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1
abstract:Historyisdeveloping,societyischanging,welfarechangeisalsoamongthem,onlythetransformationcouldadapttosocialdevelopment.thus,welfarebenefitsproductionmanagementmustbeadaptedtowelfareproductiontransformationfromaplannedeconomytoamarketeconomy;thischangeismainlyreflectedinthechangeofmanagement,changesofpowerpatternandchangesfromadministrativechargestothemarketservicecharges.
关键词：福利生产；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Keywords:welfareproduction;plannedeconomy;marketeconomy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6-0131-01
0引言
国家在2007年对福利生产优惠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是把福利生产企业彻底地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变成了市场经济模式，这完全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福利企业是在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模式下，由各级政府出资组建的。
20世纪80年代，为了保障人权促进社会稳定，扩大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员的安置面，国家决定除了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外，其他的街道、乡镇、村委、企事业单位均可申办福利生产企业，并允许一部分街道办的原有企业转办成福利工厂。
20世纪90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企业陆续退出了市场，企业整体在结构性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不利于福利生产的发展。按当时的福利企业优惠政策，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的要求，福利生产将无法发展下去。为了保障福利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进入了福利企业范围。公有制政策没有完全改变而私有企业又事实存在的情况，给政策代来了一定的挑战。在福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上，各级执行政策人员始终存在争议，各地执行政策也不统一，也在不断的变化、讨论、调整。
21世纪初，多数公有制企业全面地进行了改制脱钩，实质上企业与政府机关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福利企业的经济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福利企业的优惠政策是否还适用，就成了重点问题。在经过几年的争论、调研、试点后，2007年7月1日，调整后的福利企业管理和优惠政策终于出台。这一政策虽然还有不尽善尽美之处，但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到来，我们也必须调整原有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并把我们的工作完全融入到变化之中。因此，福利生产管理必须适应福利生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管理模式的转变，二是权力模式的转变，三是从行政收费到市场服务收费的转变。
1管理模式的转变
1.1改制后，我们机构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在所有权上发生了变化，从所有到没有，从持股到不持股，从有经济关系到没经济关系。以前我们机构和企业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指挥和干涉过多的事时有发生。由于企业脱钩改制后市场化，现在我们必须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转化，不再对企业指手划脚的进行指挥和干预了。
1.2过去我们习惯于对企业管理实行计划、调度、统计、总结、调整，再计划、调度、统计、总结、调整，这样周而复始的进行。而现在完全是企业根据市场变化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只要向企业提供有关信息，对其进行相关政策的指导，在经济工作中做好统计工作就行了。
1.3过去由于我们和企业经济利益有同一性，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经常和企业共同应对其他部门的各种检查，顺拐现象比较严重，使政府赋予我们的监督管理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离。现在由于没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我们在政策执行上更加客观了。
2权力模式的转变
2.1政企分离使所有权向管理权转化。由于过去企业是公有的，存在有错误也舍不得打骂、处理的现象，很不利于企业管理。现在由于双方没有经济利益挂钩，我们能更好地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使福利企业更加规范了，基本或完全达到了国家要求的标准。
2.2通过几年管理权限的下放，我们实现了从直接管理到工作指导的转化。下放权力不等于放弃管理，为使工作不受影响，在权力下放后，我们没有放弃对县区的指导，和各县区仍保持较好的协调指导关系，所以全市在行政、工作、指标统计上仍具有较高的统一性。
2.3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化。过去，我们对各县区的部分企业管得过多，既给企业增加了负担，又不利于调动县区的积极性。现在权力下放了，我们只做好服务工作就行了，个别需要我们办理的事务，随来随办。此外，需政策上统一行动时，由于各县区企业所需的文件、表报较少，自己印制有问题，我们就统一服务了。我们把企业从主要的管理对象转变成为主要是服务对象，完成了从使企业敬怕我们到和我们亲近的转化。
3从行政收费到市场服务收费的转变
3.1生产发展基金。从开始的20％收缴，到10％收缴，再到不收缴，资金所有权的放弃是市场变化的正常结局。我们完全按照政策要求执行，放弃了小集团利益，使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
3.2管理费从企业管理机构成立后一直在收缴，在21世纪初改为减半收缴，到2004年完全停止收缴。这项政策有利有弊，它减轻了企业负担，却使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出现问题。
3.3行政收费的停止，给管理机构的经费来源带来很大影响，这迫使我们从管理收费到服务收费进行转化。我们把除了财政进编的其他人员一律纳入到成立的协会中去，凭借管理机构的影响，加大了向企业服务的力度，从过去的逐项管理转变为向企业逐项服务。由于协调、服务到位，和企业关系融洽，企业每年向协会缴纳固定性的费用，基本解决了机构的经费和开支问题。
这表明，在这次社会发展变化中，福利企业管理机构只有至力于适应变化，以变应变，认真地发挥职能作用，吃透政策，加大指导和服务的力度，才能使福利生产稳定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民情，2008，2．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2
关键词：双轨制转轨与转型并轨
改革开始，是为了摆脱“穷社会主义”的困扰，打破计划体制下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落、企业缺乏竞争、劳动激励不足与官僚寻租等症结，以结束短缺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后来理论上也在传统的指导思想中不断突破，如“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最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嫁接市场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转型的过程。
本文中所说的并轨是指现在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成分的“双轨制”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并轨；转型是指政府公共权力向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过渡，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的政治体制。
一、价格双轨制
由于原有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现出严重的弊端，因而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计划价格形式，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严重低于价值，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原来改革过程的方向设计是：除极少数重要生产资料外，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但考虑到如果一步到位，担心全面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会引起过大的震荡，各方面难以承受，因此就存在计划和市场两套机制并行，同时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运行机制，这就是在1985年中国正式形成的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包括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紧缺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城市、同种商品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这是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新旧体制并存的反映。另外包括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和其它广义价格的双轨制，这都是从过去单一的计划价格转向未来的有控制的市场价格的过渡措施。
同一商品中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其利弊都很明显。其有利方面表现在：1、能刺激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2、促使生产资料使用企业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消耗。3、搞活生产资料流通，使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及一部分国营企业能通过非计划渠道取得全部或部分急需的生产资料。其弊端表现在：1计划外冲击了计划内，计划合同任务难以兑现。主要表现为企业将部分计划内产品在计划外销售获取利益。2、在存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及部分计划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的情况下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没有国家的强制定价，会引起价格猛涨。3、引起市场秩序混乱，流通环节大增如“全民经商”，滋长投机倒把和腐败现象。因为存在两种价格，并有相当大的价格差，造成可以计划调拨商品的部门和个人有寻租机会或成为寻租对象，也就是所说的“官倒”。因此要去弊存利，必须创造条件使两种价格水平接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格单轨制。
众所周知，“旧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给我们的记忆带来了不幸，那些属于先富起来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双轨制”之赐，少部分官员也从“旧双轨制”中寻找到了腐败的温床（钟伟，2004）。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①，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这也是出现的是在上一世纪末的“权力腐败”（如“官倒”）问题，引发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在民间也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的原因，并引发政治风波。虽然使改革的走向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但最终使价格双轨制基本实现并轨，“官倒”现象失去了大部分寻租的“价差”。
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旧双轨制”的淡出，除了能保持国有企业占主体成份外，还培育了大量的非国有企业，也使绝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各种商品和得到极大的丰富，使我们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
二、“新双轨制”
“旧双轨制”已经另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们还算是幸运地收获了比代价更为繁华的“果实”。而“新双轨制”的出现，是在“旧双轨制”的衰亡中不断滋生形成，被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所掩盖。随着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改革得益群体与弱势群体悲凉命运的巨大反差的加深，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激烈争论中而被人们所揭示和认识，但实际上部分是在旧双轨制中的延续，双归制并没有真正消失。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市场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部分的一般性消费商品和服务均已经市场化，而对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仍未真正市场化，市场发展则相当滞后，其价格受到严重的人为扭曲。使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可以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之间获取巨额租金。主要表现有：
1、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如扭曲利率市场价格，利率不能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价格的资金通过银行再流向贷款量最多的国有企业及其它有相关背景的企业（如自有资金不足需大量支持房地产企业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损；
2、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设计的“征地、补偿、批租”制度，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滥用“公众利益”之名而损害农民利益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低价“征用”后高价转让和国有土地划拨后获取巨大收益；
3、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如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下，近十年无实质增长，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护欠缺，灾难事故不断发生，更有长期对“农民工”甚至是全体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欠帐；
4、国有企业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问题。通讯、能源、电力和交通等类型国有企业通过行政垄断价格在民众中取得收益，如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从1998年到2003年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2004年1-11月实现利润6970亿元②，那么在六年时间利润就增加了超过33倍，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③。这种利润的来源是高度集中的垄断，也可以说是对企业所有者实行垄断价格而来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全民所有”，但其产品及服务大部分来源于“企业所有者”的中国公民的消费，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另外，就是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转让无序，权力与资本在缺乏大众参与下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一定意义和数量上国有资产流失，并形成既得利益阶层和弱势阶层。
据统计，新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500亿元[钟伟，2004]。而胡鞍钢通过论证计算，从1994年-1998年，由于双轨制下存在的腐败损失，包括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损失、大规模的非法经济导致“黑色收入”、腐败造成大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流失、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损失，仅仅以上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水平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④。
