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1
0引言
“农村土地”是指我国农民集体所有并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1］116在我国，农村土地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农民都具有明显不同的功能及效用。农村土地征收是国家强制取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或对农民集体土地权利过度限制的一种行为和制度。农村土地征收已成为用于满足国家各种建设用地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我国的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违法现象却非常普遍，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迫切任务。
1现行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也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农村土地征收状况不容乐观，农村土地征收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表明，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与结果已被异化，农村土地征收正逐渐丧失其正当性基础．［2］238主要表现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安排致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损害，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有悖于失地农民权益的保障。
1．1现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致使农民土地权益受损
(1)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缺位。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以及农业法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作了界定，并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划分为“村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及“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的三级制。然而，“农民集体”并非法律“组织”，而是属于若干居住在一定区域形成的农民的集合，事实上是一个抽象的、不具有法律人格的集合群体。所以“农民集体”组织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对农民来说，农村土地所有权是不清晰的，农民集体所有事实上就成了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农村土地征收中农民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严重地剥夺了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权益。［3］210我国宪法规定了征收权国家所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原则。在农村土地征收中，实际上就排除了农村土地承包人———农民对国家征收农村土地拒绝的权利和对征地补偿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承包人———农民享有承包地的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权利，但这些权利本身受制于国家征收权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被“压缩”的权利。实际上，农民不具有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应有的地位，而且国家对集体所有农村土地的征收，事实上是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人之间的一种“交易”，从而使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权益受损。(2)土地二元制度下农民土地流转权主体的缺位。农村土地流转既是农村土地所有者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农村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一般来说，农民集体土地流转主要有土地用途流转、使用权流转以及所有权流转三种方式。土地用途流转是指农民集体农用地向集体非农用地转变，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方式;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农民集体或者个体农户将其使用的集体非农建设用地通过出租转让、入股等方式让与他人使用的行为;所有权流转是指由于国家征收，农村土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的一种方式。以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为标准，由农民集体向外部流转和农民集体内部流转。以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效力为标准划分，有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发生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和不发生农村土地所有权改变二种。我国目前实行土地二元体制，即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城市土地的流转属于所有权不发生改变的使用权流转形态，而农村土地的流转则存在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情形。所以在土地二元制体制下，发生土地所有权改变的土地流转情形只有一种，那就是通过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导致农民集体土地转化为国家所有的土地，但这种流转是不可逆向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权的重要性和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在某种程度上说，判断权利人是否真正地拥有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最重要标志，不是看“法律文本”上是如何界定的，而主要是看所有权人能否真正自由地、无条件地行使农村土地的转让权利。我国对土地资源管理的两部法律《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进一步强化了土地二元体制。这套法律体系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不约束政府对土地农转非之后农民权利的侵犯，导致政府土地利益最大化和农民因此丧失土地权益的问题。(3)国家土地公权力下农民土地开发权主体的缺位。土地开发权是指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即在空间上向纵深方向发展、在使用时变更土地用途的权利。土地开发权是一种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具有排他性的物权，土地开发权具有增值性和可转移性。农村土地开发权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在保持“农地农用”性质的条件下，农民有权自由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从粮食生产转向较高收益的经济作物生产;二是变更为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在集体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其用途可作为农村宅基地、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以及企业建设用地;三是变更为国家建设用地的权利，国家为公共利益需要或经济建设需要，通过行政征用将集体土地变更为国家建设用地，其用途分为纯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学界对我国农村土地开发权归属的争议较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农村土地开发权应当归属于国家，土地开发者必须向国家购买开发权才能开发农村土地。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农村土地用途内自由流转，农户享有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收益权和处分权。第二、农村土地开发权应该属于农村土地所有者或者农民，国家有权向农村土地所有者购买开发权。而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国家购买开发权后以市场方式自由流转，农户享有独立的收益权和处分权。第三、农村土地发展权也应该属于农村土地所有者或农民，而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随农村土地开发权一起自由交易，农民享有完全的和排他性的收益权与处分权。
1．2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背离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
(1)我国法律对于“公共利益”规定的模糊导致农村土地征收权力的滥用。我国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都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该条又规定，“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不难发现，以上规定是与宪法的基本原则冲突的。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就有学者提出该条款由于既不合理而且也不合法，主张对其进行修改。事实上，这些相互矛盾的规定把“公共利益”从公益事业、公共设施等狭义概念延伸到了所有经济建设领域，实际赋予了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征收任何土地来用于任何建设的权力。(2)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众所周知，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确定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就是要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农村土地补偿价格。而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则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法》的第47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到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依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种用确定性的产值倍数方式来给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定价，是不符和经济学原理和市场规律的。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法律规定了补偿上限和大概的范围，产值倍数是浮动的，因此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实际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现实中“产值倍数法”实际上往往造成在征地的过程中政府侵占农民的利益。而且从我国目前各地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实际生活来看，现行的补偿标准并没有合理地反映农村土地的区位差异和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不能真正反映土地对于农民生存保障的价值。另外，农村土地征收后，失地农民的农业收入将会降低，很可能降低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可能影响到失地农民教育文化方面的开支，而这些方面还没有得到补偿，实际上这是对失地农民发展权的一种漠视。(3)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程序不健全。农村土地征收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来执行。农村土地征收的合法性以及公正效果的获得，需要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履行其职能。而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征收的程序规定是:首先，在征地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民，进行拟征地预以公告。其次，对征收土地进行现状调查，调查结果要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共同确认，履行确认程序。再次，履行“农转用审批”和“土地征收审批”程序。同时，需要立项审批或环评审批的，还要履行立项或环评审批程序。第四，农转用、土地征收等征地手续被依法批准后，要及时向征地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征地公告，告知征地批准的结果。同时公告征地补偿标准、安置方案等，并告知被征地农民如对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有异议的，有权要求听证和申请协调和裁决。第五，征地人要按照法定的期限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补偿费用。尽管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征收行政行为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措施，但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程序还存在问题。第一、被征地农民缺乏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和渠道。农村土地征收是直接触及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的行为，而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诸多审批程序没有做到广泛听取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和诉求，这样就很难实现对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二、征地标准的制定完全由地方政府决定。《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由此，法律将农民的参与权放在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这种由运动员来当裁判员的制度，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补偿标准的公正、合理。第三、补偿标准争议解决机制极不合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可见，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行的是一种强制性征收，即便被征地农民对补偿标准有异议，也不能向人民法院，也不能通过第三方协调解决，而只能提出申请由征地主管部门来解决，这样的制度设计有悖依法行政的基本精神，甚至有些荒谬至极。第四、土地储备制度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目前，我国各地实行的土地储备制度使我国农村土地面积急剧缩小，甚至很多良田在没有任何项目的情况下被强行征用，变更为政府经营城市的储备建设用地。虽然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征收土地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然而，各级政府的土地储备行为是在“没有任何用地目的”情况下强制进行的，这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合法权利的严重侵害，是一种强权剥夺公民合法财产权利的暴力行为。
2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善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出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对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2．1合理界定公共利益
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即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这种土地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土地征收实际上是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众所周知，征收是国家行使公权力，强制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的行为，因此，土地征收就是国家运用征收权使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土地。集体土地是集体组织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按理说，只有集体组织成员才能享有集体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国家如果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就可对集体土地实施征收。所以，能否对土地进行征收的前提是土地征收是否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且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才能实施征收行为。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合法化的前提。［4］25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模糊性和弹性特性，以及政府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使得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对公共利益的把握过于宽泛，甚至将所有土地需要都视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而准予征收，导致土地征收的适用远远超出了公共利益的范围。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背离了设立该制度的初衷和原则，导致土地征收制度被滥用，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浪费，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予以矫正。但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表述却十分简单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予以补偿。”我国《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所以，我国应从实体上合理界定公共利益，以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
2．2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及一系列配套的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系统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体系［5］53。但就现行的相关立法来看，由于受其制定法律的背景的限制，以及对土地征收制度相关理论的认识不够，再加上对土地征收制度本身的探讨不深入，使得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于土地征收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学界缺乏系统的梳理，未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使得土地征收制度的设计存在瑕疵。其次，对决定土地征收合法性的公共利益的认定上，缺乏公共利益的一般认定标准，也缺乏对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的规定，导致相关权利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被忽视，使得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基础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再次，在土地征收的补偿上，我国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原用途补偿原则，导致土地征收补偿不能反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在客观上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最后，在土地征收补偿的具体标准和范围上，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现有规定也无法适应现在的客观情况，往往因补偿标准过低、补偿范围太窄，导致失地农民无法获得合理的补偿。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制定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2
