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1
我国生物多样性管理问题的本质在于软弱无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执政能力背后的管理体制问题。中共中央站在全局高度，已经高屋建瓴地认识到了目前我国所有重大行政管理问题的本质就是要加强执政能力。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别明确提出要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执政能力建设中最重要的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十七届二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不仅仅要加强执政能力，更要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目前环保部的主要工作。在初步完成国家和省一级环境保护部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如何深化“大部制”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以“生态系统管理方式”思想为指导，建立“生态系统管理方式下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力图在总结本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为下一届政府的改革做好准备，特别是为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体制改革，促使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持续提高提出政策建议。基于以上背景下，本研究针对环境管理体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运用制度经济学与组织理论的决策、咨询、执行与监督机制的基本分析框架，分析了现行的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运行状况，回顾总结评估了2008年环保机构改革，在分析总结地方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与借鉴它国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出我国生物多样性改革体制改革的四个方案，力图为未来政府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2研究的方法学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为我们的体制改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在研究过程中，以下几点是主要核心内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机构（Rationaleeconomyinstitute，self-interest）；利益相关方分析（Stakeholderanalysis）；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与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与卡尔多-希克斯准则（principleofKaldor-Hicks）。根据组织管理理论，为了实现系统的最佳功能，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机构设计。一个组织机构的功能体现为决策与行动两方面。决策过程就是信息处理过程。按照信息“输入-处理-输出-行动-矫正”的处理过程，一般系统的功能运行过程需要有相应的子系统来实现其功能：信息分析咨询子系统；方案比较决策子系统；执行方案行动子系统；矫正监督检查子系统。由此，在行政管理体制基本机构框架，相对应地可以划分为：咨询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在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也反映了对这种理论的认同。《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特别强调：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3现行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状况分析
通过对现行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状况分析我们发现：中央与地方的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同构性（isomorphism）。地方存在的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协调问题其根源也在于其照搬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的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有待完善：第一，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体制运行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特别是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决策、咨询、执行与监督机制需要强化；第二，各个部门的职责交叉、管理责任模糊、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执政能力；第三，对行政部门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行政不作为、、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了政府全面正确履行其生物多样性管理与服务的职能，弱化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深化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领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4自2008年环保部门机构改革以来的回顾总结与评估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职能配置趋向合理。环境保护领域机构改革实现了三个历史性飞跃：第一次设立环境保护部（厅），环境保护机构终于成为具有“独立身份”的政府成员；环境保护部（厅）第一次具有参与政府综合决策职能，初步建立起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科学机制；第一次规定了环境保护部（厅）的生物多样性统一管理职责，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了生物多样性管理“行政载体”；第一次在环境保护部（厅）设立了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初步形成了生物多样性统一管理体制框架，生物多样性管理无序局面有所改观。2008年机构改革创建的环境保护系统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机构改革经过全国人大授权并以国务院“三定”规定形式，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威性；二是生物多样性管理纳入环境保护机构主要职责，为探索环境保护“大部门”体制积累了新鲜经验；三是建立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与提升环境保护机构同步统一，为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尽管2008年机构改革为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管理生物多样性创造了良好平台，为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新局面提供了依法行政的基础，但现有环境保护部系统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规格过低且编制过小，难以适应生物多样性管理严峻形势的迫切要求，同时，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决策机制不明，咨询机构角色不清，执行依然不够有力，监督缺位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进一步改革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强化生态系统管理方式下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应成为下一轮国务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着重解决的紧迫问题。
5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地方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的国内外经验教训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统一部署，中国省级地方政府2008年机构改革切实把重点落脚到合理配置宏观调控职能，整合和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从省级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机构改革“三定”的情况考察来看，省级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机构改革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遵循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部将环境保护机构提升为环境保护厅，成为政府组成部门，体现了环境保护系统管理体制的统一性。第二，仿照国家层面对生物多样性管理职责定位，规定环境保护厅行使本辖区“牵头”管理生物多样性的职责，并将管理职责落实到了环境保护厅内设机构。第三，为适应本地生物多样性统一管理的需要，有些地方设立了符合本地生物多样性实际的本土管理机构，如云南省设立了湖泊保护与治理处，体现了本地机构改革和生物多样性管理特色。鉴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显著不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分别选取东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和西部经济欠发达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云南省（热带亚热带地区）和北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黑龙江省（寒带地区），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考察各地方环境保护机构改革对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的影响，以及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大部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虽然是“一国两制”，香港与内地的政治体制不同，但是其行政管理体制很是有很多相同可供借鉴之处。其主要的经验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架构清晰、决策机制明确、决策咨询机制健全、执行部门行动有力、监督行之有效等等。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是其行政管理体制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总结分析归纳了德国、美国、英国的主要经验：德国环境部下设环境局（主要负责污染控制）、自然保护局与核安全局这三个主要部门，这对中国的环保机构设置很有借鉴意义；美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是，总统作为环境政策的最终决策者，而其高级环境顾问则作为最主要的咨询者，环保局、内务部、能源部等都是总统决策的执行机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等都是行政管理体系内部的监督机制；英国政府负责生态及环境保护的政府部门并不是一成不变，政府换届后根据政治需要，可以按需重新排列组合，而不变的是执行机构，例如英国环境局、英国自然保护局等。
6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方案
针对我国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体制运行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的改革方案重点在强化决策、咨询、执行与监督机制。这可以解决各个部门的职责交叉、管理责任模糊、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提高中央政府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执政能力。在方案设计过程中，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总结自2008年以来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吸取教训，借鉴国际生物多样性体制设计的经验，力求做到既参考国际经验，又考虑中国国情；既注重理论分析，又结合实践经验；既是定性研究，又有定量分析。
6.1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原则与思路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精神，在进行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中，遵循以下原则：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在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中，我们按照顶层设计的原则、遵循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明确划分了负责决策、咨询、执行、监督的不同机构，使其各明其责、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使得职能划分尽可能清晰明确、减少重叠交叉。同时，尽可能合并同类项，做到统一高效精简。具体来说，就是设计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架构要素：（1）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决策机构；（2）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咨询机构；（3）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执行机构；（4）生物多样性管理的监督机构。
6.2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根据上述的原则与思路，我们对我国中央政府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进行了具体的设计。生物多样性的行政管理体制设计取决于决策者对待生物多样性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决策，需要由中共中央决策？国务院决策？还是部委决策？根据决策机构的不同，从决策机构出发，就可以设计出不同的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方案的具体设计过程中，我们也借鉴了“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经验，将决策机制与咨询机制紧密结合，建议成立“中央生态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依照决策层级从高到低，本研究设计出四个我国中央政府生物多样性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对各方案的具体说明如下：
方案1：“中央生态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方案方案1中的主要决策机构是中共中央及下设的“生态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作为其主要领导和协调的领域之一。当中央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应当与财经、农村工作同等对待时，可以考虑成立该领导小组。方案1中的专门的咨询机构应当是所设计的中共中央生态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中共中央研究室、办公厅等机构。中共中央生态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如同中农办主任负责农业政策咨询一样，负责国家的生态环境政策咨询。方案1中的主体执行机构是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包括环保部、林业局、农业部、国土资源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等。由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具体执行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领导小组的重大决策。方案1中的监督机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由其负责监督执行的效果及经费使用情况。方案1的可参考的模式是中共中央下设的领导小组机制，例如中财办、中农办等。实践证明，这是目前最适合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特点的运行模式，尽管还需要更好地与宪法相衔接。
