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含义篇1
关键词：低收入群体社会保护政策干预
低收入群体的界定
低收入群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普遍存在于任何国家、地区的任何时期。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达、富裕程度如何，总有一部分群体处于收入较低或相对较低的状态。一般而言，低收入群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部分是收入水平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收入增加幅度明显低于当地其他人的收入增长幅度，是一种相对的低收入。于是，低收入群体的界定就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种。绝对标准指个体收入水平低于一定的标准，如低于国家规定的绝对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即为低收入群体；同时也可以采用相对标准，先将居民的收入水平从低到高分为若干等级进行排列，再将其中最低收入的某一个比例确定为低收入群体。发达国家一般采用相对标准，通常将20%的最低收入人口确定为低收入人群，而不考虑经济发展状况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救助资源的制约，目前尚难以将这么高比例的低收入人口界定为低收入群体，通常只选择其中的一部分。为了保障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往往更倾向于选择绝对标准。
低收入群体社会保护政策含义及其解读
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保护（Socialprotection，Sp）及其政策框架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aDB）、国际发展研究所（overseasDevelopmentinstitute，oDi）、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iL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ofeconomicCorporationandDevelopment，oeCD）等国际机构的推动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以及学术机构所认同，认为社会保护干预政策能够更好地实施对低收入群体的援助和保护，近年来已成为国际发展研究议题的主流。但是，至目前为止，社会保护政策的含义仍难以统一。不论是学术界的国际社会发展研究文献，还是实践中的社会保护政策方案制定者，对于社会保护含义及其政策框架持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保护的核心内容和边界还远未达成共识”。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定义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4种：
第一，从狭义上看，社会保护就其本质而言是给“值得救助的贫困者”提供旧式社会福利贴上一种新的标签。
第二，将社会保护等同于安全网，用以减轻生产和消费危机对贫困者造成的冲击。
第三，从广义上看，社会保护除了安全网之外，还包括教育、医疗补助、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小额信贷计划。
第四，基于更为广泛的视角，社会保护不仅局限于目标性的收入转移，还应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
（一）将社会保护等同于社会救助
第一种理解是将社会保护等同于社会救助，它仅限于对极端贫困人口的救助，将收入转移政策视为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这种含义理解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背景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在国际上已成定局，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减缓国家福利支出的增长速度既是意识形态的选择，又是预算约束的应对措施，或者说是基于经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极为狭窄的社会保护政策含义理解与社会发展史上的“补救型”的社会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可以大大地削减国家的福利支出，同时强调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保护网络中的作用。这种狭义的政策理解被批评者们认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倒退或回归。
（二）将社会保护视为基本的安全网
持第二种解释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仍是从一个较为狭义的角度看待社会保护政策——仅仅将社会保护视为基本的安全网，视为短期贫困和临时生活冲击提供收入支持的一项政策工具。在国际上，安全网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含义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被广泛使用，90年代末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引起关注。唐钧等在社会救助意义上使用安全网概念。尚晓援将安全网概念归结为二：一是指政府通过社会救助或收入支持的方式对社会上最困难的群体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的政策；二是指在经济转型阶段，对由于转型而受到负面冲击的最困难群众提供补偿性的临时救济。因此，安全网作为应对收入减少和平滑消费的一种机制，作为对于生产危机和生活冲击的一种回应，其作用是对目标个人（群体）提供“经济保护”，但还不能称之为“社会保护”。
（三）社会保护是安全网及人力资本投资的“跳板”
第三种解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投资和风险管理的视角来理解社会保护政策含义。除了安全网以外，保护低收入者免于遭受收入的减少或波动，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从而作为其摆脱长期贫困的重要途径。199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把发展劳动密集的外向型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安全网一起构成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三条腿”。世界银行的Sp定义从政策行动出发，认为仅在风险冲击后向低收入者提供临时救济和补助是远远不够的，主张对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进行公共干预，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更好地管理风险，对被剥夺的低收入者提供支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风险和社会风险管理的角度，将社会保护定义为既是“安全网”（Safety-net），又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跳板”（trampoline）。其政策含义的实质是对目标个人（群体）提供“经济保护”，赋予“机会”（opportunity）——教育的机会、保健的机会以及就业的机会。aDB和iLo对社会保险的定义实际上也持同样的观点。
（四）社会保护是目标性的收入转移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
第四种解释则基于更广泛的视角，在Sp政策含义中注入了“社会”和“转变”（transformative）等要素。在政策发展过程中，Sp对于帮助低收入者摆脱临时贫困是一项有效的保护措施已逐渐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持续性和周期性贫困，其作用仍较为有限。这是因为，当低收入者面对长期的危机、风险和压力时，通常会采用更加安全、更低回报的生产方式——风险最小化策略，或尽可能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陷入贫困陷阱。约束贫困者的行为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因此，广义的Sp政策目标是对贫困者提供“经济”的和“社会”的支持，消除偏见和歧视，鼓励他们改变行为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抓住机会，避免陷入贫困陷阱。具体来说，包括对低收入者提供经济支持、保护弱势群体免于遭受生活风险、增强边缘化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三层含义。oDi和世界银行的Sp政策含义与框架都基于“社会权力”和“社会公平”。oDi认为“社会保护是指为了应对脆弱、风险以及社会无法容忍的剥夺而采取的一种公共行为”。2000年世界银行提出了新“三条腿”，即安全、机会和赋权，就是全面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
本文倾向于第四种观点。在对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研究中，采用社会保护政策具有针对性，它专门针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贫困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涉及生活、教育、医疗和社会公平等领域，使得低收入群体可以预防、减少和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因此，社会保护主要是指政府通过收入支持，对社会上最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赋予其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机会，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政策措施。政府是该项政策工具的主要提供者，在整个社会保护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1.谢东梅.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J].技术经济，2008（11）
社会安全含义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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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解释的规则是指对刑法条文用语进行解释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只有在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遵循一定的指导思想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刑法解释的规则所关注的正是应当如何解释刑法规定，或者说什么样的解释结论才是合理的解释结论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刑法理论学界有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折中说等各种观点。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缺陷。刑法解释规则应当是一种有次序的检验规则。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与意义
对刑法规定是刑法解释的对象，刑法解释是指刑法规定含义的说明；刑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豍刑法解释是对刑法规定含义的说明。刑法解释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法内容是由文字表达的。刑法条文以普通用语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刑法需要解释。尽管刑法条文的核心意义是明确的，但任何用语总会向其含义的边缘扩张，使得用语的外延变得模糊。因此，在适用刑法时，就需要通过解释来界定刑法用语的扩张边际。同时，有些用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也需要通过刑法解释来明确刑法用语应当选择何种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用语会被赋予新的含义，而刑法条文具有稳定性，这就需要通过解释说明刑法是否接受新的含义。
