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遗产的特征篇1
【摘要】遗产税税基评估具有个别性、全部性、一次性、基准日由自然决定、为社会高度关注等突出特点，明确这些特点，是合理设计我国遗产税税基评估制度的前提。我国遗产税税基评估的模式应当确定为纳税方自行评估申报，征税机关审查核定，社会公众多种方式参与。为保障纳税方的权益，需要以《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税收征管法》为基础，建立更为具体的争讼制度。税收行政救济的纳税前置制度非常适合于遗产税，应当作为遗产税的特别制度保留，而且对于遗产税税基评估中征纳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资产，还需要赋予征收机关以纳税方的申报价抵缴遗产税或直接予以收购的选择权。
关键词遗产税；资产评估；征管模式
【作者简介】张永忠，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税收理论。
遗产税税基评估是对应征遗产税的遗产价值的评定估算，是遗产税征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更是我国遗产税开征讨论中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对于我国遗产税税基评估的基本制度设计，不要说一般人知之甚少，就是理论研究也尚未涉及。鉴于此，本文拟对该制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遗产税税基评估的特点分析
明确遗产税税基评估的特点，是合理设计遗产税税基评估制度的前提。与其他税的税基评估相比，尤其是与房地产税税基的评估相比，遗产税税基评估有其突出的特点。一是遗产税税基评估是个别评估，而不是批量评估。因为遗产税只对巨富征收，遗产税的税基评估只是针对刚刚去世的某一个巨富的遗产进行的评估，即个别评估，而不是像房地产税税基评估那样，对所有人拥有的某一类房地产进行的评估，即批量评估。但是，房地产税税基评估所使用的批量评估模型，完全可用于遗产税税基评估中房地产的评估。二是遗产税税基评估是全部评估，而不是单项评估。因为遗产税是对去世巨富的所有遗产征税，遗产税税基评估是对所有遗产的评估，即全部评估，而不是像房地产税税基评估那样，只是对房地产进行的评估，即单项评估。这意味着，只有房地产税税基评估的基础和技术还是远远不够的。三是遗产税税基评估是一次性评估，而不是周期评估。因为遗产税只在巨富去世时征收，遗产税税基的评估只需进行一次，即一次性评估，而不是像房地产税税基评估那样，需要周期性地进行，即周期评估。这意味着，如果按照房地产税税基评估的思路设计遗产税税基评估制度，可能导致过高的评估成本。四是遗产税税基评估的基准日是由自然决定而不是人为决定的。因为遗产税的征收是以巨富的死亡为条件，死亡的日期即为遗产税税基的评估基准日，这是由自然决定的，而不像房地产税税基评估的基准日那样，是人为分期决定的。这意味着，遗产税税基的评估工作量可能很不均衡，难免出现人员需求时多时少的问题。五是遗产税税基评估的社会关注度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已成为导致我国社会心理严重失衡的大问题，遗产税作为只对巨富征收的特别税种，其税基评估自然会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人们渴望知晓巨富到底有多少财富，要求看着巨富纳税，到底纳多少税，而不是像房地产税税基评估那样，人们更多地关心与自己相同的房地产纳多少税，尤其是邻居纳多少税，以免在纳税上吃亏。这意味着，遗产税税基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还肩负着疏导社会心理的职责。
二、遗产税税基评估的模式选择
根据遗产税税基的基本特点，可将我国遗产税税基评估的模式确定为纳税方自行评估申报，征税机关审查核定，社会公众多种方式参与。之所以要纳税方自行评估申报，一是因为与其他任何税种一样，遗产税的纳税人应当在纳税中处于主体地位，税基评估作为纳税申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纳税方不可逃避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纳税人既有义务、有责任向征税机关报告其纳税财产的价值，以核定税额，也有权力向征税机关主张其财产价值为几何，以抵制多征税。也只有这样，才能要求纳税方对其不按时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纳税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二是因为遗产税只对巨富征收，纳税方财力雄厚，一般都有专业的财税法律团队为其服务，在日常的资产运营管理中也经常进行资产评估，有足够的能力，也有很好的基础自行对应税财产进行评估。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已有资源，节约评估成本。
之所以将征税机关的职责确定为审查核定，是因为征税机关的职责就在于服务和督导纳税人主动纳税，而不是包办纳税人的各种纳税事项。就像一个小学数学老师，他有责任辅导和督促学生做作业，他还必须批改学生做的作业，但他不能替学生做作业，师生不同的责任必须厘清。而要做这个老师，他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处于主导地位。当然，他必须会做这些作业。在遗产税税基评估中，对遗产价值的评估是纳税方的“作业”，必须由纳税方自己完成，征税机关不得代替或包办，但这“作业”的“批改”，即最终确定评估价值及其应纳税额，只能由征税机关这个“老师”来进行，这是这个“老师”的职责所在，不能怠于行使。毫无疑问，作为“批改”“作业”的“老师”，征税机关自然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处于主导地位。而这样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只能真正来自征税机关对遗产税税源严密的日常管理，对遗产税潜在的纳税人进行的重点监控，只有这些“课业”准备得好，才能使其时刻掌握潜在纳税人的身体健康与其财产的变现、投资、增值、赠与、信托、投保、移居、遗赠等一切状况，使其不被纳税方所蒙蔽；这样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只能真正来自征税机关对遗产税有奖举报制度的充分运用，使其能以很低的代价编制一张巨大无形的监督网，只有对此把控得好，才能使其将应税遗产情况尽数掌握；这样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也只能真正来自征税机关对资产评估技术、复核稽查技术的娴熟掌握和运用，只有这些功夫过硬，才能使纳税方对其敬畏；这样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也只能真正来自征税机关对资产评估社会服务的科学购买，只有这种装制的恰当使用，才能使其不受技能专业化和人员需求时多时少的制约。因此，需要制定遗产税税源管理办法、遗产税举报奖励办法、遗产税税基评估人员任职资格规定、遗产评估社会服务购买管理办法等多种制度，确保征税机关在遗产税税基评估中的权威性和主导地位。
之所以让社会公众多种方式参与，一是因为如上所说述，遗产税税基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疏导社会心理的职责，让社会公众多种方式参与遗产税税基的评估，正是疏导社会心理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二是因为如上所述，不充分依靠社会力量，征税机关就会因为信息不足、专业技能缺乏和人员不时紧张，难有权威性，不能发挥其主导作用，无法推动遗产税税基评估的顺利进行；三是因为社会公众是遗产税征纳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既能有效平衡征纳双方在遗产税税基评估中的力量，防止一方过于强势，又能有效监督双方行为，防止双方串通一气，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当然，除以有奖举报、购买遗产评估的社会服务等多种方式促使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遗产税税基的评估外，还需要根据公众要求公开或主动公开遗产税税基评估的基本情况，（深圳市物业税评估体系课题组，2005）包括财产的种类、规格、数量，评估的方法、程序和结果，积极回答公众的各种疑问，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
三、遗产税税基评估的争讼安排
在遗产税税基评估中，确立征税机关权威性和主导地位的另一面，是为纳税方安排多种争讼渠道，能使其在认为自己的权益在遗产税税基评估中受到征税机关的侵害时，得到简便高效的救济，由此保障纳税方的权益，形成和谐的征纳关系。
目前，我国的税收行政救济制度已经比较成熟，《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税收征管法》已经为其构建起了坚固合理的大厦，但对于遗产税税基评估的行政救济而言，这栋美丽的大厦只为其提供了毛坯房，要想入驻办公，还必须精装修，建立诸如《遗产税税基评估结果公示规定》、《遗产税税基评估结果申诉办法》等更为具体的操作制度，尤其是需要建立《遗产税税基评估仲裁规则》这一技术性制度，（耿星，2004）而评估仲裁正是财产税征收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我国现行制度中所没有的。
我国《税收征管法》关于税收行政救济有两个“前置”规定，一是纳税前置，即必须首先按照税务机关的决定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或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后，才能申请行政复议；二是复议前置，即必须要经过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此，人们多有批评。我认为，就遗产税税基评估而言，复议前置应当废除，但纳税前置则是必要的。因为遗产税的征收以巨富去世为条件，其遗产归属在遗产税缴纳前处于未确定状态，纳税义务人通常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而这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或具有临时身份的自然人，难以真正为遗产税的缴纳负责到底，如果没有纳税前置程序，纳税方很可能不论税基或税款的评定结果如何，先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拖延税款的缴纳，同时分割继承财产，解散或解职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置遗产税的缴纳于危险的境地。尽管可在相关法律中规定“未缴遗产税，不得继承遗产”；“遗产继承人具有缴纳遗产税的连带责任”诸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风险，但不会有多大的作用。因为一旦遗产被分割继承，就有可能被迅速转移、转手、隐匿或挥霍，难以追回，处罚规定也将难以落实。因此，对于遗产税这种只对去世的巨富征收、对死人的财产征收、由其他活人缴纳、只征一次的特殊税种，纳税前置规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即使废除复议前置规定，纳税前置也应当适用于遗产税的诉讼。
究其实，遗产税税基评估毕竟不是做数学题，只是对遗产价值的评定估算，不可能得出一个惟一正确的答案，只能追求尽可能的客观公允。因此，征纳双方对评估结果有不同认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征税机关对遗产税纳税方申报的评估结果的审查核定，就是征纳双方表明各自主张，出示各自证据，不断沟通，交换意见，反复协商，相互说服，最终达成共识，完成纳税业务，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温来成，2006）的艰辛过程。可见，遗产税税基评估的本质是不断合作，而不是对抗。在一般情况下，只要相互尊重，真诚努力，双方应该能从评估方法、评估程序最终到评估结果达成共识，但也难免由于种种原因，出现征纳双方根本谈不拢且一直对抗的情况。遗产税税基评估争讼制度的安排，正是为这种特别情况准备的，但其追求的还是“备而不用”，至少不被遗产税纳税方滥用。为此，除赋予纳税方提请复议、仲裁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外，也赋予征税机关积极行动的权利，才能使双方武器平等。对此，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设想值得借鉴。孙中山先生在“平均地权”的纲领中提出“核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主张。即土地价格由地主自行申报，政府按地主自报的土地价格征收1%的地价税，并有权随时按照地主自报地价收买其土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上涨的那部分地价则全部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有。（胡寄窗、谈敏，1998）这一征税办法既能降低税基评估成本，又能防止业主低报地价，保证土地价格的真实性。这一设想不可谓不美好，但因为地价税的征收范围广大，政府的财力有限，无法购买业主低价申报的土地而成为空想。但是，今天的遗产税只对巨富征收，范围很小，而每笔应纳税额占应税遗产的比例较大（30%～50%），对于遗产税税基评估中征纳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资产，征收机关有权选择按照纳税方的申报价抵缴遗产税或直接予以收购，则应当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深圳市物业税评估体系课题组.构建我国物业税评估体系的初步设想[J].涉外税务,2005,(12).
