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环境的定义篇1
一、人格权制度的生态化
传统民法中的人格权制度主要是指社会性人格权制度，当然也包括了部分自然性人格权制度。但是，全部的完整的自然性人格是一个人作为社会性的人的必要前提。离开了清洁的、宁静的、安全的、甚至舒适的环境，人不可能有身心的真正健康与幸福。医学专家认为，就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给人体生命健康造成的现实损害与潜在威胁问题而言，现在很多疾病无疑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密切相关，医生只能解决身体上已经发现的疾病，但是无法阻止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减少疾病应该注重从保护与改善环境问题入手。因此，我国法律应当规定公民享有环境人格权。使得环境人格权获得必要的尊重、保护与实现。尽管环境人格权理论存在着不少弊端而遭受各种质疑，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以国家规定的符合人体生存健康需求的环境质量标准为初步判断基准，就可以逐渐解决其法律适用上的技术难题。环境人格权是围绕着传统民法上的自然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发端而来的。正如马骧聪先生所言，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一规定对环境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公民在清洁、安静、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或者说，可从生命健康权引申出公民的环境权，即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必然产物［2］。因此，可以说自然人环境人格权是在地球生态环境已经遭受严重的甚至极度的破坏而对自然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的实现造成了现实的威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正当的、合理的、必要的法权诉求。
二、物权制度的生态化
物权制度的生态化是物权制度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基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要求，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应向“生态理性人”转变，以最终实现“经济理性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经济理性人”假设，物权人没有意识到物具有生态价值，也无追求生态价值的冲动，物权人追求物的经济性而牺牲其生态性。因此，本质上传统物权法是对物的非生态性方面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进行控制性规范的法律，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物的非生态功能。而传统物权法所设定的各种权利使得物权人在利用物时必然会对其周围的环境与资源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物权法进行必要的适度的改造与创新。但是，如何将生态价值转换为可以度量的经济价值，如何将生态环保义务融入物权制度，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有学者认为，物权制度生态化就是指对物权的行使施加生态环保的限制，将有效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的义务通过适度的可行的方式纳入物权制度中，使这种公法上的义务规范成为界定物权行使的内容与方式的边界［3］。本文以为，这种对物权制度生态化概念的解释只是一种狭义的解释，其可进一步扩展解释成为:物权制度的生态化是指在物权法制度中新添生态性物权，也称环境物权，比如排污权、碳容量消解权等，并对原有的物权予以生态环保义务上的限制。
物权制度的生态化构建，不仅利于将物权人的资源节约义务与环境保护义务纳入法定范畴，而且将某些环境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控制权利物权化，促使环境物权在物权法上得到应有的承认，从而为排污权交易活动及碳汇交易活动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生态化的物权制度构建可能有以下三种路径选择:(1)采取最为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即在物权法中加入“物权人应自觉遵守国家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等宣言性规定。如《越南民法典》采用的就是此种路径。这种路径从总体上确立了物权人的环境保护义务，不涉及具体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操作性缺乏。(2)以法律的解释标准为切入点，比如:可以规定物权法的解释必须符合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需要，或必要时物权法的解释应着重考虑物的生态价值。这种路径可能给物权制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必要时这种路径应对物的主导功能给予重新的定位，将物的生态放在物的经济功能之上，也与物权法作为市场经济交易基本法之一的属性难以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3)在物权法中新添生态性用益物权即环境物权如排污权、碳消解容量权等。应该说，这是一种扩大化的生态化物权制度构建路径，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路径。
我国民法上的物权制度主要包括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以及占有制度四个方面。其中，由于土地用益物权制度以及房屋区分所有权制度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些制度的设计不仅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的平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的合理划分问题，还涉及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而产生民事主体的权利边界与国家有关主管机关的权力边界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我国过去的民法理论对于民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界定更多的只是从一个侧面即私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角度去考虑问题，但现代社会出于大规模风险防范的需要以及环境有效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的要求，不仅需要民法理论从已有的那个侧面即私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角度去考虑问题，还需要民法理论从另一个侧面即民事主体的权利边界与国家有关主管机关的权力边界之间的合理分配角度去考虑问题。事实上，任何财产权都是法律所界定的，任何财产权的框架、限制与保障均由法律予以规定。正如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立法者的活动，所有权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其是法律框架之下的所有权，法律规定了谁能够在什么形式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边界之内，以什么样的物为载体，这些都是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4］。事实上，对于自然资源物权，由于其生态性与经济性以及其他非经济性并存、私人利益性与公共利益性并存的属性，因此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公共行政限制与生态环保强制义务限制的色彩，因而其定位(内容和限制)涉及环境资源法与民法之间众多的关联与重叠［5］。总之，自然资源物权的规范就不应当只是民法所关注的对象，也应当是土地利用规划法与环境法等其他法所关注的对象。对于土地权益问题，现代的立法者已认识到，权利人土地资源的使用已经脱离了过去民法所彰显的绝对自由的状态，公共限制已经成为法律共识和常态。我国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正处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土地权益，尤其是如何看待法律的限制，就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4］151。发达国家的经验提醒我们，研究自然资源物权的公共限制，尤其是有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利用规划法时，必须加深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研究。总之，对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尤其是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权利人生态环保与资源节约方面的消极义务的合理界定，还要注意权利人生态环保与资源节约方面的积极义务的必要设定，以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利用、生态价值利用及环境损害防治的多重价值，使其最终朝着生态环保与资源节约这一具有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靠拢。此外，条件成熟时我国民法还应考虑将环境要素比如对空间、环境容量、二氧化碳消解量等的物权问题纳入自身体系中，通过将空间用益权(也称空间权)、环境容量用益权或排污指标用益权(排污权)、二氧化碳消解量用益权等定位为准物权性质，以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时代需要的环境物权制度，这也是我国民法物权制度生态化课题中的重要内容之一。#p#分页标题#e#
三、合同制度的生态化
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与理念的时代，合同所考虑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仅仅是经济上的利益，无论对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的限制，还是对国家普遍意志的介入而言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的义务中难以贯彻保护环境的内容［6］。但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物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无形财产权都附有环境保护义务，这是一项强制性义务。物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权的交易使这些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从静态的民事领域向动态的民事领域转化，即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经由一个个民事合同缔结在不同的物权主体之间进行权利义务配置———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向对方转让负载了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的时候，一方面受让方获得的权利自然也就内涵了生态环境义务，另一方面转让方保留了监督受让方履行生态环境义务的权利和义务，以此实现分散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7］。此外，环境法律制度也要求民事合同主体应承担环境保护义务。根据预防原则，任何主体在实施有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法律行为时，应当避免生态环境的损害，由此任何民事合同主体都有预防义务，这种认识也为民事合同的生态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在合同制度生态化的各种命题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民法合同的经济目的性与私人自治特征受到生态环保义务的限制的“度”，即在意思自治与公共利益之间具体应如何衡平，又如何能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趋势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合同权利的转让方还是合同权利受让方受个人利益最大化驱动不一定愿意接受上述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约束［7］。在民法合同生态化技术路径问题上，学界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本文以为，首先，应对传统民事合同进行必要的生态环保义务限制:(1)对于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合同履行行为，合同权利受让方应承担生态环境之污染与破坏的预防义务，合同权利的转让方应监督合同权利的受让方履行生态环境之污染与破坏的预防义务。如果合同权利转让方对受让方因合同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有重大过错的(比如明知受让方缔约的目的是从事国家禁止的污染活动而转让自然资源权利的)，在对受让方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追究责任的同时，也应对转让方的重大过错行为追究责任。(2)通过民事合同范本加强市场交易指引，使民事合同中的权利转让方承担起谨慎选择交易对象的义务。(3)建立健全民事合同生态环保备案审查制度，明确民事合同生态环境监管职责、程序、监管内容，并规定合同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是合同备案机关，这些机关对合同中可能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的部分进行必要的登记、审查与提示［7］。(4)在司法裁判中，将生态环保诚信理念与公序良俗理念以及权利不得滥用理念纳入合同解释范畴，从而建立合同履行公平的新型的评判标准，或者通过合同的“先契约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以及“后契约义务”等的生态化拓展性解释来完成，“义务的扩张相当于强加义务给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当事人”［8］。其次，应建立狭义的环境物权交易合同制度，即将与生态性物权合同交易有关的内容集中起来，设立专门的环境物权合同制［9］。有学者认为，环境合同是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定与转移所达成的协议［6］50。笔者以为，所谓环境物权合同，是指国家(以政府为代表)与私人之间以及私人与私人之间就特定环境资源特定价值之产权的转移所达成的协议。比如，排污权交易合同、碳汇交易合同、污染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废弃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等。有人认为，污染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废弃物回收利用交易合同是传统民事经济合同［7］。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合同看作是特殊环境合同，则其自然被赋予一种新的价值与使命，在国家政策态度上就可能与其他传统民事合同有所区别。在环境物权交易合同制度中，应明确国家在必要时的积极义务与辅助责任比如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技术支持、贷款优惠等。
此外，有学者认为当今人类存在着四种新型的契约关系，即当代人之间平等享用环境资源的契约关系，全体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委托契约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平等享用环境资源的契约关系，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之间平等享用环境资源的契约关系［10］。事实上，这四种新型契约关系就是生态合同关系。从道德角度考虑，这种认识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从技术层面来观察难有规范可操作性，因此这不是本文所论及的合同制度的生态化命题中的内容。
四、侵权责任制度的生态化
就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地位而言，环境损害不仅对环境安全和自然资源的危害巨大，也由此引发了群体性环境与资源冲突事件、地区性环境与资源冲突事件乃至国家间环境与资源冲突事件，这无不表明环境侵权而导致的人类冲突已经成为当代环境资源危机背景下的重要社会问题。而环境侵权损害预防与救济赔偿制度缺位给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雪上加霜，进一步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立法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意义。简言之，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现象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侵害民事责任就成为当今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目前，学者对于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主要有四种见解。(1)认为只能实行一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2)认为应实行两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3)认为应实行三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以及无过错责任原则。(4)认为应实行四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以及公平责任原则。本文以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环境实际损害侵权赔偿责任追究问题上，应该采取无过错责任与过错加重责任并用的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环境实际损害侵权赔偿责任追究不考虑侵权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只要造成实际损害均得以承担赔偿责任。所谓无过错责任与过错加重责任并用的原则，是指尽管环境实际损害侵权赔偿责任追究不考虑侵权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只要造成实际损害均得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侵权人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侵权人还应当承担加重赔偿责任即惩罚性赔偿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为同质赔偿即填补性赔偿原则，但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决定环境民事侵权责任采取同质赔偿已不能满足适当补偿被侵权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警示环境侵权人的现实需要，因此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应该是补偿性和惩罚性相结合的原则，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问题上，恰当配用惩罚性赔偿制度。#p#分页标题#e#
与传统民事侵权相比，环境侵权存在着两个“不确定性”难题:(1)环境侵权中涉及的环境要素范畴与损失程度的不确定性，(2)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因此，构建完善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必须破解这两个难题，即环境侵权是否发生、何时发生、环境侵权的损失范畴、规模、后果等量化问题。本文以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侵权涉及的环境要素的范畴与质量损失及环境侵权行为与侵害后果间因果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得以合理解决。
环境侵权引起的损害包括:(1)环境资源本身受到的损害，即环境资源品质损害，这是一种客体性损害，有人称为直接损害，这种损害本质上是对公民享有环境利益的损害;(2)由环境资源品质损害所引发的公民人身伤害及所有民事主体的财产损失，这是一种主体性损害，有人称为间接损害，这种损害本质上是对公民以及其他民事主体的传统民事权利的侵害。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损害只是第二种损害，第一种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没有纳入，这对于环境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看，环境损害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损害，但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损害都能纳入立法范畴。法律中的环境损害，应当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定性定量的损害，难以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来定性定量的损害不能进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只有等到条件成熟即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定性与定量处理时，其才能进入法律规制的视野。此外，目前侵权责任法律关注的重点是造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或生态功能明显退化的突发型环境损害，以及造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功能明显退化的积累型环境损害。当然，在认定与评估环境损害时，除主要借助环境科技水平对环境损害的认定与评估外，还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原则性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应该是赔偿损失、恢复原状。［11］总之，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在环境侵权问题上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必要。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2
〔关键词〕环境治理；国家义务；国家环境治理任务；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F4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074-06
环境事关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与发展，国家作为全体公民的委托者承担环境治理义务毋庸置疑。但是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环境治理不能仅靠政府单一主体的行动，走出治理困境需要打破国家主义的神话，改进其任务履行方式和手段，促进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正和博弈，这是国家环境治理路径优化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现实的环境问题及特点
