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1
关键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基本国策立法背景立法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对依法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长期以来依靠政策和地方立法开展工作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2002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我国立法历史上的重要法律。它首次将我国推行二十多年之久的基本国策终于以基本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结束了有国策而无国法(这里指国家基本法律)的历史。国家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要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对稳定低生育水平,保障计划生育事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将对制定该法的立法背景作一扼要分析,对立法过程中若干备受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一介绍与评析。
一、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立法背景分析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有其特定的立法背景和成因,这些背景因素中往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有的立法既有国内因素的考虑,还有国际因素的考量。就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而言,应该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笔者试图从国内背景与国际背景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国内背景分析
1、经济背景(因素)分析
人口多、底子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内地的人口总量达到12.76亿1。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总人口仍然在以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长期存在高增长量与低生育水平的矛盾,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6亿方能实现零增长。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的状况,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过多和人口增长过快始终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因此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长期以来虽有国策却无国家立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长期依靠政策和地方立法开展工作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把“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2、社会发展背景(因素)分析
21世纪中国人口的继续增长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虽然中国的土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但是适合居住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很有限,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却养活着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中国耕地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而印度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5%,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美国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0%,人均耕地是中国的9倍;中国的粮食产量居世界第一,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维持在不足400公斤的低水平上。
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不断扩大,农业资源已经迅速接近承载力的上限,平均每人拥有的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平均每人拥有的草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平均每人拥有的林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平均每人拥有的水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4。
中国还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困难。目前,全国每年有近2000万青年人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2亿人,到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超过1。5亿。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坚决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才能使劳动力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六、七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中位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450美元)。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用于发展的资金相对减少,能够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资金不足,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满足全体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证当代及子孙后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选择了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国家立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从1992年开始,生育水平降至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经过近30年的工作,我国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思想已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已被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广大群众的婚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近30年来,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初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逐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迫切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完善。
3、政治背景(因素)分析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国家计划生育管理必须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行政行为,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必须制定专门法律。
实行计划生育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更好地体现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应当改变以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对公民重义务、轻权利、重管治、轻服务的状况,国家也急需制定专门法律来明确规定公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同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2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下的家庭发展能力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我国的人口要素以及家庭结构、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结构以及功能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发展能力。所谓家庭发展能力，从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来论述，指的是家庭在各个生命周期阶段所拥有的权利、对家庭的发展任务的决策能力，以及追求更好的家庭生活水平的综合能力。
家庭发展能力核心要素分别为家庭功能的发展、家庭策略的发展以及家庭禀赋的发展，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不能够相互取代。家庭功能是家庭关系结构、家庭规模、家庭适应性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家庭策略则主要指家庭成员对家庭资产的配置、生育的安排、家庭收入方式选择等实现家庭发展的行为;家庭禀赋则指的是家庭生存发展过程中有助于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质基础。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的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的结婚率、离婚率、死亡率等家庭功能性结构也产生了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我国的婚姻家庭逐步朝向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方向发展。家庭成员的数量减少，家庭资源呈现一种集中化，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里，由于独生子女的特殊性，以及对家庭后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造成了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里所有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一人身上，这种过度的资源让许多独生子女的生活习惯、生活观念发生了不良改变，使得独生子女的性格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啃老族”的不良风潮，家庭的反哺模式弱化，家庭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成员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调，导致了家庭生育功能逐渐弱化。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策略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们的许多生活观念产生了变化，直接导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策略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中国家庭，由于子女众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大部分都用来养育儿女，少量用来生活消遣。而当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子女数量减少，一方面，家庭养育子女的费用减少，在总的经济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家庭对于资金的自由分配能力上升，消费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子女的减少，家庭对于子女教育资源的投入会更多，父母在有限的资源下必须实现对孩子的教育效益最大化，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所占比重就会越高，而家庭收入多样性也会趋于增加。
