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篇1
【关键词】劳动教育；教育理念；教育契机；劳动习惯
劳动教育是中学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总体素质的基本途径，对于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学会劳动，在德、智、体诸方面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作为班主任，该如何端正学生的劳动观念，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呢？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认为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一个中心，端正教育理念
如今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据调查，现在的学生爱劳动、有较好劳动习惯的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爱劳动或不太爱劳动。大多数学生懒得铺床叠被，收拾桌子、书包，甚至不自己洗衣服，教室桌椅歪了无人过问，黑板脏了无人擦净，地上有了纸片无人拾起……这种种现象告诉我们，学生缺乏的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劳动观念。
新形势下应培养学生爱劳动的习惯，劳动是生存的基本能力，是做人的起点。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自理自立能力都没有，将来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呢？因此，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让学生品味劳动后所产生的胜利喜悦，带着劳动的喜悦与成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为实现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生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必须取得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必须让学生深入理解劳动及进行劳动教育的意义，必须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学阶段是形成学生良好劳动习惯的关键时期，只有加强勤劳节俭教育，学生经过劳动的磨练，养成吃苦耐劳的好品质，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才可以承担重任，才能成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吃苦耐劳、尽职尽责的合格的劳动者。同志在回忆童年生活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我在家庭生活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有感到过困难，没有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没感到过劳累。”
二、注重两个时段，抓住教育契机
一是有关劳动方面的节日，如植树节、“五一”劳动节，创设热爱劳动的氛围。如在植树节前的一天，我组织学生举办一次“植树节故事会”，将学生分成四个小组，收集关于植树节的故事和古代有关植树造林的事例、名言警句，上课时让各小组长上台进行讲述，然后其他组员再补充，通过这样，对学生进行一次植树总动员。
二是在暑假、寒假期间，引导学生去体验父母生活的艰辛，了解父母的职业特点，为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创造条件。在放假前，我布置学生的假期作业就是要他们了解家长的职业特点，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长做一些家庭劳动。
三、强化三项劳动，养成劳动习惯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要通过一定的劳动实践来进行，光说不练是不行的。首先，教育学生参加家庭劳动。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也应如此，我要求家长要给学生安排一些固定的劳动岗位，如吃饭前拿碗筷，饭后扫地、倒垃圾，每天早上起床整理自己的床铺，折叠好被子，整理好房间等。同时我还把周日设立为家庭劳动日，每周日给学生安排一定量的劳动，由简单到复杂，不光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还要求“家里的事情主动干”“不会的事情学着干”，让家长检查学生的劳动质量，并将结果公布在家庭光荣榜上。
其次，教育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劳动。包括学校范围内的日常劳动和特定劳动周内的劳动，建设校园，美化校园环境，如班级大扫除、拔草等，使学生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通过种种实践活动，会使我们的“小皇帝”“小公主”们再也不娇气了，个个成了爱父母、爱班级、爱学校、爱劳动的好学生。同时，通过评选“班级劳动之星”，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教育，使“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思想意识扎根学生心里。
再次，积极支持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让学生参加自愿性质的社区服务和援助劳动。如让学生到工厂、社区等地方去劳动，参加绿化和保护园林的劳动，维护公共场所卫生，到敬老院、光荣院帮助军属及孤寡老人干家务活，对伤、残、弱人士提供体力和智力援助等，引导学生在更广更深的领域接触实际，手脑并用，既发展智力，又培养勤奋简朴的作风，同时，制作学生公益劳动记录卡，卡上记录每学期每个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的时间和次数，在这种劳动中，学生们转换心态，以他人的需要为中心，急他人所急，学会关心他人，从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奉献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
总之，通过“一二三”（突出一个中心、注重两个时段、强化三项劳动）的劳动教育模式，让学生懂得：劳动创造一切，劳动最光荣。使学生养成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的良好习惯。
【参考文献】
[1]姜宗慧.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素质[J].中国科技纵横，2012（4）.
劳动教养篇2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劳动教养制度创办于1955年8月。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①到“”，劳动教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的状态，即使恢复或复办的劳动教养场所，在管理上也仍然沿用“左”的政策，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对象来对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如1989年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②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制作、出售或传播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劳动教养篇3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预防减少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和弊端。本文尝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讨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希望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安定团结进一步发挥作用。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弊端；改革；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司法制度.它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这项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仔细分析其利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治安法制建设，强化人权保障，改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历史作用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
劳动教养，是指对不够刑事处罚的或不需要刑事处罚的且具有劳动能力的违法人员，让其在劳动教养场所进行劳动，接受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理方法。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宜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1957年8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这一决定被理论界和司法界视为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也被视为我国劳动教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到期间，劳动教养工作遭到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状态。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有：1957年8月3日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0年2月29日颁布的《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1月21日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90年12月28日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4日颁布的《关于严禁的决定》；2003年5月20日颁布的颁布的《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4年2月6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2004年3月13日颁布的《关于在服刑人员中开展普法教育年活动的实施方案》。
（二）劳动和教养制度的历史作用。
劳动教养，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而同步发展起来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护社会治安，教育改造违法犯罪者，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作为我国预防犯罪法律制度的一种，劳动教养是对《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重要补充。自1957年正式创建以来，通过劳动教养至今已成功地教育、挽救了350多万名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二、对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意义及建议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意义。
1.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符合我国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的客观需要。党中央提出到二o一o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从立法上完善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并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的立法工作已滞后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和劳动教养工作实践的发展。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立法完善。使其定性科学、明确，实体和程序都合乎正义体现公平。
2.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维护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的需要。分重视尊重人权、保护人权，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提出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
3.劳动教养制度完善是适应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需要。敌对势力一直把劳动教养作为攻击我国法律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借口，加快立法，完善劳动教养制度是对他们的最好还击。我们要适应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与斗争形势，向国外展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文明，就必须理顺劳动教养法律体系，完善劳动教养制度。同时加强立法与制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使其充分认识到在我国当前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紧迫性。
4.教养制度的完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的需要。当适用劳动教养，都是由公安机关自己独立完成，公安机关自己抓，自己批，复议还是自己看，缺乏必要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同时也缺乏司法程序性，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这一环节的监督是真空的。因此，从当前完善劳教制度出发，迫切需要建立起公安机关办案，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办案、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及提请复核等进行监督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打破公安机关对劳动教养决定的集权制，实现分权制衡有效制约。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建议。
1.劳教立法对劳动教养制度要定性明确，定位准确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劳动教养进行定性是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关键。所以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2.实体和程序都要体现公平，合乎正义作为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以实现社会防卫为目的的，所以劳动教养立法应遵循国家优位理念，维护国家利益。未来的劳动教养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都要充分体出公平与正义。
