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1
关键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社会企业；养老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相关文件特别提出理顺体制机制，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到2020年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但是，当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仍存在社会资本参与不够的“短板效应”。究其原因，不是社会资本缺乏参与养老服务的意愿，而是由于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后阻滞了社会资本参与的路径。
由于政府力量过度介入养老服务，传统养老服务事业机构“亦官亦民”，形成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运行方式，过于关注行政职能的发挥，忽略其服务功能，无法有效回应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要。市场化企业化运营的营利性养老机构有所发展，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其主要关注利润最大化，对于社会基本服务需求关闭了供给的大门。有鉴于此，必须着力发展公益性与营利性相平衡的养老服务新主体，拓宽新主体有效介入的路径，完善新主体运作的内部和外部制度，开创养老服务新局面。
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治理诉求：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内在逻辑
现代社会具有复杂性和风险不确定性，查尔斯・汉迪（CharlesHandy）认为人类正处于“非理性时代”，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强调这一非理性时代具有“风险社会”的特性。一方面，伴随全球化加深，风险事件日益具有多样化、复杂化、跨界化特征，规避风险和应对危机远非单个国家能够胜任，国家和地区必须加强紧密合作，才能防范与应对风险，实现合作共赢。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日益壮大，成为社会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在某些领域甚至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一家独大的治理格局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和社会资本多元合作的新架构呼之欲出，养老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已成趋势。
风险社会的认知和研究需要借助“社会治理”的研究范式，社会治理强调“平等、参与、协作”精神，主张人类社会最终发展成“合作的社会”。政府和社会资本是合作社会的主要形态之一，萨拉蒙断言：社会资本等非政府治理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将被历史证明对世界的影响完全可与民族国家兴起对十九世纪后期世界的影响相提并论。社会资本的兴起对政府独大的权力格局带来挑战，也给社会治理创新带来机遇，政府传统力量如何跟社会资本新兴力量开展有效合作、实现共同治理，成为当今社会共同面临的全新课题。
“合作”是当今社会的本质属性，也是促进养老服务治理的题中要义。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必然要求“合作导向”的养老服务治理，并通过支持新的服务主体诠释养老服务“合作治理”的新形态。具体到养老服务的社会治理，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必须从传统的主从关系发展为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
社会企业的核心要义是以企业运作方式来实现社会目标，“运用商业策略解决社会问题”，国内外探索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企业的特性能够有效满足养老服务合作治理的诉求。养老服务合作治理迫切需要发展新型服务主体，实现公益性与营利性的有效结合，社会企业因其价值目标、组织形式、运营方式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成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下提供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新主体。
三、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优势：国际经验与国内案例
目标公益性、经营商业性、服务专业性是社会企业兼有的价值特征与组织特性，能够有效应对比较复杂的社会服务需求，国内外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值得认真研究。
公益使命感是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价值优势。社会养老服务企业虽然发生市场交易行为，运用企业运营管理方式，但其终极目标并非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多元价值目标实现。从资源角度来看，社会养老服务企业积极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资源，位于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交叉点，承接政府养老服务外包，享受政府补助，获取的利润基本用于回报和补偿社会养老利益相关者。
运营商业性是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组织优势。不同于传统养老事业单位，社会养老服务企业主要运用商业方式解决养老需求问题，在收支上力求自给自足的，获得的利润也要反哺于提高养老服务水平。这种商业运营特性使社会养老服务企业具备独特的组织优势，更能够以企业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更善于优化资源配置和使用资源，更具备创新意识和危机意识，更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手段专业性是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技术优势。这种专业性体现在创新与混合两个方面。社会养老服务企业实现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本混合，追求管理方式创新；坚持提供公共养老a品与追求经济利润的混合，追求组织目标创新；寻求社会效应和财务绩效的混合，追求考核方式的创新。多方面的混合和创新，能够极大增强养老服务企业专业能力。
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突显的优势引起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养老服务企业的探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案例，如美国俄亥俄州的老龄会社（CouncilonagingofSouthwesternohio，简称Coa）；英国桑德兰居家护理社（Sunder-landHomeCareassociates，简称SHCa）；中国福州的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GoldenSunelderCenter）等。
美国社会养老服务企业采用企业模式运营，追求自身持续发展。俄亥俄州西南部的Coa老龄会社成立于1971年，是非营利性养老社会企业，服务于辛辛那提地区五个县。1990年代政府财产税征收计划使得Coa获得稳定的专项基金支持，为收入微薄的老人提供居家医疗照顾服务，Coa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性增长，仅2013财政年度就为2万多名老人提供了医疗照护服务。与此同时，Coa坚持市场化运作，保持竞争优势。
英国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逐步从公立主导转化为私营主导，桑德兰居家护理社SHCa是英国众多养老服务社会企业的代表。SHCa于1994年由当地社会企业家margaretelliot创立，当初主要是响应政府号召，满足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破碎提出的养老服务需求。SHCa如今已经发展为桑德兰市最大的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企业由雇员拥有，职员既是雇员也是股东，经营的盈余都留在公司内部。SHCa主要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服务内容通常包括起居、洗漱、吃饭和清洁等。同时也根据老年用户的需要，进行供需匹配，开展个性化服务，并定期对服务加以评估和调整。SHCa创立运营以来，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时间不断增多，机构产值额度也在增加，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随着自身稳定发展，SHCa还赢得了当地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家庭照顾合同，这为SHCa提供了更广的市场空间。
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家庭养老功能退化，养老服务需求潜力巨大，社会企业获得了介入养老服务的良好契机。福建省福州市“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就是这样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属于非营利的民办养老综合服务社会企业，被称为一所“没有围墙的养老院”。金太阳采用信息化管理和GpS定位系统，在全国首创24小时应急呼叫助老服务信息平台，为居家老人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低偿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临终关怀与疾病救治以及上街采购、买菜送饭和陪伴聊天等。金太阳注重社会企业理念创新，坚持企业“社会价值大于经济价值”，探索养老服务“时间存折”等。
基于国内外经验和案例分析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创新型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社会企业的介入有助于为政府减轻压力，给社会资本带来机会，为老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选择，能够形成多方共赢的格局。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支持，既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又在初创时期给予要素投入和税费优惠等扶持，还提供多方面支持协助社会提升内功。
四、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路径选择：外部推力、内部拉力与合力互补
社会企业作为养老服务新的供给主体能够弥补政府与市场的失灵，提高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发展还不成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以及内外互补等诸多问题。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路径何在？可以从外部推力、内部拉力与合力互补三个维度来拓宽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路径。英国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逐步从公立主导转化为私营主导，英国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路径经验无疑可以为中国养老服务机构改革提供借鉴。
1.外推机制的构建。灵活多样化的法律制度。社会企业主要包括民办非企业和慈善组织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等多种组织形式。英国政府2004年修订公司法令，其中新增了社区利益公司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包括社会企业注册与登记的组织形式等。在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实践运行中，社会企业如果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难以享受政府的税收减免政策；而以慈善组织性质、社区利益公司等形式登记注册则有机会享受到优惠政策。法律形式的多样化给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的灵活运行，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空间，增强了社会企业生存发展能力。
健全组织机构保障。2004年英国社区公益公司管理局（RegulatorofCommunityinterestCompanies）成立，负责社会企业的审批与注册，规范社会企业的发展，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的成立同样需要向社区公益公司管理局提出申请。社区公益公司管理局主要职责是监管社会企业运行。健全的组织机构，是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依法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
创新扶持和购买机制。英国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努力完善资金融资渠道，提升财务机构运作水平，为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提供财政扶持，如社区投资税务宽减计划（CommunityinvestmenttaxReliefSchemed），为面向弱势老人服务社会企业提供期限5年、税额减免多达投资额25%的优惠政策。政府积极创新采购机制，为社会企业增加与政府签订养老服务合约的机会。
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需要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才能实现公益与营利的平衡。高等教育为社会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技能培训等，开设社会企业管理相关的课程，为社会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激发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养老公益服务的热情，降低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的人力成本风险。英国很多大型市场企业都会从每年盈利中拿出1%左右资金作为养老服务等公益基金，有的直接组建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
2.内拉机制的生成。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的效率机制是决定其健康发展的关键机制。传统公益性组织不太关注效率，注重奉献而不求回报。一旦经济发展不景气，公益组织筹资困难，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这也是英国养老公共机构私营化改革的主因，政府逐步由直接提供养老服务转向购买养老服务，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服务的渠道得以拓宽，养老服务机构竞争日益加剧，效率运行机制逐渐生成。
