现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是抓重点、树典型、促次要、保全面的表现形式。
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身体力行，不断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更大的贡献。：
[1]《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8期
[2]王锐生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3]甘葆露主编：《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4
一、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时代的要求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剥削阶级的道德观是推崇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弘扬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观念，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观念，作为党员干部，要有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新形势下，两种道德观必将发生激烈碰撞，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思想道德的严峻考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看到少数党员和领导干部忘记了中规定的“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要求，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党员要讲“共产主义道德”观念，这些问题都同思想道德建设的弱化有着密切关系。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其蜕变都有一个过程。先是思想道德上滑坡，然后越陷越深，最终触犯刑律。因此，思想道德防线是反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不仅是治国的需要，也是治党的需要，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保证。
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关系到社会道德的建设和方向。广大群众关注的不仅是说教和文件，而且更关注我们党员干部的品德、人格和表率作用。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时代的要求。面对新时期、新任务、新环境，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地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我们党才会更加朝气蓬勃、兴旺发达。
二、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做人与做官司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反映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大问题。是将个人的理想、追求和事业融进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为人民谋利益，还是只为自己用权，只为自己奋斗，只关心自己享乐，这里有一个思想道德的明显差异，其结果也是大相径庭。做官一时，做人一世。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
（二）正确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古人语“德是才之本，才是德之帅，德大于才是君子，才大于德是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习。”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权势者之所以搞腐败走向自己的反面，并不是少才所致，而正是缺德的结果。人们普遍反映，那些贪官污吏什么也不缺，就是缺德。对领导干部而言才华固然重要，但品德更为关键。有位哲人说得好“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他们蜕变的轨迹，是从道德沦丧开始的，道德防线一旦塌陷，最终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
（三）正确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权力与责任应当是对等的关系。权力越大，他们的责任就越重。在什么层次、什么范围的权力，他就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要自觉实践党的宗旨，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道理。无论我们处在什么职位上，掌握多大的权力，都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牢记“执政为民”，坚持把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
（一）着力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使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达到如下要求：一是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二是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能够在错综（下转39页）（上接37页）复杂的局面中敏锐地观察和分析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变化，使自己的认识始终与时展同步，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具有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识大体、顾大局、善于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和解决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
（二）着力提高党员干部道德素质。要通过强化道德教育、加强道德培养、完善道德法规、健全道德监督，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使全体党员干部的道德素质符合以下要求：一是具备高尚的政治品德。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具备高尚的人格品行。要自觉锤炼高尚的人品，做到言行一致，对党忠诚；品行端正，坚持原则；淡泊明志，胸襟开阔；情操高尚，易于共事，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三是具备廉洁从政的清风正气。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三）着力提高党员干部法律素质。要坚持和落实党员干部学法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员干部学法管理机制，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法律素质：一是树立法治意识。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二是学法知法。通过学习，力求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法律基本知识。三是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奉公守法，依法管理社会和公共事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执法工作规范，要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行为。
四、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党员领导干部要做以德自律的表率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5
关键词:成才目标;警校;职业道德教育;学生
中图分类号:G6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260-02
一、警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必须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警校当然也不例外。从大的方面讲,加强警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从小的方面讲,加强警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是学生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从培养功能来讲,警校职业教育目标定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由于职业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和基础,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主要是职业活动所创造的,职业道德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发展。良好的职业行为,通过职业活动的广泛人际交往网络,会深刻影响社会其他方面的道德状况,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毕业生必将对所在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一个积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职业道德培养体系的构建是整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1]。