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征地相关规定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35:08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1

关键词：农村；农村土地，中突；土地法规缺陷

中图分类号：DF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44―04

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已成为政府、学者和百姓的共识。但是，诱发农村土地冲突问题的原因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农村土地冲突已与和谐社会严重相悖。农村土地冲突的危机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它给脆弱的农村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若处理不当，政府、政策和法制将失信于农民，引发农村社会动荡。因此，正视农村土地冲突并剖析诱因十分重要，鉴于此，本文着重对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土地法规缺陷进行详实剖析。

一、征地制度缺陷

1、征地规制相互矛盾。征地引致的土地冲突已成为当前农民最多的领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一是征地权的滥用；二是征地补偿不合理，其根源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土地征用权的规定相互矛盾。

《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此条款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这表明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土地管理法》不仅没有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与此相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还进一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从而将《宪法》规定的征地范围从“公共利益的需要”扩大到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项目，法律规定陷入两难境地：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农地向城镇国有土地的转换，若不征为国有，不符合《宪法》第十条规定，征为国有却不符合《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土地征用方面的规定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引致征地权的行使陷入了法律上的两难困境，从而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导致征地权滥用有恃无恐，导致了农村土地冲突。而法律关于征地范围的不明确导致土地冲突的数量大大增加。“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掌握解释权的地方政府很容易扩大征地范围，使卷入土地冲突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多。

2、征地补偿不合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尽管土地补偿倍数有6―10倍，但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补偿费由政府行政规定，而非由市场决定。《土地管理法》界定了土地补偿费的上限与下限相差近1倍，执行难以掌控其层次，征地前三年的年产值难以确定。在现实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业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农产品价格相当低廉，前三年的年产值不足以反映被征土地的市场价值。尤其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其补偿费根本不足以让失地农民在城镇安居和就业。失地后的农民无力支付城镇生活的成本，在谋生无门的情况下，他们担心未来，担心有限的补偿不能抵抗社会变故、自然灾害和严重疾病等风险，再加上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总额上大打折扣，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款项时有发生。征地补偿不合理已经成为征地过程中农村土地冲突爆发最直接的导火索。

二、农村土地产权模糊

土地制度的核心在于明晰土地的产权，我国农地所有权名义是归集体所有，其实是“一权多主”。《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个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可见，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只享有对本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各级政府拥有凭借所有权衍生出的土地征用权、总体规划权、管理权等重要的实际控制权，农民被动服从的地位决定了其受到多维权力的控制，当多维控制权力相互矛盾时会使农民无所适从，这必然激发农民的焦虑、紧张、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爆发。

三、农村土地承包权残缺

产权安排规定了每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承担不遵守的成本，社会通行的产权制度则确立了每个成员相对于稀有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土地产权不明确引致土地冲突出现在土地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农村土地所有权模糊，其承包经营使用权也面临残缺，同样引致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

1、权能残缺。(1)农地收益权残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承担“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土地用途受到严格行政管制，在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在比较利益太低且不能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下，往往会选择弃地、或者改变土地用途与政府博弈来获取利益。改变用途和“用脚投票”，必然要受到政府相应的行政干预。遇到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强行执行规定很容易酿成干群冲突。(2)土地承包权流转受到限制。土地法规在鼓励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又做出了种种限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转让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成员的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经乡(镇)政府批准”。这些规定过分强化了发包方在土地流转中的实际控制力，为以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留下了太大余地。为基层干部干预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提供了依据。(3)承包权的期限不稳固。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了承包权的期限为“耕地三十年、草地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三十年至七十年”，但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三十年至七十年承包期内，农村二代或三代人口必然发生很大变动，有的农地承包后不久

就面临被征用的状况，农地承包权“大稳定、小调整”是既成事实，而“小调整”成为农地承包经营权频繁变动的借口，土地频繁调整和不可抗拒地被征用，使承包地的继承权成为虚化。

2、物权内容债权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本质上说已经实现了物权内容，在权利的地位、内容、形式、期限、变动要件等方面均作了法律规定，并予以物权保护。《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对土地承包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是物权法定原则的体现；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时，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发包方若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八种行为之一的应承担的六种民事责任，完全是侵犯物权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显然《土地承包法》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绝对的权利即物权来保护的。

然而，物权内容依靠合同来赋予农民，物权实际被债权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依据承包合同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户是以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合同是这一权利发生的原因”。依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可以单方面解除，致使土地承包权处于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之中。由于缺乏合理运作的规范程序和不规范法律体系、制度的欠缺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多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科学管理和规范。从法律上看，发包方之所以敢撕毁承包合同，破坏合同关系，主要是因为双方建立的是合同关系债权而非物权关系的缘故，其根本要害就在于，债权的对抗效力远不及物权强。致使在征地、占地环节，蔑视农民土地经营决策权利，违背农民意愿，占农民土地，毁坏农民庄稼等事件屡屡发生。

3、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缺乏有力保障。为了强调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列出了专门条款。在第六条规定了农村妇女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第三十条就农村妇女结婚、离婚或丧偶的情况下其承包地不得随意收回作了保护性规定。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七项中的“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第十五条关于“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的规定相矛盾。现实中，妇女只是农户中的成员之一。法律既然规定“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没有主体资格作为农户中一员的妇女就不能单独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又何谈保护“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规的原则性与现实社会农村妇女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以上这些笼统的保护性条款显得苍白无力，导致农村妇女没有承包地或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不断发生，农村女性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权利流失现象。

四、土地矛盾调解制度缺陷

1、案件协调者不确定。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有两方指向：一是针对地方政府；二是针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的，这类冲突数量比较多且激烈。

地方政府既是征地者，又可能是用地者，还是标准的制定者，这如何保证协调的公正性?同时，具体的土地征用争议仲裁制度尚未建立，不利于征地相对人在利益受损时寻求救济。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做出裁决的不可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当征地相对人对已批准的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经县级以上政府协调但协调不成时，只能由批准征地的政府裁决。这样，对征地补偿标准争议由批准者做最终裁决，农民要么妥协、要么维权抗争。

村干部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是履行政府职能委托者，行政法对其不适用，人民法院又不受理老百姓对这类掠夺行为的申诉。加上一些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偏袒和处理土地问题比较轻率，许多本来属于耐心协调就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问题，经有关部门直接干预后，往往使群众受到伤害，矛盾激化，酿成干群械斗，警农冲突等土地冲突，使矛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难以有效解决。

2、案件审理机构含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虽然规定了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产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前，村民的权利为有权依法承包农村土地。通过这两条分析得出，仅以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就认定此类案件由民庭受理显然理由不充分。村民有两种权利，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生效之前，是承包权；而签订合同并生效以后，是承包经营权，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律根据，侵犯承包权承担民事责任则无法律依据。此类案件村委会行使的权利属公共权力范畴，应该由行政庭进行依法处理。其他的土地案件，大多是侵犯承包方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由民庭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的审理需要合法分工、及时处理，防止内部相互推诿，延误案件的处理，造成矛盾进一步扩大。

3、案件处理依据不足。《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责任方面没有界定如果侵犯了权利怎么处罚，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同时，《土地管理法》中的禁止性条款大部分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也有少量缺项。如：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这些禁止性条款所述行为，因无相应的法律处置，只能参照相关条款，易引起分歧。《刑法》中已明确规定了土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土地管理法》中未明确相应的土地行政法律责任。如：《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最高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对追究这一犯罪行为明确了三条立案标准。那么，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土地管理法》却无明确规定。

五、结语

20多年的农地改革实践常常面临不完全市场，不完备法规，不完备契约，有限理性的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情境，此情境展现了一幅幅画面：在土地资源稀缺约束条件下，城镇化过程中当地方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集团)有各自的利益需求源于同一地块时，他们以地生财的谋利行为或谋生行为的互动难免会引发土地冲突，而土地法规时时贯穿于这些冲突的过程之中。但由于相关土地法规的缺陷引起未来土地权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由不确定性引起各个土地权益主体的非合作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相对完备的土地法规来治理各个权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施公平的奖惩机制，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以维持农村土地市场合作秩序，为农村各权益主体提供合法的、平等的、兑现的救助、福利、保障和优抚，达到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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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2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

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是，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无农不稳，农村问题不可忽视。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容，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利用。但土地是农民的根本，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与农民的利益切身相关。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亟须解决，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了解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现状，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分析具体情况，找到一条符合国情、农村现况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之路，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指导，更好地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1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产生背景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其生产要素和经济流通都在不断集中，逐渐由传统的小农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城镇化必不可免，即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城镇用途土地。这也是农村城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主要有两方面特点:其一是土地所有权转变，即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国有土地。其二是土地性质的变更，即指传统农业特点用地转变为城镇工、商、运、建等用途用地。经过几轮改革，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主要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因而，要想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性质土地，只能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进行征收，再利用一定方式实现土地用途合法转换。土地征收可以说是现代的特殊产物，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和城镇化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逐步建立了土地征收补偿的相关制度，但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征收补偿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诟病。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了经济上来，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城镇国有土地规模早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发展需求，土地征收便成为解决这一瓶颈的突破口。但随着不断的土地征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更容易激化矛盾引发群体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

