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篇1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Som神经网络对30起旅游突发事件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Som神经网络由芬兰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全称是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它采取“胜者为王”的竞争学习算法，通过竞争、合作和权值调节来完成无监督自学习的过程。［4］1.Som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输入层和输出层，输入层各节点通过权值与输出层的神经元相互连接，输入层随机接受任意维度的输入模式，然后以拓扑有序的方式变换到输出层，这个变换叫做特征映射，接着在输出神经元之间完成竞争选择。2.Som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①初始化。确定总的学习次数t，学习速率a(t)，邻域半径初始权值(t)，②对初始权值和输入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③计算传感器的坐标数据与输出神经元的欧式距离:④找出最小的欧式距离，确定取胜的神经元。⑤对连接权值进行调整:⑥更新学习速率和邻域当时，返回步骤②;当学习速率a(t)下降为0或学习次数达到最大值t时，学习过程结束。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微博平台在网络舆情传播平台中具有代表性，并且在数据获取的即时性和便捷性上存在明显优势。由于一般旅游突发事件的微博数量太少、可利用性很低，因此本文选用2010－2014年内，引起微博较大反响、博友激烈讨论的30起热点旅游突发事件作为研究样本(见表1)。使用新浪微博的平台开放接口自行编写程序，以旅游突发事件的关键词，抓取微博数据。通过对微博数据的预分析，发现微博集中在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的10天之内，10天之后微博基本不再更新。为了方便对比研究，将有关旅游突发事件的第一条微博的时间作为起始时间，以3小时为一个时间段，一天分为8个时间段:0:01－3:00、3:01－6:00、6:01－9:00、9:01－12:00、12:01－15:00、15:01－18:00、18:01－21:00、21:01－0:00，10天共分为80个时间段，每隔一个时间段记录一次微博数量，同时对每个时间段内的微博数量进行累加处理，这样每个旅游突发事件下都有80个数据。
二、实证研究结果与预测
(一)基于Som神经网络的旅游突发事件微博传播聚类研究
启用matlab7.1的Som神经网络工具箱，编程后，对每条80个元素的30条数据进行聚类，如表2所示。总共得到六种聚类结果，每种类型的旅游突发事件的传播态势都有明显的特征:第一聚类，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2天内，在微博上出现短暂热议，第2－8天博文数量增长趋势迅速减慢，第9、10天内博文数量出现新的小阶梯状增长;第二聚类，博文数量的增长态势近乎直线，但是增长速度还是随着时间逐渐降低，在旅游突发事件的整个传播期内，博文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第三聚类，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的第1－4天内博文数量迅速爆发，4天后相关博文增长速度逐渐趋于零;第四聚类，在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传播期内，事件一直受到博友的广泛关注，在传播期前2天内经过热议之后，博文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但是依然保持持续增长的状态;第五聚类，与第三聚类类似，只是博友热议期缩短到2天，2天后相关博文的增长速度逐渐趋于零;第六聚类，博文的传播态势呈现弧型，在传播期的前2天内，增长速度比较大，博文数量快速爆发，第3－4天增长速度逐渐减慢，第8－10天博文基本停止增长。
(二)旅游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趋势的预测
由于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快捷性，微博逐渐成为旅游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重要载体，政府控制舆情的传统方法的功能严重弱化。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涉及社会公众关注的旅游目的地安全、旅游交通安全、游客权益保障等热点问题，不仅会引起微博舆论的爆发，而且错误的信息容易误导社会公众，引起恐慌，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因此，实时监测微博的动态，并进行有效预测，对于政府部门采取及时、恰当的措施监管微博舆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选取第六聚类的旅游突发事件作为样本，取6个旅游突发事件的微博数据的平均值，将其作为预测数据，采用指数函数方法进行拟合并预测。选用80个数据的前70个数据作拟合，得出拟合模型，后10个数据作为预测结果检验数据。指数函数的拟合模型是:，拟合结果的相关系数是0.99435，第71到80个数据的预测曲线与实际曲线几乎完全吻合，说明模型的预测效果很好。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遵循“黄金4小时”舆情应对模式。基于旅游突发事件在微博平台中的舆情传播态势分析，容易发现，博文数量集中在前2天内爆发，并且在前4个小时内，微博数量增长速度非常快。旅游突发事件应对模式应该从传统事件处置的“黄金24小时”缩短到新媒体环境下的“黄金4小时”报道事件。需要旅游政府、企业、景区等主体联合进行舆论应对工作，第一时间识别微博舆情的危机苗头，即时权威信息，澄清和驳斥不实信息，引导主流媒体舆论的走向。2.即时公开信息，挽回旅游地形象。不实的言论会诱发网友情绪，扰乱旅游突发事件的事态发展，损害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形象。通过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微博传播的特征分析发现，传播期的前两天是网络舆论的爆发期，也是舆情控制的关键时期。旅游目的地政府部门和景区管理部门应该主动与媒体、博友沟通，第一时间公开透明地旅游突发事件的真相、调查结果、处置过程等信息，让媒体客观公正地评价旅游突发事件，引导网友的舆论倾向。既可以表现旅游目的地对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又有利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维护。3.权威信息，消除“信息污染”。事件发生后，在传播期的前两天内，突发事件往往处于发展方向不明确的状态中，在博友、媒体各方的广泛关注下，一个不实消息的传播都可能激发各方的情绪，造成舆情危机态势的蔓延。旅游目的地景区、政府部门、旅游局等官方微博应该独家权威消息，多角度介绍旅游突发事件的真相、事态进展、调查结果、善后处理等消息，消灭事件相关消息中有害的、虚假的、误导的信息元素。4.开发舆情跟踪系统，建立舆情跟踪机制。加快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舆情监测核心技术、信息规制挖掘技术、信息理解与分类技术的攻克，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经过技术成果转化过程，将成果投入使用。旅游目的地应该建立完善的旅游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控机制，在旅游突发事件刚发生而网络舆情尚在潜伏期的时候，提高对舆情的预判能力，实现对事件舆情的动态变化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及时采取措施引导网络舆情和化解矛盾。
(二)讨论
网络舆情篇2
首先，网络舆情是现实问题和矛盾在网上的基本反映。从近年来网上所发生的突发事件看出，95%以上的网络事件都是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现实矛盾和问题，纯碎发起于互联网的事件屈指可数，大多是一些网络谣言，而且这些谣言的产生也是和现实矛盾紧密相连的，例如2010年的抢盐风潮是一起典型的网络谣言炒作事件，再如南京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并不是一起单纯的人肉搜索事件，“九五至尊”并不是罪魁祸首，真正的原因是周久耕“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一番言论激怒了网民，随之被网民发起的人肉搜索而扳倒。另外，互联网放大和聚焦了一些问题和矛盾。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美国曾有权威统计，一个人听到一个好消息，会传播给6个人；一个人听到一个坏消息，会传播给23个人。负面消息的传播力度是正面消息的4倍。这就是现实的传播规律。目前，新浪微博每天大约1.5亿条信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即使是那2000万条原创信息，也有20%是负面的。而且，在2000万条原创信息中，时政类信息占到13%，每天有260多万条，许多也是负面的。这些负面原创信息再经过1.3亿次转发，使负面声音被大大放大。因此，有媒体称中国网民患上“坏消息综合征”，“习惯性批评”成中国网民的新习惯。在网上海量信息中，那些负面的有噱头的内容更能引起广泛转载和评论。08年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如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等，事件发生之初，都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个案，之所以演变成轰动境内外的重特大事件，与互联网的聚焦和放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是网络舆情反映的并不是全部社会舆情，而是特定群体的声音。许多同志甚至是领导干部，一看到网上出现个别负面报道就担惊受怕，完全没必要。互联网是信息的大海，每天产生几百亿的信息数据，出现零星的几句质疑和骂声，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国家出台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总有部分人在网上说三道四，而且反对声音大多数是钻了政策空子的一个群体，一旦政策决策损害自身利益，必然开骂，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路子是绝大多数群众拥护的，为广大群众谋福祉的，就应当坚持，不应当被个别人的质疑声音所左右。