论文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社会保障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正迅速扩大成一个较之社会上已有的弱势群体如城市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城市贫民处境更为艰难的新群体。因为当这些失地农民在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不仅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连作为普通公民理应享有的生存权、财产权、就业权等基本权益也受到了威胁。
1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土地流转的市场还不够健全，规范性有待加强
在新农村中，土地流转机构还没有建立完善。对于土地转让信息难以及时了解，主要通过认识的亲人朋友提供信息，这就必然导致土地转租不方便，土地流转交易缺少一个必要的平台。同时，土地流转还涉及如土地评估、谈判、签约、公证和登记等各个环节，而这些重要环节并不是农民和村组干部就能够完成的，它还需要各类中介服务组织的参与，才能使土地的流转行为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目前农村在这些方面还没有专门的中介机构。在土地流转的规范性上，有些地方流转缺乏契约约束，农户间的自由流转大多为口头协议，缺少书面合同；私下流转大多不申请、不登记、不报告，集体经济组织也少加干预，流转无序。www.133229.com还有些地方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哪些是可以流转的，哪些又是不能流转的，怎么流转，要办哪些手续才能合法化，这都需要一定的规定和操作办法，目前这方面的规范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2土地流转方式与农民意愿不符且土地征用难以及时获得补偿
有的地方政府以加快城市工业化、调整农业产业化为由，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硬行将农民的土地征收过来，再转手卖给开发商，用于经营，与农民争夺利益，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对土地流转所得也没有公开透明，没有按标准补偿到位，村级擅自将资金滞留挪作它用，很多村民土地流转后的就业和养老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归属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即土地的所有权通过村委会直接行使，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实行的是层层下拨的体制，而不是款项一次发放到户，中问经过多级行政机关，克扣时常难免。
1．3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民的医疗、劳保、丧葬、抚恤、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已逐步建立起来，但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却远远落后。很多农村居民虽然在城市生活很久但依然无法根植于城市。农村的承包地宁愿抛荒也不放弃或流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流转。
1．4农民维权意识较差
当前农村的整体素质偏低，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都很淡薄，缺乏依法自我保护能力，不能很好地适应作为法律主体和市场主体的要求，也不利于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不少农民把土地集体所有当成村委会所有，对村委会未按法定程序作的决定和安排都一一顺应，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不能及时寻求行政或司法救助，助长了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行为。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2．1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曲解、土地所有权残缺
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究竟应该是谁，许多人不清楚。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土地产权从根本上讲属于国家所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民集体所有与农民所有不是同一概念，农民个体并不拥有按份分割农地所有权的权利。这正迎合政府官员用土地作文章，突显自己成绩等心理土地作为己用。人们把土地承包经营等同于其他各种形式的承包制，为各方面利益集团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提供了便利。而所有权的的残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用途上，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只能作为农业用地，对农民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表现在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采取强制的行政手段，支付远远低于土地市场价格的补偿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更为国有。
2_2社会保障体系法律、法规不健全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城镇。究其原因是我国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城市，而农村处在次要位置。对农民而言，他们主要有三大社会保障，即子女，土地和储蓄。而土地作为农民的“活命田”、“保险田”，是他们根本保障。当非农产业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时，土地就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从立法现状来看，当前，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有《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行政法规有《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国发[1995]7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部委规章有《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法律贯彻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农经发[200318号)，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规章。这些法律或者规范性文件对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重要意义，但还不完善。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例，它对土地流转的原则、程序和土地流转合同的重要条做出了概括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只是适应新的要求做出的滞后性调整，而且过于抽象，对于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还相差甚远。
2．3对政府部门、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在我国农村土地仍属于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在一定程度上受村集体的限制。同时，由于政府部门在其中又起指导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又必然受到政府部门的制约。实际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受到政府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人三方制约。政府部门的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限制本应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实践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认识不清，对相关制度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识不清，导致权力与权利及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造成在实际操作中的政府部门、村集体滥用权利，侵害农民利益。
2．4农民集中居住和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伤害
在这一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一是农民集中居住后节约出来的大量土地，依照《土地管理法》应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对宅基地拥有使用权。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难模糊不清。二是地方政府收走农民的宅基地，基本没有补偿或者补偿很少，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三是加重了农民负担。拆迁农民房屋的补偿标准都低于安置房的价格，农民购买相同面积住房资金大大增加。四是减少了农民收入。对于城郊农民，房租收人曾经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柱，即所谓“房东经济”，有的城郊几乎每个家庭都会以出租房屋补贴基本生活。集中居住后，这些农民的房租收益可能落空。五是这些土地用于工业和商业用地，必然大大升值，但是升值所得收入农民却难以得到．
3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的对策思考
3．1建立保障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问题最危险的问题是忽视甚至不承认农民对于集体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这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根本性原因。因此，从制度和体制上确立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建立农民土地权益长效保障机制的最首要问题…。
首先，必须进一步确立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土地法规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在承包期内拥有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和处置权”。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对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物权法》对土地权利的规定，既有对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的肯定和继承，更补充了不足的方面。它完善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构建了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物权体系。要纠正只强调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忽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倾向。有人认为，农民集体的概念鉴定不完善，不能将其具体到个人。实际上依据有关的土地法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或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据此，农民集体的边界非常明确、具体。其次，以股份合作制形式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明晰到村全体成员，从体制上理顺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的土地财产关系，这就为解决保护农民正当土地权益提供了依据。再次，建立体现农民所有权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即将全部集体土地量化到农户，建立以组或村为基本框架的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如制订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在建立农民集中居住区和撤村并村过程中，确立起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严格实行“并村不并社”。
3．2逐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要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增强这部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要适应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土地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进行修订建议在立法时对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下列问题加以明确：1．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目前，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构架，产权不够明晰，鉴于绝大多数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由村民小组行使，为防止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建议在法律上统一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一律归小组所有，并依法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2．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照法律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并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取得征地补偿收益的相关权利；3．关于土地调整。对属于自然灾害严重毁损等特殊情况、允许农户承包耕地作适当调整的，应作出特殊情形的具体界定，以便操作。除此之外，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调整土地；4．关于国家征地。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必须征得同意后才能使用。但是，实际上非公共目的的征用还是存在的。因此应在法律上对公共目的和非公共目的进行区分，并相应执行不同的土地征用补偿办法。对于公共目的的征用，应调整补偿办法，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对于房地产开发等非公共目的的征用，要运用市场机制形成征地价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
3．3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失业与基本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为此，要对失地农民进行公正补偿，即安置补助费的项目、金额应当能够保障失业农民在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必要支出，在保障原来水平的基础上更高于原来水平。
完善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一是提高征地的安置补助费，二是改变“以土地换保障”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障基金和再就业、创业资金可以是其全部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作为。而不必担心再就业资金问题。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应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和用地单位提供的资金。
创新土地征收安置模式。允许采取“留用地”办法，将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安排给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和壮大村组经济。建立各种物业设施，并以股份的形式把资产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使被征地较多的村和失地农民获得长期得益的保障机制。
3。4对政府部门、村集体和承包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角色进行科学定位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政府部门、村集体之所以侵害承包人的利益，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三者对于分工没有进行科学的安排。具体而言，三者的分工应是：①对于承包经营权人，除转让需经发包方同意外，其他方式的流转由其自己决定，并作为签订流转合同的主体与对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协商。②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如村民小组，一是要直接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行监督，发现有违法现象，提出改正建议，若其成员不同意改正，则上报乡镇人民政府；二是向其成员传达有关流转信息；三是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流转状况进行备案。③对于政府，其职责如下：一是乡镇政府对村集体、县级以上的政府对其下级政府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行为进行监督，认真受理农民对违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法规行为的检举和控告，及时纠正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二是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合同范本；三是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库，及时流转供求信息，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和提供由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无偿开展流转业务指导和咨询服务。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3
内容提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属于私权,但我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在未来立法中应当赋予其完整的权能并为其建构具备可操作性的行使程序,在此基础上设计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当前乡村社会环境与农民的法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只能采用渐式的变革模式。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所有权类型。民法学界对其性质、主体、运作机制等缺乏深刻的认识，未能给立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导致迄今为止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依然十分粗糙，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转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土地用益物权流转制度的发展，因为农村土地用益物权是以权能分离的方式从集体土地所有权衍生出来的。本文拟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与现状考察入手，对其程序建构以及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的变革模式问题进行探究。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与现状剖析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我国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www..com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共同共有的所有权，既不同于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也不同于股份制基础上的法人所有。[1]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合作社所有权。[2]127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法人所有权。[3]有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个人化与法人化的契合，集体土地为集体组织法人所有，而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享有股权或社员权。[4]有学者借鉴日耳曼法上的总有概念，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新型的总有，即“总同共有”。[5]483-485