3.合理确定劳动教养对象。劳动教养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治安行政处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制定《劳动教养法》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具有稳定性、统一性，避免多年来劳动教养立法主体和解释主体多元化造成的混乱。
4.规范劳动教养期限。我们考虑到目前存在劳动教养期限过长，比某些刑罚还要严厉的弊端，应当缩短目前的劳教期限，具体可将劳动教养的期限改为一般为一年，有法定的需要延长情形的，经法定程序可以延长，但最长只可延长至一年零4个月；《劳动教养法》还应规定劳动教养的执行等问题。这样使劳动教养的适用获得法律上的依据，同时，对其实体、程序司题进行配套的改革，使劳动教养制度在得以保留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确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6.建立劳动教养救济制度。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国家赔偿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前者解决的是劳教人员的经济损失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劳教人员取消非法劳动教养的问题。二者可以并用。劳动教养人员对于加诸其身的确实错误的生效判决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讼。因此，应该建立劳动教养赔偿及相关的赔偿程序，以便更好的保护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夏宗素.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
[2]储槐值、陈兴良、张绍彦.理性与秩序―劳动教养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
劳动教养篇4
笔者曾办理了一起贩卖案件。经审查发现司机李某某也参与了送毒过程，构成贩卖罪的共犯。公安机关并未将其移送审查。笔者依法对其进行追诉。笔者认为李某某被追诉一定存在抵触情结，不如实交待。但没想到李某某在公诉提讯和开庭过程中积极配合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并指证贩卖的主犯王某某。后李某某因系从犯且认罪态度较好，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笔者后来在看守所见到了李某某，经了解情况才知道，李某某因参与贩卖，王某某分他部分供其吸食。公安机关在抓李某某后认为其不构成贩卖罪，但是其存在吸毒行为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二年。谜底终于揭开，判处徒刑剥夺人身自由，劳动教养也剥夺人身自由，十个月与二年相比，李某某当然愿意接受前者的处罚。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劳动教养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处罚？
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从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到现在，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根据《劳教决定》的规定，劳动教养的目的，是为了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和维护公共秩序。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其兼有行政强制措施和安置就业的性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的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功能逐渐强化，安置就业的功能逐渐减退，行政处罚的性质逐渐显露出来。公安部《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排除了劳动教养安置就业的功能。199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将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1991年11月，国务院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肯认了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功能和性质。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有时劳动教养的惩罚程度比刑罚还要重。被劳动教养部门批准劳动教养2年，送往外地执行。此外，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延长至4年，被劳教人员一般都在劳动教养所进行劳动；而被判处拘役、管制、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比劳动教养要短，而且被管制和被判缓刑的罪犯，还放在社会上进行改造，工作、学习、生活条件比被劳动教养的人要好的多。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处罚程度，在个别情况下，比刑罚还要重。根据法学界的通说，行政处罚的程度应低于刑事处罚。就此点而言，劳动教养在执行方式、处罚时间、强度方面都需要改革。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在执行方式上需要改革。由剥夺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变为社会执行。从刑罚的轻重程度上讲劳动教养应比刑事处罚的管制为轻。也就是不剥夺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
其次，在处罚时间上来讲应比管制为轻。刑法的刑种是以月来计算，那么劳动教养应比日为单位计算。
再次，从强度来讲应当以适应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具体时间为宜。
就上述三点而言，可以参照英国、美国的社区服务令制度来重新构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社区服务令在英国是一种刑罚的处罚方式或是判处缓刑、假释制度的一种代替执行方式。作为一个刑种，社区服务令源于英国1972年《刑事司法法》，根据法律规定，使用社区服务刑的犯罪人的条件是：犯罪人在16岁或16岁以上；实施了可以被判处监禁的犯罪；在缓刑报告中建议对犯罪人适用社区服务；在1年的业余时间内完成40小时至240小时的劳动；犯罪人不能被假释。社区服务令由保护观察局负责管理，保护观察官对犯罪人是否遵守相关规定进行调查。
美国的社区服务令是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活动过程中，包括审前转处、缓刑和假释、社区劳役、家庭监禁、电子监控、中途训练所、日报告中心以及罚款、赔偿等项目。在刑事案件审理前，部分被告人通过保释、监督释放、监督劳动释放等途径进行社区矫正，交由社区矫正机构监管，不再进入刑事审判；一部分被告通过调解、延迟和处理街头犯罪的替代措施等方式进行转处，交由社区矫正机构监管。
由此可见英美两国的社区服务刑本身均虽然属于刑罚的一种，但明显低于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禁刑。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以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为主还包括剥夺人生命刑的死刑。因此我国刑法惩罚的都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与英美二国的监禁刑相对应。针对较轻的违法行为我国制定了行政处罚法，用行政处罚的方式来处理一般违法行为。这样即简化了处罚程序提高了效率，又兼顾了处罚的公平性。可以说这种做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与英美两国社会刑有类似之处，可以借鉴学习。
具体而言，在具体规定上可以参照英美二国成熟的社区服务令制度构成劳动教养制度。笔者仅举一例说明社区服务令的基本内容。1973年1月2日，詹姆斯法官判处彼得进行120小时的社区服务。法官在判决意见公布之前，召集社区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到法官休息室听取其介绍情况。法官需要了解社区服务包含哪些内容，具体措施，罪犯会被安排在何处服务，以及在罪犯不履行服务时是否社区服务部门能采取切实可靠的干预措施。最终彼得被安排在诺丁汉社会服务机构负责的一家老人之家，负责协助那里的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服务。如果他没能完成相应的社区服务，彼得会因为违背判决而被送回法庭受审。
劳动教养篇5
一、幼儿养成教育的意义
对幼儿进行劳动锻炼的培养，是幼儿养成教育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有助于幼儿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幼儿最初的劳动是由自我服务开始的，是劳动中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它与幼儿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幼儿时期独特且必需的教育内容。幼儿在劳动中，要付出一定的体力及脑力，无形中培养了幼儿动手与动脑的能力，幼儿的思维、责任感和手的灵巧性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在平时的保教工作中教师会注意到，幼儿园里劳动能力强的幼儿大多是一些聪明、活泼、可爱、有礼貌的孩子，他们知道关心别人，愿意帮助老师和其他小朋友，这样的孩子在教育过程中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理解能力较强。反之，不爱说话、自闭的幼儿则会拒绝接受新生事物，反应也较为迟缓。由此可见，养成教育对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幼儿养成教育的培养方法
1.从幼儿入园时抓起，提高幼儿动手的能力和爱劳动的意识。新入园的幼儿年龄小，生活不能自理，教师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努力做好幼儿良好习惯的培养工作。如，让幼儿饭前、便后自己洗手，学会自己吃饭，上完厕所自己把裤子提好等。同时，教师还可利用比赛、讲故事、鼓励等来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在幼儿园里，大多数幼儿对力所能及的劳动都有浓厚的兴趣和参与的愿望，特别是在教师的鼓励下，幼儿更愿意参加劳动。因此，幼儿每做一件小事，哪怕做得不好，教师都要充分肯定幼儿的劳动成果，再加以适当的引导，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幼儿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2.逐步加强对幼儿劳动能力的培养。幼儿升入中班后，除了继续小班的劳动能力锻炼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来培养幼儿更进一步的动手能力。如，吃饭前让幼儿帮助教师拿餐具，饭后让幼儿自己擦桌子、整理桌椅等。教师要有意识地对幼儿进行专门的训练，要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动作和语速要慢，语言要简练清楚，同时还要提出要求，督促幼儿多练习，使幼儿逐步学会独立生活的技能和技巧，使幼儿在动手过程中体会到快乐。到了大班后，在幼儿对自我服务能力基本掌握的基础上，要加强幼儿对劳动的进一步认识，培养幼儿爱劳动、爱集体的思想观念，使幼儿懂得劳动光荣的道理。另外，还要给幼儿创造练习的机会，教师可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利用各种形式培养幼儿爱劳动的习惯。如，在日常生活中，让大班的幼儿帮助小班的幼儿系鞋带、搬桌椅等，使幼儿在劳动过程中养成关心他人、爱护他人的良好习惯。当幼儿主动要求帮教师做事的时候，教师不要认为会给自己添麻烦，应当珍惜幼儿的这种积极性，给予幼儿适当的鼓励，充分调动幼儿的这种积极性。如，我园大班的一位幼儿主动帮老师端饭菜，不小心把饭菜洒了一地，当时教师并没有指责这个孩子，而是在全班小朋友面前表扬了他热爱劳动的优点。从此以后，这位幼儿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更乐于助人了，班上的其他小朋友也都乐意为他人做事了。通过这件事，幼儿懂得了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光荣而且很快乐的事情。
在教育过程中，光有鼓励是不够的，教师还要善于引导幼儿，多给幼儿锻炼的机会，使幼儿乐于动手。如，在午睡之后可让幼儿整理床铺，帮助教师打扫教室的卫生等。与此同时，教师也要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卫生习惯，因为教师是幼儿模仿的对象，教师的形象树立好了，就会对幼儿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劳动教养篇6
一、现行劳动教养立法的缺陷分析
翻检劳动教养的规范性文件，可见以下主要缺陷：
1.劳动教养的规范性文件由行政部门作出
现行劳动教养规范性法律文件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主要有：（1）行政法规。共有两部，第一部即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第二部即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所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该行政法规主要规定在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成立劳动教养委员会，劳动教养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劳动教养的监督等；（2）部门规章。即公安部于1982年1月21日所公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它对劳动教养有关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是迄今为止劳动教养制度最为全面、详尽的规范性文件；（3）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系由公安部或由公安部会同其他部门下发的各种通知、报告、批复等，一般是针对劳动教养的个别问题所作的规定。由上述可知，现行劳动教养规范性文件，均由国家行政权力机构制定。应当说，这种做法，是背离法治国家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的。因为在现代法治国家，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必须依据法律；任何人，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处罚。该原则要求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应当通过反映民意的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狭义法律来规定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如果由国家行政权力机关制定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范，行政权力可能会沦为不受约束的专制工具，行政权的滥用就不可避免。应当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来规定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及程序的原则，在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中也有体现。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行使各种权利的前提。“公民、组织的基本权利和其他法定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要对其予以限制，也必须通过与之相对应的宪法和法律，而不能由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来作出限制。”劳动教养是一种在较长时期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但其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却均制定于行政权力机关，而非国家立法机构，是很值得研究的。
