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1
关键词：组织战略；使命陈述；组织绩效
一、使命的定义
辞海中对使命解释为：使者奉命出行。“使命陈述”是对“missionStatement”的直译。目前普遍认为使命陈述的理论来源于德鲁克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我们的业务是什么”、“我们的业务将来会是什么”、“我们的业务应该是什么”三个经典问题。德鲁克认为：一个企业不是由它的名字、地位或公司章程定义的，而是由企业使命决定的，只有对组织的使命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才能使这个组织有可能具有清晰和现实的企业目标。在谈及非营利组织管理时，德鲁克提到：任何使命陈述必须全面的反映机会、竞争力和奉献精神三要要素，否则就无法达成最终的目标、最终的愿望以及通过最后的检验，也就无法调动组织的人力资源来做好正确的事情。尽管组织使命的重要性一再被强调，但其定义还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随后也便引起管理学界针对使命内涵的大量讨论。
国内外对使命陈述的内涵表达不一，总体上讲大概有以下四种解释。第一类是从使命陈述的组成部分来解释。德鲁克认为一个组织自身的概念、价值观、政策、信念、宗旨，都可以看作是使命陈述的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认为使命陈述在现实当中存在多种的名词性解释，例如使命陈述有时可称为纲领陈述、目的陈述、宗旨陈述、信念陈述、经营原则陈述或对组织业务定义的陈述（FredR.David，1987）。第二类是从使命与领导关系来解释，他们认为组织使命陈述反映的是组织领导的基本信念和组织的战略方向，外显为组织存在的特性（Dess&miller，1993）。第三类是从战略角度来解释使命陈述（thompson&Strickland，1993；michael&Hitt，1995），他们认为组织使命陈述是战略性的，它强调组织独特的战略目标，是组织内在战略的外在表现和应用。也有学者认为使命陈述是组织对其目标和雄心的表述，是组织行为的向导，而且还可以作为组织文化的象征（andrewCampbell，1997）。第四类是从使命陈述的具体特征来理解。使命陈述是组织目标精简而又正式的成文，它指导组织行为，阐明组织宏观目标，并提供有意识的指导（Hill&Jones，2008）。从使命的易读性来看，使命陈述是一种容易让人们理解并产生激励作用的文字，它代表着一个组织朴实的价值，极易让组织内部人产生认同感，让组织外部的人产生敬重感（Setayesh&pitt，2011）。总体上讲，使命陈述概念的界定是比较抽象和复杂的，但本质性的东西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核心价值、利益群体、目标等因素的概括性总结，并产生引导、激励和宣传认同的作用。
使命陈述与价值观、愿景和战略是比较相近的概念，很多组织既有使命陈述，又有价值观和愿景。为更好地理解使命陈述，有必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价值观融入并维系着愿景，而使命陈述则是组织存在的基本目的；使命陈述回答的问题更集中于“我们的业务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愿景陈述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组织”。miller和Dess（1998）则这样区分愿景和使命：“愿景描述了对未来的渴望，它能激发组织成员的情感和渴望，而使命陈述则包含了目标、竞争差异、市场、产品和服务等的考虑，因此是战略意图的一部分”。使命陈述即为一种战略的工具，旨在为组织的战略决策提供参考，具体上来讲，使命陈述对外部环境分析、选择战略机遇、战略集团选择、进入替代品市场、开发互补产品或服务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管理者应该将组织的使命陈述贯彻到战略管理活动中。从上述的辨析中可以发现，使命陈述与价值观、愿景和战略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存在本质性的差别，使命陈述包含价值观和愿景的一些因素，更强调指导性和目的性，是战略执行的出发点。
二、使命陈述的要素构成
关于使命陈述的要素，国外有九要素、八要素、五要素、四要素、两要素说。Fred.RDavid（1986）提出的九要素说，其内容包括：顾客、产品或服务、市场、技术、关注生存发展与盈利能力、经营哲学、自我认知、关注公众形象、关注员工。之后，Fred.RDavid（1987）与John.apearceⅡ则共同提出了八要素说，即：特定的目标顾客和市场、产品或服务的原则、特定的地理区位、核心技术、生存发展与盈利能力、公司哲学、自我认知、关注公众形象；JorgeVasconcellose.Sa（1988）认为使命陈述包括地域、产品、技术、需求、客户五要素。Klemm则认为使命陈述包括目的、战略目标、量化的计划目标、业务界定四要素。Simon.LDolan、SalvadorGarcia提出了两要素说，认为使命陈述的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经济维度的，即资本投入的盈利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另一个是社会维度的，主要是组织在社会承担责任的方面，如提供就业等等，后者依赖于前者，两个要素不可分割。
使命陈述的构成要素是使命管理的重点，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是通过分析知名组织的使命陈述的要素构成和组织实际绩效的关系，各种要素学说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则是组织关注的重点向组织哲学、组织形象和自我认知与客户四个因素转移。在现实中，传播学领域也会关注组织使命的制定，但讲究更多的是语言技巧和文字形式的展现，如何加深顾客对品牌的认知。值得说明的是，组织管理对组织使命陈述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往往是被忽略的，这一假设即是组织对使命陈述的切实行动，表现在产品质量、定位、服务等方面。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假设，使命陈述要素研究的分析基本等同于传播和营销的研究。
三、使命陈述与绩效的关系
关于使命陈述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实证层面，并且实证的范围和验证的内容是不断的扩大和丰富的过程。组织使命陈述与绩效关系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组织使命陈述并非包含要素越多，绩效就越好。使命陈述的范围从公司哲学、自我认知、关注公众三个因素开始（pearce&David，1987；Bart&Baetz，1995；Zachary，2008），后来对使命陈述要素扩充到目的、价值观、竞争战略等16个使命陈述要素（Bart，1997），最多的时候，使命陈述包含了25种要素（郇金宝，2010），但研究发现只有9种与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相关关系，其他要素与企业财务绩效未见明显相关关系。但是一般情况下，企业价值观或企业哲学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持久的正向相关关系。
看似与绩效关系紧密的因素，并非有较强的相关性。当前的研究在探索更多使命陈述要素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对一些看似关系紧密而实则松弛关系的验证，比如，使命陈述中价格指标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Green，2003）；人们通常认为的提供方向感、管控机制、激励这三个使命陈述最重要的目的，在研究中并未显示出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性，但相对被较少提及的“帮助进行非例行决策”却体现出了与组织绩效的显著正向相关性；低绩效组织在使命陈述中包含了大量技术要素，而更多的高绩效组织包含了区位因素、公司哲学（williams，2008）。有学者比较关注使命陈述的修辞和表达方式，其实证结果表明：以积极的修辞风格表述，则对组织产生积极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持久的（Janet&Sandy，1999）。
使命陈述对组织绩效的作用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使命陈述的内容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是通过中介变量发挥逐级发挥作用（Bart、nick&Simon，2001）：使命的满意度对员工承诺具有很强的正向相关性，员工承诺对员工行为产生了最强的促进作用，员工承诺又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为了推广使命陈述与组织绩效研究的实用性，有学者剔除了组织的国别限制，其实证结果证实国别的差异对组织和绩效关系的影响并不大，但从长远来讲，组织使命陈述如果能有效结合国情提出使命有助于提升组织绩效。关于使命陈述中利益相关者因素的研究发现，并不是包含的利益相关者越多，使命陈述就对组织绩效有更积极显著关系，但是包含员工、社会这两个利益相关者的使命陈述，与组织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Bartkus，2006）。
四、中国企业使命陈述概况
在中国，企业组织对使命陈述的关注远远高于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大量沿用企业组织的改革思路，因此选择企业组织使命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德鲁克认为：“企业使命是一个群体的共同使命，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事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两者的结合就是管理”。这一带有哲学意味的论断，指引着企业家开始关注企业自身的使命发展，也让管理学家对使命的理论和组织绩效关系有了更宽泛和深入的研究。总体上来看，中国企业使命陈述有着自身的特点，但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定逻辑。如果从文化差异上看，中国企业组织使命陈述具有自身的特色具有合理性，而从规范和标准上看，中国企业组织使命陈述出现不少偏差。
中国企业使命陈述的规范性欠缺，涵盖的要素过于狭隘，关注较为普遍的三个方面是公司哲学、公众形象、产品和服务。中国企业使命陈述可以分为三个导向，即行为、利益相关者和竞争导向，比较而言，国有企业使命陈述水平高于民营企业，公司哲学和公众形象受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关注，但是，国有企业更关注产品，而民营企业重视客户，两者在技术、增长、盈利的关切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使命陈述中存在大量具有政治色彩和口号性的“标语”，诸如：全力服务地方经济；扛起民族大旗，振兴一方经济；勇攀高峰等。相比国外企业，国内企业使命陈述更多关注产品和服务以及观念，其次是市场、员工等要素，同时发现国内高科技企业比传统企业更加关注重视使命陈述，强调创新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情感。中国企业使命陈述中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使命陈述并非局限于企业本身，还通过国家政策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倾向于简短、清晰且和组织文化紧密相联系的陈述方式，与跨国大企业在此方面的差距缩小。
国内对使命陈述的研究有时候过度关注细节和形式，例如对字数的关注。研究发现使命陈述字数多少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存在相关性。一项好的使命陈述应将使命构成要素、特定目标、利益相关者尽可能的包含在内，精炼的使命陈述确实容易让人接受，但为了丰富其内容，必要的文字是不可缺少的，理想的使命陈述字数最好控制在125个字以内。有不少人认同这种经过系统思考和精心设计的使命陈述，事实上，精巧的使命陈述确实为在市场上，特别是在企业形象和地位方面给公司以丰厚的回报。但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借助于标杆管理模式，大多数公司倾向于在内容上模仿标杆公司的使命陈述，甚至是愿景表达，此类使命陈述无法与组织特征匹配，无法与核心竞争力相容，难以得到员工认同，并没有发挥出使命的引导、激励和定位的价值。
五、简要评述
从上述的综述研究可以发现，对于使命陈述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但侧重点有所差异。国内国外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用使命陈述的关键因素诸如客户、服务、企业形象、经营哲学等，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使命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大多数研究支持使命陈述与组织绩效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在影响的强度上，关键要素方面会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战略选择会有所差异。这也为使命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入口，那就是在特定的行业中，究竟什么样的使命陈述要素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这些核心的要素入手，或许是探索突破中国组织发展困境的关键所在。
国外的研究关注规范性的解释，即使命陈述概念和要素的探讨，这就奠定了概念操作化的基础。国内的研究注重的是从当前问题出发，用国外的标准来规范国内企业的使命陈述。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拿国外的理论标准直接来规范中国的企业是否适宜的问题。另外，在本土化过程中，不少研究发现中国各类组织的使命陈述开始体现自身的特点，但对自身特点是否有助于促进绩效的改进，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国内各类使命陈述研究关注的另外一个层面是使命与战略的联系，强调使命对战略的指导作用，而在具体的使命要素分析与战略契合层面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总体来讲，中国当前对组织使命陈述的重视程度并不够，对使命陈述的规范性研究并没有应用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在组织使命陈述的研究和实践中，以下两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对使命陈述制定的过程应将其作为组织学习的过程。领导层应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和沟通，这个实践环节是组织使命契合组织特征和员工认同最重要的环节，决定了组织使命陈述是一纸空文还是行动纲领。研究可以关注的一个角度在于员工培训中对组织使命的学习能否带来更高的认同和满意度。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组织使命与组织战略的关系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组织战略调整很容易陷入迷失境地，而在这种状态下，鲜有组织能够回归到使命角度看问题，更多是应激性的战略调整，争取当下市场的生存与发展。研究可以关注的角度在于变革环境中，组织领导、组织战略应该如何寻找到重申和回归使命看问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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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2