2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现实作用

第一，保障被征收土地农民的利益。农民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土地就是他们基本生活的最佳保障，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也绝不能以牺牲个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损害了农民利益，都必须进行赔偿。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征收必然需要进行补偿，补偿是否合理是双方能否达成一致的前提。必须要让农民的损害最低化，且要有合理合法的征收需求和征收缘由，然后再追求更大的公共利益，这样才能使农民接受征收，避免激化矛盾。第三，维护政府公信力。权力是把双刃剑，政府拥有征收集体土地的权利，但要是没有了限制和监督，就容易滥用权力，甚至是以权谋私，只有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严格限制和规范权力，才能使政府有权而不任性，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使政府具有公信力。

3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存在空白。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针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专门性法律，只是做了一些原则性规定，具体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规定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但土地所有权不是农民所有的，个人只有使用权。在征地补偿过程中，由于集体产权主体缺乏明晰性，往往导致利益补偿主体不明确，利益相关者相互竞争。第二，征收程序不规范。现行法律制度在征收补偿程序中缺少规范性，在土地征收时往往会利用行政强制手段，甚至是利用合法名义来掩盖非法占地的事实，侵害农民合法利益。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土地是农民的根本，是农民生存的重要保障。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些地方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民到手的补偿款远远无法满足城市生存发展，但却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保兜底，这在保障农民利益上存在很大缺陷。

4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策略

第一，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相关法律。目前，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主要依靠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行政法规，虽然给予了地方很大的自主权限，但地方法规不仅法律效力低，而且给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这明显违背了立法初衷。因此，国家层面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法》至关重要，有利于统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方面的制度规范，用法律的利剑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严惩权力滥用，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引入农民全程参与机制。农民参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又一重要手段。要不断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的相关法律程序。首先，在研究和制定土地征收相关政策之前，必须建立土地征收通知程序，让农民能够有效参与其中。其次，要进一步健全土地征收法律援助程序。努力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同时，提供方便、快捷的有关土地征收补偿矛盾纠纷方面法律服务。最后，建立征收补偿民主论证程序。有关部门可以与专家学者、民意代表进行研讨磋商，听取他们的建议和心声，确保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做大同心圆，满足被征地农民不同层次的需求。第三，制定合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关于征地补偿标准，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首先，根据土地实际用途，按市场价格补偿经营用地，并充分考虑预期收益，以市场定价。其次，要货币补偿为主、多种补偿方式共存。除了补偿经济损失以外，还可以考虑其他安置方式，比如: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入股，一些有固定收益的项目，可以让农民把土地作价抵资入股，参与土地开发利用。第四，完善征地农民保障体系。相关政策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将失地农民纳入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农民忧患，共享改革红利。对于那些失去土地、没有安全保障的人，符合条件的应纳入低保救助体系，并积极帮助解决就业，可以统一进行就业技能学习，增强农民融入现代社会的信心和本领。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3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政府征收；法律困境

一、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特征

1.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国家的土地征收政策，就是把集体土地从原有使用者手里采用国家公权力强制收为国有的政府行为，它不需要征求别人的同意。在这一征收过程中必然损害到土地原有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必须要强调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形成冲突时，要首先考虑公共利益，但是也应该对受损害者进行补偿。

2.对受损害者必须给予合理补偿

基于公共利益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会对原有使用者造成利益损害，因此对其必须进行合理补偿，这是先决条件，是对法律所赋予的私人财产利益保护的红线。即使这种土地征收是政府行为，而且通过民主程序产生，也应该对受损害者进行公正的合理的补偿，其成本将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

3.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要体现合法性

合法性是在农村征收集体土地的首要原则，这种行为必须依法合规进行，其合法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一定要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且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而后者是必需要素；另一方面，政府以行政行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程序上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虽然代表着公共利益执行的是政府公权力，但是每一个具体的程序都要合法，这样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滥用公权力，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二、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现状

1.重点项目呈现群体违法

目前，针对于一些重大项目的拆迁或征地，部分群众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或者出于政府工作宣传不到位补偿不合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多得多占集体利益，发动更多的群众到相关部门去讨说法，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就引发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基至演变为故意毁坏公共财物、聚众阻碍执行公务、恶意扰乱政府部门工作秩序。这些群体性事件大多以群众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为导火索，加之信息社会的自媒体传播便捷的条件为这些事件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因此造成了消极的舆论导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强拆现象不容忽视

现阶段，各地方的重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普遍都在按照国家的法律和地方性的政策规定来执行。土地和房屋一旦被确定征收都将依据法律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价格评估，被拆迁一方如果同意就签定合同，政府将通过专款专户发放征收款项。总的来说，拆解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都能够充分保护拆迁人的法律权益，所以政府政令能够普遍执行整体效果良好。但是毋庸置疑，还存在个别或者一小部分被拆迁户不能接受拆迁补偿条件，和政府达不成有效的沟通，采取消极态度阻挠政府拆迁工作形成钉子户现象。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行使工权力进行强制拆除。虽然这种情况国家三令五申明令禁止，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现象发生。

3.拆迁款基本到位但补偿标准不尽合理

我国的法律规定城镇中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农村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因此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两种利益的分配。农村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应该归农民所有，而土地征收款则应该归为集体所有然后在集体内统一分配。但是在征收实际工作中，有些村集体转为城镇原来的村集体不复存在，为了避免征收款被私吞或截留，这就需要政府变通把这部分款项直接打入农民个人账户。现阶段，还存在着政府前几年的征地项目征收款迟迟没有落实，但是随着国家补偿标准的提高，现在政府要开展项目农民却要求按目前的补偿标准而拒绝按以前的标准领取征收款，使得项目无法进行。

4.失地农民养老急需解决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全国各地很多村集体土地被征收，虽然这部分农民都得到了可观数量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但是大部分农民没有理财意识，数年以后很可能会陷入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困境，尤其是年老的失地农民养老问题将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虽然现阶段一些地方政府提倡农民拿土地补偿款缴纳社保，但是由于个人缴纳部分过高，再加农民的参保意识不强烈，使得这一农民以地养老模式没有广泛开展。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1.程序不科学不合理

在我国的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的权利人（在这里我们就是指农民）没有参与土地征收的政策制定和其他程序，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虽然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也明确规定征收方案确定后应该听取集体和村民的建义，但从中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法律只是规定了要求并没有规定这种要求的具体实施方案，也没有规定应取得的效果，由此看来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在征收之前没有和农民进行协商，在具体的征收程序中也没有农民参与，而法律规定的项目方案实施之前与农民和村集体的协商其实在政府公权力下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存在争议并不影响这一土地征收政策的实施，由此看来，在整个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农民根本就是弱势一方，他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争辩权，并且始终处于不平等地位。

2.农民无法寻求司法救济

在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存在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争议，当事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可由当地政府来决定，如果政府决定不能更有效解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无疑是向土地被征收者提供的法律救济途径。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土地征收是政府行为，所以政府决定和土地征收方案如出一辙，这就造成政府既是土地征收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裁定者，很难保证其公平合理性。而农民如果要走法律程序，这种关于土地征收纠纷法院一般不予受理，所以农民很难寻求司法救助。

3.地方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

根据宪法要求，土地征收必须出于公共利益，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概念性表述，而在实际工作中各方面由于所处的角度所站的立场都各有不同，所以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虽然国家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公共利益作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但是也只适用于城市建筑征收很明显并不适用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这就为地方政府从自身角度出发诠释公共利益提供了可能性，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以此为借口对农村集体土地随意征收从中获取利益。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现实项目中，大多数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都是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商业开发。

四、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1.修改宪法中有关土地征收制度

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关键环节，就是要通过立法利用相关的法律制度制约政府的公权力，保护土地使用者合法权益。总的来说，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规范着程序的合理性，因此，制定城市用地规划过程中要体现农民的决策参与权利，而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项目中更应该听取农民的建议与意见。在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中，政府必须依法举行听证会履行政府向社会的告知义务，以保证农民关于土地的合法权益。对于双方主体发生的争议问题，要采取面对面协商解决的办法。对于一些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要采用听证会的形式，多听听社会上的声音，通过社会各界的监督发现问题尽快解决。

2.修改土地管理法中有关土地征收制度

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都规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农民住宅，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进行自建。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宅却可以自由买卖、高价出租、甚至可以作为金融抵押，这很明显在法律层面表现出了在土地使用权上的不平等。因此建议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并且取消限制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房的法律规定，并且从法律层面严格限制政府关于土地征收方面的公权力，把公共利益这一要件限制为公益性的具体范围。对于那些用于开发经营的项目的土地征收，建议国家不在以政府形式征收而让开发商直接面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