资金来源市龌。养老服务型社会企业必须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既从公共部门的专项资金获得补助，又要从政府购买服务和与第三部门合作开辟资金渠道，还要从市场交易中争取资金。2011英国社会企业年度调查报告表明社会企业的66%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获取其年营业总额37%的资金，其余资金来源包括公共服务购买竞争性项目以及个人或组织的捐助等。
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2
一是项目前期规划不合理、后期监管不到位。目前,与养老产业相关的基础医疗设施、专业人才队伍、政府数据信息等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一定区域内多方参与主体的基本情况了解不充分,大部分地区未能针对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需求提出养老产业ppp项目具体实施规范和细则。在已经执行的项目中,医养结合型项目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公寓型或生态养老型项目多集中在小城镇。然而,小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消费能力有限,对高端养老公寓和养老生态园消费能力不足；大中城市医疗资源较为充足、居民就医便利,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效果不明显。同时,在养老产业ppp项目运作过程中,一些地方过于强调社会价值,重建设轻监管,对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定价、询问、服务、评估等环节监管不足,导致一些养老产业ppp项目成为套取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圈钱的手段。
二是养老服务业需求与社会资本投资偏好不匹配。现阶段,我国养老服务市场的最大需求,是能够获得优质完善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基本保障类和中端类养老产业ppp项目,这些项目可以使绝大多数老人得到更贴心、更周到的服务。而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向,则侧重于医养结合、老年公寓、生态养老院等高端养老项目,次重点则是综合服务、福利中心、康复中心等,而居家社区的投资比重最小,造成中低端需求与高端服务供给不平衡,同时也使企业自身面临供需失衡引起的建设风险和经营风险,不利于养老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福利型、非营利型与营利型养老ppp项目布局不合理。福利型、非营利型养老机构都具有收费低的天然优势。相对而言,运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的营利型养老机构的收费较高。一些地方在推行“公建民营”养老ppp项目时,未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消费能力,以及福利型、非营利型、营利型不同属性的养老机构市场供应缺口进行详细调研,缺乏对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和老年人观念及地方习俗的了解,导致政策制定时缺少针对性和合理规划,出现政策“水土不服”的现象,造成福利型、非营利型与营利型养老ppp项目布局不合理,不同属性的养老机构未能突出各自优势、协调发展、互为补充。
四是社会资本承担的责任和利益不对称。从当前政策看,“养老服务的事业要引领养老服务的产业,养老服务的福利化高于商业盈利化,公益性高于有偿性”,而公益性和经营性养老服务机构尚没有具体明确、统一的划分标准。“合理界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养老服务边界”,却未说明“边界”的具体标准和指向,优惠政策是更多支持ppp项目中的基本服务还是有偿服务难以分清。养老产业ppp项目优惠政策的不清晰、不完善,容易导致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责任与利益的纷争。在利益分享、继续投入、风险分担、经济补偿等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都希望对方承担更多责任,减轻自己的风险。现阶段,我国仍以公益型养老引领养老服务业发展,这种客观环境与尚不完善的养老产业ppp项目优惠政策,导致了社会资本承担的责任和利益不对称,从而影响了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资本的经济效益。
针对上述问题,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并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2亿人。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且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建立老年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不仅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内容。
我国沿海地区，老年人的比重快速提升，各地在实践中也进行了许多养老方式创新。政府主导、社区互助、居家养老、企业专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在形成，很多地方在近几年相继建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和农村老年人互助中心，多模式养老服务正不断夯实养老惠民基础。同时，各地养老服务市场化、多元化实践，也面临着养老服务如何法治化、信息化的现实课题。加强养老服务的法律规范与保障，加快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信息化网络体系，培育养老服务社会组织，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是养老服务实践的呼唤，也是推进社会事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就苏南发达地区近几年养老服务实践看，养老服务的需求快速上升，家庭子女养老与政府主办的“公益性”养老事业供给仍然是主要方式，但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养老需求。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在增多，但由于缺少法律规范与信息技术支撑，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总体缓慢，养老机构内护理员工“待遇低、留不住”的问题相当突出，而且经营发展中权益纠纷也在增多，有的因为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内去世而产生“闹事”，甚至引发复杂的法律诉讼。政府掌握的养老信息不及时、不充分，居间调解的法律援引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的主动性，也难于有效规范引导各类养老机构的健康发展，直接制约了养老服务产业的持续发展。据此现状，我们建议：
1、加强法律规范与法律保障。繁重的养老服务任务，单靠政府投资兴办，或单靠家庭子女养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元主体去兴办。市场化、社会化兴办养老服务事业是必然趋势。政府吸引民间资本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又要引导各种养老机构有序竞争、合理赢利，还要及时解决养老服务供需双方的权益纠纷，有效保障养老供需双方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政府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养老机构的传统方式，更多地运用法治方式来规范民办养老机构的合法有序运行。目前，对养老机构管理的现有法规过于笼统，已经严重不适合多元化、市场化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实践要求。国务院要尽快出台《全国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条例》，便于指引与保障各类养老服务的规范化发展。要通过法规条例，进一步明确养老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与监管组织，养老机构设立的条件、等级、退出的情形，养老机构责任的强制保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培训与持证上岗制度，养老护理人员的福利待遇与职业道德，参与养老服务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养老服务的格式合同与服务收费调整依据，养老安全保障与免责范围，责任事故认定与赔偿条件、额度确定规则，养老权益争议解决方式，接受社会慈善捐赠的监督制度等。政府要通过购买服务、财政补贴、项目支持、政策优惠（如贴息贷款、用地优惠、税收减免、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措施，大力扶持各类养老服务社会组织，鼓励民办机构从事养老服务产业，不断开发和完善各类养老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在农村，对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养老服务中心或农村养老协会，也需要加强法律规范，以促进农村老年人自我管理、互助服务。政府的法律规范与法律保障，是促进市场化、多元化养老机构规范健康发展基础前提，这项工作必须由中央政府来顶层设计与提速推进。
2、加强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利用现代网络通信以及信息科学技术，建立高效、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平台，对于帮助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互助养老为支撑、民资企业养老为主体、政府公益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目前许多养老服务权益纠纷案的多发，固然与法规不健全有关，但也与政府所能及时掌握的养老信息不充分、老年信息服务不周到直接相关。要及时总结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养老机构信息网络化运行的实践经验，由政府出面鼓励引导，加大养老信息网络化平台建设的力度。可以采用企业投资、政府补贴、智能运作、信息共享的方式，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在运行中改进优化，积累经验。县乡两级政府要切实鼓励并指导民办养老主体，全面规范地采集、登记区域内老人基本信息，建立社会养老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并以此作为养老行业管理的基础条件；社区居民服务信息系统与农村乡村信息服务系统要主动衔接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统一管理老人健康档案，实现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企业养老、民政公益机构养老服务的信息衔接，互通共享，建成以网络为支撑的机构信息平台，并使之成为社区基层的“惠老工程”、民生工程。企业化养老机构都要全面建立信息网络智能化养老服务监控平台，为老年人提供移动通讯和“受控一键通”或者“求救器”等智能终端产品，全天候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支持、信息查询、远程医疗等服务项目，并推进养老服务智能化管理，从被养老年人的生活帮助、主动关怀、日常管理到与家属联系、紧急救援、信息咨询、保健服务等，都要运用信息平台来运作，全面提高养老服务效率和水平。甚至可以将社区内老年人的志愿服务、保健服务等也用信息平台加以规范，也可以直接服务居家养老对象，通过市场化方式为各类老年人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还要将社会养老服务市场需求与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相结合，建成老人家属、急救中心、养老机构三方面资源整合的智能化服务信息平台，成为便捷、快速、高效的老年专属服务安全信息通道。实践表明，加快建立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有助力于克服养老关怀“刮风”现象，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有助于提高被养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确保他们有一个幸福的老年生活，也是各级政府应当着力推进的“民心工程”。
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4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社会服务法律
2012年，我国修订1996年颁布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法从原来的50条扩展至85条，新增条款多属于老年人社会服务范畴。然而，新增内容只是做出原则性规定，在服务定位、法律定位、资金来源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明确。
一、社会化老年人照料与服务特征决定其定位
1.普适性
接受照料与服务是老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体现，不因年龄增加和身体机能下降而受到影响。此外，老年人照料与服务是全方位和可持续性的，不因时间、地点、需求内容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普适性的社会化老年人照料与服务，不仅可以确保照料与服务的可及性，还能够推动我国老年人福利事业向普惠型转变。
2.可选择性
老年人照料与服务的选择主体和受益者都是老年人，受到身体状况、居住状况、家庭照护者、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老年人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别。结合普适性原则，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老年人照料与服务的可选择性，即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老年人照料与服务并赋予老年人充分的选择权。
3.内容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从整体上看，社会化老年人照料与服务主要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种形式，包含生活照料、疾病康复及护理、临终照顾等多方面内容。应当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明确界定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内涵和外延，确保政府的支持方案能够有效执行，社会各界的参与渠道能够得到保障，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照料与服务提供法律保障，真正保障老年人在照料与服务方面的权益。
4.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章“家庭赡养与扶养”至第四章“社会服务”中分别规定了子女对老年人的供养与照料义务，同时也规定了国家的保障责任。随着人口政策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家庭养老”力不从心，应当将老年人照料和服务定位为社会养老，从法律上规定国家、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为老年人提供照料和服务。准确定位不同供给主体，厘清各方责权边界，确保他们各司其责、相互配合，不仅能够有效减轻家庭照料的负担，而且有利于增加老年人的选择性，还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二、社会化老年人照料与服务供给主体的权责定位