三是舆论走向往往被少数所谓网络“意见领袖”所操控。近两年来，在“微博打拐”、“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等事件中，一批网络意见领袖起到了非常好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极少数微博中的意见领袖，擅长利用民众的不满和怨恨，通过嬉笑怒骂的煽情话语，在微博上对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问题混淆是非、颠覆解构，煽风点火、扰乱视听，消解社会共识的形成，肆意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加剧了微博上的黑暗情绪的流动，极个别人甚至成为职业性的怨恨式批评专家。现在尽管我国有近7亿微博网民，但真正在网上制造噱头炒作负面事件、主导网上舆论走向的个体“大V”不足5万个，在去年末至今年上半年席卷全国的系列网络反腐事件、环保事件、涉法案件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网上充当“反腐斗士”、“环保卫士”、“护法使者”，在微博上不断炮制新话题，在借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绑架了政府相关部门和绝大多数网民，左右和主导了网络舆论的走向。
网络舆情篇3
涉警网络舆情的内容是多样的，如公安执法执勤活动、警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对外宣传报道等；此外，涉警网络舆情易受到境外媒体的关注，并借机激化矛盾。对于公安工作而言，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其造成的现实影响具有多样的特点。真实的网络舆情对公安工作具有推动作用，而失实的网络舆情将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首先，会损害公安部门的整体形象，破坏和谐互助的警民关系，阻碍公安工作的开展，甚至会引发，扰乱社会的稳定。如在海南东方市“3.23”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大批村民烧镇政府机关和公安机关，并造成多辆农用车和卡车损毁，多家店铺被烧毁。[4]其次，涉警网络舆情在边境地区的影响更为恶劣。由于边境地区与邻国山水相依，日常联系密切，同时，部分公安工作具有涉外性的特点，政治敏感性强，负面网络舆情具有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可能性，影响到国家关系；再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果某一舆情受到不良言论的引导，经过各方的“推波助澜”，将事件影响扩大化，将会影响到辖区内的民族关系。
2涉警网络舆情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在网络舆情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洛仑兹的“蝴蝶效应”逐渐显现，互联网上一位普通的网民的发帖、新闻媒体的简短报道都可能吸引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公众跟帖、转载或评论，使消息本身发生质的变化，改变事件的既定走向，正如同“巴西的一只蝴蝶煽动一下翅膀，会扩展成北美洲的暴风雪”。涉警网络舆情亦是如此。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亦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中坚力量，公安部门任务特殊，职责重大。一方面要开展日常的执法执勤活动，如出入境旅客检查、治安管理、缉毒、缉私、刑事案件侦查等；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一些对抗性、矛盾性较为突出的任务，如行政执法、处突维稳等。所以，公安部门自然会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正面的、真实的报道有利于宣传公安部门的工作、促进公安工作的开展，但是，负面的、失实的报道在网络上传播后，经过不法分子的鼓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歪曲，将会对公安工作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国家形象和公安部门形象仅是其中一方面，最严重的是引发，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如2012年12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发生的由缉私执法引起的，上千群众聚集，造成多名缉私民警受伤、多台警车受损。[5]公安部门的部分执法执勤活动，如采取强制措施、处置突发事件等，带有强烈的对抗性和冲突性，群众理解不够深入，相关消息经常被人为加工、夸大后上传到网络上，以博取同情和关注。经过传播、煽动后，引发边境群众群体上访、阻塞交通、围堵、聚集闹事等，从而影响警群关系，阻碍公安工作的开展。从上可以看出，公安机关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做好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需要。[6]
3涉警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分析
3.1涉警舆情信息的来源近几年，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网络信息的传播，除计算机外，手机已经成为新增网民的第一大来源，在2013年上半年的新增网民中，70.0%使用手机上网[7]。在此影响下，社交网络工具发展迅猛，网络论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传统媒体地位虽然下降，但是由其引发的网络舆情却屡见不鲜。这些网络工具具有信息多样、传递便捷、方式互动、成本低廉等特点，成为了信息传递和民意表达的主要途径。传统的新闻媒体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草根新闻”大行其道，并有占据主流新闻之势，信息传播的过程已经演变成由网民推动的大对话，有关公安部门的信息一旦在网上，就会迅速传播。涉警舆情信息也正源于此。
3.2监测的技术手段网络舆情监测，技术手段是保障。面对网络上庞大的信息量，单纯依靠人力是无法甄别的，只有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才能控制不安定因素的发生，因此，网络舆情监测程序成为首选。涉警网络舆情监测程序应当满足以下几个要求：一是能够实现对境内外网络数据的智能采集、实时全面监测；二是能够对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分析、主体分析、主题跟踪、热点分析和相关信息推介；三是根据分析的结果对事件进行预测，并给出处置建议；四是根据公安各部门的管辖范围自动发出预警信息；五是能够根据舆情事件的处置情况对信息进行补充收集和二次分析判断。目前，国内市场上的网络舆情监测软件种类多样，如谷尼、乐思、红麦、汇金等，其功能主要有数据采集、微博信息监测、自定义URL来源及采集频率、内容抽取识别、短信邮件舆情预警、热点话题和敏感话题识别、舆情主题跟踪等，基本上能满足需要。
3.3监测的组织管理流程网络舆情监测的组织管理流程如图1所示。
3.3.1网络舆情收集网络舆情收集是网络舆情监测的第一步，没有收集，监测便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收集首先要确定主题内容和舆情源，主要根据不同时期公安工作的形势、用户意图和网络舆情热点来确定，并拟定收集计划，由专人负责实施，力求做到全面、准确、具体，实现舆情的早发现、早关注、早控制。
3.3.2网络舆情分析分析是舆情监测的重要一环，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网络舆情事件处置的效果。分析可以采取程序自动分析和人力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程序自动分析的基础上，组织人力进行再次确认。分析的内容包括网络舆情产生的原因、网民的态度、造成的影响、发展的趋势、事件可能出现的结果五个方面。分析的方法可以采取时间序列分析和数据挖掘分析等。
3.3.3网络舆情预警网络舆情时效性强，有效的预警是网络舆情处置的前提，必须要做到及时、迅速。网络舆情预警首先需要判定舆情的级别。借鉴普通网络舆情预警的经验，涉警网络舆情的预警级别可分为四级：轻度舆情（Ⅰ级）、中度舆情（Ⅱ级）、重度舆情（Ⅲ级）、特重度舆情（Ⅳ级），分别对应的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3.3.4启动网络舆情处置预案针对不同网络舆情类型可能造成的影响，公安部门应当提前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力求详尽、具体，当网络舆情到达某个级别之后，及时启动，组织相应的部门按照预案要求实施处置。
3.3.5网络舆情处置涉警网络舆情的处置要遵循“顾全大局、遵循原则、积极应对、开放开明”的原则。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不能操之过急，要根据网络舆情的演进规律，采取科学的手段加以应对。面对质疑，要主动澄清，不隐瞒、不规避，争取群众的支持，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和不实信息的市场，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3.3.6网络舆情信息的补充收集与二次分析网络舆情事件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同时，网络舆情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不可能做到绝对完整、绝对准确。所以，对于在舆情处置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应对，进行信息的补充收集和二次分析。