3.改变强制性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形式

目前，我国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政府强制性征收，由此产生了一些矛盾。由于解决纠纷的裁决路径转一圈又最后归结为制定方案的政府，所以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救济的渠道也不理想。这就导致农民只得采用过激行为，以上访和冲击政府机构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以期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形式虽然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但也确实是农民的无奈表达。因此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争议协调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所以建议把政府征地是否合法也纳入司法程序。

4.构建土地征收中农民司法救济渠道

解决农村土地纠纷、对于政府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可以从以下三条路径寻求司法救济一是对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是否适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目的性规定提起诉讼二是对现有的补偿方案是否合乎情理提起诉讼三是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之后并没有利用于公共利益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有按照规定支付征收土地补偿款农民可以法院提请撤销本项征地行为并提出收回土地的诉讼。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4

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工作面临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维护农村稳定的繁重任务。农村税费改革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有效治理农村“三乱”，激发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治本之策。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农业税征收管理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强，研究解决农业税收的执法难问题成为农业税征管机关必须重点研究的课题。

一、研究农业税收执法问题的必要性

（一）依法征税、依法行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依法征税，才能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处理好纳税人权利保障和国家行政权力制约的关系，体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农业税征收过程中，征收主体必须严格按预先规定的农业税收征管办法征收税款，征收的文件依据要合法，征收程序要合法，征收的事实认定要准确，这样才能保证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落实，才能维护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繁荣，才能充分发挥农业税收的职能作用。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成败与农业税收的执法有密切的联系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采取以农业税为主的方式，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农业税收是乡村行政事业管理所需财政事业费的主要来源，农业税收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与国家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农业税收执法关系到农村税费改革基本政策的具体落实。要达到税费改革的最终目的，必须通过严格执法来实现。

（三）依法征税是提高税务人员素质的必然要求，是农业税收征管质量的客观保障我国《行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税务机关的执法提出了规范要求。农业税收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农业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否则，侵犯纳税人的权利，发生行政诉讼，作为行政主体的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中的个人责任追偿制度，执法人员66《税务研究》2001年第10期总第197期SHUiSHoUZHenGGUan也相应会受到行政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农业税收执法问题应受到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的高度重视。

（四）农业税收执法是农村事务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保证，是体现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一个窗口农业税收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从农业税政策扶持生产、发展经济，农业税社会减免和灾歉减免政策优待的角度讲，农业税收又是体现党的关怀，增强农民的凝聚力，巩固农村政权组织稳定的主要手段。从某种意义来说，农业税收执法将促进农民守法意识的增强，使我国的法制建设得到全面改善。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关注农业税收政策，并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其作用将会更加突出。

二、农业税收执法难的主要原因

（一）农业税收执法方面农业税收执法表现为依法征收农业税收，包括正确依据法律、法规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严格遵照法定征收程序，在法定职权内认定纳税人及征税所根据的客观事实。这是农业税收执法的基本要求。从我国农业税收的管理实际情况看，农业税收执法过程主要体现为县、乡农业税收征收人员的征收，尤其是乡级征收机关的行政行为和村级协税护税组织对税源的调查核实工作。因此，应从税收执法主体即征收主体、征税时依据的执法文件依据、执法的事实依据、执法程序等方面，全面分析农业税收执法难的主要原因。1．执法主体不明确，委托关系不规范。（1）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收由当地政府组织征收，即征收主体为乡镇政府，这与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和税收管理体制严重不符，出现了征收主体与现行法律责任的严重脱节，淡化了征收主体的责任，也随之出现了不少问题。由于农业税收纳税人众多、税源分布广、征收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农业税收的征收往往与乡级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行为统一进行。这样，农业税收的征收主体发生了转移，由农业税征收机关变成了乡级人民政府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征收主体不明确，征税权力不统一，使大多数农业税征收人员往往只注重征收权力而忽视违法责任，出现了执法的随意性。征收主体执法的不规范，必然产生实际工作中执法难的现象。在日常的税款征收过程中，县级人民政府往往与乡级人民政府直接签订目标责任状，把农业税收管理纳入乡级政府的考核范围。而农业税收入大多是县、乡级财政收入，县、乡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弥补地方财政资金的严重短缺，经常出现收“过头税”甚至违法收税的现象。另外，由于税收征收无偿性、强制性等特点，县、乡政府有关部门搭“车”收取其他费用，加重了农民负担，超越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执法权限，甚至激化了农民与税务机关的矛盾，给农业税收征收执法带来困难。（2）农业税征收机关与地方政府部门应是一种委托关系，但目前，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农业税征收机关不可能与乡级政府建立起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委托关系。村委会属群众性组织，没有依法授权不能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不能行使农业税收征收权。2．执法依据缺乏，对法规文件的理解和执行出现偏差。（1）与其他工商税收相比，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占有的纳税资料明显偏少。目前，在工商税收征管中，除了在工商户依法进行纳税登记时获得足够的纳税资料外，还有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执法文件的支持，如会计法、房地产管理法及工商、财政、金融、交通等相关部门的行业资料，这些为依法征税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方便了税务机关执法，提高了征收效率和征管质量。农业税收征管工作绝大部分体现在乡村两个层次。乡村事务是我国行政管理的最后环节，属于社会管理的最边缘地带,社会的综合管理功能不如城镇地区，农业税收工作可借鉴的法定资料受到极大限制，只能由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机关独立开展工作，给农业税收管理增加了难度。（2）税收文件的执行时间滞后，加剧了基层征收机关执法难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贯彻落实政策，公文的制作、印发、转发等处理活动需要一段时间，转到乡村两级时,经常在事实上出现“法律溯及既往”的问题。（3）理解和解释法规文件规定容易出现偏差，造成农业税收执法难。正确理解和解释税法等法律、法规是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的前提。税法是相对稳定的，而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执行税法不易做到。这一点在农业税收尤其在农业税收的计税依据方面是比较典型的。如农业特产税的税目共有七大类，其中在园艺作物中有苹果和茶叶，而苹果和茶叶又分为十几甚至几十个品目，每一个品目的生产、收入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核定纳税人计税收入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农业税方面，虽然计税常年产量和计税价格相对稳定，但由于每年的田种①变化和农民的受灾情况，影响了每一户计税收入，客观上使农业税的计税依据又处于动态变动之中，给每年征收期间计算税额增大了难度，反映出农业税收执法难的实际情况。3．执法权受到限制，难以发挥执法效能。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为行政主体的农业税收征收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严格按执法程序办事。我国目前的农业税收征收管理程序是参照《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作为税收程序法，总的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是以工商税收为基础，农业税收有时难以参照。农业税收的执法活动主要在乡村两级，而乡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没有行政处罚权，对违法纳税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必须申请县级税务机关。农业税收征收有时间限制，一个征期仅有2～3个月或更短，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农产品收获或收购的当天。乡级征收机关不能对欠缴农业税的纳税人及时采取强制征收措施，必然造成部分税款流失。4．农业税收本身的特点和复杂性,使认定执法的法律事实非常困难。（1）农业税收收入的季节性，给田种认定和农业收入的核定带来不便。对于不属于当地主要粮食的农作物，国家没有实行统一收购，农业税数额不大，又无账可查，管理困难。有些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的限制，征收人员不易到达，计税收入的调查核实无法实现。农业税收税源普查的复杂性和劳动强度不亚于全国人口普查。（2）由于农村外出打工人员较多，农村集体土地撂荒严重，造成农业税任务难以落实；随着农民外出打工，同时存在承包田的转包，给每年的土地登记、纳税人资料变更增加难度。（3）土地田种变动表、农业税减免登记台账、农业特产税税源台账等农业税基础数据主要由村级协税护税组织填报，具体落实到村委会成员身上，而村委会成员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并没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参加农业税收的征管工作，也不需对其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农业税征收基础不牢，为农业税征收工作埋下隐患。（4）证据不足会直接影响法律事实的认定，导致农业税征收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加剧农业税收执法难度。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有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等5种情形之一的，应作出撤销或部分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以上这5种情形中，除证据不足外，其他4种通过征收机关自身加强管理是可以解决的，而证据的收集是征收机关在诉讼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证据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征收机关可利用的证据只有当事人陈述和现场笔录。因为，书证方面，农民几乎没有农产品购销合同或销售发票，只有土地承包合同可供征收机关借鉴；物证方面，农产品收获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对虾收获往往在凌晨的几十分钟；粮食作物和果品等大多数农业特产品在生长期都不能算作收获，不能构成农业税收的计税收入，因为一旦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会出现绝产绝收现象，应给予减免税照顾。而且农产品收获是分地块多次进行，农业税纳税人是以户为单位，要使收入与纳税人“对号入座”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某些农产品果品如腐烂，物证不易保存，仅靠录像、照片也不能反映待证事实的全貌，达不到证明标准，不能被法院采纳。勘验笔录由公安机关专属；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的制作收集比较复杂，由于农村存在家族间和相邻协作上的亲密关系，征收机关无法完成。只有当事人陈述和现场笔录，经过征收人员的努力能够收集到，但其证明力是否能达到法院要求的证明标准仍然不能确定。