其次，刑法作为法律规范应力求简短。通过对各种犯罪行为进行抽象和归纳，我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了各种犯罪类型，可以说，犯罪类型是犯罪行为的类型化。但是，抽象的刑法规定难以全面规定各种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现实的案件都是具体的，表现形式的多样，于是抽象的刑法规定与具体的刑事个案之间便存在着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解释刑法的规定，将抽象的刑法规定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刑事案件。
再次，因为认识的局限性以及立法水平的限制等原因，刑法难以避免地存在缺陷。有的是立法原意的缺陷，有的是文字表述的缺陷，在刑法适用中要规避这些缺陷，就必须对刑法进行解释。通过解释，可以消除法律文件的文体缺点，消除对法律方法和技术手段使用不当或错误的情况。
最后，刑法在适应惩治犯罪、保护法益需要的同时，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方面，要使刑法成为具有实效的法律，以便过去制定的刑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的要求，就需要依据现实的社会要求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并非是出自于立法“原意”，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被发现的，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需要不断地对刑法条文作出解释。
刑法解释的必要性说明了刑法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刑法解释是连接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纽带和桥梁，是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它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刑法规定的含义与精神；有利于克服刑法条文自身的缺陷；有利于刑法的统一实施；有利于刑法的完善，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最终实现刑法的目的。
二、关于刑法解释的规则的各种观点及其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理论学界的各种观点中，关于刑法解释的规则的问题研究基本上都当成“刑法解释的目标”来理解。这些观点都将刑法解释的规则当成“刑法解释的目标”，即刑法活动最终形成的结论。那么刑法解释活动最终应当形成什么样的解释结论，或者说什么样的解释结论才是正当与合理的结论呢？刑法理论学界主要由以下几种观点：
（一）主观解释论
主观解释论，又被称为主观说、立法者意思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当是揭示法律原意，力求阐明立法时立法者的意思。主观解释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
1.传统解释学被视为主观解释论的哲学基础。传统解释学的核心在于“原意”的概念，“原意”是立于法律解释之外，并能通过正确的理解可以重现。根据传统解释学，“原意”既是解释和理解法律的客观标准，同时也是判定所解释与理解的法律是否符合立法目的的标尺。
2.三权分立学说被视为主观解释论的政治学基础。根据三权分立学说，只有立法机关有权制定法律，而司法机关的职责就是根据立法者的原意执行法律；否则，即为越权。因此，作为适用法律前提的法律解释就必须以探求立法者的立法原意为目的。
3.重视法律的安全价值和保障机能被视为主观解释论的法理学基础。主张主观解释论的学者认为，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只有具有稳定性的法律才能防止司法的恣意妄为，以给人们提供安全感。只有将立法原意作为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唯一标准，才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从而实现法律的安全价值。如果放弃立法原意这一标准，就会使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具有恣意性，人们难以根据恣意性的法律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法律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人们在法律面前感到恐惧不安，法律就难以实现其安全价值。
在主观解释论内部存在两种理论，即立法目的说和立法目的限制说。
1.立法目的说。该说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因此了解法律所要实现的目的是解释法律的前提。法律解释的依据是，法律被通过时立法者所具有的立法目的。而且，当出现了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难以完全反映立法目的，甚至违反了立法目的时，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修正。
2.立法目的限制说。该说认为，虽然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但是，法律解释的结论不能超出法律条文用语所可能具有的含义，即法律解释的结论不能超出法律条文语义的“射程”。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应当根据法律用语的字面含义对法律解释的结论进行限制。在法律条文用语的含义是唯一和明确的情况下，就不应当通过法律解释谋求其含义的改变。
（二）客观解释论
客观解释论，又被称为法律客观意思说、客观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解释的目的是揭示适用时刑法之外的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条文时所赋予刑法条文的意思。客观解释论是在批判主观解释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哲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与主观解释论迥然不同。
1.哲学解释学被视为客观解释论的哲学基础。哲学解释学否认独立于解释者理解之外的作品“原意”。哲学解释学认为，作品的真实含义只能出现在解释者与作品的对话之中，因此，作品的意义并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2.重视法律的公正价值与保护机能被视为是客观解释论的法理学基础。主张客观解释论的学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具有位阶，法律的公正价值优于安全价值。法律解释的目的和依据就是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如果解释某项法律所得出的结论足以保证该项法律能够得到公正的适用，那么即使该解释损害了法律的安定性，超越了立法原意（假定有原意的话），该解释也应当被视为是正当的。在客观解释论者看来，法律既不是机械的文字、更不是僵硬的规则，它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为了使稳定的法律保持活力，充分实现法律的保护机能，就必须在解释法律含义时紧密联系解释时的社会实际，而不能局限于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赋予法律的“原意”。
（三）折中说
折中说是调和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一种法律解释学说，又称综合解释论。其理论基础具有中和的色彩。
1.从哲学基础来讲，折中说既赞成传统解释学关于“原意”的理论，肯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同时又同意哲学解释学关于解释对象的意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命题，认为立法原意也是可以超越的。
2.就法理学基础而言，折中说既关心法的安全价值，也重视法的公正价值；既强调法律的保障机能，也关注法律的保护机能。
当然，从理论上讲，折中说也不是绝对不偏不倚，也存在以主观说为基础兼顾客观说还是以客观说为基础而兼顾主观说的问题。故折中说可以分成以主观说为基础的折中说和以客观说为基础的折中说。
（四）合理意义说
合理意义说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当是存在于刑法条文的合理意义。这里的合理意义是指统一于客观性、单一性和功能性这三方面特征的刑法规范的意义。具体地讲：
1.合理意义是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意义。
2.合理意义是符合刑法条文现在的客观意义的意义。
3.合理意义是符合现实社会伦理要求的意义。
纵观这种观点，在其指导思想上采用的是社会现实需要说。在对法条字面含义的理解上采用的现实意义说。
笔者认为，法律由立法者以一定的立法目的制定的，刑法规范中必定有立法原意的存在，但是立法者在立法时不可能考虑到其无法预见到的以后的问题，故不可能把以后的问题规定进去，也即是说立法原意不一定适合以后的情况。因此，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折中说实际上是对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的调和，合理意义说实际是对客观解释论的改造，它们都很难超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
三、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缺陷
（一）主观解释论的缺陷
刑法具有稳定性，在当时是公正的刑法规范、适应社会发展的立法原意，在将来可能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探求立法原意，势必导致个案不公，阻碍社会的发展。在这些情况下，笔者认为应采取客观解释论，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解释，维护法律的公正价值和保护机能。
（二）客观解释论的缺陷
社会安全含义篇3
1在化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教育的意义
“民以食为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食品安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由于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行业起步较晚，技术和法律法规都不完善，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例如苏丹红、甲醛啤酒、瘦肉精、蔬菜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事件屡见不鲜。另外由于人们食品安全知识匮乏，食品安全意识薄弱，诸如食用河豚鱼、半熟扁豆、毒蘑菇而中毒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虽然有些不安全因素并非是消费者本身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在消费食品的过程中我们拥有足够的食品安全素养，那么我们就能加强自我保护，从而将食品风险降到最低。
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公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公民主要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来获取食品安全知识。而在日本和美国，食品安全教育早已经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在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中都有涉及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1]。因而在我国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势在必行。特别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必须加强对未来公民的食品安全教育。而我们分析《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就会发现新课标内容标准中含有大量的食品安全教育素材。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教育是很有意义的。
2在化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2.1与新化学课程理念一致