4涉警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构建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涉警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公安部门持之以恒的努力，在构建过程中，要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4.1转变传统思想web2.0时代条件下，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政府机构的公众舆论主导权弱化，信息的者和传播者往往是普通民众，以往居高临下式的宣传、指挥只能对某一特定事件产生效果，但对整个社会舆论而言，其效果却是杯水车薪。网络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大变革，信息一旦发出，网民群体通过跟帖、评论、转发、好友分享等方式将信息进行大范围的传播，“小事”经过网络传播变成“大事”，刻意的宣传、人为的加工可以将其变成“卖点”、“热点”、“焦点”甚至是“炸点”，网络舆论的力量不得不让公共管理部门心惊胆寒。所以，公安部门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关注公众意见，重视舆论的作用。出现相关的网络舆情后，及时澄清事实，杜绝隐瞒情况、推诿责任现象的发生，避免普通舆情事件的“雪球”越滚越大，使其始终保持在可控状态。
4.2做好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工作一方面需要投入充足的物力和财力，保证网络舆情监测程序的设计研发、安装使用和维修升级；另一方面则需要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人才队伍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成效。网络舆情监测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要求操作人员熟悉程序使用、具备舆情敏感性和舆情处置经验，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培养和操作。所以，需要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定期培训制度，鼓励网络舆情监测人员参与培训，考取相应的岗位资格证书，如网络舆情分析师资格等，提高舆情监测队伍的整体水平和能力。
4.3建立相应的工作激励机制组织管理主要是针对网络舆情监测人员而言的，正所谓“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从管理层面来说，提高网络舆情监测队伍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客观上需要组织的扶持，建立配套机制，提供硬件设施；主观上，更需要监测人员加强自身的学习。为了鼓励监测人员自我提高，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通过定期考核、检查等形式，检验其工作的成效，并对先进个人予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5结束语
网络舆情篇4
无独有偶，在网络舆情应对体系中，舆情预警、研判、反馈、评估等应对流程中也存在着一条舆情价值链。网络舆情应对主体对舆情价值链的认知水平与重视程度，将直接影响着领导决策的科学性，也从根本上决定着能否有效消解或转化网络舆情的负效应。那么，当前网络舆情应对主体对舆情价值链的认知还有哪些不足，又应该如何科学地重构、延展舆情价值链，并树立正确的舆情价值观呢？
舆情应对的当前审视
当前在舆情研判工作中，一些舆情应对主体尤其是基层舆情工作者，面对网络突发性事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应对方式，诸如封、堵、删、抓人，结果自然收效甚微，甚至进一步恶化事态。或者说，一些原本可以“正面化处理”的负面问题，因舆情处置不当，最后无法收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网络舆情事件本身存在着刺激网民的客观因素外，或许还不外乎网络舆情应对主体对新媒体传播缺乏认识，处置舆情的思路不清晰，处置措施过于零乱，整个舆情应对过程不成体系。
比如“鸵鸟心态”、“灯下黑”现象，在网络舆情应对中较为普遍，这足以说明当前舆情研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些人错误地认识到，越是回应网民诉求，越能产生带动效应，反而无益于平息事态，加大后续的网络舆情管理难度，于是网络上出现苗头性信息时，这些舆情应对主体不是积极回应，而是回避和敷衍，犹如一群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正因为如此消极应对，耽误了舆情处置的最佳时机，并在没有提前准备处置预案的情况下，网民较为隐性的情绪表达或利益诉求被忽视，但网民群体中越积越多的负面情绪与利益诉求，须有一个释放通道，再加上负面情绪易于传染，于是原本可以在源头上化解的舆情，往往发展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政治性事件。
“灯下黑”现象，则从另方面反映出当前网络舆情应对缺失系统性。所谓“灯下黑”，即指古代的蜡烛和后来的煤油灯，由于下面有蜡烛座儿和油灯座，灯光照不到，于是灯具下面形成片阴暗区域。在网络舆情管理上，“灯下黑”现象用来喻指某一事件已经在网络上风声水起，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时，而涉事主体却无从发觉，甚至听到其他人议论时仍感到“莫名其妙”。江苏溧阳“微博直播开件”便是一则显例：在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时，溧阳市卫生局长谢志强反复地问：“你看到我们发的微博啊？这个都能看得到啊？这不可能吧？”尽管“开房局长”微博直播，被网络围观而不自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对微博工具的错误应用，但一些稍有舆情应对思维的主体，仍然处在简单分析舆情的阶段，舆情研判功利主义色彩浓厚。因此，站在网络舆情研判的宏观层面审视，类似“鸵鸟式应对舆情”、“灯下黑”等的普遍化，已经明显折射出当前网络舆情价值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的严重缺失，合乎正常治理逻辑的网络舆情价值链处于断裂状态。
舆情研判的逻辑重构
如何在全面审视当前网络舆情应对现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重构网络舆情价值链？这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兼具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的难题，而一旦突破，则必然会使舆情价值链上的所有环节形成合力，实现舆情应对的成效最大化，甚至令负面话题释放出巨大正能量。现不妨从舆情应对主体的主客观两方面来对舆情研判进行逻辑重构：
主观上，网络舆情应对主体应当消除功利主义色彩，重新定位舆情价值及功能，做舆情管理工作中的主动者。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些概念，诸如舆情并非是“危情”，舆情应对并非是“危机管理”。舆情跟新闻一样，是一个中性概念。舆情价值与新闻价值有着某些重叠，除具备新闻价值中的“重要性”、“时效性”、“显著性”、“接近性”，舆情价值还具有“政策参考性”、“维稳性”等。如果一味将舆情异化为“危情”，必然会导致思维观念的“移位”，易促使一些“中性舆情”向“负面舆情”转化。
相形之下，如果树立正确的舆情价值观，采取适当的舆情应对方式，一些“负面舆情”反而会向“正面舆情”发展，并大大提高涉事主体或地区的“美誉度”，获得广大舆论支持，最终有益于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正负舆情并非不可调和，例如四川会理“悬浮照事件”无疑是一个网络舆情应对的成功范例。2011年6月16日，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在首页使用了张合成痕迹明显的照片。照片中，三位县领导“飘浮”在一条公路上空，图片说明称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成的通乡公路”，被网民称为“悬浮视察照”。随后不到48小时，会理县领导放下身段，真诚回应网民质疑，并贴上原图，道歉声明，成功地化解了汹涌的舆情危机，并借机推介起当地旅游资源，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转”。这些应该归功于会理县领导开明的网络心态。如果说会理县当事领导畏手畏脚，视舆情为猛虎，选择沉默或半遮半掩，可能会导致事态恶化，甚至些不相关的问题也会被网络放大。同样不可忽视，很多地方舆论危机的出现，并非网络事件本身，而是由于舆情应对主体的价值观存在缺陷。正是舆情价值观导向出现问题，客观层面的舆情应对操作必然会受到影响。
从客观上看，重构网络舆情价值链，必须系统化理清舆情发展的动态过程，全面认识网络舆情的萌发、生成及成熟等发展阶段，做到“分析态势，把握走势，预测趋势”，真正形成网络舆情研判的科学化，而非功利化应对或仅仅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认知水平。具体而言，网络舆情应对应该遵从事件发展趋势，建立舆情监测、舆情预警、舆情分级评估、舆情管理、危机预防系统、危机资源管理、舆情反馈及评估机制等研判体系或操作流程，人工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科学实现舆情网络特性的“量化表征”，全面、准确、及时进行舆情应对。真正重视网络舆情应对，不妨在网络突发舆情暴发前，准备多套网络舆情预案，并进行演练，增强部门协作；在舆情应对结束后，不能忽视接收与分析网民反馈信息，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因为舆情价值链上的每一步操作能否实现最大价值或成效，直接决定着下一步的舆情生态，最终影响着舆情应对的整体效果。