方案2：“国务院生多保护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方案方案2中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及下设的专门“生多保护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其形式似乎如同设立“国务院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制定国家的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但不同于国务院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其办公室挂靠国家发改委，而发改委本身又是国家节能工作的执行机构，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生多保护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应独立运行，而应不挂靠执行机构。方案2中的专门咨询机构是国务院下设的“生多保护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以及国务院研究室、参事室、办公厅等机构。该咨询机构必须确保其独立的咨询地位，为国务院提供有关生多保护的咨询建议，而非依附于某个部委。部委作为执行机构再兼做咨询将会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方案2中的主体执行机构是国务院下设的直属机构—新组建的国家生多保护署。这个新组建机构应当将目前所有与生多相关的部委的职能统一合并同类项，它将全面负责有关国家生多政策的执行，与其他部委的职能尽量不产生交叉重叠。其具体职能下一节专门介绍。方案2中的监督机构应当是国务院所属的监察部，由其负责检查生多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方案2的可参考的是目前的国务院直属局模式，例如国家林业局。
方案3.1：“大环境部”方案方案3.1中的主要决策机构是未来组建的大环境部，由其负责有关生多方面的决策。事实上，按照国务院三定方案，目前的环保部的职能已经包括污染控制、与核安全及生多管理。但是，目前环保部的生多管理职能与其他部委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叠、相互掣肘。本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1）将其他部、委、局中分管生多性保护的机构和职能合并纳入未来组建的大环境部；2）将生物资源开发部门与保护机构分离，实行分业监管。方案3.1中的专门咨询机构，可以在环保部目前的科技委、咨询委（两委）基础上组建。两委下可下设具体的生多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政策咨询。方案3.1中生多管理的主体执行机构是大环境部下内设的“生多局”（副部级），与未来主管污染控制的“污染控制局”、主管核安全的“核安全局”平行，成为大环保部的三大支柱之一。方案3.1中的监督机构是环境部内的环境绩效考核监察部门。方案3.1的可参考模式是德国环境部。德国环境部下设了环境局（污染控制职能）、自然保护局与核安全局。其自然保护局的职能不存在与其他部门的交叉重叠，是负责执行德国自然保护政策的唯一机构。此外，该模式也与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模式类似，例如环保部下的核安全局。方案3.2：“重组国土资源部”方案方案3.2中的主要决策机构是未来重组的国土资源部，由其负责有关生多方面的决策。目前的国土资源部的职能包括了土地管理、海洋管理等职能，但是该职能与其他几个部委的生多保护职能存在交叉重叠。本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1）将其他部、委、局中分管生多性保护的机构和职能合并纳入未来重组的国土资源部；2）将生物资源开发部门与保护机构合并，实行综合监管。方案3.2中的专门咨询机构是国土资源部的内设专业咨询机构。例如，其政策咨询委员会可下设生多性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政策咨询。
方案3.2中的主体执行机构是国土资源部下内设的“国家生多局”，与“国家海洋局”平行，成为生多领域的主体执行机构。方案3.2中的监督机构是国土资源部内的绩效考核监察部门。方案3.2的可参考模式是美国内务部模式。美国内务部下设有专门的国家公园服务局、渔业与野生动物服务局。该方案也参考了目前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模式，例如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海洋局。
6.3成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署/局在我国中央政府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方案设计中，无论是方案2，还是方案3.1、3.2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政策的主体执行机构。因此，本课题设计了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署/局（简称国家生多署/局）。如果是在方案2下，由国务院直属则称为国家生多保护署（简称生多署）。如果是在方案3.1、3.2下，由部委管理则称为国家生多保护局（简称生多局）。这个国家生多署/局应当是在统一归并目前各个生多保护相关部委的相关职能的基础上组建，把生多保护的机构及其职能合并同类项，解决各个部门的职责交叉、管理责任模糊、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工作重点是将目前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发改委等部门有关生多保护的职能统一到新组建的国家生多署/局下。这将大大改善我国中央政府行生多政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体制运行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减少摩擦内耗，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执行力。新组建的国家生多署/局把所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等职能都置于一个部门之下。按照生态系统方式管理的理念，其涵盖的领域及管理的范围应当包括：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内陆水域与湿地生态系统；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城市、农村及其他人工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及微生物；遗传/基因资源；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生物安全（转基因、外来入侵种）；自然保护区、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及国家公园体系；迁地保护体系及种质资源库；生态功能区划；生态示范区建设；及其他管理职责。在职责划分时，尽可能做到国家生多署/局的事权与其他相关部委不发生冲突。有些事权可能需要与地方共担，有些事权则需要国家生多署/局单独承担而不是与地方共担。例如，对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其事权应当完全划归到国家层面，不应当与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责模糊不清。
7两点讨论
7.1关于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的横向协调机制问题生物多样性的决策执行，除了生多/生态保护署这个主体执行机构外，还会有若干相关机构也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的执行，例如农业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海洋局等其他许多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部门。因此，也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国家层面生物多样性决策执行的协调机制。根据目前“统一高效精简”的行政体制改革原则，有关生物多样性决策执行的协调机制问题，我们建议暂保留目前的由分管副总理任主席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机制。下一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根据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应有具体的相对应的协调机制。有关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横向协调机制研究的具体内容，见产出3《中国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改革后续项目建议书》。
7.2关于生物多样性行政管理体制的纵向协调机制问题除了横向的行政管理体制内的协调机制问题，还有纵向的中央与地方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调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事权划分问题。根据制度经济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最重要的原则是该事物的外部性范围（Scaleofexternality）。外部性范围也就是该事物对其周边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当该事物的外部性范围是在当地范围内，则该事物的事权应当由地方政府管理；当该事物的外部性范围是在全国范围内，则该事物的事权应当由中央政府层面管理；当该事物的外部性范围是在全球范围内，则该事物的事权应当由国际组织来管理。从外部性的范围来看，生物多样性既涉及到当地又涉及到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其外部性是层层重叠的。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说，生物多样性的事权应当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乃至国际组织共担。但是考虑到联合国的弱位、地方的优先发展领域与能力—包括才能、管理能力与人力资源水平，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建议：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事权应当逐步由地方上移到中央。特别是关系到重大濒危生物多样性意义的一些领域，其事权现在就应当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担当。在事权明确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可采取多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具体管理，包括在责权利分明、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委托地方政府管理。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部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问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2
关键词：实物档案档案特征档案管理
农村公路管理站的实物档案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保管上一直很难统一，常此以往，不仅对实物档案的保护不利，而且还严重影响实物档案的提供利用。这己成为档案部门必须面对而且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但在实践中，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档案馆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实物档案保管操作规程，也尚不具备纯熟的保管技术和方法，很大程度上还依附于现有的纸质档案保管方式，导致许多珍贵的实物档案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部分濒临损坏。克山县农村公路管理站的实物档案形态各异，且品种复杂，没有统一的规格。为此，研究如何对各种形式的实物档案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就显得尤为必要。
实物档案没有纸质档案在形成时间上的周期性规律，没有胶片档案在载体尺寸上相对固定的规格，也没有声像档案那样既定的载体材料。这使得档案的收集保管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档案工作者做到主动式的收集和对各种载体全方位的技术保护。从管理环节的操作规程和技术乎段的角度，可以说实物档案的管理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档案管理模式。因此，克山县农村公路管理站的档案工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很有必要。
实物档案有别于现有主流档案的特性，必然会给保管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相对成熟的纸质档案、声像档案等载体和信息的保护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实物档案，为此准确把握实物档案保管的特殊性是进一步对其进行合理妥善保管的前提。由实物档案的定义可知，奖牌、证书等形式的实物档案是反映某一单位或部门所取得工作成绩的物品，而成果的取得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具有时间或主体上的规律性。因而档案部门无法预知哪些单位在哪个时段会产生实物档案，很难及时准确地收集到所需档案，给整理保管和利用带来了极大不便。多种多样实物档案的载体各异，不仅给档案的分类带来不便，而目严重威胁到档案库房的保管空间。一件实物档案，小可以是一枚徽章，大则可以是一幅牌匾，相对于现有的档案库房而言，这些实物档案所需的空间大大超出了普通库房的承受能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实物档案被征集进馆，保存空间的拮据必将影响到整个保管工作的开展。
为了便于用户利用，无论是纸质档案、声像档案还是电了档案通常清况下在保存档案原件的同时，相关部门还保留有一定的档案备份件。而对于实物档案制作备份却有所不便:一方面，要逼真地展现档案原件，在档案的外型、色彩、工艺等方面对复制技术的要求较高，复制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复制件所占有的空间将增大对档案保管环境的压力。因此，实物档案的实体备份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档案长期保存的问题。
实物档案的载体形态各异，材料多样，大小不一，其载体形态可由玻璃、金属、布料、塑料等多种材料构成，并目载体上的信息内容有镀金油漆、墨汁等多种表现形式。上述各类材料要求不同的保存环境和保管方式，统一载体也可能由于信息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在保管要求上各有侧重。而现今对纸质档案的保管技术显然是不适合或不能满足各种样式的实物档案的保管需要，保管技术的不成熟成为制约实物档案保管工作发展的一个瓶颈。如何使克山县农村公路管理站档案管理工作的切实有效进行？
加快相应的规范和体制建设，构建实物档案保管的标准体系。依据现代化的工作流程理念，要切实加强实物档案的保管必须做到规范先行，以明确的管理和操作规定来统一各职能部门的相关工作，夯实整个保管工作基础。从现阶段实物档案保管的实际来看，首先必须完善收集标准规范。由于实物档案概念外延的模糊性，导致档案馆盲目地扩大馆藏，给保管工作带来极大的负担。对此，有必要以标准和规范的形式明确实物档案的收集范围，在兼顾馆藏和保管条件的前提下，立足现有资源最高效率地维护实物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其次，加强实物档案保管技术规范的建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保护技术的相关标准是指导日前实物档案保护工作的关键。载体的特性决定实物档案的保护不能再沿用纸质档案的技术方法。实物档案载体本身的多样性无疑加大了相关技术标准制定的难度，并在事实上己成为档案工作者当前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实物档案载体材料复杂且形态大小不一，给档案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实物档案应该进行科学分类。分类的标准多种多样，可根据归档单位、档案反映的信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但从延长档案寿命的角度而言，将统一载体的档案材料的档案归为一类较为合理，这也是在档案部门实际管理中较为普遍的分类方法。强化管理站档案相关人员的保护意识，提高保管人员的业务素质。由管理站档案工作人员和利用者共同构成的主体一直以来都是左右档案安全保管的根本性因素，对档案的“生死存亡”起主导作用，当然实物档案的保管也不例外。为此，有必要强化相关人员的保护意识。它要求档案工作人员在对档案进行日常维护和操作处理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对实物本身的保护，严格遵守相关的制度规范和操作流程，不得随意或擅自对档案进行违规或不正当的处置。
参考文献：
1.段振强.为实物档案定个位.比京档案，2006（1）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3
档案是记录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档案的管理也一直是档案工作部门的工作重点。而实物档案由于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和形意联想性等特征，使得我们可以从实物档案的本身了解到时代的变迁以及单位走过的历程及取得的成果等，因此，实物档案一直是档案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其所表现的意义是其他形式的档案所无法取代的。所以，对于实物档案防止自然老化和人为损坏等问题，是档案管理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1.对于实物档案的含义分析
所谓的实物档案不仅仅是一件物品而已，而是有着广义与狭义的分别的。而所谓的实物档案的广义就主要是指荣誉类的实际物品，比如比如名人字画、产品、印章等；而所谓的实物档案的狭义是指荣誉性的实际物品，比如奖杯、奖状、牌匾等。而对于我国的档案管理方面来说，所谓的实物档案一般都是以狭义所指来代表实物档案的主要意义。对于档案来说，其最主要的价值就是档案自身所包含和展示的文字、图像等信息内容。但是由于实物档案的载体和材料与其他档案相比，具有更为复杂和多样性等特点，就使得其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较其他档案的管理有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要求从事实物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各种载体材料全方位的技术保护知识。除此之外，从档案的管理和操作规程以及技术手段的角度出发，实物档案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而出现的新兴事物，所以，实物档案的管理工作可以说是档案管理中的全新管理模式。