[2]耿星.开征物业税中的评估问题[J].税务研究,2004,(4).
[3]温来成.对我国城镇房地产税收评估征税问题的探讨[J].税务研究,2006,(3).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2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9月下旬在一次讲座上透露，征收遗产税已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他个人认为，目前推出时机并不成熟，还需要过三四十年才可行。随后更有媒体爆出，遗产税预计将从80万元起征。舆论一时大哗。9月30日，刘桓在国务院参事室官方网站声明，称自己没有参加任何有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前期准备工作，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接触过所有有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个别新闻媒体报道“很不准确”。
不管怎样，全社会对遗产税开征到底有多远的疑虑并没有因此打消。
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税收。遗产税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且在当今许多国家依然普遍征收的税种。中国在政府统治时期曾经有过征收遗产税的短暂历史，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度酝酿开征遗产税又几度搁置，该税种始终处于缺失状态。
与其财政功能相比，当今社会一般更看重遗产税在调节财富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特殊功能。由于近年来中国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成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遗产税也重新受到广泛关注。
从必要性来说，中国当前居民贫富分化的情况非常严重，而遗产税对个人收入和财富分配具有难以替代的调节作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8，2012年则达到0.474。作为一种设置在个人生命最终环节的动态财产税，遗产税的调节功能不容忽视。另外，开征遗产税还可以推动慈善事业发展，丰富财产税的税源。
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这也被各方解读为遗产税已被列入财税部门的议事日程。
然而中国自1993年制定《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后一直未能实施，与社会各界一直存在的种种疑虑不无关系。比如，有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已取消或停征遗产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于2006年取消了遗产税，美国也一度暂停征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还有必要开征遗产税，各方看法不一。
有人还担心遗产税征收可能阻碍民营经济发展，或造成资金外流。
中国开征遗产税目前至少还存在三大障碍。
其一是制度。遗产税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把死亡和纳税两个时间结合在一起，因此遗产税的开征就需要以死亡报告制度和财产申报、评估制度作为支撑。目前，中国的死亡管理制度所能提供的信息准确性和充分度不足，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具有很大的隐蔽性，难以有效统计，资产评估针对个人财产方面也涉及较少。
其二是技术。遗产税是一种公认的征收复杂和困难的税种，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具备较高的税源控制和管理能力。当前中国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和技术手段，虽然在信息化管理系统投入运行后有了很大提升，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税源监测和评估能力还较为薄弱。
其三是认知障碍。遗产税的征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纳税人自主申报，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环境，开征遗产税将面临不小的阻力。比如传统的财不外露观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财富的透明度。另外子承父业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征收遗产税会减少可继承家庭财富，纳税人难免产生抵触情绪。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中国目前还没到征遗产税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征遗产税的目的，然后考虑在现有条件下能否达到这个目的。现在中国房产税征收都面临很多困难，更何况遗产税，动产、不动产、字画等各种东西都包含在遗产税里头，这些东西价值怎么衡量？他对现有条件下征收遗产税所能起的作用不太乐观。
不过也有财税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确实有待进一步提高，与遗产税相关的《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法规也应进一步完善，但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不开征遗产税，税务部门将永远无法得到征收管理遗产税的经验，也不会凭空产生与遗产税相适应的配套征管条件。因此，也不能期望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成熟再开征遗产税。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3
一、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
开征遗产税的国家一般都认为遗产税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人们对公平的判断也有所差异，因此对遗产税开征的公平性产生了不同的征税理论。遗产税在许多西方国家有长期开征的历史，西方不同时期的许多学者都曾从为什么要对遗产课税和凭什么对遗产课税两个层面对遗产税开征的合法合理性进行过研究，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理论。关于为什么要对遗产课税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1.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认为遗产税在收入上的重要性不大，但却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工具，是限制财富集中的合适工具，而且还是表达社会对遗产权利转移态度的有效工具?譹?訛。
2.改良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虽然人人都有权将自己的财产转送给他人，法律不应该限制这种权利，但是，为了避免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应该对接受赠与和继承财产的任何人规定一个接受或是继承的最高数量标准。在这个限额内，继承人有权自由地加以分配，超出这个限额，即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应当用遗产累进税加以限制?譺?訛。
3.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认为，相对于劳动力这个要素来说，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负担税收能力更强，因此，应对继承的财产的课税要比对劳动所得征税更重?譻?訛。
4.萨缪尔认为，对于继承亡故亲属和朋友遗产的个人征收的遗产税是无须解释的，遗产税可以避免形成一个永远有钱的阶级，不劳而获?譼?訛。
5.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对于不劳而获的收入，政府应以遗产税加以限制，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改变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倾向?譽?訛。
以上学者都对为什么要对遗产课税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规范分析，说明了对遗产课税是公平合理的。但对遗产课税，显然是对个人自然权利的一种侵犯，国家又凭什么应该对遗产课税呢？关于这个问题，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就从理论上对此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一是以德国法理学家布兰奇利为代表的国家共同继承说，此学说认为：私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财产，不仅仅是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还有赖于政府的帮助和保护。因此政府有权利从私人处取得一部分财产，对遗产征收遗产税就是政府取得继承权的一种手段。
二是以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为代表的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此学税认为：遗产由其亲属继承是财产被继承人的意愿，对于无遗嘱的遗产应当由国家没收。英国的穆勒进一步发展了边沁的理论，认为遗产继承不一定与私有财产相联系，即使准许继承的遗产，也应该限于继承人独立生活所需费用部分，其他部分则应当通过征税形式归国家所有?譾?訛。
三是以美国的韦斯科特和法国的雪夫莱为代表的溯往征税说，他们认为：在对纳税人征收财产税时，纳税人往往会通过各种办法逃税。所以，在其去世以后，可以通过遗产税对其生前一切逃避税收进行追缴?譿?訛。
四是以美国的赛力格曼为代表的征税能力说，此学说认为：继承人获得了遗产，增加了其财产和所得，也就增加了其税收负担能力，因此应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收，而且还要随着继承遗产的数量课征累进税，多继承者多纳税，以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如果对个人取得的一般所得征税，而对继承遗产所得不征税，在税收上是不公平的?讀?訛。
五是以美国的马斯格雷夫为代表的平均社会财富说，此学税认为：高收入阶层将遗产留给其后代，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对社会财富进行一次再分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讁?訛。
以上五种学说各自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遗产税征收的依据，突出了遗产税存在的价值。遗产税和其他税收一样，需要政府凭借政治权力施行，是对遗产继承这种不公平分配现象进行矫正，以防止由于遗产的继承使社会财富更加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给后代之间造成更严重的不公平。同时通过课征遗产税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完成继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次分配后的第三次分配。
当然，也有人对征收遗产税的社会公平性提出质疑，认为父母有不被限制的权利把财富留给自己的孩子，对继承遗产征税是没有根据，也是不公平的。他们列举出其他形式的财产转移，如人力资本上的投资、给予子女提供社会关系、把孩子带入家族企业、每年给孩子免税扣除限额以下的赠与等等，这些都是免税的，为什么单对死亡时的财产转移要征税？
二、遗产税与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税收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以负税能力为标准判断纳税人的税负是否公平。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包括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两个方面，纵向公平指的是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人缴纳的的税款应不相同；横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缴纳相同的税款。如前所述，理论界普遍认为征收遗产税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但是如何使担负社会公平作用的遗产税在征收程序上也能遵循公平原则呢？这是理论界讨论的又一焦点。
1.累进税率与纵向公平。大多数学者认为对遗产税采取高额的累进税率能充分体现出税收的纵向公平，同时，最高边际税率不宜过高，以不超过50%为宜，以便适用最高税率的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不会超过50%，这样可减轻纳税人对纳税的反感进而降低纳税人逃税的动机。
对此，有人质疑实施累进税率的遗产税是否确实能够降低财富的集中程度？认为除遗产税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到财富的集中。况且遗产税每年的收入总额只占GDp的0.3%和家庭净财富的0.1%，即便采用高额的累进税率，其对财富集中状况的调节仍是有限的。
2.扣除标准与横向公平。横向公平强调的是对于拥有同样多收入或财富的人，应该负担相同多的税。多数国家的遗产税制中，对生存配偶的遗赠可以从应税总额中扣除，并且还可以享受对资本类资产（包括商用财产和农业财产）的特别优惠政策。而对于拥有同样财富的单身或丧偶者的遗赠就无法享受这种待遇，显然前者得到了一笔额外收益。美国学者，布鲁金斯学会的williamG.Gale认为，这种婚姻状况的税收差别待遇从未被衡量过，但却可能给不同家庭潜在地造成财富差异?輥?輮?訛。
另外，对于拥有同样多财富的被继承者，如果有的被继承者为了逃避遗产税，在去世前就把所有的财富消费完，那么就无需交遗产税；而有的被继承者将财富留给后代，则要负担相应的遗产税。有学者认为，从遗产被继承人而言，这种区别也有违税收的横向公平原则。
对上述反对观点，遗产税的支持者则认为：一般家庭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丧偶者对死去的配偶留下的财产有所有权或优先的继承权，这种权利当然应给予减免照顾。另外，从代际角度看，继承者比未继承者显然得到了好处，对不公平的继承所带来的收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对此征税显然也是公平合理的。
3.避税因素与税收公平。有人认为，由于税制设计存在诸多漏洞可能使遗产税违背税收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导致在结果上影响了公平的实现。纳税人可以通过事先的税收筹划消除或减少他们的纳税义务，特别是巨富的遗产，由于税前扣除项目多，加上他们可利用避税的方式更多，使得其实际的税负低于一些小额遗产，导致遗产税难以真正达到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目标。根据美国国内收入局的统计，1998年的遗产税缴纳数据显示，遗产超过2000万美元者的平均税率比中等遗产（250万到500万美元）的遗产税平均税率都要低，两者最多相差了4.7个百分点，这显然是很不公平合理的。
三、遗产税与效率原则
