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1
关键词：土地经营权；继承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8016201
1问题的提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笔者试着梳理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发现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至今尚未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答案。例如1985年施行的《继承法》第4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该规定肯定了“承包收益”的继承权，但《继承法》并未将其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随后1993年颁布的《农业法》（2002年修订），涉及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执法监督与法律责任等方面，但仍然未能寻觅到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第31条、第32条、第55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未涉及继承。而2007年施行的《物权法》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专章规定，但其中同样也并未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此为我国立法的一大遗憾。
立法的缺失给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难题，学者的观点不一，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以笔者在中国法院网查到的案例来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被告程唯科与原告程晓飞系姐弟关系。由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时，原、被告及其父母共同生活。当时，父母家庭取得了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此后程唯科、程晓飞相继结婚并各自组建家庭。在原、被告所在农村第二轮家庭承包经营时，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将原、被告父母原先的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了重新划分，程晓飞家庭取得了1.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程唯科家庭取得了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原、被告父母则取得了1.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个家庭均取得了相应的承包经营权证书。而后原、被告父母将其承包的1.7亩土地流转给本村村民。在2012年原、被告的父母相继去世之后。该流转收益被程唯科占有。现在原告认为其对父母留下的土地享有继承权，要求被告将其所占有的收益交还给原告。因双方多次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原告遂提讼。针对该案件，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一种观点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原告可以按照比例分配自己父母留下的土地收益份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问题，法律亦未授予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权利。而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可以预见，将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将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法律难题。笔者试图探寻其中的解决之路。
2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合理性分析
2.1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是财产性的权利
我国《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即承包人对于其所承包地享有直接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的权利，具有直接的支配权，所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的特征，属于物权的范畴，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成为了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成为一种独立的物权，任何人都不得任意干涉承包人对其所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是一种财产权利。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当然可以成为继承的标的，换言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财产权属性是允许其继承的根本原因。
2.2我国立法并未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
如果翻阅下我国关于农村问题的诸多法律规定，必然能够找寻到相关的立法精神。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目的在于，“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土地管理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我国法律中并未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但是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似乎并未与我国的立法精神相悖。究其原因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权益，一旦期限届满，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消灭而土地仍归原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实很难演变为变相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也有利于农村土地制度稳定。允许土地承包权的继承有助于承包人明确承包收益预期，加大土地投入力度，稳定并提升土地生产能力。
2.3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符合《继承法》的规定
随着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成为农民可以实际支配的一项财产性权利。为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七）项为兜底条款，笔者以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权，理应归属到第七类财产之中。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公民个人合法的财产权，当然也就可以被继承人依法继承。
综上，笔者以为，我国应该在司法解释乃至将来的立法中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继承问题，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方式可采取共同继承、分别继承、个别继承、变价继承等，具体操作规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孟勤国.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70.
[2]刘信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2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法律保护立法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切身利益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与调整，其中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用补偿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义务内容。然而，这一变革对于农村妇女这个脆弱群体而言，要想让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难度较大。关键性原因在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不够完善，在操作层面上，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存在缺失。
一、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保护缺失现况分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农村妇女在权益受侵害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农村出嫁妇女流失承包土地
按照我国绝大部分农村习俗看，妇女在出嫁后自身的户籍将从娘家所在村庄迁移至婆家所在村庄。而农村的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以，嫁到外村的妇女在娘家的土地承包权，全部或部分被村委会收回，或者被父兄等亲人占有；而新嫁入的媳妇没有土地分，形成了“娘家土地带不走，婆家没有土地分”局面。从长期发展角度看，这部分农村妇女丧失的不仅仅是土地承包权，还失去了与土地权益相关的分红权、征用补偿权以及宅基地分配权等延伸权利。农村妇女出嫁对娘家的土地失去承包权，在婆家又不能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这种现象在沿海、土地价值较高的地区较为普遍。
（二）农村离婚妇女丢失承包土地
按照农村习惯，妇女一旦离婚，一般不会继续留在男方家生活，而属于自己的那份承包地因无法分割，根本带不走。若女方再婚，到了新居住地也分不到新的承包地。实际上，这部分农村妇女因离婚丧失了依赖于土地而生存的基本身份，由此使得妇女自身的日常生活与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在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律规范中增加对离婚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内容，尤为重要。
（三）农村丧偶妇女往往丧失承包土地
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农村丧偶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问题尤其严重。丧偶妇女既可能丧失自身的承包地，又可能丧失对其亡夫承包地继承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包括受到再婚等因素的影响，丧偶妇女往往会离开原居住地。她们家庭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往往会被单方终止，她们及亡夫的承包地就可能被强行回收。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对丧偶妇女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非法剥夺。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固定性与婚姻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农村妇女在现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模式下，其个人力量难以与集体及家庭力量对抗，也注定了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因婚姻流动的农村妇女始终属于弱势群体一方，为此，亟待法律上提供保护。
二、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缺失成因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开展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规定不够完善
目前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专门性规定。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做了些原则性规定，但其中仍然不够完善，诸多规定流于形式，难以执行。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3条第1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由于该条款没有匹配相应的法律责任，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实。此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和第15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组织基础之上的内部家庭承包模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才能作为家庭承包方的基本单位，但对于农村妇女是否能够直接作为家庭承包方责任人或共有人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受这一立法缺失影响，农村妇女往往由于婚姻变动丧失了土地承包权，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二）配套规定在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对接不畅、可操作性差
在涉及到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当中，关于男女平等问题是特别引人注意，但这种规定仅仅体现在抽象层面上，在农村妇女如何维权方面缺乏有效的路径和手段，并且与相关司法解释对接不上，可操作性差。例如，《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模式下，农村妇女能否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适格主体，存在争议。当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时，只能寻求行政途径解决，而村委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又非行政机关，所以，往往告状无门。此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条第3款也有类似的规定，把因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的纠纷，排除在仲裁受案范围之外。所以，现行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配套规定过于原则性，或存在对接不畅，亟待改进。
（三）以民主程序议定的村规民约，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规定“村民大会过半数”，“村民代表会议过三分之二”的民主议事原则，且议定的事项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但多数人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往往侵害少数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当经过民主议定的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时，如何纠错，如何查处，法律依据不足，监督根本不能到位。
三、农村土地流转中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措施与建议
在农村土地实施流转改革过程中要想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其关键在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立法上保障农村妇女在土地流转下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同时，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惩处。具体有以下几点措施与建议：
（一）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立法完善
《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于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土地承包权及相关权益的平等性做出了规定，但对于农村妇女在出现结婚、离婚或者丧偶等情况下，如何通过对法律工具的应用，保障自身土地承包权及延伸权利不受侵害并未做出明确的阐述。作为一部对妇女权益专门性保护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细化其中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规定，以便增强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1）补充完善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款的实操性，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农村妇女在现实生活环境下最切实的问题；（2）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配上法律责任，加大对违规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确保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
（二）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立法完善
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需要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以内部家庭为承包方的法律规范中，需要将农村妇女作为独立主体纳入保护范畴。虽然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仍然以“户”为单位，但是，应当明确规定农村妇女是家庭承包的共有人，按份共有；（2）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9条涉及的土地承包流程规范中，应当将农村妇女占商议土地承包总人数的比例进行合理的规制，以便在土地承包商议中让女性平等地参与，并享有相应的表决权；（3）在履行土地承包流程中，诸如在承包、转让合同等文件上不仅仅需要承包方当事人即户主签字，同时，还必须承包方当事人的配偶签字；（4）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对于全家迁入市区的农户，可对其享有的土地承包权进行回收。基于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特别考虑，建议修改为：在娘家迁入城市，对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出嫁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予以保留，农村集体组织不得收回等内容。
（三）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层面进行完善与规范
为了确保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在土地流转中不受侵害，需要各方参与人加快对于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建立与完善。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问题：（1）重视对农村妇女脆弱群体土地权益的保护，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规范：特别是对农村出嫁、丧偶、离婚的妇女在承包地进行转包、出租、转让以及股份合作等过程中，确保土地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还要保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村妇女的生活水平不会低于流转前的生活水平。（2）对农村妇女承包土地流转前，一方面，需要对承包户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进行确认；另一方面，需要对流转户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在承包经营状态下享有的份额以及财产权利进行确认。意在防止农村妇女自身享有的土地权益在土地流转中受到损害，甚至丧失。（3）对村规民约进行规制。县、乡两级人大和政府应当对现有已经存在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村规民约进行清理，废止不合法的土政策。对今后以民主议定通过的村规民约，应进行提前指导，事中监督，事后报备。对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县、乡两级政府应当及时予以查处，纠正。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公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对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所享有的承包经营的权利。它是自农村经济改革以后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产生的一项权利。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经营制度，鉴于多年来我国民事立法单纯依靠债权制度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对承包经营权人提供充分的补救，因而我国在现行的物权立法中确认和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对于稳定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分析学界曾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应然的物权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主张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制成为规范的物权，从而保护农民的利益，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的排他性与绝对性。
