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1
关键词:气候变化国际法;wto规则;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
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及wto规则是否能够互相兼容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排放权交易体制与wto规则是否兼容，排放权交易单位是否覆盖服务贸易协议，清洁发展机制与tRimS之间的关系。在贸易国际化发展的今天，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实施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wto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本文就研究两者有所交际的部分，提出了两者在贸易环境纠纷处理中的有效应用。
一、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的冲突
wto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行的，在成立wto规则的时候就提出了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保障开放国际市场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wto对贸易及环境做出了一系列的关系概括，参加国家为了能够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应该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国家地位和其他相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受到其影响，就具备了环境保护因素。wto规则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文件就有许多与气候问题有关的条约，比如相同的产品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就会不同。如果某一个国家要求高温室气体排放征收关税，这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wto规则中并没有将贸易及环境单独立法，但是实际生活中保护环境的措施在本质上就存在限制贸易的因素，对于其他会员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违背了wto的反歧视原则及禁止数量原则。
二、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中的协调
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国际贸易讨论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是由于没有与之相对解决讨论的机构，在此背景下的气候问题争论就不得不由wto规则进行解决。由于wto是国际贸易方面的组织，关于气候问题在wto中很难进行判断，所以就要在京都议定书中创建一个气候变化国际协调机构。各国应该注重贸易及环境的关系，为了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具有法律性的减排目标，这样才能为解决贸易及环境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各国也应该了解到单单凭借wto是很难快速、有效的解决与气候相关联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尤其是在碳排放、交易及关税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以wto规则为基础，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国际协调措施。以此就可以对一些由于气候变化受害的国家通过执行京都议定书解决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制裁。这样不仅保持京都议定书的权威性，还可以避免贸易及气候环境之间发生问题，缓解了气候变化和wto贸易之间的冲突。在这几年的国际贸易争论中，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中牵连环境因素，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保护环境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所以就要使气候变化措施预wto规则缓解大气环境与追求贸易间的冲突。
三、结语
虽然wto规则中有了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要中和气候变化与wto规则间的矛盾，基于气候变化与京都协议订书之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各国应该了解到不管是贸易问题还是气候问题，都已经跨国界成为了国际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各国之间共同面对，以大局为重，在今后的人类发展中，讨论并制定全新的制度，以来缓解气候变化与wto间的冲突，使两者可以协调贸易及环境间的纠纷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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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2
一、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回顾
气候环境是指人类所能接触到的大气环境中对人类生活具有影响力的层面，而对于气候环境问题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而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在此语境之下，谈及气候环境问题可以理解为由于人类活动而造成的大气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大气环境问题。
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视为向国际社会供给一种全球公共物品。目前经济学界对公共物品的通常理解是:一种资源，并符合以下三种特性:第一，这种资源应该是每个人都能获取的，任何人不能通过对这种资源的使用来排除其他人对该资源的获取，即其具有非排他J性特征。其二，这种资源不会因一个人的使用而减少他人使用这种资源的可能性，换言之，公共物品有在使用上的消费无竞争性。最后，公共物品是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益的，对公共物品的破坏会对所有集体中所有成员的利益造成损害。
国外经济学界已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问题上开展了较多的工作，他们研究该问题所使用的核心工具是公共选择理论。南加州大学Sandier教授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失灵本质上是集体行动问题在国际治理上的直观反映。伦敦经济学院Stern二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构建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GlobalDeal)的思想，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有赖国际社会的公知和充分的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必须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协调机制来缓解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机不足问题。
在经济学相关成果的启发下，法学界的相关研讨也已开展。欧洲国际法杂志(eJ1L)和国际经济法杂志(JieL)在2012年出版了关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争鸣专栏。气候变化是该栏目重点讨论的问题:morge二认为供给全球公共物品满足民众的环境权利是国家一项不可推卸的义务，公民对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行政能力已形成了合理的期待，那么国家为了满足公民的这种权利需求，则必须通过向国际社会供给公共物品的方式来履行职责。教授则从问题的反面，认为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治理困境，核心原因是国际社会缺乏对国家约束的责信机制。这导致国家的利益观过度狭隘化，最终无法供给任何公共物品。esty等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本质是在供给机制上的集体行动问题，并提出了透过贸易方式来解决该问题的思路。Shafffer教授则指出，单一的行动路径无法解决气候变化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当下应对气候变化困境的实质是如何公正合理地在各国之间进行义务分摊，解决该问题显然不能仅靠贸易制裁。Kaul教授和petersmann教授进一步将公共物品的种类进行了细分为汇聚努力公共物品(aggregateeffortpublicgoods).最弱链接公共物品(weakestlinkpubticgoods)，以及最优注入公共物品Single-Besteflortpubl7cgoods)。这三种公共物品恰好可以对应气候变化问题的三个侧面，维护不同种类的公共物品要采用不同的策略。
可见，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学界已经引起了充分的关注，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缺乏。不过西方学者也只讨论到通过压制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和集体行动问题等宏观层面问题，对气候作为公共物品的不同侧面在制度失灵方面的微观表现层面探讨不足。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京都议定书谈判的议而不决。现有法律机制究竟存在哪些制度不足?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根本机理是什么?这种制度不足对全球气候合作的阻碍的表现为何?而这将成为本论文讨论的重点。
二、气候变化中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行动困境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由于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分化和全球公共物品的特殊属性，使得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儿乎全部陷入困境，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在经济学属性的这种公共物品的特殊性质是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原因，具体地说，笔者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核心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公共物品从其自身性质角度来看并非无限且供给成本较高。在传统经济观点看来，公共物品诸如环境要素，在生产中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因素。因为，环境相对于人类来说是无限广阔的，是故人在活动时无须考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但是，气候现在正在越来越受到人类活动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的敏感度正在变得愈来愈强。那么在这种情势之下，传统上对于公共物品的认识必须被加以扭转，这已然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且人类的科学技术尚不能直接消除大气温室效应，例如，有气象工程学家提出，可以使用硫酸盐气溶胶技术来抵消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温室效应。西方发达国家虽已开始了该项实验，但是其实际效果以及经济成本离大规模可实际应用的水准要求还相去甚远。可见，通过少数精英国家技术革新的方式，以承担较小的成本为代价来供给最优注入公共物品的构想距离实现可能还为时尚早。因此，公共物品的非无限性构成了公共物品在供给上可能产生不足现象的逻辑前提。
其次，由于全球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在缺乏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管理很可能使得各个作为主权体的国家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对于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哈丁认为，其核心含义是指由于参与者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而可以享受到与支付者完全等价的物品效用。该行为模式影响着公共物品供给成本分担的公平性，以及公共物品供给能否持续和永久。具体地说，在一个集体中，个体的理性计算(rationalcalcubtion)因共享集体的资源将会造成整体环境的伤害。而气候环境的承载力则好比为一只救生艇(lifeboat);人类对于气候的破坏就如同向人满为患的救生艇上继续堆积货物，若不能尽快改变这种情势，那么就会危及整艘船的安全。但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加入某个国际条约，自主地决定是否承担某项国际义务。在此条件之下，是否能够达成合作之目的取决于各国能否从该种国际机制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至少要抵消其所付出的成本。虽然从整体上来看，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所带来的福利大于制造它的成本，但是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可能不能从提供公共物品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来回报其花费在这种情形下，只有确信其他国家先提供了公共物品，其才会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换言之，每个国家所期待得到的利益，除了要得到自己本国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产生的好处之外，还必须要获得其他国家作为交换所供给的公共物品所能够产生的好处。那么各国相互希冀搭对方便车的心理，正是最终使全球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走向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由于某个人获得的公共物品也自动地为他人享有，一个人不可能排除他人享用他为自己提供的公共物品带来的收益，于是在大集体中存在着什么公共物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在小集体中也存在着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公共物品的倾向。在均等性的市场集体博弈模式中，往往会出现公共物品供给失灵的情况。因为对于集体中的单个个体来说，当提供某种集体性的服务时，其所获得的收益将低于他的投入，而且当不能有效排他时，当别人提供集体公共物品时，他也能获得。所以对于该个体来说没有动力去提供集体公共物品。这直接导致公共物品的提供陷入了困境:尽管集体中的所有成员都理性地知道应该提供集体公共物品，集体公共物品的提供对每个个体也确实有利，但由于协调成本实在太大，排他J性成本也太大，故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供给公共物品的个体动机严重不足。就好比在一个小区中，每个住户都知道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和充足的绿地对每个业主都是有利的，但在没有专门的公共机构的前提下，没有人愿意自己投入成本来使小区集体获益。因为这种努力所产生的偏好是及于每一个人的，成本却需要一个人来承担。
人类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应对困境深深体现出上述模型所折射出的行为选择原理。防i}气候变化对于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种公共性的利好。但是站在每个具体国家的角度，节能减排意味着要加大国内的资源成本，被迫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具有如此巨大意义的利益分配问题面前，世界不同国家集团对于供给全球公共物品的责任分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在进行行为安排时，每个国家所期待得到的利益，往往是远远大于其自身付出的成本的。例如，针对《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责任分配，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博瑞德一海格尔决议，宣布在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以前，美国绝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的此种犹疑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具有恶劣的示范作用，其他许多国家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承担开始出现竞相逐低的行为模式。最终使得《京都议定书》未能发挥实效，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也由此愈发严重。可以说这种困境的出现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地悲剧现象。
其三，由于对公共物品供给所产生的外部利益的不平均化也是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困难的重要原因。集体行动困境的核心内涵是集体由于利益分化，导致的整体利益和个体收益的关系难以维系。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大气大尺度的流动，气候变化的冲击与影响是地理上不对应、不平均的。排放源国不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反而会对其产生个体不利。国际社会成员在进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效益产出不会平均地反映出各国投入的努力和成本，而是不均衡地以复杂的过程相互作用。马绍尔群岛是一个以旅游业和珊瑚加工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太平洋小国，其儿乎没有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其却面临着由于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国土消失危机和因珊瑚白化对其旅游经济和加工经济的双重打击。另一方面，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工业化国家不会直接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部分寒带国家，如加拿大因气候变化延长了可耕作时间，在农业上获得好处;俄罗斯更是获益于融化的北冰洋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不受封锁的大洋入口，实现了自彼得大帝以来挺入大洋的梦想。不进行温室气体减量而享受经济利益的国家，不仅可以免费享受他人努力的好处，还会使污染透过大气系统的全球流动造成全球恶害，影响积极减量的国家。排放与影响的不确定，使得污染者远离自己制造的污染后果，气候变化也因此成为外部成本，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国参与行动的意愿，阻碍其进行管制的动机，最后便转化为集体行动困境。各国都以他人的努力为自身投入成本的前提，最后是没有国家积极率先地采取气候变化的措施应对，最终人类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海洋环境的变化以及岛国民众的流离失所而承受最终灾难。这恰恰是自然规律对人类不负责任地阻止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行为所施以的惩罚。
最后，国内利益群体对政府进行制度俘获加大了国家对于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合作可能。传统民主决策理论强调决策的从属性原则(principleofsubsidiary)，该原则通常被理解为:政府进行决策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应该尽量贴近选民，否则容易使决策脱离选民而丧失民主的正当性。但是，这种决策模式却是有风险的，其很可能造成决策被利益群体扭曲，从而产生民主的悲剧。所谓政府俘获(StateCaptr}re)，是指私人组成的利益群体通过游说政府来实现其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团体利益。透过这种群体所具有的独特的强烈的财政补贴的渴求和组织可能性优势，来压制组织成本较高的公共群体利益。最后直接导致现有的民主机制吸纳更多的努力活动的有组织者的人成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官员。那么很自然地，作为一种政治交换，这些官僚就会偏向于采取有利于俘获政府的利益群体的决策，以换得政治支持的最大化。那么这种基于利益群体的强化而侵犯相对的少数者利益的政治局面就会出现。fa7is}同样道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损害主要经济大国尤其是对于由于减少能源消耗而使得本国经济放缓、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形下。国内相关的利益群体相对于其他私人游说集团来说更加容易占据道德的制高点，通过阻碍供给全球公共物品换取本国民众的支持，从而成为全球物品供给环节中的最弱链接点，进而使其他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归于无效。但是这种对全球利益的损害又极具伪装性，本国民众很容易会误以为不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就是对民族利益的维护而大加支持，最终损害的却是自己和他国民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讲，国内利益群体对国内决策机制的俘获，可以说是造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集体行动中最弱链接点的又一大根本诱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出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困境，从实质上来说可以被解读为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困境。在最优注入公共物品不能供给的前提下，要想达到全球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的目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通过国内法律制度的实施来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成果，必须有赖全球的集体合作，通过汇聚努力的模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还要防n在公共物品的供给链上出现最弱链接点，最终通过协调一致的行为来逐步克服上述困难。这也恰恰呼应了经济学领域中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种模式。那么，构建统一的国际法律规则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制造者和促进者，就成了不二的选择。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各国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构建起这种统一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呢?