1.国家在为老年人提供照料与服务时的权责定位
现有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第四章“社会服务”中只是提出国家保障“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的基本照料，并未涉及其他老年人的照料与服务权益保障。事实上，“三无”老人、“五保”老人以外的低收入者也需要国家强制力提供照料与服务保障，必须通过法律途径扩大老年公民的平等参与。考虑到国家保障的再分配效应和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率，应严格限定国家介入老年人照料与服务的“度”，将角色定位为制度的建设者、服务的推动者、引导者和监管者，尽量减少直接参与。
2.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照料与服务的权责定位
社区是家庭与社会的纽带，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职能的延伸，承载着匹配服务供需、推动互助共济、促进情感交流等多项功能。因此，社区应当在老年人照料与服务中将角色定位为制度的执行者、服务的组织者以及供给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者，承担政府关于老年人照料与服务制度和措施的落实职责并协调各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
3.社会主体为老年人提供照料与服务时的权责定位
社会主体以合作互助为基础，以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受到资金限制且公民的志愿服务意识不足，社会主体提供的老年人照料与服务常常存在数量不足和以特殊对象为重点的问题。因此，社会组织应当在老年人照料与服务发挥辅助性作用，通过志愿服务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缺陷。
4.竞争性市场主体为老年人提供照料与服务时的权责定位
竞争性市场主体具有灵活性特点，能够迅速地对老年人的照料和服务需求做出反应，效率较高；而且，市场主体可以通过竞争，提供质量更高的照料和服务。但是，市场主体提供的服务一般价格较高，低收入甚至是中等收入的老年人都无力承受。因此，市场主体应当在老年人照料与服务中发挥补充作用，在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下，提供符合商业价值观的照料和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和个性化需求。
三、社会化老年人照料与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
老年人照料与服务兼具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征，应采用综合财源负担的做法。国家支付的资金来源于财政专项拨款以及福利公益金等资金；超出国家补助金额的照料和服务费用，由服务消费者自己承担；社区所需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和社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财政共同承担。社会主体所需资金主要依靠社会捐助资金支撑。竞争性市场主体完全采取市场化方式运营，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此外，涉及治疗性质的医学专业性护理服务，由医疗保险基金承担部分费用。
通过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写明缴费比例，缴费基数，统筹项目，统筹范围等内容，同时做好与现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相关制度的协调，弥补对社会化老年人照料与服务供给资金来源方面的内容空缺。
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5
关键词互联网+；居家养老；政府；企业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根据国际传统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1999年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尤其是2004年来，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明显.200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9857万人，占总人口的7.58%；200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11307万人，占总人口的8.47%；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05%.据预测，2015～2020年将是我国老龄化高速发展时期，预计2025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超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席卷全国的“银色浪潮”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养老问题及养老体系的建设问题尤为突出.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模式成为做好养老服务工作应该关注的问题.
2养老模式的演变：从家庭养老到居家养老
做好养老服务工作既是弘扬中国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大事，也是事关社会稳定大局的大事.机构集中养老、传统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我国养老服务的主要形式.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医护及时性、生活辅等方面存在不足，尤其是对子女工作影响比较大.而机构集中养老在情感交流、安全感获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对于老年人来说，家庭和邻居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家人、邻里亲友的交往和谈心，表露和交流情绪和感受，消融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苦闷与烦恼，得到精神慰藉和寄托，形成愉快、和谐的心理状态.”[1].老年人可以从家庭和熟悉的环境中排除老年人常有的孤独和失落感，获得其他方面所无法给予的安全感和精神慰藉.鉴于这两种模式存在弊端，取两者模式之长、弃两者模式之短的居家养老模式逐步出现，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模式，是对家庭养老的传承与创新，更加强调以老年人为中心，涵盖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方面，以上门服务为主要形式，有利于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与质量.
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设与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仍处于初级阶段.文献[2]J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不匹配、养老服务便捷性和灵活性较差；居家养老服务范围窄，内容少，精神关爱缺失；居家养老服务质量难以衡量，管理效率较低.文献[3]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供给滞后、设施及服务功能单一、布局不合理等问题.文献[4]认为，目前一些社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等养老服务资源分属不同部门条块管理，利益关系存在矛盾，缺少有效协调整合.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及从业或参与人员专业技能差.居家养老服务中介组织发展滞后，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缺少整合.文献[5m6]认为，服务内容单一以及服务方式固定，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养老服务供给高于需求而利用率远低于需求的供需矛盾问题是限制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互联网+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模式的新提升
据统计，截止2016年6月，我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全球第一，互联网普及率高达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互联网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数据资源及市场运用优势明显，不少关键信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互联网与经济社会领域的跨界融合效果显著，正引领着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与创新.
在当前我国居家养老模式面临一定的发展瓶颈的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并为居家养老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互联网+居家养老”通过互联网在信息处理、信息存储、信息交换、信息维护以及大数据挖掘等领域的优势，并与云计算、物联网进行结合，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服务.其实质是以老人为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并丰富更具品质的养老服务，以满足老人养老服务需求，实现老年人生活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互联网+”背景下的居家养老为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带来新的机遇，也在改变着居家养老的服务模式.互联网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经济数学第34卷第1期何朝晖：“互联网+”背景下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研究
3.1有利于丰富居家养老服务内容，提升居家养老品质
“互联网+居家养老”的发展可以改善当前居家养老服务仅限于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的局面，养老网络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完善让健康护理、精神文化等养老服务变得更加便捷与及时，例如：网络生活服务、健康管理信息平台、老年网络社交平台等都将带给居家养老服务品质不小的改善.
3.2有助于解决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资源整合不足问题
当前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便捷性与灵活性较差，服务碎片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归因主要是居家养老信息不畅，养老资源共享与整合不足，通过互联网在信息收集、信息存储、信息传播、信息共享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方面的优势，建立社区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将促进信息的流通、资源的共享与整合.
3.3有利于养老服务人员的激励与培训，提升养老服务人员综合素质
“互联网+居家养老”在养老服务需求接收与处理方面化被动为主动，且通过网络平台对服务进行满意度评价，使得评价反馈环节更加便捷、有效.养老服务的评价反馈可以作为养老服务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方面，结合相应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改善养老服务品质，也可以增进养老服务人员的工作热情，提升服务水平.同样，通过在居家养老网络服务信息平台中设置教育、培训模块，为养老服务人员提供免费培训与学习的机会，对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知识的积累以及服务技能的提升有着积极的影响.
4政府引导与监管：“互联网+居家养老”
愿景实现的重要推手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整合并运用到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搭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丰富并创新服务内容与服务形式，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着力推进互联网与居家养老的融合，实现“互联网+居家养老”更好发展，既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但是，目前“互联网+居家养老”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献[7]指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大数据使用对个人隐私保护存在风险、养老产品创新不足和网络惠民红利未能充分发挥等问题.文献[8]服务提供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之间存在偏差，服务场所的固定化和老人行动的受限性之间不匹配，医疗护理的滞后性和老人身体的风险性之间相脱节.文献[2]认为，许多智慧养老的相关产品对老年人的使用能力与生活习惯考虑不足，未能体现其人性化.而且这些产品过于单一，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各项需求，不能充分体现智慧养老的多样性.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制定统一的智慧养老服务标准，现有的规范性文件缺乏系统性，尚未对智慧养老所涉及到的多个层面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些不足制约了现代“互联网+居家养老”产业的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政府应该要有所作为.
下面从政府和通过互联网工具的养老服务提供商（以下称“企业”）之间博弈的角度，对企业和政府行为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剖析企业和政府行为策略选择的相互影响，确立博弈均衡点，通过参数赋值讨论，掌握企业和政府策略选择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就政府在完善“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上如何作为提出建议：
4.1模型建立
根据模型建构思想，先对政府与企业博弈模型作如下假设：
假设1博弈类型.企业是同质的，也就是说选择相同策略，具有相同收益；选择不同策略，具有不同收益.收益只与策略选择有关，与企业的属性无关.而政府监管机构策略只有一个，即所有企业受其监管.
假设2策略空间.企业具有两种可以选择的策略：一是提供优质服务策略H，一是提供劣质服务策略L；政府监管机构也有2种可以选择策略：一是监管Sy，一是不监管Sn.
假设3群体结构.企业群体稳定，个别企业退出和加入对整个全体的态势和格局在短时间内没有影响，且新进企业与老企业的策略选择空间及支付函数是相同的.而政府监管机构的选择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是稳定不变的.
