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家篇1
一、人格精神
在儒家看来，山可以使草木生长，鸟兽繁衍，给人们带来利益而自己无所求；水滋润万物，所到之处给大地以生机，水有深浅，浅可流行，深不可测，蕴涵着智慧。人们之所以喜欢观山、赏水，就是因为山与水体现着仁者、智者的美好品德。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从修身开始，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以个人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德治为核心，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与广大人民的生活相贴近，与中国人传统的伦理文化心理相契合，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社会实践中推广实施。旅游文学深深地注入了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志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水也。”“夫山者，万民之所以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极焉，四方益取予焉。出云道风，从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人类的品德来自山水，人对自然天理人伦的道德认同是出于人的本性，自然山水正与人的本性相通。同时山水也带给人以艺术美，所以钱穆说：“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征、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儒家对山水的审美主要侧重于山水的道德象征性。儒家的“君子比德”说是一种君子人格呈现的方式，“所谓比德，是指以自然物（山、水、松、竹等）的某些特点使人联想起人的道德属性，借为人的道德品格、情操的象征，因之赋予自然物以道德意义”。［3］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君子比德”观对后世用自然事物的特性来象征主体品质和人格的描述手法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外在世界是和我们的生活世界一样的，是一个伦理化、道德化的世界，即从伦理品格的角度去观照自然万物，把自然物的某些“异质同构”的特质和人的品德、人格勾连起来。道德主体通过“比德”，达成了与自然物的直接对话和交流，继而以自然物为范型、作寄托来进行人格理想的构建和人格形象的塑造。“比德”所孕育的审美人生境界，使主体自我意识升华到超然脱俗的诗化境界，给人一种至善至美的感受。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描绘了一个幽静寒冷的艺术意境，呈现了这样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孤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的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诗中老人应该钓的是一种孤独，钓的是一种寂寞，钓的是一种孤傲的心境，钓的是一种理想和愿望，钓的是即将来临的整个春天。
此外，从老人孤独的垂钓中，读者看到的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一种深刻的哲理品味，一次诗人自我的内心的袒露，一种人格的闪光，一个超脱的身影。诗人那种在逆境中的倔强的态度、宁静超脱的心境和孤傲狷介的个性，成为后代志士仁人追求的榜样。把个人刻苦的自我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历史使命相结合，成就一种具有光辉色彩的崇高的儒家伦理人格，这就是自然山水在儒家精神个人修养中的重要意义。荀子说:“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埠下，据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切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山水具有人的品德，故人类常用自然来比喻人的精神，也常从亲历自然中去感受天地的精神。儒家精神境界论有两个内涵：一个是它的终极至上性，即与天道相联系的“圣”的境界；另一个是它的经世致用性，即与人道相联系的“凡”的现实。道德的内在性，即“内收”，特别把天道、神性与人的德性相贯通，把圣人与凡人相联系，根本上使得君子的政治行为、社会活动、教育师道、道德勇气有了天命、天道等超越理据的支撑，尤其是此超越神性意义的天就在人心人性之中，无疑增强了儒者的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如：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词中描绘了一位奋力搏击风浪的白发老翁的形象。他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搏击，其实是儒家精神的表现，也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刚直不阿，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于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词句豪纵酣畅，气势磅礴，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全词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贯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精神特色。“比德”是儒家诗性的重要形式，它以自然物隐喻道德人格，化景物为情思而陶冶人格，具有直指人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比德说”以山水的自然属性比喻人的道德品质，以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去看待自然事物，使自然景观人文化，在发掘自然山水的内在气质之美中寄托人们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可以说中国古代人旅游审美的焦点不是集中于山水本身的自然美，而是集中于山水所附载的人文美。正如柳宗元所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山水亦是如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也说:“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不清以入，鲜活而出，其似善化者。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者所以乐水也。”山水的本真性体现了人的品性，人们常常在山水中发掘生命的真谛，以引导人们和谐健康发展。儒家人生不是“静观的人生”，是“行动的人生”，儒家精神是以成就人格精神为主的学说。一方面以创建兼备道德精神（仁、礼）与艺术精神（乐）的“文化中国”为社会理想；一方面又特别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培育与弘扬个体人格美为人生理想。儒家倡导的“为己之学”、“心性之学”，体验到人人涵有一棵生生不已、休惕恻隐的仁心，强调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注意到人有价值自觉的潜力与能力，确立了人格的尊严与个性的自由观念，主张“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以这种“自本自根”的人生价值论启迪人们自觉地、主动地、创造地成就自我的人格，内在地超越，由有限体证无限，由自然通往自由，达到一种安心立命的境界，这是儒家精神始终以人格美的培育为中心的原由。［4］钱穆说：“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要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所获得，而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要之，艺术属于全人生，而为各个人品第高低之准则所在。”儒家生命人格超越的愿望在于通过修身、正心、诚意之自我超越的“内圣”功夫，为自我在此岸世界建构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因此，生命的超越终归还是价值的超越。
