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篇1
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维
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研究
论转型乡土社会的司法策略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本质
法律评价社会面向的哲学思考
法律惩治道德越轨者之意义探究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问题探析
司法沟通的语境、修辞与转换
调解考核制度的设计与功能悖论
a市B县检察院抗诉案件调查与反思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综述
论反垄断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宪法性地位
公开民事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识别与保护
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关于加强整治新建城区社会治安的调研报告
司法受众之心理维度与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径
论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构建
正义理念在中国传统儒学法文化的表达及其价值
纠纷解决的城乡差异——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法律社会学解读
关于法律必须被信仰的问题——兼评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评析——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
司法如何保护婚姻——基于离婚案件二次现象的分析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羁押执行交付问题研究
转型之惑与实践之学——评李瑜青教授《法律社会学教程》一书
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对象剖析与技术改革——传播学视阈下的司法公开方法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与区域经验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价值冲突与预设——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司法近代转向与现代国家寻找——评《帝国枢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转向》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律师职业主义变革——评《律师、国家与市场》
冲突理论的脉络及其当代法治启示——基于冲突理论脉络展开的考察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结合n市检察队伍现状进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对接——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兼评高其才教授的《法社会学》
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读周大伟先生《法治的细节》一书有感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中结案考核及其悖论——以J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例
法律与文化互动的三点思考——以传统儒学与中国法治建设关系为切入点
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与人民法院形象塑造——关于人民法院社会形象的调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众认同的心理解码与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传实践的实证分析
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与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会调查的分析
转型时期制度适用困境:原因、对策及反思——以对小城地沟油问题的讨论为例
积极探索实践护航自贸试验——人民法院为自贸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述评
由西向东、由理论迈向实践——评汤唯《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
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当代法治发展与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诉求与实践诉求分离和统合的实证研究——以河南a县基层人民法院为例
社会评论篇2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支持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6-01
社会工作理论对社会工作实践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它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协助认定社会问题的性质与原因，设定社会工作过程的工作目标，制定工作方法、技巧及行动模式，即“解释、预测、确定干预方法与模式以及发展新的理论”的四大作用。社会工作及其理论的本质性在于其社会性或曰整合性，因此社会工作理论复杂、流派众多。在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与实践，浅谈对社会工作理论中的社会支持理论的理解。
一、社会支持相关概念
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概念是在精神病学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起广泛关注，并逐渐被其它学科所引用。社会支持包括有形和无形支持，但无形支持是起主要方面。所以社会支持在心理学领域被研究的比较透彻和全面。总的来说有四大方面的看法：（1）和谐关系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支持的实质。这一观点是从社会互动关系上理解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2）“帮助的复合结构”观。这一观点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帮助的复合结构。帮助行为能够产生社会支持。(3）社会资源观。社会支持是一种资源,是个人处理紧张事件问题的潜在资源,是通过社会关系、个体与他人或群体间所互换的社会资源。(4)社会支持系统观。社会支持需要深入考察,是一个系统的心理活动,它涉及到行为、认知、情绪、精神等方方面面。
二、社会支持理论述评
1、理论表述
社会支持理论指出:“社会支持是由社会网络、社区、家庭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所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者表达性支持。”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支援、服务和新的社会接触。”社会支持理论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核心理论之一，社会支持理论启发社会工作者关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个人能力、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两个实践：有意识的建立与运用社会支持网络（资源）。
肖水源把社会支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主要指个体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三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有些人虽然可以获得支持，却拒绝别人的帮助。人与人之间的支持是相互的，支持别人的同时，也为别人提供帮助打下了基础。
2、理论内涵
社会支持理论重视人对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强调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感受并且认为个体首先应适应社会环境；与此同时，重视个人对周围环境中的资源的有意识建立与运用。将个人的发展与适应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认为人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工作、生活、学习、家庭、社会、市场、政治、宗教等)是相互作用的，认为个人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广泛利用可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行为模式，实施相应的干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个人社会适应问题，为个人的成长和潜力的发挥提供一定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改善个人的生活状况提供资源。基于此，社会工作者首先是帮助案主有意识的认识到其身边的可用社会资源，并进行评估、分析，进而争取、补足、运用。
三、社会支持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从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工作手法的角度看来，社会支持网络的介入可以分为3个层次。(1)个人网络工作。它是指一个人通过亲戚关系以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与他人发展相互的接触,而这些人际关系形成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保护个人免受失调。个人网络的分析内容包括：网络的大小,即自我认为周围可以并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的数量；关系的基础,即来自6个不同影响范围的愿意提供援助的人——家庭、亲戚、朋友、邻里、同事和其它的援助者；(2)自助群体和小组的网络工作。自助群体网络是指一群有意识地界定会籍、目标的人所组成的网络。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又想改变现状的一些群体自发组织一些自助团体。小组工作网络不仅包括自助的群体，还存在为这些群体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将服务的提供者及他们的组织结合成网络,以改善相互的沟通与资源共享。当下社会中还存在一些为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提供服务的非政府团体，如“打工妹之家”等，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工友之家”等团体。(3)社区网络工作。指自然发展的援助被连接起来,形成社区网络,强化了社区的社会构成,并促进社区生活的质量。社区的网络资源充分，可以利用社区中的社会资源改善个人的社会生活质量，并促进社区的照顾功能的发挥。
可见，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在工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方面，是以其掌握的正式社会资源为受助者提供直接的帮助，以满足受助者当前比较紧迫的需求；另一方面，帮助受助者建立、补足、争取和扩展其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受助者提高建立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
四、结束语