“新双轨制”的延续滋生及其带来的巨大代价，是人们开始所料不及的，更形成了多年来“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经济靠劳动力”这种形式的“掠夺经济”，也是钱颖一教授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钱颖一教授指出：我们发现坏的市场经济共同的特点是对两种掠夺约束不够，第一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也就是说政府该做的事情它没有做。第二，对政府包括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大，必然会导致这类情况出现。
经过二十多年多年的改革，最终使原来的价格双轨基本实现合并，却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延续和滋生新的双轨制。虽然中国的改革凭借此实用主义的态度取得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并被总结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更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但是，却产生众多的、不可遏制的腐败现象，也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产生命运悲凉的弱势群体。最终暴露出来的实质是——转轨过程中的艰难转型。
三、艰难的转轨与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不再讨论是不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目前首要的是约束政府的掠夺，包括权力过大造成的腐败。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但现实问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转轨时期的经济运行同时承担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任务，也同时包括公共权力的转型，即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的同时实现政府的转型，具有“转轨一转型”的双重内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所特有的渐进式改革，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过程中，导致双轨制下所出现的腐败和收入不公等社会问题，更导致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转换和政府公共权力的转型十分艰难这种特有现象。
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公共权力的影子随处可见，使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更形成了社会分配比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以往的计划经济存在更大的不平等。其特征如下：
1、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一直主导资源配置，包括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人们的消费资料。
2、由于国家公共权力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支配（分配）权，形成了依附于这种权力的庞大群体。如政府官员（包括一般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员）、不属于公务员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国有企业职工等。这些依附于分配权力的群体实质是原有体制的得益者（相对于占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农民来说），至少是受保护者，他们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
3、双轨制是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导致依附于权力获益的群体的最终分化，并且利益对立。也就是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权力通过权力（和权力背景）寻租双轨制下存在“差价租金”来获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数量的“权贵阶层”，并再继续寻求权力来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利益。而缺少权力及权力背景的则因财富资源被权力控制或相当部分被瓜分，原有相对平等的现状被打破并且差别不断扩大，其利益受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尽管今天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已超过计划经济时代，但同当时相对公平的无差别幸福感甚至相对于其他群体（如农民）有优越感对比，要优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
因此，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的制度，存在更极端的分配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在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同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缺乏公众的参与，公共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仍未得到有效监督与制衡而导致财富向少数人倾斜，使在原来体制中的共同得益者分化成既得利益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两大对立的群体，并形成进一步改革的两大阻力：一是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的既得利益群体，千方百计要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希望进一步改革使他们的权力及利益失去。二是多年改革形成的弱势群体，他们未能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而对现有改革从心理上和现实行动上加以抵触。
具有难以名状意味的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就造成了现在的改革难以进一步的深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的转型难以进一步推进的根本原因。
也许需要论证在转轨过程中，我们所选择制度及制度的改善与发展的模式相适应和匹配得当，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才能取得明显的绩效。但在渐进式改革存在的双轨制下，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毕竟处于没有定型的动态和不确定状态，必然难免使转轨过程中出现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匹配失当的问题，带来矛盾的累积和结构性失衡。这些已经在现实的转轨过程中有所发生，如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企业下放权力时几乎马上取得明显的效果，而近几年则暴露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巨大的争论，造成对改革的徘徊不前。
但最大焦点和不能回避的是产权问题，并且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困扰改革的实质问题。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并发各类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推动政治相适应发展的主要障碍，产权公有既障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又抑制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常改革”⑤。
目前，出现以下不利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几种思潮：1、彻底否定现有改革者。有的怀念50年代或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纯洁”，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呼吁对已经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清算⑥，是一种明显的和危险的政治诉求。也引起失落群体回味以往，想继续躲在原有体制下得到权力的“施舍”、要回到原有体制下“平等”生活；2、维持现状者。认为不进也不退最好，其实这是目前形成了的“权贵资本”者，希望维持现状继续“浑水摸鱼”；3、激进改革者。认为要一步到位，彻底完成市场经济的并轨，“大乱求大治”。这几种思潮都不利于进一步的改革，更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四、并轨与转型
那么，我们是往后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停止现有的改革维持现状？还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完全并为市场经济？或者还有第三条路？大方向不明确是很难在具体问题上找到答案，最终只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将会激化。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1917-1950）的时间里，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试验”，但最终的结果是在20世纪末几乎同样彻底却方向相反的体制变革，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当今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中只剩下有2个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而且改革到了今天，对于已经加入wto，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大潮的中国来说，已不能置身度外，而且市场经济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因此，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已经是不用再争论的话题。
由于体制转换要在经济一刻不停的运行中进行，并在经济运行的效果中检验、校正，这不可能避免有问题出现。改革也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和调整新的利益格局的过程，肯定会有部分人利益受损。那些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在今天相当部分变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对他们不公平，但为什么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极少为农民的不公平而呼喊呢？在所谓“公平平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来可以剥夺最大群体——农民的利益而转移向其他群体，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他们几乎一直“丧失”话语权，这对于他们又是否代表着公平平等呢？
当然，改革并非就忽视社会的公平，如果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告诉我们，改革如果失去了社会的公正，就会出现社会危机，那么反对改革者就会以维护“公平”名义的纠集力量，甚至用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批判来阻碍改革，使改革夭折。但建立市场经济更加需要的是公正。例如在执行同等规则下，体育竞赛后的结果产生冠亚季军等名次，其获得的奖励各有不同，我想没有人说结果不公平。所以，公平是指竞争结果的平等，而公正则指竞争过程的平等。目前中国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及两极分化的现象，但问题并不是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出现的市场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更不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的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是公共权力及有公共权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极大地阻碍着市场的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及其公正竞争格局的形成。其实，而且二十多年来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改革也是各方面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需要允许公民的政治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扩张。
既然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并轨则需要有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其实质是法治经济，必须明确执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社会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明确公共产权与私有产权，这必须用严肃的法律来确定下来，并有独立的司法加以保证。虽然以往有过制订法律的“跃进”时期，但缺乏各方面利益的参与和博弈，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单凭道德力量的约束和简单的道德批判及意识形态的专制，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要实行法治经济，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需要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虽然在中国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革之前，改革难免受权力所左右，但改革毕竟在中国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约束，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已经并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动摇了中国社会中传统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在中国社会造就民众能够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基础，扩大了公众的自由。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过程中，公众越来越渴求政治体制能与之相配合和相适应，不能随意支配公众资源，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使其真正转到“裁判”和服务的职能上面来。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用公众提供的公共财政去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五、并轨与转型的路径选择
转轨只是一个过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但如何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需要选取正确的路径，以降低并轨与转型的成本。
众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存在的事实，但并不代表现有执政集团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态势下，还没有能取代现有执政集团的政治力量，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仍需要现有执政党强有力的领导，而且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和培育，因此在并轨与转型过程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的角色仍然起主要作用。因为：
1、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而现阶段仍然有大量的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存在的现状下，如果在这一过程政府权力失效，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就会在无序与混乱中瓜分，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动乱，经济及社会发展将出现极大的倒退，改革的经济与政治成本将十分巨大。
2、现执政集团仍然有强大的能力延缓改革或推进改革，但毕竟推进改革意愿更大。虽然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遇到不少阻力并发生摇摆，社会上也仍然存在反对改革的力量，但现执政集团并没有改变过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轨的大方向，因此需要现执政集团“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从现执政集团以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到现在增加的“政治文明”以及要建立“党内民主”，均表现出现执政集团也在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或许是执政集团要稳固执政地位之举，但证明民主的理念正在深入，也证明了市场力量和社会公众力量的影响力在扩大，民主政治正在得到认同。