(二)纳税人守法方面1．纳税主体的素质参差不齐，给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带来了难度。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农民受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受到限制，造成了农民在理解税法方面容易出现偏差，给做好农业税收宣传工作增加了难度。我国有9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3/4，受地域环境、生产、生活习惯等条件的限制，接受国家机关管理的机会大大减少，给税务机关宣传解释税法造成客观上的障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自觉纳税意识有所增强，但还没有达到完全自觉依法纳税的理想目标。2．纳税人获得法律救济相对困难，对农业税收执法的监督力度不强。（1）农民的法律知识相对匮乏，对复议、诉讼行为感到十分陌生，大多数农民不愿涉足这一领域，不习惯用“打官司”来解决纠纷。（2）农业税收实行轻税政策，每户纳税人的税额不大，即使纳税人的诉讼行为得到法院的支持，能获得行政机关的赔偿，非但不能收回路费，还要费很多周折，误时误工。因此纳税人在受到侵害时，不想提起行政诉讼。由于纳税人不愿提起行政复议与诉讼，失去了对农业税执法的监督，客观上助长了征收机关的不规范行为。

（三）执法成本过高也是造成农业税收执法难的重要原因农业税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税收成本较高，这是长期以来执法主体不统一的主要原因。现有的农业税征收机关的人力和财力无法保障农业税收业务的全面开展。据部分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农业税收的征收成本平均为17%，有的甚至更高，如有些地区海洋捕涝的特产税征收成本高达30%。为降低税收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征收手续，减少征收阻力，往往出现估税行为。

三、解决执法难的对策

(一)立法上,适当扩大地方的立法权限1．扩大地方的立法权。我国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有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欠发达的地区；有人多地少的地区，也有人少地多的地区；农民收入有的主要靠种植业，有的靠养殖业，有的靠乡镇企业。即使在一个省内，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民的生产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经济结构经常发生变化，农民与国家、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因此中央在立法时应扩大地方的立法权限，在中央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的指导下，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农业税收征管办法，增强其可操作性，这样才能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高执法效能，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行政效率，既达到税收的公正、公平，又减少税收方面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为。2．制定符合农业税收征管特点的《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不久前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工商税收的征管实践为基础，以税务登记为前提，实行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征管模式。农业税收的征收特点是：纳税人众多且分布广泛；农业税征期短；计税依据多变且不易掌握；农业税收计算目前仍以土地面积或计税面积为基础；在一定时期内为稳定负担，以定额征收为主要征收方式；农业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稳定粮食生产、鼓励多种经济作物及各种高效农业的发展上，发挥农业税收对农产品结构的调节功能，使农民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根据农业税收的特点，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应与工商税收有所区别，给地方更大的管理权限，如在税额核定过程中，适应农业税收纳税人众多而广泛的特点，吸收农民群众参加，让纳税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由当地县级征收机关确定，体现执法公开、民主原则，减少征收过程中的阻力，进一步提高征收效率。在农业税收征管办法中应明确以下几点：（1）以法律形式明确村级协税护税组织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稳定农业税收基础工作。这是农业税收区别于工商税收的主要方面。以法的形式规定村委会成员或县级征收机关委托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为协税护税组织或个人，负有一定的行政职能，任期为3年。主要职责是：开展农业税收税源调查，登记税源台账，做好税收政策宣传，有义务说明村内农户的一般情况，有义务协助征收人员征收税款、落实农业税收减免政策，协税护税人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对协税护税人员的以上职权行为纳税人不得阻拦，否则给予一定数额的罚款，协税护税组织的负责人由乡级征收机关批准任命，对协税护税人员故意行为给征收机关或纳税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乡级征收机关给予相应处罚后可提前解除聘任。为调动协税护税人员的积极性，征收机关应给予一定的报酬，并建立考核奖励办法。基本工资以当地城镇职工人均工资为标准，奖励不超过当年基本工资的一倍。乡级财政机关增加对乡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的补助，补助应占对协税护税组织投入的50%。（2）制定新的农业税收执法程序。本着简便、实用、效率的原则，采取定点、定时征收为主，征收机关强制征收为辅的征收模式。简化各种手续，扩大基层征收机关的征收自，对纳税人的行政处罚权（罚款）仍由县级征收机关审批。对不缴税款必须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可由乡级征收机关直接进行。因为强制执行措施包括查封、扣押财物和冻结、划拨存款，属于正常的税收征收权。

（二）建立规范的农业税收征管体制明确农业税收征收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规范村级协税护税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减少农业税收征收过程中的政府行为，用制度来约束人，达到征税权利与义务的和谐统一。

（三）注重收集证据，增强行政机关的诉讼防御意识，保持行政执法的公正、公平1．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确认执法事实，掌握执法证据。根据农业税收自身的特点，征收人员应适当制作现场笔录，尤其在税收稽查时必须有检查笔录，并告知纳税人，征求纳税人的意见。2．总结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从国家和纳税人的共同利益出发当好“被告”。3．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加强自身防御，提高胜诉的概率。征收机关要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树立税务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

（四）加强宣传，增强纳税人的守法意识加强宣传是行政公开的要求，也是农业税收征收工作的必要保证。由于农业税收的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宣传面都比较特殊，制约了农业税收的宣传效果，给征收工作带来了很大阻力。这一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增加投入，体现宣传效果；以乡为单位公开咨询电话，方便纳税人；征收与宣传相结合，强调宣传与工作的密切关系，使农业税收政策深入人心。

（五）加强农业税收基础工作，夯实农业税收执法基础加快农业税收电子化步伐，夯实农业税收计税基础。目前从辽宁省大连市、沈阳市、阜新市、铁岭市等地计算机应用的效果来看，不仅提高了征收效率，而且得到了纳税人的普遍欢迎，对依法治税起到了促进作用。辽宁省拟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开发完善农业税收征管软件，建立农业税收网络，使征收人员从大量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建立农业税收法规查询系统，对社会公开，满足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的知情权，增强税收工作的透明度，减少实际征收工作的阻力。健全农业税收档案操作程序，做到农业税收计税基础相对稳定，正确贯彻稳定农业税收负担政策。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5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由此引发的征地款分配纠纷急增，而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事件发生。为此，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纠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结合审判实践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征地款分配原因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城市化，而随之而来的征地款处分问题、嫁城女或入赘婿及其所生子女的权利享有问题、城市化农村村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等各类矛盾却纷呈迭出，利益交错碰撞，成为当前城乡结合部农村矛盾的聚集点，继而成为司法

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诸多纠纷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所得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表现最为突出，但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有必要探究纠纷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理论上构筑纠纷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理念为出发点，维护农村稳定，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一、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

作为土地法上重要概念的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在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分别作了规定，但立法上并未明确“征收”与“征用”的区别。学界对“征收”和“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为“土地征收”，征收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称为“土地征用”；也有人认为征收不只是针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也可以征收。笔者同意学界第一种观点对二者所作的区别界定，原因有三：其一，征收与没收的关系，征收与没收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都带有强制性，且这一强制性的结果都使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但没收常都有制裁（惩罚）性，常表现为国家无偿取得权利，而征收没有制裁性，且征收是基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为之，国家基于征收行为往往要给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征收与征用的关系。虽然征收与征用也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且国家往往都要给予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征用带有征来使用的意思，有点象土地使用权转让，但该转让不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而是基于国家法令，国家在征用之初就明确了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即国家使用原土地权利人土地的）期限，而征收常不作期限规定；最后，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关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征收，立法上对二者的混同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土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与现行法律相衔接，本文使用混同了的征收和征用概念。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开发区热、旅游开发热和房地产热等纷纷兴起，农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有的甚至是整个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但被征用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利用了吗？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被征土地并未实现其被征时的目的，至少没有被合理利用。现实中，圈地滥征和征而不用现象普遍存在。因为有些商家意识到了土地市场的升值潜力之大，利用开发各种园区之名为变相圈地之实，进行假投资真炒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全国开发区规划总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但圈占的耕地却43％在闲置。大家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农村的土地更具有双重性质，它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社会保障，被征用的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田越少，加之违法用地和浪费上地资源现象严重，因征用土地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处理征地后的农民问题，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近年来涌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和村民待遇纠纷案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农村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表露的现象，不难看出其存在以下问题：

1、有关土地执法不严。尽管《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第31条1款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该法第43条1款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同时该法第43条2款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据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执法中，受眼前利益驱动，不惜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钻法律空子，先以低价的农用土地补偿金从农民手中征来地，变成建设用地后再以高过补偿金数倍的价格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工商业，从而获取高差额，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却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变为“流民”。