舆情价值的功能延展
舆情是“社会的温度计”，网络舆情尤其如此。对大部分舆情应对主体来说，重视网络舆情研判，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自身的网络形象，为领导决策提供较为客观、准确的参考信息，从而避免成为舆论焦点或网络中的牺牲品，而给本地区或单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也正是舆情最基本的价值体现。但如果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这一层次，或多或少有些功利主义色彩，导致倾向于舆情表层意义的解读，显然不利于充分挖掘与利用舆情价值，真正让它“服务决策，服务大局”。
事实上，在健全的网络舆情价值链上，它的功能可以得到有效延展，实现价值效应最大化，产生更深远的积极影响。正如有人认为，把参政议政行为内化为网民个人生活和价值观念的部分，形成人人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人人积极参与国家决策的社会风气，让“庙堂”和“江湖”互通有无，通过传播话语的多元参与表达，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隔阂，减少偏见，进而降解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网络舆情价值链的功能延展，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意义，重要性不言而喻。
网络舆情篇5
一、当前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特点
突发公共事件是在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且造成重大环境灾害、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现象的一种社会安全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易变性，还具有较强的反馈性，总的来说，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随意性、破坏性、突发性、未知性、复杂性、异常性等特点[2]。在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中，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十分尖锐，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对现实社会造成重大冲击和影响。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多是负面事件，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大范围传播下，对社会造成强大的震撼例和冲击力，在第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而网络则是信息的重要媒体。网络舆情主要是社会公众通过网络空间表达民意，包含着社会中各个阶层的声音，代表着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诉求，网络舆情聚焦于社会公共事件、公共权力及突发事件等，牵涉面十分广泛，且传播速度快，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互联网技术对社会公共事件进行传播，从而呈现出盲目性、衍生性、非理性和偏差性特点，对社会、民主政治、文化、经济等都产生重大影响，也是政府部门体察民情和发现社会问题的重要渠道。根据人民网监测统计，全国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不断增加，涉及到重要领域，人们主要关注的话题有教育、医疗卫生、司法案件、干部作风、食品药品安全、吏治反腐、干部作风问题等，此外，近年来话题排行量逐渐上升的有征地拆迁、警民关系、城管执法、互联网等，随着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应用，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善，网络舆情发展更加复杂，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3]。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转型阶段，网络用户的心理更加复杂，面对强大网络舆情压力，非理性网络舆论的发展和扩大，则会渐渐演变成网络舆情危机，从而引发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对政府部门的社会安全管理职能和公共决策造成影响，政府治理能力面临着重大的考验。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理对策分析
（一）转变政府职能，树立现代管理理念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理念已经难以适应现阶段社会的发展，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政府应树立现代管理理念，从管理型理念向服务型理念进行转变，关注民生、维护民权、惠及民利，鼓励政府为百姓多做实事，此外，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网络媒体对现实社会的破坏力和影响力，通过互联网技术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汇集民智，建立完善的民意公共表达平台，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二）适度把握，加快公共事件传播速度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需要对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危机有一定的预判能力，在公共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及时回应，枪战网络舆论的先机，赢得话语权，获得网络舆情的主导权，对于民众所表现的质疑需要耐心回应[4]。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于突发事件信息，需要始终坚持慎报原因，快报事实的原则，通过媒体官方消息，向社会公众及时告知事件发生的过程及发展，消除民众恐慌和疑虑的心理，迅速掌握舆论的主导权，避免突发公共事件的事态恶化和危机满眼，从而减少突发性公共事件给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建立多元化立体机制
由于网络舆情具有多元化、广泛性、还量化和复杂性的特点，为了减小网络舆情危机，以及对现实社会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力，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多个渠道对网络舆情危机进行引导，并建立线上线下的互动方式，对常态网络舆情进行监控和预防，建立立体化的问责机制，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网络舆情危机处理的重点是防护；还要建立完善的舆情处置、监管、预警、联动和研判机制，建立网评员或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第一时间内通过网络即时最新的权威信息，对虚假信息进行及时澄清，还原事情的真相，并在网上进行正确的宣传和评论，对网络舆情进行正确的引导[5]。
（四）加强网络法治化建设力度
我国当前对于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措施和控制力度还不十分健全，相关制度建设并不十分完善，为了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干净、有序的网络空间，需要加强对网络法治化建设力度，为了净化网络空间，减少网络舆论中的负面情绪，需要加强网络立法，对公民网络参政的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6]。建立完善的网络道德监督制度，将网络管理规范纳入到法治化建设轨道中来，对于网络违法事件和恶意的网络暴力进行及时打击，提高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部门中的领导干部需要转变传统的管理思想，要主动接受媒体，与媒体对话，和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并定期对政府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提高公职人员和党政人员的媒体素养，学会用媒体来引导舆论，使网络民意得到充分的发挥。
结语：
网络化时代下，对于一些突发公共事件极易引起网络舆情危机，对现实社会及政府公众力和形象带来影响，如不及时处理则可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安全问题，因此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加强社会公共管理，转变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用新媒体及时最新的权威消息，并加强与公众沟通和交流，占领网络主动权和引导全，避免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危机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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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杨.对地方网络舆情危机的应急处理研究——以大连地区为例[J].东南传播,2014,09:52-54.