社会支持理论重视个人从人际关系中得到的资源，以及社会系统中各种资源的流通、运用于经营。社会支持理论能给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能在个人或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或矛盾出现后迅速的地做出全面的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回应。因此，社会支持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可以很好的解决个人的社会适应问题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社会支持理论不仅能帮助我们从宏观的层次去分析问题,更重要是从微观的层次介入并解决问题,但它也有其局限性。社会支持理论对个人及社会问题的出现没有充分的理论加以预防，我们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社会网络的优势,避免理论的局限,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社会评论篇3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着相当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述评人维斯特里奇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包括在宗教、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群体意识，一直持一种过度轻视和否定的态度。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会败坏社会主义的前途。列宁和斯大林则只是意识到民族主义的策略性用途，普适性的阶级革命仍然是他们进行政治分析和想象的范畴。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开始出现不同形式的渗透关联。欧洲一批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到，现代化和工业化没有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消解文化、语言和人种的界限。于是多民族的原哈伯斯堡帝国的一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致力于运用社会主义原理解决当地特殊的奥匈民族纠纷。法国社会主义者让·吉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也开始在国际主义框架中寻求民族自我确认的理念。同时，在一些被压迫民族，如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爱尔兰以及巴尔干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更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思潮。此外，在德、法、意等国家盛行的反启蒙理性主义、反工业化和科学至上思潮正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批判力量。这种反物质主义融入了以不同形式混杂而成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社会民族主义，建构起民族有机整体的神话，强调英雄主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秩序的使命。其中强调民族暴力等一些观念影响了墨索里尼，以至在后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中都留下印迹。
《以色列的创造神话》的作者斯坦贺尔就是从这一背景人手，对犹太巴勒斯坦一九四至一九四八年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进行反观的。这部着作的主旨是批判地总结一九三三至一九七七年间主导着巴勒斯坦犹太人团体之政治选择的主流劳工运动。由于集中在以色列劳工组织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以色列劳工领袖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大于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工运组织。斯坦贺尔指出，这些政治运动领袖们所倡导的建国运动以社会主义号召始，而却以民族主义实践终。他们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民族继而一个复国主义的民族国家，而牺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放弃了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严肃追求。时至二十年代，社会主义已经沦为一种“大众动员神话”，其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境内维系一个独立经济体系和犹太多数人身份，以保护巴勒斯坦内犹太民族的利益。而当建立一个取消私有财产的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最终与民族主义的整体号令发生冲突时，遭到放弃的是社会主义理想。
斯坦贺尔分析了以色列主流劳工运动领导人本·格里森(Ben-Gurison)和伯尔·卡曾尔森(BerlKatznelson)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化的过程。他们在巴勒斯坦提倡“征服土地”和“劳工至上”的口号。征服土地与犹太民族主义的联系是通过移民和屯垦实现的，而劳工至上则以神化犹太劳动者的方式动员民众劳力实现民族目标：神化的犹太人往往是双脚站立在民族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带来了两重结果。其一，更低廉的阿拉伯及其他地区的劳工被排除在征服土地者之外。其二，两大锡安主义工会组织“联合劳工”与“劳动青年”联手组成的以色列劳动党提倡“阶级合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福利”。这两个劳工组织一致强调社会主义乃是通过生产者阶级间的合作促进民族财富增长。激烈反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劳工”派特别强调民族利益的优先性，认为阶级斗争或其他社会主义主题都有会造成民族利益的分裂的可能。
述评人尤为称道的是作者对Kistadrut——“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的历史分析。这个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已经拥有占巴勒斯坦犹太工人75%的会员。它继而开始占取集体屯垦的领地，并清除政治异己组织。一个寻求将巴勒斯坦创造成一个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公社，由俄国的犹太理想主义者发起的工会组织“劳动军”(theLabourBattalion)，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清除的。“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已经不仅是一个普通工会，而是一个延续民族和创造民族国家的机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斯坦贺尔还揭示了这一官僚机构如何阻碍了工人教育、内部民主以及工资平等等问题。
斯坦贺尔的理论独创性在于他详细地阐明了锡安社会主义同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强调宗教和种族的纯洁，提倡崇拜古代历史，恢复早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力求延续民族文化，并极力追求政治独立。确实，东欧与近东之间的这些类似还有很多，比如，两处的民族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都摒弃自由个人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同对马克思主义一样怀疑。以色列当前民主制度的问题有不少就同锡安主义的影响有关，比如没有宪法，没有****观念，国家宗教不分等。不过同自诩自由主义继承人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以色列民族社会主义者蔑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经济，但仍然保留私有财产和工资差异，并鼓励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投资。他们指望借锡安组织内的资产阶级成分来增长民族资本以滋养工人的社会基础结构。因而他们的“建设性”社会主义(construtivesocialism)是指在与锡安主义中产阶级合作中，从无到有地创建一个新的民族社会。
社会评论篇4
【关键词】社会工作；理论评估；闲散青少年
一、项目理论评估
项目理论是对项目如何运行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过程机制的说明，具有指导项目开展、预测项目成效的功能。而项目理论评估就是揭示项目过程中内在假设、命题如何实现，如何达致结果的一种评估研究。因此，对项目理论进行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彼得・罗西等认为项目理论包括影响理论、过程理论两大部分，其中过程理论包含项目的服务利用计划和项目组织计划。项目影响理论是指项目服务活动与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项目活动如何达到预期的目标；服务利用计划描述项目服务活动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服务对象如何获得项目服务、项目活动是否有效且合适传递给服务对象；组织计划则是指项目相关管理、行政、服务等活动与项目目标之间的关系。既一个项目想要达到目标所需要组织内在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也需要获得项目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由于描述项目理论的着眼点不同，国内学者方巍则认为项目理论可以分为逻辑理论、机制理论和条件理论。逻辑理论是指项目各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机制理论揭示项目如何实现预期目标；条件理论旨在说明项目影响实现所需要的环境。可见，两种不同的分类框架在内容上有很大的重叠和交叉，并不影响项目理论评估实务的开展。
本文以针对闲散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时间银行”项目为理论评估对象，探讨理论评估的操作过程、评估内容，改善项目绩效，为项目理论评估提供实务经验。
二、“时间银行”项目理论
（一）项目概况
“时间银行”项目是针对t区具有闲散、潜在、不捕不诉行为问题的15―24岁青少年开展的帮扶服务。项目周期为2013年6月――2014年6月，具体的服务对象包括：司法机关转介、社区学校转介的不就学就业青少年、以及外展符合上述定义的对象。项目目标是旨在通过吸引闲散青少年参与社工组织的公益及娱乐活动，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帮助社工与目标青少年建立专业信任关系，了解实时动态，解决心理困扰和实际困难，拓宽社会化途径、预防闲散青少年犯罪和不捕不诉青少年再犯罪。
程梦怡描绘出了“时间银行”在闲散青少年项目中的运作模式：
（二）理论描述
一般来说，项目理论并没有直接显示在项目文件中，而是需要通过对项目文件、相关工作人员、项目实践等多方分析才能得出符合项目实际和相关利益方的项目理论描述。
目前国内关于闲散青少年成因的研究文献显示，其成因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第一，家庭功能的缺失。家庭结构的不完善、家长教育方式的错误以及不正确的行为示范作用使得子女无法形成正确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第二，学校教育的缺位。传统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忽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对学生存在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问题缺乏有效的引导和解决。在升学过程中出现的辍学问题也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第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年轻人追求生活的新鲜感和刺激，很容易受到黄赌毒等社会负面信息的影响，加之客观存在的就业压力大，有关部门的不够重视使得闲散青少年及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没有切实有效的保障和预防机制。可见，闲散青少年的成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环境对服务对象的滋养性都不足，其最终表现在社会化途径的不通畅。
闲散青少年状况的改善需要各社会化场域的改善，而作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时间银行”项目从认知行为理论模式出发，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直接服务于闲散青少年，拓展和完善社会化渠道，最终使闲散青少年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时间银行”项目的设计者在考虑项目方案时，运用社会学习理论的代币法，将服务对象参与公益活动的时间兑换成免费的休闲娱乐、继续教育的时间，为增加服务对象与社工互动提供平台，在社工的协助下纠正闲散青少年的偏差认知和行为，改善和拓宽社会化途径。
“时间银行”项目理论逻辑过程如下：
1.向“时间银行”开户的服务对象免费赠送一定数量的时间币，吸引服务对象到社工组织管理的正规的娱乐场所娱乐；
2.社工组织符合青少年特点的各种娱乐活动服务对象凭借所获得的时间币参与，活动过程中社工与与服务对象充分接触，建立专业信任关系；
3.在社工的协助下，通过参与社区公益和娱乐活动，服务对象增强归属感和自信心，改善认知系统和纠正行为偏差；
4.对于因家庭功能不完善导致的闲散状况，社工在取得服务对象信任后开展个案服务；
5.鼓励、协助服务对象重新回归学校生活或者参加继续教育、学习技能、参加就业。
6.对重新已经就学、就业的服务对象进行定期回访，巩固服务效果。
“时间银行”项目理论假设：
以代币法为设计模型，运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和社会学习理论，从服务对象认知、行为和与环境的互动角度改善服务对象认知，纠正偏差行为，树立自信，增进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减少过度闲散导致的被负面环境感染的机会，增强自我效能感和抗逆力，使服务对象重新回归学校或社会生活。
具体来说，项目活动执行包括：
环节方式活动目的/成效
时间币存入参与公益活动（1小时公益活动=1小时娱乐或继续教育时间）；
2.时间银行开户赠送；
3.服务对象表现进步奖励。1.服务对象参与社工组织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外展活动等；
2.针对闲散青少年的认知或偏差行为开展个案或小组工作。1.让服务对象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获取时间币，了解有付出才有收获的原则；
2.强化服务对象正确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巩固服务效果；
3.为社工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提供平台，为进一步个案服务奠定基础。
时间币支出参与社工组织的娱乐活动（台球、溜冰、K歌等）；