环境问题指的是因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违背自然规律，不恰当的开发利用环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1〕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表象化之后才被社会所重视，而所受重视的程度，往往又源于重大环境事故或重大环境危机发生后人类的觉醒。但是对环境问题的回应，绝不是靠人类的觉醒就能得到妥善解决。对环境问题科学、合理的应对必须基于环境问题的特质做具体的制度设计，因此我们有必要就环境问题的特点做一简单的梳理：
1.环境问题的全方位及全因子性
环境是由各环境要素因子组成的有机整体，环境系统的各因子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其中任何一个环境因子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环境系统全方位的连锁反应。各种资源相互依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很强，各种环境问题之间在起因和影响方面都具有密切相关性。纵观环境现状，上至臭氧层，下至地下水，大至全球气候，小至遗传基因，生态环境呈现全方位的恶化，大气、水、土地、海洋、草原、生物多样性等环境所有因子都呈现退化迹象。同时，环境问题与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经济发展方式、对外贸易政策、政府绩效考核、国家外交、国家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综合的、多因素的、全方位的社会问题。
2.环境问题的科技性与不确定性
环境问题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但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很多复杂的环境问题或新型环境风险超越了人类的感知和控制能力，要预测某一环境问题的影响并加以控制已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困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极限，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存在认知“盲区”，形成了决策于未知之中的现象。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给全球各个国家的环境治理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
3.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与代际性
现代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大规模机械化、城镇化、生产及贸易国际化，环境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并逐渐超过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环境问题开始蔓延，从某一行政区域蔓延到跨行政区域、从国内蔓延到国际，环境问题由地域化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演变。
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资源的使用与配置，由于现今通用的环境资源使用与配置方法有很多对资源的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是难以逆转的，因而形成这一代人作决策，而由下一代人承担后果的代际不平衡。人类自身认知能力有限，无法预知当前的行为或者科技成果在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更无法得知延迟的或长远的影响。环境问题的代际性决定了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今世后代的利益与幸福，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4.环境问题的多元利益冲突
环境问题与传统法律问题不同，它所造成的危险是一种“容许性危险”，社会公众在一定限度内容忍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或破坏，超过这个限度产生环境纠纷会涉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既包括不同代际的利益冲突，又涉及同代际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甚至还涉及国际层面的利益冲突。由于环境管理触及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管辖的地域广阔，管制的环境客体多样化，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管制过程中极易出现事多人少、环境检查不足、取证困难、决策拖延等现象，难以完全实现环境利益的公平分配，加重了利益主体间的冲突。
5.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问题的外部性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及不可分性等特征，环境资源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首先，环境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人都可以从环境资源中获益，个体对环境资源享用和依赖，并不排斥他人同时得到相应的收益。其次，环境资源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即公共物品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再次，环境不可分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作为整体的环境质量只能是一种公共物品，一旦对其强制性分割，必然导致对环境质量的滥用，使其经济价值、自身价值减损或灭失。正因为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人人都有嗬基于自己的目的加以利用，当人类需求超越环境资源容量时，则产生环境的经济负外部性。外部性的根本特征是非市场性，即外部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人人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资源，造成“公用地悲剧”和“搭便车”效应，最终的结局是所有的个体都无节制地争夺有限的生态环境资源，使环境品质日益恶化，环境危机升级。
二、国家环境义务的理论证成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环境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为全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国家承担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家义务，既符合国家条约和国际习惯所确立的国际环境法律秩序的要求，又是各国宪法及环境保护法等国内法律规范所明确的责任。
（一）国家环境义务的国际法规范
环境供给是人类社会维持与延续的前提条件，解决环境问题，保护人类家园，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义务，需要各国家协调一致的行动，没有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环境保护的实行只能是天方夜谭。
1.国际环境义务
“地球只有一个，但是世界却不是。我们大家都依赖着唯一的生物圈来维持我们的生命”〔2〕，环境对人类的作用不言自明，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环境而独自地存在。维护良好环境的途径也只能有一种选择，社会所有成员都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普遍义务，但是社会成员之间却根据不同的能力或影响而有区别地承担环境保护义务。〔3〕环境问题的国际化决定了环境义务的国际化，环境领域的国际环境义务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法律关系中所承担的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国际环境义务反映了全球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突出了人类整体环境利益和环境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仍是享有环境权利、承担国际环境义务的主体，国际环境法不仅充分肯定国家对本国环境资源的永久，而且充分肯定了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环境法作为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主要渊源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及国际习惯法，各种有效的国家环境法渊源都包含了国家的国际环境义务。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共制定了500多项全球性或区域性的与环境有关的国际环境公约或协定〔4〕，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分界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早期的公约或协定呈现区域性特点，一般限定在海洋野生生物、化学品或动植物检疫程序等方面。1972年以后的国际环境公约及协定侧重于化学品、有害废物、大气及能源等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环境公约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涵盖大气、海洋、生物多样性、化学品和有害废物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处理各个领域环境问题的国际法律体系。这些公约普遍将环境保护义务施加于国家，规定了缔约方所承担的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等各种国家环境保护义务。
2.国际环境义务的主要内容
国际环境公约或协定大多直接规定了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实际上国际法已将环境保护义务视为一种普遍的义务。国际法上的普遍义务（obligationergaomnes）也称对世义务，是指“一个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的旨在保护所有国家的基本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义务”。〔5〕环境法领域，环境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既包括当代人的利益，也包括未来世代人的利益，对全球环境利益的保护属于普遍义务的范畴，环境国际利益指各国家对国际社会所负有的环境保护的普遍义务。
（1）不损害他国环境利益的义务。基于国家原则，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本国环境问题时，有义务确保其开发、利用、管理、规制环境的行为和效果都限定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不能溢出本国管辖范围，对他国领土或环境造成损害。此义务是众多国际公约的规范内容，成为各国认可的国际环境法义务。
（2）积极的环境治理义务。在不侵害他国环境利益的前提下，各国负有积极的采取措施保护、维护及改善环境的义务。在国际环境法层面，这种积极环境治理义务的对象，不局限于国本国范围内，而是将全体人类的环境利益作为保护客体，要求各国积极地履行保护义务、治理义务。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规定缔约方应采取措施限制、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即国家负有积极的环境治理义务。
（3）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持的义务。本着全球合作精神，为了更好实现保护、治理环境的目标，国际环境法规定发达国家负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义务。如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条规定，规定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环境条约中也都沿用了此国际环境义务。
（4）国际合作义务。基于环境自身全方位性、全球性、不确定性及公共物品等特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承担起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环境特性对环境保护制度、保护手段和保护义务的特殊需求，提出了各国协同作战，以国际合作方式联合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众多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及协定将“国际合作”作为主要的原则和义务予以规定，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国际合作义务要求国与国之间，正当考量所有国家的和利益，摒弃意识形态、种族观念的束缚，为了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共同努力。国际合作义务属于概括性要求，为了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许多公约将其具体化为不同的义务规则，如一国从事可能危害他国环境利益的事务时，提前告知他国的通知义务；发生紧急环境事件会影响他国环境权益时应承担的报警义务；缔约国间设立交换机制、确定合作方案进行科技合作的义务；为开展环境保护事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义务等。推进全球环境保护的发展，落实各国国际环境义务的履行，需要完备的国际环境法实施机制。各国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将国家环境条约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国际环境法在各国国内得到实施的主要方式。
3.中国参与的国际环境公约
多年恚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履行国家的国际、国内环境义务，缔结或参加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涉及众多领域范围，主要可以分为几大类：气候变化的公约，如《京都议定书》《气侯变化框架公约》；危险物质类公约，如《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等；海洋环境资源类的公约，如《联合国海洋公约》《南极条约》等；生物资源类的公约，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湿地公约》等。此外我国还签署了众多双边协定及备忘录，如中日、中美、中俄之间的环境合作协定等。国际环境法的国家义务规范是国家承担环境治理任务的理论基础之一，国际环境义务中的积极治理义务、资金及技术支持义务、合作义务为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二）国家环境义务的宪法规范
依据国家主体理论，国家作为一个公法主体，其本质是作为国家机构来达成国家的目的。〔6〕法治社会中，国家是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体，不仅代表着国家权力，也代表着国家义务。而国家义务则表示国家运用权力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国家权力属于人民。〔7〕环境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和“共享资源”，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为全体人民提供良好的环境资源是国家作为公法主体存在的目的之一。从法律的角度看，环境是公民依宪法享有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有尊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范的国家环境治理义务是公民环境权益保障的基础。
宪法学中国家义务的产生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密切相关，公民基本权利是经宪法规定确认的权利，基本权的主体可依据宪法的规定要求国家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由此延伸推导出国家的相应义务。宪法学理论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对国家义务做过多种划分，学者多数支持从“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层面来具体构建国家义务更为合适。着眼于国家环境义务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适用“尊重、保护、给付”的结构层次分析国家的环境义务符合当下环境保护的需要。尊重义务意在国家不侵犯和破坏环境，保持环境质量的现状，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不受国家侵犯。保护义务要求国家采用必要的手段对各种侵犯环境权利的行为进行惩罚和积极的预报。给付义务要求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公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公民环境权利的实现，保障所有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环境给付义务充分体现了给付国家、环境国家的原则。
我国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此条款体现了国家环境义务层次中的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赋予主体自然资源利用权力的同时，也对公民环境侵权行为进行了限制，并间接约束了国家权力，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当然包含国家权力在内，国家与组织、个人等其他主体一样，也不得有侵占、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此条款体现了国家环境义务层次中的给付义务，直接对公权力设定了环保义务，国家负有为公众提供良好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给付义务。为实现这一义务，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在运作过程中都要发挥积极作用，并受宪法环境条款约束。在此宪法框架下，充分体现了我国的环境保护义务具备国家任务的特质。
我国现阶段环境治理义务，除受宪法环境条款的制约外，还应结合《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的规定，归纳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的主要义务：（1）保障现有环境状况不再恶化，国家要负担“现状保持”环境义务，对应的是国家环境尊重义务，这一义务源于公民基本权利对国家权力的防御功能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法治理念。国家的环境尊重义务主要表现为充分尊重公民及其他社会主体的环境利益，公民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与自由，国家不干预、不侵害公民的环境福利，国家也不能侵犯和剥夺公民享有的环境权利与自由。（2）采取措施排除现有的及潜在的环境危险，维护环境秩序，国家负担“危险防御”环境义务。在经济及技术高速发展的带动下，环境污染加剧，社会主体间的环境权利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仅仅尊重公民权利，保障公民环境利用自由的国家环境义务已不能有效调节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此时要求国家以管制的方式来排除环境污染，国家的环境义务由消极的尊重义务扩展到积极的保护义务，当有第三人侵害可能发生时，国家要采取措施防止或排除侵害的发生，救济被侵害行为损害的环境利益等。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也可具体细化为事前的预防义务、事中的排除义务和事后的救济义务。国家要完成保护义务需要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的整体运作。（3）针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不确定的环境风险，要明确预防责任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国家承担“环境风险预防”义务，人类对环境的保护有了更前瞻性的做法，国家环境义务由保护义务向给付义务转变。环境给付义务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环境义务，此时国家积极履行对公民的生存保障，均衡生存负担，不断改善环境质量，为公民提供良好的环境公共产品及服务。给付义务的履行是环境利益实现的保障，也是促进环境保护的手段。此时，环境保护的内容由污染防治扩大到生态平衡及环境资源保护等领域；治理手段倾向于政策引导、经济刺激、税收优惠等方式；治理的关注点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及风险预防；治理模式由命令控制型向多元环境利益主体合作的方向发展。
从法律的角度思考，正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威胁，宪法才赋予国家环境治理的义务，国家环境义务是国家义务的组成部分。“环境国家”中国家公权力为落实环境保护义务不断调整，可以说国家环境义务的嬗变都是通过国家任务及政府职能的变化来落实和拓展的。
三、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现实需要
对国家环境治理义务的论证，很多学者从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角度入手，论述国家义务是基本权利实现的法定的具有根本性地位的义务，持有国家义务直接源自公民权利观点，也有学者认为“环境”的定义并未有统一的标准，环境权利的保护范围模糊不定，在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环境权还处于争议之中，实`中人类对环境权利的诉求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上的环境权规范，“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体系针对环境权益存在局限性。同时，宪法范畴的基本权利应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个人尊严是宪法的灵魂，环境资源的“公共财产”属性决定其并非专属于个人，一项基本权利一旦被定性为集体权利或全民所有，该权利实际已被架空，失去现实意义，因而环境基本权与宪法的基本权利理念有所不符。“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逻辑不能很好地解决国家环境治理义务生成的诸多难题，而国家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为公民提供良好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任务却是众望所归。故而从国家“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出发，依据国家任务的变迁及国家权力行使目标的变化，阐述国家环境治理义务是一条务实的思路。