现在教育界谈论最多的就是“化学为大众”，“国民的化学要解决国民的问题”这一命题。今日世界各国的化学教育，尤其是基础化学教育都十分关注每个公民每天都接触到的营养和食物、环境保护、水资源和能源、材料和资源等诸多所谓的“公民问题”[2]。我国新的化学课程标准也将提高未来公民的科学素养做为新课程的基本理念，立足于学生适应现代生活和未来生活的需要，让学生都具备生活所必需的化学知识、技能、方法和态度。食品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是公民提高生活质量的必备因素，甚至是保障公民生命与健康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食品安全素养也应该是公民必备的一种科学素养。由此可见在中学化学教育中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是符合新课程理念要求的。
2.2化学课程含有大量食品安全教育素材
食品安全的隐患源主要是物理因素、生物因素和化学因素[3]。物理性因素主要是指动植物食品原料在收获或生产过程中混入一些杂质、杂物。生物因素主要是指食源性致病菌、毒素等。如禾豆科植物中的氢氰酸、发芽马铃薯中的龙葵碱、畜产品中的肝脏毒素。化学因素主要指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添加剂等。如植物的除草剂、杀虫剂，动物的生长过程中的生长调节剂（如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等等。英国学者Fisher对当达和较发达国家提出的一张饮食风险清单,包括了11项饮食风险,六大类问题(见表1)[4]。从表中可以看出，化学因素是食品安全的重要隐患之一。
我国新的中学化学课程内容中含有大量与食品相关的化学知识。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含有18个二级主题，其中“化学物质与健康”主题就是针对食品安全的。高中化学新课标中“化学与健康”是“化学与生活”选修模块的三个主题之一。具体涉及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见表2。当然，中学化学新课标中涉及食品安全的内容标准远不只这些。很多食品安全的知识都隐含在各个内容标准之中。如义务教育化学课程内容标准中的“饮用水”“金属对环境的污染”“常见的化合物食盐、纯碱、小苏打”等都涉及食品安全知识。另外，因为环境污染是饮食风险的六大类问题之一，很多环境保护的知识也都隐含着食品安全知识，如“绿色食品”往往与环境绿色化联系在一起。
3在化学教学中渗透食品安全教育的建议
3.1充分利用好教材
教材是学生获得食品安全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且从表2可以看出，中学化学课程内容基本涵盖了六大类饮食风险所涉及的知识，因此教师充分利用好教材的意义非常大。如义务教育化学课程内容标准“化学物质与健康”主题为教师提供5条学习情景素材，教师应充分利用好。相应的辅助资料如人教网为初中化学课程提供的大量相应的素材，其中科学・技术・社会主题（省略/czhx/kxjsh/）包括“化学与环境”、“化学与生活”、“化学与健康”、“化学与材料”四个专题，“化学与健康”专题中介绍了很多化学与食品健康的知识，如铝、汞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氯化钠与人体健康、油炸食物不宜多吃等等。另外网上有大量可供食品安全教育的素材，如中国食品安全资源网（省略.cn/）有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食品安全事件集和最新食品安全信息，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也可引导学生关注这些网站。
3.2注重联系实际生活
如今中学化学教育注重“从生活走进化学，从化学走向社会”的理念。对于化学中的食品安全教育来说，这一理念也非常重要。食品安全教育应注重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如在讲到亚硝酸盐时，可以从我们吃的蔬菜引入课题。蔬菜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食物，由于土壤化学成份的缘故，使某些蔬菜如芹菜、韭菜、菠菜、卷心菜、莴苣中含有大量的硝酸盐，特别是在腌制不透或腐烂变质的蔬菜中，硝酸盐含量更高。硝酸盐本身对人体毒性不大，但它在人体中经肠道细菌还原为致毒的物质――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能作为食品添加剂，在肉制品如香肠等的生产中使用可保持肉制品的亮红色泽，抑菌和增强风味。但摄入量有严格限制。因为亚硝酸盐在人体内使血细胞中低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失去运氧功能，致使组织缺氧而中毒。另外，亚硝酸盐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也能转化为具有致癌作用亚硝酸胺。学生学完该知识后，就能将这些知识应用生活中。如在生活中不食色泽异常的肉制品，变质陈腐的蔬菜和腌制不透的咸菜，多吃新鲜的食品。
联系生活实际还包括联系社会热点食品安全事件，如苏丹红、大头娃娃、甲醛啤酒、瘦肉精、孔雀石绿浸泡鲜鱼等事件。虽然学生的知识水平不一定能明白这些事件背后的化学知识，但可作为常识让学生了解，这对培养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都是有益的。
4结束语
食品安全知识是国民知识结构中的最适用、应用最广泛的科学知识之一。对它的掌握、重视的程度直接影响我国国民整体的健康程度、生活质量以及平均寿命。且消费者自身的食品安全素养对食品行业具有导向和督促作用，能促进我国食品行业健康的发展。因此加强国民食品安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食品安全教育体系还很不完备的今天，在基础化学教育中渗透食品安全教育现实意义很大，这应该引起我们基础化学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彭海兰,刘伟.食品安全教育的中外比较[J].世界农业，2006,(11):56-59.
[2]刘知新.化学教学论.(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5.
社会安全含义篇4
［关键词］生存原则；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伦理思考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35-01
1生存原则及道德含义
(1)个人本身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属于自然本能的,无论是平日里的“谋生”,还是危及时刻的“逃生”,只要不危及他人生命,通常既不用谴责也不值得表扬。除非在某种“边缘处境”中,在某种极限危险或匮乏的情况下的“逃生”还可表扬。如：在坍塌井下坚持数天、在海上船只遇险后漂流、从沙漠或极地逃离等。他们发挥了人的潜力、精神、勇敢、决心和韧性,表现出珍惜生命的一种精神态度,这就是生命的价值。从义务来讲,假如说认为自杀有违背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视自杀为人的一种必要乃至完全的义务。不过,在这一问题上还存有争论。
(2)个人关系的生存。谋求自我生存就是自爱表现,是一种常会影响他人利益的自爱,发生利益冲突就会无法避免。实际我们可以识别出类似于国家“安全困境”的一种个人“生存困境”,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珍惜就越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最后也很可能对自己利益产生损害乃至牺牲,所谓道德含义也出自于此。纯粹个人行为是不具有道德含义的,影响他人生活行为才具道德含义并对其做道德上的褒贬。在一种文明和政治秩序已存在的状况下,个人行为与个人关系反映着群体间的联系,特别反映着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2道德“范围”的重要性
(1)国际性道德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道德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为核心的单位扩展。目前,道德实践虽没超出以国家为根本政治社会单位的伦理,但包含全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伦理观念在强有力地产生影响。人类迄今并没有组织成真正的“大家庭”、政治共同体,而是一直生活在内外有别的政治群体中,道德要求就有内外差别了。所以,群体的领导者自然对这个群体安全及其他利益有优先和权重考虑且富有正当性,毕竟对其他群体同样利益也必须有所顾及。只有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也顾及其他政治体中人们生存甚至整个人类生存的行为原则,才可获得一种客观普遍性,构成一种道德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可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道义,这时的政治家或决策者“审慎”不能仅为自己考虑利害后果,也要为所属群体甚至全人类、地球上所有生命考虑这一后果。这种“审慎”也成为一种国家“道德”,甚至是世界性伦理。
(2)利益性道德的重要性。“利益”要考虑群体利益,是个人利益也是道德意义。通过种族、信仰或意识形态来比对利益权衡和竞争并导致更残酷的行为。“生存”固然包含在“利益”范围中,但“利益”概念容易理解为物质或经济利益,不如直接说“生存”或“安全”。国际政治中道德相关性主要是关系生存和安全。一个国家为保卫自己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奋起抗争的,但用对外战争来扩展自己经济利益或实现某种自持理想信念显然得不到正当性证明。人类生存原则是处理人际及国际关系的更高原则,是可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立,可沟通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峙甚至各种理论争论,成为某种可共享、底线共识的东西。
3生命原则的体验阐述
有些基本道德原则不一定被人们所清楚的认知,而且“道德”之名还被人们进行评判和否认,但它还是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作为自我隐蔽行为的前提和指导,并透过各种“利益”或观念“冲突”顽强地表现自己。所以依据近代社会的思想发展,阐述出具有明确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
(1)生命原则的优先性。“生命―自由―平等”,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主要三个社会契约论者那里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作为社会伦理原则的一个系列,而保存生命无疑是最优先和最基本的原则。人们只有先生存后才谈其他别的事物。生存是可以制伏和压倒一切的,这个原则在霍布斯那里不仅是主要而优先的,且几乎是仅有的。在其他很多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那里还是有机会向其他原则开放的,不过,生命原则总是在最优先的。
(2)生命原则的宝贵性。作为价值原则的一个阐述,假如只从人的视角来看,生命原则的含义包括：一是生命是人类最优先和最根本的价值,是一切其他人类价值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前面谈到生存是否可作为一个原则来对待已略有说明,所以说这是生命原则最根本也最普遍的内容。二是生命本身作为目标是宝贵的,而不是作为手段而宝贵。康德在他有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个绝对命令中阐述得最为有力。这种区分可以说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也有观点认为人是世间最珍贵的,但只作为一种生产力或战斗力的珍贵。作为有明确道德含义、具有自我意识的原则,将其称为“生命原则”,以此来区别于不自觉地、作为事实上的一种动机起作用的“生存原则”。在现代生态伦理学中,有很多学者强调人的行为决策必须把包括动物、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都考虑进来。
(3)生命原则的义务性。尽管生命是作为目标，自由自在的，宝贵的,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样值得珍惜,任何生命都同样宝贵,都应当作为生命来看待,任何人也都应当有尊严的看待自己,都应当给予某种关怀和珍惜,即应该以合乎人道或人性的方式对待所有人。但作为一种义务原则,我们更要强调生命原则义务命令的否定性：即它们主要是作为禁令出现的道德义务。这主要包括两层面内容。一是不要戕害生命,即要尽量避免杀戮和伤害生命,特别是不杀害无辜者。二是给生命提供最根本的供养,即让生命得到基本营养和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生存有时被视为“经济利益”,但是否尽可能提供这种基本生存资料并不是简单分配公正问题,而是关系到生存根本道德问题。
4结论
总之,上面的陈述已富有现代色彩,特别表现在对价值原则和道德范畴两点内容的陈述。而且这个原则要落实到目前以国家为根本政治单位生活的人们之中,出于政治制度不同,实现程度自然也有所不同,而且不可能完全消弭一种内外差别。在国际政治中这种道德义务主要体现在应当尽力避免暴力和战争、在战争中尽力避免残酷和毁灭,特别是避免伤害平民和无辜者,而核武器当前仍然是威胁各国安全和全人类生存的最大危险。我们最深切的希望是世界和平,人人都能以和谐的思想来面对一切,这样,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人们才可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参考文献：