参与继续教育活动。服务对象参与社工组织的娱乐活动（台球、溜冰、K歌等），服务对象高度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针对闲散诱因较为复杂的青少年开展个案管理服务，链接资源，改善已有社会化途径，拓宽其他社会渠道；
开展社区工作，整合家庭、社区、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资源促进服务对象就学就业。在正规场所参与社工组织的娱乐活动，协助服务对象获得归属感，树立自信心；
拓宽社会化渠道，协助服务对象重新回归社会生活。
项目影响过程机制：
三、“时间银行”项目理论评估框架
（一）评估方法
项目理论评估一般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收集和分析评估材料方法的多元化有利于评估结果的客观、准确、有效。本研究运用的评估方法包括：
1.文献研究
第一，对社会服务项目理论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整理有关理论评估需要的材料，分析国内外对项目理论评估内容研究的异同，探讨、制定理论评估的模式框架，进而拓展深化项目理论评估的操作过程，将理论评估具体化、经验化、操作化。
第二，对“时间银行”和闲散青少年问题的文献研究。对“时间银行”模式的应用以及闲散青少年成因、特点、社会工作介入等文献的研究，获得研究启发，梳理项目理论。
第三，对项目相关文件，包括项目计划书、活动方案、个案、小组、社区工作记录等文本材料的研究，构建项目理论。
2.实地观察
实地观察与项目过程理论有关的公益、娱乐活动场所，继续教育机构，了解项目信息是否符合实际。
3.半结构访谈
向项目管理者、具体工作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共同确定项目目标，了解理论评估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疑问，总结有关项目理论的假设和命题。
4.问卷调查
针对服务对象进行有关项目开展情况、服务效果、资源利用情况的调查问卷，分析问卷结果，评估项目理论假设是否成立，分析影响项目理论成立的其他因素。
（二）项目理论评估框架
社会服务项目理论评估框架是根据彼得・罗西的理论评估分析方法为基础，结合已有实务经验，将评估概念、评估内容经验化、操作化后得出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项目理论分析模式。这一框架对项目理论评估实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也需要在实务经验研究中不断完善。
社会服务项目理论评估框架影响理论评估执行过程与服务计划的一致性
项目理论的合理性评估
项目服务效果于项目理论能否成立的评估
服务利用计划评估服务活动安排于服务对象的合适性时间安排的合适性
地点安排的合适性
服务活动形式与服务对象特点的契合程度
服务活动以外因素对服务对象的影响性
组织计划评估项目团队与服务方案要求的一致性项目团队成员数量是否符合项目周期的要求
项目团队成员的专业化程度
项目要求的硬件设施与执行过程的一致性
项目资金与执行过程的匹配程度
项目团队与项目外环境的关系
四、“时间银行”项目理论评估
结合项目理论评估框架的分析角度，根据访谈、问卷调查结果进行项目理论评估。
（一）项目影响理论评估
1.项目执行过程与服务计划一致性评估
通过了解项目运作过程、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对比项目服务计划方案，评估项目执行过程与服务计划的一致性。
第一，时间币获取情况
项目周期过程中，通过转介、外展等方式共接纳21位服务对象参与“时间银行”开户，其中9人由t区司法机关转介、10由社区或学校转介、1人由社工外展接纳以及服务对象介绍1人。累计发放时间币155小时，其中开户赠送105小时（5小时/人*21人），参与公益活动获得38小时（20人次），服务对象表现进步奖励12小时
第二，时间币支出情况
截至项目结束，时间币支出138小时，其中121小时用于参加娱乐活动，17小时用于参加继续职业培训。
第三，公益活动开展情况
共有6位服务对象累计20人次参与了诸如社区卫生大扫除、协助社工开展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娱乐活动开展情况
社工共举办篮球、乒乓球、桌球、溜冰等娱乐活动9场，21位服务对象中有18人至少参加过一次娱乐活动，累计参与89人次。
第五，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
项目社工共开展个案工作23节（60分钟/节），服务人数8人；小组工作8节（90分钟/节），服务人数10人；个案管理服务1人；协助5位因家庭矛盾导致辍学的服务对象重新回归学校生活；协助4位服务对象参与工作；协助1位服务对象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
综上所述，“时间银行”项目计划得到全面落实，执行过程与服务计划具有一致性，为项目影响机制的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2.项目理论的合理性评估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认知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三者是交互影响的。个体所拥有自我调节机制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计划和预期与行为的现实结果加以对比和评价，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强调通过观察和模仿别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来学习新的行为。社会学习理论在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问题中有着大量的运用。在造成青少年闲散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场域中，青少年没有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行为模式和认知系统。因此，首先将闲散青少年吸引到项目设计的具有滋养性的环境中，通过社工对环境中的服务对象的干预，服务对象的观察、模仿和自我调节完善自身的认知系统和行为模式。同时，社工干预闲散青少年所处家庭、学校等其他生活场域，改善原有环境中负面因素的影响。
此外，社会学习理论还强调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影响。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完成某一活动时自我感受，包括自信、自尊、胜任感等方面。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有有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行为成败的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情绪的唤起以及情境条件。而项目工作通过所营造的滋养性环境，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鼓励闲散青少年参与社会生活，重新树立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3.项目服务成效于项目理论能否成立的评估
因为项目社工与部分服务对象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部分服务对象已经不在本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只抽取了10位服务对象填写了有关项目活动效果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时间币存入环节的效果评估
有80%的服务对象认为公益活动很有意义，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并表示有一定的收获；有90%的服务对象表示对时间币存入环节的相关活动满意，并认为针对个人的服务最有意义；有70%的服务对象对“有付出才有收获”的活动意义表示理解。可见，服务活动向大部分服务对象有效传递了认知信息，并使服务对象获得了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第二，时间币支出环节的效果评估
有90%的服务对象表示对娱乐活动的内容满意并且有收获，其中30%的认为“可以认识一些朋友”，60%的认为“学会了一些知识技能”，另有10%的认为“可以懂得一些道理”。可见，时间支出环节的服务效果良好，服务对象的认知、行为有所改善。
第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的效果评估
结合上述项目实际开展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的结果来看，有10位服务对象获得了不同层次的帮助，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占全部服务对象的45%。此外，另55%的服务对象闲散状况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根据t区统计显示，闲散青少年犯罪率下降6%。在同一时期并无其他帮扶闲散青少年的服务项目的状况下，可见项目服务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二）项目服务利用计划评估
第一，服务活动与目标人群需求的一致性
服务活动按功能划分可以为两个部分：一是吸引服务对象参与，包括时间币赠送、娱乐活动等；二是改善服务对象的状况，包括公益娱乐活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继续教育活动等。从活动内容的安排上来看满足了个体与同伴发展适当人际关系的需要；追求独立自主，少依赖父母及其他人的需要；发展符合社会期望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的需要；建立个人的价值观念体系，符合现实世界的需要。
第二，服务活动的安排于服务对象的合适性
闲散青少年时间充裕，且项目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t区，因此有100%的服务对象对公益活动、娱乐活动、继续教育和培训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安排表示满意。说明服务对象能够方便、快捷的获得服务资源。
第三，服务活动形式与服务对象特点的契合程度
服务对象是15―24岁的闲散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尚处于发展和形成阶段，偏爱娱乐，追求刺激、冒险的生活。因此，项目以溜冰、K歌等免费的娱乐活动作为吸引点，寓教于乐，结合社会工作人性化的工作方法改善服务对象的状况。调查显示，有80%的服务对象认为活动有吸引力，并表示将继续参与。可见，“时间银行”服务活动的形式与服务对象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契合的。
第四，服务活动以外因素对服务对象的影响
服务对象的改变可能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项目服务在起作用，诸如非项目工作的家庭条件的改变、其他同辈群体的影响等都有可能影响。因此，要确定项目活动与服务对象改变之间的关联，需要调查项目以外因素对服务对象的影响。
在对项目社工、管理人员和部分服务对象的调查资料并未显示项目服务活动以外因素对服务对象的改变产生的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服务对象认知、行为的改变是由“时间银行”项目活动产生。
（三）项目组织计划评估
项目组织计划评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项目内在人、财、物协调搭配是否满足项目活动功能的发挥；二是项目外在的与项目相关的环境是否满足项目活动功能的发挥。
“时间银行”项目是由t区司法部门与社工机构合作，企业支持的服务项目，政府部门、企业、社工机构、教育机构、基层社区等多部门合作开展，通过在对项目管理人员、项目社工及社工机构的管理者的调查显示，项目团队成员均是来自本机构拥有助理社工证及以上资格的社工；项目要求的娱乐设施基本满足活动需要，有80%的服务对象认为娱乐场所较之社会上的娱乐场所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时间银行”项目的人、财、物的运作和外在环境都有效支持了项目活动功能的发挥。
五、结语
综上所述，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与活动计划一致，除项目周期有所调整外，计划内活动都已开展。项目服务活动与项目成效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习理论有效的指导的项目过程的开展，基本达到项目目标；项目服务活动安排符合闲散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并有效的将项目信息传递给了服务对象；项目组织计划有效支持了项目功能的发挥。因此，针对闲散青少年开展的“时间银行”项目理论是合理成立的。
（一）反思与不足
“时间银行”项目针对的是t区闲散青少年，通过时间银行的模式吸引服务对象进入社工营造的滋养性的环境，项目设计者想要通过为闲散青少年建构滋养性的环境来达到拓宽社会化渠道的目的。实践证明，这一项目理论是有效的。但有关闲散青少年成因的文献研究表明，家庭、学校和社会功能的缺失是主要原因，并且家庭、学校也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场域。因此，在项目设计时应当将改善服务对象原有社会化场域作为主要方向，这样才能够重更大范围和根本上改变闲散青少年的处境。
（二）启示
“时间银行”项目理论逻辑较为清晰，虽然各环节活动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作用，但又环环相扣，最终促成了服务目标的达成。通过免费的娱乐活动吸引闲散青少年参与，这就为社工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信任关系，提供个性化服务建立了平台。而想要获得免费的娱乐时间就需要参加社工组织的公益活动，这就为改善闲散青少年认知和行为提供了可能。这种“吸引――参与――转化”的工作模式较之纯粹的外展寻找服务对象的效果、效率都更佳。可见，清晰、可操作的项目逻辑过程能够有效指导项目活动的运作，是项目活动达致目标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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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篇5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社会评论篇6