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警校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一分子,理所当然应当培养自己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样才能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是警校学生顺利就业,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就在于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一方面,企业要求高职毕业生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企业更看重高职毕业生的职业道德水准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而现状是一些高职毕业生的职业道德水平难以适应社会和企业的要求,高职毕业生因为职业道德问题而就业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如没有责任心、弄虚作假和不遵守纪律,或是挑剔工作环境和提出过高待遇要求。事实表明,如果学校不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就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就业前景。面对十分激烈的职场竞争,高职毕业生只有具备了过硬的专业素质,同时具备过硬的职业道德修养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不断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培养功能来讲,警校职业教育目标定位的特殊性,决定了警校必须加强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规定,高等职业院校要“加强素质教育,强化职业道德,明确培养目标。”“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高度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纪守法意识,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既是职业院校,又是政法院校,主要是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应用型人才。因此,为了给社会输送公正执法的法律人,在职业道德教育中,除了加强以上所提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外,还需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法办事、廉洁奉公等精神。因此,警校教育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但要加强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而且其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还有其所服务的行业特征。
二、职业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虽然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上全社会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在教学过程中,也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但总体来说,职业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情况不容乐观。主要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职业道德教育的特征。职业道德和其他任何道德一样,它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它实质上一种养成教育。
目前,一般都是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相关教学内容为切入点,联系所教学生所学专业进行研究与教学,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与工作实绩。如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何如一教授立足本院行业特色,出版了《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立足专业要求,进行课程开发,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里的相关内容与专业要求相结合,针对不同的专业课开发不同的讲课内容,如针对法律系讲授法律职业道德,针对司法系讲授司法伦理的内容;同时,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溶入到《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等课程里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还有很多不足。主要是没有构建起沟通各种关系的平台以形成沟通机制,建立起职业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三种关系还有待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辅导员之间的关系、与专业课老师之间的关系、与学校其他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三大关系是警校职业道德教育中必须重视的关系,如果这三大关系能够处理得当,沟通实现常态化,成为一种长效机制,则警校职业道德教育则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态势,职业道德教育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以学生为纽带,构建警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系统
(一)围绕学生成才目标,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辅导员之间的沟通机制
辅导员是班集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者,学生大量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辅导员具体实施的。因此,一个班集体能否健康成长,关键要看辅导员工作的程度[2]。同样,警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能否真正达到效果,辅导员的作用不能忽视。一方面,辅导员要经常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沟通。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也要主动积极地与辅导员配合。而在沟通过程中,学生起着一个纽带的作用。其实,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辅导员之间沟通的方式与平台有很多。传统的有辅导员下课堂了解情况,辅导员通过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就业意向与对职业的了解,通过邀请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参加班上的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邀请辅导员参加实践教学等。网络的兴起,大大扩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辅导员的沟通途径。但是这里要考虑的是如何使这些沟通制度化,常态化,形成一种沟通机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完善信息反馈制度。目前,很多学校都实行了这一制度。信息反馈制度一般由班上的指定同学负责,对老师的授课情况与学生听课情况进行简单的登记,课堂结束由任课老师签字认可,同时任课老师对本堂课的情况进行评价。但是信息反馈的内容大都仅仅停留在学生纪律方面,而对学生的思想反映与思想动态反映不充分。其实,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职业道德情况随时都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如果能够得到及时反馈与处理,则能大大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另一方面,以班会活动的形式邀请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其他任课老师参加,以增进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任课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感情。把这一项内容作为班级集体活动的内容在班级学期工作计划中作出明确规定,使这些沟通形成一种机制,而不至于由于其他原因而中断或放弃这些沟通。
(二)围绕学生成才目标,搭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专业课老师交流的平台
专业教师与学生的接触面广,教学内容直接关系到学生未来的工作所需。这种专业上的优势,大大接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增添了教育言行的可信度和示范性。如果专业课教师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通过把专业课教学与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树立远大的理想,那将是对学生进行职业理想教育的最佳途径[3]。
