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用地政策篇1
[关键词]政策管理政策调节抑商政策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转贴于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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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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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转贴于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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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汉朝政府对抑商政策的抓和放，就是为了寻求这种合理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而采取的。在汉朝初，政府采取了放松的抑商政策，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来帮助国民经济的恢复。不过，汉高祖虽然允许人们经营工商业，但对商人加倍增收其人头税，并禁止商人穿丝织服装和乘坐马车。不过总的来看，这段时间政府的抑商政策还是以放为其主要倾向的。此后，汉初因工商业太过自由，又导致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利用对工商业的控制来与国争利，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出现了商过又乱的局面。《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大臣晁错上疏皇帝，大声疾呼“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于是，政府又以盐铁官营政策，严重打击了民间工商业。作为抑商政策组成部分的官营政策的执行，说明西汉政府抑商政策从以放为主向以抓为主转变了。
此后，西汉政府的抑商政策虽然实现了抑商的目的，但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使社会生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和大臣卜式等都撰文反对这种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与民争利”，使社会上的商品流通阻塞，产品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张“盐铁皆归于民”。桑弘羊和董仲舒等人在抑商政策抓放力度上的分歧，导致了政府内部关于是否继续严格执行盐铁官营的抑商政策的辩论，最后国家不得不对抑商政策进行调整。政府先放弃了榷酤政策，接着又停止了盐铁官营。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政府对官营政策的停止执行，不等于停止执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只是这时政府对抑商政策采取了放的管理而已。
唐代抑商政策的抓放相济
唐代总结了西汉抑商思想和政策的成败得失，看到了抑商政策的两重性并采取了两重措施：在政治上，禁止商人力量过分强大和禁止其进入政界，确保工商业掌握在朝廷手中，以利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便利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此，唐代在立国之初，就颁布法令，规定工商业者是社会中的低等人群，不得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宋朝才被取消。在经济上，唐朝统治者也看到，唐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经济和封建财政的密切关系，是封建体制必须要利用和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此，唐朝采取了在法律上贱商人，在实际上容许商人富起来的政策。也就是采取一方面禁止工商人士当官，另一方面准许工商业者经营工商业，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政策。
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从其对工商业意义的认识出发，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上对工商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政府的抑商思想和传统政策向放松方向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一统政府内部时时会因此产生分歧意见，在政策上也时时会出现抓抓放放的局面。比如，在唐朝的各个时期中，对很多重要的财经问题，如税权、币制、市场规范、盐业与茶业产销体制等等，一些主要官员在政策的制定中都曾出现过许多争议，表现了旧的抑商思想与新的重商思想的对立。诸如崔融、刘晏、韩愈、白居易等政治家、理财家和思想家，都在这些争论中担任了主角，竭力主张采取重视工商业的政策，他们的意见大多也被朝廷所采纳了。
唐朝政权对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使他们对抑商政策进行了改进，将这一政策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进行抓放相济的措施。在政治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限制是严重的，是一种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进行限制的抓的抑商政策；在经济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社会作用却是肯定的，采取了给予工商业较大自由发展空间的放的抑商政策。唐代政府这种抓放相济的经济政策，为唐代的强盛提供了政策保证。
宋朝以后国家抑商政策的松懈
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国商人群体已经显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历史上抑商政策在这时也日渐松懈了。这时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反映了明代商人社会地位明显变化的新四民论。在历史上，四民的排序是士农工商。新四民论的特点是把农和商排在并列的位置上。万历初的内阁首辅政治家张居正认为农与商是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开的：农业生产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商业则使财物得以流通，“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哲学家王阳明则提出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理论。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这说明，当农业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农和商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而历代政府对民间商业的抑制政策，这时也被迫走向了松懈，这是中国历史的进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商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地域为特点的商帮，并在清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由于经商可致富而且具有与其他几个民相同的地位，因此明中后期一些地方上出现了士、商互流的趋势，即一方面，一些科举无望的科子进入了商人的队伍；另一方面，一些商人子弟，科举中了榜，成了国家官僚。以徽商为例，明代徽州有进士392人，举人298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的子弟。在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待遇有所改观，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而且商人自身也可以捐资买官。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对商人封闭的仕途大门彻底打开了。而且商人的奢侈生活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明中后期人们的消费观念，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股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着封建制度的统治，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萌芽的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来看，经历了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时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出现了全面的松懈。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抑商政策的松懈并没有使国家放弃对工商业专卖。传统抑商政策中国家专卖的政策，一直为历代的政府所沿袭。
商业用地政策篇2
一、关于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干预模式
本文论及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的调整与转换，是以唐前期政府的商业政策作为参照系的。人所共知，经历了隋末唐初的社会大动荡，立国不久的唐王朝，其商业与农业、手工业一样元气大伤，呈凋敝之势，出于“通财鬻贷”以利民生和“不与民争山泽之利”的考虑，唐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如不征收“关市之征”和交易税，制定相应法规规范交易秩序，保障合法的交易活动；对盐、酒等日常生活用品未实行禁榷政策等。这体现了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相对宽松的一面。然而恢复与巩固农业的主导经济地位毕竟是唐政府的基本经济国策，因此，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中必然保留着若干抑商内容。如在赋税方面，唐前期商人向国家所纳之税收，在性质与名目上与一般百姓无异，被编织在以租庸调为主体的农业赋役体制中。此种税法固然与当时商品经济不甚发达有关，但在税收标准上据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载，商人和一般百姓相比较，“商人所纳基本赋税远远高于百姓”，明显拖着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的尾巴。针对商品交易本身，唐政府还力图维护传统的市制，市制强烈的封闭性，又在时间和空间上制约了商品交易活动。另外，唐政府还企图在社会地位方面抑制商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干预模式的目标选择是：在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中，既需要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能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基本所需，又要防止商业的发展过快，而对农业、对封建等级秩序造成冲击并有伤风化。因此，笔者将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视之为维持型干预模式。亦鉴于此，在理解唐前期政府商业政策方面，笔者不赞成学术界“抑商”的结论，也不同意“放任”的看法。
二、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的转向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进入后租庸调体制时代，其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均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历史条件迫使唐政府在调整税制体系的同时，对商业政策亦作出调整，干预模式由此向用商型转向。
1.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成为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指导思想。处在安史之乱中的肃宗，以及安史之乱后的代宗、德宗时期，因均田制的瓦解，旧有的以租庸调为主体的农业财政体制日趋崩溃，已无力支撑国家机器，唐王朝陷入租赋严重不足的财政危机。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格局的形成，在使唐王朝政治、军事危机继续加剧的同时，也使其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因此，唐政府在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应对巨额的军事开支方面的财政需求，与所面临财政困竭两者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史载肃宗初，“第五琦言财利幸，为江淮租庸使。琯谏曰：‘往杨国忠聚敛，产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见德，今又宠琦，是一国忠死，一国忠生，无以示远方’。帝曰：‘六军之命方急，无财则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得对”[1](p4626)。面对房琯的诘问，肃宗此番表白，足以代表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恶化而财政窘迫之中，急需筹集军资的迫切心态。值其时，经过唐前期数百年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引起唐政府的高度关注，商业利润能够提供新的财源。因此，唐政府在财政匮乏之中，中央出于“振朝”、“削藩”的需要，地方藩镇出于扩充实力之目的，都在考虑另辟财路，都把手伸向了商业，于是最大限度地从商业中获取财利，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一时成为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同时，这也是肃、代、德宗时期贯穿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始终的指导思想。
2.多项新举措共同指向开辟获取商利的渠道和途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在以商利来维持、补贴财政的利益驱动下，干预举措朝着开辟获取商利的渠道和途径转向。
(1)大力发展官营商业，创新官营商业运作机制。大力发展官营商业，对盐、酒等日用商品实行专卖，无疑是肃、代、德宗时期唐政府缓解财政危机最重要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唐政府在通过对盐、酒等商品实行专卖来发展官营商业的运作中，经历了一个对秦汉以来完全性禁榷模式的直接搬用，到改革、创新禁榷机制的过程，而创新之处的关键就在于借助于商人的力量，利用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给专卖机制注入活力，由此形成不完全性禁榷模式一时取得较好的财政效果。
于盐法方面，史载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在肃宗的支持下推行盐禁榷政策。第五琦的盐法改革实际上是继承了汉代的全面官营政策，国家设立盐院，收购盐户之盐，然后由国家统一加价出卖，因盐价提高国家盐利收入也相应增多。为了克服全面官营推行中出现的弊端，代宗大历年间，盐铁使刘晏所分掌的东部盐区进一步变革盐法，“粜商人，纵其所之”[2](p1378)，即在食盐的产销体制上，变第五琦亭户制盐，官运官销，为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商运商销。政府通过监院将从亭户手中收购的盐加价卖给商人，任其四处贩卖，将商人引入专卖领域。刘晏盐法正是利用了政府榷价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差距的客观因素，以及商人追求利润的心理，使商人的经营活动与政府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食盐的高产畅销，使百姓免受淡食之苦，同时官府也减去了运输和销售的成本。刘晏盐法还注意到商品经济中市场价格与供需间的关系，设常平盐，借助价值规律平抑盐价，调节供需，这些举措十分奏效。
于酒政策方面，代宗广德二年(764)，下诏实行一种专卖权转让的禁榷形式，即由州县政府批准的“酤酒户”专营酒业，国家向其征收酒税。这是一种“不完全”的榷酤。德宗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军资，实行全面垄断酒业的官酤制，宣布除京师外，一切非官方的酒业均为非法，予以禁绝，只由政府经营酒的酿造沽卖，并规定了垄断价格。德宗贞元二年(786)酒政策又有变化，在京师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实行酒户专卖制，被政府批准从事酒业产销的酤酒户因纳榷可获得免除杂役的好处。而在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曲，由政府垄断酒曲的生产和经营。可见，于肃宗、代宗、德宗时期，在政府干预、控制酒业产销方面，主要实行的是类似于刘晏盐法，引商人入专卖机制的不完全性禁榷模式。
此外，该时期唐政府所经营的公廨本钱高利贷商业、国家与百姓进行粮食交易的和籴政策等领域中，引入商人为这些官营商业服务的力度也在加大。借鉴商人的经营方式、尊重价值规律予以运作的因素也在增多。
(2)由税商人转向税商业，商税从农业税中剥离。肃宗于至德二年(757)下诏，“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3](p244)，税商之门由此大开。肃、代、德宗时期，唐政府大力调整税收名目，对商人则注重在商品买卖领域、流通环节征税，商税从农业税中剥离，成为独立于农业税外的税目。逐渐形成商人的资产税、交易税、通过税和上述之专卖税等四种税型，并不断提升税收比率。
关于针对商人的资产税。唐前期商户向政府交纳的户税、地税，以及相当于租庸调等国家基本赋税，均具有某种资产税性质，因为它不是对商人经营行为征税。玄宗天宝年间对商人十一之税，亦属于资产税范围。肃宗即位之后，为解决财政危机，曾将对商人征收的资产税由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称为“率代”。代宗时延续了肃宗对商人财富征税的政策，并曾一度实行将工商户等提高为二等征收户税的举措[4](p2092)。建中元年(780)，杨炎变租庸调为两税法，力图改变安史之乱以来国家税制混乱的状况，将商人资产税以法令形式纳入国家税收体系之中，无论行商还是坐贾，税率均为三十之一。由于财政支出的需要，三十税一的税收仅实行一年又增加了税率，恢复到十一而税。《资治通鉴》卷226《唐纪四十二》说：“（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丙寅，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关于通过税。唐代水路通过税被称作“埭程”。肃宗上元时，政府则明令“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程”[3](p250)。将曾经行之江南局部地区的“埭课”确立为国家正式税收“埭程”。德宗建中三年(782)，唐政府采纳了判度支赵赞置常平本钱之奏请，由此确立了全国各地商品通过税的征收标准，“于诸道津要，置吏阅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之），以充常平之本”[5](p334)。在各地水路关津要地设置官吏，征收2%的通过税，而竹木茶漆等商货单另列为一类，按其价值的10%征税。
关于交易税。交易税是对商品买卖所征收的税种。唐代以除陌钱为典型。人们一般认为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始征收值百抽二的交易税。德宗建中四年(783)推行赵赞的除陌法，将税率由2%增加到5%。赵赞的新税率除陌法在实施过程弊端百出，故于兴元中被废除。除陌法5%的税率虽然被取消了，然而，2%的税率却一直保持下来[6](p7509)，甚至后来税率又有攀升。到宪宗元年和十一年(816)，税率则固定在10%。
