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1
关键词:知识产权;服装设计;保护
服装设计属于艺术设计之一，它以实现服装功能为前提，是用织物或其他材料对服装进行艺术塑造并加以表现的过程。优秀的服装设计是凝结着服装设计者的智慧和汗水，属于人类创造性智力活动的成果，理应受到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
一、我国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现有途径
目前，无论是《著作权法》还是《专利法》、《商标法》都未对服装设计的保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根据服装设计的应有内涵，在我国现有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内，至少有以下四种途径可以为服装设计提供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一）著作权法可保护服装设计图及样衣等
在服装设计的一系列过程中，会形成包括示意图、设计图、模型和样板样衣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只要符合著作权法有关作品的条件，具备可复制性、独创性等特点就可以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之规定寻求著作权法的保护。能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具有保护期限长、无需履行任何手续、权利范围较宽等优势。
（二）服装设计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是我国《专利法》针对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所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服装设计就是服装工业中服装产品的外观设计，它是对服装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的新设计，可以获得专利法的保护。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必须满足“新颖性”、“明显区别性”与“合法性”等实质性条件，为当一款服装设计符合这些条件时，就可以申请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并以此予以保护。专利法的保护具有权利范围明确、排他性强等优势。
（三）商标法对服装设计的间接保护
《商标法》规定了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和禁止权，而且禁止权的效力大于专用权。商标所有人不但有权禁止他人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禁止他人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实践中，假冒、仿冒产品往往伴随着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服装设计领域的抄袭、仿冒也不例外。因此，服装生产者及服装设计者打击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可以实现对服装设计的间接保护，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服装设计的兜底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服装设计亦可以提供兜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规定了对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等的保护以及对知名企业名称或姓名的保护，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服装设计产品和服装生产企业。对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止，可以起到对服装设计提供兜底保护的作用。
二、我国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困境
由通过前文所述可见，我国现有法律中，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甚至反不正当竞争法都可以对服装设计提供或多或少的各种保护。但这种看似多条的保护途径，既会产生所谓的“权利竞合”与“权利冲突”，也会造成一定的“权利空白”或者权利事实上的无法主张与实现。
（一）著作权服装设计保护的不确定性
首先，著作权的相对排他效力，仅仅有权禁止他人的复制或抄袭，对于较高明的“剽窃”和他人独立完成的相同或相似作品则无权禁止。1999年，发生在我国的“胡三三与裘海索、中国美术馆著作权纠纷案”就是典型一例，该案二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的服装设计属于造型艺术品，应受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但同时认为胡三三与裘海索的服装均是各自独立设计完成的，虽然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原被告的服装设计作品在整体表现形式、情感表达、欣赏者感受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被告并没有抄袭原告的作品。这充分说明了判断者对标准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著作权保护服装设计的不确定性。其次，虽然服装设计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示意图、设计图、模型以及样板样衣等能以一些作品形式获得保护，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操作难度大，争议较多。例如，到底是保护服装示意图、设计图还是样板样衣？服装示意图、设计图、样板样衣是美术作品还是图形作品、模型作品？依据服装示意图、设计图、样板制作服装这种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属不属于复制？通过直接购买成品服装仿制侵权服装，是否侵犯了服装设计作品的复制权？等等。例如发生在2007年的“华斯裘革制品公司与无锡梦燕制衣公司、石家庄东方城市广场著作权纠纷案”，原告认为第一被告生产的两款裘衣侵犯了原告两张服装设计图的著作权。一审、二审法院以相同理由判决原告败诉，认为虽然原告的服装设计图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但被告生产的裘衣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调整。此案不但否定了成品服装属于作品，而且也认定了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不属于著作权法上的复制，从而为服装设计的著作权保护带来新的问题。最后，《著作权法》的自动保护原则虽然简便，但我国的大多数创作者往往因为缺乏法律保护意识，疏于存留证据，而造成在侵权诉讼中举证困难。比如，创作完成的时间？是否发表？等等。
（二）服装设计外观专利保护难达预期效果
首先，专利权的获得以申请为前提，服装设计所有者必须提供众多的申请文件，完成复杂的申请程序。服装生产企业要么在内部设立相关的部门负责，要么委托专业机构，都会增加生产成本。一般从申请到授权基本上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到那时该服装设计很可能早已过时，即使获得授权也已毫无意义。时效性决定了复杂的专利申请程序对服装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不利于的。其次，不进行实质审查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造成大多数服装外观设计专利的质量不高。申请服装类外观设计专利的大多是功能性服装，真正处于潮流前线的服装设计很少申请专利保护；同时，判断服装外观设计专利是否侵权的标准很难确定，因为服装设计必须满足服装实用性的需要，其差别往往就只能集中于局部和细节。最后，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是十年，这种固定的保护期，一方面对于那些经久不衰的服装设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大量的服装设计外观专利申请在刚刚获得授权后即以不缴纳专利年费的形式自动终止，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专利申请资源。
（三）商标法保护服装设计的有限性
用商标法保护服装设计的权利以侵权者擅自使用注册商标为前提，如果复制或仿冒者并未使用注册商标，也不存在其他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则商标法无法给服装设计者提供保护。如现实生活中，大量以“山寨”名义出现的仿版服装、“山寨婚纱”等。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模糊性
在服装企业无法用《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保护自己的服装设计时，就只能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保护，来考察侵权者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但现行法律对于是否构成知名商品的标准不明确，“傍名牌”、“搭便车”等行为极难认定。
三、我国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
在服装设计法律保护体系方面，我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当前，众多的服装设计得不到有效保护，被抄袭、被模仿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与我国服装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立足国情并借鉴国外经验，构筑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一）构筑以著作权法为核心的服装设计保护体系
无论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还是考虑到权利人的成本收益及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以著作权法为核心保护服装设计都是必由之路。因而笔者建议对著作权法进行相关修改完善以适应服装设计保护的现实需要。首先，应明确把服装规定为单独一类作品加以保护。即给予服装作品和建筑作品同样地保护地位，这样不但可以使服装设计图作为工程设计图得到保护，而且服装本身也可以得到和建筑物同样的保护。其次，对服装作品规定特殊的保护期。服装作品的生命周期一般较短暂，没有必要给予作者终生加死后五十年的保护期。建议采用《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最短保护期限二十五年，甚至还可以借鉴英法等国的经验确立一至三年的临时保护制度。
（二）以外观设计专利权提供双重保护模式完善服装设计保护体系
专利权作为知识产权中排他性、独占性最强的权利之一，在保护服装设计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提供给权利人双重保护模式的选择权，才能切实完善地保护服装设计者的权利。循此思路建议对外观设计专利权进行相应完善。首先，尽量缩短服装设计专利的审查周期。其次，引入实质审查，提高服装外观设计专利的显著性标准。同时，对于双重保护模式下的“权利竞合”的解决，应以不重复保护为原则，即一旦权利人选择以外观设计专利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则保护期限届满后将不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三）以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服装设计保护体系的补充
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服装设计保护体系中也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服装设计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永无止境，完善的服装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必将极大地激励服装设计创作，推进我国服装产业的发展，丰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庄静．服装艺术设计．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
[2]廖子珣．服装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8）．
[3]谢帅．论服装设计的著作权保护．商业文化．2016（23）．
[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胡三三诉裘海索、中国美术馆著作权纠纷案，(1999)一中知初宇第145号．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2
关键词：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4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77-03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令世界瞩目。2008年我国制定了农业知识产权发展纲要，强调知识产权对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已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却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和缺憾。
一、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现状
依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称tRipS协议)规定的著作权及其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植物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公开的信息等八种知识产权，我国将其划归不同的行政机构来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了多元多层级的行政保护体制特点:所谓多元是指知识产权由不同的行政机构来保护，而多层级则是指各行政管理机构又分为中央和地方若干个管理层次。[1]
我国农业部、国家林业局负责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根据《专利法》第25条,动植物品种是不属于可申请专利保护的客体,但植物新品种却能享受类似专利的保护，这集中体现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这一行政法规中。依该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新品种保护审批机关对经过人工培育或发现并加以开发的野生植物的新品种，依据授权条件，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决定该品种能否被授予品种权。植物新品种权也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条，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条例规定的植物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具体而言,就是由国家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和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分别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和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规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新品种权。
地理标志也称为原产地名称，原产地名称产品所具有的质量、声誉在本质上取决于其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因此，它必须经审核批准才能以原产地名称进行命名。根据自2005年7月15日起施行的《原产地名称产品保护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原产地名称产品保护工作。主要包括原产地名称产品的申请受理、审核批准、原产地专用标志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据统计，自1999年8月以来截至2004年4月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注册登记的原产地产品有110多件。