【关键词】竞争优势；不同视角；内涵；演化；现状评介；未来展望
一、引言
战略管理的基本问题就是企业如何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无论是对于战略学者还是管理实践者，探求竞争优势的来源和企业持续获得成功的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战略研究的核心概念，竞争优势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以至于学者们在概念使用上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这无疑会对战略管理学科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旨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清晰界定竞争优势的内涵。
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动态概念。现有研究表明，无论企业身处何种竞争环境，都很难持续获得利润(Besanko等，2000)。尤其是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只有通过连续构建一连串的暂时优势，才可能长期保持竞争优势。本文旨在清晰界定竞争优势概念的基础上，对近几年兴起的竞争优势演化研究进行系统的述评。我们认为，整合多个理论视角是竞争优势研究的必然趋势，这有助于揭示企业竞争优势演化所蕴含的基本战略逻辑。
二、基于不同视角的竞争优势概念
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在市场份额、利润或增长率等方面超越竞争对手，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与竞争优势相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于竞争对手时，就处于竞争劣势状态中。如果企业间相互势均力敌，那么就是竞争均势。
通过文献研读，我们梳理出有关竞争优势内涵界定的三种主要观点，即绩效优势观、价值优势观和能力优势观。
1.绩效优势观
这种观点把竞争优势看作是超额财务绩效的同义词。例如，Foss和Knudsen(2002)把竞争优势直接定义为“超额回报”；Cockburn等(2000)虽没有对竞争优势进行定义，但却把它与超额回报等同起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财务绩效指标(如Roa、托宾Q等)来衡量竞争优势(wiggins和Ruefli，2005)。powell(2001)明确指出，竞争优势不等于卓越的绩效，而且竞争优势也不一定能产生卓越的绩效。
2.价值优势观
这种观点把竞争优势定义为企业之间在创造价值方面的差异，或向顾客传递的价值的差异。例如，Ghemawat(1991)把竞争优势定义为“企业所提品的收益成本差超过竞争对手产品的收益成本差的程度”；peteraf和Barney(2003)认为，如果企业能在产品市场上比其边际(盈亏平衡)竞争对手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那么就具有竞争势。
3.能力优势观
这种观点把竞争优势定义为能够创造财务绩效的资源或能力。例如，Kay(1993)认为，独特的能力应用于产业或市场，就有可能变成竞争优势。Carpenter和Sanders(2007)在其新编教科书《战略管理：动态观点》中把竞争优势直接定义为“企业以竞争对手不具备的方式创造价值的能力”。
三、未来研究展望
综合竞争优势及其演化研究的现有成果，结合我们自身的研究体会，下面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简单展望，旨在进一步推动竞争优势及其演化研究。
（一）竞争优势的内涵
对竞争优势内涵的深入探讨综观现有文献，如果把竞争优势定义为“基于能力优势的顾客价值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一些企业的成功案例。戴尔等企业能够凭借一些平淡无奇的资源来实现“无中生有”，创造了商界的传奇故事，这是资源基础观所难以解释的。由此，miller(2003)指出，资源基础观理论没有给予不具备VRio特征的资源或“不对称性”应有的重视。由此可见，能力也许只是创造价值的一种手段，价值链等其他手段也能创造价值。
（二）竞争优势的判别标准问题
除了准确界定竞争优势的内涵以外，如何判断企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涉及竞争优势的判别标准问题。我们认为，同时具有绩效、顾客价值、价值创造手段（包括资源/能力、价值链）三方面的优势特征，能够保证企业真正具有竞争优势)。
（三）竞争优势的类型问题
如前所述，如果以顾客价值曲线作为分类标准，竞争优势就可以分成许多种类，而不只是简单的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也就是说，在同一等价值线或生产率边界曲线上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优势。其实，源于营销学的顾客价值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竞争维度。Kim和mauborgne(1997)把顾客价值重要性引入战略研究，他们提出的价值曲线工具令人耳目一新，相关的阐释性案例更是令人震撼地说明创造非凡的顾客价值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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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3
关键词：人才强国；人才概念；贡献；素质
中图分类号：C960文献标识码：a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自古以来，人才问题都是引领行（事）业兴衰、关系社会发展、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曲折发展，“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因为这样，党和国家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并已着手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而实施人才战略、开展人才工作，首先应该弄清人才的含义和标准――明确人才概念，这样才能明确人才工作对象，增强人才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人才的概念或者说人才的含义和标准反映着人才工作的理念、内涵和指导思想，是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确立科学的人才概念――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环节，它对于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目前我国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才”这一概念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且，在人才概念这一问题上，“人才学”的理论研究与实际的人才工作存在着相当大的脱节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才概念重新加以探讨和分析，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一、人才学中的人才概念
人们历来关注和重视人才现象，而人才学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尽管人才的概念是人才学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目前我国人才学界对人才概念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对于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的人才学来说，学者专家大多以已经做出了“较大贡献”者作为“人才”模型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他们的人才概念中也用类似的语词加以限定，如：
1）“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1]
2）“人才，是指那些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较高的技能和能力，能够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对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对人类进步做出了某种较大贡献的人。”[2]
3）“人才，是指那些具有良好的内在素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不断地取得创造性劳动成果，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3]
4）“人才，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那些才能高于一般人，对社会的贡献大于一般人的人。”[4]
5）“人才，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能以其创造性劳动，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做出某种较大贡献的人。人才是人群中比较精华、先进的部分，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代表。”[5]
这样一来，“人才”是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成为人才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进而把“杰出性”或“贡献的超常性”作为人才的本质属性之一。换句话说，“人才”就是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人才观。这种“精英”人才观固然有其科学的一面，但是它强调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做出了较大贡献这一方面，因而也具有其局限性。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人，称之为“功臣”或“栋梁”也许更贴切，即便称之为“人才”也应该是“重量级”人才或者做出“特殊贡献”的“特殊人才”。与此相应的人才学，改为“功臣学”、“栋梁学”或“特殊人才学”才更名副其实。
如果用这种人才概念或人才观来指导人才工作，就必然要论经历、凭实绩，没有什么实绩、只不过是个执戟郎中的韩信也就算不上是什么“人才”，谈不上什么实绩、从来没有作过官、“躬耕于隆中”的诸葛亮和隐居于山野的刘伯温之流恐怕更难入抱这种观点的“伯乐”的慧眼了。
有些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就尝试着进行修正。如：“人才就是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并能运用其专门知识或技能，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比较大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或者是具备了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内在条件，只是暂时由于缺乏某种外部条件，没有机遇，而尚未做出较大贡献者，统称为人才。前者叫实在人才，后者叫‘潜人才’。”[6]这种观点提出相对应的“实在人才”和“潜人才”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观点的缺陷，然而仍然深陷在“精英论”之中。
又如：“人才是指在对社会有价值的知识、技能和意志方面有超常水平，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能做出较大贡献的人。人才既包括知识超常的知识分子，又包括技能超常的能工巧匠、艺人和‘领袖’，还包括意志超常的‘英雄’。再简单一点，就是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人。”[7]与上一观点相比较，虽然还带有“精英”人才观的印迹――仍然强调“超常”，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不仅谈到了对社会有价值的知识、技能，也提到了意志方面，而且在“做出较大贡献”前加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能”的限制，提出了“是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人”的观点等，越来越接近于人才工作的实际。
再如：人才是“以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一定贡献的人。”[8]在这里，仍然强调创造和做出贡献，但已不再像“精英”人才观那样狭隘――不再局限于“较大贡献”或“贡献的超常性”了。
也有学者突出强调人才的素质，如：“人才即是形成并发挥了某种杰出的内在素质的人。”[9]这种观点表面上淡化了较大贡献这一点，实际上“发挥了杰出的内在素质”又岂能无所成就？“杰出”两字就明显强调了人才的杰出性，指向出类拔萃的“精英”。
有的学者干脆舍弃“杰出”或“较大贡献”、“卓有成效”之类的限定，而突出强调创造性劳动这一点。如：“人才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10]这种观点突出强调“创造性劳动”，看来已经摆脱了“精英”人才观的窠臼。但问题是：创造性劳动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没有进行创造性劳动时算不算“人才”？雷锋之类的英雄是“人才”吗？他们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和认可，并不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创造性劳动，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创造能力超常，而是因为他们具备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态度和精神并且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做出了无私的贡献。
以上概述了我国人才学界对人才概念的看法。这些看法本身的差异在这里不多做深究，我们更关心的是：它们与实际工作中的人才概念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又是怎样来理解和阐释人才这一概念的呢?