三、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统一法律制度构建的障碍分析
前文探讨了在自然状态下，国家无法自发地通过制度演进的行为模式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那么，在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的前提下，能否通过制度建构的模式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呢?通常国际社会为了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大多采取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向各国施加强制性的国际法义务。从政治学原理上来说，缔结国际条约事实上就是将国家权力向上分配，以防各国出现政府俘获和国内制度失灵现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正是为此目的而产生的。但在实践中，构建行之有效的因应气候变化的统一的国际法律制度极度困难，尤其是《京都议定书》在事实上的失效和流产不舍为构建防治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一次巨大挫折。本文这一部分正是试图分析和解释国际社会在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性有了一定认识的前提下，构建相应国际法律制度却总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现有国际法体制的权力导向性和自利的国家主权观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的复合叠加效应所造成的。换句话说，阻碍行之有效的国际法律制度生成的主要障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组织构成障碍;第二，观念障碍;第三，意识形态障碍;第四，法律机制障碍。
(一)组织结构障碍
由于目前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格局以及国家实力的不平衡性的双重作用，导致最优注入公共物品无法进行供给。最优注入公共物品的最大优势在于:在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下，搭便车可以成为一种可接受的正常状态。但是，若是想最优注入公共物品供给，那是有严格的组织结构条件的:须有一个国家的力量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其有充分的能力，完全承担提供公共物品所带来的代价。就像二战结束后以美元为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承诺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就是在提供货币领域的全球公共物品，彼时的美国的国库无比充实，有充分的实力来保证美元持有国的黄金兑换权利。在此组织模式下，由于美国单方面的公共物品供给，导致各个国家的利益可以透过美国的利益牺牲来得到满足，从而构成了各个国家的行动能够与美国的行为相协调的组织可能性。或者另外一种组织可能是儿个强有力的国家形成所谓的公共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还能够相互监督，共同向国际社会提供某种公共物品。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机制就是这样一种组织模式的典型代表。由五个最强大的国家组成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集团，共同向国际社会提供集体安全的最优注入公共物品。同时，为了防止供给集体安全的组织结构被某些国家控制，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大国一致的方式来防止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被滥用。
从目前来看，建立统一的国际机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优注入公共物品的组织条件是不具备的。由于单方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意味着将可能造成国内能源短缺，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减少排放的态度十分暖昧，往往是谈判伊始表现积极，但是一旦谈及具体义务就顾左右而言他，因此根本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的单方面减排来达到控制气候变化的目的;发达国家不能承担上述代价，那么发展中国家就更不可能，也没有义务通过单方面减排来提供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的公共物品。根据数据显示，美、中、俄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占到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70%以上的份额。该三国又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谁也不愿意通过单方面减排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由此可见，由于多极化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客观存在，无法再像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作为单极领导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和具有不同利益国家的实力大抵相等决定了在供给公共物品上会出现大量的利益纷争和相互掣肘的现象，最终导致无法满足供给最优注入公共物品的基本组织条件。
因此，我们只能考虑除最优注入公共物品以外的次优选择，即考虑采取汇聚努力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但是汇聚努力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同时防i}:最弱链接公共物品模型的出现。但事实上，下文的儿个其他障碍决定了供给汇聚努力公共物品也是十分困难的。
(二)观念认识障碍
由于人们对代际正义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观念，构成了对气候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的观念障碍。温室气体排放从时间维度和代际维度来看，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公共物品。由于温室气体时间累积的特性会产生排放和影响的时间落差，会造成代际正义问题与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温室气体的排放后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往往必须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才会明显地显现负面效果，这样的时间落差很容易产生代际正义问题。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气候变化的许多影响，但是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仍是未定之数。我们现在牺牲利益、成本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不会看到立即的成果，而是反映在下一代。有些人相信，未来科技定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根本不需要牺牲现在的利益。由此，我们认为这种在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产生了由于公共物品的利用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新集体行动问题。在这种认识的阻碍下，各国政府很难说服国内的民众通过承担法律上的国际义务来供给全球公共物品。
观念障碍的另一表现是人们对气候变化后果的科学不确定性抱有一定幻想。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顶尖科学领域的多方面问题，各个问题本身和各问题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复杂，其中包括了温室气体的来源，以及它导致的种种现象，包括上升的温度增加水蒸发、增厚云层、融解永冻层、日照量的改变以及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影响及冲击。直到现在，科学界都对这些问题表象的深层次科学机理欠缺足够的理解与共识。科学家只是知道大气中温室气体是引起当前气候反常的原因，也知道温室气体来自人类数百年来工业活动的累积，但是他们对于变暖会带动哪些具体自然系统的变化，以及自然系统的变化是否会加速或影响气候变化和具体危害仍知之甚少，更逞论对抗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了。可以说，科学依据构成了国家理性判断气候变化国际规范立场与态度的基础，影响其对于成本与代价的估算。少了科学理性确认需求、正当化政策规范的功能，就给政治操作产生了更多的空间。被国内利益群体俘获的国家会以科学不确定作为获得道义正当性的筹码，阻碍气候变化规范共识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的贫乏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犹豫和不确定性，直接阻碍了国际社会供给全球物品的动机形成。
(三)意识形态障碍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去殖民化运动的成功，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相互对立、互不信任的现象，国内有学者将此称作南北对立。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工业革命及殖民历史阶段下，发达国家主宰了生产资源和资本，形成国际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从属关系。随着去殖民运动以及全球化的开展，发展中国家渐渐意识到国际间的权力分配的不公，因此对发达国家口渐不满，质疑发达国家主导各种国际环境议题和规则制定。发达国家也指责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因此与口俱增。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或者指责发达国家所发展的资本主义才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或者将国际环境规范的限制解读为发达国家用来垄断自然资源、压抑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而维持其竞争霸权优势的手段。两阵营之间的核心分歧体现为对利益分配和主导权的争夺。
以现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为例，对于该问题，发达国家中的欧盟态度最为积极。而发展中国家则与之针锋相对，其核心分歧就是责任的分配问题。虽然国际社会已然形成了应对气候变等环境问题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共识，但是发达国家更加强调该责任中责任的共同性，其认为共同(commnn)一词不仅指的是所有国家有共同的行为，同时考虑影响的范围也是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关注(commonconcerns)或是共同面对的威肋、，因此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与法律概念的一个原则。由于温室效应是人类持续排放温室气体至大气之中所引发的，因此全球暖化是全人类共同造成的现象。全球变暖可能会影响到气候系统并危及当代或下一代人类之利益，对人类及全部生态系造成负面冲击，所以全变暖化影响到气候系统的风险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威肋、。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到大气中所引发的全球温室效应是否会危及全球的气候系统认为是现在和未来人类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强调责任的区别性。其强调每个国家与区域的发展不同，而经济发展的差距也令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冲击的能力(capacities)产生差距;各地方或国家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度(whzerabilities)也不尽相同。因此，发展中国家坚持所谓责任是各国互相提供协助，并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科技、财务等各项差异性，要让比较有能力的国家分担更多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为了达到全球共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以相关技术、财力资源支持是其一项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并应当依照此原则来区分各个国家的责任。同时，在责任分配时还应当考虑到历史责任问题(historicalresponslbilities)和地理位置条件。发展中国家强调所谓共同义务必须与经济发展历史相互联系。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大量使用氟氯碳化物以及石化燃料，并积累了长达200年的超额工业利润，应该为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从地理位置来看，发展中国家多半位于容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地区，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未给自己造成特别显著的危害，反而是经常由发展中国家承担此种环境代价。可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和利益原因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立场行为逻辑，让两种有如此观念隔阂且行为逻辑迥异的国家群体进行高层次的合作来保障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天方夜谭。笔者认为，这显然构成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合作障碍。
(四)法律机制障碍
现代国际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主权，国家自身就是最高的法律秩序任何的制度构建都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同意为有效性的前提。将此逻辑推至极端就成了对国家的任何行为都认为具有合法性，其正当性则在所不问。此种自私且权力导向的国际法基本运行机制在事实上构成了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向前推进的最大制度障碍。德国著名国际经济法专家petersmann教授在批判wto运行的体制弊端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有的国际经济法体制的运行核心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国际法律制度不过像是固定活页的区别针，并不能起到真正保护世界公民民主权利的作用。因此，在大凡遇到增加国际共同福利和偏好，但可能限制国家政府短期利益的时候和控制国家决策制度的利益群体时，现行的国际法律机制就会显得特别脆弱，从而面临司法短缺、治理短缺、动机短缺以及参与短缺的尴尬境地。另一位著名的法哲学学者pogge也批评现有的国际法律机制不过是富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通过其巨大的权力来垄断国际规则制定的正当性装饰。虽然这些富国在抽象的法律上承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又具体地极力否认这些权利的实现。从正义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一清二楚的不正义。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此种不义更加凸显:由于主要大国的利益并不能达成一致，于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阻碍法律制度的形成。其他国家要么因为实力有所不济，亦或是利益关联相对不大，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对于全球长远利益的漠视必将导致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机制趋于无效化。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不会给国家带来直接和个别的好处，而是通过增进全球偏好来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但是现有的国际法律体制的承认规则从根本上仍然以追求国家个体利益为最终主桌。在此体制之下，很难想象国家会通过为了实现全球的共同利益而舍弃自身利益去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同时，自私贪婪的国内利益群体会更加便利地借助对大国的政府俘获，将其自身利益转换为所谓的国家利益。再透过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机制将其私利转化为国际法律制度，危害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此情形可以被称为公共物品供给的法律机制障碍。
总之，在最优注入公共物品供给不现实的前提下，各国的对全球公共物品和代际公共物品重要性的认识缺位和知识缺乏，不同国家阵营间的相互的不信任，以及片面追逐国家短期政府利益且国家权力导向的国际法律机制导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出现了全球物品供给的制度失灵。国际社会的成员无力也不愿意承担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利益成本，而各国又是完全独立的主权体，没有任何法律力量能够迫使这些国家来为了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进行善意的合作。这直接导致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难题无法在根本上得到解决。
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3
关键词：气候变暖；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思维；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其写的《寂静的春天》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恐怖的幽灵正悄悄向我们袭来，而且这个想象中的悲剧极可能变成我们终将面对的严峻现实。”①这是作者在美国上世纪60年出的关于滥用化学制品对于环境的严重影响，这也是引申出我们今天的人类活动加剧的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其中，全球气候变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极其严峻的生态危机。那么如何用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深入了解和分析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用绿色经济思维去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将是未来的研究出路之一。
一、全球气候变暖的前因后果
在谈到气候变暖问题的原因之前，有必要了解什么是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大部分是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即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透过性，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吸收性，能强烈吸收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即温室效应。概念中已经谈到了其产生的一些原因，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和后果产生？
气候变化科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证明，1750年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质，其综合效果导致全球气候系统变暖，20世纪中叶以来进一步加剧，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气候变暖的产生不仅有其自然因素，更有其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有来自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地球轨道参数发生变化等引起的生态系统破坏而引起气候变化异常。人为因素则来自人类通过对地球生物量、地面状况、大气成分所施加的影响造成的下垫面的变化等。②
自从有了气候变暖，它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和产生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它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极地冰冻圈退缩、水循环紊乱（水资源短缺等）、极端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受损、灾害加剧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干旱、洪水、热带气旋（台风）等，显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
气候灾害可能加剧一些地区原有的冲突和压力，影响生计（特别是贫困人口），并使一些地区的暴力冲突加剧，从而进一步降低当地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适应能力。气候变暖也给许多病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病菌的繁殖率和传播速度将更大更快。气候变暖还会使人的抵抗能力和免疫能力下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会增加瘟疫流行的几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热死亡人数也将增加。
气候变暖所产生以及带来的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循环系统，牵一而发动全身。全球气候变暖所影响的不只是地球的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影响的领域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某一个系统，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大到我们的地球。意识到其给我们带来的严重危害，那么我们生存在地球大家庭中的人类社会有必要为此采取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二、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做的努力
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尤其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为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措施。
首先，欧盟和日本率先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机制”。欧盟和日本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而实行“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在经济发展中回收一些不必要的浪费资源，在生产末期注重清洁排污，尽量减少环境污染。
其次，英国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实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曾经深受环境危害而带来的巨大代价，在全球气候变暖中致力于实行“低碳经济”，减少碳的排放量，营造一个空气良好的环境。
再次，中国选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每年实施一定的减排计划。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十三亿人口的生存我们每年利用大量的能源，也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对全球气候变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治理环境的污染中艰难重重。
此外，1972年聯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此后，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定期举行会议商讨气候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中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由此可见，各国与联合国一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所做的努力成效是明显的。从其措施中可以看到绿色经济思维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经济的发展而引发的环境问题中采取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将会是今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一个出发点。