2、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件限制不严。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虽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何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能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搞国家经济建设，结论自然就为“公共利益”目的，因此，“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给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

3、征地费用补偿标准不合理。我们知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明确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以土地过去年均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的升值潜力，该标准显然偏低，而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4、征地费用分配混乱，矛盾迭出。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用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补偿金，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于是，借村民自治权利而剥夺

他人的利益享有成为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剧增的主要原因。对于嫁城女、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各地各村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有的明确不能享有，有的限定满足一定条件才享有分配权，也有少数就给予分配权，但该分配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的多等等，于是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律依据，在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存在的原因与对策从涌至法院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来看，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谁应该分配、应该如何分配不明确，即谁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村民资格）和怎样分配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明确。对此，应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

（一）村民资格的界定问题

在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上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登记主义、事实主义和折衷主义。登记主义，即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事实主义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资格；折衷主义则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

定成员资格，我认为这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认定成员资格应当坚持以公平为出发点，以户籍审查为原则，以长期生活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作为认定为成员资格的标准，户籍在本村组不能就认定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但如原

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村组集体成员资格。

①在外村组长期从事工商业的村民其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身情况的最直接、最基本依据，由它作为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之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首先应当考虑的。但是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保留户籍的基础上长期在城里或其他村镇从事工商业，那么如果说该村民因长期不在本村组生活而否认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则过于武断，有失公平。因此，如果该村民虽长期在外从事工商业，但其能够在在外期间坚持履行本村组其他成员相同义务的，或该村民户籍虽在本村组且长期在外村组从事工商业，但其在该外村组生活已满十年并能在其生活期间积极履行该外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且该外村组并未拒绝其履行的，亦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而如果该村民的原始户籍虽在本村组，但其在在外期间经过五年且连年未履行本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的应认定为其不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国家强制，如服刑人员和意志以外原因，如妇女被拐卖等除外）

②嫁出姑娘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嫁出姑娘在出嫁的同时带走户籍的，应认定为从嫁出之日起不再具有原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如其在嫁出之后并未及时带走户籍，亦应作此认定，视为其户籍已迁走。这符合户籍登记应与事实相符这一原则。嫁出姑娘在嫁入外村组后，户籍同时带入该外村组的，应认定为其具有该外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其所生子女可随父或随母申报户口，同样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理由同前。但该嫁出女在结婚后未满五年又提出离婚的，在离婚时应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在该外村组以集体成员资格取得的利益适当返还，必要时可以其应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或个人财产抵偿（这主要是防止以结婚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

③独女的入赘丈夫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同“②”。

④有儿有女户要求招婿，理由正当且符合老有所养精神的，其所招女婿及其所生子女的资格认定同“②”。

⑤被收养子女的成员资格问题。无子女户依照《收养法》收养子女的，其子女的成员资格从收养成立之日起生效，收养成立后又解除收养关系的，从收养关系解除之日起被收养人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如果被收养人对造成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应返还其在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期间所获得的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收益的一部或全部，但如果收养人对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不返还（这主要是防止借被收养之名而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

⑥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的资格认定问题。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在在校期间至就业之前，应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组的成员资格。

⑦在役农业户口义务兵的资格认定问题，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但已转志愿兵的，从转志愿兵之日起丧失该资格。

⑧因违反计生政策而超生的子女的资格认。定问题。该种情况超生的子女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由其所在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但该村民拥有依法取得的户籍的情况除外（如违反计生政策而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了户籍登记，法院应认定其具有

该村组村民资格，但该村委会通过行政诉讼使公安机关撤销了该户籍登记的除外）。

⑨因历史原因落实政策后按照离退休人员对待的、正常离退休人员和因其他原因将户籍迁回原籍的人员，要求享有分配权的，其主体资格是否享有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⑩农业户口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村民资格问题，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二）处理纠纷的对策

我们知道“村民”是个法律概念，“农民”则是对职业的描述。拥有了村民资格是否就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却不能一概而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要

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但同时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因此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鉴于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说，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见又要遵守法律。

2、集体、个人利益相均衡原则。在处理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和保障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又不能损害集体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也要考虑成员个人利益的获得。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四、愿望与期待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6

关键词：征地款分配原因对策

一、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农村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表露的现象，不难看出其存在以下问题：

（一）村民资格的界定问题

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村组集体成员资格。

③独女的入赘丈夫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同“②”。

④有儿有女户要求招婿，理由正当且符合老有所养精神的，其所招女婿及其所生子女的资格认定同“②”。

⑥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的资格认定问题。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在在校期间至就业之前，应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组的成员资格。

⑦在役农业户口义务兵的资格认定问题，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但已转志愿兵的，从转志愿兵之日起丧失该资格。

⑧因违反计生政策而超生的子女的资格认。定问题。该种情况超生的子女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由其所在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但该村民拥有依法取得的户籍的情况除外（如违反计生政策而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了户籍登记，法院应认定其具有

该村组村民资格，但该村委会通过行政诉讼使公安机关撤销了该户籍登记的除外）。

⑩农业户口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村民资格问题，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二）处理纠纷的对策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四、愿望与期待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7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

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用或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公共利益的范围界定采取的均是概括式规定，没有一个明确界定。有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短期发展，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低价补偿强行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征用，社会上便出现大批失地农民，他们“种田无土地、社保无资格、工作无岗位”，又未得到相应补偿，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成了社会极不稳定因素。

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当相当一部分土地被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出现价格巨大反差时，人们不得不对土地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征地补偿产生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该行为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不仅严重侵害了农民的私权利，甚至危及到农民的生存。

（二）不严格履行征地审批手续，滥用农村土地征用权

《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问题却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

农村土地虽属农民集体所有（通常即村集体所有），但依照《土地管理法》第10条的规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经营管理，通常是村委会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村委会（组）是所有权代表人和执行者。村委会（组）虽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市、县（区）、乡、镇政府部门才是所有权主体的真正代表，同时又是土地征用的使用者和管理人，对农村土地享有绝对的权力。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而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公共利益”为名义实施商业征地。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根本没有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8条的规定公布征地补偿方案、听取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失地农民没有主张权利的机会，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就可想而知了。

（三）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该条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规定为被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对安置补助费的补偿规定为被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四至六倍、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对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进行征地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关于倍数的规定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以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生产总值确定补偿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升值，事实上土地征用价经常远低于市场价。该标准显然偏低，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转让之间的差价利益（有时候是巨大的），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又有相当一部分补偿款被确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或被不公平分配，而未补偿到失地农民手中，使得农民的利益再次受到侵害。据权威部门统计，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而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

在笔者近期承办的一起土地补偿纠纷案件中，政府征用郊区菜地9.1691公顷，给予村委会土地补偿费2942171.1元、安置补助费4576710.6元、青苗补偿费165043.8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977444.5元，各项合计9661370元，村委会实际支付安置补助费3970440元、青苗补偿费271044.30元，合计4241484.30元。被征用地的征用价远低于市场价（相差约两倍以上），而且其中被安置的农业人口和青苗补偿并非只限于失地农民，还有部分其他未被占地的农民也享有同样政策，失地农民真正得到的补偿不足总补偿款的三分之一。

（四）土地补偿款分配混乱使得矛盾加剧

征地补偿费是基于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后而产生的收益，是对因土地被占用的农民的经济补偿。国家因建设征用土地，必须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生产和生活负责，依法给予补偿，妥善安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的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由于被征用的土地均为农民集体所有，而非农民个人所有，国家在征用集体土地时，通常与村委会（组）签订征地合同，除被征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支付给所有权人以外，其他征地补偿费用按规定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村委会（组），再由村委会（组）根据具体情况管理并决定征地补偿费用的具体使用。村（组）往往是将土地补偿费未用于补偿村民而另作他用，如偿还村集体历史欠债等。安置补助费则以货币形式发放给个人，安置对象和安置标准由村委会（组）提出方案，以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村委会（组）在制定的安置方案中常以全村（组）“一盘棋”、“大局意识”为由，确定安置范围，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分得最大利益，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人为增加了矛盾。政府对于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本应与所有权人直接核定并支付，但由于政府懒于与农户逐户核实和发放费用，为图省事以行政区域版图面积确定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致使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所有权界限不清。而村（组）又故意混淆界限，引

起部分村民误会，也导致村（组）集体与农民争补偿的纠纷不断。此外，在土地补偿分配中对“出嫁女”、“入赘婿”等人的非村民待遇，也是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