2.实物档案的特点分析
2.1实物档案的种类多样性
有上面的叙述可知，实物档案一般是指具有荣誉性的物品，而荣誉性物品的种类一般都是奖杯、奖牌、牌匾、锦旗、花瓶、徽章、印章或者是各类荣誉证书等。而由于这些物品代表的意义不同，所以这些物品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多种类，比如水晶工艺、玻璃雕刻、名人字画、领导题词等。也由于这一原因，使得实物档案具有种类多样性这一主要特点。
2.2实物档案载体的广泛性
根据上一点所描述的我们可以知道，实物档案自身种类是具有多样性的。正是由于其自身种类的多样性，也就导致了实物档案的载体十分的广泛，比如纸质、布料、木头、骨制品、铝制品、铜制品、钢制品、塑料制品、玻璃水晶制品、陶瓷等。这些物质虽然都代表了实物档案，但是由于其本身的物质有很多不同，所以也导致了实物档案具有载体广泛性这一显著特点。
2.3实物档案的形状复杂性
由于实物档案可能是证书、奖杯、印章等物品，所以就直接导致了实物档案具有不同的形状。不仅如此，实物档案也会因为其自身的意义不同，而表现出实物档案本身尺寸大小不一、长短不同、高低不同，甚至还会由于自身原因而使得实物档案具有正方形、三角形、长方体、圆柱体等。
2.4实物档案的存放分散性
实物档案与普通档案不同，普通的纸质或者电子档案可以被存放在特定的档案室或者是电脑文件中，而实物档案一般都是以分散保存作为其主要的保管方式。而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主要由三个，第一是由于部分实物档案的体积过大，不能被很好的保存在卷盒或者档案箱之内，所以档案的管理人员只能将这类实物档案存放在陈列室、会议室、会客室等地方；第二是由于实物档案是具有一定的荣誉性的，也可以说这些物品是代表了这个单位所取得的荣誉和进步，而对于这类的实物档案，一般都会将其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使其起到对单位的宣传的效果，比如安放在大门口、传达室、办公大楼的墙壁上等位置；第三是由于部分实物档案是一些领导的书画作品或者是名人书画作品，而这类物品除了能代表单位的荣誉之外，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陶冶人的情操，而对于这类物品主要是被保存在陈列室、接待室、会议室等位置作为装饰。
3.实物档案的物理维护手段分析
3.1实物档案的防护手段
对于实物档案来说，玻璃制品、陶瓷制品是十分普遍的，虽然这类物品十分美观，但是却是十分容易破碎的，虽然保管人员将其摆放在会议室等地方，但是也很难保证意外的发生使其损坏。因此，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相关档案管理人员应该将其尽可能的安放在角落，使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并且在这类物品的地段加装底座、沙子等物品，使其的稳定性有所提高。
3.2实物档案的封膜手段
在实物档案中，印章类的物品也是比较常见的，并且在印章上，经常会有各种文字或者图案，这些文字或者图案都是印章档案的重要意义，如果这类物品不能被妥善保护，就很容易被划伤，从而使印章档案收到损坏。对于这类情况的防护[1]，相关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在其表面加上一层透明的保护膜来对印章类档案进行保护。
3.3实物档案的修复手段
在实物档案中，一些物品会根据其本身的意义而被摆放在室外，而这些档案会与室外的有害气体所接触，并且还会遭受风吹雨打、光照和意外摩擦等情况，并且这些因素对于实物档案的损害是很大的，因此，相关档案管理人员应当最这类档案采取更为有效的修复手段，比如用脱漆剂将原有的文字进行脱落处理，然后对档案表面的斑点污渍进行处理，并将档案上原有的文字进行重新的喷填，将档案进行修复和保护，从而使其使用寿命有所增强。而对于这类档案的保护，就需要相关档案管理人员对其进行更为细致、频繁的维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4
关键字：生态；技术；要点；规划
当前，生态化进程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它需要生态学、城市总体规划、环境规划等理论相结合，同时又要协调经济发展。生态规划需协调自然、人、城市三者关系，从而形成互利共生的完整体系。要在规划方案设计和实施建设中要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元素，抓住其规划设计要点则变得尤为重要。
1概念浅析
1.1生态的概念
生态指的是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生态的产生最早也是从研究生物个体而开始的，“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
1.2生态规划的概念
生态规划是在城市、环境、生态规划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并结合城市的自身条件，协调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合理的布置生态的建设体系，生态规划就是要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经济、环境、资源），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
2生态城市规划要点及案例分析
就宏观空间尺度而言，城市生态规划需要考虑山体、河流水系、植物、动物及栖息地、土地、生态多样性以及廊道等几方面要素。本章结合《汕头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2012-2030》来探讨生态规划设计要点。
2.1山水规划――汕头滨海山水都市格局
自然山体是地质长期演化的结果，河流水系是地质和生态长期演化的结果，二者都是是区域“山川胜形”的基本自然资源，是维系区域“生态流”顺畅的基础资源。
（1）汕头湾和C石山构成最重要的山水城市意象的场所，集中打造海湾滨水空间。以“因地制宜”为原则，打造市域空间发展模式。依托C石山，将滨海河流作为背景，内湾作为焦点，汕头湾作为城市首要的滨水开放空间，提出不同类型水岸岸线形式及布局模式（图1）。并划定水源保护区，严格保护区域性供水通道，加强水资源保护；规划区域排水通道，加强水环境综合整治；统筹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及危险物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2）根据汕头市域山水格局的感知特征，设计三条主要的交通动线。滨海大道沿汕头海岸线，作为感知汕头城市魅力和山水格局的主要交通廊道。生态绿道位于汕头市域北侧的自然山体中，具有旅游和人文的特色。
（3）制定浸水假设划定特别警戒区、警戒区，作为相应沿海沿江地区用地格局的安排标准。充分利用道路的防护避难功能，形成防潮堤、绿地缓冲带、生产区、干线公路四层防护体系，对于处于危险区域的住宅、工厂、公共设施等进行搬迁或加固。（图2）分析以上规划得出，宏观山水生态规划要点在于保护区域内的山体水体基本结构，维持自然山水格局，设立生态敏感区，并依托山水地势建立交通走廊，另外还需建设水岸线退让，以维护区域内的生态安全。
2.2植物绿地生态规划要点
植物与绿地是区域实现生态平衡的基础生物资源，是对区域实现“生态调节”的主要物质载体。其具有地域性特征，并且节点绿地多为标志性的地域性景观。另外，连片的绿地多为“生态敏感区”，需特别保护。
（1）该方案将汕头C石山打造为城市中央公园，维持C石山绿地的适宜规模，使之形成城市绿地系统中最大的绿色生态斑块，城市中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之所在。谋求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2）该方案还注重小公园关键节点更新、牛田洋湿地绿道建设、珠港新城水岸生活化转型等方面。并在汕樟路和金新路形成林荫环路，组织中心城区不同组团的绿地系统，建设多层绿地空间结构。（图3）
分析以上规划得出，植物、绿地生态规划要点在于维持绿地规模、类型以及合理的空间结构，提高单位面积绿地量，营造圈层加网络并以乔木为主体的绿地结构体系，以维护和提高区域内绿地的生物多样性。
2.3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与生态廊道以及生物多样性规划要点
野生动物是自然界的组成成分，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伴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标志现象，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部分之一。
廊道是“生态流”的通道，是自然生态过程的关键区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及生态“斑块”稳定性的物质载体。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基本保障，是区域抵御自然灾害的保障之一。
（1）该方案依托汕潮揭自然生态资源和绿色开敞空间，构建“三面环山、一面拥海”的区域生态格局，设立多个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以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维持区域复杂生态系统结构，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
（2）该方案还依据当地山脉、河流水系、主导风向、主要“生态斑块”的空间布局以及野生动物迁徙路径规划出多条区域生态廊道，以维护生物的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分析以上规划得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与生态廊道以及生物多样性规划要点在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体系，保护动物及其栖息地；依据区域山脉、水系、主导风向以及主要生态“斑块”的空间布局特点设立多条生态廊道，并空出动物迁徙廊道；并建立自然保护体系，以提高生态多样性，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
2.4土地生态规划要点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城市建设的基本资源。因此，保护和维持规划区域“生态用地”的适宜规模、土地类型的合理结以及提高单位面积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构尤为重要。
该方案已设立多个自然保护区类，以维持“生态用地”的一定规模。就城市中心区而言，提出延续汕头城市生活的基本尺度――以支路网划分的基本街区。（2）地块划分原则为“初划规整，尺度宜小，均质平等”，形成汕头城市建设的基本项目单元。（3）提出建筑密度的基本控制要求。合理提高单位面积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强度，并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总量，防止城市建设用地无序蔓延。（如图4）
3结语
生态城市规划是一系列综合的设计过程。它需要更行业从业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与广大市民的协同努力来实现。规划工作者应遵循景观生态设计原理，提倡生态规划，使生态理念体现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各生态要素的效益，这不仅是从业者要遵守的原则和准则，也是从业者要肩负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丁雷，赵昆.浅谈生态城市规划[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9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5
[关键词]文化遗产；档案；保护
我国档案的保护工作最早是在汉代，但在那时对于档案的保护工作并未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在我国真正对档案的保护工作展开研究是在建国以后，之后我国的档案研究工作逐渐形成了以技术开发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以技术开发为主导的特征使得我国的档案保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国的档案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隐患，这些隐患导致档案保护的研究理论遭到忽视。近几年来，我国在档案保护的研究程度不断深入，但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却很少见。这样的现象会导致我国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长此以往，由于没有新方法的注入，档案保护的研究工作将会在我国科学整合的大浪潮下渐渐隐退。所以，将档案保护的研究视野拓宽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档案保护研究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档案保护研究在理论与现实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我国的学术界对档案保护的学科体系、学科集点、保护措施等理论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加强了学科的建设，另一方面为比较复杂的档案保护提供了一些理论指导，无论从那方面，技术的研究一直是研究中的重点，处于中心地位，是档案保护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它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档案保护的研究论文中，90%集中于技术研究问题以及技术的应用问题，纯理论性的问题所涉及的很少。第二、技术的开发在档案保护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从1987年以来，国家档案局奖励了将近150项档案保护研究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包括光盘保护技术、现代化去酸技术、传统修复技术、防虫技术等等。第三从学科性质方面来看，无论是最早出版的《档案保护技术学》，还是近年来出版的学科教材，都将“技术”二字放在核心地位，由此可见本学技术性的特征。
二、档案保护技术的评估
对我国档案保护的研究，离不开对档案保护中技术的评估，技术的评估是保证技术的实施以及目标一致性的一种管理活动。档案保护技术的评估在实际工作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档案保护技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对那些过去使用、正在使用、将来使用的新技术的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客观的角度上来看，对档案保护的评估不是在一味的挑毛病、找缺点。对我国档案保护的评估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更不是无中生有的找事，对档案保护工作的评估，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的调整。
三、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应坚持的原则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其相关档案的保护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效。我国的很多学者指出做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当坚持及时建档、系统有序、分级优化的原则。
及时建档一方面是为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档，另一方面是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建档。只有对这两方面的工作同等重视，同等展开，才能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做到最好。当前，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形势，因为当前我国的很多文化遗产面临着消亡的现象，所以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刻不容缓，必须做到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档工作应当紧紧跟着抢救的步伐，只要发现一项，有关学者们就及时记录一项，做到不要拖延、不要遗漏。对于文化遗产的档案保护，还应该将资料及时的从实与完善。我国实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传承与发扬文化，及时的将文化遗产的传承状况加以记录，能够使我们更好的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并且对我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对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整理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就显的至关重要。相关学者们将收集到的零零乱乱的文化遗产档案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分类、排列。使之调理化、系统化，对以后的查找以及利用提供方便。如果对繁杂的文化档案不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那么以后查找起来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坚持系统有序原则，是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研究工作中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对文化遗产管理、开发、利用的重要前提，可以说这是一项基本的建设工作。研究表明，对文化遗产坚持系统有序的管理，能够促进档案工作系统中各个环节的良性发展。在对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档案收集工作的质量，促使档案收集工作的进一步提高与改善。
