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变革篇1
关键词：财政税务制度变革社会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自发调节和政府控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不同的国情、经济体制下，市场和政府尽管发挥相同的功能，但发挥的程度却有极大差异。我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财政税务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通过财政税务可以采取扩张的或者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弥补市场调节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目前来讲，我国追求市场发展的稳步增长，理论上讲市场调节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要素扭曲、市场信号错误传递等现象，这时财政税务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合理分配资源，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但同时，由于市场复杂情况多遍，财政税收制度逐渐会显出其不合理性，这又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财政税务制度的变革需紧跟时代并把握好方向，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
一、我国财政税务制度变革概述
财政税务管理体制是我国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对政府规划发展、地方经济体制改革起道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进行了下表所述的几次调整。
从我国财政税务制度的改革可以看出财政职能的转变与政府职责的转换是同步进行的，且与我国国情相结合，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照顾各方利益并协调各行业的协同发展。
二、财政税务制度变革对社会的影响
进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是为了使经济稳定发展，以增强微观经济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突破性的提出了中国改革“升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主张，这一变化相应地对财政税务制度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条件下，财政税务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小到企业大到金融、投资体制等的改革，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体，其是构成经济运行的重要参与者。财政税务制度变革会对其经营、财务管理产生影响。由于各企业所属不同行业，不同行业面临不同的财政税务制度也各有差异，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营业收入中，税收和支出得到直接体现。相较于变革之前，变革之后企业的业务、财务都需要进行调整，在税务报账中也需要适应熟悉新制度，以增减工作内容，且会调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功能。整体上来讲，国家的税制改革是为促进经济发展，企业只有适应其财政税务变革的新调整才能得到发展。
（二）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此次营改增是在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体现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下的减税政策的落实，更为重要的是，也对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本次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可以看出，我国实行渐进式改革，逐步靠向现实经济所反映的问题，解放之前被限制的部分。通过财政税务制度的改革实现社会公平，与其他行业的改革协调推进。
（三）对其他领域改革的协调推进
财政税务制度的变革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改革的推进只是一方面但却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相互管理，比如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领域。税收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大型央企、国企基于其历史根源与国家战略和财政税务体制息息相关。“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激发央企、国企的创造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为配合财政税务制度的改革，国企改革应于财政税务改革同步推进。同样的，金融体制在我国并不健全，有待发展，中央银行及财政职能的综合运用才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全，无论哪方缺位都会造成金融市场的畸形发展。
三、结语
财政税务制度变革的过程需要多方配合，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良好转变，比如规范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国民经济核算中需考量的一部分，规范后会对国民财富的再分配以及核算、分析产生正向影响；同时需要加强预算管理，良好的预算管理体制可以保证企业资金的流动率且为税务部门统计带来便利；还可以健全税收体系，当前我过税收制度仍然有许多缺陷，营改增是一次大的尝试，为推动经济继续持续健康发展，扭转要素扭曲等现象，税收制度仍需被完善。
总之，财政税务制度变革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通过制度的完善、多方协同变革，共同为发挥作用，实现以市场为导向、国家宏观调控进行监管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2
论文摘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模式与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动因，改革思路走顺应劳动力市场变革状况与趋势。有鉴于此，中国应基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劳动者收入多重差距的现实，顺应劳劝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构建公平分配代际劳动产品的多层次多元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如何在人口规模极其庞大且老龄化加速，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城乡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明显的中国，构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挑战。放眼国际，除文化、传统习俗比较接近之外，日本构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过程中的一些客观条件与中国也颇为相似: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农业人口比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欧美工业化国家，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研究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对构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特殊借鉴意义。本文在研究日本劳动力市场特征及其变革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多阶段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基于劳动力市场结构与雇佣模式等特征来设计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基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劳动者收入多重差距的现实，顺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变动密切相关
二战之前日本就存在针对军人、官僚的“恩给”制度(即抚恤养老金制度)，和针对在职公务员的“官业共济组合制度”，还有少数大企业为了奖励连续工龄长的员工，建立的一次性退职金制度。但这些福利覆盖面小、社会化程度低，无法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创立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雇佣形态变动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于1985.1994.2000和2004年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与调整，主要涉及到制度设计、缴费标准、待遇水平以及养老金国家责任等几个方面。在制度调整方面，1985年把全体国民各种养老金(厚生年金、共济组合、农民年金等)的基础部分统一起来，取代国民年金成为第一层次基础公共年金，将职域年金(与收人关联养老金)改造成第二层次公共年金，同时确立专职家庭主妇年金权;1989年建立以自营业者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制度，2000年实行学生国民年金保险费缴纳特别制度。在缴费方面，1985年调整各职域年金负担比例，1989年强制要求20岁以上学生加入国民年金，1994年提高保险费率，征收特别保险费(奖金的1%)，2000年引人总报酬(奖金等收人也纳人缴费基础)制度，2004年提出从当年开始厚生年金保险率每年提高0.345%，2017年达到18.3%后保持固定不变，国民年金缴费从2005起每年增加280日元，2011年达到16900日元。在资格条件和待遇方面，1985年规定加人保险时间满25年才能领取养老金，采用国民年金定额制和值域年金定率制，实行与物价相关联的浮动制度;1994年分阶段将值域年金支付开始年龄提高到65岁，把60~65岁退休年金分为定额部分和报酬比例部分，同时提高物价联动指数，根据生活水平调整基础年金、厚生年金;2000年把厚生年金支付水平降低5%。2004年实行65岁以后在职老龄年金制度，并计划将厚生年金支付水准从59.4%逐渐向50.8%靠拢。在国家责任方面，1985年由国家财政集中负担基础年金，1994国会做出国家财政负担国民年金的比例从1/3向1/2努力，2004年则明确规定基础年金的国库负担比例由1/3提高到1/2。
本文认为，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明显存在基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设计思路，且其养老金制度改革原因、目标及效果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因素。
(一)适应劳动力市场变革是日本养老金改革的重要原因和目标
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快速变革。劳动力市场变革过程中，日本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进人夕阳产业的劳动者数量明显下降，但这些部门退休人员的数量非常大，养老金严重人不敷出，出现了大量赤字，唯有依靠政府大量财政补贴。同时，日本工业化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迅速变化，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到城镇非农部门工作，流人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对社会养老保障的需求日益增加，成为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动力。
同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则是使年金制度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与变迁，进而保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日本于1994年通过养老金改革方案，以推迟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来鼓励60-65岁的老年人继续在劳动力市场工作。同样，2000年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变养老金的调整机制，根据社会整体的工资总额增长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X劳动人口)调整。用这种指数调整，即使平均工资增长，但如果在职职工减少，养老金就将下调。
(二)劳动力市场是解决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障的钥匙和关健
社会养老金可以实行现收现付制、完全基金制，或者两者的结合，但无论哪种制度，最终取决于社会中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物质和非物质财富)，即在职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基金制计划虽然可能拥有足够的财力来支付对其所有的货币索偿，但现在的基金制计划参与者(未来的退休者)能否获得足够的商品和服务，最终取决于他退休时整个社会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即养老金领取者总要依赖于其随后的两三代人生产出老人所要消费的物品，除非基金制能够增加未来的产出水平，否则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果: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仅仅是两种在劳动者和养老金领取者之间分配产品的方法。也就是说，虽然基金积累制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将来的社会生产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并使得未来的老人有能力通过货币换商品或者货币换服务的方式养老，从而有利于未来社会产品的生产量和缓解代际矛盾，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最终还是取决于劳动者，因而在职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工作积极性及其对社会保险的缴费态度决定了社会保障的未来。
日本养老金改革便主要试图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者社会保险缴费率，以及根据劳动者报酬调整养老金水平等措施来解决养老金财政问题。就国民年金而言，1994年改革规定缴费每年增加500日元，到1998年共增加160。日元，达到13300日元;关于厚生年金，1985年改革规定保险费的增加率为每5年提高2.2%，1994年改为每5年提高2.5%，2000年则规定在5年内维持保险费不变，之后每5年提高2.5%，2004年又计划到2025年将保险费率提高到27.8%。同时，考虑到人口老龄化使得未来领取养老金数量将急剧增长，日本政府将养老金给付年龄提高到65岁，以便将社会保险费率控制在30%以内，减轻被保险者的负担。
(三)社会养老保障与劳动市场是多阶段互动关系
社会养老金制度构建与改革对劳动力市场也产生巨大影响。1954年厚生年金保险制度规定将支付开始年龄由55岁提高到60岁，但由于当时很多民营企业实行55岁退休制度，从而导致55～59岁退休者生活困难，大量工人要求工作到60岁才退休。顺应这一要求，许多企业的退休年龄便逐渐推迟到60岁。1985年政府将养老金领取年龄提高到65岁的改革也使得企业界将退休年龄逐渐提高到65岁。
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养老保障并非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复杂、双重、多阶段的互动。从日本经验来看，劳动力市场变革、就业模式转变等因素导致了现代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诞生，这是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养老保障互动的第一阶段;成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其他经济社会制度协同起来，又会推动劳动力市场演变，如失业率上升与大规模提前退休，这是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互动的第二个阶段;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演变会进一步引起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变化，而劳动力市场制度与结构特征则是一国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模式与特征形成的重要基础和演化动力，这是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互动的第三个阶段。日本养老保险费率上涨对企业的收益造成严重影响，而企业为了减轻年金负担，必将减少雇用。另外，年金制度改革与保险费上涨很可能对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制度影响了劳动者的劳动就业，从而降低了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进一步制约了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加剧了国民年金的“空洞化”。
二、劳动力市场变革成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动因
很长时间来，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做出严格限制，劳动者被固定在各自区域，城镇劳动者由国有企业雇佣，实行充分就业制度，乡村劳动力在集体经济体内劳动，形成典型城乡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在社会保障方面，国有企业给城镇劳动者提供终生就业岗位，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保障是城镇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农村劳动力养老以家庭和土地保障为主，劳动者在年老之后主要依赖具有劳动能力的子女提供生活资料，并由子女提供老年服务，集体提供低水平补充保障，并为那些无子无女的“五保户”提供老年生活资料和服务。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就业结构和雇佣模式随经济体制改革而转变，成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因。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劳动力要素的城乡配置，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部门，并越来越倾向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明显不能满足他们的养老需求。同时，城镇非公有制迅速发展，大量年轻劳动者要么以个体工商户形式就业，要么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但由于他们在收入水平和工作稳定性等方面与国有企业职工差异悬殊，难以被当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障模式覆盖。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迫切要求国有企业降低劳动成本，打破终身雇佣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雇佣制度，但企业统筹层次的城镇劳动保险制度导致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高，明显阻碍了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从不同方面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冲击。由此，1991年国务院要求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将养老保险费用完全由国家、企业包办改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随后，农民工、城镇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
三、构建基于劳动力市场特征的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中国具有特殊借鉴意义。不仅因为日本相对成功地度过了20%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也因为中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些背景条件类似，中国面临着日本曾经遭遇的状况:中日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快的国家(中国老龄化落后日本大约20年)，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当前老龄人口比例已经与日本1990年代相当。在社会养老需求上，与日本一样，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被打破，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非农部门，其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成为突出问题。另外，早期日本与中国都形成了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制度为基础的企业小社会保障制度为主，家庭承担实际养老照料和服务，以及较少国家社会支出的东方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在制度路径依赖上讲，中国参照日本进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本相对较低。
(一)构建基于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特征的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中国目前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又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非正规就业规模大。从我国实际看来，直接将现行正规就业养老保障制度扩展至非正规就业者和自雇者行不通，而应该建立多层次多元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首先分别在城乡建立针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作为最基础的养老金层次;在城镇基础养老金制度之上，还需要针对城镇劳动者的就业类型与特征建立多元的社会保险，如公共部门就业者(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就业者)养老金制度、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以及自雇者、个体工商户养老金制度，分别将不同类型的从业人员纳入养老保险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继续以往多元分割的养老金制度，而要形成多元而有效衔接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2009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颁布，意味着流动就业人员的养老关系将实现转接接续，这为实现城镇居民统一的基础年金奠定了基础。下一步要考虑农村居民基础年金和城镇居民基础年金的互动问题。目前城乡平均养老金的差距远远大于城乡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虽然我国城乡就业的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居民的基础年金要低于城镇居民，但是城乡基础养老金的差距不应该大于城乡就业者劳动收入的差距，且应该随着城乡就业者收人差距的缩小而缩小，并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基础年金。
(二)加快基金制账户的建设
虽然基金制养老保障计划不能直接增加未来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但它可以从两方面降低未来的养老压力。首先，基金制可以为将来储备资金。如蔡防(2007)所言，基金制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新的储蓄来源，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另外，基金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代际劳动者之间分配养老资源的关系。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老年人的养老资源来自代际之间相互抚养的承诺，今天的在职劳动者通过抚养退休老年人换取下一代劳动者在其年老退休后提供养老资源的承诺，是一种通过国家法律和政府力量保证实施的合同关系;基金制养老金能在一定程度上将退休老年人和在职劳动者的承诺转变成一种商品关系，退休老年人利用预先积累的养老金购买在职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现收现付制在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平稳的经济体中比较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迅速老龄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国家，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很有可能导致未来劳动者之间的代际矛盾，基金制则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矛盾，加快基金制建设便成为题中之义。
