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1
关注焦点
9月13日,国务院总理在达沃斯夏季论坛回答城镇化问题时直言,土地问题根本上与制度有关,农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现有的财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土地财政”的现象。这造成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另一手高价卖给开发商。他明确表示,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发生在集体土地上越来越多的房屋征收和拆迁问题究竟如何解决?立法又应如何面对“土地财政”困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日前透露,目前正酝酿立法解决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中存在的问题,诸如补偿标准过低、补偿不公、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暴力强拆等。
立法迷局背后的思变
与国有土地征收和补偿同样重要,甚至在当前情势下更加凸显的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问题,正在纳入立法者的考虑范围。
2009年底,受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的影响,包括沈岿在内的北京大学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对拆迁条例合法性审查的公民建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上述行动加快了拆迁条例修改的进程,国务院法制办在今年1月底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国有土地征收条例”)。值得注意的是,该征求意见稿适用范围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对于大量出现的“唐福珍们”的集体土地征收和拆迁问题,则无能为力。
如今,征求意见过去已半年,国有土地征收条例一直未能出台,但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国有土地征收条例并未“胎死腹中”,而国务院法制办亦从未停止过立法工作,只是在思路上有些变化。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同样重要、甚至在当前情势下更显重要的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问题,正在纳入考虑范围。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坦言,国有土地征收条例遭遇地方政府阻力是现实,如果匆忙出台却得不到实施或很难实施,还不如慎重、认真地制定一部能有效实施的法规。
集体土地更应受保护
沈岿介绍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问题,已由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方式,把制定具体规定的权力授权给国务院,而国务院亦只能据此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立法。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问题,则需另寻出路解决。
沈岿透露,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如何解决集体土地征收问题。他分析,可以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方式来解决,亦不排除同时制订一部具体、细致的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条例的可能。
马怀德亦表达了集体土地征收立法的必要性。他认为,目前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国有土地征收条例上,但城市可用的土地越来越少,地方政府现在大部分征地和拆迁都是在集体土地上进行的,由于该领域立法比较薄弱,没有一系列的程序保障,其立法必要性远高于城市拆迁立法。
过600多起拆迁案件的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在明介绍,这些拆迁案中,集体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征收的比例约各占一半。
马怀德认为,集体土地更应保护。城市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但农村集体土地不同,“你从农民手里把集体土地转变成了国有土地,把不是你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土地征收的程序、条件、补偿标准,都应当比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更严格。”
他坦言,没有匆忙地推出国有土地征收条例,而是统筹考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征收问题,这是个进步。“但进度希望能快一点。技术上都好操作,关键是立法机关需要下决心。”
“公共利益”认定之困
“公共利益”如何认定仍有不同看法,地方政府征地时会不会找出一百条理由来说这就是“公共利益”?
对于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模式,沈岿认为,应当重点考虑征地补偿标准、征地补偿费分配、失地农民保障等方面。
马怀德认为,立法需要妥善处理几个问题,首先是所有的征收、征收补偿标准、征收决定,都应有公众参与;同样重要的是程序,包括征收征用的启动、公告、如何确定征收范围、征收方式、补偿方式、补偿标准,都应该在立法中细化;此外,公平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补偿都应有一个相对为多数人接受的标准,只有公正才会让各界接受。
对于无法回避的“公共利益”认定问题,沈岿认为仍宜借鉴国有土地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所采取的列举方式。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土地管理法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8年出台后,一直未作修改。
沈岿举例说,目前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和拆迁比较多的是城中村。在很多地方政府看来,改造城中村就是“公共利益”,类似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所涉及的旧城改造。“当然城中村确实存在脏乱差问题,政府如果不管,会成为中国特色的贫民窟,但能否一概认定城中村改造就是‘公共利益’?这个有不同认识。”
杨在明也表示,地方政府征地时会说是为了“公共利益”,但谁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呢?他以国有土地征收条例征求意见稿列举的“公共利益”为例表示,“实际上没有操作性,政府可以把任何一个征地项目套进去,会找出一百条理由来说这就是‘公共利益’。”
农民可能难享土地增值
城市扩张主要依赖周边土地,提高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就会使政府成本增加,形成城市化资金的缺口。
目前集体土地征收中涉及补偿的费用为三类: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后两者归所有者所有。
如果立法规范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最大困难在于如何确定补偿标准。沈岿分析,集体土地在没有转为国有土地时,没有真正的市场价值。中国土地市场是由国家垄断一级土地市场,土地转为国有以后,通过诸如招拍挂等方式形成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
但农村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因不能进入到一级土地市场,并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价去补偿。如果以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的价格(暗含土地使用权价值)去补偿,又会产生比如土地增值归谁所有等问题。
沈岿认为,土地增值通常并不是农民投入形成的,而是政府或开发商投入资金对周边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享有获得收益的权利,但把土地增值全部“归私”,又忽视了社会的投入与贡献。这就带来一系列问题,补偿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还是国家仅提供指导性的标准,把权力交给省级政府?制订补偿标准时,是否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农民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应予听取?都有很大争议。
如果将集体土地征收纳入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考虑,则问题更为复杂。马怀德分析,目前城市扩张主要是依赖城市周边的土地,提高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就会使政府支付的成本大幅增加,形成城市化资金的缺口。
“土地财政”成立法障碍
如果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即使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政府也会把成本转嫁给社会,导致房价高涨。
无论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还是集体土地征收,立法共同面对的是“土地财政”问题。沈岿直言,如果政府始终不让利,就不可能降低地价,如果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即使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政府也会把成本转嫁给社会,导致房价高涨。
杨在明表示,集体土地征收政府看中的是土地出让金,补偿金一亩地三四万、五六万,但变为国有土地后进入土地市场卖给开发商时,就成了几百万,政府赚了巨大差价,从物理形态上讲,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应该是同地同价,但从法律性质上讲,待遇相差太大。
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财政与税收研究室副主任杨志勇认为,如果土地不是事实上为地方所有,也不会有中国式的土地财政问题出现。他亦直言,土地财政不见得就不好,未来怎么改地方政府还会有土地财政,但现在靠土地出让金,未来可能靠土地、房地产相关的税收,“转变的是土地财政的模式,而不是土地财政本身”。
杨志勇分析,把集体土地转化成国有土地、转化成国家财富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比较野蛮的办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国家财富流动机制。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2
2006年7月，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提请的《浙江省实施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草案)。会后，法制委员会将办法草案印发市县区人大常委会、省人大代表、省有关部门和地方立法专家库成员征求意见，并在地方立法网上公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卢文舸副主任带队先后赴宁海县、临海市等地进行立法调研，听取基层政府、有关部门、人大代表、村干部和村民群众的意见。同时，召开省有关部门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听取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根据委员和农资环委的审议意见和各地、各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对办法草案进行了多次研究、修改。9月12日，省委常委会对办法草案修改稿进行了讨论。9月15日，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办法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发包主体。办法草案第九条对农村土地的发包方作了规定。农资环委提出，鉴于我省农村土地95％以上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现实，建议在办法草案中明确规定，设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方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由村民委员会发包。为此，办法草案修改稿第八条作了相应规定。
二、关于承包期内对承包土地的个别调整。办法草案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期内农村土地的调整作了规定。有的委员、部门和地方反映，我省因国家建设项目征地和接受移民较多，新农村建设中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需要用地，如在三十年承包期内不准调整，人地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建议对承包期内土地可以进行适当调整。我们研究后认为，中央对承包期内农户承包地的调整作了严格的规定，确立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如果允许对承包地经常进行调整，不符合中央的政策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为了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又从浙江实际出发，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况，允许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个别农户之间的承包地进行适当调整的规定，办法草案修改稿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耕地，在出现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征收、征用村土地面积较大，落实国家移民政策等特殊情形下，按规定程序经批准后，可对个别农户之间的承包地进行适当的调整。
三、关于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的委员和地方提出，当前农民承包地因征地、土地整理等原因变动后，有的农户不愿变更或者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造成农户所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农户实际承包地不相一致，容易引发争议和群体性事件。为此，办法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拒不申请办理权证变更登记手续，发包方有权提出申请办理权证变更登记。承包方因征地在办理社会保障、领取补偿费时，应当将权证交发包方统一办理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四、关于征收、征用承包地与农村土地管理的衔接。有的委员、部门和地方提出，我省征收、征用农民承包地较多，为了切实做好农户承包地被征收、征用后农村土地的管理，负责征地的部门应当与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做好衔接工作。为此，办法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农户承包地被征收、征用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关资料告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证机关，发证机关应当及时办理被征地后相应权证的变更、收回、注销手续。
五、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范围。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未作规定。为了与人民法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范围相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办法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范围作了相应规定。
六、关于法律责任。办法草案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情节对弃耕抛荒者给予罚款的处罚。有的委员提出，该款规定不合理，并且与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相一致。为此，办法草案修改稿删去了对弃耕抛荒者实施罚款的规定。