职业道德教育有其特殊性即它必须建立在学生对职业工作要求的了解与深刻体会的基础之上。这要求思想政治课老师应该对所教学生的专业内容与要求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要求专业课老师有意识地在专业课教学中有意识地强调职业道德要求。而教学任务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专业课老师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沟通得相对较少。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笔者认为,这其中仍然要以学生为纽带,辅导员为中心,努力搭建起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专业课老师交流的平台。这种交流平台主要是通过开展各种教研活动来实现。在专业课教学活动中,以职业要求为教研教改的指挥棒,通过设置职场环境来进行情境教学,在模拟的环境中让学生体会职业道德的要求,这种感受应该说是影响最深刻的。而在教研教改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听课制度来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参加,打破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专业课老师互不关心对方教学情况的状况。而教研教改的活动则应以教务处的指导与监督来保证其长效性。
(三)拓展交流平台,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学校其他管理人员的沟通
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工作开展的状况如何,关键在领导。它需要领导在人、财、物上给予保证和政策上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各部门紧密配合,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实践证明,领导在思想上给予重视,就有利于形成党、政、工、团、学、教等各部门职责明确、配合协调的紧密的立体教育网络;相反,院领导如果对学生职业道德教育抱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态度,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上下脱节、左右失调[4]。
在领导的重视下,围绕促进学生就业与创业,各种各样的活动才得以展开。如讲座,招聘会,以社团组织为主体的各种活动也丰富多彩。现在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教育并不缺乏平台,关键是学校领导要在政策、经费、场地等各方面提供支持,使现有的平台能够得到保障并得到进一步拓展。在这些活动的开展中,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者通力合作,保证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学校其他管理人员的沟通得到加强。
这样,一个围绕学生成才为目标,以学生为纽带,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辅导员为主导,包括专业课老师和学校其他管理人员的警校职业道德教育系统就能进入良性互动与循环,共同实现学生成才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晓琳.高职院校构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体系的重要性[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
[2]张劲平.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做好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J].贵州教育,2005,(9).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6
一、“中介拓展教育法”的理论机制
所谓“中介拓展教育法”，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解析为由政治理论教育、道德规范教育和心理品质教育三个不同层次的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且“三要素”相互之间是通过“中介”联系的。依据政治坚定、道德纯洁、心理健康的目标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将政治教育、道德纯洁、心理健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任何一种基本要素的教育.都将通过中介与其它要素发生互动，进行拓展教育，从而促进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朝政治坚定、道德纯洁、心理健康的目标得到全面发展。换言之，“中介拓展教育法”的确立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三要素”为基本内容要素，任何一种要素都不可缺失:二是在培育过程中必须始终以“中介”为纽结，使“三要素”相互沟通、相互转化、协调发展。“三要素”、“中介”是“中介拓展教育法”的两块基石，“三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着眼点，“中介”则是“三要素”培育过程中的着力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是物质存在方式的基本原理，事物与事物或事物内部的联系是普遍的。任何联系又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正如列宁指出:“仅仅‘相互作用’一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联系)。”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是毫无疑义的，根据联系与中介的统一性，三要素之间的联结中介则也是必然存在的。为研究方便，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的相互关系作出以下的理论假设: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的两两要素之间为一个中介地带，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心理教育与政治教育三个中介地带依次排列为第工地带、第11地带和第111地带。在每一个中介地带中.至少存在一个中介要素.通过这些中介的联结。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从整体上实现了整合。这里对中介的理解应把握以一f两点:其一，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联系范畴，不仅是指某一具体的联系载体;其二，它运动、变化于’‘三要素”的两两要素之间，并兼有相邻两个独立要素的性质和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相互之间的过渡要素（如图)。
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模型的理论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由低级要素逐步发展为较高级要素的过程.这种渐进发展的过程是有序的，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低级要素是高级品质要素的基础，没有稳固扎实的低级要素作基础，高级要素将难以形成。例如一个人政治上的坚定性，离不开坚实的心理品质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基础。
2.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三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不仅低级要素对高级要素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而且高级要素对低级要素也具有巩固和导向作用。这种相互联系正是通过相互间的中介实现的。
3.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其“三要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多维性的，每一个要素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每个要素相对独立的变化，都将通过中介要素的互动使“三要素”整个系统发生变化。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仅要优化每一项教育要素，而且要通过发掘和优化中介要素使整个系统结构得到整体优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全面培养人的高尚的思想品德。
4.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三者既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心理教育处于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的最低层次，是人的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道德教育处于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的中间层次，是人的政治品质形成的重要环节;政治教育则处于思想政治教育“三要素”的最高层次。制约着人的道德品质、心理品质的提高和定型。
二、“中介拓展教育法”的实践运用