除覆盖率较低外，我国养老金账户还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养老金账户的做实率仍然不高，虽然我国1998年开始在东北地区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目前也已经推广到全国，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补贴等问题，一些地区的个人账户仍然名存实亡;二是社会保险逃费率相当高，据我们初步计算，我国当前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逃费率在20%以上。因此，需要加快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建设，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和基金统筹部分的政府补贴力度;同时，努力完善信用体系，加强政府监管，促进养老金基金管理机构之间的竞争，以降低养老金私营化带来的各种交易成本，努力寻求在养老金管理机构的管理与投资成本、政府的监管成本以及养老金的收益率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三)提高中央财政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比例，确保养老金有效衔接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3
关键词：春秋战国 教育体制 教育垄断 百家争鸣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教育体制曾发生过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末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随之出现了辉煌的百家争鸣；第二次是北宋时书院的创设，随之出现了深刻理性思维的“宋学”；第三次是清末民初新学制系统的确立，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发端。这三次教育体制的变革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以及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怀疑的，因此应视其为三次教育创新。
考察这三次教育创新，不难发现，教育创新总是在旧有的教育体制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时期发生，往往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紧密联系。春秋时期私学的兴起、教育垄断局面的被打破，正是在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崩溃的基础上出现的。
一、先秦时期“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即士，属于贵族阶级的成员，在文化渊源和社会功能上与巫、史、祝、卜之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有闲的贵族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需要。因此，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是贵族阶级的分化；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乃是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化的载体。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从许慎这个经典的解释中可以得出，所谓“士，事也”，所谓“凡能事其事者称士”，都是认为“士”乃是古代社会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低级贵族。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对古代“士”的原始形态作出了详尽的描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身份。”[1]
中国古代社会“士”的最初形态，在血统上出身于贵族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带有浓重贵族文化色彩。他们从小就接受贵族社会的良好教育，熟习礼乐，博学多识，在处世中显示了高尚的人格风范。
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时代，社会的变化引起士阶层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代以前，士阶层居于贵族体系的下层，是社会政治体系的基础。随着血缘宗法体系的破坏，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曰：‘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这条史料虽然是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539年，但有理由相信，贵族沦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既然此时已是“公族尽矣”、“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以推测这个趋势由来已久。
于是，脱离了传统血缘宗法体系、离开隶属的宗法家族的贵族沦落民间，成为无根的“游士”。游士的存在，固然是社会动乱的表现之一，但就士阶层本身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乃是对血缘宗法制度的摆脱，从此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士人阶层迅速形成，类似齐桓公所谓“匹夫有善，得而举之”[2]的政策为原本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3]。
其次，士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重要，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强。所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4]，所谓“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5]。因此，士人也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6]。
再次，士阶层越来越走向知识化。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贵族教育讲究“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记·王制》有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并且要求所有贵族子弟必须入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7]，而所学内容，当然就是所谓“六艺”。
春秋末期以来，随着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学在官府的垄断被打破，私学兴起。关于私学兴起的时间尚有待考定，但至少在孔子时，私学已具规模是可以肯定的。并且从孔子回答卫灵公和孔文子的“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8]、“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9]一类的话可以看出，孔子教育的宗旨在于把士引进社会政治领域，所谓“学而优则仕”[10]本身就是士阶层知识化的目标所在，这是当时士对私学趋之若鹜和私学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的传播，私学逐渐注重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事。[11]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知识化便是自然的结果了。
从根本上说，士的知识化乃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建立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本身就缺乏可靠的行政系统，因此，最早建立的几个王朝都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如商代的统治仅仅是一种方国联盟，中央难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即使是周代也只是将宗法制度发展到了极限，却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此，在血缘宗法政治盛行的周代，其政治权利的重心与君主专制所要求的相反，反而呈现出一种不断下移的趋势。
于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建立政权、统治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统治思想，这样就把知识阶层的知识活动从单一的祭祀占卜发展到现实的政治理论的建设，具体表现为成王时“兴正礼乐”[12]，用礼乐制度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13]。礼乐制度是当时社会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思想观念领域一枝独秀。其运作方式是将礼乐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主要是上层社会成员的内在观念，并以此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于是，规范社会观念，约束社会成员思想，这样的千钧重担就落在中国早期知识阶层的肩上，因此，中国早期的“士”在现实政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二、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体制的改革
对于纯粹依靠血缘宗法观念组织起来的早期社会，最大的隐患就是由于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疏远，从而引起宗法体制的松散，甚至崩溃。因此教育每一个贵族成员尊祖敬宗、恪守礼乐制度乃是极为必要的，故曰“学在官府”。
关于诸子之学之起源，据《汉书·艺文志》所言，后世所谓九流十家，本来都是王官之学。《汉书》认为，九流十家本来皆出于官府，血统高贵。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14]由此可见，知识阶层本来就和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儒家为例，儒家的最初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因而出于“司徒之官”，因此可见其地位之高，即使在春秋时代，孔门弟子也是非同寻常。“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索隐曰：案：子夏为魏文侯师。子贡为齐、鲁聘吴、越，盖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齐为卿。余则未闻也。[15]
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所谓王官之学而言，是在强调学术的渊源。诸子之学在春秋战国时展到极盛时期，无论其理论深度广度，都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因此，其学术必有渊源，否则，很难想象在春秋战国几百年之内，竟能产生如此高深的学术。
从古代对“师”的解释，可以看出诸子的理论渊源。《说文解字》认为师者，“二千五百人为师，众意也”。“众”可指民众，所以古代军事编制称“师”，由此引申，帅众掌众之官也称为“师”，故“师”又训长，即官长，或称官师。西周金文所见之“师”，既是军政官员之名，又是教育官员之名，这显然是“师”作为帅众之官，同时因为“学在官府”的原因，其有对士兵进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化的职责。因此“师”又进而成为有以教育人者之称。
有师则有教。《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最初表示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尚书·酒诰》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对这种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有很好的例证：晋文公在十九年流亡之后，回国首先是教育百姓，使其明义、明信、明礼，然后才用兵中原，一战而霸，可见教育的重要性。同样的例子屡见于古籍：“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16]“我有子弟，子产诲之。”[17]
不仅是诸侯国君重视“教”的作用，“教”其实乃是一项古代的政治传统。《周礼》云大司徒之职乃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具体内容则非常繁杂，从国家方针大计到世俗生活到农田水利，无不在大司徒所“教”之范围。这种国家对百姓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后世。
战国以后，血缘宗法制度开始解体，由此引起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旧的精神力量的衰落、社会规范与控制作用的丧失，旧的制度崩溃，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内部冲突发生，呈现纷乱的状态。其中首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由此引起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带来社会流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应该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双重因素发生作用，改变了传统的垄断教育制度，从而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术思想繁荣。
据《淮南子·要略训》分析，诸子的产生都是针对社会上混乱，为了革除时弊才出现的。《淮南子》认为，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在于“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而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18]从这个意义出发，《淮南子》的作者认为先秦儒、墨、纵横、刑名之学的出现乃是应运而生，是为了解救时弊。不可否认，此说极为有理。
《淮南子·要略》所谓诸子百家出于解救时弊，是在强调学术发展的社会需求。据《晋书·地理志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诸侯国家朝不保夕，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因此，不仅各国诸侯都在寻找智能之士，以求富国强兵，而且社会上的仁人君子，也在谋求行道术以救世，等而下之，也有欲图游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再加上由于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编户齐民政策的形成，所有人在理论上都是平等的，都有博取功名的可能，所以，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平民从事学问者也越来越多，诸子百家就此兴盛起来，从而导致中国古代教育体制出现了第一次巨大变革。
《论语》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19]根据这些史料推断，鲁国大师及有关礼乐方面职官的流落民间当发生在鲁哀公时期前后，已经是春秋战国之交了。但是，礼崩乐坏、学术下移、贵族教育平民化的趋势，应当早就显露端倪。
传统中西周学宫所教习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官员实施统治的基本知识技能。射、御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礼、乐是维系贵族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与纽带，被孔子认为具有“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20]等重要功能的重大意义，故礼乐修养，也就成了学士必修之主课。
春秋以后，“士”地位沦落，流入民间。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形成一个数量庞大、人等复杂的士阶层。“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21]于是社会进入被许倬云称道的“社会升降的变动，极为活泼，蔚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22]。
可是，世事有利有弊，福祸相连。士人数目的众多，难免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无形中也促进了士人的平民化。其典型代表就是管仲在齐国的改革。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虽然没有像战国时代的改革一样完全与旧体制决裂，但已经开始了对血缘宗法制度的背叛。比如“叁其国而伍其鄙”就是对血缘族居的改变，而“四民分居”[23]更是不仅体现了对宗法制度的否定，而且在法律上重新规定了士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士人从“公卿士大夫”之“士”降为“士农工商”之“士”了。
转贴于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人政治地位沦落的直接结果就是士人经济状况的恶化，也间接带来了教育体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破坏导致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士人纷纷从贵族阶层衰落到平民阶层，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变化是极为恰当的。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最先给予士人的震惊，就是困顿的经济状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4]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孔子对颜回的这段表扬可谓无以复加，但却无法掩盖颜回一生贫困潦倒的尴尬。即使是孔子本人，经济状况也是非常之差。“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5]在战国时期，如孔子一样的贫士屈指难数、俯拾皆是。有理由相信，今天后人盛赞不已的战国养士之风，表面上是战国时期尊重人才的表现，其实却潜藏着大量贫困游士衣食无靠、不得不托庇权门的尴尬，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毕竟只是个别，生存乃是人的第一需要。
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以批判和惋惜的心情比较了古今士人的差异：“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孳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26]
即使是千载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荀子在发出这段议论时善意的出发点。以他三次出任齐国最高学府祭酒的经历，以他在学术界泰山北斗的地位，作出这番议论是恰如其分、适得其所，但是他似乎不应该想不到士风衰败的原因。
李斯在辞别老师荀子西行入秦的时候，曾经非常感慨地对老师说了一段话，也许可以能够使得荀子原谅那些所谓“败德无行”的士人：“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27]
的确，所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真实道出落魄士人的痛定思痛，联想到李斯所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28]的宏论，就可以理解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出现的经济原因。
于是，依靠自身的学术修养追求政治理想的实现和现实中的功名富贵就成为知识阶层的第一选择。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29]这简直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原版。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30]如此低廉的劳动回报，恐怕不能完全解释为热爱教育事业，自觉自愿地为贫困学生尽义务。子曰：“有教无类。”[31]完全打破了接受教育的贵族垄断，排除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限制，将生源范围最大限度地扩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不仅造就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伟大教育家孔子，也造就了灿烂的百家争鸣，同时完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注释：
[1]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
[2]《国语?齐语》。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4]《墨子?亲士》。
[5]《论衡?效力篇》。
[6]《墨子?尚贤》。
[7]《礼记?王制》。
[8]《论语?卫灵公》。
[9]《左传?哀公十一年》。
[10]《论语?子张》。
[11]《史记?孔子世家》。
[12]《史记?周本纪》。
[13]《史记?礼书》。
[14]《汉书?艺文志》
[15]《史记?儒林列传》。
[16]《左传?宣公十二年》。
[17]《左传?襄公三十年》。
[18]《淮南子?要略训》。
[19]《论语?微子》。
[20]《礼记?礼运》。
[2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22]许倬云：《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3]《国语?齐语》
[24]《论语?雍也》。
[25]《论语?子罕》。
[26]《荀子?非十二子》。
[27]《史记?李斯列传》。
[28]《史记?李斯列传》。
[29]《论语?卫灵公》。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4
关键词：公法 政治 变革 互动 法治
一、公法理论的政治之维
公法，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地方政府法、社会保障法、税收法、教会法和军事法等，旨在规定国家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政府及其部门与机构的结构、行为、权力和豁免权、义务及责任的规则和原则，用以调整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的关系。[2]我认为，如果公法制度不够完善，权力/权力关系就不可能理性化，权力/权利关系也不可能良性互动；如果公法制度不发达，就不会存在受约束的权力与有保障的自由，就不会存在可预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以公法制度的理性化与现代作为前提的。在庞大的公法体系中，由于宪法权威毋庸置疑，行政法地位举足轻重[3]，因此公法的现代化与理性化，又主要表现为时俱进的、旨在全面及时回应国家与社会现代化需要的宪法与行政法制度变革。
各国公法制度发展史表明：公法制度结构及其发展变革，明显地具有语境化的特点，它是公法制度的内在逻辑制约与外在约束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虽然并不存在完全与众不同的公法，但也不会存在普适的公法。在影响公法制度结构及其发展变迁的诸多因素中，政治因素虽然既不如经济因素那么根本，也不如文化因素那么宽泛，但却最为直接；公法与政治通常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公法与政治共同关注社会资源配置与社会利益分配这一社会主题，还要归因于二者皆侧重于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来促成权力/权力关系的理性化以及权力/权利关系的良性互动这一方式，以便在最优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最公平地分配社会利益。共同关注的主题以及相近的演绎主题的方式，使得公法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具有既竞争又合作的双重特点，[4]二者之间的互动性也因此具有两面性：一是相反相成。公法以其自治性与保守性来制约多变的政治，政治以其不加遮掩的利益偏好或明或暗地阻碍公法追求公正与公平；公法与政治之间互相制肘。二是相辅相成。公法利用政治优势来弱化制度变革阻力，推动制度进步；政治变革依赖公法增进其制度安排的理性，以公法制度变革的方式来正当地实现政治主张；二者互相支持、彼此强化。如果相反相成在二者关系中具有主导性，那么公法制度与政治制度不仅无助于人的解放，反而要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枷锁；如果二者之间的互关系主要基于相辅相成，政治制度安排的合法性与公法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基本重叠，二者优势互补，那么这种良性互动有助于理顺权力/权力关系与权力/权利关系，有助于以较小的成本较优地解决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这一社会主题，有利于社会在稳定中发展，有秩序地进步。