以上诸学说都是从权利主体构成形态的角度诠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由于我国法律迄今为止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构造的规定还很不完备，所以很难从这个角度在理论上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予以清晰地界定。每种观点看起来都有几分道理，但与实际情况又并不完全契合，多少都有些牵强之处。笔者无意从这个角度探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构建比较完备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之前，这样的探究是不会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当下更有意义的是从权利功能的角度对其予以界定，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如何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是让集体成员能够以共同支配的方式共享土地的利益。与个人所有权相比，区别仅仅在于支配的方式，而在目的上则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实现私法上的利益。“集体”是一定区域内的农民基于特定的关系组合而成的共同体，其对土地享有的利益是特定数量的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与社会整体秩序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与国家安全、统一、稳定相关的国家利益。既然如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性质上就是一种私权，而不是公权。“公权为国家之法律关系，而私权则为无关国家之法律关系……私权云者，即于私法关系，有享受利益之地位之谓也。”[6]80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本质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乃至整个集体土地物权制度体系的立法构造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作为私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应当符合私法固有的逻辑与价值理念，尽量淡化公法性的考量。其权利人应当被视为独立、自主的民事主体，即私法上的人。其权利的行使应当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权利人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不违背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利用或处分其财产。当然，这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想形态，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此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现状剖析
我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具备自主性、完整性与自治性，它是一种残缺而且异化的所有权。之所以说它是残缺的，是因为它受国家公权力的过度控制，主要包括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制权与征收征用权。之所以说它是异化的，是因为它的运作过程往往不能真正体现集体成员的意志，而是被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次级集体经济组织等机构的干部操纵。
农村集体土地的管制权主要表现为政府对集体土地利用或处分行为的审批权。按照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但需要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将其土地提供给其成员或其所设立的企事业单位用于非农建设，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在实践中还需要先由乡(镇)政府的审批。集体经济组织不得直接将建设用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只能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再出让，而农民集体不能从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收益。
依照我国《物权法》第42、44条的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在以往我国的法律文本中,二者统称为“征用”,但2004年3月新修订的《宪法》对征收与征用作了区分,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沿用了这种区分。）。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规定似乎没什么问题，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都有权征收或征用土地。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经常滥用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由于征收、征用的程序缺乏周全的设计，地方政府总是任意地扩张征收征用权，就连房地产开发、建造休闲娱乐场所等都能被视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从而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导致农村土地大量流失。这种欠缺制度的有效约束从而普遍被滥用的征地权显然是国家公权力对农村集体土地的过度控制。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民法学界曾强烈呼吁构建完备的征收制度对政府的征地权进行规制，但《物权法》对此所作的努力却相当有限，只有两个条款作了比较笼统的规定。
在私法上，所有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物权请求权等权能。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权能。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管制损害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与收益权能，对集体土地的过度征收与征用直接危及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续。显然，在当前农村，被国家公权力过度控制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是残缺不全的。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国家公权力逐渐向乡村社会灌输。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经过数次政治运动，这种权力灌输达到空前的程度。[7]110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提倡村民自治，国家公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经济领域，然而，在退却的过程
三、程序建构的限度与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变革的渐进性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程序建构的意义在于，集体成员可以依法定或约定程序以自治的方式对于集体土地的利用与处分进行决策，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能够体现集体成员的意愿而不仅仅是村社干部权力作用的结果。按照这种逻辑，只要不与土地公有制相违背，农民集体可以自由地进行土地物权的流转，我国现行法上关于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土地所有权转让除外)的限制性规定应当取消。按照现行法的规定，集体土地不能直接出让给城镇的单位或个人用于非农建设，只能提供给乡村企事业单位与农村居民使用，或者先征为国有土地再由政府出让给城镇的单位或个人使用；将“四荒”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需要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些限制性规定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干涉，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导致农村地产市场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城镇地产市场相互隔绝，唯一合法的通道是国家征收。按照《物权法》第42条的规定，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集体土地，如果严格掌握“公共利益”这一标准，兴办企业一般不能认定为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不能征收集体土地，只能通过二级地产市场购买已经开发利用的土地之使用权，选择余地很小，必然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严格控制国家的征收权，以防止公权力吞噬私权利；另一方面应该允许农民集体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与耕地保护国策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将建设用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企业，以满足经济建设的用地需求。实际上，如果不允许农民集体直接出让建设用地，各类企业也会以其他方式规避法律，占用集体土地，因为企业用地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出让。近年来，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出让进行了尝试，[12]对于其中的成功经验应当进行总结推广。
至于现行集体土地物权背负的保护耕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政策目标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对于耕地保护，实际上我国目前已经有相应的法律措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土地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审批等事项的规定绝大部分都可以保留。只要严格贯彻，这些规定足以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没必要对城乡之间土地物权的流转施加额外的限制。取消此类限制意味着国家丧失城乡地产流转的垄断地位，从而失去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这笔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税收得到弥补：农民集体将建设用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企业，一般都有较大的增值，应当由出让人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款。国家可以将所征收的土地增值税款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可以借助税收手段调节土地的利用。
毫无疑问，农村土地物权流转方面的限制应当解除，但应当循序渐进，因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运作程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发挥有限的实效。假如立即完全放开土地物权流转限制，容易导致村社干部操纵“集体”，滥用权力，损害集体成员的利益。从理论上看，集体是一个凌驾于其成员之上的超然团体，集体土地是各成员公有的财产，集体有其公共机关———成员大会与执行机构。然而，集体需要在乡土社会中运行，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以及村社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循乡土的差序伦理来参与集体生活的。村民眼中看到的往往只是其他集体成员与自己的亲缘、地缘以及交情上的差等关系。选举村社干部时，村民们倾向于将选票投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以便于进行互惠的利益交换。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过程中，村民也倾向于利用他们与掌握权力资源的村社干部之间亲疏不等的关系，依据互惠的原则获取份额不等的隐性利益。即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很完备，让集体成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集体决策的形成，那些意图从财产处分中获取利益的村社干部或利害关系人也会设法利用其与某些集体成员之间差序的互惠关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种以互惠方式换来的支持如果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权力资源。集体土地所有权将会由于此种权力的侵蚀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无形地消解。
按照经济学家诺斯的看法，制度变迁与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形态有莫大的关系，如果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形态与制度变革的理想相契合，变革的成本将大幅下降。[13]57在当下我国土地制度创新上，包括土地执法部门、立法部门以及土地权利人在内的所有社会行动者的观念形态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转型过程。邓正来先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三种知识系统，即以中国差等结构为依归的文化传统，以全权国家为核心的新传统和百年来因变革而传入的西方文化传统。[14]3当前，我国的土地执法部门、立法部门与土地权利人的观念形态基本上属于其中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文化传统，而法学界的主流观念形态则属于第三种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要求社会行动者更多地肯认、接受第三种文化传统，但现实地说，不可能全盘接受第三种，并且完全抛弃前两种。美国学者埃尔曼认为，所有文化类型都必然是历史的和渐进的，一经确立，它们便能长久地存在，直到其起源时的特殊社会条件消失之后。[15]10事实的确如此。文化传统是一种群体记忆，要使该群体忘却在其头脑中积淀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思想信念，就必须对其进行长时间的启蒙与教化，同时还要通过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改变其生活场景。这意味着文化传统的转型或者在本文的研究题域中土地制度创新的社会行动者之观念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变革的进度应当与此种观念转型的进度保持协调，因为“当法律规定和根深蒂固的态度及信念之间展现鸿沟时，法律就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15]241
总之，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农民的法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程序建构只能产生有限的实效，仅凭制度文本上的程序设计不可能完全治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痼疾，因为程序性规范的欠缺只不过是诸多病因中的一种而已。与此相应，农村土地物权流转制度只能采用渐进式的变革模式。只有当广大农民具备必要的私权意识、法治观念与足够的公共参与能力，能够在公共场合依照既定的程序恰当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并且平等地进行商谈、论辩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程序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才能真正体现集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此时方可赋予农民集体完全的自治权，而在此之前关于集体土地处分上的限制还需要部分地予以保留。制度变革的压力需要时间来承载，任何操之过急的激进式变革行动必然导致变革预期的落空，甚至还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对于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农村土地物权制度的变革而言，尤其如此，渐进式的变革模式是必然选择。
注释: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4
【关键词】农村土地;农村集体土地;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明确指出：给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特别注意的是，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等等。这些措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多地关注农民土地权益。
一、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存在问题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利边界不清、主体不明。《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将产权主体赋予了行政村，而《土地管理法》将产权主体赋予了合作经济组织。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主体虚位、错位。“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的模糊性，导致了经济运行混乱。
农村集体土地权能残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处分权的缺失。农民对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转让，没有处分权，只有一个流通途径――被国家征收。有相当多的村民都认为农村的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最终处分权属于以各级政府为代表的国家。
其次，农村集体使用权能受到限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直接用于城市商品房开发建设。如果要将之改为建设用地，必须要先进行征收。为了保护耕地，对农村土地用途管制是正确的，但必须经过征收才能转为建设用地似乎与耕地保护目的关系不大，更遑论在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剪刀差”了。
最后，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剪刀差”问题又使收益权缺失。政府往往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制征收土地，然后以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得巨额利益。农民分享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农民的收益权。
（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现状及问题
土地流转过程中以租问题严重。开发企业通过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名为土地流转实搞土地征收，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以规避土地用途管制。
（三）征地制度现状及问题
1.征地行为缺乏约束，范围过宽。我国相关土地法律规定征收农民土地用于非公共目的征地范围既包括了国家公益性的建设项目，也包括了经营性建设项目。一些非国家建设的工商经营性用地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用地，也是通过征地取得的。
2.对农民的失地补偿标准过低，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规定的标准是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但并没有规定最低补偿标准。这就导致很多地方政府拖欠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最终被征地农民最终得到的补偿极其有限。
二、现行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一）农民土地权益被剥夺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农民的贫困说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土地权利的虚化和缺位导致利益的缺失。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亟需寻求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有效的土地财产权利。
（二）引发诸多土地冲突和矛盾
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损，引发诸多土地冲突和矛盾。伴随着城市化发展与房地产开发，农村土地的矛盾有扩大激化的趋势。征地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也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三）耕地流失严重，直接威胁着粮食安全