3、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中国仍需要过程。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⑦。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通过公众力量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说，我们不能采取经济与政治成本巨大的激进改革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并轨，也就不能用激进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且在中国还不具备以激进方式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力量的产生，需要市场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形成，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属于民间的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一些民间经济力量如私营企业有相当部分因为在双轨制下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甚至有不合法占有公众利益并继续与公共权力“合作”寻求利益的现象。民间团体如工会、妇联、消协、工商联等仍由政府所主导，甚至代表几亿农民的团体仍没有建立，仍然靠“国家公有”的土地生存，或游离于公共权力保护范围之外的工作。随着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转移，民间经济力量与政治组织才能得到相互发展，并能脱离政府的主导，民主力量才能建立并最终实现民主政治，这需要过程。
4、任何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国家--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并非万能，需要政府之手的作用，而且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也需要政府在宏观经济上加以适度调整，更需要政府解决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化解危机，保证转轨并轨过程的平稳。
达尔所说，“民主和市场经济就象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⑧。向市场经济并轨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改变，也需要使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信仰、价值理念、行为习惯的改变。由于中国特有的、与其他国家从根本上不一样的国情，如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比例大）、人均资源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保障未还没有覆盖到全体公民，因此现有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此现实，更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只能创造条件加快经济与政治改革步伐，既不能放慢脚步，也不能冒险急进，最终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与相配合其民主政治体制，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
六、结论及一点意见
渐进改革的转轨过程中“旧双轨制”的衰亡但也有延续并滋生“新双轨制”，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存在虽然能降低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危机和动乱的机会，但却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形成了社会分配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更不平等，并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但不能否认向市场经济并轨的改革大方向出错，因为分配不平等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存在的双轨制，其根源是公共权力还支配着大量的资源，使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仍存在“依附”于公共权力，并影响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须创造条件加速改革。
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焦点，变革产权已成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弃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独立的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基础。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的力量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采取先实施产权改革和将政治体制改革跟进的并轨与转型路径。
对于产权改革并非此文的论述内容，下面只是一点简单的方向性意见，有待其他人研究具体解决的办法。
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部分在竞争领域中退出，但不可采取急进方式进行，需经专家学者研究和充分论证后制定初步方案，并公开方案征求民众意见，再由人大讨论决定。1、对于未上市的企业，则可公开拍卖出售转让。2、最难的是在竞争领域的已上市企业，必须使国有股全部退出后实行全流通。可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并暂停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的交易，并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如卖出的国有股价格如低于流通股的价格，差价部分则在卖出的国有股所得中给予补偿。由于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给予差价补偿，因而不会发生大众哄抬流通股价现象，而且国有股份占市值达2/3，足够补偿差价部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也是回归市场价格，由市场定价，不存在资产流失现象。
上市的国有股和未上市的国有企业出售转让后，所得的资金用于三个用途：一部分给全体国民（包括农村居民）按年龄比例计算购买社会保障金；一部分补充入社会保障基金中，由全体国民共享；另一部分给40岁以上（具体而定）上的国有企业职工按工龄或就按工龄计算给予直接现金补偿，这样能平衡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贡献和不能象农村居民那样拥有集体土地的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钟伟：《警惕“新双轨制”！》，南方周末2004-12-09
[2]、韩朝华：《只有产权改革才能平衡政府过大的权力》，搜狐网：
http://business.sohu.com/20041207/n223359552.shtml
[3]、吕炜：《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钱颖一：《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12-5
[5]、李炜光：《中国的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经济活页文选》2002年第22期
[6]、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5年第1期
[7]、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8]、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9期
注释：
①、胡和立，1989：《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②、宁南：《巨人国资委》，《商务周刊》2005.02.21
③、《南方都市报》社论：《国企利润与市场公平，政府如何抉择》2004年12月14日
④、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1页
⑤、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季刊2005年第1期
⑥、秋风：《郎咸平事件：一场激情遮蔽理性的辩论》，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98期，2004年09月27日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3
关键词：转型期营销渠道关系管理
转型期的界定
“转型”（transition）一词近年来大量出现在各种经济文献中，转型及其相关问题已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焦点问题。但不同的人对转型的理解以及不同学科转型研究的范围界定并不完全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领域：
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予以认识和理解，转型可以理解为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向较高层次阶段的转变过程，这种理解主要是从生产力角度来考虑，强调的是经济形态的转型；转型也可以理解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它主要是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考虑，强调的是制度形态的转型；第三种理解是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将转型既理解为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又理解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这种理解是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对象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根本性转变作为转型的研究内容。
社会转型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由于社会诸要素及其联系发生根本变化而导致的新旧社会发展模式的更迭过程，广义的社会转型可用于说明社会各层面的变化，如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意识形态转型等；狭义的社会转型则是指文明类型的转变，如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市场转型
市场转型主要侧重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这主要考察的是商品供求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探讨由过去相对封闭的市场向开放有序市场的转型。这两个方面转型对企业经营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是任何企业都不容忽视的。
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彼此割裂开来。一方面，经济与市场的转型可以纳入广义的社会转型范畴之中；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经济形态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和宏观市场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又会对经济产生反作用，如此循环往复。因此，结合经济、社会与市场三个方面来探讨转型期的内涵十分必要。从广义上讲，转型期所指的“转型”，从经济体制上说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及知识经济的转型；从社会结构上说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的转型；从市场的角度是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以及从封闭市场向开放市场的转型；除此之外还包括了由此带来的人们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
经济、社会及市场的转型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世界范围内新经济的兴起及加入wto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又为进入新世纪的转型期赋予了新的研究内容。从企业营销的实战出发，本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转型期对企业营销渠道关系的影响。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项重大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经营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不同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激进的经济改革，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一边探索，一边积累经验”。尽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与成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商品供应相对比较匮乏，企业的生产还远不能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性企业在市场中拥有很大的权力，是卖方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我国的商品供应极大丰富起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顾客的消费需求却不断变化，他们关心的已不再是能否买得到某种商品，而是对商品满足差异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卖方市场已经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
封闭市场向开放市场的转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被严格限制在同一行业、系统或同一地区内，行业、系统之间，地区之间缺乏联系，整个市场处于相对十分封闭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它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和领域内合理配置资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打破了市场的封闭，促进了开放市场的建立，而中国成功加入wto又为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提供了契机。
在错综复杂的转型期，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转型环境的影响。其中，分销渠道的复杂性是中国转型市场有别于成熟市场最突出的差异点之一。正是基于这一点，研究转型期环境下我国营销渠道的特殊性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与重大的意义。
转型期营销渠道关系的特性
渠道关系是指一条渠道中共同做生意的各成员之间的交往状态和合作深度。它指的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而非组织内的关系（intra-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根据西方学者的理论，渠道关系一般有四种不同的形态：横向关系、纵向关系、类型间关系和多渠道关系。横向关系是指同一渠道、同一层次、相似企业间的关系。比如一家日化企业生产的洗衣粉由多家超市经营，这些超市之间的关系即为横向关系。纵向关系是指同一渠道、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比如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关系。类型间关系是指同一渠道、同一层次、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关系，比如同是经营日化企业的洗衣粉，超市和便民店之间的关系即为类型间关系。多渠道关系是指一个企业不同渠道之间的关系，比如一家日化企业同时使用多条渠道销售其洗衣粉（如通过批发、零售，或直销等渠道），这多条渠道之间的关系即为多渠道关系。在这四种不同形态的渠道关系中，纵向关系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而其中的厂商关系又是我国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
转型期我国企业营销渠道关系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性：