公平与效率是税法的两个主要原则，它们是并存的，但又是矛盾的。公平侧重的是税收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效率追求的是税收收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税收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即税收成本应最小，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二是税收经济效率原则，即税收应避免或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确保税收对企业和个人市场活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1.遗产税的行政效率。相对于其他税种，遗产税是世界公认的较为复杂的税种，对税收征管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遗产税的税制设计复杂，漏洞比较多，征收成本高，税收收入低，是属于行政效率较低的税种。这个问题在开征遗产税的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存在。美国曾任总统布什2001年上台后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一揽子法案，实行一系列减税政策，其中就包括逐步取消遗产税，布什及其拥护派提出取消遗产税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遗产税税制复杂，征收难，成本太高，是一个没有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税种。
遗产税的纳税成本主要是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和税务机关的征管成本。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一份遗产税申报表（不包括赠与税）即长达41页，相应的说明书也有22页。美国国税局（iRS）估计正确完全地填写遗产税申报表要花费将近一个工作周的时间约36小时，非专业律师难以完成该申报表的填写工作。有专家曾对家族企业所有者进行过一项调查，发现其花费在遗产税填报的实际时间还要高4倍平均167小时。如果聘请专业律师，则平均需花费23000美元的成本。
美国经济委员会Danmiller等在《遗产税经济学》中说，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munnell估计执行遗产税法的成本几乎与取得的收入等量。1998遗产税收入是230亿美元。每取得一美元的遗产税收入，经济当中就浪费1美元用于纳税或避税。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遗产税税制本身的特征，它的直接征管和遵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相对于其他税种，可能会高一些。但这些并不影响遗产税的开征意义，因为现代遗产税的功能已不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有效抑制府财富分配的不公，遗产税的效率价值应该让位于遗产税的公平价值，开征遗产税，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2.遗产税的社会和经济效率。许多学者认为，遗产税的征收会对社会和经济效率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遗产税会导致储蓄减少。一直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遗产税会影响到储蓄。美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吉米萨克斯顿就认为，遗产税对储蓄行为和储蓄水平有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輥?輯?訛。因为遗产税给已经负担了税收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将会打击人们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减少人们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产生鼓励消费、抑制储蓄的效果。
对此，波士顿大学的Kotlikoff（考利考夫）和Summers提出了一个分析遗产税对现有股票资本的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估计，代际转移每减少1美元，经济中最后的资本总量减少近39美元?輥?輰?訛。
布鲁金斯学会的Gale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perozek对上述结论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从不同的财产转移动机出发，通过数学模型分析了遗产税对储蓄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是遗产税对储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者的动机，取决于遗赠双方行为反应的综合效果?輥?輱?訛。假设遗赠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征收遗产税将不会影响到赠与者的储蓄行为，但会减少受赠人税后的净所得，那么受赠人就会增加储蓄。假设遗赠是父母对子女提供服务的一种补偿，税收的影响将取决于父母对服务的需求弹性。如果需弹性小，增加税收会提高父母为获得照顾所付出成本，他们会因此增加储蓄。如果遗赠是利他主义动机，影响是模糊的。但模拟模型表示在多数情况下，征收遗产税会使储蓄增加?輥?輲?訛，或至少不会减少。
（2）遗产税会影响劳动供给。可以将遗产税视为是对劳动所得或财产的特殊使用方式的征税。一般情况下，接受遗产的人会减少劳动供给，对遗产征税减少了受赠人的实际所得，它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劳动供给；对遗产提供者的道理也一样。如同对所得征税，遗产税对劳动供给也有收入和替代效应。美国雪城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Holtz-eakin分析了两个州的调查数据，发现50岁以上的人面对较高的遗产税率会降低劳动供给。有更多的人致力于研究由于开征遗产税导致继承遗产总额的变化，对继承者的劳动供给的影响有多大，美国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教授Holtz-eakin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的Rosen等人的研究表明，对于接受35万美元遗产的继承者来说，如果是单身者，将会减少12%的劳动供给；如果是已婚夫妇，将会减少14%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对于仍然是劳动者的继承人来说，遗产税造成的劳动供给减少的程度比较小?輥?輳?訛。
（3）遗产税会影响家族企业。遗产税对家族企业的影响也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Danmiller撰写的《遗产税经济学》中，认为遗产税对美国的家族企业（包括农场、少数人持股的公司以及有限合伙、非公司企业等）有消极影响。Holtz-eakin(1999)调查了纽约州400个企业所有者，对其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那些预期应该缴纳遗产税的企业老板，在其死亡之前的5年内会明显减小其雇用人员的规模。因为企业主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流动资产用于将来缴纳遗产税，因此会影响了他们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当然，上述数据也许会存在片面性，不能由此得出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受遗产税的影响和阻碍的结论。但作为反证，有45%的受调查者承认，他们并未意识到要缴纳遗产税。Gale和Slemrod也提出，遗产税对家族企业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几乎没有符合逻辑的方法和证据说明遗产税对家族企业和农场有重大相关?輥?輴?訛。因为，在征收遗产税时，大部分家庭企业的财产规模都在扣除和减免的范围之内。
（4）遗产税会影响慈善捐赠。遗产税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产生于税制设计中关于慈善捐赠的扣除规定。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基本上都允许对慈善捐赠在税前扣除，以鼓励人们向社会福利事业捐赠，从而促进社会公平，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如果把遗产税的税收负担看成是财产转移行为必须承担的成本的话，在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纳税人通过慈善捐赠可以降低其遗产和赠与税的税负。纳税人为了减轻税收负担而进行慈善捐赠，也就是遗产税对慈善捐赠的刺激作用。但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因素很复杂，遗产税仅仅是其影响因素之一，其它因素如文化信仰、价值体系以及纳税人积累财富以及转移财富的动机、整体税制的综合作用等，都会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
Joulfaian根据美国1992年度遗产税纳税申报的数据对遗产税与慈善捐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遗产税的优惠确实对慈善遗赠有刺激作用，不过整体的效果是适中的。遗产税减少了富人的最终财富量，同时也减轻了税收的刺激作用。他发现，在没有遗产税时，慈善遗赠会减少12%?輥?輵?訛。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发现：遗产税对慈善捐赠行为产生了比较强的正面影响。
四、遗产税与财政原则
财政原则是税收政策的另一项基本原则，指政府征收遗产税可以取得一定的财政收入。这是遗产税最初开征的动机，但在现代财政体系下，遗产税的财政功能已经大大缩小，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意义已不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遗产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基本不超过5%。如英国2000年遗产税占税收收入的0.5%；德国1997年、1998年、1999年的遗产税收入约占该国税收收入的比重0.5%左右；其他如法国2000年的比重为2%；匈牙利1999年为1.1%；波兰1999年为0.7%；中国台湾2000年至2004年，遗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是2.6%、2.3%、2.4%和2.6%?輥?輶?訛。美国2000年、2005年、2006年、2007年，遗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是1.43%、1.15%、1.16%、1.01%?輥?輷?訛。韩国2004至2007年，遗产税（含赠与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是1.79%、1.79%、2.10%、2.14%?輦?輮?訛日本2003至2006年，遗产税（含赠与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是3.33%、3.17%、3.19%、3.09%?輦?輯?訛。
以上数据说明，遗产税虽然可以为国家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但却非常有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遗产税制度将有提高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提高扣除标准、降低税率、简化税制的趋势，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进一步下降。许多专家认为，现代遗产税开征的理由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通过遗产税，对由于拥有资源差异与经济财富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均越突出的问题予以矫正，但它的财政收入价值也不能因此被否定。
五、结论
国外，尤其是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对遗产税的理论研究历史悠久，文献比较丰富，研究方法比较科学，大量采用了数理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并通过模型对遗产税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者分析方法和视角不同，很多问题仍在争议中，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无疑，现代遗产税的财政功能早已让位于调节再分配功能。当前开征遗产税的国家，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课征遗产税有利于降低财富过度集中，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些理论研究内容和认识将为我国研究开征遗产税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和方法论的支持。
注释：
?譹?訛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463
?譺?訛?譻?訛毛程连.西方财政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81、188
?譼?訛?譽?訛许建国，蒋晓蕙.西方税收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202、214
?譾?訛?譿?訛?讀?訛?讁?訛刘佐，石坚.遗产税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4
?輥?輮?訛?輥?輰?訛williamG.Gale，JoelB.Slemrod(2001):RethinkingtheestateandGifttax:overview，nBeRworkingpaper8250。
?輥?輯?訛（JimSaxton，macthornberry，Danmiller(1998):theeconomicsoftheestatetax，aJointeconomicCommitteeStudy。
?輥?輱?訛williamG.Gale，mariaG.perozek:DoestatetaxesReduceSaving，Brookingseconomicpapers，november11，2000。
?輥?輲?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禹奎.美国遗产税理论研究综览.涉外税务，2006（7）：52、53
?輥?輶?訛禹奎.中国遗产税研究：效应分析和政策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65
?輥?輷?訛杨盛军.税收正义——兼论中国遗产税征收的道德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103
?輦?輮?訛资料来源：韩国国税厅，国税统计年报
?輦?輯?訛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官方网站（?nta.go.jp/）
参考文献：
[1]刘佐，石坚.遗产税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李霞(导师：李寿廷).我国遗产税立法若干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5
[3]张巍著.中国需要现代化的遗产税——观德国遗产税.浙江工商大演出版社，2014
[4]李金洪(导师：刘植才).关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研究.天津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8.5
[5]毛程连.西方财政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马家欣(导师：徐中起).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立法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3
[7]禹奎著.中国遗产税研究：效应分析和政策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4