社会安全含义篇5
【论文关键词】《宪法》技术性问题国都国旗国徽论文论文摘要：《宪法》第四章经过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修正后，现在依然存在着四个值得考虑的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某些词语采用不当，由此引起概念混淆，立法原意不能得到准确表达；第二，新增加的条款在排列时采用了与原来不同的原则，由此造成了排序上的紊乱；第三，个别条款只言其一不言其二，由此影响了条文内容的完整性，也给法律造成了漏洞。为此，宪法第四章有必要再作一些技术性调整，从而使它更加完善。2011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章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规定。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本文简称《宪法》)第四章相应发生了两处变化，一处是章名由原来的“国旗、国徽、首都”变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另一处是第136条由原来的一款变为两款，即把国歌的规定作为第2款插入到第136条原有的国旗款项之下。反复研读了修正后的《宪法》第四章全文，笔者觉得有四个技术性的问题值得探讨一下。下面分别陈述。一《宪法》第四章的章名现在由国旗、国歌、国徽、首都这四个主题词构成，前三个都是“国”字打头，整齐划一，明白表示它们都是代表国家的，而只有第四个主题词是例外。由于这“四缺一”的用词方法，整个章名在文字上的协调性就受到了影响。因此笔者设想，如果能用“国都”一词来替换“首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这两个词的含义完全一样，但前者却是“国”字打头，与其他三个主题词保持一致，这样整个章名就能产生一种语言上的排比美。此外，“国都”一词在语感上也比“首都”显得更正式一些，所以更适合在法律文本、尤其是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文本中作为书面语使用。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条文不仅应当立意明确，从而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应当用词精要，从而成为人们的行文典范。用“国都”一词来替换“首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我们知道，汉语中另有一个名词与“首都”一词很相似，它就是“首府”。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首府”的含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如自治区或自治州)的政权机关所在地，第二层是指附属国和殖民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显然，这两层含义都与“首都”一词的词典释义(’即主权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完全不同的。然而，由于“首府”和“首都”这两个名词在字面上太接近了，以至于人们如果望字生义地去理解，就会从两者得出同一的含义，即“第一都城”。既然都是“第一都城”，那么这两个名词就既可以代表词典释义上的“首府”，也可以代表词典释义上的“首都”，于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会在人们心中模糊起来，乃至最后完全消失掉。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宪法学》一书在阐述国家标志时有一句话：“首都也称国都、京城、京师或首府”；二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宪法学》一书也有类似的表述：“首都也叫国都、首府”。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法学专家，他们尚且会有此种误解，遑论普通民众。所以，将“首都”和“首府”混为一谈的现象应该说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为了避免这种错乱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考虑用“国都”一词来替换“首都”。因为，“国都”不会像“首都”那样因字面相似而与“首府”发生混淆，而且它以一个“国”字开头，直接表明它是指主权国家的第一都城，而不是指附属国和殖民地的第一都城(后两者因主权缺损，已不能成为正常意义上的国家了)，更不是指地方政府的第一都城。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议规定：“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从这份部级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国都”一词其实早就被正式采用过，然而后来不知是何原因，宪法却改用了“首都”一词。那么现在，鉴于上述的两条理由，宪法能否依照先例再将它改回去呢?二在此次修宪前，《宪法》第四章对国旗、国徽和首都这三者的规定是由三个独立的条目分别加以表述的。然而修宪后，第四章依然维持了三个条目，而只是将新增加的国歌规定作为第2款挂靠在第136条(原国旗专条)下面。这种挂靠的排列方式不免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国歌只不过是国旗的附属品，同时，在排序上也显得有些紊乱。之所以采用挂靠的排列方式，很可能是基于对下面因素的考虑，即升国旗时总要伴奏或伴唱国歌，两者常常在同一场合使用，性质上很接近，所以就将它们归并在同一条条目之内。但是事实上，国徽不也是常常同国旗一道悬挂在各级人大和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上面的吗?这两者的性质不也都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吗?但为什么没有取消作为国徽专条的第137条而将它变成第3款归并到第136条中去呢?法律条款在排列上应当遵循同一个原则，即要么按照事物的不同性分条排列，要么按照事物的关联性合条排列。如果这两种原则交替采用，势必会造成条款层次上的混乱。《宪法》第四章的条款在修宪前是依照前一原则排列的(即三个条款分别对应三项不同的内容)，那么修宪后新增的条款就不该依照后一原则合条排列。而且事实上，国歌与国旗、国徽、首都彼此地位相等而作用相异，所以完全应该单立一条而与后三者并列齐观。为此笔者建议，将第136条第2款(即关于国歌的规定)抽出来成为独立的第137条，而将国徽和首都的内容分别顺延为第138条和第139条。这样，第四章的条目排列就显得合理而有序了。三《宪法》第四章第137条在描述国徽图案时有一句话，即“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笔者以为，这里“天安门”一词在表义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从字面上看，“天安门”的含义仅仅是指城门，而我们从国徽图案中实际所看到的却是连城门在内的整座天安门城楼。城门与城楼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两者概念并不相同。所以，《宪法》第137条使用“天安门”一词来表达国徽图案中的天安门城楼，就会给人一种名不符实的感觉。当然，由于习惯的缘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天安门”也许会联想到这就是指天安门城楼。但是，联想过程毕竟是一个概念转换的过程，它需要经过人们的主观判断，这就存在着判断失误或者无法判断的可能性。而宪法是国家法律，其立法涵义应当准确、直观，没有必要也不可以依赖人们的概念转换来臆测。为此，宪法条文在用词上必须做到精确、规范，从而使人们通过字面就能直接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而那些简略式的、口语化的词语则应该避免采用。为此笔者建议，将《宪法》第137条中那句描述国徽图案的话语修改为“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城楼”，这样人们就能循名而责实了。另外根据史料，当年政协筹备会在向全国征集新中国国徽图案时，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具有政治、历史、文化、民族或地理等方面的中国特征，n(r，ss3而天安门城楼正是作为一种多面性的中国特征被纳入国徽图案的。因为从政治和历史上讲，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的，而新中国的诞生则充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从文化和民族上讲，天安门城楼的建筑艺术透示了浓郁的中华文化和民族风情；从地理上讲，天安门城楼座落在北京，而北京是中国的国都。显然，所有这些方面的中国特征只有通过整座天安门城楼才能充分展现，而单一的天安门是无法将它们全部包容的。所以，《宪法》第137条中的“天安门”一词应当改为“天安门城楼”，这样，宪法的表述才能同国徽图案原本的设计意图保持一致。四《宪法》第四章第13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第1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这两个条款分别描述了国旗图案和国徽图案的具体图形及构成方式，是从形式方面对两幅图案所作的规定，它能使人获得一种感性的认识。但是，这两幅图案包含什么意思，即图案的内容是什么，第四章却只字未提。这里不妨回顾一下。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的决议案，决议中说：“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句话前一半阐明了国旗图案的式样(即形式)，后一半阐明了国旗图案的含义(即内容)，在表述上做到了完整无缺。相比之下，宪法第四章不也同样应该做到这一点吗?国旗和国徽都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都是代表国家的，因而这两幅图案的内容实质上也是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宪法第四章完全应该将它们明文列出，从而昭示于天下，而不应该是相反将它们埋没在图案表象的背后。另外，宪法第四章如果能对国旗、国徽图案的内容加以明文规定，还可以起到为这两幅图案作权威释义的作用。我们以国旗图案为例。当年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曾联松将五星中的四颗小星设想为代表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上的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在政协会议讨论时有人提出异议，说如果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后两个阶级消灭了，国旗图案不是又要改了吗?于是毛泽东同志建议说，那就不提四个阶级，而改提所有五颗星合起来是代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对此，人们一致表示赞同。所以，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所通过的国旗决议案中就采用了这一定义(参见上文)。后来，新华通讯社在1949年11月15日发表的答记者问中也再次阐明了这一定义。[4可见，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从一开始就被取消了，它们最后确定的含义是泛指全国各族人民。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不断在沿用“四个阶级说”。例如，电子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读报知识手册》、辽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开国大典6小时》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宪法学》等书籍在介绍五星红旗图案时，无不将四颗小星解释为代表建国初期的四个阶级。发生这种歧义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至今对国旗图案的内容还没有作出最具权威的宪法表述。所以，宪法第四章有必要在国旗以及国徽条款中加入对图案内容的规定，从而统一人们的认识，有效防止歧义现象的发生。为此笔者建议：(1)将《宪法》第四章第136条第1款充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红色旗面象征革命。”(2)将《宪法》第四章第137条充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上方是五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中间下方是天安门城楼，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象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最后，笔者相信，经过上述四个方面的调整和充实，宪法第四章一定会更趋成熟、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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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个重庆”建设；民生；重庆实践