(3)苛征和掠夺商贾的政策。肃、代、德宗时期，唐中央政府和各地藩镇为了筹措、充实财政，在广征法定的商税的同时，还滥用权力对商贾进行了种种苛征暴敛甚至赤裸裸的抢掠。在唐中央政府方面，前述之肃宗即位之初，对商贾实行的“率贷”政策，便具有抢掠性质。代宗朝不乏公然抢掠商人的例子。德宗时期，对商贾的抢掠更加合法化，其对商贾的掠夺名目也更加繁多，有借商钱、敛僦柜、税间架等。这些做法使在京师有不动产的商人利益受到很大损害。这一时期的和市与宫市，官吏在执行过程中，也往往变成对民间的强取豪夺。因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规定地方军政“应须兵马、甲杖、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7](p3719)，这为地方财政的独立提供了合法依据，也为地方政府苛征商税大开了方便之门。杜佑曾指出安史之乱后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各地苛征商业的情形说：“其后（安史之乱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闲（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3](p244)德宗朝“进奉”之风炽盛，各地政府竟相进奉邀宠，以至所在州府及巡院官吏或矫密旨加敛，“征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2](p1358)。肃、代、德宗时期，地方军阀公然劫夺商人财利的现象屡有发生，层出不穷。
(4)对直接效力官营商业的商人提供优惠政策。唐政府为了扩大专卖收入，用种种优惠政策招商，吸引商人为官营商业服务。政府将有关从事盐、酒专卖等官营商业领域的生产者和商贾，皆隶属财政诸司及其下属机构。除了便于进行管理，还特别赋予他们免除州县差科杂徭负担的权利。刘晏在改革盐法中，实行“广牢盆以来商贾”[8](p1590)的方针，采用取消食盐在运销过程中的通过税，对盐商以纳绢等实物代替盐利以加价鼓励等优惠条件，招商贩卖官盐。继刘晏之后，政府甚至不惜付出高额代价，吸引盐商从官监购盐，“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亦高估而售之”[2](p1379)。为官营公廨本钱高利贷商业服务的捉钱户，不仅享有免役的特权，而且名为捉钱令使已跻身成为官府胥吏。
(5)用卖官鬻爵来换取商人财利。唐政府于财政匮乏之中，卖官鬻爵也成为一时救急，改善财政的举措。肃、代、德宗时期，唐政府曾两次大兴卖官鬻爵之举。一次是在肃宗至德乾元年间，在安、史进逼，军费激增的战时情况下，唐政府出台对商人出资助军国酬官的政策[2](p1347)，[9](p6109)。另一次卖官鬻爵出现在德宗贞元三年，因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唐政府以出财助边酬官的方式取财[6](p7494)，[9](p6109)。除了这种临时性的卖官鬻爵，唐政府还经年实行一种成为定制的卖官——私觌官，即出使外番使节所随带之国信物和用作交际的费用，均由卖官筹得[1](p5629)，[5](p4259)。
商业用地政策篇3
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打造诚信政府形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根据国家和省、长春市有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落实工作的重要意义
几年来，经过全市上下不懈地努力，我市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落户企业所产生的投资拉动效应日益显现，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保护和重视企业发展环境至关重要，各相关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站在维护*经济发展大局的政治高度，把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作为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切入点，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真正兑现到位，为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坚持诚信原则，全面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有关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适用于政策后引进的所有企业，市政府与企业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是履行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依据，兑现政策的内容、时限等要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对引进的企业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企业在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同时，必须首先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做到权力与义务相统一。
三、把握重点环节，稳步推进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落实工作
（一）调查梳理。各招商引资责任单位对落户企业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分三类进行梳理。一类是优惠期结束的达产企业；二类是正在享受优惠政策的达产企业；三类是有待兑现优惠政策的在建企业。
（二）分类建档。调查梳理工作结束后，各招商引资企业将生产建设情况、合同文本复印件及优惠政策落实情况上报，由经济局以电子版和纸质稿形式，统一分类存档。
（三）兑现落实。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市政府与企业约定的合同条款，有关部门按照审查、审批程序，认真兑现落实企业应享受的优惠政策。对于已经兑现且优惠期结束的要及时终结；对于能够兑现而尚未兑现的优惠政策要尽快落实；对于政府暂不具备兑现条件的，要向企业说明情况，达成一致意见，待条件成熟后立即兑现。
四、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一）建立领导组织。为落实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工作，市政府成立了*市招商引资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市长*担任组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常务副组长，副市长*、市长助理*任副组长；成员单位有：政府办、经济局、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行政服务中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经济局，办公室主任由经济局局长担任。
（二）明确工作任务。经济局全面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受理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申请，并通过企业所在地行政机关对企业应尽义务进行考核，在此基础上向领导小组提交《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报审表》，经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由相关部门依据审批意见向企业兑现政策；财政局负责复核、计算支持企业发展资金的拨付；国税局、地税局负责向经济局提供上一年度企业缴税的详细情况。
商业用地政策篇4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分账管理
为了贯彻国家政策或意图,许多国家建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在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开始面临许多困难,世界各国政策性银行纷纷处于变革、演变之中:有的政策性银行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被兼并收购;有的政策性银行依然坚守其原来的业务范围,坚持政策性银行的办行方向;而相当一部分政策性银行则走上了商业化发展之路,甚至完全转变成商业银行。我国1994年建立起来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何去何从?借鉴国外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经验,走商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是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现实选择。
一、国外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经验
1、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配合欧洲复兴计划的实施,德国政府依照《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于1948年11月成立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简称KFw),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重建战后的德国经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总部位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最初被定位于对“联邦政府特殊政治或经济利益的项目”进行投资,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等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后来转向提供出口信贷和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在投资信贷当中,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首要任务是为促进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投资项目提供优惠的长期信贷。德国企业99%是中小企业,德国的中小企业解决了德国近三分之二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
随着德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走上了商业化之路,具体做法是:将其已与商业银行产生竞争的出口信贷和项目融资业务等独立出来,纳入到新建的全资子公司复兴信贷伊佩克斯银行(KFw-ipeXBank)。复兴信贷伊佩克斯银行是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和项目融资的商业银行,它在2004年初至2007年底前作为行中行进行独立前的试运行,从2008年初起正式作为标准的商业银行运作,不再享受国家优惠待遇。通过这样的改革,既可以避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利用国家优惠政策与商业银行进行不公平竞争,同时也能使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较长时间建立起来并已具备了一定竞争优势的市场业务得以保留。
现在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金融集团控股公司,由KFw促进银行、KFw中小企业银行、复兴信贷伊佩克斯银行、KFw开发银行、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组成。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全资拥有或以控股方式设立子公司,分别从事不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虽然政府没有对其风险控制提出要求,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主动按照新巴塞尔协议标准,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风险管理措施。复兴信贷伊佩克斯银行则完全按照商业银行法进行风险管理。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建立母子公司,实行集团化管理。集团化发展模式的意义在于:一是在集团内部有效解决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业经营问题。二是集团可以用商业性业务盈利弥补政策性业务亏损,在业务运作上不依赖财政补贴等方式,更多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提高执行国家发展战略意图和政策的能力。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出口信贷和国际项目融资等商业性业务盈利较好,作为其一个重要业务构成来支撑政策性业务。三是可以有效解决监管问题,为金融监管当局对集团内部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别按不同标准进行监管提供了可能。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受《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的制约,对出口信贷和项目融资等商业性业务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法监管。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德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与德国一起成长的银行。它是国有银行,以促进德国企业的发展和推动德国经济发展为己任。它虽然是国有的,但相对独立,不受政府的干预,项目的授信权掌握在董事会手里。由政府部门领导组成监事会,对其业务进行监督。它不依靠政府补贴做新业务,不用向国家缴纳股利,也不用上缴所得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一家大银行,但它没有分支机构,它为促进德国经济发展所提供的信贷、规划和方案是通过“批发”的方式由商业银行进行“批发”与“零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本身是盈利的。它受德国联邦政府的委托,管理德国国家预算中的援助款项。德国对中国的不少援助项目是先经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审核后由德国政府发放的。
2、法国德夏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经验
法国德夏银行(DexiaCLF)成立于1996年,最初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公用事业融资和项目融资的专业银行,现在已发展成为一家可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全能银行。它的前身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局(CaeCL),并由CaeCL过渡为法国地方信贷银行(CLF),最终转型为德夏银行。CaeCL是一家成立于1966年的国有机构,从事政策性业务,如向法国次部门提供贷款,为地方政府发债提供担保等。1981年颁布的《分权法》使法国开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的过程。2003年,法国地方政府获得了金融自,这为CaeCL发展成为为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公共事业项目提供项目融资为主的业务模式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监管局对欧洲资本市场监管的进一步放松,法国国内资本市场逐渐活跃壮大。而欧元的出现,以及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德夏银行扩大融资渠道实现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法国德夏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具体措施有:第一,提供一站式服务。在转型之前,CaeCL长期拥有40%―50%的法国公用事业融资市场份额,银行本身为公共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经验充沛。在转型过程中,德夏银行的业务功能定位是为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提供项目融资和公用事业融资的一站式服务。第二,政府逐步退出,保持信用的连续性。1987年,CaeCL的资产负债表转入新成立的CLF,这是CaeCL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向商业性金融机构转型的开始。CLF的大部分股权由中央政府所有,在其后十年间政府的缓慢撤资减缓了其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资信受到的冲击,降低了转型过程中的融资成本。第三,拓宽融资渠道。转型过程中,德夏银行的筹资模式由之前的对政府信用支持依赖较大转变为以发行资产抵押债券为主的批发性筹资模式。德夏银行作为向商业性金融机构转型的银行,还拥有一些零售型筹资,如企业和个人存款等。
3、日本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迅速实现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日本陆续在几乎每一个需要扶助和支持的产业领域,如国民生活、进出口、中小企业、住宅、医疗、公营企业、农林渔业、环境卫生、振兴开发等,都对应设立了政策金融机构,再加上1936年11月设立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这些为数众多的政策金融机构在各自领域以特有方式向特殊对象展开金融服务,为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高速增长及此后的低速稳定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政策性银行在稳定日本金融体系、恢复日本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政策性银行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达到20%左右。但日本政策性银行规模过大,政策性金融机构过于庞杂,也导致金融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扭曲。1999年,日本对政策金融机构进行整合重组,将日本输出入银行与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成立国际协力银行;将日本开发银行与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合并,设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将国民金融公库与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合并,成立国民生活金融公库。经过整合,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形成了“二行七库”局面。“二行”即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国际协力银行;“七库”即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2001年,日本颁布《专门公共机构改革法》(SpecialpublicinstitutionsReformLaws),开始推行政策性银行的改革。2005年11月,小泉内阁提出了日本政策性银行改革的三个基本方针:第一,限定政策性银行职能,只行使三项职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个人业务的开展;确保国家海外资源的供应;在国际项目中进行日元贷款。第二,坚持“高效率小政府”、“民间能做的事情就交给民间”,政策性金融机构“由官转民”,实现政策金融规模减半目标。到2008年,实现政策性银行贷款余额与GDp的比率从18%下降到10%左右,与国际平均水平同步。财政部不再向政策性银行补充资本金,也不会冲销亏损。第三,努力实现政策金融机构的高效率经营。通过部分担保、证券化、间接融资等手段补充完善民间金融机构,杜绝政府官员退职退休后“下凡”到政策性金融机构任职的现象,对于合并后新设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组织简化,提高运营效率。