所谓遗产税，就是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遗产的涵盖范围不仅仅是现金与存款，还包括房产、厂房设施等固定资产，在国外也叫死亡税。遗产税最早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埃及法老胡夫开征了遗产税。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继荷兰之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美国于1916年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我国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开征过遗产税。1938年10月，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并于1940年7月1日正式开征。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通过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开征的14个税种，其中就包括遗产税。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此税并没有正式开征。改革开放后，遗产税的征收问题重新浮出水面，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将遗产税列为国家可能开征的税种之一。
一直到现在，关于我国是否征收遗产税的事儿，一切都没有定论。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却早已开始了遗产税存废的争论，瑞典、塞浦路斯与意大利等已正式废除遗产税，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遗产税的实施，“最受伤”的是大部分中产阶层，因为富豪大都可以通过不同方法，生前就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去，这就导致政府资产流失。另一方面，取消遗产税显然有利于投资环境，而有钱有能力的人，更倾向于移民至无遗产税的国家，使得自己的财富能够传于子孙后人，这就激发了各国税务制度上的竞争。比如香港取消实施了约90年的遗产税后，虽然政府的税收收入一时略受影响，但境外投资的流入，增加了香港的股票及土地物业的价值。同时，香港逐渐成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带来金融、会计、法律等相关行业的愈加繁荣，为港人带来更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于是，新加坡紧随其后，于2008年取消遗产税。
美国2010年曾停止征收一年遗产税
1、征多少税？
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比较低，为遗产的价值超出65万美元，征收37%的遗产税（65万美元的遗产不征税）。而一旦遗产的总额达到300万美元以上，税率就高达55%。
2、征谁的税？
遗产税的纳税人是遗嘱执行人，赠与税的纳税人是财产赠与人。征税对象是死亡者遗产总额，包括财产价值和财产权益。遗产总值一般按死亡时的财产市场价格确定，赠与财产价值按赠与发生时的市场估定。
3、有无免征？
遗产税的扣除有：债务扣除、丧葬费用扣除、遗产处置期意外损失扣除、配偶间转让的婚姻扣除以及慈善捐赠扣除。赠与税的扣除项目主要是捐赠和配偶之间赠与扣除。
4、有无特殊例子？
抵免分两个部分，一是统一抵免，允许每个纳税人从应纳遗产税额中减去一定量的抵免额；二是税收抵免，允许从应纳税额中减去向外国政府缴纳的遗产税额及向州政府缴纳的遗产税额。
日本先基础扣除，在进行纳税
1、征多少税？
将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因继承或遗赠而获取的财产部分，减去被继承人债务及丧葬费用，形成课税价额。再将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课税价额合计起来，作为基础扣除，将其余额乘以适当的税率，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应纳遗产税总额。最后将应纳税额按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课税价额分配，即为各自的应纳税额。
2、征谁的税？
以财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在日本是否拥有住所作为居民的判定标准。征收对象包括继承财产和视为继承财产。继承财产是指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财产。视为继承财产，是指那些在法律上不属于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的财产，但却是因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死亡起因而产生的财产和权利，主要有保险金退职津贴、信托受益权、与人身保险契约有关的权利等。
3、有无免征？
遗产税扣除项目有：债务扣除、丧葬费扣除、配偶继承扣除、未成年人继承扣除、短期内连续继承扣除等。抵免主要是已纳外国的遗产税的税额抵免。
4、有无特殊例子？
如果因赠与而获得财产，那么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取得赠与财产价额，并单独设立税率。
意大利遗产税和赠与税采用总分遗产税制，两税配合
1、征多少税？
税率分两种，一是适用遗产或赠与财产总额的；二是由非直系亲属关系的继承人或受赠人缴纳的。继承人或受赠人是直系亲属或配偶的，所纳税率低于第一种。
2、征谁的税？
一是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含赠与人）；二是继承人或受赠人。分别适用不同税率。征税对象包括死亡后留下的遗产总额和赠与人赠与的全部财产。
德国亲疏关系不同，税率不同
1、征多少税？
税率按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或受赠人，赠与人与被赠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设计不同税率。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2、征谁的税？
遗产继承人和受遗赠人。赠与税的纳税人包括赠与人和受赠人。居民纳税人须就其在境内外继承遗产或受赠财产纳税。非居民纳税人只就在德国境内的因遗赠继承或受赠而得到的财产征税。财产征收对象是因继承而获得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动产和某些财产权利。赠与是指很少或根本不考虑报酬的转移以及为某一特定目的的转移。对这种转移而得的财产课赠与税。
3、有无免征？
死亡人或赠与人的配偶享有基本免税额250000马克和额外免税额250000马克。每一个子女可免税9万马克，每一个孙子女免税额为50000马克。丧葬管理费用和死亡人债务允许扣除。慈善公益捐赠全额免税。
4、有无特殊例子？
允许居民纳税人抵免已缴纳的外国遗产税和赠与税，但规定最高抵免额外负担不超过按德国税率计算的国外财产的应纳税额外负担。10年之内由同一赠与人向同一受赠人赠送的财产要累计一起课税，以前已纳赠与税额外负担允许抵免。
全球已经停止征收遗产税的国家
加拿大1972年
澳大利亚1978年
以色列1981年
印度1985年
新西兰1992年
埃及1996年
塞浦路斯2000年
意大利2001年
瑞典2005年
香港地区2006年
俄罗斯2006年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5
94年来第一个不缴遗产税的富人
2010年3月，拥有90亿美元资产的得州休斯敦首富邓肯去世，虽然他只有77岁，但老邓肯肯定没白死，相信他在阴曹地府也会偷着乐。为啥，因为邓肯是美国94年来第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富人死后半文钱也不用缴纳国库的人。邓肯的4名子女和4名孙子女完完全全合法地继承了他的全部财产，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假如邓肯老先生早死3个月，他的90亿美元资产分文也不会缩水，但是他后人的身价就会贬值近一半。因为按照美国的税法，他的财产继承人要缴纳45％的遗产税。
然而2010年是美国遗产税的空窗期，因为2001年小布什任内实施新的法律，逐年将遗产税的免税额提高到350万美元。并明定2010年完全取消遗产税。而这条税法又明定“落日条款”，自2011年起恢复对美国超过100万美元的遗产征收遗产税55％。面对2010年这一年的遗产税空窗期，连在国会占多数的都无法通过暂时的修正法案，这就形成了2010年过世的美国富人可以堂而皇之不用为“山姆大叔”作贡献而窃笑瞑目的现象。
“推老妈下火车”的法律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曼将2010年美国富人不用缴纳遗产税的法律称之为“推老妈下火车”的法律(throwmommafromthetrainact)。也就是说，在财产的驱动力下，就可能出现对有钱的父母谋财害命的事件，当然现在这种事情还未发生。不过另外一种情形却时有耳闻，有钱的老年人开始考虑安乐死，反正自己已是七老八十，多活一年和少活一年差别不大，但早死上几个月，儿孙的福分就大发了。由于“一年空窗期”的存在，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戏剧化后果，不少富豪家属在2009年年底纷纷为濒死富豪通过人工方法延长生命以求多分遗产。批评人士指出，美国法律等于是在鼓励富人“要死赶今年”。
2010年一年不缴遗产税
美国遗产税的征收始于1916年，当年遗产税的起征点为5万美元，最高税率为10％。1935年后，遗产税的起征点下降到4万美元，但遗产税税率最高却上升到70％。从1942年至1976年这30多年间，遗产税征收的起点一直不高，仅为6万美元，但遗产税最高税率却达到77％。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的遗产税征收起点每年大幅提高，而遗产税最高税率则逐年下降。在2001年，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为67.5万美元，最高税率为55％。2002年遗产税起征点上调到100万美元，最高税率下降为50％。2004年遗产税的起征点为150万美元，最高税率为48％。2006年遗产税起征点为200万美元，最高税率为46％。2009年遗产税起征点调高至350万美元，最高税率则降到45％。到了2010年，干脆没有了遗产税。小布什主政时，本来是想推动立法来取消遗产税，但因的坚决反对而无法实现。按照以前的立法，在2011年，美国的遗产税开征起点将为100万美元，最高遗产税税率为55％。但奥巴马为了避免国会在2010年就减税达不成协议，2010年要全民加税，只好与共和党妥协。没想到，最后是遗产税在2011年的起征点高抬到500万美元，最高税率下降为35％。
美国不仅有联邦政府的遗产税，连州政府也不甘落后，纷纷祭起遗产税的大旗。不过好在美同各州拥有的权限较大，对遗产税也是分而治之。像加州这样的大州就不必靠向富人征收遗产税而生存，所以生活在加州的富人就较多，他们心里清楚，活着是加州人，死后也是加州的好鬼，因为不必为政府作贡献当然也有许多富人喜欢住在纽约，虽然纽约也有遗产税，但对这些富人而言，宁肯在生前获得风风光光，哪怕是死后洪水滔天，小小的遗产税当然难不住他们。表2是美国一些征收遗产税的州，想要多给子孙留下财产的人千万要当心，在这些州遗产税的起征点并不高。
遗产税一直争议较大
从历史上看，遗产税的征收起点并不算太高，因此遗产税一直是美国社会争议比较大的一种联邦税。对于实行遗产税，支持方认为，通过遗产税的方式可以防止财富永远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他们也认为，美国富人的许多财富实际上并没有纳税，所以在财产转移时缴税是必要的。而反对方则认为，遗产税等于双重课税，挣钱时课税，传给后代时再次课税。有些经济学家支持这利，看法，认为鼓励富人把财富传给下一代，有利于政府的长远利益。
美国富人如何看待遗产税呢?美国最支持遗产税的3位超级富豪是索罗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盖茨曾坦率地表示，富人在政府支持下发财，他呼吁国会延长遗产税法。
对于2010年遗产税的空窗期，国会议员则主张在2011年恢复遗产税后将遗产税追溯期追溯到2010年1月1日，以解决2010年美国无遗产税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在美国已有先例，应当不难办到。但由于2010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政客们为了竞选资金和选票，果然在遗产税上没有作出什么大的举动。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遗产税的实施是在1916年。当年美国的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去世，他的遗产继承人交付了70％的所继承的遗产。也就是说，洛克菲勒一生所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资产只能留给子孙30％，其余的只好送给山姆大叔。这对一生为财富而奋斗的洛克菲勒而言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后人自然是众说纷纭。但现实确实如此，在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你对社会贡献如何，只要你有了钱，死后就是山姆大叔说了算。美国人，还不如说山姆大叔良心发现，觉得发死人财毕竟不太得人心，所以以后的美国政府逐渐降低遗产税的税率。
为富人减税不得不行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6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村落变迁文化影响
村落，从一般意义而言，是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性空间，为人们提供物质资料生产的场所，满足人们生存的经济基础。村落文化遗产，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以村落为其一般的地域性空间，而在此地域性空间上所衍生出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村落文化遗产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在谈村落文化遗产变迁之前，我们先谈一下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与特征。
一、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
村落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远古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氏族公社，可以定义为村落的原始萌芽。进入阶级社会，在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封邦建国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以封建领主制为特征的地域集团，是村落的继续发展。与前两者不同，“现代意义上村落的诞生，大约在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推广的郡县制，其基层单位乡、亭、里就是当时的一个个村落。”若以严格的时间来说，村落的出现应在春秋战国时期，而秦统一只是广泛的推广,但这并不影响对村落形成因素的探讨。村落文化遗产形成的因素：任何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亦是如此。自古以来，村落的形成或以自然因素或以政治需要，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村落文化遗产景观。
（一）自然因素
古代文明多萌芽于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等自然条件较为优渥的地带。中国先民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浓厚的靠天吃饭的观念，先民们的生存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土地，二是水源，而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不仅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因素对于村落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把“重土”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生死于斯的华夏先民的身上，土地对他们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靠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珍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有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村落文化遗产和泥土以及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密不可分，因此自然条件下而形成的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是村落以及村落文化遗产的主要聚集区。