假设4重视当期收益.由于企业群体比较大，违规后被发现的主观概率比较小.那么，当期利益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远大于远期收益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监管部门面对的是大群体的企业，对同一企业再次相遇的概率较小，因此当期收益在其策略选择中也十分重要.
假设5支付导向.在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博弈中，较优策略能获得较高的收益，而较劣策略只能获得较少收益，甚至因为被抑制而没有企业和政府监管机构选取.
根据进化博弈理论，在上述基本假设基础上建立进化博弈模型.首先确定博弈双方在博弈中选择不同策略与收益情况：
①当企业选择H策略时，不管政府监管机构选择Sy还是Sn策略，其获益都为0，而政府监管机构门在这种情况下，选择Sn策略时收益为0，选择Sy策略时因为支付监管的成本而收益为-c1；
②当企业选择L策略时，若政府监管机构选择Sn策略，则企业收益为a（一般而言，此为超过提供优质服务的收入部分），而政府监管机构将因为失职受到处罚损失为-c2；若此时政府监管机构选择Sy策略，则企业收益会因为劣质服务策略受到-s处罚，其总获益变为a-s，而政府监管机构因为监管查处提供劣质服务的企业而受到r的回报，其收益变为r-c1.其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4.3策略选择
根据进化稳定策略性质和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可以求得进化博弈双方的进化稳定策略.
①企业服务提供方面.当pj>s-as且s-a≥0时，选择H策略的企业比例为0，企业趋向选择L策略，如果s-a
②政府监管机构监管方面.当ph>r+c2-c1c2+r且r+c2≥c1时，政府监管机构选择Sn策略的可能性为1，政府监管机构趋向选择Sn策略；当ph
4.4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影响企业向社会提供服务质量的因素有：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的监管、政府对监管部门监管的激励强度、政府对提供优质养老服务企业的奖励支出力度和对企业提供劣质服务的处罚力度等等有关.基于这些分析结论，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养老规模和养老质量需要，政府应该制定精准措施，促进“互联网+”基础上的居家养老事业的快速发展，最大程度的满足社会居家养老需求，政府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政府应该引导制定“互联网+居家养老”的行业准则和服务标准，并督促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对各个企业的经营行为及服务质量做出公正的评价，并向社会公开，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第二，对提供优质养老服务的企业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增加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边际收益，为其他企业选择提供优质服务策略确定参照体，引领养老服务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第三，政府应该促使监管机构全面履行监管职能，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动态跟踪和管理，加大对提供不符合约定质量养老服务的企业的处罚力度，确保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符合最基本的要求.
第四，政府应该加强平台建设，降低养老服务企业进入门槛，为养老服务企业提供低廉的服务提供平台，最大限度的整合资源，引б搅啤⒁食、娱乐等等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商进入平台，为养老服务需求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五，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单一措施的局限性，要多种方法并用，结合各个发展阶段特点和企业提供的服务类型差别分类指导、帮助、支持，才能使更多企业逐步为养老需要者提供质量更高的服务，才能使各种类型的服务商加入到养老事业中来，为养老服务需求者提供高质多样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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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6
关键词：居家养老;成本效益;资源整合;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071-02
一、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
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是对我国现阶段情况的真实反映。面对“未富先老”的社会状况，它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渐弱化[1]。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4-2-1”模式的家庭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这给家庭养老带来了很大负担，人们不得不日夜奔波，无暇顾及老小；与此对应的是，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识不断强化，使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
2.老年人需求的多样性。根据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之后，老年人会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安全的需要、社交或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2]越来越成为老年人的关注的焦点。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无法全方位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家庭养老虽然可以承担，但是又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
3.政府财政和企业财务压力增加。老龄化社会的临近，养老支出增大，政府财政支出也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对经济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和日渐紧缺的养老机构，使财政负担更重。对企业而言，养老资金的缴纳也是一笔愈加庞大的开支，加大了企业的财务压力和风险。
4.我国社区化建设水平的显著提高，为居家养老模式的实行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截至2010年底，全国有8.7万个城市社区、59．5万个建制村（社区），国共建成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中心1.3万个，社区服务站4.4万个，专项社区服务设施9.6万个[3]，我国社区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二、居家养老模式的独有优势
居家养老模式充分结合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特点，在降低成本、提供就业、防范风险、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
1.家庭和社会的成本的降低[4]。居家养老模式结合了其他两种养老模式的特点，是对现有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对家庭而言，避免了额外赋闲在家照顾老人或是减免了聘请专业人员的费用，从而减轻了家庭负担，节约了家庭的开支。对国家社会而言，可以相对减少养老机构的设施建设费用和专业人员的服务费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双方的成本。
2.风险的降低。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和生活成本的提高，让越来越多的家庭子女选择外出工作，形成了家庭“空巢”现象，如果老年人突发疾病，将会对生命造成直接威胁。中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估计，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5]。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照料问题日益突出。机构养老中也在存在着诸多虐老现象，服务没有完全到位，有的甚至出现火灾、老年人意外死亡等突发事件。
居家养老模式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根据中国传统的“远亲不如近邻”的文化观念，由于社区近邻的多方帮助，他们之间能够互相照应，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帮助老年人摆脱险境。二是符合了老年人的文化心理，减少了老年孤独感，使老年人的精神有所寄托，体现了老年人独立自主的意愿。在社区生活中，老年人之间能够相互交流、愉悦身心，对老年的身心健康有不小的作用。研究显示，机构养老老人具有总体健康状况差、死亡风险相对大的特点；而家庭或社会支持不仅可以降低死亡率，而且可以提高健康率，家庭或社会支持在机构养老老人群体更具重要性[6]。
3.社会效益显著。居家养老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老年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外，由于老年群体的特殊性，也会要求社会提供专业化的养老保险、特殊的医疗保障措施、专业的护理人员等等。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的需求市场逐渐扩大，对社会的再分工有了更高的要求。
（2）有助于社会就业压力的缓解。随着老年人市场的分工专业化，以及日益扩大的老年人市场，我国养老服务专业人员极度供需不平衡，对专业服务需求与日俱增。以养老护理员为例，全国潜在需求在1000万人左右，但目前全国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几万人[7]，存在着巨大就业岗位需求。只要对现有失业人员进行上岗培训考核，就可以缓解我国目前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
（3）有助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有重孝的文化传统，养老事业本身就具有公益性。随着养老志愿服务活动的不断开展，逐步实现活动的制度化，可以加强我们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带动社会公益事业的进步。
（4）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居家养老模式整合了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社会等方面养老资源的投入。个人、家庭和政府主要提供物质养老资源，保障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精神方面需求则主要依赖于家庭和社区提供。同其他养老模式对比，社区服务的加入，使社区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加之前文所述优点，它优化了全社会的养老资源的配置。
三、当前桎梏居家养老模式发展的因素
居家养老模式虽然优势明显，并在我国部分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居家养老模式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1.居家养老模式制度建设欠缺。我国的居家养老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由于缺少制度建议，居家养老模式发展明显后劲不足，是至今很多地方仍处于试点状态的原因之一。国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对社区资助的持续机制，也没有对民营社区养老机构提供系列的政策扶持制度和监管制度。社区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资金财力有限，无法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持久、完整、高质量的服务。
2.人力资本数量不足和质量偏低。主要是缺少专业化的人员和志愿者服务。对专业化的服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志愿者服务也没有建立起持续、定期的机制，这样就直接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在缺少专业化队伍的同时，社区服务人员多为离退休妇女，没有经过专业的上岗培训；在志愿者中，大都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或者没有经过一定的培训，无法提供专业化服务，与老年人的预期服务水平有很大差距。
3.服务内容单一和服务质量偏低。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的内容往往局限于一些简单的衣食住行方面，而对于专业化的医疗、养老保险、心理咨询等服务匮乏，而这些正是老年人所急需的。
4.社区建设仍较落后。尽管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够齐全，如缺少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老年人体育文化娱乐设施的缺乏；社区信息化建设不足，无法满足老年人应急需要等等。
四、促进我国居家养老模式发展的措施
针对我国目前的居家养老模式的现状和问题，多途径地解决上述问题才能发挥它在解决我国养老问题上的巨大作用。
1.加大制度建设。从资本投入、社区建设、社区服务规范、服务反馈、服务评级等建立起一系列持续高效的制度，形成全局性规划。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鼓励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使社区能够获得更大的资金支持。另外，要积极进行多渠道融资，采取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吸引民间资本，支持鼓励社区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
2.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探索与高校和职业学院合作开设专业的模式，加强对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的培养；采取激励措施鼓励社区服务人员的培训，如提升服务人员的经济待遇、建立起优秀社工服务制度、鼓励全社会参与到敬老爱老的活动中来等，以缓解人力资本不足的矛盾。
3.建立起持证上岗制度。推行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解决服务人员职业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加强对志愿服务的培训，形成一支具有高效服务的志愿者队伍，使志愿服务常态化，提高养老服务的频率和质量。加强对养老专业服务人员的护理素质和家政素质的培训考核，无证者不得上岗，从而使服务水平得到保证的基础上，养老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4.加大养老社区建设。从基础设施建设，专业化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入手，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专业化、个性化的需求。建立专业化服务设施，满足老年人的多重需要；加强社区的信息化建设，为老年人的交流提供便利，也适应了老年人的应急需要；提高社区的组织管理水平，对改善老年人的整体服务水平有着重大作用。
结语
居家养老模式结合了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的特点，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养老模式，虽然现阶段存在不少的问题，但对于解决我国养老问题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只要我们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自主性，解决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就可以使许多老年人度过一个幸福安祥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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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7
关键词：孤残老人；社会组织；养老服务
一、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孤残老人养老服务中的角色