共同关注同一主题，以相近方式演绎同一主题，在决定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具有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的同时，也就决定了只有建立起完善、发达的政治之维的公法理论，才有助于建构起公法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全面客观地描述、解释公法制度现象，并有效地推动公法的发展与完善。相反，任何疏于关注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天然联系、缺乏政治之维的公法理论，或者政治之维非常模糊、脆弱的公法理论，都既不成熟、也不科学，只是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这种存在着结构性缺陷的公法理论，不仅会因结构失衡而致公法理论大厦的倾斜、倒塌，更可怕的是它还会误导公法实践，将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从良性互动关系引向消极对立这个反面，从而有碍于公法的正常发展，并因此殃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就此而言，建构一种公法理论，的确如同描绘一幅公法地图，一幅应该包含政治之维、推动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公法地图。[5]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起与深化，中国法学逐渐摆脱忌言公、私法二分的传统[6]，法制建设实践中按照公、私法二分法进行制度变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公法茁壮成长，逐步走向成熟。就其总体而言，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相得益彰，良性互动，各得其所。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二者都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为己任，都要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一方面，如果中国公法建设并未取得现如今的长足发展，不能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难以想象，假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未能逐步走向深化，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未见成效，但中国的公法却能够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悄悄崛起、迅速成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公法的迅速崛起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持久之间，息息相关。
但是，与公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通过相互支持、彼此强化、同步进行的制度变革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渗透、共促互动的格局极不协调的是，中国公法理论的政治之维却显得相当脆弱。有些公法研究不切实际地强调法律的自治性却视而不见来自政治变革的现实的、重要的影响；有些公法研究讳言政治，避之惟恐不及；有些公法研究流连忘返于国外“精致”的公法理论，不屑认真对待中国公法制度变革的实际；有些公法研究在探讨制度变革时就事论事，并未打算问津公法制度变革的深层次原因；有些公法研究因方法落后而造成研究视野狭隘，难以将政治变革纳入研究视野。凡此种种，造成了政治维度在中国公法理论中，被其他一些有意无意地不恰当地放大的因素给遮蔽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公法崛起所产生的实质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那些陶醉于纸上谈兵或者迷失于崇洋媚外的不正常公法研究倾向，直接促成中国现有公法理论在描述、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所发生的公法制度变革现象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与中国公法的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现有的公法理论却缺失应有的政治之维，至少政治之维相当脆弱；公法理论未缺乏对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内在逻辑关联的深入探讨。中国的公法理论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公法实践，这就在冷漠的理论与真切的实践之间、在公法研究的视角单一与公法实践的生动活泼之间，形成刺眼的反差。这种不正常的公法研究倾向不仅有碍于公法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更是妨碍了公法制度变革顺的利进行，不利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速推进。
虽然一种公法理论具备健全的政治之维并非必然就是成熟的、完善的，因为公法理论尚有经济之维、社会之维、文化之维、甚至宗教之维等，但缺失政治之维，或者政治之维非常脆弱的公法理论无疑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独立于私法的公法理论，更需要立足于中国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交错兼容的现实国情之上，能够对二者之间全方位互动关系加以精当描述、解释的成熟的、中国特色的公法理论。我们认为，中国法学必须得在告别讳言公、私法传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改变公法研究不问政治的偏见，同时强化中国公法理论的政治之维与其他理论维度，推动与中国特色公法建设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公法理论的早日形成。虽然中国特色公法理论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公法理论政治维度的强化只能依赖于日积月累的点滴进步，但这并非意味着公法理论能够在学界的宽容等待中自然地成长起来，政治之维的强化需要学界有意识地努力矫正疏离实践的公法研究倾向，全面反思中国公法崛起历程，正视公法制度变革与政治制度结构交互影响的生动实践，不断地拓展公法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学会多角度地描述、解释公法制度现象，准确解读中国公法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全方位互动关系。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构建起全面回应中国公法实践需要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成熟的中国特色公法理论。
如何强化公法理论的政治之维，这是一道中国公法学的难题。我们试图在本文中提供一个探讨中国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内在联系的分析框架，确证“中国公法变革与政治变革存在着全方位互动关系”这个基本命题。
二、两种制度变革的殊途同归
人类文明的发达史，基本上是一部制度进化史；是制度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延续的脊梁。几乎不存在可一成不变的制度，与时俱进的变革通常是延续制度生命、维系制度正当性的唯一方式。制度变革往往直接导源于知识更新，尤其是制度理论的创新，但真正推动制度变革的却并非知识或理论，而是利益驱动；制度变革根源于不同利益主体为了最大化其利益偏好所展开的多方博弈。无论是社会转型，还是经济转轨；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终归要表现为以一套新制度代替另一套旧制度，或者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制度，从而确立起一种新的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方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公法的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通过一系列相互支持的、旨在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公法制度与政治制度变革，对既有的制度体系加以战略性结构调整，重新梳理原有的权力/权力关系与权力/权利关系，藉此逐步确立一套更优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与更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方案。
一、公法崛起与政治变革都要诉诸制度变革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虽然也有一些零碎的公法制度，但置于“人治底下的法制”的大背景之下，这些公法制度多半蜕化为纯粹的行政管理工具，因此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旨在约束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公法。由于无论是具体的公法制度还是整个公法制度体系，都存在着致命的结构性缺陷，故而体制不顺在所难免，权力/权力关系非理性化、权力/权利关系变成消极对立的“命令－服从”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从这样一个落后的起点上出发，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公法的崛起，基本上就是一个通过大规模的公法制度变革来重建现代公法体系的过程。这场姗姗来迟的、深入持久的“公法再造”宪政运动，标明了中国法制建设立场坚定地与“无法无天”的过去一刀两断，通过循序渐进的公法制度变革来依次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我们认为，八二宪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公法的正式崛起；而其后近二十年的三次修宪以及围绕着修宪而展开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公法创制，尤其是从无到有地创制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基本公法制度，使得中国公法大厦初具规模。中国公法的迅速崛起，为推动民主政治进程，推动权力/权力关系与权力/权利关系的理性化与正常化，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主要的公法制度变革包括制定或修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代表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诉法》、《行政监察法》等基本公法制度。
与公法崛起要天经地义地诉诸制度变革有些不同的是，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谓是政治领域内的一场“范式革命”――从以人治方式转向法治方式来解决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这个核心难题。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表现为以制度化选择取代过去的精英决策与/或群众运动式“大民主”来推进政治民主化。邓小平虽然早于1962年就曾指出：“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7]但是，真正告别这种大民主群众运动的，却是近二十年之后的事。在1978年，邓小平又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在确立制度化的变革方式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表现为一个新政治制度彻底替代旧政治制度的具体制度变革问题。之所以需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是因为“如果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0]而通过政治制度变革的方式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11]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直至十六大，得以一以贯之，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由于公法与政治都重在关注权力/权力关系与权力/权利关系，而且公法崛起与政治变革都要诉诸制度变革，这就使得政治变革与公法崛起二者之间有可能通过重新配置权力与权利的制度变革这个中介而建立起普遍联系。不过，公法崛起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全面而深刻的联系，不仅仅体现为制度变革这种载体，更要体现为两种制度变革在目标与内容上的殊途同归。
二、两种制度变革的目标与内容的相近性
公法制度变革的出发点与目标究竟是什么？恐怕并不存在一个普适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标准答案，即使直接或间接地对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法制度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权力学说与公务学说也不例外。虽然法国的公共权力学说依据《人权宣言》第2条所规定的“所有政治组织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个人所享有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权威理论，但是莱昂·狄骥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现代公法制度背后所隐含的原则，可以用这样一个命题来加以概括：即那些事实上掌握着权力的人并不享有行使权力的某种主观权利；而恰恰相反，他们负有使用其手中的权力来组织公共服务，并保障和支配公共服务的进行的义务。除非他们致力于实现上述目的，否则他们的任何行为都不具有拘束力，或者具有政治上的价值。”[12]因此竭力倡导要用具有实证基础的公共服务学说取代形而上的公共权力学说。尽管这两种经典的公法理论，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公法理论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的确有助于中国公法学去描述、解释中国公法制度现象，但我们既无法据此解读中国公法制度变革的全貌，更不足以据此确立中国公法制度变革的目标。
中国公法制度的出发点与制度目标要来源于、立足于中国实际，制度安排要有助于解决中国公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公法要立足中国传统公法制度因权力与权利配置不合理所致的结构性失衡这一实际，通过适当的制度变革来推进权力/权利结构的均衡化，在严格制约权力与/或权利滥用的同时，有效激励权力与/或权力的正当行使，促成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以便在最优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最公平地分配社会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的价值并拓展人的自由空间。当然，这是就公法制度变革的总体目标与长远目标而言的，它虽然要求每一个具体的阶段性与局部性的制度变革都要服从于这种整体性的安排，但并不苛求每一种具体的公法制度变革都要与这种制度目标建立起全面而直接的联系。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公法制度变革，不难看出其目标主要旨在通过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加强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与行政权监督，来渐进地矫正传统公法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权力/权利结构失衡问题，重建精简、统一、效能政府，全面推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并在保障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全方位拓展民主，增进公民自由。一言以蔽之，中国公法制度的出发点与制度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的制度变革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通过推动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来全面实现现代化。
虽然中国公法制度变革的阶段性目标，并无集中、具体的法律规定，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立法实践当中，但是中国公法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目标却可以从宪法以及一些基本公法制度中找到依据，它们为中国公法制度变革提供了坐标平面。例如，现行宪法的序言部分曾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3]再如，《立法法》（2000年）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相形之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内容就显得更加明确、具体。邓小平早于1986年就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4]概而言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和长远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围绕着这个基本目标，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变革各有侧重，不断深化这一主题。①十三大报告在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概括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长远目标和基本内容的同时，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该报告提出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②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四大报告，不仅继续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目标，将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论述，而且要求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适应、相一致，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相适应、相一致。此外，十四大报告还特别强调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要有一个较大发展，并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③十五大报告继续围绕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规定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④十六大报告不仅一如既往地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还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明确指出：“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具体而言，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九个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
比较中国公法制度变革的目标和内容与政治制度变革的目标和内容，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与使用概念方面，究其实质而言，的确殊途同归。二者都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作制度变革的基本目标；都将监督、制约权力与保障公民自由作为制度变革的重心，都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制度变革的关键，都要求制度变革应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一致，都旨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以便将我国建设成为宪法所规定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与时俱进、不断促进人的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则是二者所共同努力的终极目标。[15]
三、两种制度变革的优势互补
虽然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分享着共同的制度变革目标与内容，共同致力于推进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是这既不意味着这两种制度变革完全可以相互替代，也不意味着两种制度只能各自为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十多年的制度变革实践表明，这两种制度变革有可能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
不可否认，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虽然齐头并进，但这无法抹平两种制度变革在运作机制与价值偏好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明显差异。首先，公法制度变革是由立法主体遵循法定权限与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公法规范创制，而政治制度变革则主要由政治组织按照党章以及有关政治决策程序的规定，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其次，这两种制度变迁所涉及的利益主体的范围大小不同，影响制度革的动力与阻力不同，有资格参与制度变革的主体的范围大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再次，虽然公法制度与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都要追求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公法制度变革通常是以理顺公、私益关系的名义来张扬或者压制特定利益群体或者特定阶级的利益诉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政治制度变革通常以最大化特定的阶级利益的方式在事实上缓解公、私益之间的冲突。此外，公法制度变革较政治制度变革而言，通常更加具体、更具有操作性，公法制度需要规定一个比较明确的行为模式来规范权力/权力关系与/或权力/权利关系；而政治制度变革通常只是一种政治宣言，比较原则，几乎不会规定确定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这两种制度变革并未因此产生抵牾，而是并行不悖、优势互补。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支持了公法的崛起。一则由于政治制度变革目标明确，内容具体，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为公法制度变革提供了导向。二则政治体制改革往往要先行一步，这就为公法制度变革提供了舆论支持与经验支持。三则政治体制改革直接推动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与政社分开等，这就为公法制度改革开辟了必要的制度空间。四则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发挥政治优势，以其特有方式高效率地调动社会资源，这显然有助于全面支持公法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公法制度变革也有力地支持了政治制度变革。一则很大一部分的政治制度都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公法制度，实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法律正当性的高度重叠，政治制度借助公法制度的强制实施来确保其政治主张得到一体遵行，这种法律转化拓展并巩固了政治制度的适用范围。二则政治制度变革通过转化为公法制度的方式，可以据此步步为营，循序渐进，依次推进，这有助于提供政治制度变革过程的连续性与变革结果的确定性。三则公法制度变革直接推动着政治制度趋于规范化与程序化，政治制度变革的“法律”味道越来越浓，变革过程变得越来越透明，参与主体也越来越普遍，例如十六大报告的产生过程就是最近的一个典型。
当然，并不能因为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强化与良性互动，就可以将公法制度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事实上，作为两种类型的制度安排，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比较清晰的界线。历史地看，这两种制度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合二为一：在这个阶段，公法制度不成体系极其落后，尚未形成独立的公法制度变革机制，其制度变革严重依赖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拉动，政治制度变革在这一时期的制度变革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变革与公法制度变革高度重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推动公法制度变革的“发动机”，而且还成功地孕育出后来公法制度变革独立运作的萌芽。第二阶段始于八二宪法诞生之后，政治制度变革与公法制度变革开始一为分二，公法制度在政治制度变革的支持下不仅迅速成长起来并开始独立运作，而且还反过来以合法性标准要求不断推动政治制度变革品味的提高[16]；与此同时，政治制度变革也习惯于自我要求服从法律，通过其示范性宣传从而卓有成效地推动着法律至上的法律权威在全社会的迅速普遍确立，并最终推动了依法治国方略的正式确立，从而为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根本性转变作出重大贡献。第三阶段始于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17]政治制度变革与公法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日益趋于辩证统一，共同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在此基础上，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这种理解、明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不仅为政治体制改革设立了奋斗目标，也同时为今后公法制度变革明确了方向。