计划生育政策下对于城乡采取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了我国人口素质的参差不齐，造成了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的生成。目前，我国通过对城乡普遍开放“二胎”政策，统筹推进城乡改革，实现城乡一元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改善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城乡家庭策略的差异性影响。实行城乡一体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采用分阶段、有步骤的逐步过渡方式。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人口性别比，加快人口素质提升。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家庭成员数量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家庭结构因此也发生了转变，例如在我国农村的传统家庭中，家庭土地一般是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家庭整体自然资本减少，从而造成了家庭面对生活的机会减少，对于家庭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足以应对，对家庭外部冲击力的回复能力也减弱。而在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长，虽然子女人数的减少，家庭结构相对更加稳固，但同时也出现了核心化和集中化的趋势，也就是所有的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身上，但独生子女家庭大多面临着严重的空巢家庭风险以及失独家庭风险，这对于家庭的进一步发展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3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教学评价Cipp教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239-03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在教育理念不断更新的时代，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问题凸显，要摆脱课程教学困境，推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科学化进程，重要的举措是引用新的教学评价模式。采用Cipp评价模式对形势与政策课程各个环节的改进有明显的效果，因为Cipp评价模式具有相对完整的评价体系和具体步骤，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大纲的具体需求应用Cipp评价模式，形成合理有效的课程评价体系，完善课程教学管理制度并创新教学理念。
一、Cipp模式的基础理论
Cipp评价模式又称决策导向或改良导向评价模式，最早由美国教育评论家斯塔佛尔比姆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此评价模式是组织管理者制定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Cipp优势在于不是专门针对评价结果的研究，而是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对组织实施评价方案进行改进和完善，促进项目方案适用于新环境。与此同时，整合了目标评价模式、解释评价模式等的不足之处，提高组织成员对评价活动的认可程度。Cipp评价模式是四种评价方式的英文缩写，但斯塔佛尔比姆在实践应用Cipp后，发现Cipp评价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瑕疵，所以针对不足对Cipp进行改良，Cipp评价模式包括的具体评价模式见图1。
1.背景评价主要是针对具体实施项目计划背景进行综合分析，在特定环境条件下评定项目需求、资源及资金等。在项目评价第一阶段，项目实施评价计划包括：全面收集项目实施背景信息；参照项目实施者要求，整合评估背景信息；征求项目负责人建议，识别评价活动需解决的问题；根据项目实际评价需求，合理评价针对项目目标；制定满足评价要求的项目计划；总结分析形成有效背景评价报告；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2.输入评价是评价各种备用预选方案，将可选择方案与原方案比较确定最优方案，以及确定方案所需要的预算。输入评价包括：考察备用方案的优劣；选择与背景评价相互呼应的方案；评价方案的具体操作性；形成输入评价书面报告，针对问题进行改革。
3.过程评价是合理地记录和跟踪评价方案的有效活动。过程评价的主要任务包括：实时记录项目方案的进展状况；记录方案中相关人的表现情况；跟踪评价方案资源分配；确定评价方案的实施程度；做出过程评价报告，针对报告提出改进方案。
4.影响评价是评价项目实施方案的执行以及对目标群体的影响程度。其主要包括：评价方案实施目标与实际方案执行的一致性；汇集方案实施成员对方案的意见；测评方案实施程度是否符合目标需求；形成评价报告并发现问题。
5.结果评价是评价方案目标具体实施的程度。主要任务包括：方案计划目标与实际成效是否统一；判断方案实施效果；全方位鉴别评价实效；汇总评价结果并进行分析；作出结果评价书面报告，针对问题进行分析。
6.可持续性评价是确保方案能否继续应用于项目环境中。主要包括：方案负责人与受益群体对方案实施的效果优劣评价；哪些具体有利措施可继续实施；甄别群体观点并实时回访；形成有效性书面报告。
7.可推广性评价即方案是否能够应用于其他环境。主要包括：开发方案使用者；原方案是否需要重新改写；评价方案是否适用于其他环境；确定方案推广的价值；形成可操作性书面报告并加以改进。
二、形势与政策课程中Cipp模式的应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应用Cipp评价模式既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公共课的教学效果，又体现了形势与政策课程正朝着科学化建设方向迈进。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课程教学有较强的时效性，这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与管理的难点，要把握课程教学前沿动态就需要各教学部门不断地吸取信息，不断深化课程改革，所以要保证课程方方面面可持续发展与改进教学状况是形势与政策发展的趋势所在，而Cipp评价模式重在项目实施过程的改进，这是形势与政策课程与Cipp评价模式的连接点，此评价模式可以有效地应用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活动中。针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过程，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环节划分为三大阶段：课程教学设计规划阶段、课程教学实施阶段以及课程教学考核验收阶段。这三大教学阶段都应做具体的Cipp评价分析。
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设计阶段是课程教学实施的前提，良好的教学设计有利用形势与政策教学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课程的实效性也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在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阶段主要涉及两大群体的沟通，包括课程设计管理者及实际操作者。对课程教学设计阶段评价方面主要有课程设计背景、领导管理权责分配、教学设计计划、教学设计过程、教学设计结果进行评价，其中教学设计结果又可分为三种评价模式，第一，影响和成效评价主要是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整体与学生对课程期望是否一致；学生对课程规划结果的看法；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学生教育价值需求；学生对设计方案认知。第二，可持续性评价主要是问询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领导部门、教职工以及大学生，整合不同群体对课程设计方案优劣的意见，判断课程设计方案是否能长期应用于实践教学。第三，可推广性评价主要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是否能够使用于不同高校进行综合评价；课程适用程度分析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在其他高校的推广程度。Cipp评价模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应用中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应用各种调查方法，来确定各项课程设计评价指标的比重，以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评价数据的标准性。关于Cipp模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阶段的具体评价内容见表1。
2.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实施阶段是整个教学环节的关键，也是教学设计的实际应用环节。各种教育资源被应用于教学活动当中，教师水平发挥与学生学习兴趣、课堂表现与反馈信息都作为课程教学实施阶段的评价指标。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实施阶段主要评价内容包括教学环境是否符合教学要求、教学管理制度化建设是否完善、教学活动实践是否落实、教学实施结果是否符合预期。针对形势与政策课程实施阶段的Cipp模式具体评价内容见表2。其中教学实施结果又可分为三种评价模式，第一，影响和成效评价主要是指及时获取教师以及大学生上课期间对课程教学的反馈信息；判断形势与政策课程实施阶段与教学要求是否一致；理性鉴别课程教学实施活动中有利方面与缺失方面；获取课程实施方案中耗费资源的数据并加以统计，确定课程实施有效性。第二，可持续性评价主要是指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学情境、教学方法是否符合高校以及大学生的需求；确定课程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改进不利于课程教学的制动因素。第三，可推广性评价是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程在实践教学中的优劣之处后分析是否有其他高校也想采用这种方案教学；判断本校和其他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差别。运用Cipp模式对课程教学实施阶段进行评价，更加有利地促进了课程教学活动的实施。
3.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考核阶段是对课程整个教学环节的总结，测评学生的学习接收度及知识运用能力。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整体提升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根本任务，考核的作用就在于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考核环节的评价内容主要有考核管理、具体考核方式运用、考核过程以及考核效果等方面，关于Cipp评价模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实施阶段的具体评价内容见表3，其中教学考核结果评价又可分为三种评价模式：第一，影响与成效评价主要是指形势与政策考核是否对学生学习产生影响；课程考试方式与学生群体的适应程度；考核内容设计与学生学习知识是否连贯；收集授课课程教师及学生对课程考核体系优缺点的评价；考察课程考核阶段实施效果。第二，可持续性评价主要是指形势与政策课程考核步骤是否符合教学规律；课程考核过程是否满足课程开设需求；考核内容能否持续使用；第三，可推广性评价是形势与政策课程考核管理制度和考核方式能否被其他院校所借鉴；考核实施过程需要改进与否。确保课程考核实施工作有序进行，以促进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建设的完善。
三、形势与政策教学中Cipp模式应用总结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发展要依靠科学手段不断地改进不足，冲破传统的教学理念，不断地使用适合课程发展的教学模式，运用Cipp评价模式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设计阶段、教学实施阶段、教学考核阶段进行全方位地监控，实时地记录和改进评价过程中对课程教学发展具有破坏性影响的劣势因素，将这些劣势因素有效罗列，通过高校的领导管理措施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修改以适应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发展趋势。这有益于形势与政策课程创新教学理念、整合师资队伍、改善教学环境、调整教学手段及考核方式，促进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应用创新。但Cipp评价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活动中应用Cipp评价模式要结合高校自身的学科特点、发展模式、实践应用策略，要在摸索中进行课程教学评价的实践探索，切勿生搬硬套评价模式，从而创立出属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有效的Cipp教学评价模式，促进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建设。
[课题资助：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DL10BC13）；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名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情景教学模式研究）；2012年东北林业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资助（形势与政策课）]
参考文献：
[1]蒋国勇.基于Cipp的高等教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07（8）11～12
[2]李雁冰.课程评价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刘佩佩.几种典型课程评价模式探析》[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117～119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4
关键词：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一、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理论
构建利益导向机制是以对家庭与个人领域的生育决策进行理论假设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背景下，个人利益在本质上与国家利益是保持一致的，也就说国家利益代表了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因此，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是不应该出现的。从一般情况来讲，出现个人利益绝对的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时，一般是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或面临其它与国家存亡有关的特殊时期，特殊时期过后，国家需要对那些在此时期内有过突出贡献的个人施以补偿或者是奖励。但是在国家和平时期，尤其是在当前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背景下，人民最关心的必定是个人的利益情况。所以，国需要认同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且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把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向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上引导。通过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保证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把个人利益同国家与社会利益进行紧密的结合。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很多人因国家利益而使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失，因此，在当前国家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受益的今天，国家不能忘记落实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这群人，需要对这批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一定的补偿，时间上可能有早晚，但是一定要兑现。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实践