此外，商标局依照《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对地理标志进行管理和保护。国家工商局依据《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于1994年12月30日公布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自1995年3月1日起，商标局将原产地名称纳入证明商标的注册和管理范围。在1999年8月以前，我国对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进行管理和保护的行政管理部门只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家。
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提高了地理标志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层级，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范围。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国家工商总局随后修订并重新公布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据统计，自1995年3月1日以来至2004年4月底，在商标局注册登记的把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商标有120多件。
二、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工作由诸多专门机关分别负责，这种制度设计的优点在于分工较细,相应的机构职责也较为明确,加之行政执法自身高效、便捷的特点,对充分保护农业知识产权意义重大。然而,这种分散管理形式也导致了行政保护主体多元,不易协调,行政管理成本过高,影响执法的效率和质量,这恰恰是当前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领域存在的核心问题。
1.行政保护的机构呈多元多层级的设置态势。目前我国涉及保护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机构有三家之多,各部门各自行政，形成多足鼎立的保护格局,突出表现为职能交叉和重复管理。以地理标志的认定为例，我国采用商标法和特别法保护的多重保护模式，一方面，对符合《商标法》规定条件的地理标志可以授予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另一方面，对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的产品则可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此外，《农业法》第23条规定: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可以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有关的标志,符合规定产地及生产规范要求的农产品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在此基础上，由农业部颁布并于2008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第4条明确规定，农业部负责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工作，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审查和专家评审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的受理和初审工作。由于各部门对地理标志的申请主体、认定标准及程序、保护方式等均存在差异，导致相关市场主体无所适从，从而背离了机构精简、高效便民的当代政府行政理念。[2]对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一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分由两个行政部门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监督管理，造成行政部门之间管理权限的冲突，而行政管理权限的争执和冲突也给地理标志管理和保护工作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由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显得零乱且分散，致使许多市场主体甚至专业人士都难以理清知识产权的具体管理机构及各部门的基本职能。在wto框架下,知识产权领域经常需要国际协调,但是其他国家地区及政府却常常无法确定该与我国众多管理机构中的那一个机构沟通更合适,因而造成很多不便。倘若某国要与我国建立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关系,就需要分别与我国的不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2.多元多层级的行政机构导致行政保护的成本急剧增加。如前所述，由于多部门的行政管理，致使我国现行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的管理状态下,无法形成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构。这种多元、多层级的行政保护体制，严重影响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与协作,一些执法机关因在职能和管辖权限上存在交叉、竞合与重叠,经常出现有利争办、无利推诿的现象,致使在执法过程中极易因执法依据、执法主体等问题发生扯皮与冲突。
由于各管理机构职能林立，致使权力分割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十分严重，整体行政效能不断下降。对行政相对人而言，遇到知识产权问题必须求助于多个行政管理部门。例如，在处理地理标志侵权纠纷过程中，若地方管理部门发现其中还含有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时,也只能就地理标志的管理问题进行处理，而同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商标侵权纠纷,却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处理，造成政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效率低下，相反，权利人维护权利的成本却急剧升高。同时，由于每一机构均配备相应的政务、党务、财务、后勤、人事等管理和服务部门,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设施及财政资金的浪费,增加了硬性的行政成本，又因各机构之间信息不能互通和共享，容易在授权与登记程序中造成权利冲突、重复授权、审查标准不统一等结果,无形中增加了软性的行政成本,行政成本的增加直接导致公众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支出上升，这显然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构。
3.行政保护职能的多头配置致使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所谓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冲突,是指由同一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依法产生的两项或两项以上并存的权利相互抵触的现象。这种权利冲突的产生,大多是因为不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不同的职能规范行使管理权能,对同一客体通过授权或认定为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而形成的。据调查，在商标局，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商标，又有相当一部分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注册登记原产地产品标志，从而导致同一产品同一地理标志所有权人不一致，产权归属不清，而引起权利冲突。如山东东阿阿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异议书中称：贵局在2002年第17号公告中将东阿阿胶认定为原产地标志并据此予以保护，这一结果使得另一企业与我公司一同作为原产地标志“东阿阿胶”的所有人，并且赋予其认定国内其他阿胶生产企业使用“东阿阿胶”、“东阿”标志的权利和资格。贵局的认定显然为他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我公司的注册商标，从而不正当地占有我公司的无形资产提供了依据。此异议虽然还有待于国家机关的认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在原产地标志保护方面的混乱状况。
两种管理和保护体制并存，两个部门同时在开展工作，使得一些企业或组织无所适从，不得不“双管齐下”，既申请注册商标来保护专用权，又申请使用原产地产品标志，如水井坊、绍兴黄酒、蒙山茶、金华火腿等。两种管理体制同时运行，不仅加重了企业或组织保护地理标志专用权的运行成本，还为如何协调证明商标专用权人与原产地域产品专用标志使用人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两种管理体制并存，尽管都是出于保护的目的，但权利冲突使得一些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反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三、积极完善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构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的贯彻与实施，也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积极重视并认真完善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制度成为当下甚为紧迫的任务。
1.完善相关立法是强化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前提。以地理标志为例，我国现行地理标志行政保护的冲突，是立法造成的，所以要规范现行地理标志行政保护的体制，就应首先完善相关的立法，依法理顺地理标志保护行政管理体制。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专门立法保护，以法国为代表，目前只有19个国家；二是将地理标志归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例如瑞典；三是采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这一立法形式为多数国家所重视和采用。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及欧盟等国都采用商标保护的方式。[3]另外，我国及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是马德里联盟的成员国，如将地理标志注册成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就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进行国际注册，从而利用国际注册快速、简便、经济的途径，使证明商标使用人的产品迅速走向国际市场，也有利于证明商标使用人在国际贸易中运用商标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2001年，新修订的《商标法》第3条、第16条明确规定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范围，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可见我国已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次上正式确立了地理标志的商标保护制度，这也与tRipS的有关规则是一致的。
在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确立以法律形式管理和保护地理标志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仍依据部门规章对原产地域产品进行注册与保护，这不仅在法理层面讲不通，而且与tRipS协议的有关规则相违背，也致使政府的多头管理成为可能。
依据《立法法》，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的规定。新《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实施后，有关部门仍依据部门规章《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注册登记原产地域产品，这不仅有悖于国务院提出的要保障法律法规全面、正确实施，保障法制统一、政令畅通的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还在法律的适用上违反了《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新《商标法》第2条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的工作。”第3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根据以上规定，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将地理标志的注册和管理的行政职权授予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部门，均无权对地理标志进行注册和管理。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没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依据。[4]
2.革新行政方式是有效落实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关键。除完善相关立法外，还必须加强和改善行政保护制度的薄弱环节，实现制度创新，革新行政方式。[5]
第一，加强行政指导功能。行政指导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采用非强制性的方式并附之以利益诱导，促使行政相对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行政方式。如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应当针对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人保护意识不强、方法不力的现状，引导和支持权利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向权利人提供培训等方面服务，协助权利人解决在保护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重点指导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提高其保护能力和水平。
第二，积极推进行政参与制度。行政相对人作为主体因素能动地参与行政权力行使过程，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行政参与制度，要求在有关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决策及实施过程中，行政相对人能够合法适当地参与其间，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
第三，保证行政信息的公开。加强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逐步开通提交电子申请书，缴纳申请费的网上通道，为申请人提供方便的申请渠道；发行各类农业知识产权方面的网络公报；建立各类农业知识产权的信息数据库和检索机制。通过定期官方信息为相对人提供信息服务，指导其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以增加产权收益和减少合法权益被侵害，从而促进农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
第四，完善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没有规定有关品种权保护的法定赔偿金额，对违法行为的界定也比较模糊，在具体执法时面临较大的困难。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对行政处罚的对象加以列举，同时，对于赔偿金额和罚款加以明确。此举不仅可以防止相同案件不同处理的情况出现，同时对于行政相对人也起到了教育和警示作用。
3.构建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联动机制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必由之路。在完善立法及革新行政保护方式的同时，还应当加强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工作。在强调政府主导下行政保护重要性的同时，还应充分尊重司法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权威地位，加强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信息互通及协调配合工作。[6]在制度上应适当调整，尽量避免类似行政程序对权利的审查和司法程序对侵权的判断的相互交错和不一致性，从而使两种保护手段在“双轨制”的框架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实践证明，“双轨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是成功的，行政保护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但司法保护也是不可或缺的。