“中介拓展教育法”通常可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是针对教育对象现实思想问题的主要方面，从某一要素人手实施定向教育，着力解决已存在的或有这方面倾向的现实思想间题，即找准教育针对性的着力点;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解决了主要的现实思想间题的基础上或与解决现实间题同步进行，以中介要素为纽结.通过“中介”的联结、互动和转化，向另外两个要素实施拓展教育。即在进行心理品质教育时，要在与此相联的地带(第工地带、第地带)，以“良心”和“正气”为中介，向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进行拓展教育;在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要在与此相联的地带(第i地带、第11地带)，以“良心”和“法律理念”为中介，向心理品质和政治品质进行拓展教育;同样，在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时，也要在与此相联的地带(第11地带、第l1地带)，以“法律理念”和“正气”为中介，向道德品质和心理品质进行拓展教育。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例，革命的理想信念，从本质上说属于政治思想范畴，它不可能在幼年或少年时期就牢固树立，只有在具备理论思维能力，有了一定社会实践体验的青年时期才能逐步形成。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问题，人在出生之初就有个性心理，而后开始形成伦理道德品质.最后才具备包括革命理想在内的政治品质。
一般而言，政治品质的形成，主要决定于接受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经历什么样的实践锻炼;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决定于接受什么样的伦理观点，经历什么样的道德熏陶。两者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政治品质一旦形成.必然会产生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和观念.它对人的道德行为具有规范和制约功能。所以.在进行树立崇高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通过第地带中介要素“法律理念”的发掘和强化.就能促进道德品质向政治品质要求的方向发展。由于“法律理念”是与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既密切相关、又相互区别的一个范畴.是介于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一个过渡要素，所以。以“法律理念”为纽结，道德品质也对政治品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支撑和巩固作用。事实上，对广大青年来说，接受良好的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他们培养正确的政治观点，树立革命的理想信念，能够起到支撑作用。一个具有诚实品格的人，在政治领域就能更好地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一个与人为善、富有同情心的人，就有利于树立群众观点，实践群众路线。而对领导干部来说，虽然他们的理想信念已经树立，但加强道德修养对其政治品质的提高仍然有重要影响，领导干部具备廉洁奉公的品质，就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备高尚的情操，就能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可以说，在过去，我们的前辈如果不冲破旧社会的道德束缚，不树立“敢于造反”的新道德观，就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那么，在今天，我们如果不维护新的道德规范，不同各种破坏道德的倾向作斗争，也很难成为树立革命理想、实践革命理想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由此可见，将理想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树立革命的理想信念，促进人们道德品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又通过良好的道德品质、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因此，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只有以中介要素“法律理念”为抓手将二者结合好了，才有利于达到政治坚定、思想道德纯洁的目标。有利于促使教育对象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的同步提高、协调发展。
同样，在政治理论教育与心理品质教育之间的第111地带，“正气”则是联贯人的“身心之气”至“浩然之气”的中介要素。正气是反映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心理现象和精神状态的一个范畴，发端于人的个性心理品质(通常表现为习气、情感、意志等)，以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浩然之气”)为最高境界，是联结个性心理品质和政治品质的纽结。在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中，这个“浩然之气”是指革命的气节，高昂激越的爱国正气。显然，“浩然之气”的形成，其实质就是“正气”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气的变化牵动着个性心理品质与政治品质的变化，个性心理品质与政治品质的相互影响也通过“正气”而发生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不能仅停留在政治理论教育的层面进行教育，而应在革命理论灌输的同时，通过“中介拓展教育法”拓展到道德规范教育和心理品质教育，使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得到全面的发展。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7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5
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理解和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9（「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368页）。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学；专业教育；融合
近年来，法学专业一直是高校的热门专业，法律从业人员逐年增加，然而，目前高校的法学专业教育仍然偏重于知识的灌输，忽略了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和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多依靠两课教育，与具体的专业教育关联不大，且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效果亦不甚理想。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若不能平衡发展，势必造成学生德智发展失衡。因此，笔者以宁波大学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学专业教育发展现状为例，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探索二者融合的新路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现状：以宁波大学为例
1、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治教育。目前，宁波大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三：其一，两课教育。两课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其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要求品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但在实际授课过程中，由于任课教师的专业局限性，80%的内容都围绕品德教育展开，对法治内容较少涉及。其余课程则围绕马列主义、思想、党的先进性等开展，不分专业，统一授课。其二，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宁波大学每年都会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法律大篷车”等品牌活动，让大部分同学可以充分利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开展实践活动。虽然可以将理论与实践较好融合，但忽略了品德教育在实践活动中的指导作用。其三，党校学习。相对于两课教育和社会实践，党校学习针对的不是全部学生，而是希望通过对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的培训，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学习党的先进理论和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未能根据法学的学科特色融入法学专业教育。