（2）实然的债权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承包合同为基础构建的，属债权性质，理由是有：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连带于联产承包，发包方对承包经营权的标的物——土地握有相当大的支配权，承包人若达不到“承包指标”就要承担违约责任，甚至被发包方收回土地承包权。其次，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条件看，承包人不能自主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经发包方同意，这种转让方式完全是普通债权的转让方式。再次，联产承包合同关系是发包方与承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在土地转包关系中，转包人取得的权利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该权利性质为物权，显然违背一般物权法原理。总之“联产承包合同，属于债权关系，基于联产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农地使用权（即目前的土地承包经营），属于债权性质”[1]（3）物权改造无用说，“用物权、债权等纯粹大陆民法的概念和分类来分析这一纯粹中国土生土长的制度就必然会发生混乱和不合标准的问题”。“农村土地使用权属于物权还是债权，从这一角度看并无很大差别。而且，现实中侵犯农地使用权的主要是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为政府对农地的不合理征用，村集体擅自解除承包合同等，而这些侵权问题并非简单地通过物权化就可以克服。即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造成物权，只要农村的法制环境得不到改善，农民的权益照样会受到侵害。唯一的区别是，原来农民被侵害的是债权，在农民被侵害的是物权”。[2]应然的物权说和实然的债权说，尽管它们观点相异，所切入的角度也不同，但是却殊途同归，两者都已经认识到了现实中承包经营权制度债权性质存在的不足，因此都主张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制成为规范的物权，从而保护农民的利益，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物权改造无用论虽然看到了目前我国法治环境下对承包经营权保护不周的根源所在，即“中国农村地权的问题的根子出在农民与政府力量对比的关系上。农民太弱小，政府太强大，农民既无法使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更无法在政府侵犯法律界定的权利时去捍卫权利”。[3]但是，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无任何积极意义，将会使司法对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失去应有法理基础。
我认为，利用物权制度独具的优势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制度改革，对于保护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调整农村土地利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有利于遏止发包方的非法干预，充分保护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发包方对承包权人的干预和侵犯，确保承包权人在土地承包关系中与发包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一个主要目标。其次，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有利于实现农村土地效益的最大化。依法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的效力，不仅保证承包经营权人自身拥有使用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还充分保障土地能够朝着最佳的使用方向合理流转，确保作为物的土地在流动中发挥其最佳的效益。与此同时，物权化中蕴涵的土地承包权期限法定化要求，使得承包经营权人具有了向土地中进行长期投入的动力，这不仅有助于土地地力的逐步改善，同时也有助于承包经营权人获得更大的土地收益。最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有利于土地所有者与承包权人双重利益的兼顾和平衡，达到双赢的效果。
目前，从已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民法（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主任顾昂然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还有《物权法建议稿》和《物权法》草案来分析，已经都将农村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来设计，用益物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其取得方式不仅和其他民事权利具有一定的共性，还记有它的个性。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定性之后，我们就来对这种新型的用益物权的设定进行分析，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其取得方式与其他民事权利有共性。民事权利的取得可以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前者是不以他人权利既存权利为前提而取得权利的情形，这种是权利的绝对发生，例如依先占而取得物的所有权。后者是有前手权利人取得既存权利的情形，属于权利的相对发生。其中继受取得又可以分为转移继受取得和创设继受取得，前手权利原封不动地归属后手的继受取得，是转移型继受取得，例如继承和买卖；与此不同，变更前手权利内容而取得新权利的，则是创设型继受取得，例如从所有权中取得抵押权或者典权。在这里我谈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继受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继受取得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来设定，是对所有权权能中的使用、收益权能进行支配，是对土地的使用价值的利用。
现行的《农村承包经营法》第二章的第三节承包期限和承包合同中规定第22条规定：“承包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章其他承包方式中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从以上条文分析可知，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承包方式和其他承包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不同的规定，对于家庭承包方式采取的是合同生效时即产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仅仅作为一种确认方式，不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设立上未采取登记要件主义或登记对抗主义，而采债权意思主义。登记与否，不影响这种新型用益物权的设立，登记不是这种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而对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四荒”则没有这样设置，只是规定了登记了取得证书之后就可以进行流转了，并没有这里登记的效力如何。而这次《物权法》草案审议稿仍然沿用了这种规定，只是更加明确的规定了对于其他方式承包“四荒”土地中登记的效力，将没有登记的其他方式的承包经营权规定为一种债权性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新型的用益物权的设立和变动而言，采取了多元化的立法体制。因此，在不同的体制之下，登记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应做具体地分析。
关于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性取得中的地位，学者的看法很多，也认为这对于农村土地这个特殊的物来说的确是以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者的意见如下：1、债权意思主义，此说认为不以登记为要件，只需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债权合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即可取得物权变动的效果，不需要当事人另外进行登记，但是仍然要求登记，但是这种登记是行政机关的一种义务性质的行政行为，将其作为对已经成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认，具有公法性质的干预行为，而不是私法上的公示行为。
2、登记成立要件主义，此说认为将登记作为成立要件，在《物权法》建议稿中学者都有提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承包合同方式设定，当事人应当办理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登记之日成立。”由此可知，是将登记作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立要件，没有经过登记则只发生债权效力，依合同的效力进行处理，只有经过了登记才发生相应得物权变动。
债权意思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之所以采取这种法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为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土地权利，减轻批准、登记可能给农民带来的负担”。[4]；二是“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成员权有密切联系，公众可以通过对某人的成员资格的了解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是否享有承包土地的物权，这就极大的减少了承包经营权公示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没有登记的必要”。[5]；三是“中国传统上就是将‘地契’作为土地权利的凭证，用承包合同作为承包权的凭证，农民也易于接受”，“如果改为登记，就要在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土地管理局增加机构、人员，不符合精兵简政的原则，且导致登记机构乱收费的可能”。[6]而登记成立要件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物权的设立不仅需要债权合意，还需要一定的公示方式，债权合意识依法律行为变动的基础，而公示方式是完成物权设定和转移的过程，若没有完成公示行为则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
我认为，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新型的用益物权的创设继受取得，应该采取了多元化的立法体制。由于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土地的最初承包人主要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对于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承包方式由农业经营者进行承包的，因此对农村土地的创设性继受取得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法律的设定上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法律制度。即采取二元的取得制度，以取得方式的不同对用益物权的设定的设计也不同。一种是家庭承包方式，这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与成员权有密切的关系，公众可以通过对某人的成员资格了解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是否具有对承包土地的权利，这个就极大地减少了承包经营权公示的重要性，我国人多地广，农村人口多，通过承包合同的方式设定的数量相当的庞大，实习登记操作起来很困难，而且我国现行的行政部门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进行确权，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减少了纠纷的发生。因此对于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必要进行登记才取得权利，应该取债权意思主义。二是其他的承包方式，由于其他承包方式所涉及的自然资源是由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配置的，社会保障的功能较弱，主体范围更广，设定的方式更加灵活，当事人的自主性更强，采取登记要件主义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当事人愿意取得物权的效力，则应当经过登记进行公示，否则仅仅通过合同设定的承包经营权仅具有债权的性质，只通过合同法进行调整。
当然，不管采取上述哪种方式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我们都要很好的区分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就承包经营合同而言，虽然它能产生物权，但合同并不是设立物权的唯一依据，一方面，承包经营合同能够导致物权的设立，首先是因为物权法确认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从而实现了物权法定，并为承包经营合同的订立产生物权提供了立法依据；另一方面，承包经营合同是作为债权合向而存在的，因承包合同发生纠纷要适用合同法关系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违约责任等规定，在这—点上，承包经营合同与其他合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由于物权法对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物权，这就决定了这种承包经营关系也要受到物权法的调整，这仍然不能改变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7]三、对《物权法》草案第129条的评析《物权法》草案第129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性继受取得。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山、荒丘、荒沟、荒滩等农村土地，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8]首先，在这个条文里面没有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的要求，我们知道不动产物权的设定合同应该是属于要式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其次，第三款只是提到了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而没有明确的指出这种登记的效力如何，不登记的法律效力如何。这样会使得法律在适用的时候产生不明确的指引，不能够使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参见《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
[2][3]参见宋红松《农地承包制的变迁与创新》
[4]参见王宗非主编《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与适用》第65页
[5]参见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第462页
[6]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关于中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的具体修改意见》。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4
内容提要:农村土地归农民成员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人有权决定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和得到所有权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流通性，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可以入股、抵押。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也应具有流通性，农民住房可以转让也可以抵押，宅基地使用权可以随同农民住房流通。
农村土地权利是农民对农村土地享有的权利。正确认识和界定农村土地权利的性质，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和基础。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权利行使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农村土地所有权为何种性质？在《物权法》通过前，对此曾有不同的观点。如何构建农村土地所有权也就成为学界争论的问题。有的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主体虚位，有的甚至认为应将土地所有权确认为农民个人所有，以解决农村土地“无主”现象。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宪法》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农村土地权属变动的历史原因，使我们无法或者说不能确认现有土地应归哪一具体的个人所有，否则，不仅会造成今后的土地利用问题，而且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笔者认为，非属国家所有的土地应当归村落居民集体所有。《物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这一规定明确了集体所有的土地归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所有。但对此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有的认为，成员集体所有应为集体成员共有；有的认为应为总有。笔者不同意成员共有的观点。这种集体成员集体共有，是由具有本村落的村民或居民身份的人共同享有的，并非每一成员按一定的份额享有，也并非每一成员退出时可以要求分出自己的应得份额，因此，这种所有的性质应为“总有”或者称为“合有”。有学者认为，“合有，也称为公共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基于某种共同关系的存在共有一物，他们不分份额平等地享有权利，对共有物之处分以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决定。”“总有，是指多数人所结合之一种共同体，亦即所谓实在的综合人之有。”[1]尽管境外也多有学者将共同共有定义为合有，但我国法上是将共有区分为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也就是将共同共有作为共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将共有仅限于分别共有或按份共有，因此，与其将“合有”作共同共有解释，不如将其作与“总有”含义相同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农民成员集体所有属于合有即总有。合有与共有的根本区别在于合有人构成一个团体，每个成员不能要求对合有的财产分割，只是在享有所有权人的权益上应与共同共有相同，即每个人都可享有所有的财产的收益。“共有人不仅可以直接占有共有财产，而且有权请求分割共有财产。集体财产尽管为其成员所有，但其属于集体所有，集体财产与其成员是可以分离的，尤其是任何成员都无权请求分割集体财产。”[2]
农村土地由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明确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为成员集体，即由集体的全体成员共同享有所有权，这并不会导致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如果说现实中存在农村集体成员得不到土地所有权权益的现象，不是由于集体的土地归成员集体所有造成的，而是因其他制度或者说是因为对农村集体所有权保护不力和经济民主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正因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是不同于“共有”的由成员集体共同享有所有权，因此，《物权法》第59条第2款规定了应当依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事项，第60条规定了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既然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成员集体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所有权人的权益就应由所有权人享有，而不应由其他人享有。这是由所有权人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所有权人不能享有所有权权益，那么这种“所有权”也就不是真正的所有权。《物权法》确认了农民成员集体对其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明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益归该集体成员集体享有。因此，我们在任何制度的设计上，都应保障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益真正归集体的成员享有，应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还给农民，而不是限制其取得所有权利益。这应当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当然，现代社会，随着所有权的社会化，任何所有权也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也不例外。但是这种限制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而不能以剥夺所有权人应享有的权益为代价。我国《物权法》第42、43、44条等是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限制的规定，这些限制也足以实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性。