对利益导向机制进行实践，可以看做是人民群众所拥有的首创精神在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我国自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当时是依靠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与来自于社会的约束。当然从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忽略经济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从实施初期就想要对人们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失去的诸多利益，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完善，已经初步形成我国在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时的主要工作方式。可以说利益导向机制不是一种新生物，在环境、卫生等领域内同样有着一定的实践。然而，把利益导向机制作为执行工作的主要方法，并把它上升到制度这个层面，通过法律的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有组织的推广，在人口与计划生育范围内是非常少见的，利益导向机制的构建可以说是人口与计划生育中提出以人为本之后，社会发展领域当中在工作思路方面做出的又一次突破与创新。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计划生育领域内导向机制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对城乡区域进行放环、结扎以及人流工作，制定对人工流产以及绝育手术有利的政策。比方说执行医院挂号费、手术费以及医药费方面的减免。在一九七三年，伴随着我国“晚、稀、少”这一政策的颁布，开始把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向计划生育家庭扩展，其中包括对子女与配偶进行奖励等。比方说在招工过程中，同等条件下对女孩户进行优先照顾；职工福利以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群众进行利益方面的倾斜。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发文指出为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先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进行照顾。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文，对计划生育领域内的奖励与优待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渐建立与完善，我国提出了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三结合，积极引导农民向少生、文明及快富上靠拢，逐渐开拓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条新路子。
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利益导向机制在实践方面正在向不断完善的方面发展。党中央以及国务院对建立与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利益导向机制非常的重视，在2000年提出了构建与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利益导向机制。2001年党中央与国务院又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我国将建立并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促进计划生育。在国家颁布相关政策后，各地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中的精神，制定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党与国家在最后通过国家法律这一至高的形式，第一次把调整计划生育的主要手段放到了利益机制方面。从这些相关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国家从制度方面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所拥有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保障，利益导向机制已经完全成为了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同样也是在此背景之下，从2004年起我国开始在农村对一部分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进行了奖励与扶助，对西部地区实施了“少生快富”的扶贫措施，计划生育政策在利益导向机制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性进步，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制度方面利益导向机制的建设已经正式进入了制度化的实质性阶段。
总结
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且增长速度过快，在社会发展中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当前，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机制从社会实际出发，依据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要求，以物质与精神作为激励，积极引导群众自行接受计划生育，以此来解决我国人口方面的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在随着相关法律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与完善。
参考文献：
[1]俞萍.从计划生育行为的社会价值看计生政策和社保政策相衔接的必要性——来自西部农村的调查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7（03）
[2]陈震.农民生育的外部性与文化边际性：现阶段农村人口控制的理论思考[J].人口与经济，1998（01）.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5
[论文摘 要]教育政策是为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而制定和实施的有关引导教育发展、规范教育活动的战略和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制定和推行的教育政策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有所不同。在当代中国变化了的政策背景下,中国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构建和谐社会既是当前中国制定各类公共政策的大背景,同时也是目标本身。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中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无疑会更偏重公平。本文将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家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为参考基础,来分析当今中国教育政策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
一、教育的特殊属性和教育政策的价值观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教育都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伊始,教育的重要性更是不可言喻。教育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的这种特殊性体现在:首先,它以学校、个人和家庭为活动主体;其次,它以教育领域的公共利益为其活动目标或宗旨,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满足公众的教育需求。因此,教育活动具有公益性和非赢利性。教育活动的特殊性体现得尤为明显的一点在于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这种特殊的公共服务既具有公共性,同时又具有排他性。就我国的情况来说,教育的公共性只在九年义务教育的限度内具有。超过这个限度,教育便产生了排他性。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而公众对教育的需求是无限的,这对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当公众人数超过教育资源所能容纳的范围时,个人和家庭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教育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双重属性就决定了国家针对不同的政策调适对象所实施的教育政策具有不同偏向的价值取向。“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往往更注重效率,义务教育阶段往往更关注公平”。
教育政策是政府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而制定和实施的有关引导教育发展、规范教育活动的战略和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教育政策的价值观包括三个方面:公平、质量、效益。教育政策的根本价值目标之一是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解决教育领域的公共问题,促进每个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教育政策所包含的最核心的应然价值是以人为本和教育公平。教育要着眼于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完善与发展。促进教育公平、追求教育的质量,是现代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和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相协调。由于这个原因,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教育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取向还是会有所偏向。“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偏重于效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会更关注公平”。
二、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的政策背景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有它相应的政策背景。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各类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大背景,但是,针对不同的公共问题,又有不同的具体背景。就教育领域来说,当前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具体政策背景主要有以下方面:
经济背景: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基本解决温饱,而是随之转向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文化背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与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不断涌入中国,构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存和冲突的局面。中国在世界多元文化与其传统文化冲突和共存的激荡下,在文化上追求包容与和谐。
教育事业发展背景:经过多年的发展研究,教育科学采用了新的研究范式,同时顺应教育实践发生的剧烈变革而取得了新的进展。“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清壮年文盲”的“两基”攻坚工作得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取得跨越式发展。
制度背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协调、相适应的教育、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提供了进一步深刻改革、创新的制度保障。
三、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教育事业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阐述,既概述了十六大以来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又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的教育蓝图,更论述了新时期的教育使命。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第八部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用较大篇幅集中论述了新时期的教育使命。其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这样的论述:“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在这一论述中,我们把最核心的词语提取出来,就是“基石、教育公平、公益性质”。