回顾二十多年来两种制度变革关系的演化历程，可以看出，两种制度变革关系在变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成熟的同时，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对于二者的个性化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推动着二者关系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两种制度变革的主要领域也日渐明晰起来。[18]
三、两种制度变革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公法还是政治，其制度变革都要遵循一些原则，否则便无章可循。一方面，虽然这两种制度变革关系密切，但不可能支配这两种制度变革的所有原则都因此完全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变革之间的本质差异要求二者各行其道，而不能越位、错位。尤其是公法制度变革，只有在保持必要的法律自治的基础上才能去争取政治支持，并反过来支持有助于民主政治建设目标实现的政治制度变革，而不能盲从于政治之后，失去自我，降格为政治附庸。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制度变革共居于同一社会结构之中，其制度安排只有协调一致，以互相补充而非互相拆台的方式才能全面回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这自然就要求二者必须共同遵循一些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会存在一种普适的约束这两种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本原则的确立，要视制度变革所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制度变革所依存的外在社会结构是什么、以及制度变革的目标与内容而定，因此这些共同原则也仍然只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一种切合实际地将历史上或者其他地方的调整政治与公法关系，规范权力之间以及权力/权利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性共同知识语境化、具体化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的问题主要通过中国方式解决。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寻找自己的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19]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2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法制度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也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基本上走的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变革之路。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总结并继续要求的那样，我国的公法制度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仍然“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那么，指导中国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究竟有哪些？这可以从权威的法律规定与经典的政治论述中寻找答案。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曾规定我国法制建设（当然包括公法建设）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该规定后被两次修正）。《立法法》第3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曾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1]江泽民也于1998年指出：“依法治国，要贯彻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22]据此，我们将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公法的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以下四个：坚持共产党领导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
一、坚持共产党领导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表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最基本原则。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统一部署，积极而稳步地进行，不允许各行其是。[23]邓小平早于1980年就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4]半年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25]到了1989年，邓小平又指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26]江泽民在1995年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27]江泽民后又于2001年在全国治安会议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8]最近，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十六大所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坚持共产党领导，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公法制度变革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实践证明，由于“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29]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正确地引导着中国公法的崛起，始终贯穿于过去二十多年的公法制度变革之中。无论是八二宪法的诞生，还是后来的三次修宪；无论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还是地方各级人大立法，以及各种行政立法，都无不体现出公法制度变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十五大报告曾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需要注意的是，在公法制度建设中遵循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既不是搞邓小平所反对的“以党治国”，也不是搞“以党代法”，而是要十六大报告所要求的“依法执政”。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在公法制度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可以直接决策制定政治制度；但在公法制度建设中，党组织不能代替立法机关直接制定或修改宪法、法律，而只能领导立法机关立法，通过提出修宪建议或者立法建设等方式影响立法决策，藉此体现党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领导意志。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总结和要求的那样：“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当然，由于共产党要求自身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可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助于确保公法制度变革始终坚持保持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方向。
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曾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30]邓小平也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1]邓小平还反复阐明：“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32]；改革是为了兴利除弊，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33]十六大报告也一如既往地旗帜鲜明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公法制度变革，都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也是为现行宪法与《中国共产党章程》[34]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宪法第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宪法第12条修正案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法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变革来推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革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未拘泥于僵化的教条，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各项制度安排都得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必然要在确保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通过全面推进政治制度、公法制度以及其他的各项制度变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与社会利益分配模式的理性化，在最优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最公平地分配社会利益，通过推动这些目标的全面实现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制度变革不能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各种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35]有助于理顺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中所论及的各种主要关系，例如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三大产业间的关系，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尤其是公法制度变革，更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来有效规范、调整权力之间的关系与权力/权利之间的关系，推动这些关系的理性化，为各种法律主体形成良性互动的法律关系提供制度框架，令人满意地解决好公益与私益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秩序与自由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从而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目标。
三、坚持人民民主原则
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其实就是确保人民能够当家作主。这条原则是最近二十多年的制度变革所共同遵循的第三条基本原则。之所以要坚持这条基本原则，不仅在于制度变革要服从现代化的需要，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6]还在于这是宪法与《立法法》所明确规定的，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此外，《立法法》第5条也将发扬人民民主确立为中国立法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除以上这两个理由之外，公法的崛起与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人民民主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目标。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法制度变革的共同目标都旨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因此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37]通过制度变革来推动现代化的实现，发展人民民主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点早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就得到明确：现代不限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障。
其二，坚持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38]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坚持的民主之所以是人民民主，是因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39]所谓人民民主，就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其本质就是确立和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最近二十多年的制度变革所不断发展的人民民主，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是一种为现行宪法与《中国共产党章程》所共同规定的、与集中辩证统一的民主。[40]这种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中国历史形成的，是与中国国情相符的，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严格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41]
其三，人民民主原则是依法治国所要贯彻的一项基本原则，依法治国旨在实行人民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中国由于缺乏法制传统，行政权素来强大，权力/权力关系与权力/权利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这种失衡问题，就成了依法治国的重点。这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完善公法制度，而且还需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为公法制度结构的均衡化拓展新的制度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之间的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公法制度变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三者关系究竟如何？十五大报告的回答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革。”其后，江泽民又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将“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强调为依法治国所贯彻的两个基本原则之一。[42]十六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更加科学地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其四，制度变革的实质是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法制度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并未排斥大胆、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制度建设中处理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的成功经验，但是经验借鉴只是为我所用，其目的在于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民民主制度，绝非取而代之，这是制度变革始终坚持、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43]“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44]十五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十六大继续强调要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扩大基层民主等方面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法制度变革所要坚持的人民民主原则，既表现为制度变革的目的是要渐次地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还表现为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发扬民主，为公众提供各种参与制度变革的机会，广泛听取公众意见[45]；更表现为新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整体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有助于全面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进程。
四、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
没有无缘无故的制度变革，任何制度变革都是利益较量的结果。由于公法制度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带来资源配置方式与利益分配格格局的重大调整，因此制度变革就必然是大规模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与更大规模的潜在受益者的支持二者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由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种制度变革的评价有可能截然相反，这似乎意味着制度变革具有任意性与偶然性，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评价制度变革绩效的标准。
其实不然，由于这两种制度变革既不能无视历史，也不能脱离实际；既不能逆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也不能不立足现实，因此制度变革必然要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违背规律的制度变革无疑于走进死胡同。而且，由于这两种制度不是私人物品，而是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变革是以一种公共物品替代另一种公共物品，以便从整体上改善公众的利益现状，故而不能通过牺牲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去迎合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需求。否则，制度变革就因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失去正当性，难以切实有效地付诸实践。以上这两点就决定了为制度变革设立原则性的评价标准，应有助于确保制度变革正当地、正常地发生。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公法制度变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能正当地、正常地进行，一个重要原则即是制度变革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
早在1983年初，邓小平就曾强调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46]四年之后，邓小平在《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正式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7]后来，江泽民丰富发展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明确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改革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8]
“三个有利于”原则不仅支配着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公法崛起过程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毫无疑问，公法制度变革应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等法律价值，应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来防止权力的专断滥用，以维护公民自由；与此同时，还要引导、激发权力正面功能的发挥，以便为不断拓展公民自由创造条件。不过，公法制度变革从来就不应追求抽象的、空洞的民主与自由。中国公法制度变革势必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适应，服从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致力于提高综合国力、增进团结与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就此而言，中国公法制度变革也就当然要遵循“三个有利于”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宪法将国家的根本任务规定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明确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关于权力关系、权力/权利关系的具体规定，明显地体现出确保国家政局稳定、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立法精神。其二，宪法制度变革积极稳妥、与时俱进，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先后三次修改颁布了17条修正案，这种制度变革大大拓展了公法制度变革空间，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三，它还体现为行政法制度变革在路径选择上的循序渐进，兼顾稳定与发展；在制度安排上充分尊重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通过构建制约与激励相容的行政法机制来激发并引导行政法主体的创新性与活力的勃兴，确保充分发掘主体潜能；通过科技、教育、文化等等制度建设来推动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推动科技进步，从而大大地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为民富国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认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这四个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自始至终地贯穿于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所发生的持久、深入的大规模制度变革之中。一方面，这些基本原则共同塑造了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结构，共同铸就了与众不同但却适合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公法的独特制度品性。另一方面，这些基本原则其实是宪法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长期经验的归纳、总结与确认，它们在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变革的同时，其自身内容也从生机蓬勃的制度变革实践中得到持续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从而更加完善、更加现实、更富有指导性。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5
[摘要]：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学者对中国媒体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使用了两种理论范式：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一种是新制度社会学理论范式。本文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这两种范式的不足之处。
abstract:mypointofviewisthattheretwotheoryparadigmusedabouttheChinesemediainstitutionalchange.oneisthe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andtheotherisneo-institutionalsociology.mypaperanalyzesthetwokindsoftheoryandthepublishedpapers.attheendofmypaper,ipointoutthedeficiencyofthetheory.