二、进取精神
作者将山水的游观写成山水作品，其间蕴含知识的认知，人生、事理的感悟，才情的激发，才性的展露。他们通过山水景物的内蕴、状貌、结构、规模、变迁等，经由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心理功能作用，获得盛衰、大小、兴废、修短、寿夭、古今、名实、穷通、得失、生死、荣辱等方面的感悟，从而启发人生，实现自我的超越。旅游文学通过对自然的感悟、对自然生机的感应，充分表现出儒家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儒家以有所“立”为不朽。所谓“立”，就是对国家对他人有所贡献，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衡量人的价值，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集体、社会的服从，蕴涵着“集体主义”的理念。把人的基本价值看作是“类”（集体）的价值，以对“类”（集体）有所“立”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标准，这是儒家价值观的最大特点。孔子很注重求不朽，并教人努力有所立以求不朽。当一个人身修、家齐之后，就要积极入世，投身于仕途，辅弼君主，竭忠尽智，披肝沥胆，特别是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尤应注重人事，兼济天下，为社会建立功业，留传后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上阕写景，描绘了万里长江及其壮美的景象。下阕怀古，追忆了功业非凡的英俊豪杰，抒发了热爱祖国山河、羡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未能建立功业的思想感情。通过对赤壁的雄奇景色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三国的周瑜谈笑破敌的英雄业绩的向往，抒发了诗人凭吊古迹而引起的自己功业无成而白发已生的感慨。这首词，描写壮丽的景物，追叙英雄的人物，抒发激昂的感情，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从个人人生观的角度说，个人生活的目的应当是邦国和人民的安定、兴盛。做到了这一点，就达到“仁”的境界，甚至成为圣人。作者希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外，还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探索与思考，这种思考既有哲理上的又有艺术上的，然而把人生、社会、时间、空间的哲理思考与艺术形象紧密结合从而表现作者深邃神秘的宇宙意识与艺术意境。儒家之道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在安百姓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流露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精神风貌连同平治天下之举本身就是一曲雄壮的号角。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词作借用典故抒发作者空怀满腔热血而壮志成空、碌碌无为的悲愤与苦闷，盘郁顿挫，字字挚情。但这种悲愤并不是绝望，作者那绝不甘沉沦的雄心，那愈挫愈奋的豪气，跃然纸上。词作充分地表现了儒家的刚健、有为、进取、入世的精神，体现出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客观世界的道路，即便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儒家从自然山水的勃勃生机中获取生命的活力，并保持一种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奋发有为的志向追求。高山流水，代表着一种自强不息、奋斗不已、坚毅不拔、积极入世的精神。具有儒家精神的作者都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向往建立功业。旅游文学展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以人为本的道德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和而不同的兼容气度，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躬行践履的实干作风，格致诚正的精微体验，修齐治平的博怀，克己安人的自律仪范，重义轻利的仁侠风徽。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儒家效法天刚健之德、流水日进之象，确立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君子处世，应当效法有源之水，有本而后进，学而优则仕，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有“自任以天下之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是把对社会公共事业的关切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这种把民族、国家的命运与自身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肯定的价值取向受到世代人们的赞许，因而发展为历代仁人志士的普遍心态，形成代代相传的士风。
三、忧患意识
旅游文学精神植根于儒家思想，诗人徜徉山水时念念不忘自己大济苍生的抱负，游山玩水之行、模山范水之作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国家、对人民的忧患精神。旅游文学表现了作者爱美、爱山川、爱自己、爱亲人、爱朋友、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自然山水激励了诗人的博大怀抱和雄伟情怀。最为儒家倡导的是忧患精神。报国安民是忧患精神的最大价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千古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和博大情怀。“忧国忧民”是一种忧患意识，是一种爱国爱民和以匡世济民为己任的精神。“忧患”一词较早出现于《孟子》:“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离娄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忧患意识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忧思，对人生的关注上，处于对社会环境进行审视的角度。儒家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毅，对世界对人生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乐群贵和和以社会集体为重的心理定势，使儒家特别看重群体的利益和幸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与完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经世纬国，德济苍生，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对国家的关爱、对民生的关怀以及道德之传承的自觉使命，成为儒家培养逆境美德的积极力量。