（一）国家环境治理任务
依据国家学说理论，国家包含领土、人民及三个最基本的要素，领土应是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活环境及生态环境，因而环境保护应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8〕国家任务作为公法学上最基本的概念之一，鞔锪斯家存在的目的和国家存在的正当性，诸多宪法与行政法规范及学理都是建立在国家任务这一概念基础之上。传统公法学认为只要是社会公众需要的重大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国家任务。然而这种问题无边无际，立法的抽象性使得实施法对国家任务的界限模糊不清。国家任务是公共任务的下位概念，各个国家因具体运用的宪法秩序不同而有不同的国家任务内涵。公共任务是所有为实现公共福祉利益而履行的任务；国家任务则是指国家或归属于国家的公权力主体根据现行法而得以执行的公共任务。在这一任务范畴下，宪法或法律赋予行政主体所执行的任务，就是行政任务。〔9〕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任务是由国家亲自负责接管的公共任务，但公共任务不都是国家任务，公共任务的实现应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完成，即一些公共任务可以由社会私人主体来完成。私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实现公共利益，客观地履行了公共任务，此时国家不必也不需要进行干预。仅有透过实体法规范赋予国家执行权限的特定活动领域才能具有国家任务的特点，也就是说立法者必须通过实体法规范决定哪些公共任务属于国家任务，在国家任务之下再决定哪些国家任务由行政主体执行，成为行政任务；哪些国家任务可交由私人主体执行，这也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互动的法理基础。
公共利益是公共任务、国家任务及行政任务积极追寻的目标，是国家任务所在。但公共利益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不同时代利益的内容不确定及受益的对象不确定。〔10〕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公共利益的内容和范围具有历史性和个案差异，不同国家在同一历史阶段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共利益所指范围和所含标准并不统一也没有完美的预案。公共利益并不是独立于个人利益的特殊利益，而是“组成共同体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国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11〕
环境资源作为人类发展的必需品，环境的供给与消费，牵动全社会民众的福祉。国家作为公法主体，依据国民代表和法律规定，以保障环境公益为目的，行使环境管理职能与权力，具有正当合法性。国家环境治理任务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家法定义务之一。在处理与环境相关的各种社会事务及社会关系中，作为公权力代表的政府是一种强势的主导力量。
（二）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扩张
现代国家的任务主要集中在阶级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等方面。不同类型的国家，国家任务的范围不同，政府履行任务行使职能的强弱也不同，有的任务在削减，而有的任务在扩张，如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就处于扩张之中。政府的职能随着时展及国家任务变迁而变动。环境保护，或者说现代意义的环境保护并非从来就是国家的主要任务。虽然古代东方社会的国家要承担水利设施等社会公共工程，但此类事物的管理属农业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有别于工业社会应对激化的环境危机。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突飞猛进及工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尖锐化与扩大化，并由区域性问题发展至全球性问题。当长期累积的环境问题在短时间内演变为凸显的、复杂的直接危害人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全球化环境危机时，已超越环境领域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议题，促使国家高度关注。主政者在“做点事”哲学的指引下，纵使在经验欠缺的情况下，也不断采取行动，再从事后做检讨修正。如此一来，整部环境保护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制度因应的尝试错误史。从过往的历史分析环境问题与国家任务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出在工业化以前，环境问题尚处于自我恢复能力之内，客观上并不要求国家承担大量治理环境任务。但工业化以后，生态环境恶化，必然要求国家承担起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提供环境治理的国家任务。我们将工业化以后国家环境治理任务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因环境问题表现不同，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内容也有差异。
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初期，人们在原有的生活经验下，仍然认为可以无偿使用自然资源，但是工业化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造成环境污染，逐渐超于环境的承受能力，人们开始反思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恶果。此时环境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多处于国家承担“生存照顾”任务膨胀期，主张维护环境利益这种“公共的善”是国家的任务，并认为此等公共的善是无法借助市场的力量来维护的，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了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政府包办了环境治理、改善环境状况的相关任务，环境管理机构普遍设立并被赋予强大的职权。
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污染问题并未彻底解决，野生动植物的大规模灭绝、森林减少、土地沙化、水土流失、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等问题又频频出现，国家环保任务有所变化，环境保护的重点从污染管制扩张到自然资源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减少对环境产生的负担”、“减少因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尊重自然资源保护与公害防治”成为很多国家环境保护法的关键词汇。各国开始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重点区域进行规划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自然保留区、国家公园等陆续成立。各国针对不同区域的物种资源分配及分布特征，确定各区域的功能、作用，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后工业化时代，也进入环境治理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环境问题呈现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核能与化学危险品应用、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等问题都出现在环境治理范畴内。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要对所有环境议题妥善处理，国家的环境治理任务“量”大幅度增长。此外，这些任务本身的“质”也与前两个阶段不同，这一阶段环境问题涉及高科技性、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等特征，传统的治理技术、治理方法、甚至治理政策等面对环境新问题时都捉襟见肘。现代技术及其风险比当初人们想像的更为复杂和难以理解，仅靠原有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不足以全面的预测和评价这些风险，更别说怎么应对这些风险，这些问题清楚地体现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中。对国家而言，环境治理任务除了量的激增和质的激变，还有环境事务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跨区域、跨国界或全球化环境问题存在，治理任务不再限于国内，而上升为国际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参与其中，使得环境治理任务更加复杂，国家环境治理任务压力陡增。
四、国家环境治理任务与治理模式选择
环境治理模式是“指一般性治理模式在环境领域的具体应用。包括治理主体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原t、治理目标和治理绩效等在内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即是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持续利用中，环境福祉的利益相关者们谁来进行环境决策以及如何去制定环境决策，行使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达到一定的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并力求绩效的最大化和可持续性”。〔1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公共利益标准、国家义务范围以及政府职能，环境治理模式处于不断的建构、反思之中，体现着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行为规范和伦理观念的不同选择。依据不同的标准，大家对环境治理模式进行不同的划分。
依据治理手段不同，划分为强制命令型、市场导向型及自觉行动型环境治理模式。强制命令型环境治理模式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化解环境危机，转而依靠国家的力量，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模式。市场导向型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认为单纯依靠政府管理的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应该引入市场原理和竞争机制，充分利用经济手段整治环境问题模式。自觉行动型环境治理模式是在现有政策和法律基础上，鼓励企业制定适合于自身情况的环境管理体系，使其有足够的选择余地来发挥灵活、独创的环境治理模式。
依据公民与公共行政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程度，环境治理模式可分为统治型治理模式、管理型治理模式和合作型治理模式。统治型治理模式是权力统治者运用强制性手段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支配，社会公众以被动的被管制者身份参与环境事务处理的模式。管理型治理模式下公权力被视为公众意志的代表，公众将具有公共利益的事务委托给政府，由政府负责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型治理模式打破了公权力在公共事务中的垄断地位，将公众引入公共事务的治理框架之内，形成了“政府与公民”互动合作的治理模式。合作型治理模式下，在主体上既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也强调公民自治；在目标上以环境公共利益和环境正义为目标；在运行机制上建构共同协商、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任何环境治理模式的划分都不是完全绝对的，不同标准的划分也不能阻断权利运行模式、治理手段及治理工具的交错使用。新旧模式的更迭不是新模式对旧模式的完全抛弃，而是在国家任务变迁和环境问题发展中，不断选择、不断创新的过程。但是，不管环境治理模式如何交织演变，分析当下我国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的弊端，建构符合环境公共利益、与国家环境治理义务相适应的新型治理模式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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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环境的定义篇3
关键词：环境法；“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生态伦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12407
生态文明背景下，推进环境法发展和繁荣是时代所需。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环境法的构建及其基础理论尚难形成一致的结论，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广义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有其方法论原因。环境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源于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随着环境法研究的深入，问题越来越严重，研究者的分化和学术观点差异越明显。笔者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和深层两大类，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厘清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在构建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指出环境法建构中应对其进行扬长避短，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
一、问题的源起：环境法建构的现状及其方法论问题
（一）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当前的环境法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广义层面上。广义的环境法主要是指一切涉及环境因素、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是包含以环境为介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并非一个部门法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环境法的名称呈现多样化、环境法的定义呈现多样化、环境法体系内容呈现多样化等方面。这种广义层面使得在实践中独立的环境法部门在理论上一直难以独立，面临诸多困境。第一，部门法自恰性难以形成。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本应是相互独立、平行并列的关系。但由于环境法最早是从传统法律部门发展而来，在力争“解脱”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与传统法律部门难以割舍的“粘连”，突出表现在存在一些介于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交叉性”法律规范。第二，部门法特质欠缺。广义的环境法太过庞杂，很难总结、归纳出可共同适用的指导思想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原则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法理论的杂乱与脱节。第三，部门法调整对象不明确。广义的环境法所调整的环境法律关系也是广义的，不是与民事、刑事或行政法律关系平行并列的一个概念，不像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同质和单一的，而是与环境有关的各类法律关系的总和。比如《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法中很多设定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法律关系的内容，从调整对象属性看应该归入民事法律关系，而实际上却纳入环境法领域。循此分析，广义环境法困境导致的后果可能不仅仅是环境法学面临“分散瓦解”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将使法律失去应对新的社会现象的能力。最直接的表现为，体现环境法本质内容（以下简称特质）的生态利益――这种新的亟需法律调整的利益形态（即使能得到部分调整也是不完整的规制），既不能为传统法律部门所调整，如果又出现“环境法学危机”，将得不到法律的规制。因此，实践和法律的发展都迫切要求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
（二）方法论问题
从法学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广义环境法的形成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环境法学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方法密切相关，主要原因有：第一，从属性上看，环境法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往往强调采用环境科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方法。因此，环境法常被当作“新综合法”来解读，这种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等综合性角度研究环境法的内容一旦被统统纳入环境法范畴，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异化，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法的杂化。第二，从导向看，环境法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从环境法起源和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环境法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所关注的普遍现象。这在现有的能够体现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大多以环境问题作为各自所构建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开端。然而环境问题本身复杂多面、涉及极广，如果不加以深度分析甄别，几乎可以为所有法学部门所涉及，从而造成一直停留于广义层面的环境法研究。第三，从方法论看，环境法学以传统法学方法论为切入点。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包括环境要素的多元性、结构的复杂性、状态的多样性、联系的复杂性、运动变化的复杂性以及功能的多样性等，这些特征显著区别于传统法学理论。而早期的环境法研究却恰恰是从传统法学方法入手，将环境法律关系局限于私人利益之间，比如环境侵害只针对私人人身或财产权利是否受到侵害而并未考虑环境利益损害的问题。
综上所述，欲突破广义环境法的困境，有必要对环境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反思。关于运用现有环境法学方法论探讨环境法的研究，王明远提出了“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之分，所谓“浅层环境法学”是指环境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下的“目的―手段型”“环境问题―法律对策型”环境法学，而“深层环境法学”则是指法学，特别是大陆法学视角、思维模式和方法、aRi模型和路径下的“一体、多维”环境法学[1]。因此，笔者拟借用此提法，也将环境法学方法论分为“浅层环境法学”和“深层环境法学”方法论本文中的“浅层环境法学”指非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深层环境法学”指法学视角的环境法研究。，考虑篇幅和论述的需要，本文仅先就“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厘清非法学视角理论工具在识别环境法上的功效及其局限。“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主要指从非法学视角研究环境法的方法理论。环境法的学科交叉性和环境问题导向性，使得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与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以及环境问题的发展演变相互交织融合。非法学学科已经深深影响环境法学的研究，特别是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视角，渐次形成环境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盖因影响环境法研究的非法学视角理论相当广泛，因此本文仅选择与其联系最紧密之理论――生态伦理价值观和环境论进行探讨，以达“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二、“浅层环境法学”的生态
伦理价值观
（一）生态伦理价值观概述
环境问题的恶化和生态运动的兴起加速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人们不仅从制度、社会、技术等各方面寻找原因和对策，更从思想层面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类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讨论和研究也不断活跃，环境伦理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些环境伦理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东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史怀哲（敬畏生命观）、利奥波德（土地伦理观）环境伦理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据，在对人本主义哲学观深刻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包括了深层生态学与生物中心主义、对自然的人类责任论、动物权利论、地球生命体假说、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有限主义论、关于环境伦理的行动规范[2]。以上述思想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发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认为，人是唯一的道德人，也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3]。环境伦理思想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主张权利主体和伦理共同w的范围应当从人类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体，进而扩展到土地、岩石、河流乃至整个生态系统[3]，主张尊重伦理共同体的道德地位，给予它们和人类平等的地位，尊重和赋予其权利。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整合几十年的环境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所编写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了如下定义：“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思想开始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者的合理成分，没有将环境利益和人类利益简单对立起来，所追求的是既促进人类之间的和谐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无自然”的倾向，又克服非人类中心主义“纯自然主义”的沼泽。伴随着生态伦理观的发展演进，人类的道德关怀视野逐步扩大，由最初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逐步向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转变，环境伦理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的思潮逐渐为社会所共识，对传统的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法学理论思想产生了冲击和挑战，在一定阶段有力推动了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形成和环境法的快速发展，并对环境立法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当代环境法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总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以保护自然资源在经济上的利用价值为目的阶段――以保护人类自身利益而保护环境的阶段――以人类世代间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保护环境的阶段。在这一进程中，环境伦理价值观的演进深刻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追求的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权利”“自然内在价值”等环境伦理思想理论在当前学界颇为流行，影响着人们有关环境法价值目标的认识，并继而影响到环境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4]。