Keywords: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o-institutionalsociologymedia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legitimacy
中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度变迁的庞大规模与深刻程度都是当代世界舞台上罕见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走向了现代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了开放社会。在改革大潮中，中国新闻媒介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一致，经历了深刻但却平稳的改革。媒体行业的性质由改革开放之前的党和政府的喉舌演变为今天党和政府的喉舌、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几种性质溶于一体的行业。
对于中国媒体体制改革的研究非常多，许多学者都对这个改革的过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记录，并使用各种理论对这种变化进行了解释。对于已有的文献，从方法论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范式，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一种是新制度社会学学派。这两个学派其实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社会制度为什么会变迁？变迁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呢？其中，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是效率机制，即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能够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创新就会发生，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低于预期成本，制度就处于平衡状态，也就是说更有生产效率的制度将替代旧有的效率不高的制度。新制度社会学学派提出了合法性机制，它们认为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周雪光（周雪光，2003）指出合法性不单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1]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媒体制度变迁的研究
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总是把经济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前提，假定市场经济具有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暗含特征。因此，制度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中就被理所当然地忽视了。后起的新制度学派意识到这些暗含假设特征的严重缺陷，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在现实市场经济中是不现实的。由此，新制度学派及其后继者寻回了失落的制度，把制度正式纳入经济学分析，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孕育出五彩斑斓的制度变迁理论。
以诺斯（Douglass•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提出，一套制度的产生和存续依赖于它所带来的相对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也即这种制度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制度的稳定是因为它带来某种结构诱致的均衡。根据诺思的定义，“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因此，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2]
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以后，立即成为一门显学，大量的学者使用这个学派的理论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乡镇和私营企业制度、农业经济制度、资本市场制度、政府管理制度等的变迁过程进行研究。许多学者也使用这种方法对中国的传媒改革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虽然这些学者使用的方法都是新制度经济学，但是他们的结论并不一致。
对于为什么传媒体制会出现改革，即改革的动力问题上。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创新就会发生。陈怀林（陈怀林，2000）认为传媒制度创新出现的概率取决于改革的成本与潜在收益的对比，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媒体走的是一条以谋求市场利润为主要目的的渐进性路径。中国的传媒制度改革采用“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从经营分配制度开始，然后是采编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依次跟进。改革的路径是自下而上的“合谋”，改革的方式是连续的边际调整。[3]
周劲基本认同陈怀林的观点，（周劲，2005）认为中国传媒体制变革有以下特点，1.制度变迁推进次序：框架内的阶段式演进，第一阶段：政府主导、以经营分配环节为突破口的“财政成本拉动型”的企业化制度变迁；第二阶段：由下而上，以新闻采编环节为突破口的“经济效益推动型”的市场化制度变迁；第三阶段：创新集团推动、以产业组织环节为突破口的“行政力量控制型”的产业化制度变迁；第四阶段：上下合谋、以培育市场主体为突破口的“政治与资本合作型”的资本化制度变迁。2.制度变迁模式选择：“供给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3.制度变迁主体选择：诱致性变革和强制性变革相结合。4.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依照成本高低进行的连续边际调整，上述中国传媒四个阶段的改革，完全是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按旧体制中各个制度层面危机的高低，逐步递进改革。而且，边际性调整使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4]
胡正荣等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研究中国的媒体制度变迁。（胡正荣，2005）认为中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包括较低层面的制度装置（组织和机构），较高层面的制度安排的变化，还有更为重要的制度环境的改善与变化（包括宪法、法律结构等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5]张锐（张锐，2004）也认为我国电视业的产业化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制度转换、替代与交易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的制度安排代替旧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从路径选择上有激进性变革和渐进性变革两种，中国选择的是渐进性变革。其次从制度变迁方式的角度考虑，由个人或自愿联合团体所推进的制度变迁可以归结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由国家政府通过强制力量所推进实施的制度变迁可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他认为中国电视制度变迁体现的是强制性变迁。第三，他认为我国电视业在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路径选择终究要集中到电视媒介产业的层面上，是一种产业经济的行为，从电视业的跨媒介、跨地域的整合到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再到产业政策的制定，各种改进的路径都需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要加以构建。[6]
陈戈和储小平（陈戈，储小平，2006）以报业为例认为中国媒体变革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主导的“财政压力推动型”强制性变迁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报社主导、政府规制的“市场利益拉动型”诱致性变迁阶段。[7]
柳旭波认为我国的传媒经过了四个转型期，分别是企业化制度变迁期，市场化制度变迁期，产业化制度变迁期，资本化制度变迁期。并对变迁的特征和路径进行了分析。[8]
同样是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研究，邓炘炘得出了与大部分学者不同的结论，（邓炘炘，2006）认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大众传媒属于“政治性企业”，是政府规制的对象。从市场催化的角度来看，经济权利的扩张是主要的动力机制。邓炘炘认为中国广播电视系统的改革只是现存行政主导的广播体系的物理延展而非改制，是原有体制的内向延伸而不是“增量改革”。这使得广播系统由原来的纯行政或者纯事业性质的系统运转，变为“行政-事业-营利”型的三位一体。也就是说，改革没有致力于规则变革，而基本上是增长导向、效率导向的，从而搁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所必需的市场参与程序和引入竞争机制的议题。由此带来的行业规模的扩大也只是行业行政管控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作者认为，根据这一分析，可以认为目前广播业在体制框架构建方面并没有产生结构性的制度变革。而当下传媒机构的经济收益和成本损耗是通过分享其他经济部类的改革发展收益而得以平衡和维持的。[9]
二、新制度社会学对媒体制度变迁的研究
新制度社会学学派试图解释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的趋同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为什么各种组织的正式结构和组织内的规章制度越来越相似？与“组织的趋同性问题”相关联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许多组织愿意花费很大代价去做一些看上去不相干的事情?为什么组织的正式结构与组织的实际运行往往是分离的?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是营利性公司，为何鼓励公司员工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甚至为员工参加公益活动提供经费资助？又如,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组织花费很大力气制订一套规章制度,但制订完以后,却束之高阁。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上述问题进行的,并提出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解释逻辑。新制度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规则是给定的，并且主要关注规则扩散从而创建出一组同质性制度的方式，这种方式独立于任何技术性驱力。[10]组织被视为是模仿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压力所形塑的结果。在这个理论脉络中，组织被描述为是通过外部赋予合法性的机构。或者是与环境要求相匹配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论点显示了组织和它的环境之间的要求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规则变异被归因于沟通、协调和控制的功能性需求的变异，或者归功于社会合法性的变异。[11]
对于“组织的趋同性问题”,新制度学派提出的解释逻辑名之为“合法性机制”(legitimacy)。周雪光（周雪光，2003）认为合法性机制是指,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成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观念力量,能够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12]合法性机制强调的是,组织的结构和行为不仅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受到制度环境(特别是社会的共享观念)的制约与规范。周雪光（周雪光，2003）把合法性机制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强意义，一个是弱意义。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社会的文化思想观念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演进方向。也就是说组织行为、组织形式都是制度所塑造的，组织或者个人没有太大的自我选择余地。它的基本观点是人们不能在真空中思维，而是制度通过人在思维，制度通过制约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来进行思维。弱意义上的合法性主要是从组织趋同性的研究中提出来的，它是指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者激励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在这里，制度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而是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影响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选择。其中起作用的三个机制分别是：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13]
许多学者对中国广电体制变革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个学派，甚至没有涉及到“合法性机制”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研究的思路与这个学派一脉相承。
李良荣使用强意义上的合法性来解释中国媒体体制变革，李良荣（李良荣，1999）认为我国新闻改革的总状况是：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当然，新闻界的观念变革亦不是无源之水，它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发生。[14]同时他认为人们提出的新闻改革的目标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要求改革我国的新闻体制；二是要求着重改革新闻观念；三是把改革重点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同的改革目标对新闻改革有不同期望，从而对十几年来新闻改革的成绩有不同的估价。持第一种目标的人认为我国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只能称之为“改进”，真正的新闻改革还没有起步。持第二种目标的人认为十几年来的新闻改革有了不少成绩，但起步太低，评价不能太高。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说成绩巨大，怎么评价也不为过。[15]
屠忠俊（屠忠俊，1999）使用弱意义上合法性来解释中国广电体制变革，他指出的，大陆传媒几乎亦步亦趋的效仿、移植国有企业改革行为的方式，只是时间进程上有所滞后。[16]这中间所暗含的机制就包括了强迫性机制和模仿机制。因为政治，经济体制都在讲改革，国家也把改革开放作为国策提出来，广电体制受到一种无言的强迫力，必须也进行改革。如何改革，就是模仿、移植国有企业的改革。
当然也有学者同时使用以上两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广电制度的变革。钱蔚(钱蔚，2002)认为中国的传媒制度变迁主要由政治，市场与公共领域三方博弈形成。她认为政治与市场的互动影响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她把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为市场的发展，认为市场的发展是电视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政治顺应了市场的要求，以自觉和务实的方式来对媒体进行控制。对于电视制度变迁的历程，她认为制度的变迁首先源于观念的变化，继之以传播内容的正本清源和传播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然后才触及到传媒自身的生存状态——产业经营的发展。产业经营的发展已成为电视制度变迁的核心，它又反过来影响了电视管理体制的变革，并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内在动力。[17]
三、对上述两种理论范式的分析
虽然上述的两种理论范式都对中国传媒制度的变革给出了强有力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好多现象还是无法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甚至有些现象对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例，一个现象是它无法解释的，就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卫视联播网为何无法建立的问题。业界和学界对卫视联播网期盼已久。因为中央一套的广告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新闻联播的时段。而这个时段大部分卫视都在转播新闻联播，而通过卫视来看新闻联播的人并不少于看中央一套的人，把卫视的这个时段的广告集中起来拍卖的价格应该不低于中央一套的拍卖价格。但是这个想法虽然好，但是为什么无法实现呢？这是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有其缺陷。
克罗齐耶（michel•Crozier）（克罗齐耶，2007：p136-139）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暗含着这样的假设：一个组织对其所在的环境的技术或者经济的既定要素的适应程度决定着组织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为这个组织的绩效水平。绩效水平高的组织将能够生存下来，绩效水平低的将被淘汰。从中可以推断，组织只有改变自身的结构，才能在一种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但是无论这样一种推论模式多么引人入胜，它都是建立在两个极不清晰的假设之上的。第一个假设是，市场作为环境实施惩罚的机制，只允许最有适应能力的组织生存。第二个假设认为，结构性调整对组织的绩效水平具有决定作用。但是这两个假设都经不起实际经验的检验。一方面一个组织获取成功的绩效水平和一个组织能够生存所必须的绩效水平之间的差别会非常大；另一方面，经验研究表明，组织的结构性安排对于组织的成功的影响是次要和间接的。[18]人类关系的结构性复合体，存在于组织的根基之处，它是组织生命的源泉，而不是组织的诸种限制性力量的一种被动的产物。也就是说组织能够对技术、环境提出的诸种方案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选择，而不是被迫选择绩效最大化的那一种。同时组织本身具有对环境进行建构的能力。还是以上文卫视联盟的例子作为分析的对象，那就是必须注视到这些卫视的结构，这些全国的卫视是分布于全国的各省市主管的电台，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各台和地方的隶属关系，这个结构使得卫视联盟这样一个构想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必须把结构纳入到研究的视角中，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想法和理论。
对于新制度学派社会学认为文化对于制度选择起了关键作用的观点，也有不同的观点。首先它们没有回答是谁的观念，哪些观念，这些观念如何影响力媒体的制度变迁。笼统的讲观念导致了制度变迁，过于宽泛，不具有实际内涵。以人类学家为主的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是由全部精神生活的元素以及情感、认知、智力、人际关系等部分所构成的，所以文化是个体在建立和体验与他人关系以及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习得、运用、转换的手段与能力。价值观，标准和态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19]通过把文化作为一种能力或者手段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通过个体意义上的“文化”，个体来创建自己与他人以及与世界的关系。这样文化作为一种能力与物质的、结构的、社会的限制总和相联系，文化是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物质的、结构的、社会的因素并列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只是解释制度选择的因素之一，只有把文化和这些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对制度选择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释]
[1]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p74
[2]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p266-295
[3]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案例》［J］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2期
[4]周劲：《转型期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以报业改革为案例》［J］《现代传播》2005年1期
[5]胡正荣、李继东《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J］《新闻大学》2005春
[6]张锐《我国电视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选择研究》［D］北京传媒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7]陈戈、储小平《现代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的一个理论解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02期
[8]柳旭波《传媒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新闻界》2006年2期
[9]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10]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规则的动态演变》[m]世纪出版社2005年p24
[11]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规则的动态演变》[m]世纪出版社2005年美]p189
[1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p71-90
[14]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
[15]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
[16]屠忠俊著《当代报业经营管理》[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136-139
[19]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196-208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
2、陈戈、储小平《现代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的一个理论解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02期
3、陈怀林《试析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案例》［J］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2期
4、邓炘炘《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5、胡正荣、李继东《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J］《新闻大学》2005春