二、实际工作中的人才界定
根据国发（1982）149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制定长远规划工作安排的通知》，我国在人才预测工作中所使用的人才概念包括以下两类人：一是具有中专或中专以上规定学历者；二是具有技术员或相当于技术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这个界定沿用下来，成为对人才的权威界定，即人才就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初级以上职称的人。这个界定简便易操作，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和人才工作的发展，以上人才界定在实际中又有所突破。1986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技术工人也是人才》，认为：“人才是分层次的，有突出才能、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就是人才；许多没有大专学历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相当水平的管理干部、技术工人也是人才。”如人才市场中的人才界定就是这样：除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外，还包括了没有学历和职称而具有相当水平、在专业技术或者管理岗位上工作的人员。
对非公有制企业中人才的统计则进一步打破了人才概念的学历和职称杠杠。由于非公有制企业许多在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工作的人员并没有学历和职称，而有学历和职称的人员也并不一定都在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工作，因此对非公有制企业中人才的统计往往以岗位为标准，只要在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上工作，不管有没有职称。
农村乡土人才开发工作的开展更是进一步拓宽了人才概念的范围。1998年人事部转发的湖北省人事厅《关于加强全省农村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对于乡土人才的概念做了较明确的界定：“农村乡土人才是农村经济中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或一技之长的非全民所有制身份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农村中的农民科技人员和农民专业人员。乡土人才队伍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1）获得农民技术职称或‘绿色证书’、‘专业技术证书’的专业技术骨干；（2）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民营科技服务业中非全民性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3）农村中的各类科技推广示范户和专业生产示范户中的骨干；（4）具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5）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取得突出成绩的村组干部；（6）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回乡知识青年。”其他地方在开展农村乡土人才开发工作中也对乡土人才做了具体界定。各地乡土人才的范围大致相同。
可见，在实际的人才工作中，学历、职称、岗位、实绩、证书、技能、文化/知识等都成为判断是否人才的依据。对照起来，这与前述的理论研究上的人才概念相去甚远，存在着相当大的脱节现象。在这里，除了实绩外，剩下的依据大都与前述的“做出较大贡献”论或“卓有成效”论相左。无论文化/知识、技能，还是学历、职称、岗位、证书等，最多只能说明拥有者或占有者有做出贡献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贡献是较大还是较小还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比较，不能笼统一下子都拿到“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这一层面来进行比较。同样，对拥有者或占有者来说，文化/知识、技能、学历、职称、岗位、证书等也只能表明他们具有的知识或技能等内在素质，并不能表明他们已“发挥了杰出的内在素质”，当然也不能标识他们是否“进行创造性劳动”。可见，在实际的人才工作中，人才是一种有较强前瞻性的概念，强调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作出贡献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即使把实绩或者说已经做出的贡献作为判断是否人才的依据，实际上强调的往往并不是已经做出的贡献本身，而是已经做出了的贡献背后的东西――做出了的贡献所确证的――做出贡献的能力或资本，或者说实际上强调的往往是现有贡献所标明的进一步做出贡献的现实可能性。
三、与“人才强国战略”相应的人才概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实践进步了，理论也要做出相应的变化，有所发展。只有这样，它才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才能更好地指导已经发展了的实践。作为理论研究成果的人才概念当然也要接受人才工作实践的检验，它应该从实际出发、从人才工作的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而不应仅仅从理论上进行推导或阐述。只有从实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人才工作实践中总结、提升出来的人才概念，才能经得起人才工作实践的检验，才能更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人才工作实践，进而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现。
因此，我们需要参照理论界已有的人才概念，并且结合实际，把已有的人才概念与实践相对照，从人才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总结、提升出与发展了的实践相适应的人才概念。
把人才学中的人才概念和实际工作中的人才界定相对照，从人才工作实践反观关于人才概念的理论，就会发现，理论上的人才概念至少要就以下几点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一）做出贡献的可能性
在上面对“实际工作中的人才界定”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已经初步揭示了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的人才界定的背后所隐含着的相同的东西――都强调在一定条件下进一步做出贡献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可能性从哪里来呢？除了外在的一定条件外，人才本身是不是有其相应的内在因素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人才之所以被称为人才，是有其相应的内在因素――素质或素养的。这相应的内在因素就是人才能够做出贡献的内在根源。或者说，人才做出贡献的可能性来源于人才本身所具有的素质或素养，这才是关键所在。当然，一定的外在条件是人才能够做出贡献的外因，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为人才提供做出贡献所需的条件。
（二）谈论人才的层次和角度
我们在谈论人才时，总会有意无意地从某个层次或角度来进行观照。从不同层次或角度看待人才，对人才的看法也会不同。很多人才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就是由从不同层次或不同角度来看待人才所引起的。例如，人才是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人这一观点，就是从社会乃至整个人类这一宏观层次来说的，也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观照和谈论人才的。又如：用人单位从本单位人才使用的角度来看待人才，认为符合单位需要、对单位有用的人就是人才，从而能否为单位解决问题、创造利润就成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而个人往往从自身生存或发展的角度看待人才，主张根据地位、收入的高低或发展空间来衡量人才；人才培养者则习惯于从本培训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角度看待人才，认为学生掌握了所学知识就是人才，即学而优则是人才，分数、学历成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实际工作中，人才总是相对于某群体组织而言的，或者说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站在整个社会的宏观层次或其中某一层次、从某一群体组织的角度来谈论人才。一般来说，这一层次就是这一群体组织所在的层次，因而只要说明某群体组织，其层次也就不用赘述。
（三）谈论人才的范围
譬如在上述实际工作的人才界定中把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视为人才，很显然是就当时当地的农村这一范围来说的。如果撇开当时当地的农村这一范围，泛泛地来谈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是不是人才，难免飘飘然而毫无意义。可以说，一定的时空范围是我们谈论人才的客观前提。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们谈论人才时往往不自觉地以某一范围作为潜在的前提。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谓“人才”往往也限于某一方面或某几个领域，这些方面或领域正是人才范围的另一层重要含义所在。所以，我们在讨论人才的时候，自觉地对其范围加以限定或说明，才能使概念更加清晰、明确。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国人才工作的总体发展情况，把上述三点与发展了的人才工作实践相结合，看能否提炼出更具有概括性和实用性的人才概念。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一定要在党内营造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1]1984年10月在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再次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11]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逐步成为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曲折发展，人才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我们党和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切实抓好；2001年的“十五”计划纲要专门列出“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一章，将人才规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人才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2002年7月，中央又制定下发了《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为了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2003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立足于对我国人才需求的客观分析和对人才工作现状的清醒认识，既是对过去的人才工作的一个总结，也饱含着对将来的人才工作的展望。会后不久，12月26日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做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这无疑为人才工作和关于“人才”的研究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对人才的这一诠释是在整个社会这一宏观层次上、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谈论人才的。其中“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是人才的素质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当于总体性的外在条件；而“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全面发展、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这一诠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世界范围内这一点，但实际上是以世界范围作为潜在前提的，这一点从“14．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12]可窥一斑。因此，如果简短些，就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素质从而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人才的这一诠释公布以后，很快就获得了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然而，仍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在实际的人才工作中，人们并不仅仅总在整个社会这一宏观层次上、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谈论人才，往往还会从本身所在的群体组织的角度和层次来谈论和看待人才。为了使人才概念更具有普遍性意义，需要对这一诠释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和提升，联系实际的人才工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概括为群体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问题也就是党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由此，可以这样来确定人才的概念：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的素质从而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为组织的生存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叫做这一范围内该组织所需要的人才，简称为人才。其中“相当”既具有“一定”的含义，也包含着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相应”的内容，这一点将在《人才素质辨析》中作进一步的论述。
用这一观点来反观前述理论上的人才概念和实际工作中的人才界定，就会发现，它不仅能涵盖人才学中的人才概念的相同点，也能比较好地解释其分歧和原因所在；不仅适用于宏观社会层面以下的各种层次的人才工作，也适用于宏观社会层面的人才工作，因而是与“人才强国战略”相适应的人才概念，是比较科学的人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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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4
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文化这一概念是2003年5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经修订的2004-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中首次提出的，并明确指出创建和发展知识产权文化将是wipo的战略目标之一。同时，wipo在该计划期中安排了3192.0万瑞士法郎(占总预算草案经费的6.28％)供发展知识产权文化之用。在紧接着的《wipo经修订的2006-2007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中，wipo又将推进知识产权文化作为本计划期的首要战略目标，并安排经费3950.6万瑞士法郎(占总预算草案经费的7.44％)用于该计划。而在旨在将wipo的愿景变为现实的wipo2006-2009年的中期计划战略目标中，推进知识产权文化依旧被当作首要目标。由此可见wipo对知识产权文化重视之程度。
或许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的复杂性，抑或是因为世界各国研究传统及对文化本身理解上的差异，目前，包括wipo在内的国际相关组织和各国理论界对知识产权文化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理论上的混乱和滞后将严重影响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建立和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进一步研究知识产权文化理论问题，对世界知识产权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于2008年6月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今年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开局之年。“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五大重点之一。文化既是保证战略实施的手段，又是战略实施的目的。因此，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和管理”的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实现知识产权文化对知识产权管理的自觉，既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保证，又是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目标。因此，从纵横两个维度进一步研究知识产权文化理论问题，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尽快建立起创新型国家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2004年起，伴随着wipo知识产权文化概念的提出和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的推进，国内外理论界和企业界开始对知识产权文化的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有关知识产权文化的概念，wipo(2003)虽未给出具体定义，但认为，知识产权文化包括各有侧重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最适宜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并在该国全国范围内提高对知识产权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强有力手段的认识。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比如：马维野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及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务的精神现象的总和，主要是指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和信念；郭民生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经过人们继承、丰富和发展而来的，在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型的文化形态：刘华，周洪涛则将知识产权文化界定为，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的传统或习惯性思想和行为，是共同制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且决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观念，它是集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学术思想等要素的有机整体；康建辉，王渊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指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形成的，与知识产权紧密联系，体现创新精神的理念、制度、运作实践和生活方式的理性文化形态，其实质是现代人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有关知识产权文化的重要性，JohnalanLeman通过对知识产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证研究，得出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和引入西方知识产权法律概念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传统文化因素的结论，何华则认为，30年来，我国虽然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却仍然不尽如人意。为改变知识产权领域“有法可依”却“有法不依”的尴尬局面，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同时，林炳辉、胡权林、熊志勇、周晓军、韩秀成等人也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意义。