（二）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功效
环境伦理思想是在融合生态伦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主要讨论人类对环境的责任问题、代际权利、动物权利、自然物权利、贫穷与环境、科技与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等内容，而有关权利义务、责任、正义等学术思想则是环境立法的主要理论渊源。从应然到实然、从道德到法律，从生态伦理价值观能否直接上升到法律？在法学界还存有争议，尚需严密论证[5]，由于此内容并非本文重点，在此不详细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生态伦理价值观指出了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缺陷、环境权利或利益保护的缺失等等，对法学理论特别是环境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影响了环境法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的形成，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各国在这种新型环境法价值理念指导下，对环境立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2]。
第一，对传统环境法的批判。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主要是指试图通过改造和变通传统法律部门理论而实现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规范的总称。传统法学在基本理论研究和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奠定深厚基础，随着环境问题和环境法治日益凸显，传统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和探讨新型的环境法律问题，分别从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程序法等角度来研究“环境法学”，建立在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上的环境法可以综合利用传统法所具有的各种手段和功能，显现出极大的后发优势和综合色彩，但由于传统法律在理念上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通过保护人的利益来间接反射至环境利益，在法律关系规制上也局限在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范畴，因此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带有天生的局限性。比如在行政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考虑生态利益的公共性、环境问题和科技的不确定性、公众参与性等因素，单靠公力救济已经难以完成，还需要私力救济、社会治理等多元参与；在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民法仅限于保护传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对于自然价值、环境权利、生态利益（环境品质）等新的法律权益保护需求却“无能为力”；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方面，与民法相类似，刑法保护的法益仍仅限于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一部分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而对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整体性保护则缺乏考虑等等。
第二，指引环境法立法目的确立。除了传统法律理论为环境法提供基础和滋养外，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形成注入了新元素。每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都会带给人们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方面的重大变化。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关系和生态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对立逐渐走向统一，使人类的价值关怀由人类利益向生态利益拓展，环境法律的立法目的也由污染防治向环境保护再向生态整体性保护不断调整转变。环境法源于环境保护，而其立法目的在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演进中得以上升，以保护代际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共同利益为目的的立法目的使得环境法明显区别于传统法律部门。这种新取向赋予了环境法新的不同于传统法律的使命和任务，致力于协调环境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固有价值之间的矛盾，建构具有新型利益依托的环境法体系。
第三，指导环境法律制度建设。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传统法律制度在应对上越来越显示出不足，即使穷尽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手段，但终因生态利益保护缺失、环境权利缺失等原因使得环境保护难以周全。对于这种社会新问题，单靠传统法理论和救济手段已经难以维续，在坚持继承和改造的同时，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法律制度的创新，而这种创新首先要以思想理念创新为先导。环境社会关系的特殊要求，比如原来法律制度和理论中所完全没有的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风险预防原则等等，这些创新从根本上讲源于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创新。因此，真正指导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恰恰不是传统法律思想，而是蕴含生态价值、生态权利的生态伦理观。
（三）生态伦理价值观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从逻辑上分析，生态伦理价值观要作为环境法理论的构建工具，那么至少应该符合以下3个条件：一是借此工具，使环境法得以与其他法律部门划清领域；二是借此工具，能够划定环境法所调整内容；三是借此工具，环境法的规定和适用得以分析掌握。对于第二个条件，环境法调整内容与环境法所欲处理对象息息相关，所处理对象本身在环境法律之外，并不由法律目的所决定，而主要由环境的范围和种类所决定，故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不大。那么，以下就从另外两个条件，来检讨生态伦理观在构建环境法理论上的得失。
第一，生态伦理价值观尚不能划定环境法的领域。“在环境法的终极目标方面，笔者认为现代环境立法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在环境法的目的理念已经经历了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又扩大到现代利益的阶段后，在树立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2]可见，生态伦理价值观主要在于建构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以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力”为任务和目标（以下将两者并称为“环境和自然权”），给环境法划出了相对固定领域：保护“环境和自然权”。而此领域是否独立，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是否独立于传统法律保护内容。目前对环境和环境权的认识尚未形成统一，对其认识也随着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法学研究深入而可能呈现动态变化。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的一部分，那么环境法也无独立于传统法律之必要，通过民法中侵权法理论之发展、行政法中国家干预手段保护、刑法中法益理论发展等传统法律的发展完善，将“环境和自然权”分解融入相应部门法，即可实现对环境保护之目的。如果认为“环境和自然权”是人身权、财产权等传统法律权利之外应对环境问题而新增的权益类型，那么“环境和自然权”在传统法律看来，就是一个新的“品种”，由于其主体和内容（公共性）的特殊属性，尚难为传统法律权利所包含。环境法基于独特的调整理念和独立的调整领域形成自身独立范畴。而环境法的建构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思考的是其具体建构直至形成内部和谐统一的体系，显然并不能由“生态伦理价值观”深入细分和逻辑推理而出。综上所述，环境法是否形成独立体系，关键取决于“环境和自然权”的界定，而并非直接受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决定。
第二，生态伦理价值^与环境法适用。生态伦理价值观是否作为环境法适用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生态伦理价值观思想能否转化为法律，或是在实践中有无可行性；另一方面，环境法法律在具体适用中，特别是在遇到争议问题时，是否以生态伦理价值观为法理依据进行适用。对于生态伦理价值观与法律实践性问题而言，一些生态伦理思想特别是有关动物权利、自然权利等，由于缺乏法律价值和利益分析的正当性，在现实往往不具有可行性，很难为法律实践所接受。就生态伦理价值观与环境法规定适用问题而言，从环境法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对立法目的进行了明确：“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从立法内容看，环境法仍然以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立法目的，并不以生态整体性保护等生态伦理价值观为“一元”取向，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环境纠纷，仍然需要在生态价值与传统法律价值权衡中进行取舍。从环境法适用看，主要存在以下情况：一是法律有明文规定者。法律有明文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适用，与是否属于“环境和自然权”并无关系，单纯是法律条文解释的问题。如果涉及同时适用两个法律，那么根据法律冲突适用规则来定即可。二是法律有明文规定且适用相关“权利”者。对于明确规定适用“环境和自然权”相关权利如《环境保护法》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的，如前所述直接适用；但对于泛指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如《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第64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并未明确规定侵犯“环境和自然权”的，其具体适用范围则有赖于法律解释，且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而此种责任是一种民事意义上的责任。可见，在此环节的适用也不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发生直接关系。三是法律无明文规定者。在法律没有规定情况下，某一具体事件，应该适用环境法或其它法律规范，本身也是属于法律适用解释问题，且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部分内容是从义务角度考虑法律规制，而没有直接规定“环境和自然权”等权利保护问题，因此很难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理念直接对具体事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价值判断。此外，对于环境法原则、期间、时效、标准等技术性规定，由于原则性规定具有开放性特点、技术性规定具有中立色彩，也与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指引并不必然发生联系。
综上，生态伦理价值观奠定了环境法的思想基础，但对环境法适用并必然产生关系，环境法具体建构还有赖于环境本身属性、环境利益、环境行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环境法律关系。
三、“浅层环境法学”的环境论
（一）环境论及其功效概述
“环境”作为环境法的处理对象，对于环境法的构建意义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上，很多环境法教科书都是采用“环境问题、环境立法目的、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法基本制度、法律责任、分论”之类的结构框架。在立法实践上，很多环境法规都按照环境要素的不同展开立法。但到目前，环境仍然是环境法上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环境法学者陈慈阳认为：“环境法，简言之，系作为规范环境之法规整体。这就是说，将‘环境’视为一法规范所欲保护之对象。所以环境保护正是此一法规范存在之目的。然而所谓‘环境’与‘环境保护’等用语，虽是吾人日常生活上所惯常使用之概念，但其本身并非为一具体，且事实上存在之实体之描述，毋宁是极具抽象，且内容有待填补之概念，因此亦常造成人云殊异之现象，甚至于现行法规当中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亦时常表现出各种不同之意涵。因此倘若吾人对于‘环境’的概念无法精确地加以掌握，则无论在法规范制定上或法理论建构上，抑或相关问题的逻辑思考上，皆有可能无法契合所欲解决环境问题之本质。或甚至是存在于环境保护本身间质冲突；再者，若不清楚地对环境法意义下的环境概念划定界限来为理解，则环境概念已涵盖所有一般人可能理解的概念范畴，此r所谓环境法是否仍能成为学术独立之法域则不无疑问。”[6]可见，环境概念之明确对于环境法构建意义重大，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必须进行法律逻辑的演绎和思考，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的异同。关于环境的概念，中国法律已经作了专门规定。《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但对于“自然资源”“生态”的概念，法律尚未作出规定。关于自然资源的概念，《辞海》对其定义为：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水利、生物、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可见，环境比自然资源范围要广，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环境中有经济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关于生态的概念，根据资料查询，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的环境。一般认为，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主要强调生物（包括人）及其环境的关系，是一种整体性互动性的概念，而环境不包括人，是围绕人为中心的一切事物。可见，生态与环境两者在阐述的角度和内容上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环境”“自然资源”“生态”三者之间既有共同的内容，又有差异。就单个概念来看，虽然法律对“环境”概念作了界定，但这种界定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但怎么判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多大范围或程度，有什么标准，在认定上非常抽象，令人难以把握。特别是这种定义如何与民法上的“物”相区别？仍然是法学研究的难点问题。
第二，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的异同。二者在理解上容易产生交叉，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形态方面，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具有一致性。环境包括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等，大部分还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这与民法上的物并无区别，很多环境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二是“可支配性”一直被法学研究者视为民法上“物”的一个重要特性。在可支配性方面，一些环境要素与民法上的“物”并不具有区分性。比如环境中的“矿藏、森林、野生生物”等自然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具有民法上“物”的可支配特性，它们是环境法和民法共同保护的对象。三是物的特定化是民法上物的重要特征，是法律主体支配和控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特定化方面，有些环境要素如动物、植物等经特定化同样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综上，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其关系可以表示为图2。
（二）环境论对环境法建构的局限
第一，环境本身所生之局限――环境科学视野。当前环境法中的环境直接来源于环境科学的定义，这样直接援用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对环境的科学认识。但是众所周知，环境科学与法学分属不同学科领域，其研究范畴范式、理念、思路、方法等等必然大相径庭，这种未予以法律语境考虑的直接援用必然存在水土不服。首先，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中的环境概念存在一定的混用，相较于生态学中环境科学中的“环境”显然缺乏整体性的内涵，因此反映在环境法上，往往多倾向于规定单一环境要素的保护而缺少对生态整体性保护的意识，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法都是按照不同环境要素诸如大气、水、土壤、森林、农业、渔业、海洋等进行的分别立法，使得环境整体性被“肢解”。其次，不同学科之间的环境概念的差异又成为环境法中环境概念冲突的原因，使得法律在阐述地质环境、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景观等概念时不是互相协调而是发生内在相互冲突和矛盾，凸显对于环境法体系构建的局限性。
第二，“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如环境法上的“环境”与民法上的“物”存在交叉重合，如果单从环境要素出发来判断是适用民法还是环境法，或者说具体内容归属民法还是环境法，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源头上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使得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在区分上“藕断丝连”，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难免造成法律认定和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环境概念并不区分其所承载的经济价值、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使其性质界定模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过分夸大和片面追求自然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其他如生态等价值。环境概念的“包揽”特征决定了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环境法律关系的“包揽”特征必然影响对环境法客体的认识以及环境法体系的判断。具体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既包含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关系、使用权关系等传统民法法律关系，也包含环境权关系、生态行政管理关系等传统法律关系不能攘括的法律关系内容。环境的模糊性和广义性使得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难舍难分，无法担当建构环境法的重任。
第三，环境无法涵盖环境法研究范围。传统环境法教科书大多以环境各要素为内容来编排环境法篇章结构。然而随着以行为为内容的循环经济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立法的出现，环境法体系已经大大超越了环境所能涵盖的范围，在这种情势下以环境构建环境法体系的环境法学研究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环境法的发展形势。从客观看，环境作为一个静态概念根本无法关注和涵盖环境行为的法律调控，如果还仅以环境构建环境法必然难以自圆其说。如何寻找能够充分适应环境法发展需求的法学理论工具，是环境法发展的新课题[78]。
四、结语
从生态伦理价值观关系与环境法体系看，生态伦理价值观为环境法划出了相对独自的研究i域，但对于环境法具体适用、个案事实判断并无太大助益，因此生态伦理价值观在环境法体系构建上主要是法律目的论上的意义。环境是环境法的核心概念，但长期以来由于其模糊性和广义性，在深入环境法理论问题时则凸显不适应性，表达不出环境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无法诠释环境法律行为，更谈不上对环境法生态性、社会性、风险性等特点的体现，这些都表明了环境在环境法建构上不足和乏力。