为适应涉农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快速发展，农业部于2007年重新修订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简称《条例》），2010年颁布了《关于台湾地区申请人在大陆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暂行规定》，目前已启动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和《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的修订工作，正在制定《农业植物新品种命名规则》。此外，为积极应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发展的变化，要研究将《条例》上升为法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提高品种权保护水平，增强打击侵犯品种权的力度，落实品种权保护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和惠益分享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此外，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将品种权行政执法与种子市场监管相结合，通过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吊销种子销售许可证，创建保护品种权的快速通道，不但能够较好地制止侵权假冒行为的滋生，维护品种权人的合法利益，还能及时从源头上消除品种权侵权行为带来的其他不良影响。[7]
遏制和减少侵犯农业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是一项社会综合治理工程，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多部门的配合协作。多年来，行政机关在查处品种权侵权假冒案件时，及时与司法部门沟通，及时移交大案要案；法院在审理品种权侵权或假冒案件时，对于涉及复杂的育种技术或繁殖材料鉴定，农业行政机关也积极给予配合与技术支持。[8]通过这一合作机制，双方在品种权制度完善、侵权认定标准、损害赔偿计算、侵权鉴定技术与方法、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及侵权物的处理等方面，形成了众多合作成果。由此可知，农业知识产权需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轮驱动，形成有效联动，只有这样，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单晓光,王珍愚.各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启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8(3).
[2]董希凡.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中外比较研究[J].知识产权,2006,(3).
[3]罗伯特•a•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927-968.
[4]2011-09-16访问.
[5]戴琳.论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及行政管理机构设置[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23(6).
[6]刘峰.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实务的“双轨制”[J].电子知识产权,2008,(3).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3
通过分析导电纤维技术的市场发展现状、全球重点生产企业分布和关键专利核心技术，结合导电纤维市场需求格局，重点介绍了关键研发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期为企业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导电纤维的创新成果提供参考。
关键词：导电纤维；技术；市场研发；专利
引言
作为一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导电纤维既具有导电成分十分优异的电学性能，又兼备纺织纤维的柔韧可加工性[1]，其问世以来，市场化发展已有5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其市场研发和应用已逐渐趋于成熟阶段。导电纤维除了优良的纺织性能外，还具有优异的导电性能可以用来消除静电、吸收电磁波，而且在化纤制品的防静电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2]；因此它不仅可用于石油化工、军工等行业的防静电防爆服，而且还可用于制备微电子、医药、食品、通信、精密仪器、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无尘无菌服。此外，它还是民用服装及尼龙BFC地毯等内饰产品中提高产品档次及附加值的重要纤维原料。
目前，导电纤维已不仅仅成为纺织领域的市场研究和开发对象，而且导电纤维的电信号探测和传输性能在测量技术应用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方面，它已成为本世纪智能材料首选的信息传感及传输的理想载体。因此，导电纤维作为一类重要的智能纤维，在国内外的专利申请保护方面涉及多个领域，而绝大多数专利是根据纤维市场需求而派生出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新产品[3]。因而，全球导电纤维技术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需求相互结合是该类纤维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导电纤维新品种的不断研发和专利保护，导电纤维作为智能纤维在纺织服装、传感器、医用及其他各领域表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现今许多导电纤维已在航天、航空、汽车、电子、机械、化工、通信、建筑、医疗、轻纺、军工和民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而且导电纤维被认为是高科技领域中新型工业智能材料的典型代表，为世人所瞩目。更重要的是，导电纤维产业在发达国家支柱产业升级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传统材料的更新换代也有重大意义，对国防军工和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文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化纤市场行业发展统计数据，以及利用相关专利分类号结合关键词，通过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Dwpi）在中、美、欧、日等国的知识产权局申请的专利数据库检索后，分析筛选得到的涉及导电纤维核心技术的449篇有效专利文献作为研究分析来源，通过对国内外导电纤维市场及其专利核心技术的关联性，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导电纤维技术生命周期和重点技术领域市场分布，从中发现其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为该领域内相关企业对市场需求类型、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和知识产权保护方向提供参考依据。
1导电纤维技术的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据统计，2000年到2012年，世界纤维加工总量增长将近一倍，扣除中国纤维加工总量的增长后，世界纤维加工量则下降近20%；但是，化学纤维产量从694.2万吨，增长到3867万吨，增长4倍多；其中，导电类纤维的产量由61万吨，增长到近420万吨，增长近6倍，显然，随着国内外导电类纤维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其未来的需求量必将出现急剧攀升。
目前世界各国市场中的导电纤维类别主要是金属型、炭黑型、金属化合物型和导电高分子型纤维；其中，以加工成本较低的炭黑型纤维和应用范围较广的导电高分子型纤维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其应用领域也从最初的军工、民用防静电扩展到通信导电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
1.1全球导电纤维市场重点生产企业分布分析
全球导电类纤维的生产厂商主要有日本的可乐丽、东丽、钟纺、大和合纤、帝人、三菱人造丝、三菱化学、KB世联、大塚化学等株式会社，美国的首诺、杜邦、帕克?汉尼芬、索罗蒂亚、阿姆斯特朗世界工业等公司，欧洲的阿克马、埃尔夫阿托、兰托、兰爱克谢斯、贝卡尔特等公司，韩国的晓星、LG化学、韩一合纤等株式会社，国内的北京中纺优丝特种纤维科技、江苏省纺织研究所等。其中，日本生产厂商以导电、抗静电性能优良的炭黑型和金属镀层型纤维占据这两种类型纤维高端产品的市场；美国和欧洲生产厂商在化纤基导电高分子纤维上占据该类纤维的近八成市场；近两年，韩国生产厂商和日本生产厂商中的可乐丽株式会社目前正在进军金属化合物型和导电高分子型纤维市场；欧洲比利时的贝卡尔特股份有限公司几乎占据了国际上超高导电性能不锈钢导电纤维的整个市场；而相比而言，国内生产厂商的产品仅涉及不锈钢纤维、聚合物碳母粒混合纤维以及科研院所刚研发出来的低导电率导电聚合物纤维，只能满足低端产品市场的需要，无法进军高端导电纤维市场。由于国内生产的所有类型的导电纤维产品的导电性能均不高，其在导电、防静电重要性能电阻率参数方面就与国外大公司产品差距100到10000倍，无法满足各领域对其性能的要求，导致国内市场对高端导电纤维产品的需要基本全部靠进口。
1.2国内外导电纤维技术研发现状和总体趋势研究
专利文献是科技创新的一种记录，它能够反映技术发展的最新情况，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和综合性等独特的优越性。充分系统地利用专利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科研效率，挖掘技术空白点，寻找新的技术突破口。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F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1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商标权和禁止不正当竞争权以及一些其它智力成果权等，是工商业活动中的标记所有人或者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它是人们以智力或者知识成果的方式取得的权利。
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意义
1.推动我国知识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产权经济建立的最主要法律保障，知识经济的建立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正常运行的推动力，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主要体现在：(1)知识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知识产权进行保护；(2)知识经济的建立需要知识产权进行保护；(3)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知识产权进行保护[1]。
2.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知识产权。企业战略同知识产权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知识产权等同于知识资本的子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要素。因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早已从本质上改变了竞争的意味，知识产权已经变为知识经济时代主要的创造新竞争优势和生产要素的基础，然而这种无法察觉的智慧创造活动一定会成为本世纪最具价值潜力的财产形式。目前，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占80％以上，已取代初级产品。然而，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中，我国主要依靠国外零部件进口，使用国外关键设备、核心技术，做一些组装或进料加工的低技术含量工作。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低价格、低成本优势，主要是在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和产业中体现。即使那些中外合资企业，核心技术仍主要由外方掌握，我国企业始终处于被动低位。倘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不能掌握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仍然有很大被边缘化的可能性。所以，我国一定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应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壁垒
最近几年以来，科技进步飞快，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持续增强，依靠科技优势，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形成贸易壁垒的方式已经被世界各国领导高度关注和重视。所谓知识产权壁垒就是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口号，对那些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专利产品，和那些享有著作权的唱片、计算机软件、书籍等实行进口限制，或依靠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对我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知识产权壁垒的实施手段相对隐秘，具有极强的歧视性和报复性。在国际贸易中面对世界各国跨国巨头的竞争压力，我国企业只有充分开发自己技术上的优势，掌握自主的核心技术，才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留有一席之地。
三、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1.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立法保护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和法律三个部分构成。专门法律主要有《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专门行政法规包括《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专门行政规章包括《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等。除此之外，我国的刑法、民法、国际贸易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包含了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规定。我国在不断对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进行建立健全的时候，也根据某些特殊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相应修改。另外，我国根据现实情况积极研究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法规、新法律。
2.我国知识产权平行进口状况
迄今为止，在知识产权平行进口的问题方面，我国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在商标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上，我国仍未出台有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这个领域还是空白。对有关的部门法规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目前平行进口问题的无法可依的状态。因为我国目前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中也属于低价位国家，因此我国并没有涉及到很多的平行进口的案件。但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和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进口产品的数量和渠道必然会有巨大提高，知识产权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就会变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了[2]。