在知识产权文化的培育和建设研究方面，马维野主张从创新文化，竞争文化，诚信文化、法治文化、和谐文化和管理文化等六个方面来进行：刘华、周萤二人针对我国国情，认为应该从改善文化属性和完善制度环境两个途径来进行；而余明九、梁子卿等认为，应通过知识产权文化政策环境的构建、相关行业环境的培育，意识环境的营造和人才环境的塑造等几个方面来培育知识产权文化；康建辉、王渊二人认为，应采取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等三个方面来培育知识产权文化；a|ekseiKelli&Heikipisuke、孟奇勋、黎运智则主张应通过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教育等手段来培育知识产权文化。
另外，刘华、周萤，唐恒、张宜斌等分别研究了公众知识产权认知问题，提出了包括宣传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创新氛围和建立和谐高效的运行机制等几方面的对策建议；另外，elenaGilardoni初步研究了知识产权文化对专利战略的意义；邓慧研究了知识产权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王海波则着重从微观层面研究了知识产权文化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关系。
由上述对知识产权文化研究的简单综述可以看出，在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的研究领域，因一大批来自学界，政府机构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理论开拓者们卓有成效的努力，目前已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同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知识产权事业对知识产权文化理论的需求相比，尚存在着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宏观(社会)微观(组织，本文主要是指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层面的结合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纵深研究的必要。尤其在研究视角方面，应根据当代知识产权的广阔外延和交叉学科特征，对知识产权文化进行来自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视野的综合研究。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知识产权文化
有关知识产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知识产权学科的归属等基本理论
问题，是世界知识产权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粟源主要从哲学、经济学和法学三个维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对知识产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突破。作为较之知识产权更为年轻和综合的知识产权文化，若仅仅只从某一{或少数)学科的视角入手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既不符合当代学科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高度综合，从而产生大量交叉学科的学科发展的规律，也在实践上无法很好地实现知识产权文化理论的“落地”(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文化研究应在正视该领域交叉学科特征，采用多学科视野的同时，紧紧围绕我国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过程中的有关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管理”几个方面工作的实际需求为中心来进行。
通常，要研究一个概念，首先应该界定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鉴于与知识产权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和“知识产权”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广阔的内涵和外延，且至今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尚未达成统一，因此，我们不企求在此给“知识产权文化”以明确的，让人信服的界定。参照wipo、《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上述国内外研究综述中各方人士对知识产权文化的描述，结合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过程中有关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和管理”四个方面工作对知识产权文化的实际需求：也是为了知识产权文化研究有效性的需要，避免将与知识产权文化关系不怎么紧密的其他社会文化要素过多地纳入到知识产权文化的外延之中，从而使知识产权文化研究陷于广义文化研究的艰难境地，同时，为了更多地从文化作为战略的手段意义上考虑，我们认为，在知识产权创造领域，更多的需求是创新文化，在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领域，更多的需求是法治文化，而在知识产权管理领域，更多的需求则是管理文化。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是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而人为的区分，实际工作中它们往往又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并且，知识产权文化并不是上述几种文化简单的“拿来”组合，而是有机的整合。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形象地将这种整合理解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创新文化，法治文化和管理文化的交集。如下图。上述观点的理由是：①现代知识产权的创造过程是集智力劳动和资本的风险投入等环节融为一体的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不仅是成功和收益，而且通常情况下，更多的则是失败和亏损。因此，为鼓励知识产权的创造，除了刚性的制度安排以外，必须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这里的软环境是指以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文化。②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一方面少不了制度的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法律的态度和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尊崇程度，即与知识产权法治文化水平的高低相关。可能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部分学者才给出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和引入西方知识产权法律概念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建议。③知识产权的管理与其他任何领域的管理一样，都遵循着相同发展路径。人类的管理理论经历了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程，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渐开始攀登文化管理的阶梯。文化管理以人为中心，着力培养共同价值观，管理重点由行为层转向观念层，实行“育才型”领导，旨在构建学习型组织，即将软管理和硬管理巧妙结合起来。知识产权管理若能注入文化管理的理念，则必将实现对知识产权管理的自觉，从而使知识产权管理真正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5
一、财务精细化分析概述
（一）财务精细化分析的定义财务精细化分析并非仅指分析细节，也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强调有意义、有价值的分析。而财务分析的根本意义和最高价值就在于为公司各个层面的管理决策提供支持。财务精细化分析的视野远远超出传统分析的视野，它将财务分析与公司的管理决策明确联系起来，通过精细化分析形成和改变企业管理决策。
（二）财务精细化分析的内涵财务精细化分析是基于战略管理的一种财务管理方法。“精”：财务分析要突出重点，分析的内容要与战略管理息息相关，且以战略管理为目的；“细”：财务分析覆盖的内容要全，超出财务报表的视野，与行业分析、战略分析相结合；“化”：财务分析制度化，财务分析流程和步骤形成一种制度，将复杂的财务管理过程简化为分析方法。管理会计是应用于内部管理决策，财务会计服务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财务报表是财务会计的最终产物，是沟通企业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桥梁，是利益相关者透视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先进流量的窗口。财务分析可以用于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可以用于内部利益相关者。传统的财务分析主要用于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概况，本文所论述的财务精细化分析财务精细化分析是将精细化的基本理念融入到财务分析中，是基于内部战略管理的，是内部决策分析，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本文所探讨的财务精细化分析不仅仅是针对财务报表本身的分析，而是对企业的现状，将行业分析、战略分析、报表分析等相结合，通过各个方面的充分兼顾的内部分析，以此来解析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机会与威胁。
二、财务精细化分析的必要性
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是针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的，财务报表分析对于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制定经济决策，都有着显着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财务报表分析及其分析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分析中，应注意这些局限性的影响，以保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压力，缺乏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的民营企业就必须实现产业专业化、管理专业化、资本专业化，坚持走‘精细化’发展的路子。”“精细化”的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将精细化理念应用于财务分析个战略管理是当前企业管理面临的必然趋势。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增强了掌握这种精细化分析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出色的数字分析使得企业在本行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把财务精细化分析作为战略决策的基础和依据。
财务精细化分析是当前企业财务管理中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它将行业分析、战略分析与报表分析相结合，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利用企业内部资料，透过数字看本质。财务精细化分析主要用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服务于内部战略管理。因为是内部分析，所以资料数据会比较齐全，而且资料真实可靠，分析人员和管理者都会为了企业的整体利益，从全局出发，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看问题。
三、财务精细化分析的内容
（一）行业宏观经济分析行业宏观经济分析是为了把握行业整体运行概况，综合分析一个行业的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经营能力等，主要分析指标（包括但不仅限于）如表1所示：
（二）战略分析研究战略定位分析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尔·波特。波特提出分析竞争对手和产业结构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著名的定位学派。波特认为，战略定位（strategicpositioning）是企业竞争战略的核心内容，形成竞争战略的实质就是要在企业与企业所在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战略定位方法就是企业为了分析和明确自己在行业中面临的机遇，面对的威胁以及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通过对战略环境的分析和调查，对企业在行业中的位置进行判断，从而确定企业的竞争战略。战略定位分析的方法主要有行业吸引力分析模型和Swot分析法。
行业吸引力模型也称为五力分析模型。五力分析模型将大量不同的因素汇集在一个简便的模型中，以此分析一个行业的基本竞争态势。五力分析模型确定了竞争的五种主要来源。外部环境力量包括政府管制、社会环境、科技环境、全球化以及经济形势。内部环境力量包括购买方的议价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同业竞争。内外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行业吸引力。
Swot分析方法是一种企业内部分析方法，即根据企业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其中，S代表strength（优势），w代表weakness（弱势），o代表opportunity（机会），t代表threat（威胁），其中，S、w是内部因素，o、t是外部因素。按照企业竞争战略的完整概念，战略应是一个企业“能够做的”（即组织的强项和弱项）和“可能做的”（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之间的有机组合。（Swot）分析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明确企业可利用的机会和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将这些机会和风险与企业的优势和缺点结合起来，形成企业成本控制的不同战略措施。
（三）财务报表分析财务分析是以财务报告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为依据，采用一系列专门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对企业等经济组织过去和现在有关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分配活动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状况等进行分析与评价的经济管理活动。它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及其他关心企业的组织或个人了解企业过去、评价企业现状、预测企业未来，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或依据。
财务报表分析主要包括一下方面的内容：当前年度公司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主要财务指标；增长分析；盈利能力以及收益质量分析；资产结构分析；偿债能力分析；运营能力分析；企业价值分析；现金流量分析；财务综合分析——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简介企业的基本财务现状，然后针对各个模块进行精细化分析，最后通过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进行综合分析。
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政区建置沿革管理设置
[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7）01-0060-04
problemsandSuggestionsonHowtoCompiletheSectionofadministrativeDivisioninChorography
wuJing
（theofficeofLocalRecords，XinleCity，Hebeiprovince，Xinle，050700）
[abstract]Local“administrativeregion”categoryfromtheadministrativemanagementperspectivereflectsthevavioustypesofcard.inthe“administrativeregion”inthecompilationprocesstocollectrelevantinformation，scientificproof，objectivetruth，thesystermfullyreflectthechangesinthecourseofpolitalandhistoricalheritageofCivilizationandtradition.mainlyreflectthebasicfeaturesthelocal，thereal，vivaldisplayandpromotionoflocal，reflectallwalksoflife，newstyleofthenewachievementsineconomicandsocialconstructionunits，promotedomesticandinterncitional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exchanges，promotethecity’surbanandrural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progess，cucturalprosperitywillplayapostiverole.inhistory，geography，localrecorderstudies，researchanddivisionnamepolitics，landplanning，regionalplanning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andotherfields.topromoteexchangesbetweenurbanandruralarea，promotethedevelopmentofsocialeconomyandculture.ithasaveryimportantsignificance.