作者：周晶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音乐创作社会学将深入探析如人类创作音乐的初衷﹑音乐创作成果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各个历史时期人的音乐创作动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音乐创作方式之区别﹑从原始社会至现代社会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可以说音乐创作社会学是专门研究音乐运动“通道”的“端口”，是研究音乐社会运动的源头。又如，音乐生产社会学，是一门从宏观的角度研究音乐形成的分支学科。“音乐生产”是指所有创造、产生音乐的人的行为过程。这种音乐生产是一种社会性的音乐产生的行为过程。为此应当研究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社会的需求、创造性、非盈利和非商品性)、社会音乐生产的结构(音乐创作生产、音乐唱奏生产、音乐传播生产、音乐教育评论一科研生产)、各个时期或各个社会集团内部的音乐生产结构内部动力分析。音乐经济社会学，是音乐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深化，也是音乐商品研究与经济学结合的交叉学科。音乐经济社会学专门研究音乐商品的生产及商品的市场运作规律。在音乐经济社会学中，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深究音乐商品的概念内涵、音乐商品价值的属性、音乐商品价值变化的历史、音乐商品的社会分类、音乐商品的市场运作规律，以及现当代的音乐商品管理，如歌手的管理与“包装”、出版演出合同的本质与职能、版税原理、著作权的保护手段等等。而民间音乐社会学又是一门研究除宫廷(或官方)音乐、文人音乐行为之外的音乐社会运动的学科，其专门研究历史与现代农村、城市大众音乐中的音乐社会学问题。
人们在努力地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绿色资源的过程中，也注意到另一个侧面，即民族文化中的音乐无形资源的保护开发问题。因此，音乐社会学学者们更要以爱护自己家园的社会责任感研究全球性的音乐现象：音乐在社会中做横向传播的同时，正在加速地进行时间轴上的演化发展，为此而形成一种音乐的时空综合现象。这种时空综合现象表现为一部分音乐在传播中占优势，拼命挤压历史的、民间音乐的内容、形式、体裁和风格，最后形成“地球村”音乐分配在质和量上的不平衡变化。这种变化将促进我们建立音乐发展的预测思维，从而提升起一种科学的音乐未来观。预测性思维和科学的音乐未来观，为音乐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要求音乐社会学将深入地研究这种音乐无形资源的流失、泯灭现象，进而探讨如何保护、开发、利用它们。对于音乐无形资源的流失、泯灭现象的研究，应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地球物质资源(如森林、草原、河流、湖泊等各种生态环境)与音乐无形资源的起源性联系、历史性联系，以及在过去历史中的发展性联系；二是研究、预测、论证随社会环境的变化，音乐无形资源流失、泯灭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三是研究和预测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音乐无形资源流失、泯灭现象出现的时间表；四是研究音乐无形资源的保护措施。中国的音乐社会学研究历时二十年。
作为中国音乐学中的音乐社会学，它将面临更多新时代中紧迫的新问题，它将充满着清新与敏锐，顽强、蓬勃地生存下去。尽管我们认为它只是在起步，但是，如果深人进去，就会感到这还不能以经济发展的“计程车”方式来衡量我们思维的发展。中国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音乐现状的特点，促使我们要如此认识下去。在今天，中国音乐的文化特点纷繁细密，在音乐文化的社会运行、社会传播中，在音乐的人际交往中，在音乐与政治的互动中，在音乐与货币的等值中，在音乐职业道德的表现或表演中，在音乐情感真伪的鉴别中，在音乐社会价值的根本评估中，在音乐“量的重复”和“质的飞跃”的关系中音乐社会学还面临着无限的研究资源。放眼未来，音乐社会学的下一个二十年将会变得更热闹，更精彩，更成熟，更理性，更人性，更具有历史责任感。因为，过去的一切逐渐淡忘了，走远了，平静了。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像初升的太阳，给一切都带来希望和生机。如同过去，某年某月某一天历史的再现，一支又一支好听、情真、意切的音乐徐徐响起，使人沦肌浃髓，使人刻骨铭心，使人春意盎然，使人“三月不知肉味”。
社会评论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大学社会评价；模式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作为唯一一个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经验成功的例子，它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地方。纵观15年得发展和变化，日本外部评价的色彩越来越浓，外部力量对于大学的控制越来越强，日本的大学也逐渐的发展成两种，一种是国立大学，一种是私立大学，因此就产生了两种外部评价机构。
一、日本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
日本高等教育社会评价的实施准确的来说是从2000年开始的，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存在有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对此有两类社会评价机构对其进行评价。其一是由大学团体结成的高等教育评价机构，其代表为大学基准协会，主要评价私立大学；其二是由政府设立的评价机构，其代表为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主要评价国立大学。同时，大学基准协会和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目前主要进行机构评价。当然日本政府并不是完全的与社会评价脱离，而是对这些评价团体有直接管理和监督的权利，上述团体存在的合法性需要政府认可。所以，日本的大学社会评价从整体上来看有两种，一种是认证评价模式，另一种是大学排名评价模式。
1、认证评价模式
日本的认证评价模式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私立大学进行社会评价的大学基准协会的认证评价模式，一部分是对国立大学进行社会评价的准政府认证评价机构的认证评价模式。
日本的认证评价模式是成功借鉴美国的认证评价模式，大学基准协会作为民间的团体机构，分为两个组织部门，一部分是常设组织，另一部分是专门的大学评价组织。常设组织负责处理评价组织的日常事务，专门的大学评价组织负责大学评价的实施。
大学评价・学位授与机构的认证评价则是受英国的影响，也是日本唯一一个准政府认证评价机构。评价过程比较简略，一是机构要举行评价说明，二是大学提出评价申请，三是机构向大学自我评价的担当者说明自我评价报告书的记录方法，四是大学根据机构所明示的评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五是评价委员会对大学进行审查，做正式的评价结果，六是机构把评价的结果通知给大学，并向社会公布。
2、大学排名评价模式
目前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是朝日新闻社的《大学排行》，也是日本众多大学排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排名机构，在日本的大学排行中独树一帜,很有影响。《朝日新闻》社大学评价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单项排名，针对每个指标体系都有一个排名，但是没有将单项指标综合成一个完整的排名。
3、日本大学社会评价模式的特点
（1）多元化的评价机构的建立使得日本的大学社会评价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在大学社会评价的发展进程中，不仅有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评价机构，也有依托于政府的评价机构，不同的评价机构在对大学进行社会评价中，都对大学的社会评价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有利影响。
（2）认证评价模式对于结果的判定十分人性化，认证评价模式对于结果的判定是非常谨慎的，并且做出“否”的判断的例子非常少，即使大学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只要大学提出改善意见，并有改善的迹象，一般都会做出合格的判定，最多也是保留判定，给大学一个充分修正的机会，这和日本的认证评价宗旨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认证评价宗旨是为了促进大学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可见日本的认证评价是十分人性化的。
（3）大学排名评价模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社会评价的队伍中来，体现了社会评价的主体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大学社会评价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排名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大学排名的出现提示了现代社会中大学评价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向。
（4）日本的大学排名评价模式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只从单项指标的数据对大学进行排序,而不做综合指标体系的排行。即使有综合的评价,也只是某一个单项指标的细化，没有对大学的综合排行。所以避免了因指标体系设置、指标的权重分配等问题而产生的排行争议，这是日本大学排名评价模式的一个最突出的优点。
二、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
1、大学排名评价模式
我国由于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大学评价模式，因此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从发展初期就是单一的大学排名评价模式，开始于1993年。虽然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起步晚，而且发展的很不成熟，但是我国的大学排名评价模式从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许多的成就，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国内民间四大排行榜。
2、我国大学社会评价模式的问题
（1）我国大学社会评价的根本问题在于模式单一。
我国现在的大学社会评价只有大学排名评价模式一种正规的评价模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的评价，但是都没有形成正规的体系。
从我国现在的大学评价现状来看，虽然除政府以外，市场和社会力量已逐步参与到大学评价中来，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始终把握着对大学评价的绝对权利和影响力，使得大学评价的天枰重心过于向中央政府一边顿斜，其它评价主体的权利没有的得到保障，也缺乏一定的积极性，模式的单一直接导致了社会大众对于单一的一种模式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并且一种单一的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公众对现有的评价模式褒贬不一，问题较多。
我国现有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就是大学排名评价模式，对于大学排名评价模式，公众的态度褒贬不一，而且大学排名评价模式自身所体现的问题很多。通过国内外的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大学排名评价模式存在很多不科学的地方，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进行大学排名之前，没有将大学进行很好的分类。此外，对于大学排名指标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评价的方法是否科学都是社会公众争议较大的问题，坚持不断完善评价指标和方法也是大学排名评价模式发展的基础。
（3）大学社会评价缺乏权威和公信力，缺少专业的评价机构和人员。虽然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都没有没专业的队伍和人员，评价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并且评价人员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大都是兼职人员，因此这样的评价团队及机构难免会让社会大众感到疑惑，使得评价结果不能对公众产生信服力。
（4）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的评价指标存在科学性的问题。虽然不同的排名评价模式都有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对于指标体系的设立和权重的分配，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在如何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以及指标体系如何才能做到面面俱到并且公平公正，特别是对于分类评价的不合理也是社会各界提出的质疑。
三、结论
通过对日本大学社会评价模式的总结，以及对我国大学社会评价模式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第一，政府主导的大学评价，抑制了大学社会评价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以政府评价为主导的，社会评价为辅的评价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是接受高校最终成果的场所，因此社会也最有资格对大学进行评价，并且会有最大的公平公正性。在今后的大学评价发展过程中，应逐渐打破现有的固定模式，最终形成以社会评价为主，政府评价和高校自评为辅的大学评价模式。