（二）社会政治因素
自村落形成以后，村落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因素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局下，政治需要对村落及其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大规模的因政治需要而形成的村落，从目的上来看主要有：豪强迁徙，远离本地乡里，使其失去不能聚族而居；移民戍边，抵御来自民族的威胁。
二、村落文化遗产的特征
所谓文化，就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更是村落文化遗产创造的关键性因素，因为村落文化遗产的实体性形态无一不是经人的双手创造的。因此，村落文化遗产所展现的特征更为重要。
（一）历史演进性
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产物，因此具有其历史性。陈世娟在《论村落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指出：“村落文化遗产的时代性是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上所呈现出的特征，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事更迭，社会经济、政治强烈的影响着村落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和消长。”任何文化都有其时代的印记，无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经济基础的变动交织着社会政治的变革推动着大历史的进程，作为历史文化演进、变迁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沿革。
（二）乡土稳定性
村落文化遗产，简言之就是在非城市化的农村中生活的农民所创造的文化。农村人或者说乡下人以地为命根子，因此村落文化遗产的存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这与老子描绘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终极理想世界如出一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农村婚嫁离不开买车买房，然而令我们好奇的是农村人买房子好像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几乎同村的人都愿意往一个地方买房子，而且位置的选择大多是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地带，更令我们惊讶的是关于小区内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市民阶层主要是用来种些花草来改善环境，而农村人却选择用来种一些蔬菜，生活方式可以说同在农村一样。
（三）空间专属性
所谓空间专属性，即村落的地方性，以地域与自然环境为前提，构成了村落文化遗产的关键特征。“每一村落文化遗产的型式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均受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因而，或多或少的总要染上地方色彩。”中国地域空间的广袤以及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是村落文化遗产丰富性的基石。若粗线条描绘从南到北，则以秦岭-淮河为界，从而又造成了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在气候上，北方气候相对严寒，故衣着主御寒，而南方气候较温和，其衣服穿着往往以轻巧透气为主；在饮食上，北方以面食为主，而南方以米饭为主；在性格上，北方人粗犷、豪爽、大气，南方人则感情婉约，内心细腻等等。
（四）安定熟悉性
村落的形成，在安定的生活环境下创造出了安定的村落文化遗产，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经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也就是说，安定构成了村落文化遗产的特殊形态，它所给予的那种宁静的气息是喧闹都市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村落文化遗产还表现为熟悉性。村落文化遗产规模小，小范围的人与人的交往与生活养成了听声辨音的技能，也就是说，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语言的，要达到这种程度，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则是非常高的，归有光在《项脊轩记》曾描述：“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
三、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
文化的变迁是指文化本质性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并因此而引起的文化结构性变化。村落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其变迁的过程也是一样的，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主要是指村落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不仅是一个生存环境的消失，更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消亡。
（一）村落文化遗产变迁的方式
文化是一种抽象性的东西。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随与文化的变迁有着莫大的关联，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则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并伴随着实质性和内容性的变化。村落文化遗产的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发展与消亡。
（二）村落文化遗产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村落文化遗产的发展奠基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地主制社会，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我们更应清楚，土地在整个国家政治乃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的约束下，广大农村则形成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农业静态生活，西方新航路的开辟，使全球历史进入了新的征程，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城市化速度加快，我们应该注意一点，城市化的发展遍及各个角落，乡村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环境脱去了稚嫩的清一色的田园风光，农民收入在增加。农村人口的减少标志着村落文化遗产的衰落，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村落文化遗产是向前发展的。
（三）村落文化遗产的消亡
村落文化遗产的消亡，也就是村落的终结或者说寿终正寝。与村落文化遗产发展的自然规律性相比，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的还是人为的原因。田海鹏指出，造成村落终结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迅速走向终结；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走向终结。”从以上三条可以分析出，文化消亡的主导因素还是人为大于自然，但对村落文化遗产的终结我们不能一刀切，不能全面的肯定与否定，应该辩证、理性的看待。
（四）村落文化遗产变迁的影响
村落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古老的、精彩的文化景观正在悄无声息的一步步的消亡与改变，但我们不应悲观，须知，事物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其发展变迁正是对其一般规律的最好阐释，但其影响我们则不容忽视。
1.对农村的影响
首先，对农村格局的影响，可以说，对土地的重视和家庭的责任是每一个乡村男同胞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目前，村落及村落文化遗产面临着终结，在城市化潮流冲击下乡村，打破了理想的“小康”的农村格局；其次，对农村民俗文化的影响。村落文化遗产中，不仅仅是土地和农民，更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民俗文化，它是村落文化遗产的纽带。村落的终结，使这种文化夭折。最后，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村落的终结，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所追求的高质量生活促使其在城市扎根，而农村中剩下的只是一些孤儿寡母，从而造成农村经济的严重削弱，农业发展受到制约。
2.对城市的影响
对城市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对人口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如潮水般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的人口压力。我们都知道，人口的增长主要有两个方式，那就是自然增长与人口迁移，在自然增长的同时，又伴随着人口的由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必然造成大量的社会负担，经济负担和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短缺，突出增长的则是房地产业，但这是站在风口浪尖的舞动。其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城市，势必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无可置疑，农村劳动力无论在劳动强度还是在劳动效率上都是顶尖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必然会因此农民工工资的大的波动，以此来刺激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村落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形态下的一部分，其发展和变迁对于牵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对于村落文化遗产的实质性研究为形成一个体系，对于村落文化遗产的研究吾辈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周晓春．村落文化的优势与局限．民间文学论坛．1994(4)．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陈世娟．论村落文化的特征．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
[4][明]归有光著．赵伯陶选注．归有光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5]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7
一、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鼓励捐赠，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收入悬殊、两极分化的情况。对此，除开征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可以起到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拥有资产者，在其死亡之时课征累进的遗产税，无疑有平均社会财富、缩小贫富悬殊的积极功能。同时，一般的遗产税都规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不征税，这种鼓励性政策，无疑又可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二）有利于保护公民财产的继承权，维护国家权益
从法律的角度看，国家对某标的物行使课税权，无疑是承认了该标的物的合法性。国家开征遗产税，当然也表明了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合法性。国家征税，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的课税权；另一方面也通过征税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我们知道，遗产税是一个国际性的税种，多数国家都开征，因为我们没有这一税种从而对外国人在中国的遗产，无法征税。继承人全部转移到国外，而中国人在国外的遗产，外国政府都要依法征收其遗产税。可见，不征遗产税，不仅不利于维护国家权益，而且也不符合国际间税收对等互利原则。
（三）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也是完善税制的需要
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开征遗产税，遗产税成了各国财源的一个渠道。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少数人私有财产大规模的积聚，把积累于私人手中的财富，以税收手段调出为社会服务。同时，开征遗产税也是完善税制的需要。一般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流转税类中的增值税，所得税类中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类。目前，我国的财产税类相对于流转税类和所得税类而言明显滞后。因此，当前我国完善税制的重点应该是财产税类，开征遗产税可以填补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一项空白，可以补充财产税类的不足。
（四）有利于减少社会浪费，鼓励勤劳致富，改善社会风气
遗产继承人从被继承人那里获得的遗产，不同于其他所得，它是一种不劳所得，这种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容易使人贪图享乐，奢侈浪费，腐化社会风气。特别是遗产税继承人在使用这些得来甚易的财产时，容易出现不利于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倾向。开征遗产税，有利于限制继承人的不劳而获，鼓励勤劳致富，有利于减少社会浪费，改善社会风气。同时开征遗产税要求对个人的财产进行登记和申报，要对其财产来源进行严格审核，凡来路不明的都要予以没收，非法所得还要处罚，这必然有助于限制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
二、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