6、李良荣〈中国传媒业的性质定位和制度创新〉［J］《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
7、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
8、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柳旭波《传媒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新闻界》2006年2期
10、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钱蔚《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屠忠俊著《当代报业经营管理》[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詹姆斯•马奇马丁•舒尔茨周雪光《规则的动态演变》[m]世纪出版社2005年
14、张锐《我国电视业制度变迁中的路径选择研究》［D］北京传媒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6
内容摘要：沿着制度需求、制度异化和制度替代这样一条主线，深入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存在相容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共存。允许和承认这种共存，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是渐进性，允许对现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许其异化，甚至政府有意地对其创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众意愿。
关键词：制度异化制度需求制度替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其是经济能够持续30年以平均9％以上的较快的速度递增。即使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全世界仍然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将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成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一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规律呢？
这种差距有必要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体制来分析。改革开放前（从建国到1979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除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严重的约束，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连农民在集市交换的菜籽都可能被没收，生活资料的商品范围甚至比苏联还要少。“”中，更提出商品生产、货币交换都必须放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胡培兆，2007）。
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国外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并把公司制、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后，先实行了一段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从党的十四大起，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朱佳木，2008）。这种渐进性改革，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世界瞩目，国家财富积累迅速，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为什么同是社会主义体制，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中国社会经济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呢？30多年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否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加市场经济）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一样具有规律性？本文从这个问题出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律性。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等领域的理论来分析这种规律性，探索改革开放30年来由制度异化到制度替代是否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制度需求
从建国到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城乡分割，工农剪刀差以及追求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压抑了生产力的进步，经历了的10年的动荡，中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后，无论中央还是基层，都面临着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了更好的解释改革成功下的这种制度性需求，本文提出了两个需求假设并对其验证。
来自基层的制度需求，尤其是收入分配的变革下的自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之一。安徽小岗村在土地制度上的大胆试验是来自基层甚至民间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民为改善自己生活水平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制度需求。这种需求虽然在伊始表现出和主流制度的相悖性，但随后其巨大的成功使其获得关注，随后民间、基层、地方和中央的四位一体的一致性制度需求导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农村土地的家庭经营体制。群众实践显示了新的产权形式可增加净收益的潜力，正是这种潜力促使地方一级政权对变更产权制度达成共识，促进了对其合法化的承认和保护。
可以说，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基层改革实践说明了基层制度需求的满足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条件之一。这次改革具有明显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其实质是改革农民、土地、生产队三者间的关系。在巨大变革收益的激励下，新农村经济体制得以迅速推开，中国快速地在80年代的前5年间完成了第一次市场化的制度变革。
因此，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一旦获得社会的认可，将会对制度产生激励性诱致，使制度发生异化，为制度变革奠定基础。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将是诱发制度变异的重要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当一种制度（如）的制度费用过大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的时候，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成员之间会逐渐衍生出新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利益关系一旦萌芽、生长就会形成潜在新秩序。我国的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最为详细描述这一过程的是杜润生老先生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一书。当这种新秩序的需求得到更高一级政权的关注时，便有了国家法加以确认的需求，新的制度就产生了。“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汪波，2006）。
收入分配变革要求在所有制的破局的成功使得改革具有持续性，这是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二。如果说基层甚至民间的制度需求将是诱发制度变异的重要条件，那么仅仅依赖基层或民间的制度需求却不足以促使改革成功。要想使改革成功，必须要有持续性，形成对民众、地方政府、中央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可持续性激励。这样才会使得改革具有持续性，而非昙花一现，从而取得巨大成功。这种可持续性激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持续变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无不浸透着收入分配变革影子。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始于农村，集中在城市，焦点于国有企业。从农村到城市，从土地使用权到要素使用权，从对劳动价值的重新认识到对个人财产保护的入宪，从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造到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的认可，无不说明了收入分配变革的持续性。正是这种持续性，才带来了所有制破局的成功，使改革的成功具有持续性。
制度异化
制度异化是指当制度需求得不到满足，制度费用较大时，制度系统内部就会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就是制度异化，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早在1957年农村集体生产满足不了农民需要时，云、贵地区的农民就自发退社、小范围的包产到户或扩大自留地面积。制度异化的动因来自诱致性变迁，它是制度需求的必然结果。
制度异化是对制度内生的最好证明。制度内生理论认为制度是在系统内部内生的，即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是具有明显的进化演进特征的。而在这场演化中最明显的将是制度发生变异，即制度异化。因为当制度的需求一旦强烈，就意味着现有制度的制度费用过大而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即使它暂时还未被替代。在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制度变异，新旧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
制度需求导致制度异化，如果说制度异化是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制度变革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实现制度重构，完成制度替代。
从制度异化到制度重构：制度替代
（一）制度替代的经济学思考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绝对公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说明了两种所有制结构，两种分配制度之间本身是可以替代的。本文将在经济学角度对此做出解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中，显然一个社会公有制越占主导，势必会挤占私有制的生存空间；反之也是一样的。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也是这个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替代并不是完全替代，而是一种相对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甚至都存在这两个经济形式的影子，有着互补的一面。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费用不变的假设在现实中是合理的。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新制度建立的费用，旧制度消灭的破坏以及新制度产生的效益，总制度费用甚至会上升，即使它一段时期后再回落，因为制度破坏带来的无序是巨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官倒”和“腐败”就是较好的例证，当然历届政府对此也是深恶痛绝。
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最大优势是渐进性，允许对现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许其异化，甚至政府有意的对其创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众意愿。这是最大的民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没有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这样的转型，即使英国、法国、美国也没有。这不仅体现了一个政府的胸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的胸襟，证明了中共的执政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二）制度替代对中国改革成功地解释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成功地完成了制度替代。这种制度替代是区别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是一种渐进性的，民主的，尊重人民意愿的替代。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当人民有了对土地经营权和自的制度要求并自发试验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并默许，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与妥协，之后最终确立了家庭承包制度。
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最终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之初就明确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不一定是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其次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是相容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共存，允许和承认这种共存，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制度出现新的需求，在系统内部发生异化，政权不是对其压制，而是分析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有，保护它和培育它，这就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智慧，特别尊重民众的意愿。
市场经济制度通常会带来产权的多元化，至少是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并存。实际上,我国是从分配制度着手进行变革的,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不仅不同主体的收入分配是由政府统一进行，而且各个企业所使用的要素也是由政府统一进行分配。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必须实现生产要素的分配由市场机制来完成，收入分配必须由各利益相关者相互讨价还价的机制来实现，这才是两种经济制度变革的核心（谢志华，2007）。只有核心发生异化，才会最大可能的发生制度重构。在下一步经济改革中，要善于抓住变革的核心。只有这样，才会减轻变革的压力，维护国家的稳定。
结论
从制度异化到制度实现替代，说明制度是内生性的，衡量制度效率的标准应是制度的内生适应性。创新的制度只有适应我国既定的历史、技术、社会和经济的制度环境及其变化，并带来社会福利的改进,才能成为有效率的制度。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基本构建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结构，说明是成功的（王玉霞，2006）。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如何在劳动力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上,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效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如何在全球化竞争中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如何保障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会是改革的焦点。
参考文献：
1.胡培兆.经济学本质论―三论三别[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林毅夫.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朱佳木.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3)
4.汪波.社会需求、多元博弈、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J].浙江社会科学，2006(5)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7
关键词：革命改革哲学
一、导言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曾发生过众多革命、改革，如梭伦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中国辛亥革命等，这其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因此，不同人对革命与改革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要革命，不要改革；有的认为要改革，不要革命。大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革命与改革,既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笔者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如何理解革命与改革。
二、革命与改革
（一）革命和改革的概念
1.革命
革命即社会革命，是指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它是对既存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思想意识形态进行的根本性变革与重构,从而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阶段，实现社会形态质变和飞跃的阶级斗争。任何类型的社会革命,它都能直接地解放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改革
改革是在不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由统治阶级变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的历史活动。它是一定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完善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而在社会各个领域采取的新举措。
3.革命与改革的关系
革命与改革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形式，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两者的联系是它们都主张变革现存的政治制度模式,都能起到变革社会的作用。两者的区别可以从它们的背景、方式、根本目的、对生产力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改革时社会背景相对平和，而革命时社会背景相对动荡；改革是国家和政府主动采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式，而革命一般是由群众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暴力方式；改革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革命是为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改革由于采用的是平缓的、主动的方式，是对以往社会制度的完善与改进，因此在改革的同时不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革命采取的是暴力、流血的手段，因此革命必然对国家机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一定的破坏，在革命之后必然要对国家机器、生产力等进行重建，因此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二）不同学派、学者对革命与改革的不同理解
1.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对于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对于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虽然主张革命,但并没有反对改革,而是把改革看做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同时，把革命与改革作为变革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其比较辩证地看待了革命与改革。
2.李泽厚、刘再复学者的理解
在《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这本书中，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两位学者阐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理解。
他们给革命下的定义是：“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激烈方式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他们认为“革命不一定对，改良不一定错”。他们从假设的基础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结论”，理由是“保留一顶王冠然后再制度上加以改革,可以避免暴力革命,可以避免使社会陷入致命的混乱,可以减少许多痛苦和灾难”。他们认为清王朝虽然已经腐朽,但这个形式的存在有很大意义，即宁要一个坏政府，也不要无政府。
3.亨廷顿的理解
亨廷顿认为：“革命是剧烈的、根本性的、暴力的对国家内部价值观、社会神话、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行为和政策的变革。因此革命可以区别于叛乱、起义、和独立战争。”“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则可以定义为改革。”
三、自己的理解
（一）革命与改革的理解
我认为革命与改革是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形式，两者缺一不可。革命与改革有如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两个轮子。
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革命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如通过革命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比如说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俄国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了沙皇、资产阶级的统治，最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社会的进步。