国家在宏观政策中强调教育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作用已经不是第一次,然而明确提出“教育公平”并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却是第一次。如果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指导下,国家采取的诸如“两免一补”、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政策背后折射出来的价值取向还只是向促进公平倾斜的话,那么在十七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指导下,公平则已经成为了新时期教育事业与发展并重的任务之一。把“发展和公平”作为当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两大任务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有明确的体现。《规划纲要》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十一五’时期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发展和公平是‘十一五’时期教育的两大根本任务或者是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一方面要抓发展,一方面要抓公平,这是两个根本任务,也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对教育的两项根本要求。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十一五’时期,我们要在中央领导下,努力推进教育优先发展、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和途径,教育公平是检验社会公平的重要尺度。受教育的权利平等是人与人平等的起点。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在以人为本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日,呼唤机会均等,要求教育公平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教育公平也是民生问题,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它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息息相关。教育公平虽然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但教育同时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实行特殊政策、建立学生资助体系来保障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教育,这些具体的政策都是针对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下存在的不公平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在十七大报告中还提出了诸如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的要求,提出这些要求的目标所在,也就是要通过不断改革逐步接近教育公平的目标。
坚持教育公益性质是十七大报告中对教育定位的一个新的表述,一方面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和决心,另一方面说明教育是一个惠及大众的奉献爱的事业。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思想,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规划纲要》中的思路一节作了更具体的论述:“以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公益性原则……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总思路是以素质教育为主题。“以素质教育为主题。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素质教育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应的一对概念范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实教育实践中教育价值观的偏差扭曲了我国的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教育生态下,“教育的功能似乎就是在学校教育的不同阶梯上,通过所谓的考试,将一批批学生淘汰掉。”错误的价值观扭曲了教育这一神圣的功能,助长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应试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模式导致了我国学生“高分低能”的显著特点,这种教育模式本身就是教育最大的不公平。教育的根本原则是“有教无类”,很明显,“应试教育”是无法实现这一原则的。只有素质教育才能实现教育的这一根本原则。在国家强调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今天,以面向全体学生的成功教育为其性质的素质教育才是教育公平的最大体现。《规划纲要》的总思路从根本上体现了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完善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四、小结
由于各个方面的政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出现了较之以前不同的新特点,这一新特点主要表现在教育公平上,即把公平作为今后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本目标、根本要求之一;其次,还表现在对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的准确定位上,即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最后,还表现在发展思路以素质教育为主题上。明确的教育主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就是实际教育实践中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复归与泛滥。可以说,当前中国的教育政策已是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兼顾各个群体的。我们期待这些政策在实践中能够得到顺利而又全面的执行,期待我国的教育事业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迎来新的成就与辉煌。
[参考文献]
[1]蔡军.当代中国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j].教育学刊,2009(1).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6
〔论文摘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教育部共同组织实施的，财政部、人事部给予相关政策、资金支持的活动。政策制定过程中，综合各方面意见，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政策制定中也许会出现和实际脱离的要求，但可采取渐进决策模型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政策问题的确定—“西部计划”背景
1.西部大开发背景
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国策的推动下，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西部相对东部而言，发展相对缓慢，东西部的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九五”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给予了西部地区最大的支持，有效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大发展。但是，作为智力资源的人才，并没有迅速而大量流进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依然面临最重要的智力资源的短缺。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获取大量的智力资源就成为西部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
2:中国志愿服务发展背景
1993年，共青团组织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实施了青年志愿者行动，传播了志愿服务理念，吸引了大批青年，影响和带动了社会。经过10多年的发展，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大量的实践活动为志愿服务在我国的深化发展和大面积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背景
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212万，2004年全国有280万高校毕业生，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38万，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全社会整体就业压力空前加大，用人机制、择业观念、供需结构矛盾突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陡然严峻，困难和压力持续增大。
在东部，许多城市的人才需求呈极度饱和状态，人才供需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但智力资源仍然毫无节制地流人，造成了大量人力资源的闲置。而此时的西部正面临人力资源的极度短缺，出现了智力资源稀缺的恐慌。东、中、西，三个区域在智力资源的配置上，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布局，人力的供需结构、配置布局矛盾异常突出。
二、政策方案的提出
针对这一突出矛盾，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下方案:
12004年的7个专项行动
(1)支教专项行动:志愿者主要在西部地区贫困县的乡镇中小学校从事为期1-2年的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
(2)支医专项行动:志愿者主要在西部地区贫困县的乡镇卫生院从事为期1-2年的医疗卫生工作，部分在县级医院、防疫站工作。
(3)支农专项行动:志愿者主要在西部地区贫困县的乡镇农业(林业、水利)技术站从事为期1-2年的农业科技、扶贫工作。
(4)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专项行动:志愿者主要在西部地区贫困县乡镇的农村青年中心从事为期1-2年的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志愿服务。
(5)“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志愿服务行动:志愿者在安徽、山东、湖南、贵州4个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省的乡镇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协助配合当地基层党团组织从事技术、培训工作。
(6)“百县千乡宜传文化工程”志愿服务行动:志愿者主要在“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定点资助的中西部乡镇宜传文化站和县级宜传文化中心从事志愿服务。
(7)西部基层检察院志愿服务行动:志愿者主要在西部计划服务县检察院从事志愿服务。
2.对大学生的政策支持
为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联合作出决定，参加计划的志愿者除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外，还可以享受八项优惠政策:
(1)志愿者服务期间，中央财政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
(2)服务期间计算工龄，党团关系转至服务单位。
(3)服务期间可兼职或专职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学校及其它服务单位的管理职务。
(4)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报考研究生给予加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具体规定在当年的研究生招生政策中予以明确。
(5)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可适当加分，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具体规定由省级公务员考试录用主管机关在当年招考中予以明确。
(6)服务期满将对志堪者进行考核鉴定，并存人本人档案;考核合格的，颁发证书，作为志愿者服务经历和就业、创业的证明。
(7)服务单位应向志愿者提供住宿等必要的生活条件;在录用党政机关公务员和新增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时优先录用、招聘志愿者。
(8)服务期为1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铜奖奖章。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银奖奖章，表现优秀的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章，表现特别优秀的推荐参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等评选。
三、政策实施评价
1、优点
(1)“西部计划”的实施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善了智力资源的不合理布局，缓解了当前我国的就业矛盾，为西部大开发注人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满足了西部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
(2)‘西部计}"的实施推进了西部贫困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推动了西部大开发，一大批高学历的有志青年进人西部，充实了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才队伍，在二定程度上缓解了受援地区人才短缺的局面，有效改变了这些受援地区的人才结构。
(3)“西部计划”的实施加快了我国志愿服务的事业的发展，树立了新的社会风气。
但是，理性决策模型的局限性一实除中诸多条件难以实现，也成了由它所制定的政策的一个弱点。
2.政策缺陷.