三、采取绿色经济思维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普遍开展，绿色经济思维是一个新出现的潮流，对于运用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首先要解释绿色经济思维都包含了哪些思想内容，如何运用绿色经济思维去改善具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其思想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所起到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第一，绿色经济倾向于实行经济上的“零增长”，主张将发展重心置于改善结构、提高质量，这对于一些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有利于提高和改善空气质量。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结构向健康合理、清洁能源生产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二，绿色经济提倡缩小经济规模，反对“恐龙式”的现代化生产体系。因为随着人类活动规模越大，资源消耗越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越多，产生的不利影响就越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大部分来自燃烧能源矿产或者城市生产建设、汽车尾气排放等等，与大型的生产建设项目息息相关，那么产生的气候变暖也是全球性的。
第三，绿色经济要求停止无止境的物质追求，改变高消费、高耗电的生活方式。毕竟，奢侈的生活消费需要以牺牲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产生的垃圾和消耗的能量更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全球气候上升。从目前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来看，不少国家的人民存在高消费高耗电高污染的生活习惯，引起了社会的反感，但谴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需要从源头，从根本的意识去树立人们拥有绿色经济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让绿色经济文化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绿色经济不是从来就有，作为生态主义的衍生品在生活中逐渐影响人们的活动进而影响全球气候。全球气候变暖的改变关键到个人的意识改变，如果每个人内心树立绿色经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保护生态环境，致力于改善气候变暖，那么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四、中国如何用绿色经济思维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我国是最早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的缔约国和推动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走新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
（1）坚持和完善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战略之路。我国已把科学发展观纳入政治思想体系中，成为学习和传承的思想之一，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发展观。因此，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我们的国家战略已经明显接轨并施行良好。
（2）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我国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需要很多资源的支撑，而由此引发的资源浪费也是惊人的，进而引发的全球生态的改变也是潜在的危险因素。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提高人口质量，具体解决由此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
（3）发展绿色经济，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提倡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排放温室气体。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发展绿色经济上有了许多的成效，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在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4）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未雨绸缪，投资低碳经济，发展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推行循环经济。我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间的各项气候变化大会，探讨气候变化问题，并承诺减排协议，做出实际改变。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中合理运用绿色经济思维，积极针对本国的国情而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对策，致力于改善这一全球大问题，是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寂静的春天》第十七章中写道：“我们现在正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那条路看起来是舒适、平坦的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加速前进，但路的尽头却有灾难在等着我们。另一条我们很少走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保护地球的最后一个机会。”③归根结底，走哪一条路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人们始终认为，不断改革和坚持发展绿色经济是解决人类面临的气候变暖问题的途径之一。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偏见与分歧仍然存在，正义与邪恶也相伴相生，世界各国随着科技和大众知识的影响而存在文化多元化，至于用何种方法和措施，达成何种协议去解决这一问题也将会存在很大的分歧和意见不统一。选择的道路是不言而喻的，真正为了人类能够永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必然要解决气候变暖。我相信，只要合理的运用绿色经济思维，科学的系统的提出一套解决思路，人类必定能够重获地球的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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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4
“这是一部有关噩梦、灾变、和梦想的书。”吉登斯在他的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以这样一种灰暗却又不乏希望的开篇来开启这部著作的论述。吉登斯对气候变化的政治的阐释可谓博大精深。其在本书中提到的一系列理论和思想至今在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影响深远。通过对国内外两个层面的论述对我们产生了启迪和引导，有助于分析我国的气候变化的政策。
一、《气候变化政治》中要义解读
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吉登斯创造了“赋权型国家”与“保证型国家”的概念。吉登斯认为要真正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主要必须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这就需要“保障型国家”来执行，光靠公民社会的推动是绝对不够的。只要气候变化受到关切，国家必须像一名协调员那样行动起来，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推动政策向前走。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无疑是保证型国家，中国政府是保证型政府，而绝非授权型政府。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对内政外交有绝对的领导力，政局稳定，政策稳定。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低碳经济等大政方针，对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既有涵盖，又有指导意义。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大调控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既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计划和目标的确定，又便于进行宏观调整和监督。在气候变化政治上，中国不存在党派之争等问题。总之，中国的保证型国家类型是特别有利于推行气候变化政治的，这是我们的优势。
二、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策略
经济敛合。所谓经济敛合就是将经济政策和气候政策结合起来，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的改善，进行经济和技术创新以及为其创造条件。
我国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背后，气候代价是惨痛的。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这要求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要将气候代价纳入考虑。根据我国仍然是碳排放大国的国情，提出以下举措：第一，奖励节能或低碳的产业，限制高污染的产业（例如传统能源产业、汽车产业等）；第二，改变新能源补贴的环节，扩大新通过补贴鼓励技术创新；第三，合理确定碳税税负，注重税收优惠设计等。
正如吉登斯悖论的要义：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为时已晚。所以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将气候问题“思前”，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想后”的议题。
政治敛合。政治敛合是指公共政策和气候政策结合起来，为气候问题的改善提供动力和吸纳公众支持。例如政府提高对大众运输系统的补贴，并改善大众运输的服务质量，使得民众愿意搭乘大众运输，减少买车开车的需求，以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文献）这些都表明吉登斯的要义：政治家们在进行重大政治决策时，应该把气候变化和其他的目标敛合到一起。在吉登斯的语境中，领导是具有支配力、影响力的，其决策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是具有关键性的。
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中国GDp的成长有不少一部分是依靠资源投入和气候透支取得的，少数官员甚至出现不择手段的做法，一提到经济建设就是GDp，就是招商引资，不顾“两后”：第一，不顾后代，进行掠夺性开发，经济建设建立在牺牲环境、地方资源的发展观上，不惜以环境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第二，不顾后任，只顾自己乌纱帽，不惜牺牲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利益优先替代了环保重任，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也孜孜不倦地追求GDp的增长，用短浅的目光获得暂时的利益，却为气候变化带来了无穷的隐患。树立绿色政绩观已经刻不容缓，从观念改变，从行为出发，为我国气候的改善提供条件。与此同时，要确立一套绿色的官员评价机制在对地方经济和个人政绩进行评估时纳入绿色考核标准，将节能和减排作为一项重要的参照指标，对重大的生态破坏事件实行“一票否决”，并追究责任，形成一套详细的问责机制。将官员的任免和升贬紧密挂钩，让绿色清新的廉政风气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代议制民主下的公众参与。吉登斯认为，绿色运动的绿色思想包括绿色价值理论和绿色机构理论，它强调草根民主和地方主义，认为参与式民主是唯一最有价值的民主，最好的社会是从根本上分权的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吉登斯主张在已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解决。
首先，在我国的制度框架内，要唤醒公共群众缺失的环境参与意识，正如“吉登斯悖论”所言，认为大家都在关注气候问题，但真正愿意做出栖牲的人少之又少，这是阻碍气候问题解决的重要原因。其实，环境问题就是文明的问题，把环境问题提到道德的高度来宣传，更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修养，加强人类的环境意识。用道德的力量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防止气候变化带来的难以预测的灾难。第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在环境立法和环境决策中的作用，保证环境决策和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更好得将民众的环境诉求转化为法律意志。第三，环境突发事件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热点之一，诸如厦门px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并未将决策及时公开。在项目初始就要切实制定好项目环评公示、公众参与调查、听证会、论证会等工作的计划和时间安排，让民众参与更及时充分。
国际合作。虽然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吉登斯并未明确提及国际合作这一点，但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到了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他认为，当气候变化问题与日益严重的能源稀缺问题纠缠在一起带来安全风险，就可能使国际合作逐步变质。《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在哥本哈根，美国的退缩，欧盟的多变，日本的条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分裂，各国之间的自私、推诱、讨价还价已经让忧心仲忡的大众感到无比失望。
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5
关键词气候变化国际协作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p467文献标识码：a
随着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日益严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气候问题。因此，一轮又一轮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在全球召开，以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去年，在南非德班再一次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大会，人们对德班会议给予了重大期望，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会议达成了“德班一揽子协议”，确立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创建了绿色基金，达成了热带雨林保护和清洁技术转让协定，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德班加强行动平台”，于2012年启动一项旨在将所有国家纳入一个全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减排框架协议谈判。但是，会议未就新框架的减排目标，以及法律约束力的具体形式达成共识，其结果和《巴厘路线图》没有本质区别。德班协议部分内容不够具体，措辞留有巨大漏洞，可能让某些国家得以逃避减排责任。例如，对于绿色气候基金，资金来源和管理机制仍是空白；没有提及惩罚措施等。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之所以结果让人不满意，归根结底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应对气候变化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必须坚持国际协作，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一、主要国家在德班会议上的表现
（一）美国。
当初美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险些使《京都议定书》破产。幸好在欧盟的积极推动下，《京都议定书》才得以生效。
在德班会议上，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3—2020年）和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上，美国声称，除非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接受有约束力的减排指标，否则美国不可能考虑强制减排。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排放量应有合理的增加，现在要求这些国家承担绝对量化减排指标是不公平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带头减排。现在的气候问题很大程，美国试图抹杀错误，推卸强国大国应当承担的责任是错误的。
美国还刻意模糊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态度，绿色气候基金是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2010年《坎昆协议》的要求，即发达国家在2013年到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过渡，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但在基金的设计上，特别是长期资金来源上，要实现“开放性”，即不仅发达国家要出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出资；政府要出资，私人资本也可以进入，甚至可以私人资本为主。
（二）欧盟。
1、欧盟的积极贡献。
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的成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国际合作，花了很多资源体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意识，并尽了最大努力说服其他国家签署《京都议定书》。1998年欧盟成功说服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执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削减，由此导致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的出台。2001年，经过欧盟的努力，《马拉卡什协定》允许各个国家开始《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进程。2004年欧盟愿意以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交换其批准《京都议定书》，这成为对抗气候变化前所未有的承诺。正是因为欧盟的这次行为才使得《京都议定书》没有流产，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国际条约。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底到期，德班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行，然而，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诸多阻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现机会比较渺茫，欧盟在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康妮·赫泽高表示，欧盟一直致力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落实工作，不愿意眼看着世界各国花费了这么多年取得的辛苦成果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其他主要国家不准备在该协议上签字，欧盟也会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2、欧盟的消极行为。
对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3—2020年）和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欧盟强调，德班气候大会应该绘出“路线图”，即到2015年前缔结一个所有主要排放国（包括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都承担减排指标的协议，并于2020年生效。在这个前提下，欧盟才接受《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的这一要求明显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减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义务，加大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制减排义务。
此外，在2011年12月21日，欧洲法院驳回了美国航空运输企业诉讼，判定欧盟于2012年1月1日起征收的国际航空碳排放税未违反国际法。欧盟航空“碳税”针对的是所有国家的航空公司，它将不需要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航空公司纳入了强制减排体系；该指令未能考虑各国航空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合理地遏制了处于成长阶段的航空公司的发展；欧盟以历史排放水平为基础分配初始排放权，这实际上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了比发达国家更重的减排义务。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表面上是为了对抗全球气候变暖，实际上在欧美国家相继出现了一部分债务危机，尤其是欧洲国家陷入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们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源、税收渠道。收取碳税与其说是为了抑制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如说是以此为目的来进行财富再分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然会加重航空企业经营负担。
（三）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续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态度坚决。“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第九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一个共同目标，即坚持《京都议定书》的二期承诺，希望在美国能够做出量化减排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77国+中国”和小岛国都支持这个立场。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尽快落实这些气候资金安排，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出呼吁，敦促富裕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加大捐款力度，以免这项全球性气候变化基金面临成为一个“空壳”的危险。南非总统祖马力主在德班气候会议上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并希望发达国家提供该基金的启动资金。在气候融资方面，非洲国家强调，资金问题常务委员会应投入运行，并建议设立一个关于长期融资的附加议程。在技术转让方面，非洲国家认为德班会议应做出决定，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机制在2012年实现运转。
从发展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还不高，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问题以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不仅技术优势，而且也应该有超前的意识水平，应当对自己的历史排放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量少，又面临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应当承担次要责任。但气候问题是全球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应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义务，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否则将落后发达国家的步伐，在国际贸易领域中遭受损失。