有的委员和地方提出，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发包方的代表村干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的，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村干部在土地承包管理方面的违法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行政处罚，建议办法草案增加对村干部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我们研究后认为，对村干部在土地承包管理中的违法行为应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给予罚款等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不足。为此，办法草案修改稿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发包方的违法行为，承包方有权投诉、举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发包方限期改正。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向常委会作出说明：
(一)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在调研修改过程中，不少单位和个人提出，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范围是实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和维护农民权益的一个基本前提，农村土地承包法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概念作出规定，建议办法草案对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各种情形进行列举。农资环委在初审报告中，亦建议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明确的界定。经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情况十分复杂，不仅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主要还涉及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和收益分配问题。因此，经与农资环委协商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问题，建议通过修改《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来加以研究解决。
(二)关于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办法草案第十九条规定：“征收、征用集体土地，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切实保护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农资环委和有些委员提出，该条规定过于原则，为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国发[2004]28号文件，有必要对征地程序作出详细规定。在办法草案调研过程中，不少地方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也建议在办法草案中增加征地时告知、征求意见、拟征土地现状与农民确认等程序。
考虑到在征地过程中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涉及到很多方面，不仅仅是征地程序问题，国务院也不断出台新的规定，很难在办法草案中作出全面和准确的规定，目前可先按国发[2004]28号文件执行。有关部门也建议在修改浙江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时再作研究规定。为此，办法草案第十九条未作修改。
此外，对办法草案的其他条款、文字和条文顺序作了适当修改和调整。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3
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危旧房改造被称为“三改”，此乃城市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因此，依法征收拆迁、加快“三改”步伐成为许多城市尤其中西部城市的重要工作。笔者对河南平顶山、河南濮阳、山东聊城、河北沧州、云南曲靖等一些地区的征收拆迁工作进行调研，发现当前征收拆迁工作阻力重重甚至步履艰难的原因。
一、土地管理的障碍
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的“三改”项目往往需要巨额资金，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提供征收拆迁所需资金。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借鸡生蛋的方法吸引开发企业斥资改造。征收补偿金、搬迁费、过渡费、经营损失、安置房建设资金、开发建设资金、税费等数额巨大，使参与“三改”的开发企业不堪重负。国家鼓励加快“三改”，在土地征收报批中无建设用地指标限制，一些地方国土部门煞有介事地用建设用地指标控制报批。此外，《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4条规定：“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征用土地方案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征用土地公告，该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7条规定：“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在征用土地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显然，集体土地征收的基本程序是先报批后补偿安置和拆迁，一些基层国土部门要求先拆迁后报批，使得拆迁补偿遇到极少数“钉子户”漫天要价时，无法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无法进入强制程序，这种少数人维权与多数人期待回迁产生巨大矛盾。事实上，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征收报批在前，补偿安置拆迁在后。在征为国有土地之后，提倡协议拆迁，针对少数“钉子户”，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进入了“强制力保障之下的充分协商”的良性征收拆迁状态，就不可能出现久拖不拆的现象。
二、区政府难以协调市规划局的障碍
“三改”补偿安置方案首先需要得到被拆迁人认可，容积率、建筑率、绿化率等建设规划指标掌握在市规划局，没有明确这些指标及建设方案，被拆迁人难以认可。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土地出让是规划的前置条件，净地是土地出让的前置条件，这样，制订征收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时，很难取得规划部门的审批，这种互为前置条件的怪圈成为推诿扯皮的正当理由，但是，县政府和县级市政府较为容易协调规划部门变通前置条件，而区政府很难协调市规划部门变通。根据《城乡规划法》规定，在取得规划部门的规划许可之前应当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4条规定，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前甚至征收拆迁之前，可以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三改”投资主体顶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冒着规划、国土、建设部门卡脖子的风险，作为招商主体，区政府应当通过投资框架协议给其吃下定心丸——协调规划部门批复投资主体提供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即审查文件。市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存在，协调国土、规划部门在“三改”中破除壁垒、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充当城市建设发展的推手。
三、城中村建筑物高密度的障碍
城中村容易造成诸多的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城中村”建筑密度往往高达70%甚至90%，“握手楼”、“贴面楼”、“一线天”现象十分常见，容积率普遍高达1.6，少数达2.5。笔者调查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马拐村、前河村、边拐村片区现有容积率高达1.8，新建开发容积率3.6以下投资商没有盈利而且占用资金量巨大，与投资相对应的合理利润需要容积率高达5.0以上。聊城市考虑日照时间，规定县级城市容积率不得超过1.6。这样，从成本收益分析，高容积率的城中村改造的路径不外乎政府减免返税费及割地改造。减免返税费需要政府协调规划、建设、国土、财政、税务、消防、人防等部门；割地改造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乃“割肉改造”，既涉及建设用地指标的障碍，也涉及“招标、拍卖、挂牌”土地出让机制的障碍，更涉及巨额土地出让金流失的阵痛。可见，城中村改造一方面需要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加大违法建筑查处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大手笔、大魄力、大智慧方能顺利推动。
四、公安机关不作为的障碍
拆迁自焚、自杀常常为媒体高度关注。笔者认为，解决自焚、自杀的有效对策是“事前预防、事后打击”。事前如何预防？应制订完善的预案，包括做好思想工作、控制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物资、控制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事后如何打击？需要对妨碍公务罪进行正确认识。违法建筑可以由政府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合法房屋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采取自焚、自杀的方法阻挠强制执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妨碍公务罪，该罪名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
然而，2011年3月3日，公安部下发了《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2011年6月28日，公安部在《法制在线》上答复广州市公安局时强调：行政拆违和征地拆迁都属于非警务类活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政府强制执行权，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后不起诉超过三个月的，政府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法院现有的司法警察队伍是难以胜任强制拆迁工作的。强制执行成功与否取决于强制执行预案是否科学，该预案主要包括安全保障、内部“控制”被执行人。这两项工作均需要公安机关全力配合。最高法院与中央19个部门联合会签的《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和其他妨害执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在接到人民法院通报后立即出警，依法处置。征收工作中，极少数被征收人为了阻止征收或者达到一定的目的，采取撒泼耍无赖甚至暴力的手段，对征收工作人员进行侮辱毁谤、诬告陷害和故意伤害。为了维护征收工作人员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促进征收工作顺利开展，公安机关对上述违法行为应当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征地拆迁和拆除违法建筑属于政府的重要工作，中央应当在制度层面解决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各职能部门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政府不应要求公安机关参与非职权性工作，同时，公安机关也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参与政府的征收拆迁工作，以形成合力。将“征地拆迁”工作定位为非警务活动并严禁公安民警参与似有与政府唱对台戏之嫌疑。职权法定是法治的原则之一，公安机关的职权受《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调整，不因为一个通知、一份文件就改变了公安机关的职权。地方公安机关应正确适用法律、排除违反法律精神的规范性文件的干扰，追求实质法治。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4
关键词:土地征收;对比分析;启示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63-02
1中日土地征收的概念和法律框架
1.1征收的概念
日本土地征收,是“为特定公共事业之用,而强制性取得私人特定财产权的活动或制度”。因日本是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和公有的土地占不到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且多为不能用于农业、工业、住宅的森林地和原野。所以政府为了进行国家的经济、文化、军事建设,为了兴办社会的公共事业,在必要时通过对私有土地有偿的强制性征收,实现对公益事业用地的最大保护和促进。
1.2征收的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准则,制定了私有财产的关系基准。日本土地征收制度采用了目前世界主要立法形式之一的独立式,制定了《土地征收法》,它独立于土地法而单独以法律形式存在。目的是:为了全面地协调国家的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了使国家有限的土地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合理利用。“土地征收法”对国家稳定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是协调国家全局性利益和个人私有财产利益的重要法典。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颁布以后,日本还陆续颁发了一系列辅的法规,保证土地征收合法、有序进行。
我国并非日本独立式的立法形式,也非一些国家采取章节式的方法,即将土地征收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为土地法的一个章节处理。同时我国目前并没有《土地法》,只有《土地管理法》。所以土地征收以《宪法》为基准,以《土地管理法》、《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等为目前土地征收的法律依据对征收进行补充和解释。因为法律并非很完善,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仍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征收审查、征收补偿、征收纠纷裁决、强制救济等。
2中日两国土地征收要素对比分析
2.1对两国的“公共利益”比较分析
公共利益原则是每个国家进行土地征收的先决条件,体现在宪法等相关法中并要贯彻到征地程序的始终。日本宪法中的征收权的行使也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何为“公共利益事业”的项目进行详尽的列举式,在土地征收法中罗列出35种可以征收土地的项目,并且几乎每种“公益事业”均相应有一部法律来约束,详细地囊括了国家社会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公共利益。政府没有任意行政权,不可能出现“因公之名”而为私益发动征用权的现象。所以日本对公共利益的严格界定和对公益事业的认定。
在我国,则是公共利益概念内容不明确,行政大量自由裁量权无法得到限制,导致土地征用权被滥用。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对什么是“公共利益”还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可见,我国实行的也是概括式规定。这种概括式使得公共利益范围宽泛,为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自由裁量的权力提供了方便,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用地也可通过征地途径获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征收权的滥用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将“公共利益”的目的严格要求起来。
2.2对两国的土地补偿方式进行对比和分析
日本的土地征收补偿原则上以相当补偿为准,但在实践中多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即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征收土地时,国家根据被损利益的性质、范围、程度、价值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给予全额补偿。日本对赔偿的类别和方式做了很详尽的列举。征用损失的补偿原则为:(1)项目人支付原则:土地的征用造成土地所有人和关系人的损失时,征用土地的项目人要赔偿土地权利人的损失。(2)分别支付原则:项目人赔偿损失时,只要能够分别进行损失评估,则要对土地所有人和关系人分别进行赔偿。(3)按正常市场交易价计价原则。(4)现金支付原则:对于损失,原则上要用现金进行赔偿。也可以通过土地征用委员会裁决,采用提供替用土地的方式进行赔偿。(5)赔偿金先付原则:赔偿金必须在土地权利人失去权利之前支付。