目前，我国对物质文化遗产实行了分级优化保护的制度，建立部级、省、市、县四级制。另外，我国对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密级保护，对于民间中那些涉及技术秘密的工艺档案，例如，独特的工艺流程、工艺配方等这些涉及技术秘密型的技术应当对其档案谨慎保管，科学的划定其密级，从而科学的保护档案内容，维护其知识产权。针对当前一些非法获取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应的规定，采取了相应的保密举措。文化遗产的优化集中表现在对档案的科学分类整理，这样就使得对档案的研究既方便又迅速。从一定程度上讲，档案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提供档案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实践表明只有做好档案研究的保护工作，才能使得整个的档案保护工作充满生机，焕发光彩。
四、结语
对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多元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我国的档案部门对文化遗产中的档案保护集中在对不同文化的记载，传承上，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宣传与弘扬。
参考文献：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6
[关键词]梅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档案是指国家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以及个人在保护、传承和弘扬非遗过程中和“申遗”工作中产生的，运用不同载体对非遗本身及其传承进行系统、全面、真实的记录，形成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1]以及非遗活动中的各种实物、道具等。
1梅山非遗概述
2015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乡土》栏目———寻找新化梅山文化，对梅山武术、傩戏、饮食这三项梅山非遗传承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拍摄和报道，反映了梅山地区的风土人情。
1.1梅山体育
梅山体育主要有武术、嬉戏娱乐、竞技能力、配合节庆习俗为主的四大民族传统体育项群。以梅山武术为主要代表，分为板凳拳、烟袋拳、梅山耙、梅山铁尺等，梅山武术功法独特、套路多、无虚架、无花招、短小精悍、技击性强；手法刚猛、攻守自如、灵活多变，有它独特的器械，如：铁耙、铁尺、及日常生活用具条雨伞、长凳、方桌、长烟筒等。2009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2梅山音乐
梅山音乐以梅山山歌和傩戏为主，梅山山歌是梅山音乐的一大奇葩，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乡土气息浓郁，形成了一种质朴自然、粗犷豪放的音乐个性。梅山傩戏是大梅山地区汉族民间举行驱邪、求子、祈福等傩事活动时搬演的娱神和自娱戏剧。在梅山地区已流传数千年，主要由本土土著巫傩师以师传、家传两种方式传承至今。梅山山歌和梅山傩戏均已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3梅山美术
梅山美术以梅山剪纸和雕刻为主。“梅山剪纸”最早出现在当地人的祭祀活动中，随着时间的推延，在生活娱乐、婚丧嫁娶、生育、装饰等场合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梅山雕刻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祭祀民俗题材，如梅山手诀等；第二类为神话传说题材；第三类是现实生活题材。梅山剪纸列为部级非遗项目。
1.4梅山习俗
梅山习俗以梅山婚嫁和丧葬最有特色，梅山瑶人男女约会，对歌传情，婚嫁礼仪仍沿习古制，如抬花轿、盖红盖头、拜堂，婚礼中最有趣的插曲有闹媒人、闹洞房和“打爬灰老子”等。
1.5梅山饮食
娄底民间流传一首顺口溜，“吃在新化，玩在冷江，路过涟源，住在娄底”。千百年来新化的饮食文化独具地方特色，自成体系。大凡到过新化的人都会被新化美食所吸引，新化县县城有一条向东街，在这长达2000多米的街道有杯子糕、蒿子粑等等，传承了上百年的小吃。新化的鸭子粑（也叫雷打鸭）、娃娃鱼等也是很传统的特色美食。县城咸生馆的面条，城门下的杯子糕，毕家巷的糯米粑俗称新化食品“三绝”。
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梅山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发展与概况
研究中心前身为1999年原娄底师专成立校级“湘中文化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梅山文化研究所”挂靠中文系；2011年4月，成立“梅山文化研究中心”挂靠科研处；2014年7月更名为“湘中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是学院的二级机构，主要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各相关院系以及娄底市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和管理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开放型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咨询服务中心，下设“梅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座落于梅山文化核心区域，是全国高等院校唯一一个梅山文化研究机构，研究中心以记录梅山文化、抢救梅山文化、研究梅山文化、传播梅山文化为目的，其目标是创建中国梅山学，构建学科基本框架，并通过努力确定本中心在梅山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同时，加大对梅山文化的传播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梅山文化，喜爱梅山文化；以梅山文化为载体，强化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加强学校在地方的影响。
3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特征与现状
研究中心下设有资料室、数据库管理中心，资料室也就是研究中心的档案库房，研究中心档案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鲜明的地方特色、载体形式多样、内容生动丰富，但管理较零乱分散、档案破损较严重、安全隐患多。3.1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特征3.1.1鲜明的地方特色。梅山是指现今湖南省中部以新化、安化两县为中心的一块广袤的多山林地区，古为梅山地。自汉代就有梅山之名，即今天所说上梅山（新化），下梅山（安化）和上梅（新化）、中梅（安化）、下梅（益阳近安化一带）的“三梅”。梅山文化是梅山地区一种古老的渔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记载了梅山地区的风土人情、独特历史、、民间文化。有特色文化便有特色档案，研究中心保存着大量的梅山非遗档案，通过这些档案可以寻找到梅山文化的根，同时，也成了梅山文化独特性的有力证明，成了后人研究、传承和延续梅山文化的有力证据，也是撰写地方志、文化志重要材料来源。3.1.2载体多样性。非遗是一种活性、动态文化，它相对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就更具复杂性和载体的多样性。随传统的纸质档案外，声像档案和多媒体档案占有了主要部分，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主要载体有纸质材料、录音带、多媒体、DVD、实物、照片等。特别是数字化多媒体档案和实物能使人们对非遗文化面貌和神韵的理解更直观、更生动。3.1.3内容生动、丰富。非遗是地方文化在不断创新、传承、发展过程不断积淀的成果，包括口技、曲艺、民俗、传统手艺等民间精华文化，涵养的地域广、年代久远，其内容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非遗档案就体现了民间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面貌，如果具体到某一项非遗档案，则是最全面、最细致多方位的描述和记录。包括非遗的历史渊源、分布地域、内容、表达方式、传承人、保护状态以及后人的研究成果等一系列材料，所以有人称非遗档案是“人类无形文化记忆的宝库”。[2]研究中心实物档案内容更丰富、生动，如：乐器（锁呐、牛角等）、雕刻（佛像、摆件、还保存有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师，青年雕雕家龙选君的作品“梅山十二手诀”等）、剪纸、服饰、道具等。
3.2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现状
3.2.1保管零乱、分散。研究中心虽然保存大量梅山非遗档案，且内容非常丰富、生动，但因学校没有把非遗档案列入档案收集范围，档案馆也没有参与非遗档案的管理，所以梅山非遗档案的保管十分零乱、分散，大量一手档案材料仍流落在研究中心的老师手中，因长期保管不力使得部分珍贵的档案材料都下落不明。加之部分老师的档案意识淡薄，使得档案损失、分散更严重，造成了一种谁获得谁保管，谁研究谁掌握的局面。3.2.2档案破损严重、安全隐患多。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因没有按档案要求去整理，加之研究人员利用频繁，零乱的档案材料不仅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不便，而且档案材料破损严重，许多档案材料都出现缺页、破损的现象。录音磁带和DVD也没按档案要求备份放入防磁柜异地保管，使得部分磁带出现声音模糊甚至失声的现象。另外，资料室出进的人员比较多，窗门长期敞开，而且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如：去湿机、除虫药等，出进人员缺少安全意识，这使得档案的防潮、防尘、防火、防虫等最基本的安全都难保障，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策略
非遗档案保护是利用档案管理的管理原理和方法，将收集的非遗材料以各种载体通过特定的管理方式保存，以供开发利用、宣传、研究。[3]研究中心梅山非遗在传承、保护和研究过程中，其档案能否得到合理、妥善的保管，是关系到非遗工作的成效和研究中心目标的实现。对梅山非遗档案的保护其根本目的是对梅山非遗生命力的延续，因此，研究中心档案工作人员必须担起这个责任，不仅要承担起非遗档案保护的责任，而且还实现梅山非遗档案从“固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换的责任，维持梅山非遗档案的生命力。
4.1及时为梅山非遗建档并不断补充完善
梅山非遗内容丰富，但其产生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稳定的流程，来源广泛，归档极其复杂，但梅山非遗时刻都在消失，如果不及时建档，将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及时建档是对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而建档的前提是收集，建档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对梅山非遗档案的收集可采用“散网”式收集与“抢救”式收集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建档按不同载体分有纸质档案、实物档案、特殊载体档案、口述档案等四种建档方式。按内容分有两种，第一种是梅山非遗项目的建档，第二种是对传承人建档，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梅山非遗项目的建档这里就不做重点介绍，在此重点讨论梅山非遗传承人建档的内容。传承档案主要记载梅山非遗项目的传承信息、现状等，是梅山非遗专项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以梅山剪纸传承为例，研究中心保存的资料中活态传承人以安化仙溪人向亮晶为代表，她既是梅山剪纸非遗最重要的活性载体，杰出传承人，又是湖南省剪纸艺术家，平面设计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湖南省剪纸研究会理事，现为“深南雁”品牌学生电子用品浙江省商务总。她的“梅山剪纸”是以梅山文化为底蕴的，在益阳安化地区流行的民间剪纸艺术的总称，作品从不同程度反映了梅山文化所影响的、艺术符号及生活方式，充满浓郁梅山地域特色与独特的剪纸艺术风格，为她及时建档对研究中心来说尤为重要。其建档案内容主要有：传承人向亮晶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学历、职务等；作品信息：包括作品名称、内容提要、与作品相关的人文知识、自然背景等；社会影响：包括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剪纸艺术展的效果（2012年130多件作品在长沙展出）等；传承计划：包括在未来十年甚至更远时间，以何种方式能保证“梅山剪纸”能有效活态传承等。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遗传承的，像向亮晶一样的传承人她不仅是直接传承者，还是梅山非遗的研究者与弘扬者，她以后对梅山非遗传承、弘扬的研究成果、发展动向研究中心仍要继续跟踪记录与补充。
4.2加强梅山非遗档案保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要加强对梅山非遗档案保障制度建设，健全非遗档案规章制度，规范研究中心岗位责任，规范梅山非遗档案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分类、分级范围、查借阅流程等，提升梅山非遗档案的科学化管理水平，使梅山非遗档案管理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具体来说，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要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法》，同时，要结合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的实际情况，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不能让档案部门在梅山非遗档案保护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必须明确档案部门对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的主体责任，规范保护流程，细化保护措施。学校档案部门要加强对梅山非遗档案的立法保障，在档案馆内部要设立专门的梅山非遗档案保护机构，负责梅山非遗档案保护相关工作，学校档案部门还要将梅山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纳入到档案馆的工作规划中，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4.3对梅山非遗档案科学分类、合理分级、备份保护
非遗档案分类是对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分级、备份是保障非遗档案安全的必然选择。因此，科学分类和合理的分级、备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4.3.1科学分类。研究中心非遗档案载体多样、内容丰富，根据所存档案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实物档案和口述档案；第二类是文本影像档案；第三类是代表性的传承人档案；第四类是“申遗”档案。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是对非遗档案保护的基础，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是为了使档案归档和保护有序化、科学化，使不同类型的档案进行不同的保护和管理，例如：梅山傩戏以音像为载体记录其传承过程；梅山民俗主要以纸质为载体来记录。总之，分类就是为了梅山非遗档案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管理。4.3.2合理的分级、备份。分级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和保护梅山非遗档案。普通档案保管期限有10年、30年、永久之分，而非遗档案保管期限大都是永久保存的。一般档案按档案价值及其延伸价值把永久保存的档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同样非遗档案也可根据非遗档案本身的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参照我国文物法中的“多级保护”制度，科学划分梅山非遗档案级别，对研究中心梅山非遗档案大致也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另外，对一些特殊民间传统工艺涉及到一些技术保密性内容的档案，可密级保护，如梅山独特的美食、工艺配方等，对这些档案的保管要处理好密级的关系，以维护好知识产权。同时，在对梅山非遗档案进行分类管理过程中，一些特别珍贵、濒临消失、一旦失去便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非遗档案。如：研究中心保存的梅山武术传承人档案以及梅山傩戏、道具等，除进行一级保护外，不管是纸质档案还是实物、声像档案都要进行备份异地保存，甚至要对原件进行封闭式管理，提供利用时只能用复制件。这样才能确保梅山非遗档案不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或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对梅山非遗档案毁灭性的打击，以达到“此失彼存”的效果，对保存梅山非遗档案的完整性极其有利。
4.4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和专门网站
4.4.1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梅山非遗数据库是把数据存储上的强大优势也应运用到非遗档案的保护中来，研究中心虽下设数据库管理中心，但仅把研究者现成的数据收集而已，没有专业的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管理系统，也没有把梅山非遗档案数字化，为了让梅山非遗档案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建立一个系统的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将梅山非遗档案数字化是梅山非遗强大生命力的内在体现，也可通过各种数字技术对梅山非遗档案进行修复、保护、分类、整合、加工，同时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建立梅山非遗档案数据库不仅对原始档案实体进行了有力保护，同时还发挥了非遗档案在传播、研究、教育、传承等方面的作用，体现了非遗档案的价值。[4]4.4.2建立梅山非遗档案专门网站。新时代档案网站是每个档案部门必备的条件，档案增值服务、档案宣传、档案资源展示是档案网站的重要功能。研究中心档案工作人员要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专门的梅山非遗档案网站，借助网络力量向全社会铺开一张收集整理梅山非遗档案的网，研究者注册后通过接口向网站上传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网站内容，梅山非遗档案工作人员只须认真甄别、核实，把握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同时，梅山非遗档案工作人员利用网站把研究中心成果展示给社会，以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和梅山非遗的影响力。