(二)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行使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由集体成员集体享有的，但在所有权行使中也须维护集体成员的利益，对于一些重大事项应由集体成员集体决定。《物权法》第59条第2款规定在权利行使上应当经本集体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决定。这体现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上的特点。在农村土地所有权行使上，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农村土地如何经营？《物权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这一规定是强制性的还是任意性的规定？有的认为，是强制性的，按照这一规定，凡农业用地，都须实行承包经营。有的认为，不是强制性的，而仅是强调依法实行承包经营，不是私有化。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物权法》第124条更重要的是强调实行承包经营不会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而不是强调农村土地都要实行承包经营。农村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是国家在农村的重要政策。但只是一项指导性的政策，不能也不应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实行承包经营时承包人的权利是为了保护承包人的利益，维护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但不是要求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土地都必须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因为对于农业用地实行承包经营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用益物权，属于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如何经营土地，这是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应由所有权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自行决定。在其所有的土地上是否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以其他方式行使所有权，都应由所有权人即成员集体决定，而不应由法律强制规定。
第二，农村土地所有权可否转让？通说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不能流通，不可转让。但这并无法律上的合理根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为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又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农村土地所有权应当具有可让与性。从法理上说，凡是禁止流通的财产，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凡法律未明确禁止流通的财产就具有流通性。从现行法的规定看，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可转让。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这里的“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并没有仅限定为集体所有改变为国有，应包括某一集体所有的土地改变为归另一集体所有。如果不承认农村土地的流通性，农村土地资源的财产性就得不到体现，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优化配置，而现实中也存在农村土地流通现象。因此，应当承认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可让与性。当然，为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让，应限定为受让人只能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人不能取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第三，在农村土地上可否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用于住宅等建设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包括乡镇企业用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因为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法律已有规定。对此，通行的观点是持否定说，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只能在国家土地上设立，而不能在集体土地上设立。但这种观点在《物权法》施行后，需要重新审视。《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一规定既是对所有权的限制，也意味着今后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不能再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而后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需要土地的使用人。然而，非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用地(例如，住宅建设和其他商业性用地)，不会因《物权法》的实施而终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建设用地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么，今后是否会发生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呢？
这里首先有一个界定城市范围问题。有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只要成为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土地就当然归国家所有，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无论是商业性用地还是其他用地，都只能在国有土地上设立而不能在集体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物权法》第47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1)城市市区的土地；(2)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被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3)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4)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6)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上述规定，只要划为城市市区，土地就归国家所有，在城市建设中不会发生需要利用集体土地的情形。但该条例的规定未必妥当，特别是第(5)项显然仍是建立在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的。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再区分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而仅仅因为城市的扩张，就将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当然地转为国有土地，这种对集体所有权的剥夺并没有充分必要的理由。因此，某一土地是否归农民集体所有至少应依《物权法》实施之日的确权为准。如果说在《物权法》生效前形成的“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已经为国家所有；在此以后形成的“城中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当然地就转为国有，否则农民成员集体所有权人的权益保护也就成为空话。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因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成为国有土地，在城市建设中如非因公共利益而需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建设时，用地人如何取得土地使用权呢？《物权法》第151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现行《土地管理法》第20条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占有土地的，要按照规定办理土地征收。这显然与《物权法》规定的征收条件不一致。因此，在《物权法》实施后，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应予以修改。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的出路就是允许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其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是将建设用地使用权仅仅限于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设定的用益物权。在农民集体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国有土地建设使用权的设立方式，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用地人，但由农民成员集体即土地所有权人取得出让使用权所得的收益。例如，有的地方采取将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也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出让费是由农民成员集体取得，而不是由国家取得。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需要用于开发建设时，也可以由农民成员集体即所有权人自己进行开发建设。由此而产生的土地利益应由农民成员集体取得，做到真正还权给农民、还利给农民。
有人担心，许可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会使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会导致突破国家规定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会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承认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自己开发经营其土地，在其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并不等于说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任意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物权法》第43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这一任务主要是由规划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承担的，而不是通过不许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完成的。只要根据规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需要转为建设用地并经批准转为建设用地，又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就应当也只能由土地所有权人在该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来经营该土地。
这里涉及一个热门话题，即“小产权”房问题。何为小产权房？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情形。之所以称为“小产权”房，根本原因在于其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是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是农民集体自己或委托他人开发的，而不是由房地产商从国家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开发的。对于小产权房，各地采取不同的禁止政策，有的甚至规定买卖小产权房的所得属于违法所得，要予以没收。然而，小产权房的建设和交易禁而不止。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应是区分小产权房的建设是否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是否办理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依不同情形作不同的处理。“小产权”房大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没有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未办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擅自在以出租或者承包经营等形式取得使用权的农业用地上建设的房屋。这种房屋属于违法、违章建筑，根本就不能有产权，应不属于小产权房。对于这类房屋如果不符合规划和土地用途，应当坚决予以查处，责令其拆除，恢复土地原状。另一种情形是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办理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手续，其建设符合规划要求，但其建设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是国有土地。这种小产权房是有产权的，之所以称为小产权是因为该房屋的建设没有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这种小产权房，不应当限制其交易。如果认为只有在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的房屋才有“大产权”，才可以交易，这显然是沿续了国家垄断全部土地的一级市场的以往做法和思维方式。因此，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应当，赋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依法定程序将其土地自行进入一级市场，在其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当然，农村土地所有权人行使这一权利应当遵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办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如果一概不承认小产权房，一定要将其占用的土地征收后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则违反物权法关于征收的规定，因为这种用地很难说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
《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中以专章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是农业生产经营者享有的一项重要的物权。如果说在此以前，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还是债权理论上还有不同的观点，那么《物权法》的这一规定已从法律上对此争论作出了结论。用益物权制度是有效利用财产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法律形式，用益物权是权利人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权。《物权法》第12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这是对于用益物权行使原则的规定。用益物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只要法律没有禁止，也就应具有流通性。因此，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当具有流通性。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物权法》第128条和第133条分别作了规定，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可见，《物权法》对以公开协商或者竞争方式承包荒地等赋予完全的流通性，但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并未明确规定。因此，对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入股、抵押等形式流通，理论上就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大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该决定作为中央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没有区分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完全可以流通。自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地方进行了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探索。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的前提，是从法律上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流通性。不论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都可以流通，不仅可以出租、转包、互换、转让，也可以入股、抵押，还可以继承。只有如此，才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成为农民的重要财产权，才能实现土地的价值。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还有以下几点理由值得重视。
第一，只有允许流通，才能使其成为财产，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应当看到，就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收益而言，仅依靠承包的土地经营，农民是不可能走上富裕道路的，可以说仅依靠承包经营土地只能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现在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是依靠土地收益，而是其他收入。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通，一方面使农民可以取得承包地的一定收益，如租金、转让费、股金等，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其从其他职业中得到收入。如在山东滕州，农村的许多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留在家里只有老人、妇女等，种地十分困难，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些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出去，转让的收益一年为每亩700-800元，再加上外出打工所得，就可以取得双份收入，远比自己种地合算。
第二，只有允许流通，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实行规模化经营。而实行规模化经营，需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为前提。没有流通，也就不能将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经营。而只有在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通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规模化经营，维护农民的利益。如滕州西岗镇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引导农民规范、有序、合理流转土地，形成了“大棚蔬菜，肉牛养殖，莲藕种植”等多处种养殖基地，快速推进了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业要实现规模化、产业化，重要的途径是成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条件是入社农民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如果不承认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又怎么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呢？
