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经过了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2011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绿色文科、绿色学报的办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学报定位为“多学科研究资源环境问题的国内高端学术平台，广受学界尊敬的新锐文科学报”。二是相关期刊数据继续前移，权威文摘转载量稳中有升。学报再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来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类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栏目“资源环境研究”荣膺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栏目。
为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厚爱，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刊发的全部论文（共计119篇）。
二、评选数量
共评选10篇优秀论文。
三、评选标准
1.论文选题探讨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难点问题，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颖独到之处。
2.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3.被权威文摘全文转载。
4.适当考虑是否为重要基金项目。
四、评选方式
1.初选阶段。在初选阶段，作者可以自荐，读者可以推荐，但需要提供推荐理由或证明材料；同时，编辑部也将对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挑选。自荐或推荐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专家评议阶段。成立由校内外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专家小组。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拟入选的优秀论文并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网站（省略）上进行公示。
3.省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我校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2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3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评价理论评价应用
中图分类号：G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3）06-0133-02
从科学研究活动产生时，就产生了科学研究评价。随着科学研究活动不断发展，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展，科学评价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价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规模和职业化程度上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在其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在学科建制的发展上，运行机制过分市场化倾向、学术失范；在学术精神、学术传统的传承上，浸透着过多的学术功利性；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管理上，成果评价行政化、非规范性。这些行为与现象的蔓延，已经引起学界及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症结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错位和失范。
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与完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12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本书”）。本书是邱均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的优秀研究成果，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该书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和理论建树，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施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
科学评价体系是学术标准、学术价值、学术方向和学术期望，其核心是决策者意志和现行价值观结合的一种浓缩体现，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及发展的内容。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而且数量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本书开创性的提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本书提出“评价体系”是评价活动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运行机制的总和；包括评价的不同主体、对象、目的、标准、程序、方法、工具、指标、制度规范，其相互关系、制约条件、组织系统等。并运用一定的评价理论，同时考虑评价活动的外部环境，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包括四层结构：（一）学科发展评价体系、（二）学科研究评价体系、（三）学科教育评价体系、（四）学科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其中学科研究评价体系是重点，包括：（1）科研计划评价、（2）科研项目评价、（3）科研成果评价、（4）科研机构评价、（5）科研人员评价。科研成果评价是核心，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研究中，又包括①国际评价比较分析、②评价理论研究、③评价方法研究、④评价指标体系研究、⑤评价机制研究、⑥评价实例研究、⑦宏观发展研究、⑧评价结果管理应用。
2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评价学是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而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当前评价学发展中存在着的重要问题是怎样将评价学理论和方法与评价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方法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沿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实证与应用”这一思路进行了阐述。
本书考察了当代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现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研究的规范性，重视数据和实证；对同行评议的研究，重视基本概念和程序，逻辑分析严密；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包括各种科学计量学方法的应用。然而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之中，国内的研究规范性上普遍不够，实证性普遍较弱，以思辨性的研究为主；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侧重于指标打分的计算处理模型方面，对科学计量学及定量评价的本质等重视不够；从许多关于“指标打分法”的研究来看，依靠个人主观感觉、好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很多。
本书在深入探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体系、分类体系、运作体系、指标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机构及项目评价的研究理论问题基础上，对相关评价理论进行了实践应用。进行了h指数用于科研人员成果评价的探索实践，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的探索实践，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本书还详细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3研究方法科学
本书采用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保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可靠性，论证的充分性，主要包括：①对比分析方法，例如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机构及其评价进行了比较；②实证方法，例如本书进行了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的h指数的实证研究，包括作者、期刊、研究院所、研究专题的h指数分析，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包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③分类方法，例如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要素进行了科学分类，根据见诸于各类研究文献中的名词、概念，通过逻辑分析，归纳总结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包括：评价主体（委托方、评价方、被评价方），评价对象，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数据，与评价结果等10个基本要素。本书在分类基础上对这些各类要素作了分析。
4价值巨大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本书既具有很高的科学理论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理论贡献方面：由于当代科学评价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科学评价系统是社会活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涉及到众多的理论问题。本书不仅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而且还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其他方方面面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的重要理论问题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体系自身的构成、梳理和构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社会环境体系及其对评价活动与研究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规范体系等。构建了系统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因此在我国评价学领域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4
关键词：评价评价学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评价活动
中图分类号：G250.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SQL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学质性研究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101-07
一、中国社会学呼唤本土化
1学科建设的呼唤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是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短短三十余年，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期刊、著作和学术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着国家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正在由过去相对次要的“潜学”变为越来越热的“显学”。