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机制适当引入，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形式，是我国孤残老人基本公共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动力。在孤残老人基本公共养老服务的提供过程中，政府依然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但是政府承担着大量的公共事务，以及政府管理模式自身的限制，在孤残老人基本公共养老服务中容易出现服务质量较差、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公办的基本养老服务受众反而是经济收入高且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等问题。而市场机制虽然可以激发基本公共养老服务体系的活力、提供较为先进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但是却往往容易忽视了孤残老人这类社会中收入较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把他们排斥在市场之外。而社会组织作为类似于政府与市场的中介，其可以成为政府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帮手，解决政府能力之外的问题。同时社会组织又可以克服市场追求经济效益的弊端，能够兼顾到孤残老人这类弱势群体的需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有效载体，既可以吸收政府公共资源，又可以利用市场资源，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有效汇集志愿者，从而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在社会福利事业中以及孤残老人基本养老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1]
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应当全力配合政府和市场共同促进孤残老人基本养老服务的发展。在合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更加科学更加有利于基本养老服务发展的新机制的建立，更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
二、优化社会组织在孤残老人养老服务中的路径设计
（一）利用媒体的宣传力量，广泛动员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孤残老人养老服务事业
2013年10月25日以公益主题为“为了孩子”的《梦想星搭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聚焦了全社会的目光，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类似于这种公益节目更多的是集于对孩子的关注，对于孤残老人养老方面的关注度尚需提高。因此建议增加多元的宣传方式，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等社会力量对孤残老人养老事业的发展现状的关注，带动更多志愿者服务孤残老人养老事业，募集愈多善款，集中社会的力量助力孤残老人养老事业的发展，从而使更多的资源流向孤残老人养老事业，一定程度上可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可为孤残老人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物质和社会基础。
（二）促进多元孤残老人养老服务监管体系的形成
我国养老机构过去大部分由政府主办，或者由受政府直接影响的社会力量兴办，监管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以后，由于服务对象、服务主体、服务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监管体系的变化却相对滞后，直接影响了养老服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2]
首先，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进入该服务领域的资格审查，及时淘汰不合法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社会组织从事该领域有法可依。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还应当集中在对社会组织的资金链条、服务水平、服务人员的行为等的监督。其次，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主体，对社会服务领域的监督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媒体应当重视对从事孤残老人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的监督，及时披露其违法行为，发挥舆论的作用，一同维护孤残老龄人权益。同时，社会公众需要提升其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的自觉性，及时举报社会组织服务行为中虐待孤残老龄人等行为。最后，要提升行业监督的作用。由同类社会组织通过自发组织起来的联合会、全国性协会、行业社团或地方性联合会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对相关社会组织进行监督，弥补其他监管的不足。[3]
（三）制定和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孤残老人养老服务的相关法律法规
尽管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民政部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法律、规划和政策，使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有章可循。
但是在这些政策法规中，对于孤残老人的覆盖面较窄、针对性不强、专业性欠佳、系统性不强。由于孤残老人养老服务事业的特殊性，社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另一类群体对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方面的需求，使这一类老年群体享受到与普通老年人的一样的权利。因此，相关部门需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有利于保障孤残老人老年服务权利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关社会组织进入该领域的审核指标。同时需要制定相关法规以规范相关服务人员的服务行为。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以引导社会组织向社会所需要的方向运行，保证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此外，也需要政府以一定的政策保障社会组织的权利，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权利，保障其拥有的用于孤残老人养老服务的资源。
（四）强化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机制、人员素质、理念等对于其参与孤残老人养老服务都存在较大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大多采取粗放的项目制管理，这种方式往往容易失范，也不利于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此，有必要强化组织的内部治理，建立理事会制度并与项目管理制相结合起来。[4]此外，社会组织的人员素质直接影响着服务的质量。孤残老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养老有着特别的需求，而这样的需求往往需要服务者具备较高的技术和技能。因此服务于孤残老人的社会组织人员就需要参加专业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具备护理孤残老年人的能力。
社会组织的理念方面对孤残老人养老服务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社会组织的理念直接影响这个组织人员的理念。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不仅指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技术水平，而且注重提升服务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广泛开展老年健康教育，普及保健知识，增强老年人运动健身和心理健康意识。注重老年精神关怀和心理慰藉，提供疾病预防、心理健康、自我保健及伤害预防、自救等健康指导和心理健康指导服务，重点关注高龄、空巢、患病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五）不断完善公益性孤残老龄服务设施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鼓励个人举办家庭化、小型化的养老机构，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养老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对企业厂房、商业设施及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用于养老服务。”
维护孤残老龄人的合法养老权利，是社会养老服务事业推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不能因为孤残老人的弱势而忽略其对养老的需求。孤残老人大多数没有亲人且生活难以自理，一般对其统一管理和照料。各省市区乡应整合各地的资源，结合政府的救助保护设施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将公益性基础老龄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一部分责任转由社会组织承担，而政府依然承担监督的责任，不断提高各地老龄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尤其是孤残老龄人。
（六）政府应当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孤残老人养老服务的政策指导
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在政策的内容上应当体现其对社会组织参与孤残老人养老服务的支持，赋予社会组织更多合理性资源与合法的权利，使社会组织在该服务领域拥有更多的自由，从而减少束缚社会组织优越性发挥的障碍。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土地政策上给予社会组织筹建公益性养老服务机构一定程度上的倾斜，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在补助政策上可以对社会组织经办的公益养老服务机构更大支持，促使此类养老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5]此外，由于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可用于公益性养老服务的资金尚不能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建议政府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事业。同时，政府应当降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养老机构举办的准入标准，简化相应的手续、规范社会组织登记程序、使相关信息向公众开放。
参考文献：
[1]郑功成.让社会组织成为养老服务生力军[n].人民日报.2013。
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8
关键词：民间组织；养老服务；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D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6-0084-05
作者简介：李骏（1972-），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
①《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规定：“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早已于上世纪末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7.7％。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而且还面临着老龄化水平持续攀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全国老龄办于2005年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始终，并且，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将日益突出。
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除了要继续发挥家庭和政府的既有作用，更重要的是吸纳民间组织的加入。所谓民间组织，是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类型，具有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共同特点，如果仅从法律形式来看，我国的民间组织只有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①但如果从组织性质和现实情况来把握，则民间组织至少不下十类：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基层组织、单位挂靠社团、农村社区发展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海外在华资助组织、海外在华项目组织、海外在华商会或行业协会、宗教社团。［1］讨论民间组织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需要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
一、民间组织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不仅弥补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不足，而且克服了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所产生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要重塑企业和政府，前者要成为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现代企业，后者要成为以宏观调控为主要职责的现代政府，因此，它们原来所承担的直接提供养老服务的功能需要由民间组织来承接，否则就会出现服务真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安。可见，民间组织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扮演着“填补空缺”这一关键性的角色，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从以下三个理论层面来理解：
1.交换层面
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基本而普遍的行为模式，交换可以分为三类:市场交换、再分配交换、互惠交换，这三类交换性质不同，使用的交换机制也不同。［2］若将养老服务视为服务者与老年人之间的一种交换行为，则其运作机制相应也有三种：市场交换对应于市场经济体制；再分配交换对应于政府的福利制度和政策；互惠交换则是公民之间各取所需的交换,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机制是交换者之间的信任和道德信念，它对应的是以多样化的民间组织为其表现的公民社会。由于老年人丧失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普遍偏低、消费能力不足，企业很难从提供养老服务中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大多都不愿从事这种服务，市场机制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政府虽然有提供养老服务的意愿和责任，但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高成本、低效率、单一性、垄断性甚至假公济私或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使得民间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有其独特的先天性优势，因为民间组织主要依赖的是公民之间互助互惠的理念和行为。
2.管理层面