(1)组织机构全而不健，项目运行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大学生志愿皿务西部计划实施扇，由中央到地方，均成立了由相应的党政领导挂帅的项目领导小组，下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从管理上考察，应该说已经具备了较全的组织机构。然而很多项目领导小组有名无实，并不能真正发挥领导机构的作用。
(2)项目运行过多的官僚化，缺乏自我调节、自我应变的灵敏性。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7
【关键词】幼儿园课程规划；整体规划；内涵；意义；任务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6）11-0003-04
课程规划通常是指制定课程计划的过程或结果。〔1〕任何正式的、制度化的教育机构的课程，都应是经过精心计划和组织的，以对受教育者产生系统的、累积性的影响，最终实现教育目标。幼儿园的课程也不例外。幼儿园课程的规划可以在不同层面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幼儿园课程的规划经历了一个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管理到幼儿园自主的过程。初期，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全国统编教材，幼儿园几乎没有课程规划的自。到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颁布，鼓励幼儿园自主规划自己的课程，①以因地、因园制宜开展教育活动。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大大推动了幼儿园的自主规划课程。但从实践效果看，暴露出了较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大量“碎片式”的课程规划，如在“特色课程建设”“品牌创建”的名义下，随意放大五个领域中的某个领域或某部分内容进行课程规划，盲目引进其他园所所谓的新颖做法，甚至只是为了求新求异而朝令夕改，频繁更换课程规划的方向和重点，导致幼儿园课程的平衡性被破坏，课程膨胀而无组织，教师负担加重，从而影响幼儿的全面发展。这一切与忽视幼儿园课程规划的整体性、未树立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意识、缺乏整体规划幼儿园课程的相关知识和能力等不无关系。本文基于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关切，尝试提出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概念，并就其内涵、意义及任务逐一加以说明，以期为幼儿园课程规划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
一、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内涵
与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相对的概念，是对幼儿园特定年龄段、某一领域课程的个别规划。具体而言，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是以幼儿整体发展为目标，以幼儿园为课程规划主体，保教人员全员参与的，以国家、地方幼儿园课程政策为指南，根据幼儿园自身实际条件，着眼于幼儿园不同类型课程的纵横架构，对幼儿园课程作出的系统设计和整体安排。总的来说，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整体”表现为目标的整体性――促进幼儿整体发展，主体的整体性――全员参与，内容的整体性――课程的纵横架构和各要素集合。
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幼儿的整体发展。“每一个儿童都是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力量融汇一体的整体。”〔2〕服务于儿童成长的幼儿园课程以促进幼儿的整体发展为目的。相应地，幼儿园课程应为幼儿提供其整体发展所需的各种经验，并使之协同发挥作用。零星的、碎片化的幼儿园课程规划不仅难以满足幼儿整体发展的需要，甚至有割裂幼儿人格、削减幼儿生命整体性的风险。
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需要多元主体的整体参与。幼涸翱纬陶体规划是对整个幼儿园课程所做的顶层设计，规划者不能仅限于幼儿园的“顶层”，即少数管理者，而是要由园长、保教人员、家长、幼儿、社区人士等组成课程规划共同体，通过愿景共享和民主决策，协力推进课程规划工作。全员参与课程规划有助于关照多元价值的诉求，增强各主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整合不同视角和园内外各种课程资源，以提高课程质量，因而既是课程民主的要求，也是课程效能提高的需要。
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是对幼儿园课程各要素及其结构的系统设计和整体安排。按照全教协会（naeYC）的解释，幼儿园课程是指“一种有组织的框架，它描述了儿童学习的内容、儿童达到规定课程目标的过程和为帮助儿童达到这一目标教师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教与学所发生的环境”。〔3〕按Scott（2008）的说法，课程至少应包括四个要素，分别是目标或结果的描述，内容、领域或学科知识，方法或程序，评价和评估。〔4〕可见，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需要对其所包含的目标、内容、方法、评估等一系列要素进行组织计划。这种组织计划既包括横向的课程结构搭建，也包括纵向的课程内容衔接。
二、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意义
作为幼儿园层面甚为繁复的专业工作，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对于幼儿园课程的变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做好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有利于促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相关政策的落实。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加速推进，国家先后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政策性文件，为幼儿园的课程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意愿能否产生实效，关键看幼儿园层面的课程实施情况。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是为幼儿园层面的课程实施绘制蓝图，本质上是将国家的政策要求与幼儿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将国家层面的课程改革构想向幼儿园层面的课程活动实践转化，其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决定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
第二，做好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是提高幼儿园课程建设水平的关键。课程具有整体性。任何一个课程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并不包含于部分中，但最终却界定着它们”，并且“关系从来都不固定，它是动态的、过程中的，它在参与者彼此的协商与互动中转化和改变”。〔5〕因此，只有着眼于课程的各个要素及其之间的互动，才能促进幼儿园课程的整体发展，进而提高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水平。
第三，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为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史上，幼儿园一直是课程研究与建设的重要主体。无论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幼儿园课程中国化进程的课程试验，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体现幼儿园课程多元化的课程试验，大多是以幼儿园为主体完成的。课程整体规划作为幼儿园课程建设的着力点，不仅对促进幼儿园自身的课程建设水平提高有益，而且有可能通过其创新探索，为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深化寻找到更多的突破口。
三、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任务
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是一项系统、繁复的专业工作，涉及的人员、要素众多。若要有效推进，必须先厘清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究竟要做什么，即要完成哪些任务。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学校课程规划的框架〔6，7〕等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幼儿园课程的整体规划主要包括四项任务，分别是构筑课程愿景、编制课程方案、建立支持系统以及制订行动计划。
1.构筑课程愿景
愿景，通常被认为代表一个组织的成员对于他们所要追求的价值的一种选择和共识。因此，幼儿园课程愿景的构筑代表着幼儿园在整体规划课程问题上的价值选择，具有根本性意义，决定着幼儿园课程的整体方向和质量。如果我们把课程视为“学生要走过的将给学生带来益处的教育路程”的话，那么课程愿景便是我们为所有幼儿构想的“一趟美妙的教育旅程”。〔8〕一趟课程之旅何以美妙？又通向哪里？这便是课程愿景要回答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要综合考虑理论层面、政策层面以及实践层面的因素。
在理论层面，Schiro（2008）提出过四种塑造课程实践的主导价值观：学术知识型（thescholaracademic）、社会效率型（thesocialefficiency）、学习者中心型（thelearner-centred）、社会重构型（thesocialreconstruction），〔9〕这可为我们思考课程愿景提供理论参照。在政策层面，《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体现了当代幼儿园课程应当追求的价值，除了坚持全面和谐的发展观、为后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基外，还强调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尊重幼儿学习方式的特殊性，重视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等。这种幼儿学习与发展观具有核心指导意义，理应成为幼儿园构筑课程愿景的精神指引。在实践层面，幼儿园需要考虑自身所处地域的文化、历史传统、师资条件、社会期望、家长素质、幼儿特点等实际情况，决定课程应体现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对于我们的课程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试图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状态（我们的课程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具有什么拥奶刂剩ㄎ颐堑目纬逃Ω檬鞘裁囱的课程）等问题。
2.编制课程方案
“幼儿园课程方案的编制是指幼儿园根据课程目标、课程理念等对本园课程进行选择、重组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策划与设计的课程管理活动过程。”〔10〕换言之，幼儿园课程方案编制是根据幼儿园所确立的课程愿景，结合对本园课程发展的强项、弱项、机遇等的分析进行的对未来课程的构想和安排，构想和安排的结果将成为接下来幼儿园课程实施的主要蓝图和依据。如果说课程愿景是对一趟“美妙教育旅程”的勾勒，那么在课程方案中，我们将能够看到更为详细的景点和线路设计，包括我们将去哪些地方，参观什么内容，如何安排时间等。一份完整的课程方案通常应包括课程的背景条件分析、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架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及课程的评估修订等内容。其中，课程的背景条件分析是幼儿园课程整体规划的重要基础。做好背景条件分析需要全面总结幼儿园前期课程改革发展的经验，摸清当前课程在理念、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等方面相对于愿景要求所具有的优势和不足，进而确定进一步规划课程所需改善的重点。总之，课程方案的编制绝非另起炉灶，而是对照愿景要求对幼儿园现有课程加以调整、改进并使其系统化。这当中，课程的内外部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外部一致性”，指的是所规划的课程与国家、地方课程政策的一致性。“内部一致性”指的是所规划课程的各个要素之间具有一致性。两者结合，才能形成高质量的幼儿园课程方案。
3.建立支持系统