按照上述基本方针的要求,小泉内阁确定8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方案是:5家合并,2家民营化,1家移交地方管理。2006年4月,通过修改《住宅金融公库法》,将受民间金融机构排挤最严重的住宅金融公库转化为独立法人。2007年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将国际协力银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5家政策金融公库整合的《股份公司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法案》。2007年5月,《股份公司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法案》获得日本参议院通过,其核心内容是:到2008年10月,将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国际协力银行整合,设立政府全额出资的股份公司,定名为“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将于2012年度以后并入。对另外3家政策金融机构的处理结果是:面向地方自治体的下水道事业等进行融资的公营企业金融公库于2008年10月解散,其融资业务移交给由地方自治体出资设立的“地方公营企业等金融机构”;面向社会基础设施等提供长期融资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于2008年10月成为政府全额出资的股份公司,在此后的5―7年时间里,政府将逐步减持并最终全部抛售持有的股份,以实现彻底民营化。
4、韩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经验
韩国的政策性银行有韩国产业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韩国长期信用银行、韩国住宅银行等。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实行了产业政策的调整和转轨,将“政府主导型”经济逐步向“民间主导型”经济过渡,并在金融领域推行民营化,逐渐减少银行体系中政策性金融的比重,政策性银行纷纷商业化、民营化。
韩国产业银行(KoreaDevelopmentBank)是1954年4月依据《韩国产业银行法》成立的一家企业金融专业银行。韩国产业银行的早期任务是为韩国工业重建提供长期融资,20世纪70年代后集中支持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与尖端技术以及中小企业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促进公司和金融部门重组、参与民营化改造,提供多种投资服务和企业金融服务,包括贸易融资、资金安排、担保服务等,以满足各类企业不同的需求。韩国产业银行是由韩国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的政府金融机构,先后向三星、现代、LG、StX等韩国知名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韩国产业银行积极拓展在亚洲国家的业务,在中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设有分行,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2009年,韩国产业银行金融集团(KDBFinancialGroupinc.)成立,该集团拥有大宇证券等多家子公司。韩国产业银行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前20大商业投资银行。
韩国国民银行(KookminBank)是成立于1963年的一家商业银行。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银行体系进行了结构调整。1998年6月,韩国国民银行合并了大东银行。同年12月,作为政策性银行的韩国长期信用银行并入韩国国民银行。2001年,韩国国民银行又实现了对另一家政策性银行即韩国住宅银行的合并,韩国国民银行成为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韩国国民银行的口号是:“要做亚洲的花旗银行”。
5、星展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商业化的产物
星展银行(DBSBankLimited)原名新加坡发展银行(DevelopmentBankofSingapore)。新加坡发展银行成立于1968年,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投资创建。它最初是政策性银行,其设立的目的是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支援新加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开发,为制造加工业提供长期金融服务。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任务非常繁重,因而建立新加坡发展银行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地域极为有限,既不存在长期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无明显区域性差异。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业务在新加坡建国并迅速现代化后,便逐步缩小或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发展银行要继续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扩展商业性业务。新加坡发展银行早期在为工业提供长期融资过程中获得了项目评估和风险评估、项目贷款和项目融资方面的经验,帮助其他银行拓展了业务领域,一同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新加坡发展银行积极拓宽自身的业务领域,增加商业性业务和投资业务,其政策性银行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加坡发展银行已经演变为商业银行,完全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式进行运作,被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是运行得比较成功的开发银行。
新加坡发展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主要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完成银行性质的转变。通过成立股份公司,通过ipo等方式募集资金并完成银行改制,将开发性政策银行转变为盈利性的商业银行。第二步是利用资金优势展开兼并和扩张。通过兼并和扩展,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其业务规模的壮大,并尽快促进其向着成熟的商业银行转变。1998年,新加坡发展银行与新加坡邮政储蓄银行(poSBank)合并。同年,新加坡发展银行进军香港,先后收购了广安银行以及道亨银行集团,于2003年合并并进行重组,成为香港第3大银行集团。2003年5月,新加坡发展集团宣布其下属新加坡发展银行中文名变更为“星展银行”,英文名由“theDevelopmentBankofSingaporeLtd”改为“DBSBankLtd”,以“更好地体现其泛亚洲(pan-asia)的志向”。
星展银行现已成为一家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全能银行。星展银行提供一套完善的个人及企业银行和财务金融服务。它活跃于企业、零售和投资银行领域,是新加坡中长期融资的主要来源。它积极从事包括贸易融资和流动资金融资在内的短期银行信贷服务。它还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和托管服务。星展银行在新加坡拥有最大的分行网络,其分行网络也分布于亚洲地区。星展银行的口号为:“星展银行,带动亚洲思维”(DBSLiving,Breathingasia)。
6、印尼人民银行商业化改革的经验
印尼人民银行(BankRakyatindonesia,简称BRi)是印尼国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其改革的背景是自身面临不可持续性的发展。BRi的改革源于一项被称为BimaS的信贷计划,BimaS计划最终只有在印尼财政部的补贴下才能维持下去,并且该计划的贷款偿还率也很低,一度低于50%,使得BRi年年亏损。改革的直接原因是1983年国际油价急剧回落,使得印尼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并导致了印尼政府的重组和新内阁的上台。1983年6月,印尼新政府公布了金融部门的一揽子改革计划。政府也不再向BRi基层机构的运作提供补贴。在印尼财政部的鼓励和支持下,BRi决定展开改革。改革的措施主要有:将原有承担政策性信贷业务的网点改造成为村银行;开展储蓄动员,储蓄动员的目标是当地的贷款需求可以用在当地吸收的储蓄存款来满足;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包括引进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提高资产业务盈利能力等。
经过近20年的漫长改革,BRi于2003年上市,上市时资产总值达110亿美元。2003年,BRi税后利润2.9亿美元,总不良资产率3%,资本充足率20%,贷款存款比接近60%,BRi成为发展中国家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成功样本。改革前,BRi是一家高政策性业务模式单一的政策性银行。改革之后,其基层银行仍然继续向农户和某些村合作社提供贴息贷款,政策性依然较浓,然而随着商业性网点的设立,商业性业务的增多,其业务范围从单一走向了相对的多元化。
从政府层面来看,印尼政府的人事变动,特别是新任财长的上台,给了改革以有力的政策支持,并且由于其改革计划与印尼政府当时的改革计划相协调,政府除了让其承担部分原有政策性业务以外,对其干预甚少。从其自身来看,BRi很好的利用了改革的有利时机,开设网点,积极吸收存款,降低贷款管理成本,并建立有效的信息管理体系。此外,BRi还很好的处理了与政府的关系,BRi保留了部分政策性职能,但将其与商业性业务隔离,既完成了政府的政策,也保证了自身业务不受干扰。由于仍然有政府背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BRi也被看成印尼最安全的银行,从而在危机中继续发展壮大。
二、积极推进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1、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早已开始
1994年,我国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解决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促进专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实行了股份制改革,其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都已成为上市银行,而且市值在全世界大银行中名列前茅,这充分证明当初我们组建政策性银行是非常正确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加快,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内部经营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均在发生变化,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过程悄悄开始了。从政策性银行自身来看,由于市场定位不清、业务手段单一、筹资渠道单一、资金来源压力大、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机制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等原因,迫切需要进行商业化改革。从政策性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来看,价格机制逐步走向正轨,价格扭曲的情况有所好转,财政收支状况不断改善,也使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成为可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最先是从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开始的。2004年以来,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多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农业发展银行在做好主要农产品购销储信贷业务的基础上,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择优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商业性贷款的余额不断增加,比重不断提高,农业发展银行已由过去单纯的农副产品收购银行转变为新农村建设银行。进出口银行成立之初承担的具体任务是支持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目前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进出口融资、对外投资业务、发展援助等业务领域,支持范围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扩展到农产品、旅游、服务贸易等领域,支持的客户延伸到中小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相关业务规模持续上升。而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步伐最快,2008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开始由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
2、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坚持“一行一策”原则
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机构网点、资产规模、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决定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必须坚持“一行一策”的原则,即我国政策性商业化改革应因行制宜,因行而异。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有两种模式,即完全商业化模式和部分商业化模式,部分商业化模式又可以因政策性业务所占比重不同而有所区别。国家开发银行采取的是完全商业化模式,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则应采取部分商业化模式,即它们可以同时兼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进出口银行应以商业性业务为主,政策性业务为辅,而农业发展银行则应以政策性业务为主,商业性业务为辅。从长远来看,进出口银行也可以完全商业化,将其政策性业务剥离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而农业发展银行也可以办成以商业性业务为主的全能银行。
3、发挥政府在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中的作用
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应坚持政府指导和银行自主改革相结合。政府应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资本的注入、不良贷款的处置、政策性亏损的弥补、税收减免、法制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指导和支持。如果没有政府的指导和支持,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国外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经验显示,民营化是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大势所趋。在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之后,政府应增加对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资本注入,支持它们进行股份制改革。在保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可以吸收社会资本,实现政策性银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应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严格实行分账管理、分别核算。政策性不良贷款的处置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尽快进行,政策性亏损的弥补应该纳入预算,不能长期挂账。对政策性银行实行免税或减税,逐步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实行利润返还。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国家开发银行完全商业化之后,应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调整。有必要制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法》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法》,以进一步明确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性质、定位和职能。
4、完善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就是要建立健全市场化运作的体制机制,把政策性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政策性银行只有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哪怕是政策性业务,也要注重运用市场机制。政策性银行要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政策性银行职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政策性银行要进一步加大市场化融资力度,扩大金融债券的发行对象,扩大企事业存款范围。有关部门应放宽对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市场拆借限制和再贴现业务限制,支持政策性银行积极开展境外筹资。政策性银行要强化风险管理。要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不管是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都要实行严格的风险管理。要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框架,形成以纵向为主的风险管理报告路线。要采取各种措施、技术和手段,降低、转移和控制风险,健全风险准备金制度。政策性银行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银行良好运行的基础,科学高效的运行管理机制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职能的前提。政策性银行要尽快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科学高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5、组建政策性金融集团:我国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展望
从长远来看,我国只需要保留一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并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基础,组建一家政策性金融集团。该政策性金融集团既可以经营各种各类政策性金融业务,也可以经营各种各类商业性金融业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的政策性业务都应全部划归该集团。政策性金融集团应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分别经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真正做到两类业务分账经营、分别核算。
(注:本研究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778)资助。宋清华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韬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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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孝红、郑弘:政策性银行转型路径的国际比较和借鉴――美国、法国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型案例分析[J].中国金融,2009(4).