四、完善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
1.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面对着当今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大潮，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是保证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参与到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会给先进技术的引进增加不少困难，但如果仅仅为维护民族利益而放弃参与的机会，那我们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我国一定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从而以尽快与tRipS协定接轨。
2.重视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运用
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就要注意到tRipS对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还要对主要贸易国相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也要有一定了解，掌握他们的主要法律规定、立法趋势和法院的判例，才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撞入知识产权壁垒的可能性。同时，从事进口业务的外贸经营者，还要注意到进口的货物有没有侵犯本国专利权人的权利。如果进口的产品在国内具有有效的专利权，还要在取得本国专利权人的允许之后，才可对该产品进行进口。
3.建立预警维权机制
专利预警机制的主要职能需要有：采集和分析与中国国际贸易相关的重要专利信息，并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进行相应的专业处理；调查国内重要产品出口市场对该产品的专利申请状况，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调整情况，对中国一些出口产品进行遭遇专利侵权诉讼等一些贸易风险的分析等，还要使用设定某些的参数来完善预警系统。专利预警机制需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商务部联合构建，并充分发挥两者的比较优势。同时，完善该机制还要建立与企业之间与政府部门以及中介组织之间即时信息沟通的渠道，确保信息交流的及时[3]。
4.开发利用自主知识产权
从国内创新同知识产权的关系分析，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直接引进知识产权；二是通过联合创新(即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产学研相结合)获得知识产权；三是通过自主创新获得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刘亚军,张念念.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的解读与启示——以利益平衡为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4).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利益平衡 专有性 公共利益
在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着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权利与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法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对具有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双重属性的知识产品的使用、分配和利益分享做出合理的安排，以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公平正义价值目标。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提出利益平衡论可以作为建立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
（一）
“在法的创制过程中，认识各种社会利益是法的创制活动的起点……对各种利益作出取舍和协调，是法的创制的关键。”1作为协调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知识产品中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的知识产权法更不例外。从“利益”的角度考察，可以将知识产权法看成是在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法律选择和整合。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是国家平衡知识产权人的专有利益或者说垄断利益与社会公众接近知识和信息的公众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促进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毋庸指出，人类社会的创造性活动在很早即已存在。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智力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存在。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矛盾和冲突表现愈来愈激烈，在客观上提出了以有效的方式加以协调的需要，于是知识产权法在几百年前诞生了。这种制度，一开始就是作为协调和平衡知识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平衡知识创造者的专有利益或者说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而出现的。
知识产权法是一种激励知识创造，促进科技、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法律制度。社会的发展需要丰富多样的知识产品。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对知识产品的专有权是激励知识产品生产的重要法律机制。无论是从知识产权的劳动理论还是经济学理论2等视角看，知识产权这种私权的授予和保护具有充分的正当性。然而，知识产权法这种产权制度的运行是有代价的，这表现为专有权的授予限制了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此，需要在知识专有权和知识共享权之间进行利益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在几百年的知识产权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一项根本的指导原则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国外有关著作权、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的案件，无不表明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原则通3过司法实践得到了发展，回过头来又明确地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和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国内外有关学术观点则表明，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原则与机制越来越达成共识。在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历史发4展过程中，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发展的主旋律。知识产权在历史上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张，这种扩张的背后即是利益平衡机制在起作用。在当代的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利益平衡依然是知识产权法上永恒的主题。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明文规定应当促进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序言部分则将“保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作为公约的重要目的。这可以说是国际上对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原则达成共识的标志。
（二）
在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的总体框架中，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构成了利益平衡的核心内容，也是本文主张以利益平衡建立知识产权法理论基础的主线。法律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知识产权法也不例外。由于在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知识产权法需要在这些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进行协调，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这是因为，在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利益关系中，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是这种利益关系的核心，而基于知识产权的法定专有性，知识产权人的专有利益与社会公众接近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品的利益是冲突和矛盾的——知识产权直接表现为对他人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情况之外未经许可使用行为的禁止。知识产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知识产权法不可能只对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这两种冲突的利益之一加以保护，而必须本着既有利于刺激知识产品的创造又有利于知识产品被公众接近、利用、传播的原则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为此，就必须在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平衡。
知识产权法本身是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旨在激励知识创造和对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的平衡。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石。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很强公共利益性质的私权也表明，需要在知识产权法中的个人利益特别是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和协调的关系。知识产权法通过平衡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知识产权法公平、正义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利益平衡也是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知识产权法本着这一原则，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合理权益，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实现既鼓励知识创造又促进公众对知识产品接近的关键。知识产权法也只有在对利益平衡目标的不断追求中，才能实现对社会资源最合理的配置。
由于在知识产权法中，激励知识创造与确保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法需求是知识产权法中的一个主要矛盾，通过透析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公共利益以及知识产权的立法目标研究知识产权法中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变得很重要。这种平衡反映了知识产权法是一种激励知识创造特别是智力创造的机制和协调、平衡利益关系的调节机制。从这种平衡中，可以对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制度框架做出完整的认识，特别是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价值构造与制度设计原则。
利益平衡在实质上反映了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和适当的分配。通过分析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原理以及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著作权人的利益、专利权人的利益、商标权人的利益、商业秘密权人的利益与相应的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主要体现为知识产权立法设计上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和利益与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情况下做出公正的、适度的、合理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确立知识产权专有领域和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适当、合理的界限。
进一步说，从知识产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知识产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充分与有效，是发挥知识产权法激励机制的前提。知识产权法作为一种规范知识产品归属、市场流转、利用的法律制度，其直接目的是充分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概念本身也体现了对知识产权这种法定垄断权的依法确认和保护。但是，这只是知识产权的利益天平的一面。另一面即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度和合理”的问题。根据法理学原理，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表明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者说平衡点。在知识产权法中，同样存在这一平衡点。具体体现在知识产权法的规范要求上则是对知识产权的适当而合理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度和合理要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保护严重不足，而是应当维持一种适当的保护水准。从知识产权本身的权利配置看，适度和合理要求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设置既保障了激励知识创造的需要，又使得知识产权的授予不至于成为社会公众接近知识和信息的障碍。私权保护是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的前提，“适度和合理”保护的要求则使知识产权的私权保护受到利益平衡原则的制约，即知识产权人的私权保护不能超越知识产权法需要保障的利益平衡目标。
不仅如此，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看，这种权利设置与作为知识产权法的替代机制的其他制度相比，知识产权法在总的社会效用上、在增进社会的总的福利上，应当是具有最佳效果的。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在激励对知识创造的利益与知识产权垄断权对社会公众利用知识和信息限制的社会成本之间相比，其取得的社会净利益仍然大于允许知识产品被自由使用的“社会所有权”环境下的对知识产品使用的利益。虽然要精确地“计算”现行的知识产权法界定的专有权范围是否代表了在激励和接近之间的理想的平衡是很困难的，这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样一种平衡。
（三）