不管是生态伦理观之于环境法的价值宣示，还是环境之于环境法的内容支撑，这种基于生态伦理学、环境科学等非法学视角的研究在环境法建构上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对浅层环境法学的解读和反思，科学理性认识和看待浅层环境法学在环境法构建中的功效和局限，以对浅层环境法学方法论进行扬长避短，正确发挥其在环境法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同时，认识到非法学视角环境法研究的局限，在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环境法学有必要回归法学研究的立场，更加注重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和挖掘环境法的本质特征，建构符合环境法特质的环境法体系，使环境法真正调整其所应调整的内容，使得广义环境法“回归”符合环境法特质要求的狭义环境法研究。
参考文献：
[1][wB]佚名环境法学的危机与出路：从浅层环境法学到深层环境法学[eB/oL]（20140623）[20150819]http：//erelawtsinghuaeducn/news_viewasp？newsid=1226
[2]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巩固环境伦理学的法学批判：对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路径的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5]胡静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6]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4
论文摘要：环境权问题理论目前出现繁荣但又混乱的局面。这种混乱根源于对环境权的社会定位的错误。笔者从环境权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是以权利为本位、义务为本位还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权利，是一种公权利还是私权利等方面进行探讨，试图从这些混乱的现象中找出关键线索，以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论文关键词：环境权；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环境权是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对环境权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导致环境法理论探讨的发展方向的完全不同。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发表蔡守秋先生的《环境权初探》时起，环境权的专题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法学和环境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至今已达数百篇。各位学者专家从不同的环境权定位出发，得出了众多绝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也许是百家争鸣的一种好现象，但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论界的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混乱的、有害的无序状态。归根究底是由于对环境权的定位问题导致的这种局面。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环境的权利”与“人类的环境权利”之争“环境权”依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理论术语。这种模糊性首先表现在对“环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关于环境权理论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环境权究竟是一种“环境的权利”还是“人类的环境权利”问题。对“环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问题转化而来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主张人是一种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级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后者则试图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认自然的精神价值，认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动物、植物、物种，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也是道德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并不能成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生物、物种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出人类这一物种的偏见，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伦理调整的范围，人类的伦理规范应扩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来调节和制约的关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人类由自然的主人变为自然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近来主张，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张科学地拓宽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范围，符合环境法的内在逻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显示了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别的法律部门不同的特征。但笔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未将权利赋予“非人类生物”。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去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相反，任何一种权利正好是某一种社会权利结构的具体反映。我个人也赞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主张改换了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法律关系的主体看待，更不认为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的发展和理论突破，将导致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整个法律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或者实现“法律的生态化”。相反，这种主张将视角扩展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传统法律的立场有所不同：除了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还要维护未来世代人类的利益；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通过环境这个物质媒介发生的社会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通过这种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律所一贯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日益膨胀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动机，以及由此发生的对自然界的贪婪索取和疯狂掠夺，和对人类全体、对未来世代人类的不负责任。国外某些环境法律赋予“非人类生物”“权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质上，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而将“非人类生物”当作“形式主体”对待，“非人类生物”的“权利”仍然由人类来行使。将“非人类生物”作为客体或“形式主体”的做法并无本质差异。只是立法技术的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从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体享有权利的结论；更不能把这种主观上的结论等同于法律的真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主张自然的权利的学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也正是为了矫枉过正才故做惊人之论。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正确阐释可持续发展全球战略等重大问题上，不断发出与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主流不同的声音，乃至造成公众认识的?昆乱，也导致了目前关于环境权理论的混乱局面。二、“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权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题。法理学通常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于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与此相对。在权利学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义务本位说”、“权利本位说”和“社会本位说”。以义务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中心，立法皆为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强调等级身份秩序，早已为现代立法潮流所淘汰。权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中。权利成为法律的中心观念，个人权利之保护成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这种极端的个性张扬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人负担特定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些权利，“契约到身份”的转化趋势加强，“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权社会化”即是其集中体现。关于环境权的重要争论还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对应性与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经典命题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权利、义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由“权利——义务”的线性思维进入权利、义务、权力的几何思维空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必须在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前提下考量，即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实现和权力的有效运行而受到的约束。体现在环境权中，即是根据环境权内容的不同，有时环境权主体身兼权利义务，而有时环境权主体只享有权利，义务的履行则由其他的义务主体实现。环境权的设计必须以“社会本位说”为根基。以义务为重心来设计环境权制度，初衷虽好，但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权利勃兴的事实，也容易遭受国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会本位在强调权利的同时，也强调权利主体为实现权利而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质上仍是以权利为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采用“环境权”这一概念而不是有学者提出的“公众环境保护权”。“公众环境保护”在普通国民的直觉中应是一项义务，而人们内心中对义务的履行有一种不自觉的逃避与敬畏，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内化为公民内心的价值信仰，其实施与实效无疑是一句空话。三、“公权利”与“私权利”之争学界按照权利主体将之划分为“公权利”与“私权利”，认为私权利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权利，而公权利则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也称做“权力”。这种划分是否科学，有待商榷。将权力视为权利中的一种(“公权利”)，权利本位将有异化为“权力本位”的危险。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职责、职权，具有不平等与不可放弃性的典型特征，与人们通常所称的权利差异极大。笔者以为，现行环境权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学者混淆“权利”与“权力”的区分，或是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境权体系。虽然同一种权利对于不同权利主体来说具有相当的差别性，但保持每一权利主体属性、特征的同一却是必要的，否则便不能归为一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国家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法上的职责，更确切地应称为“国家环境管理权”，实难划入环境权的范畴而与公民环境权等归入一类。环境权的产生源自传统私权利与公权利对环境保护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功能。是典型的为弥补外部不经济性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法权，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个人有害环境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法律依据，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但承认环境权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公法介入只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但社会不同于国家或个人，它无法表现为法律上的主体，所以一种保护社会利益的规范只能以规范国家与私人或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规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公法关系或私法关系。而不可能是其他。因此，社会利益虽然在实质上可以受到法律保护而成为“社会性权利”，但是在形式上却只能表现为公法或私法的形式。由于其并非纯粹的私权利或公权利，表现在法律上便出现了“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的现象，也即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性私权”和“个体性公权”。环境权即是这样一种社会权，这种法律属性便是本文立论的根基所在。所以，环境权在实际的环境保护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认为，最好把环境权定位为一种既不同于公权利又不同于私权利的社会权利更好。环境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社会性，因此，它同时具有社会权利的性质。它不像一般民事权利那样个性很突出，侵犯了一个人财产权、名誉权并不涉及其他人的财产权、名誉权；环境权的共性很突出，侵犯了一个人的环境权同时也就侵犯了一大片人的环境权。因此，它与受教育权、获取社会保障权等都属于社会权利的范畴。这些权利的保障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政府力量做后盾，也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社会权力来支持。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维护的。世界绿色组织是一股极其强大的非政府组织力量，中华环保联合会应当是这种非政府组织中的一个，还应当有更多的民间组织来完成这一任务。没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充分行使社会权利，进行公众监督，仅靠个人的私权利是难以维护其环境权的，仅靠国家机关的公权利也难以很好完成这种保护责任。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5
土地资源具有生态性。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土地财产价值的基础。一块风景优美的土地的财产价值明显要大于同样面积但被污染的土地的财产价值，甚至后者根本就不具有任何财产价值，而仅仅是一项需要投入巨资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的负担。土地权利的保障事项不应仅仅局限于土地上的财产利益，而将生态环境利益分割出去———这在伦理和技术上都是行不通的。土地资源的生态性表明:土地的财产利益依附于土地的生态环境利益，维持土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符合土地权利人的自身利益，也是一项基本的伦理道德要求，因为人类繁衍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土地权利从一开始就负载了维持土地生态环境利益之目的。土地资源具有稀缺性。这对依赖其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来说的确是个不幸的事实。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表明:任何人都有获得土地资源的权利，它既属于实在法上某个(些)具体的主体，也“属于”尚未载入实在法权利主体清单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任何人都无权对土地资源进行绝对的、垄断性的控制———这与他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无关。说某人拥有土地权利，其全部意义仅仅在于某人在某个时段对某个具体地块拥有有限的利益。土地权利本身含有为他人管理土地资源的公共目的，保护生态环境只是其众多公共目的中的一项。土地资源的上述两项基本属性表明，土地权利应当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目的。西方某些工业化国家自20世纪以来逐渐认识到私有权利的个人目标与公共目标协调的重要性。“私人产权应同时满足个人与公共目的”。“20世纪以来，英美法私人财产关系越来越多地注入了公共利益目标……维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保护环境和生态政策目标”。美国私有财产权利自20世纪以来越来越重视所有人拥有广泛的自治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财产法视为调和个体所有人与整个社会的各自不同的目标的手段。社会对于土地的自由转让、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效利用以及其他相关政策问题的关注，有时重于所有人的个人愿望”。我国土地权利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土地权利相比更加注重土地上的公共利益。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五款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一条规定，“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总则部分第八条规定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第十七条规定了承包方“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义务。我国《草原法》、《森林法》等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行政立法中也设置了类似的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学界对民法生态化、物权“绿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物权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界的上述思想。如《物权法》第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有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在制定过程中对环境保护予以了高度重视，在制度设计中融入了环境保护的先进理念和指导思想，使这部法律适应了法律发展的现代趋势，而且充分反映了我国国情实际的要求。总结上述立法，有以下特点:(1)从法律性质来看，有关土地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行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中较少涉及生态环境保护;(2)从法律规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来看，最主要的义务主体是政府而较少涉及土地权利人;(3)从民事立法范围来看，有限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则主要针对的是耕地的开发利用活动，未对所有土地开发利用进行系统设计;(4)从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土地权利类型来看，主要见于土地用益物权而较少涉及土地所有权;(5)从立法设计的物权人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性质来看，主要是消极性规范，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规范设计。上述特点说明:我国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存在重行政管理轻权利义务配置，重利用权限制轻所有权规范，重农村土地权利规范轻城市土地权利规范，重土地权利行使限制轻土地权利生态化构造。概言之，“生态环境保护”尚未上升为我国土地权利的一项基本目的。土地生态环境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当代，人们对权利“不损害他人”的基本内涵有了新的认识，生态环境损害也被视为损害他人。土地权利应当与时俱进增设生态环境保护目的。
二、土地权利正当性危机根源之价值观缺陷
土地权利价值观应当符合时代要求。“财产权利服务于人类的价值，因符合这一价值而得到承认，并受这一价值的限制”①。我国正处于生态环境问题集中爆发时期，土地权利价值观显现出时代局限性。