第三，只有允许流通，才能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关于承包经营权可否继承，现行的《继承法》不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为遗产，《农村土地承包法》也仅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人死亡的，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这一规定也未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这与不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有直接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应当可以继承。承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也应当可以继承。欠缺继承性的财产权就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不完整的财产权，也是难以顺利流转的。因此，应当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以继承。
第四，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能为农民融资提供有效条件。农民贷款难，这是不争的现实，出台其很原因很重要之一条是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有的地方为解决这一难题，积极探索以农村土地流转解决抵押担保难的办法，允许农民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等抵押。如山东省寿光市当地政府于2009年3月出台了《寿光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暂行办法》、《寿光市农村住房抵押借款暂行办法》、《寿光市大棚抵押借款暂行办法》，为寿光农村土地流转贷款制定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当地的金融机构制定了实际的贷款操作规程，开展了试点，取得良好的效果。
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应当解决以下两个误区。一是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会不会出现新的地主？有的认为，如果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通，就会使有钱的人将土地集中，从而成为新的地主。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用益物权。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将土地集中经营，经营者也仅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能取得所有权。这种流通的结果只能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出现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业或专业的种地大户，而不能出现新地主，经营人不能通过其占用的土地剥削其他农民。2、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不是一定要将土地集中到个人手里经营。例如，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是集体组织又怎么会成为地主呢？二是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有的认为，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通，会导致大量无地农民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担心也是一种误解。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实行自愿有偿原则。是否流通以何种方式流通，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最佳选择。如果农民认为自己经营是合算的，就不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如果他认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合算的，他就会决定流转。相反，不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性，恰恰会使农民失去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能得到的利益。2、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不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因此，即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不再直接经营土地的农民也并不会失去生活保障，而是在取得部分土地收益的同时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取得收入。
三、关于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民房屋的流通性
《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中以专章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因此，对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也必须从用益物权的属性上加以认识。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权，也应当是可以流通的。
《物权法》第153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并未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流通，《土地管理法》第62条中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有人认为，据此宅基地使用权是不能转让的。但如有人指出，这“并不是一个否定宅基地使用权买卖效力的禁止性规定”，“主要是防止因村民重复申请新的宅基地造成耕地的流失。在宅基地的流转不危及这一目的时，还是持有条件的允许的态度。”[3]因此，以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而否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理由并不足信。否定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流通性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笔者认为这一理由也是站不住的。首先，财产的取得是否有偿与该财产是否具有流通性无关。如果说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不应让宅基地使用权人取得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所得到的全部收益，则可以通过在宅基地使用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合理分配收益的办法解决，而不是以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办法处理，因为禁止流转只能使其价值无法实现，并不能达到保护所有权人利益的目的。其次，就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而言，宅基地使用权也并非全部是无偿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至少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由宅基地所有权转变为使用权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私有房屋所有权人同时也是其房屋占用的土地的所有权人。只是后来因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对其原有房屋的宅基地的权利才成为使用权。另一种是无偿取得的，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需要宅基地的，通过申请批准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再一种情形是有偿取得的。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农民通过拍卖、申请等方式支付一定代价后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宅基地使用权情形有很大差异，仅以宅基地使用权为无偿取得而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流通性，其根据与事实情形不符。
有一种观点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由于农民的房屋是以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的，转让房屋也就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所以，农民的房屋也不得转让。这是不合适的，不利于保护农村居民的财产。因为，农村居民的私有房屋是其最重要的财产之一，不允许流通也就难以实现价值。在物权法草案中曾规定，允许农民经集体同意将合法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笔者曾表示这等于不许可转让。因为即使经集体同意，一方面符合条件的农户也宁愿申请一块宅基地盖新房，也不会买一处旧房来翻旧换新；另一方面即使农户愿意购买，也会因其出价极低，房屋所有权人也不会卖而无法成交，这也正是农村中大量闲置旧房宅基地的原因。如此以来，不仅农民合法建造的房屋不能保值升值，而且村中的已有的宅基地也不会得到合理的利用，难以达到节约土地资源的目的。因此，农村居民有权将合法建造的房屋转让，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也一并转让。
《物权法》第184条第2款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有人由此得出农民房屋也不得抵押的结论。这一理解是不妥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只是不能单独抵押，并不是说农民的房屋也不能抵押。《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规定，农民的住房是可以抵押的。不过，房屋抵押的，宅基地使用权也一并抵押。有学者指出，“宅基地单独抵押与宅基地随同房屋一并抵押是有区别的。从我国现行法来看，法律并没有对农民房屋的转让作出太多限制，也没有禁止农民以其房屋设立抵押。其主要原因在于:房屋是广大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如果禁止以其房屋抵押，则房屋的交换价值难以发挥，农民自然不能以房屋作抵押获得融资。在农民融资渠道本来就有限的情形下，如果法律禁止以房屋抵押获得融资，将会影响农民经济活动的进行，也会妨碍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4]这种观点颇值赞同。一些学者认为，禁止农民住房抵押，是为了保护农民居住的权利，防止抵押权实现时导致房屋抵押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应当说，种担忧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许可农民以其房屋抵押，农民又何以能够融资呢？何况城镇居民就不会出现因抵押房屋的抵押权实现而无处可居吗？其实，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以其房屋抵押的，都存在可能会失去住房的风险。但当事人在设定抵押权时是会考虑风险、权衡利弊的，银行也并非凡以房屋抵押贷款的就一定接受。解决居住问题，也不是只有保留房屋所有权这一途径。在现实中，是有一些措施可以避免这些风险的。例如，《寿光市农村住房抵押借款暂行办法》对申请农村住房借款的条件做出提高:(1)借款人依照本办法设定抵押的房屋必须取得由房产管理部门颁发的房地产权属证书，即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借款人必须保证设定抵押的房屋在依法偿债后有适当的居住场所。以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导出农民房屋也不得抵押的结论，表面上看是从保护农民的利益，而实际上是限制农民的房屋所有权，是损害农民利益的。当然，这一问题也与在农村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一定关联。注释:
[1]韩松.集体所有权研究[C]∥.王利明.物权法专题研究(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470.
[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35-536.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5
关键词：法学；财产性收入；法律保护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原则性规定，其内涵丰富，富有新意，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目的是，扩大公民的经济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减少贫富差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本文从法学视角解读财产性收入的含义，并按照相应的法律制度对财产性收入予以保护，这有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原则得以贯彻实施。
一、法学视角的财产性收入
经济学上的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这样的表述，揭示了财产性收入的主要特征，即：财产性收入是基于动产和不动产的利用而产生的收入。但是，没能揭示财产性收入分别源于何种收益关系，也就无法明确适用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护。
法学上的财产性收入，是指财产所有者通过投资、借贷、租赁和行使用益物权的行为所产生的经济上收入。具体地说，它是指财产所有者将自己的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或者以货币作为本金进行借贷，或者将实物、不动产借给他人使用、经营而产生经济上的收益。具体划分，法学上的财产性收入包括了四种收益关系：一是投资收益关系；二是借贷收益关系；三是租赁收益关系；四是行使用益物权收益关系。从法学视角分析财产性收入，就是要厘清财产性收入的收益关系，进而适用相应的法律制度对财产性收入予以法律上的保护。
(一)投资收益关系
它是指公民以出资的方式创办公司或企业，以及认购股票进行投资而形成的收益关系。投资收益关系的法律特征是，公民将其所有拥有的财产投资于公司或企业，即将财产所有权转让给公司或企业，为此享有股权并取得收益。根据《公司法》规定，公民投资于公司的财产包括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和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具体地说，公民必须将财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公司，其投资关系才成立，投资收益才被法律保护。《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投资收益是公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已经登记成立的公司多达200万家。相当一些公民是通过创办公司或企业来实现财产性收入。同时，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据资料表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2007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居民的储蓄收入属于财产性收入，但不属于投资收益关系的收入。公民买卖股票的收入属于投资收益关系的收入。因为，公民认购某公司股票就成为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股权的收益；出售公司股票，属于股权转让行为，所获得的收益是股权转让的收益，属于财产性收入。如前所述，在我国已有大量的投资者在沪深两市开户投资股票。这些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认购股票依法取得股票差价的收入和取得包括股息、红利、送配新股、增发新股等收益，是投资收益，属于财产性收入。
在分析投资收益关系时，应当将工资收入部分剔除。工资收入属于劳动性收入，不属于财产性收入。按我国统计理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例较小，占比大约在2％左右。可见，工资收入属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属于财产性收入。在投资活动中，创办公司的投资者，除了享有股权收益外，还可能享有工资性收入。创办公司的投资者多为该公司的经营者，肩负着确保公司财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他们除了依法享有股份收益外，因为还参与公司、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付出了劳动，所以享有工资性收入。这些工资性收入属于劳动性收入，不属于财产性
收入。
(二)借贷收益关系
借贷关系是指财产所有者将其所有的货币出借给他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借贷收益关系与前述的投资收益关系是不同的。投资收益的公民必须将其财产所有权转让给公司而形成投资关系，并通过享有股权来获取收益。而借贷收益关系的投资者只是将其财产的使用权转让给公司、企业或他人而形成借贷收益关系，并通过享有债权来获取收益。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实现收益的方式不同。
债权收益是一种约定收益，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事先约好的利息作为收益。当公民将货币借贷给公司或企业，不论公司或企业经营业绩如何，其约定的利息是不变的。因此，债权收益具有收入低，但风险小的特征。譬如，公民认购公司债券的收益是债权收益，就是按事先约定的利息取得收益。
股权收益是一种不确定的收益，股东根据公司业绩的好坏获取收益。公司业绩好，股东收益就高，业绩不好股东收益低，甚至没有收益。因此，股权收益具有收入高，但风险大的特点。例如，将货币作为出资办公司，就不能按约定取得收益，只能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取得收益。
在法学上，借贷收益关系主要包括认购买政府债券的收益、购买金融债券的收益、购买公司债券的收益、购买基金的收益，或者将货币借给他人或将货币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收益，等等。就一般公民而言，其中主要收入是购买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基金和将货币借给他人、将货币存入银行获取利息的收益。
政府债券是政府财政部门为筹集资金，以政府名义发行的、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主要包括国库券和公债两大类。在我国，政府债券分为二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债券。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根据债券发行的年限以及银行利息的不同而不相同，以2000年政府发行债券为例，2000年政府第一期债券的收益率分别为：2.55％、2.89％和3.14％。
公司债券是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相对而言，公司债券的收益率要比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高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公民购买公司债券。否则公民宁可购买政府债券，因为政府债券是以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其安全性要比公司债券高。
基金，通常也称为证券投资基金，是基金公司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交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管理人运用该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买卖获取投资收益。简单地说，投资者认购基金，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货币借给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进行股票或债
券投资。投资者认购基金形成的收益属于债权收益。目前，公民投资于基金的人越来越多，所获得的收益也不少。据资料反映，到2007年10月初，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
货币借给他人的收益，是指公民将自己的资金借给他人使用，按照约定获取利息的行为。货币存入银行的收益，是指公民将自己拥有的货币存放在银行，银行依照法定的利息支付给储户而产生的收益。这两种收益的性质也属于债权收益，是公民经常性的财产性收入。
(三)租赁收益关系
租赁关系是指财产所有者将其所有的实物或不动产的使用权，出借给他人使用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租赁收益关系与借贷收益关系都是债权债务关系，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租赁收益关系是基于实物、不动产的出租形成的收益关系。而借贷收益关系是基于货币借贷形成的收益关系。租赁收益关系主要包括了有偿出借、租赁、融资租赁等形成的收益关系。
有偿出借是指公民将实物借给他人使用并按约定收取费用的行为。有偿出借的特征是临时借用，借用时间比较短。在日常生活中，有偿出借而产生的收益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是因为租赁关系产生的收益。
租赁关系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租赁关系的法律特征是转移租赁物的使用权，不转让其所有权。租赁关系终止时，承租人必须返还租赁物。在日常生活中，公民依据租赁关系取得收益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房屋、店面、厂房、办公场所等出租都属于租赁关系形成的收益。目前，我国公民拥有自己名下的房产是拥有了不动产。不动产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体现在租赁关系的收入上。
融资租赁关系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其特征是，出租人的收益，不仅包括出租物的收益，还包括了为承租人购买出租物的贷款利息的收益。因此，融资租赁是集借贷、租赁、买卖于一体，是将融资与融物结合在一起的交易方式。融资租赁需要比较
多的资金，多为公司或企业名义实施，一般公民不开展融资租赁活动。
(四)用益物权收益关系