中图分类号：D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1-0078-03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发展民生是党的根本宗旨与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是发挥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要求。“五个重庆”建设始终把民生作为逻辑起点和终点，作为促进社会和谐、共同富裕，实现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五个重庆”建设的民生涵义
“五个重庆”建设包含着丰富的民生内容，其内在的民生建设“五管齐下”，建构起一个协同共进、各民生要素有序运行、整体民生效应最大发挥的有机体。
（一）宜居重庆建设的民生含义及要素
宜居重庆建设是民生之“基础”，主要指以提升居住品质、优化公共空间、完善服务设施为主线，主城与区县共进，城市和农村互动，建设与管理并举，努力建设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功能完善、繁荣和谐的“宜居重庆”。其具体民生要素涉及完善公租房等住房供给，征收房产税调控房地产市场，推广“巴渝新居”，改造危旧房，继续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地”行动，推进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高标准建设两江新区、西部新城等拓展区，塑造“两江四岸”，打造长江上游地区“会展之都”、“购物之都”、“美食之都”和西南地区购物中心，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丰富文化娱乐设施、实施“文化广电惠民”，推进动态扶贫、整村脱贫，完善“户改”、发展“微型企业”、实施“地票”交易，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其他配套基础设施等。
（二）畅通重庆建设的民生含义及要素
畅通重庆建设是民生之“脉络”，主要指陆运、水运、空运并举，规划、建设、管理并重，加快西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加强道路交通综合管理，形成层次分明、衔接顺畅、安全高效的交通格局，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之一。其具体民生要素涉及建成大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建成“半小时主城”，交通管理“为民、畅通、安全、文明”，建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一枢纽七干线二支线”铁路交通网，加快航道和港口码头、航空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主城的快速路网及附属设施、轨道交通网、公交站场及换乘枢纽，提高出租车服务水平，加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加强安全文明宣传教育，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实施“云端计划”、推动云端智能城市发展，改革和创新“中国内陆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涉及的进项物流（产业链“垂直整合”）、出项物流（渝新欧大通道）和保税物流（率先在内陆地区设立两个保税区）等[1]。
（三）森林重庆建设的民生含义及要素
森林重庆建设是民生之“枝叶”，主要指以统筹城乡林业发展为主线兴林富民，政府引导、全民参与造林绿化，建设与保护并重、新建与改造并举，生态优先，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努力建设林业产业发达、人居环境优良、生态系统稳定、生态文化丰富的“森林重庆”。其具体民生要素涉及科技兴林，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推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提升森林覆盖率，优化粮林结构、森林结构，做大林业产业、培育林产市场，倡导生态文明、绿色消费，建设绿色小康村，建设城市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基地、花卉苗圃基地、义务植树基地和各类纪念林基地，打造部级、世界级旅游风景区，建设低碳试点城市，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绿化长江、重庆行动”，为三峡库区提供良好生态屏障等。
（四）平安重庆建设的民生含义及要素
平安重庆建设是民生之“支柱”，主要指不断满足群众的平安需求，为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健康重庆、森林重庆，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努力建设治安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投资者安全放心的“平安重庆”。其具体民生要素涉及“打黑除恶”，提升群众安全感指数，建设全国安全保障型城市示范区，“三项制度”、“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一体化大综治”，确保食品药品安全，促进居住安全，增强交通安全，营造良好法制环境，反腐倡廉，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平安基层基础建设，建设重庆市社会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管理系统，推进平安创建活动，设立“交巡警”、“校警”，建设“雷锋式警队”等。
（五）健康重庆建设的民生含义及要素
健康重庆建设是民生之“根本”，主要指把群众健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努力培育体质、饮食、生育、行为和精神全面健康的市民，让追求健康成为重庆的民风，通过共建共享把重庆建成健康之城、活力之城。其具体民生要素涉及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提升医疗卫生水平，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形成便民利民的医疗健身服务体系，发展体育产业，加强群众性体育活动、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加强食品药品等的安全监管，加强食品准入、交易和退市的全程监督，引导市民科学营养饮食，加强婚育健康教育，完善生殖健康、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服务，低收入群体享受免费体检，普及大众健康知识、推进行为健康、精神健康，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推进“唱读讲传”活动，营造健康环境，提升市民健康素质，推进国家卫生区（县城）、全国文明城区（县城）创建等。
二、“五个重庆”建设的内在民生逻辑
“五个重庆”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需于民”，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利为民所谋”，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归根结底就是要“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一）“问需于民”，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需于民”[2]。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归属与爱）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类，且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五个重庆”建设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某种意义上的具体体现。
第一，较低层次的物质性价值需求。一是宜居重庆（住）、健康重庆（生理健康）等建设满足着人民群众的生理需求；二是平安重庆（重庆市获2010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一名）、健康重庆（食品药品安全）等建设满足着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第二，较高层次的精神性价值需求。一是畅通重庆（交往）、健康重庆（精神健康）、森林重庆（“纪念林”）等建设满足着人民群众的社交（归属与爱）需求；二是森林重庆（“一年种了十年树、敢叫山河换新颜”、“城市创模”）、健康重庆（“唱读讲传”提振精气神、文明创建）等建设满足着人民群众的尊重需求。第三，最高级的综合性价值需求。“五个重庆”（重庆以“五个重庆”当选“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3]建设从整体上满足着人民群众的自我实现需求。
可以看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关照基本需求的满足，以及需求满足对人的心理和价值追求产生影响，它启示着“五个重庆”建设进一步给力满足民生需求，坚定不移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利为民所谋”，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五个重庆”建设以民生为本，坚持“利为民所谋”，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一项具有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系统工程。
第一，生产环节。宜居重庆（2011年重庆市公租房计划建设量和开工量均居全国第一）、森林重庆（林粮果蔬产品）、健康重庆（体育产品、饮食产品、医疗卫生保健品）、平安重庆（安全生产）等建设的生产环节是起点，夯实了物质基础。第二，分配环节。宜居重庆（“地票”净收益的85%直补农民、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基建等民生、“文化广电惠民”、动态扶贫、整村脱贫、加大对贫困区县转移支付力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森林重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两翼”农户万元增收）等建设在分配这个中间环节上缩小了差距，促进了共同富裕。第三，交换环节。森林重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畅通重庆（“低物流”）、健康重庆（食品准入、交易和退市的全程监督）、平安重庆（“打黑除恶”铲除“肉霸”、“菜霸”）等建设的交换是中间环节之一，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第四，消费环节。宜居重庆（“购物之都”、“美食之都”、西南地区购物中心、“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森林重庆（绿色消费）、健康重庆（健康饮食）等建设的消费是第四环节，扩大了内需，转变了发展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他指出，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即生产与分配（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生产是分配的手段，分配是生产的目的；生产是分配的前提，分配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导致分配，分配刺激生产；生产是分配的唯一途径，分配是生产的最终原动力。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五个重庆”建设坚持既抓好生产，又抓好分配，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分得好，就越能做得大、做得快”，“群众安全感指数、社会和谐稳定度、民生满意度、幸福感指数均大幅上升”[4]，由此愈加确信：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三）“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正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2]的客观要求。但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5]6。“五个重庆”建设坚持民生导向，是紧紧把握“主题”、切实贯穿“主线”，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典范。