对现实的忧思、苦恼、愤懑，促使文人们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怀着忧国忧民之情，喊出撕心裂肺之音、唱出千古报国之志，抒发为民造福之心。忧国忧民是中国文学的主导精神。徐复观先生对“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忧患意识”，中西文化之不同、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6］（p141，199）忧患，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动力，是一种“进取”意识。有了忧患，便有了对民生疾苦的哀怨与同情，有了对国运前途的担忧与焦虑；有了忧患，就有了避免和消除忧患的理想，就有了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动力。如：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语抒写了一种怀古思今、孤寂思乡之情，这种情感本是人所共有的，作者将个人的情绪感受与人类共同的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表达出一种世事无常，游子无定止的人生感叹，所以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共鸣。作品所负载的“人生短暂，宇宙无穷”的文化内涵，使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儒家这种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焕发出人们强烈的入世精神，催生出“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起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无穷热情。《易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居安思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代都最为清醒和最具战略思维的精神。作为潜移默化地指引和扶助人一生的精神食粮，旅游文学应该对人类的道德进步有所助益。作为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文学家除了个人的自我关注、浅唱低吟，除了热情洋溢的盛世礼赞，还应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巨大的心灵震撼和高度的警世责任。
古代文学家篇2
儒家思想中提到的“用世精神”，其一般展现在修身和治国以及平天下等方面。其表达的含义就是人生于世应该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展现自己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核心是提醒世人应该以及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与社会，对人生充满了激情，要勇敢面对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和磨难，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还警示人们，虽然社会生活中人类的作用力十分小，难以改变人世间存在的不幸和磨难，可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与努力，就算无法改变现状可以能够做到无怨无悔。孔子是儒家思想中“用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其一生都在为社会和治国之道所奋斗与奔波。尽管未能实现自己远大政治理想，可是其成为了圣人。在某个方面而言，在古代若想实现从政的理想，就必须受到君主的赏识。对此，在政治方面而言，大部分文学作者只有利用文学创作方式，才可以使世人知道自己用世才能。通过分析我国古代的所有历史文学发展流程，不断是李白、范仲淹或是苏轼等，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各个程度方面都展现出“用世精神”，并且在文学作品表达时因为作者处于用世的阶段存在差异，所以表达的文学情感也就不同。
二、古代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一）文学载体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备各种各样的载体方式，在各种载体方式中所展现的儒家思想也存在一定差异。从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若想展现出儒家“用世精神”，就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文学性和服务性与一身的精神思想，对此该过程形成了大量的文学体裁类型。同时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各种程度上都展现出了作者“用世精神”。而有些文学作品不仅充分表达的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深刻呈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还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例如李白的文学作品，具备独特的个性，其是豪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再如陶渊明，其展现的是田园风情，是田园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些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治国用世之道，尽管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可是也存在比较浓厚的个性与人格特征。另外，从文学发展史方面而言，文学发展在时代变迁和朝代的更替下，形成了各种文学风格与体裁，比如说诗歌和小说，而唐代传奇是十分辉煌的一页。我国唐朝传奇小说的初期创作目的具备比较强的实用性，关注创作文学作品的验证和文学作品创作人员的诗文以及写作造诣等。同时传奇小说具备的特点就是创作过程给连贯和情节跌宕起伏以及创作时间比较长等，尽管在儒家思想表达方面不如诗歌方便和快捷，可是表达的意义更为深远，同时比较通俗易懂，有利于百姓阅读。经过对两种体裁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与分析，其中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容易受到君王的赏识，然而传奇小说比较关注的是百姓生活过程，对实现自我理想完成警示。比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等，都在向百姓传导为人处世的道理。
（二）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崇德重情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注重人伦和秩序，儒家对人类塑造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等方面，还有三纲五常的秩序等。虽然有效思想已无法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可是部分思想依然是社会所需求的。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诗文都展现出儒家精神，比如说鲁提辖和金氏妇女并未谋面，但是听说父女俩受到镇关西的欺负，就教训了镇关西一顿。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达出难分难舍之情，还有李白《赠汪伦》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不仅安慰了朋友，还安慰了分离而无法相见的朋友之情。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展现出了儒家思想。另外，建立于人生理想追求和自我完善以及消极淡然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实现了奇妙的融合。比如《屈原》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上述的几种思想。在这个方面而言，古代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般表达的是对祖国和乡土以及友人的热爱，也表达对封建统治下一些黑暗势力的恨，其是质朴和单纯的观念。