2、法学专业教育中的品德教育。近年来，为了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社会各界对法律从业人员的“德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考试中也增加了“律师执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等内容。因此，“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这种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1]非如此，必将无法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要求，宁波大学开设了《法律职业道德》作为必修课程，旨在传授专业课程的同时，提高未来法律人的道德水准。“法律人的职业使命决定了其职业道德是一种理性道德。这种理性主要表现为中立性与程序性。中立性要求将情感判断置于规则之下，而程序性则体现为以程序正义制约价值判断。”[2]为了适应这种理性需求，我们还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目前的大学生群体以80后、90后为主，普遍以自我为中心，易冲动、感情用事，心理健康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受教育者塑造健康积极的心态，用理性的眼光分析问题，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辩证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充分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在日常教育过程中探索出融合模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1、思想政治教育是法学专业教育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3]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对社会主体的道德规范的培养和正确价值取向的形成，这是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是要从意识形态的领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法律人势必不能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更严重的甚至会曲解法律真谛，知法犯法，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法学专业教育的前提，为法学专业教育提供内在的价值取向，事物发展的一切由内因决定。人们只有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才能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政治认同、对社会主义法律产生认同，才能更好地学法、守法、用法，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2、法学专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延伸。如果说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是需要社会主体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那么法律虽然与道德同时作为上层建筑，但是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强制性特征，为我们提供外在的行为规范指向。单从与道德相关的法律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有一定道理的，道德可以干预的事实，法律未必可以约束。从教育领域来说，法学专业教育包括四个方面内容：思想素质，法律素质（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文化素质（广阔的知识背景，工具性技能，人际沟通能力），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思想素质是基础，也是首要素质，受教育者必须要清楚认识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提高自身觉悟，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对法律观念的认知水平才会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偶然变成必然。因此，法学专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延伸，是在科学的价值体系形成后逐步酝酿成熟，使受教育者自觉维护法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融合模式探究
由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的辩证关系可见，二者的融合势在必行：首先，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更要有高尚的品德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其次，是培养法律人职业道德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需要法律人不断提高职业水平，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再次，是学科间内在联系的必然选择。二者均属于社会学科范畴，法律始终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培养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执业能力，是二者共同的教育任务。因此，我们要结合教育实际，不断探索二者的融合模式，寻找合适的教育路径，使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学专业教育能够互相渗入和吸收。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对法学基础知识的涉猎。目前的两课教育形式守旧，教育方法刻板，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授课过程中普遍忽略“法律基础”部分。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师改进授课方式，例如，将经典案例融入课堂教学，展开课堂讨论等等，既可以增加趣味性，又可以自然融入法学基础知识，充实“法律基础”部分的授课内容。必须要注意的是，两课教育是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授课，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来说，品德教育和法学教育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法律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也应该随之加以调整，让学生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也为法学专业知识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增加培养方案中法律德育课程的比例。就目前所开设课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向法学专业教育的渗透力度不够，只有《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涉及了对法律人品德的培养。培养方案面临改革，在课程设计上，应该增加法律德育课程的比例，将对法治精神的追求作为法律人的终身追求。即法学专业学生思想品德培养的核心在于形成对法律的确认、信服和忠诚意识，培养法律至上的思想道德素质。所培养的法律人必须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准则，树立对法律的信仰，维护法律的尊严，忠于法律、忠于事实，除恶扬善，清正廉明。要有尚法的特殊人品和刚正不阿的特殊品
格。[4]
3、充分发掘学科间的内在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同属社会学科，同属广义的大法学类，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例如，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道德范畴的基本品德，也是法律范畴的基本准则。很多高校存在学生毕业后助学贷款催缴难的现象，其中不乏法学专业的“高材生”，这些学生不止是违背了诚实信用的传统美德，更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在民法领域，借款行为是合同行为，合同一旦生成，就应该履行按时还款的义务。思想政治辅导员需通过日常教育让学生明白知恩图报、诚实信用这些基本品质，法学专业教师更应该让学生理解一系列行为背后所涉及的法律常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很多，需要任课老师充分发掘，在日常教育中融会贯通，使学生在熟知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4、培养一批具有良好法律基础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思想政治教师队伍不仅包括两课的任课教师，也包括导师、班主任、院系辅导员等，他们是和学生接触最多的教师，带给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必须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师。因此，我们要培养一批具有良好法律基础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让学生学会感恩、获取良知，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
四、结束语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法学专业教育不断融合，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法律人才，才能真能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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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H].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9