服务和管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尤其是在中国，许多服务其实都隐含于管理行为之中。管理，在以往纯粹是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行为，被认为是政府单方面的职责。而治理则是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3］。显然它超越了以往的管理理念，强调公民社会的治理参与。治理理念表明，现代社会对于公民的养老服务责任，不应由政府独自承担，而应由政府和各种私人部门以及民间组织来共同完成。进一步，非营利组织专家萨拉蒙还提出了第三方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应主要是筹资和指导的角色，而不是服务的传递者，在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如养老服务）时，政府应更多依靠大量的非营利组织来实施其服务职能，从而实现精巧的“第三方管理”模式。［4］
3.福利层面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人们在反思和批判的同时逐渐发展出了一套福利多元主义或混合福利经济的理论，它主要是指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或社会组织共负责任、共同完成。最早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三个部门：市场、国家和家庭，后来又加入了志愿组织，最后又扩展为市场、国家、社区和民间社会的四分法，特别强调民间社会能够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理念上的政府、市场、社区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使私人和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5］在现实社会中，以德国、荷兰等为代表的“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即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各种力量协作、共同满足公民个人需要的福利供给系统，其中国家负责制定有关公民福利生活的政策，而大部分福利服务则交由各种社会组织主要是非营利组织来负责。［6］显然，养老服务作为一种福利供给，也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服务提供这个主要环节上。
二、民间组织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1.民间组织可参与多种服务类型
从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来看，民间组织在提供生活照料服务、精神慰藉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体育旅游服务等凡是涉及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大有可为。从上海的情况来看，民间组织可参与多种服务类型已经在养老服务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
其一，参与机构养老服务。从1998年至2005年，由于上海市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各界兴办养老机构，社会办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上升了6.4倍，政府办养老机构数量与社会办养老机构数量之比已达到1.31。［7］许多区县和街道办养老机构也都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事实上，早在1949年以前，上海最早出现的养老机构都是由民间的宗教和慈善组织所举办，现在的市级政府办社会福利机构大多都是在建国初期由这些旧有机构改造和发展而来。
其二，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上海市的居家养老服务从2000年开始启动试点，2003年进入深化阶段，至2005年底已在全市19个区县都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在233个街道（镇）建立了助老服务社，并建成了83家社区老年日间中心。尽管在资源上大多都依赖于政府，但从组织性质上来看，街道层面的助老服务社和社区层面的老年日间中心都应归属于民间组织。其实，在美国，社会捐赠在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结构中已经次于政府拨款，所以，政府“养”民间组织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它们达到了更好的服务绩效。
其三，参与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和帮困。于1994年成立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十余年来坚持将安老作为慈善事业的重点之一，先后建立了陈兆寅、旭东、联华超市、鑫达（德贞）、东视等多项慈善安老基金，开展了多项慈善安老项目，例如为不能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困难老人发放慈善医疗卡、为特困白内障老人免费手术、为社会孤老建立“温馨家庭”等。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为民间组织提供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和帮困服务确立了政策依据。
2.民间组织具备多种服务优势
由于民间组织的自身特点，它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总体性优势：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作为一类社会人群，虽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由于年龄阶段、身体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素质等各方面的差异，他们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者,面向的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其行为必须具有普遍性,因此，政府的养老政策只能“一视同仁”而无法有效照顾到不同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而且，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往往只能依据“选择性原则”优先满足最需要得到帮助的老年人的最基本需求，而无法顾及其他老年人的更高需求。而民间组织往往是基于某种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的,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体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因此能够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就组织性质而言，民间组织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宗旨,不以营利或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从而在开展养老服务时更为积极主动，更能接近老年人的利益，更能保证服务的高质量。就组织结构而言，民间组织与政府运作的等级制原则不同,它实行多样的、灵活的、平等的、参与式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其在活动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便于根据不同条件及时作出调整，可以去做政府不愿做或不方便去做的事情，并能够较快地对老年人的需求或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从而具有更高的运作效率。
降低养老服务的成本。民间组织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的资助或补贴以外，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因而能够更好地集中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闲散资源，产生更低的生产成本效应。志愿性是民间组织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重要特征，其组织活动的开展大多都依赖于义工和志愿者，他们一般以公益事业为使命，较好地避免了自私自利所导致的社会治理高成本的问题。民间组织所倡导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利他主义精神、积极介入公共事务等积极的公民价值观，可以有效地降低组织动员的成本。此外，民间组织还具有非政府性、公益性、透明性的特点，不易滋生腐败，避免资源浪费，降低养老服务的运作成本。
3.民间组织可承担多种服务角色
萨瓦斯把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分为三类：消费者、生产者和安排者，其中生产者即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而安排者则负责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或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在萨瓦斯看来，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安排者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乃是界定政府角色的基础。［8］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用公共财政为消费者提供某种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扮演服务的生产者或直接提供者不可。相反，政府完全可以仅仅扮演安排者的角色，而把生产者的角色让民间组织来扮演。
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如果是由政府作为安排者，由民间组织作为生产者，这就是政府购买服务，它包括两种运作形式：一种是政府投资服务项目的硬体建设并交由民间组织来运营，例如一些省市正在试点和摸索的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租赁转让”和“委托经营”；另一种是政府既不投资也不运营但是向民间组织购买养老服务项目，例如香港福利署的“买位计划”和有些省市实行的养老机构的“民办公助”。其实，民间组织不仅能够扮演生产者的角色，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安排者的角色，甚至还可以同时扮演安排者和生产者的角色。上文所提及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其参与养老服务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提供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和帮困服务，而且还成立了众仁花苑、众仁老人乐园和金山众仁护理院三个安老基地。在这一案例中，民间组织不仅是养老服务的生产者，而且还是安排者。
民间组织在养老服务体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而某一民间组织到底可以扮演哪一种或哪几种角色，取决于它自身的特色、定位、规模和实力。如果将养老服务类比为一个“市场”，则民间组织正像企业一样可以充当生产商、零售商、中介商、投资商、营销商、广告商等多种角色。例如，有些民间组织专注于募款，有些以专业化的服务为专长，有些乐于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充当纽带和桥梁，有些只在于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他们都为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作出贡献。
三、积极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间组织规模虽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益扩大，但在登记注册、组织自律、制度规范、人员资金、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还处于发育阶段，面临一系列问题。相应地，如何培育民间组织、建设一个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公民社会的议题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在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对政府而言具有挑战力量和辅助力量的双重属性，政府根据民间组织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实施分类控制。［9］就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民间组织而言，它作为政府辅助力量的属性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况且它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是如此重要，而缓解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又是如此地迫切，因此，政府应予以积极支持。笔者认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完全可以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换言之，即要在制度设置方面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民间组织，促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为此，需要从民间组织自身的公信力建设、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政策扶持、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监督这三个主要的制度方面着手。
1.推动民间组织自身的公信力建设
民间组织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与互惠，因此，公信力是民间组织的生命线。即使在民间组织发展已十分成熟的美国，也曾出现联合劝募组织滥用捐款丑闻和红十字会“9・11”募款风波等若干次严重诚信危机。而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处于初步发育期的大多数民间组织而言，自身的公信力建设构成了政府给予信任和扶持的前提条件，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财务收支的彻底透明化。良好的财务收支透明度，要求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民间组织不管大小，一律应当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定期编制财务报告，按期接受财务审计，公布财务报告与审计结果，并接受公众质询，成为“透明的钱袋”。在财务透明化的基础上，还应逐步将组织的全部基本信息予以公开，如资金的使用计划、拟开展的公益活动、剩余财产处理、组织经营业绩材料等，以备公众查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民间组织应当建立公司化的治理结构：一是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二是加强董事会（理事会）的监督职能，主要在于战略决策以及选择和监督最高管理人员；三是加快成立监事会，基本职能是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监督董事（理事）和管理者的活动；四是完善项目化管理的各个配套环节，尤其是规范项目选择的可行性分析。建立资格认证和等级评定制度。依托社会福利行业协会或另外组建更小范围的行业协会，对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民间组织开展资格认证和等级评定。结合资格认证和等级评定，还可以推行民间组织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试制度，以加强其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水平。
2.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政策扶持
目前，政府对民间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所提供的政策扶持还相当不足，仅仅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以社会办非营利型养老机构为例，它与政府办养老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政府办养老机构由国家投资，国家运营，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或托底拨款，享受到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待遇；而社会办非营利型养老机构尽管也兴建了许多养老床位，收养了许多中低收入的老年人，并且有着更高的运营效率，但资金来源却十分有限，人才资源匮乏，硬件设施亟待改善，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这些民间组织急需政府的政策扶持。