第一，瞄准“主题”，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贯穿“主线”的主攻方向。“五个重庆”建设涵盖吃穿住行用，构建了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森林重庆（优化粮林结构、森林结构，做大林业产业）建设加强了农业基础地位，畅通重庆（“低物流”、“云端”计划，至“十二五”末，往日的老工业基地重庆将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笔电制造基地）建设提升了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宜居重庆（“微型企业”）建设与健康重庆（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建设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宜居重庆（完善“户改”、实施“地票”交易、建设公租房、推广“巴渝新居”）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二，弘扬“主题”，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贯穿“主线”的重要支撑。森林重庆（科技兴林）建设提升林业发展；健康重庆（卫生科技、体育科技）建设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畅通重庆（“云计算”）建设与平安重庆（交巡警平台）建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第三，突出“主题”，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贯穿“主线”的重要着力点。宜居重庆（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地”行动，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建设与森林重庆（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倡导生态文明、绿色消费、建设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源、推广低碳技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四，落实“主题”，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贯穿“主线”的强大动力。“五个重庆”建设推进经济（房产税、“地票”）、行政（“交巡警”、“校警”）、文化（“红岩联线”）、社会（“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一体化大综治”）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投”、产业链“垂直整合”），以内陆大开放（全球笔电基地、两江新区）促大发展。
总之，“五个重庆”建设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做出了一系列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和措施跟进（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采取召开一个会议、出台一个决定、制定一个规划、筹集一批资金、明确一个时限、开展一系列督查等“六个一”方式，逐项部署、逐一落实“五个重庆”建设），既治标，又治本，既是长久之计，又是当务之急，尤其在“加”（“民生十条”提升幸福指数）、“减”（“共同富裕十二条”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乘”（“唱红”提振精气神、“一年种十年树，十年种百年树”）、“除”（“打黑”搞了一次“大扫除”）等方面狠下功夫，亮点突出，高潮迭起，走出了一条民生导向型科学发展新路。
参考文献：
[1]商宇,何清平.重庆“云端计划”推动智能城市建设[n].重庆日报,2011-0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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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含义篇7
2012年是“六五”普法规划实施的第二年，抓好全年的法制建设工作，对于进一步提升全系统普法依法治理水平，促进全区供销社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区委法建办关于印发《2012年区法制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涪委法建办[2012]3号）精神，结合我社实际，现将2012年法制建设工作要点通知如下：
2012年全区供销社系统法制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届六中全会及市、区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六五”普法规划，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为主线，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创新发展，在全系统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为“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和“五个”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胜利召开。
一、紧紧围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1．深入学习宣传《中共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精神。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决定》，全面掌握“民主法治15条”的内容，领会其精神实质。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
2．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结合全区供销社工作实际，抓好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实践和宣传教育，准确把握其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牢固树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提高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
3．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法律法规宣传，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职工法治意识、爱国意识和民主法制观念。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和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学习宣传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党风廉政、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为推进我区民主法治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4、加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坚持和完善领导班子成员和公务员集体学法制度，全年社党委中心组学法不得少于2次，干部职工学法不得少于4次。坚持干部年度法制理论知识学习考试制度，认真组织社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科级及以下干部参加2012年度全市法制理论知识学习考试，参考率、合格率均应达100%，并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依法办事的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管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二、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为全系统民主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
1、严格依法行政，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供销社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依法行使决策权，全面正确履行职责，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办事，全面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着力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2、大力开展专项依法治理，确保全区烟花爆竹安全经营。各基层社、直属（含参控）企业要积极配合安监、公安、工商、质监等相关部门依法开展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窝点，坚决依法取缔，对其经营产品坚决依法没收并统一销毁。确保我区烟花爆竹专营的市场秩序和安全经营。
社会安全含义篇8
关键词：国家安全;西方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十多年前，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战略格局重组时，许多人曾预言，人类社会正在从非理性的对抗走向建设性的对话，从无休止的冲突走向互利性的合作，世界可能比以前相对安全。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一度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无情地昭示人们: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人类社会很不安宁。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人了新的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人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9·11”昭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重视国家安全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安全思想和国家安全思想在历史上的出现，相对于“安全”及“国家安全”概念，要早得多。早在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包含着安全的思想，其“泰卦”中的“泰”字，就有通达、安全之意。《易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也有类似的提法:“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也。”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安全思想，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说，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思想又是一个相对的“文化”范畴，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安全”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会有不同的认识，会追求不同的安全目标，采取不同的安全手段。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
从词源上讲，“安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确定”(sure)和法语的(suf)。在牛津大词典中，其定义为“拥有或足以提供信心，保障和确定的状态”。以此观之，免于安全之困就是拥有发现事物可预见性与认识客观事实的知识和信心。
在现代西方语系，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中，安全的词汇有两个，分别是Security和Safety，含义都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在法语中，表示“安全”含义的也有两个词，即Security和surety，分别表示“感觉”和“状态”。综合来看，“安全”在西方语系中，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种是主观感觉，一种是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动词“使安全”(tosecure)最初也是用来描述人的，后来被用于国家。