尽管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看，可以说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之成立，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还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田毅鹏：《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第B8版。的确，从学理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学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方法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教材的主要概念、范畴、理论都照搬自西方；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都是套用、模仿西方体例结构；语言表述流行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符号系统；而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是以西方为标准，称之为“学术规范”。经济学在次级学科分类及教材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概念。但社会学界却极少有“西方社会学”的提法。恰好表明大家默认的社会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难怪有社会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存在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第一种便是“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简单移植”。应星：《中国社会学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因此，自然科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张宇：《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8月20日第1版。物质世界服从宇宙统一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有“国别物理学”的产生，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共性和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千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社会学以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其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2社会转型实践的呼唤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社会矛盾高发，为社会学者提出了许多急需解释、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是普遍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然而，目前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决策，相关理论及政策往往是由政治家们提出，社会学的功用则是跟在后面诠释、总结，提炼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按常理说“社会”对该专业及毕业生应当有强烈的需求，然而现实是相关专业境遇极其尴尬。譬如，伴随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民政部发文要求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教育部则短期内就在全国高校部署、设置、“培育”了一大批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一般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型专业方向。然而，这些毕业生很快又大多成为“就业难”队伍中的一员。普遍反映“社工”专业所学内容“用不上”。这种际遇固然可以说与“体制”有关，但更多的确是学科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其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话语体系，与国内社区实际格格不入。
从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境遇来看，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吸收消化创新，不同的态度展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与此类似，社会学的发展绝不能仅限于引入移植，而要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更迫切需要社会学的本土化。
3大国地位的呼唤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理应产生相应的“社会之学”。“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显然，这种状况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学界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而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紧迫问题。“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5版。中国共产党十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理论自信”包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成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自信。本土化就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结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准备，需要建立在对世界主流社会学的全面了解和反思基础之上。
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及量化倾向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烙印。公认的社会学鼻祖、创始者法国人孔德（1792-1857）就把社会学看作象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社会学创立早期，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之后，同样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1917），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等著作，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步入20世纪，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1901-1984）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标准。一代代西方社会学大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贯穿始终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尽量向自然科学靠拢看齐的方法论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符合科学的特性。其一曰客观。就是强调研究者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价值中立；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反对先入为主，“人为”干预。其二曰实证。强调其“经验科学”特性，注重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研究结果要求可重复、可检验。其三曰逻辑。倡导精确定量，注重数据分析、数学语言表达、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英]哈拉兰伯斯：《社会学基础》，孟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0-61页。
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也一直十分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经验科学”。“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李强：《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第7版。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等。确立了量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学的学术规范被概括为“洋八股”：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作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而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数字生活”、“数字地球”，更激发把一切纳入“数字表达”的愿望。
社会学领域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力很大程度上不如许多非定量的研究成果。“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以致有人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统计学”。我们以国外通行的五分制量表进行满意度测量，我们制定评比“幸福指数”“和谐指标”，我们去计算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甚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的重大成果，我们的研究论文越来越精致“精确”，成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我们至今还没看到产生费孝通早期提出“差序结构”类似的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未能有达到或超过费老的国际公认大师。
不少学者开始对追求精确定量的社会学进行反思。譬如对定量研究最常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加以“解构”，指出问卷的元假设、基本概念中存在诸多问题，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都是被调查者面对调查员时“主体建构”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的数据被发掘出来了。潘绥铭：《“主体建构”视角更应用于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9日第11版。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微观个体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人象物一样分析测量。即使是“物”的微观粒子，其运动遵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也不可能准确测量。更何况任何社会也几乎不存在“理想化”状态，研究者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不是过于强调量化，相反是大量研究者的浅陋，量化研究的不规范，大规模调查的不足，抽样技术问题等等。
三、质性研究方法的产生与特点
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researchmethod）。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探究其起源，可以认为质性研究主要发端于三个领域：早期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20世纪初“社会工作”兴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量化”研究的“反抗”思潮。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质性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又被翻译为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质化研究等。其应用较早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凸显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主题）小组法、民族志（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
正如在名称上还存在分歧，关于什么是质性研究的定义也五花八门。较多共识的是陈向明的界定：“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此定义中包含了质性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曰“参与性”；二曰“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三曰“理解原则”。
“参与性”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体界限，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质性研究特别强调参与、体验，重视“相处式”调查，自进入中国后，开始阶段的许多课题都是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关键词的。这就摒弃和否定了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性要求。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表现在注重个案、强调“过程”。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倾听，尽量不干扰“自然情境”；跟踪事物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更加注重语言、文本而不是数据；以深度访谈取代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认为“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