2.在劳动教养法规体系中，处于相对较低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不断扩充处于相对层次较高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适用对象范围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所规定的对象有4种：（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动教养的对象规定为6种，即“劳动教养收容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1982年总政治部、公安部联合《关于军队执行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将劳动教养的对象扩大至军人。1987年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对嫖宿人员收容劳动教养问题的通知》规定嫖宿人员无论来自城、乡，只要符合该通知中的相应规定，则一律被收容劳动教养。这种处于相对较低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不断扩充处于相对层次较高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适用对象范围的做法，也是欠妥当的。
3.适用程序缺乏制约
劳动教养法规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但另一方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有关通知规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审批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架空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使之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4.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权难以落实
尽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有法律监督权，但由于有关法规对检察机关对于劳动教养的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缺少明确、详尽的规定，使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工作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试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劳动教养工作有法律监督权。据此，检察机关对于劳动教养工作的监督，应当体现于劳动教养的提出、审查批准、申诉及执行等各个环节之中。但是，由于劳动教养实际上由公安机关行使审批权，加之《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公安机关是劳动教养审诉的复查机关和错误劳动教养决定的纠正机关，使得检察机关只能对劳动教养的执行环节加以监督。即便如此，人民检察院对于劳动教养的执行监督也远不尽如人意。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缩短劳动教养期限，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人员若对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决定不服，只能向劳动教养管理场所或上级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机关可以对此提出纠正意见，但并无约束力。
5.劳动教养法规对劳动教养的期限规定过长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都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对其人身自由的剥夺长达1至3年，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刑罚无异，甚至要比刑法所规定的某些轻刑还要重。至于公安部及司法部1984年3月的《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教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将劳动教养期间规定为2至3年，使劳动教养期限的下限延长至2年，就更成为问题。
二、完善劳动教养程序立法需明确的问题
1.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
在立法方面，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议》将其定位为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其安置就业的方法。因此，劳动教养具有双重性，即它既是对劳动教养人员的一种处罚措施，又是对其的一种安置方法。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报告》将其定性为一种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1982年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定性与前者相同。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国家的名义宣布劳动教养的性质是行政处罚。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其性质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国内行政法学界对劳动教养的性质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行政强制措施说。认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对大中城市中有违法行为但又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的改造措施。从性质上说，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第二种观点是行政处罚说。该观点认为，劳动教养是对有轻微犯罪行为，但尚不构成刑事处罚且又有劳动能力的人实施的一种既有强制性质，又有教育性质的一种处罚。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当中的人身罚包括拘留及劳动教养，前者时间短，后者时间长，劳动教养是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批的，属于行政管理范畴。然而，将劳动教养界定为行政处罚，是值得研究的。譬如，有学者提出，“无论是多高规格的法律文件，把劳动教养的性质定义为一种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实质上与刑罚相当的特性并不会改变。对于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实质上与刑罚并无区别的而名义上被称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是明显不合适的……”。
劳动教养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是设计劳动教养制度应当首先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劳动教养性质是劳动教养制度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到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法律地位。所以，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还有一类是实施了轻微犯罪行为，但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够或不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对于前一类人，治安处罚显然对其已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而适用刑罚，又明显欠妥，所以，应当采取其他相应措施。至于第二类人，他们本身已经触犯了刑律，但由于其犯罪情节轻微，够不上或者不需要判处刑罚。从当今世界各国情况看，对该类人员，采取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的手段是一种趋势。适用刑罚方法以外的措施预防和控制犯罪，就是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对于某些情节轻微的犯罪，从矫正及预防犯罪的目的出发，应当尽量避免适用刑罚。因此，对于第二类人作非刑罚化处理，可以使这些犯轻罪者免于蒙受曾受刑罚处罚的耻辱印记，有利于其重返社会。鉴于此，在将来的劳动教养立法中，劳动教养似应定位为一项独立的法律责任制度，它介于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其性质，是国家为了惩戒、控制和预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对符合条件者所采取的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劳动与教育的一种非刑罚性的司法处分，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替代或补充方法。
2.关于劳动教养的功能
劳动教养是国家旨在预防及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而又有劳动教养必要者，或者实施轻微犯罪行为而不够或无需刑事处罚而又有劳动教养必要者所采取的限制其一定期限人身自由，以进行劳动、教育、改造的一种处分。就其功能而言，与国外的保安处分相契合。所谓保安处分，是国家为避免和消除对社会的危险因素，预防犯罪、保卫社会安全而采取的补充或代替刑罚的强制处分的总称。西方国家在刑罚之外设置保安处分，是社会防卫论思想在立法上的反映，是以往报应刑主义与预防犯罪主义相结合的体现。保安处分将着眼点从报应刑转向犯罪的预防，其重点，旨在防卫社会。刑罚与保安处分各有侧重，即刑罚以报应及一般预防为目的，而保安处分主要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根据，旨在消除这种危险性，重在特殊预防，两种手段相互配合，并行不悖。从设立劳动教养制度的宗旨及采取的方针与政策研判，其所发挥的功能与保安处分类似。理解这一点，对于构建未来的劳动教养立法十分重要。
三、完善劳动教养程序立法的构想
（一）劳动教养基本原则
未来的劳动教养立法，应规定劳动教养应当贯彻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劳动教养的基本目的和任务，决定劳动教养的基本特征并且对劳动教养的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劳动教养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劳动教养制度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原则。它要求劳动教养必须依法进行。具体是指以下内容：首先，劳动教养的依据是法定的，劳动教养机关在对劳动教养人员适用劳动教养时必须存在法定依据。对于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得适用劳动教养。其次，劳动教养的程序法定，即有关机关在适用劳动教养时，必须遵守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不依照或者不严格遵守程序，将导致该劳动教养决定的无效。程序合法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2.公正、公开原则
公正原则是指在适用劳动教养时，应当具有公正性。公正，首先要求对于任何人，在劳动教养的适用上应当一律平等。其次，公正还要求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适当和适度，不得滥用。再者，劳动教养的轻重程度应当与行为人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当。保证劳动教养适用的公正性，需要劳动教养法规定相应的制度保障。如程序公开，回避制度，劳动教养机关可能对当事人适用劳动教养时当事人拥有知情权，当事人有聘请和委托律师权、陈述权、申辩权，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拥有相应的救济权利等。
公开是指劳动教养决定过程应当公开，要有当事人的参与了解，这样即可以对有关机关及其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也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开也是劳动教养公正性的必要条件。公开原则要求有关机关在作出劳动教养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及申辩，要告知当事人事实理由及根据，并公开裁判过程及其结果。
3.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
劳动教养立法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应当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性权利，包括：决定机关作出劳动教养决定时，当事人拥有了解权或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申请回避权、上诉权。其次，明确有关机关所负有的保障当事人权利的义务。包括权利告知义务、权利保障义务、为其实现权利提供便利义务以及侵犯其权利的法律后果。
（二）劳动教养的权力机关
劳动教养权包括其申请权、决定权、执行权及监督权等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决定权。
关于劳动教养决定权归属问题，学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决定权归属问题应当在现有劳动教养制度的框架内解决，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批。至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强化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加以解决。另一种观点主张废止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把决定权直接交给公安机关。其理由是：首先，既然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名存实亡，不如索性使其退出历史舞台。再次，劳动教养系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所以，劳动教养决定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存在合理的法律根据。再次，公安机关行使决定权简便、易行，符合效率原则。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劳动教养的司法化，即由人民法院通过公正的审判程序决定，改劳动教养行政决定程序为司法诉讼程序。这种观点的理由是：（1）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司法化，可以一扫以往劳动教养实践中的诸多弊端，准确适用法律，保障公民合法权益；（2）可以在国际人权斗争与合作中争取主动。