4.5借助新媒体让全民参与梅山非遗档案的保护
在新媒体时代，新的传承人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如：微信、微博、微视频、QQ等对非遗档案进行宣传，使每个公民都成为非遗档案的保护者和研究者。北京故宫博物院早已开发了手机app《韩熙载夜宴图》，将非遗南音融入其中，使每个手机app用户都成了非遗南音的保护者，并且可以通过南音真人演绎，体会非遗魅力。[5]研究中心也可通过新媒体技术利用校园数字平台向全校师生、甚至整个社会分享、、传播梅山非遗信息，让更多的参与保护和研究梅山非遗文化，让新媒体形成新的传播梅山非遗空间和保护梅山非遗档案的新手段。
参考文献：
[1]张惠萍、档案学视角下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研究[J]、云南档案，2012(9):34。
[2]王云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其保护原则[J]、档案学通讯，2008（1）：72
[3]李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中的分类问题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6.5：17
[4]锅艳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价值与开发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6（6）：30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7
关键词：文物犯罪；文物的界定，国有档案
文物犯罪是一个学理罪名，系指以文物为对象的犯罪总体①。2012年6月，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盗窃、盗掘、走私文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等犯罪屡禁不止，大案要案时有发生，犯罪活动呈现职业化、集团化、暴力化、智能化趋势。例如：秦始皇祖坟被盗案，湖北省随州市部督‘5.8’特大盗掘古墓、倒卖文物专案等。可是，关于“什么是文物”，我国只是通过《文物保护法》及《档案法》以列举的方式告知天下。而我国刑法也只是在“妨害文物管理罪”一节中规定了10个罪名。但，目前都没有对“文物”下定义，以致引起我国学术界对“文物”如何进行界定的争论，及“档案”是否应属于文物的思考。
一、国外对文物的法律界定
文物犯罪以文物为犯罪对象这一点是众所周知，但各国的法律各异，关于文物犯罪的规定也就不尽相同，那么各国的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对文物的内涵认识也就不尽相同了。目前，世界各国对文物的界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列举式与概括式。
（一）列举式
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文物的范围，有利于实际工作的操作与贯彻实施：主要代表国家是俄罗斯、日本。俄罗斯颁布的《关于文物保护和使用的法令》将文物界定为六类：（l）历史文物―凡与人民生活、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事件有密切联系；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卫国战争有密切联系；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密切联系；与巩固国际团结有密切联系；与科学技术发展、人民文化生活有密切联系；与杰出的政治家、国家领导人、军事家有密切联系；与人民英雄有密切联系；与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有密切联系的房屋建筑、纪念地、纪念品。（2）考古对象―古代遗址、墓葬、城堡、作坊、渠道、道路、窖藏、雕刻、壁画、居民点、文化层等。（3）古建遗址―包括古代建筑群、古城坊署、广场、街道、古建设计、古代城市建设与居民点；民用、工业用、军用及各项文化建筑；民间营造与纪念性建筑；古代园林等。（4）艺术纪念品―包括具有纪念价值的、造型艺术的、装饰艺术的物品。（5）历史文献―国家机关的历史文件、各种善本舆图、具有历史价值的电影纪录片、录音带、手稿、档案、民间文艺笔记、乐谱及其他稀有的印刷出版物。（6）其他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化珍品。②
相对于俄罗斯，日本采用的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其最主要一部文物保护法是《文化财保护法》（1950年）。该部法律的第二条以列举式将文化财分为五类：（1）有形文化财，如建筑物、绘画、雕刻、工艺品、书籍、书法、古代文书及其它有形的文化载体，包括考古资料及其它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资料。（2）无形文化财，即戏剧、音乐、工艺技术及其它无形的文化载体。（3）民俗文化财，即对于认识日本国内生活的承袭和发展不可欠缺的关于衣食住行、生产、信仰、节日等反映风俗习惯、民俗艺能等方面的衣服、器具、房屋及其它物品。（4）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如贝冢、古坟、都城址、城址、民居及其它遗迹，庭院、桥梁、峡谷、海滨、山岳及其它名胜地，动物、植物及地质矿物。（5）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具有较高价值的与周围环境风貌共同形成历史风格的传统建筑物。③
（二）概括式
美国、西班牙与意大利这些国家的法律对文物进行了概括式的规定，这种模式的法律规定，使文物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较为清晰，客观上便于认识上的统一。
如美国的《国家历史保护法》第301节中就规定：“历史财产”或“历史资源”是指任何纳人或有资格纳人国家登记簿的史前或史后街区，场所，建筑物，构筑物或物品，包括史前古器物，文献，以及上述财产或资源的实物遗存。④
西班牙1985年的《历史遗产法》第一条规定：“西班牙历史遗产由具有艺术性、历史性、人种学、古生物学、科学和技术价值的可移动财产和不可移动财产组成。西班牙历史遗产还包括历史文献、书目性遗产、考古遗址遗迹以及具有艺术、历史或人种学价值的天然遗址、园林等。”⑤
此外，意大利对文物的定义更为广泛及抽象，规定“凡考古学的、艺术的、历史的、民族学的物件及古迹、文献、图书馆资料、视听觉资料，及构成了文明的有形证据的其他物件都属于文物，是构成意大利国民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⑥
二、我国对文物犯罪的法律规定
我国有关文物犯罪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三种文本中：一是刑法分则，即第六章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的10个罪名；二是附属刑法规范，如《文物保护法》与《档案法》；三是司法解释，如《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⑦然而，到现在为止，我国并没有任何关于“文物”概念的法律法规，只是指明了文物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文物主要包括如下：（1）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物、古窟寺和石刻。（2）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3）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工艺品、工艺美术品。（4）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5）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和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此外，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也属于文物保护的范畴。以及《档案法》规定的国有档案。⑧不过，有学者认为：“国有档案”一般并不属于“文物”的范畴。虽然不能排除某些国有档案具有文物意义，但绝大多数的“国有档案”不具有历史文物的意义。⑨
鉴于上述法律的规定，可见，我国对文物犯罪的犯罪对象采取的方式与俄罗斯、日本一样，完全以列举的方式详细的表述了保护对象。但是，我们在文物犯罪保护对象这一大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关于“文物”概念的问题，关于“国有档案”是否属于“文物”的问题。这些都待我们去分析与解决。
三、对文物犯罪对象的新思考
我国法律对文物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了列举，但对什么是“文物”没有全面界定。只是对文物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这种方式的排列是必要的，但只对文物概念外延的列举，而没有在法律中对文物的内涵加以明确，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就会产生对文物理解上的偏差，甚至增加操作性的难度。
（一）关于“文物”概念的问题
文物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珍贵历史遗存物。它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反映出历史上人们改造世界的状况，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它最大的特性就是不具有可再生产性。我国《文物保护法》及文博学界的共同点，是将文物视为人类制造物或者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⑩虽然，这样的界定有其合理性，但是与我国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是不协调的。
我国刑法“妨害文物管理罪”10条罪名中包括了“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与“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但是，《文物保护法》第2条却没有将“名胜古迹”或者说“自然名胜”归属于“文物”的范畴。故，在妨害文物管理罪的标题下，将不是文物的名胜作为特定的文物犯罪的对象，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B11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自然名胜古迹”、“自然风景”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例如：九寨沟、张家界自然风景区。
此外，我国刑法规定了对“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保护，并且《文物保护法》也将“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归属于文物保护的范畴”，这样一来，解决了“与我国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是不协调的”问题。可是，在我国理论界，还是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文物包括“化石”；二是文物不包括“化石”。认为文物与化石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物品，其主要理由是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以列举的方式对文物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其中不包括化石。而是在第三款再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这就恰恰说明，化石和文物在法律概念上是不同的。B12虽说，我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化石”属于文物，其也占通说的位子，但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刑法有关保护化石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植物化石等其他古生物化石以及动物标本、矿物标本、陨石、自然遗产、基因资源等。B13这需要我们继续的探究及立法完善。
因此，为了解决“文物”概念的问题，笔者赞成薛瑞麟教授的主张，用“大文物”的概念，即将文物界定为社会和自然发展中遗留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见证物。同时，树立“大文物”的概念具有两大特点：将自然发展中遗留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历史、科学价值的见证物引入文物概念中并使其成为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弥补原有概念的不足。B14这样就可将“自然名胜古迹”、“自然风景”及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以外的其他古生物化石、标本、资源纳入文物的保护对象。可见，适用“大文物”概念是有利于对各种文物的保护，既在行政范畴加大了对文物的保护，又在刑法领域扩大了文物的范围，便于对文物犯罪的打击与预防。
此外，在树立“大文物”概念的问题上，我们是有前者可借鉴的。因为，日本文物保护法既定义了文化财的概念，又以列举的方式将文化财分为五大类内容。曾有学者就指出：在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所确定的文化财定义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它是运用了一个大文化的概念。B15由此可见，我国如果适用“大文物”概念及结合“列举式”的文物保护对象，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
（二）“国有档案”是否属于文物范畴
有关档案犯罪，我国《刑法》第329条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与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可刑法理论界，对档案犯罪侵犯的法益有不同的主张。例如，王作富教授认为：档案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的档案管理制度与档案的国家所有权。谢望原教授却否定将档案犯罪归入“妨害文物管理罪”，理由是档案不同于文物，并且认为，国有档案更接近于国家机密文件、资料，妨害国有档案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对社会的管理秩序，因此，应将档案犯罪归入“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B16笔者认为，要解决档案犯罪是否属于文物犯罪之问题，关键在于弄清楚“档案”是否属于文物范畴。
文物是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主要作用包括教育作用、借鉴作用、提供科学研究资料的作用。B17那么，厘清文物与档案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档案是否具有文物的几大价值与作用。
首先，在价值方面，人们之所以保存档案，是基于档案具有证据价值，而该价值之具有，则源于其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的真实反映，因此，档案是一种原始记载。从“证据价值”、“真实反映”、“原始记录”字词中，我们可见“档案”具有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因为，文物的历史价值反映出时代的特征，文物的文化价值代表当时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说文物是对历史的记录。其实，在上文中笔者已指明“档案”也是一种历史记录而不是文件，“档案”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记录，它的形式具有多样性的，它属于文物的范畴。
其次，在作用方面，档案主要起凭证作用和查考作用，文物则具有借鉴作用、提供科学研究资料的作用。但由于文物与档案都具有物质性、历史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点，从而存在一定交叉，有些文物是档案，有些档案是文物，例如，具有记事性的甲骨刻文、陶器铭文、石刻文等就具有文物与档案的双重属性。B18
再者，从我国立法来看，我们是将“国有档案”纳入文物范畴的。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的第4项，即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受国家保护，而《档案法》第2条规定，国有档案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显然，在立法上，文物与档案并非泾渭分明，这说明文献资料、手稿、图书资料与档案是有重叠的，是包含与被包含之关系。实际上，《档案法》也认可了这一观点，该法第12条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B19
同时，纵观国外的法律法规，它们也是将“档案”归于文物犯罪的保护对象。比如：日本是“大文化”概念，那么在有形文化财范畴内必包括“档案”这种历史资料；西班牙规定的是“历史文献、书目性遗产”属于文物保护对象；意大利规定“古迹、文献、图书馆资料、视听觉资料，及构成了文明的有形证据的其他物件都属于文物。”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档案”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与作用属性，它与文物是重叠关系，属于文物的范畴，不管是一般的“档案”还是“国有档案”都值得我们法律法规的保护，而“国有档案”之所以值得刑法的保护，是源于其侵害的“社会法益”的重要性。（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注解
①薛瑞麟：《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7.