资金政策扶持。成熟的现代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建立了公共财政体系，并将各种社会福利支出纳入年度预算，老年福利一般都在其范围之内。而我国的老年福利经费预算虽然有政府资助，但却并没有被纳入各级政府的长效的、规范的公共财政预算之中。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将对非营利型养老服务机构（包括民间组织）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费用的资助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而为实现财政资助的公平合理，需要由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专业人士和来自相关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一起组建一个拨款委员会，并建立与财政拨款机制相配套的评估机制，以确保合理拨款。非资金性政策扶持。在拨款和购买服务等资金支持性政策之外，还应加强各种非资金性质的扶持政策。例如，对于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民间组织，可在公用事业收费上采取优惠措施，在税收上给予减免税资格的待遇，无偿或低价提供开业场所，将其从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为其从业人员提供免费或廉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等等。
3.优化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监督
中国对民间组织所实行的“双重分级管理”体制，在发挥重要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适应社会现实情况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福利服务时。因此，地方政府在针对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民间组织乃至公益性民间组织的管理监督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
实现管理法规的统一、明确和透明化。目前，行政机关的内部规定实际上构成了对民间组织进行管理的直接依据，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管理法规上的混乱和随意。法制信息的统一化、明确化和透明化，既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效率，又能促使民间组织的合法成立、合法运作与合法死亡。因此，地方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可抓紧制订针对公益性民间组织监督与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以取消“政出多门”的局面。整合多种管理监督方式。目前的监督方式主要局限于分割化的行政体系内部，因此可在两个方向上用力：一是加强政府登记管理机关（即民政部门）的执法、监督和投诉受理职能；二是逐步建立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包括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行业自律、媒体的监督、捐赠人和公众的监督等。社会监督最终需要归口到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以统一实现执法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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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9
“这个平台，以居家养老服务为重点，逐步拓展到其他综合便民服务。工作原理是：居民通过他们家的‘呼叫终端’，24小时内可随时与这个平台的控制中心联系；控制中心通过数据库整合和调动我市所有的可用服务资源，整合社区服务站站点资源，这样就能做到精准匹配、便捷高效……”
——在武安市民政服务中心大楼4层的“12349”网络服务平台控制中心，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向记者介绍武安市数字化养老服务的相关情况。
武安市是个有着79.1万人口的县级市，60岁以上的老人有9.3万，占该市总人口的11.8%。这些老人中还包括有低保五保的、80岁以上高龄的以及失能失智的等等。面对需求情况复杂的这些老年群体，武安市在借鉴、探索的基础上，创建了可供全国学习借鉴的养老服务“武安模式”。
日前，记者慕名前往武安，于是，就有了包括文章开头一幕在内的详细采访过程。
养老服务覆盖“全面化”
敬老院、供养服务中心——五保老人的乐园。武安市从该市的实际出发，建立了大中小型、高中低档“小宝塔”式的供养服务机构。
他们根据该市养老服务总体规划的要求，区分轻重缓急，先后筹资900多万元，在对该市边远乡村敬老院改扩建的同时，在活水、马庄、贺进、阳邑、城区五个中心乡镇，分别建立相对比较集中的五保供养服务中心。今年又分别在徘徊、管陶两个乡镇原敬老院的旧址上，重建了新的敬老院。改扩建及新建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和敬老院，使武安市五保老人的养老环境得到了彻底的改善。
目前，武安市五保对象集中供养能力达到1805人，集中供养821人，分散供养984人。集中供养标准已达到每人每年3320元，分散供养的标准也已达到1920元。
幸福院——农村养老服务平台。武安市立足农村老人占多数的市情，根据河北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会议及在肥乡召开的农村幸福院建设会议的有关精神，为确保该市广大农村老人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生活等方面不出问题，坚持以“加强领导保落实、大力宣传造声势、坚持督导不放松、以奖代补促发展”为工作思路，采用“村级主办、村民互助、社会参与、政府支持”的模式，使该市的幸福院建设有序开展、扎实推进。
他们去年共投入220万元建成高标准幸福院258所；今年，截止记者采访时，又投入50万元建成高标准幸福院38所。在武安市，幸福院现在正发挥着农村养老大舞台的的作用。
社区服务站——市区居民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服务是武安市首创的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方式。他们采用“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社区服务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向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在总结该市已建的北城小区、观澜城小区试点服务站建站及服务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正把服务站这种模式逐步向全市其它小区推广。
市民政服务中心——“五院合一”的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按照国家一级福利机构硬件标准建设而成的武安市民政服务中心，项目总投资3300多万元，建筑面积9100平方米，设计床位460张，内设“光荣部”、“优抚医院”、“敬老院”、“儿童福利院”和“老年公寓部”，为相应的革命功臣及老年人、孤儿、弃婴等提供服务。老年公寓部配备有完善的紧急呼叫系统和配套的人性化服务设施，是一座综合性、现代化、公寓式的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国家民政部有关领导等为该老年公寓落成投运剪彩。该公寓部现在运行良好，入住率稳步提升。
季节性“农家乐”——社会养老服务机构。武安市积极倡导并大力扶持民办公助养老机构。市政府不仅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建设给予一次性补贴，而且对其运营也实行按床位奖补的政策，调动了民间创办养老机构的积极性。在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在该市环境优美、宜居宜养的长寿村、朝阳沟、京娘湖、武当山景区及其周边，以家庭、个体为主体，以消夏疗养、休闲延年为内容的季节性“农家乐”养老场所大量出现，每年暑期接待老年人都在3500人次以上。
政府对高龄老人直接发放补贴等。近年来，武安市累积为该市90岁以上老人发放了122万元的保健补贴金，同时，还积极为该市55至80周岁身体健康的老人办理“助老健康御险”，年均办理3万多人，有效地解决了该市老年人入保险难的问题。
社会福利院——“三无”人员和孤残儿童服务平台。武安市民政服务中心成立社会福利院，积极承担救孤济困的社会责任，为全市的“三无”老人及流浪街头、无依无靠、无法生活的孤、老、残人员提供收养服务。
养老服务过程“数字化”
我国已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阶段。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激增，在传统观念和老人们各自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等背景下，养老回归家庭是个必然趋势。有专家分析，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主要形式，90%以上的老人最终要在家中安度晚年。这种情况，武安市也不例外。
武安市的社区虽建立有养老服务站，尽管老人们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或在家里也能享受到养老服务，但随着养老需求内容日益增多等变化，社区服务站作为为老年人服务的资源集散点，其站点相对独立、资源有限以及服务内容局限等的先天不足，也随之显现。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既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又能便捷、高效地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服务呢？经过探索，武安市通过把“数字化”网络平台引入到养老服务领域，科学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今年5月，武安市民政服务中心成立“武安市社区服务中心”，筹建民政公益服务热线——“12349”网络服务平台。在该平台基础建设、设备软件、工作人员全部到位，安装调试运行正常的基础上，6月28日，该市又获准承办邯郸市居家养老服务平台。该平台控制中心通过数据库整合所有的可用服务资源和社区服务站点资源，根据服务需求，实现精准匹配、便捷高效服务，达到充分发挥现有资源作用的目的。
目前，“12349”网络服务平台以居家养老服务为重点，为老年人提供喝药提醒、GpS定位、亲情绑定、家政钟点工等服务，正逐步由该市的社区向全市及整个邯郸地区辐射。
养老服务水平“专业化”
以品牌性的家政公司专业化服务为依托。“服务人员整体水平低，良莠不齐的家政服务机构市场信誉度低，给老年服务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老年人只能选择缺乏专业知识的亲友代为服务和护理……”这是我国养老服务市场以前曾普遍存在过的现象。为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武安市经过多方考察论证，最后与全国某知名家政服务公司“强强联合”，通过加盟合作方式，引进该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对员工统一培训考核、统一管理派遣、统一服务规范，通过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在该市创品牌、建规模、提效益。他们采取养老服务与拓展项目并重的形式，把“为老年人服务”扩展到“为百姓服务”。在为老人及当地群众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和认同感。
不断提高社工支援者专业化服务水平。随着武安市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站的建立，以及居家养老网络服务平台的搭建，就为社会支援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此，武安市在成立社区服务站的同时，就成立了该市社会工作与支援者协会。他们采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工+支援者”服务模式为老人服务。该协会实行对支援者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制度，确保为老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目前，该市参与报名、注册的社工和支援者已达200多人。
养老服务体系“科学化”
体系内各环节自身实现良性循环。武安市养老服务体系内部各个环节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如：“12349”在国内其他城市是一个由民政部门负责具体实施的单一的养老助老平台，武安市将“12349”由养老助老平台扩展到养老服务及其它社会生活服务的领域。在日常生活服务领域，“12349”涉及到家政、室内维修、开锁等内在服务类别，另外还设立了多项中介服务功能，如房产中介、法律咨询、旅游咨询、职业介绍等。他们用拓展的延伸服务的收益再反哺该平台的养老助老服务，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再如：该市的加盟“家政服务公司”通过用爱心经营养老、规模效益再反哺老年产业，达到家政服务公司与受助者互利共赢的效果，实现了家政公司与受助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该加盟的家政公司在其品牌化服务的过程中，会吸引更多自愿加盟的。这样，专业化服务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专业化服务的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进一步实现规模效益，进而再更好地反哺老年产业，也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体系内各环节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武安市养老服务体系不仅内部各个环节自身都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而且，体系内部各个环节之间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12349”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在居家养老的广大家庭、农村幸福院、社会福利院、社区服务站等，与家政服务公司、社工和支援者协会之间架起了桥梁，发挥了联系纽带的作用。这种桥梁、纽带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进一步密切了与家政服务公司及支援者协会的联系，便于数据库的及时更新；另一方面，在居家养老的广大家庭、农村幸福院、社会福利院以及社区服务站中广大老人在得到便捷高效服务的过程中，更便于“12349”网络服务平台辐射范围的推广。
养老服务的社会效益篇10
我区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__年底，全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万人，占总人口的*，并以年均*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__年，全区*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万人，占总人口的*。
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回良玉在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总体要求，大力推进老龄事业的发展。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积极探索养老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回良玉副总理这一讲话精神和全国制定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老龄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及《____市____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是编制我区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可靠依据和必要的政策保障。