赔偿方式有五种:(1)征用损失赔偿。即按被征用财产经济价值的正常市价计算赔偿额,一般参考较近地区的交易价格确定。(2)通损赔偿。即对权利者因土地征收而受到的附带性损失进行赔偿。(3)少数残存者补偿。水库等大型公共事业建设,使建设地区的社会本身遭受破坏,多数人要搬迁,但少数人残存下来。对这些残存者因脱离生活共同体而造成的损失,应给予适当赔偿。可见,日本的征收补偿范围较广,补偿标准较合理。
我国宪法对土地征收之补偿原则无明确的界定,但《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规规定,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必须向被征地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青苗补助费等,并妥善安排好被征地单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可见我国采用的是适当补偿法。补偿的范围比较小,仅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联系的一部分损失,残余地损失和其他间接的损失没有列入补偿的范围,计算方法可操作性不强,并且前两项补偿费不直接发给农民,补偿内容事实上只有两项。所以,补偿范围不可以除了表现在补偿未包括因征收土地的集体组织和农民的间接损失,也忽略了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2.3对两国的土地征收程序进行对比和分析
日本土地征收之所以很好的落实,除了建立了合理的补偿机制外,还有一套土地征收法规体系,具体规定了土地征用的程序及征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征地出现问题时解决的办法和程序,从而规范了各征地主体的行为,充分保障被征地所有者的权利,也为征地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律救济和援助。日本“土地征收法”明确规定,征收或使用土地的公益事业,必须遵循法律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土地的征收或使用。土地征收采用具有透明度的申请、听取意见、审批、公告、通知、裁决等程序。程序通过各种条件对征收双方进行一定约制,达到在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同时,保护私有土地的安全和土地所有人利益的目的。依据“土地征收法”规定,公益事业项目人进行土地的征收和使用时,则主要通过以下几道程序:(1)政府对公益事业项目进行资格认定;(2)项目申请人编写土地调查报告;(3)征用委员会对征收或使用土地的具体事项进行裁决。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了征收程序合法有序地进行。
我国并没有一部具体的土地征收法来规范土地征收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土地征收的程序就以《土地管理法》为主,以行政法规和各部门规章为辅。但同时,这些立法对征地的目的、程序、补偿以及征地纠纷的解决等问题缺乏具体的规范,导致征地随意性很大,补偿安置存在极大的后遗症,土地征收过程中引发的事故也无人承担。其现有程序缺陷:一是程序种类繁多、交叉重叠;二是流程冗长、步骤繁杂;三是盖章繁多、搭车收费;四是资料量大,报件复杂。另外,按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有关部门批准征地要有公告程序,在征地前给予农民知情权与参与权。但可以看到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并没积极听取农民意见,公告内容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与垄断性,农民只能被动的服从。
3日本土地征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1)严格限定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征地范围。
国家行使土地征收权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其范围应该局限在基础建设、政府机关用地及为公益事业服务的公共用地。日本通过详尽的列举式对公共利益范围加以限制,在土地征收法中列出35种公益性用途,进而严格限制征地的目的,对政府征收土地的权利形成较强约束。因而我国也应该尽可能在立法上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使得公益性用地点种类得以明确。同时要将用地目的严格区分为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增设公益目的的认证程序。
(2)完善补偿制度。
征地补偿是土地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也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对于这项制度的完善有着更大的意义。如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改进,依照市场原则,提高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例如: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是按被征土地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计算,但这是一种与市场无关的政策性标准。以倍数计算难以体现级差地租导致补偿费用偏低。失地农民没有了土地发挥的保障功能,在货币上也难以得到合理赔付。所以就要重新确定新的符合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的补偿金。
(3)建立健全土地征收程序。
科学合理的征收程序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土地征收法规体系来保障土地征收到合法进行。我国也要建立健全土地征收程序,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完善救济机制。在整个土地征收过程中,保证被征收者在征地行为过程中的参与,让他们在征收的目的性、征收的范围、征收补偿安置和征收补偿安置费用的使用、管理等方面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即做好事前公告,事中听证,事后救济工作。
中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均没有条文规定个体土地使用者在对国家征用的命令或赔偿金额发生异议时提出申诉的权利。但征收作为政府强制取得私有财产的损益,会对使用者造成不同形式的损失,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设定有效的救济途径,这是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最后防线。征收的救济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因政府实施征收而受到侵害时的防卫手段和申诉途径。征收引起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存在质疑引起的纠纷,主要包括征收主体、征收目的以及征收程序等是否合法引起的纠纷;二是因补偿问题引起的纠纷,主要有补偿的标准、数额、方式以及补偿费的归属问题引起的纠纷等。因两者引起的纠纷,都可以采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同时在诉讼中,法院要加强宪法审查和行政审查。
参考文献
[1]汪秀莲,王静.日本韩国土地管理法律制度与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及其借鉴[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5
争议的处理程序。在征地补偿程序中容易出现多种争议，包括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补偿程序争议，也包括征地补偿分配争议等。对于补偿安置方案的争议，我国已经形成了协调裁决、复议、诉讼等争议解决渠道。《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被征地农民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2006年国土资源部的《关于加快推进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通知》将争议的范围扩大到“补偿安置方面的争议”，包括对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对适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涉及的对被征土地地类、人均耕地面积、被征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认定有异议的；实行区片综合地价计算征地补偿费的地区，对区片综合地价的适用标准和计算有异议的。并规定建立灵活多样的协调裁决机制，借鉴《条例》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利于纠纷迅速解决的工作机制，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综合运用咨询、协商、调解、听证等方法，对补偿安置方案和实施过程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协调裁决不代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裁决决定中必须告知当事人诉权，当事人对裁决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农民的过程中，如果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因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的分配产生了纠纷，应纳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关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为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即村民与集体之间征地补偿金的分配纠纷，村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二、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存在的问题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一套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但离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制定补偿安置方案的过程缺乏公开性和参与性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提出、确定基本都是由政府以内部程序单方面作出的，农民无法参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过程，只是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经政府公告以后，农民才知道了最终的结果。政府制定补偿安置方案的过程缺乏公开性和参与性，对于被征地农民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够重视。政府在土地征收中要么作为建设单位属于用地方，要么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属于征地方，政府总是作为一方利害关系人，而且补偿金是由政府支付，政府作为利害关系人单方确定补偿金的数额，有违正当程序的中立性。
2．听证程序存在缺陷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基础上中增加了“听证会”的规定，其中《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对听证会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可以说是征地补偿程序的一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规定》中组织听证的是政府的法制机构，也可以是实施征收的主管机关，但均不是中立的第三方，听证的组织者与本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这就违反了“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自然正义原则，听证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第二，《规定》中设置的听证程序中，经过听证会各方发表意见、质证、申辩并最后陈述后，听证即告结束。听证机构根据听证笔录在听证会结束七日内作出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建议，该处理建议不是在举行听证会过程中形成的，而是由听证机构根据听证笔录单方作出的，对于听证会各方提出的意见，是否接受由听证机构自主决定。而且土地主管部门只是向上报审批时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并不向参加听证会的各方说明理由，虽然相比于完全不说明理由有一定的进步，但仍缺乏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从而容易导致听证过程流于形式。
3．被征收人补偿金的分配问题规定不清晰
其他国家的土地征收补偿，一般都是以土地所有权人及土地的相关权利人为补偿对象，补偿费直接支付给土地所有人及相关的权利人，很少发生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而我国农村的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根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并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进行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只是代表农民管理土地，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土地所有者。《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农民个人。关于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在国家将补偿费发放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后，会产生农村集体对补偿费的分配问题。
4．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
在农村集体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农民的过程中，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因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的分配产生的纠纷，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为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还存在困境，如当事人认为其有集体成员资格，却没有分配到补偿款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对此类纠纷是否受理存在较大争议。审判实践中，各地做法不统一，会使得部分农村集体成员权益受损。
三、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的完善
通过以上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存在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征地补偿程序进行完善。
1．完善补偿方案的确定程序，保障公众参与
首先，政府应当履行告知和信息公开的义务，补偿方案制定过程中的每个具体环节都应该进行公告，以便当事人了解情况，并根据掌握的信息提出自己的意见，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在批准征地方案并公告后，征地事务机构开展征收调查时，可与被征收土地所有人协商征收补偿的具体标准、数额、安置途径，充分听取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双方协商的结果可以缔结安置补偿协议，并作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依据。其次，有效的听证应当是以政府让渡一部分行政决策权力给行政相对人为前提。对于相对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和意见，土地征收行政机关应当听取，做成听证笔录，行政决定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并向参与人说明理由，要保证听证参与各方表达的意见能对最后的处理决定产生约束力，防止听证会成为“走过场”。为保证听证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听证会的组织者应当由专业的听证官担任。我国应当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稳定的行政听证官队伍，其任用、工资、考核等不受所属机关直接控制，其应当仅执行听证职务而不得从事与听证不相容的工作，其意见应当得到行政机关的充分尊重，除非有足够相反的证据，不得随意听证确认的证据资料和根据这些证据资料作出的建议或决定。