有了好的课程方案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得到好的实施，这已为课程改革的历史反复证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课程变革具有非线性、复杂性等特点，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只有诸多因素协同作用，才能取得应有成效。因此，编制课程方案仅仅是整体规划幼儿园课程的其中一步，所规划的课程若想得以顺利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课程支持系统，并使其中的相关要素能够协同变化，以保证课程方案的顺利编制和实施。一般而言，支持系统分专业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两类。专业支持系统指与课程方案编制与实施有关的各类专业活动，如在课程资源开发机制、课程决策与设计机制、教师专业发展机制、教研机制等方面所需的支持，其中以教师专业发展机制为核心。因为课程实施的最终承担者是教师，教师是将幼儿园规划课程转变为幼儿经验的最重要中介。社会支持系统则是指与幼儿园课程改革有关的各种社会组织为课程改革提供支持，涉及的主体一般包括政府、家庭、社区和通讯传媒等。〔11〕根据人类发展生态学的观点，儿童发展处于与其有直接联系或间接联系的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大系统以及长期系统的交互影响之下。〔12〕因此，从广义上讲，幼儿园的课程规划虽以幼儿园为主体，但必须考虑所处系统的影响。例如，幼儿园课程方案若得不到家长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其实施必将面临很大压力。又如，幼儿园课程规划若与国家或地方的文化差距过大，也会很难被公众接受。
4.制订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是由特定的行动计划小组，在支持系统所提供的条件下，协调各种资源实现课程愿景、方案的具体步骤和过程，因此，它不只出现在课程规划的早期，而是贯穿于课程规划的整个过程，并且直接决定了整个课程规划最终能否落实。
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行动计划小组是基础。行动计划小组应包括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只由某些方面的人员，如幼儿园领导班子成员组成。行动计划小组中要有教师和家长代表，还应包括一些在特定领域具有专长的人员，如团体工作促进者、课程专家等。团体工作促进者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推动不同角色和背景的小组成员充分、平等地发表意见，以避免各方因相互之间存在等级关系或专业背景差异导致某些人主导讨论而使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得不到表达或重视。课程专家则可以提供课程专业领域最新的研究动态方面的支持。此外，行动计划小组的建立可采取嵌入式结构，如在幼儿园整体层面和各年龄段层面分别建立行动计划小组，负责制订不同层面的行动计划，而各年龄段的行动计划小组又有成员参与全园层面的行动计划制订。这种不同层面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嵌入有助于保持计划制订在各层面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另外，连续的课程评估应成为行动计划制订和修订的重要基础。在行动计划制订前和实施中，都应在对相关信息资料作搜集分析的基础上，对课程自身、课程运作及课程效果进行评估，并将其作为行动计划制订和修订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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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8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与评估
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包括20世纪60-70年代“晚、稀、少”的广义计划生育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2]。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实行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加剧、性别比失衡，人们越发关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及调整方向。大量文献从经济学、人口学、公共政策等角度对该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估，试图回答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要不要调整及怎样调整的问题。
经济学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评估关注的核心是该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效应。大量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执行以来不仅提升了人的个体价值、消费结构，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方式、消费习惯和文化的渐进式变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和国民产出。但如果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讨论计划生育的影响，会发现该政策已产生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效应。以收入分配为例，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条件下，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的超生罚款制度，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仅人口红利已消失，代际传递所导致的财富积累加剧社会分化，加上计划生育与财政、货币政策的捆绑，都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4]。在市场改革的大背景下，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也势在必行[5]。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是显著的。有研究表明，在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6]。这使得社会的劳动负担得到减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机会、人力资源和条件。当然，生育控制政策执行的效果不仅仅表现在人口规模效果方面，更重要的是该政策通过对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自然变动等方面的影响又会进一步扩展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这就需要对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规模、结构、变动趋势等）给予准确评估[7]。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评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在发展中的人口问题，其实质是在生育问题上实施的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方案，以协调个体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目标和价值分配方面的冲突[8]。采用政策评估的科学逻辑及系统方法对生育政策进行评估可以发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已实现，中国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调整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正当适时[9]。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该怎么调？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主张维持现存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认为，尽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典型的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变化的过程（即在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中国人口态势呈低生育率和高增长率并存的局面，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政策只能比较严格[10]。但也有学者指出，要进一步发挥人口政策的调节作用，不仅要放开胎数，还当考虑对现行政策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础上，以鼓励型控制替代限制型控制，以宏观政策配合替代单一人口政策调节[11]。有学者还研究了中国改革整体逻辑与渐进步骤之间的关系，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管理机制改革的重心在西部和农村，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12]。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修正与完善，强调生育心理、行为传导和导向机制的作用机理，既强调保健因素，也要刺激激励因素[13]。
总的来看，无论是经济学、人口学还是公共政策视角的评估方法，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认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效果的途径。而学者们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方向的争论，也反映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促进人口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忧虑。以上研究的不足在于，大部门研究都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层面，来探讨一个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忽略了具有主体性的单个的人。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计划生育政策对其所造成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政策的意义与成效，期待有更多的后续研究。
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艾滋病干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实行以来，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避孕节育技术的作用[14]。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育率的转变与避孕和节育技术的推广应用是密切相关的[15]。自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伊始，我国就建立了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及办事机构，加大避孕药具的研制、生产和供应力度，在城市和农村开展节育技术服务，免费进行节育手术和供应避孕药具，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避孕技术和手段的普及率。对成熟避孕方法综合推广的评估也发现，综合干预措施能有效提高农村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服务过程和现用避孕方法的满意程度，推动计划生育服务的改善[16]。
在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过程中，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服务系统实现了由单一的避孕节育服务向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转变，以及由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向综合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优质服务转变[17]。其中生殖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原因是生育和性行为不仅是生殖健康关注的重点，也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世界性顽疾――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之一。于是，将计划生育与艾滋病干预相结合，成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视角。