[Keywords]administrativedivisionBuildingevolutionadministrationSetup
地方志是以一级行政区划冠名的地方资料性书籍，是一地内容的载体。“政区”是地方志内容的依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始的时候，曾经有过二轮志书设不设“政区”或者对这一部类详写还是略写的争论，后来主要意见是要设这一部类，但意见双方各自在所编修志书中体现了自己的观点，有的详记这一部类，有的略记。
其实，这个争论的命题是不存在的，双方都忽视了志书“政区”部类的本质特点和作用。《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中国政区法律上设三级，地方志是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冠名的，那么，志书的空间范围就设定在县级行政区域以龋行政区就是志书所有内容的承载体。每一历史阶段的历史发展状况，都是在这一政区内展开的。所以，志书必先详写政区。有人认为，首轮志书已经详写了政区内容，二轮可以略记，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首先，两轮志书之间“政区”是有变化的；其次，二轮志书有修订前志的任务；第三，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展开内容，先要标明内容的承载体；第四，从著述特点来说，不管首轮还是二轮志书，都是独立的著述，不能缺项。所以，志书“政区”部类的本质特点是以行政管理区划来约束记载内容，二轮志书“政区”部类不仅要详写，还要作为重点来写，要拾遗补缺，“政区”以时间下限行政区划为准。
1二轮地方志“政区”部类编纂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第二轮志书编修工作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从已出版的志书看，存在一些问题。仅以“政区”部类来说，在编纂中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专业概念表达有误。一是“政区”概念不清，种属关系混淆。比如某区志设“政区建置”，下设“境域位置”“镇（乡）、街道概况”两节，“境域位置”下设“区位”“区划”两目。“区划”为行政区划的简称，比“政区建置”概念内涵大；“境域位置”是“区划”包含的内容，是其外延之一，不能领属“区划”。而且，该区志没有设“建置沿革”，政区概念不完整。二是建置概念使用不准确。“建置”只说明“建立”，建立什么，必须加定语说明，所以，在政区部类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政区建置”。此外，由于志书更注重政区建置的历史演变，因此，用“政区建置沿革”更合适。三是纵横概念表述失误，有的志书以该县的几何形态定“纵横”，长为纵、宽为横，这是错误的。地域概念的纵横，是经为纵、纬为横，即北南合为纵，西东合为横。
第二，历史概念表述不当。比如冀州问题。“冀州”不属于行政区划，而是地理区域概念，最早见于《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传说为大禹治水后划分的九州之一。秦代以前，“九州”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存在。许多志书的“建置沿革”都说这一县“唐尧时属冀州”，是把“冀州”当行政区划了。又如《赵县志》记：“宋代，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升赵州为庆源军节度”。宋代的行政区划实施三级制，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县级单位有县、军、监。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隶于路，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隶于府或州。大体说，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有驻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工业区如煮盐、冶铁、铸钱等重要地区设监。在地方行政建置上，府与州平级，但在现实身份上，略尊于州，府多由州升。军与州、府平级，现实身份次于州、府，高于监。宋代仍保留唐代节度使官名，设节度使称号的州（府）称节度州，大都赐有军号，也有不加军号的，州的等级分为节度、防御、团练、军事四等。另有一种称军的地方是由县升的，或领数县或不领县，这种军仅比县略高一级。所以，宋代“军”比府州和节度规格低，《赵县志》记载应改为：“赵州改庆源军，节度州级”。
第三，“建置沿革”缺乏严格考证，朝代记述存在不当之处。有的志书将“建置沿革”作为一节，但表述非常笼统，既不充分罗列朝代，也不分段落，只是简单地将前志内容剪贴过来，不加考证地列为章节，导致一些随着学术发展应该修订的建置状况没有得到反映。还有一些处理不当的问题，如不分段简略记述各朝代建置，国家政权和地方政权并列等。按照历史沿革，中国朝代分为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新、东汉、三国（魏＼蜀＼吴）、两晋（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辽＼西夏）、南宋（金）、元、明、清。“建置沿革”要按此朝代顺序罗列。而有些志书把“十六国”中的一些政权，以及辽、金都作为朝代罗列，这是不妥的。虽然魏（南北朝的）、辽、金都曾长期占据河北，但它们都属于地方政权，不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政权。这种记述属于历史概念的错误，有地方主义的嫌疑。又如某县志记“建置沿革”，在东汉之后列“魏”。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东汉之后的“魏”是地方政权，中央正溯应是“三国”；二是历史上称“魏”的政权比较多，有战国魏、三国魏、东晋十六国魏，南北朝的北魏、西魏、东魏，修志时要注意分辨，这里的“魏”是南北朝的“魏”，应有标注。
第四，对民初政区建置及地名更改问题的记述不清。以河北省部分志书为例，其对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设道、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的问题普遍没有记述清楚。民国二年政府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划一组织令》，其中“教令第四号”为：“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设巡道各省份，该道官名均以为观察使，辖区照旧，设观察使公署”。河北省当时设顺天府（三年改京兆）、渤海道（三年改津海道）、范阳道（三年改保定道）、冀南道（三年改大名道），特例是口北道（三年改察哈尔特别区）。但不少河北省志书对此问题的记述不清，如“中华民国成立后，昌黎县初属津海道，后隶属直隶省（民国17年改称河北省）”，史实是民国初先设“渤海道”，次年改“津海道”。河北省志书中涉及的需要注意的地名还有直隶省、保安县（后改涿鹿县，因陕西有保安县）、东安县（后改安次县，因湖南、广东、四川有东安县）、龙门县（后改龙关县，因广东有龙门县）、广昌县（后改涞源县，因江西有广昌县）。
第五，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些区域的陈述不妥。一是对日伪政权侵踞区域的记述。比如第一轮《石家庄郊区志》把日伪政权作为“政区”的一部分，在其“政法”部类公安节机构目有这样的记载：“市郊的公安机构始建于1941年3月。石门市建立后，市成立了警察署，市郊第三、四、五、六区也分别建立了警察分署。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改Q警察分局。”在其军事部类，有“自1939年建市后市郊各区区公所只有壮丁队”这样的表述。在其“政府机关”部类“机构”节设六目：区公所、区人民政府、、郊区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郊区人民政府。把日伪侵踞机构和中国政权机构并列，把日伪政权侵踞区域视为“政区”之一，显然是错误的。行政区划，不只是地域概念，还是行政概念，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治、行政权力的划分，以在不同区域内为地方国家机构实现各种职能而建立的政权机构为标志。换言之，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便于行政管理而分级划分的区域，是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了施政而划分的各级政体权利覆盖范围，是一个国家政体权利的体现，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此，在每一个国体施政期间，只有国家的正统权力机构设置的行政区划，才算“政区”。民国的行政区划，要以民国政府颁布的行政区划为准。日伪侵踞区域，是外国侵略者为了侵略需要而建立的管理区域，日伪政权，是侵略军占领后设置的政权，虽然权利覆盖一定区域，但它是不具备法统地位的，把它写为“政区”，等于承认它的合法，这已涉及国家问题。
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出于抗日战争和民众解放的需要，在中华民国政区内设定的一些政区性质的省、区、县的记述，如“束北县”“束冀县”“束晋县”。多数志书将其列在“政区”部类，这显然不科学。民国期间国民政府所设政区仍在，并不是政权的空白。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地区设置了政权，但除了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其他都不是中华民国行政区，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斗争需要而设立的区域性权利建置，属于党政建制。在“政区沿革”部类列入党政建制，不符合“政区”定义，也不能反映历史事实。较为科学的做法，是将之设在“军事”或“中国共产党”条目下。
总之，行政区划虽有明显的阶级性，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否认其历史连续性。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前，占据法统的国家政制是中华民国。所以，对中华民国期间“政区”的记述应以中华民国划分的行政区为准。
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政区变化比较频繁，比如撤县、建县，设专区、撤专区、设地区等，导致地方志在这方面普遍存在记述不清的问题。比如这一段记载：“1958年11月，昌黎县与卢龙县、抚宁县合并，仍称昌黎县。隶属唐山市。”当年调整行政区划，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撤销六十余县级政区，其中，撤销卢龙县，将原县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昌黎、迁安二县，撤销抚宁县，将原县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归秦皇岛市和昌黎县，不是“合并”。唐山专区也没有撤销，昌黎不会“隶属唐山市”。1960年4月国务院批复撤销唐山专署，昌黎县才归唐山市辖。第二年5月又重新设立唐山专署，辖昌黎县。这类问题好解决，可以在“中国政区网”找线索，然后查文件确定。
此外，现在出版的志书，在篇目安排的逻辑性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多数志书的结构是先写一段无题概述，再写区位、建置，再又写区划，顺序不对。还有很多志书的“政区”没有标明下限时间状况，只记述了一些变化，列了一些表，这也需要完善。
2对地方志“政区”部类编纂的修改建议
地方志“政区”篇目指的是行政区划，编纂要做到标准化、程序化。标准化指行文中的概念使用要准确，程序化指篇章结构应按政区逻辑，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规范。
2.1政区部类篇章结构的设置
行政区划是国家宪法规定的一级行政管理地域范围，包括区域的管辖级别、行政设置、绝对位置、相对位置、通达坐标、历史变革等。“行政区划”首先要“明政区”，即“政区设置”，包括政区的归属、级别、分设等；次要“明位置”，即“政区位置”，包括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绝对位置是经纬度，相对位置是距首都和上级政区驻地、周边同级政区的方位、距离；再次是“明沿革”，即说明下限时间的行政区划是怎样演变而来的；最后是“政区具体化”，即本级政区的组成。
据此，笔者认为“政区”篇目可以设为一章五节：
第一章行政区划
概述
第一节政区设置
第二节政区位置
第三节政区建置沿革
第四节区划管理
第五节政区概览
2.2政区部类章节内容的设置
“第一节政区设置”记述在下限年的政区设置状况，包括隶属关系、政区级别、面积、人口、下级政区数。（下转65页）
（上接62页）
“第二节政区位置”记述政区的绝对位置、相对位置。要先有坐标，再写绝对位置（经纬度）、相对位置（四至）。坐标要写出距上一级政区的方位、里程；四至要写出四正四隅，按规范标注东、西、南、北（四正）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
“第三节政区建置沿革”记述该区域内有政区形态后，历朝历代的变革。注意，要写“区域”，虽然超出“政区”概念，但志书是以下限的行政区划为准归纳内容的，所以在该区域没有出现政区的时代，它属于哪里，也要记述清楚。建置沿革包括行政区域的人文设置，即在有行政管辖区域之前的政治管辖形态，以及一级行政区域的形成，政区的建、废、省、并等。
“第四节区划管理”包括勘界和划入划出；地名管理，包括改名、定名。
“第五政区概览”记述建置划分，深入反映区划状况，将某一级行政区划下设的行政单位标列出来。中国宪法规定，行政区划为三级，一级为省、直辖市、自治区，二级为县，三级为乡，县级政区包含宪法规定的县、乡两级政区，所以在设置篇目内容时要考虑“乡”的因素，应包括县城、乡镇概况并附行政村概况。同时，不要忽视人的因素，可以把乡镇书记、乡镇长纳入“概况”中。所附“行政村概况”应包含“自然村”情况，不宜忽略或以“某乡所辖村经济情况发展表”取代对行政村的直接记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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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7