我们认为，劳动教养的实践表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负责劳动教养的决定权，并不能解决劳动教养中存在的问题，相反，这种做法极易因治安形势变化而实际上变成其中一个机关说了算。至于第二种观点，只是对现实中由公安机关一家包办劳动教养做法的认可，同样不能解决劳动教养实践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法治原则及公正适用劳动教养以保卫社会与维护人权的角度考虑，我们赞同第三种观点。
（三）劳动教养的程序
基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未来劳动教养程序立法中确定的劳动教养程序模式似应为：公安机关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决，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由公安机关负责案件事实的调查，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申请人民法院判处劳动教养，是较为妥当的。具体程序可以设计为：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认为违法、犯罪人员违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劳动教养的条件时，应当填写法定格式的文书，报请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查。如果公安机关负责人拟同意办案人员的意见，则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在法定期间内当事人未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即视为当事人放弃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接到公安机关告知听证权利的《听证告知书》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参加听证。经过听证，如果公安机关认为行为人确应处以劳动教养的，应当写出《劳动教养意见书》，连同案件有关卷宗移送基层人民法院，并将该意见书副本及时送达当事人及基层人民检察院。被指控人收到意见书后，有权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劳动教养由人民法院裁判。劳动教养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具体审理程序的设计，应当兼顾公正与效率。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教养案件，应当充分听取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在作出裁判时，除当事人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个人、家庭情况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社会危险性。劳动教养期间的确定，应当改变现行规定一次即可确定较长期间的规定。考虑到我国刑法关于拘役刑期的规定，对劳动教养期间的确定，不宜过长，应当以不超过6个月为宜。结合定期审查制度，如果需要延长的，可以依法延长，但立法应当规定延长的条件及最高期限。对初次确定劳动教养期间的限制及定期审查制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劳动教养。
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进行监督，目的是保证公正地适用劳动教养。具体监督活动表现为：审查公安机关拟移送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案件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对公安机关的不当决定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第一审未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的，按照上诉审提出抗诉；对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认为存在错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受理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申诉；监督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审查延长或缩短劳动教养期限，保外就医、清理和提前解教是否合法等。
劳动教养篇7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国际人权准则；改革与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81-03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一制度产生伊始就存在着很多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扩大的趋势。作为一项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劳动教养直接关涉公民基本人权问题，其“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人，适用名义上是行政处罚但实质上类似于刑罚的劳动教养……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相去甚远”。国际人权准则是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的最低要求。为了促进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既保留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又防止其被不当利用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也为了促进这一制度与国际法准则的统一，需要将其置于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进行审视。
一、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劳动教养的正当程序缺失
作为国际人权规范体系的性文件，《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国家为了维护国内秩序或为了保护其他人的人权，可以对侵害他人权利者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当符合法律的要求，尤其要符合各国国内法所规定的程序要求。据此，正当程序是国家剥夺公民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应当符合实体法的要求，还要满足程序法的要求，如使被剥夺权利者能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联合国大会1988年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对受拘留或监禁的人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剥夺公民自由只能由称职、公正、独立的法官或享有司法权的官员依法定程序进行；应当保障被剥夺自由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司法机关应当进行持续审查。我国的劳动教养属于该规定中“因定罪以外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留”。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对国际人权准则要求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背离表现在：(1)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执行并决定予以变更或解除，公安机关集侦、控、审、执行于一身，外部监督十分乏力，这对于人权的保障极为不利。(2)当事人根本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3)法官没有事先审查的权力，即使其事后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审查，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掣制，实际上其难以做到称职、公正、独立地进行审查。(4)劳动教养过程中的持续审查机制缺失。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自由应当被剥夺到劳动教养期满之日，期间只存在通过奖励制度缩短劳动教养期限的可能。从国际人权准则的要求来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制度，其对被劳动教养者利益的正当程序保障不足。
(二)劳动教养与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的权利的冲突
早在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14届会议就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规定彻底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因法院判决有罪而被强制劳动的，不属于应当制止的强制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对于被国家剥夺自由的人或者因其他原因被拘禁者，只有经过了合格法庭的审查与裁判，其进行的强制性工作或服务才不被视为应予禁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我国存在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两种强制劳动的情况。劳动改造既符合《强迫劳动公约》的除外条件，也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的除外情形，不属于应予禁止的强迫劳动之列。但是，劳动教养的正当性值得商榷。《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了通过劳动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教育改造的方式，依此，被劳动教养者必须参加劳动，虽然会“发给适当工资”，但这种劳动并非以自愿为基础，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惩戒，被劳动教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依据《强迫劳动公约》，这种没有被定罪即被要求强制劳动的情形属于被制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种强制劳动虽然可以被允许，但应以“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为前提，而我国的劳动教养仅依据公安机关的审批决定，其正当性明显不足。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国内学界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去向产生了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不仅有存在合理性，其运行也有合理性，没必要废除，应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有学者认为应当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不能有任何迁就。笔者认为，目前所有的改良型方案的确存在着“扬汤止沸”的问题，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可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但却是最难实施的一种方案。且不论其彻底废除涉及刑罚与行政处罚对劳动教养的吸纳(刑法与行政处罚法的大幅度修改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就废除过程中的阻力，就有可能直接将此方案扼杀于摇篮之中。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所有的改革方案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由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因此，渐进式改革才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这种渐进式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在保持劳动教养维护社会治安功能的基础上，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理念对其的制约作用，实现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适用范围的最小化，对公民自由进行处分的司法化，决定过程的诉讼化，执行方式的开放化。
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是指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应当实现维护社会治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价值的均衡，尤其要注重在劳动教养过程中保护被劳动教养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只有通过正当程序并经适格的主体作出裁决，才能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最有效的保障人权的方式往往是对正当程序的遵守，因此，尤其要注意正当程序对劳动教养的控制作用，通过程序对国家的劳动教养权力进行控制，最终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最小化，是指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设定应当与刑罚一样保持谦抑性与合法性，应当慎用、少用劳动教养，不得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应严格遵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由法律对劳动教养事项进行规定，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不得进行扩张性规定或解释。在缩小现有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基础上，立法应当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劳动
教养的对象范围；对于范围的扩张，应当明确规定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才有权进行。