2．明确土地征收的被征收人
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没有明确规定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由于被征收人模糊不清，所以就会产生土地补偿费的归属和分配问题。在《物权法》中，明确了集体土地的代表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其实，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土地征收中的被征收人并不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是乡镇政府或村委会的人而不是农民集体的人；村民小组始于原时期的生产队，现在多已经消亡；村委会在实践中也多是乡镇政府的代言人，难以真正代表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农村土地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理解为集体成员的共有更合适，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共同共有，农村集体成员基于本集体成员的资格，基于法律的规定，对共有物——集体土地共同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以，可以由村集体全体成员选举农民代表作为被征收人，代表集体农民参与土地征收。对于涉及本集体成员权益的事项应经过被集体成员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由本集体成员共同决定。如此，就能避免村委会成员截留土地补偿费，挪为己用，公饱私囊。
3．完善征收补偿程序的救济程序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6
1，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2，预防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措施
3，化解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对策
4，结论
【关键词】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成因对策
自2002年以来，由于各地政府开发土地从事房地产、工业、城市扩迁、基础设施投入等大量征收农民的集体土地，因土地征收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轰动全国的“定州事件”将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推到顶峰。频频发生的土地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稳定大局，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阶层的形象。因此，正确处理好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一项“重于泰山”的政治任务。为了有效预防和化解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笔者提出几点做法。
一、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1、“土地收益碰撞”是引发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随着非农业建设的不断扩大，土地资源愈发紧张，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强化了农户以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意识。由于土地征收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政府征收土地以后再出让给使用权人当即产生巨额土地收益，农民看到自己的土地被政府征收后产生巨额土地收益，而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无法维持生存。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配套政策不落实，侵害了被征土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广州东莞的一个村土地被征收后每亩补偿5万元，政府出让价为251万元，是农民获得土地补偿的40多倍，农民认为补偿太低，全村男女老幼抵制开发商占地，结果与政府发生纠纷，政府调集200多警力进行镇压从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这种典型的“土地利益碰撞”是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因素。
2、土地征收制度是引发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
依据目前执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收是市县政府的法定职责，直接操作土地征收、土地补偿。单方确定土地征收、土地补偿，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引发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有的市县政府在征收土地时，直接对本地区征收土地的补偿作出低于法定补偿标准的补偿标准，有的采用“土地换社保”的方式直接侵害农民的安置补助费，使农民老有所养但是失去了当前生活的物质基础，农民感到失地后生活无着，纷纷向政府反映，但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积怨愈来愈重引发群体上访、阻工等群体性事件。
3，查处违法土地征收、侵害农民权益诉求案件被“扭曲”是诱发原因。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违法征地、低标准补偿、补偿不到位、社保不落实等违法行为迁就、不管、不问，农民权益合法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政府打着“维护稳定”“服务大局”的幌子，指示司法机关、律师以及社会其他维权机构不得介入土地征收案件，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动用大批警力追捕维权农民，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判刑。将中央提出的禁止侵害农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方针，扭曲为农民维权行为是破坏稳定的违法行为，没有真正理解中央维护稳定的大政方针。对一些应该解决的农民长久生计问题而没有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而是采取变通对策，减少补偿费财政支出，降低补偿标准，以社保换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资料。长期的扭曲现象导致土地征收矛盾问题越积越多，最后积重难返。最终导致农民对地方政府的征地公益目的产生质疑，就会采取群体行动寻求保护，因此，征收土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再所难免，化解不力成为诱发因素。
4、司法不作为是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错误导向因素。
大量土地征收个别案件均是物权、侵权、行政权争议，依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这些争议均属于法院管辖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司法解释规定法院的受理范围，但是地方法院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由立案到难立案，由难立案到不立案，由不立案到不归法院管辖。现在全国地方法院普遍执行“土地案件属于敏感案件一律不予受理”的地方司法意见。有的地方法院法官竟然明目张胆的与农民说：“最高院规定可以立案你就直接到最高院立案好了”。将土地征收引发的纠纷全部排除在司法审查体系之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成为一张空纸，地方政府便更加有恃无恐，部分官员在征收土地工作中与农民高声说：“你们随便告，民告官你不用想赢！”。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一些法官工作作风不实，脱离被征土地农民实际。甚至腐化变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有案不立，立案不审，审案不结，结案不结争议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些法院门还存在着利益驱动充当违法占地、非法征地的保护伞问题，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为的现象的普遍发生。使农民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只有采取最后的拼搏群体上访，引发群体性事件。
5、农民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制观念淡薄之间的矛盾是征收土地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必然原因。
当前，农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参政议政愿望越来越强烈，但参政能力低，法制观念淡薄。当农民与政府之间出现利益纠纷时，一些农民误认为聚众闹事能使问题得到较快解决，使本来能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得到解决的矛盾，最后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二、预防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措施
1，地方政府依法实施土地征收是预防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
依法行政是贯穿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灵魂，各级政府应把依法征收土地作为履行征收土地法定职责的根本义务，不仅在土地征收程序上要保证公开，保障被征土地农民的知情权和签字确认权，还要保证土地补偿公平、公正，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政府要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条件、程序进行，禁止擅自扩大征地范围，谋取农民的土地利益，官商勾结等违法行为。转变对农民提出诉求就是与政府对抗；农民不同意征地就是不顾全大局；农民不领取土地补偿费就是讹诈政府；农民阻止施工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农民上访就是非法上访破坏和谐的错误执政理念。树立认真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农民的诉求当作政府的应尽义务；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当作政府的第一要务；将农民群体性意见当作维护稳定的根本性问题的正确的执法理念。
2、构筑多层次的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预防体系。
征收土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一个酝酿、产生和激化的发展过程，因而具有可预防性。构筑多层次的防控体系，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因征收土地引发群体性事件。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市县级政府有补偿标准争议的协调职责，应明确职责单位，及时收集农民对补偿标准争议的信息，及时协调争议。县级以下政府要建立健全土地征收引发争议的调解体系，坚持排查调处制度，构筑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针对大多数征收土地群体性事件一般发生在农村基层的特点，在乡级政府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联动体系。乡镇政府要积极配合市县政府实施土地征收，坚持一宗征地一宗排查、一件纠纷一件分析，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和隐患，市县政府要按照职责分工，逐一分解到相关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重大的矛盾纠纷问题，要坚持挂牌督办，实行领导包案制度。
3，是解决被征土地农民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始发阶段。
切实解决被征土地农民反映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各级各部门要带着感情做好被征土地农民工作，积极引导被征土地农民按照程序，依据法律、政策办事和维权。同时，注重把解决被征土地农民的实际困难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对被征土地农民的合理要求，尽快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解释清楚，争取被征土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对侵犯被征土地农民利益的案件，要及时纠正。
4，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高被征土地农民的法律维权意识。
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过程中，特别是大面积征收土地项目、重点工程项目在征地前后的普法工作中，要将重点放在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上，正确理解宣传，切莫断章取义宣传法律，教育被征土地农民不仅要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表达合法诉求，提倡农民聘请自己信任的律师维护权益，有律师的案件政府要积极与律师沟通案件情况，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共同寻找合理合法的和解方案，及时化解矛盾。政府及其部门要转变对律师介入土地征收案件的错误观念，协调法院积极立案，畅通司法救济通道将矛盾和纠纷引入法律途径。
三、化解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1，及时修改和制定土地征收相关规章和政策化解社会矛盾。
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我国目前与市场经济条件不和谐的土地征收制度有直接引因素，国家立法成本、速度等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土地征收相关规章和政策又关乎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为此，国务院在新的形势下于2004年就做出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该《决定》不仅从土地征收程序、土地补偿标准上做了明确的规定，还从解决土地征收纠纷机制、群体性事件处置上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是各级地方政府化解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法律依据，是地方政府解决“土地收益碰撞”的有效法宝。各地方政府严格执行该《决定》结合当地农民的实际积极制定地方配套政策。发生群体性上访或诉求以后，在听取农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及时修正不合理、不现实、不合法的规定，将农民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将农民的经济利益与当地经济发展大局利益统一起来。
2，建立健全快速联动机制尽快控制群体性事件升级和蔓延。
市、县政府要建立健全党政统一领导、责任明确、协调一致、动转高效的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联动处置机制，是及时妥善处置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组织保障。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与其他社会问题有教大区别，需要土地专业法律人员、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能果断作出决定的领导组成，形成长期解决矛盾的机制。针对可能发生的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处置工作预案，明确各有关部门在情报信息、思想教育、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现场处置、调查取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职责，做到统一领导、统一调度、处乱不惊、及时果断有效处置。有效防止事件升级和蔓延。同时，建立健全预防征地农民群体性事件反复发生的防范机制。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善后工作，是杜绝群体性事件再次发生的有效措施。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在处置工作中对被征土地农民作出的承诺要尽快向被征土地农民兑现，取信于民，巩固成果；对在群体性事件中实施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人员，坚决依法打击，惩处到位；对有违法违纪行为，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干部，也要处理到位，彰显公平。