（一）高收入阶层的形成和个人财富的相对集中是我国建立遗产税制的基本经济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客观经济生活的反映。因此，包括遗产税制在内的一切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具体来说，就是税制的建立须有可靠充裕的税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特别是随着分配制度的变化，一部分人的确已先富起来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高收入阶层还将不断扩大，还将有更多的人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积累起更多的财富。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充分可靠的税源。加之，遗产税是在遗产人死后征收的，死者不会为纳税而感到痛苦；继承人无偿取得遗产，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障碍，征收阻力小。从上述可以看出，我国建立遗产税制的经济条件，即税源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遗产税的税源还将不断扩大和巩固。
（二）《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遗产税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法律环境
建立遗产税制的基本法律环境，也就是制定遗产税所需的配套法律是否已经颁布实施，这些法律能否为建立遗产税制、开征遗产税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遗产税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税种，其税制的建立和税基的确定都需有较为完善的民事法律为之配套。（1）肯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宪法》和《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遗产税同其他税种一样，都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其征税对象必须是公民的合法收入，即遗产必须是国家允许公民个人取得的合法收入积累而成。法律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遗产税制的建立和遗产税的开征奠定了法律基础。（2）肯定了财产继承的合法性。《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民法通则》第76条也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继承权”以国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财产继承的合法性。遗产税的征税对象是作为遗产的私有财产，且该项财产是可以继承的，即依法具有可继承性的财产。遗产税制的建立正是为国家对该项可继承财产征税提供直接法律依据。（3）明确了遗产范围和家庭财产的分割原则。《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其范围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上述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是确保遗产税征税对象的直接依据。依我国法律，家庭财产是共同财产。因此，征收遗产税时须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从而确定遗产范围。《继承法》第26条规定“……如果分割遗产，应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这些规定明确了家庭财产的分割原则，也为正确核定遗产范围确定征税基数提供了依据。（4）明确了遗赠财产是遗产的一部分。《继承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因此，被遗赠的财产就是受遗赠人根据遗嘱取得的那部遗产，该项财产作为遗产的一部分，也属于遗产税的征税对象。
从上述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建立遗产税制、开征遗产税的配套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法律环境。
三、建立遗产税制度的基本构想
（一）关于我国遗产税制的模式和立法体例
1．我国应实行总遗产税制模式。目前，世界各国的遗产税制模式分为：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三类。笔者认为，我国遗产税制以采取总遗产税制为宜，其理由是：（1）总遗产税制有利于防止税款流失。总遗产税制采取先征收、后分割遗产的制度，即在继承人分割遗产前先行征税。这就可以防止分遗产税制下继承人虚假分配遗产而造成的税款流失，从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2）总遗产税制有利于节约税收成本。总遗产税制对全部遗产一次征税，与分遗产税制对继承人分别征税和混合税制两次征税相比，总遗产税制的税收成本低于后者是不言而喻的。鉴于上述，我国以采取总遗产税制的立法模式为好。
2．我国应采取遗产税、赠与税统一立法的体例。赠与税是以赠与的财产额为征税对象而课征的一种税。由于遗产税是对遗产征税，而被继承人生前为了逃避死后缴纳遗产税往往将其财产以赠与的方式转让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为了防止人们以赠与方式逃避交纳遗产税，我国建立遗产税制的同时，也应建立赠与税制，两税同时开征，以免遗产税流于形式。关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立法体例，世界各国有两种看法：即遗产税、赠与税统一立法和分别立法。笔者认为从我国国情来看，实行遗产税、赠与税统一立法，将两税规定在一个法律文件中，实行“两税合一”的立法体例较好。
（二）关于我国遗产税制基本构成要素的设计
1．纳税人。遗产税是对遗产征税，从法律来看，人一旦死亡，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随之丧失，自然无需履行纳税义务。为防止继承人、受赠人作为遗产的利害关系人偷逃税款而将遗产利害关系人以外的第三人即遗嘱执行人为纳税人。只有在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形下，才将继承人、受遗赠人规定为纳税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法定继承人及受遗赠人为纳税人；没有遗嘱执行人和法定继承人的，以法律规定的或依法指定的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人。
2．征税对象。遗产税属于财产税，其征税对象是遗产，对遗产的认定建议采用属人、属地相结合的原则。遗产应包括中国公民死亡时在境内外的遗产和外国人死亡时在中国境内的遗产。为了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对来源于境外的遗产，在境外已纳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采用税收低免法从其应纳税额中抵扣，但抵扣限额不得超过其境外遗产按本国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这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衔接。
3．税率。遗产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缩小贫富差距，限制不劳而获。税率太低达不到这一目的；税率过高，则会加大征收阻力，不利于顺利开征。我国遗产税税率的制定，应考虑与国际接轨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税率上限可规定为50%左右，下限规定为10%左右，要比个人所得税税率高。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且税率宜简不宜繁。
4．扣除项目。遗产税扣除项目以列举方式规定。包括丧葬费用、遗产管理费用、公益性损赠、欠缴的其他税款、未清偿的债务、婚姻扣除、赡养、抚养人口扣除等。
（三）关于建立健全遗产税征管的各项配套机制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8
一、我国开征遗产税具备的条件
1.税源基础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低收入的分配制度，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客观上没有征收遗产税的经济基础，即使开征，也只能是无源之税。一直挂在账上，流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分配制度的变化，一部分人确实已经先富起来了。但同时，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所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征为国家所有，进行统一支配，以促进社会共同、平等的发展，从而发挥出更好的社会效益。
2.社会条件
在社会环境方面。首先，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国家也加大了对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税收法律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也形成了一个较好的税收环境。其次，我国税制建设和税收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加强，税务机关工作程序和行为更加规范，技术手段不断改进，征管水平显著提高。
二、我国遗产税的建设
（一）采取总遗产税制
遗产税是指财产所有人死亡时，就其遗产净值收税。目前世界各国遗产税分为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三个模式。总遗产税制，就是首先对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留的财产净值征税，然后，再把税后财产分配给法定继承人。因此，在遗产处理上表现为“先税后分”。分遗产税制，指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对遗产继承人或受赠人所分得的那一部分遗产净值征税，在遗产处理上表现为“先分后税”。为了保持遗产税再分配财富的力度，同时区别不同继承人的经济状况，有些国家实行混合遗产税制，即先对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就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总价值扣除其债务、葬丧费用等项目后的净值征收总遗产税，再对各继承人就其分得的财产征收继承税，在遗产处理上表现为“先税后分再税”。
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现状，我国宜采取总遗产税制。因为：一，税制简单。由于我国公民纳税意识不强，遗产税制宜简不宜繁。二，税源有保证。总遗产税是在继承人分割遗产前先行征税，可以防止分遗产税制下继承虚假遗产而造成的税款流失，从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三，征税成本较低。由于总遗产税制是一次性征税，不必设置过于复杂的税率，其成本远远低于其他两个税制。对于在征税时，生活确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税后遗产时，可予以适当照顾。
（二）遗产税与赠与税配合征收
我国应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合二为一的总遗产税。第一，我国目前财产申报制度不健全，公民纳税意识还比较淡薄；第二，我国现有的税收征管水平还远远落后其他发达国家，由于分遗产税制税收的征管十分复杂，要求征管水平很高，若实行分税制，则可能造成各继承人不会如实申报遗产，从而逃税。同理，实行总分遗产税收制也不可取，故只能采取总遗产税制。此外，防止财产所有人把财产无偿转让以此来避免征税，就必须与赠与税相结合征收，实行“两税合一”的形式，因为两税都是对财产所有权的无偿转让而征税，统一立法，统一征管。
三、制定和实施遗产税制急待解决的问题
1.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
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不仅能够保证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顺利征收，同时也是加强国家对个人财产监管和廉政建设制度化的重要基础工作，国家已经正在积极筹划一套有利于国家掌握个人财产状况的政策和法规。因为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尚不完善，所以为了保证遗产税的顺利开征，应在遗产税制或其配套法规中明确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遗嘱执行人或继承人应于法定期限内通知税务机关派员登记财产。对于转移、隐匿财产的，应当加重处罚。待时机成熟后再以法律形式全面实行财产登记制度。
我国个人财产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银行存款，因此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借鉴美国的税务号码制度，即“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值得我国借鉴：个人税务号码终身不变，银行收支信息均在此号码下反映，从而为税务机关征税提供依据。总之，为使遗产税顺利开征，应尽快实行个人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和存款实名制。
2.建立个人财产评估制度。
开征遗产税必须核实遗产价值。目前，可以由税务机关委托或指定信誉良好、制度健全的财产评估机构对遗产的实际价值额进行评估，并通过立法将接受税务机关委托或指定进行遗产评估规定为评估机构的一项法定义务，凡此类评估均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对个人财产评估制度做出专门规定，以保证个人财产得以及时、公正的评估。
3.广泛宣传开征遗产税的意义，普及遗产税知识。
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和“遗产不纳税”的传统心理，使遗产税的征收会比征收个人所得税更困难。为了以后征收遗产税创造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从现在开始就应开展遗产税的相关宣传及普及活动。特别是要宣传征收遗产税的积极意义，使群众认识到开征遗产税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重要举措，也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必然选择。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减少遗产税的征收阻力。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9
一、课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问题
遗产税的课征是基于遗产继承关系。那么，遗产继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何呢？
遗产继承首先是基于私有制的存在。在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下，生产资料氏族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存在财产私有现象，也就不存在遗产继承问题。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一个人除了能养活自己，还能提供剩余产品，部落战争的胜利者不再杀死战俘，而是把他们变为奴隶。随着阶级的出现，为保护和巩固特定人（阶级）对特定财产（土地、牲畜、剩余产品、奴隶）的占有的私有制也产生了。历史经过了几千年的沧桑巨变，但财产私有制本身没有怎么变，只是财产私有主体“风水轮流转”，从奴隶主、封建地主转到近代的资本家乃至普通百姓。而他们的财产私有多以家庭为单位出现和存续，集中表现在遗产继承上。财产继承的链条延续着一代代生生不息的命脉。
遗产继承之所以首先在家庭成员间进行，是因为家庭和个人承担着人自身生产的任务。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1页。）