关系准则的缺失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4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变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243-0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要选择适合自身要求的经济形式。我国之所以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历史经验来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我国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由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生产资料将由全社会集中和占有，商品经济消亡，“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由条件不具备，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真正实现过，而最初实现的是类似战时统制经济的计划经济，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
（二）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在国力贫乏、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经验，吸取战时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某些做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弊端便日愈暴露出来，使社会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职责不分。如：政府是干什么的？企业是干什么的？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二是统得过多过死。如：批一个项目需要时间一年多，盖的公章有两页纸都放不下。三是条块分割、自我封闭。如：每个单位都自成体系，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小社会：有学校、医院、幼儿园、菜市场等等，该有的都有。
二、从经济运行规律来说，市场经济体制被证明是能够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人类文明成果
（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二次大战后，在世界经济较量中，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日益显现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优势。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战后发达国家注意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引入计划手段，实行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弥补市场缺陷，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总体效益。
（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处
这样一种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使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有机结合，各扬所长，互补其短，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生产社会化和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比较成熟经验。
三、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来说，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表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剧变、红旗落地，而社会主义中国却生机盎然。为什么？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使经济搞活了，社会商品丰富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有了抗御国内外政治风浪的能力。
对此，中共中央“十五”《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从经济发展趋势来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日趋向国际化、集团化、一体化方向发展，通过世界市场，正在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交换连接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世界经济是以市场经济运行为基础的，在这种下我国经济怎样才能同世界经济接轨？就必须沟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才能在运行机制上同世界经济接轨。
在此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五、从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任务要以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为动力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5
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只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执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人民这两个主体错位了，是把国家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把老百姓即纳税人的钱集中起来，然后通过财政投入到各行各业，认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认为国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人民和企业是被动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国家制订计划，大家来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企业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以前我们也搞过改革，但是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计划经济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结果是一统就死。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我们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当时认为计划经济作为基本经济支柱必须要坚持，不能动摇。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觉得没有商品经济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还是有争论，有的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是强调“有计划”，不是指商品经济，应该加强国家配置资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和市场是内在统一的”，又进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开始批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认为不是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小平同志到南方谈话，讲到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方法和手段，社会主义也应当可以搞市场经济。于是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确改革的方向，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能动摇。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认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从现实来讲，实践证明我们搞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今天中国有那么大变化，30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变化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带来的。
但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将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我们搞市场经济必须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没有一个严格的政府监管，不可能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政府监管必须是有机统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主要是政府干预，不能主要靠行政的办法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是我们党从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经过反复的争论才确定的。十四大的时候提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四个字去掉了；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时表述为“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就说明一方面宏观调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个前提条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宏观调控。有的认为计划手段就是宏观调控，但我认为宏观调控主要还是要用经济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作用必须发挥，但是不能够干预微观经济的东西。有人说市场化过了头了，因此要加强政府的行政管控。我们的要素市场到位了吗？我们的行政垄断行业打破了吗？还没有，还需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我们总体上说不是市场化过了头，而是市场化还不足的问题。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越位
近些年来，尽管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滞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的角色。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无序竞争乃至恶性竞争现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着政府竞争的影子。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的微观层面，就难以站在全局的宏观上实行全面统筹，就难免会削弱其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甚至导致某些管理职能的扭曲。
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是市场不足？还是市场失灵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市场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正。主要表现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来应由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本来应该当“裁判员”的，它去当了“运动员”。二是“缺位”。政府本来应当有服务功能，搞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没有什么权，也没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审批，因为有权也有利。三是“错位”。扩大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理应是政府的职责，但有的政府部门却分片包干企业，直接管理企业的下岗分流，至于投资主体错位的现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让位”。市场和企业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总之，要牢固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人，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的理念，树立群众的主体地位，树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转变职能，百姓就会有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虽然部分审批还有必要，但大量的审批应撤除，让市场去调整，让群众去创业。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有随意性，要成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四、如何正确理解宏观调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感觉到有三点值得我们研究：一种说法，“目前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X次调控”，把宏观调控作为一种运动，好像除了这几次以外其他时间就没有什么宏观调控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宏观调控就是砍项目，就是刹车；还有一种，把宏观调控跟改革对立起来的，好像要宏观调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觉得以上三种都是对宏观调控的一种误解。首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因此不应该把它和改革对立起来。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调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观调控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要不断进行的，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突击运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运动是不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观调控不能搞一刀切，经济运行中有投资过热的领域，也有不热的领域，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该抑制的就抑制，该发展的就发展，该紧的地方紧，该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二，要从源头上来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水平。源头上就是我们原来讲的对市场经济的含义，应当与时俱进，原来的提法就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样，把国家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好像配置资源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好像资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完善宏观调控。
第三，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因此，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都应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哪些干预现阶段很“弱”而长远是需要加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6
如果将共和国60年来的现代化历程比做一本厚重的典籍，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就是闪光的“扉页”，开启了工业化之路；随后历经计划经济桎梏下的黯淡文字之后，才迎来具有色彩的“五五”“序言”。自此以后的二十年中，快速增添上从难以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华丽插页，及至21世纪的肩头上，重启国富民强的新旗帜，谱写斑斓多彩的“十二”篇章。
一、建设新中国：在落后农业大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1952年底，共和国收拾理清抗战以来衰退的国民经济后，收获的是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当日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历经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建立了独立完整工业体系。
1.锋芒初显的“一五”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初步建立了工业化基础，实现工业跨越式发展，与1949年相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为56.7％。此外，“一五”期间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该计划属于草莽粗创，杂糅了计划与市场的要素，比较切合实际。颇为成功。
2.徘徊前进的“二五”