社会安全含义篇9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生福利；关系
一、引言
经济发展与民生都是每个国家、政府、社会的重大和基本问题。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的物质基础，而民生福利事关社会每一个民众的切身生活。中共十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突出强调了“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内容。因此，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两者关系如何、两者如何协调发展，是一国和社会之根本。因此，对此进行研究，价值重大，影响深远。
目前，国内外对经济发展或民生福利的研究比较多，但就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对两者关系的深入研究还不够丰富和深入。
二、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含义
广义上讲，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提高的过程或状态。狭义上的经济发展仅仅表示经济方面的发展。而经济，在经济学上是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民生福利其实是两个词，即民生和福利（welfare），意义接近。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就是指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现在所说的民生其基本含义是指“人民的生活、生计”。广义的福利指个人和群体的幸福、福祉和健康。一般含义常和社会连用为社会福利，指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使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社会福利概念难以界定、充满争议和界定取向多种多样。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社会福利的认识主要有六种。一是将社会福利看作是国家的权威和仁慈；二是认为社会福利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三是认为社会福利就是社会救助，将社会福利看作是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社会福利缩小为社会保障的一个子类（不妨称之为狭义）；四是视社会福利为工作单位的企业职业福利和组织利；五是认为社会福利是城市市民独享的社会特权（曾经现实的认知）；六是将社会福利工作视作等同于民政工作和政治利。此篇论文中社会福利的含义取前文所述的广义和一般含义。专门研究福利的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三、广义经济发展包含民生福利
显然，广义上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因此其内涵是包含民生福利的。例如，有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种累积过程，“其基本要素除了包括经济成长所带来的总量产出与收入结构变化外，经济结构的变迁、人民生活品质提高与福利改善、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文化法律的完善，甚至是观念习俗的变化”。
四、经济发展为民生福利的改善提供基础和条件
一般所说的经济发展更多是从经济方面的发展来考虑，即狭义上的经济发展（注：论文作者采用了一次小范围主题调研方式，从高校教师和学生中随机选取20人，问询经济发展含义，其中16人的回答为或接近经济方面的发展，3人的回答为或接近于广义上的经济发展，1人回答不符合要求舍去）。此篇论文中所说的经济发展也界定为此内涵。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救助等，都需要必要的经济作为基础。因此，经济发展给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经济发展为民生福利的改善提供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
五、民生福利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民生福利是所有居民百姓之生活生计。如果说经济发展的内涵更侧重于社会财富的创造，那么民生福利的内涵则更侧重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使用。远古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无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现代人类所有国家，其经济发展的目的主要也无外乎国强民富民安。因此，从根本上说，民生福利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一般更注重人民性和社会性。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民生福利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六、民生福利为经济发展营造稳定有利的环境
一个社会的经济和各方面持续和谐的发展，必然少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通力合作和社会的总体稳定。经济发展是无法在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安定的情况下实现的。没有基本的民生和福利，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等需求无法得以保证，势必对社会造成冲击、形成不稳定因素；没有民生福利，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的人格尊严无法得到保障，也可能挫伤或突破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激起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抵触，这种具有传递性的不满情绪也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民生福利也具有提升社会认同感的作用，缓解社会阶层对立，有利于加强社会各阶层的合作，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程度。
民生福利得到保证，人们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的有效运转及相应质量的提高，将会对整个社会的人口数量、质量、心态有显著改进改善，而经济发展中的第一要素为人，大批高素质富有积极性和建设性的社会人口，将有力促进和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将会得到促进。
因此，民生福利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营造了稳定有利的环境。
七、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两者既相生又有相克，即两者既相互促进，但也有因处理不好而互相制约的一面。
两者相互促进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前文所述的经济发展给社会提供基础和条件，同时民生福利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民生福利也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营造了稳定有利的环境。
两者互相制约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不必要的民生福利或不适当的民生福利会影响或者破坏经济发展。
1.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实践表明，福利往往成为鼓励懒惰和坐享其成的避风港，久而久之会酝酿起某种“道德风险”，福利国家大都出现了规模不小的“福利依赖”（welfaredependence）群体，形成社会“福利病”，因此遭致了许多批评。
2.多数社会福利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不劳而获，是与“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相抵触的，对调动社会公众的劳动积极性是一个负面因素。研究表明，就业率与福利津贴水平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因此它必然是影响社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的一个负面因素，而且会影响劳动力群体的劳动心态，会造成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3.庞大的社会福利势必都是庞大的财政支出，是政府财力一个重要负担。是否可持续、是否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合理必要支出，都是政府应该谨慎考虑的问题。欧洲债务危机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为社会福利敲响警钟。总理曾经撰文写到，民生福利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随着经济发展、财力增强而逐步提高，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超前了，财政压力过大或无力支撑，反而不可持续。
4.社会福利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社会。财政承担的部分来源于税收，非财政承担的部分来源于社会资金。规模过大的社会福利将形成对社会财力的消耗，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的再发展。
5.资本可以全球化，但福利不可能全球化，高福利甚至构成了国家竞争的沉重压力。高福利国家面临的双重打压是：低福利国家的劳动力涌入和本国资本的蜂拥而出，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国家竞争力也会不断削弱。
八、结论
一般社会民众和政府对福利的特性认识不足，对福利的正反面作用没有深入全面研究。对人性的弱点（享受福利、分配别人的财富谁都愿意，轮到自己创造财富就不会愿意）没有充分预见，也没有充分重视。对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互动关系也未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例如，对于福利，实际中往往形成该保没保、不该保而保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对民生福利投入巨大，另外一方面必须由政府和社会兜底的“保基本”工作又马虎不扎实。一方面经济发展逐年奋进、速度很快，另外一方面基本民生福利常常不能得到保证，如食品药品饮用水安全和空气清洁等。社会未能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两者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局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相对不是很富裕的大国，既要清醒地认识令欧洲头疼且欲罢不能的福利政策的弊端，不要走福利国家老路，又要充分重视基本的民生福利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的保障作用，如对失助的老年人、孤儿、残疾人、其他生活无着者，应一无所遗，兜底的基本保障应彻底全面、简洁高效。
总而言之，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两者的内涵具有一致性，但侧重点有所差别，经济发展的内涵侧重点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民生福利的内涵侧重点则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使用。两者既相互联系、关系紧密，又有一定的区别。两者既相生，亦有相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相对不富裕的大国，对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显得十分重要和急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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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含义篇10
［关键词］假冒伪劣原因危害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22－02