“理解原则”提倡“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探求规律，而是要解释、理解其意义。透过对文本语言语义分析、反思、多面反复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话语，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及地位
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认识：对立统一关系；不同范式关系。
对立统一说。又可区分为强调区别对应和强调渗透互补的两种观点。前一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与“定量研究”、“量化研究”相对应并相区别的研究方法，各自的应用范围和侧重点不同。应当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而选择采用质性方法还是量化方法。后一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研究必然同时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都不否定质性研究，但更推崇量化研究。认为量化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先导，量化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高级阶段。甚至于认为质性研究是不懂量化方法、没有数学基础的研究者才会采用的初级的、简单的“定性”研究方法。
不同范式说。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可以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基本认同并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
我们看到，质性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方法群”；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群而已，而是有着自身完备的理论体系。且这一体系在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基础上都迥异于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而量化分析、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演绎为主的逻辑。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性”、“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理解原则”与自然科学传统量化研究要求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量化研究突出的是“工具理性”，质性研究彰显的是“价值理性”。因此，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不同或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是根本的研究理念即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不同，因而是范式的不同。
质性研究的地位始终只是作为“方法”，很少从“范式”视角加以探讨。有研究者干脆指“质性研究又称定性研究”。陈雯：《社会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方法选择》，《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其实，质性研究即使只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定性研究”的。因为质性方法从来不排斥定量数据分析，只不过不以此为主。但是，“定性”与“定量”，“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这种名称上的对偶关系表明“对立统一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听起来，“质性”的翻译名称有点别扭、不习惯，没有相对应的“量性”研究，但这一名称最终还是被中国社会学界所接受并达成共识。其实这恰好意味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不是对应、互补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如果把质性研究仅看作方法或方法体系，显然是低估了其价值和意义。因此，笔者及研究团队主张并致力于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并从2009年起连续4次每年在全国社会学年会举办“质性社会学论坛”，创办《质性社会学研究》学术期刊。
五、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的成功探索
我们把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称之为“恢复重建”，是因为50年代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中断。实际上早在20世纪伊始社会学就已传入中国。严复于1903年（一说为1898年）最早翻译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的已故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可以认为，老一辈社会学家在上世纪初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要远高于80年代以来的恢复重建时期。相应地其成就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本土社会学的探索。虽当时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迄今并未超越，甚至还远未达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④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一般认为，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④
学院派社会学家其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孙本文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人类学派”。这些学术大家全部具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学术背景，然而他们却深具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孙本文著作《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被日本用作社会学教材。他还著有《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潘光旦的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到4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如费孝通的“超稳定结构”、“差序格局”等。学院派社会学还表现出一个特征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不分家”现象。不仅仅当时社会学家大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留学研究背景，还表现在往往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设在同一教学研究机构，社会学教学中通常会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王建民：《与社会学结缘的中国人类学——基于20世纪前半期的学科史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乡村建设派社会学是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社会最底层，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兴办平民教育，普及传播科学文化，试图通过改造“人”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验”“行动研究”。他们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定县调查》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影响与效果也具有世界性。
革命派社会学是迄今仍未得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派，然而却是实践社会学解决中国问题最成功的学派。其代表、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被冠以文学家等头衔，却从未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章按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远非规范，甚至“不入流”。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大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展现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③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与行的统一，即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反复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
六、早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社会学
与质性社会学的比较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今天却仍处于一种落后状态？或者说，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能够成功地本土化，而新时期恢复重建社会学却反倒渐行渐远？
对比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道路，“早期”社会学是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切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许多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投身于学术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发展之道。“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意识到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人心的安顿”。③
“恢复重建期”社会学则是在“科学至上”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动乱结束，共和国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学科建设就是必然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基于科学性要求的社会学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服从于“统计规律”。“尽管个体的行为各异，无法预测，总体或子群的平均值却相对稳定可靠”。周旅军：《从类型逻辑和总体逻辑理解定量社会学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5版。就如单个的分子布朗运动毫无规律，但足够大量分子的运动产生温度压强可以总体测量。既然社会学目标是探寻社会规律，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以精确量化、数理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占居主流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的”社会学否定、排斥或至少轻视“价值理性”。然而从人文关怀切入的“早期”社会学的成功，则表明本土社会研究必须高扬“人文价值”的旗帜。这里涉及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是简单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不追求价值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冯务中：《提升国民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新华文摘》2013年第5期。