当“二五”计划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提出在五年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后，许多关键的工农业产值都远远低于指标。于是只好按照八字方针“整顿、巩固、充实、提高”，治理失衡的国民经济，调整过高的重工业指标，发展农业等基础产业。随后还将1963-65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过渡时期。
3.重大转折的“二五”
吸收了“二五”的经验教训，“三五”计划最初的设想重点是解决“吃穿用”问题，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增强基础工业，使得国民经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重点按比例发展。但由于受到特定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期间又转向“备战、备荒”的方针，将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进行三线建设。
4.反复调整的“四五”
由于受到“”的干扰，“四五”计划就―直在调整的状态之中。前期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建立经济协作区、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73年后逐步改变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沿海与三线地区建设并重，重新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优势，重视农业发展。虽然这些有益的调整并没有很好的贯彻落实，但也为建立经济建设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再造共和国：从不能温饱到小康水平
5.开启改革的“五五”
“五五”的目标是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重视农业发展，期望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历经一些波折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新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使得粮食产量创新高，轻工业发展超过重工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协调。
大致而言，“二五”至“五五”期间，执行的是“大计划小自由”的计划经济体制(详见附表)，五年计划大多内容粗放。与实际多由脱离，且执行中多有变化，大多数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6.推进农村改革的“六五”
此时继承了“五五”的新八字方针，突出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除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外，还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原有的计划框架中开始市场化取向，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对外开放。这是继“一五”后比较完备成功的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基本解决了蚝期困扰的温饱问题。
7.贯穿价格改革的“二五”
到“七五”计划时，基本目标设定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使改革开放顺利展开；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继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七五”时期把改革放在首位；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将科教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这一期间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8.全面改革开放的“八五”
“八五”时期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战略。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财政税收管理制度、金融改革、对外开放格局等。这是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之一，提前五年完成了预计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GDp年均增长12％(创最高纪录，比“七五”时期提高了近4％)，城乡人均生活费年增长率7.7％、4.50％。 大致而言，与“五五”以前的计划相比，“六五”至“八五”前期计划的内容趋于全面，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并存，越来越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9.经济软着陆的“九五”
“九五”时期处于国家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的最后五年，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成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年均增长8％。
历经允许个体经济、家庭承包、三资企业之后，当“九五”计划完成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已经实现，国家计划的目标即将转向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如何让所有阶层共享改革与开放的成果。
三、开启新时代：从经济发展到国富民强
10.跨世纪的“十五”
“九五”计划中指令性计划有100多个，“十五”中大幅度减少，且基本是指导性或预测性数字，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该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十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9％，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万亿元。
11.科学发展的“十一五”
“十一五”“计划”改为“规划”，标志着在经济运行方面，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政府转向提供战略性的指导规划、宏观经济。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层次民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12.文明演进的“十二五”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7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六年多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正日趋完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也由试点正转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与传统经济体制相应的政府机构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其所表现的弊端更加明显: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许多本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不仅滋生文牍和,助长了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这都表明,政府机构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是政府机构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阻碍了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机构是政府运转的组织载体,是形式,政府的职能才是根本。转变政府的职能,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能否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转变政府职能和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又是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关于政府的公共性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上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关于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2
由此可见,政府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与强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管理是以强力为后盾的,而管理本身又成为强制机构能够维持的基础。居于社会之上的管理者——国家代表,用强制机构使他人意志服从政府权力,使被管理者在一定秩序中生活,这才是政府管理的真正本质。政府的这种“超经济的强制”性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国家政权的力量,表现为一种政府权力,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权力而发生作用的机构。因此,政府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我们不但要从它是否运用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考虑,国家权力成了划分政府职能与非政府职能的基本界限;而且,与公共性特征相联系,政府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政府的职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政府职能将越来越简化,纯行政性机构将会逐渐减少,工作内容也将逐渐减化。社会越向前发展,越进步,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征就越突出。在这种过程中,也就越需要政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其职能。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8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伦理；会计诚信
一、会计诚信的逻辑前提：会计职业具有伦理属性
“会计职业实质上是诚实人的职业”，早在20世纪40年代，会计学创始人卢卡・巴其阿勒（Lucapacioli）就对会计职业做出了精辟解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会计职业不能脱离一定的伦理属性。目前，相关理论界对会计诚信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于对会计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和对会计诚信缺失的治理等方面。本文从历史观的角度论证了：虽然会计诚信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但中国会计诚信问题的产生受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有其独特性。
从经济体制转型角度思考中国会计诚信问题产生的“中国式”背景，即从历史观的角度思考会计诚信问题产生的宏观背景。中国的会计非诚信现象泛滥期，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期，笔者就是以这一契合点为前提，认为中国会计诚信问题突出的宏观背景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联系。
二、中国会计诚信问题产生的“中国式”背景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是中国会计诚信问题产生的“中国式”背景。
（一）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
纵观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继续。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次剧烈的政治革命导致了两次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一次是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另一次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社会制度的两次变更，其变革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以今天的眼光理性地思考这两次社会变迁，就会发现，变革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或政治主导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的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机制则始终局限于非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这就内在地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深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继而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动方式的大变迁。
（二）从微观上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源于国营企业特有的制度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面对的是相当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状况。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地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提高工业化水平，特别是提高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因此，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重工业自身的特点是其是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不可能将投资引导到重工业部门。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中国政府不仅要掌握资源的配置方向，还要对生产经营过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加以控制，由此，中国相继实行了人为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的微观经营机制。尽管当时的企业制度称为“国营企业”，但是政府不可能直接经营管理国营企业，只能将其委托给代表国家的经营者代为经营管理。为了防止经营者侵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益，保证将有限资源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国营企业制度的特点自然就是不给企业在生产、供应、销售和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的自。显然，国营企业这种特殊的治理结构是内生的。按照当时的设计，国营企业不具有企业的性质，而是一个“超经济性质”的组织，它一直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弥补当时特殊时期的市场缺陷。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高度计划管理体制完全合乎逻辑。
三、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伦理的影响
当前，我国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青黄不接阶段：一方面，我们否定了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根据某些国家的经验，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期，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无序、混乱。例如，在英国资本主义早期，自然经济遭到强劲的摧毁，而市场经济又没有规矩，人们只知道更多地赚钱。我国当前的情况与此也有点类似。在经济方面，人们再也不能忍受计划经济所造成的贫穷和束缚了，这本身是极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没有道德，甚至没有法律去规范人们经济活动的很多区间。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是全社会利益的集中代表，由于个人几乎完全从属于不同的集体与组织，导致个人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个人在“共富”或“共贫”的状况下，将利益分配看作是集体决策的过程与结果。那么，这种利益差别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就大大降低了，集体、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权力、利益的扭曲和不正常现象，也是原有伦理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要的集中体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作为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越发突出，个人原先所从属的单位、组织、集体也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推进而逐步分化与独立化，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随着利益主体的进一步明晰化与具体化，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冲突也就越来越频繁，社会矛盾、利益冲突由此加剧，因此在遵守与背离伦理道德规范问题上的摩擦也越来越多。在我国现阶段，适应时代健康发展的伦理体系仍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使得我们国家中的一部分领域、一部分人，在其精神世界方面缺乏皈依感。于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伦理观，中国本土的伦理观和西方伦理观，甚至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伦理观，有了共同存在的广泛空间，由“多元伦理观并存”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在所难免。这种冲击的力量多以负面、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一特殊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道德代价现象的增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伦理失范”现象。