3、切实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防止群体性事件无人过问。
一是落实地方党政领导问责制。各级党政领导是本地化解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负总责。要层层签订领导责任状，把预防和处置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逐级抓好。出现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后要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启动问责程序，及时处理责任人。
二是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部门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归口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研究和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得力的措施，把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有效防止重大矛盾冲突的发生。
三是实行领导一线查办制度。征地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地的党政领导和相关部负责人要亲自到现场做工作，落实责任，做好被征土地农民的稳控、疏导工作，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当地，严防事态扩大化。
四是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缓解和化解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工作做得扎实、处置群体性事件到位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单位给予一定的表彰奖励；对发生严重问题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单位一把手给予相应的通报批评、黄牌警告甚至实行“一票否决”。
【结论】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法律关系，要针对当地发生原因有效的制定预防、化解方案。本着执政为民、执法为公的执政理念，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要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一样，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奉为“安天”之本，治国之术。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7
一、我国土地问题的现状概述。
为防止土地问题的大量出现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如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协调裁决机制，征收土地确保农民之请确认、开展百日行动查处违法占地、健全严格征地审查报批程序、制定土地区片最低价等，这些措施使农民权利保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细化，但是并没有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相反在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反而比以前增加，不少地方政府解决这类问题的靠的是“公检法”，这种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的激烈。
土地问题为何愈演愈烈而且难以制止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归根于征收土地过程中土地审批及实施的违法，对此笔者持不完全同意的态度。大部分地区在征收土地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的违法情节，如征收土地知情确认程序没有认真履行在报批中呈报材料一书四方案过于的简单不符合要求；土地征收后没有依法公告和履行登记程序；没有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召开听证会听取群众的意见；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征收集体土地；截留征地补偿款；或者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等等，严重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侵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但是最近在国土资源部一直严格规范土地征收审批程序，在百日行动之后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呈报的程序不敢严重、明显的违法，特别是截留农民征地补偿款这一行为已经大幅度的减少了，一般情况地方政府都会制定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的办法和征收土地补偿的区片最低价格，由于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截留补偿款的问题已经很少发生了，可以说很多地方征收农民土地进行的补偿是基本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但是土地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呈报和审批过程中存在违法性，对于农民属于来讲属于程序上的问题，并不是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根本原因征收土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即土地被征收后农民能够得到多少的补偿，失去土地依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问题。
二、我国现有的征地补偿制度。
关于现行的征地补偿依据是《中华人民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该条对于征地补偿是这样规定的：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关于征地补偿如何分配，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安置补助费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中没有争议，应当属于失地农民。但是对于土地补偿费我国现行法律有着不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
集体土地被征收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也是按照土地所有权进行规定的，但是就集体财产应当如何分配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自由支配，而是必须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进行分配，各地省政府基本上都制定了具体的分配办法，一般情况下分配比例为8/2，即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20%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由其依据村规等依据进行支配。
三、土地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法律的规定和征地实践来看，这种征地补偿制度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而仅仅是对征收土地给农民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的补偿，这样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失去土地而间接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是不予补偿的，在法学界这种补偿的原则被称之为不完全补偿原则，这种不完全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而言极具不公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征地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这就决定了我国征收土地的行为属于国家征收行为，而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不会按照标的物具有的价值来进行补偿的，即法律授权政府可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标准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成国有，将农民正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终止并转让到他人手中。
该原则从强调“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财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而不具有绝对性，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加以限制。但征收土地是对财产权的剥夺，它已超越了财产权限制的范围。因此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准许财产权的剥夺，使财产权的保障成为一纸空文。
（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现象严重。
在法律授权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征收集体土地的同时。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即在土地出让金百分之七十属于地方政府财政，在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土地收入除了增加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各个部门可以借此征收土地规费，也提高了部门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将卖地作为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我们称之为“卖地财政”。陈锡文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披露“每年可以向农民征收多少土地是由国家根据发展规划来确定的，比如在金融危机暴发以前，正常年景下，国务院审批的对各省可以使用的建设用地大约是400万亩，其中有280万亩是要征用农民的土地。今年由于情况特殊，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各地的建设规模就比较大，所以今年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总量是630万亩，其中315万亩是要征用农地的。”。其实在国家控制指标外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量的超标占地，未批先占的行为时大量存在的，而少批多占的行为则更为严重。
并且对于土地出让金这种不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不会纳入财政预算，这一定程度上增长了腐败现象。为追求业绩地方政府依靠卖地的收入大搞形象工程建设，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形象工程大肆挥霍，甚至土地违法、腐败等现象滋长，对于这些行为农民是非常反感和愤怒的。
（二）、征地补偿款与国家土地出让金相差太大，集体土地的价值不能平等交换。
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的补偿标准不能正确的实现土地的价值，且集体土地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限的所有权，农民集体自己无权对其进行处分，只有作为非所有人的国家才有权进行处分，这一规定一方面维护了我国集体土地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集体土地价值的实现，将集体土地大量限制在农用地范围上时，以用途来确定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实际上不符合平等公平的原则。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时其得到的补偿一般在2—5万元人民币以内，但当这些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进行出让时其价格达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样的明显的差价使农民难以接受。
（三）、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行为与法律不一致，法律对地方政府没有产生限制作用，这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占地的欲望。
物权法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但在现实中大量被征收的土地是用于房地产等商业用地，商业开发当然不能归类公共利益。而且在实施征地方案时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的反抗往往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协调和解决。在有些地方常常会出现农民因土地纠纷采取上访、阻工等措施来抗议而受到了行政处罚甚至刑罚，公检法等机关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地纠纷更加显得严重。
一方面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一方面征地补偿不合理，同时有些地方在征地过程中采取强制征收的措施，对群众思想和民生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使土地问题越来越显得严重。
四、对于处理土地纠纷的建议。
对我国土地纠纷的处理问题，总理曾发表过观点。在承诺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永远不变的同时指出，必须对那些被占用土地的农民给予应有补偿，其中“土地出让金主要应给予农民”。昨日，他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如上表述。简明扼要地陈述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观点。他称，中国政府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他进一步解释，更加坚定是指“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表示，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记者问道，如何让中国农民更好地实现土地价值，抵御非法侵占。表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属于集体，但生产和经营权属于农民。对此，他认为，“这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随后，他论述了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对此，他使用了一组排比句：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保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占用农民土地必须给予应有的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必须依法严惩那些违背法律、强占乱占农民土地的人。
总理客简明的话语，其实已经客观的为我国土地问题解决指明了方向。结合总理的观点和当前土地问题产生的根源，笔者以为解决土地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改变以往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补偿标准的原则，在征地补偿中要充分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二、限制征收土地的条件，建设项目使用土地的应通过政府主导和监督下与农民协商的方式处理，在协商难以解决时方可采取征收这种国家强制手段。