除了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外，学者的知识结构差异也是明显的。早期“学院派”社会学者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背景，新时期社会学者主要突出了统计学训练。无论“早期”还是“新时期”，社会学都是“西学”。可以认为，恢复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体”来研究、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即“西体中用”；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尽具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与20世纪初叶“早期”中国社会学，也可以归结为风格迥异的两种不同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前者旨在追求真理，发现社会规律；后者着重寻求价值，解释人生意义。这种对比也恰好是“量化社会学”范式和“质性社会学”范式的对比。
质性研究在西方的产生晚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约半个世纪。但我们看到二者的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虽然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尚未能进入社会学的主流，但我们看到，其内在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暗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所致力的本土化社会学思想完全一致。
七、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何在？从前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也不可能排斥“西学”。实际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认识到简单定量实证分析的局限性，一方面引入借鉴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对定量研究加以完善，一方面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实证主义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事实”，追求“精确量化”、崇尚“价值中立”；人文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理解”，强调“意义”，不避讳“价值”；批判主义理论主张和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批评、反思、修正、革命。这既可以看成是沿时间序列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看成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三种思潮或侧重点。
质性研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兼具批判主义精神，同时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费老生前一直在倡导社会学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当前，回归人文传统具有紧迫性。质性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学应当在质性社会学基础上建立理论和概念体系。
社会是个体的人通过“文化”而粘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淡化、排斥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呼吁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我们主张取道质性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正是因为质性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质性研究注重的“整体主义与情境主义”与此高度一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是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一对耳朵或手、足都可找到代表五脏六腑全身器官的穴位，并通过其达到治病的效果。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单一个案的研究不具代表性，需要大量个案和足够多样本的数据分析才能反映客观真实。然而质性研究重视个案、依托个案，依据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整体思维。
早期社会学家深入田野的社区研究，几乎都是深入的个案研究，深度访谈。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多次反复深入江村，考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由点及面，典型调查，正是革命社会学派代表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江泽民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207-02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有对前人智慧的继承，又有体现时代要求的发展和创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一、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时代课题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框架体系
1.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
任何理论都是时展的产物，因此，任何理论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性，主要解决那个时代的首要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弊端和社会问题纷纷暴露出来，“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逐渐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针对这一课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主张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问题；统筹兼顾，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主要回答了“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具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清晰的框架体系
第一，科学发展观贯穿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不仅指导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渗透在科学发展观的各个论断和观点之中。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用联系的观点统筹整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等。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主要深入研究解决和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当代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对这一中心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回答，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为其他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先导，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全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新课题，形成了若干创新性的新论断。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对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新思路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内在联系的系统科学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1.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向人的回归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人为本”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摒弃，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完善和发展，实现了从人本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的认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提升，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将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的一条最不容忽视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应是真正的“人的社会”。
2.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目标。科学发展观认为，只有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全面的观点显得更为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
3.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要求，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协调发展，揭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关系。协调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落实“五个统筹”。就是要通过统筹协调，解决地域、城乡、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等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是要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有一系列重要创新
1.对发展的内涵、实质和内容作了新阐述
科学发展观倡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指出了发展不仅是物的GDp增长，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发展，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要促进“五个统筹”，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这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完整的概括和论述。
2.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根本目标有重要创新
为谁发展?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出发点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正是这一回答，使科学发展观与其他发展观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理论。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取代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以人为目的，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强调不但要注重发展的物质因素，更要注重发展的精神人文因素；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实际上矫正了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的方向偏离和价值缺失,增加了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向度和道德关怀。
3.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就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友好，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
4.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既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又明确了新的依靠力量。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强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的新认识，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更加全面和科学，更加符合时代特征。