关键词:物流联盟;战略协同;综述
中图分类号:F5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7740(2009)07―0091―03
虽然物流结构以整合的组织的形象首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DonaldJ.Bowersox,1968),但是,物流联盟这种新型商业模式在国外的迅速发展并受到广大物流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JameC.Johns,RobertB.Handfield,Ussella.Gilmore,2003)。
一、国外的研究
国外关于物流联盟的研究内容大多散见于研究供应链的各类文献中。约翰・盖特纳(1998)全方位地分析和介绍了供应链战略联盟的所有相关领域,构建了由市场、战略响应、文化能力、领导风格、信息技术五个要素构成的供应链战略联盟模型,其核心思想是以物流整合作业,旨在通过在组织内部建立相适应的子文化和领导风格,将外部市场的动态性、企业的战略响应及企业内部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以实现更好的协作和现实的绩效。德国著名物流专家汉斯・克利斯蒂安・波弗尔教授(2004)把“由合作关系表明的组织间物流系统(假设可以达到战略目标的话)作为战略联盟”,并分析了组织间物流管理的特征、组织间物流系统的阶段性结构以及组织间物流管理的控制,提出了由战略决策、战略联盟框架、合作伙伴选择、战略联盟管理四个阶段构成的面向物流服务商的物流联盟模型。鲍尔索克斯(2002)提出了一个以职能整合与信息整合的相对平衡为基础的物流组织演变五阶段模型,指出制造商与物料供应商、物流服务提供商、分销商之间创建、实施和保持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公司之间存在的信任。Douglaslong(2006)研究了建立物流联盟需要克服的障碍,提出了物流服务使用者选择3pL公司的十二条标准。notteboom(2004)的研究结果显示,门对门(door-to-door)的理念已经使许多终端运营者转向加入提供包括仓储、配送和一些低端的物流增值服务的物流组织,他专门研究了港口与收货人及第三方物流企业等建立的战略联盟,发现联盟可以改善供应链的运作效率,提高相关各方的竞争能力。美国安达信(又译安德森)咨询公司(andersonConsulting)战略部经理williamC.Copacino(1997)最早提出“第四方物流(ForthpartyLogistics简称为4pL)”概念,“第四方物流”扮演着供应链整合者角色,通过集合与管理众多的物流资源、设施及技术来提供一个完全中立的供应链解决方案。2002年,Jp摩根(亚太)收购兼并部总裁史丹利在香港网丰物流集团进行投资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第五方物流”的概念,第五方物流在物流运作中以信息资源整合者身份提供电子商贸技术去支持整个供应链,并且能够组合各接口的执行成员为企业的供应链协同服务,包括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方物流提供物流信息平台、供应链物流系统优化、供应链集成、供应链资本运作等增值活动。Courdin(2000)研究发现,联接世界许多港口为了消除内部过度竞争而建立的专业协会常常受到来自政府和低价竞争者的涉嫌不正当竞争的攻击,因而以为,建立港口战略联盟不仅可以规避反托拉斯法及起到维持价格稳定的作用,还能跟其他企业战略联盟一样在诸多方面起到更多的积极作用。Song(2002)认为,港口之间的“竞合”(co-petition)关系是企业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在同一或相似市场中的不同港口所提供的服务很可能是相互补充的,竞争各方完全可以通过“竞合”实现双赢(win-win)。marlow(2003)提出了“精干港口”(leanport)概念,他所谓的“精干港口”是指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并且能够消除与货运及服务相关的各种物质和信息等资源浪费的港口,单一的港口并不能够达到这种水平,许多“精干港口”组成的港口网络能够通过实现信息共享,从而提高了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marlow还提出了一个包括进行网络监管的“精干港口企业”(leanportenterprise)、港口以及内陆终端等组织要素在内的综合性网络化战略联盟模型。
二、国内的研究
物流联盟在国内出现的时间更短,目前还处于“鼠标+水泥”阶段。虽然国内物流联盟发展还处在萌芽时期,但已有不少学者对物流联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物流联盟概念、物流联盟动因、物流联盟模式以及物流联盟管理等。
1.物流联盟概念
由于物流联盟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学者们的视角不同,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物流联盟的含义依然看法不一。徐寿波和侯汉平(2002,2003)提出了大物流理论和“第X方物流”概念(XpartymaterialFlow,简称XpmF),“第X方物流”不是指由某一方提供的物流服务业务模式,而是指由各有关方综合提供的物流服务业务模式,并且采用哪种物流服务业务模式是一个事先不能确定的未知数,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科学决策。李骏阳和刘宁(2003)认为,物流联盟隶属于第三方物流范畴,是由若干具备专业特色与互补特征的物流企业通过契约结成的互相信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物流作业联合体,企业不完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贺盛瑜(2003)、韩臻聪(2003)等学者认为,物流联盟是以物流为合作基础的企业战略联盟,是制造业、销售企业、物流企业基于正式的相互协议建立的物流合作关系,参加物流联盟的企业汇集、交换或统一物流资源以谋取共同利益,合作企业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田宇和朱道立(2000)认为,物流联盟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是为有效利用组织和市场双重优势的一种组织创新,狭义的物流联盟存在于非物流企业之间,广义的物流联盟包括第三方物流。孙丽华等(2006)指出,动态物流联盟是基于核心能力关联、由核心企业联合其他提供专业化物流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以快速响应客户物流服务需求为战略目标的物流组织,随着物流契约的产生而建立,随着物流契约的结束而结束。
2.物流联盟动因
关于物流联盟动因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提高企业收益和增强企业竞争力。贺盛瑜和庞宇(2004,2006)认为,企业为了达到比单独从事物流活动取得更好效果(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规模效益、提高服务水平等)而建立物流联盟,他们的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提高企业收益与企业竞争力是结成物流联盟两个最重要的动因。王嘉鹏(2007)运用企业边界理论进行研究后发现,降低物流自营成本和物流外包风险是企业选择物流联盟经营模式的动因。郑毅延和王健(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虚拟物流企业联盟是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主要途径。彭本红和孙绍荣(2006)运用生态位理论研究了第三方物流联盟的生态位结构模型,指出物流联盟之目的就是要扩充生态位态势,提高物流质量,降低物流成本,增强物流竞争能力。李骏阳和刘宁(2003)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后认为,企业组建流联盟是为了提高作业效率、稳定交易关系、降低交易费用、建立互相信任、共同分担风险、共享物流收益。石晓烽和王述英(2005)的研究表明,供应链企业通过建立物流联盟可以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增强供应链竞争力,提高物流配送服务水平。何凌等(2007)研究了在物流服务个性化和综合化趋势影响下我国物流企业并购的非财务动因是:获取战略机会、商业模式重组、进军多种运输业务、拓展多种服务等。周万森和周剑青(2006)研究了港口企业物流联盟产生的积极效果:(1)限制恶性竞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降低企业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2)实现规模经济,使港口企业整体壮大,提高市场竞争力;(3)企业间优势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物流服务水平,扩大市场份额;(4)提高港口资源利用率,减少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5)促进科技开发和进步。
3.物流联盟模式
国内学者从虚拟企业、分形结构、共同治理、中间组织、价值链合作等视角对物流联盟形式展开了研究。彭本红和孙绍荣(2006)讨论了tpL供需联盟和tpL虚拟企业,tpL供需联盟是指第三方物流企业与物流需求方(主要是工商企业)通过一系列协议形成的物流合作形式,tpL虚拟企业是指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核心,联合众多专业物流企业,为完成一项或一定时期内的物流项目而成立的虚拟经营组织。戴勇(2003)提出了虚拟物流企业联盟组建的四阶段模式,并针对物流企业联盟的实际运作情况提出了一种混合型的组织体系结构,指出虚拟联盟整合商是虚拟联盟的核心。侯汉平和徐寿波(2006)提出了大物流pFm分形结构概念,pmF是一个基于物流固有性质(主体、物和流动)自主完成物流活动的智能体(agent)分形单元,pmF的多重分形集合构成XpmF(即X方物流),如新络亚洲(香港)多方物流公司(X=Xe)、华润集团物流(X=l+3)、海尔物流(X=l+3+4)等。岳公正等(2007)认为共同治理结构是大多数物流交易的最优选择模式之一,无论在单据准确率还是在配送及时率方面,表现最好的物流执行主体均由自理和第三方物流共同组成。王嘉鹏(2007)认为,物流联盟是企业与物流企业双方在物流领域的战略性合作中进行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是一种介于物流自营与物流外包之间的一种物流中间组织形式。何振(2007)从价值链角度研究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物流企业的横向、纵向及混合物流联盟模式。
4.物流联盟管理
孙晓东等(2004,2006)运用博弈理论来讨论物流联盟的稳定性,指出发起者除了对贴现因子约束和采用触发策略以外,正确评价和选择合作伙伴,制订完备有力的早期契约以及建立企业间的长期信誉关系都是保证物流联盟稳定的有效措施,并以货代型物流企业选择工艺型物流企业为例,设计了工艺型物流企业的指标体系,建立了物流联盟成员选择的评价模型。侯汉平和徐寿波(2005,2006)认为,大物流具有自相似嵌套式pmF分形结构,分形单元在其活动空间的调整和重构可以实现X方物流动态结构优化,XpmF是供应链上pmF子系统之间协同合作产生的一种宏观有序结构,供应链核心企业或专业物流提供商可作为单方或多方综合物流服务模式组建的发起者,对供应链上具有互补性的pmF分形单元进行协同化管理和控制,为供应链提供一套动态物流解决方案。田宇(2007)认为,通过建立恰当的契约机制可以实现从随机结盟的物流外包向战略联盟的物流外包转化,并从博弈双方信息是否对称及博弈方横向之间是否存在竞争性关联两个维度,构建了物流外包契约机制模型,分析了不同物流外包博弈结构契约机制类别和决策机理。骆艳江和刘伟华(2003)对供应链环境下建立物流联盟的影响因素、合作伙伴选择、组织结构策略及动态机制进行了研究。刘群(2007)从可行性分析、谈判与设计、实施与控制等研究了第三方物流联盟的构建过程。彭本红和孙绍荣(2006)利用生态位理论探讨了物流市场的细分,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在物流市场生态位的最佳分布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岳公正等(2007)指出要真正实现共同治理结构的高效运行并保持成功的物流联盟合作关系,必须在合作过程中寻求战略的协同和文化的融合,同时需要相应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运行机制作为保障。贺盛瑜、郭晓林、董一平、潘立亚(2004,2005,2006,2007)运用学习理论和博弈理论研究了物流联盟伙伴的利益分配、稳定性条件、破裂和退出机制,指出完善信任约束机制是维持物流联盟信任关系的关键。包耀东等(2006)提出了基于带偏好的Dea二阶段选择确定物流联盟伙伴模型。曾孟佳等(2007)构建了一个第三方物流供应链联盟伙伴选择模型并提出了求解物流联盟伙伴选择优化问题的自适应遗传算法。王雄和岳意定(2008)提出一种将模糊优选理论与动态规划法相结合的合作伙伴选择方法。余福茂等(2007)研究了突变模型在物流合作伙伴选择决策中的应用,提出基于系统控制机制的动态物流联盟建模思路,建立了基于整子控制机制的动态物流联盟模型的总体架构,并建议采用递阶控制机制协调子系统内部的过程联系。汤银英(2007)运用物流场理论研究物流企业发展动力场,构建了物流企业发展动力场模型。郁桥德(2002)讨论了构建中国出版物流联盟的途径与方法。封学军(2003)对组建东北亚区域港口联盟、东北亚海洋运输一体化及区域合作一体化进行了研究。郑芬兰(2006)讨论了制造企业的物流经营模式、制约物流联盟的因素以及应对策略。王文禄(2003)讨论了构建铁路物流联盟的措施。
三、简要评述
物流联盟是企业在资本全球配置、产业专业化分工及产业组织一体化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生产组织模式,协同是其主要特征。从上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既有的物流联盟协同研究成果中主要存在以下特点和不足:
1.分析范式上基本上还没有突破“交易成本”、“资源论”、“能力论”、“博弈论”及“学习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且研究方法上多数是从战略管理和职能管理视角割裂地分析单个物流职能效率,而运用协同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物流整体协同的文献相对不足。
2.关于物流联盟概念内涵的界定过于狭窄,不少文献把它当作是企业内部传统管理职能的向外延伸及集成了传统物流职能的联合体,故现有研究比较多地或者只考虑物流设施的综合利用(如共同利用仓储、运输设施),或者把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物流资源的集约效率(如物流园区的建设),或者只考虑联盟管理的某一方面(如战略目标、成员选择、贡献评估,联盟结构、评估模型等),而运用协同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物流联盟自组织机制的内容偏少。
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8
论文摘要：本文从逻辑学的角度对现有系统营销概念进行剖析，并对系统营销概念进行了再定义，总结其特征，最后探讨了系统营销应遵循的原则，以期对企业的系统营销实践有所借鉴。
近年来，“系统营销”这一词汇在国内营销界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有人把它当做一个概念，有人把它当做一种营销观念，还有人把它视为一套营销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系统营销？系统营销理论框架都包含哪些内容？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尽管如此，系统营销却被越来越多的营销人士和企业所接受，人们从各自理解的角度对系统营销进行诠释，并作为营销实践的理论依据。系统营销对企业市场营销实践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创建概念明确、理论架构完整的系统营销理论变得越来越迫切。本文从逻辑学的角度对系统营销进行剖析和再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系统营销实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探讨，期望能对系统营销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
现有系统营销概念剖析
理论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是由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组成的。理论的最基本方面是概念，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提出有用的概念，并提供各概念是如何相关的解释。通过一个详尽的解释性框架来表达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的概念，如市场营销、需求、产品、市场、市场定位、市场细分、渠道、促销、营销组合等等，通过这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市场营销理论。显然，概念是理论构建的基础。下文对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系统营销概念从逻辑学角度进行比较分析。
国内研究系统经济学的昝廷权给系统营销下的定义是：“系统营销指的是一个经济系统向其他经济系统推广或推销自己的广义商品，包括物质产品、服务甚至某种价值观念”。
从逻辑学角度分析，这个概念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商榷：
首先，系统营销是在市场营销概念基础上，通过增加“系统”属性，使其有别于市场营销，系统营销是市场营销的种概念，市场营销是系统营销的属概念。因此，在概念内涵上，系统营销的内涵比市场营销的内涵大；而在概念外延上，系统营销的外延比市场营销的外延小，即系统营销概念的适用范围比市场营销概念的适用范围窄。对照市场营销学专家菲利普•科特勒给市场营销所下的定义：“市场营销是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实现企业的目标，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综合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和手段，把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劳务送达消费者的一系列整体性活动”。将上述两个定义中所使用的概念列表，如表1所示。从表1中的各对应项不难看出，前者在定义中所使用的概念的外延全部大于后者的外延，由它们所定义的系统营销概念的适用范围更宽。这明显违反种概念适用范围小于属概念的基本逻辑，即违反了系统营销概念适用范围小于市场营销概念的基本逻辑关系。
其次，该定义只是将传统的市场营销定义中的企业和消费者换成了“经济系统”，除了“推广”这个与系统毫无关系的概念外，没有对系统营销特有的本质属性做任何的揭示，让人无法看出系统营销与市场营销之间的本质区别。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逻辑的角度分析，昝廷权的定义首先违反了逻辑关系，其次，由于该定义并没有揭示出系统营销的本质属性，让人无法理解系统营销的真正含义，因此，此系统营销概念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
刘祖珂在其著作《系统营销》中给系统营销所下的定义为：实施满足竞争的多维度的战略目标和绩效管理，在战略的规划和指引下，建立强大的营销组织，有成熟的业务模式和多个组织系统的协作和参与，形成全方位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在产品、包装、策划、价格、传播、队伍、服务、品牌等单一或几个方面的能力，去争夺消费者资源、客户资源和开拓新的市场需求。
这个定义显然太过复杂，用了大量的概念来定义系统营销，定义中使用了诸如多维度、战略目标、绩效管理、强大的营销组织、成熟的业务模式、多个组织系统的协作和参与等概念。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该定义违背了定义项中不得包括含混的概念或语词的规则，从而无法达到明确系统营销概念内涵的目的。
显然，刘祖珂试图用更多的概念更全面的描述系统营销的特征，以期给出系统营销更完整准确的定义，但却又走到了昝廷权的系统营销定义的另一个极端，即由过于简单演变成过于繁琐，甚至晦涩难懂。
系统营销的再定义及特征
系统营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将系统论思想应用于市场营销，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指导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对系统营销作出如下定义：系统营销是指把企业和外部环境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所涉及的各种要素之间动态的各种内在联系，通过对各种企业资源的优化组合，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经营战略和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过程。
根据上述定义，系统营销具有如下特征：
（一）系统营销的本质是系统论在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的应用
系统营销是系统论思想和传统市场营销理论结合的产物。企业在市场营销过程中，要以系统的方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首先，按照整体性原则要求，在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和营销策略时，要将企业放在外部环境中去考察，把企业与外部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研究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其次，按照相互联系的原则和动态性原则，对市场营销所涉及的各个要素，如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品牌、服务、管理、外部环境以及企业的人财物等资源进行全面的分析，掌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变动趋势，而不是孤立地考虑某个因素。最后，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分析结果，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实现“1+1>2”的效果，使资源得到最充分有效的利用，这也是系统方法的最终目的。
（二）系统营销的核心是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和营销策略
正确的经营战略可以保证企业的经营方向不出现偏差。很多企业的成功源于出色的市场营销策略，但却最后失败于企业的经营战略失误。如果决策者能够坚持系统的方法和思想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进行科学的决策，就可以避免经营上出现的重大失误。
系统营销实施应遵循的原则
本文认为，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时，除了要遵守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外，还应当遵循如下原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和口号上。
（一）企业管理者重视系统营销且养成系统思维的习惯
企业管理者的重视，是企业开展系统营销的重要前提条件。思维方式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进而决定个人的命运。同样，企业管理者的思维习惯也决定了企业的命运。由于思维的惯性作用，要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此，企业领导者应该努力养成系统思维的习惯，主动克服原有的思维习惯。同时，企业管理者不仅自己要养成系统思维的习惯，而且还要倡导企业下属各部门的管理者都养成系统思维的习惯，从而为系统营销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有利于系统营销的科学决策机制
企业在营销过程中，面对多变的环境因素，仅依靠管理者的智慧进行决策，其风险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一是重大决策民主化。通过集思广益来反映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和信息量，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决策的失误。但民主决策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还必须依赖科学的决策机制。
二是实现科学决策。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最大限度地收集相关信息。信息缺失或信息失真，是造成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信息社会，掌握足量的信息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建立专业智囊团，并且发挥专家的作用。决策过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企业管理者不可能样样精通，如果过于自信又耻于向别人求教或求助，结果便会出现“拍脑袋”决策的现象，此外，决策者应善于从专家身上吸取智慧；广泛听取意见，对重大决策反复进行论证。在许多情况下，决策实际上是一种选择和取舍，要考虑利弊得失，进行价值判断，因而，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特别是听取反对者的意见，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
（三）切实做好各项管理基础工作
管理基础工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直接影响企业的整体经营水平和绩效。试想，如果没有海尔全方位周到标准的“星级服务”，能有海尔高度的客户满意吗?刘祖珂在其《系统营销》一书中提出的七大基础管理（包括目标管理、预算管理、计划管理、预测管理、业务流程、绩效管理与激励管理七大方面）值得参考和借鉴。他认为一个企业在竞争中想要胜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基础管理能力来做支撑，否则，就会像盖房子只想往上砌砖而忘记打牢地基一样，总有一天房子会倒塌。
综上所述，系统营销并非全新的市场营销理论。事实上，传统的市场营销、整合营销、绿色营销等理论都蕴含着系统思想，尤其是整合营销更被称为系统整合营销。与这些理论相比，系统营销更重视系统思想与方法在市场营销活动中的应用，而进一步提高系统营销理论的可操作性，将是这一理论研究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昝廷权.系统营销的三个基本原理.企业活力，2002（9）
2.刘祖珂.系统营销.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9
知识经济时代，利用信息技术，传统企业的工作和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并由此引发了现代企业管理领域以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简称BpR)和企业资源系统(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简称eRp)应用为核心的管理革命。在全球企业经营环境迅速变化的过程中，一些业绩颇佳的美国企业由于没有及时采取快速变革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而丧失了在日趋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的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认识到，必须对现有的企业管理观念、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进行彻底的重组再造。