四、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对会计诚信的影响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会计诚信的状况及特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润最大化并不是最终目标，利润是对于完成计划指标的一种判断和遵守经济理性到什么程度的检验。这个阶段，会计不但失去了通过利润计算连接企业理性活动的手段和目标的作用，而且由于社会经济计划直接运用簿记原理和方法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表体系，在事实上把企业会计纳入了一个覆盖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计划管理框架中。会计的角色被定位为对生产和分配的核算和监督。会计核算是国民经济统一核算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核算的目的是反映企业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的情况。而监督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产品的价值及其创造过程；其二是计划执行者、工作负责人和财产负责人的活动。
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是维护国家财政政策的工具，企业是执行国家财政政策的基层单位。会计上按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当时，我国会计诚信的履行者和承担者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主要为国家制定计划提供所需要的会计信息。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之下，没有会计非诚信滋生的土壤。
（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会计诚信状况及特色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个人，当投资者面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时，取得可供选择的会计信息尤为重要，由此产生的信息需求成为促进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内在动力。在这个阶段，会计的角色转换了：首先，服务对象的变换决定了会计角色的变迁。会计从为管理者服务转向为投资者服务，从为政府部门服务转向为全社会服务。从而决定了会计作为国有资产人的核算者和监督者转变为企业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企业会计信息由政府独享转向社会共享，企业作为会计信息的生产者，有权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最后，国家由企业的管理者转变为企业的投资人。政府部门对企业会计行为的管理也由直接的行政控制转变为透过会计准则的制订权对企业会计信息实施间接的市场监管。
从会计体系的变化角度来看，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多元化导致了会计信息需求的差异与冲突。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包括企业管理当局、权益投资人、税务部门及企业员工等，他们对会计信息内容和质量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具体来讲，企业管理当局趋向于对企业短期利益即看得见的利益的追求，而企业的权益投资者则一般更趋向于对企业长期利益的追求。虽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并不见得必然冲突，但是两个会计信息使用主体对会计信息需求着眼点的差异产生了一系列的会计诚信问题。因此，会计诚信问题的产生与利益分配中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中隐含的矛盾有关。
五、中国伦理变迁对会计诚信的影响
（一）中国伦理变迁对会计诚信的宏观影响
中国伦理在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嬗变。从中国伦理的动态变迁路径看，市场经济将人的自然需求、物质欲望转换成财富价值欲望，从而激发起人对各自利益的追求。会计作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方面，会计主体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这一伦理的冲击。本来没有利益冲突关系的企业或者企业中的个体产生了利益上的分歧。进而，产生了一些矛盾：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当企业的管理层和会计人员失去会计诚信的承诺，而选择会计非诚信，选择一系列的舞弊手段的时候，那是因为这些会计主体在作出会计非诚信的选择后，其收入大于成本。但有净收入，肯定会有净支出，这些支出就转嫁到了企业、国家。企业因制造虚假会计信息而有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而且一旦被查处，将彻底毁坏企业的形象。国家资本市场也将因为会计非诚信而无法健康发展，交易成本增加，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将处于被动的状态。因此，这些矛盾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会计诚信的缺失和伦理的堕落。
中国目前核心伦理观的缺失也对会计诚信有一定的影响。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一般都滞后于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新旧社会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新的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还没有形成新的核心伦理观来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会计职业界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即使找到了，也无法和社会大环境产生共鸣。会计作为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会计诚信承诺的兑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难以独善其身。
（二）中国伦理变迁对会计诚信的微观影响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对会计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会计的职能从公有资产的管理者和核算者转变为企业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这种角色的转换产生了一定的伦理影响。
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追求利益最大化本身并没有伦理属性，但一旦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伦理的属性。因此，“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中国传统伦理取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让位给了“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伦理取向。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下，会计主体也面临着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过程中如何实现价值最大化手段的选择。
从整体到个人伦理定位的转变也对会计诚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主导的伦理观是整体伦理观，倡导国家利益重于一切个人利益，个人生存于一个熟人式的狭隘的生活边界，非诚信难以突破这样的边界而有生存的空间。而在当今社会，“私德”向“公德”转型，它摧毁了自古以来的旧的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发达的交往技术和交往方式使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立体化，从而促成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个性的丰富化。这样的环境给予了个人利益追求以更大的空间，会计主体的选择也从原来的单一选择转变为多元选择，经济利益、精神利益等都会给会计主体的行为方式带来改变。
归根结底，会计诚信对伦理的互动影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必须实现从“存在的合理性”到“价值的合理性”的转变。以上价值追求的最大化和重视个体都是市场经济内生的伦理属性，必须要合理引导。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途径让人们在实践中吸收道德营养，去培养人们的道德理性并引导人们的道德感情升华，达致道德理想。
综上所述，中国会计诚信变迁的历史痕迹是明显的，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有明显的分水岭。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以伦理为重点的非正式制度的混沌和正式制度缺位是导致中国会计诚信状况变迁的重要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汪应曼.经济转型与道德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9
一、改革滞后的规划体制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我国的规划体制和“五年计划”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规划体制在从强计划向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重规划的功能性转变上有了明显的进展，“十五”计划不论从编制程序、方法和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调整。但总体上来看，规划体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和适应性变化，规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依然明显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甚至于缺陷，严重影响了规划本身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问题包括规划体系紊乱、数量过多过滥；各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相互衔接不密切；规划审批程序不明确、编制程序不规范；过时的规划和内容过多，需要加强的规划不足；重规划的编制过程，轻规划的实施评估等。在规划工作中则具体体现为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部门间各自为政、规划互不衔接，规划内容交叉重叠、甚至相互矛盾；下级规划抄上级规划、上级规划无法在下级落实；墙上挂的规划多，可操作实施的规划少等。
“十一五”时期和“十五”时期相比较，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就业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追求协调发展和降低社会摩擦的目标将更加突出；市场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区域经济交流和联系将进一步突出；经济安全问题更加引起重视，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建设更加需要进行统筹规划；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加快，政府将更加重视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设定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条件进一步提高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现行的规划体制提出更高的变革要求，这就需要对规划体制进行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以建立与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规划体制。
二、国外的经验为我国规划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规划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执行、评估等方面的程序和制度，涉及到规划体系、规划内容、规划编制、规划实施和规划调整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规划体制的差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地位以及路径依赖程度等，这使得各国的规划体制总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在决定规划体制的基础性制度方面，美国和英国模式更强调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私人物品领域和可竞争性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建立和维护供私人资本进行竞争的公共环境上。法国、德国、日本模式则主要体现出政府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战略的特点，强调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采取较多的经济干预政策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俄罗斯模式则具有典型的体制转型特征，政府规划功能经历了从高度计划的模式到基本放弃，之后又进行恢复和重塑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特点又使得这些国家的规划体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国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也决定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在规划体制方面的模式和特点有许多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
（一）各国具有不同的规划体系，但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按照功能的不同，各国的规划体系大多包括三大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但各国侧重点有所不同。
德国以空间规划为主体，联邦国土规划由联邦政府负责编制，主要是制定联邦范围内的规划目标、全国性的规划标准，并根据各州发展现状，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全国性的布局。对基础结构、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就业机会和定居条件等进行经济区划和平衡。该规划具有长期性和指导性，由联邦建设部牵头，与有关各部协商后提出规划草案。除这一综合性规划外，联邦政府还负责编制全国性的专业规划如铁路、联邦级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主要水路、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区、军事用地的规划等。联邦规划对州、市、县的规划起指导作用。各州和地方政府要负责编制与上级规划相协调的地区各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法国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计划性”最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法国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负责对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先后制定实施了11个4年经济发展计划。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对市场作用的日益重视，指令性计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第九个计划开始向合同制方向发展，并成为中央政府调节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工具。从第十个计划起，计划合同中量性的指标在减少，衡量结构调整及质量的指标在不断增加。但政府仍通过计划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设计国家的发展战略，缩小社会各界的收入差距。