如何对艾滋病进行有效干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在研究人类的任何性现象时，必须把研究对象放进他(她)所在的性的社会网络中去，探索行为者在不同的网络位置上所出现的不同行为方式，才能全面和深入地发现行为者的性行为实况。经验研究表明，利用计划生育网络实施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安全套推广、生殖保健服务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关怀等综合干预措施，能显著提高居民对艾滋病的病因、三大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正确认识[18]，且人们对待艾滋病病人的态度和使用避孕套的行为意向也有显著提高[19]。由于计划生育网络本身比较健全，这种艾滋病干预教育不需要额外投资，是经济有效的、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源的有效结合点[20]，同时也在主观上被育龄人群所认可的、被普遍接受的[21]。
同时，对计划生育人群的调查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艾滋病干预工作具体该如何操作。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夫妇的研究表明，尽管育龄夫妇具备一定的避孕套知识和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知，他们却存在某些歧视和偏见，尤其是妻子，这与其教育程度和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有关，因而艾滋病干预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性别的差异各有侧重。另外，无论是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还是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以及避孕套使用意愿，夫妻双方都具有相关性，因此，同时将夫妻双方作为目标人群进行干预，效果可能更好[22]。研究还发现，良好的咨询不但能显著提高育龄夫妇的知识水平，还能使其对艾滋病病人的不良态度得到转变；且提供咨询和增加可获得性是推广使用避孕套的重要因素[23]。但要注意到，计划生育服务者的艾滋病预防意识和能力还存在不少缺陷，育龄人群对安全套的使用多停留在避孕功能上。因而还需要加强艾滋病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安全套的认识和使用率[24]。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9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标语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82-02
对计划生育类的标语感兴趣是源于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从懂事起，就发现在村里的很多墙壁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标语，每条标语对应的是一项国家或当地政府出台的政策。标语，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中国，标语也可以称为时代的符号。新中国成立60年来标语的变化，浓缩了新中国政策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在所有的墙头标语中，普及面最广、保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计划生育类的标语，当然见的最多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生男生女都一样”之类的宣传性的标语。因为对这种计划生育类的标语感兴趣，就上网搜了一些，发现有些标语很温情脉脉，让人看了觉得很温暖，有些虽然缺了点人情味，但还是说的很诚恳，让人觉得信服，还有一些就让人觉得很血腥、很暴力了，看了就觉得很吓人。
标语，在《汉语大词典》上解释为：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如朱自清先生在《论标语口号》一文中的就指出:“〔现代标语口号〕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行动的纲领”（朱自清，1984）。而《现代汉语辞海》将“标语”解释为：用简练文字写的(张贴在公共场的)宣传性口号。说到标语，就想起写在墙壁上的文字，大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词语，读起来也琅琅上口。农村的标语是很有特色的，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话题在涉及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同时又有所侧重。
在农村，进行宣传教育的渠道比较少，方式也很单一。标语口号虽然不是唯一的方式，但也是最重要的方式。记得，在我上学必经的一条路上有一条标语“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刚看到的时候，我是不以为然的。我知道这种观念在那个时候的我们那只是一种憧憬而已，村里人根本不会认为女儿可以传香火，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女儿怎么会是传后人呢，女儿最终还是要嫁出去的，成为别人家的人，而且对于那些没有儿子的父母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同情，或者是我有一个弟弟的“优越感”，当时真的就是这样想的，我小学的一个同学，她们家就是三个女儿，在一起玩的时候在潜意识里就有一种优势似的。但是，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抬头看一眼，渐渐的这句话就进了我的意识里，似乎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是这让我感觉到了语言的一种威力、一种力量。我在想，谎言重复一千遍都是真理，农村的计生标语刷写在显眼的墙体上，在耳濡目染中，是否就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自己无意识的背景知识呢？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标语也是一种言语行为，是一种以简短的文字形式在户外实施的旨在让公众接受的言语行为。就像语言学人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语言不仅仅是说事的，是对现实的描述和陈述，语言还是做事的，奥斯汀所说的“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就是指语言本身就是行动，社会行动很多就是通过语言完成的。（austinJ.L.，1962）标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是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一种有效手段，其特点是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上口易记。标语就是通过对公众耳濡目染的宣传教育，达到一种教化的目的。
标语,是言语行为的一种，任何的言语行为都是在语境中获得意义。语境对话语交际的影响力量不仅是建立在自然语言这种符号系统的特点之上的，而且还建立在社会文化、社会习俗、社会结构等社会人文特点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对于什么人在什么语境中应该怎样使用语言、不应该怎样使用语言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当然，标语作为一种言语行为，要想达到教化的目的，还需要切合语境。语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区分出了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二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聂桂兰，2004）语境可以使所指代的信息具体化，明确指代的对象，消除表达的含混和歧义。标语的作用要想得到发挥，也是要注意语境的，比如很多地方的计划生育标语是跟当地的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北京某远郊区的标语“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最绝的是东三省的宣传标语“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这些标语可能单独拿出来看的话不但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还让人觉得很滑稽可笑，但是将计划生育政策结合到当地的特殊情况，虽然我们分析起来觉得将孩子与树、与猪、与狗熊等相提并论是很滑稽的，但是作为一种鼓动性标语，就不能不引起它的鼓动性了，这样的标语对于农民来说还是会有一种诱惑性的，至少之前我是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看待的，并没有觉得它的幼稚可笑之处。
后来，随着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格，墙上的标语也越来越吓人，使人联想到滥用权力、暴力之类的词语。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因其是国策，所以其指导性标语口号“只生一个好”背后的群体是国家、政府，这项国策也是符合公众长远利益的好政策，其“信誉”本来没有问题，但是各级在宣传发动的标语口号上大量使用禁止性的用词。这些标语口号表露出基层官员极度崇尚权力和极度蔑视公民权力的畸形权力观。布迪厄认为，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而且更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语言的使用体现社会关系及权力关系，语言本身并不具有暴力，而是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规约和政治规约才体现暴力。标语口号亦如此，其本身虽具有话语权，但作为语言手段并不具有暴力，而是其背后所反映的者崇尚权力和蔑视公民地位体现出的暴力。标语口号通过对空间的占领和在时间上的重复来强化其权力功能，尤其在乡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受教育的机会相对城市居民来说要少的多，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标语口号成为宣传国家政策的主要方式，但标语者和农民之间的话语地位极不平等，强势话语权掌握在者（乡村政府）手中，广大农民只有被动接受的地位。标语口号的话语权力得到极大彰显，加上不少乡村基层干部自我权力意识相当浓厚，在空间占领和时间重复这样的表现形式上体现权力功能，内容（主要是语义）上更是极端、蛮横、霸道，暴力通过权力功能发挥到极致。标语的社会环境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文化、社会习俗、社会结构等社会人文特点的基础上，标语未能顾及受众的接受程度、接收习惯，违背大众意愿，不论对象、不顾时间地点，不顾场合进行宣传，使标语口号的宣传带有强制性，形成侵犯氛围。（廖广莉，2009）
不能否认有很多标语确实是很温情的，富有人情味的标语能够让人觉得温暖，带来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感觉。这让我想起美国人类学界的写文化运动，语言文本如何书写的问题。是要客观的再现真实的现实，还是运用一些修辞达到特定的效果。知识生产的方式又两种，个人的和集体的，即看待事物的两种视角。一方面，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面讲到，任何民族志的书写，都包含了书写者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的观念，书写过程本身就是再创造的过程，那么，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呈现都可看作是在讲一个故事，不同的故事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补充，每个故事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在“写文化”背景下，盖尔纳对马林诺夫斯基极其推崇，认为人类学重要的是如何研究“他文化”，而不是如何呈现“他文化”，重要的是民族志本身，而不是如何书写民族志的问题。盖尔纳很赞赏马林诺夫斯基独自一人到一个陌生的文化中，参与当地人的生活，体验当地人的文化，进行着一个人的狂欢，然后把这种体验和经历记录下来，认为这才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不能否认，关注于现实本身比关注修辞更具有人类学的学科诉求，但是对于一些宣传性的标语，通过说服的认同来达到一定效果的文字，还是要注意遣词造句和修辞的，春风化雨般的文字更能彰显人性的关怀，更能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austinJ.L.，Howtodothingswithwords,oxfordUniversitypress，1962
[2]朱自清，标准与尺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第1版
[3]列维-斯特劳斯(法)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0年
[4]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
[5]现代汉语辞海，倪文杰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6]田国垒，标语变迁――写在墙上的历史，读报参考，2009年第24期
[7]聂桂兰，乡村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合法性的语言学分析，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6月