商业用地政策篇5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商业政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私营工商业经济占有一定的比例。边区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保护和扶持政策,是边区私营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边区私营工商业是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商业的概况
抗日战争之前,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属于中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在整体经济结构中,不仅农业经济严重衰退,而且几乎没有工业,手工业也十分幼小,“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为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依赖外间输入”[1]。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购买能力极差,商业经济萧条。1934年陕甘边、陕北工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和保护苏区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政治军事环境所限,工商业发展仍然十分缓慢。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为发展陕甘苏区经济建设,1935年11月25日,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了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公告,宣布废除陕甘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时期颁布的一些限制资本家、富农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改变了限制个体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宣布取消一切工商业捐税,实行保护和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欢迎私人工商业者在根据地投资办厂,发展苏区工商业。12月1日,《红色中华》发表了《目前只有苏区才是经营工商业最好的地方》的社论,重申中央苏维埃政府“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关税、营业税一概免收”的政策,号召工商业者“大胆安心的在苏区经营工商业”[2]p1,并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护和扶持私营工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至1938年以前,为保障和改善边区军民的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是组织边区人民发展农业,进行粮食生产,以保证军民粮食供给。但是,边区的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边区的一切工业用品和商业物资仍均靠外界输入。从1939年初开始,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和军需物资,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援助被阻止,使边区工业日商品的供应骤然紧张,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粉碎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和号召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以坚持持久抗战。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从1939年开始,随着大生产运动开展,边区的工商业经济迅速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不仅公营工商业、合作社事业发展迅速,私营工商业也随之也迅速发展起来。
二、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与实施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营私工商业是采取保护、扶持和促进其发展的政策。抗战开始后,特别是边区开始工业建设和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为了促进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实现边区工业品的自给自足,保障边区日用商品的供给,边区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保障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指出:在现阶段,“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的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与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3]p767因此,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发展手工业及他可能开办之工业,奖励商人投资,提高工业生产。”[2]p27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扶助手工业的发展。”[2]p87这个法令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它用法律的形式,有效地把边区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保护、扶助和奖励的政策确定下来,对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对于保护和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的问题,当时在党内也存在争论,一部分人否认私营工商业存在的必要性,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合理发展的必要性。为统一全党思想,促进边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认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合理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党中央和对这一问题在全党进行了普遍的理论教育。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边区的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应允许和支持私营工商业在边区经济中得以充分的发展。1941年4月19日,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根据地,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地是错误的。”对此,还强调说:“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民主共和国的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3]p793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促进边区私营工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如欢迎边区内外的资本家、商人投资经营私营工商业;对私营工商业者给予投资贷款、减免税收、加工订货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制定实施适宜的劳动政策,正确的处理劳资关系,保障劳资双方的利益;切实保障私营工商业者的政治权利。边区政府还实实在在地帮助私营工商业者,主动地解决其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一些具体困难和问题,促进其的生产和发展。
三、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扶助和促进发展的政策与实施,并不是仅仅为克服当时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陕甘宁边区工业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克服边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促进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配合边区的公营工商业业,为边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打破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为边区军民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有力地改善了边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了边区人民支援抗战的能力。同时,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壮大了边区的经济实力,为促进和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陕甘宁边区在保护和促进私营工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工业建设的经济思想和政策。这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政策是: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保持社会经济中有益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并使其有适当的发展,以利于和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下,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思想;对私营工商业所制定和实施的贷款投资、减免税收、订货加工、收购产品等政策;合理调整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关系进步的政策。这一系列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政策,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业政策及其实践经验,对于我们目前壮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有着重要借鉴作用。从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实际出发,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即非公有制经济,将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任务。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4]私营工业即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也是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探索出的一条成功的道路。尽管私营工商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情况,但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它们对中国工业经济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以及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地促进作用都是相同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商业政策和实施的经验,不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壮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有着深刻的启示,因而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边区工业的发展[n].延安:解放日报,1944-5-1.
[2]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商业用地政策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功能；政策性金融；改革和定位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基于功能观点(functionalperspective)的视角分析金融体系和金融中介，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构观点(institutionalperspective)的金融分析范式的重大转换。传统的机构观点将现存的机构和组织结构作为既定的前提，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一般是在这个既定的前提下进行；功能观点则认为，在长期内，金融中介机构所履行的功能，远比它们在某个具体的经济中采取的形式和开展的业务要稳定得多，而且机构形式的变迁将最终由它们所履行的功能决定。因此应该把金融中介研究的视角定位在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上，然后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功能，建立能最好地实现这些功能效应的机构与组织。作为总体金融功能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政策性金融功能，不仅是政策性金融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而且在当前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从功能观视角研究政策性金融，能够科学而正确地认识政策性金融，从根本上澄清对政策性金融的误解、错解乃至曲解，也有助于决策层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
在政策性金融功能的研究方面，白钦先、曲昭光(1993)早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初步研究。白钦先(1998)将政策性金融功能概括为直接扶植与强力推进功能、逆向性选择功能、倡导与诱导性功能、虹吸与扩张性功能、补充与辅助性功能、服务与协调功能。谭庆华(2005)认为，政策性金融具有中介功能、服务功能(基础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核心功能)，在扩展功能上侧重于经济调节功能，在衍生功能上侧重于宏观调节功能。国外对政策性金融功能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小椋·吉野等(1984)认为政策性金融的主要功能是结构调整功能；日向野(1986)在国内最早提出政策性金融的诱导(功能)效应。此外，w．G．谢波德(w．G．Shephard,1975)从产业组织论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业寡占的情况下，设立与民间金融机构相竞争的政策性银行可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井手和林(1992)则通过建立同为金融中介组织的政府金融机构与民间银行之间的竞争模型证明，在存在斯塔克尔伯格(Stackelberg)竞争均衡的情况下，经营方针与商业性银行不同的政府金融机构，作为领导方，引导民间金融机构行动，能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
二、基于市场原则的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观内容及效用
基于市场原则或市场经济金融体制下的政策性金融功能观，是在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功能和金融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策性金融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性功能为主导，包括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衍生功能不同分类在内的政策性金融特有功能观。