第二，从社会评价的角度来看，公众以及社会没有强烈的共鸣和意识来对大学进行评价。大学社会评价的快速发展应当让公众意识到其重要性，大学最终是为社会而服务的。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公众认识到其意义，意识到社会评价与自身的密切联系。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自治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从日本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来看，日本的认证评价模式是由社会上各个组织和机构来进行的，而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大学评价，这样的评价模式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完善的，因此应当尽快的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的评估中介结构，制定一套符合我国高校的评价体系。
第四，通过研究日本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大学社会评价模式不但将美国和英国的成功经验很好的在本国展开，并且在借鉴的过程中，还能够结合本国自身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将两种不同的评价模式结合到不同类型的大学中去，这一点也是日本大学社会评价最大的特点。因此，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应当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不但要尝试构建独立自治的高等教育评价中介机构，还要将社会大众的力量结合到大学社会评价中来，并与大学排名评价模式很好的配合，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的大学社会评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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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篇8
关键词：绩效预算；绩效评估；预算管理
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业务活动与美国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其发展并推动各种类型的社会补助计划，对美国老年人口、伤残人士及其家属提供财务上的援助。目前，社会保障管理局主要负责管理两类预算资金以执行三个社保项目：一是来自于社会保险税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一是来自联邦政府的普通基金。
本文较为详细地分析社会保障管理局在有关预算项目绩效评估活动中使用的方式、方法、技术标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细节，在此基础上阐释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对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重要启示与借鉴。
一、设置部门施政战略目标
在社会保障管理局的2003—2008年度五年期策略计划中，以架构图方式描绘组织在崇高任务下所发展出的施政目的，以及为达成目的而制定的长期目标，现将其列示于表1。
从表1可以发现社会保障管理局将部门任务解析为四个面向：服务质量、计划管理、偿债能力与人力资源，每个面向衍生并且发展出相关的长期目标。
在制定部门施政目的与目标的过程中，确认影响施政的外部因素是一项重要步骤，其用意在于对现状与未来大环境的发展作趋势性的解析，外部因素可能带来正面帮助，但也可能形成是负面的挑战。按照确认的过程，让管理当局以较宏观与全面的考虑来制定部门的施政方向与目标。
社会保障管理局确认出四项影响施政的外部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因素、人民的健康状况、科技的进步及工作力的趋势等。以人口统计因素为例，社会保障管理局指出，随着二次大战婴儿潮人口的老化，将在接下来的20年内，造成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重大财政负担，目前的基金剩余将逐渐被侵蚀而最终形成亏损的局面，同时利用趋势图预测未来支出的成长情形，从趋势图中显示未来十年内，SSa三项计划预期受益者人数将显著增加，形成国库的负担。
在SSa五年期策略计划中，分别针对四大面向的施政目的及其长期目标，作详细的说明与分析，以第一面向“服务质量”为例：首先定义“服务的提供方式”——以传统(电话、面对面)及因特网的接触方式，在受益者、其它机关、第三人、地方政府与SSa人员间进行服务的传递；再据以决定该项目“提供高质量、人民优先的服务”的具体意义。由上述可知，SSa所追求的服务质量是在正确性、生产力、成本、及时性与服务满意度等诸多要件中达成平衡状态，为达成此项目的，SSa发展出三项策略性的长期目标，每项策略目标都以问题(issue)以及解决方法与策略(means&strategy)两阶段来进行分析，以下为第一项长期目标问题陈述与策略分析：
1．问题：加快残疾相关决策的速度
SSa列为最高优先级的服务质量要件之一，就是加快身心残障福利计划的决策与服务速度，由于申请者从提出申请到管理阶层核准的过程，所花费的时间过长，而每个申请案件都关系着一个待援助者或甚至一个家庭，等待的时间往往造成他们在精神及经济上的负担，同时也浪费政府部门的资源。SSa以图形显示平均一项申请案件必须花费高达1153天的核准时间，而实际作业的时间只占了7天，高达99％的时间都用在排队及延迟上。
2．解决方法与策略
SSa为了弥补这项缺失，列出包括缩短处理流程、加速计划推行的电子化、扩大地方第一线接受申请人员的决策权限、完善裁决的过程等四项改进措施，每一项改进措施均作详细说明，并且设定一系列的重要预期成果。
SSa根据上述架构：首先定义目的，并藉由探讨现存问题、找出解决方式、设定预期成果等步骤，发展策略性的长期目标，来向社会大众描绘从2003年开始的5年期间，从将如何提供满足民众需求的服务，以及提升组织运作的效率及效果。
二、确定项目绩效目标与设计绩效测度指标
联邦部门应于年度绩效计划中设定当年度的绩效目标，社会保障管理局首先将长期目标转化成数个具体的预期成果。明确定义出目标的预期成果后，接着设定一系列的短期(年度)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是由“衡量指标”加上“目标数值”所构成，其中指标性质可以是产出导向、成果导向或是效率导向，无论是何种性质，都必须能够有效、及时地反映部门的实际成果及趋势。表2为针对“加快残疾相关决策速度”目标所设定的绩效衡量指标。
社会保障管理局除了针对部门整体施政目标设定相关的绩效衡量指标，也分别设定各项计划的绩效衡量指标，以符合“计划评估工具”的规范。预算管理局从2004年度与2005年度预算的受评计划中，挑选出数个具有意义并能描绘计划任务与精神的绩效指标，汇整成一份绩效指针范例(examplesofperformancemeasures)，表3选取七项政事型特种基金的计划及其绩效指标。三、绩效评估信息的表达
社会保障管理局年度绩效报告包含三大部分：(1)管理当局评论分析；(2)绩效信息；(3)财务信息。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绩效评估，因此将把焦点置于前两大部分。
“管理当局评论分析”主要在协助绩效报告的使用者，对于政府部门当年度的施政成果与实际绩效，取得摘要及重点式的了解与认知。首先，介绍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概况，运用文字叙述与图表显示各项计划的成果(例如：历年受益者人数整理、成效展现的趋势图等)，说明组织架构与人力资源配置的情形，并列示经营成果、资产负债状况、历史财务信息比较、特殊或重大财务变动等财务状况。社会保障管理局使用圆饼图表达资金来源、用途以及各项计划使用资源的比重。接着，以简洁文字循序描述各项长期目标的挑战、执行策略、预期成果与实行措施，并针对重要的年度绩效目标，揭露实际执行成果与绩效信息，包括当年度目标值、实际绩效、趋势图、指针意义和数据来源。
“绩效信息”部分，即正式进入详细的绩效介绍，为了让读者能够迅速获得一个概括的理解，社会保障管理局使用图表并辅以文字叙述的方式，介绍绩效指标的达成概况。
除了揭露计划的绩效信息外，社会保障管理局不断累积计划相关数据与研究的充实性，藉由确认计划执行上的优点与缺失，协助部门人员解决问题并提升管理能力。为此，社会保障管理局据不同面向，在策略计划中发展一系列的计划评估措施，措施可来自部门内部调查或是外部机关的研究报告。
四、绩效信息与预算调整
美国联邦政府会计年度为十月制，预算管理局每年于二月份提出下年度的总统预算。社会保障管理局在总统预算中，除了介绍现行推动的各项计划与业务内容外，还分析施政环境的变化趋势以及部门未来面临的挑战，另列出当年度的重要绩效目标，表5为2005年度联邦预算中，社会保障管理局的绩效目标,表5为2005年度联邦预算中，社会保障管理局的绩效目标值。
联邦预算中详述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年度重要施政目的与目标，“服务质量”与“计划管理”两个方面是关注的重点，因此表5所列示的重要绩效目标是以“服务质量”为主。另一方面，计划绩效的评估信息，包括“计划评估工具”受评计划的评估结果以及“总统管理议程”五项议程的最新评估等，也在预算书中作简要披露，向国会、美国人民等使用者提供有关联邦政府资源配置与施政成效的关联性信息。部门必须认真审视以前年度的项目完成情况，总结取得绩效目标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根据上一年度成功或失败的情况估计本年度绩效计划的执行前景，提供对未能实现目标的原因解释及以前年度完成项目的评估总结。总之，绩效审查和绩效评估已经贯穿了绩效预算编制的全过程。
五、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问题与对策
我国绩效评估还只是刚刚起步，要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绩效评估体系，尚需相当一段时期的探索和尝试。目前，在我国开展绩效评估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绩效评估缺乏相应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没有建立起战略规划、绩效计划和绩效报告等制度框架，绩效评估的随意性很大，尚未形成一种法治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绩效评估制度与体系。二是没有建立全面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往往将经济指标等同于政府绩效的评估指标。三是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目标界定不清，评估标准比较单一，指标设置过于笼统，评估方法不够科学，评估手段落后，评估结果缺乏实质性应用。
针对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实现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的法治化、制度化与科学化。
1．制定绩效评估的指导性文件，逐步实现制度化和法制化
加快制定统一规范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制定绩效评估的指导性文件，是努力提升政府实施改革能力的关键所在。为了保障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应抓紧制定统一规范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明确绩效评价的范围、对象和内容，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
2．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绩效预算的核心是建立起一套能够反映政府公共活动效能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计量方法，因而必须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统一性指标与专业性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要从改进组织管理、改造业务流程、关注绩效结果三个方面入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设计出最能测量政府工作成果的指标体系。绩效评估体系具体应包括：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式体系、评估程序体系、评估组织体系、评估制度体系、评估信息系统等。
3．建立绩效预算制度
对预算管理制度和相关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形成有利于绩效预算实施的授权机制。目前在我国的预算过程之中，由于人大预算监督能力不足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盛行，预算决策者和管理者往往缺乏公共责任和追求绩效的内在动机，因而难以根据预算支出项目的绩效来配置预算资金。因而，在将绩效评价内容逐步引入预算编制过程的同时，必须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创新，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力与能力，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将项目预算支出所实现的绩效与支出本身联系起来，用绩效加强责任。从而提高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推动公共管理型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