网络舆情篇6
医疗工作具有高度专业性，风险高，由于个体差异、疾病发展变异等原因，诊疗工作不可能像流水线作业一样人为可控，医务人员和患者在疾病认知、治疗过程、疾病转归等方面的认识上严重不对称，患方普遍期望值高，加上当前社会舆论导向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目前医患纠纷层出不穷。在就诊过程中遇到问题，患方有时会不通过医院正常的投诉程序解决问题，而是直接上网发帖，把网络视为维护个人权益的“利器”，还有部分患者会一边在医院投诉，一边利用网络发帖制造舆论。
2我院网络舆情监控和应对措施
2．1健全网络舆情监控机制医院成立网络舆情监管领导小组，院长为组长，分管纪检的党委副书记为具体负责人，院办、党办、督查办、医务科、护理部等职能科室负责人为组员。医院明确将网络舆情(主要指网络负面发帖)纳入患者投诉的管理范畴，制定了网络舆情处理流程，由督查办统一管理。指定督查办、党办工作人员为兼职网络监管员，每日进行网络巡视，重点关注在本地区影响较大的新闻网站和论坛。一旦发现涉及我院的发帖，则立即启动处理流程。
2．2建立快速有效的舆情研判机制针对网络言论高度自由、舆情发展迅速、易于扩散等特点，医院要想及时有效处理事件，就必须要快速、正确地判断舆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进行应对决策。当网络监督员发现涉及医院的发帖后，立即上报督查办，由督查办根据发帖内容进行处理:如发帖涉事性质不严重，仅为一般性的网络投诉，则由督查办协同相关职能科室进行调查、处理，必要时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发帖人，了解事情发生的详细经过，由医院网络发言人及时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发帖涉事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则立即汇报监管领导小组组长，对所有涉事科室和个人进行调查，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对医院责任进行初步评判，形成书面事件说明，作为网络回复和事件处理的事实依据。
2．3建立医院发言人机制对于网络投诉的回复，在医院调查、形成书面回复意见后，统一以“医院发言人”的名义对外回复;当院内发生重大事件后且网络舆情出现时，医院在第一时间将事件发生的客观、真实的事实经过，通过召开新闻会形式，由医院发言人向论坛版主、资深网友、本地媒体进行通报，并在网络公布，留待网友评判。
2．4积极探索舆情应对的技巧提高应对效果一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在医院职工中选拔出一批在网络论坛上比较活跃、自身综合素质较好、文字写作水平较高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组建QQ群，发生网络舆情时，小组成员协同处理，商量对策，形成网络应对合力;二是建立网络舆情应对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1次例会，回顾前一阶段网络舆情，讨论舆情应对的得与失，制订持续改进措施，并形成舆情通报。
2．5加强培训提高舆情应对意识和技能对于医院而言，网络舆情应对是个全新的课题，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了解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更好地对舆情，趋利避害，成为医院开展形象公关、正本清源、传播正能量的新手段。医院每年举办两次由本地各类资深媒体人员和本院相关职能科室人员参加的网络培训讲座，介绍网络舆情新动向、医院应对舆情检测和应对的要点与禁忌，提高网络舆情的敏感性和应对技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
2．6注重网络人脉积累很多医院一旦舆情发生，就会组织“水军”在网上打口水战，其实这样的应对不但不会得到网友的认同，还容易激发网友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医院网评员平时就注意积极参加网络论坛的互动，积累人脉，提高威望，医院舆情发生时，网评员的论点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为更多的网友所认可。
2．7提高网络舆情回复技巧网络回复态度诚恳，内容要经得住推敲。医院发言人回复时，首先要态度诚恳，不拖拉、不含糊、不护短，以陈述事情客观经过、澄清事实为主，除非有确切的定论，最好不作评判。注意保护投诉方隐私(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网评员发表评论时，不可言语偏激，尽量不要与网友产生正面交锋，可以通过普及医学常识、介绍法律法规条款等形式，引导网友理性思考、发言。
网络舆情篇7
20XX年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报告互联网发展战略已经被摆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召开了一系列治理网络空间的高规格会议，推出了一系列清朗网络空间的新政法规，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举措掷地有声，舆论正向引导作用积极明显。中国在互联网治理与发展事业上的战略部署，以及G20杭州峰会、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成功举办，引发全球高度关注。20XX年，中国互联网发展事业迎来新的高峰，在年内连续发表219419517等一系列重要深刻的讲话，提出的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等新论断，成为了加强互联网工作的重要指引。的重要讲话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传承发展，充分体现出中央高层对互联网发展战略部署的精准把握。
舆情是考验国家互联网治理成绩的关键因素。如果说2015年是中国网络舆情风起云涌的一年，那20XX年则是中国互联网表面归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一年。研究20XX全年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发现，20XX年6月，成为了上下半年舆情骤热骤冷显著不同的分水岭;而20XX年本身，则有望成为中国互联网自微博元年以来的前五年，到未来五年形势变化的分水岭。
一、总的形势
20XX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研究中国网络舆情大盘，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综述如下：
20XX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研究中国网络舆情大盘，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综述如下：
1.国际角度
对外议题设置能力显著提升。随着国力提升，利用互联网对旧的规则加以修改与完善，并提出新议题、增加新规则，是我国必须加快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互联网发展战略在配合一带一路国家建设、G20杭州峰会、亚投行建设等重大事件中，正发挥着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可喜的是，在南海争端、黄岩岛问题、香港占中、钓鱼岛问题等国际议题中，中国通过主动设置话题、引导主流舆论、新闻发言人呛声等行动，掀起了浓厚的爱国情绪，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2.青年角度
90后有望担起舆论场主力军角色。当下，新一代青年网民越来越习惯扮演驳斥舆论戾气和谣言主力军的角色，主动策划的一系列正能量网络议题和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网上舆论引导作用积极明显。随着80后普遍进入而立之年，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愈发沉重，参与舆论争辩的意愿有所降低，90后成为接手舆论引导主力军的不二群体。20XX年，90后团队策划的帝吧出征、马克斯是个90后等系列作品，展示出极富创造力、竞争力的优势，引领舆论潮流的能力已经显现。
3.资本角度
资本舆情陷入舆论漩涡。20XX年，被网民深揪不放的最出名资本舆情，当属赵薇戴立忍风波，当网民对赵薇所作所为产生广泛质疑时，微博等舆论平台突然风平浪静，甚至一些帖文被瞬间和谐，让网民不得不对互联网资本间的关联产生遐想。在六小龄童上春晚舆情风波中，微博搜索与六小龄童有关的词汇，全部被导向百事可乐，被网民指责百事可乐存在借势营销之嫌。还有在如家酒店女子遇袭事件中，网络小说平台以及网络被指称是舆情发酵背后的主要推手。支付鸨事件虽来去匆匆，影响却巨大，更重要的是，芝麻信用确实在事后红了，该舆情也被部分网民说是资本反向营销。20XX年自媒体营销事件也不少，例如罗一笑带血营销、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等等。
4.网民角度
整体心态趋向理性平和。幽默、嘲讽、调侃、戏虐型的段子，一直是最具传播力的网络素材。20XX年，在G20杭州峰会、华北大雾霾等多起重大事件中，网络红黑段子层出不穷，甚至一度出现段子博弈对抗的竞争形态。观察微博、微信、论坛和新闻评论四大网上舆论主阵地，可以发现，网民在对待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观念渐趋成熟理性，爱国热情高涨，在帝吧出征FB、南海仲裁案、烈士余旭感动百万网友等热点事件中，理性、自信、健康的群体心态特征尤为鲜明。
5.智库角度
网络实践派专家数量匮乏。建设具有深度的舆情智库，正在成为各地政府、媒体、研究机构和网络平台越来越重视的方向。但目前，中国舆情智库行业缺乏门槛标准，专家结构、水平参差不齐，智库整体水准普遍偏低，能出高质量研究报告的智库屈指可数。舆情行业的快速兴起，对人才的需求愈发紧迫。与专职舆情研究员相比，网络实践派有着自身优势，他们来自网络一线，通过其接网气的微视角审视，能够得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和观点。如网络名人悬壶问茶的《网络舆情处置中的十大错误思维》，通俗易懂、见地深刻，在业界产生刷屏效应，就是典型案例。
6.技术角度
技术还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微软智慧账号小冰通过网络化的形态、人性化的问答，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进而获取大量网络数据。目前来看，国内企业想要做出小冰水准的数据收集机器人，精准分析出网民的群体分类、情绪特征、集体注意力等复杂信息，依旧任重而道远。舆情市场已经风生水起，但由于网络舆情的数据过于分散，关联结构过于复杂，舆情软件只能作为辅助工具，依靠软件预判或应对舆情都是不靠谱的行为。
7.大V角度
网络舆论场亟需专家型意见领袖。按照大V比例来计算，目前中国舆论场上的专家型意见领域数量明显过少。分析缘由，行业专家难以保证充足上网时间，对互联网生态及语言形态陌生，不能第一时间介入热点事件讨论，是其中的最重要原因。在互联网上，像知识分子、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能够实时专业解答网民刁钻问题，并具有较强网络影响力的账号非常稀缺。
8.明星角度
舆情是折损明星光环的杀手锏。很少有明星愿意卷入舆情事件，因为一旦卷入，能够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尤其是明星自己作出来的舆情，更是挖坑埋自己，作了必死。20XX年，最火的涉星舆情当属王宝强离婚事件，作为事件中的弱者，王宝强博取了大多数网民的同情，但随着舆情发酵，该事件也被少数人说是王宝强过度营销私生活。而赵薇戴立忍风波、林丹出轨门、郭德纲和曹云金互撕、刘恺威被爆出轨、张靓颖结婚风波等涉星舆情，更是当事人一方的全盘皆输。