笔者承办的上例土地分配纠纷案件，政府在四组、五组征地，与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合同。村委会以被征地数除以全村人均耕地数（0.3亩/人），得出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再根据每个劳力服务年限确定安置补助费标准制定安置方案，安置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引起被征地农民的强烈不满。因为村委会确定的安置范围远远超过被征用地的农业人口数（四组、五组人均耕地数大于村人均耕地数），因此出现100多名未被征地的农民参与“分蛋糕”的情况，而村委会并未因此增加安置费用，实质上降低了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标准。四组、五组被征地农民虽不同意安置补偿方案，但由于即或其村民代表全部不同意也不能形成多种意见，而其他组的村民代表或对其有利、或事不关己，都举手赞成，安置方案得以顺利通过并执行，似乎是民主自治，实际上假借集体名义侵犯了失地农民个人权益。当出现纠纷农民上访或诉至法院时，村委会则表示安置方案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不可能“翻盘”，而被征地农民以拒绝交地来对抗，致使纠纷的解决出现僵局，矛盾激化。

二、处理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纠纷中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一）土地补偿费的管理和使用

土地征用既非没收，也非等价交换，是国家利用强制力对土地的有偿取得。土地补偿费是对被征用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适当补偿，是土地征用收益，补偿的目的是为了不降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依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对于如何管理和使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用于偿还债务，有的直接对村民进行分配，有的根据需要决定其用途等。

土地征用补偿费如何使用是广大失地农民非常关注的问题，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如何使用，但笔者认为应主要用于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帮助，而不是用于偿还村集体债务等，否则不容易为失地农民接受。此问题已引起部分地方政府的重视，如湖北省人民政府在鄂政发[2005]11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规定：“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享有被征收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不能调整质量和数量相当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民继续承包经营的，必须将不低于70%的土地补偿费主要分配给被征地农民；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该文件明确具体规定了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使用，反映了政府对土地补偿款立法本意的深刻理解和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切实有效保护，为湖北省范围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提供了政策依据。由此笔者深感在司法实践征地补偿方面法律、法规的滞后。

（二）安置范围和安置方式的确定

安置补助费是政府为安置好以被征用土地为主要生活资料的农业人口生产、生活所需的补助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的规定，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支付给负责安置的单位，不需要安置的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是将安置补助费支付给村委会（组），村委会（组）确定安置范围和安置标准后发放给个人，其中的问题是安置范围和安置标准如何确定？

农村土地实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承包经营的原则是“承包合同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地”。尽管在土地承包经营发包时尽可能做到大致公平，但在三十年的承包经营过程中，因婚嫁生死等各种原因使每个农户人数发生巨大变化，村与村之间、组与组之间人均耕地数可能有很大悬殊，而安置补助费是根据被征用的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确定，导致安置补助费与被征地面积不成比例。当被征地农民看到村民之间征地面积不同而安置补助费一样、被征地面积少而安置补助费多、不征地也安置时，感到不公平，产生强烈抵触情绪。尤其是被征用土地面积大的农民，坚持要求按被征地面积大小确定安置补助费标准，不征地不安置，不同意将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尽义务年限等作为确定安置补助费标准的条件之一。其理由是安置补助费是因土地征用而产生的收益，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被征用的土地大就应得到的补偿多（安置补助费也是补偿之一），如果没有征地行为的发生，那些不征地而安置的人员何从得到安置？在农村，前些年当兴起办企业热时，很多农民想办法进了企业，成了让人羡慕的“工人”，但并未办理“农转非”手续，告别的黄土地则被其他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耘着。如今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村办企业工人纷纷下岗回家（部分人买断工龄），因其农业人口身份在土地征用后享有村民待遇，也引起了被征地农民的不满。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明晰确定，以是否被征用土地确定安置范围、以被征用土地面积大小确定安置标准简洁直观，易于操作。而以人均耕地面积确定安置范围、以被征地农民的尽义务年限等条件确定安置标准，容易引发纠纷。当按人均耕地面积确定的安置人数多于被占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数时，多出来的受益主体由村委会随意决定，又引起新的矛盾。按征用土地面积大小确定安置，这种观点显然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相悖。如何解决，有待立法专家斟酌。如果负责安置的单位只是简单的安置费转支付，甚至于是减少转支付，安置费又何必支付给安置单位。不如按不需要安置处理、将安置费直接发放给被征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岂不是更能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

（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支付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毁损灭失而对所有权人给予的一种补偿，对其权属不存在争议。

常见的纠纷是政府虽有对村集体、每个农户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实物清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与村集体签订补偿合同、按行政区域版图捆绑补偿，将补偿费笼统支付给村集体，村集体再根据实际清点结果和农民承包土地面积对农民支付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则政府支付的青苗费与农民得到的青苗费不一致。政府对捆绑补偿的解释是为了给失地农民多争取补偿，而实际上不仅未补偿给失地农民（补偿给了村集体），反而引起失地农民的误会，引发纠纷，而且笔者认为该行为的合法性值得商榷。法律虽没有禁止政府（土地征用人）就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与村委会签订补偿协议，但由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通过实物清点已经明确，土地征用人应与所有权人直接签订补偿协议和支付补偿费用，村委会只能就村集体所有的地上附着物与土地征用人达成协议、领取补偿款。而村委会将被征用的土地上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一并处分，因未取得其他所有权人的授权属无权，该合同部分无效。诚然，如果政府（土地征用人）在每次征地过程中都对每个所有权人逐户清点、签订补偿协议、支付补偿费，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但这是政府（土地征用人）的法定职责，不能因麻烦而不履行。此外，政府如想给失地农民多争取补偿，可参考市场因素依法适当提高补偿标准，而不宜简单扩大补偿，如对于道路、沟坎等非耕种部分也给予青苗补偿显然不符合常理。

（四）对交付土地强制执行权的立法建议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第45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按照该

规定，征地补偿和安置争议不影响土地的征用，当被征用人拒绝交付土地时，土地征用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而有大批的土地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申请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申请人申请执行的依据（如生效的交付土地决定书等）进行一般审查后，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的规定裁定准予执行，被执行人多为被征地农民。在执行过程中，被征地农民通常以村委会制定的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为由拒绝执行。尽管有时也认为村委会在对被占地农民的安置上存在一定问题，但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和程序，人民法院又受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审查和处理范围的程序局限，不能解决被执行人提出的问题，更不能主动提供司法救济。一方面法院应予执行，且地方政府不断给人民法院施加压力，一方面被征地农民担心一旦将地交出后再无主张权利的筹码，从而和法院进行强烈对抗，大量矛盾集中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成了矛盾的焦点，真正的责任人即安置义务人却逍遥无事。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8

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7%，按照纳瑟姆曲线描述的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我国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的中后期，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国能否顺利迈入城市高度化国家。纵观世界城市化历程，这一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土地城镇化”不断加速。而在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背景下，“土地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建设用地需求，必然进一步加剧现有土地供求矛盾。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的分析

从历史层面看，我国土地制度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割性。党的十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概括地讲，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供求均衡的途径也就是两条：行政征收和市场流转，这集中体现了政府和市场在土地资源利用中两种不同的配置方式。从我国目前基本国情来看，实现土地供求均衡的手段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征收，而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导致市场流转明显滞后。因此，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收和流转制度，对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土地征收范围问题

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巩固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土地管理法》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出现了“征地悖论”：对于不符合公共利益用途的农地转用，征地则违背了“公共利益”的宪法准则，不征则违背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因此，在这种悖论下，地方政府往往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前提下，无论用地目的是否处于“公共利益”，一律采取征收的手段，从而形成了征地范围过宽、大量非公共利益用地项目强行征地的事实。

2.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问题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了土地征收补偿的内容。《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按照资产定价原理，任何一种资产的即期价格为该资产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依据这一国际通用的资产定价原理，客观地讲，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确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出让金节节攀升，2008年我国共出让土地面积244.7万亩，出让价款9600亿元，平均每亩出让金为39万元，而“招、拍、挂”的平均价格则更高，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获得了大量收益。与此相反的是，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却非常低，难以分享土地的增值部分。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

土地征收制度与补偿制度，其实质是行政计划配置土地资源的方式问题。我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由市场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而土地经营权承包制度则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土地制度中涉及农用地的一种制度安排。《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我国当前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稳步发展，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来讲，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土地管理法》又进一步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这就严格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用途范围，造成了城乡土地的二元性，从而严格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4.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

农村的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范畴。有关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是我国近些年来城镇化进程中非常受关注的问题，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宅基地换房”、小产权房问题等做法都与农村宅基地有着密切联系。一部分学者强烈反对农村宅基地交易，并认为禁止农村宅基地交易是我国土地分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另一部分学者则建议要加快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释放农村集体的存量资源，促进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宅基地使用现状中，的确出现了很多突出问题。一是农村宅基地存在着大量隐易。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村宅基地隐易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这些隐易不仅加大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性，而且激发了大量产权纠纷，如我国社会普遍关注的“小产权房”即源于此。二是农村宅基地浪费严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业人口逐渐转移到城市，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流转不畅，造成了大量宅基地无人居住的状况，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三是农村宅基地存在着大量多占乱盖现象。事实上，农村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组织无偿出让给集体成员用来居住的土地，出让的是土地使用权。但我国农村目前普遍存在着大量多占乱盖现象，侵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党的十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当前，由于城乡土地产权主体、用途、市场体系、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二元性，造成了我国城乡土地二元分割特征。城镇土地供求矛盾的进一步凸显，则要求我国必须在土地征用和流转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进行创新和改革。