从平衡的性质上看，它既表现为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状态。在从利益平衡角度审视和认知知识产权法时，也需要认识到平衡的这一性质。知识产权法作为一种过程的平衡表现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由于理想的平衡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对这种状况的不断追求就是知识产权法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知识产权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都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旦这种环境和条件被改变，原有的平衡状况将被打破、原有的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就会变得不适当，这就需要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重构利益平衡机制，如实行对知识产权限制的反限制来重新协调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本文研究的知识产权法之利益平衡本身也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静态的平衡。作为一种状态，它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在对知识产品权益分配、权利义务关系总体上的和谐协调。就作为一种状态的平衡来说，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体现为一系列情势，并具体反映在知识产权法制度设计中。具体地说，作为状况的平衡主要体现为：
一是知识产权的有限专有与最终进入公有领域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或者说有效期的限制。知识产权专门法律规定知识产权具有有限的保护期，其目的在于避免知识产权私权永久性地被个人占有，使知识产品来源于社会而最终又回归于社会，使社会公众最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获取知识和信息。正如Davidnimmer在剖析著作权公共利益问题时所指出的一样：根据著作权法的传统的公共利益原理，代表公有领域的作品成为人类的继承物的一部分，并且著作权只是在通向更大利益的道路中报偿作者的一个临时的站台。5可以说，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是实现知识产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平衡的一种重要制度机制。美国国会报告即讨论过在确定著作权的适当的期限上的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机制。6
二是知识产权的权能均衡。权能均衡是指“各行为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之种类、数量处于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7本文所称的知识产权是一个类称，它是由一系列专有权构成的一个权利系统。知识产权每一个权能的设立，都需要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状况。并且，每增加一个知识产权的权能，需要在这一权能层次上实现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权利所有人的专有权与受权利人控制的社会公众的合法需求的平衡。知识产权的扩张，无不体现了这一情况。8知识产权的权能均衡，一般地说需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是社会发展出现了使用知识产品的新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严重地影响到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法却没有及时增加新的权能；二是盲目追求知识产权的扩张，使一定时期授予知识产权的权能太多，以致引起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冲突。
三是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方式的平衡。这种平衡也是知识产权法涉及利益平衡的最广泛和关键的内容。该平衡体现在知识产权人方面就是，知识产权人在行使自己的专有权时，以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为前提。知识产权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公众也应当保障权利的正常行使。但是，权利的行使不能因此影响到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正常利用。如商标的保护范围在传统上通过通用化原则、描述性原则等受到限制，这将商标保护范围限制为商业性质的、市场交易领域。在不是这些领域的使用范围时，商标权人原则上不能干预。就著作权行使来说，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能阻止他人为学术研究、教育等目的使用其著作权作品。就专利权的行使来说，专利权人也不得垄断技术排斥他人对技术的正常接近和使用。
（四）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利益平衡角度“解读”知识产权法时，有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平衡总是与不平衡相伴，与不平衡构成一对矛盾；而且平衡只是一种暂时的和相对的平衡，不平衡才是知识产权利益关系状态的特征。应当看到，从平衡与不平衡这对矛盾来看，在以利益平衡作为知识产权法的基石时，并没有否认不平衡的现实性。主张平衡，正是因为存在不平衡（失衡）。在存在失衡状况时，才有必要实现平衡。尽管基于平衡是暂时的现象和状态而可能随时被打破，却不能因为这种“暂时”的平衡而否认平衡的价值——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会在新的环境下形成新的平衡。另外，平衡的相对性也表明平衡是有条件的。平衡的条件性对研究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有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利益平衡有条件限制，为了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目标，就需要创建并维持平衡的一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实现“利益—权利”协调机制的平衡条件。像知识产权制度中的权利归属制度、权利限制制度、权利有限保护期制度、权利许可和转让制度、权利救济制度等就是体现。没有这些制度保障，或者这些制度之一部分不太完善，知识产权法的有条件的利益平衡就难以实现。
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也正是在利益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中发展的，而总体上是趋向于平衡的。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极大的关系。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知识产权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状态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趋向就是原来的知识产权法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状态走向失衡状态。为了使知识产权法在新的环境下继续协调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关系，以产生理想的社会效用，这就需要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重新规制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义务。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之继续成为鼓励知识创造和扩散、促进文化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制度。这里所说的调整和重新规制，一般体现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修改和完善。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到，为何与其他的法律制度相比，知识产权法的修改比较频繁。
另外，对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与原理的探讨，一般是以知识产权的几部专门法律即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商业秘密法为例剖析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技术的发展，能够纳入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像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软件、生物技术发明等，迄今为止已经在知识产权法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样就提出了上述四部知识产权专门法以外的知识产权法，是否也同时适用本文分析的利益平衡原理，以及新出现的客体是否也适用知识产权法的一般利益平衡原理的问题。应当说，本文探讨的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理，原则上是同样适合于其他知识产权法的，只是在不同的知识产权法中，权利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表现各不相同。一般地说，属于其他创作性成果类别的，像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其立法保护在利益平衡机制上更接近于专利法、著作权法——在智力创造者的权利和公众接近、利用这些智力成果的权利及在此基础上的更广泛的促进知识、信息、技术、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使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而属于其他标识性类别的，像厂商名称、货源标记、原产地名称之类，其立法保护在利益平衡机制上更接近于商标法——识别标志权人的权利与消费者利益、竞争厂商的利益及在此基础上的促进有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公共利益的平衡。从这里不难理解为何像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律、集成电路保护法律和植物品种保护法律规定了类似于专利法或著作权法的内容，特别是对专有权利的确保和对权利的适当限制，而像厂商名称、货源标记、原产地名称之类的保护法律则在注重对这些名称或标记权利人保护的同时更注重防止名称或标记被混淆而导致消费者受损和竞争秩序的混乱，从而维护了在保护广大消费者和有效竞争基础之上更广泛的公共利益。
（五）
本文需要指出，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原则和机制总是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的。这是由于利益平衡作为平衡的范畴，它也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环境中，一定时期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在价值取向上相对来说有所侧重。例如，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和文化发展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法相比，在利益平衡的天平上可能更加倾向于公众接近和使用知识与信息的利益。在知识产权法上表现为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略低，而对专有权的限制较多。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这种利益的天平则有向权利人倾斜的趋势，当然这与在知识产权国际化影响下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一定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6
关键词：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我国加入wto以后，在以高科技为主要内容、以知识产权为保障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国的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生物医药企业不可避免地要同积累了丰富知识产权保护经验、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的发达国家企业进行竞争。就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状况而言，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十分严峻。
一、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一)知识产权保护的品种少，质量差。我国医药企业多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仿制国外药品，由于科研水平较低、研究与开发投入严重不足，致使新药开发能力弱。“八五”期间开发的1500多种新药，70种为一类新药，但仅有2种具有独立的分子结构，为世界公认的创新药品更是凤毛麟角。同时，在我国临床医疗所使用的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中，主要有47大类、3000多个品种、11000多种规格的产品，但产品主要集中在常规设备等中低档医疗器械，而高档产品的生产较少，并在技术方面较为落后，严重影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知识产权制度对作为知识产品“生产基地”的医学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临床医院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但这一功能还没有被生物医药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所认识，不少人对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含义知之甚少。这种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淡漠反映在对无偿使用别人的成果习以为常，对自己的成果被别人仿冒、抄袭不以为然。这一现象应引起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三)人员流失导致知识产权流失严重。近年来，由于科研人员流动数量日益增多，导致高校、科研院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流失状况日益严重，这不仅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侵犯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权益，而且直接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
(四)管理不严导致知识产权无法保护。现在，大多数科技成果转化采用技术转让方式。在这种合作中，由于合同签订不规范，责、权、利不清，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导致有意或无意的造成资产流失，同时不少管理者对这种现象并不介意，采取默认态度，造成知识产权无法保护的局面。
二、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十几年的时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初步与国际接轨，但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观念的转变、执法机制的形成、管理制度的完善、法律知识的普及、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司法、行政执法、行政管理、实施监督和法律咨询服务等方面，仍存在空白，需要加快填补，使之臻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要解决立法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执法问题。一方面要严肃查处各类侵权、假冒等违法活动，逐步优化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扶植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努力提高医药行业企事业单位自身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