②参见刘善春、肖谋用：《关于中外文物法律比较之一》[J]，法制经纬，第2页.
③参见胡秀梅：《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比较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13-14.
④刘善春、肖谋用：《关于中外文物法律比较之一》[J]，法制经纬，第3页.
⑤同上.
⑥苏勇：《外国文物保护法简介》[J]，文博，1988：95-96.
⑦]参见刘、孟欣：《中国内地与香港文物犯罪比较研究》[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5.
⑧罗朝辉：《我国刑法对文物的保护及立法完善思考》[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6：30.
⑨谢望原：《论妨害文物管理罪》[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57.
⑩薛瑞麟：《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7.
B11同上.
B12参见黄太云：《《关于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解读》[J]，人民检察，2006：44.
B13同上.
B14同上.
B15苏勇：《外国文物保护法简介》[J]，文博，1988：93.
B16谢望原：《妨害文物管理罪》[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2.
B17王蕾：《文物的价值和作用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3：152.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8
牵头撰写《自然保护地法》草案，
奔波一年在今年两会得到13个省份
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她要保护的不只是野生动物，
而是整个生态环境。
一头雌虎正常生存需要45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连续18头雌虎组成的稳定种群就要接近1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区域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保护法，那兽类之王的家族在人类狩猎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面前只能坐等崩塌瓦解。保护这些动物的命运也是我牵头撰写《自然保护地法》草案的初衷。”解焱说。
守住中国生态安全底线
解焱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前中国项目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在的她正忙得不可开交。3月3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而为了使自己所牵头撰写的《自然保护地法》草案能够通过，她已经在外奔波了整整一年，最终在今年两会期间，该法律草案得到了来自13个省份20多位代表的支持。
对于普通人来说，觉得这可能没有什么，因为两会正是各个代表提出提案的时候。可解焱本身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她所提出的这个草案其实是在质疑去年两会上由国务院法制办所提出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当时该法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外行看来，立法是好事一件，而解焱等专家却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作为我国自然保护方面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自然遗产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只包括了保护地的前两种：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并且排除了地方性的保护区，只保护部级自然保护区和部级风景名胜区。也就是说，对于如地方级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以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其他保护地类型没有涉及，剩下的7000多个保护地将无法可依。
“这样的分割保护是对自然规律的不尊重，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解焱说。
自然保护区保护不力，首先遭殃的就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是一个方面，非法捕猎更是直接威胁野生动物生存。此外，湿地经济利用价值高，最易受到经济发展的威胁。
《自然遗产保护法》的问题很多，对它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也有很多，但苦于没有带头人，这时性格豪爽的解焱当仁不让地担起了这个责任。“我们四川人平时可能是谨小慎微的，但到了危急关头，却又都是行侠仗义的。目前我国的生态底线就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解焱对记者说。不过，她强调，自己并不是完全反对，而是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法律出现。
“去年9月份，我牵头找了260多个专家，其中包括7位院士，一起建议对《自然遗产保护法》做重大修改。经过我们的努力，《自然遗产保护法》被延迟审议了，这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关系。”解焱告诉记者。
其实，《自然保护地法》不是面向她的老本行——动物保护，而是针对中国最基本的生态安全底线。今年初，整个中东部地区都被雾霾覆盖。从根源上讲，这与中东部自然保护地覆盖率小有很大关系。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我国自然保护区不少，但是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它们大多集中在西部、北部。而在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多的中东部，很多地方自然保护区覆盖率不足5%，对保护地的投入也很小，这些都是保护力度弱的表现。谈及此，解焱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重。
“这些地区人口众多，保护地圈起来不让人进入是不可能的。一旦《自然保护地法》能够通过，国家可以根据保护严格程度和主要利用方式的不同，将自然保护地划分为严格保护类、栖息地/物种管理类、自然展示类、限制利用类共四类。保护地会允许一定量的捕捞、养殖，但是不能使用农药、化肥等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工具及物资。”
而这一年来为了让《自然保护地法》这部法律更加科学实用，解焱发起成立了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经过大量的保护地实地调研、研讨会和网络调研，在来自全国环保、生物、法律等领域的100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研究组终于起草完成了《自然保护地法》草案专家建议稿。
对于这部《自然保护地法》的前景，解焱乐观地表示，她希望每一个支持这部法律的省份都能提一个议案，今年开始进入调研阶段，起草正式草案，到2015年正式颁布。
从山村走出的动物学家
看得出，解焱的“野心”不小，《自然保护地法》要保护的可不只是野生动物，而是整个生态环境，也就是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就包括解焱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她出生在四川大凉山彝族居住区，稍大点来到三苏故里眉山上小学，这都是自然环境极好的地方。那时，山上的小动物都是童年伙伴，周末她还时常采摘野果，从家走到学校经过的农田、河流也是她心中大自然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这些年家乡也遭到了破坏。当年清澈的溪流已很难看到，农田虽然还在，却已经被农药污染，周围的动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日渐稀少。回忆过去，让解焱不得不再次感慨“生态系统保护确实没跟上啊。”
家乡环境的破坏，是她走上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道路的根源。与不少久居城镇的人不同，生活在乡间的小解焱学到的是“与自然做朋友”。野外不干净、蚊子太讨厌了、蛇很危险……这些恐怕是城市小朋友接受的教育，难免对自然有所惧怕，站在对立面上，而解焱却体会到了自然的美好。
在家乡，她读到了一本终生受益的书：珍妮·古道尔的《我和大猩猩》。书中这位女动物学家对自然界无限的好奇以及充满传奇的野外经历，都引领着年少的解焱走向动物研究之路。有趣的是，当年的珍妮是读了杜立特写的动物故事书而痴迷这一领域的。
尤其难得的是，书中展示的并非单一的温情。珍妮发现大猩猩并非大众所认为的素食动物而是杂食的，吃野果外还爱吃动物，有时由于嫉妒，猩猩还会把其他猩猩的婴儿抢过来残忍地吃掉。这些很“残忍”的事实告诉解焱，生态系统自有其食物链，“以前欧洲缺乏食肉动物，鹿群数量激增，植被不堪重负。这些鹿也因为没有压力而肥胖、虚弱。直到引入狼群才解决问题。”解焱理性地告诉记者。
正是这份理性看待自然界的态度，让她离动物专业更近了一步。这其中，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她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上中学时她养了一只不吃不喝却活了1个多月的昆虫，就去问父亲。虽然父亲也答不出，却鼓励她的“研究”，还把这个问题寄到了《少年报》。至今想起《少年报》给她的回信，她还是有点小得意。
野外科考大有意义
对自然的热爱，家人的支持，解焱的科研之路还算顺当。按她的话说，“我今天的工作状态似乎17岁填高考志愿时就定了。那时，我的志愿是动物、地质、考古，都是希望到野外工作。”就这样，她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开始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说起来，野外科考多少还有些“性别歧视”，如今有的同行还是会优先挑选男学生。当然，解焱不会这样。在wCS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很多出色的女动物学家。在她看来，野外工作需要的不是想象中与野兽搏斗的体力，而是细心与耐心，不做危险的事，别让动物感到你的威胁，这些似乎女性更具优势。“当年，珍妮·古道尔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慢慢接触猩猩，跟它们同住同食，而不是一上去就制服它们。”解焱又讲起了前辈的经历。
在工作中，尤其是担任wCS中国项目主任的7年里，她野外科考的经历很多。在帕米尔高原、东北珲春、长江中下游，她长期与藏羚羊、东北虎、扬子鳄和斑鳖零距离接触，推动了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项目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项目有效开展。特别是她发起成立的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为有效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她依然遗憾“在野外工作的时间不够多”。科学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实验室工作多是从分子、遗传等微观角度出发，但是动物保护也需要宏观工作，这就离不开野外科考。“wCS不少同事都是每年有半年多的时间在野外。”她不无羡慕。
“有人把动物保护专家形容为‘穿着带泥巴的靴子在野外行走的研究者’，这还是挺准确的。”解焱说，“野外科考很多时候没有实验室里的现代设备，单凭罗盘、照相机、纸、笔这些简单工具进行工作，就能收集到动物保护的有用资料，希望今后二三十年能有更多野外科考机会，实现儿时从珍妮·古道尔书中得到的对大自然的感觉。”
保护动物多股“哲学”味
2012年，解焱辞去了wCS的职务。在这之前两年，她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每个人精力有限，怎么才能为保护野生动物做更多工作？比如那时她在珲春保护东北虎，就很难再有精力帮助其他地方的动物。因此，她重新回归动物学家的身份，就是不想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物种的保护，而是着力于整个中国的保护事业，凭着过去的经验，做些推动性工作，让更多人加入进来。这也就有了质疑不完善法律、牵头撰写更好法律的行为。
同时，她也更多地思考了一些“哲学”问题，比如面对自然生态我们用的是“改造”“建设”这样的词，而外国更多地说“生态恢复”“生态维护”，这其实就反映了“人工”与“自然”的不同。解焱娓娓道来，“我们习惯把其他生物都看做资源，中医就是建立在野外资源利用的基础上，‘这种动物有什么药用价值、是不是滋补、味道怎么样’成了人们对动物的第一印象。如此才有了冬虫夏草的过度挖掘，有了虎骨的非法买卖。”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9
[关键词]建筑作品；著作权；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72-02
一、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目前，就我国立法来看建筑作品仅指具有审美意义的表现形式为建筑物或构筑物作品，与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分属不同的客体。虽然建筑作品不同于一般作品，但著作权法并未对其作出过多规定。近年来建筑业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关的立法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实际情况。另外，我国作为《伯尔尼公约》缔约国，现行立法中对建筑作品的定义及范畴规定并不一致，实际上并未满足履行签约国义务的要求。
我国在建筑作品著作权立法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建筑作品与美术作品仍有混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造型、艺术作品，建筑作品是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作品。根据上述定义，人们完全可以将建筑作品认定为美术作品。虽然现在二者被作为两类不同客体进行保护且分别定义，但只是形式上对其作出区分，并不能摆脱人们长久以来将建筑作品归类于美术作品的习惯性认识。这同时暴露出立法对建筑作品定义过于简单的缺点。第二，建筑作品范畴规定不科学。我国对建筑作品采取狭义定义，即建筑作品仅包括建筑物或构筑物等三维立体作品。虽然我国著作权法也对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进行保护，但将建筑设计图作为图形作品、将建筑模型作为模型作品来进行保护有以下不足：1.如果将三者化为不同客体进行保护，必然割裂其内在联系；2.著作权法虽然对设计图、模型作品和建筑作品都进行保护，但着眼点不同；3.著作权法规定作品著作权自创作完成之日产生。因此，建筑作品著作权应当自建造完成之日产生，而建筑设计图著作权应当自设计图完成之日产生，问题是后者往往比前者提前几个月甚至是三五年完成，这段期间无法涉及到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而这段时间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只能依据设计者享有的图形作品著作权追究侵权人责任，这样对图纸中艺术性设计部分保护力度将大大降低；4.建筑物受到保护的仅是外观而不含技术内容，将设计图转为立体建筑物之权属于版权中复制权。因此，如果建筑物本身受著作权法保护，它的设计图无疑也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第三，缺少可操作条款。目前仅《著作权法》和《著作权实施条例》对建筑作品有规定，对建筑作品的认定标准、侵权行为的认定及对权利人的救济方式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立法依据或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司法现状及不足
“保时捷与泰赫雅特建筑作品纠纷案”是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大案例之一。从该案例及相关案例可知，法院在认定建筑作品及是否实质性相似问题上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具体到司法实践中，由于不同法官自由心证不同，对同样问题会产生不同看法。另外，建筑作品设计及建造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创造性活动，法官由于对建筑知识缺乏了解，很难从专业角度作出判断。审判中难免出现以下问题：
（一）缺乏对独创性与艺术性的判断标准
独创性和艺术性是建筑作品必须具备的两个法律特征。首先艺术性是一个很主观概念，同样一幢建筑物，有人认为具有审美意义而有人认为不具有审美意义，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设置一个衡量标准。独立创作相对容易判断，而对于如何认定“创”的部分，我国立法上无规定，司法上也没有借鉴的标准。在建筑作品侵权案件中，法官自由裁量比法律规定对案件的结果具有更大影响。这显然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相抵触。
（二）缺乏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
任何建筑作品都有借鉴前人优秀设计的部分，或将别人设计的作品加入自己的美学构思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这是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将之称之为抄袭，否则就违背著作权法鼓励创新的立法宗旨。可实践中的难题是建筑作品侵权总介于借鉴创新和完全抄袭之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在于如何判定两个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而实质性相似和独创性一样，是个主观概念。法官作为建筑学上非专业认识得出的是否具有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是很难服众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还包含专业技术问题。两个建筑在多大程度上的相似才能认定为实质性相似，必须参考专业人士的鉴定结论才能定性。