9.社会角度
吃瓜群众成为舆情发酵的重要推手。中国有着基数庞大的网民群体，爱看热闹、爱挖内幕、爱抠细节、爱爆猛料是一部分网民的爱好。在一些偶发但具有非典型意义的舆情事件中，网民因为无意或有意的推波助澜，导致舆情不断升温加火，故而引发次生舆情。诚然，在历年的涉腐舆情中，吃瓜群众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随着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网上涉腐舆情的数量已大大减少，吃瓜群众缺少一致围观方向后，更多地转向对零散、特殊、偶发舆情进行辩驳挖坟，推动舆情向不确定的方向发展。
10.环保角度
雾霾危机变成不定时舆情炸弹。环保舆情，是唯一一个需要单列的民生类舆情。环保问题尤其是雾霾污染，已经成为一触即热的舆论焦点。20XX年底，以华北为核心的区域大范围遭受强雾霾，网络上消极情绪广泛蔓延，逃离北京、精英移民成了广大网民的共同话题，调侃雾霾的段子爆炸式出现，成都等个别城市差点发生线下群体性事件，环保舆情危机压力巨大。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社会、民生等多领域的舆情，是一颗不定时的舆情炸弹。
二、20XX年中国15大舆情
舆情的前提是舆论传播，一旦舆论传播的关节被破坏，就能让舆情向坏的方向发展。舆论的关节，一般包括话语权、传播权、定义权、释义权、解读权等。梳理20XX年全年网络舆情，笔者认为最典型的15个舆情案例，无不在舆论的某一个或多个关节上出现过问题。综述如下(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排序)：
一号舆情：帝吧出征FB打台独。标签：舆情搭车。为反击蔡英文、台湾艺人周子瑜等人的台独行为，以帝吧为代表的大陆爱国群体组团赴国际互联网，通过刷诗歌、表情包的方式在蔡英文、爱国艺人罗志祥等人的facebook主页上霸屏。本次帝吧出征FB无疑是值得点赞的网络事件，但在舆情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小部分青少年的网络情绪被蓄意挑逗，一度诱导向爱国极端主义的方向发展。在重大网络事件中后期，舆情搭车，炒作新的舆论焦点，诱导舆论聚焦转向特定目标，是不良网络意识形态投机性介入的一种表现。
二号舆情：任志强微博被销号。标签：标志性事件。任志强在网上的影响力极大。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的前一周，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大鹏看天下等一批账号被陆续关闭。一系列的动作，就像大雨倾盆前的雷鸣阵雨般，为任志强销号事件做足了铺垫。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初始阶段，部分大V策略性极强地推动违反党内批评自由等舆论伪命题，妄图形成舆论震慑。该事件将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标志性事件。
三号舆情：魏则西事件。标签：百度竞价。在魏则西事件被口伐笔诛后，百度搜索前几页结果显示结果居然是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百度不是一切恶的渊蔽等自我辩解的文章为主，甚至还有看看这家上新三板的百度广告商这样的软文来试图化解舆情危机。因为市场垄断，竞价排名成为百度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因为竞价排名，百度的行为一直饱受诟病。在发生魏则西事件后，百度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挑战着公众认知底线。
四号舆情：雷洋事件。标签：全民侦探。相比魏则西事件中较为明确的责任归属，雷洋事件中的涉事主体则各执一词，为谁该为雷洋意外身亡负责而争执不休。该事件引起的舆论涟漪效应使得舆情不断发酵，而警方的舆情应对策略存在争议，客观上进一步撩拨了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警民关系。雷洋事件的舆论热点一旦出现，就如一粒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本身可能并不甚大，却能荡起层层涟漪，其中每层涟漪都在激活新的补充信息点、唤醒沉睡的生僻知识点，最终形成新的舆论内容，这一过程不断周而复始，直至最终完成整个舆论话题的消费过程。
五号舆情：杨改兰事件。标签：盛世蝼蚁。个别媒体以《3年未获低保》、《低保被取消》等鲜明标题为引导，主观上推动舆情外溢蔓延。此类标题极具诱导性，且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对舆情发酵产生明显影响。在舆情发展后期，又有媒体指向农妇杨改兰丈夫的入赘角色问题，报道侧重其家庭情况之复杂，不少网友脑洞大开，设想其家庭情况成为悲剧产生的诱因。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舆论未借助官方调查，却影响了舆情走势和网民情感态度，媒体舆论导向性值得商榷。
六号舆情：罗一笑事件。标签：消费怜悯。从上午的满屏感动转向下午的满屏质疑，再到晚上的各方表态，罗一笑事件的舆情反转也就仅花了一天时间。严格来说，罗一笑父亲算不上是骗捐，也不是借病营销，他本应该客观阐述，却使用了营销元素，让自己从舆论获益转向被舆论暴力。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再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在网络上，一旦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将失去同情。
七号舆情：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标签：高端营销。根据观察，该舆情在初始2个小时内产生了20多万次的转发，信息助推力量远大于一般网络事件的自然发酵速度。在平安北京发出第一条微博后，评论区被大量辱骂声音所覆盖。追溯声音来源，可以发现最早的转发均来自一些网站签约。该类账号一旦发出声音，即被大量点赞置顶，这已经大大超出新浪的一般信息导流和基本规则。
八号舆情：王宝强离婚风波。标签：自我消费。比起财产，吃瓜群众的不离不弃，才是王宝强在这场危机公关大战中最需要赢得的东西。公共舆论场的可怕之处在于，真相永远没有绝对，公众眼中的真相，永远取决于公众愿意相信什么。爆料、手撕，好戏连台的背后，是双方在舆论场上的厮杀角斗，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才是摆在所有当事人面前一道难题。在该舆情中，因为王宝强傻根的人设，以及马蓉宋喆一方低级的舆情反击手段，成为了王宝强能够取信于公众，最终成为相对胜利方的两个关键因素。
九号舆情：快播案。标签：技术?。很多网民轻易接受了快播只是个播放器的判断，以此为认知出发点，网络上为快播抱不平的评论和段子一直哄闹不停。诚然，技术的工具性，使其天生就拥有在法律上的中立。但技术中立也存在法律、道德上的界限。从法律角度来说，快播利用p2p技术播放平台，按照点击量把热门视频的缓存，存储于自己2000个服务器之中，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推荐和搜索向用户加以展示，这让快播从中立的播放器变为了实际的传播者。一旦相关资源涉嫌违法，快播很难规避法律责任。
十号舆情：上海女孩逃离江西。标签：戏弄舆论。假新闻的共同的特征是，炮制者为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割裂了社会、分化了舆论族群。上海女孩逃离江西这则刷爆网络的假新闻背后，其实是某些人规则意识的缺失。某些人视网络为不受管束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营销事件背后，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舆情策划。媒体对网络营销群体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以及抢新闻刷流量的动机，造就了这场可笑的舆情事件。
十一号舆情：高考减招风波。标签：国民利益。新闻媒体，是该舆情能够被有效处置的最大功臣。舆情爆发后，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积极报道事件相关进展，突出强调官方处理及回应相关内容。起初，试图通过政策解读来平息众怒，如中国网以《江苏高考减招不减反增其实录取几率增大》为题作报道，等等。在缓解效果不甚理想时，媒体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如常州网新闻《江苏高考今年减招?专家：客观增加六千人机会》等。该舆情是媒体的统一行动，作为舆论主阵地，媒体的抱团发力对缓解舆论风波，起到了直观有效的作用，舆情后期平稳过渡。
十二号舆情：聂树斌案。标签：时代悲剧。最高法罕见主动谈聂树斌案，对聂树斌案舆情的二次传播推动效果明显。6月8日，网民对聂树斌事件的主动搜索次数逐渐达到高峰，随后迅速走低并趋于平缓，可见网民对此次聂树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续性关注。在聂树斌案重审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与官方微博、新华社、人民日报与头条新闻等媒体，将政府动态及时准确传递给公众，并开展交流互动，做到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推动网友热议方面的影响力较为突出。此次事件应对中，政府、媒体与网民三者互动良好，未见极端次生舆情出现。
十三号舆情：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标签：反转肥皂剧。新年后的第一天，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刷爆网络，与媒体广泛追求真相不同，网民则以看连续剧的心态围观舆情跌宕起伏。在该事件中，裸抢、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网络名人以辩论形式推动着舆情后续发展，也推动舆情向探究真实鱼价等问题不断深入。该事件是对当地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的一次考验，通过舆情观察，涉事地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借势营销能力还有待加强。
网络舆情篇8
【关键字】网络舆情侦查方法信息导侦双刃剑
一、网络舆情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
网络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通过网络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公共问题和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它是较多民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侦查是指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用有关强制性措施的活动。
信息导侦依托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充分发挥情报信息的预警和引导作用，通过对已经发生的案（事件）信息及其它违法犯罪信息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规律特点，从而增强犯罪预防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侦查部门以刑事犯罪情报工作为基础，通过侦查工作内容信息化、侦查信息应用化等途径实现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这就是信息主导侦查的理念。公安机关利用网络舆情来实施侦查，不仅要将自己通过传统侦查手段以案件为出发点收集的零散的、片段性的、静态的案件信息以规范化的标准储存于特定的系统中，还必须运用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图像技术广泛收集动态信息，同时充分利用公安其他业务部门通过微博等收集的信息进行综合化、系统化，使其具有高度动态性、共享性。