第一，从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追求人民的利益与幸福。任何政党都秉持着自己所特有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这是它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的善与恶、好与坏进行评价的根本尺度。无产阶级政党是应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需要而产生的，它的性质决定了它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作为自己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和道德理想。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也是现实政治价值的主体。由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在总结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时，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执政条件下的政治道德价值观：人民公仆掌握无产阶级政权，“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它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对自己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进行总结和提炼。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提出共产党人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后来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并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坚持的政治伦理价值观的最新提炼和表述。它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伦理上愈来愈成熟、愈来愈自觉。
第二，从政治伦理关系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出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历史上，有见识的统治者或者为其代言的思想家都懂得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舟”和“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统治者的江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但是由于统治阶级在利益上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即使他们在主观上做多大的努力，都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与以往的任何政党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来源于人民，依靠于人民，并为人民所用。它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然而，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毕竟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施政与施政对象的角色分工，而且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社会结构巨大变迁等主客观因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可能与危险。早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在执政条件下，党脱离人民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今天，这句话更加具有警示意义。如何保持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如何使党不脱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这一课题的一个科学解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我们传达出的一个主旨思想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通过自己的执政来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幸福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这是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根本。总书记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做到“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政治伦理关系的鲜明而生动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政治伦理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益关系，利益是政治伦理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权力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人民授予的，所以必须为民所用；三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就难以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人民群众是利益的主体，是权力的主体，是监督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实现者，是权力的被授予者，是被监督者。
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篇10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表明,这既是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重视,也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阶级性、社会性的调整,对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强调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视,特别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关怀,都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强调以人为本,关怀、尊重受教育者。然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亦具有明显地区别。人文关怀这一概念的侧重点在于“人文”二字,即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关怀,这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和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关怀。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则在于“关怀”二字,关怀思想要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不仅仅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也要全面体现关怀,要培养受教育者关怀人、关怀社会、关怀自然;在教育方法上要运用更人性化、更具关怀色彩的方法;在教育目的上,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突出受教育者的被关怀品质的培养。
(二)关怀德育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
1.此“关怀”非彼“关怀”在笔者提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以前,学术界比较广泛使用的是关怀德育这一提法。然而在细细研究现有的关怀德育理论之后,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与其说是关怀德育,不如称其为关怀伦理视野下的道德教育研究。可以说,关怀德育中的“关怀”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关怀”是存在着相当的差别的,可谓此“关怀”非彼“关怀”。简单地说,关怀德育中的“关怀”是狭义的“关怀”,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怀”是广义的“关怀”。关怀概念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思想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尤其以西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派为代表。美国学者吉利根(C.Gilligan)在批判科尔伯格“以正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创建了关怀伦理,提出要注重道德教育中的“不同的声音”,她认为女性更加倾向于以关怀和责任作为核心价值来解决道德问题。之后,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内尔·诺丁斯(n.noddings)将关怀伦理应用到学校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道德教育的关怀模式。关怀伦理学的其他代表人物萨拉·拉迪克(S.Ruddick)、琼·特朗托(J.C.tronto)亦对关怀伦理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关怀伦理逐渐地突破女性性别主义的局限,关怀的概念界定亦逐渐明确,被认为是人类共有的自然情感。可以说,西方关怀伦理学派为关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关怀理论传入我国之后,关怀伦理思想以及关怀道德教育思想对我国德育的启示亦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亦仅局限于此,并没有把关怀放到更为广阔的古今中外思想长河中。而古今中外的关怀思想,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思想、西方的自爱、博爱思想,甚至佛教的慈悲思想、基督教的圣爱思想,这些都应该是广义关怀的应有之义。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概念,正是基于这种广义的关怀。