(一)基本功能。是指各种专业性政策性金融组织形式所共有的、且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功能的特有的基础性或一般性功能，包括：
1．政策性导向与扶持功能。这是政策性金融首要的、最基本的因而也最能体现其本性的功能，即政策性金融执行政府不同时期的经济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稳定政策，对强位弱势特殊群体和地区、领域等所义不容辞地承担的信用引导和扶助支持的责任和义务。例如，欠发达地区以及农业和中小企业等强位弱势产业和群体，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收益不确定性，商业性金融至少不愿先期主动涉足其中，而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导向与扶持功能，则要求利用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组织来承担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
2．补充与辅助性功能。即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只是对商业性金融的诱导补充和对融资对象在不易从商业银行融资时的扶持辅助，而非完全替代、包揽一切金融活动和业务，并从信贷额度、期限、风险、信用、收益等方面，起到补充与完善以商业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
3．有限金融性功能。政策性金融也是一种金融制度安排，具有信用性、有偿性和一定盈利性的基本要求，以提高稀缺而有限的政策性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否则，既有悖于其金融的一般属性、进而无异于财政融资职能，也难以保证这种制度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属性又完全不同于商业性金融的金融属性，而是一种对金融业务行为有所限制与约束的金融属性，如不能只追逐利润最大化，不能主动竞争抢客户而有损于商业性金融的利益，因而是一种非主动竞争性的自然盈利，否则就无异于商业性金融，也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二)核心功能。核心性功能体现了维护市场机制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既是政策性金融总体功能的基础和主体，也是处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业务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核心性功能也可以说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所有具体业务的导向性功能。核心性功能主要包括倡导和诱导基础上的虹吸扩张性功能，逆向选择与择机而退性功能。
1．逆向选择与择机而退性功能。只有在商业性金融依市场机制不予选择或滞后选择或无力选择的融资领域、行业或部门，方能真正显现政策性金融的价值所在和逆向性选择的客观必要性。在这里，政策性金融的市场逆向性选择是结果，商业性金融依市场机制的正向性选择是前提，并且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动态性过程。在市场逆向性选择的项目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后，政策性金融就要在适当时机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如资产转让、减少或停止继续投入等，尽快退出这一融资领域并转而扶持其他行业，以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和市场性融资的主导作用，否则，就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和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及其本质要求。
2．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性功能，或者说是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性功能，简称诱导性功能。即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其特别拥有的信息优势、政策优势等有利条件，不断率先开创性发掘和引领新的投资机会和项目，并以较少的政策性资金直接作倡导性投资，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小搏大，引致更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免费乘车地跟随投资，从而间接地虹吸和引发更多的民间商业性资金的功能。一旦商业性金融对某一产业和项目的投资热情高涨起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再转移投资方向，并开始新的另一轮循环。这就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首倡诱导与虹吸扩张机制。由此也可看出，政策性金融作为商业性金融项目资源、风险收益的“勘探”先锋，对于有效开发利用所有的(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资源，补充完善金融整体功能机制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作用。
商业用地政策篇7
所谓越区销售就是不按规则在营销辖区之外销货，俗称窜货，又称倒货、冲货。
越区销售对企业来说是无利可图的，它严重危害了企业的销售网络，对企业已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产生了极强的内部破坏力，使经销商对企业的不信任感加重，纷纷改换门庭，大量流失。越区销售造成市场价格混乱，往往使市场价格下降，促销费用上升，消费者对产品产生不信任，这时如有另外强有力的产品则很容易趁机占有市场。越区销售往往使越区市场的总经销商降低了销售额，破坏了原有的销售通道，反而使市场占有率下降。
越区销售的产生既有经销商的因素，也有企业本身的因素。
从经销商来讲，造成越区销售的原因是：
①经销商为形成更大的销售额来取得更多的利润，从而违反规则，拼命抢夺更多更大的市场。
②经销商在本辖区市场供应饱和时，只有越区销售。
③在厂家通过让利促销手段来抢占市场时，经销商为了多拿促销费，就积极的增加销售额，当在本辖区完不成计划时，就只有越区销售。
④在一些产品不畅销时，为避免积压产品，经销商就借助畅销产品的降价形成的巨大销售力来带货销售，这样常常越区销售。
⑤当一些经销商的利益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损害时，就采用越区销售来破坏对方的市场，达到报复的目的。
⑥充分利用厂家销售政策，销售的越多，厂家给油的返利相应的比例越高。
从企业本身来讲，造成越区销售的原因是：
①企业对价格政策的严肃性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对价格的杠杆作用不重视，为了急于开拓市场，常常给予经销商的优惠政策各不相同，经销商为利益驱动，利用地区之间的差价进行越区销售。
②企业在制定销售价格时利润空间过大，给经销商产生了过宽的让利幅度。经销商为增加总体效益，常采用降价来促销，一旦市场与市场间价差大于运输费用时，就有越区销售。
③企业不顾市场实际，对分公司、业务员制定了过高的销售任务。为完成任务，分公司、业务员就低价将产品抛售到辖区外的市场，造成越区销售。
④企业对越区销售行为缺乏严格的管理，无章可循。或是信息收集不及时，不能立即制止；或是处置不严，没有形成约束力，使越区销售肆行无忌。
总之，越区销售只为一个"利"。只要有利可图，销售网络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有可能越区销售，而置整体利益于不顾。如没有强有力的措施，越区销售只会越演越烈，规范化的市场就不可能适应和维持。
制止越区销售，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1．选择诚信的经销商
企业不仅需要最大的经销商，更需要诚信的经销商，即和企业一条心，配合支持企业的经销商。所以企业在选择经销商时应注意多方面考查，注意调查其诚信度，不可为其花言巧语所蒙骗，对无德行者，不能用作经销商。调查的途径一般是行业口碑、其客户的评价、内部员工的态度等方面。
2．加强对经销商的管理
企业必须与经销商签订总经销合同，用合同约束总经销商的市场行为。在合同中要明确加入"禁止越区销售"的条款，将总经销商的销售活动严格限定在自己的市场区域之内。在合同中还要加入处罚方式，对发生越区销售行为的总经销商，依照越区销售的严重程度，分别给予警告、停止广告支持、取消当年奖励和取消其经销的处罚。要建立市场巡视员工作制度，把制止越区销售作为日常工作常抓不懈，以加大监督力度来有效及时地制止越区销售。可以借鉴的是娃哈哈的“市场督导”一职，其主要的职责是督导销售政策的执行、市场规范等。
3．面对市场实际，制定可行的营销目标
企业必须加强市场调查，切实掌握市场的容纳量，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制定可行的目标。这样，可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占领一个市场，巩固一个市场，再开拓新市场，防止急功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做法；使企业进可攻、退可守，始终掌握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做到这点，就能有效的制止越区销售。要记住：人是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的。
4．制定完善的价格体系
企业要深思熟虑，来全方位制定科学的、合理的价格体系。企业的价格体系不仅要考虑出厂价，而且还要考虑一批出手价、二批出手价、终端出手价。每一级别的利润空间不可过大，也不可小，要恰到好处。这样，即防止经销商利用降价进行越区销售，又能充分调动经销商的积极性。目前，厂家多采用建议批发价、建议零售价，为规范市场，部分厂家开始在合同上约定了最低出仓价，比如“乙方（商）其最低批发价（包括易货贸易）的加价率不得低于10%”等约定。
5．慎重出台销售政策
促销是为了占有市场，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增加客户的信任程度。如果促销政策制定的不恰当，就会形成一促销，越区销售就产生；不促销，销售就下降的局面。所以，企业在制定促销政策时要慎重，尽量让其完善一些，充分考虑合理的促销目标，促销时间的控制，适度的奖励措施和市场监控措施。一定要确保促销的有序性，并始终在受控之下进行，这样才能防止越区销售，使促销活动得以产生有效的成果。
在促销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产品来做促销品，当然，旧产品搭售新产品或新产品搭售旧产品还是可行的。用自己的产品容易让客户比价，例如某清洁剂曾经搞过“买一送一”的促销，上真正的“买一（瓶）送一（瓶）”，价格是12元，当时的确起到了促销的作用，因为就是傻瓜都知道其价格相当于打对折，但促销过后，其货架上的产品就几乎没有动过。
6．积极建立相对稳定的销售网络结构，是抵御越区销售的有力手段。
建立销售网络机构，首先要确定总经销商的市场分区范围，并在相邻区域内分别设立不同的总经销商，其次要建立起总经销商辖区内包括二级批发商、专卖店和三级零售商在内的销售网络。总经销商要将辖区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要定人负责，以便及时掌握市场动向。第三要在所有分区实行价格统一保持地区的价格稳定。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督，对违犯价格规定者给予处罚。降价销售
价格大战在我国商品市场上屡见不鲜，像电视机、空调、微波炉等家用电器，更是年年大打价格之战。面对降价倾销，一些企业只有束手待毙。只有解决好降价销售的问题，才能有一个规范化的市场，企业才能稳定发展。
如同越区销售产生的原因一样，降价销售之所以产生也有经销商和企业两方面的因素。
一些经销商为了追求销售利润，不顾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片面利用降价来抢占市场，以达到提高销售额的目的，具体表现为：经销商在产品销售淡季，为了完成销售任务，有意向别的地区降价倾销；经销商在企业促销期间，为了得到最高价值的奖品，以降价来提高自己的销售额；竞争产品进入市场，企业缺少应对措施，这时经销商只有降价来维持销售量；产品在市场滞销，经销商为了减少贷款损失，就降价倾销。
企业由于对市场现象和规律不能充分认识，缺乏规范的市场营销运作手段，也是造成产品降价倾销的原因。其表现为：企业在制定价格体系时，留有的利润空间过大，使市场价格不是掌握在企业手中，而是被经销商所任意操控，造成市场降价销售的产生；企业销售网络规划失误，造成经销商之间没有一定的市场距离，从而产生降价倾销；企业制定的对经销商激励政策不合理，经销商为得到年终奖励就降价销售，来提高销售额；企业运费政策不科学，使经销商在自提货时得到运费利润，从而有了降价的余地，为提高销售额就降价倾销；企业不能制止越区销售，而越区经销商为了尽快将货物出手就降价销售。面对降价倾销，企业应在这几方面多做工作。
1．建立稳定的价格体系
一个混乱的，不能互相保护的价格体系，必将导致彼此不信任，使经销商之间产生猜疑、报复，把合作引向价格战，导致当地的销售网络崩溃。目前厂家多采用全国统一价格，根据地区经济或市场差异协商不同的销售任务，这样的好处是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不足之处是市场容量巨大的地区经销商会不满，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奖励中的暗返来取得平衡。
2．保持科学的经销网络。、
一个地区究竟需要多少数量的经销商应根据市场规模容量来控制，决不能产生经销商辖区交叉的现象。否则，经销商过多，市场重叠，由于竞争过强必会降低倾销。另外，还要将市场科学地分为重点经营市场和粗放经营市场，以便合理地安排营销额，不至于产生降价倾销。
3．强化对经销商的管理，制定科学的奖罚制度，作到既激励经销商努力进取，又能规范市场。
要求经销商之间彼此信任，真诚合作，应该使经销商明白，只有维护好共同利益，才会有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时要强化经销商对企业的信任度。
4．强化市场监督
企业要不断强化市场的调查，获取真实、丰富的市场信息，从而防范降价销售。应做到预防为主，尽量减少降价倾销的机会。如何制定经销商政策
一个好的经销商政策是维系企业与经销商长久、友好合作关系的纽带。这样的经销商政策又好像是企业为经销商安上了发动机、为销售工作安上了助动器和控制阀，从而确保销售工作顺利、健康地进行。因此，企业如何制定出一个好的经销商政策，成为企业销售工作能否正常开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个好的经销商政策必定是一个规范、内涵丰富的政策，这样才具有可操作性；一个好的经销商政策也必定是一个对企业与经销商都有利（特别是长远利益）的双惠性政策，这样才能维系双方长久的友好关系。要制定出这样的经销商政策，首先应明确经销商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再者，在制定经销商政策时，应明确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应树立怎样的理念、应遵循的原则有哪些。只有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才能制定出一个好的经销商政策。
企业制定的经销商政策的内容。
1．对客户的宣传教育
⑴产品状况.介绍产品的主要功能、特性、品质、品牌和市场定位等信息资料，强调产品与竞品的差异性和优势，以便加强经销商对产品的了解，刺激经销商的销售欲望。
⑵企业状况。通过介绍企业的现有规模、实力和目前的发展状况及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和近期的销售计划，增强经销商对企业的信心，使之产生与企业长期合作的欲望。
⑶市场状况。全面分析市场环境，介绍需求与供给的现状，预测产品的市场发展趋势，强调本企业的优势，进一步加强经销商对产品和企业的信心。
⑷销售政策。明确而详细地介绍企业的各项销售政策：地域划分、价格政策、促销政策及其活动安排、职级授权和推广计划等。因销售政策关系到企业与经销商双方的切身利益，销售政策制度的制定应尽量详尽，使之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根据经销政策实务，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分销权及专营权政策。制定此政策的目的是限定经销商的销售区域，规范分销规模，防止倒货或占着市场打不开，同时确保经销商的专营权。其中包括：
a．区域限定。一定要将经销商的销售区域（县、市、地区）限定清楚，在划分区域时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看眼前利益，否则会造成市场的浪费。
B．授权期限。一定要注明授权期限，其授权期限长短应适中。
C．分销规模。要求经销商有一定的经营能力，达到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D．违约处置。根据双方违约的程度（轻度违约、中度违约、严重违约）采取不同的处罚措施（如罚款、取消经销权或诉诸法律等）。
②奖励政策。该政策直接关系到经销商的切身利益，制定得合理，可最大限度地调动经销商的积极性，又能使企业得到最大的利益。一般包括：