(二)提高全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与水平。针对当前生物医药企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趋势，要提高全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整体水平，深刻认识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的重要价值及其在开拓、占领国内外市场、保护竞争优势和发展后劲方面的积极作用，要从企事业单位科研、经营策略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和看待知识产权问题。
(三)充分发挥我国中医药企业的优势。尽管我国在生物制药领域优势不大，但在中医药领域发展前景却很广阔。一是由于化学药物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化学药物将逐渐淡出而代之以生物制药和中药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二是医学模式的改变决定药物治疗的目的已由直接杀伤外源病原体转化为调整生物体自身功能，这正是中医药的优势所在。三是由于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增加、老龄化社会来临，导致疾病谱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化学药物已远不能满足需要。近几年来，在“崇尚自然”的潮流下，包括欧美在内的各国，把希望投向我国的中医药。随着各国有关法规的建立健全，中医药进入医疗主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四是在西欧，中医药已被列入医疗保险体系。在美国，由于民众对中医药需求日盛，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拟定了一部《天然药物法规指南》，颁布实施后，处于“支流”状况的中医药将转向“主流”药品。这为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中医药是我国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欧美国家已加大投入进行研究开发。如美国每年投资近1000万美元在科研机构设立“替代医学”博士后流动站，主要从事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在应用中药治疗癌症、疼痛、艾滋病等方面已取得进展，这给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现有35大类、43种剂型、5000多种中成药，经过长期临床应用，许多方面优于西药。如果能开发出三效(速效、长效、高效)、三小(毒性小、副作用小、用量小)、三便(储存方便、携带方便、服用方便)的中成药，将大大提高我国医药企业的竞争能力。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7
关键词：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专利战略；对策
医药产业被称为高科技产业，具有高度知识技术密集、高度资金密集、高附加值、社会效益好、风险大、增长快、产品寿命周期短等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医药领域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经成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依赖性最高并关系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命脉的关键领域。但是由于我国医药研发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弱、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的实施晚于欧美发达国家数10年，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时间短，目前多数国内药企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都是在探索中寻找适合自己企业的保护策划。本文从我国医药知识产权的现状入手，尝试提出一些应对措施。
1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问题
1.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我国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实施以来，虽然全国上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宣传和普及措施，但效果不大，仍有不少医药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知之甚少，重成果，轻产权的现象普遍存在[1]。由于实施时间较短，人们对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了解的度有限，因而在认识上仍然存在某些误区，例如有些人认为文章比专利重要，广告、销售比专利、商标重要；商业秘密比专利重要等[2]。因此，许多发明、创造等得不到有效的专利保护，整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
1.2知识产权战略意识不强我国医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同医药企业发展经营战略多是相互割裂的，不能有效的为企业发展提供指导和帮助，我国医药企业往往是为了保护而保护，缺少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战略规划一环的认识，导致我国医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尤其面临知识产权诉讼时，极少有企业可以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另外，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体系的构建十分不完善，我国医药企业大部分没有设立单独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通常只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申报和简单的管理流程，缺少知识产权开发、运营过程相关管理制度的建设[3，8]。
1.3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匮乏在药物开发时，避免拟立项的新药研发项目可能侵犯相关药品专利权，即要了解相关药品的知识产权状况，查全专利并对其核心的化合物专利、晶型专利、目标适应症专利、拟采用的合成工艺专利、制剂专利的地域分布、保护期限、是否中国授权等真实的法律状态信息和授权的保护范围并作出侵权风险分析。由于我国医药企业精通专利的专业人才奇缺，只能求助与社会上一些专利机构。由于社会专利人员的知识结构问题，对药品专利业务工作并不精通，另外由于化学药物通常在上万个候选化合物中选择出一种具有活性的化合物用作药用，通常在临床前或临床阶段没有通用名，仅有iUpaC命名，而有些药物的化合物专利已markush（通式）结构呈现，如果仅利用关键词检索，很容易造成错检漏检。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和财产名誉损失。
2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对策
2.1掌握专利知识，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知识产权集法律、技术、经济于一体，开展知识产权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因此开展知识产权培训是提升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的必备手段[4]。重点对一线研发和技术人员定期进行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涉及专利新颖性，创造性、一般的侵权原则以及专利数据库使用、检索技巧等的培训，使相关的技术人员对专利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的认识，能很好的在研发中发现新的创新点，及时申请专利，利于企业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另外，公司领导要重视知识产权工作，领导不仅要具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且具备一定的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这将直接决定企业的专利策略部署和知识产权战略是否能顺利实施。
2.2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企业应该设立单独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建立并完善企业内部的专利管理制度，涉及新药立项前的查全专利，新产品立项时的专利可行性分析，后续研发中创新点的新颖性与创造性的评估，专利申请、专利信息调研、以及产品在生产、销售等环节中追踪等，都要有相应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和相应的管理制度，以及高水平的专利管理人员，并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办事。才能够在涉及专利事务时有章可循，降低侵权风险，并能很好的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知识产权资源，使企业的知识产权事务良性发展。
2.3培养和引进知识产权人才在多数专利机构中，具体人员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员的知识背景也与医药行业相差很大，无法满足企业实施专利战略的需要。另外，我国多数药企都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部和相应的专职专利人员，一些大公司即便有专利部门，工作人员的数量少，素质也很难保证[5]。加之，新药开发具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特点，需要企业相关的知识产权人员必须具有药学等相关专业背景、检索及知识产权和法律知识等多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很少有药企具有上述的复合型人才，不利于企业深入开展维权，无效，诉讼，许可、运营等知识产权事务。我国医药企业要做好相关知识产权工作，不能纯粹的依靠机构，要重视培养和引进企业自己的知识产权人才，并发展和稳定企业的知识产权队伍。
2.4制定合适的知识产权战略我国制药企业大致分为仿制型、仿创结合型，创新型企业三类，这三类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合自己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8
论文关键词：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
一、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一直以来，哈萨克族传统医药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保障哈萨克族人民乃至其他地区人民的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许多国家，传统医学是穷人惟一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法，在发展中国家，大约80％的人口依靠传统药品满足他们的健康护理需求。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如{(trips协议》只字未提传统医药)，以至于长期以来大多被非法使用，传统医药知识创造者与所有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是哈萨克族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传统医药商业化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即“生物盗版”的问题。
在我国，一些国外企业利用我国大量的药方进行二次开发并申请了专利，如果任由类似的“生物盗版”行为蔓延，我国的传统医药权利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这与我国对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明确密切相关，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传统医药法律保护是迫在眉睫。
二、我国立法应明确对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分散，各个部门从不同角度的立法对我国传统医药的法律关系进行规制。该种立法对传统医药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明确，权利人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明确，侵权行为的认定和救济途径不明确，直接导致传统医药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漠，导致其既不知自己有哪些权利，也不知当权利遭到侵害时如何救济，这使得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处于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改变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散立法，应以专门立法为宜。我国宜将传统医药纳入到知识产权框架下，制定专门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或传统医药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哈萨克族实行地方立法，明确规定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主体、传统医药的类别、保护方式、法律责任等，使传统医药保护明确起来。这种立法具有明确具体，针对性强，保护主题突出；有利于传统医药持有者传统医药财产权的行使。另外，更能适应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状，提高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立法依据立法模式法律特征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现象，即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严重和增多。结合知识产权犯罪发展的现状，怎样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并通过刑事立法的完善严厉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依据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及范围
知识产权一词，源于18世纪的德国。至今为止，理论和实践中以及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和地区相关立法中，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外延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具体的规定。总体而言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分。狭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依据劳动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工业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等；版权(著作权)则包括作者权和传播者权。广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其智力创造的一切成果和工商业信誉所享有的权利。根据《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的规定，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作者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录音及广播有关的权利(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发明有关的权利(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及非专利发明享有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规定，我国的知识产权又主要包括著作权、邻接权、专利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商标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内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中，知识产权已成为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制高点，并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而国家通过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振兴国民经济，并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理由