（三）缺乏司法实践中对新问题的指引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情况下进行案件审理，无论得出什么样结果都难以避免争论和质疑。如奥运体育场“鸟巢”侵权案，虽然结果早已尘埃落定，但理论界仍在争论该案中被告的行为到底是侵权还是合理使用。北京市中院的判决除对当事人有法律效力外，对其他人或者其他类似案例审理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国不同于判例法国家，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实际上对各级法院审理案件具有标杆性意义，在法律规定不足情况下，实践中起了补充法律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一）重新定义建筑作品，扩大建筑作品的范畴
很多学者认同美国著作权法对建筑作品的定义，但各国立法都有其独特背景，生搬硬套他国立法对建筑作品定义只会造成更大混乱。对建筑作品重新定义的目的是将建筑作品与美术作品分开。建议应将建筑作品定义为“以建筑物或构筑物表现出来的具有艺术特征且独立于实用功能的作品及与之相关的设计图和模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建筑设计图实施结果不是建筑作品而只是一般建筑物，那么该设计图只能作为一般图形作品进行保护。对建筑作品的范围，应当采取广义的界定：包括建筑物及构筑物、建筑设计图（施工图）及建筑模型。其中建筑设计图包括设计草图、建筑施工图及效果图。
对于建筑设计图，我国著作权法将其列为图形作品而非建筑作品进行保护的。但设计师们绘制建筑图目的是为了建造特定建筑物，并不是为了美术而美术。司法实践中，对建筑设计图复制并不妨碍建筑作品的侵权认定。我们应更多关注的是建筑设计图与建筑物的关联性，而不能仅关注它与美术作品的关系。建筑施工图“如同计算机程序中的目标代码一样，目标代码一般只有机器可读”，如果建筑设计图还可以作为美术作品拿来欣赏的话，施工图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施工人员建造出设想中的建筑物。正因为它唯一的目的性，离开建筑物，施工图就失去本身的价值。它是将设计方案转化为立体建筑物的桥梁，因此将施工图随着建筑物本身受到保护是理所当然的。
建筑模型与建筑设计图的保护模式及其应当与建筑物本身放在一起进行保护的理由是一样的。建筑模型是按照比例对建筑物进行浓缩而成的三维立体作品，是为了实际使用而建造。实践中完全可以通过建筑模型仿造出同样造型的建筑物，将建筑模型作为建筑作品而归入到建筑作品中予以保护对于当事人的行为指引以及司法实践都是有益的。
（二）引入专家鉴定机制解决建筑作品认定问题
对建筑作品独创性的认定，世界各国通过司法判例进行确定，但不论是英美等判例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判断标准都是来源于法院的审判经验，上述标准的形成及推广应用是个不可逆的过程，虽然它来源于实践但却不能完全指导实践。我国在判断建筑作品独创性问题上，应当引入专家鉴定机制。专家应当在鉴定意见中详细写明涉案建筑哪些部分具有独创性并对创作程度进行分级说明，同时指出该独创性部分是否独立于实用功能。专家鉴定意见作为法官判断的重要参考，在没有足够理由支撑情况不得专家的鉴定意见。至于涉案建筑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建筑作品，由法官依据独立完成加适量创作的标准原则、专家意见及其他证据综合考虑判断。
（三）立法上增加可操作条款，实践中指导案例
有学者建议我国应当学习其他国家制定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单行法，这样可以加大对建筑作品的保护力度，但现在为时尚早。我国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制度起步晚，现实中案例少，制定单行法条件还不成熟。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参考外国先进立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不足。其中应将重点放在如何指导司法审判和理论界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上，如制定建筑作品独创性和实质性相似认定标准或办法，对权利人以何种方式进行救济等。
从国外经验及我国审判实际来看，建筑作品侵权案件中许多价值判断问题都不可避免的涉及法官自由裁量权。最高人民法院有针对性相关案例，首先给法官审判提供借鉴，同时也减少了法官自由裁量全对案件结果的影响。
（四）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篇10
关键词：实证研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环境犯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在我国生态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野生动物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1]我国目前因缺乏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意识，司法实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力度不足，导致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屡见不鲜。现有的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大多采用规范性研究方法，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且研究主要集中在法益侵害、保护区建设、宣传教育、立法完善等方面，但这并不能直接反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规律和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为全面分析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次实证研究对496个相关案例进行了全样本分析，以探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基本规律，为预防和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提供建议；同时，总结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和主要争议，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建议。
一、实证研究选取样本的情况说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是我国环境刑事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相关的罪名主要有5个：第151条第2款规定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第340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以及非法狩猎罪；第346条规定单位犯上述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条的规定处罚。
本研究所有样本案例均来源于中华环保联合会和北大法意网，选取样本总数496件，被告人合计897人，样本涵盖时间为1999年至2015年共17个年份，涉及河南、云南等19个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破坏野生动资源犯罪主要发生在林业资源丰富的西南和华中地区。样本中一审案件共454件，二审案件共42件，再审案件0件。
由于本次研究样本只限于各地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无法对相关证据、卷宗进行分析研究，假设所有案件的审理符合法定程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假设中华环保联合会和北大法意网上传的案例没有经过刻意筛选，案件样本符合随机性的要求。此外，样本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统计的案件中只涉及河南、云南、浙江、江苏、湖南等19个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并未涵盖我国所有地区；其二、部分判决书的内容表述过于简单，无法准确知晓案件更多的相关信息，不利于法律适用和罪名的分析。但上述局限性并不影响从样本中分析相关违法犯罪情况的基本规律以及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基本情况统计与分析
（一）裁判时间统计与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统计的17个年份中，案件数量在1999年～2001年以及2002年～2006年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案件数量在2007年～2015年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2009年、2013年、2014年的数量分别占案件总数的9.3%、9.7%、9.9%，占近1/3的比例。在量刑未发生明显变动的情况下，这三年的犯罪率相对较高，这可能与我国各地每年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打击程度不同有关，同时表明人们自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够。因此，在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同时，也要积极做好相关保护政策的宣传工作，以提高人们的动物保护意识。
（二）被告基本情况统计
在897个被告人中，有年龄记载的共577人，有性别记载的共686人。表2显示，30岁以上被告人在被告人总数中占比高达90%；男性在被告人总数中的占比高达98%。可见，高齡、男性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被告的显著特征。
样本案件中，涉案人员有文化程度记录的共564人，被告人为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占全部人数的93.92%。本次统计说明，犯罪率和受教育水平之间有极大关联性，即文化水平越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率越高，反之则越低。
样本案件中，涉案人员有职业状况记录的共432人。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业者和农民合占89.31%。可见，无业者和农民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主要群体。
通过对被告基本情况的统计分析，大多数破坏野生动物犯罪的主体特征可概括为：受教育程度较低，且以无业者和农民为主的高龄男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收入较低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有关。本次样本统计中并未出现单位犯罪，故针对上述自然人犯罪，依旧是我国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工作重点。对此，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在特定区域设置禁猎标识、加强监管力度等方法加以预防。对于已触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人员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使其不敢再犯，同时也对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2]
（三）主观态度的统计与分析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要求犯罪嫌疑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具体表现为犯罪嫌疑人“知道”或“应该知道”破坏的是野生动物资源。在统计的897人中，有628名犯罪嫌疑人对主观态度的认定没有异议。有269名犯罪嫌疑人以主观“不知”作为辩解的理由，但法院都未予以认定和支持，且对其中的186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做出了解释。样本中也显现出部分不太合理的判决，如有的法院在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知道”情况下，在无从轻、减轻处罚条件的情况下做出从轻、减轻处罚的判决；有的法院将犯罪嫌疑人走私、贩卖等行为直接认定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5种犯罪中的“故意”行为。
（四）自首、累犯、罪数及共犯情况统计及分析
由表4可知，496份判决书中，自首、累犯、数罪所占的比例均在10%以下。21个有自首情节的案件中有17个案件的被告人仅被判处罚金（2000-5000元人民币）。自首率低的原因很多，如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破坏野生动物行为；行为人侥幸认为非法行为不会被发现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破坏野生动物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加之各地处罚标准不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难以统一。如在马克新非法狩猎案中，虽然被告人用药物非法狩猎麻雀、山鸡等共计22245只，但最终只被判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19个案件的被告人被认定为累犯，只有“王平治非法狩猎案”中被判单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累犯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主体大多是收入较低的农民和无业人员。累犯发生率低的原因与犯罪主体的主要构成有关，违法行为人一旦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便对有关法律有所认识，真正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在利益衡量之后不敢、不想再犯。
从全样本来看，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的比例较低，一方面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枪支管控，另一方面因为实践中大多是将持枪和猎杀行为视为牵连关系。样本中有46个案件涉及数个罪名，其中有5个是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实行数罪并罚。其中陈已德、王建军、陈金友上诉案中，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陈已德等人非法狩猎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属于牵连犯，应以判处非法狩猎罪判处。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采纳检察院的指控，而是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和“非法狩猎罪”数罪并罚处理的。即使从牵连犯的角度看，对被告人陈已德、陈金友择一重罪也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吸收非法狩猎罪，虽然二罪法定最高刑期均在3年以下，但非法持枪属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中的犯罪，其性质比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严重。就本案而言，因非法狩猎者除了用鸟铳射击外，还有诸多的工具和方法可以构成非法狩猎罪，本案非法狩猎罪与非法持有枪支罪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时，两携枪狩猎者——被告人陈已德、陈金友无需经任何人同意随时可以掌控枪支，即使不非法狩猎亦已构成犯罪，所以被告人陈已德、陈金友应定性为犯有两罪，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牵连犯。
共同犯罪的案件合计199件，占全样本的40.07%；非共同犯罪合计297件，占案例总数的59.93%。共犯团伙大多形成了捕杀、运输、贩卖的完整利益链，捕杀的野生动物数量较多，手段恶劣，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比较严重。样本中属于非法狩猎罪中的共同犯罪，共涉及206名被告人，猎杀野生动物合计71192只，人均猎杀345只左右，判罚主刑较少，附加刑平均处罚1000元人民币。样本中属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剩下的4种犯罪中，共涉及329名被告人，主刑为3年以下的合计175人，占全样本的53.20%，主刑为3年以上的合计154人，占全样本的46.80%，附加刑平均处罚3万元人民币。
（五）审级统计及分析
样本案例中，一审案件共356件（占91.53%），二审案件共140件，再审案件为0件。从一审案件高达91.53%的结案率可以看出，大多数被告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表示認可，对承担的法律责任无异议。样本中二审上诉案件合计140件，二审维持原判、改判、发回重审的比例依次为60.00%、22.14%、17.86%。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比例最多，共84件。这说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审理质量基本可以得到保障。