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他物权。用益物权收益关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让渡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给他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我国物权法中，用益物权形成的收益关系主要包括在一定范围内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方式获取收益。其中，与公民财产性收入有关的用益物权的收益，是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出让地役权产生的收益。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主体是国家或集体，不属于公民个人，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人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或者其他生产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取得收益：一是土地承包人使用土地经营权所产生的收益；二是土地承包人转让土地经营权取得的收益。
地役权是指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利而使用，以提高自己不动产效益的权利。地役权的成立必须有两块土地存在为前提。其中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使用的土地使用人是需役地人；提供土地给他人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人是供役地人。地役权的收益是指供役地人从需役地人那里取得的约定的收入。
二、财产性收入的法律保护
综上所述，法学视角下的财产性收入，可以分为投资收益关系、借贷收益关系、租赁收益关系和用益物权收益关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这四种收益关系，可以通过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以及商法、民法、物权法的具体规定加以保护。
(一)宪法的原则性保护
宪法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是原则性规定。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指公民通过合法劳动或其他方式获得并占有一定财产的权利。其中，以其他方式获得并占有一定财产权利就属于财产性收入，例如，非劳动的薪金、租金、储蓄、债券、股票、原材料、牲畜等方面的收入都属于其他方式获得并占有一定财产权利。这些财产权利就属于是财产性收入。可见，我国宪法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面相当广泛，包括投资收益、租赁收益、借贷收益和用益物权收益，都受宪法保护。由于宪法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是原则性保护，对财产性收入的具体保护是由各个部门法的具体规定。
(二)部门法的具体保护
与上述四种收益关系有关的部门法包括商法、民法和物权法。因此，财产性收入的具体的法律保护，主要是通过商法、民法和物权法加以保护。
1、商法的保护。商法主要是对投资收益的保护，包括出资创办公司的投资收益、认购股票的投资收益、认购公司债券和认购基金产生的收益进行保护。其中分别适用《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1)公司法的保护。公司法主要是对设立公司的出资人和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予以保护。例如，《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第138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第75条规定，当股东投资收益不能得到及时兑现时，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回其股份。即：“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该股东会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2)证券法的保护。证券法主要是通过规范证券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确保投资者依法取得财产性收入。例如，《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第5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证券法》还具体规定了什么是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并对实施这些行为人设定了处罚条款。这些规定为股票和其他证券投资者提供了良好交易秩序，有利于投资者通过合法的证券交易行为获取财产性收入。同时，《证券法》认购公司债券收益的保护，体现在规定了发行公司债券主体必须具有支付利息能力，防止债券发行人利用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侵犯公民合法的收入。例如，《证券法》第16条规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其中包括：要求公司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债券的利率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等条件。(3)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保护。证
券投资基金法主要是通过保护基金持有者的权利实现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例如，《证券投资基金法》第70条第l款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分享基金财产收益、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等。同时，《证券投资基金法》还对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作了禁止性规定，防止他们滥用权利侵犯基金持有人的权益。该法第15条规定，因犯有贪污贿赂、渎职、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的人员、个人所负债务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人员、因违法行为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及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
此外，认购公司债券的法律保护，还可以适用企业债券管理办法，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保护，可以适用国库券管理办法等，对公民的财产性收入予以保护。例如，为保障债券持有人能够获取相应的收益率，企业债券管理办法要求在确定公司债券利率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包括：①现行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现行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是公司债券利率的下限。②国家关于债券利率的规定。企业债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利率的40％。这是企业债券利率的上限。③发行债券公司的承受能力。④发行公司的信用级别。社会知名度高，信用较好，则可相应降低利率，反之，则相应提高利率。⑤其他券种利率、债券市场行情、国家金融政策等。
2、民法的保护。民法主要是通过合同法的规定对借贷与租赁收益关系产生的收益关系进行保护。例如，为了规范借贷关系，《合同法》第200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利用其优势地位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按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对自然人之间的有偿借款，其利率不利高于法定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款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款的利率可以适应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并不允许复利。
租赁收入是公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护租赁关系，《合同法》对租赁合同作出了具体规定。例如，在保护出租人权利方面，《合同法》第226条规定，承租人应当履行支付租金、按照约定方法使用租赁物，并且要妥善保管租赁物，不得擅自改变或增加其他物。在融资租赁方面，《合同法》第248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根据约定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应当妥善保管和使用租赁物并担负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依约定支付租金，并于租赁届满时返还租赁物。同时，合同法还规定，租赁物必须为法律允许流通的动产或不动产；租赁期限为6个月以下的，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租赁期限为6个月以上的，应当采取书面合同形式等内容。
3、物权法的保护。物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对用益物权收益关系予以保护。由于用益物权收益属于特殊收益关系，所以专门予以介绍。新颁布的《物权法》在明确物权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作用。(1)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保护公民财产性收入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物权法》坚持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原则，规定了给予公民的合法财产与国家、集体财产享有相同的法律保护。财产权平等保护原则，体现了“穷人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则古老而经典的私人所有权保护的精神。因此，除《物权法》了第66条关于“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的规定外，《物权法》以下几方面的规定，是关于保护财产性收入的规定：第一，对私人拥有财产权的予以确认。《物权法》第64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第二，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⑨第三，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其中，其他合法权益就是指公民财产性收入。(2)物权法的具体保护。我国关于用益物权的制度具体规定在物权法中。物权法对用益物权保护的具体规定，包括对承包人的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物权法》第125条规定，承包人占有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依法享有使用承包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依享有收取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的收益，并取得依约定数额向发包人支付收益后所余收益的所有权。同时，《物权法》第133条还规定，承包人对其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让，转让承包经营权的收益归承包人所有。《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承包土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等等。
总之，通过法学上的分析，可以将财产性收入分为投资收益、借贷收益、租赁收益和用益物权收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6
关键词：土地承包合同 违约 责任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承包农村土地，并交付一定收益的协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要包括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承包经营关系的事实和文件。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特征
1、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体具有特定性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村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一般是农村集体的成员，其中包括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包括其他村集体的成员，或者是本村与他村集体的成员的联合。在有些情况下，承包人也可以是非农村集体的成员。
从承包人的组成看，包括个人家庭承包、合伙承包、集体承包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应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宜家庭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并应当签订承包合同。但是，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承包农村土地，本集体经济组织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
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客体的特殊性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客体是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载体。
3、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期限具有长期性
土地是一种可以永续利用的生产资料。经营者只有拥有长期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才有增加投入、用心养护、改善地力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土地生产力。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客体为农村土地，而农村土地的生产、开发周期都很长，故合同的期限一般也较长。短的几年，长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延长。”
4、承包人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承包人对承包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范围内的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第81条第3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沙滩、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的义务
1、发包方的义务
⑴、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承包方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方依法享有的一项独立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包括发包方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如此发包方还有义务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解除、变更土地承包合同。
⑵、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依法自主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实行家庭承包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克服了过去“吃大锅饭”、“大集体”的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发包方有义务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承包方依法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包方不得干涉。
⑶、依照承包合同约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
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作为发包方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和承包合同规定向承包方收取承包费。与此相对应，发包方也有义务依照承包合同的规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如向承包方提供机械耕作、排灌、植保、良种、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运销等方面的服务。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服务内容的差别，发包方也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这样做既为承包方提供了服务，又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
⑷、执行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利用的基本依据，发包方在发包土地、依法调整承包地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执行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得违反规划占用耕地或者开发利用其他土地资源。作为农业基础设施的乡村机耕道路、机井和灌溉排水等工程建设，通常涉及本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用，而且依靠个别承包户的力量又很难完成，必须由发包方统一组织进行。
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3条的规定，发包方在承包过程中不得违反规定预留机动地或者增加机动地的面积，预留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又如，按照《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三提五统”的收取和管理，应当接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监督；不得通过承包合同向承包方收取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费用等。
2、承包方的义务
⑴、维护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为此，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对耕地实行特种保护，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承包地是用于农业的土地，承包方必须维持承包地的农业用途，不得擅自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
⑵、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该项义务要求承包方在承包经营的过程中，应当保护承包地的土地生态及其环境的良好性能和质量。在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同时，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土地的质量和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盐渍化等，保护和提高地力。
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按照《土地承包法》第17条第3项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规定承包方承担其他义务。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给承包方设定新的义务。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违约责任
1、发包方的主要违约形式及责任
⑴、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承包方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第1项的规定，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这就是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基本内容。目前，在一些地方，不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
主权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发包方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建样板田、示范基地等，不顾承包农民的意愿，强迫他们种植某种作物；有的发包方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实行规模经营等，强迫承包方统一耕种某种作物；有的发包方假借统一管理等名目，强迫承包方购买指定或代销的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承包方如不同意，有的发包方即采取不正当手段强制推行，甚至砍毁承包方已经耕种的作物。当承包方按照发包方的强制要求耕种，产品出现卖难、减产等问题时，发包方又不予解决或者无力解决，给承包方造成损失。农民意见很大，有的还造成了社会问题。因此，本文特别强调，发包方要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推行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真正看到实惠，决不能非法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对上述违约行为，发包方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⑵、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