二、网络舆情对侦查的影响的利弊――锋利的双刃剑
（一）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近年来，网络舆论利用其开放性、自由性、互动性等先天优势，逐渐以强硬的姿态站了出来，成为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同时网络使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打破了所谓精英阶层对媒体话语权的垄断，使普通民众可以便利的参与社会管理。作用于侦查方面，其有利的监督价值直接表现为促进侦查活动正常化、推动证据搜集民主化，保护当事人权益合法化。以孙志刚案件为例，该案曝光后，各大网站不仅纷纷追踪报道，而且还开辟论坛，设置网上调查等栏目鼓励网民发表意见，以此来监督公安机关正确行使侦查权，确保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的合理性，并为侦查提供正确的信息导向，最终使孙志刚案的主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二）有利于解决犯罪情报信息的供需矛盾
在实践中过程中，侦查机关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新情报，而侦查信息工作对情报的筛选、分类、整理等，能使那些杂乱无章的案件信息资料变得井井有条，使犯罪情报在侦查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确保情报在侦查中运用的准确性，从而使侦查人员能够迅速从已所收集的信息之中查找所需，补充所要的不足，搜集有效证据，最终解决供需矛盾。
（三）干预侦查，阻碍刑事司法活动
舆论是无形的，尤其是网络舆论，如果称其有广泛性并无不妥，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应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但若要称其具有最大的代表性，或者简单的将他等同于民意，无疑是简单而又不负责任的判断。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导致网民的网上言论具有前所未有的相对自由，极度自如的表达平台和表达方式，使得网络舆论杂乱无序的现状也潜藏着极大风险。网友自由随意发言可能导致信息严重虚假化、诱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正是这种导向不明、泥沙俱下的言论有可能会形成力量巨大的网络舆论。其一旦失去正确的导向必然会引发公众对司法的极大的不信任，严重削弱司法威严，造成刑事司法活动的被动局面。前些年爆发的哈尔滨“糖果吧”事件便是一例，网络媒体先是利用用“警察打死大学生”等扎眼词语，引起不明真相的网民极大的愤怒，造成刑事侦查一开始就处在火山口上。更为严重的是不理智的、甚至疯狂的“民意”可能导致“舆论审判”的出现，进而直接干预司法审判。这将会形成对刑事司法活动的极大破坏。
三、完善网络舆情的措施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相关部门来说，如何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及时监测、有效引导，以及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积极化解，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应有内涵。
（一）建立有效的组织保障
组织保障是网络舆情完善的关键，良好的组织保障能够使网络舆情顺利高效的为侦查服务。为此，网络舆情都应实行属地管理和一把手负责制，采取“专人专管，专事专办”的办法实行责任追究制。要进一步侦查机关工作人员运用网络舆情的认识，把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纳入宣传思想工作总体安排，密切组织，严肃落实。要在用人单位内部建立有效的组织，以此来提供简单的舆情监测分析报告，及时向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
（二）健全对网络舆情的侦查预警
网络舆情预警应建立相关的信息管理组织，要以侦查机关为主导，以媒介为手段，案件信息要注意与其他组织积极协作。此外，侦查部门必须时常对网络舆情进行关注、收集、分析、研究，形成舆情预防信息，要做到对事态尽早发现、争取时间，尽早掌控、争取主动。并且要思考在前，谋划在先，增强工作的超前性、引领性和预见性。通过建立网络舆情案例库，对案例库中的案例分门别类的予以整理、归并，对不同类案件的发生原因、发展过程及应对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为突发网络舆情应对提供参考。
（三）完善与网络舆情有关的法律法规
推动相关立法，规范网络舆论网络技术在中国从1996年开始迅猛发展，至今短短十数年，其带来的对社会调整机制的新的挑战与国家有关网络立法的缓慢进程产生相对矛盾。我国有关网络舆论的立法属于法律层面的专门法律极度欠缺，有相当大部分的网络舆论行为处于规范调整的空白地带。总之，目前我国规范网络行为的法律位阶比较低，权威性不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担任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的重任，而网络舆论这柄双刃剑，它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与对刑事司法活动，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公民个人等等社会各个方面和行业。
四、结语
本篇文章从网络舆情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出发，通过书写网络舆情在侦查中的应用，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其对侦查影响的利与弊，并且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与引入，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在此基础上，来提高网络舆情在侦查中的地位，改善情报信息的沟通机制，从而让侦查机关的需求表达得更为充分，也更能提高效率。同时，更进一步的说明了网络舆情的确具有其两面性，但从技术上来讲，互联网是完全开放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络信息的者，每个人都有选择网络信息的自由。因此，在加强互联网信息监管的同时，组织力量开展信息汇集整理和分析，对于及时应对网络突发的公共事件和全面掌握社情民意很有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刚，蒋勇：基层公安机关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情报运转机制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3
[2]情报信息的侦查模式，载政法学刊，2006.6
网络舆情篇9
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之后出现的新兴第四媒体，网络媒体由于信息源头多、开放程度高、传播速度快、社会影响大、覆盖区域广和表现形式全等特点，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已经成为对外宣传和开放发展的主要新兴媒体，成为信息时代新闻传媒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宣传思想工作新的重要阵地。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新闻媒体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重要平台，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建设先进文化、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安全而可靠的网络空间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来讲至关重要。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逐渐主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网络化正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场革命。
但同时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非主流媒体、互联网等新的信息传播渠道既为社会大众搭建了一个低成本、平等、开放的对话空间，同时又表现出方式个性化、内容失真化的特点，使各类舆情的引导难度不断加大。
随着互联网向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不断扩展，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全球范围内系统安全漏洞层出不穷，网络安全事件猛增。而且网上能够较好体现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具有正面引导力的内容还比较欠缺，谣言、暴力等各类不良信息仍然存在，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因此，可以说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网络舆情越来越像社会的“晴雨表”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社会公众情绪和思想的变化。社会舆情是指社会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是指社会各阶层公众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所持有的情绪、态度、看法、意见和行为倾向。它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媒体或网民利用互联网，对社会焦点问题、公共事务、突发事件等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倾向性的意见和言论。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上的特殊反映。其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中，网络论坛在所有网络信息中，信息量最大，网民关注、参与度最大，影响力也是最大的。由于发言者身份隐蔽，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目前我国又适逢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网民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对社会问题存在片面认识等，都会利用网络宣泄，因此，在网络上更容易出现庸俗、灰色甚至违法的言论。
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隐蔽性、随意性等特点，对司法个案的理性关切极易被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淹没。在各种利益交杂中，有些不良商业网站也参与到对热点事件的炒作中来。