社会评论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评介指标研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全面小康社会基础上的“和谐社会”，而不是建立在贫穷落后基础之上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和谐社会”，而不是建立在停止不前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全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才能解决好社会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城乡差别问题,解决好社会的保障安全问题，才能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民主、法制，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小康、自由和平等。本文试图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生存环境和享受发展五个方面,探索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一、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明确而量化的指标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以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人和环境的和谐为基础，而遵循以下原则：
（一）系统性
和谐社会是一个综合体系。它包括从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工业；从农村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从不太完善的民主社会过渡到较发达的民主社会；从传统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不仅强调经济因素，也要强调社会转型、民主化进程的提高和文明层次的提升。因此，和谐社会是一个广泛、综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和谐社会标准必须体现这种系统性，各个指标之间，要形成有机、有序的联系，从多方面反映和谐社会建设的进展情况。
（二）以人为本
传统的发展观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财富的增加、速度增长等方面，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无疑，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是一个无限延续的、连续的过程，发展是多元的，既包括经济增长，又包括社会、科技、生态环境的建设与发展，它们互相促进，互相联系。归根结底，一切发展是为了人，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不仅是衣、食、住、行、学、玩等生存生理需要，而且包括生态环境需求和精神心理需求。这是新世纪以人为本的现展观。评价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情况的指标体系，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三）可比性
构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既要符合国情，能反映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要考虑能进行地区之间的和谐社会水平的比较，既可以纵向测算一个地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又可以横向比较不同地区和谐社会水平的差异。
（四）易操作性
指标的本质在于给具体的事物以明确的规定性。度量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应尽量简单明了，易于理解，便于操作；用尽量少的指标反映尽量多的内容，同时便于收集和计算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把复杂的、模糊的和谐社会变为可以度量、计算、比较的数字，以便为制定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及方针政策提供定量化的依据。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过程中，所选择的评价指标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会使指标体系十分繁杂，不便操作，甚至操作失灵。因此，合理地、正确地选择有代表性、可比性、独立性、信息量大的指标是构建高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
二、指标选择注意事项
在构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时，除了遵循上述原则外，还必须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一)指标的权重
综合指标的构建，可以克服单个指标信息反映零散、不能给人以整体印象的缺陷。但综合指标的构建牵涉到各指标的权重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时要依据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以及各指标反映这些本质特征的程度而给予不同的权重。
(二)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的衔接
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互为依赖的又相互独立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作保证，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了空中楼阁，无从谈起，即使构建成了，也是不稳定的、不牢固的。同时，和谐社会又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更高层次的释解，内容更全面，范围更广泛。因此既不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同于和谐社会，又不能将再者之间完全分裂开来。
三、和谐社会的综合评价指标
（一）经济发展指数
1、人均GDp
（二）生活质量指数
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城镇居民住房建筑面积
5、恩格尔系数
6、平均预期寿命
（三）社会公平指数
7、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覆盖面
8、农村居民社会保障覆盖面
9、基尼系数
10、贫困发生率
11、社会结构指数
（四）生存环境指数
12、环境质量指数
13、社会治安综合指数
（五）享受发展指数
14、信息技术普及应用指数
15、平均受教育年限
四、和谐社会指标的具体化与评价思路
（一）经济发展指数
1、人均GDp
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据此发展速度推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确定为全面小康的经济标准。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性标志。从和谐社会的本质考虑,人均GDp应当高于全面小康的经济标准，至少应在3500美元以上。
由于GDp是较为全面反映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的高低。因此，用人均GDp来反映一个地区或国家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速度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指标。（二）生活质量指数
2、城乡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从近年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测算来看,部分地区差距较小,有些地区差距较大。但考虑到中央及地方最近几年来加大了对居民收入增加的力度,特别是农民增收的力度,未来一段时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将会明显快于“十五”时期。因此，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定为2500美元和1500美元，既高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符合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势，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城乡居民住房建筑面积
参照世界各国人均居住情况，并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等基本国情，人均居住标准不宜定得过高（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以不低于25平方米/人为宜。
4、恩格尔系数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标准，同时为了与人类生活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一致起来，这里将恩格尔系数定为50%与40%。
5、平均预期寿命（e0）
在通常情况下，平均预期寿命（e0）的提高速度与其水平的高低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当预期寿命较低时，预期寿命提高的潜力较大，提高速度一般较快，也较容易；而当预期寿命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就大大减小，提高速度放慢，也较为不易。例如，在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的基础上提高1岁与平均预期寿命已高达75岁的基础上提高1岁，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利用预期寿命来构造相应的指数时，吸收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预期寿命指数的构造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改进，而在此提出了修正预期寿命指数的概念。
（三）社会公平指数
6、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覆盖面指数
主要是包括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限于城镇户口的居民，许多进城工作的农村居民没有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出发，社会保障的对象应该是城镇常住人口。因此，这里反映的应该是城镇居民全社会口径。
7、农村居民社会保障覆盖面指数
主要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理论上讲，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应当覆盖所有应该纳入保障体系的所有农村居民，但考虑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覆盖的口径的一致性，这里的保障对象仍然应用常住人口，而非登记户口。
8、基尼系数指数
基尼系数主要是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公平，越小，收入分配越公平。虽说，理论上的基尼系数可以达到1，但这在实际社会中是不可能达到的。除个别地区外，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介于0.2-0.6之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鉴于目前世界各国基尼系数的实际状况，将基尼系数的最大值确定为0.60。
9、贫困发生率指数
和谐社会就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小康富裕的生活。因此，贫困发生率（或生活小康人口比例）是反映和谐社会建设进展情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在盐城市贫困主要是指生存资料相对不足，也即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这里，和谐社会的贫困发生率定为不高于5%。
10、社会结构指数
社会结构指数主要包括城镇人口比例指数和劳动力就业结构指数。主要反映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体现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又反映一个地区劳动力的结构、就业状况。
“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的提高”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于人口城市化方面的目标。依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状况及未来的可能变动趋势，同时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城市化率的和谐社会标准定为不低于55%。
一个地区非农就业比例的高低，不仅反映该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更重要的反映该地区就业的状况，也间接的反映了该项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四）生存环境指数
11、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包括全年环境空气良好天数达标率、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和城市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按照建设全面小康要求，环境质量指数要达到80%以上.