由征地冲动导致的违规用地致使土地总量和耕地大幅减少，直接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三、当前农村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更加明晰和稳定的农地产权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问题，我们应尽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笔者认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但应该积极探索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这是符合政治制度和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
首先应设立村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防止村民委员会掌控权力滋生腐败。此外为了使每个农民都获得土地权益，应创新一种使农村共同体的个体成员能够行使其产权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据此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土地股份合作制，将承包经营权股份化，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农民持有的集体土地份额，由此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明确界定为农民“按份共有”制，真正赋予集体土地所有者拥有选择自己财产人的权利。通过土地股份化，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利益以股份方式量化到该集体成员。这种集体产权新的实现形式有效地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份额，土地权利和资产的划分不断明晰，土地产权的所有者逐步具体化。
（二）保障农村土地规范、有序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大型机械农田作业、生产成本低、形成土地产出的规模效益，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但通过农地流转方式集中农地进行规模经营，应当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规模经营是资本密集型生产，排斥劳动力，我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人多地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决定了我们只能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土地流转时，加强对农民的引导和对流转方的监督检查，对于资本下乡要慎之又慎，避免出现以租等问题，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
（三）改革征地制度
提高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应作为征地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关于征地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三点：第一是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的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制度，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第二是逐步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结束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上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状态。对于征地制度改革，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1.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都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因此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的时候，国家才动用征收权。非公益性的商业性项目，应由市场来解决，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谈判，但是前提是不得突破城镇建设的规划。
提高补偿标准是真正保护农民权益的体现，实现同地同价原则。在《土地管理法》草案中删除了现行法第47条中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内容，并在现行第47条规定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和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的基础上，把村民的住宅从地上附着物中单列出来，并新加了社会保障的补偿等内容。
2.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为了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长久发展，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时，可以给被征地的村按一定比例预留一部分建设用地，或者把一定比例的物业或房产给予农民集体，由农民出租或经营;土地征收的大部分收益应该以股份的形式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3.在征地过程中要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申诉权，逐步建立完善征地补偿争议的救济机制。为防止土地管理部门和村委会在征收及补偿等有关问题谈判中损害农民权益，滋生腐败，可以采取让农户选派代表直接参加谈判。对不服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补偿标准等问题时，被征收土地农民及其集体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了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应该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参考文献
[1]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2014.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5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土地流转制度土地管理法律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076-03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意义
农村土地流转是对土地户均分配所造成的分散化、零碎化等现象的突破，也是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机械化和先进技术应用的基础条件。农村土地流转改变了，农村土地“得不偿失”的现状。首先，农村土地价值在市场自由交易中实现了增值，在土地增值的带动下，农民基于土地的收益也随之增加。其次，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后，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或者进城务工,既可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可以得到土地收益之外的第二笔收益，使增加农民收入真正落到了实处。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一)现有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流转模式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是城乡土地制度双轨制。制度设计上将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分治，形成了两种农用地转用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既改变土地用途，又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即土地征收，这是我国目前农地转用的主要途径。第二种形式是只改变土地用途，不改变所有权性质，包括农村集体组织内部依法转用和农用地非法转用两种情况。《土地管理法》规定，只要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就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随着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长，一些地方政府、村集体组织和个人绕过现行法律限制，非法将农用地入市的现象日益盛行，而且短期内可能无法逆转。农地转用中的地籍管理不规范，交易秩序混乱、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农地非法人市以及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偏低、城市用地“摊大饼”式外延扩张等，严重地威胁着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更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模式，主要有土地互换、出租、人股、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股份+合作”等。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特点
1流转速度加快，渐具规模。自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以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呈逐年递增之势，流转的土地而积不断扩大，所涉农户不断增多。
2流转类型多样，比例不均。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一以流转主体为标准，可分农户与村委会之问的流转和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流转。其中以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流转为主，流转面积约占总流转面积的90％。二以流转对象为标准，可为责任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动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三荒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中以责任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96％。三以流转方式为标准，可分为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投股或参与股份合作等其他方式流转。其中以转包为主，约占总流转面积的70％以上。转包中又以外出打工或经商农户，将土地转包给亲友或本村其他农户居多。此外，还有农户将土地转包给种植、养殖大户以及集体向农户反租转包等形式。四以流转是否签订协议为标准，可分为协议流转和无协议流转。其中协议流转农户略占优势，占总流转农户数的65％左右。五以流转是否有偿为标准，可分为有偿流转和无偿流转。其中以无偿流转为主，约占总流转户的60％以上。六以流转是否履行报批准、备案或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变更登记程序为标准，可分为批准流转、备案流转、登记流转和自行流转。其中以自行流转为主，占总流转面积的95％。
3流转行为欠规范，缺少管理。流转行为严重不规范，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报备案的少，申请变更登记的更少；口头协议多，书而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
4部分耕地被非农业化，有少量的非法流转行为存在。有的耕地被转为非农用途，主要用于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小城镇等项目建设。这些建设用地绝大多数履行了批准手续，也有一小部分没有被批准。部分镇为了完成工业发展等任务，以镇政府或用地单位名义，采取向农户租赁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到自已名下，用于非农建设。
三、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现状
1法律限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流转用于非农业建设。现行《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不仅限制土地在不同权利人之间进行流转，也限制农用土地向非农用土地进行用途的转变
2法律禁止土地使用权自行入市，土地流转的唯一合法途径是土地征收制度。《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没有赋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将其土地白行进入一级市场的权利。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只能经由上地征收作为其唯一的合法途径。政府完全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
3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仅按照被征收上地的原用途价值确定。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确定其价值并给予农民补偿的，法律不考虑土地被征收后的增值收益，也不区分经营性用地或非经营性用地，均采此标准给予补偿，将农民完全排除在上地被征收后产生的级差收益的分配之外。
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产权不清晰给土地流转带来矛盾
1所有权界定不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但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经济组织，是乡(镇)、村还是村民小组并不清楚。由于“三级所有”的历史原因，也由于行政区域的变更，造成所有权界定不清楚。
2土地使用权界定不明晰。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土地进行过多次小调整及不同程度的大调整，调整的实质是调整土地使用权，这与农民土地使用权稳定的期望是不相符的。
3处置权界定不明晰。由于所有权界定的不清楚，必然导致土地处置权的混乱。其结果：同家就可以凭借行政力量从集体经济组织中取得对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很容易直接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土地权益；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不正确地使用土地处置权，侵害农民的使用权；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没有或拥有很小的土地处置权，基本不能主动地处置土地。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机制不完善
1土地价格被扭曲，价值无法实现。当前农利土地尚未开展定级估价工作，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体系。这样，在土地流转中严重侵蚀了农业经营者的社会平均利润。农户之间相互流转土地使用权，其价格也未能科学确定，大多数偏低，有的甚至出现补偿和倒挂的现象，集体经济组织和原承包者对土地的投入都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
2土地交易的市场中介组织匮乏，绝大多数地区，这一角色由政府充当。土地流转的运作程序相对复杂，涉及到多个产权主体(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经济利益，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当前我国部分地区虽已出现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但绝大部分
地区的土地资产价值评估等中介服务工作由政府完成。土地使用权在农户之间的相互流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集体经济组织充当中介机构，从而使这种中介服务失去应有的效率和媒介功能，影响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公平性，制约着土地使用权配置市场化的进程。
(三)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不足且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已表现出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宪法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在此规定下，现实的“集体所有”大多数为乡镇、村、村民小组所有，农民只是具有土地的经营权而无所有权，即使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对土地除了在农户之间进行调整一类的分配权力之外，也并不拥有法律赋予所有权的全部权力。实际上，在我国中央政府代表全社会掌握最高的、宏观的农地支配权，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或缺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明确确定农地主体。二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供给不足。家庭承包制度虽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我国农民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三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供给不足。中央一直致力于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但在实践中，家庭承包制基本采取按人平均承包土地的办法，以保障农民平等的经济权利，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的办法，不断重新分配承包地，这使稳定土地承包成为一句空话。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土地所有权不确定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对土地的预期和长期投资。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除了供给不足以外，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制度结构不合理。一是农村用地保护制度缺乏，二是农地市场制度发育不良，三是农地金融制度尚待时日，四是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
(四)现行立法规定和国家利用土地征收制度垄断农村土地入市的做法存在着许多法律问题
1禁止农村土地直接流转，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处于不平等保护状态。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是两种不同的所有权，法律地位理应平等，民法也当予以一体平等保护。然而，现行法律限制或禁止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流转，却违反了所有合法财产一体平等保护的民法精神，也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没有得以显现，更剥夺了农民在土地上的进一步发展权。
2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不明确，造成了土地征收权力的滥用。《宪法》虽然赋予政府征收土地的权力，但是没有对何谓公共利益予以界定，对该权力的行使也未明确规定其范围、方式、界限和程序。《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也均未能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使政府土地征收权力的滥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普遍的现实。
3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合理，剥夺了集体和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的补偿标准采取的是产值补偿标准，一亩耕地在南海省市的大部分地区一般只有3-5万元左右的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及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到村集体手中(个别地区补偿较高或接近市价除外)，而真正到农民个人手中的，一般只有1万元左右，标准远远低于该土地的市场价格。若是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每亩征地补偿费只有5000-8000元。这一基本征地补偿政策完全不反映土地的实际价值，其结果是不仅牺牲了农村集体和农民在土地上的当期农业收益，而且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发展权，甚至未来生存的保障。
(五)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造成农村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身份不平等
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从某利，程度上加速了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对土地的“掠夺性”开发。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权利的不平等突出表现在城市国有建设用地具备完整的资产，可以进行抵押、融资；而农村建设用地从某种程度上仅具有使用功能，而不具有资产功能。正是基于这种产权权能设置的不对称，形成了“两种产权，两个市场”，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不统一，同地不同价。这种状况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优化配置。