劳动教养对公民人身自由处分的司法化是指：处分的审查与决定应当由中立的、独立的司法主体进行，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宜由法院进行；处分程序应诉讼化，即劳动教养决定的作出应当有原告、被告的充分参与，法官不仅应根据申请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还应充分听取被劳动教养者的意见，原告、被告双方可以进行辩护、质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障被劳动教养人员的获得律师帮助权。我国劳动教养法中的律师帮助制度应当包含如下内容：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处分程序中增加权利告知程序；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明确规定律师在处分程序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国家对这些权利的保障义务。
劳动教养执行的开放化与人性化是指，劳动教养的执行应当坚持开放化方式，完全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并不是唯一的执行方式。我国劳动教养应当与刑罚的执行方式接轨，坚持社会外矫正与社会内矫正相结合。具体来说：在劳动教养的期限上，坚持以不定期为原则，只设定上限，原则上不设定下限，且规定被劳动教养者得依法随时获得释放；在劳动教养的执行方式上注重社区矫正的作用；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应当允许被劳动教养者回家、外出等；在劳动教养的执行内容上，应当坚持“矫治”第一、劳动第二。总之，应当以帮助被劳动教养者迅速回归社会、成为有用的人为目标，以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主、劳动为辅，使劳动成为一种教育方式而不是为劳动教养场所“创收”的工具。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
(一)劳动教养立法的主要内容
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启动了劳动教养法的立法工作。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表示，我国将抓紧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目前立法的进度已经表明，劳动教养制度将主要用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因此劳动教养的内容应当以教育为主，不得要求不必要的劳动，最好取消强迫劳动，代之以技能培训与行为教育。(2)严格设定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应当设计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程序；增加被劳动教养人员的申辩权，被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委托的律师如果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诉，由法院裁决是否进行劳动教养。(3)劳动教养期限的严格限制。修改目前劳动教养期限长达1-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一年的规定，建议最长不超过一年半。(4)劳动教养管理的开放与人性化。劳动教养的场所应当是开放的(指在劳动教养场所内部开放，并非对外开放)，矫治对象在场所内可以自由活动；在必要的审查与限制下，允许矫治对象请假、周末回家、探亲等。(5)劳动教养的定期审查与分流制度。劳动教养机构或者专门的监督机构应当定期对劳动教养决定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教养已不必要，应当立即决定解除，不得有不必要的延迟。(6)劳动教养制度实施的监督问题。对于劳动教养实施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不仅有提出纠正意见的权力，必要时还可以启动专门的调查和惩戒程序；被劳动教养者及其律师有权直接将劳动教养处分提交法院进行审查或复审。(7)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的问题。国家或社会应当帮助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应当建立被劳动教养者不良记录消除制度，被劳动教养者在一定年限(如三年内)如果不再有法定违法行为(不是任何违法行为)，就应当消除其劳动教养记录。
(二)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控制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限缩实际上是一项系统的法律修改工程，它不仅涉及劳动教养立法本身的修改，还需要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对劳动教养部分内容的吸纳。
1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实体法控制。首先，提高劳动教养的适用条件。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具备三个基本要件：人身危险性、行为的严重违法性、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人身危险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再次危害社会治安或侵害他人的可能性；行为的严重违法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这种违法行为比较严重但没有达到需要刑法调整的程度；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是指劳动教养方式的选择应当坚持“除此之外，别无更优”的原则，劳动教养期限应当与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危险性、行为违法性成比例，国家应当间隔性地对劳动教养的执行进行持续审查，一旦达到了矫正的目的，即应解除劳动教养。其次，将一些轻微的、实际上没有必要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最后，通过对刑法的修改，降低部分罪的入罪条件，将实际上已构成犯罪但目前由劳动教养规制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在降低入罪条件的同时，应当促进刑罚执行的多样化，尤其要注重轻刑的非监禁化(以罚金刑、社区服务、社区矫正等方式执行)，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2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程序法控制。实体法通过普适性的规范从整体上控制国家劳动教养权“触角”的范围，这种控制是抽象的、无法自我实现的，需要执行者严格遵守法律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必须对劳动教养的适用设定严格的程序，通过对程序的严格遵守，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权利的保障，达到劳动教养的慎用、少用，最终实现在个案中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为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申请主体与决定主体的分离，建立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制度，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解除劳动教养权及劳动教养持续审查等制度。
3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证据控制。除非有证据证明并坚持法定的证明标准，不应当对公民实行劳动教养，这是防止国家滥用劳动教养权的重要措施。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明确了劳动教养案件的证明标准，即“违法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但实践中是否达到了此证明标准存在疑问。我国目前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缺乏外部监督；《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高度格式化，没有说理的过程，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也就难以判断。因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决定过程的诉讼化，使控辩双方在第三方主持下进行公开证明、质证、辩论，在此前提下设定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来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通过证据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主要涉及五个问题：(1)明确需要证明的事项，包括违法行为及其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有再犯的可能、确有拘禁矫治的必要。(2)证明标准的设定。(3)举证责任的分配。劳动教养的申请者应当举证证明适用劳动教养的必要性。(4)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不得对公民进行劳动教养，没有新的证据或事项，不得再次提起劳动教养申请。(5)劳动教养决定文书中应当写明决定者依据证据形成心证的过程。
(三)劳动教养程序的司法化
劳动教养应当最终实现决定主体的中立化，最理想的主体是法官。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程序应当完全实现诉讼化，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劳动教养的人处于控诉者的地位，被申请人处于被告人的地位，双方均有权聘任律师进行帮助，被申请人如果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国家应当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责任在申请方，被申请人原则上不负证明责任，但其可以提供证据为自己辩解。经过充分的质证、辩论后，法院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双方对法院的裁判都有权利提出上诉。当事人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有权依法提出对劳动教养进行审查的申请。执行机关有义务每隔一定期限对劳动教养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符合解除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解除劳动教养。必要时，法院也可以应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复查程序，决定是否继续对申请人适用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篇8
【关键词】劳动教养/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该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
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又于同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禁的决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了补充规定，如1989年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上述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指导、规范着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挥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50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过改造也使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认识到罪错，及时纠正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据调查显示：经过改造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先进模范”，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现在：
1、预防、震慑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应的对象、劳动教养的期限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劳动教养的适用有了一定的规则和依据，这些规则和依据会有效指引行为人的行为，使行为人能够及时根据相关规定了解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属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劳动教养处罚，并有意识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教养的适用，不仅使得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相应处罚，起到有效遏制、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尤其，劳动教养最高处罚四年的规定，更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2、教育、改造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条：“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依照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实践中，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这些都使广大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尴尬
勿容置疑，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尤其，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出台，更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
1、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据此规定，我们可以推出：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应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认为是非法（从国外立法来看，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无不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来审查批准的（实际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依此程序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劳动教养显然严重违反《宪法》规定，背离《宪法》和法治精神。
2、劳动教养制度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而作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基础性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在性质上至多属于行政法规（有人认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规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这样重大的行政处罚已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