国家的法律保护体系一般有民事、行政、刑事的保护体系，而在这些保护方式中，刑法保护的力度最大，也最具威慑力。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中是否应包括有刑法的保护，对此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颇有争议。本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
首先，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法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知识产权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一个事实毋庸置疑，那就是知识产权与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用法律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专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固然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完善刑事法律规定也不容忽视。应该看到，刑法从它产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保护功能。任何行为只要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国家就当予以追究，借以惩罚和预防犯罪。刑法对已然侵害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予以刑罚处罚，以保障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体现了刑法保护机能存在的最初理由。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角度上看，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象的刑法调控和司法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调控体系，也不足以遏制已经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并预防其进一步蔓延。由此可见，对于那些严重侵犯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破坏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正常管理的行为用刑法手段保护，完全是由刑法本身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其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事制裁的严厉性特点所决定的。
在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活动中，国家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一般包括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等。在这些法律制裁方式中，刑法制裁方式是最严厉的也是对犯罪分子最具威慑力的一种制裁手段。因为，刑法是其他法律部门的救济和保证，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后救济和保障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刑法是调控知识产权领域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刑事制裁是法律制裁中最严厉的一种，刑法以其特有的严厉制裁手段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调整体系，发挥着其他法律制裁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当代社会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必然要求。
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与科技发展以及经济进步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对知识产权进行侵犯，就必然会影响和阻碍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的进步。表面上看，尽管知识产权属于一种私权，但是对于这种所谓私权的侵害同样也可能带来社会危害性，而且同样也可能因这种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而构成犯罪，因为无论是直接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还是直接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都可能达到严重的程度。由此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点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与刑法规定的其他侵犯财产行为不仅可能完全一样，而且还具有侵权主体广泛、侵权地域广泛以及侵权形式隐蔽等特点。也即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同样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加强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迫切性。只有加强对知识产权有力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积极性，促进对其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丰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用刑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由此分析，在当代社会中强调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这些法律保护中我们不应忽视相关的刑法保护，而应把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作为法律保护中的重要一环加以对待。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分类
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其一，刑法典规定型。这是指国家用刑法典对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以规定，也即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是由刑法条文加以明文规定的。其二，特别刑法规定型。这是指以特别刑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其三，附属刑法规定型。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即在有关涉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附带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其四，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刑法典条文作出相应的规定。其五，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对其中某些专门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出规定。
对以上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立法模式均具有一定的特点，很难说谁优谁劣。许多国家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随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种类的增加以及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的提高，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在变化。
（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现状及模式
我国1979年《刑法》在知识产权犯罪方面仅规定了假冒商标罪(第127条)一条，而且对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也很狭窄，仅限于“工商企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这显然是在对知识产权保护整体上还很落后的状况下的产物。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逐步重视以及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多样化，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范围。我国1997《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设专节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这无疑改变了以往知识产权刑事立法较为分散、零乱、不系统、不全面的状态，从而对知识产权各领域的犯罪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就此而言，本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的这些规定已基本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刑法已经就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但是，理论上就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所采用的模式仍有一定争议。本人认为，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实际上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理论上有人认为，我国的立法模式是刑法典型，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有罪状有法定刑，而其他有关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中虽然有规定，但均是笼统地规定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法定刑甚至没有罪状。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规定了罪状及法定刑的法律规范才称得上是刑法规范。我国《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有罪状也有法定刑，这无疑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规范。但是，在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等有关知识产权附属刑法条款中，往往只是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时，附带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法定犯不可能仅有刑法规定，而没有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对应，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法定犯了。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的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考虑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并且这种立法方式显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
一般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指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具有以下构成特征：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管理
首先，本类犯罪侵犯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财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点。知识产权的这种“无形”特性，决定了权利人对其占有不能通过实在具体的控制来实现。侵权人的侵权方式也不是通过侵夺或毁损，而是通过剽窃、假冒、篡改、擅自使用等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和使用他人的精神成果的方式。与之相应，权利人只有在发生侵权，从而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时，才能体现出权利人对知识产权行使占有、控制和进行管理的权利。正因为如此，西方法学界有人把知识产权称为“诉讼中的物权”。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均采取单独制定民事特别法的方式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在刑法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有别于传统的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和侵犯财产犯罪，而独立成为一种新类型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罪侵犯了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侵犯知识产权罪绝不仅仅是侵犯知识产权人的权益，它还侵害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有序管理，甚至会造成市场的不稳定和动荡。正基于此，国家对知识产权建立了系统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因而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客体也就自然包含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