5.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理论有重要创新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分为三个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提出了更全面的社会建设理论,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这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6.科学发展观关于对外方针理论方面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后，进一步把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领域，鲜明地提出中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论断。中国需要并将坚持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将全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也是中国根本利益使然。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谋求和平、维护稳定、推进合作，构建和谐的世界。而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和包容的世界。
7.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公正性作了进一步强调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收入提高了，但一些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如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开始困扰我们。针对这些新情况，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建立社会发展的公正机制，着眼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协调，着眼于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承前启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环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从制度上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保证每个人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会，创造良好的追求公平的社会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G]//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翻译学习研究；学术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从学科性质角度出发，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此具有追求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必然性等特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教育学等。而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至少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意义。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用于翻译学习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和规律；要立足于社会科学总体结构，来探索和使用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一）哲学思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第一，必须从社会科学史入手展开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方法论研究，探讨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来探索和把握社会科学这一研究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性质和作用，避免作简单的哲学思辨。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维，避免将方法论与学科研究脱轨。
（二）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学科史研究的基础上，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揭示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应该重点把握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背景，研究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育、发展的贡献，以及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特性对现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影响和结构化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中来把握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就要把基本学科与分支学科结合起来，翻译学包含很多分支：应用翻译、文学翻译、经济翻译等等，分支学科与综合学科有共性也有个性，运用特殊问题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学者更好地把握综合学科的统筹作用和分支学科的具体作用、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和关系的理解，探索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内在的认识，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找到适合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条件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要求学者着手于总体构架，多维分析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开发有效技术。
第四，探讨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把握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沟通的桥梁。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为了社会实践，技术这个概念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也适应于社会科学，开发有效的社会技术，提高社会规划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课题。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翻译这门学科也是如此，翻译理论加之翻译的先进技术，就如同先进的知识与先进技术相结合，定会产生先进的研究成果，用以实现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内涵、现状、意义的分析，多角度、多层次、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认识并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论会在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倡导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结合，旨在培养人们在而对和处理理论思维的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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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从<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西华大学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川学位[2014]1号）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学科平台项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婷婷（1991—），女，汉族，山西原平市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翻译硕士，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9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学科功能源于社会学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即更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对策性及应用性。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实践结果来看，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理论与方法，亦具不可替代性。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性功能。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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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0
关键词：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2.0？摇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6-0108-03
繁荣发展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进一步提高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质量，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导教育青年大学生，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高各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族类高校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培养各民族人才、弘扬民族文化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2011年11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五项任务中，其中一项就是“全面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改革，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旨在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积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战略，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准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则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思想。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人才是核心。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据我们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截至2009年底，在云南省无党派人士6573名调查对象中，从民族结构看，汉族4600人，占69.98%，少数民族1552人，占23.61%，共有26个民族成员构成。但在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中，怒族、独龙族1人都没有，有14个少数民族无党派人士不足总人数的1%。因此，培养各少数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高级专门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民族大学成立于1951年8月，建校至今已为云南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培养了十万余名各级干部及各类专门人才。经过六十余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层次丰富、办学形式多样的综合大学。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大学毕业生中，许多民族的第一代学士、硕士、博士、专家、学者就是我校培养造就或从我校毕业起步的，成为中国特别是西南各民族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摇篮，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基地。1999年、2005年和2009年学校先后3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学校在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推动民族高等教育繁荣发展中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二、完善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加强基地建设是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途径