1．土地权利公平价值观的局限性公平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公平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同义词”。迄今为止，我国已经通过《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土地权利公平价值观。然而，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视角来看，土地权利尚存在环境公平价值观的缺失问题。环境公平一般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种际公平。土地是一种处于时空结构中的自然资源。从时间上看，土地是人类的遗产，人类世世代代依赖土地生存和发展，任何土地生态环境破坏必然会损害后代人的基本权利。从空间上看，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嵌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生态系统，土地生态环境破坏必然会殃及整个生态系统。在任何时候，每一代既是受后代委托而保管地球的保管人或受托人，也是这种行为结果的受益人。这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的责任，以及某种利用地球的权利。因此，代际公平要求我们至少应该这样理解土地权利的公平价值:任何人拥有土地权利，不仅意味着享有土地上的利益，还应承担土地生态环境管理责任，兼顾未来权利人的利益。种际公平则将传统公平从人类拓展到人与自然，其基本内涵是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与“人”一样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同自然平等相处，崇尚简朴的生活和有节制的物质消费，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种际公平要求土地权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尊重土地的自然规律，不得对土地权利进行过度利用，更不应造成土地生态环境破坏。
2．土地权利生态安全价值观的缺失安全是土地权利的重要价值，其本质上是指土地权利的财产安全。土地权利安全价值没有考虑土地的生态安全，土地权利实现时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耕地面积锐减、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当今社会，立法逐渐将生态安全思想置入传统土地安全价值观。“土地资源安全可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土地资源对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稳定的供给状态和良好的保障能力”。2002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将“生态安全”界定为“使自然和人类重要切身利益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况及其这些活动和状况的后果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防护状态”。2000年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将生态环境安全确立为环境保护的目标，2001年颁布的我国《防沙治沙法》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立法目的。其后，我国立法中以“可持续利用”、“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生态安全”、“合理利用”等语词表达了对生态安全价值的关注。从我国《物权法》内容来看，生态安全也有所体现，如《物权法》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些规定主要见于自然资源管理行政立法，其制度功能主要在于设定政府行政管理目标，而不是确立土地权利的生态安全价值观。我国《物权法》仍然固守人类中心主义，其制度设计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安全价值观，其关于生态安全的内容局限于具体制度而未上升到法的价值层面。因此，我国土地权利安全价值观仍然缺乏生态安全观念注塑，不利于土地生态环境保护。
3．土地权利效率价值观的困境效率是土地权利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土地权利生态环境友好型要求土地权利人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我国《物权法》第一条确立了效率价值。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国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耕地抛荒、宅基地闲置已成为我国严重的现实问题。土地资源浪费会增加土地的投入，加重土地生态环境的负担，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原因复杂。从土地权利视角来看，有三方面原因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土地权利未确立生态效率价值理念。“传统法学中的效率(效益)主要是指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很少考虑环境(生态)效率和环境(生态)效益”。土地资源利用应当追求最少土地投入、最低生态环境负载下的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我国土地权利的公平价值对土地权利效率价值的约束。我国实行城乡土地二元制，农村土地资源分配考虑了地域和身份关系。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持有土地的农民已经出现了分化，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也发生了分化。部分农民不再依靠土地谋生而外出务工甚至在城市定居，因而造成农村耕地、宅基地大量抛荒、闲置，造成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土地权利应当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逐步放开土地权利配置的地域和身份限制，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土地权利过度自由也会造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学界一般认为，土地权利越自由土地利用效率越高，实际却是过犹不及。根据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农村土地的利用权利属于承包经营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广泛的土地资源利用自由;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能会滥用法律赋予的土地利用自由而弃耕，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中突出的资源浪费问题。因此，为了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土地权利的自由应受到限制。
三、土地权利正当性危机根源之生态保护义务残缺
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应对环境问题挑战，有两种方案，即以公权限制私权的外部方案和将公法义务纳入私权的内部方案。相比之下，内部方案功能效用显著。我国《物权法》采用的方案可归入外部限制。如前列举，《物权法》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条文设计较为抽象，不能独立发挥作用，需要依托自然资源行政管理立法。结合前文分析可见，我国土地权利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存在两大偏好:一是偏好土地权利外部限制，将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主要规定于行政立法而不是民事立法;二是偏好土地权利消极义务设计，未能合理设置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义务，弱化了土地权利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第一个偏好使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回到行政干预。为了生态环境保护，政府通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干预。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干预的实效建立在政府运行良好的基础上。经验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因为信息不对称、环保监管能力不足等原因而无法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第二个偏好使土地权利人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处于消极地位，是政府生态环境的管理对象。他们为了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往往铤而走险损害生态环境。《物权法》未能引导土地权利人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变，不能调动土地权利人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土地权利上仅有的一点“绿”也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人为土地生态环境问题的土地权利根源表明，预防生态环境问题应当以化解土地权利的正当性危机为逻辑起点，立足土地权利的生态环境友好型再造。为此，应当相信土地权利人并为其设置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义务，使其从土地生态环境破坏者演变为土地生态环境保护者。如此，土地权利可在生态时代重获正当性。
四、生态时代土地权利正当性危机的自我救赎路径
本世纪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所有权向生态环境友好型转变的重要意义，在民法生态化、物权绿化等主张方面提出了所有权的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如果不能在物权法中得到贯彻，无异于纸上谈兵”。“如何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已经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的物权法的重要使命”。这为化解我国土地权利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了理论条件。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报告以独立篇章系统提出了今后5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并提出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生态文明的目标是环境正义与公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区域公平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公平”。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为化解我国土地权利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
1．赋予土地权利生态环境保护目的为保护生态环境，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土地权利中加入了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并设计了具体制度。日本1947年修订的民法典在其第一条增设了“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其第二百七十一条还规定，永佃权人，不得对土地施加可致永久损害的变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如果土地的使用严重违反土地立法规定合理使用土地的规则，其中包括不按土地的专项用途使用土地或土地的使用导致严重降低农用土地的肥力或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则可以没收土地所有权人的土地”。2010年修正公布的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在用益物权部分增设了农育权，以回应土地生态环境保护之时代要求，其第八百五十条之六规定，“农育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定之方法，为土地之使用收益;未约定使用方法者，应依土地性质为之，并均应保持其生产力或得永续利用”。台湾地区“法务部”在其修正理由中申明，“土地是人类生存之重要自然资源，农育权本即以土地之农业生产或土地保育为其内容，故一方面应物尽其用，他方面应维护土地之本质，保持其生产力，俾得永续利用，为谋两者间之平衡，爰增订第一项”［23］(p1358)。我国土地权利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具有公益保护目的。生态时代土地权利应当顺应时代要求，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协调”为指导思想，在土地权利的公共利益目的中加入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并将其贯穿于土地权利的价值、基本制度，协调土地权利的财产利益与生态环境利益的冲突，使土地权利真正变成绿油油的权利。
2．土地权利价值的生态环境友好型注塑土地权利价值应当与时俱进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纳入其中，这是土地权利回应生态时代土地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美国财产法的目的，在现代美国财产法理念的变迁过程中，已充分认识到，环保价值和传统财产权利的适应协调是最重要的”。生态时代土地权利价值演变的首要任务是使土地权利人从“生态环境损害者”变成“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使土地权利具有生态环境友好型。从公平价值来看，土地权利应将公平观念从当代人向后代人和大地延伸，构建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种际公平三位一体的公平价值体系。我国土地权利立法应明确规定，土地权利人应当尊重土地的自然规律，维持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在土地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得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从安全价值来看，我国土地权利应当在传统的财产安全价值中增加生态安全观念。我国土地权利安全价值应当吸收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用养结合和可持续利用的理念，明确土地权利人管理土地的责任，将“维持土地生态环境”作为土地权利人最低限度的生态义务。从效率价值来看，我国土地权利应当在“物尽其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高效利用理念，并引入生态效率理念。针对我国农村土地抛荒、低效利用等违反效率价值的现实问题，我国应尽快建立农民土地退出制度，健全土地消极利用的法律责任，建立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激励和扶持制度。城市土地使用权取得时应当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明确土地使用权人高效利用土地的具体要求和违约责任，使高效利用土地成为土地权利人的一项基本民事义务。
3．健全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为维持人与土地资源的平衡关系，“需要建立生态主义的民法理论，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界定为所有权本身的义务”。(1)改变过度倚重行政立法从外部限制土地权利的做法，增加民事立法中土地权利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借助“所有权负有义务”理论，通过对“义务”的扩大解释，将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纳入其中。(2)对土地权利所负之“义务”做出符合生态时代环境保护要求的注解，修复土地权利的边界;增设土地所有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如对土地利用人开发利用活动的监督义务，对土地利用人破坏生态环境的制止义务，对严重破坏、浪费土地的收回义务等，弥补我国公有制下土地所有权人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缺失的问题。(3)在土地权利人消极和积极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基础上，明确土地权利人分担生态环境的管理责任，矫正土地权利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义务缺失问题，提高土地权利人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没有人会否认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最重要的主体，也没有人会承认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唯一的主体。学界公认，生态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但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表现也不能让人满意，在政府之外寻找出路的努力早就开始了。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管制由于其无效、无能与不民主而遭遇四面楚歌”。“在环境与卫生安全管制领域，以合意为基础的决定以及‘合作管制’实验似乎越来越普遍”。自1982年到1997年，“美国行政机关发起了67项协商制定规则活动，做出了35项规则，其中美国环保署就制定了12项协商性规则”。土地权利人能否从生态环境破坏者变成生态环境保护中政府的合作者呢?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权利自利之外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利益不能通过私权制度来解决，应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即通过个人的自利行动来增进公益，经济学家们对这种可能性显得非常悲观”。传统理论对权利的自利性作了过度解释，忽视了权利的互惠和合作精神。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6
论文摘要：中国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创立于2o世纪7o年代，在8o年代传人我国，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西方环境伦理的重要范畴也相应地成为我国环境伦理中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界“对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比较重视，几乎是全面接受，相反对美国的环境正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讨论和介绍的却很少”。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环境伦理学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对立的派别，它们都具有关注自然的倾向。2o世纪7o年代以来，随着正义运动的兴起，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也变得日益显著，西方环境伦理学逐渐从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对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主要以正义为主题)的关注。
1、自然中心主义
围绕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是否对自然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等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tL，主义(非人类中tL，主义)争论不休，但自然中心主义借助民众觉醒的环保意识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直至7o年代为止的主流环境伦理主张。
自然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视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排除在人的伦理视野之外，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并引发了生态危机。所以，必须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和权利，承担起对自然万物的道德责任。然而，由于依据的核心概念不同，自然中心主义内部也出现了众多派别。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以及史怀泽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论”都以传统的西方道德理论(如功利主义、目的论等)作为原点，将传统人际伦理中的“内在价值”、“权利”等范畴直接移植、延伸到动物和所有的生命身上，得出了关爱动物乃至所有生命个体的结论，因而属于个体主义阵营。与此相对，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纳斯的“深生态学”则力图摆脱传统的束缚，以生态学为基础赋予整个生态系统以内在价值，强调关爱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以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甚至要求人类为了自然放弃发展，所以，属于整体主义阵营。虽然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论起点不同，但它们共同致力于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力图拓展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因而带有鲜明的激进主义色彩。
不可否认，西方的自然中心主义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人类为走出生态危机、生存困境的积极努力，在全球都有广泛的价值意义。但必须看到，自然中心主义并非是一种普适的伦理，它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针对西方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此，自然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抽象论证遮蔽了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在环境利益上的差别，“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困境”。所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框架是无法给出答案的，而需要在人类社会关系内部探求合理的解答。