甚至可以说,这种广义的关怀伦理思想与正义伦理思想共同构成了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说正义伦理的要旨表现为做须做的事情、得应得的东西,那么关怀伦理的精义则是为了被关怀方的利益而自觉地做比须做的更多的事情、得比应得的更少的东西。”[6]可见凡是强调对人、对物、对社会重视、挂念、付出的思想,都是关怀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共同构成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这种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关怀思想基础上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必将更具有包容性、更富有生命力。2.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德育一词也可以分为广义德育和狭义德育。狭义的德育特指道德教育。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道德教育是指“把一定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可见,狭义德育,更加强调对受教育者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而广义的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基本一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有不少学者常常以德育一词指代思想政治教育。关怀德育中的“德育”是侧重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所涵盖的教育内容则是较广泛的,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7](p4)5大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上也必然涵盖以上5个方面的内容,其关怀理念也必然贯穿于这5方面的基本内容中。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中,开展以关怀自我、关怀他人为主线的道德观、人生观教育,以关怀社会为主线的政治观、法制观教育,以关怀自然为主线的世界观教育。这也进一步说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缩小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的范围,而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过程中,突出并坚持其中的关怀维度,以期在进行以关怀为主线的教育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
二、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式或形态,是关怀思想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衍生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联系在于二者都落脚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促使其成员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二者的主要区别则在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把关怀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一层更具温情的色彩。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较,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区别就是引入关怀理念,所以在明确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关怀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对关怀概念的理解是理解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首先,从中文字面上分析关怀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查找关怀,得到的解释是“关心:关怀备至、亲切关怀,关怀青少年成长。”可见,《现代汉语词典》中关怀等同于关心。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进一步查找关心一词时,得到的解释是“(把人或事物)常放在心上,重视和爱护: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厂里的大事,希望大家多关点儿心。”。[8]可见,在中文释义中,关怀的对象包括人或者事物,关怀意味着对人或者事物的重视和爱护,常常关注、挂心、挂念。其次,如果我们从英文字面上对关怀概念进行分析,关怀则可以被翻译成以下英文单词或词组:carefor;showlovingcarefor;showsolicitudefor;solici-tude;thought。这些英文单词或词组的含义分别是喜欢、计较、尊重、照料;眷注、关注;挂念、渴望;思想、思索、关心。通过对关怀一词的英文释义的查找与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充分地理解关怀一词的含义,关怀不仅仅是一种尊重、挂念、爱护的心态,更是一种为了实现这种良好心态而进行的思索、照料的行为。关怀是一种在心理动机和行为结果上都强调关爱他人或事物的概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理念和方法,关怀应该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关怀理念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主体、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变化。而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与更加强调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则更加突出其中的关怀维度,强调关怀性和政治性并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关怀可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指向上,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强调且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具有感知关怀、回应关怀、实施关怀的品质,进而最终促进被关怀者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形态,是关怀思想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传统思政治教育中融入关怀理念,运用关怀方法,通过具有关怀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怀关系中,开展以关怀自我、关怀他人为主线的道德观、人生观教育,以关怀社会为主线的政治观教育,以关怀自然为主线的世界观教育,促使受教育者形成感知关怀、回应关怀、实施关怀的被关怀者品质的社会实践活动。
三、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特征解读
要正确理解上述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还需要从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性和政治性、关系性和动态性、自然性和伦理性、情感性性和知性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这也构成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一)关怀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关怀性和政治性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与本质与两个不同的概念。本质属性的落脚点在于事物的一种性质,本质则落脚于事物到底是什么的事物。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的研究,迄今尚无定论。有学者坚持思想政治本质属性是一元论的观点,有的学者坚持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但有一点基本趋于达成共识,即认为政治性或者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之一。笔者坚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二元论,认为关怀性和政治性同时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之所以仍然把政治性视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因为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仍是强调社会或社会群体促进其成员形成符合这一社会需要的关怀取向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其中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符合这一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就明确地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在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是指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这就决定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或者阶级性的属性。这也顺应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关怀性也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这一本质属性符合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强调了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是将关怀理念融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试图通过更富有关怀价值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具有关怀敏感度、值得被关怀和懂得付出关怀的人。所以,关怀性不仅仅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一个特征,而应该上升到本质属性的地位。总之,相较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和关怀性的两大本质属性。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在兼顾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双重目的时,更加侧重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加侧重培养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具有关怀品质和被关怀品质的人。