二、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现状和遇到的挑战
（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现状。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第一次被正式提出并阐述，始于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定义，虽然各个定义表述各不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在维护环境的基础上促进人类福利的不断增长。
1998年，我国政府将1990年设立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改名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其日常工作由过去的国家气象局负责改为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这就表明，对中国而言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
2005年7月，我国国家主席在英国鹰谷“G8+5”峰会上强调“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是推动中国能源需求和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国政府就应该坚持气候问题的内涵是可持续发展，反对脱离发展空谈减排。
（二）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遇到的挑战。
自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正式启动以来，我国一直全程参与，但是对于我国在这一重大的国际谈判中的表现和作用，中外的评价存在明显差异。我国自认为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积极、活跃和负责任的成员，而发达国家则不满意我国不接受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立场和政策，使得我国在气候外交上面临空前压力。
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形成了著名的“77+中国”模式。但由于利益关系复杂，发展中国家内部并不团结。自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启动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逐渐暴露：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约28%的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张采取最激进的减排措施；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则反对量化减排措施，与伞形集团（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瑞士后来加入）的立场一致；而中国和印度则坚持自己不量化减排的立场；阿根廷和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则在1998年不顾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率先提出自愿减排承诺，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气候谈判的复杂性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挑战。
气候变化谈判从京都议定书到今天的历程，充分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近十几年所发生的剧烈实力对比变化。1992年巴西举行的“地球峰会”正式开启联合国框架内的气候谈判，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对比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天差地别般的经济优势。正因为如此，双方能够在仅仅5年后达成妥协，以发达国家的巨大让步为基础制定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仅西方和前苏联和东欧工业化国家需要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免于承担此类义务。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等方式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随着世界经济地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型市场经济发展极为迅猛，而发达国家则大多陷入债务危机，像加拿大今年就突然退出《京都议定书》，以便规避履约成本。一旦各国都不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将面临难以预料的灾难。
三、我国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德班气候大会使我们懂得，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应该更全面、深入的参与国际协作。其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和发达国家在经济水平上还有差异，人均GDp比发达国家的要差很多，生活水平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气候问题重要，发展问题也很关键，不能放弃我们的发展权。所以发达国家以前污染的多，现在就应该治理的也多；而发展中国家要在满足本国的发展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我国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一贯遵循的原则。
（二）对于发达国家单边主义行径的解决。
以欧盟单边强制征收航空碳税为例，包括中美俄在内的全球29个国家在2012年2月22日签署了反对欧盟征收民航国际碳排放税的联合宣言，并制定了具体措施，有的国家立法禁止、有的国家采取征收费用的办法来反制欧盟，美国则向欧洲法院落败，而中国则了“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指令。大家的目的一致：打击气候单边主义行为。气候问题是全球问题，欧盟的单方行为根本不是为了解决气候问题，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必然招致世界各国的反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理应联合起来制止这种行为。
欧盟法院判决国际航空碳排放税未违反国际法，但国际法是一部弱法，缺乏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所有的三方面的基本原则：强制裁判权、司法裁决等级结构和至少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运用按判例决断的原则。”，因此，法院的判决难以让人信服。我们可以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2012年2月22日的联合宣言提出了多条应对欧盟征收民航国际碳税的举措，其中就有一项举措是“对欧盟征收碳税的行为进行评估，看其是否符合wto的规定和原则”，很值得借鉴。
（三）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共同协作，互帮互助。
“基础四国”第十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于2012年2月14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是德班会议后“基础四国”之间协调立场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会议不仅有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环境部长和首席气候谈判代表出席，也有来自卡塔尔（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主席国）、斯威士兰（非洲集团谈判代表召集国及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和新加坡（小岛国成员）的官员作为观察员国代表参加。
与会各国对欧盟将国际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欧盟此举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和规定在内的相关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背道而驰。各国部长们表示，欧盟以气候变化为名采取的单边措施，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部长们认识到发达国家考虑在国际海运领域以气候变化为名采取类似单边措施的威胁，并表达了他们的关切。
“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为各个发展中国家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方面达成共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因此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够在博弈中占有先机。在发现发达国家的错误行径时，发展中国家必须坚决抵制，一旦在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不加以重视，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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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6
关键词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气候移民；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11-0045-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8
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导致的各种气候风险所引发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气候变化问题日趋复杂的情势之下，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现象及气候移民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潮、地区冲突等问题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自莱文斯坦将“不适宜的气候”视为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之一[1]，关涉气候移民的研究历经波折，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性的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对人类的威胁越发严重，myers等有关气候移民规模的预测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2]。但由于myers，等关于气候移民的研究偏重于以未来为导向的警示性预测，集中于对气候移民称谓、类型、规模及迁移动因的探讨[3]；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与对策的探讨则主要见诸于一些新闻报端之中略显羸弱[4]。随着气候变化、气候移民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复杂，施国庆等17位国内外专家指出现阶段我们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导致的严重的人口迁移问题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移民却是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如何从开发项目导致的移民安置（DFDR）活动中学习和借鉴，响应潜在的气候移民问题，就需要我们对实施气候移民的政策、途径以及进行有组织的移民做出探索[5]。如何以已有研究为基础，突破社会文化交叉法、经济视角的牵绊[6]，提升人们对气候风险导致气候移民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对关涉气候移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索与梳理，剖析造成气候移民问题的制约性因素，已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性、迫切性的重要议题，深刻认识把握这一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提出因应气候移民问题的对策与建议，方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
1气候变化的表现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两个方面：
1.1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
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的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年，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的气候变化将使全球10%的人口，约5亿到6亿人，面临沦为“气候难民”的风险，其中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孟加拉国政府最新出炉的一份报告称，该国有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已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度假天堂马尔代夫也已开始为40万国民另觅栖身之所[7]。
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使冰川和积雪的储水量减少。据一些科学家预测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m[8]。而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客观现实却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
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酸雨危害加剧等方面。
1.2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全球气候变暖致使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催生大批“气候移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
2气候风险与人口迁移的历史与现实机理
2.1气候风险与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气候移民是指由于气候的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在相关气候政策或气候工程的影响下，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其家园进行迁移的人或人群，他们既可以是国内迁移，也可以是国际迁移[8]。从我国浩繁的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历史时期上因气候变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气候风险致因下人口迁移路径图大致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气候灾害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总体轮廓。
中国的气候类型是典型的季风气候。由于最近几千年来，中国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气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因为年平均温度降低1℃-2℃，等温线即要向南推移200-300km，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9]。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为主，其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明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寒偏干，旱灾、沙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10]。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已不能维持秦汉、隋唐湿润时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的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纪》）；加之冬季暴风雪的侵袭，气候风险导致北方地区环境严重恶化，引起元代内、外蒙地区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迁，因灾害而“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11]。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不仅诱发了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南迁，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并导致了社会加速变迁。类似的现象也见诸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历史时期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导致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的人口迁移；干冷时期的干旱迫使中亚地区的人口向欧洲迁移，中亚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向西、向欧洲迁移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2]。
2.2气候风险与现代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气候风险加剧与环境剧烈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风险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
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年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年、投资约1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3气候移民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使得“气候移民”成为了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气候移民及与之关联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国际相关组织、政府部门与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
3.1气候移民的人口数量不断攀升
受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气温显著上升、降雨方式改变、季风变化加大、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干旱、洪涝灾害、更强烈的热带气旋、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移民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200万以上。
3.2气候移民的波及区域持续扩大
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改变，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已不适合人类生存与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没入水底），按照气候风险的预期发展演变模式地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临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风险。气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压的气候风险之下奔波在不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现阶段气候移民波及区域明显呈持续扩大的态势。世界银行、国际移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根据全球遭遇的主要气候风险，预测未来20-50年全球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主要包括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区的沿海低洼地带、河口三角洲、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区域，这些地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气候移民的重灾区[13]。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马尔代夫，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无独有偶，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现在已有5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8]。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及肯尼亚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气候移民。
3.3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
气候移民正在或将要经历短暂临时性迁移向永久移民的艰难过渡。气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迁移的资源，在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干旱、泥石流或突发疫病侵袭时，人们一般是暂时性的避难迁移，不过随着气候风险在某一区域的持续化常态化，临时迁移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永久性的迁移成为无奈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十年九旱”的趋势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养活不了一方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得不将中部干旱地区、南部山区约76万人进行永久异地转移安置，安置到扬黄灌区或水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在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导致一些低洼地区被淹没，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进行永久性气候移民。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的移民，度假天堂马尔代夫近40万国民不得不另觅栖身之所[4，6]。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永久性改变和生产居住环境条件的恶化，已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永久性气候移民成为了现实气候移民的典型类型。
3.4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未来几十年间，气候风险引致“气候移民”的过程还会加速，气候移民问题更趋复杂。首先，气候移民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局势。气候风险引发的自然灾害会迫使一些受灾民众暂时涌进大城市，而有些大城市的生活资源本来就很紧张，一旦这些移民涌入，大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陡然加大，就有可能恶化现有局势、加剧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因素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气候移民除了会造成国内的社会矛盾外，更为严重的是，气候移民问题将威胁到脆弱的、濒临冲突边缘的国家与地区间的沉重关系，威胁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在气候移民集中地区及其边界区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衰败气候移民社会冲突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一些局势脆弱国家加速崩溃、种族问题与宗教冲突激化、政治激进主义抬头，致使世界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第三，气候移民的贫困问题与环境恶化交织叠加在一起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移民肇始区域一般是贫困与自然资源条件的严重恶化的区域，本就脆弱生态环境加之持续恶化的气候变化状况，在导致不同区域气候移民的形成与汇聚的同时，极易引发“气候贫困”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4应对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考