a．奖励的标准。要根据不同的产品品种、数量、坎级确定奖励标准。制定时，一要参考竞争对手的情况，二要考虑现实性，三要防止抛售、倒货等。
B．奖励的时间。应根据产品的特性、货物流转周期确定是月奖、季奖还是年奖。
C．奖励的形式。是奖现金、还是奖货物，还是两者结合，一定要写清楚；返货能否作为下一时段的任务数，也要注明。
D．奖励的附属条件。为了能使奖励促进销售，而不是相反（如倒货），一定要加上一些附属条件，如严禁跨地区销售、严禁擅自降价、严禁拖欠货款等，一经发现，取消奖励。
③价格政策。对消费品而言，企业对商家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政策：
a．产品价格政策。不同规格、品种的产品对经销商标有不同的进价、出价及建议零售价。
B．坎级政策。商家完成的销售目标对应有一定的价格，销售目标越大，享受价格折让越大。
C．送到价政策。为实现"以近养远"，维持良好秩序，可采用整体市场统一送到价或局部区域统一送到价政策，不鼓励自提。
④回款政策。总的原则是安全第一，厂家控制货和款中的一项。常用政策包括：
a．常用回款方式可分别为先款后货、先货后款（货到即汇款、货到按契约规定回款）或者为货到付款（先款后卸、先卸后款）。
B．客户信誉政策。由各级主管人员确认并提供担保对商家的信誉由高到低划分为a、B、C、D等不同的等级。等级越高，授信越大，倒如a级为先货后款，D级为先款后货。
C．帐龄管理政策。原则是帐龄逾期，停止发货。对不同产品、不同级别的客户，帐龄可有所不同。
⑤年终奖励政策。该政策实际上与返利政策同属推广政策，实质也是一种返利形式。只因很多经销商和厂家比较看重这种形式，单独制定年终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厂家应引导经销商在日常销售中获利，而不是年终。以防优惠的年终奖励政策，致使经销商为了拿到年终奖而将市场价格冲垮。
为防止年终奖励政策引发的负面影响，有的企业将年终奖励政策用积分政策代替。积分政策是在一定时间内（也可以是一年）综合考察经销商销售回款目标完成情况、网络建设情况以及对公司营销策划的配合情况等，以单项积分或累计积分得奖的一种政策。如果考察的时间是一年，这也可以视为年终奖励政策的一种形式。
⑥促销政策。好的促销政策可以促进销售，差的促销政策反而会使销售下滑。促销政策内容包括：
a．促销的目标。要明确规定销售额增加多少，增加二批多少，渗透终端店多少，等等。不能笼统地认为促销就是增加销售额，这样不便于执行与审核。
B．促销力度的设计。选择合适的促销力度，不能毫无限制地用牺牲利润来促销。促销力度的确定，一要考虑能否刺激经销商的兴趣，二要考虑促销后经销商的态度，三要考虑成本的承受能力，防止一促销，销售额就上去了，一撤销售额就下来了。
C．促销的时间。设计好促销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并让所有的客户都知道。
D．促销考评。要对促销效果进行考评。这样便于督促经销商认真执行，并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e．促销费用审报。促销费用管理混乱是很多企业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因而要严格审报，便于管理。审报时要上报促销方案、实施情况、考评结果、标准发票、当事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促销费用的有效使用。
F．促销活动的管理。对促销活动从提交方案、审批、实施、考评都应制定一个程序，从而确保促销活动的顺利实施。
2．厂家对经销商的服务支持
⑴销售培训。企业对经销商的销售人员、管理人员进行产品知识、销售技巧、客户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以提高经销商的销售能力、竞争能力和管理能力。
⑵产品管理。包括：
①产品的物流管理。协助经销商进行合理的计划和运输安排，以加速产品的周转过程。
②产品的退换管理。在与经销商分析产品退换的原因的基础上，安排适当的退换工作，同时就产生退换时对经销商进行致歉或解释说明，重新获得经销商的满意度。
③产品的库存管理。协助经销商制定合理的存货计划，并安排适当的进、出货计划，以加速产品的流转。
3．广告宣传
联合推出广告、展示会或促销活动。在经销商自己进行广告宣传时，一方面要协助经销商开展宣传工作，参与其整个运作过程，帮助经销商确定主题和形式，安排详细的程序、步骤，并参与其具体的实施过程等；另一方面，把握经销商的宣传方向，保持其与企业宣传主题及产品品牌视觉的统一等。
提供销售辅助工具。为经销商在开展广告宣传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销售辅助工具，如展示样品、陈列器具与设备、产品目录、宣传资料等。
4．技术服务
编制技术手册。安排技术人员讲解产品的专业知识及产品的维修和保养、运输和保管技术知识等。
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对大的经销商可安排定期的技术人员专访或电话拜访等，对中小经销商可进行临时的现场指导和咨询，即由业务员拜访客户时回馈信息、或在经销商寻求帮助时及时提供技术服务；也可以借助“技术推广会”、“产品交流会”的方式来进行培训指导。也有的厂家采取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好处是经销商可以交流，坏处是代价高，有时会产生负面效果。
5．协同销售
对其下游的经销商提供服务支持。帮助一级通路开拓市场，发展其下游的经销网络，可以迅速提高产品的销售量，实现产品的市场扩张。目前采取这种方式的厂家有许多，从普通的促销小姐，高级协销、到驻地销售代表形式有许多，其任务不外是协助经销商谈判，争取大订单。
6．公共关系
发展个人友情关系。制定定期拜访制度，鼓励业务员发展与经销商之间的个人友情关系，实现与竞品在人情上的优势。但同时企业应制定政策，以防止业务员因私欲而与某些经销商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建立长期业务伙伴关系。对市场覆盖率、产品产量、市场开发与促销、技术指导与维修、市场信息等内容进行沟通，并共同规划销售目标、存货水平、员工培训和广告宣传、促销计划等。企业要以合同方式规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商业用地政策篇8
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部署及其存在的问题
1.中国：“第三大贸易大国”和“贸易摩擦重灾区”的悖论
我国国际贸易总额继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05年达到了1.422万亿美元，相当于入世初2001年的2.8倍。在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三。但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数量连续第十一年位居全球之首。中国自入世以来在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贸易摩擦重灾区”。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面对的贸易摩擦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1)战略性摩擦增多。战略性摩擦是指摩擦发起国基于该国战略性利益的考虑而引发的贸易摩擦。其特点是：涉案金额大，关系到产业发展，多数涉及国家干预。
(2)贸易保护手段五花八门。反倾销仍然是目前对我国使用最频繁的贸易救济手段。此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壁垒和知识产权壁垒越来越成为我国出口遭遇贸易壁垒的主要形式。
2.策略失误
首先，虽然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连年快速增长，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还不到0.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地域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流向韩国、泰国、中国香港等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占60.3%。其次，境外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小，投资收益状况不理想。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但据商务部的资料显示，境外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约153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约600万美元的水平；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或持平，盈利企业仅有三分之一。最后，“走出去”的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屡遭挫折。
3.缺乏有力的制度法制保障，“走出去”企业步履维艰
目前中国海外商情信息化建设滞后，投资企业缺乏政府有力的宏观指导和扶持。企业自身的实力和资源是有限的，通过设立办事处或其他民间渠道来收集信息有很大局限。由于难以获取投资国权威的经济发展信息，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地域的集中性、规避风险能力低等各种问题，亦造成国内的优势产品或项目很难及时获得有效的投资机会。
二、商务外交的概述
刚起步的“走出去”进程困难重重、纠纷不断，而和平时期的中国注定要通过国际商务经贸来推动自身经济的崛起。对此，中国的外交必须调整思路，加大商务外交的力度，用智慧来处理国际经贸问题，实现合作共赢。
1.商务外交的概念和内涵
商务外交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与商务的交融，是国家间协调双边或多边经贸关系的外交行为或外交过程。它是国家运用外交手段，影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为，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协调各国政府间的商务政策和争端。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商务外交的内涵日益丰富。它更多地涉及各种非关税保护手段对贸易的限制，包括政府立法和管理行为对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的影响。因此，现代商务外交就是一国商务问题和所采取的外交策略的有机结合，并更注重于通过分析和谈判最终达成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国际协议。
2.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在商务外交中的作用
(1)国家是商务外交的基本主体
政府在商务外交中的主要目标和作用是：第一，对外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贸易集团，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尤其为本国产品和企业的国际化搭建广阔的舞台。第二，对内调整立法和贸易政策，使之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协调。加入wto后，为使中国经济和贸易融入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多边体系中，中国在较大范围内调整和修改国内立法，使之与国际贸易法规和管理协调。第三，制定防范和应对经贸摩擦的政策和策略，通过谈判等手段与外国政府打交道，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商务外交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对本国商务、政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舆论分析。对中国政府而言，通过对这些影响一国贸易政策和政府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是防范和应对各种贸易和投资摩擦的基础i。第四，利用外交资源，为本国“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政策指导和信息服务。
(2)企业是商务外交的重要角色
商务外交强调企业的作用，虽然企业不是商务外交的主体，但企业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wto框架下，企业代表自身利益参与商务外交的全过程，通过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使贸易政策服务于具体的商业目标。企业在商务外交中的作用体现在：首先，企业是贸易政策的执行者、受益者和具体贸易事件的承担者，是最有可能提出政策调整依据的群体。在wto框架下，政府对企业的职能不是管制，而是服务。企业走出去想实现自己的商业目标，保护自己的利益，关键要是有公平竞争和透明的贸易政策。其次，商务外交是企业实现和保护自身利益的途径。包括游说政府调整相应的贸易政策、直接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也包括通过行业协会参与建立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一个国际化的企业，需要掌握运作和政府的关系，保持和政府间的渠道畅通。包括通过政府获取国外商业投资信息等投资指导服务；在遭遇贸易壁垒时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争取政府的介入，保障自身利益；利用政府的外交资源宣传自己的产品、品牌和企业实力；争取政府对外援助项目和工程尽可能采购当地本国企业的产品等等。最后，企业的国际化需要商务外交人才。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和发展既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土化，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人才输送，最终成功的国际化一定要有企业自己培养的商务外交人才。一方面，他们能了解企业的需求，能够对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准确定位，另一方面，他们通晓当地的贸易政策，明晰国际贸易纠纷的规则和方法。实践证明，成功的国际化企业都是本企业商务外交人才运用的结果。
(3)行业协会是商务外交两大角色――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重要桥梁
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机构或半官方机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经成为wto框架下游说与影响政府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及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的主要力量。例如wto倡导的公平竞争就某项产业而言，并不保护个别企业。因此，个别企业的利益保护不可能逐一实现，而必须通过行业协会以产业的形式实现。在这种环境下，行业协会必须能够代表相关产业利益，成为游说和影响政府调整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主要力量。行业协会还能代表行业利益，运用wto机制实现既定的商业目标。行业协会虽不接受wto规则的直接管辖，但却可以通过运用wto机制参与国际经贸活动。行业协会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既能发挥减少政治性、突出商业利益的特征，又能从根本上利用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产业利益。此外，行业协会能够规范企业的对外贸易与投资行为，依据政府的有关法令、政策，建立良性的对外协调机制和内部惩罚机制，解决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提高行业的整体素质，建立起平等的竞争环境，避免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行为。还有，行业协会能够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为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提供良好服务。行业协会在参与商务外交过程中，可以发挥其专业性强、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升行业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服务。
三、加强商务外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1.中国政府强化商务外交的方向
第一，政府应发挥外交资源的前沿信息优势，收集国外投资的重点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信息，如政策法律环境、经济收入水平、产业投资信息及优惠政策，市场需求及文化背景等，为中国企业编制“走出去”的国别指南。
第二，政府应加强与各行业协会的协调工作，加强破除非关税壁垒的水平和能力，帮助企业在国外建立华商会，帮助中国企业拿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第三，各级政府和官员出访国外，应更多地带企业出访，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