1.实施更加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有学者认为：18亿亩的耕地红线是严重制约我国城镇化土地供给的重要因素。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保护耕地和城镇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在城镇化进程中，充分地重视耕地的保护和粮食的安全，才能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粮食产品支撑。否则，城镇化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建立一套推进基本农田保护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这样才能真正将保护耕地落实到实处。因此，可通过加大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成本，促进城镇建设者在占用耕地的时候，能形成一套约束机制。此外，还应当加大对基本农田保护的财政补贴力度，实行农田保护和财政补贴相挂钩，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基层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2.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

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存在着显著的产权二元性。产权经济学告诉我们：产权明晰是财产实现市场交易的根本前提，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由于历史变迁原因，我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主体已逐步模糊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可由村民委员会行使集体组织职能，但是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更多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而经济职能则相对较弱。因此，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要进一步明确土地产权主体，加强土地确权工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落实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防止大规模征地拆迁、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和夯实城镇化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

3.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

我国土地产权的二元性是催生大量土地违规征收和拆迁问题的根源所在。首先，我国要严格界定国家公用事业征地范围。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家所有。”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却未给出准确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实践中对于“公共利益”征地权的滥用。其次，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所征用的土地必须在严格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还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方面的要求，严格限制土地征收范围的扩大。第三，我国土地补偿标准要坚持市场化的原则，要坚持“以市场定价为主、合理分配利益”的土地补偿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征农民的权益。还要积极推进分税制改革，逐步弱化“土地财政”功能，让广大农民能够共享城镇化所带来的改革与发展成果。

4.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建设

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二元性，极大地限制了城乡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了人口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我国要进一步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使已转移到城市的农业人口能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通过建立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能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土地资本化回报，获得进城置业定居的原始资金，有效促进人口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当然，我们也要积极鼓励农民通过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联合经营，并尽快建立与土地交易双方行为相关的市场服务体系，为促进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使用提供有力保障。还要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进程，逐步弱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为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5.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

农村征地相关规定篇9

农村征地社会矛盾是新时期农村出现的新的、特有的社会矛盾。征地社会矛盾是指因政府实施征收土地行政行为产生的以土地人身依附关系衍生的征收土地收益分配社会矛盾法律关系的总称。征地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行政法律监管不到位、司法审查薄弱、滥用村民自治权等。为避免因征地导致的农村新的社会矛盾发生，必须大力完善有关征地、土地收益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律、法规建设；明确各级政府行政监督、管理职责；强化司法审查作用，改变对行政行为、村民自治行为司法审查观念；明确村民自治权范围、村民自治权行政、司法审查途径等。

【关键词】农村征地社会矛盾法律监管解决策略

【正文】80年代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是生产队年度结算分配产生的分粮矛盾；80年代至20世纪末农村社会矛盾主要是乡村统筹提留引发的再分配矛盾；进入21世纪以后农村大量土地被征收，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及乡村统筹，国家实行粮食补贴政策，农村社会矛盾演变为征地社会矛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因征收土地引发的大量严重的农村社会矛盾，被胡锦涛总书记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三大热点问题之一。所以，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征收土地、征地收益分配法律制度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明确各级政府行政监督、管理职责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基本手段。强化司法审查作用，改变对行政行为、村民自治行为司法审查观念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基本保障；明确村民自治权范围、村民自治权行政、司法审查途径是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www.133229.Com

近几年，政府及国土部门比较重视征地补偿足额到位的监督管理，对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收益分配层次的法律监督和管理不太关注。缺少从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高度进行监管和研究。本文以笔者承办的大量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实际案例为基础，着重从化解农村征地社会矛盾，创建农村和谐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高度，全面研究并提出解决农村征地社会矛盾问题的对策。

一、土地收益分配矛盾是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土地收益分配是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经营管理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或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所获得的收益，经集体成员大会民主决定，依法在本集体成员内部实行分配的行为。当前，土地收益分配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类型。

（一）截留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2009年7月因修建大广高速公路需要征收河北衡水市某村120亩耕地，征地补偿费标准为每亩28000元。村委会决定给被征地户每亩15000元，其余归集体统一使用，村民不同意村委会的分配方案，征地款一直没有落实。就在建设单位即将在该村被征收的土地上施工时，该村很多被征地农民自发的到即将施工的土地上静坐，阻止施工人员施工。农民认为补偿标准低于河北省政府规定的80%比例标准，要求村委会给予增加比例标准，遭到村委会拒绝，随后找到镇政府，当地镇政府答复：村委会每亩给15000元补偿合法，村民又找到市政府，市政府答复这属于村民自治范围，政府无权干预。承建单位向被征地农民说明高速指挥部已全部按河北省政府规定支付了全额征地补偿费时，农民根本不予理睬，一方面继续采取静坐的方式来向地方政府示威，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找律师维权。笔者接受委托后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笔者的法律咨询后村民同意撤出现场恢复施工，经过笔者与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建议未能奏效。于是，农民启动了行政监督申请程序，要求所在镇政府作出行政监督决定，责令村委会依据河北省政府2:8比例标准执行，为被征地户每亩增加5200元安置补助费。镇政府在接到申请后明确表示不予监督，随后将镇政府的不作为问题，行政复议至某县政府，该县政府认为不属于复议范围，仍不作为，又将某县政府复议至沧州市政府。在沧州市政府过问下，镇政府才出面监督，村委会同意按河北省政府文件规定执行2:8分成并补发了安置补助费。本案中高速公路建设单位所给予的征地补偿费符合河北省政府的规定，村委会以壮大集体经济为由擅自制定“土政策”截留被征土地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引发征地矛盾。该镇共7个村均存在该问题，被征土地农户均表示不同意村委会制定的“土政策”。这是一起典型的截留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二）克扣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在征地补偿款从上级政府经过乡镇政府再到村委会，然后再从村委会发到农户手中，一级一级的转汇。有的被县级部门克扣，有的被乡镇政府克扣、有的被村委会克扣，甚至有的还存在贪污、挪用的违法犯罪现象。实践中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是擅自降低补偿倍数克扣补偿。例如，承德市某县政府就是通过与村委会签订协议方式，擅自将省政府批准的补偿30倍改为20倍。当地政府直接克扣了征地款10倍差额。应补偿15万元的补偿标准改为倍数为20倍后补偿降到10万元，由此引发村民上访长达7年。第二种是擅自降低产值标准克扣征地补偿款。例如：唐山某市征收的耕地属于菜地，但是按水浇地产值上报省政府，省政府按照水浇地1300元/亩产值标准30倍倍数标准批准征收。按照唐山市政府18号令规定的菜地产值标准是2000-2500元/亩，水浇地产值标准是1100-1300元/亩。两者相差元900-1200/亩，此次共征收79.18亩菜地，被克扣补偿2137860-2850480元。

（三）假借“村民自治”型土地收益分配矛盾

邯郸市某村，因城市建设需要被征收土地80亩，土地补偿费每亩2万元，安置补助费每亩8万元，是该村历次被征地补偿最高的一次，在补偿分配问题上农户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没有被征到土地的户认为应按以前补偿标准发放，这些户占全村享有表决权人数的80%；被征到土地的户要求按本次补偿标准执行，占全村享有表决权的20%。于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制定了民主决策方案，让全村有表决权的农民采用“村民自治”的办法，通过“民主”投票表决方式决定给予被征土地户安置费标准。显然，表决的结果是没有被征地户的意见占绝大多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被征到土地的户每亩少分安置补助费3万元。被征到土地的户坚决不同意表决结果，引发群体性上访，上访得到的答复结论是：属于“村民自治”问题，政府、法院均无权干涉。

（四）分配权利缺失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这类矛盾主要反映在村委会在确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对象的标准时随意限制或取消分配成员资格而引发矛盾。农村中有一群特殊身份的人员，如婚嫁女、入赘女婿、离婚或丧偶妇女其所生子女；交纳入户费的迁入人员；户口迁入县城人员；五保户收养的子女；大中专在校学生；服役的义务兵；超生的子女；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村委会在制定土地补偿分配对象时常因这些问题发生矛盾。这些特殊人员情况不尽统一，是否属于村集体组织成员，是否具备土地补偿费分配主体资格没有一个可执行的界定政策或法律规定，村委会在确定分配对象时有的村就属于分配对象，有的村就不属于分配对象。张家口市某村在制定土地补偿分配对象时，将已经嫁出女，不论是否有无承包土地一律不享受土地补偿分配权，由于这个村属于县城，全村有120多姑娘出嫁后没有迁出户口，有的当年嫁给非农业家庭，由于两元户口体制无法迁出户口，有的嫁到县城外的村不愿意到农村生活就在县城租房或购房居住，有的还一直承包着耕地，有的虽然没有承包土地，但是按照家庭户口承担多年的“三提一统”费用，有的还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长期居住在村内。2008年6月有60多位出嫁女联名向当地乡政府反映该问题，但至今因村委会以其不属于集体成员为由拒绝分配土地补偿费，这些人到底是否属于该村集体组织成员？一是没有集体组织章程来规定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的规定；二是没有政府主管机关的裁决或确认机制；三是没有该类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致使该类纠纷长期得不到有效化解，引发大量社会矛盾。