由于各国眼下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全球日益紧迫的气候移民问题之社会现实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快努力，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4.1改进现有国际性法律条款关于“难民”权利的相关规定，制定应对国际气候移民法
鉴于目前非自愿气候移民还没有被纳入国际难民和移民政策之中，气候移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尚未得到国际相关法律的明确认可[14]，趋于紧迫的现实气候移民问题与相应法律规范严重脱节，气候移民在国际社会上还未甚至不能得到合法的保护，这就需要尽快修改1951年的《难民协定》（RefugeeConvention）或单独起草气候移民法律协定，以适应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气候移民问题，为气候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机制。同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制定出台应对国际气候移民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部门在涉及气候移民工作中的职责，明确应对气候移民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构建应对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国内协调两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部门在应对气候移民中的主导作用，以法律为准绳规范预测气候移民的科学评估报告，及时解决处理相关的气候移民问题。同时，在气候风险导致的环境退化和极端突发性灾害发生时，将人权不驳回的原则纳入国际法的考虑范畴。
4.2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
气候移民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它事关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应对，加强应对能力建设，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纳入到各国政府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之中，使其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建立各相关成员国官员、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对话机制，推动在气候移民方面的国际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偿接纳气候移民的伦理道德责任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并倡导国际社会直接为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导致的移民进行捐赠、救助和投资。第三，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的潜在压力[4]。
4.3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
从目前气候移民遭遇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气候移民都尚未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从速召集国际社会移民研究的权威机构和组织，尽快形成世界公认的关于气候移民定义的权威性论述，明确国际移民组织（imo）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权责内容，使气候移民摆脱成为游离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应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机构、组织制度与治理机制，已是当务之急。首先，可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套灵活应对气候移民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包括在认识和分析气候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基础之上，探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以使气候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完善预防和减少气候移民问题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与规避气候移民给社会良性运行带来的原生冲突次生风险。其次，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气候移民救助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体系，在法律、政策、组织、制度等层面强化救助体系制度建设；同时，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经验交流和高效的气候移民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应对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第三，基于预防胜于治理的认识，加强对气候移民的监测和评估。
4.4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转移的社会风险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气候风险的数量与能量不断升级，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在气候移民问题上减缓和主动适应成为主要的措施或是唯一可行和适当的应对措施。虽然目前国际社会各界已经采取了一些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但仍十分有限。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不同，为应对气候移民所采取的减缓和适应措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进行实施。首先是进行事先预防。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未雨绸缪着手建立防洪堤、建筑水库等工程以对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后果引发的大量气候移民。其次，展开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应对气候风险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灾害的措施等；在发展地方经济时融入气候变化视角的适应性项目，减少迁移的必要性助益于减少非自愿气候移民的数量。第三，进行人口迁移。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不只是在气候过程和气候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组织进行的人口迁移，也包括气候灾害发生后的非自愿气候移民。考虑从区域角度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将气候移民问题的减缓、适应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与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础设施的措施一起，有助于气候移民减少脆弱性增加适应性。
4.5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
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家庭的社会脆弱性差异很大。弱势或边缘群体更容易从灾难中流离失所，如果受气候风险影响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往往房屋损失严重），更大的建筑环境密度则飓风过后这部分人外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气候风险降低了潜在气候移民家庭的社会承受力，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从而导致移民[15]。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人类不能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那么面对各种可能引发移民的因素，人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增强社会的承受力，降低社会脆弱性，而不总是选择移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因为气候风险而移民总是痛苦的经历，而对全世界来讲，气候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无比棘手的会引发地区政治冲突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气候移民迁移安置区时，需要借鉴社会脆弱性理论，尽量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高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为搬迁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为后续发展留下隐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适应资金机制，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努力突破贫困地区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瓶颈，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此外，在气候风险形式严峻区域，进行项目扶持和产业规划设计以降低区域社会脆弱性时，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条件，需要立足前期调研进行多方论证，以提升风险管理优化水平对症施策物尽其用，避免对有限紧缺资源的浪费，防止出现尽力不尽事的现象。
5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及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由其引致的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处理解决日益趋于复杂化敏感化。对气候移民的概念进行明确指称界定既是理论研究亟需，又是有效破解这一社会难题的现实需求。气候移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既有需要迫切解决食物和栖居地的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方式、实现文化及身份的认同问题。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现阶段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关于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现实情况可能变得更加糟糕。将气候移民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上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建立全球性的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协商制定合适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制度，或将有助于气候移民的统计和预测、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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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erspectiveofClimateRisk
CaoZhijieCHenShaojun
（nationalResearchCenterforResettlementofHohai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8，China）
abstract
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受到了各国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关注。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灾害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家园，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岛国，生态环境脆弱的非洲地区、高纬度地区、极圈地区等。气候变化问题多种多样，如全球大气变暖导致极地季节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全球降雨模式、范围的变化导致地球上出现干旱、洪涝的面积不断扩大；台风、寒潮、沙尘暴等较为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大幅提高等。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已经与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今时代，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项热点议题，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已经对这一议题给予了相当多的重视。适应、减缓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修复，发展低碳生活并确保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UneSCo的重要目标。
一、实践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指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性挑战之一，它已经成为全球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尽自己一份力量来应对这个挑战，即使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中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变，也会有助于气候问题的改善”[1]。UneSCo主要通过在教育、文化、科学、交流领域发起倡议活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第一，创建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论坛，使利益相关者（如国家政策制定者、环境脆弱地区的人群、媒体、地区性与国际性组织等）了解关于农业、林业、渔业（水产养殖业）、可替代性能源、淡水、海洋学、环境科学、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知识，并适当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ClimateChange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programme）[2]。该项目能够利用创新的教育方法帮助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理解和表达气候变化的问题，培养公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缓解和适应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鼓励人们积极地改变态度和行为，促进全球走一条更为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三，在巴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气象观测站，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等产生的影响，制定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
第四，开展一个政策性的，基于气候变化与社会、人类、种族和性别的关系的行动研究项目，用于计划和执行合理的改善气候变化的行动，并基于气候变化的伦理问题，使那些处于能源、水资源缺乏的脆弱地区的群体受益。
其中，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是UneSCo为帮助公众理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积极主动参与气候变化的缓解和改善行动的重要措施。同时，气候变化教育还作为UneSCo的十年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中关键性的行动主题，于2009年3-4月在波恩举行的UneSCo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教育会议上得到重新认定。[3]
二、目标与途径
（一）目标
第一，在UneSCo缔约国的中小学校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完善成员国的教育政策及提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分析、研究能力，加强对教师的气候变化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并对教师培训课程进行评估、改革，以此提高各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二，通过跨学科教育、科学教育、整体学校的方法（whole-Schoolapproaches）、职业教育与培训、降低风险灾害教育等方式，鼓励和促进气候变化教育的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三，通过媒体、网络等交流合作的方式和增加关于气候变化的非正规教育项目来提高社会大众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意识。
（二）途径
第一，帮助UneSCo成员国调整和完善各自的教育政策，创制合适的教学工具，并进行气候变化的教学研究活动，设计活动的模板和活动场景；将气候变化的相关资源、指导手册和中小学课程相融合，并使用创新的教学方法；为各地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参考评价标准，促进地区之间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交流与对话。例如，sandwatch是一个在UneSCo指导下，由学校（校长、教师、学生）、青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于2001年联合发起的志愿者网站，致力于提供关于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信息、教学资源和关于社区组织的论坛信息（包括成员所交流的问题、意见、策略及其各自成功的实践案例）[4]。sandwatch网站提供的内容与视频教学中关于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等主题相关，并与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艺术创造等课程相联系，并通过博客、视频等方式使学生关注环境问题并提高其参与度。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sandwatch将气候变化主题与所有课程的章节与活动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和年轻人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激励他们采取恰当的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sandwatch体现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和创新性的气候变化教育方式。
第二，为各国有质量的气候变化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提供指导。以UneSCo创建的学校气候变化教育模板为例，该模板旨在为教师、课程开发者和教育专家提供相关的教学工具和方法，将与环境相关的概念（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等）融入到中小学教育的各种主题和学科的核心课程中[5]。具体来说，该模板包括了关于气候变化、环境教育、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等模块。关于气候变化的模块，帮助教师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背景下了解气候变化的问题；关于环境教育的模块，帮助教师们将环境问题及概念融入到任何学科的核心课程或主题中，如关于“什么是环境，为什么我们要保护环境，环境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等主题；关于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的模块，促使学校增加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课程知识，为师生提供应对相关问题的策略；关于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的模块，关注培训各利益相关者等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知识。UneSCo及其相关机构的成员使用该模板来交流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相关的倡议和实践指导。
第三，将学校的气候变化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课程、活动项目、教材等结合起来，促进科学的、跨学科的气候变化教育方法的使用。如要求校内外所有成员（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社区组织人员等）参与的整体学校的方法[6]，即倡导所有人员进行参与性学习，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为目标，要求学校全体成员及社区人员积极参与到可持续性的、与学校课程相融合的气候变化教育中，活动包括进行教学案例研究、建立UneSCo的附属学校网络（theUneSCoassociatedSchoolsnetwork，aSpnet）课程等。
第四，将应对和缓解气候变化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tVet）结合起来，为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等）和环境脆弱地区的群体创造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技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培养劳动者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并确保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职业技术教育可与培训和气候变化教育相结合，实施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可持续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UneSCo创建的绿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GreeningtVet）为例[7]，该项目旨在促进劳动者的创造性、创新性和批判思维的发展，并帮助学习者获得在他们工作领域解决环境问题的知识、技能和态度。UneSCo通过各种途径指导实施该项目，主要包括组织国际性的专家工作小组探讨和评估GreeningtVet所应涉及的技能，监督该项目发展的趋势，推广项目中的成功案例；开发一个关于GreeningtVet的国际实践活动的框架，包括政策发展、环保技术的鉴定、培训课程的开发等；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相关网络资源，主持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网络论坛；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核心技术，及气候变化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指导模板。