（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侵犯其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首先，这种行为必须是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或法律另有规定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享有或使用该权利。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并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权利人可以自己行使其所享有的专有权，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等方式处分其智力成果并从中获取利益。任何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未在法律规定情况下使用该项权利都构成侵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商标权，侵犯专利权，侵犯著作权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必须是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是行为犯，而是结果犯或情节犯，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结果或情节中体现出来，侵权行为不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况，就不构成犯罪。从刑法条文规定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节中每一具体的犯罪都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情节才能构成犯罪。当然这里的情节是指广义上的情节，不同的犯罪在刑法上的表述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规定必须“造成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规定必须“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能构成犯罪；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等，刑法则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可见，是否具备一定的情节是区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如果行为人不具备情节严重等情况，则只构成一般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但如果法律有规定的，则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罪的犯罪主体。由于知识产权领域中存在着多种法律关系，其中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任何法律关系主体侵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行政或民事的制裁措施不足以补救其对知识产权领域中正常秩序的危害时，就需要用刑罚手段来加以制裁。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主体的多样性，包括个人与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对于所有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刑法均没有作特别的规定，也即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等罪的犯罪主体理应为一般主体。另外，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犯罪较为严重的特点，刑法专门集中规定了单位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20条规定，单位犯第213至第219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可见，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所有七种犯罪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四）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类犯罪
通常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人一般是出于营利目的，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出于其他目的，如破坏他人注册商标信誉，为了捞取某种荣誉或者损害他人专利或专利产品的信誉等等。在认识因素方面，行为人对于犯罪对象有明知，即明知是他人享有专有权的知识产权，过失不能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在意志因素方面，多数行为人表现为积极的追求，希望犯罪结果的发生，如行为人为追求违法利益，追求他人商标、专利信誉丧失的危害结果的发生等等。在少数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可以是放任。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罪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所以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不能由过失构成，这是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则通常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这是刑法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
由于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所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只有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明确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其他诸如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均没有如此规定。于是，刑法理论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否属于目的犯，也即行为人是否要“以营利为目的”为构成本类犯罪的必要要件这一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在主观上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是这类犯罪的共同主观特征，同时也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有人则认为，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只是基于故意；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除了是基于故意之外，还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犯罪则不需以营利为目的。还有人认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个范围限制过窄、过死，建议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外，考虑到行为人在抄袭、剽窃、假冒他人作品时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盗窃他人名誉为目的”或“以诋毁他人名誉为目的”等表述，适度扩大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另外有人认为，应该取消《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这样司法机关就能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犯罪目的，科学而合理地把握知识产权犯罪的故意内容，全面地惩治犯罪。
本人比较赞同上述最后一种观点。侵犯知识产权罪行为人主观上较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确实有其他犯罪目的存在的可能性。《刑法》中只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须“以营利为目的”似有不妥，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侵犯著作权罪等的行为人也完全可能是出于其他犯罪目的。由此可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行为人主观上实际上具有一致性，即行为人既可以具有营利目的，也可以具有其他犯罪目的。无论行为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其行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程度，均可以构成犯罪。理由是：首先，尽管知识产权具有一般财产权的特征，但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并非是单纯的侵犯财产犯罪，其更多地具有经济犯罪的特征。我国《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归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过分地强调“以营利为目的”，则可能混淆与传统财产罪的界限。其次，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事实上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而严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再次，世界各国和地区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一般也没有专门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例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刑法中均未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要件。由此分析，我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而对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罪则未作规定显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必要时应该予以修改。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蔡彰主编：《中国刑法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4、高晓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认定与处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5、杨玉兰：《论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载《刑事立法与司法新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篇10
受理案件增加近五成
刑事案件涨幅破百
据悉，此次的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012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第二部分是《2010—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根据白皮书数字显示，2012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二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4575件，审结4534件，同比分别增加44.8%和43.0%。其中受理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586件，审结550件，同比分别增加117.8%和100%；受理二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8件，审结13件，同比分别减少68.0%和23.5%。
市高院副院长陈立斌介绍，这些案件主要呈现特点：1、案件数量大幅上升；2、涉外涉港澳台案件显著增加，国外及港澳台当事人胜诉率高；3、集中维权案件较多；4、涉及新商业模式的新类型案件和疑难案件继续出现；5、著作权民事案件大幅增加，网络著作权案件占比较高；6、商标民事案件增幅较大；7、专利民事案件小幅增加，发明专利纠纷占比较低；8、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大幅增加，涉商标刑事案件比例高。
2012年，上海法院依法加大民事司法保护力度，积极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依法采取诉前临时措施，及时固定证据、及时提供保护；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权益；通过司法裁判明确行为规则引导市场主体行为，通过发送司法建议书、出版案例选、发表专业论文等形式推动社会管理完善、明确法律适用，以此促进全社会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水平的提高；加大执行力度，保障胜诉权益得以实现。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依法监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确实存在违法情形的，依法判决撤销，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刑事司法保护，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
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大局
首次专题通报某一领域
《2010—2012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是上海法院首次针对某一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作专题通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涉及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诉讼日益增多。据统计，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上海法院一、二审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受理数量和审结数量均超过7000件，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占上海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总数的70%以上。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占上海法院全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总数的9%左右。
2010—2012年间，上海法院依法加强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依法提高赔偿金额，在刑事案件中依法加大处罚力度，有效制止侵权和惩处犯罪行为。充分考虑行业发展特点，努力寻求各行业之间的利益平衡，既要确保权利人相关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又要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遵循创作规律，充分尊重创作自由，依法保护作者的创作动力和创作热情。鼓励技术创新，尊重技术中立，同时又充分考虑技术提供者、使用者的行为表现，维护技术合法运用，禁止技术侵权使用。尊重历史成因，促进历史作品利用。注重加强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的规则建设，树立规则导向，引导商业模式创新，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例如：2011年上海法院先后审结了两起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诉淘宝网店经营者和淘宝公司的案件，其中一起案件由于淘宝公司按照原告要求提供店铺经营者信息并删除涉嫌侵权的信息，法院认定淘宝公司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判决其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一起案件中，淘宝公司在有能力采取进一步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并未采取相应措施，法院判决其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判决后，淘宝公司改进了管理规则，法院判决对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白皮书还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在知识产权的运用、管理和保护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切实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企业经营，防控经营风险等建议。
“葫芦娃”著作权纠纷案入选
优秀集体和个人不断涌现
为促进上海法院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上海高院评选出2012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邀请司法界、学术界专家参与评选，动画形象“葫芦娃”著作权权属纠纷案、上海玄霆公司委托创作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侵害英特尔公司商标权纠纷案、侵害立邦漆商标权纠纷案、侵害美国3m公司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抢注“周立波姓名拼音”网络域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侵害网站用户注册信息数据库商业秘密纠纷案、电视剧《夏家三千金》植入广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龙之谷”网络游戏外挂侵犯著作权犯罪案、非法制造“茅台”、“芙蓉王”注册商标标识犯罪案等10起广受社会关注、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