三、对地方政府征地进行有效的监管，严格履行征收土地审批制度，对征收集体土地的理由是否属于公共利益作为审批的重要条件。
四、土地出让金应上缴国家财政，以减少地方搞土地财政的源头，由国家建立各地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征收集体土地所得到的土地土地出让金应全部用于失地农民。
笔者作为一名专门办理土地案件的律师，从法律角度对土地问题解决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及主观思考能力的限制，期间有不足和粗陋之处，望读者能帮忙指正，不甚感谢。
希望本文对我国愈演愈烈的土地纠纷得以根治，能够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及新闻：
1、《答中外记者问：土地出让金应主要给农民》。
2、《陈锡文:征地制度改革总方向是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
3、闫凤翥《试论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的成本效益分析》。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8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日前也表示，2007年物业税征收在望。特别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2007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研究物业税方案”赫然出现在税务机关2007年工作范围之内。尽管“物业税”概念并非首次出现，但上述消息还是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媒体甚至表示，开征物业税已箭在弦上。
随着最近大户型征收保有税消息的传开，部分购房者已开始担心自己买房入住后，除了偿还房贷外，还得交纳保有税增加经济负担。在京城房产中介，这些天进店咨询的客户中，置业者除了转而留意小户型外，很多拥有多套大户型的投资者也开始倾向出售自己手中的房产。
据了解，开征物业税较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始于十六届三中全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日前在“中国财税论坛2005”上亦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积极稳步推行物业税，并取消相关收费。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有关“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的提法浮出水面以来，引起了不少争论。
“物业税开征有可能带来的一大显著变化就是房价的大幅下降。”地产大腕任志强和潘石屹均针对开征物业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甚至有开发商称，房价会因此下降25％。
调查显示：有64．16％的被调查者反对征收物业税，赞成开征物业税的被调查者仅占三成，另有2．48％被调查者表示无所谓。
物业税究竟何时开征，年内有无可能？税率与征收标准如何确定，普通住宅是否免税？对现有房屋和新购房屋是否同时征税？网民反对会不会影响物业税开征的步伐？带着上述种种问题记者致电国家税务总局，但该局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多以“说不好”、“不太清楚”或“内部没有通报”等不确定的词语回答记者。
开征物业税任重道远
“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太可能。”对于2007年是否可能开征物业税，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系税收教研室主任刘颖表示，“开征物业税动作很大，不可能这么快。”
“关键不在于老百姓不同意开征，主要是条件不成熟，物业税开征涉及税收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有非常多的基础工作和调查工作要做。反对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决策，但不会影响这一税种的开征。老百姓对它也不了解，需要加强宣传。”
“据我所知，目前方方面面都还在酝酿，现在专家们正在逐步提供各自的方案和意见，这项工作还没完成，年内，专家们的意见也不可能全部汇集起来。”刘颖透露，按照决策层的思路，先是让各个专家提供各自的制度设计，然后放在一起讨论，经过反复斟酌，征求意见和修改，最后才定出一个合理的征收制度。
刘颖还表示，以下四大问题是开征物业税无法回避且急需解决的问题：
征收标准问题
此前有专家倾向普通住宅免征物业税，但是否免征还有待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的政策。征收标准的确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个在二环，一个在五环、六环，不一样，在征收时如何体现公平？是按人均面积征还是按价格征收？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有房屋和新购房屋是否区别对待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新房新办法，老房老办法，不过对此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税基的评估问题
开征物业税需要建立一支高效、公正、廉洁的评估队伍，评估职能是由税务机构还是由中介来承担，目前还存在争议。
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按照过去的惯例，新税种的立法一般是由国务院制定一个暂行条例。同时，开征物业税还将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只有全国人大才有这样的权力。用刘颖的话说，从完善税制到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问题非常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过程历时可能不止一两年，最乐观的估计，若比较顺利的话，也要三年左右时间。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马海涛教授认为，年内征收物业税时机也不成熟。我国目前与房屋和土地有关的税费名目繁多而且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税制改革，首先需要按‘明税、清费、正税’思路，对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进行清理，不合理或重复征收的需要取消，最后还要进行整合。”
此外，马海涛还提到，在不久前召开的2007年全国税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也没有提到2007年将开征物业税的内容。在马海涛看来，设若2007年将开征物业税，理应在上述重要会议上有所提及。与此同时，记者从国务院法制办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国务院也未收到有关部门起草的相关法律规案。由此看来，开征物业税仍然任重而道远。
专家称：不会取消土地出让金
据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透露，国家税务总局已经责成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税务部门牵头，全国性的房源普查工作将在近日陆续展开。但刘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时说，真正推行物业税要到2008年。
此前不少专家表示，鉴于目前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多而杂，且存在成本转嫁导致房价高的问题，将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出让金等现行的税种合并统一，开征物业税后，原来间接向房产消费者一次性征收的有关税费（包括土地出让金），将变为逐年向消费者直接征收，即逐年缴纳物业税。
接下来的问题是，土地出让金会不会随之取消？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9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由此引发的征地款分配纠纷急增，而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事件发生。为此，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纠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结合审判实践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征地款分配原因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城市化，而随之而来的征地款处分问题、嫁城女或入赘婿及其所生子女的权利享有问题、城市化农村村民的生活保障问题等各类矛盾却纷呈迭出，利益交错碰撞，成为当前城乡结合部农村矛盾的聚集点，继而成为司法
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诸多纠纷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所得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表现最为突出，但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往往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群体上访事件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作为法律工作者，有必要探究纠纷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理论上构筑纠纷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理念为出发点，维护农村稳定，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一、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
作为土地法上重要概念的土地征用和土地征收，在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第2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分别作了规定，但立法上并未明确“征收”与“征用”的区别。学界对“征收”和“征用”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征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为“土地征收”，征收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的称为“土地征用”；也有人认为征收不只是针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也可以征收。笔者同意学界第一种观点对二者所作的区别界定，原因有三：其一，征收与没收的关系，征收与没收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都带有强制性，且这一强制性的结果都使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但没收常都有制裁（惩罚）性，常表现为国家无偿取得权利，而征收没有制裁性，且征收是基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为之，国家基于征收行为往往要给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其次，征收与征用的关系。虽然征收与征用也都是基于国家法令而实现的，且国家往往都要给予原土地权利人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征用带有征来使用的意思，有点象土地使用权转让，但该转让不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而是基于国家法令，国家在征用之初就明确了原权利人丧失土地权利（即国家使用原土地权利人土地的）期限，而征收常不作期限规定；最后，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关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实际上指的就是征收，立法上对二者的混同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土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与现行法律相衔接，本文使用混同了的征收和征用概念。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开发区热、旅游开发热和房地产热等纷纷兴起，农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有的甚至是整个村的土地被全部征用，但被征用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利用了吗？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被征土地并未实现其被征时的目的，至少没有被合理利用。现实中，圈地滥征和征而不用现象普遍存在。因为有些商家意识到了土地市场的升值潜力之大，利用开发各种园区之名为变相圈地之实，进行假投资真炒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全国开发区规划总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但圈占的耕地却43％在闲置。大家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农村的土地更具有双重性质，它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社会保障，被征用的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田越少，加之违法用地和浪费上地资源现象严重，因征用土地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如果不能妥善合理地处理征地后的农民问题，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近年来涌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和村民待遇纠纷案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农村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表露的现象，不难看出其存在以下问题：
1、有关土地执法不严。尽管《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第31条1款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该法第43条1款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同时该法第43条2款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据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土地执法中，受眼前利益驱动，不惜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钻法律空子，先以低价的农用土地补偿金从农民手中征来地，变成建设用地后再以高过补偿金数倍的价格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工商业，从而获取高差额，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却因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变为“流民”。
2、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件限制不严。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剥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利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虽现行《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何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能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土地都用于了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搞国家经济建设，结论自然就为“公共利益”目的，因此，“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使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给滥用土地征用权大开绿灯。