第四，建立中国外交官定期访问企业制度：国外的外交官每年都有定期访问企业的制度，甚至在重点出口地区为企业进行路演，介绍商务外交的服务功能和项目，加强外交官对企业的了解，更好地为所在国企业服务。
第五，加大商务外交的对企业的政策支持，放宽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特别是对私营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
第六，驻外使领馆要重视对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服务。加强经营所在地区信息的导向作用。
第七，外交系统应主动建立中国各类企业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商务处的直接联系，及时获取所在国的商务信息，加强走出去的工作；同时，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合作，保障中国海外投资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第八，通过商务外交完善政府的政策支持体系。中国应加强和加大进出口银行和进出口保险对走出去企业的各项服务以帮助解决走出去企业的所面临的意外风险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应放宽限制，鼓励各级金融机构对有出口潜力的企业实施财务资助。
第九,中国各省市应当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中心。除了中央政府在外交层面上加强扶持海外企业的力度外，地方政府也应该像在全国各省市设立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一样，在各国各大城市设立中国企业走出去或出口服务中心，帮助中小企业加强走出去的业务。
第十，成为企业进军海外的猎头和桥梁。外交部门应利用自己特有的权威与熟悉海外的优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2.协同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力量，提高商务外交的绩效
对企业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应该学习、理解wto的有关规则，并主动参与相关条例的研究，一来可以为政府的制度完善建言献策，二来可以为自己的跨国经营装备好一件牢靠的“防弹衣”。
对行业协会而言，应该熟悉wto的保障条款和市场行情，及时向政府反馈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并向广大企业披露相关信息，从而切实利用wto的保障条款保障各个行业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stats.省略/index.htm
[2]宋方灿: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预计将超过二百一十亿美元，中国新闻网，省略/cj/hgjj/news/2007/06-04/950400.shtml，2007年06月04日
商业用地政策篇9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政策；抗战时期
中图分类号：F12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03-02
一、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抗战爆发后，为巩固和建设边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从发展边区经济的大局出发，在大力发展公营商业的同时，对私营商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持的政策，鼓励和支持私营商业在边区范围内自由发展[1]。由于边区政府扶持私营商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国内环境相对和平，边区私营商业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以延安为例，1935年延安的私营各类商店仅有27家，其中大部分还是小本经营的“便利店”，1936年迅速发展到123家。1936年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1939年增加到246家，1942年增加到370家，到抗战胜利前的1944年，发展到了473户，比1935年增加了17.5倍[2]。延安商户的资本总额由1936年的300万元，增加到1940年的110万元，增加了26倍。1944年延安市私营商户的资本总额达到16亿元，比1936年增幅高达500倍，私营商业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随着私营商业发展和繁荣的标志，一方面是私营商户绝对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边区私营商业从业分工也日渐细密和明确。以延安为例，抗战之前私营商户大多从事食盐和土特产等商品的经营，经营范围狭窄、商品品种单一，商户间的分类界限模糊。1937年以后，这种状况逐步得以改变，延安私营商户经营的商品分为商业和小手工业两大类，其中经营商业类商品居于主体地位。在延安市473个商户中有317个商户从事这类商品的经营[2]。从1940年开始，为打破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央中央和边区政府带领边区军民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同时加大了发展工商业经济的力度，从政策、财政、金融上对私营商业支持的力度空前加大，特别是对中小商人的扶持，进一步刺激了私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私营商业在整个边区范围内的全面发展，推动了私营商业在整个边区范围内的全面发展。如延安市私营商户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从1940―1941年，仅两年时间就净增商户75家。
1943年以后，伴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提倡工业手工业产品的自给，边区生产的产品商品逐渐增多，一些原来经营杂货布匹的私商，亦开始购买织机或开办生产作坊，成为自产兼自销的作坊性商号，开始经营边区自产的商品。1943年绥德市商号158户，与1942年相比，一般性商号由71.4%下降到65.2%，作坊性商号则由25.9%上升到34.1%，奢侈性商号由2.7%下降到0.7%[2]。这些变化表明一般性商业正向着作坊性商业转化，这与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在1942年前后，边区许多地方富余起来的农民，有能力开始兴办消费合作社或自己办商店。如延安姚店子的贫农童冬旺，后分得了16垧土地，生活富裕有一半的盈余，开始兼营商业，“现开两个骡马大店，雇两个工人；动产即以其自报的计算，也在2万元以上。”[3]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实行普遍的发展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繁荣市场、稳定社会等“休养生息”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人民的购买力普遍得到了提高，边区对商品的有效需求量大增，又进一步刺激和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
二、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政策的制定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从发展边区经济的大局出发，对私营商业采取的是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基本政策是“原则不是左的取消与打击私人资本，而是保护与发展私人资本，但也不是右的走旧的资本主义道路，放纵发展垄断的资本市场”[2]。边区对私营商业的基本方针是“对内自由，对外调剂”，鼓励和支持私营商业在边区范围内自由发展。具体政策为“对内自由贸易，奖励发展私人商业。对外调剂输出入，鼓励土产输出及无代用品的必需品输入；限制迷信品、奢侈品的输入及对边区自给不足的必需品输出；发展商业合作，便利人民交换，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4]。边区对私营商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私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1937年7月6日，为更好地保护私营商业的发展，促进边区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在提出的施政纲领中提出了“保护商业，发展合作运动、推广货物流通”[5]以及鼓励私人经商，奖励外地商人到边区经营工商业等主张。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决议中把“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作为政府主要任务之一。在随后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等[6]，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对私营商业的保护，以此来促进私营商业的发展。随后边区政府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团结和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和支持私人经商、奖励外地商人来到边区经商以及对私营商业实行低税率的倾斜性政策等，以促进边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为保护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明确在当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合理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党内同志对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态度的问题，党中央和同志就此问题在全党进行了普遍的理论教育。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着重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应允许和支持私营工商业在边区经济中得以充分的发展。同年12月25日，又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在现阶段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流通，应该吸引原来的外地的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与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7]。1941年8月6日，就边区经济工作问题指出：今后要“大放农贷和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和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8]。1941年7月1日，陈云同志也指出：“对内发展与保护私人商业，并健全与扩大合作社力量和集中公营商业的领导，使它们在商业上起调节作用，促使边区商业资本向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最终目的。”[2]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中央及边区政府从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大局出发，对私营商业采取一系列的保护和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私营商业在边区范围内自由发展。对私营商业政策的制定，为私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的保障。
三、对私营商业政策的实施及意义
为贯彻和实施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保护和发展私营商业的政策，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发展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制定了劳动保护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对私营商业实行低税率的倾斜性政策，保护私营工商业者的正当利益；加强对私营商业的指导和管理，严禁和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行为；提倡和鼓励中小商户的发展，满足边区人民多层次的需求；制定和实施对实业家来边区投资工商业的奖励政策；制定和实施各类商民享受政治平等权利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为私营商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每当私营商户遇到困难时，都能得到政府信贷的扶持。如1938年日寇对边区的轰炸、1942年发生的洪涝灾害等，在使私营商户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发放商业性信用贷款和救济性小额商业贷款，发放普遍救灾贷款，给商人继续营业以支持，扶持他们经营和发展。边区银行对商人存户给予20%透支数目的优待。1942年，边区政府还曾以抵押放款的方法，来刺激私营商户经营外贸进口，支持私营商户的进出口业务。
对私营商业政策的制定与私营商业的发展，是与当时边区政府实施自给经济建设方针和开展大生产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1939年开始，边区政府为打破对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坚持持久的抗战，制定了“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给经济建设方针，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边区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在大生产运动中还积极发展边区工业经济建设，以争取实现边区工业品、手工业日用品的自给或半自给。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农业和工业手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使工业手工业产品迅速增多，逐渐成为私营商店经营的主要商品。边区工业的大发展，工业产品的丰富，打破了敌顽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不仅保障了私营商业的货源供应，而且也为私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也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商业政策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促进了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适应了当时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促进了边区市场繁荣和生产与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保护、利用、改造的探索和成功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扶持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经验，对新中国建立后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后来进行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于我们今天壮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样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101-359.
[3]边区人民生活改善调查[n].解放日报，1941-10-30.
[4]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概况[n].解放日报，1941-11-05.
[5]陕西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200.
[6]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内部发行)[Z]，1985：138-140.