当然，遗产继承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法国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代表杜尔克姆(1858-1917)认为，“个人财产，是大家族制度解体后才出现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对家族的集体感情。为此，法律也不得不反映这样一种宗教的感情。所以，不论从习惯上还是从法律上，都把继承作为财产转移的一种合法手段。”（注：吕世伦、周世中：《杜尔克姆法社会学思想探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1期，第5页。）美国经济分析法学派代表理查德．a．波斯纳则认为：“遗产的动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动机。”（注：［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
关于遗产继承的合法性，则是无庸置疑的。世界各国都把遗产继承作为确认并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实证典范。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我国《民法通则》第76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我国《继承法》则对我国公民的遗产继承作出了详细规定。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我国遗产继承合法性的法律依据。
那么，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理论界主要有权利说、没收遗产说、追税说、均富说、享益说、能力说等。现代各国开征遗产税多以均富说、权利说和能力说为依据。（注：蒋晓惠：《财产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我们认为在我国课征遗产税应以“公平”和“效率”为主要课税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
1.关于公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绝对平均的分配机制，公民之间的个人收入没有多大差别，除了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个人没有什么财富积累。因此遗产继承有名无实。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性质的经济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按资分配等分配形式得以确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作用，致使公民个人财富不断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199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为73452.5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3588.1亿元）的20.5倍。（注：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电子版。）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实惠。
但是，随着一部分人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急剧膨胀，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占有了一大部分社会财富。据报道，我国占全国人口不到3%的高收入者，其存款却占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28%。（注：转引自李文：《论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税务经济》1998年第1期。）我国目前个人财产百万以上者已有100多万人。（注：转引自欧丽华：《关于遗产税立法的几点思考》，《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72页。）这是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违背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因此。国家应该伸出“有形之手”，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以保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特别在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下，一部分人的发家致富凭借更多的是抢战改革先机，也即社会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收获了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为他们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例如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分流等等。从公平的成本分摊的角度，先富起来的人应通过交税等方式承担一部分改革成本。另外，先富的人往往消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他们应该通过交税等途径让渡一部分收益。此外，由于我国法律建设不完善，因此，一些人的财富规避了税收的杠杆，甚至有些人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对其征收遗产税则是社会最大的公平。有学者为此提出了“追税说”等理论，本人则认为其归根结底都是追求并体现社会的公平理念。
总之，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最终目标是消除两级分化，达到社会分配的完全公平，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应该通过各种手段追求社会最大限度的公平。邓小平曾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过大的贫富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社会公平包括各社会成员间的起点平等、分配平等和最终结果平等三方面内容。课征遗产税就是通过国家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追求社会成员间的起点平等，限制不劳而获，体现社会的真正公平。
自然遗产的特征篇10
[关键词]遗产；遗产旅游；双重属性；内生矛盾；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9－0090－07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新旅游(newtourism)或替代旅游(alternativetourism)的主要形式之一，遗产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遗产已成为目前超过40％的国际旅行中的核心要素。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处理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成为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旅游学刊》2010年专门针对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需要跳出诸多矛盾的繁杂表象，对其本质和根源进行理论化的归纳。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纪末以来表现得日益明显。首先，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在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背景下，遗产概念的拓展以及遗产与历史的关系等议题，得出了遗产价值性和选择性的本质特征。其次，1997年，李希特(Richter)率先提出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politicsofheritagetourism)，将诸多矛盾的日益凸显归因于在新形势下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和持续嬗变。2003年，文化学者皮克汉姆(peckham)进一步指出，利益主体对“遗产作者权”(authorshipofheritage)的争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具体实践中，利益主体在“利用什么遗产”和“如何利用遗产”的问题上，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冲突与妥协进程中，从而外化表现为诸多不同的矛盾形式。地理学家格拉汉姆(Graham)、艾希沃斯(ashworth)和滕布里奇(tunbridge)提出了“遗产的双重属性”(thedualityofheritage)和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theintrinsiceontestationof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具有先天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基于这一内在特性，作为遗产利用方式之一的遗产旅游必然孕育了诸多矛盾。
围绕上述研究主线，本文将从“什么是遗产”的基本问题出发，尝试对西方学术界对于上述理论问题的探索过程和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遗产旅游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什么是“遗产”
关于“什么是遗产”，字面定义和技术定义是最基础和常见的两种方式。从字面意思而言，“遗产”是有价值、被前人遗留下来的遗存或财富。对遗产的价值性和历史性的认可反映在自始以来两条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遗产研究主线中。首先，在文艺复兴早期，建筑、艺术品以及各类历史纪念物等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激起了考古学家、建筑师和文化学者等的浓厚兴趣。其次，19世纪后期，国家公园体系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逐步建立，标志着人类对于能够显示地球久远历史的地质、生物和其他自然过程及结果的自然要素、环境和区域等自然遗产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遗产的文化意义同样得到认可。例如，马森(mason)认为，壮丽的自然景观能够激发国民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在遗产的技术性定义中，UneSCo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给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践中，“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态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拓展。近30年来，在遗产商业化的强劲推动下，遗产内涵的拓展日益显著，被厄里(Urry)看成是“历史多元化和现时化”(pluralisationandcontemporarisationofhistory)的具体表现。首先，斯沃布鲁克(Swarbrooke)指出，年代是否久远已不再是判断遗产价值的必要标准。其次，遗产内容体系得到扩展。不仅是那些精妙绝伦的、雄伟壮观的历史对象，包括那些历史上平平常常的，甚至是低等卑微的(例如古老的矿井、农舍和民间小镇)都被纳入遗产的范畴。再次，以UneSC01989年公布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为标志，非物质遗产逐步得到普遍重视。时至今日，“遗产”已是一个包含多组要素的概念体系：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自然的与文化的、精英的与大众的以及个人的与群体的等。
在“什么是遗产”的讨论中，遗产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论题，可分为对立论、功能论和折衷论3种观点。首先，持有对立论观点的学者较多，以贺维森(Hewison)、约翰森(Johnson)、布雷特(Brett)和厄里等为代表，认为“遗产”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和沙文主义色彩的“历史”，没有呈现真实的、经得起专业考证的“历史”，而是选择性地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视角。代表性论点包括：真实性的缺失是遗产商业化后的先天性特征；遗产产业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准确处理历史年代表；当今的遗产呈现的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视角下的历史等。其次，持有功能论的学者以普伦蒂斯(prentice)为代表，他们不赞成将遗产和历史断然对立起来，认为遗产与历史都具有桥梁作用，能将现代人与过去连接起来，只是方式与效果有所区别而已。近年来，折中主义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这种观点既认同遗产与历史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又承认遗产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例如，洛文塔尔(Lowenthal)认为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不是对历史的探索而是颂扬；不是希望呈现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基于现时目的的一种信念表白。提莫斯(timonthy)和波耶德(Boyd)认为，“遗产”最恰当的定义是“对历史的现时利用”。奥尔森(olsen)和提莫斯总结性地提出，遗产的本质是基于现时目的和被认可的价值及规范而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
3、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
3.1 理论的提出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遗产产业(hefitagcindustry)的迅猛发展，价值性和选择性等遗产的本质特征日益体现在实践中，并外化为诸多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问题。作为遗产产业最主要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以上问题。
霍尔(Hall)认为，旅游与政治学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据此，以李希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politicsof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旅游无法回避关于权力和资源的争夺，遗产旅游中矛盾凸显和激化的根源是遗产管理和利用的权力天平的持续嬗变。具体而言：(1)传统的精英主义和专家主导的遗产研究和遗产再现方式日益受到挑战。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相关决策；(2)遗产吸引物逐渐从公共部门的直接管理转向私有化、企业化和娱乐化的管理导向；(3)现代化技术设备的运用强化了遗产再现在旅游者体验中的功能性作用；(4)在市场导向下，旅游者作为一个整体对遗产产品设计和服务转型的影响日益显著。1999年，文化学者罗宾森(Robinson)提出了一个遗产旅游的概念性框架L30j。该框架以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为出发点，以区分遗产旅游的内在矛盾的不同范畴为目的，将消费和生产两大过程明确区分开来，作为划分矛盾范畴的坐标之一。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吸收了遗产旅游政治性和罗宾森矛盾范畴划分的思想，认为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是遗产利用的矛盾根源，最终形成了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图1)。