2、环境正义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自然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社会正义秩序首先要解决代内正义的问题。这意味着现实生存着的当代人必须谨慎考虑正义的扩展性，当代人之间应当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公平分配。具体而言，代内正义表现为国内环境正义和国际环境正义两个层面。国内环境正义关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区域间在环境利益、责任分配上的公正性。因发达国家较早地遭遇了生态危机，国内环境正义问题首先在发达国家表现出来：富人的居住区和工作环境通常都是很环保的，而重污染工业企业一般都坐落或毗邻穷人和少数民族的生活区，穷人和少数民族承受着不合理的环境负担。但后来弱势群体的抗议以及西方一些学者们的披露，迫使西方国家在法律的制定和环保机制的建立方面作出改善和调整，因而国内环境正义问题并未引发持续的理论纷争。然而，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的成因及责任划分上争执不休。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浪费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要求发达国家为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害做出补偿。但是，发达国家不仅利用有毒废物输出、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将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从而转嫁生态危机，而且还指责发展中国家过多的人口导致了生态危机，他们才是受害者。翻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网。实际上，环境正义绝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正义，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类的正义。如果不能突破民族和国家的域限，人类只能因战争而毁灭，没有“共同的未来”。
代际正义也是环境正义关注的重点，它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的公正分配。虽然一些学者因未来人的不在场和不确定性否认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但主流观点认为，我们的理性能够超越现在把握未来，能够预知未来人的利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将使人类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承担责任和义务。罗尔斯的“正义的储存原则”为解决代际正义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他主张在人类的各代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储存率，每一世代都按其进行财富的传递。虽然这只是单向的恩惠，当代人不可能从遥远的后代人那里得到回报，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能贯彻正义储存原则，从历史过程来看，就实现了人类整体在代际间的公正。罗尔斯的正义储存原则涉及的是经济财富的代际传递，但可以把资源与环境的代际传递加入进来，这样就可以作为代际环境正义的原则，指导人类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环境正义不仅仅涉及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还从性别和社会制度的视角揭示了环境正义的内涵。生态女性主义将环境退化与对女人的压迫联系起来，将环境正义归结为男女正义，认为解放自然必须解放女性。生态社会主义则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公正的生态社会。
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因为，人与自然血肉相连，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译介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者们批判地采纳了西方自然中心主义派别中的整体主义阵营之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思想，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建构了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
中国学界的主流声音强调，“我们不赞成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也不赞成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主义。如果硬要说以什么为中心，或者，人类行为以什么为尺度，那么，要在它的更高层次，即‘人一自然’系统这一层次，也就是说，以‘人一自然’系统为中心。这一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全，它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双赢’)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尺度”。因为，生态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由人、生物群落和自然环境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有机体以及有机体中的所有存在物(包括人)都有内在目的，因而，不仅仅人，自然万物都有内在价值和权利。所以，生态伦理学要求人类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利益关系：“①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关系；②现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关系；③人类与自然界的利益关系。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表示人类行为中对全人类公共利益的关心，以及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因而这是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把世界看作有机统一整体，当代世界是‘经济一社会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有学者认为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主张放弃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自然中心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而且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作为地球上最智慧和唯一具有道德能力的物种，作为主体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我们将“在确立正确的自然价值观的基础上，转变人对自然的对策，调节人对自然的作用机制，加强人对自然作用的科学管理，实施对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科学的多价值管理……既不是以损害根本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也不是以减少文化价值的方式保护自然价值”，而是“既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又维护生物圈的健全、稳定和整体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共同进化”。所以，与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不同，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不是仅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去思考问题，相信人类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能够成己成物。这是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
人不仅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人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也存在矛盾。“处理这两类矛盾的关键是承认自然价值，因为它的根本问题是‘公平’，即公平地分配自然价值的问题”同3170也就是说，“在自然价值的分配上，要求既兼顾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当代人和后代的利益，又兼顾人与自然的利益，既保障社会安全，又保障生态安全。在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强调的社会领域内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iustice)，我们还关注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生态正义(ecologicaliustice)。因为，“环境正义的主张过分强调了人与人的环境关系中的经济政治维度，而忽视了生命共同体中非人类生命对生存环境的客观需要，看不到生态正义的实现对环境正义的实现是同一过程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因此它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健康生存的生态正义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关心。是故其环境正义观也是一种片面的环境正义观，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环境正义观。完整的环境正义观不仅包括对人的环境正义，同时也包括对非人类生命的生态正义”。
在环境正义的原则上，中国学界对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比较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中国学者要求发达国家、强势群体承认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平等的环境权利，要求发达国家承认发展，尤其是反贫困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同时，还要求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和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实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付费原则和受益于资源消费付费原则，以使作为受益方的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对作为受害方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作出补偿。在解决生态正义问题上，佘正荣先生提出了“作为共生的正义”的原则：“作为共生的生态正义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存利益的调解，首先应该是种际层次的，而不是人类个体对非人类个体层次上的……共生的正义就是要允许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哒就要求我们做自然的道德人，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西方的环境伦理进行了扬弃。采纳了自然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的一些主要范畴以及将环境伦理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致思理路等，但得出了与西方环境伦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意味着西方环境伦理在中国发生了转型。为什么诞生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环境伦理能够在中国转型?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7
摘要：20世纪是人类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环境危机全球化和日益严重的时期。本文通过环境整体主义道德哲学的核心意识结构阐释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即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世界的本体既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位一体的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环境整体主义承认人类具有生存权，也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违背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主张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J。环境整体主义反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主宰自然的“理性人”，强调具有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生态人”。人类发展经历与现实给予证明：以坚持人类利益至上为前提时，生态危机就势必不能避免；以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时，生态平衡才得以实现，进而才能实现全^类的利益。
在世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蕴含了自然、社会乃至精神性的存在，并得以具体表现。非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并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人与自然机械论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体，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认为只有自然是主体，自然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作为主体自然具有其自身价值。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的困境”。反之，片面的认为只有认识主体，在人类取得的大多数成就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说以生命和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从而导致世界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确立整体主义的生态方式，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个体不仅包括当代人，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的概念。而整体则对应包括后代人、自然、人类社会的概念。显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完全否认了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从而理直气壮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迅速加剧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要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须考察生态价值既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当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J。
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通过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它对于克服传统哲学价值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否定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立足于全面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价值观的形成。从实践上说，它对于我们克服当今人类面i临的困境和危机、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以相互作用的观点主张放弃以什么为中心，世界没有中心，是多元的，是多元相互作用的世界。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8
关键词：环境法立法目的生态利益人类利益
一、引言
《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一书的出版在环境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书先介绍了环境立法目的演变的历史，通过对传统法手段保护环境的局限性及其分析得出运用传统法方法保护环境不合目的性的结论，进而通过对环境的生态科学观，环境保护的经济学方法论及环境的伦理价值观的论证指出现代环境法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理念和立法目标，并最后展望全球环境法的趋同化。该书的核心论题是作为现代环境法的理念与目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我对此并不认同。下面，我对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谈谈几点认识和看法。
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
“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是将人类作为地球万物之首和地球统治者来看待，所以只有人类是法律权利的唯一主体，而自然万物和人类生存的环境只能作为被统治者和人类权益的客体。“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所倡导的是生态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的相互平等、共生以及协调等关系，它在主张自然所固有的内在价值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类的利益。依照作者的观点自然科学观，环境保护的经济学方法论及现代环境价值观共同构成了现代环境法目的理念的方法论基础。我认为，作者从生态系统平衡理论、环境伦理学、物质代谢论等为理论支撑对本书核心论点进行论述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对作者的理论支撑依然表示怀疑因此也不认同作者得出“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应该是现代环境法理念和目的的论断。理由分述如下：
（一）作者对现代环境法目的的界定有待商榷
作者认为现代环境法应当是树立在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康德说：“决不把人这个主体单纯用作手段，若非同时把它用作目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价值是用以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边沁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庞德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法律，但只有一个永恒的目标，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的力量”。可见人类保护环境不也是为了人类有一个适宜、清洁、安全的生存环境吗？
（二）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并非是作者提到的平等关系
其实本书的所有论证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展开的。我们认为，环境是客体，而法律的主体只能是人或拟制人。环境是作为人类生存场所而存在并为人类更好的生活提供资源。没有人类，环境所固有的价值有何意义呢？包括人类对环境的保护也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福利罢了。
（三）关于生态系统平衡理论
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所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人类、动物等组成的生物圈是一个平衡的整体，人类保护环境的系统平衡，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有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福利的提高。
（四）环境伦理观问题
作者谈到敬畏生命观、土地伦理观、动物权利、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以现代环境伦理学家那什为代表，他认为现代环境学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人类的伦理思想是从创世纪的人类对植物及动物保有支配权开始的，经过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到现在形成了所有的生物之间都具有平等性的环境伦理思想。我认为这并不符合现实。如作者在环境立法的目标中提到“主张自然物的权利并不会削弱或排斥人类去谋求最大幸福的愿望。有人认为，如果认同自然物的权利，那么自然物就会与人类相平等，这样人类就会连饭也没有吃的。其实，这是对自然的权利的极端片面的理解。在地球上，人物本来就与自然物是平等的，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食物链的关系上讲，人类也不会因为自然的权利而放弃食物。这里面有权利的普遍性、多样性、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强调自然的权利，就是要人类进一步认识自然的内在的价值，自然对生态共同体的价值。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有自相矛盾之处。按照作者的说法人类既与动物平等，那为何动物连保全自己生命的权利都没有呢？为何会有人类吃动物的行为呢？作者的解释是人类处于食物链的一环，按这种说法，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很有可能被老虎等凶猛的动物吃掉，是不是为了人类和动物的平等及食物链上老虎能够吃人的事实就认为人理所当然被他种动物吃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环境法也就成为了“恶法”，那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深层生态主义的倡导者挪威学者乃斯提出“生物圈平等主义”。也就是说生物圈的所有生存、开花、繁荣等都有平等的权利。总之，作为互相关联的某一部分，生物圈的所有有机体以及实体在本质的价值上是平等的。我想说的是自然权利主张者们认为环境的最初形态抑或人类印记最少的环境是自然状态下最好的环境，那是不是说人类都要回归到原始状态才是真正符合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或是自然权利说呢。而这些自然权利主张者们在享受现代社会带给他们高度发达的文明时并未极力主张于此。所以说脱离了人类的环境是没有意义的。试想下如果人类与环境是平等关系，人类就无权从环境中获得资源，没有自然资源，人类又何谈发展呢。况且环境也不可能与人类真正平等，因为环境没有像人类一样有一个独立的能够自由表达意志的主体，即便是像环保组织。因为其成员本属人类的一部分，故它不可能完全代表整体环境的利益，况且若是由环保组织代表环境利益的话，这层代表关系又从何而来呢？
（五）可持续发展观与衡平代际人类的权益问题