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和育人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带头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民族文化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和哲学与政治学院等21个学院部，使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和育人功能更加完善。近年来，云南民族大学积极推进改革，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办学能力进一步增强，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科学研究和教学科研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社会服务能力全面增强。在4年的博士学位点建设中，学校以2个拟授权学科的建设为龙头，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科研实力的提升、学科结构的优化，在硕士研究生培养、高水平论文与专著发表、高层次科研项目获得、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中高端研究所必备的物质条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的学科，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学科。学科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也是云南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学科团队阵容强大、学历职称层次高、结构合理。现有梯队成员71人，其中正高职称36人，占50.7%；博士55人，占77.5%。云南民族大学作为西部地区迄今为止唯一已率先开展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办学授权点，经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的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已连续招生9届27人，毕业6届17人全部获得博士学位。自博士学科立项建设以来，学科共计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3项（其中重点1项）。2013年2月学校成为自主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授权单位，民族学、社会学实现可自主收培养博士研究生，实现了大学最高也是最后一个学位层次的突破。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民委、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政策上、资金上予以支持，使民族类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如：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门类完整，办学经验丰富。民族学专业开办以来，现已形成本科、硕士研究生多层次的、较为完整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体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具有较强的实力和优势，相应地，民族学学科专业也成为我校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优势特色学科专业，成为我校博士点建设学科之一。艺术学院在全国及全省重大专业比赛中获文化部桃李杯、荷花杯、文华奖、群星奖等；作品入选全国美展、西部“第十三届书籍装帧艺术评奖会”设计一等奖、政府收藏奖等；获全国第四届“中国之春”民族歌曲演唱大赛金奖、全国首届通俗歌曲大赛银奖；钢琴独奏“跳脚”获全国地方院校音乐创作比赛佳作奖、全国声乐器乐大赛古筝专业一等奖等30多项重大奖项；获国家专利5项，科研项目7项，科研成果奖3项；民族文化学院教学成果丰硕，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30项，国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研究项目5项。省部级以上的项目数量和投入科研经费都创历史最高水平。共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著作及各类教材100余部，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地厅级以上奖励。学院曾成功承办“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结构与类型学研究”和“第六届现代语言学高级研讨班”（教育部项目），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哲学与政治学学院成立2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5项，具体承办了全国性“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治理”和“全国政治学界学习十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积极开展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4个项目获学校立项建设。在全校面向全体师生举办“哲政论坛”30余次，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云南省许多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与境外民族交往密切。近年来，在西方一些组织的资助下，边境一线出现了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宗教和识字课本等民族文字读物，成了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隐患。学校编写出版民文教材，进行双语教学，能有效抵制西方不良文化的渗透，增进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桥头堡”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建设内涵。学校也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将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作为学校重点项目进行建设，这为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2012年11月，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获得批准立项，中央给予专项资金1960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560万元、学校自筹资金279.50万元。项目具有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特色，直接服务教学科研和面向社会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等特点。
三、提升民族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是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条件
学校通过“两课”教育的主渠道、主课堂、主阵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增强识别和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方向，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合格的大学生。另外，我们还充分发挥我校在宗教学科和专业优势及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优势，以宗教社会学博士点、宗教学硕士点及校统战理论研究会为依托，加强对党的统战理论政策及宗教理论问题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我校还出版了《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法制观教育读本》。校统战理论研究会先后出版了《高校统战工作理论与实践》等5部统战理论文集，宗教理论和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问题。我校副校长张桥贵教授，系云南省社科研究基地《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和负责人，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社会学负责人，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性质、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对策研究――云南跨境民族中的宗教渗透与反渗透》（以“优秀”结项，并上了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内部参阅的《成果要报》）、云南省重点建设学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教育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现状、趋势及其对策研究》课题等项目。徐祖祥教授完成国家民委2007年科研课题“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调查研究――以云南为例”，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07年科研项目“处理云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宗教事件经验研究”等。韩军学教授著有《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等相关著作十余部。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扶持学生红色社团，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是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使命
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了促进大学生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深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特别是在高校的主导地位，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现实化，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引领社会的有效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要求“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于2007年12月和2010年11月分别成立了“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和“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延安精神研究会”。“两个研究会”是全校性、群众性、学习型、理论型、学术型学生社团。在各类大学生社团中，理论性、政治性、学术型学生社团在团结、教育、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有关资料表明：80%以上的大学生参加过校内社团，跨校社团或网络社团，社团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影响。“两个研究会”成立以来，把延安精神、雷锋精神、杨善州精神的学习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赋予了延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围绕以上工作原则，“两个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的丰富多彩、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大批参与活动的研究会骨干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健康地成长成才，也确保了“两个研究会”的可持续性和健康发展，从而优化了育人环境，增强了延安精神在学校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充分发挥了大学生社团“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本书编写组.十七届六中全会辅导读本[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
[3]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北京，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