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认真履行，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和第27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发包方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当前，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思想和行政干预的手段指导农业生产，强制收回承包地。农民如不接受，发包方便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达到少数服从多数产生有关决议，强迫农民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放弃或者变更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发包方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也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4条的规定，发包方应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⑶、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条件下，以市场的方式配置农用地资源，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一个好办法。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是在尊重农民的意愿的基础上，由承包方自愿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承包方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时，除以转让方式流转须经发包方同意外，其他流转的方式，发包方一律无权干涉。但是，目前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发包方以结构调整和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借口，以各种手段强迫承包方将承包地进行流转，集中土地搞所谓“规模经营”和“产业化”。这些行为都是严重地侵害了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违法行为。
男女平等，是宪法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第30条又对妇女结婚、离婚、丧偶时处理承包地问题的原则作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剥夺、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也经常发生，其表现形式很多，有的是妇女出嫁时，不论何种情况一律收回其承包地，有的是在承包时不能做到男女平等，有的是非法剥夺妇女的继承权等。
对上述侵权行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4条的规定，发包方应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⑷、发包方未依合同约定交付承包标的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依合同约定的时间或条件将标的物交付给承包方经营使用，否则，即构成违约。如发包方逾期交付、拒绝交付等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26条规定：“承包合同转包后，因发包方的原因，致使转包合同不能履行，给转包后的承包方造成损失的，转包后的承包方起诉承包方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发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其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2、承包方的主要违约形式及责任
⑴、承包方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用于非农建设
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7条的规定，承包方又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经过有关人民政府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方未履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批准手续，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其行为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此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6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如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活动中出现上述行为，即是严重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⑵、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
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是指由于对土地的不合理耕作、掠夺式经营、建造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取土、采矿以及其他不合理使用土地的行为，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破坏耕作层等严重破坏耕种条件的情况，以一般的人力、物力难以恢复种植条件的损害。发包方一旦发现承包方有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情况的行为时，有权制止承包方的行为，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0条第2项规定：“承包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因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对承包经营的标的物进行破坏性或者掠夺性生产经营，发包方要求承包方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⑶、承包方没有依约定交纳承包费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有依合同约定交纳承包费的义务。承包方应当依承包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限、数额交纳承包费，不得无故逾期交纳、拒绝交纳或少交纳，否则，即构成违约。构成违约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因承包费或交纳承包费等方面产生争议的，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解决。《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农业承包合同中，对承包金额或交纳承包金的比例或者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依照本规定第8条的规定处理”。即人民法院在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时，对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承包方应当承担的义务中，超过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但是，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
参考文献：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7
关键词：土地承包合同违约责任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承包农村土地，并交付一定收益的协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要包括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承包经营关系的事实和文件。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特征
1、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主体具有特定性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村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一般是农村集体的成员，其中包括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包括其他村集体的成员，或者是本村与他村集体的成员的联合。在有些情况下，承包人也可以是非农村集体的成员。
从承包人的组成看，包括个人家庭承包、合伙承包、集体承包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应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宜家庭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并应当签订承包合同。但是，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承包农村土地，本集体经济组织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
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客体的特殊性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客体是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载体。
3、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期限具有长期性
土地是一种可以永续利用的生产资料。经营者只有拥有长期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才有增加投入、用心养护、改善地力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土地生产力。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客体为农村土地，而农村土地的生产、开发周期都很长，故合同的期限一般也较长。短的几年，长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延长。”
4、承包人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承包人对承包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范围内的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第81条第3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沙滩、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的义务
1、发包方的义务
⑴、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承包方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方依法享有的一项独立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包括发包方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如此发包方还有义务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解除、变更土地承包合同。
⑵、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承包方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依法自主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实行家庭承包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克服了过去“吃大锅饭”、“大集体”的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发包方有义务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承包方依法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包方不得干涉。
⑶、依照承包合同约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
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作为发包方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和承包合同规定向承包方收取承包费。与此相对应，发包方也有义务依照承包合同的规定，为承包方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如向承包方提供机械耕作、排灌、植保、良种、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运销等方面的服务。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服务内容的差别，发包方也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这样做既为承包方提供了服务，又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
⑷、执行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利用的基本依据，发包方在发包土地、依法调整承包地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执行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得违反规划占用耕地或者开发利用其他土地资源。作为农业基础设施的乡村机耕道路、机井和灌溉排水等工程建设，通常涉及本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用，而且依靠个别承包户的力量又很难完成，必须由发包方统一组织进行。
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3条的规定，发包方在承包过程中不得违反规定预留机动地或者增加机动地的面积，预留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又如，按照《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三提五统”的收取和管理，应当接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监督；不得通过承包合同向承包方收取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费用等。
2、承包方的义务
⑴、维护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
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必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为此，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对耕地实行特种保护，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承包地是用于农业的土地，承包方必须维持承包地的农业用途，不得擅自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
⑵、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该项义务要求承包方在承包经营的过程中，应当保护承包地的土地生态及其环境的良好性能和质量。在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同时，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土地的质量和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盐渍化等，保护和提高地力。
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按照《土地承包法》第17条第3项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规定承包方承担其他义务。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给承包方设定新的义务。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违约责任
1、发包方的主要违约形式及责任
⑴、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
承包方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第1项的规定，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这就是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的基本内容。目前，在一些地方，不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发包方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建样板田、示范基地等，不顾承包农民的意愿，强迫他们种植某种作物；有的发包方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实行规模经营等，强迫承包方统一耕种某种作物；有的发包方假借统一管理等名目，强迫承包方购买指定或代销的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承包方如不同意，有的发包方即采取不正当手段强制推行，甚至砍毁承包方已经耕种的作物。当承包方按照发包方的强制要求耕种，产品出现卖难、减产等问题时，发包方又不予解决或者无力解决，给承包方造成损失。农民意见很大，有的还造成了社会问题。因此，本文特别强调，发包方要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在推行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真正看到实惠，决不能非法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对上述违约行为，发包方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⑵、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
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认真履行，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和第27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发包方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当前，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思想和行政干预的手段指导农业生产，强制收回承包地。农民如不接受，发包方便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达到少数服从多数产生有关决议，强迫农民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放弃或者变更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发包方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也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4条的规定，发包方应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⑶、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条件下，以市场的方式配置农用地资源，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一个好办法。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是在尊重农民的意愿的基础上，由承包方自愿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承包方在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时，除以转让方式流转须经发包方同意外，其他流转的方式，发包方一律无权干涉。但是，目前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发包方以结构调整和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借口，以各种手段强迫承包方将承包地进行流转，集中土地搞所谓“规模经营”和“产业化”。这些行为都是严重地侵害了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违法行为。
男女平等，是宪法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第30条又对妇女结婚、离婚、丧偶时处理承包地问题的原则作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剥夺、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也经常发生，其表现形式很多，有的是妇女出嫁时，不论何种情况一律收回其承包地，有的是在承包时不能做到男女平等，有的是非法剥夺妇女的继承权等。