当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还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时，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缓解、调和这一矛盾，通过不断的完善和调整，最终消除矛盾，推动社会的进步。再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它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农村、城市进行改革，并对外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了东方巨龙的腾飞。
革命与改革是相互渗透的。改革可以延缓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维持一个较长期的稳定，而革命成功后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巩固革命的成果。改革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改变不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政治制度，缓解社会矛盾，使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旧的特权阶层作出妥协，从而避免激烈的冲突和革命，但改革也可能会引发革命。当人们的处境因为改革而有所改善时，便会要求更多更大的改善，并且更能体会现实政治的弊端和现政府的种种缺点，一旦由于某种原因改革陷于停顿，不满情绪就可能爆发，即发生革命。
（二）对待革命与改革
既然革命与改革都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如何对待革命与改革呢？
我认为既不能过于看重和推崇革命，又不能过于看重和推崇改革。我们要综合、辩证地对待它们，根据特定的时代、特定的阶段、特定的国情和环境对它们进行选择。我们不能告别革命，也不能告别改革，应该让革命与改革二者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而让它们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对于改革与革命的选择，体现了哲学范畴的量变与质变、渐变与飞跃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每次否定都比前次有了新的内容,新的内容和道路的选择体现的是社会的探索与进步。事实上，革命和改革是相互渗透的，有时革命中有改革，有时改革中有革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其所处的地位不同。比如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较稳定的环境去发展，所以就现在的时代、阶段、国情、环境来说，我国应以改革为主导，不要轻言革命。
四、结语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用暴力的方式摧毁旧制度,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是社会发展中质的飞跃。而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用和平的方式改造旧制度,它并不改变社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性质。我们应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客观、正确地理解和对待革命与改革，让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推动社会、人类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m］.群众书店，1949.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8
【关键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政治发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尖锐地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党的十七大又鲜明地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开放，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应有的突出地位。
政治制度发展是关系国家民族兴衰的重大问题，是由多种因素互动形成的合力推进的。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因素
1、经济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现行政治制度不适应现时的经济发展。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经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从一个商品匮乏的短缺经济转变为目前的应有尽有，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仅次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政治体制不断的改革来适应经济的发展。
首先从宏观层次方面来说，我国原有的政治系统是在建国初期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苏联模式，基本上适应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需要，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而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的实行市场经济，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之前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逐渐发展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系列的变革都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有原先的完全控制代替市场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管理体制不仅仅是面对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还要面对快速增长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外资企业等。
从微观层次上来分析，从农村上来看，家庭责任承包制使得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发展，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含有农村的组织和管理体制再造的任务，而农村的村民自治，即是对这种社会次序和组织管理再造的体现。再从企业上来看，从最初的扩大自到经营权和企业所有权分离，再到公司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使得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理顺多种权力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调整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等。
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
2、新兴阶层的出现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转型包括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阶段转换三个方面。而体制转轨又包括经济体制转轨和政治体制转轨，体制转轨是由结构转型所决定的。社会结构转型决定了政治系统必须与之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农业社会为基础向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在这种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部分组成。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工人阶级的变化，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一些传统行业走向衰落，企业关停，工人下岗。这就导致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不得不寻求新的谋生方式，出现了“新工人阶级”。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人数量大量增加。再看农民阶级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数以万计的农民转入乡镇企业和城市农民工行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这些生产环境，生活环境以及教育带来的变化使得他们的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除此之外，随着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开始复杂化和多元化，一些新社会阶层开始崛起。这些新中间阶层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政治诉求也逐渐明显，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的代表人物，包括私人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和农民工的代表都通过各种渠道来参政议政。
由于阶级阶层的多元化，导致了我国利益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尽管这种利益同整个国家的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难免产生利益的冲突，比如说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外资企业的劳资关系等，这种利益的冲突和差距是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原来建立在相对简单基础上的政治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不断改革政治体制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和谐的重大问题。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1、意识形态的转变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政治民主化，但能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除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之外，我觉得意识形态的转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全盘照搬，除了现实的国情不一样之外，很大程度上东西方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不尽相同。我们知道东方国家早在古罗马古希腊时期就开始有民主意识，经历的封建社会时期也较短，而且它们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我们国家的封建社会，并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地方封建诸侯势力相对独立于中央王权，其国王遵守的规则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并且儒家政治文化的积淀也非常深重，儒家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皇权主义，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信奉“大一统”要求实行中央集权。即使是我国在实行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和社会适度分离，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文化还属于传统臣民政治文化，权力本位，依附于服从、政治参与意识缺乏等依旧很明显。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文化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就会遇到很多的阻碍。所谓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软件部分，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只有人们的政治文化观念有了转变，我国的政改才会更顺利。因此，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2、东亚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
二战以后，东亚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的失败，有的成功，其中有很多经验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的启示。
东亚新独立的一些国家在战后初期都纷纷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则实行西方的民主议会制，但都以失败告终。在这场失败的实验之后，威权政治成为取代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汹涌政治潮流，各国都以各种途径转向了集权型的威权政治。所谓威权政治就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发展经济，尽管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种发展模式确实给东亚各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当然这只是一种过渡政治形态。最终仍然要向民主化发展。
我们从东亚模式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到适度分离的过程，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有了分化，这些分化在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因为在一个缺乏良好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过度的分化可能会损伤社会系统的统一，破坏社会有机结合形式，更有甚者会造成社会的混乱，破坏社会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东亚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失败的原因。我国的政治发展也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社会分化是我国实行社会整合目标的一个新挑战，新课题。
我国当前政治整合的核心内容是制度化，只有建立良好的次序，使得一切事务制度化，才能维持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但是我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各方面制度都不完善，新的制度未建立，旧制度失效的阶段，新旧制度并存导致社会的多重规范和制度矛盾，因此，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就是要朝着完善我国制度化建设的方向，健全社会游戏规则。这是我过当前政治整合的根本任务。要尽快形成多元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扶持和扩大代表个阶层利益的社会团体的发展和影响。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在经济上也要健全市场经济的制度化，加强竞争，交易的次序。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法制。以及监督制度，从而加大反腐力度等等。总之，只有切实完善制度化的建设，才能加强社会的整合功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综上所述，经济的发展，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阶级阶层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促使了政治制度要进行变革，并且只有处理好整合与分化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将一切制度化，才能使得我国的政治生活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
[3]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
[4]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
[5]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作者简介：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9
一步到位的林权改革从《意见》来看，林权改革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因而，起始于分田到户的农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就是林权改革的方向。30年来农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不断确定农户作为农地经营和使用权的基本单位，并朝着长期性和物权性这两个方向汇聚。
简要地分析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过程，主要分为三大步骤：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分田到户，部分土地承包到户，但集体保留了部分机动地，并拥有调整土地的权力；二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逐步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保持长期不变，并最终演变成为“30年不变”及“永远不变”，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三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央逐步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机动地比例将受到限制，并鼓励取消机动地，集体对农村耕地的控制权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三个步骤的最终成果集中表现在《物权法》中，也就是说，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物权。
在这三大步骤的过程中，中央和各地还进行了无数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并对土地流转等改革领域进行了谨慎的探索，并至今仍然在试验之中，并没有形成相对确定的政策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户已经成为耕地的基本经营单位，但是，大部分地区出于各种实际情况，实行的是“两田制”，村社集体在相当大程度上保持了对耕地的控制权。从农地制度的实践过程来看，“两田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村社集体保留了数量不等的集体统一经营的耕地，即所谓的“机动地”或“公田”；二是大部分地区在村社集体范围内维持着“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土地均分习惯。由于“两田制”的客观存在，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的实践千差万别，体现了不同的地方习惯，在形成不少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这种制度事实上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大概到了土地二轮承包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田制”基本上被抛弃，强调农地经营制度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唯一正确性。其中重要的政策信号是明确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的机动地应该保持在最小范围内，甚至应该取消机动地（中央规定机动地不能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并且，明确规定农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甚而******总理在2006年3月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中指出，“中国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说永远不变”。2007年，《物权法》正式颁布施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进一步确定为物权，并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为30年及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至此，经过30年的改革，家庭承包经营制基本上到达了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地位。
相对于耕地制度的改革而言，林权改革几乎是一步到位，遵循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对30年农地制度的所有改革经验，并有相当大尺度的突破。《意见》决定，在5年之内于全国范围内完成林权改革，而实际上，福建、江西、辽宁等试点省份在《意见》出台之前已基本上完成了改革，浙江、云南、河南等改革力度较大的省份也接近完成，而大部分省市的改革都将在两三年之内完成，换言之，林权改革实际上是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耕地制度改革几十年来形成的经验。而林权改革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改革的意见和方案明确鼓励林权的二次流转，并为此鼓励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及政府软件，市场化的取向是相当明晰的，这一点，已经远远突破了耕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在农地制度的改革上是惊险一跃。如果说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的话，那么，当前正在推行的林权改革，则是相对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改革。
当年“林业三定”改革为何失败？
v林地制度改革一开始就与耕地制度的变革方向相一致。改革开放初期“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分田到户”的翻版。不过，与分田到户的成功实践相比，“林业三定”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衡量其失败的标准是实行“林业三定”以后，一些地区的大量的林木资源被破坏，决策部门不得不于1987年叫停改革。从“林业三定”改革终止的1987年到林权改革全面推广的2008年，未尽的改革制度在林业政策领域实行了20余年的时间。20多年来，林业资源的流失并没有因为改革的终止而得以遏制，林业管理实际上陷入了困局，这也实际上构成了林权改革得以推动的背景之一。决策部门基本上把20多年来林业管理的困局归因于“林业三定”政策，认为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推行“林业三定”，广大林农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政策要义，最终导致了林业管理陷于失控的境地。并且，通过这次改革的教训，认识到林地和农地的性质有所不同，其生产周期等方面的不相一致导致了农民对土地产出的预期不一样，从而也就有可能产生不尽一致的行为逻辑。
仔细分析“林业三定”与“分田到户”截然相反的政策后果，对于理解林权改革的方向与实践过程是相当有帮助的。当前的林权改革方向在本质上仍然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这一制度在林业上的丰富和完善，这一点与“林业三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改革的方向本身并非决定成败的唯一要素，关键的还在于改革是否适合时宜。除了决策部门所言的林业与农业的性质有所不一导致了“林业三定”改革的失败这一逻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先行一步的分田到户已经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客观上的缘由还在于，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吃饭问题之后，如何致富已经成为农户最关心的问题。