五、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化建设的建议
(一)明晰农村土地中经营权、使用权与承包权的界定
1明晰产权，有利于发挥其“激励一约束”功能，提高土地流转运行的效率。在我同人地关系紧张，用地程度高的情况下，建立明晰的产权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农地产权主体的模糊，使得农户还始终面临着土地财产归属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因此，地权的模糊会降低农户对土地中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土地资源质量的改善。
2明晰产权，有利于发挥其“投入―产出”功能，加强土地流转中资源的优化配置。将承包权与使用权的权利界定明晰化，农户就可以按合约流转自己的土地，安心外出打工。这样，既稳定了承包权，又放活了他对土地的使用权，使得土地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配置。
3明晰产权，有利于发挥其“外部性―内在化”功能，推动土地流转的有序运行。当前土地流转中实行的土地、劳动力人股的股份合作制，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前提下，将集体土地所有的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和处置权进一步分工。集体只保留部分收益权和最终处置权，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则分为两部分，将土地资产股权明晰化；另一方面，通过获得劳力股份制的形式体现了劳动力所有权的报酬，承认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一起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这种劳资产权的明晰化，既有利于农户关心社区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社区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调节的良好机制，又有利于激发成员提高劳动的强度和质量。明晰农地产权归属，关键在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主体规范化，赋予集体土地排他性权能，尤其是不受政府和各种经济组织干预的所有权，从而有效保护集体土地权益。同时，应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增强农户自身保护的能力。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享有相同的出让、抵押、转让、出租等权利。
(二)建立流转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正在逐步发育，迫切要求强化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形成自上而下、网络状、多功能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体系，让市场中介组织成为农地市场流转的有力推动者。具体来讲应该建立以下几个方面中介服务环节：一是土地投资经营公司。专门从事进入市场的农地交易活动。二是土地评估事务所。通过事务所评估，赋予土地使用权一定的价值，为土地交易提供合理的数量界限。三是土地银行或土地融资公司。从事土地抵押业务或土地储蓄业务，对放弃土地使用的农民给予低息或无息贷款，以便从事二三产业。四是土地保险公司。从事对土地投资、经营业务的保险活动，同时也给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提供新职业的培训、养老金，它还可以通过收受逾期抵押土地并将其出租、转变等活动。六是土地租赁公司，专门从事收购那些经营能力
凋萎者的土地，转租或转卖给那些经营能力旺盛者，通过这种活动来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和集中。七是土地证券公司。专门从事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场所，这种公司也可与土地经营公司经营(实物)合并在一起。
(三)强化行政管理，实行政策调控
1强化行政管理。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在使用土地上应采取三个优先的原则加以引导。一是除法律规定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以外，其它建没项目优先使用集体存量建设用地，限制对集体建没用地的征用，尽可能保留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二是集体存量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方式上，优先采用租赁、入股、联营等方式，保证农民获得长期的土地收益。三是以镇域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农村社区建设及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开发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优先向该公司提供集体存量建没用地，建设成果确保自给保障的前提下(本镇域的农民安置)，严格执行农村居民一户一宅，该优惠政策只能享受一次，让富裕的标准厂房或公寓或住房出租经营(除必须转国有出让外，其它严格限制，不得一次性买卖)，为集体经济组织开辟增收门路，为失地农民建立长期生活保障，也是“留房留地安置”融为一体的又一普惠模式。
2实行政策调控。集体存量建设用地的权能在符合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应与国有土地所有权能一视同仁，不得厚此薄彼。要鼓励企事业单位使用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并不断地提高用地单位对集体建设用地的认可程度。具体而言，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应进入同一市场，服从规划、税收的调控和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的约束。
(四)构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的法律空间
1在法律方面的空间。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对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禁止流转不是绝对的，而且流转的口子并没有完全封死，法律并术完全否定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对以土地使用权联营、作价入股或在破产、兼并等情况下，是允许进行流转的，只不过对流转的对象、条件、范围和方式等有所限制。可见，构建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制度正是适应现实的需要，是对现行相关的法律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由无序到有序，由隐形市场到有形市场的发展。
2在国家政策方面的空间。中共中央[1997]第1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共中央[2003]第3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国务院[2004]第28号文件《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规定》、国土资源部[2006]第52号文件《关于坚持依法依规管理节约集约用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规定，将土地使用权的主体扩大到本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为允许存量土地使用权流转明确了方向，为农地入市预留了空间，也可以看作是为土地使用权合法流转进行铺垫，从这些政策规定可以看出，国家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立法控制的逐步松绑和开口子，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3在法律上明确土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属性。笫一、应该从法律上确认土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的性质，确认其流转的合法性，也唯有此，上地使用权人才有权通过独立处分自己的使用权来满足其经营和消费需要，才可以在法定范围内以出让、转让、出租、联营、作价入股等方式流转使用权。在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前提下，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进一步增加土地的价值，实现集体和农民土地财产上的利益财产的可让渡性及财产的流动性是财产的重要特征，其意义在于实现量产的价值最大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流转权是处分权的体现，是产权实现的核心内容。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表现形式，法律应当规定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原则的前提下赋予其流通性，通过盘活土地财产，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并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让集体和农民通过土地财产的流转实现其利益。为此，《物权法》应当对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作出明确的规定，在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前提下，允许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同时要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限制集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的条款，使得合法的流转不限于入股、联营或因破产、兼并等情形，以解决法律和现实的冲突，规范流转行为。允许土地使用权直接流转，使集体和农民成为土地市场的真正权利主体，并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允许土地直接入市，意味着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的农村集体有权利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并将土地发展权交还给农村集体，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趋于完整，而不至集体土地所有权中的处分权处于缺失或被极大限制的状态，而处分权向来是所有权内容的核心和根本标志也使农村集体所有权的权利行使代表有资格与土地的需求者直接协商土地流转的费用以及土地的用途，真正成为土地市场的权利主体。同时，使作为与国家土地所有权相互独立、平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真正获得与前者在民事法律地位上完个平等的法律保护，实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产权权能的对等，而产权权能的对等是破除城乡土地市场二元结构的基础。
第二、改革土地征收制度，严格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确保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公权力的侵犯。土地征收是国家公权力限制或剥夺私权的行为，“公共利益”是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其范围决定着公权力剥夺私权的界限为此，立法应当采取列举加慨括规定的方式予以限制性规定，同时也应赋予司法机关最终的自由裁量权、严格实施占地用途管制，禁止农村土地流转用于商品房开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缩小征地范围”。并应当借鉴国外有关立法经验确定正当程序原则，完善土地征收决策程序、补偿程序和救济程序。
第三，提高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为集体和农民提供与被征收上地市场价值相适应的对价土地征收是国家行使土地征收权对集体土地财产权的强制性转移或剥夺，是对社会整体利益与土地所有者、使用者之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做出的重新调整。因此必须通过对被征地者的补偿和安置来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维护被征地人的合法权益。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被征收对象经济补偿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为此，我国立法应改变现行不适宜的征地补偿标准和征地补偿费的计算方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不仅要考虑土地的农用价值，还须考虑土地用途转变后土地的增值，为集体和农民提供与该土地市场价值相适应的合理的对价。同时还必须考虑土地对于农民所承担的礼会保障功能，通过完善补偿机制为失地农民的生活提供长期的社会保障。此外，应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费的分配，管理和通用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协调和裁决机制，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和用地者的合法权益。
(五)在城乡统筹战略思维下实行国有土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同权、同价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制度突破，决议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没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
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在同权同价的市场交易规则下，作为工业开发的农村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成本今后将显著提高，这有利于我国的工业企业摆脱低价竞争模式，转变经营模式，走创新性道路。同时，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土地的同权同价，有助于农村建设用地土地功能的拓展，通过建立以农村土地流转中土地使用权交易功能和资产抵押功能为核心的土地资本制度，形成农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相同的上地市场环境，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流动机制。
六、结束语
现阶段，土地依然是与我国农民血脉相连的基本生产资料，任何形式的农村土地流转都应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目前约束农村上地流转公平与效率的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制度与法律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制度根源，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法律法规。完善立法，百姓心安；严格执法，百姓心安；同时建立举报监督和控告机制，增强百姓对政府的信赖。“依法”展开工作，百姓才能“自愿”流转的考虑前提，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物权化、市场化的制度保障基础促使农民“有偿”利益得到保障。在这个过程中，重点是三方面：重新构成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增强土地系统经营权的商品性；建立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立法。国家、集体和农民在农村土地收益分配关系上将会逐步出现可喜的变化，农村土地产权体系将日益丰富和完善。
2市场建设方面：现阶段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凸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商品属性不强，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缺乏供应，而农业效益低下也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交易中影响供应主体农户的利益因素主要是外溢性利益和土地的其他承包权益，而不是交易的价格，这是微观因素。在宏观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决定了市场化改革毫无疑问要经历一个过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存在严重分割现象和市场秩序混乱，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明显不足。因而，必须通过完善农村上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培养中介服务组织，制定措施，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秩序，这个环节再难也须增强。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6
一、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存在问题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利边界不清、主体不明。《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将产权主体赋予了行政村，而《土地管理法》将产权主体赋予了合作经济组织。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主体虚位、错位。“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的模糊性，导致了经济运行混乱。
农村集体土地权能残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处分权的缺失。农民对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转让，没有处分权，只有一个流通途径――被国家征收。有相当多的村民都认为农村的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最终处分权属于以各级政府为代表的国家。
其次，农村集体使用权能受到限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直接用于城市商品房开发建设。如果要将之改为建设用地，必须要先进行征收。为了保护耕地，对农村土地用途管制是正确的，但必须经过征收才能转为建设用地似乎与耕地保护目的关系不大，更遑论在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剪刀差”了。
最后，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剪刀差”问题又使收益权缺失。政府往往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制征收土地，然后以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得巨额利益。农民分享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农民的收益权。
（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现状及问题
土地流转过程中以租问题严重。开发企业通过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名为土地流转实搞土地征收，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以规避土地用途管制。
（三）征地制度现状及问题
1.征地行为缺乏约束，范围过宽。我国相关土地法律规定征收农民土地用于非公共目的征地范围既包括了国家公益性的建设项目，也包括了经营性建设项目。一些非国家建设的工商经营性用地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用地，也是通过征地取得的。
2.对农民的失地补偿标准过低，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规定的标准是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但并没有规定最低补偿标准。这就导致很多地方政府拖欠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最终被征地农民最终得到的补偿极其有限。
二、现行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一）农民土地权益被剥夺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农民的贫困说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土地权利的虚化和缺位导致利益的缺失。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亟需寻求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有效的土地财产权利。
（二）引发诸多土地冲突和矛盾
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损，引发诸多土地冲突和矛盾。伴随着城市化发展与房地产开发，农村土地的矛盾有扩大激化的趋势。征地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也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三）耕地流失严重，直接威胁着粮食安全