（三）文学作品创作方式展现的儒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方面而言，从诗大序阶段的“言志”思想慢慢发展至“情态”思想，再从“写意”思想发展至“传神”思想，一系列思想方式使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方式方面，更加注重对创作人心理状态的强调以及表现，并且实现内在精神和神韵的统一，而此过程主要沿着浪漫主义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受到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影响，我国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基本上全是表现型的创作人，并不是再现型创作人类型。比如杜诗一般比较少提供现实主义的细节，就算在“三吏”和“三别”而言，依然是将主观情怀抒发作为主体，其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所揭示的现实，一般建立于积极入世情感与态度上，在本质上而言，其是具备部分写实成分的抒情诗。另外，例如孔子周游列国，不断游说各路诸侯，希望可以得到君王的重用。虽然孔子最后并未实现人生理想，可是在后续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提及用世追求的有关事迹，主要表达出了孔子的自我感受和感悟。由此表明，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创作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在文学作品相关表达方式中得到应用。
三、结束语
古代文学家篇3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滔拔寰??在?荡笠澹?晃?戮洌?芪恼拢?群霉叛В??恿蹯А⒀镄郾嫖鲆梢臁?]；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饔氤捣?洌??莒奔疵埽?嬖兑媸琛＝癖奔??旄莒保???怂尬??鞣??孕嵌榷忍欤?戏酱蔚匦羌涞笔?丁＝窠幻埽?我玻俊?br>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a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a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a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43/81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43/81÷19＝562120/1539=365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扬雄：《法言•君子篇》。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续汉书•律历志中》。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古代文学家篇4
王廷相是明代中叶重要儒家学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为己任，指出：“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他还根据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时，他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问”中说：
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论语•为政》。
[3]《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日知录》潘耒“序”。
[9]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明夷待访录•学校》。
[1]《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2]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4]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5]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6]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7]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8]《思问录》外篇。
[9]《思问录》外篇。
[20]《思问录》外篇。
[21]《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24]梅文鼎：《历学疑问》“李光地序”。
古代文学家篇5
一.天文学研究的历程
朱熹对天文现象的思考很早就已开始。据朱熹门人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和林?孙“丁巳（1197年，朱熹67岁）以后所闻”，朱熹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可见，朱熹从小就关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对此难以忘怀，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并没有进行天文学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读儒家经典外，“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0岁），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开始潜心于儒学，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体认“理一”的思想。
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最早论及天文学当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林择之》，其中写道：“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