2BpR理论分析
2.1BpR定义
BpR是1990年最先由美国前mit教授michaelHammer在“Reengineeringwork：Don’tautomate，Butobliterate”一文中提出；后来michaelHammer与CSCindex的首席执行官JamesChampy于1993年发表了《公司重组：企业革命的宣言》。此后，BpR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像一股风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并大有风靡世界之势[1]。目前公认的BpR概念是：“企业流程重组(BpR)就是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从而获得可以用诸如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的业绩来衡量的巨大成就”。
2.2BpR实施原则
企业流程重组的原则是执行BpR应该遵守的规范，也是BpR重组成功的保障。简单地说，流程重组的基本原则有：以顾客为中心，以价值为导向，以人为本。根据对BpR理论的研究，这些原则主要分成面向流程类原则和系统集成类原则：面向流程在BpR中的体现就是面向顾客、面向目标、面向具体业务的流基于BpR的电力企业信息系统重构策略研究文/孙钰余明阳本文从企业流程重组(BpR)的概念、本质、原则以及有效实施BpR的步骤讨论入手，动态地分析了企业流程重组阶段性与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基于BpR理论的信息系统开发的策略，本文可作为我国电力企业在新形势下，通过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管理层次和竞争力的参考。摘要程价值链；系统集成类原则是确保在企业流程的许多活动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以缩短流程的顾客响应时间，并保证流程重组之后的可靠性高于流程重组之前的可靠性，使得重组之后的流程简单有效。
3基于BpR的电力企业信息系统重构策略
3.1信息系统BpR层次结构分析
从战略角度看，信息系统应是集成的多层次模型，单一的模型不足以概括信息系统全部。一个基于BpR的有效集成信息系统应包括战略层信息系统、功能层信息系统、业务层信息系统和信息系统基础设施。战略层信息系统是企业制定战略和高层管理活动有关的计算机辅助系统。企业战略规划为企业经营活动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需要相应的信息系统确保它的制定和实施。功能层信息系统为中层管理者进行管理控制提供支持，利用数学模型分析系统中的大量数据，辅助中层管理者进行决策。业务层信息系统主要支持企业运作层的日常操作，是业务流程的核心。构筑使企业运作效率大大提高的新流程，充分利用业务层信息系统简化作业流程，形成以流程为中心的组织管理模式。信息系统基础设施是企业根据当前业务和可预见的发展趋势及对信息采集、处理、存储、流通要求构筑的信息平台，为不同类型用户提供友好的网络功能服务。
3.2BpR信息系统开发策略
企业流程重组是由高层管理机构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企业高层根据企业战略规划提出企业重组设计，并进一步提出流程重组需求。明确流程重组后，企业操作层从具体流程的改造出发，简化流程，实现局部流程重组。流程重组首先要对原有业务流程进行诊断，针对业务流程调查诊断报告，以企业整体为对象重构业务流程，全面制定业务流程重构的战略方案，根据业务流程重构要求对信息系统进行逻辑与物理设计，形成新的面向流程的信息系统模型。
3.3动态性要求下的BpR信息系统开发框架
目前对企业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经营状况稳定情况下，对BpR中的信息系统规划和开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而BpR实施的阶段性和企业发展规模的动态关系要求我们提出一个动态的BpR信息系统开发框架，为BpR信息系统的动态建模奠定一个坚实基础。按照Hammer在1993年针对企业流程重组提出的4个实施步骤，讨论每一步骤必须执行的工作。3.3.1建立共识为了建立起整个组织成员对重组的希望并达成共识，企业高层主管必须在重组前就企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其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重新定位，建立全员的共同意愿。此阶段主要是为BpR项目立项做准备。3.3.2流程诊断主要任务包括对现有流程及其子流程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分析现有流程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确定非增值活动。流程诊断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彻底的”，针对企业所有的流；二是“高影响力的”，针对关键性流程或与企业远景目标相冲突的流程。3.3.3重新设计阶段重新设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流程设计，提出各种可能方案以满足企业战略目标，彻底的重新思考企业流程，同时应注意设计与新流程运营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和信息系统。3.3.4具体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流程及组织模型的详细设计，详细定义新任务角色，制定阶段性实施计划并实施，实施时要准备好应急措施，随着新流程实施，对旧有组织应予以扁平化，绩效评估、奖励制度等也应随之变革。
4总结
简述战略管理的概念篇10
[关键词] eVa；BSC；eVa综合平衡计分卡
一、相关理论综述
1.经济增加值。eVa(economicValueadded，经济增加值)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推广，逐渐被资本市场投资者接受。eVa最初是作为公司价值评估模型提出的，它的出现带来了管理的一场变革，美国StemSmwart公司将eVa与公司业绩评价、激励机制等挂钩，建立了eVa价值管理模式，已经成为目前价值管理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概念。经济附加值(eVa)计算公式为：eVa=nopat-waCCxtC，其中，nopat是税后净经营利润，由报告期损益表中净利润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得到，waCC是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tC是企业投入的总资本。eVa的核心是强调资本成本，上述资本成本中不仅包括债务资本，且权益资本也有机会成本，即eVa考虑所有资本的成本，是全面成本。eVa不同于会计利润，而是经济利润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企业创造的利润超过了所有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之后的结余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此理念可帮助投资者了解目标公司在过去和现在是否创造了真正的价值，实现了对投资者高于投资成本的超额回报。更为重要的是eVa可帮助经营者明确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并应用eVa分析和管理提高价值创造的能力和水平。随着eVa理论和应用的深入研究，eVa不仅是计算结果，是一个数值，而应该是一个目标，发挥价值导向效果，由此提出建立eVa价值管理体系，且指出管理上引入eVa并不是为了如何精确地计量该指标，需要从管理角度而非会计角度来对待该指标。以避免指标计算误区，使eVa价值管理研究停滞不前。或者eVa价值管理是为了表明eVa是如何引导管理者创造价值以及是否创造了价值，而不拘泥于精确计算出创造了多少价值。
2.平衡计分卡。1992年，美国管理学家罗伯特・s・卡普兰和大卫・p・诺顿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首次提出了平衡记分卡的概念。平衡计分卡是一个企业组织的远景与战略转化为一套可供操作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战略控制框架，从而实现了业绩评价与战略管理的有机结合。它主要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成长四个方面，将组织的战略落实为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目标值，其具体依托图、卡、表的形式更直观地实现战略的规划。因此，人们通常称平衡计卡是加强企业战略执行力的最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平衡计分卡方法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单一使用财务指标衡量业绩的方法，改变了企业以往只关注财务指标的考核体系的缺陷，其在财务指标基础上加入未来驱动因素，即客户因素，内部经营因素和学习成长因素，可尽量避免企业过分关注一些短期行为而牺牲长期利益。平衡记分卡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从企业的四个方面来建立起综合衡量体系，关注了企业外部和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平衡。然而平衡计分卡理论也有其内在缺陷。国内外诸多研究认为平衡计分卡方法具有静态性、简单结构、线性因果等劣势。平衡计分卡方法只是提供了一个架构并没有给出策略目标间的因果关系的建立方法，而且策略目标的选取和各指标的目标值的得出也没有理论依据。魏玲等关于平衡计分卡理论的研究认为平衡计分卡若要有效地将战略展开成各维度，甚至每个员工的目标与指标，关键在于必须理清这些指标间的因果关系，而在实际操作中，平衡计分卡只提供了架构，却无建立因果关系的方法。
3.经济增加值与平衡计分卡的区别与联系。上述分别介绍了经济增加值和平衡计分卡理论以及对理论的认识，可以总结出经济增加值具有战略优势，它直观有效体现企业价值，使企业充分清楚认识价值最大化目标。而平衡计分卡具有战术优势，通过将企业战略层层展开至具体指标，有效进行战略实施过程控制，极大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促进企业价值创造。eVa体系中，不仅强调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也强调价值实现过程，即识别价值驱动要素，以此建立指标体系，在这点上，eVa和BSC可谓不谋而合，只是并不及平衡计分卡方法更具操作性。eVa可以直观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且eVa内在蕴食了管理价值的所有方面，但不能直观反应经营过程的有效性，比较而言，BSC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企业战略目标任务的分解与管理过程，十分侧重于对过程的锤炼。因此，结果和过程的辩证统一将eVa和BSC天然联系在一起。
二、eVa综合平衡计分卡研究回顾
胡春秀认为eVa指标仅仅局限在企业财务业绩评价方面，无法反应非财务信息对企业业绩评价的影响，平衡计分卡在传统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成长三个方面的非财务指标，由BSC补充后的eVa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能更好地对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价，即将eVa置入财务方面，构建了eVa与BSC相结合的战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杨利云针对廊坊啤酒公司业绩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设计丁eVa与BSC相结合的业绩评价体系，试图将BSC作为业绩评价体系主体框架，将eVa作为核心财务指标，将企业战略目标引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通过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实现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动因指标与结果指标的有机融合。雷舰通过以BSC理论为框架、eVa指标为核心，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基于价值管理理念的财务分析体系，从而使其真正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的目标。黎来芳等认为eVa与BSC成功融合的关键在于eVa与BSC中其他指标之间建立起层层的因果关系，并从中找到恰当的价值驱动因素，使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的增长真正落到实处，同时使企业的战略和业绩管理找到明确的最终目标，实现eVa与BSC之间的优势互补。综上，eVa综合平衡计分卡研究有比较清晰的脉络，注重从不同角度探索体系构建的细节性内容，包括如何选择评价指标，探索权重的设置，分析指标间的相互关系等。但是上述多数构建模式倾向于简单融合的方式，并没有实现有机结合；另有少数融合模式尝试将指标与企业战略、企业价值衡量标准及价值实现过程紧密联系，实现eVa价值导向的eVa综合平衡计分卡模式。大多数简单融合方式并不易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尚有待完善之处。以下探讨了eVa综合平衡计分卡改进思路。
三、eVa综合平衡计分卡改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