3、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因此，从该规定来看，公约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与之相比，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差之甚远。
4、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且期限过长。
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以来,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而根据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措施，另外，实践中有的学者根据劳动教养期限的长期性，更将劳动教养制度看成为“准刑法”性质。虽然根据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出劳动教养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但根据现行法规，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又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一性质不明的机构作出，这让我们又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据这些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达到四年，如此长的期限规定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甚至比《刑法》所规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较短的有期徒刑还要重。而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却仅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并且从程序上来看，劳动教养也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劳教委就可作出决定，无怪乎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
四、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实施以来，确实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写进了十五大，再加上当前面临着某些地区存在严重司法腐败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法制统一”规则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后来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性质上也仅仅属于部门规章，而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如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已明显与现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而已。
2、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公约，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精神。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但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批准却是必然的。而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规定与公约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到我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将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的要求。
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实体而忽略程序的现象，认为只要“实体公正”就是公正，程序无关痛痒，忽视“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考察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实体方面规定的较为丰富，程序规范却严重缺乏。表现在：劳动教养直接由承办的公安机关报请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其内部性、部门性、非诉性、简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严格和公正，因而很难避免对公民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员被劳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规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救济途径基本没有规定，实践中，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服劳教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难行使诉权，劳教决定很少受到司法监督。上述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及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作出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决定，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司法、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粗略的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为执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够劳动教养条件而被强行劳动教养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市出租车司机为反对无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及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上街运营而举行集体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张×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日上街观看。被×市×区公安带走询问，后被刑事拘留，×区公安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张×被劳动教养。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张×根本没有参与游行，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才不批准逮捕，但张×却被当地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由此可见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机关）适用劳动教养的随意性。通过该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构想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理论界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50年来，教育改造了几百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主张废除，认为劳教性质不明，劳教对象混乱，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且期限过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废除；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50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偏重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均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即主张改革，笔者同样倾向于该观点。那么，究竟应如何改革呢？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1、劳动教养制度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任何规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颁布，劳动教养制度已与这些法律直接发生冲突，而且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而已。因此，为解决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窘境，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教养定性不明，才导致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颁布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实践中更有人把劳动教养看作是“准刑事处罚”。究其缘由，乃法律规定不明确所致。因此，对劳动教养进行法律定性就成为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就劳动教养的性质而言，其究竟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准刑事处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呢？从我国劳动教养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来看，劳动教养似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心态和人格的矫正。因此，其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的职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归类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称谓似乎不太恰当，而且可能会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心态、人格的矫正，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其改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更加突出对违法行为人心态、人格的矫正，另外，考虑到违法行为矫治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和我国已经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接。
3、劳教立法应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对象。
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极其混乱和随意。在适用范围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未作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为大中城市，后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又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在适用对象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四类，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而且适用对象也扩大到六类，后来又明确规定对，制作、出售或传播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这样适用对象再一次扩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的混乱和随意。因此，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屏弃这些弊端，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
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这样的期限规定与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危害极大。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期限，将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5、劳教立法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
6、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从决定的主体来看，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委员会这一形同虚设的机构，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并接受其监督。检察机关认为不适当的，可要求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或直接作出决定。同时赋予行为人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讼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等。另外，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决定的时限、报告的时限、重新作出决定的时限、行为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时限，只有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才能保证国家机关正确、及时行使职权，保证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及时的救济。
总之，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而且正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内外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之争的白热化，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中。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感而发，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仅希望能籍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