美国政府具有自己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法国、德国等相比，虽然没有相对固定和直接的国家计划，但联邦政府下设的各委员会和部局都有各自部门的详细规划，并通常通过法案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时，联邦政府也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临时制定相关规划，比如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田纳西河谷开发计划等。
俄罗斯从苏联时期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开始至今，其规划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和以指导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一度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总体规划，但在1990年代起又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2000年开始实施了《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2000~2010年），并从1993年开始制定实施了3~4年不等的中期规划，以及1~2年不等的具体实施计划。
日本是一个较多推行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国家。1949年以来，先后制定了13个中长期经济计划。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了以下三项经济计划：1992年《生活大国5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1992~1996年）、1995年《新经济5年计划》和1999年《未来10年计划——经济社会的应有状态及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同时，日本的国土开发与整治综合规划也较多吸收了德国的空间规划的经验，对包括土地、交通、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划。
韩国政府也比较重视经济长期发展规划，1960年代以来已先后实施了7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之后开始实施“新的经济长期设想计划”（1996~2020年），在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政府开始调整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更多强调市场的作用。（二）规划的地位和内容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
规划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是政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宏观调控而做出的谋划和安排，是政策实施的重要工具。从各国规划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规划的内容日益丰富，规划的主体日益明确，规划的程序日益科学化，规划的体系日益完善，规划的权威性日益提高，规划之间的功能界定和相互衔接日益加强。总体上看，规划日益上升为公民意志和国家法律。但与此同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各国规划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国家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在变化。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力量越强大，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越领先，政府的产业政策则越弱化。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就越向战略性、指导性和定性化方向转变，政府也就越重视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引导。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中长期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在不断弱化，而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和空间规划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三）具有规范民主的规划编制程序和完善的规划法体系
规划编制程序是否规范和民主直接决定着规划的可实施性和权威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具有相应的规划法体系，对规划的目标、功能、主要内容、编制程序以及规划调整的法律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划的制定都要遵从公开性和透明度，民众大都具有广泛的参与度，规划都要经过权力机构的审批，一旦通过则通常以法案或法律的形式实施。各国规划的编制过程基本相同，都要遵循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比如德国空间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编制阶段。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编制规划的初稿。编写人员可以包括内部职员，也可以包括外部聘请的专家。
商讨阶段。政府邀请有关利益各方对规划的初稿进行商讨，讨论过程往往要重复多次。政府综合有关利益各方的意见后，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仍可以对最终稿发表反对意见。
审议阶段。政府将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对最终稿的反对意见以及政府对反对意见的解决办法一并送交议会。议会讨论有关资料，最终表决通过之后，规划就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另外，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规划都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地区的规划在地区议会批准之后，需要上一级政府最后批准，以保证上下两级规划的一致性。当地方的规划与国家的规划相冲突时，联邦或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地方规划进行指导。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拒绝中央政府的指导，中央政府有权直接修改地方的规划。同时，由于地区规划直接涉及到私人利益，有关利益各方有向上级政府和联邦或中央政府进行申诉的权利。德国各州的规划法，都对规划程序有详细规定。如不按规定程序走，公民可以对通过的规划进行，法院会判规划无效。这种做法虽然容易使制定规划的时间比较长，但由于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最后制定的规划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使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得到保障。规划出台后，也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便于执行。
（四）具有分工明确的规划编制机构体系和健全有效的规划执行评估机制
一个分工明确和职能合理的规划编制机构及体系是保证规划编制工作有序高效进行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国家在联邦或中央政府大都设有专门的规划部、局、署或者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总体规划制定的组织、协调工作。比如德国的规划权归三级政府所有，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设有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部，主管立法，制定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法规，拟定全国经济区规划、区域规划大纲，协调地方、部门之间的工作，掌握部分资金资助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国负责协调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机构是计划总署。计划总署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国际信息与展望中心（法国官方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计划数理经济前瞻研究中心、生活条件观察与研究中心等，计划总署给这些机构一定的预算补贴。
与此同时，各国都非常重视对规划执行结果的评估，并有一套进行评估的法定程序和运行机制。法国政府在制定规划后，为了使公民更清楚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使国家资源得到更好的分配，提高政府公务员的责任心，都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工作由一个政府的部际评估委员会负责，称全国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由11位专业独立人士组成。全国评估委员会通过与计划总署协调建立评估机构，会同相关的政府部门共同确定规划评估方案和评估费用预算，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对项目费用落实情况进行确认等，最后出具评估报告。
三、建立适应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建议
（一）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规划是政府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一种制度。规划的地位在本质上与社会制度无关，而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政府调控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地位有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市场发育不足所造成的缺陷还需要政府进行矫正。即使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领域，也会存在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进行弥补。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包括土地、水资源、能源等日益紧缺和环境污染、生态治理、发展差距、就业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统筹安排、统一协调、总体规划的任务就越发紧迫。而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日益加剧，国家战略的地位在日益突出，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也就越发显得重要。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在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要加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规划的地位同样不是要削弱，而是要进一步加强。
（二）要坚持“长远谋划、分步实施，广泛借鉴、兼顾实际，适度超前，协调一致”的原则
建立适应“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规划体制的改革应当坚持几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第一，长远谋划、分步实施。以市场化为方向，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划体制作为规划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分阶段实施，建立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相一致的规划体制。
第二，广泛借鉴、兼顾实际。既要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又要注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充分反映和体现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
第三，适度超前，协调一致。要尽快解决规划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促进生产力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挥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超前性和指导，使规划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体制相协调。
（三）要突出强调和体现规划的“系统性、规范性、有用性和权威性”
第一，系统性。要加强不同规划之间的功能分工和相互衔接，对规划体系进行高度整合，避免各规划之间交叉重合甚至相互矛盾，建立层次分明、边界清晰、衔接协调的规划体系。要调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之间的互相衔接。如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其编制的依据应该是经同级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要调整解决重点专项规划与行业规划，以及行业规划相互之间的衔接问题。同时还要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规划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规范性。目前我国规划体制中的制度性规定，有些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更多的则是不成文的惯例和约定俗成的做法。规划工作的不规范导致了规划程序上和规划内容上的随意性。因此，规划工作必须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规划体制。为此，从长远来看，应该制定《规划编制法》。
第三，有用性。要切实取消目前大量存在的过时过多过滥的一类规划，特别是许多已经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和不再是政府产业政策调整重点与领域的行业规划。要针对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编制的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相衔接的地方规划中所存在的雷同和缺乏地方针对性的问题，调整或者不再要求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编制中长期规划。要针对目前规划内容原则性过强、操作性较差的问题，要通过改进规划编制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规划的操作性、可行性和针对性。
第四，权威性。要针对目前存在的下级规划和上级规划不衔接，上级规划难以在下级规划落实的问题，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依法动用司法程序来保障规划的执行和实施，提高规划实施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四）要重点围绕“四个转变”进行规划体制改革的设计和实施
第一，规划的领域由较多地覆盖社会经济各领域向主要以公共产品与服务和非竞争性领域为主转变。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许多行业和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运行。因此，沿用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的规划应该退出，规划的内容要进一步向公共政策领域转变。
第二，规划的体系由以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为主体向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和空间规划相结合并逐步加强空间规划转变。空间规划应当包括全国的综合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跨省级行政区划的区域空间开发规划以及各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等。空间规划应当集中体现重大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取向，要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篇10
现行的计划体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
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两个计划。每个年度和每个五年，中央政府制定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导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还要制定与全国计划一样内容的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导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国31个省区市的计划加在一起，实际上形成另一个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央和地方的计划，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二、两个计划的追求目标截然不同