12、社会治安综合指数
有没有安全感,关键看社会治安的状况如何,既要看刑事案件的发生率如何,又要看发生的命案能否百分之百的侦破,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创业环境的改善。在这里反映社会治安状况主要用当年发生命案侦破率、当年八类刑事案件发生数两个指标。
（五）享受发展指数
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百姓，惠及全体人民，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内容。人们享受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体现在对生活质量更高层次的追求上。既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也有自身发展上的追求。对此，用信息技术普及应用指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们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状况。
13、信息技术普及应用指数
包括有线电视网家庭接通率、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百户家庭电话拥有量。
有线电视网家庭接通率主要是反映有线电视网覆盖能力，反映传统信息设备现代技术的普及程度，从发展的角度看，接通率目标值达到60%是正常的。
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反映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更反映了居民使用新的信息技术的普及程度。到2005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达12000万户，到今年底将有可能突破20000万户。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未来10年到15年，是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稳定期，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互联网的发展规律，互联网接通的前5年，是互联网发展的高峰期，进入稳定期后，增长速度放缓，对我国而言，未来15年互联网用户数平均以10%的增长速度发展而进入饱和期，预计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将达到5000户。
百户拥有计算机数主要是反映全社会计算机的普及程度，按照我国前25年的发展分析，未来15年，计算机不应是普通家庭的奢侈品，因此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百户拥有计算机数应在60台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百户家庭电话拥有数主要是反映全社会通信的普及程度和规模，包括所有固定电话、小灵通和移动电话。以单独使用的号码为计算数量，不包括房间内部联接的分机。上述四项子指标指数的计算按照相对化处理评价方法进行计算。并分别按20%、30%、30%、20%的权重加权计算信息技术普及应用指数。
社会评论篇10
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治理已经走了二十八个年头。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效果如何？有人说，中国法律取得了世纪性的进步。有人说，中国遭遇到了空前的法律信仰危机。甚至不只是法律信仰危机，更是法律治理的危机。在如此尖锐的评价分歧面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评价问题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
一
评价中国法律治理的效果，首先要了解中国社会法律治理面临着哪些主要问题，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同时期的俄罗斯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等所谓“转轨国家”相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治理，至少面临着下面几个独特难题。
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且没有成功的范例。这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远比俄罗斯和东欧转轨国家更为艰难的体制构建任务，使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带有更多的探索性。
从根本上说，俄罗斯社会转轨的体制目标是告别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回归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则把所进行的改革定义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从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和历史经验来说，后者肯定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这也注定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构建会遇到许多为俄罗斯等国家所没有的难题与挑战。
目前世界上许多“转轨”或“转型”国家，一般都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都是在私有制社会经济体制内进行。中国的“轨转”或“转型”则不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者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后者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可以说，这个“转轨”或“转型”是在公有制社会的经济体系内进行的。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特征，无论从理论上讲，抑或从经济实践上讲，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在理论上是创新，即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长期一致公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教条，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即在历史上首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如何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如何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把社会主义的性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的制度设计、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土地制度的完善、社会公共产品的规范提供等方面，走出一条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创新之路，这都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同样，中国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结合起来，在人类法律制度史上，也是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目标。按照西方经典的法治理论，法治国家只能建立在以多党制和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也就是说，法治国家只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法律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着法制，但不可能搞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是史无先例的，没有直接的经验可借鉴，其前景也不被西方国家看好。
对中国来说，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关键在于实现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结合。必须要找到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结合点”，才能使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在前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逐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体制构架，在实践中逐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并探索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这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确立了总体的体制框架。然而，把这种体制框架变成具体可行且长期有效的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难题。比如，如何处理好执政党领导与其它合作政党的关系？如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执政党如何实现向依法执政的转变？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基本结构？等等。上述问题涉及到中国今后可能制定的政党法问题，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法律管制和国资管理的问题。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难题在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中是不存在的。
第二，与同时期的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相比，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基础更加薄弱。俄罗斯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欧国家地理接近，文化传统相近，自近代以来一直接受着西欧近代法制的影响，与中国相比，近现代法制基础比中国深厚。以俄罗斯为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行体制“转轨”之前，虽然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法制，但撇开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外，其法律文化与西欧等西方国家同属于现代法制的范畴。特别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转轨”之前，前苏联的法制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已经比较发达，法律文化、法律意识、守法精神均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守法意识更多地是服从皇权王法的产物，而不是出于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与信仰。二十世纪的中国，又是一个政治动荡与革命交织的世纪，是一个战乱、权力与变革运动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的世纪，对于法律的尊重与信奉始终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刚刚走出的中国，曾经一度对法律（民主法制）寄予了无限希望。官方对法律的重托与社会对法律的向往都似乎预兆着一个良好法治社会的快速降临。然而，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启动所带来的急剧变化与秩序混乱给正处于重新恢复之中的法律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百废待兴的法律运行体系显然无力承担起治理转型秩序的重任。进入九十年代，伴随法律在制度层面的艰难进步的，不是法律治理功能的提升，而是社会腐败向法律治理机构的蔓延。法律制度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现代法治基础的巩固，守法精神的生长，而是秩序的混乱与法律理想的破灭。所以，重建法制的社会基础，依然是中国的一项长远任务。
第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大国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俄罗斯和其它东欧等“转轨”国家中，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转轨”和“转型”过程更显复杂。以前，大多研究转轨问题的经济学理论都不加批判地假设：转型国家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整体划一地实施某种转型政策，而新建立的制度将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整个国家内部的空间，并获得相同的成效。这种思路忽略了大国内部的不平衡和政策效果的差异，也忽略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与竞争关系。人们似乎应该按照类似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到大国内部的复杂性、内部不同部分在转型过程的非协同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艰难。按照刘金国教授通俗性的“大船调头说”观点，大国与小国转型在法律治理方略、措施、速度、时间、效果、风险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中国是一艘超大型巨轮；而中小转型国家好比是一艘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中，中小型轮船如果转弯（似转型），其速度、时间、效果、风险等运比超大型巨轮要快，相对风险比较小。而超大型巨轮要转弯，一速度不能快，二措施对头，三时间相对要长，才能防范风险的出现。如果操之过急，巨轮失偏以至倾斜甚至颠覆的危险都可能出现。大国转型，与大船调头具有类似的地方。
第四，中国的社会体制转轨同时还面临着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本身就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故而面临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不稳定”。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过程，它所进行的是单纯的体制转轨任务。相比之下，中国的转型秩序具有更多的复杂性。
上世纪90年代，当俄罗斯进行体制转轨时，经过前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为26%），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苏联农业工人也被纳入国家工资体系，享有社会保障待遇。按经济发展水平看，俄罗斯已经属于人均GDp不低于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行列。如果不考虑前苏联偏重重工业所产生的某些影响，仅就经济发达水平看，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早已告别温饱阶段的中等发达国家。所以，俄罗斯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一个体制转轨问题。
与俄罗斯的情况形成鲜明反差，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初级工业化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超过80%，人均GDp总值不超过250美元，在当时属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所以，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不仅是体制转轨问题，而且还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完成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
我们知道，无论是社会体制转轨，或是社会结构转型，都往往存在着一个社会无序化的过程。中国肩负着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任务，自然就要承受“双重无序化”的挑战。这会在法律秩序方面造成许多严重的压力，而克服这种压力的有效办法并不容易找到。举例说，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大致每年要有一千万左右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这本身就会在许多方面给法律秩序造成诸多问题，使法律及管理方无从应对。千千万万个不熟悉法律规则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他们既容易在谋生谋职过程中遭受来自城市雇主方的利益侵害，也容易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时候以非法手段维持生计，甚至酿成犯罪。由于中国还没有完善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城农民的利益保护问题就更显得突出。相比之下，俄罗斯等“转轨”国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过程，为数不多的农业工人也享受国家的正式工资。其在上世纪后期的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会再面临类似中国的问题。
第五，中国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既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又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斗争，其国际环境甚为复杂。这也是俄罗斯等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的法律改革和秩序治理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国内问题，同时也有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因素。
在早期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与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由于世界性的普遍联系尚未建立起来，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走在了其它国家的前面，当时的其它国家很难对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改革实施有效的影响。此时西方各国的法律改革问题多表现为一国内部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秩序已经建立，世界性的交往成为现实。一国想在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条件下谋求发展已经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接受外部强势因素影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往往会改变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堀起中的大国容易受到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警惕与遏制。在九十年代的“转轨”国家中，中国是仅存不多的保持社会主义旗号不变的新兴大家，在世界冷战格局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风靡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的疑虑与敌视，更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遏制。使此种局面更为复杂的因素是，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台海分割的状况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政策空间，也制约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强国的政治与法律关系。这使得中国几乎不可能进行任何带有过度“冒险性”的法律改革措施，只能在确保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稳步推进社会改革与治理。就具体方面而言，在中国的人权立法、劳工权利和农民利益保护立法、行政法和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在国际贸易规则、军事交往限制及周边国际政治军事秩序等方面，国际因素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与独特的体制转型目标，决定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八年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进程中，始终以提高经济实力、保持国家稳定为优先目标，走的是一条“先立再破”、“渐立渐破”的谨慎道路，这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先破再立”、在体制方面完全推倒重来的道路。与此相关，中国在转型秩序的法律治理方面表现出了如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秩序稳定的意义，突出法律秩序在社会转型中的意义，这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只注重转型目标、忽视转型过程稳定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俄罗斯的体制转轨，是一个政治目标导向极强的过程。俄罗斯体制转轨的实质是根本放弃原先的社会主义制度，复归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生产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其体制转轨的核心。俄罗斯的改革深受萨克斯和沙塔林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迅速推行自由市场化加私有化。萨克斯强调“长痛不如短痛”，“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沙塔林坚信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保证最出色地协调所有经济实体的活动，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布尼奇以“文明世界的市场都是可调节的”为由，反对在“市场经济”概念上加“可调节的”的限定词。俄罗斯主要执政者强调“不迅速确认土地私有制，农业的振兴就没有希望”。他们均主张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私有化越快越好。按照此种逻辑，一种合理的制度能够自动迅速地创造出它所需要的秩序，短暂的秩序混乱是可以承受的，也会随着制度的到位而迅速消除。