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篇10
翟振武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老龄化程度和推迟老龄化进程，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赢得更多的时间和胜算；能够改善劳动力老化的结构，改善未来劳动力数量供给平衡；同时，改善家庭的结构，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前不久，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政策出台的背景
今日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请您介绍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
翟振武：首先需要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历史的梳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上，中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7个孩子，这使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骤然提高。在6亿人口的基数上，60年代中国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人，每年净增长人数达到2300万人以上，人口增长率高达2.5%。这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
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在全世界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使过快的人口增长降下来。
世界范围内，包括印度、中国都开始提倡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台湾地区还成功地实行了“家庭计划”。
中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和提出倡议，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0.5%以下。在13亿人的基数上，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净增加人数650万左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降到了1.5至1.6个。30多年来，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人口素质的提高。
但是，在长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15%，13亿人中老年人就占了2亿，而今后还将面临老龄化提速和老龄化规模迅速扩大的局面。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老龄化会达到30%多，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比美国全国人口还多一个亿。
不仅如此，中国劳动力供应也开始出现短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总量开始逐渐萎缩。10年以后，则会出现较快速的下降，势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伤害，毕竟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很高。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未来二三十年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目前中国平均家庭规模是3.1个人。“421”这样的家庭结构，对家庭功能和养老有着诸多不利影响。特别是近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家庭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降低。
凡此种种表明，今天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完善和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更是时展使然，它既符合现阶段国情，又顺应了民意。
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今日中国：有人担心放开“单独二孩”会导致人口暴涨，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翟振武：政策实施后全国出生人数和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据测算，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数约为一二百万，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都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由于中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此番“单独二孩”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
不过，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单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也并不相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二孩”生育意愿较低。例如，2011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调查北京市“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想生二孩的，城市家庭为59%，农村家庭为68%，平均64%左右。但在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很多都希望新政尽快实施，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时机未到
今日中国：有人将“单独二孩”政策看作是即将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信号，对此，您怎么看？
翟振武：从长期看，允许每一对夫妇都生育两个孩子，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也能更大程度地缓解老龄化过程、改善人口结构。但是，政策的模拟和预测表明，如果立即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接近1.5亿独生子女家庭会被纳入政策范围，在现有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等条件下，未来人口总量会突破15亿，并且在政策施行后短期内会形成出生人数的高峰，年出生人数突破3000万，甚至超过3500万人。“单独二孩”只是释放了一部分。
综合全面地考量，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相对而言，“单独二孩”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但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也要有清醒认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老龄化程度和过程，但无法改变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应对老龄化根本之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道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未来劳动力供应短缺的局面，但未来劳动力数量的缩减是长期的趋势。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再回到多生孩子的时代。
今日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在获得掌声的同时，也有人担忧中国目前的资源环境能否承受得起？
翟振武：它对中国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造成新的压力。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很多人将集中在城市里，这使得城市的资源更为紧张。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大量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人口的增多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最为凸显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等。
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在达到15亿峰值后，应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为有利。因此，中央推动人口长期综合均衡地发展，意义深远。
有关政策的种种误解
今日中国：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上有诸多解读，例如“一孩政策”或称“独生子女政策”、“421家庭”、“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等等，对此您作何评价？
翟振武：我认为这些均是伪命题，是不了解计划生育政策所致。
中国并不是只有“一孩政策”。事实上，在中国的计划生育体系里有“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等政策。
具体地说，在中国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倡“晚、稀、少”，晚是晚生，稀是拉开间隔，少是少生。1980年至1984年，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即“一孩政策”，1984年对该政策进行过调整，如有残疾或缺陷的家庭可生二孩，在农村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后来又放开“双独二孩”，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一部分农村还实行了二孩政策，如少数民族自治区、边远的山区、边境地区等实行的是“二孩政策”；在牧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则实行“三孩政策”，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一孩半”政策覆盖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是包含多种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独生子女政策仅是其中一个部分。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421家庭”一说同样是伪命题。因为早在一二十年前，中国就出台了“双独政策”，即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双独二孩政策的结果只能是“422家庭”。现在社会上的“421家庭”是这些家庭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策限制的结果。
所谓“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一说，是指农村生的孩子多，城市生的孩子少，城市人口增长慢，农村人口增长快，加上农村人口的素质比较低，所以会导致中国人口整体素质下降。这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点是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人口大幅度下降，城市是一定程度下降。而在此之前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要快的多，所以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政策延迟了人口的逆淘汰。
我认为，农村人口素质低是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在农村投入少使然。本来城市就集中了过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现在又因为资源分配不平等，反而提出农村人要少生，城市要多生，这是没有道理的。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途径是把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投入到农村，而不应该是让农村的人少生孩子。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
今日中国：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