由征地冲动导致的违规用地致使土地总量和耕地大幅减少，直接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三、当前农村土地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更加明晰和稳定的农地产权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问题，我们应尽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笔者认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但应该积极探索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这是符合政治制度和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
首先应设立村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防止村民委员会掌控权力滋生腐败。此外为了使每个农民都获得土地权益，应创新一种使农村共同体的个体成员能够行使其产权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据此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土地股份合作制，将承包经营权股份化，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农民持有的集体土地份额，由此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明确界定为农民“按份共有”制，真正赋予集体土地所有者拥有选择自己财产人的权利。通过土地股份化，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利益以股份方式量化到该集体成员。这种集体产权新的实现形式有效地保证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份额，土地权利和资产的划分不断明晰，土地产权的所有者逐步具体化。
（二）保障农村土地规范、有序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大型机械农田作业、生产成本低、形成土地产出的规模效益，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但通过农地流转方式集中农地进行规模经营，应当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规模经营是资本密集型生产，排斥劳动力，我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人多地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决定了我们只能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土地流转时，加强对农民的引导和对流转方的监督检查，对于资本下乡要慎之又慎，避免出现以租等问题，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
（三）改革征地制度
提高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应作为征地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关于征地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三点：第一是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的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制度，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第二是逐步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结束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上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状态。对于征地制度改革，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1.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都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因此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的时候，国家才动用征收权。非公益性的商业性项目，应由市场来解决，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谈判，但是前提是不得突破城镇建设的规划。
提高补偿标准是真正保护农民权益的体现，实现同地同价原则。在《土地管理法》草案中删除了现行法第47条中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内容，并在现行第47条规定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和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的基础上，把村民的住宅从地上附着物中单列出来，并新加了社会保障的补偿等内容。
2.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为了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长久发展，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时，可以给被征地的村按一定比例预留一部分建设用地，或者把一定比例的物业或房产给予农民集体，由农民出租或经营;土地征收的大部分收益应该以股份的形式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7
农村土地权属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基本形式，这是由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明确规定的。但经过多年来的农业生产的实践，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上越来越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不能解释为集体内的农民共同所有，我国民法中共有权的概念是限于公民、法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范畴，不涵盖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不论是农民个人还是农民的集合都不能对土地享有所有权，这就使得集体所有成为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农民对土地的权利缺乏可靠性和确定性。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也不是直接赋予农民，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经营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通过与具有经营权的发包者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这表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是一种契约权利或合同权利。既然是契约权利，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包方和承包方的主观意思表示，特别是发包方的主观意志，而且既然是合同权利，那么合同就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修改、变更、终止甚至毁约。此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草地、林地承包期限分别为30年、30至50年和30年至70年，但同时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进行调整，而调整的事由缺乏法定化，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难以具有可靠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且容易导致失范地侵占农民土地和侵犯土地经营权的行为，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同志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思路。有的提出应当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农地产权归农户私有，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土地权属问题，使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具有完整性、确定性和稳定性，以此构建健全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和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这种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土地私有化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国家宪法、法律的规定，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化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更不能把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理解为伴随着私有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私有化会过度强化土地的分散经营和超小规模经营状态，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会走向另一极端，导致土地产权的过度流转，形成土地产权逐步向部分人的集中，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在农村的社会保障意义。还有的同志提出，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应当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尽管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但可以从法律上给予物权化的保护，赋予农民土地经营权物权的属性，以保障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试图从用益物权的角度来解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问题。它本质上不是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经营权成为准所有权，这不仅在实践中存在障碍，在理论上也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还有的同志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等观点，也不太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土地经营的现实，在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可靠性、确定性和稳定性问题，需要从正确界定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和改进其实现途径入手，考虑可行的思路。根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特点，可以将集体所有制界定为劳动群众集体共有。实行集体共有与集体所有制的本质是相吻合的，不需要改变农村土地的所有制性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国家宪法、法律关于所有制的规定；同时又赋予了劳动群众集体内的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属性，但这种产权是集体内农民的共同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它的意义在于集体内的每个农民可以基于共同的产权属性，依照法律直接享有平等的经营权，这种经营权是由共同产权派生出来的权利，不需要将土地经营权先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再通过承包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不再是契约权利或者合同权利。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有偿转让、出租等流转活动，也可以以土地共有权和经营权联营、入股，发展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和其他具有法人特征的经济实体。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共有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和创新。它不同于我国现行民法意义上的共有权制度，仍然强调土地产权公有制的集体性质。既不是按份共有，土地产权不能分割，不能流转；也不是共同共有，土地产权不能流转，农民依法取得的经营权相对独立，相互之间不承担连带经营责任。
农村土地管理
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事实上现在普遍的情况主要是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行使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作为土地承包经营的发包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数并没有真正发育起来或者只是形式上存在。这样的体制导致了农村土地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合二为一，形成了土地经营权和管理权的混同。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本身具有管理组织的性质，具有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职能，同时也具有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任务。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授权或指派，在本村范围内从事一定的带有行政属性的管理工作。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设立的内部自治单位，与村民委员会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行使，是合理的，也符合法律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成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参加，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而不应成为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组织，不应该赋予其农村土地管理的职能。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根据农村土地集体共有的思路，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中分离出来，直接、完整地给予集体内的农民，由农民独立、自主地行使。
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另一个问题是要进一步放宽放活土地经营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不仅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可以提高土地收益，增加农民收入。一是增强土地经营的灵活性。国家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制度，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农用地是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草地、林地、农业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按照国家规划用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农村土地的经营不能限制过死，应当允许在农业范围和与农业相关的领域根据市场需求自主选择经营内容、经营方式，强化经营的灵活性。二是强化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民依集体共有权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具有相对完整的权利属性，排除了经营权的流转需要经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批准的法律障碍，增强了土地流转的自由性。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可以有入股、租赁、他人承包、委托经营等多种形式，也可以用于抵押、担保等进行其他经营或融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既可以是农内流转，经过法定的程序也可以农外流转。农内流转可以有效地发展规模经济，形成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或其他具有法人性质的规模经济实体，促进农村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农外流转也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经营权转让方式，有效地增加农民收益。
"农村土地征用
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是目前比较敏感也是农民反映比较强烈、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把我国现在的征地活动比喻为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这当然有失偏颇，是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误解。但对现行的征地制度和征地工作中的失范性确实需要加以研究和改进。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8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思考
一、农村土地权属
1、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基本形式，这是由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明确规定的。但经过多年来的农业生产的实践，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上越来越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不能解释为集体内的农民共同所有，我国民法中共有权的概念是限于公民、法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范畴，不涵盖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不论是农民个人还是农民的集合都不能对土地享有所有权，这就使得集体所有成为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农民对土地的权利缺乏可靠性和确定性。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也不是直接赋予农民，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经营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通过与具有经营权的发包者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这表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是一种契约权利或合同权利。既然是契约权利，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包方和承包方的主观意思表示，特别是发包方的主观意志，而且既然是合同权利，那么合同就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修改、变更、终止甚至毁约。此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草地、林地承包期限分别为30年、30至50年和30年至70年，但同时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进行调整，而调整的事由缺乏法定化，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难以具有可靠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且容易导致失范地侵占农民土地和侵犯土地经营权的行为，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2、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同志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思路。有的提出应当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农地产权归农户私有，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土地权属问题，使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具有完整性、确定性和稳定性，以此构建健全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和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这种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土地私有化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国家宪法、法律的规定，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化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更不能把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理解为伴随着私有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私有化会过度强化土地的分散经营和超小规模经营状态，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会走向另一极端，导致土地产权的过度流转，形成土地产权逐步向部分人的集中，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在农村的社会保障意义。还有的同志提出，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应当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尽管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但可以从法律上给予物权化的保护，赋予农民土地经营权物权的属性，以保障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试图从用益物权的角度来解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问题。它本质上不是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经营权成为准所有权，这不仅在实践中存在障碍，在理论上也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还有的同志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等观点，也不太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土地经营的现实，在这里不再赘述。