网络舆情篇10
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得以产生或实现的要素问题，弄清楚构成要素是建立相应制度的基础.从字面上看，“网络问政”涉及“谁问”、“问谁”、“问的什么”、“怎么问”、“问的结果”等方面.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的发生或因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发起，或因公共议题引发网民热议引起政府关注进而实现官民互动.不同情境下，关涉主体不同，但可以明确的是“谁问”和“问谁”的“谁”应该既包括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又包括网民.问的内容应该排除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本文认为其范围可以圈定在公共领域的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等“.怎么问”涉及问的“程序”、问的“渠道”，问的“渠道”是比较明确的，可以通过网络上的政府网站、主流门户网站的问政平台，微博、博客、信箱等.问的“程序”没有明确的要求，呈现出随意自发的状态.问的“效果”主要涉及网上是怎么答复的，在实际工作中是怎么办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应该是一个双向平等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单向不对等的自上而下传输过程，便捷、高效、开放、成本低廉等优势降低了问政门槛，对政府而言，问政范围更加宽广，决策才能更加科学、合理，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口号才会落到实处.同时，网民的积极参与对监督、制约公权力，实现社会“韧性”稳定而非“刚性”稳定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2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困境素描
2.1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网络问政的姿态化.因为传统工作模式的影响，部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理念陈旧，跟不上时展步伐，把网络问政当成是表演、作秀的工具，需要的时候摆摆样子，不需要的时候搁置一边.上演了“民意已经过河，干部还在假装摸石头”的一幕来敷衍民意.搭了台子，利用率却不高，要么不闻不问，三缄其口不回复；要么官话、套话连篇，网友总结出了最具特色的对外信息话语如：群众情绪稳定、伤者情绪稳定、家属情绪稳定；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一致认为、有关部门等等.不讲究说话艺术，不会说，公信力不高，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些问题造成实质上的主体缺位，该有人发声引导舆论的地方工作没有到位，使得“网上问政”流于形式，网络舆情升级，更别提“网下施政”解决问题的执行力了.
2.2网络民意被代表.俞可平在《敬畏民意》中说：“谁是人民，人民将权力授给谁？人民如何将权力授予政府？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须臾离不开民意.”“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人民应当就是拥有合法权益的公民”.[1]“民意”的“民”应该涵盖所有拥有合法权益的公民，而网络民意并不能实现民意全覆盖.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还有一半以上非网民.将近一半的网民结构构成复杂，网民素质良莠不齐，上网目的不一，不关注公共领域问题的网民不在网络问政中发声，在网络问政中发声的网民受个人利益影响所提意见、建议并不一定经过理性、客观的思考.掺杂了个人私心的、偏激的意见、建议如果被采纳就失去了决策的公正、科学.网络民意并非是社会的全部民意,网络资源的不均衡存在着民意被代表的可能.
2.3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缺乏制度约束.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是一个官民双向互动过程，无论是哪一方在网络问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都直接影响舆情的发酵和问政效果.网络作为新兴的社会领域，尚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约束人们在其中的作为.而网络问政作为政治领域中最近几年兴起的新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尚处在经验阶段，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远未形成.没有制度约束，政府方面的作为与不作为，做到什么程度，反馈等等问题全凭自觉.网民方面的权利滥用、权利受损也没有相应机制干预.长此以往，网络问政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3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问题应对的制度化对策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2012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认为：如果说现行体制带有自上而下的威权政治特征，“网络问政”则引入了自下而上的民意因素，不仅是一种亲民姿态和个案救助，更需要增加体制的弹性，把民意政治逐步推进到民主政治的制度层面.
3.1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问题应对的立法层面的建议从应急管理向制度改进延伸，实现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网络问政”才能实现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的有序、规范、常态化发展“.网络参与促进立法的基本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公众积极参与的网络表达秩序；一个充分、理性而非受感性控制的、公平表达自己意见的网络表达秩序；一个方便了解大家的观点、分类科学、组织有序、焦点突出的、守法文明的网络表达秩序.以此作为党和国家的执政参考,实现党的决策和人民的意见的高度统一.把网络问政制度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新型的、便捷的方式”.[2]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立法应该包括：1.政府和公民在网络问政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越是在民意集中的地方，越要勇敢面对是其题中应有之意.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有“问”的权利、有遵守问政规则的义务；国家有科学制定问政规则的权利、有发展“问、答”平台的义务、有“答”的义务、有保护“问”者权利的义务、有解决问题的义务、有接受监督考核的义务.2.程序性问题.有学者认为网络问政过程中，越级信息交流有可能导致政治体系中间层级功能弱化.针对此问题，在设计网络问政平台体系时纵向上也应该坚持一定的层级原则，横向上针对“问-答-办-督”的各个环节中的具体流程、责任加以明确，实现网上、网下的制度化衔接.3.对任一方违法后的惩罚性措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网民、网媒任一方违反规定后的惩罚性措施都应明确规定，以起到震慑作用.
3.2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问题应对的政府层面的建议1.把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成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实行问责制.纳入考核体系、实行问责制关涉党政领导干部切身利益才能真正调动起其在网络问政中作为的积极性.设计考核体系时应该考虑尽量减少其负面因素，比如：把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成果纳入考核可能会导致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过分注重网络而忽视了其他的沟通渠道及非网民群体.如此，就要考虑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成果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问题，使得其既要重视网络舆情导控与网络问政，又不偏废其他工作形式.2.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广义的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将其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压力进而服从的能力.权力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怎么用权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知道权力是怎么行使的，人民有知情权、监督权，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告知义务，有接受监督的义务，这就需要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重大事项决策除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专家咨询外还要通过网络媒体公开征求群众意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谣言、中伤、质疑才不会有滋生土壤，腐败、暗箱操作、潜规则才不会有可乘之机.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才有坚实支撑，公信力才能得到巩固.3.党政领导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网络问政素养的提升.调动起作为积极性后，作为的恰当与否也会影响问政效果.而作为的恰当与否既有技巧层面的、也有理念层面的问题.但毕竟行为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行的行为实践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制度设计上要求重视网络舆情与网络问政，导控与问政理念和技巧也要相应地加以配套宣传、培训、内化.比如当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就是一项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广大的党员干部如果都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与时俱进的理念，转型期深层次利益矛盾重重、复杂博弈背景下官民之间的冲突问题就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