第五，建立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信息交流网站，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项目，以及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如aSpnet、世界遗产网站、国际性水文学项目网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青年网站（UnepYouthnetwork）、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国际网站（UneVoCnetwork）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的开展；通过网络会议和网络平台，建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项目的活动社区，将其作为交流经验的场所，促进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合作与分享；通过传播媒体信息、召开媒体培训会议，提高公众关于气候变化的意识。以UneSCo的附属学校网站为例[8]，该网站创建于1953年，致力于协调和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教育的发展。网站主要关注联合国组织的相关事宜、民主与人权、跨文化学习和环境问题。该网站现已囊括了来自180多个国家的9000多所教育机构，包括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教育学校、教师培训机构等。在环境问题方面，这些学校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教育。aSpnet支持高质量的教育以满足未来一代人的教育需求。aSpnet在气候变化教育实验室的开发、教育试点的测验、教学方法及教材的开发与使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为其他学校提供良好的实践案例，最终形成规模化教育。
三、启示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也是各国制定重大决策、采取重要行动时必须予以考虑的。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教育措施必要且关键。我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桢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教育必须先行，只有以气候变化教育作为行动铺垫和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9]。同时，他认为，我国当前的气候变化教育的实施状况不令人满意，不仅缺乏必要的教材、师资，也没有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和战略。根据我国国情及UneSCo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关措施，笔者在我国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关举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政府应为可持续发展制定全面可行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及法律法规
对气候变化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十分关注。近几年，我国开展了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专题研究，并且已经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10]。同时，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政策，如2007年出台的《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于2009年、2011年、2013年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10]，倡导全面采取各种行动（如学校行动、家庭行动、社区行动、科技行动等），利用各种媒介（如网络、图书、音像等），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展开宣传并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全国各级各类的教育之中。但是，这些政策对于开展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的规定还不够，尤其是缺乏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法律法规。现阶段，我国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考虑还不够科学和全面，制定完善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及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二）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设置气候变化教育课程，并将气候变化主题融入其他学科的教学
了解、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公民从小就应该学习和秉持的一种素养。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中，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的主题很少涉及。在我国的中小学课堂中，相关课程的开设并不普遍，也缺乏相应的教材和气候变化教育的高素质教师。我国一些高校的环境类专业中，开设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学生对气候变化的知识了解较多。但是，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对环保知识、气候变化等了解较少，大学生也普遍缺乏环境意识。此外，高校目前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很少有机会真正亲身参与其中，使教学的过程往往流于形式[11]。气候变化教育应该贯穿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各级各类学校应设置相关课程，配备相关教师，将气候变化主题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保障气候变化教育在学校中的有效实施。
（三）加强对教师、教育专家等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培训
教师是学校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实施教学活动的关键。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对于教师这方面能力并不十分重视，认为没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培训；对于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更多的需要进行渗透式教育，但教师本身的环境知识缺乏，无法对于已有的知识进行更新，也不能在课堂上教给学生正确的环保知识与理念[12]。我国应该借鉴UneSCo为教师设计的关于气候变化教育与培训的模板，从气候变化教育、环境教育、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等角度开展关于气候变化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提高教师的气候变化教育素养。
（四）将气候变化教育与职业教育、非正规教育结合起来
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它与能源、发展、生态系统、消费方式等问题紧密相关，对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可以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应对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因此，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不仅需要正规的课堂教学，还需要在广泛的社会大环境下进行非正规的教育活动。例如，在街道、社区开展的气候变化教育宣传活动和气候变化志愿者活动，在博物馆、动（植）物园、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中心开展的参观学习活动等[13]。气候变化教育是我们必须付诸实践的行动，且需要社会团体、相关利益群体等开展非正规的教育活动，努力把单一的课堂教学变成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以激发学生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及社会大众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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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薪，孙桢.应对气候变化，教育先行[J].低碳世界，2013（3）：32.
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8
【关键词】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Cop机制绿色气候基金德班会议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为国际经济政治问题，它与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环境技术、资金支持、产业竞争、甚至国家的发展权利紧密相关，成为21世纪最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焦点之一。气候变化的现实和灾难日渐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的认识和重视， 从1988年开始，在联合国的倡议和组织下，提出并开始了减缓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合作和谈判。
一、全球气候变化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化石燃料，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引起了气候变暖，是导致全球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1世纪末，全球气候将会上升2℃-3℃，因此每年将带来相当于全球GDp5%-20%的经济损失，如果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每年所付出的代价仅仅相当于全球GDp的1%-2%。在此背景下，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及人类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联合国起到了协调各国政府合作的作用。1988年12月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为人类当代和后代保护气候》的决议，该决议推动了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于1994年3月21日开始正式生效。
《公约》的签署，极具里程碑意义，该框架协议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防止全球气候发生危险的水平上，其中确定的原则和机制已成为各国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活动的指导纲领。《公约》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不同，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奠定了基础。
《公约》经过191个国家批准，标志着人类已经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向全球环境维护的使命迈出了重要一步。以此为开端，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东京产生了由174个国家批准的影响深远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质性补充条款《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于2004年11月28日正式生效），并且依次有了之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结方第1次会议（1995年初德国柏林）到第17次会议，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坎昆气候大会、德班气候大会等。
二、“绿色气候基金”提议与正式启动
“绿色气候基金”（英文：Green Climate Fund，简称GCF）的提议最早出现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在2010年的坎昆大会上最终确定，更是2011年11月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
（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与“绿色气候基金”提议
2009年11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签署的《哥本哈根协议》8、9、10段明确“我们决定， 应该建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并将该基金作为缔约国大会融资机制的运作实体，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用于延缓气候变化的方案、项目、政策及其他活动，包括ReDD机制、适应性行动以及技术研发和转让等。”这是关于气候融资的专门描述，并且明确了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作为一种金融机制的运作实体存在。
但是协议没有关于运作基金的明确规定。比如“绿色气候基金”是融入现存的融资基金体系之中（比如GeF全球气候基金、世界银行的清洁技术基金CtF），还是单独成立一个运作体系，以及具体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协议没有关于运作基金的详细细节描述。尽管各国各组织对于绿色气候基金的组织运作形式提出了一系列想法，比如Cop常设融资委员会设立董事会的创建模式、G77+中国模式、美国三步进程模式和基于SDR运作实体的创建模式，尤其对“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程度就有巨大分歧，是否让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多于之前的义务等各方分歧点颇多，因此大会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条约，只是初步确定发达经济体将在2010年到2012年共提供300亿美元快速启动基金，自2013年到2020年建立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基金；该气候基金框架也可由发达经济体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的1.5%来填充。但是其后美日又反悔，拒绝履约。从中也看见了国际合作的艰难行进与力量博弈。
（二）2010年的坎昆会议成立“绿色气候基金”决议
2010年，坎昆会议上，最终达成折中、平衡与灵活的“一揽子方案”――《坎昆协议》（Cancun agreement）。此决议是在离会议结束还有两天，在无法达成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协定时，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绿色气候基金问题上，成为各国“退而求其次”的谈判内容。这次谈判虽然争执点多，会议也延长时间，但各方同意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并且成立了由来自25个国家的40名成员构成的绿色气候基金过渡委员会，在组织构架中取得阶段性共识。
各发达国家倾向于用碳关税、航运征税来进行气候资金融资，，终于通过了193 个缔约方联合签署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坎昆协议》：设立新的气候基金，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减缓和适应行动；2010－2012年为生态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300亿美元资金，之后在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将向森林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补偿以遏制诱发乱砍滥伐的不利因素。只是本次大会关于节能减排任务分配、《哥本哈根协议》合法化等核心议题均未完成。这一次的大会充分体现了各国的“妥协精神”，并且成为了这一大会的主旋律。
（三）2011年德班会议“绿色气候基金”成为核心议题并正式启动
2011年，在南非德班召开气候谈判大会上，决定启动新的谈判进程“德班加强行动平台”，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2011年7月，13个发展中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绿色气候基金操作细则的相关文件，由40 人组成的“过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也向德班大会提交“关于绿色气候基金设计的报告”，提出了“绿色气候基金设立运作要素”，广泛借鉴了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基金方面的经验，包括全球环境基金、适应基金、《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和其他基金。大会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确定了“绿色气候基金”是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以及绿色气候基金管理框架。提出“该基金应制定一个更系统的评估方式，来评估发达国家之间的责任，以便上述国家提供充足的和可预见的，新的和额外的融资资源。”
这份“关于绿色气候基金设计的报告”在尽量做到制定细则，落实责任和义务，但是，目前从文件上看，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仍是空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资金来源。
在这次大会上，还明确了京都第二履约期从2013年1月1日开始。
三、“绿色气候基金”资金困境与运作模式选择
“绿色气候基金”启动后资金筹集和运作实体是目前最主要的难题。
（一）如何解决长期和快速的巨额筹资
过去的气候环境基金包括政府资金、私人资金、多边筹资以及另类资金来源（如imF对发达国家提供的SDR特别提款权的配额分配）。如前所述，“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基本是空白，现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可以解决巨额资金筹集的思路。
第一，利用发达国家在imF中的特别提款权（SDR）的配额进行融资。把SDR在imF中得到配额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储备资产，发行绿色债券，结合政府补贴来进行资金融资，这样做不仅保证资产的增值性，持续融资能力也比较强大，有快速支付的好处，而且使得资金的融资难度降低，把负担交给了市场，同样也就提升了发达国家的融资积极性。
第二，区分私人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与发达国家的承诺资金。私人资金有量大到位快的特点，对于解决资金的筹集有很大的帮助，公共资金通过杠杆效率使私人投资多倍于最初的公共资金的数额，从而可加速融资的步伐。
但是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提出这一设想，则将降低发达国家的履行承诺的义务性，冲淡发达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承诺。早在2010年的天津国际气候谈判筹备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已经就私人资金是否属于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援助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二）绿色气候资金运作实体与监督
《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第11.1条规定融资机制的运作应当委托一个或者多个现存的国际实体进行。哥本哈根协议第10段说：“我们决定，应该建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并将该基金作为缔约国大会融资机制的运作实体。”这表明《公约》缔约国大会（Cop）融资机制应当是绿色气候基金的范畴与归属。
第一，建立Cop机制下或者Cop授权成立资金的运作实体。
有的国家和组织提议在UnFCCC的Cop机制下，建立一个常设融资委员会以及下属的一个董事会和一个新的基金，而这个新的基金与董事会则是实质上的资金运作实体，而常设融资委员会则对这个运作实体进行监管。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建立这样一个运作实体的可行性到如何？就以往经验来看，目前唯一的Cop体制内的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运作问题不少，二者是“指导与责任”的关系，Cop向GeF提供指导指南，同时对其进行监管，但现行的全球环境基金已经让Cop应接不暇，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就真的应该怀疑这样的Cop体制内在建立一个资金运作实体的可行性。
还有一种观点与上述提议相关，Cop授权一个由缔约国的充分代表构成的董事会，由缔约国大会Cop融资机制创建，使之成为基金的运作实体。建立一系列的基金窗口，并与其他的基金相联系。这个模式的问题就是这个董事会不像GeF那样虽然是在UnFCCC的Cop融资机制下建立，却拥有独立性。这个模式完全是自己监管自己。
第二，建立Cop体制之外的的资金运作实体。
美国的“三步走”运作模式是在典型的在Cop融资体制外立一个运作机制，选择一个现存的基金董事会来进行融资。例如适应基金董事会模式。在通过一个谅解备忘录建立这个基金董事会与Cop的联系。
从世界及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各国、各地区减排的政治意愿不成比例，如何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来源及分配、扩资渠道及技术转让以及运作实体等各国分歧较大的关键问题上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中国如何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争取在 “绿色气候基金”运作中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将是我们继续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明：论文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y20123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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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9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亚五国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73-79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全球变暖的日益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中亚五国深居亚欧大陆内部，陆地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公里，深受荒漠化和水资源匮乏的影响，它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作用也日渐重要。但受大国集团和小岛国家的聒噪，近年来，中亚五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立场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外对此也很少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中亚五国地震、洪涝、干旱、雪崩和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频度很高，影响面积很大，随着气候变化，这些灾害在不断加剧。据统计，在过去十年中，有2500人死于自然灾害，有550万（接近中亚总人口的10%）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自然灾害的发生遵循一定的规律，但是短期内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骤然增加的时候――我们只能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气候变化。”近年来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世纪初以来，中亚地区一直存在总体变暖的趋势，气温升高大约在1℃-2℃。过去50至70年里，土库曼斯斯坦气温升高了0.6℃-0.8℃。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山区，气温升高了0.3℃-1.2℃。自1950年以来，在中亚南部人口稠密的地区气温超过40℃的天数明显增多。“如果不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而任由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预计到2030-2050年，中亚地区的气温将会升高1℃-3℃，而到本世纪末，中亚地区气温将升高6℃。英国前任首席科学家大卫・金（DavidKing）曾经警告说：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威胁，要比恐怖主义的威胁严重得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H.Stem）也将气候变化问题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气候自然灾害对中亚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由于气候变化，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年均经济损失达到了GDp的1%-1.5%（折合2500万-3000万美元），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损失将会达到GDp的5%。另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发现，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2050年，因灌溉水的减少，可耕地面积将会减少50%，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些情况促使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就以实际行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无论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坎昆会议、德班会议，还是多哈会议，都能看到中亚国家领导人穿梭的身影。中亚国家既希望国际社会了解其为减缓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也在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和支持。