中国改革设计者的思考显然不同。中国刚刚经历过社会动乱时代，政治领导人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让中国重新陷入一场由改革引发的新的动乱之中。在经历过八十年代初的短暂的政治改革热情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由经济和社会改革引发的某种秩序混乱（其主要体现为社会犯罪和官员腐败的增长）和思想混乱，是他们用以往经验难以应付的。虽然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1982年）提出了实现社会风气三年好转的目标。但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显然需要比这多得多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如此，由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不仅没有伴随秩序治理的努力而得到根本好转，反而向着恶化的方向演变。为此，大致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稳定成为中国转型秩序治理的核心任务。在1989年前后，社会稳定在“政治稳定”这一富有特定含义的提法中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强化。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稳定”一词依然是最能够体现中国秩序治理目标的词汇。总的看来，中国在保持转型秩序的总体稳定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第二个特点，中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服务于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表现出明显的“政府推进”特征。
新时期中国法律的重建最初被视为防止再度发生政治动乱的必要措施，后来又被看成是服务和推进“四个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力手段。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探索时期，法律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是秩序治理的特点。此时的法律角色是服务性的和辅的，学界为此一直抱怨法律的作用过于消极和滞后。从九十年代起，法律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法律体制的任务，人们希望以新体制催生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在这中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法律运行被赋予的一项突出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社会稳定。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律又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就前后比较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对法律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前期保持社会稳定的消极性角色，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显然不是简单地维护秩序就能够实现的，它要求法律更多地描准和解决那些根源性的社会矛盾，而这种要求在此前“保持社会稳定”的口号下，却经常是被压制下来。
无论前后期目标的变化如何，法律的独特价值并没有特别地受到尊重，人们（主要是官方）更多地看到的是法律的社会意义。因此，与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能见到的情形一样，法制的恢复与法治化方向的改革很少被视为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阶段性的对法律及秩序治理的要求来看，中国秩序治理表现出了很强的次序性，体现了努力把握秩序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关系的某种实践智慧和对整个社会转型进程的总体把握。法律的作用及法律改革被看成社会改革进程的有机部分，它们必须与社会总体改革进程相配合。当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如合理的行为预期迟迟无法有效地建立，在渐进式改革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平缺失和效率损失，政府自身改革的迟迟不到位，特别是支持社会长久平稳发展的政治制度框架尚待建立等等。
第三个特点，中国转型的秩序治理与大规模的法律知识普及运动相结合，是一场以国家党政力量普及法律知识、催生法律秩序、治理社会问题，以法律驾驭转型社会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这在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中是鲜见的情况。
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初期，从1985年起，中国启动了一场为古今中外罕见的、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有亿万人接受教育的普法运动。发起这场运动的基本动机，是为了改变中国民众千百年形成的法律意识淡薄，守法意识不强的习惯，以期形成一个为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法治秩序。具体说，普法运动的动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一种现实的动机和眼前的考虑，即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好转，在农村地区则是要克服八十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相当一批村级党政组织严重瘫涣的现象，形成一个大多数群众和多数党政干部自觉守法的局面。只有这样，中国的农村经济现代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恶化的局面才有望得到扭转。另一个动机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和长远的信念，即只有人民知法懂法，才有能力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事务的权力，中国的民主法制才能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在这两方面动机与考虑中，前者肯定是更迫切和更重要的，它规定着普法运动的初始目标。截止到2005年，中国已经实施了第四个5年普法计划。从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角度说，成效是应该肯定的。
如果不考虑社会转型秩序的复杂性，仅看法律知识普及与秩序治理的结合，中国的普法经验是成功的，也是宝贵的。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很少听说法律的。短短二十年时间，法律知识、法律词汇、法律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得到了空前传播，法律已经大踏步地进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日常词汇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虽然中国在法律实施效果方面依然十分不理想，但已经逐步普及的法律知识正在为中国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注入新的因素，并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
三
中国在法律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大致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总体平稳，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法律治理困境。人们很难举出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为起点，但大致可以判定，这种困境以法律治理的腐败为其显著特征，在九十年中后期突出显现出来，并开始向社会各方面蔓延。
对于中国法律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可以用各种语言来描述，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法律意识不高”、“权大于法”，等等。然而，这些用语已经流行二十多年了，早已失去了其应有的警示效果。我以为，可以换一种角度，用一种量化的思路，把反映法律治理绩效的各种相关因素概括为“四个背离”。
第一、法律制度建设的加强趋势与法律绩效的低下或绩效下降趋势之间呈现出长期背离的倾向。如果借鉴经济学中的图表分析方法，人们可以把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描述成为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既有量的增长，也有水平的提升，是一种质与量共同增长的趋势。与之同时，人们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绩效评价多不乐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台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其中有许多是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如全国人大通过的严厉打击犯罪的决定，严厉打击走私的决定，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定等等。这些法律虽然在短期内收到过一些效果，但长期效果不理想。诸如此类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更严重了。“上有政策（法律），下有对策（规避法律）”以及秩序状况的起伏反复，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治理中的一个常态现象。为此，中国官方已经开始思考法律治理的所谓长效机制问题，但还没有看出明显的成效。所以，凭简单的经验判断，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加强趋势与法律绩效的低下与下降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长期背离的倾向。
第二、为建立公正有序秩序而付出的高昂社会投入与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局部性的秩序恶化之间呈现严重背离。二十八年来，中国在秩序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与同时期的其它“转轨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明显的滑坡期，经济在持续增长。这为不断增加秩序治理方面的投入提供了物质保障。法院队伍的扩张，公安机构的加强，行政执法机构的组建与强化，法律教育的快速普及，方方面面的法律治理投入得到了全面加强。然而，这些社会投入的效果是不乐观的，在一些局部领域，如经济生活秩序、公民权益维护、打击社会邪恶势力，社会秩序的局面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人们都记得，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就提出要在三年内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实现共产党党风的根本好转。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却是更为恶化的局面。秩序治理的高昂社会投入与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局部性的秩序恶化之间的背离趋势，说明法制建设和法律治理的低效率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良性的守法机制远未有效建立。
第三、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低下与制度运作的高昂社会成本之间呈现严重背离。这里所说的社会成本，是指社会公民或组织为使用法律所耗费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早在八十年代，人们说的比较多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那时的法院仍按职权主义模式运行，单位体系的控制能力也未受到太大削弱，人们为解决社会矛盾或纠纷，常可相对便捷地诉诸行政的（找政府、找单位领导）或是法律的手段。九十年代以来，“单位控制”的体系削弱了，行政部门的许多职能取消了。所有问题似乎全部涌向了法院，法院诉讼方式也改革了（举证责任转移）。其结果是，中国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空前加剧。政府部门对众多的个体性社会纠纷几乎不再过问，法院管辖程序及证据规则繁琐，无力应对复杂的各种社会纠纷。这才有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所谓“法律白条”现象，有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王斌余案件。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法律运行成本之高，法律维权之艰难，其严重程度已经无可复加。
第四、法律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普及趋势与法律公信力的弱化衰退趋势之间呈现严重背离。自198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的公民普法运动，从规模上说，可谓是史无前例。从农村到城市，从社会到校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阵地全面展开，常年不懈。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对违法犯罪现象打击不力，官员有法不依、野蛮执法、暴力执法，以及法律与公众道德的分裂，都使得法律的公众形象受到严重破坏。新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恐为世界各国罕见的现象，中国不少地方（包括首都北京）都出现过出售法院判决书的现象，且都是因为当事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赔偿，无奈中希望以公开叫卖出售判决书的方式，引起社会及有关部门的关注。更有甚者，2005年，中国湖北武汉一位五旬老汉为给受工伤致残的儿子讨回60万工伤赔偿费，不惜做出“裸奔”的举动，新闻媒体说，裸奔讨公道是继跳楼、“绑架”工头、开新闻会和持刀杀人之后的又一“创举”。中国法律的公信力已经下降到了十分令人担忧的地步。这与中国法律知识普及的表面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法院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愈演愈烈。1986年以前，当事人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自觉履行率为70%，到了1996年，10年间债权人的申请执行率已上升到70%以上。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1999年6月份，全国法院共积存未执行案件85万件，标的金额总计2590亿元。又后来，仅2003年一年，全国各级法院未执行案件就达36万件。
1999年，中国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最高政治机构“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处理“判决执行难”这样一个具体司法问题。2002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又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上述政治动向似乎使人们看到了某种希望，然而，彻底解决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仍然需要具体有力的措施。
当然，法院判决执行难，只是中国法律公信力的缺失的一个局部缩影。在提高法律公信力方面，中国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四
如何分析中国法律制度的绩效，如何评价法律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法律制度的绩效评价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凭着个人的经验体会加以简单定性并不难，难的是用一套客观精确的方法，得出某种可验证的结论。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说，后种方法显然被认为要更可靠、更可信。
按照法律治理的量化分析思路，系统地评价法律治理绩效，甚至构建一套全面的法律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在中国仍是一项有待开拓的工作。在这方面，法学界以前所做不多，基础很弱。这类工作又不同于一般经验性的（或是规范性的）理论研究，它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数据采集，没有相当的经费支持、有关部门的协作及学术团队的集体努力，仅凭学者个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近年来，我的同事王称心副教授，一直致力于法律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并主持过《北京市依法治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项目。本书体现了她对相关理论问题的初步思考，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本书在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方面起到带动作用。
【注释】
本文是为王称心《依法治理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所做的序。王称心：《依法治理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Herrmann-pillath《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陈凌译，2003-5-21。
刘金国（主编）《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序言，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程恩富、李新、B·梁赞诺夫等:《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