对上述侵权行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4条的规定，发包方应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排除妨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⑷、发包方未依合同约定交付承包标的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依合同约定的时间或条件将标的物交付给承包方经营使用，否则，即构成违约。如发包方逾期交付、拒绝交付等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26条规定：“承包合同转包后，因发包方的原因，致使转包合同不能履行，给转包后的承包方造成损失的，转包后的承包方承包方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发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其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2、承包方的主要违约形式及责任
⑴、承包方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用于非农建设
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7条的规定，承包方又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经过有关人民政府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方未履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批准手续，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其行为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此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6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如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活动中出现上述行为，即是严重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⑵、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
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是指由于对土地的不合理耕作、掠夺式经营、建造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取土、采矿以及其他不合理使用土地的行为，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破坏耕作层等严重破坏耕种条件的情况，以一般的人力、物力难以恢复种植条件的损害。发包方一旦发现承包方有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情况的行为时，有权制止承包方的行为，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0条第2项规定：“承包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因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对承包经营的标的物进行破坏性或者掠夺性生产经营，发包方要求承包方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8
关键词：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法；土地增值
中图分类号：D29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44-03
土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农村妇女由于传统习惯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强，所以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更为重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土地问题是解决当前“三农”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核心。土地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实施直接关系到国家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婚姻法》修正后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新的规定，特别是第39条第2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依法应当予以保护”的规定，是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一个新的突破。妇女的土地权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指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还包括其他基于土地产生的财产权益。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及其保护。
一、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及保护的必要性
在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以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由承包经营户享有。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农户家庭全体成员为一个生产单位，作为承包人，在法律规定或承包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所取得的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所享受的从事经营并获取收益的权利。这种承包主体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承包经营户内部成员来说，是他们的一项共有财产权利。按照民法理论，这种共同共有关系中，承包经营户内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作为农户家庭成员的妇女，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
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总体上说，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承包过程中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歧视妇女，忽视妇女的权益。主要是不分或者少分给妇女承包地，造成一些妇女无地可种，生活困难。二是剥夺出嫁、离婚、丧偶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特别是妇女离婚、丧偶后与原夫不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经营权更容易受到侵害。三是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利润或者征用土地补偿费时，侵犯妇女应享有的权益。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相关法律，从法律原则和具体条款上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进行法律层面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婚姻法》修正后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新的规定，特别是第39条第2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依法应当予以保护”；《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第2款规定：“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上述这些规定，是基于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村当中，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剥夺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使许多离婚妇女在娘家未保留家庭承包土地份额，在夫家可享有的家庭承包土地份额也不能享有而设立的。这种剥夺、侵害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的行为，实际就是剥夺、侵害了妇女的基本生活保障权。因此，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陈规陋习，依法保护农村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同时，因女性生理上的原因，以及各种经济、社会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尤其是离婚妇女单独从事农业劳动，其能力总体上弱于男性，作为弱势群体，法律应当给予更多的保护。例如，在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时候，其土地在土质、水源、距离等方面有差距的，应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出发，分割时适当对离婚妇女予以照顾。
二、家庭承包土地增值部分的夫妻财产共有权及保护
在农村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妇女结婚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作调整，男女双方各在原生活居住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非因法定事由不会因结婚而被取消，故已婚妇女在夫家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妇女结婚后，参与夫家家庭承包中所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或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土地等的经营和投入，对该共同投入部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对该项财产权益进行分割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此项财产的共有性质，本着保护承包土地的整体功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使承包土地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的原则，依法进行分割。在处理时，应由原承包方继续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原则上也应由原承包方享有，但应给对方适当的经济补偿。
在保护妇女土地权益时，还应该充分考虑保护承包土地的整体功能，使承包土地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是对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的基本要求。如其土地上附着物有的适合实物分割，有的若实行实物分割就会影响土地开发的价值，不利以规模经营和管理。又如，有些离婚妇女的娘家与男方家所在地相距较远，离婚后继续承包经营夫妻原共同承包经营的土地困难较大，不利于生产和管理，有些离婚妇女本身无经营管理能力，离婚后继续承包经营夫妻原共同承包经营的土地将会损害土地应有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处理离婚案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时，应适当保护承包土地的整体功能，保持地上附着物和经营权的统一性，以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益。
三、征用土地补偿利益的所有权及保护
近几年随着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的土地大量被征用，部分农嫁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农村妇女，随着年龄加大，不得已出嫁，可是出嫁女的户口尚未迁出，承包经营土地仍在本地区，与当地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可是，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所得的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偿费的分配问题上，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与“外嫁女”矛盾比较突出，其表现形式有三方面：
一是户口未迁出的外嫁女，认为自己是本村的村民，仍然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该与村民享有平等的待遇，少分或不分是侵害其合法权益。
二是传统观念在中国农村根深蒂固。村民们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将“外嫁女”排除于集体利益之外，侵害了外嫁女们的土地财产权益。
三是部分村规民约制定失范，助长了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部分村民侵犯“外嫁女”土地承包权和财产权益分配权。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农村过分强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村规民约满天飞，什么事情都用村规民约来规范，忽略了“依法”的限制，加上目前法律对村规民约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大量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外嫁女”权益现象的发生。目前，就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村规民约、乡规民约规定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不合理。
鉴于以上的情况，保护“外嫁女”的权益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立法。把农村“外嫁女”问题列入法律予以保障，是从源头上解决农村“外嫁女”问题的根本途径。成熟的法律体系，是司法对“外嫁女”土地承包和其他财产权益予以保护的前提，否则，“外嫁女”将失去最后一道权利保护屏障，受侵害的农村“外嫁女”土地承包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将处在法治的盲区。因此，立法已成为妥善保护农村“外嫁女”土地承包权益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瓶颈问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内容以及其他相关条款应当根据现阶段和今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扩展法律规定的内容，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相关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政治权利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代表大会中妇女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保证农村妇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2)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的基础上，对农村妇女包括“外嫁女”在土地承包经营、原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非农经济项目的招标与承包经营、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福利保障、宅基地分配等方面的权益进行明确规定；(3)详细规定农村妇女结婚后或婚姻状况改变后户籍、居住地选择权利以及不同情况下享有权利的基本原则。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设专章集中、详细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程序、方式等问题。认定外嫁女为户籍所在地的集体组织成员应当坚持以公平为出发点，以户籍审查为原则，以长期生活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依据，综合考虑来确定。也就是说，“外嫁女”系农业户口且户籍尚在本村，根据现有户籍管理规定，属户籍所在地村民，但是否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有些村委会认为“外嫁女”虽有本村户籍但不在本村实际居住生活，因而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的判断标准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合理，且实际操作时容易产生矛盾。
2.强化行政管理手段。农村土地承包权益及其他权益中出现的“外嫁女”问题比较复杂，在统一的法律原则下，必须结合各地的实际，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综合手段加以解决。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审查和监督。
加强司法救济手段。在现有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对“外嫁女”权益的保护，在诉讼中法院应能动执法，积极化解矛盾。从审判视角考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量：
(1)充分尊重农村集体组织的自治权。农村集体组织是依法成立的村民自治组织，代表村民管理集体财产，是村民集体意志的体现。所以，农村集体组织按照民主议定的原则，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而作出的分配决定或方案，只要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与法律、法规和政策相抵触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集体组织的自治权。不能轻易否定农村集体组织的分配方案，更不能直接代替农村集体组织作出分配决定。
(2)应确定“外嫁女”的成员权资格，既要看户籍又不唯户籍，还必须考虑生产、生活特点，即照顾一些传统。外嫁女户口尚未迁移而作为集体组织成员，如果农村集体组织的分配原则、办法、决定和方案有侵害外嫁女们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3)对“外嫁女”在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分得土地补偿款的，其户籍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应该保留其享有村民同等待遇，防止两头落空。但也要防止有些“外嫁女”占有双份的补偿情况，避免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不合理。总之，法院审查或审理“外嫁女”的诉讼案件，应综观案件全程，依法保护其“外嫁女”请求的合法权益，做到公平、公正地审判，法院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农村承包外嫁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促进农村承包工作的不断完善，促进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加和谐，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analysingabouttheVillagewomen＇spropertyRightsanditsLawprotectionoftheLand
inthemarriageandFamily
XieZhi-hui
(SchoolofpoliticsandLaw，HarbinCollege，Harbin150080，China)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9
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二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这是我国立法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表述；而学理上一般将其定义为是一种“承包人因从事耕地、种植或其他生产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2本文拟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作一简要探讨。
一、学说
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物权还是债权，我国学界历来就有物权说与债权说之争。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的观点，主要出于以下理由：（1）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直接规定的权利，并且学界通常认为该节是对物权制度所作的规定；（2）承包人对所承包的土地有在法律和合同规定范围内直接控制、利用的权利；（3）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
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债权的观点，主要出于以下理由：
（1）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带性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连带于联产承包，属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组成部分，农民以具有复杂意义的“联产”为对价，取得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承包经营权，而发包人对作为承包经营的标的物的土地，仍有相当大的支配力。
（2）从承包人与土地所有人的关系上看，上述联产承包合同关系，本质上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人的集体）的效力，而并无对世效力。