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为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二为限制，即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上施加的限制。可以看出这种发展观是对以往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的发展模式的纠正，其根本目的在于人类社会更好、可持续的发展，而非是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利益为最终目的和依归。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观也只是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利益的手段达到更好的发展人类社会和实现人类福利的目的而已。衡平代际人类权益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是为后代人利益对当代人行为做出的限制，而后代人利益的保护依然属保护人类利益的范围。
（六）环境权问题
所谓环境权，主要是指人类享有的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由于环境权的性质、内容、范围的不确定性及其与传统法律的交叉和冲突，在法学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大家都不否认环境权归属于人类享有。既然是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则此时人类与环境即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人类是主体，处于支配地位，而环境是客体，环境权处于受支配的地位。由此看出，自然的权利亦无从谈起。我们知道“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逻辑前提是人类与环境处于平等关系，否则“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便名不副实。可见现代环境法学家们对环境权的宣扬本身也是在从逻辑上否定“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存在的可能性。
三、“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现实困境
（一）世界实情、具体国情
从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世界仍有很多贫困人口和落后国家。2009年7月，联合国报告称，全球极度贫困人口达11.5亿人。在现实世界中也不允许要求人类自身利益及国家利益都应当不断符合全球环境和生态利益的要求。正如可持续发展观中提到当今世界的发展中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在人类生存这一基本人权面前，我们又怎能要求连基本生存需要都无法满足的人们为了以生态利益为中心或是自然的权利而放弃生存来保护环境呢？具体到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大家知道，我国现为发展中国家，地域差距和贫富差距都很大，2009年7月，联合国报告称，中国大约有2.5亿贫困人口，他们每日的生活费支出不到1.25美元。在现阶段的国情下，我们只能把发展作为国家的第一要务。如说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当然我们应该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平衡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不能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经济发展，更不能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自然权利”之说而要求我国放慢发展或是不发展。
（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或是自然权利亦无法通过诉讼制度的建构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
有学者提出可比照法人制度进行保护，但无论怎样进行制度设计都无法摆脱其理论上的困境及现实中难以操作的缺陷。比如让环保组织代表环境维护自然权利其理论依据何在？实践中诉讼过程如何运作？即便是某一机构或组织为保护环境而参与诉讼，其最终代表和保护的也是广大人民享有的良好的环境权益，而非代表自然环境本身，此可比照公益诉讼来理解。
四、是否有介于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中间道路
在徘徊于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之间的时候我产生了是否有结合两者的中间道路的想法，下面做一阐述。现代环境法的理念与目的到底是基于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抑或是其他主义，众说纷纭。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是基于人类与环境的平等思想而提出的，其实质目的是要维护生态共同体内成员间的相互平等、共生以及协调等关系，换句话说这个维护生态整体的目的是建立在人类、动物、植物及其他无生命物的利益均得到维护的基础之上，此时人类、动物、植物及其他无生命物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是建立在人类利益优先的基础之上，认为为维护人类利益可以动物、植物等利益的受损为代价。如前文所述，我是赞同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拿现代环境法学家引以为道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说，其保护环境及衡平代际人类的权益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人类利益能得到更好的维护。我试着在这两种主义之间探寻第三条道路，其结果是只有表述和侧重点的不同，但本质上无外乎都是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说法。借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提法，我们可以将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表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或是和谐，如此既不违背人类保护自然的最终目的，又能较好的起到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五、结语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到去年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9级大地震，一是为人类利益的极度受损表示哀叹，二是为环境的严重破坏表示担忧。这更加说明环境法于现实世界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试想当大地震或是海啸来临之时你是优先抢救人的生命还是一只宠物或是一株植物的生命，还假如你仅有一次抢救的机会，若是你在其间犹豫不决最终选择的结果可能是上述任何一种，此时，你是一个真正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因为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看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平等的，所以他们之于生态利益保护的作用亦无孰轻孰重之别。可如果你坚定不移的选择了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则你是一个十足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者，因为在面临这种选择时你优先保护的是人类的利益，甚至还可能会以牺牲动物、植物的利益为代价挽回人类生命的损失。试问读者又会做何选择呢？
参考文献：
[1]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金瑞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9
论文摘要：在产品设计中设计师要借助情境思维，要把产品、使用者以及使用环境等各种要素放在一个情境空间中进行分析，将设计要素体现在产品与使用者及环境的交互中，从而发现和确定用户的需求及新产品的设计定位，获得产品概念设计方案，满足用户对产品的需求。
产品的存在，是产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产品系统的要素和特征，正是产品与外部环境之间交互的需要而产生的。设计师需要将产品系统向产品之外进行扩展，将产品系统与系统之外的人、环境一起研究，从产品内外交互产生的产品特征需求出发设计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将所要开发的产品置于人、产品、环境中进行观察、预测、想象和情境分析，为企业决策人寻找商机、判断概念产品能否进一步开发生产，提供更好的依据。
一、情境与情境思维
1.情境
产品设计的出发点在于满足需求，包含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自然的需求。产品设计不仅是需求的物质转化，同时也是需求的关系转化。所以，不管是产品设计的目的还是影响产品设计的因素，都离不开人、物、社会、自然等组成的大环境系统，这个大系统就组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情境。通俗的理解，情境即情形、情况，指事物呈现的样子、所处的状况。本文中所指的情境(Situation)，与产品联系起来，简单理解就是产品与使用对象、使用环境相联系时所呈现的样子和所处的状况，包括产品存在的大环境背景以及相互之间的动态交互。情境不仅仅是具体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它是与主体发生作用而构成的特殊的主体——客体的关系状态，是人、物、环境构成的系统中，要素及其要素之间互动而形成的交互情境，以此给设计者启发促成设计的进展。
2.情境思维
情境思维(Situatedthinking)，就是在人、物、环境系统中进行产品设计思考.而不只是如传统的单纯的只对产品对象的设计思考。从需求的提出、产品功能的要求、产品形态的设计都遵循人、物、环境的需求。情境思维下的产品设计，改变了以往“以物为主”的观点，成为“以活动为主”的情境观点，设计也由一个静态的过程变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设计的过程所考虑到的焦点也就不仅仅在物品上，而是在人、物、境的活动所构成交互作用下产生的情境。产品设计也从“造型随物品机能的理念”反省思考到“造型随使用者生活意义”的层面。
二、情境思维的重要性
当今消费者购买产品，需要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希望体验在使用产品时产生的某种情境。所以，工业设计的产品，除了基本的物质功能，然后是一定要包含“情”的。没有“情”的产品，不是好的产品。“情”灌注于设计.赋予了设计以灵魂。当一个产品被赋予了“情”，它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形态，它成为一个有思想的精神体，它可以和用户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它可以轻松的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间去，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有益组成部分。产品中的“境”是承载在产品物质形态上的虚拟场景，这个场景包括可以引起人们生活回忆的场合、环境、人物和事件等等，能够触动人们情怀，“情”也就随之产生。比如，苹果电脑的设计，其圆滑的造型、透明的眩彩外观就是通过经验丰富的果糖设计师，通过研究生活趣味十足的水果糖情景得到的具颠覆意义的设计。完全改变以往电脑刻板、毫无生机的形象，传递出一种生动活泼、生机勃勃的生活趣味。所以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必须要有情境思维，把“境”当作手段，把“情”作为目的，从产品本体向产品之外进行扩展，将产品与产品之外的环境一起研究，达到以“境”传“情”获得个性化产品满足个性化需求。
三、情境思维的实现
产品、使用对象、使用环境、使用方式构成人——产品——环境系统及其交互情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定用户群体在特定的环境中会产生特定的产品需求，特定的产品满足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需求，而特定环境促进或限制了特定人群的产品需求。因此设计师要把情境思维贯穿整个产品设计始终，做到以下几点:
1.用户群体细分化
不同的产品一般会针对不同的目标组群。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生理特征(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人体尺寸等)、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从而产生特定群体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和工作模式中的地位，进而演化出不同环境下的风俗习惯、法律法规。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的病患特征乃至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性格特征等都可以成为划分不同类型组群的依据，将人的不同的物理特性、生理心理特性以及思想行为习惯等区分开来，其间注意理解人们的行为思想、信仰、价值观等，用于引导新产品的发展方向。
在“顾客细分”营销观念主宰的今天，这种划分越来越必不可少。因此对目标组群的特点研究是产品设计情境分析的前提，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采用设计人种志的方法，做特殊交互活动的描述说明，通过实地调查来观察群体并总结群体行为、信仰和生活方式，深入研究用户，进而分析用户与产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情况，从而来了解行为系统的演化形成。
2.产品使用方式情景化
产品设计的本质是为人类创造合理的使用和生存的方式，产品作为融合了精神意义的物质载体其生命周期包含“从产品的形成到产品的消亡，再到产品的再生”的整个过程。使用方式规定了产品的功能文化意义的实现，“使用”是一个过程，其意义包括物的运动，人对物的作用关系和物的信息反馈，即由此产生的人、物、环境以及物质与非物质等多重内容相互协调的设计文化。“方式”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使用动作，而是使用时一系列动作之连贯的系统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人的连续行为与各相对应的物与物或物与人组成的情景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称之为“方式”。
使用方式包含着物、人和环境及其动态过程等多重涵义，其“合理”性的观念是在对各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情景的协调过程中实现的。“使用方式”是在由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所组成的特定情景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过程。产品作为具有特定功能目标的人为符号系统，其功能的实现是通过使用者在借助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进行系统广泛的“符号联系”来完成的。符号的意义解释对情景具有决定性的依存作用，随着情景的变化，使用者将对产品符号进行不同解释，用户的情感和行为都会发生变化，这将直接影响到产品功能的实现。也就是说新产品将在什么情景下使用，丰富的情景各具特色，产品必须与情景相适应，在一个地方受欢迎的产品，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可能会遭到抵制，就比如家庭用得成功的个人电脑未必适合办公室使用。所以抽空了情景的产品符号是空洞的、无意义的，只有将它们放到一定的使用情景中，产品才可能发挥其功能。
3.环境因素多重化
这里的环境是指人以外的产品依赖存在的状态关系，是与产品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空间环境、市场经济、技术发明、文化审美、制度伦理等综合起来的多重因素。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如气候、地理、空间等自然环境和社会风俗、观念、习惯、规范以及经济、技术等会有一定的条件、一定的要求，人们也就会有一定类型的人的行为和心理，包括活动、行为、态度或情感、要求、愿望等，从而构成了一定的环境与人的文互，产生一定的产品需求。可见，环境与人与物的情境分析是将某种环境下的某一事件的过程分解成了细节，使设计师能够注意到使用者所没有留意的问题，从而发现产品的相关原则与机遇。
产品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出色的使用功能、工程性能，尤其在今天，围绕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品系统必须要面对大量的周边环境要素带来的问题，目前的社会经济、社会潮流、文化规范、制度法规(如安全标准)、市场状况、技术条件限制、用户期待、品牌形象、美学价值、产品所在的微观环境要求等等，都对产品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是产品系统必须考虑的内容。如克莱斯勒的airflow轿车是按照空气动力学设计的，具有极为出色的工程性能，它甚至能够经受住从山坡上滚下来的破坏力，然而它的销售却是20世纪的典型失败案例，充分说明了市场中产品不能单靠性能生存。如不全面的分析产品与多重环境的交互，而去片面地为一个设计特点争论不休.或者错误地增加功能、目标，不全面理解其他市场需求，那么就会导致失败的设计，造成企业的损失。
因此设计师在在设计过程中要全面的分析与人与产品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空间环境、市场经济、技术发明、文化审美、制度伦理等综合起来的多重因素，从中确定产品存在的可能性与意义。
生物环境的定义篇10
关键词：颗粒物，pm2.5，中文名称，环境科学
中图分类号：n04；X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2-0029-02
2010年11月国家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尝试将pm2.5列入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不过当时考虑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pm2.5标准的时机尚未成熟，仅在附录中规定了pm2.5浓度的参考限值，并未将pm2.5纳入必测项目，但却是中国第一次在环境标准中正式提出pm2.5这一概念，在该征求意见稿中将pm2.5作为细颗粒的代号，将其定义为：细颗粒物（pm2.5）――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2.5μm的颗粒物。2011年环保部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将pm2.5正式列入了环境空气污染物一般项目中，但对pm2.5的描述略微进行了改动，将其描述为：颗粒物（pm2.5）――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2.5μm的颗粒物，也称细颗粒物。2012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正式时，未对pm2.5进行定义，仅将其放在了术语“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英文名称particulatematter（pm2.5）中。
由此可见，目前在中国环境领域还没有正式为pm2.5进行中文定名。与此同时，自从2012年pm2.5正式进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后，伴随着几次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大范围雾霾天气，民众切实感受到了pm2.5对于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也使得pm2.5这一外来词迅速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中国环境领域内的所有词汇。由于没有统一的中文名称，人们在指代pm2.5时较随意，主要有“入肺颗粒物”“可入肺颗粒物”“细颗粒物”等几种叫法，也有直接称其“pm2.5”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pm2.5中文名称的混乱，不利于各界人士进行相关的研究和交流，因此亟须给pm2.5确定一个中文名称。
1pm2.5在国际环境领域内的定义
1997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第一次提出pm2.5这一概念并将pm2.5列入污染控制指标。epa文件中直接将pm2.5作为污染物项目名称，将其定义为fineparticles，中文翻译为“细颗粒物”。pm10同样直接作为污染物项目名称，但没有直接定义，而pm10-2.5被定义为inhalablecoarseparticles，中文翻译为“可吸入粗颗粒物”。欧盟环境委员会2008年制定的欧盟空气质量标准中将pm2.5作为污染物项目fineparticles的代号，描述形式为fineparticles（pm2.5），中文翻译为“细颗粒物”。日本环境省2009年制定的空气质量environmentalQualityStandardsforthepm2.5中将pm2.5作为污染物项目Fineparticulatematter的代号，描述形式为Fineparticulatematter（pm2.5），中文翻译为“细颗粒物”。
2中国环境领域内对颗粒物的相关定义
中国环境领域内有关颗粒物的名词有降尘、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等。
大气降尘的定义见于中国国家标准《环境空气降尘的测定重量法》（GB/t15265―1994）中，其定义为在空气环境条件下，靠重力自然沉降在集尘缸中的颗粒物。其定义比较模糊，没有考虑颗粒物的粒径大小。
总悬浮颗粒物（tSp）的定义可见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其定义为“能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0μm的颗粒物”。此定义主要依据颗粒物的空气动力学粒径，定义比较明确。
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定义同样见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其定义为“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μm的颗粒物”。此定义主要依据颗粒物的空气动力学粒径，定义比较明确。
细颗粒物这一术语见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其在定义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μm）时称“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μm的颗粒物，也称细颗粒物”。可见细颗粒物的划分主要依据颗粒物的空气动力学粒径，但该标准并没有直接给出细颗粒物的定义，而是将细颗粒物作为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μm）的别称。
由以上定义可见，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虽然在划分上均依据颗粒物的空气动力学直径，但在命名上并没有完全体现划分原则，且命名规则不统一。总悬浮颗粒物在命名上主要考虑颗粒物的悬浮特性，可吸入颗粒物主要考虑颗粒物的健康学效应，而细颗粒物主要考虑的是颗粒物粒径大小。
3.对pm2.5中文名称建议
pm2.5作为眼下关注度很高的一个外来词，在学术界一般直接使用该缩写形式pm2.5，并没有造成理解上的误会。但在媒体用语和公众生活中，pm2.5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中文名称，影响了大家对pm2.5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