“十五”期间，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老龄工作，适时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全区老龄事业得以较快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被评为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单位。总之，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提高；老龄事业基础建设得到加强；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有效保护。这些为今后“十一五”期间，老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区老龄事业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老年人的受惠面还有较大的差距，为老服务和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针对这些问题,为加快我区老龄事业发展步伐,重点解决老龄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落实“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
“十一五”期间，我区老龄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围绕区委的中心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和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建立完善城镇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适应农村实际的社会养老制度，建立健全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为老服务体系。加快发展老年福利设施建设，努力营造“敬老、爱老、助老”和代际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基本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工作目标。
二、主要任务
1、建立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和保障制度，实现老有所养。
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小康社会建设要求，努力构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建立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确保离退休职工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并适时提高养老金标准。在农村，积极探索适应我区农村实际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转非人员的养老保障机制，确保劳动年龄段以上的被征地农民纳入保障范围，享受生活补贴。
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扩大低保覆盖面，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步缩小城镇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距，到20__年，城镇与农村的低保标准之比控制在1.5：1以内。
进一步完善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的供养制度。城镇“三无”老人集中供养（含户院挂钩，下同）率稳定在95以上，农村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稳定在90以上。对未实行集中供养的对象要落实好各项供养措施，并逐步提高供养标准。
逐步建立贫困老人长效救助机制。支持和鼓励镇乡（街道）、行政村（社区）建立养老互助金、养老救济金制度，提倡集体经济较发达的镇乡（街道）、行政村（社区）建立养老补助制度；支持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资或设立助老基金。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关怀贫困老人的结对帮扶活动。
加快养老设施建设。城乡各类养老机构的床位数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
到20__年各类养老机构的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人20张以上。区建有一所150张床位以上的起示范作用的综合性养（托）老机构，街道建有一所50张床位以上的养（托）老机构。倡导家庭养老，积极推进“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模式。5年内，临平、____、塘栖、瓶窑城区对空巢（独居）、残疾、困难、高龄老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85以上。
2、平稳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现老有所医。
进一步完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医疗保险费用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机制。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老年人参保比例达到95以上。把城乡贫困老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降低起付门槛，提高救助比例和最高救助额。
建立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镇乡、街道卫生院为主体，覆盖城乡的老年卫生医疗服务网络。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达到100；农村要进一步加强镇乡卫生院规范化建设。整合现有医疗资源，加强社区老年保健工作，开展健康咨询、康复护理和临终关怀等服务，50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老年康复病房（区），95以上的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
“十一五”期间，各区级医院要开设老年病房，区上建有一所100张床位以上的老年护理院。
3、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
加强老年教育设施建设。5年内区老年学校和老年电大____分校都要建成规范化的老年学校，80的镇乡（街道）建有老年学校和老年电大教育点，50的村和80的社区建有老年学校（电大）教学班。充分发挥社区学校等载体的作用，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老年人在各类老年学校的入学率达到10以上。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加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城镇要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老年思想教育活动，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农村要组织和引导老年人学习先进文化，破除迷信，抵制势力和恶习。
4、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条件，实现老有所为。
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科普、咨询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社区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区组织、人事部门要建立“银发人才库”，利用老年专家、学者的经验和特长，发挥他们的“余热”，鼓励老年人开展自助互助和参加“金晖志愿者”行动。在农村，从事种植、养殖等经济活动，努力探索实现老有所为的新形式。
5、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实现老有所乐。
加强老年文化体育设施的规划和建议。5年内区要再建立一所四星级和一所三星级以上的老年活动中心；四星级的区老年活动中心要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全区90以上的镇乡（街道）建有二星级以上的老年活动室，90以上的社区和行政村/:请记住我站域名/建有超过100平方米的老年人综合活动场所。
发展壮大各类老年文化、艺术、体育团体，支持和引导他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办好老年专题栏目，创作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戏曲作品。办好老年运动会及老年文化艺术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对策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合力齐抓共管。
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加强对老龄工作的组织领导是实施“十一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的根本保证。要把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及时研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使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各涉老职能部门要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各负其责，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做好老龄工作；区老龄工办要切实履行“综合协调、督促检查、参谋助手”的职责，起好“协调、督促、整合、沟通”的作用。
2、研究制定政策，加大经费投入。
随着我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政府财力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对老龄事业的投入，从20__年起，区财政每年安排适当资金用于扶持规范化老年活动室（中心）建设。同时，积极鼓励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等各种力量共同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积极探索政府鼓励、社会创办、自主运作的老年福利服务社会化新路子。
除了积极加大公共财政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外，对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和设施提供多项政策优惠：镇乡（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开办时，区镇乡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对新建的老年活动室（中心）采取区财政适当资金扶助；区、镇（乡）两级财政每年安排适当的社区服务发展资金，保障社区公益项目；对在社区范围内开展养老、托老等公益的非营利性机构，其用水电按居民价格收费；对社会力量在社区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由区、镇（乡）两级财政在开办时按实际床位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和其他一些优惠政策。
3、巩固提高创建成果，整体推进老龄事业新发展。
实践表明，创建老龄工作全国先进县（市、区）活动是加强基层老龄工作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极大地促进了基层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的全面发展，有力地提升了老龄工作社会地位和整体水平。我区虽已获得了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区的殊荣，但工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和差距。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来认真总结和指导工作，用创建高标准的要求，进一步探索创建工作长效机制，整体推进老龄事业新发展，保持老龄工作全国先进。
4、扎实推进两项规范化建设，努力提高“六个老有”整体水平。
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是开展老龄工作的两个重点，是事关老龄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开展创建老龄工作规范化社区和创建规范化老年人协会是夯实社区和农村基础的最有效的手段，“十
一五”期间，要扎扎实实地推进两项规范化建设工作。在城镇，要进一步开展老龄工作规范化社区建设工作。到20__年底，要有100的街道社区和80以上的镇乡社区达到省级标准，到20__年，100的镇乡社区达到省级标准。要把创建规范化社区的工作与探索、推广“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紧密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老年人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以上门服务、社区日托和引入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要从“抓部署、抓指导、抓学习、抓考核、抓评比、抓表彰”六个环节着手，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出台必要的优惠政策，支持社区老龄工作，加强对社区老龄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指导。
在农村，要继续抓好农村老年人协会规范化建设，到20__年，9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协会达到“三好”（班子建设好、作用发挥好、制度落实好）、“三有”（有活动场地、有经费来源、有教育载体）的标准。
5、进一步保障老年合法权益，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
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省实施意见，开展老年法律、法规宣传和敬老道德教育，加大维权力度，加强执法检查监督，促进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制和道德环境的形成，使老年人的权益得到广泛尊重和维护。
一是“十一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法律服务援助工作，倡导和鼓励律师、公证员和法律工作者为老年人提供优先、及时、便利、高效的法律服务。对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要简化程序，优先服务，适当放宽标准，同时将服务领域延伸到社区、农村基层。进一步加大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有关部门要依法受理和处理涉及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申诉、控告和举报，有效预防、严厉打击各种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减少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案发率。
二是区、镇乡（街道）人大，要根据情况适时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或专项检查。
三是加强普法教育工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普法工作纳入计划，实行目标管理。把法律教育与敬老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敬老教育思想道德观。加强对农村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基层干部和老年人家庭成员的法制意识，提高道德水平。大力开展“敬老模范镇乡（街道）村（社）”和“敬老好儿女”的创建活动，倡导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和文明之风。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继续开展“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各镇乡（街道）要组织好20__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10周年和省实施办法颁布5周年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四是进一步做好《浙江省优待老年人规定》的组织实施工作，推进老年人优待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体系，建立督查和奖惩制度，保证各项优待规定落到实处。
6、加强老龄工作体制和干部队伍建设。
理顺工作体制，健全工作机构，落实专（兼）职老龄工作干部，加强自身建设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各项目标的保证。加大对镇乡、街道老龄工作机构建设，重点解决机构、经费和办公条件等问题，确保老龄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机构管事，形成高效顺畅、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