（六）犯罪情节的统计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以下简称《解释》）对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做了具体规定，对非法狩猎罪做了“情节严重”的规定。[3]犯罪动机并不影响“情节严重”的判定。[4]对于野生动物主要依据数量来确定犯罪情节，对于野生动物制品主要根据价值来确定犯罪情节。“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比例达到84.9%。在情节严重的统计数据中，有253件是非法狩猎罪中的“情节严重”，有45件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的“情节严重”，仅有88件是关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相关犯罪中的“情节严重”。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涉及的5个罪名中，只有非法狩猎罪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要求达到“情节严重”时罪名才成立，而剩下的3种罪名并不要求一定达到“情节严重”才成立犯罪。而根据《解释》附表的规定，很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数量达到1只或2只以上就直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量刑主要依据犯罪情节来定，而犯罪情节确定的标准主要是数量，通常可以根据数量直接确定量刑情节，但数量无法确定时，可通过“量比”方法确定。以侵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例，若侵害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种类在两种以上，但任何两种数量都未达到附录中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规定的数量一半，可用实际数量除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量要求，把得出的比值相加，只要结果大于1，那么就应该认定为“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反之则不能认定。[5]
（七）刑期和罚金的统计分析
从表7可以看出，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免于刑事处罚的占12%，判处管制的占2.8%，判处拘役的占26%，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16.8%，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14.4%，判处缓刑的占28%，自然人被判处罚金的占89.7%。可以看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被判3年以下刑罚的案件较多，近1/3的案件适用了缓刑，罚金的金额相对较少，整体处罚较轻，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心理，不利于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打击。
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实证分析
（一）走私珍贵动物骨架罪名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的走私珍贵动物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是选择性罪名。但珍贵动物的骨架应属于珍贵动物还是珍贵动物制品，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如在廖斌华、欧阳朝、黄志高走私黑叶猴骨一案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对涉案的28副黑叶猴骨鉴定结论认为，黑叶猴骨属于珍贵动物的整体而非珍贵动物制品。而辩护律师认为，黑叶猴骨应属于珍贵动物制品。百色中院认为，走私珍贵动物死体的整体干物应属于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保护珍贵动物”中的“动物”通常指活体动物，那么走私珍贵动物罪的对象必然只能是珍贵活体动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3项“造成该珍贵动物死亡”的表述可知，只有活体动物才可能死亡，该规定也说明走私珍贵动物的犯罪对象只能是珍贵活体动物。法院最终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分别判处廖斌华、欧阳朝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判处黄志高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人民币。
（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与走私文物罪的竞合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第3款规定，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属于文物。因此，形成于历史时期且具有工艺美术价值的珍贵野生动物的制品也有可能属于国家保护的文物。新《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之前，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何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没有明确规定。林业部的《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知》中也只规定了何为野生动物产品，并未对何为动物制品作出规定。[6]但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第3款对何为野生动物制品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均系指前款规定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并在第27条提到了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用于文物保护的情形。因此，走私、收购、运输、出售属于文物的野生动物制品时，有可能成立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与走私文物罪的想象竞合或者数罪并罚。[7]
走私国家重点保护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立案；走私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1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为重大案件；2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为特别重大案件。走私文物罪定罪的标准为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2级文物2件以下或者3级文物3件以上8件以下。因此，当犯罪对象是可以视为文物的珍贵野生动物制品时，如果达到走私文物罪的数量标准但未达到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数额标准，应按照走私文物罪定罪处罚；如果达到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数额标准但未达到走私文物罪的数量标准，应按照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
（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罪数问题
被告若同时触犯非法狩猎罪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两个罪名，实践中存在数罪并罚和择一重罪处罚两种观点。[8]以样本中代某在浦东新区用翻网猎捕1只鸳鸯和4只绿翅鸭一案为例，鸳鸯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绿翅鸭属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是非法狩猎罪的犯罪对象。公诉方认为，代某的行为同時触犯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应当数罪并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仅实施使用翻网捕鸟的一个行为，成立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法院认为，两罪之间并非并列罪名，本案不能数罪并罚。被告人主观上基于一个概括故意，对捕获动物的种类并没有经过刻意选择，凡有经济效用的野生动物都是其捕获的对象。客观上，捕获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一般野生动物具有很大重合性，二者并发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一个网捕行为不能人为地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9]
笔者认为，择一重罪处罚并非对猎捕一般野生动物的行为不做评价。首先，择一重罪处罚体现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特殊保护，猎捕一般野生动物作为量刑情节从而得到评价。[10]其次，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法定刑相对较高，因此仅评价为重罪完全符合罪行相一致，避免对被告人一行为的重复评价。
（四）关于被告人主观“不知”的处理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破坏的是野生动物资源。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例，该罪客观构成要件中要求行为人明知犯罪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并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样本中共有54名被告人提出“不知”猎捕杀害的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自己辩解，但法院均未予以采纳。
被告人主观是否为“不知”，并非单纯以被告人的辩解作为依据，可通过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推定被告人“明知”。[11]主观方面的“明知”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证明方式，直接证明来源于被告人的直接供述，间接证明是通过被告人行为时留下的客观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来证明。推定行为人“明知”是证明责任的替代方式，实际上是将控方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当基础事实存在时就直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但由于推定并非根据逻辑和经验法则得出，推定的结论也有可能出现错误，因此必须让被告有足够辩解的机会，允许用相反的事实予以推翻，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12]
（五）非法狩猎罪与盗窃罪
对于偷猎其他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用于出售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还是非法狩猎罪存在争议，因为对罪名的定性不同可能导致量刑上的巨大差异。非法狩猎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但在盗窃罪中，盗窃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①
以第31号样本为例，犯罪嫌疑人三次共计捕获夜鹭346只，出售的价款超过3000元人民币，若从盗窃罪的角度来看，行为人盗窃数额较大且属于多次盗窃。但法院最终认定其为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两被告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本案中，即使最后认定为盗窃罪，根据售卖的价款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最后的量刑和非法狩猎罪的量刑也大致一致。但若非法狩猎用于售卖的价款达到数额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情节，此时若认定为盗窃罪，它的刑期应在3年以上，最高刑甚至达到无期徒刑；此时若认定为非法狩猎罪，最高刑只有3年，并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当一行为触犯非法狩猎罪但不能做到罪行相一致时，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更具有合理性，但样本中并未发现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的判决。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属环境犯罪范畴。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破坏野生动物案件多发生在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犯罪主体普遍为受教育程度较低、无业者和农民为主的高龄男性。野生动物相关保护部门应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教育宣传工作，加大对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监管力度，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属于环境犯罪，环境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其侵犯了国家对环境资源管理秩序的同时，还侵犯了生态法益。因此，可通过对环境犯罪的专门研究来推动破坏境资源犯罪的专章立法。
样本案例涉及一审、二审，并未出现再审情况。二审大多是共犯中部分行为人以自己量刑或罚金过重、主观不知、起次要作用等疑问提起。各地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的确存在量刑不统一、罚金悬殊过大等问题。因此，统一主刑和附加刑的适用标准，准确分清主从犯，仍是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新《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了野生动物制品的范围，但《解释》对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是否属于犯罪对象的规定仍存在不合理之处，从保护野生动物角度出发，应对“野生动物”做扩大解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还有可能与走私文物罪成立想象竞合或者数罪并罚，因此应结合数量和价值来确定罪名。
样本案例中被告人出现很多“不知”的辩解，因此加强监管和处罚的同时要做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宣传工作。同时，为解决各地法院对“不知”处理情况的不统一问题，应尽快建立统一的司法实践标准，让案件“明知”的证明标准得以规范。推定“明知”是证明责任的替代方式，推定的主要作用是为了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证明，免除或者转移证明责任，但要保证被告人有足够的机会辩解，避免主观归罪。[13]
本实证研究通过数据分析来发现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犯罪规律，比通常的规范性研究方法更具有数据说服力。以上实证研究仅涉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中的部分问题，限于篇幅原因不能一一展开，后期还可结合新《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不当放生、野生动物价值衡定标准、非法狩猎禁用工具等问题展开论述。通过数据研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明确法律适用的统一标准乃是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爱年，韩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环境法[m].法律出版社，2005.182，192.
[2]王宽武.中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及保护问题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2011，（02）：171.
[3]刘家琛.刑法分解适用集成[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251-1258.
[4]陈建清.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J].法学评论，2007，（05）.
[5]彭文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疑难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15，（06）.
[6]崔宇航.关于完善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思考[J].森林公安，2012，（04）.
[7]曹坚，樊彦敏.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犯罪案件司法实践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2，（07）：64-71.
[8]叶菊芬.非法狩猎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时的罪数认定[J].人民司法，2012，（10）.
[9]唐稷尧，詹坚强.本源、价值与借鉴——评期待可能性理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06）.
[10]钱毅.试论犯罪情节也是犯罪構成的共同要件[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04）.
[11]刘之雄.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J].法学评论，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