前言
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转型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假冒伪劣”以各种形式和手段贯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尤其是食品领域的“假冒伪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近来，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频出现。“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硫黄生姜”“回炉面包”“牛肉膏”又接踵而来……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隐患，使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我们不禁要问，在多部门多年的监管之下，为何食品安全问题仍层出不穷？我们还能吃什么？究其根源，食品安全问题折射出的是食品领域的“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关系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稳定。食品领域的“假冒伪劣”背后将会是对人民生活和生命健康、市场机制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严重的危害，更有人形象地将“假冒伪劣”比喻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颗毒瘤，因此，面对有待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要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必须正确认识“假冒伪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国际接轨的新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已成为我们面临的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假，其基本的含义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伪造的；冒，就是指假冒、冒充；伪，是虚、假。由此可见，假、冒、伪，共同的特点是不真。而劣，其含义是坏，低劣。我们平常所说的“假冒伪劣”，其实质是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假冒伪劣商品”，二是指“假冒伪劣现象”。因此，可以简单地把“假冒伪劣商品”定义为：不真或质量低劣的商品；“假冒伪劣现象”可以从生产者和销售者两个方面概括其基本的定义，是指生产或者销售不真或质量低劣的商品以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笔者认为，食品里面的“添加剂”就是“劣”，其实质就是劣质的食用商品。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说明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不顾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威严，违法使用添加剂，欺骗了广大消费者，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假冒伪劣”中的“劣”，应当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生产是基础，销售是生产过程的继续，生产者生产劣质商品的行为也应当是最具有当罚性的法律行为。
一、“假冒伪劣”存在的根源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存在的基础。对于假冒伪劣来说，它存在并且如此顽固，同样是有原因的。假冒伪劣之所以存在，尤其是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领域的“假冒伪劣”也呈现出扩大化、复杂化、隐蔽化的特点，究其根源可概括为：
一是法律规制不到位。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两年，而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说明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还缺乏协调性、完整性、严密性。第一，从立法现状来看，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的规定，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以及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属于食品安全的规制范围，并且在附则中也有关于食品添加剂用语的相关解释，这对于健全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无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对于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标准却没有统一的规定，欠缺执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留下了执法的盲点和隐患。第二，缺乏严厉的处罚责任机制，以保障食品安全的监管。
二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推波助澜。媒体报道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保护”事例。通过媒体公布的相关数据说明，在当地政府出面调查之后，“三鹿奶粉”事件的查处立刻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在媒体尚未全面曝光之前，当地政府显然在暗助“三鹿”隐瞒真相，试图“静悄悄”低调处理此事件，而不顾政府对人民的责任、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所有的责任全部被置于企业和地方的利益之下，地方保护主义心态昭然若揭。三鹿集团是当地的骨干企业，地方企业生存状况和竞争能力直接关系着地方GDp的成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地方GDp和财政状况又是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所以，地方政府对“三鹿”的保护也就在于此。正是这种内在机制的作用，促使地方政府和其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千方百计以阻挠事实真相的全面揭露，甚至不惜代价充当地方企业的“保护伞”。所以，要警惕地方保护主义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干扰。
二、打击“假冒伪劣”的对策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大历史过程中，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传统的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美国政府负责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的贸易副代表约瑟失•S•帕波维奇在接受我国某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假冒伪劣”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声誉。假冒伪劣商品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笔者认为，应当从体制和法制两个方面提出打击“假冒伪劣”，从根源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一）弥补体制缺失，矫正制度失范和冲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也随之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在社会实践中，还是跟不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权责不统一、社会管理模式落后、民主观念不强、服务意识缺失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制度的功能就在于抑制人的机会主义、提高有效信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和外部性内部化。只有理顺制度运行机制和制度内部结构，提高政治制度机制运行的效率，不留制度缺口，才能使制度的整体功能得到应有的发挥。面对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第一，积极推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管理方式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改变单一的行政手段的运用，注重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第二，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机制，构建责权利相统一的权利运行机制和制衡机制。第三，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在理顺了职责关系的基础上，使行政部门职责交叉重叠、权责不清、协调不力、多头管理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第四，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充分利用媒体舆论的监督职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依托，使政府的相关信息更加透明、公开。
（二）完善法律制度杜绝假冒伪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建立和健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食品安全法》不仅对食品添加剂的用语进行了法律解释，还明确了对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管理。但是，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出现，说明法律制度还是与社会实践有脱节的部分，因此，当前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减少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空白和盲点，是对假冒伪劣进行法律规制的当务之急。第一，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应当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做出相应的立法解释，只有权威的立法解释作为补充，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使现行法律法规更完善、明确、便于操作；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公布、整合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并且统一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之便于操作。第二，尤其是要建立严厉的惩罚机制。为了使食品安全工作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责任，尤其是加重违法主体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使其违法成本大大增加，使违法者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有合理的预期，违法主体可能会受到金钱和身体的双重惩罚，从而在主观上减小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的可能性，同时对其他主体起到警示效果，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合理的预期，最终达到根除假冒伪劣现象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杨欢进.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成因.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
[2]张蕾.完善法制建设杜绝假冒伪劣.法制与社会,2008.07(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