商业用地政策篇10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政府管制法律法规行业协会
商贸流通业在引领消费、促进生产、引导投资、促进结构转型、实现经济良性循环以及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各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长期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建立起较完善的商贸流通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位一体”的商贸流通业管理和促进体系。本文通过总结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特点和经验，以期为我国制定商贸流通业发展战略提供借鉴。本文主要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商贸流通业发展经验。
严格灵活的商贸流通业政府管制
因商贸流通业竞争度高，总量和结构易失衡，世界各国普遍加强对商贸流通领域的政府管制。尽管美国实施自由竞争体制，但在商贸流通领域有严格规定，在商业设施规划中将网点配置明确分为城市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和邻里等层次，分别予以调控以保证合理建设、适度规模和有效竞争。日本是自由企业体制国家，政府无权对企业活动直接干预，而是以制定法律形式进行管制。按流通产业管制模式分为如下几种：
（一）美国的自由竞争型模式
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制定法律、颁布政策等对商业行为进行监督，为企业提供服务。联邦委员会是美国商业管理的重要机构，由法律和经济专家组成，负责情报收集和资料编纂，对商业组织活动进行管制。美国商务部对国内商品流通管制介入较少，商贸流通业的规制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实施，各州市都制定有规范建筑、保护环境和限制大店建设的法律法规，并以听证会等形式论证该地区开设大型商店的合理性。
（二）德国的适度调控型模式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遵循自由市场和社会平等原则，既强调要发挥以自由市场竞争为中心的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又提出为克服市场弊端，保证社会公平，政府需通过经济政策进行调节和控制，创造良好环境，鼓励竞争，促进经济活力与效率。
（三）日本的政府干预型模式
作为后发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注重政府对企业决策的诱导作用。政府是宏观经济决策主体，通过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等干预经济，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其商贸流通业一直处于政府管制框架下，目标明确，产业政策措施齐全。政府通过政策干预、法律规范及行业指导等进行管制。
（四）中国台湾地区的民间主导型模式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实行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推行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以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在流通产业管制方面，努力消除不公平竞争，保障市场运行秩序。中国台湾地区商贸流通业采取政府和民间共同管理、民间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除颁布法律法规外，更多依靠民间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身进行管理。
健全完善的商贸流通业法律法规
从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法律法规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石。商贸流通业具有竞争性高和进入门槛低的特点，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规范，通过法律对整个行业进行管理与监督，有法可依才能实现商贸流通业的可持续发展。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商贸流通业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其立法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为目的，以扶持产业和企业发展为重点。
（一）美国的国会立法
美国商贸流通业立法有两类：一是促进商业竞争、防止垄断的法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曾出现零售连锁企业向供应商收取各种费用的现象，最终迫使全美中小制造商及经销商联合起来向联邦法院起诉，并促成《罗宾逊波特曼法案》（又称《连锁商店价格限制法》）的出台，使美国零售业发生历史性改变。二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国会通过《食品卫生与药品法》、《肉类检疫法》、《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和《凯弗维尔-哈里斯修正案》等多项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法律。美国没有统一的物流法，但从物流业整体和某个具体物流功能上看，其物流政策法规体系完备。美国全面管制时期的系列法律法规抑制了运输行业的自然垄断，保护了公众利益，但限制市场准入、设定费率也成为日后物流业发展的严重障碍。20世纪80年代后，得益于政府的宽松管制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美国物流业迅速发展，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二）德国的立法管制
德国早期在商业网点建设中奉行自由竞争主义，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型业态渐次兴起，政府开始将商业网点纳入国土发展规划。1998年政府设立《国土规划法》，用立法手段管制商业网点设置，保障市场秩序。针对大型店铺特点，政府出台专项法规，规范其设立和管理，建立起较完善的商业网点规划体系。德国“政府监督控制、企业自主经营”的市场运作模式促进了其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三）日本的法律法规
日本流通业的管理目标是：满足消费需求，增进社会福利；保障适时适量供应；提高流通产业效率。日本商业立法完备。如《禁止垄断法》、《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和《大店选址法》等法规，限制大型零售商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对供应商进行不公平交易。日本零售业的立法宗旨是“规范市场竞争，协调各方利益”，突出了社会政策性，又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适时调整。日本政府通过建立并完善与流通业相关的各项不同层次的法律和政策，推动其良性快速发展。如2001年7月政府出台《新综合物流实施政策大纲》，力争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高度发达、整体有效、可提供最便利服务的现代物流体系。（四）韩国的产业发展法
为实现流通产业振兴与均衡发展，韩国政府于1997年4月实施《流通产业发展法》，涉及流通产业发展计划、振兴流通产业的具体政策、巩固流通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化中小流通企业结构、违反规定的处罚规则等。2001年7月产业资源部颁布《流通产业发展法修订案》，宗旨是增强流通产业竞争力，提高产业效率，放松对流通产业的规制。从《流通产业发展法》至其修订案，对大型店铺的限制逐渐放宽，中小零售业实现现代化的政策也被列入法律。
（五）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
中国台湾地区拥有一整套较完善的农产品营销法律法规，涉及批发市场建设、管理和运行等多方面，明确了批发市场的性质、主管机关和运作方式。规定其农产品批发市场必须按照统一规划，经过审批依法成立。对进入市场购销的供货商和承销商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市场为承销人建立信用档案，违法经营的承销商将被勒令退出市场。批发市场依法提供价格行情查询服务，积极推动拍卖交易，并改变人工竞价方式，采用现代化电子设备，克服“暗箱操作”等人为因素干扰，维护市场秩序。
及时有效的商贸流通业促进政策
从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政策是商贸流通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典型国家和地区对商贸流通业发展都颁布了一系列有法可依的具体政策，它们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化和有效化。
（一）日本的政策干预
日本流通产业发展的思路是保护本国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为禁止大企业垄断，政府制定《独占禁止法》并出台保护中小企业的系列法规，如《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零售商业振兴法》等。产业内外贸易的政策制定由通商产业省负责统管，其它参与零售业政策制定的还有公正交易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等。推行政策的机构除政府部门外，还有作为半官方机构的“社团法人”，负责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和实施援助等。日本零售政策的颁布重点在于竞争政策，其1985年之前的竞争政策，因过度保护中小企业，限制了竞争机制功能的发挥，导致流通领域形成组织性极强的系列化结构，其闭锁性和排他性构成国际商业进入日本的障碍。
（二）韩国的扶持政策
韩国政府对中小流通企业的政策性支持，始于1996年制定的《改善中小企业结构及保障经营稳定的特别促进法》，包括与商品交易市场再开发、再建设相关的特别规定。2002年制定《改善中小企业结构和促进商品交易市场的活性化的特别措施》，完善对中小流通企业的支援政策。2004年制定《商品交易市场培育法》，为中小零售企业发展提供法律依据。2005年制定《商品交易市场培育特别法》，提出设立“市场经营支援中心”等。根据对商品交易市场的现状调查，政府设立针对不同市场的差别化支援方案：对仍具竞争力的市场，政府支援集中于设施改善和推进经营技术现代化上；对有潜力恢复的市场，推进其与地区、市场特性相适应的再开发；对机能丧失或衰退的市场，通过政策引导使其转换机能或用途。
（三）中国台湾扶持公用事业
在中国台湾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属于公用事业，体现社会公益性，发挥信息引导、质量监管、仓储和集散等功能，实现农产品交易价格形成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促进农民增收和消费者福利。各级“政府”对批发市场的建设高度重视并积极扶持。一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土地，通常由“政府”低价租给批发市场经营者。即使是私有土地，也先由“政府”出面征用，再转给批发市场。二是“政府”注资投入。如中国台湾高雄农产品批发市场由高雄市政府出资49%和高雄市农会出资51%共同组成。三是免税减费。中国台湾对农产品交易实行免税，农产品进场交易费用低。四是市场建成运营后，由独立市场法人进行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微利经营，经营者仅靠开发农产品产业链其它环节获取利润，其他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科学前瞻的商贸流通业规划指导
（一）德国的规划引导
德国采取规划先行的方式管理商贸流通业，建立明确的商业网点规划。首先，将日用品便民原则作为网点规划重点，加强道路、水电供应等设施建设，鼓励在人口聚居地建立商业网点；其次，分级设置商业中心，根据市镇特点及发展前景，国内各地区发展规划将其分为高等中心、中等中心等，制定统一商业发展计划，使城市间既有一定竞争，又在商品种类、供应方式上互为补充；再次，保持业态、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及竞争性；最后，对大型商业网点的设立制定特殊管理规定。德国政府对物流业发展进行全面规划，提出“远距离运输以铁路和水路为主，中间衔接与集散以公路为主”，对物流园区大规模战略性投资。政府持续增加在通信、信息等技术领域的投资，建造新的货物转运站和新型物流中心，提高物流效率。
（二）日本的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日本政府管理商业颇具特色的手段。日本通产省常以“行政指导”名义对商业活动进行规制，使之符合政府意图。日本农林水产省、中小企业厅、公平交易委员会和地方公共团体等行政机关都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对行业发展予以行政指导，目的在于：相关部门对零售业各分支行业规定具体经营资格和经营条件，严格资格审查，保护消费者利益，规范市场；严格执法，形成企业重视信誉、诚信经营的行业氛围，使交易各方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政府指导，建立现代化社会流通体系，实现流通领域经营现代化、组织化和协作化发展。
（三）韩国的市场建设计划
韩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与运营以《农安法》为依据，强调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保障农产品交易的公正透明。韩国对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计划、市场选址、投资及管理等都是以政府为主导，这使其具有科学布局，在区域内建设大的中央市场，提高单个市场的规模，增强市场流通效率。韩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市场主体有明确规定，特别是批发市场法人制度。批发市场法人是市场开设者指定的接受农产品委托，主要通过拍卖方式获得的市场主体。批发市场法人收取手续费，政府对市场法人各种农产品交易的手续费有具体规定。韩国农产品市场法人在农产品的收集、价格形成及农产品市场信息反馈等方面都起到一定作用。因地制宜的商贸流通业配套措施
（一）德国的措施
德国人口分布分散，为适应此特点，政府将城市按功能划分为工商业区、混合区、工业区、市中心区、村庄区、居住区和专门区等。小型商业网点分布在各区域，大型店铺仅设立在市中心区和专门区。大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独立承担相应商业保障任务。许多大城市实施中心发展方案，以市区为中心，放射性规划商业网点的分布。德国政府高度重视物流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应用，资助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促进成果应用以获得全球竞争优势。为适应物流全球化发展趋势，政府针对基础设施及装备制定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针对安全和环境制定强制性标准，支持行业协会对物流作业和服务制定行业标准、用语标准、从业人员资格标准等，保证物流活动顺利进行，同时推动物流教育发展。
（二）日本的措施
日本已形成以农业行政部门为主的农产品流通管理体制：在全国层面上由农林水产省流通局负责农产品流通行政管理，在省市级层面上由地方农林行政部门的流通室负责行使职能。此举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一体化运行原理，符合农产品商品化生产经营规律，可减少“政出多门”，充分发挥农业行政部门的管理与服务职能，符合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利益。针对大气污染、交通拥挤和能源限制等问题，日本政府采取普及低公害车辆、强化机动车尾气排放管制、实行柴油低硫化等措施。同时实行物流业运输体制变革，改变传统运输方式，建立高效合理的运送模式，完善运输和配送的环境建设，从机制和效率上解决公路运输对环境的压力。政府已着手构筑环境负荷少的物流体系，推行多种运输模式灵活转换的复合联运，发挥公路、铁路和海运等优势，多形式联合运输货物。此外，还构建完整的静脉物流系统，促进废弃物回收和利用，节约自然资源，发展循环型再生资源。
（三）韩国设立行业规范
韩国的批发市场采取规范的竞卖交易方式。对竞卖场外交易的品种和交易方式有具体规定，只有在场外交易品种目录上的品种才可通过竞卖以外的方式流通进入市场。竞卖方式主要是市场法人收集农产品到一定数量，在公示时间内向批发商竞卖。韩国农产品以竞卖方式、公正交易和适宜的价格定位，保护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
综合多元的商贸流通业协调机制
（一）美国的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在美国的商业管理中功不可没，行业协会的组织与协调对本行业的商业行为具有极强约束性，其工作是在政府的引导与监督下进行。美国行业协会通常规模巨大，如批发业的行业组织是“全国批发—分销协会”，由112家全国性批发行业协会和45个州、地方及地区行业协会组成，负责市场信息搜集、企业经营协调以及行业标准制定等。美国物流管理协会不仅促进物流业界的联络、合作与研究，还进行物流人才培训。协会的物流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研究成果集中于技术应用、供应链管理优化模型、物流各环节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及为企业设计物流方案等。
（二）德国的政府与商会合作
德国商贸流通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政府与商会密切合作，政府通过为数众多、覆盖面广的行业商会与企业密切联系。全德约有30万个协会和联合会等商会组织，以促进行业发展、满足企业需求为宗旨，在影响政府产业政策制定、开拓国际市场、协调劳资关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德最大的商会组织为德国工商大会和德国中小企业联合总会。政府委托商会完成任务并监督其行为合法性。这种权利分散的管理模式，适应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工作和现代化经济生活需要。作为全德最大的物流专业协会，德国物流协会积极协助政府进行物流规划、政策制定和协调管理，并通过不断扩大规模、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为促进德国物流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督导企业改革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和管理等物流环节，努力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实现绿色物流。
（三）韩国的农协
20世纪50年代，韩国政府依据当时国际合作社联盟两位专家的意见，结合韩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决定自上而下组建综合性全国农业合作组织。这种政府主导的农业合作组织很快在全国初具规模，与当时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韩国农协致力于支持教育事业，设立了农协教育院、农协环境农业教育院、爱农村指导者教育院、农协大学，形成功能齐全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了农民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促进了新技术推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农协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开拓也不遗余力：在农产品产地建立销售中心、低温贮存室、集散点和货仓等，保持产品新鲜度，提高产品附加值，保障农民利益；鼓励成员农户创造品牌农产品；从经济和技术上支持外销的农产品生产农户。
（四）中国台湾地区的行业自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