参考书目：
1、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2、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参考论文：
1、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2、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劳动教养篇9
矛盾突出催生“存”“废”争论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体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为：（1）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与现行《立法法》的规定相违背。（2）劳动教养制度有违反处罚法定原则之嫌疑，有关适用对象和条件的规定都是概括、笼统的“盖然性”规范，缺乏明确性和可预测性。（3）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上与比例性原则相背离，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剥夺程度和期限，比刑罚处罚中的管制和拘役甚至短期有期徒刑还要严厉。
程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为：（1）劳动教养的决定实际上完全由公安机关一家作出，有违程序中立原则。（2）劳动教养对被劳动教养者参与机会的剥夺，违背程序参与原则。（3）目前劳动教养的司法救济具有局限性，使被劳动教养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
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未来走向，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主“存”论与主“废”论两大阵营。主“废”论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法律性质模糊不清与收容条件笼统宽泛等诸多问题。据此，有人主张将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造纳入刑法保安处分体系。主“存”论主张正视劳动教养的社会功效和运作弊端，在保留劳动教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改革，并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我们认为，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劳动教养的历史功效和现实需要来看，在短时期内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不太现实；主张刑罚化也不合理，把劳动教养作为刑罚种类无法与现行刑罚种类如拘役等相协调衔接。另外，由于劳教的对象多是不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人员，因而对他们适用刑罚化了的劳动教养难免自相矛盾。
评点“两大模式”“四种方案”
立足于现有制度，主张对劳动教养予以适度改革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大模式四种方案：
1.准司法化模式。这种方案坚持劳动教养制度作为带有强制教育性质的行政措施的属性，建议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强化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和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加以限制，如在审批程序上建立听证制度，使被劳动教养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严格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等等，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司法化模式。即由人民法院通过公正的审判程序来决定，使劳动教养行政决定程序改变为司法诉讼程序。这一模式具体又包括三种方案：（1）设立专门的治安法院，负责审理公安机关提请的劳动教养案件；（2）由人民法院内设的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负责审理劳动教养案件，在上述业务庭增设劳动教养审判合议庭，或实行审判独任制；（3）在人民法院内部单独设立治安审判庭，专门负责审理劳动教养案件。
上述两大模式四种方案中，准司法化模式虽然兼顾了制度的一贯性、稳定性和行政的高效率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凸现的诸多问题。主张设立治安法院的方案，符合劳动教养司法化的大趋势，利于高效、公正地适用劳动教养，但是牵涉面太广，工作量过大，直接影响到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主张由人民法院内部现设的刑事审判庭或行政审判庭一并裁判的方案，虽然改革的影响面不大，但容易造成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混淆。
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治安审判庭的方案最为可行，即在现行法院体制架构下，借鉴当前的一些专门审判庭、法庭，如刑事方面的少年犯罪审判庭，民事方面的小额钱债法庭，行政方面的交通事故法庭的成功做法，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独立的治安审判庭，专门负责审理劳动教养案件。其优点在于：
第一，能有效地将劳动教养纳入司法体制和正当程序之中，解决并克服现行劳动教养决定权、适用程序、权利救济等诸多问题和弊病，体现我国现代法治对公民人权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并重的价值取向。
第二，体制转换简便、可行。在法院现行体制下，单设治安审判庭不会引起太大的司法体制变化，也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和原则。《人民法院组织法》在对基层法院的内设业务庭的规定上，像对中级以上法院的业务庭规定一样，只需要对其第十九条第二款作细微的修改，即改为“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其他审判庭”。便使治安审判庭的设立取得法律根据，而且只需按照审判业务庭的组织需要配备专门的办案人员即可，县级基层法院还可以实行独任审判制，二审法院只需配备少数合议庭人员甚至可以实行陪审制，事实清楚的案件还可以实行简易程序审理。这显然比再单独设立治安法院牵涉的人事、组织问题小得多。
第三，符合现行立法框架下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司法化，其实质就是由法院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权。但是，按照现行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法规，劳动教养既不是治安管理处罚，也不是其他行政处罚，更不是刑罚，而是一种介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教育性质的行政措施（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
治安诉讼与刑事诉讼在提起诉讼的主体上存在根本区别，前者由公安机关提起，而后者一般由检察机关提起；治安诉讼是“官告民”，而行政诉讼是“民告官”。这种诉讼主体性质的差异导致诉讼程序的设置存在极大差异，由刑庭或行政庭来审理治安诉讼案件是不合适的。
虽然不少适用劳动教养的案件与刑事诉讼有关，但还有卖淫、嫖娼等许多根本不存在构成犯罪可能的案件，不应由刑庭审判。即使是与犯罪有关的案件也不宜由刑庭审判，因为这两种诉讼的目的根本不同。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必须适用刑罚以及适用什么刑罚的问题，被告人只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辩护即可，无需对其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及应否适用劳教的问题进行辩护。如果法院在刑事诉讼审判程序终结时直接判处被告人劳动教养，显然没有保障其相应辩护权利的行使。目前行政庭案件少也不能成为由其归口审判提请劳动教养案件的理由，两者的诉讼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将以是否适用劳动教养以及适用多长期限的劳动教养作为诉讼目的的案件交由刑事审判庭或行政审判庭审理显然不妥当，必须单独设立专门的审判庭。
设立专门的治安审判庭规模无需太大，但在名称和审判业务上必须独立化、专门化。这样，不但可以解决劳动教养司法化的问题，还可以实现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活动与刑事、民事、行政等其他诉讼活动的协调和平衡。
司法化改革需要配套程序
由上述分析可见，司法化应是当前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最合理的方案。在司法化的目标下，于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中设立治安审判庭专门审判劳动教养诉讼案件，则是最为现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制度设置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诉讼的法律依据。由于涉及法律的立、改、废，必须立法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司法化改革铺路、提供法律根据，尤其是提供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根据。我们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关于劳动教养诉讼程序的决定》，然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可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细则。由于劳动教养诉讼不同于已有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无法适用其程序规则，必须针对其特殊性就有关程序问题作出规定；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从立法上确认、宣示依赖于行政程序的劳动教养决定权已经由行政权转化为司法权。
2.诉讼主体。与其他诉讼类型一样，劳动教养诉讼的诉讼主体主要包括控、辩、审三方。其中，提请人是公安机关，具体可由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部门或治安部门行使；被提请人即被公安机关提请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审判机关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具体由内设的治安审判庭负责。对劳动教养诉讼不采取检察起诉而采用警察起诉之诉讼发动模式有利于保证诉讼的经济性，因为劳动教养诉讼毕竟是与要求高效的维持社会良性运转所必需的行政管理活动相联系的，在体现公正性的同时也应兼顾效率，相对简单的诉讼程序有利于保证这一点。国外的治安法院也大多如此。另外，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诉讼与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一样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提出抗诉。
3.管辖。劳动教养案件的管辖分为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立案管辖是指县级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案件立案上的分工。劳动教养案件原则上由违法行为实施地公安机关管辖。审判管辖是指各基层人民法院在审判劳动教养案件上的分工。就地区管辖而言，原则上由违法行为实施地人民法院管辖。就级别管辖而言，所有的一审劳动教养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违法行为实施地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管辖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对劳动教养案件的级别管辖有别于其他三种诉讼类型，一律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是符合劳动教养诉讼案件所涉事实较为简单的特征的。
4.审判公开原则。对于劳动教养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审判，但对于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这也是其他类型诉讼所坚持的共同原则。
5.辩护。允许被告自行辩护之外，还应建立起委托辩护、法定辩护、指定辩护制度，尤其应当发挥律师在劳动教养诉讼中的作用，具体规则可在相关的律师法律法规中作出相应的规定。由于劳动教养是一种事实上剥夺被适用人人身自由的措施，因而应当像刑事诉讼那样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利的行使。
6.审判组织。对劳动教养案件原则上采取独任制审判组织，但对以下五类案件应当采取合议制审判组织：（1）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案件；（3）中级人民法院发回基层人民法院重审的案件；（4）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5）根据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基层人民法院采用合议制可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也可以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中级人民法院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这不同于刑事诉讼等其他诉讼类型原则上采用合议制审判组织形式的做法，因为劳动教养案件所涉及的事实一般都比较简单。
7.审级制度。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为终审判决和裁定。
8.审判程序。应当设置比较简易的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既有利于保证这一措施的及时实施，使被劳动教养人及时得到教育，也能使不应该被劳动教养的被提请人尽早恢复自由。在一审程序中，可以实行庭前证据交换开示制度，实行简易审。除了一审、二审程序外，还应当设置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程序；可以由被劳教人及其近亲属申诉、检察机关抗诉而启动，也可由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主动提起。
9.审理方式。对劳动教养案件一审一律采取开庭审理方式，二审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开庭审理或调查讯问审理方式。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是指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诉的劳动教养诉讼案件，经过阅卷、讯问被提请劳动教养人，在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的意见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或裁定的审理方式。