3、征地费用补偿标准不合理。我们知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被征占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既是世界通例也体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利益”、“财产利益”在矛盾中的必要协调，但是，《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明确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以土地过去年均产值作为确定补偿费用标准，不能反映市场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真实评价，尤其是未考虑到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价值的升值潜力，该标准显然偏低，而廉价的土地征收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4、征地费用分配混乱，矛盾迭出。征地补偿费标准偏低，使本已非常有限的补偿费用成为农民争夺的目标，每个人都想争得更多的补偿金，而排除他人参与分配，于是，借村民自治权利而剥夺
他人的利益享有成为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剧增的主要原因。对于嫁城女、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各地各村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行使自治权中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有的明确不能享有，有的限定满足一定条件才享有分配权，也有少数就给予分配权，但该分配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的多等等，于是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律依据，在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导致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存在的原因与对策从涌至法院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来看，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谁应该分配、应该如何分配不明确，即谁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村民资格）和怎样分配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不明确。对此，应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
（一）村民资格的界定问题
在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上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登记主义、事实主义和折衷主义。登记主义，即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事实主义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资格；折衷主义则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
定成员资格，我认为这三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认定成员资格应当坚持以公平为出发点，以户籍审查为原则，以长期生活且能尽到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为例外，相互结合，共同来确定。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作为认定为成员资格的标准，户籍在本村组不能就认定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但如原
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村组集体成员资格。
①在外村组长期从事工商业的村民其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身情况的最直接、最基本依据，由它作为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之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首先应当考虑的。但是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保留户籍的基础上长期在城里或其他村镇从事工商业，那么如果说该村民因长期不在本村组生活而否认其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则过于武断，有失公平。因此，如果该村民虽长期在外从事工商业，但其能够在在外期间坚持履行本村组其他成员相同义务的，或该村民户籍虽在本村组且长期在外村组从事工商业，但其在该外村组生活已满十年并能在其生活期间积极履行该外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且该外村组并未拒绝其履行的，亦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而如果该村民的原始户籍虽在本村组，但其在在外期间经过五年且连年未履行本村组其他村民相同义务的应认定为其不具有本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国家强制，如服刑人员和意志以外原因，如妇女被拐卖等除外）
②嫁出姑娘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嫁出姑娘在出嫁的同时带走户籍的，应认定为从嫁出之日起不再具有原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如其在嫁出之后并未及时带走户籍，亦应作此认定，视为其户籍已迁走。这符合户籍登记应与事实相符这一原则。嫁出姑娘在嫁入外村组后，户籍同时带入该外村组的，应认定为其具有该外村组集体成员资格，其所生子女可随父或随母申报户口，同样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理由同前。但该嫁出女在结婚后未满五年又提出离婚的，在离婚时应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在该外村组以集体成员资格取得的利益适当返还，必要时可以其应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或个人财产抵偿（这主要是防止以结婚为手段而达到其他目的）。
③独女的入赘丈夫及其所生子女的成员资格认定同“②”。
④有儿有女户要求招婿，理由正当且符合老有所养精神的，其所招女婿及其所生子女的资格认定同“②”。
⑤被收养子女的成员资格问题。无子女户依照《收养法》收养子女的，其子女的成员资格从收养成立之日起生效，收养成立后又解除收养关系的，从收养关系解除之日起被收养人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但如果被收养人对造成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应返还其在具有集体成员资格期间所获得的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收益的一部或全部，但如果收养人对解除收养关系负主要责任的不返还（这主要是防止借被收养之名而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
⑥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的资格认定问题。农业户口的大中专在校生在在校期间至就业之前，应具有原户籍所在地村组的成员资格。
⑦在役农业户口义务兵的资格认定问题，应认定为其具有集体成员资格，但已转志愿兵的，从转志愿兵之日起丧失该资格。
⑧因违反计生政策而超生的子女的资格认。定问题。该种情况超生的子女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由其所在村委会行使自治权，但该村民拥有依法取得的户籍的情况除外（如违反计生政策而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了户籍登记，法院应认定其具有
该村组村民资格，但该村委会通过行政诉讼使公安机关撤销了该户籍登记的除外）。
⑨因历史原因落实政策后按照离退休人员对待的、正常离退休人员和因其他原因将户籍迁回原籍的人员，要求享有分配权的，其主体资格是否享有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⑩农业户口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村民资格问题，依村民自治原则确定。
（二）处理纠纷的对策
我们知道“村民”是个法律概念，“农民”则是对职业的描述。拥有了村民资格是否就享有同等的村民待遇却不能一概而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因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要
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但同时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因此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鉴于此，在处理这类纠纷中，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说，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见又要遵守法律。
2、集体、个人利益相均衡原则。在处理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和保障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又不能损害集体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实现也要考虑成员个人利益的获得。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四、愿望与期待
土地征收常见问题篇10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上述那些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几乎无一不与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有关，或者说，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或多或少是造成上述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根源。
比如，贫富悬殊问题。有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3年即已达到3.2倍，这两年又一直在扩大，如果加上社会福利和公用设施这一块，有人估计已达5倍甚至6倍。据《小康》杂志社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推出的《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透露，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有48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农村贫困人口约2600万人，占一半以上。如果包括土地被征用失地后无家可归不得不居住在城镇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所谓“三无”农民，这个比例将达到70%以上。而如果根据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其中也有70%以上是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不少，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却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农民对耕种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也就很难保证土地所有权中所包含的发展权和生存权也属于自己。这样的土地制度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同时也给那些围绕土地交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创造了条件。所以，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无疑是导致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阶层普遍贫困并造成城乡差距巨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如，官场贪腐。有资料说，土地交易和有形建筑市场是官员腐败的两个最主要源头。《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却没有也无法明确规定。其结果是，实践中大量的商业用途披着公共利益的外衣进行土地掠夺。国家征用权被政府官员和商人们滥用了。我国迄今所有的征地，包括无数私人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开发项目，都是各级政府以国家公共利益名义进行的。这里不仅存在着大量的违法和欺民的政府行为，而且也为官场权力寻租式的体制型腐败培植了丰厚的土壤。据资料表明，自80年代末以来，仅仅因为土地转让中违规现象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都高达100亿元以上。如据中国法院网披露，2003年至2005年6月，仅广东等6个省(市)所属的87个开发区中，就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这些少收的出让金有相当一部分落入了各级贪官污吏的腰包。迄今所知的已被暴露的贪官污吏几乎有一半以上是产生于所谓经营城市的范畴内，也就是产生于土地交易或与土地交易息息相关的行业之中。尽管还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但中国官场的腐败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短短十来年时间里就形成燎原之势，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为其源头之一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国际上通行的腐败分类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corruption)，一种是收买型腐败(venalcorruption)。如今，我国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给这两种类型腐败的孳生发育提供的土壤是那么肥沃和适宜，党和人民眼看着它们不声不响的就交织在一起，根深叶茂、发展壮大以至于张狂猖獗起来。此类官场贪腐案例已经被许多学者和媒体列举得实在太多了，本文无须再赘述了。
还有分配不公。现有土地制度更是主要原因。比如，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调查报告披露，我国从1996~2003年仅8年时间就从农民手里征收了1亿亩耕地用于房地产和经济区开发以及基本建设，而由于这些土地大多位于城镇周围、人口密集之处，每征收1亩地就大约有1.4个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加上1987~1995年以及2004~2005年这十年期间征收的土地，我国迄今至少从农民手里征收了约有1.6亿亩耕地。这么多土地变换用途后增殖的平均溢价是多少没有统计资料，反正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建设用地和房地产开发以及时间远近等等都不一样，但如果将其增殖后的平均溢价估算为每亩25万元恐怕没人会有非常大的异议。照此计算，这1.6亿亩耕地增殖后的溢价就有40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造成的失地农民至少也有两亿。
可我们给这两亿多失地农民多少征地补偿呢？笔者也没有查到全国的平均补偿金额的数字，但前些年许多地方高速公路之类的建设用地每亩平均也只有6000~8000元、水电站征地1.2~1.5万元、房地产开发1.5~2.5万元补偿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由于自然性质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土地的级差收益就可以有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差异。但我们在补偿农民时仍然是按照《土地管理法》以计算若干年青苗费为主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如果不分农地种类、年代远近和地区类别，平均按照每亩征地补偿农民2万元（即每公顷30万元）计算估计只多不少，也不算太有出入。据此，征用1.6亿亩土地就表示仅补偿了农民3.2万亿，平摊到2.2亿农民头上，每个农民仅得到将近1.5万元。另外，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的《2005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披露的比例数字也可以作为旁证。这个比例数字是指农村被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格局，即：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占5%～10%。征地成本与出让价之间的巨额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以及腐败的官员所攫取。失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农民则占到60%。这些比例数字尽管没有列出征地补偿金额，但其比例所昭示的内容仍与上面的分析大致吻合。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以上这两个数字可以站住脚，那么就意味着这十多年来，我们各级政府和经济组织仅仅由于所谓城市化就从农民那里净拿走了多达36万亿元人民币的土地财富！