（3）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条件来看，承包人不能自主转让承包权，而须经发包人同意，这种转让方式完全是普通债权的转让方式。
（4）依《民法通则》第80条第二款，对国家所有而集体使用的土地设定承包经营权，就会出现土地所有权上设定土地使用权，又在土地使用权上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梯次结构，这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物权，不无疑问。
（5）土地转包关系中，转包人取得的权利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若该权利性质为物权，这显然违背一般物权法原理，若该权利性质为债权，则立法上和实践上就不得不区别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本文的观点
就财产而言，债权方式和物权方式均可以达到利用他人客体物的目的。但通过对债权方式保护与物权方式保护的比较，本文认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物权更有利于稳定农村土地利用关系，保护农民利益。
（一）债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定位的缺陷
债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定位的缺陷，最主要的是以承包合同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上发包方具有行政色彩，导致发包方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和经营过程中任意变更、终止合同等权利滥用行为，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会严重影响其他承包人对于承包经营土地的收益预期，影响到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和改良，最终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改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被确定为30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以法的形式固定了农民对土地使用的期限，减少了农民对承包期内变更的担忧。但是，如果承包经营权还是定位在债权的话，那么从本质上说，其对世效力、可转让性还是区别于物权。
目前，我国土地承包制下的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基本是以债权方式进行的。依照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承包人转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否则，转让无效。这显然符合民法通则债的转让须经对方同意的规定。另外，受让人一般也被限定在本村范围内，具有封闭性。1994年12月关于《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方式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之间承包转包、转让、互换、入股、抵押等。至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对转让范围的限制虽有所放宽，但依然还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的同意。”可见，我国立法者仍倾向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限制在一个较封闭的范围之中。这种债权式的、封闭式的流转方式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利于资源的社会配置，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物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定位的优势
第一，可以用物权法定主义原则，运用法律规范确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义务内容及权利的消灭、权利取得规则的透明化，缩减完全依靠当事人意思导致的随意性。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二款，第81条第三款都规定“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第14条也规定“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种以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做法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债权的不稳定性及纠纷的易发性。正如上文所论及的，债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必然通过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但它在体现了承包户的意思自治的同时，也为发包方得以任意侵犯承包户的合法权利提供另外极为便利的途径。
第二，借助于物权地位，承包经营权不仅具有了对抗一般世人的效力，而且具备了对抗发包人的权利，对抗所有不正当的干预。另外，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期限内转让或进行其他允许的处分时，也就有了较强的自主性。因为，物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对世性的排他支配权，物权的处分一般情况下无须他人意思或行为之介入。例如，当承包户的权利遭受第三人侵害时（现实中确实存在“一地两包”的现象，即某个集体组织，把一块土地承包给某承包户后，又把同一土地以较高的提留出包给了另一户），基于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承包户可以直接追及第三人处，请求返还，以实现对其所承包的土地的直接支配的效力。但若是基于债权性质，即使承认“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但在法律救济上承包人只能向发包方请求，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主张自己的权利。
总之，对承包经营人而言，债权保护不如物权保护有利。用物权规则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符合农村土地有效利用的社会目的，也符合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长远需要。
1梁慧星教授认为“承包经营权”这一概念带有债权的特点，继续留用会与债法上的“承包经营”相混淆，故而应改为“农地使用权”。参阅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713页
2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篇10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尚未颁布专门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统一法律文件，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存在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受局限、土地征用机制弊端凸显等缺陷。笔者对这些缺陷作了初步的探析，旨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
目前，我国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以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该法详细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方式、程序、争议解决途径等，并取消了若干不合理的限制。如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即将发包方的批准权仅限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这一种方式上，基本消除了流转过程中的各种人为障碍，从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具备了更多物权特征，使其流转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
为了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部于2005年1月19日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13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这些法律文件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维护流转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在第3篇“用益物权”中，第1l章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意味着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为更开放的流转奠定了充分的法理基础。
2008年，时值改革开放3o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以上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诸多创新和规范，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农地流转制度。但是，这些规定多为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并且都是包含于旨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立法中，没有制定专门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统一法律文件。相比而言，1990年我国出台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非常完备地规范了城市土地流转规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土地市场的成熟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范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
陈小君教授组织的课题组在有关农村土地状况问卷调查中，设计了“您认为您的承包地(田)的所有权是谁的”问题，调查结果统计显示：认为是国家的占41．91％，是乡(镇)集体的占3．56％，是村集体的占29．57％，是村小组的占6．23％，是个人的占17．62％。这一结果表明，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我国农民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当然是指全体农民集体。但“集体”在词义上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无法具体落实到个人，因此在实践中自然会出现集体的代言者。目前，在农村土地的使用管理上，这个代言者往往为县(镇)、村、村民小组三级组织交叉担任，实际上并未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农民集体组织，由此导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
这种主体的虚置，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造成了重重困难。因为从物权的角度而言，产权明确是产权交易的前提，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相关的物质利益就会成为搭便车的目标。县(镇)、村、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分化现象，容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纠纷，并且给农民无形中套上了三层枷锁。
有学者提出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或私有化的观点。笔者认为，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并不在于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关键是无论采用哪种制度，都应当落实主体而非虚置。当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的大前提下，充实“集体所有”内容，做好明晰产权关系、规范凭证管理、完善征地制度等相关的立法工作，才是彻底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的最佳选择。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受限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人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l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从立法上看，我国对抵押、继承这两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作出了限制，即抵押仅限于“四荒土地”，继承仅限于林地。究其原因是，考虑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身份性。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承包地的抵押权、继承权更多地关系到土地作为～种资产的使用价值，对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中长期投入相当重要，这些权利的受限或丧失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对抵押权的限制不合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看，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在新颁布的《物权法》中，立法者最终选择了限制耕地的抵押。理由主要是对农民可能失去土地保障的担心，即承包人将承包土地使用权抵押给银行后，如不能按期偿还贷款，银行依法行使抵押权，承包人就要失去土地，从而失去生活保障，造成社会问题。然而，这一点从逻辑上很难认定其合理性，因为立法许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让的结果是承包人现实地失去承包土地，而抵押的结果仅是有失去土地的可能，那么立法以顾虑农民失去土地为由，限制抵押而允许转让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其次，对继承权的限制不合理。立法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主要是考虑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承包合同产生，有一定的身份性，不适合作为继承的对象。笔者认为，这种限制也不尽合理。首先，从逻辑上说，既然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那么以继承人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为由，否定其拥有承包地的使用权是不合理的。其次，从权利的来源上说，通过继承获得的承包地使用权与统一发包时获得的承包地使用权的权利产生基础是不同的，前者是财产收益，后者是生存保障，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对承包土地使用权物权性质的否定。再者，不允许继承会增加农户土地投资的风险。在土地的承包期内过于频繁地调整承包地，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激励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和发展土地的规模经营。对新承包户而言，后继经营也难以继续，极有可能造成前期投资的浪费。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不规范
土地流转在我国农村虽早已存在，但大多数地区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规范的流转程序。
首先，流转缺乏登记程序。不动产登记有公示和公信力的作用，能降低交易的信息搜寻成本、减少各种权属纠纷，是不动产行使和保护的重要保障。同样，登记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生效的要件之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行使、保护的前提。遗憾的是，我国土地登记制度还不统一，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登记，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则由农业部门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也不规范，有的地区以财政困难、没有经费为由，不印发承包权证书；有的地区村委会以农户不愿意交工本费为由而扣发证书，造成了承包方的权利无法有效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等诸多问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行使、保护非常不利。
其次，流转缺乏书面合同。由于法律知识贫乏、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很多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仅凭口头协商，无任何书面合同，甚至没有向集体备案。一旦出现不支付租金、不兑现收益分成等情况，或受让方将土地使用权自行再转让、土地使用权发生权属纠纷时，就难以从法律和行政角度进行处罚。这种情况在我国非常普遍。比如，广东省一份调查显示，农业大县博罗县的长宁镇，从2000年10月至今的437宗农村土地流转中只有247宗签订了流转合同，占56．50％，其中租赁的有86％签订了合同，转包、互换等自发流转的只有6．8％签订合同，缺乏最基本的手续，流转程序很不规范J。
(四)集体土地征用机制弊端凸显
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基于上世纪5o年代为适应大规模的国家建设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常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安全。现行征地制度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首先，土地征用范围规定含糊。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都规定了土地征用的目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然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7条却这样规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建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可予征用。”显然，这里的经济建设并非完全用于公共目的。例如，国有企业为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需要征用土地，但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土地市场的商业需求而征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违宪行为，因为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之目的。这也许是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中最大的一个特色，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缺憾。这一缺憾所引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导致了土地征用的严重滥用，使原土地权利人(被征地方)的权益受到很大的侵害J。
其次，土地征用程序不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只对土地征用程序作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其具体的实施，虽然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作了一些条款的规定，但仍显得单薄。有关部门不严格执行，实践中也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没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先征地，后拍卖”。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开发区政府，根本不按法定程序办理征地手续，为了商业目的，先将农民的土地以低价征用，然后公开以高价进行拍卖，严重侵犯原土地权利人的利益。
最后，征用补偿不合理。关于补偿费标准的高低，各国规定不一，但大都是以征地时的地价作为征用补偿的标准，由专门机构进行评价。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对于征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没有规定。以耕地为例，根据我国目前每年耕地的年产值折合为人民币计算，其实也不过数千元，而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迅速发展，土地价格成倍增长，每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相当高，与耕地的价格相比差距甚远，实际上侵害了农民的财产权利。
(五)缺乏引导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
从市场经济的需求而言，市场中介服务体制是市场本身形成的必要条件。土地交易与普通商品交易又有很大的区别，其运作程序相当复杂，特别是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到多个主体，即所有权主体、承包权主体、使用权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交易主体的素质参差不齐，无法通晓如此复杂的转让程序，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投资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