10.抗诉。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劳动教养判决确有错误而决定抗诉的，应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11.诉讼期限。公安机关在对被提请劳动教养采取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应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有法定的特殊情况的，经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至一个月。人民法院审理一审、二审劳动教养案件，应在受理后20日内宣判，最迟不得超过一个月。对劳动教养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算。
12.劳动教养裁判的执行。在人民法院作出的对被提请劳教人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生效后，由公安机关移送劳动教养执行机关执行。在判决作出前，被提请人已被羁押的，应当折抵与羁押期限相同时间的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的执行工作仍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考虑到目前劳动教养的执行系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的现状，同时这种将劳动教养的提起权、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模式，符合法治的要求，因此，今后仍宜维持目前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劳动教养的体制；对劳动教养的具体的执行办法可以吸收目前已有的一些好的做法，并在防止恶习交叉感染等方面作出改进。
13.劳动教养期限的减少或延长。对于被劳动教养人在劳教期间具有法定的减少期限或延长期限情形的，应当由劳教执行机关报请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裁定减期或延期；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期或延期。
实体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
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由警察转由法院来行使，对于避免劳动教养决定的随意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其充分行使辩护权利，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劳动教养的固有缺陷并非程序化设计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必须对劳动教养的实体问题进行彻底的变革。我们认为，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实体变革应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两个方面着眼，也就是说，可以从保留劳动教养制度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两个阶段对劳动教养问题进行改革。
1.与上述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的程序设计方案相适应，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保留劳动教养这一制度的前提下，应当对劳动教养的实体问题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
我们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劳动教养法》，设立总则与分则两篇。其中，总则中应规定劳动教养的目的、劳动教养的宪法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劳动教养的基本原则、劳动教养适用的一般要件（应明确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一般问题、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等）、劳动教养的期限（考虑到目前存在劳动教养期限过长，比某些刑罚还要严厉的弊端，我们建议应当缩短目前的劳教期限，具体可将劳动教养的期限改为一般为一年有法定的需要延长情形的经法定程序可以延长但最长只可延长至一年零六个月）、劳动教养的执行等问题。分则中应具体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构成（即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及其相应的劳动教养措施（尤其是明确规定不同类别的应劳教行为的劳教期限，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这样，一方面使劳动教养的适用获得法律上的依据，同时，对其实体、程序问题进行配套的改革，使劳动教养制度在得以保留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从建设法治国家的长远考虑来看，我们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同时对当前劳动教养的对象、措施等，分而治之，根据其具体情况、不同特点，分别处理。
具体来讲，其中一部分劳动教养人员的行为实际已构成犯罪，应予刑罚处罚；一部分劳动教养人员的行为仅达到治安违法程度，给予一般的治安管理处罚即可；还有的行为不可能犯罪化，但对其予以一般的治安处罚又过轻，且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对之可以考虑纳入行政强制措施，即把目前对吸毒、卖淫、嫖娼人员所采取的强制戒除、收容教育与对这些人员的劳动教养合并，归并为一个体系，使之成为行政强制措施。
当然，哪些人员的哪些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制裁范围以及适用何种刑罚，还需要有关机关作进一步的考虑。例如，对常习性、常业性违法行为人能否作为轻罪考虑？目前我国刑法除了规定以为业的行为构成罪、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之外，还有哪些常习性、常业性违法行为可以考虑纳入刑法？这就需要立法机关斟酌考虑。
目前属于劳动教养的某些违法行为即便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由于这些行为是一种轻微的犯罪（当然不是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当与其他犯罪有所不同。从我国目前的刑罚体系来看，我们认为，其尚不足以承担完成对上述轻罪合理、有效制裁的功能。为此，我们建议将来修订刑法时，对上述未实行劳动教养的行为配以劳役刑（当然对这种称谓还可进一步考虑），来取代劳动教养。这样，不仅完善了我国的现有刑罚体系，而且增强了我国刑罚体系的轻缓度、开放度。
在我国现行的刑罚体系中，开放型的刑种只有管制刑一种，整个刑罚的封闭性很强，如增加一个不剥夺自由的劳役，我国刑罚体系的轻缓度就大大增强，再加上缓刑、假释等制度，刑罚的开放性更加显著。西方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了类似的刑罚处遇措施，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强制性工作这种刑罚方法。
初步设想，对于劳役刑的具体内容可作如下设计：
劳动教养篇10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宪法原则宪法规范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于2o世纪50年代。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对四类人实行劳动教养。这是中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1979年l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l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创设至今，其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宪法学角度分析，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不但与我国宪法所体现出的一些宪法原则背道而驰，而且直接违反了我国宪法规范的具体规定。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宪法原则相违背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基本人权原则相违背
基本人权原则是近代各国宪法所普遍确立的原则。“人权在本质上是指人之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我国宪法亦确立了基本人权原则，特别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彰显了我国宪法对于人权的重视和保护。而人身自由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作为人的一项基础性权利。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强制进行劳动的惩罚性措施。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无论是从法律依据方面还是从决定程序方面都不符合宪法和法律对限制人身自由法定情形的规定。其次，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于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从期限上看，管制是3个月～2年，拘役是1个月～6个月；而劳动教养则是1年～3年，必要时可以延长至4年。从限制自由的程度上看，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在原居住地执行属于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罪犯，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l天～2天；而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戒备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定的条件下，还可以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这样，一个受到定罪免刑判决的罪犯，可以不需要被剥夺一天的人身自由；而一个犯有同样罪行而受到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却可能被剥夺人身自由长达3年甚至4年。可见，被劳动教养人的违法程度与对被劳动教养人处罚的严厉程度不相适应，侵犯了被劳动教养人的基本人权。所以，劳动教养制度无疑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这一基础性的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同时也间接侵犯了公民的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宪法的确立的基本人权原则相违背。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法治原则相违背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概念，二者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方略。法治是宪政的实现途径，现代民主国家都以法治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我国宪法也确立了法治原则，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宣布了法治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宪法还通过对宪法最高效力、法律平等原则以及司法程序等内容的规定，进一步确立了法治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性措施，其创立和实施应该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但是，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在合宪性与合法性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首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宪法对人身自由保护的条款相冲突。对此下文将在论述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宪法规范相违背时作具体分析。其次，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法律依据方面与我国已生效的立法相冲突，不具备合法性。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中央的两次《指示》创办的，是～项政策性措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1957年8月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创立，此后在1979年全国人大又批准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也就成了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法理上讲，《决定》和《补充规定》只是具有“准法律”性质的行政法规。1982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试行办法》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完善和补充，其只能算是“准行政法规”性质的部门规章。而《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二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l0条第l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其法律依据仅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显然缺乏充足的效力。并且，《行政处罚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而《行政处罚法》颁布以后，国务院的《决定》和《补充规定》却未作任何修改，这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要求，与该法相违背。可见，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既存在违宪性也存在违法性，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有损法律的尊严，与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相违背。
(三)我国实施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与权力制约原则相违背
权力制约原则也是近代各国宪法所普遍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权力如果集中于一个人或某一个部门，必然会形成强迫与专制。我国现行宪法也通过确立人民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人大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以及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本系统内实行监督和制约的规定体现了权力制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