中央的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从全局的利益出发，追求的是全局的平衡、全局的协调和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从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追求的是把自己地区的GDp做大，并在地区间相互竞赛。
从中央和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央的“十二五”规划，放低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5年GDp的年均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目的是给调整结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和保障民生留下空间。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与此相反，多数地区仍然追求加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在地区间相互赶超。31个省区市GDp的年均增速，没有一个把7%作为自己的目标，平均为10.5%，超出中央预期目标50%，主要还是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对能源与资源的消耗。中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地方同样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但是，数量的不同会引起质的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一高，转变发展方式必然降到从属的地位。
三、两个计划实施的方法也完全不同
在中央层面上，中央政府在计划指标确定后，除少数约束性指标外，所有预期性指标基本上都不对省区市分解下达，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实现。但在地方层面上，地方政府在计划指标确定后，不仅约束性指标分解下达，主要的预期性指标也仍然分解下达给下级政府，并考核其完成情况。
目前，每个省区市都制定有党政官员政绩考核办法，或者是目标管理办法，考核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依据。在考核指标体系中，都包括有GDp增长指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指标。GDp增长指标，有的地方分解下达，有的不分解下达，但在年终要考核其成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指标，省区市普遍下达到地市，并由地市下达到县，年终进行考核。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包括预算内投资、外商投资、银行贷款和自筹投资四个方面。其中，预算内投资是政府说了算的，其它三项投资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由政府全部指挥这些投资并负责其落实，政府就代替了企业的自主行为，其实质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这种地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办法或目标管理办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许多预期性指标，主要是GDp增长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本来是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实现的，把它列入政绩考核体系，并与干部的升降、奖惩挂钩，就变成了一种责任、一种压力、一种约束，非完成不可。混淆了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的职能，把不该由政府直接负责的事情变成政府的直接责任了。
四、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并不是并行不悖，实际上是以地方计划为主
道理很简单，中央的计划要靠地方去执行，而地方执行的不是全国的计划而是地方自己制定的计划，这就使全国的计划被地方计划架空，并在执行中很大程度上地方计划取代了全国的计划。这是使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预期指标预期落空、全面的综合平衡被打乱的重要原因，是造成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重要原因，是造成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干部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瞎指挥，甚至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
这种块块分割的计划体制，由来已久，它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改而没有改的传统体制。
1979年，国务院组织力量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员曾经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既不能搞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能搞分散管理的地方计划经济，必须打破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界限，给企业更多的自，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经济规律组织经济。1984年我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指出，传统体制的弊端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从1984年以来，改革的重点放在改革中央的计划体制，重点是减少指令性指标和国家统配物资的种类，逐步放开一般商品的价格，扩大企业的自。但是，一个时期还强调必须加强地方的计划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样两个计划并存并以地方计划为主的体制就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地方的计划权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这引出一个问题，传统计划体制不改变，怎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
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并以地方计划为主，表明了我们的体制仍然是块块分割的体制，我们的市场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分割的市场而不是统一的市场，资源配置实际上不是以市场为主导而是以政府为主导。
市场统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社会化的大生产，产供销不是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平衡的。以行政区划界，块块分割，分散布局，势必在全国出现大量的盲目生产和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和资源能源的极大浪费，并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弊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首要要求，就是政企分开，打破条块分割，在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为了克服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在中央，而不在地方。这种体制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避免政府的主观随意性，而又能减少市场的盲目性。
经过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取得了进展。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供求变化决定商品价格，并引导企业的生产建设。但改革并没有到位。其主要表现是，在中央层面上政企不分、条条分割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在地方层面上，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块块分割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打破。这就是我们当前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这种体制的弊端，现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其关键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许多问题都由此而产生。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中央一直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2008年2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也为改变两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存，为改变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办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意见》指出：
要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注重公共服务；
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
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督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增强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上述这些规定，最重要的是明确了以下原则：
第一，政府职能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主体，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主体，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而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政府行为不能再代替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
第二，政府的职能就是四条：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除了这四条别无其他职能。所说的“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就要在这四条上做文章，依据这四条作出选择。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自然应当紧扣政府职能，对这四条职能进行考核，而不能超越这四条。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在这四个方面去发挥，而不能偏离这四个方面。否则，就是盲目的积极性。
第三，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了《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最大的法律法规和最大的政令，市场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对于《宪法》，中央政府应当执行，地方政府同样应当执行，不能搞双重标准。中央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根据中央的规定，要建成市场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应当改变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并以地方计划为主的块块分割的计划体制，实行统一执行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的体制，实行全国“一盘棋”。同时，改变现行的与政府职能脱节的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中央与地方的计划分工，应当是：
中央制定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地方根据自身的财力和中央转移支付的财力，制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是安排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公益性事业的建设，解决当地人民关心的问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并在地区的范围内，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应当规定GDp的预期指标，而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则不宜规定GDp的预期指标。这是因为，GDp代表一个国家在计划期内的经济发展总水平，并且同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预期相衔接。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作出这种预测，作出这种全局性的安排，地方政府则没有条件作出这种预测和全局性的安排。GDp增长的预期指标，国家不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必须完成，而是主要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国家通过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和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一个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有这种手段和能力，地方政府则没有这种手段和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是分开的，全国市场是统一的，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权在中央，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规定无所不包的GDp增长计划，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规定无所不包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对于GDp，地方政府只能做些测算，规定其中的一部分增长指标，而不能规定全部增长指标。严格来说，全社会GDp的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属于全局性的事务，不属于地区性的事务，自然应当从地方的计划中拿出来。
地方政府不再制定无所不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只负责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制定区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体现了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意见》中的“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的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上来，并保证全国计划的顺利实施。在这四个方面，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通过间接手段进行经济调节，应当进行重新学习。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则应大大加强，现在很多问题出在这里。目前亟需要有一部《计划法》，明确中央政府该计划什么，地方政府该计划什么。有了《计划法》，政府应当依法行政。
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和考核，应当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正确区分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功能，把属于政府职能范围、该由政府管的事项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不该由政府管的事项就不应当列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要求对干部政绩考核要体现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要求干部全面履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干部做这做那，恰恰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由于地方政府不宜规定GDp增长指标，不再把GDp作为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顺理成章。地方政府之间，可以进行比学赶帮，但不应当放在GDp增长速度上，而应当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