对于各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持态度立场形成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一种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的“双层次博弈理论”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强调国家政体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政治决策者们往往处于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压力之间，因此，只有将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行为。另一种是由德特勒夫・斯普林茨（DetlefSprinz）和塔帕尼・瓦托兰塔（tapaniVaahtoranta）提出的以“利益”为基础的解释模式。他们认为，“减缓成本”和“生态脆弱性”是决定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所持态度和立场的关键因素。据此给出的分析是：一个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时所付出的成本越高，它就越不愿意参加国际气候谈判；而一个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弱，气候变化对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时，它就越愿意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根据这一解释模式，他们将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角色分为四类：“推动者”、“旁观者”、“拖后腿者”和“中间摇摆者”。第三种是美国经济学家曼克尔・奥尔森（mancurolson）教授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为了克服集体成员“搭便车”的倾向而设计出来的“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指的是那些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为集团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个体，除了获取正常的公共利益份额外，还能够获取不同于其它集体成员的额外收益。
自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视野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逐步展开，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气候变化政治问题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对气候变化本身的资料分析，更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但目前的研究更多是对大国或不同国家集团的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关于中亚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态度立场和政策演变，国内的研究还很少。中亚作为大国力量角逐的平衡点，在地缘政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亚国家为何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谈判？其态度立场究竟如何？其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为什么会形成当前的气候变化政策？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中亚五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中亚地区是世界上气候状况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亚五国独立伊始就主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从国际社会把是否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以下简称《公约》）及《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以下简称《议定书》）视为是否支持国际气候谈判的标准来看，到目前为止，中亚五国已经全部签署和批准了《公约》和《议定书》，提交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制定了自己国家的《减缓气候变化国家行动》，并向国际社会公布了其温室气体排放现状、构成、未来趋势以及从事缓解脆弱性和适应工作的具体安排等。显然，中亚五国不仅参与了国际气候谈判，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自己的态度立场，而且“支持”国际气候谈判。从中亚各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表态中也能看出这一点。2007年，哈萨克斯坦表示，“支持联合国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权，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使将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置于其他问题之上的努力”。同年，在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上，土库曼斯坦总统重申，“支持国际社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承诺土库曼斯坦将会达到《议定书》的目标”。2012年6月，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在出席巴西“里约+20”峰会前夕强调，“土库曼斯坦今后还将积极参与联合国领导下的符合可持续发展共同目标的国际合作”。
中亚五国不仅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在国内方面也采取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政治层面上，中亚国家将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了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法律层面上，制定了本国的环境法及其子法，制定了本国不同行业限制碳排放的行政法规，制定了与清洁发展机制相适应的国内法规；经济层面上，挖掘本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确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首选经济部门等。当然，这些都是中亚五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有措施，中亚五国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并不是同步和无差别的。
虽然中亚五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持“支持”的态度，但其“支持”的程度并不相同。199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上，哈萨克斯坦宣称将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承担法律上的“自愿减排义务”，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引起轰动。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哈萨克斯坦提交了2020年的中期量化减排目标，即以1992年为基年，到202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5%。众所周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推卸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放弃量化减排义务是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作为发展中国家，哈萨克斯坦如此积极地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显得与其他四国明显不同。与哈萨克斯坦形成对比的是，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其他四国要么是缺席某些国际气候会议，要么是参加国际气候会议但并不发表意见。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的141个同意《哥本哈根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中，中亚五国只有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意《哥本哈根协议》，别的国家并没有明确表示态度。可见，中亚五国虽然都支持国际气候谈判，但其态度并非完全一致。
中亚五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除了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之外，其立场也有差异。在国际气候谈判政治版图中，哈萨克斯坦属于发达国家“伞形集团”的成员，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属于“77国集团+中国”的成员，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没有表现出参与气候变化政治集团任何一方的意愿。总之，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都在积极融入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但有的国家比较积极和主动，有些国家则相对被动和犹豫。
三、中亚五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原因分析
根据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的“双层次博弈理论”，国家政体所衍生的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的压力互动决定了一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独立以来，中亚五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之所以得以持续，正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内因素来讲，独立以来，除了塔吉克斯坦内战和吉尔吉斯斯坦动乱之外，其他国家并未发生严重的政权更迭。尽管中亚五国具有相似的民主政体，但集权还是中亚国家的共有特征，这使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很难对国家对内对外的气候环境政策形成影响。而从国际谈判压力来看，中亚五国独立至今也就22年，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时间不长。从历史累计排放来看（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以国家为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中亚国家而言几乎不存在。中亚五国至今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加之中亚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所以，中亚五国的气候谈判完全是本国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表达，正是这种政治架构保证了它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政策的延续。
中亚五国是支持国际气候谈判的，但是表现态度却各不相同。根据德特勒夫・斯普林日和塔帕尼・瓦托伦塔的“利益”解释模式，“生态脆弱性”和“减缓成本”是决定一国对外气候谈判立场的重要因素。从“生态脆弱性”上来讲，2009年，世界银行对欧洲、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共28个国家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做了排序，其中最脆弱的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它三国也排名靠前。中亚国家对气候变化的“生态脆弱性”决定了中亚五国都支持国际气候谈判，希望借助国际力量应对气候变化对本国造成的威胁。而从“减缓成本”上来讲则出现不同情况。气候变化的诱因是碳排放，而碳排放又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能源问题，中亚五国的温室气体也正是由于能源部门（提炼、运输、消费）排放的。在理论上，碳排放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其减缓成本较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就比较消极；而碳排放少的国家（如挪威、瑞士）其减排成本较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就比较积极，但中亚五国的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因为中亚五国基本继承了苏联时期的工业格局，“苏联时期的经济格局和工业分布决定了中亚地区成为当时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地区”，独立后，中亚国家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了能源生产效率，但总体而言，中亚国家现在的能源生产效率还很低。随着技术创新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由于其边际成本不一样，与那些直接从其它经济部门通过产业规避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相比，原来由能源部门所导致的碳能源强度较高而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其减排成本明显要低。因此，对中亚国家而言，碳能源强度高的国家（哈、土、乌）的减排成本反而相对较低；而原来依靠水电的国家（塔、吉）未来的减排空间很小，其减排成本相对较高。在中亚五国中，碳能源强度较高的国家又往往是碳排放较多的国家，而碳排放强度较低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较少。所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碳排放较多的国家就相对积极，而碳排放较少的国家则相对徘徊和犹豫，这也正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走在中亚国家前列的原因。中亚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态度说明，“国家利益”是一国参与气候谈判的关键，而“国家利益”又包括经济利益、利益、国家声望等。
从国际声望上来看，“如果国家行为体因为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一次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背负恶名，即使它在这次博弈中获得了较大的物质利益，也会在下一次或以后许多次的博弈中因为其他国家的不合作乃至报复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态度积极会赢得国际舆论的赞誉，而反对或者阻碍温室气体减排则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在日益将温室气体减排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国际气候谈判中，赢得正面的国际声望已经成为各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内动力。马维尔和奥利弗指出，“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临界点机制（threshold），即当加入某一集团行动的人越多时，人们对加入此行动的顾虑越小，而不加入这一行动所需承受的压力则越来越大”。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陆续加入国际气候谈判，如果中亚国家不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并表明态度，必然会遭受国际社会的质疑或指责。
从经济利益上来看，“基于利益的解释”认为，经济方面的支付可以被用来改变国家偏好，并影响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在国际市场中，发达国家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密集型产品，它们大多是能源净进口国。中亚三个能源生产国（哈、乌、土）全为能源净出口国，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是要从绝对量上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和销售，这对世界各国而言均是如此。因此，如果发达国家严格遵守《议定书》的强制性减排指标，一方面会导致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另一方面会导致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下降。如果中亚各国积极参加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世界其它国家都要相对减少从中亚地区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中亚国家的经济将会面临短期内的利益受损。从这个角度来讲，中亚国家更希望消极应对国家气候谈判。
从利益上来看，中亚国家独立的标志即是独立，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全面的、最高的、绝对的和排他的。独立以来，中亚国家非常珍视外在对本国政治生态的利益构建。而气候变化作为渗透性极强的政治议题，会对国家构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国际制度的存在使得气候变化成为国家行使的制约因素。温室气体排放的扩散性不但会对本国的生态系统构成破坏，更会威胁邻国甚至更多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一国在制定国内的环境政策时，也必须考虑到对地球环境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这使行为体的环境管理权受到了制约和牵制。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活跃也对国家起着某种抵消或侵蚀。气候环境组织在一国内的存在往往是合法的，这种组织以政治参与或者国际舆论的形式约束着一国的行为。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家行为体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让渡，这对中亚国家而言是极其敏感和不愿接受的。
此外，尽管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对中亚国家而言无疑是弊大于利。但在短期内，气温升高则会对中亚国家带来一些利益：首先，温度升高可以减少中亚国家的寒冷天数，减少冬季供暖的时间，从而节约大量能源消费开支；其次，温度升高可以增加降雨量和冰雪融水，缓解中亚地区的干旱和水资源紧张状况；第三，气温升高还可以延长作物的生长时间，增加中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第四，气温升高可以加速林木的生长，增加中亚地区的碳汇。这也是中亚某些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保持沉默”的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利益”解释模式的分类，由于中亚五国对气候变化的“生态脆弱性”都很高，而“减缓成本”各不相同。对照中亚五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实际表现，哈萨克斯坦明显属于国际气候谈判的“推动者”，其它四国则在“推动者”和“中间摇摆者”之间各自寻找自己的定位。考虑到中亚国家气候谈判专家缺乏、语言障碍、谈判技巧不娴熟等现实原因，有的国家甚至是“旁观者”。在过去数年中，中亚五国应对气候变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实际存在的规划和法律并未被执行、缺少协调、缺乏结构化的措施、缺少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这些都是中亚五国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
我们看到，虽然中亚国家签署和批准了《公约》及《议定书》，提交了《国家信息通报》，但是根据《公约》FCCC/Cp/1995-FCCC/Cp/2001/等文件，国家信息通报和国家政策协调等是每个缔约国履行FCCC/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议定书》第十条（b）款的规定：“（所有缔约方有义务）制定、执行、公布和定期更改载有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和有利于充分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国家方案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区域的方案”。可见，编制《国家信息通报》、《减缓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设立气候变化国家机构是每个缔约方应该履行的义务，中亚国家并没有在其范围外做出更多的努力。从这些情况来看，中亚五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显然是“应景性”的，是顺应国际气候谈判大局所做出的一种姿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中亚五国也不例外，所以中亚国家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增强已有规划和措施的执行力。