3、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可靠性、确定性和稳定性问题，需要从正确界定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和改进其实现途径入手，考虑可行的思路。根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特点，可以将集体所有制界定为劳动群众集体共有。实行集体共有与集体所有制的本质是相吻合的，不需要改变农村土地的所有制性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国家宪法、法律关于所有制的规定；同时又赋予了劳动群众集体内的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属性，但这种产权是集体内农民的共同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它的意义在于集体内的每个农民可以基于共同的产权属性，依照法律直接享有平等的经营权，这种经营权是由共同产权派生出来的权利，不需要将土地经营权先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再通过承包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不再是契约权利或者合同权利。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有偿转让、出租等流转活动，也可以以土地共有权和经营权联营、入股，发展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和其他具有法人特征的经济实体。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共有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和创新。它不同于我国现行民法意义上的共有权制度，仍然强调土地产权公有制的集体性质。既不是按份共有，土地产权不能分割，不能流转；也不是共同共有，土地产权不能流转，农民依法取得的经营权相对独立，相互之间不承担连带经营责任。
二、农村土地管理
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事实上现在普遍的情况主要是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行使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作为土地承包经营的发包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数并没有真正发育起来或者只是形式上存在。这样的体制导致了农村土地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合二为一，形成了土地经营权和管理权的混同。
1、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本身具有管理组织的性质，具有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职能，同时也具有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任务。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授权或指派，在本村范围内从事一定的带有行政属性的管理工作。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设立的内部自治单位，与村民委员会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将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行使，是合理的，也符合法律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成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参加，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而不应成为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组织，不应该赋予其农村土地管理的职能。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根据农村土地集体共有的思路，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中分离出来，直接、完整地给予集体内的农民，由农民独立、自主地行使。
2、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另一个问题是要进一步放宽放活土地经营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不仅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可以提高土地收益，增加农民收入。一是增强土地经营的灵活性。国家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制度，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农用地是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草地、林地、农业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按照国家规划用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农村土地的经营不能限制过死，应当允许在农业范围和与农业相关的领域根据市场需求自主选择经营内容、经营方式，强化经营的灵活性。二是强化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民依集体共有权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具有相对完整的权利属性，排除了经营权的流转需要经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批准的法律障碍，增强了土地流转的自由性。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可以有入股、租赁、他人承包、委托经营等多种形式，也可以用于抵押、担保等进行其他经营或融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既可以是农内流转，经过法定的程序也可以农外流转。农内流转可以有效地发展规模经济，形成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或其他具有法人性质的规模经济实体，促进农村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农外流转也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经营权转让方式，有效地增加农民收益。
3、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其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现实生活中，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需要，二是工业发展的需要，三是商业开发的需要。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无论哪种情况的土地征用，都是对土地所有权性质的改变，将集体所有改变为国有，对农村集体和农民而言都是采取补偿的办法，没有体现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和土地所有权转移应当支付的对价。第二，集体土地征用后，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获得较多的地价收入，但没有更多地用于失地农村和农民的经济发展的投入。除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征地外，作为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集体土地征用后，由政府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农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一级市场，需经政府征用变成国有土地后进入一级市场，然后进入二级市场。政府通过对一级市场的控制获得高额的地价收入。商业用地使用权都要在二级市场上挂牌上市，其交易价格远远高于征用土地时的补偿价格。对工业用地的使用权，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吸引投资的目的，转让价格较低，但通过土地对工业的投入可以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
作者单位：平顶山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仲．建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新机制[J]．理论前沿，2004，4：78-80．
[2]刘洪彬，曲福田．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农业经济，2006，2：25-27．
[3]程久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创建及相关问题的思考[J]．农业大学学报，2002，6：19-21．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9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问题政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断的在改进和完善，我国现在的土地管理制度确定为集体土地管理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土地问题已经不再单单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共同问题，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建立健全稳定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城乡一体化的基本保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提高，使农村土地规模化的发展受到阻碍。各家各户对土地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少，使土地产出增加缓慢。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已经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问题，不稳定性和分散性已经成为管理制度的缺陷。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土地确权工作不到位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使用权和其他权利的确定、确认工作滞后，确权登记等工作是我国土地管理最核心的环节和最基础的支撑，虽然我国已经开始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和管理权的确权工作，但是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确权工作进展过于缓慢，土地地籍档案这一工作不够完善不够系统，导致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受到限制。
（二）集体土地产权不明确
由于集体产权不明确，使集体土地管理权限涉及多个相关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畜牧业部门都牵扯到其中，这种多部门多层级的管理方式会出现有的部门越权或缺位的现象产生，不能确定管理权限，使管理权限模糊。尤其是农村土体登记不及时，登记部门过于分散，经常会产生农户间土地相互转包，集体和农户间相互导包现象出现，这些交易都给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城乡土地一体化管理出现一定的问题。
（三）土地征收制度和补偿制度不健全，侵害了农民的权益。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也不断加快，但是，农村和城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人口城市化过慢，城市土地不够用，征收大量农村土地而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经常导致一系列的。目前，我国土地征收存在多种多样的问题，比如：在征地的时候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不到位，征地中非公益性用地通常占有较大比重，一般都是工业、商业用地。在土地征收后的补偿偏低，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较少，没有体现出土地的增值收益,由此引发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地方土地产出较少，农民得不到较好的收益，农民反而希望土地被征收，导致耕地制度农民并不支持。
（四）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
一些农村地区，村干部不顾农民意愿，强制干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一些农村地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园区为名，实际上把耕地变为房地产建设用地，不但逃避了国家土地管理有关的审批手续，还改变了土地的用途，造成事实上的非法用地。很多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都是口头上约定，不具有书面协议，虽然一些有合同，但是具体内容也过于简单，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相关事项都缺少明确的规定，容易造成农户间的纠纷。各村都有机动地，并由自己乡村自行管理和操作，由于对机动地的管理办法并不统一，致使在操作过程中不规范、不透明、不公开的现象经常发生，有的村干部借用职权长期把机动地承包给亲属或者朋友，而机动地的价格逐年增长，使承包机动地的人长期受益，引起村民不满，合同又不能解除，造成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政策和建议
（一）、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
我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我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使农民的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保持下去。因此，各地政府及各乡村都要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真正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建立平等的、规范化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并使之落实到实处。
（二）保障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有效的开展
在我国农村，土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是生存之本，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对农村土地经营权、使用权和其他权利的确定、确认工作更是重要，只有确权这项基础工作扎实了，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这栋摩天大厦才能屹立不倒，才能使农民更好的利用土地资源并创造更多的财富。全面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也是目前新时期新形势下的迫在眉睫之举。
（三）完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制度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需要受到保护，它关系到我国农民的财产权利。只有有规范的开放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完善城乡统一的收益分配体系，才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合法化，平等化。完善的制度可以为建设用地出让转让提供良好的平台，为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提供依据。
（四）完善农民土地征收和补偿机制
农村土地征收和补偿机制的完善是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的基础，我国农村首先应该改革征地制度，哪里是公益性用地，哪里是经营性用地明确区分出来，政府的征收权限以及政府的征收范围要严格界定出来，以便保证农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对土地的征收程序也应该逐步完善，在征收过程中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合法合理的程序进行征收，充分体现土地征收的公开化、透明化、平等化。同时，还要建立土地征收纠纷仲裁制度，以便消除征收带来的隐患。再次，要提高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国家要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列入国家项目投资预算，在征收土地批报之前就把补偿费用存进去，保证补偿费用落实到位。同时，一定要做到同一地方征收土地补偿费用标准要一致。
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需要各项制度的协调推进来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从根本上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侯永学.强化土地管理维护农民工权益[J].青海农牧业,2007,(04).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流程篇10
关键词：农民；增收；土地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4-0031-03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民生存繁衍都与土地密切关联，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其实就是土地革命的历史，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依托”。威廉·配弟所说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一经济学的传统名言，已经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增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是这是从一般意义来说的，实际上，真正决定农民收入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决定土地价值及其价值实现形式的土地制度。要让农民增收，必须要对伴随农村土地相关的制度体系进行改革，一直以来就是农地改革的关键。“三农”问题的解决之所以成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或回避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而促进农民增收又是短时间内亟待解决的紧迫而又重大的问题。
1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对农民增收影响的机理分析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方式直接或间接关联着农民对农地以及土地收益的最终所有权、支配权、受益权，合理的农地制度能够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土地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农村土地作为农民手中的产权，作为从农村集体承包来的土地，对其经营权进行流转而实现收入，也关系到农村的繁荣与稳定。现在农民收入中来自于到城镇打工的收入占到大部门，农地制度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或者，虽然身份还是农民但到城镇打工，而影响农民的收入，这样农民收入就会发生很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农村土地流转使得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成为可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1.1土地所有权的是否属于农民直接所有，这种归属感影响着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生产进程、扩大规模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农民就考土地安身立命，进行农业生产、取得农业受益的基础要素，是一种最基本的生产经营的资本，使生活提高保障的手段，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农民手中的财产。农民对土地的切实占有，并从中取得相应的受益，从而实现财产性收入。通过解放以来这么多年来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分析得知，农民越是能够感知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就越能引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业产量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反之，就会压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升。由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变化使产出增长了约46.89%，大约相当于投入增加的总效应，由此带来农业生产和流转的积极性，同样，征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程度不等地侵害了农民的权益。农村土地。