（五）分配方式不规范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冀港律师事务所在2009年和咨询的河北省范围内的土地纠纷案件共计862件。分析结论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占54%，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占31%，征地程序不合法占12%，违法征占地占3%。考虑到所谓的补偿标准偏低往往是实际的土地补偿被提取一定比例的结果，广义上的征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占案件比例肯定要高于31%。

在征地收益分配纠纷案件中归纳一下，基本有四种分配形式：一是按人口分配；二是按承包土地亩数分配；三是按人劳比例分配；四是按人地比例分配。由于众口难调，发放形式的选择不当，引发了不少矛盾，大规模的上访案件也不断增加。

为此，我们制作了“假如您觉得征地收益分配不公平，您选择哪种方式解决？”的调查问卷，参加问卷的有全省11个地市的农民共1893人。其中，选择与集体协商解决占8%，选择上访的比例占33%，超过了选择“与集体协商”这种解决方式25个百分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的占14%，选择拒不交出承包地的45%，超过了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方式29个百分点。我的结论是：征地收益分配形式多样性，容易引发征地社会矛盾。

（六）政策模糊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2008年12月3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了《关于实行征地区片价的通知》（冀政〔2008〕132号）。该通知规定：“土地补偿费20％归集体经济组织，80％归被征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或者按照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的农户；被征土地没有土地使用权人和集体经济组织未发包以及实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土地补偿费全部归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分配或者使用。”这里提出80%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的概念就是一种政策模糊型矛盾诱因。大家都知道，国家征收土地补偿项目一共有四项：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社保金补贴费。实行区片地价的应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其称谓应为征地区片补偿价，但是该通知引用了“土地补偿费”概念。加之在没有区片地价前的2004年10月国务院解禁土地补偿费使用规定，准许农民对土地补偿费进行分配，分配比例同样是2:8的分配比例。这样，引起很多被征地户向政府讨取安置补助费，地方干部又对土地法律理解不清，简单答复“都有了”导致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大量不必要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将“土地使用权人”列入分配主体更加造成模糊型征地收益分配矛盾，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土地体制已经建立30年了，土地承包权人是农村集体成员，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属于被安置的农业人口才能有权获得安置补助，才是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农村土地使用权人主体不一定是被安置的农业人口、更不一定是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目前，被征土地使用权人有以下几种主体，一是家庭土地承包户，该主体作为分配主体毫无问题，本条中与土地使用权人已经并列规定，显然，不包括家庭承包户主体；二是土地流转后的耕种人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人，该类主体显然不能直接确定为征地收益分配的主体。但是现实农村土地承包活动中，这类主体已经存在并随着流转的发展不断增加。在征地收益分配过程中这类主体，依据该规定提出分配要求引发征地收益分配矛盾。三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部分是农户宅基地，还有一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已经租赁给企业或个人使用，这些人或企业显然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人，当一家企业占地被征收，如果提出参与该企业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据该条规定就应支付给区片地价的80%。当然农民肯定不同意于是双方发生分配矛盾在所难免。2009年我所就接受邢台一家企业要求分配地价的民事诉讼，我们村委会，在一审败诉，二审才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企业诉讼请求。可见，该类主体也是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主体。四是集体养殖用地、林地的养殖户和种植户，村里将一些鱼塘、沟池、荒坡承包给有特长的农户进行植树、养鱼、养猪等，这些农户同样是土地使用权人，当所使用的土地被征收时，依据该条向村委会主张分配权利必然引发征地收益分配矛盾。

因此，制定政策不能概念模糊，一定要严谨否则就是矛盾的隐患。这里建议河北省政府立即修改一下。

二、农村征地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

（一）立法不健全造成监管缺位

第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征地引发矛盾认识上的偏差，片面认为农民不配合政府征收土地就是破坏和谐，农民找律师维权就是不稳定。只重视处置农民阻工、群体性上访的立法，而忽视了如何让农民有畅通的救济途径、各部门职责严谨的接待调解农民的诉求立法；只重视政府及相关部门权力大小的分配，忽视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如何避免征地矛盾发生问责的分配；只重视村委会配合政府工作政策规定，忽视了政府如配监督村委会落实法律法规的政策规定；只重视补偿款到位，忽视了到位后的分配监管。

第二，法律空白严重影响分配的合理性。例如，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在确定土地补偿费在村集体与承包农民之间分配比例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我省也没有及时制定指导性意见。这就让村集体在提取比例时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又如，在确定分配对象时没有统一的标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统一的章程，如何确定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无法可依。这使征地收益分配活动容易出现很大的混乱。

（二）村民自治超越法律范围监管不力

第一，很多农民不能摆脱传统不良观念的束缚，对享有分配权的妇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权利进行剥夺。他们认为“嫁出去的姑娘，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所以就不能再回家参与分配。以此观念的分配方案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撤销，让其肆意泛滥，已经成为矛盾的主流。

第二，一些村委会法律意识比较淡泊。在遇到分配对象如何确定时，村委会故意制定与法律相悖的村规民约，侵犯部分村民的合法权益，助长了少数村干部独断专行的作风。村民要求政府监督往往被拒绝，法院无法可依进行监督。

第三，部分农民在遇到征地收益分配不公时，喜欢采取堵路、堵工的方式表达不满，还有的进行威胁，甚至实施武斗。

三、完善土地收益分配法制建设是当务之急

为了尽可能减少征地补偿分配引发的矛盾，就必须大力完善征地收益分配法制建设，分别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环节做出相应的努力。

（一）健全征地收益分配立法

我国在征地收益分配方面处于立法空状态。因此，省级立法是填补法律法规空白的有效手段，应结合我省省情抓紧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第一，制定我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立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是物权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主体。应尽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明确规定集体性质、土地所有权范围、承包土地管理、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土地所有权蕴涵的经济利益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对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所有”，应该作明确的规定。因为这关系到农民、村组以及村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利益分割，这样才可以让村集体在征地收益分配时做到有法可依，减少村民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第二，制定我省征地收益分配方式规章。目前法律法规对征地补偿发放方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实践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比较合理，有的就不怎么合理。法律的规定应该让农民能够有充足的资金及时进行再生产或用于其他方面，让农民从生活上得到保障，在心理上得到稳定。明确分配方式、程序、救济途径等是化解征地收益分配矛盾的最有效方法。

第三，对几类特殊分配主体的收益分配权作统一的规章规定。第一类是在校就读的大中专学生。他们在校期间或未就业前应该享有与原户籍所在地村民同等的待遇，参与村里的征地补偿分配。第二类是农业户口的在服役的义务兵。在部队服役的义务兵应享与有村民同等的待遇。要让他们安心为国效力，就一定要严格保护他们的合法分配权利。第三类是服刑人员。他们的合法分配权利不应被剥夺，而应该得到保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在刑满释放后有足够的资金从事生产。第四类是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均属弱势群体，在征地收益分配中往往被侵害，应立法加以规定。

（四）严格征地收益分配执法是长效之法

第一，各级政府（主要是区县和乡镇两级政府）要严格执法。一要严格履行对村委会的法律监督只能，纠正村委会超越法律的所谓村民自治行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各级政府严禁有关部门截留土地补偿费，切实按照标准发放征地补偿费，保证失地农民能够得到足额的补偿。

第二，村委会要严格执法。村委会应该依法制定村规民约。这是妥善解决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一项重要措施。还要禁止村委会实施名为借款、实为分配的行为。为了使村委会人员能够按法律法规执行征地补偿费的分配，还必须加强对分配情况进行监督。此外，他们还应该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法律都可能会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出现不适应，不协调，或出现漏洞。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有利于法律的正确执行，确保正当的利益得以实现。

（五）加强征地收益分配司法救济和合法审查

第一，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只有司法的独立得到保障，才能更好地让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能够以更加公正的态度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才能以公平的原则去处理村民与政府或村委会在征地补偿分配问题上的纠纷。这样才能让农民都有一种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分配纠纷问题的信心。

第二、加强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进入法院的土地补偿分配纠纷一般都是相当复杂的纠纷。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基层法院对于纠纷的审判，时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审判不公的问题。为此，我国的诉讼法设立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在强大的上级监督下，基层法院对于土地补偿分配纠纷的处理，就有较大的可能避免不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