3.2 基本理论框架
3.2.1 一个核心观点
1994年，该理论的倡导人之一艾希沃斯最先提出，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遗产既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本L23J。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进一步明确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其核心观点是：(1)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其经济价值已在遗产产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2)遗产具有文化功能：通过与地方、与时间的有机结合，通过呈现历史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存在的意义、目的及其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唤醒和强化个人(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感；(3)遗产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在遗产旅游中的关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2003年，提莫斯和波耶德从行为地理学的视角肯定了遗产的双重属性。他们认为，遗产存在于“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中。在现象环境中，遗产是构成整个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一种自然或文化元素；通过被赋予价值和功能，遗产才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环境的组成部分。在从现象环境向行为环境的过渡中，遗产必须通过经济和文化两套“过滤器”(filters)的选择和价值判定。
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认同。首先，以厄里、贺维森和哈维等(Harvey，etal.)为代表的学者们倾向于把遗产旅游放入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考量，把遗产旅游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替代性旅游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能够提供旅游者不同于日常环境的、满足学习、怀旧和真实性等多种需求的旅游产品，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中摒弃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以及消费中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以沃什(walsh)、麦坎内尔(macCannell)和王宁(wang)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们认为遗产旅游根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内在矛盾。依据王宁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前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理性原则与享乐原则”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理性要素(如自律)超越了非理性要素(如情绪和自发)。在此背景下，遗产旅游能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在“他”时空环境下的身心体验，将其在心理、情感和思想层面与一个意象中理想化的过去连接起来，能将现代人从日常的制度化环境和理性秩序中解脱出来。在此意义上而言，遗产旅游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3.2.2 3个核心问题
在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中，存在3个核心问题：即谁的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和如何再现价值(how)。所谓“谁”，是指哪些利益主体牵涉到遗产旅游中。在生产方面，在早期的遗产利用中，专家和社会精英起到主导作用。随着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一些被边缘化的利益主体(例如当地社区)被逐渐吸收进入决策过程。在消费方面，当遗产消费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后，遗产消费不再是遗产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
对于“象征什么价值”，关于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给出了明确回答，即遗产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具体而言，麦克阿瑟(mcarthur)和霍尔认为遗产的文化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科学、社会、政治和文化4个方面。迪克斯(Dicks)认为，在遗产旅游中，遗产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首先，遗产旅游的生产过程不可能是纯经济行为，而是成为一种文化表达的途径、文化沟通的渠道以及价值宣扬的工具。其次，随着遗产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遗产和遗产旅游在社会建构中的工具性角色进一步强化。
“如何再现遗产”，即如何通过阐释，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首先，史密斯(Smith)认为，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其次，不同群体价值取向不同，意味着遗产的再现过程将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冲突、协商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再次，为了有效地传播价值，各种不同的行动方式、阐释策略和再现措施构成了遗产再现过程的技术性层面。
此外，两大因素将会对上述3个问题同时产生影响。(1)空间层级：遗产价值的空间表现是多层次的，可以是个人的、社区的、区域的乃至国家(民族)的。但是，遗产价值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是难以明确划分的和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民族英雄的个人精神品质将有可能被上升为全民族认同的民族精神；(2)权力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等要素相关联，对上述3个核心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
3.2.3 3个矛盾范畴
矛盾范畴1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一种政治控制工具和一种经济发展手段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遗产旅游的首要矛盾范畴。纽扬提(nuryanti)、沃什、提莫斯和波耶德等认为，在遗产商业化趋势下，博物馆等遗产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价值的看守者的自觉意识将受到挑战。由此，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主要问题包括：(1)对于遗产的旅游利用是否会对遗产的物质特征和文化意义产生负面影响；(2)应该如何控制和缓解这种负面影响。保护主义论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旅游发展必然造成遗产的物质特征退化和文化价值异化；协调论者认为，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遗产旅游不可行，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强化遗产保护。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利益主体在遗产旅游中的伙伴关系。只要相关利益主体正确且现实的评估遗产对于他们自身的价值，合理定位其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角色，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实现。目前，可持续的遗产旅游尚存在政府管治力不足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的缺失。
矛盾范畴2
不同利益群体对于遗产的多重阐释(muhiplesellingofheritage)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二个主要范畴。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各种文化(宗教、性别和种族等)、经济和政治特征的利益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尝试挑战传统的学术权威和世俗机制，依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和目的讲述历史和再现遗产。
首先，是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波曼(Bowman)、查尔斯沃什(Charlesworth)、费尔德曼(Feldman)、奥尔森和提莫斯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之间、同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都会以不同形式反映在遗产再现方式和内容的取舍之中。
其次，性别要素在遗产再现中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李希特提出，性别化的历史回忆是遗产政治化的表现之一。洛文塔尔认为，男性垄断了历史的讲述和传播L20J。格拉汉姆等人认为，“遗产男子主义化”(heritagemasculinzation)的背景下，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权力架构中被边缘化，被等同为未开化的、非理性的、艺术化的以及真实的象征。这个观点在一个韩国乡村民俗节日的案例研究中被验证。
再次，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将可能在遗产生产和营销过程中外化为一种矛盾。根据约翰森(Johnson)和夏克尔(Shackel)的研究，大多数纪念美国内战的遗产地均忽略了南北双方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将这段历史阐释为一段“健康的国家和解”的过程，忽视了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历史认知。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为旅游产业发展制定了迥然不同的目标，导致在规划实施中的一系列矛盾。在英国，英国旅游部门和威尔士地方旅游当局对威尔士的旅游形象也有不同的理解。
最后，当地社区是最重要的利益群体之一。关于遗产旅游的社区影响，部分学者持悲观看法，认为遗产旅游的发展是以当地人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的；外部资本接管了阐释本地遗产的权力，成为真实的再现当地记忆的致命威胁。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同时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繁荣的有效途径。例如，传统节日是促进当地社区自我认同的有效方式。基于对土地、遗产乃至资金的所有权，当地社区能够影响甚至改变遗产管理相关决策。摩根(morgan)的案例研究表明，正是当地人社团的不懈政治努力，促成了一个当地历史标志物(码头)的重建。同时，倾听当地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声音对于遗产旅游的发展不容忽视。
矛盾范畴3
遗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价值认知差异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3个范畴。一方面，遗产旅游是一个意识形态传输工具，将生产者认可的抽象价值、信念和社会规范等与遗产物质实体相结合，通过阐释实现传播和宣扬。另一方面，旅游者通过遗产旅游感知或认同上述抽象价值，这个过程被麦克林(mcLean)称为“旅游者的历史阅读”(tourist'sreadingofhistory)。由于动机、社会文化特征、个人体验以及知识的差异，旅游者的历史阅读会各自不同。上述两个过程的结合，被格拉汉姆等人称为“遗产的循环”(thecircleofheritage)，在此过程中价值被赋予、被消费和被交换。这意味着遗产旅游不是一个单向的价值传输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价值沟通过程。当遗产价值感知出现差异时，对于生产者而言，意味着遗产旅游的价值传输功能无法实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意味着一次令人失望的旅程。
4、结语
总结起来，西方学者的两点共识构成了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的理论内核：(1)随着遗产概念的拓展和以旅游为途径的遗产多元价值的彰显，遗产旅游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宏观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承载了当前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结果。(2)鉴于遗产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利益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遗产旅游中的诸多矛盾是内生的。围绕基础内核，遗产本质、经济文化双重属性、遗产利用的3个核心问题以及3个范畴内矛盾的本质、成因、表现、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措施等，构成了内生矛盾论的基本科学问题。
目前，西方旅游研究呈现出从多学科向后学科的研究范式(post－disciplinary)转变的趋势。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借助于后学科研究范式，将有助于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从本体论(ontology)而言，应坚持跨学科、基于知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例如，在现有研究中，来自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什么是遗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与“辨”。这种讨论，不是外向的和相互排斥的，而是超越学科边界的、具有内聚力的研究，最终产生新的知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论点，同样得益于在协调学科本体论背景的基础上的跨学科知识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