1.2农民对土地经营权是否归属于农民，在收入结构上可以提高农业收入比重
在城镇化的社会进程中，很多农民会彻底离开农村，或是在保持对农地的承包权的基础上，并不会亲自去耕作土地，而是把土地流转给其他的新型经营主体，在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同时，农民放弃经营权。新型经营主体获得经营权了，就需要长期连续保持经营权，从而对土地长期规划，可持续利用，采用机械化工具，新的生产技术。这种对土地的经营权越是固定给农民，农民对土地投入的信心和耐心就越大，农民收入的增长就越快；否则就会出现土地利用的短期化现象，不利于新型经营主体中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提升。多元化的所有权主体界定使得农村土地关系极为混乱，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存在很强的不稳定感，进而对土地长期投入预期不足，直接影响着农民对土地的经营热情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1.3土地收益权是否完整，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高低
围绕农地上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产生的涉及村集体、拥有承包权的农民以及拥有对农地的经营权的新型经营主体都会希望获得相应的受益和回报。三者间的关系必须理顺，受益和他们对土地的由权利产生的受益必须对等，必然会出现一方受益多一点，另一方或多方受益少一点，农民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压，整个体系的机制不顺，农民收入很难获得保障。这个过程中，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国家和社会对新型主体的扶持和约束机制还不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受益权必须要完整，受益必须要和各自的付出要对应，否则，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和里面的农民员工的收入就很难持久增长。
1.4农地流转权是否顺畅，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承包给农民就是两权分离；农民承包了土地以后，自己去了城镇去打工，而把土地流转给其他的新型经营主体，这又会发生在农地上的三权分离。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民保留承包权，自己进入到城镇中，而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其它的重粮大户或其它的新型经营实体，这就是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土地所有权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可以在使用权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即促进使用权的交易，促使农民收入的提高。农地流转权是否顺畅，是对土地使用权在更大范围，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土地不能够顺畅流转的话，影响农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降低打工收入，而这恰好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源泉。离开农村放弃农地的农民，他们可以从事第二、三产业，也可以更大幅度实现收入的增长。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行，农民在获得承包经营权以后，大批农民要离开农业或农村，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流转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重要内容。现在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包括外出打工和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工资收入。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13.5%，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448元，比上年增加484元，增长16.3%，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43.55%。实现农民收入提高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减少农民数量，实现农民转化为城市的市民，即大力推进城镇化，其前提就是农民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现农地流转顺畅。
1.5推进土地规模适度经营，促使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土地制度之所以被认为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制约元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和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紧密相联系，农业生产规模又是保证农民收入提高的一个无法绕开的难题。这种农业生产规模主要是因为土地由分散小块经营变为更大集成地块的规模经营，它与许多农业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如农业产业化、农业机械化、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等等，它们水平的高低恰恰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受益的绝对要素。农民在年地上对经营权流转保持顺畅，有助于农地的规模保持合理水平，农地的适度规模正可以提高农地的产出效益，降低成本，这种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就会提高农民收入的提高，减少或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满足农业产业化生产的需要。现在尽管农业同其它产业相比的成本利润率并不低，但由于每个农户的平均规模太细小，使农户从农业获利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2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模糊，产权结构不完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中，分别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集体对土地的产权是不完全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处置权集体不能行使，导致土地所有权成了一种抽象的法律象征。看起来，所有权界定很明确，但实际上，权属很不明确。这种集体具体是指哪一个具体的主体，是村委会？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作为基层政权的乡政府？实际上是很不明确的，权属模糊。国家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具体说明，明显违背一物一主的原则。所有权主体模糊引起了所有权的虚置，内涵不清，正是这种模糊性，导致了作为农村中个体的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在权利角力和利益纷争的农村社会里，同样是弱肉强食，农民在经济上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经营自、收益权、处分权、继承权得到保证，经济上的受益不能得到维护，使用权不能得到保证，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相对模糊，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强有力的地方政府、企业还有地方恶势力会强势地过多强夺或过分瓜分农民的受益，农民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农民的地位和收入不能维持。处于弱势中的农民难以捍卫自己的权益，法律也很难成为他们手中最后的底线。科斯定理所说的，经济主体不能界限明确的产权，就不会界定他的选择集合，而使其收益预期与其行为不相对称而丧失激励功能，农村土地权属模糊正是农村土地制度上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虽然国土资源部门对农村土地进行了确权登记，但实施起来，农民的财产权并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土地产权关系越明确，产权界定越合理，土地利用就越经济，效果就越高。反之，土地产权关系越模糊，土地经营权的利益、责任关系越混乱，土地的使用就越不经济，越没有效率。
2.2大部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顺，农地市场化程度较低
现在很多进城的农民，你让他进城可以，交地不干。那么就要引导他们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全国农村大部分土地使用权封闭性很强，地区性差异很大，这就使得农民通过土地取得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大大下降。2007年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流转占全部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52%；2008年占8.9%；2009年占12%；2010年占14.7%；2011年占17.2%；截止到2012年6月底，达到20%，显然到现在大部分省份的土地流转成都还是很低。从增加农民收入角度看，今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实现农民财富的大增长。全国各地都已经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在承包土地流转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创新，而且以“两田制”、“股份制”、“反租倒包”等形式进行的转包、出租、转让等流转活动也都在相关地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发生率总体上仍然较低。
2.3土地流转机制不顺常常引起了土地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
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土地，不能完全随农民的心愿将承包来的土地流转给其他的经营主体使用，经营权不能流畅转移，农村土地使用分散，经营规模偏小，土地培植效率低，阻碍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转变。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机制不顺，限制了土地经营规模不高，但高效低成本高技术的农业生产要求农业生产实行规模化经营。目前先进的科学化的农业要求采用先进的技术，大规模机械化耕作，可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而目前的条条块块的农业生产方式却限制了土地的集中，农民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就要使得原来的部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土地向其它的农民集中，农民的土地就要进行一定的流转。没有土地兼并，怎么可能实现至少户均几十亩乃至更大的土地经营规模，不可能抗争发达国家的大农场。
2.4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
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农地产权主体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农民个体又处于弱势群体，当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时，在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时候，县乡政府、村集体、村民小组还有农民家庭参与了利益的分配，农民处于弱势的一端，本来是自己的征地补偿收入和发展机会，却并没有分得大部分，只是分到其中的一小部分。在城市建设征用农用地的过程中，征地收入的分配比例是：农民得到5%—10%，集体得到25%—30%，政府及其机构得60%—70%。土地增值的大部分被政府拿走。城市化和工业化带动了土地的增值，但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减弱了农村城镇化的能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倒是分配到或截留了其中的大部分征地赔偿款。在政府强制性征收，或是当有政府支持的前提下，强势的公司或个人设法征收土地时，农民的土地常常被征收。关键的是，征地补偿和农民以后的发展难以完全保证，有的农民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得到保证，以后的就业、养老、医保都难以得到保证，他们的收入谈何增长，即使增长，也难以跟得上其他未被征地的农民。
3提高农民增收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探讨
3.1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产权分配不明确，导致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土地配置得不到合理的应用。因此，应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所有者是行政村委员会所有，而不是模糊地说农村集体。在所有权界定清楚以后，再详细说明这种所有权的外延和内涵，土地所有权具体包括什么样的内容，承认行政村委员会享有类似公司法人这样的权利，从法律上运行农村土地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并理顺行政村委员会和村委会内农民的关系，这种承包关系得以确定以后，再规定农民可以把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民或当地的新型经营主体，没有谁愿意接收这种经营权的话，村委会需要接收这种经营权，再统筹安排经营权的归属以及流转权，并需要承认其中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稳定村委会和农民的土地承包关系，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决策权界定给农民，于是，农民才能成为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这一规定在短期内难以突破，现在关键的是要在界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探索新型经营主体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农民对农村土地享有的财产权利使农民的土地不再只是口粮田，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土地增值。经营合同应包括土地的开发，使用，租赁，转让，按揭和承包等等。农民在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对经营权再进行新的转承包，需要大力实施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经营主体应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适应“三农”发展的区域性，季节性，自愿性，并能够适应新时期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需要，同时也能够提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来需要继续探索不同经营主体的具体适应性，并完善这些主体具体的经营制度以及配套措施。
3.2规范并完善农地征用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从不同土地价值构成、中央和地方不同层级出发，明确差别化不动产税费的基准、水平和领域等，逐渐缩小对农地征收的范围。对动用公权力进行征地需要充分考虑到征地农民的意愿和认可，控制征地规模，不允许利用政府名义来侵犯农民财产权而实际上属于商业目的的行为。积极推进征地前、中、后的全程监督监管，完善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在局部地区试点引入司法审查与申诉环节，探索征地救济制度体系，尊重农民对农地经营权和流转权的意愿和权利。在欲征地之前，进行征地听证或纠纷仲裁制度，建立对不同意见的行政复议和诉讼程序，广泛征求征地农民的意愿。大幅提高补偿标准，确保补偿费用落实到位，健全完善补偿保障机制。解决好失地农民在自己和子女的就业、住房、医疗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等问题，维护好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3.3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并促进农地规模适度经营
农民在从村委会承包来的土地，在尊重农民自身意愿的同时，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来的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市场，保证土地经营权得以顺畅流转，并加以严格管理和周到服务。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民以转让、出租、转包、互换、股份合作等不同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把经营权流转出去。农村村土地实行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民把从集体承包来的土地再转让给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发展适度经营。进行并加强土地流转的中介信息服务，中介的价值评估。农村土地流转事关不同主体间的行为变化，需要健全土地流转的登记备案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纠纷调解制度、土地流转风险评估和控制制度，进行农地产权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做好土地信息及管理工作。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转让、集中土地的使用权并实行各种形式的耕地规模适度经营。深化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提必须是鼓励专业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的发展，鼓励具有一定技术和管理才能的农民在更大范围内带动其他农民，或者自己运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进行规模化经营。允许并支持城市里拥有资金和技术的人员去农村当农民，成为农民中的行家，也鼓励劣势农户退出，当然要支持这些优势不足的农民的社会去更适合他们生产社会的地方和领域。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也影响着农业的经济结构，影响着农业的产业结构。在发展粮食作物的同时，也发展着经济作物、旅游观光、生态文明等产业和领域，既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促进者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养殖业、农业商品化生产，越来越靠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济最直接的效益就是成本降低了、产出提高了。土地要在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推进经营权流转。通过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才能把一家一户和市场联系起来，才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参考文献
[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
[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10，（02）.
[3]王至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今后的完善思路[J].北京社会科学，2009，（5）.
[4]刘凤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设计方案[J].经济研究参考，2：20-25.
[5]陈秋云.统筹城乡背景下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创新[J].农村经济，2009，（7）：30-33.
[6]张正河.论农村生产要素的准城市化[J].农业经济问题，2001，（7）.
[7]叶敬忠，朱炎洁，杨洪萍.社会学视角的农产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2004，（08）：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