(二)关系性和动态性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56)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即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中。”[10](p24)可见,人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关系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通过一个个相互联系的结点,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使处于社会整体中的这一个个体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向心力,形成共同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从而产生社会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基于对人的关系性本质的充分认识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既符合人性的需要又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的需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强调的关系有三大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怀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怀关系。在第一大类人与人的关怀关系中又可以细分为人与自我、与熟人(父母、师长、朋友、恩人)、与陌生人三类。可以说,每个受教育者都是处于这样一种交错复杂的关系体系中,其关怀素质的养成有赖于与以上各种关系的关怀互动。从动态上分析,完整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至少包括以下4个环节:第一,具有关怀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动发现受教育者明示或暗示的被关怀的需要;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动付出关怀、对受教育者开展教育活动;受教育者感知到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第三,受教育者在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关怀互动中体会符合一定社会需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满足被关怀需要;第四,也是最为关键的,被关怀者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起关怀品质,并实现角色转换,能够以关怀者的身份关怀他人,真正成为值得关怀和懂得关怀的人。纵观以上4个环节,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过程均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怀关系中进行的,一旦在某一环节上关怀关系破裂,则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就在那一环节戛然而止。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性与动态性相辅相成,使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在关怀关系中动态进行中,完成整个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三)自然性和伦理性的统一
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自然性是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符合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它以人的同情、关怀的自然情感为基础,使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具有自然的人性基础。孟子在其《公孙丑上》中表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认为看到他人受苦的恻隐之心是仁爱行为的诱因。同时,西方思想家亚当·斯密在其着作《道德情操论》中也着重论述了同情,这种对他人处境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人类的这种恻隐和同情的情感是促成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情感因素。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正是同情、关怀这种情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者采取关怀行为,促使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促进受教育者被关怀品质的养成。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具有关怀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学生的关怀较多地来自伦理关怀。关怀伦理学派代表人物内尔·诺丁斯(n.noddings)最先提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两个概念,她指出:“自然关怀是原始的、自然的,无需做出任何伦理努力的。自然关怀与伦理关怀是不同的,后者必须作出前者并不需要作出的努力。”[11]可见,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实施主动关怀的积极德性,也来源于两种:一种是自然关怀,一种是伦理关怀。自然关怀的心声是“我想要去关怀他”,伦理关怀的心声是“我应当关怀他”。但在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对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多是出于职业职责要求而对受教育者进行关怀,表现出较强的伦理关怀倾向。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努力培养自身的关怀素质,促进从伦理关怀向自然关怀的转变。这种发自内心需要的自然关怀将会更具感染力。二是指相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伦理要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动承担关怀者的角色,对受教育者付出较多的关怀和爱护。“如果说正义伦理的基本精神是平等地划分权利义务的界限,那么关怀伦理的基本精神则是为了被关怀方的利益而自觉地承担更多的义务、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和利益。”[6](p67)可见,关怀这种伦理思想强调付出大于收获,甚至不求回报,它是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而关怀思想指导下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为了保障受教育者的利益和满足其需要而自觉地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付出更多关怀。因此可以说,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高的伦理性。自然性与伦理性这一对关系在关怀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统一的,其主要表现就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同情、关怀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做出伦理努力。同情、关怀的自然情感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现的自然生理基础,但如果仅仅依靠这一自然情感,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实效性的程度则有待考量。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如若达到教育效果,还必须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做出伦理关怀努力,并致力于把源自伦理关怀的行为转化为真正来自内心需要的自然关怀。惟有如此,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现其预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