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减缓”问题，又要考虑“适应”问题。对“减缓”问题而言，要通过各种途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对“适应”问题而言，不仅要考虑中亚国家的生态脆弱性，更要增强中亚国家的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当前情况下，“适应”问题的紧迫性明显要超过“减缓”问题。因为对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中亚国家而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就意味着减少对能源经济的倚重，这对中亚国家而言是不利的。而要增强适应能力，中亚国家就要增加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投资、加大技术研发、改进适应气候变化的硬件装备，这些都需要发达国家以技术和资金等方式增强对中亚国家的援助。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国家气候谈判中，还应该看到中亚国家独立倡议国际气候谈判的特征。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指出，目前中亚国家面临着保护冰川的任务，他呼吁国际社会成立保护冰川基金会。2012年6月，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提出了在阿什哈巴德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和组织里海论坛的联合国地区间中心”的建议等。在国家气候谈判中，中亚国家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集团，但中亚五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立场上的冲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亚五国更应该联合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形成自己的气候谈判立场。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亚五国不仅要构建集体行动，更要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大国的力量，将自己的利益诉求纳入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事实上，全球气候谈判已经演变为与wto、自由贸易区（Fta）以及地区安全机制合作谈判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后，气候谈判更进一步成为发达国家利用所谓的规则和规范，牵制、控制、抑制发展中国家增长过快并从中渔利的工具。2008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中指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本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制定共同立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后果。”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叶卡捷琳堡宣言》也强调，“本组织成员国认为，开展国际合作是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等迫切问题的重要有效途径”。2010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后对中亚五国进行了访问，也呼吁各方同心协力应对气候挑战。因此，中亚五国应该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不过，在国际气候谈判阵营林立、谈判立场难以统一的后京都时代，对中亚国家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失望和无能为力。“中亚国家已经习惯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缓慢节奏，对气候谈判变得如此复杂感到越来越多的遗憾，参加波恩会议的吉尔吉斯代表团只有3名成员。”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大国政治，国际气候谈判也更多是大国利益的博弈。中亚国家既缺乏与大国对抗的实力，又没有集合弱小国家组成国家集团的能力，更缺乏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其外交优先方向的动力。中亚国家内部在水资源、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分歧在短期内也难以弥合。因此，中亚国家更应该及时关注国际气候谈判动态，积极参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为国际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能够为本国带来实惠。
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法篇10
摘要：适宜、稳定的气候是人类在地球上得以生息繁衍的必要条件。近200多年来，人类的某些活动导致了地球气候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非自然的变化，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公共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在国内则需要强化区域的合作。本文从立法，组织建设、机制建设等角度入手，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现状和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气候变化；区域合作；法律；机构；机制
一、概述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密切关注、共同面临的具有紧迫性的生态难题。气候变化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产生了显著的有害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条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气候变化”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然原因，二是人类的某些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京都议定书》附件a规定了六种减排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就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所占的比例最大，约为55%。[1]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控制和减少也就成了世界各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首要目标。
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环境、能源问题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域界、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任何地方都不能以行政区域的划分为理由而“独善其身”，“以邻为壑”，尤其在气候减排问题上更不能“单兵作战”、“各自为政”，因为一方的节能减排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会被另一方的“不作为”或“少作为”抵消掉，由此陷入此消彼长的局面。一方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行为也会对生态系统整体产影响，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它地区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国内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目前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东北三省地区、西部、中部等较为成熟和稳定的区域。在各大经济区内的各区域间地理位置相邻，在自然条件、文化政治、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便于以区域为单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以及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机制。
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现状和问题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一个人对他的伙伴成员负有责任，他不仅要使共同体的利益优先于他的自我利益，而且要竭尽所能做一切有助于增进共同利益的事。……”[2]与人类无尽的需求是有限的，资源总是十分有限的，资源的集中和优化无疑是一种策略。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加强区域合作，联合应对既是一种策略，也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但不可否认，国内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转型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更是有一些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影响着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主要有下：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处于没有法律调整和指引的状态
我国在能源领域上的法律法规众多，颁布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在方向上有利于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直接或间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也有关于国际合作和部门协作的规定，但鲜有关于国内区域合作、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定。既缺少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宏观和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也缺乏在具体领域上进行区域合作的细化性的规定。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法律调整方面存在滞后和空缺。虽然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止法》第五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制度，但该法没有把二氧化碳等一些对气候影响较大的气体列入调控的范围，无疑大大制约了该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最终有效工具”，[3]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的合作在完善法律调整机制方面显得较为迫切。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较为系统、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其中最近颁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第六章强调要完善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把地区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体现了国家有意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问题进行指导和规范，但政策无疑具有其局限性，在稳定性、规范性、长期性以及调控的力度上明显存在不足，政策的制定、推行和实施也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宜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保持其长期良好的发展。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缺乏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
2007年我国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并于2008年设置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2010年，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协调联络办公室。另外还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机构。然而这些中央机构均立足于国家的层面，主要负责研究和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全国性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主导气候变化的对外合作和谈判等工作，由这些机构对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行领导和统筹明显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各项区域和产业政策得以有效实施，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如欧盟成立了区域政策事务部，区域政策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等区域协调机构。[4]目前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协调体系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区域常设性协调机构来对区域合作减排进行专职领导和管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区域合作往往易受当地行政首长的意志和偏好的影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执行方面也因缺乏监督而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这样往往难以形成合力，从区域的层面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以有效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就必须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常设性的区域合作领导、协调和推动实施机构，对区域相关合作事务进行专职化管理，促进区域减排政策法律的协调，增强区域减排合作的执行力和作用力。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同机制
各地在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处于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同时在执法上既没有统一协调的标准，执法查处的力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别，甚至两个相邻的地区在执法程度的问题上大相径庭，这样必然会导致减排的效果大打折扣。“以京津冀三地为例，据报道，河北整体各个工业行业的排放标准与北京、天津存在着较大标准，有些气体排放标准甚至相差4倍之多，企业超标排放行为的查处执行力度的不一致也最终导致三地的执行效果相差甚远。[5]
各地政策法律相互冲突、不协调，执法标准和执法力度混乱不一，一方面由于没有开展区域合作和协调的意识，仍然没有突破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单独行政”的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减排合作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地方官员过度地追求政绩等原因。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区域协同机制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
三、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对策
在区域应对气候减排问题的合作方面，要注重完善法律规定、组织机构、协同机制等，才能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
（一）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法律规定
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增加协作性条款。目前国内要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相衔接、相协调的应对气候变化减排法律体系。对于是否需要在本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性法律，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各国也做法不一。考虑到目前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许多做法和制度都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成熟，而且仓促制定一部强制性条款、法律责任条款较多的法律，会加大全国多数企业的经营压力和成本，有可能造成企业不堪重负。因此，建议参照《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以指导性规范、自愿性规范为主的、强制性规范相对较少的促进性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促进法》，而且单辟一章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问题，如规定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原则、主体、程序、权限、方式、监督等问题，为区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框架，体现国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宏观导向。同时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涉及的领域繁多，如低碳产业、绿色建筑、低碳交通、碳排放权交易、新能源开发利用、碳金融衍生产品和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等等，目前已有一些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特定领域的立法，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但应加快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以形成覆盖面广、多层次的国家减排法律体系，并制定相关法的实施细则，细化规定地方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具体领域开展合作的各类事项和问题。
（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组织机构体系
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为了，对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宜由中央进行管理，对于区域事务，原则上应当属于中央事务，应当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决策。[6]因此，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应当由中央的机构来统一领导，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可进一步精细化和明确化，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组织机构体系。
有学者提出以区域为单元，由中央政府设置跨区域的独立的区际行政管理机构来统筹区域性事务，[7]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目前不具可行性。可考虑在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下增设区域合作处，并对应不同的区域下设相应区域的专属协调机构，明确其相应的职责。如专门针对泛珠三角经济区的节能减排工作，可在气候变化司区域合作处下设泛珠三角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协调联络办公室，由该机构专门统筹和主导泛珠三角地区范围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工作，针对泛珠三角区域的实际情况，研究和制订推动该区域合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统一指导和长期推动该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监督该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项目与合作协议的落实，协调解决由合作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问题或重大争议，等等。这样由共同上级设立与区域相对应的常设专职机构进行管理和协调，一方面既有权威性，有利于降低行政内耗，有效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的阻力，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推动区域合作更为高效有力，有利于统摄区域发展的重大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集中把握和回应区域内各地方的各种发展诉求，便于推动区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协同做好减排工作。
（三）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协同机制的建设
1.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前置程序，推动区域合作各方立法的协调。在2001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出现了由州长推动的区域性减排计划。纽约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等东部九个州制定了东部九州温室气体减排计划，计划到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在目前的基础上削减10%。九个州达成一致后，在各个州内立法并予以实施。[8]美国的经验启示我们，在进行立法前可通过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行政协议等方式对区域的减排事项协商达成一致，并将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地方性的立法，也可以参照东北三省法制协调方式的做法，就应对气候变化的事项建立立法协调的框架，成立联合工作组，对需要立法协调的问题或者合作中的重大事项尽可能先协商探讨，如控制气体排放的目标、排放温室气体的强度标准、过量排放的处罚标准以及新能源合作开发等，达成共识后再转化为各自的地方立法。
2.注重市场的力量推动区域合作各方法律政策的协同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明确提出“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目前碳排放权已在一些城市展开了试点的工作，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可通过形成碳排放权交易次级区域大市场的方式予以发展完善。尽快探索建立区域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以形成区域一体化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客观上促成各地有意识地加强制度和规则上的协调，最终促成各地政策和法律的趋近或趋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最终都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区域一体化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形成，将会对区域不同地方政策法律的协同产生深远的影响。区域碳排放权的运行和实现有赖于各方加强政策立法协调，构建统一的交易制度和交易规则，共同量化和公平分配碳排放指标，从而营造良好的无差异的法制环境。否则，混乱、不协调甚相互冲突至的规则会阻碍人才、资金、资源、技术、信息等在碳排放区域交易市场的合理有序流动，阻碍区域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利益的追求将会推动区域加强法制协调，强化区域各方的联系与合作。
3.加强区域执法合作的机制建设
加强区域执法合作的机制建设，涉及多方面：首先，要加快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已经制定国家标准的（如煤矿瓦斯）严格依照国家标准执行，暂未制定国家标准的，要依据区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制定尽可能一致的标准。当然，一致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等同，可以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弹性区间，以便为形成一体化的执法体系打造规则前提。其次，须充分巩固和继续完善现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机制，联络员制、案件移送制度等等，尽快建立起区域温室气体排放联合监测和联防联治机制，加强区域联动执法。最后针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结合本区域的实际，对执法合作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执法信息的交流、执法合作的监督和救济等事项不断完善相应的操作标准，细化相应的程序性规则，开展多种形式的案件查处合作和联合专项监督检查，共同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执法工作。（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项目基金：本文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课题编号：14GwCXXm-31），本文属该项目下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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