反过来，如果我们设计的土地制度是合理的，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土地交易把这36万亿财富的一半留给农民（另一半则由土地买主通过有效开发以及各级政府通过征收税额不等的土地交易税等合理合法的方式获得），由2.2亿卖地农民平分，每个人便可分到8万元之多；即使摊到全国9亿农村人口头上，平均每个农村人也仅仅因为城市化就可以额外增加2万元的收入，平均每年将近2000元！这些数以十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在卖地农民中的形成和积累将会使我国的农村地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如果这样，我国农村还会有贫困人口、还需要推出所谓的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吗？或者说，我们现在还存在所谓三农问题吗？更何况，我们目前财政每年增加的1000多亿元支农资金（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只有区区100元出头）与每年通过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征地从农民处剥夺的1万多亿元财富相比，是何等地具有讽刺意味啊！这等于是从农民身上用水泵抽血却用点滴回补葡萄糖水啊！由此可见，只要目前的土地制度不改革，仍然由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式地垄断土地交易一级市场，无论怎么改革土地交易上的一次分配制度，也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为就农民而言，这种土地制度下的土地交易和收益分配已经变成一种国家对他们的垄断式掠夺，难道不是吗？
在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造成的贫困、贪腐和分配不公的三重压力下，农民的因为土地征用而导致的上访和群体性抗争事件呈急剧上升势头。我也查不到这方面的确切的数据。但是有不少学者和课题组在调查后发表的文章和报告都说，我国由于各种不稳定因素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里有70%%以上发生在农村，而因土地纠纷而形成的抗争事件又占农村全部事件的65%以上。而根据国家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年初在新闻会上公布的数据，我国2005年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数量就达到8.76万起，平均每天达240次之多，比上年增加6.6%。（也据公安部公布，2004年全国共发生7.4万起抗争事件，共有376万人参与其中，比2004年增长15%。）相比之下，大规模征地还刚刚开始的1993年这类.事件还只有8700起。十来年时间竟然增长了整整10倍！按照上述两方面的数据分析，我国仅仅因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而造成的土地纠纷和抗争性事件光去年就发生了大约将近4万起！（8.76万x70%x65%=3.99万）这些增长速度惊人、众多而频繁发生的抗争事件都是在现有土地制度下产生的，因此，如果我们仍然把这仅仅归结于现有土地制度是合理的、只不过需要完善，国家只要严格加以管理就可以解决的话，那显然是自欺欺人，根本解释不过去的。
至于社会治安恶化、公权滥用以及民主欠缺等问题更是无不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问题一起共生共荣。可见，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稳定因素，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目前，尽管政府和学界在如何改革现有土地制度问题上看法不一，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在要否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这一重大问题上似乎都达成了一致，并无不同意见。那就是：现有的土地制度的设计肯定出了问题，而且问题还挺大，所以维持现状肯定也是不行了。这是明眼人——只要不是傻子——都可以一目了然的。
我们这十多年来因土地征用而造成的社会不稳甚至冲突，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颁行《土地管理法》和本世纪初颁行《土地承包法》之后才开始出现并日益恶化起来的。所以，这十多年并不成功的实践已经明白无误地向国人表明，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所设计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及其派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它们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对解放农业生产力发挥过积极的和推动性作用，但囿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设计土地所有制度时忽略了市场经济下农民对土地的天然的权属要求，所以现在到了对其反思和改革的时候了。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呢？
目前政府和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既各不相同，也非常有趣。比如，学界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政府则是举棋不定，谨慎持重。如果将学界的有关土地制度在土地所有制关系改革方面的观点归纳一下，我们就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种，即，
1，实行土地私有制，即把土地还给农民。
2，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但让农民永佃。
3，实行土地股份制，取代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
4，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使用权永远归农民私有，也就是使用权物权化。
至于其他如加强土地买卖管理、建立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关系以及加大投入、向农民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等，都属于土地所有制改革次生的改革措施。也就是说，如果上述任何一种土地制度得以实施，都会有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次生的改革措施被制订出来。但是，如果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选择错误了，后面的配套改革措施即使再完善、再周全也都是不能起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作用的。
其实大致思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上述四种土地制度改革观点主要还是两种，即第一种和第四种。一是彻底改革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把土地还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制，同时实行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另一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企图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诸如把使用权物化、制订征地程序、加大征地补偿和尊重土地使用者权益之类的次生改革，以达到缓解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目的。至于上列的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尽管其中也不乏个别学者的虔诚学术追求的结果，但大多还是出于认为土地私有化观点太离经叛道而采取的一种折中方案而已，何况第三种措施还只有在农用土地实行私有制后方可实施，所以并无多大影响力。尽管如此，有关农地国有或者农地股份制的探讨作为学术研究而言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学界的多样化观点在今年四月中国社科院的《2006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分析与预测》，即《绿皮书》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比如，这个《绿皮书》呼吁“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必须改革”。这个结论的确汇聚了学界和政府的共同心声。但是在怎样改革以及往哪个方向改革的问题上，该绿皮书仍然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它的建议是：在农村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交易(包括国家征用)的市场化，提高农民的失地补偿，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使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买得起较低标准的城市住房。
仔细分析这个建议，发现它其实从根本上回避了如何改革土地所有制的棘手问题。在这个建议里，改革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实行土地交易的市场化，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失地补偿，从而改善农民的绝对贫困的状态。但是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前提，即如何改革土地制度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这是一句意义非常重要、但也是一句含义非常模糊的话语，也表明学界在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惑和困境。因为，如果不解决好如何改革土地制度这个前提条件，后面所提及的那些土地交易市场化以及让农民得到合理的失地补偿等设想和措施都将无法落实，结果只是无源之水，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在学界思想混乱之际，政府的政策举措则显得更加谨慎和持重了。比如，去年4月17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了《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中央政府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推动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工作。继续探索农户间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方式。加强对承包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加大对强迫流转案件的督查力度。进一步研究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进一步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这里，多次强调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而且还要求对农地集体所有权进行确认和登记发证。不过，这个《意见》的很多地方都使用了“探索”和“研究”之类的修辞，勉强、迟疑和谨慎之态一目了然。
过了一年不到，今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又了去年底制订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个《若干意见》洋洋万文，竟然只字未提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事情，甚至对国务院大半年前《意见》中一再提及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连字样也没有出现，更没有“切实保障”这类表示重视的措辞。这份文件提出了8个大类32个意见，提到了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征地和户籍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一直到粮食流通制度、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制度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制度等不下十多种制度的改革，甚至还提到了“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但令人纳闷的是，对于建设新农村最为重要的这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中央竟然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过，平心而论，中央政府的这个态度是慎重的，从而也是负责任的，是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则通过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制订相应政策，加大对土地的保护力度和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力度。紧接着，国务院最近又相继出台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等一系列向被征地农民倾斜的亲民政策，力图将前些年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缓解和平息下来，为今后可能实施更为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创造一种主动积极改革的社会氛围。
然而，与政府土地政策的日益谨慎不同，最近的《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则开始企图用法律形式将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继相关土地法规之后再次确定下来，还企图更进一步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土地使用权也用物化的方式确定下来。但令人遗憾的是，《物权法》审议稿有关土地集体所有权行使者的表述仍然与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一模一样，几乎一个字也没动，都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而这种定义恰恰正是遭到垢病最多的地方，也是造成近些年来土地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土地使用权，《物权法》则比前两部土地法律有所改进。它试图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之类的法律条文（《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三十二条）绕过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促使土地资产在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流动起来，同时尽可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但是，我们且不说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法律对使用权的维护能起到多大作用，将一个连头带尾只有30年、从今天算起只有20年寿命的使用权（从1997年《土地承包法》颁行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当作物权，即恒产权确定下来，这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的严肃与恒久精神的。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暂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只是增加对土地使用权及其流转的维护力度的法律规定似乎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因为，在我国土地乱局愈演愈烈、而学界与政府在土地制度改革上仍没有找到一个一致认为是正确的方向的时候，转而把治理重点暂时放到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维护上，也只能是一种唯一可行的、但却是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