由此，造成长期以来林业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是否进行“林业三定”的改革，而在于快速启动的现代化刺激了农户致富的欲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林业的延伸产业迅速发展，对林木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因而，在市场的撬动之下，无论是集体经营还是家庭经营的林业，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林木市场需求量的大量增加，是“林业三定”之前及之后林业资源大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因而，进一步分析林业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时，就不能不考虑林业对于农民家庭生计及村社集体而言所具有的特殊重要的位置。“林业三定”使得大部分林区及山区的集体林地具有三种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经营制度，一种是自留山，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最具物权性和长期性的家庭经营的山林，不过，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自留山，不仅所占所有山林面积的比例极小，并且，绝对数量也极少，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还有一种是承包责任山，由于改革的不完全性，各地的责任山所占的比例并不平衡，不过，总体上都要比自留山要多出不少；绝大部分山林仍然属于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性质的“公山”。从“林业三定”后的林业政策实践来看，无论是自留山、责任山还是“公山”，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林业管理的政策绩效实际上与林权性质没有直接的关系。“靠山吃山”历来是山区林区农民生存的主要手段，集体化时代甚至一度形成了“农副结合，以林养农”的家庭和集体生计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山区及林区提出的致富口号是向山要钱，林业不仅在维持生存的意义上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在农民发家致富的意义上具有战略地位，如此，应该承认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林业资源转化成资金和资本的冲动客观上与林业的生态地位发生了冲突。“林业三定”的改革方向并没有错，决定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分田到户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释放及快速致富的冲动与林业的特殊性质发生了冲突。
林权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分析至此，可以看出林权改革的实践方向实际上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历史线索在起作用。一是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已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而基本完成；二是30年来林权山权在农村中的实践，“林业三定”政策因为林业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使得这一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善尽美。30多年来农村耕地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相当成功的，也让决策层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足以为林权改革提供完整的经验借鉴。尤其是在不满意于当前的林业现状，以及在社会和市场需求对林业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林权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一开始就抓住了耕地制度变革的经验。
不过，从林权改革相关的政策解读来看，几乎没有提及30多年来农村耕地制度变革的极端复杂性，其成功经验远远还不在于“分田到户”本身，而还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两田制”在各地的积极实践。同样没有注意到的是，30多年的林地制度实践，客观上已经构成为农地制度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两田制”在广大山区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
考量30年来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不仅仅要看到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应该看到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及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应该归因于分田到户以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还应该归因于在两田制的实践过程中，集体经济承担了大量的水利、教育、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农村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大量的森林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以后，一部分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以及发展的资本，而相当大部分维持了集体经济的运转，并完成了大量的国家税收，林业资源的流失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分配不均问题。如果不从这方面去认识30多年来的农地制度实践，是不完全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农地制度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中审慎地看待当前林权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是相当有必要的。林权改革坚持了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却与30年来渐进式的农地制度改革多有相悖之处。对照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评估林权改革实践过程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事关全局、影响深远”，从30年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手，但同时也是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从林权改革的出台来看，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前者，而对于后者却有可能估计不足。
事实上，从已有的林权改革的试点和实践来看，如此彻底的改革对农村社会所造成的震动是难以估量的。林权改革同时带来的是林业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林权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几乎是必然的。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林权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基本上依赖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大规模的资本进入林业领域几乎是必然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林权改革的几个试点省份典型如福建省的试点中看出来。《意见》强调了林权改革中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性，也即均分到户，但是同时规定落实处置权，鼓励林地和林木的二次流转，而相当多的试点地区在初次分配中就进行了招标的形式，把集体林权一次性地过渡到少数人手中，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均等后果已在《意见》出台之时即已表现出来。在允许甚至鼓励二次流转的状况下，林权的集中几乎无法避免，这在事实上改变了30多年来农村社会的基本的生产关系。
社会制度的变革篇10
一、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应用
我国农村信用社与共和国相伴而生。六十余载的发展历程中充满了曲折、反复和艰辛。信用社制度改革起伏为制度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中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影响尤甚。
1．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含义制度是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基本范畴。关于制度的含义，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著名经济学家V．w．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中提到的“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V．w．拉坦认为制度是一套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而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道格拉斯?诺思则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1］制度变迁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现象。可以称为制度创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这个过程有革命、演化和内敛三种演化路径，［2］也是制度的替代、转化与交易过程。且根据不同的方式，制度变迁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基本制度的变迁和一般制度的变迁、内在制度的变迁和外在制度的变迁。可见，制度的创新和改进都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一般而言，正式性制约（例如法律法规）、非正式性制约（例如宗教、习俗等）以及它们的实施，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因此，所谓制度变迁，一定程度上系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重构。
2．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及运用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建构主义到演进主义的发展过程。这是哈耶克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在制度领域的反应。诺斯早期对于制度理论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认为“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3］后期发展为演进理性主义，认为制度是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生活中慢慢演进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动因是潜在利润的存在。正是由于利润的存在，使得群体对制度感到不均衡，进行制度变迁使得外在的利润转化为内在利润；或者在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也会引起制度的变迁。总之，无论如何，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制度变迁理论有三大理论支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并以产权理论为核心。诺思指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一些根本性的竞赛规则。无论是以成文的法规形式，还是不成文的习俗形式出现，最终目标在于提供一个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降低成本，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4］制度变迁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即“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最终向什么方向演进，所体现的经济绩效如何，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是不确定的，这就存在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选择给定的路径可能使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的轨道，迅速优化，提升经济绩效，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最终走向制度的“闭锁”状态。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我积累、自我增强的不可逆过程。对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目前而言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而农村信用社的治理制度改革、变迁也是长期的积累、不断改进的演化过程。
二、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制度演进
我国第一家农村信用社“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是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成立的。［5］对于我国的农村信用社的治理，可以理解为在建国之前是舶来品，建国后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完全采用农村集体的合作制模式，为农民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村发展经济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采用自愿原则，民主管理和经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不断改革，其内部治理亦相应改变。由于私人企业势力的急剧膨胀和信用社的规模扩大，信用社的产权和经营权逐渐由统一到分离，加之信用社股东的各种产权意识不强导致股东的权利和利益弱化，而信用社的经营者则由一些专业人员担任，其权利地位不断提升增强，各种相关的制约监督体系不健全再加上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干预，使得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结构形同虚设，“三会”制度流于形式。我国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组织的基础，早在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中就已确立了信用合作社制度。建国以来，伴随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是农村信用社从未停止过的改革步伐。虽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光鲜之下难掩诸多体制缺陷，其不利于农村信用社的良性运行，势必制约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历程应划分为几个阶段，目前存在不同认识。总的来看，大致可将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农村信用社的初步建立和发展阶段（1949年－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在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作化改造，在合作化改造过程中农村信用社也得到了发展。信用社的发展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经济理论，一个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合作思想，鉴于我国当时的国情，我们采取了后者。与“一大二公”的性质相适应。［6］虽然当时条件下，农村信用社的规模较小、管理水平也较低，但是却具有基本的合作制的性质，资金由农民入股，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民主管理，为社员提供服务，社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是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
2．第二阶段：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曲折反复发展阶段（1959年－1996年）这一阶段的改革已经明显的由“民办”走向“官办”。也可以说，该阶段是农村信用社的两次下放和两次收回阶段。1959年到1980年，为顺应的“公有化”运动，国家将农村信用社先后下放给、生产大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由于“”的肆虐，农村信用社的规章制度、财务、业务和干部队伍都受到严重的破坏。［7］之后国务院提出“信用社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将农村信用社收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1980年到1996年，我国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各阶层普遍认为农村信用社应该属于公有制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国务院提出了农村信用社由中国农业银行领导，按照合作金融的方向发展。虽然其加强了银行对信用社的领导和管理，但是也使得农村信用社越来越脱离农民，脱离其服务“三农”的目标，最终演变为国家专业银行的附属基层机构。
3．第三阶段：农村信用社的独立发展阶段（1996年－2003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标志着中国农村信用社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开始重新按照合作制的原则进行规范和改革，使其走向真正由社员入股，民主管理、为社员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之路。其业务管理由县联社承担，金融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整顿和规范管理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共有法人机构34909个，其中农村信用社32397个，县级联社2441个，市（地）联社65个，省级联社6个。职工共计62．8万人。各项存款余额22330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11．5％；各项贷款余额16181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0．8％。
4．第四阶段：农村信用社的深化改革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6月在江苏省农村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提出了要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而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山东等8个省份，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9］2004年国务院又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将信用社的监管职能转入银监会，使信用社朝着服务“三农”的目标进行深层次改革。自2003年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取得了一定成效。信用社规模和资金不断扩大，不良贷款大量减少，资产质量有所提高，内部治理较之前也有所改善，信用社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信用社的经济效益也自然得到了提高，［10］至2010年底，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成果显著。在管理权限上，已完全实现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除京、津、沪、渝、宁五个省（市）率先组成农村商业银行外，其余省、市、区则组成了统一的省级农村信用联合社，管理权限下放。在发展方向上，基本上肯定了按照市场原则，因地制宜，分区发展，并以股份制企业法人为主的发展思路。据统计，全国目前存在2646家农村信用社、223家农村合作银行和85家农村商业银行。从改革后的效益上看，改革后各社（行）总资产达106583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79689亿元，增长了2．96倍，年均增长42．3％；各社（行）税后利润总计达691．8亿元，效益可观。［11］可见农村信用社改革一定程度上甩掉了历史包袱，整体上呈良性发展趋势。
三、完善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制度的理论启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由于诺斯对经济的增长很重视，制度变迁也是为了促进经济的绩效，到后来他更是重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不论从改革的内容、方向和目标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指导，尤其是对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治理制度和绩效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诺斯认为“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而“理解结构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就是所有权理论和国家理论。”［12］结合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制度变迁过程，不难发现，农村信用社体制合理、完善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发展效益。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制度与效益的关系，对农村信用社的进一步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在于产权理论而我国农村信用社最大的问题也莫过于产权关系不明晰。所谓产权可以简单理解为所有权。信用社最初建立时原则上是农民入股，信用社归全体社员所有，是信用社的股东拥有信用社的产权。然而由于我国的国情和其他原因，农村信用社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对信用社的“三不承认”现象：农民不承认信用社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政府不承认信用社是官办的金融组织，信用社职工也不承认信用社是农民的组织，即信用社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的现象。①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信用社的产权模糊，社员对信用社也没有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对信用社的管理和经营业务都不关心，也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的合理划分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根本，因此不明晰的产权界定也严重影响了信用社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