测量日影的长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活动之一。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长八尺的表竿，通过测量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其中日影最短时为夏至，最长时为冬至，又都称为“日至”。与此同时，这种方法还用于确定“地中”。《周礼•地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测得日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从“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则影长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则影长减一寸。这就是《周髀算经》所谓“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这一说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怀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宫说通过不同地区日影的测量，进一步予以纠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择之协助测量日影，显然是要比较不同地区日影的长短，其科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写道：“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阳（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吕律、象数，著作有《律吕新书》、《大衍详说》等；为朱熹“四大弟子（蔡元定、黄干、刘?~、陈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龄仅比朱熹小5岁，并在天文学等科学上有所造诣，很受朱熹的器重。从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讨论天文历法，并且认为，研究历法必须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际的天文观测。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岁），朱熹在《答吕子约》中写道：“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显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读过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对沈括的有关天文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胡道静先生认为，在整个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星经》紫垣固所当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宿之中，若列于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当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几度，尽某宿几度。又记其帝坐处须云在某宿几度，距紫垣几度，赤道几度，距垣四面各几度，与垣外某星相直，及记其昏见，及昏旦夜半当中之星。其垣四面之星，亦须注与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晓。……《星经》可付三哥毕其事否？甚愿早见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颇不错，其说虽浅而词甚俚，然亦初学之阶梯也。”[]可见，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一起研究重要的天文学经典著作《星经》和以诗歌形式写成的通俗天文学著作《步天歌》，并就如何确定天空中恒星的位置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涉及三垣二十八宿星象体系。
同年，朱熹在《答蔡伯静》中写道：“天经之说，今日所论乃中其病，然亦未尽。彼论之失，正坐以天形为可低昂反复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间随人所望固有少不同处，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弹圆之下以望之，南极虽高，而北极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极，决不至反入地下而移过南方也。但入弹圆下者自不看见耳。盖图虽古所创，然终不似天体，孰若一大圆象，钻穴为星，而虚其当隐之规，以为瓮口，乃设短轴于北极之外，以缀而运之，又设短轴于南极之北，以承瓮口，遂自瓮口设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为地平，使可仰窥而不失浑体耶？”[]在这里，朱熹设想了一种可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7岁），朱熹在《答廖子晦》中写道：“日之南北虽不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月道虽不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时，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则日月极远而相对；其上下弦，则日月近一而远三。如日在午，则月或在卯，或在酉之类是也。故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以此推之，大略可见。”[]在这里，朱熹对月亮盈亏变化的原因作了探讨。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在这里，朱熹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
朱熹在一生中最后的十年里，在天文学研究上下了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就。南宋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和卷二“理气下•天地下”编入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言论，其中大都是这一时期朱熹门人所记录的。例如：《朱子语类》卷二朱熹门人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迟速。天行较急，一日一夜绕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进过一度。日行稍迟，一日一夜绕地恰一周，而於天为退一度。至一年，方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年一周天。月行又迟，一日一夜绕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恰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质常圆，不曾缺，如圆?拢?挥幸幻媸苋展狻m?杖赵谟希?略诿???喽裕?芄馕?ⅰL旎???厦婢ⅲ?恢屑淇眨??赵吕赐?5卦谔熘校?簧醮螅?谋呖铡！???]
《朱子语类》的其它卷中也有此类记录。例如：《朱子语类》卷二十三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熹所著《北辰辨》（大约写成于1196年，朱熹66岁）以及卷六十五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大约写成于1198年，朱熹68岁）都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观点。《北辰辨》是朱熹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所注的《尧典》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所注《舜典》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这一时期朱熹所编《楚辞集注》（成书于1195年，朱熹65岁）之《天问》中也有一些注释反映了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和造诣。
二.天文学的成就
就朱熹研究天文学的方法而言，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
其一，细心观察各种天文现象。朱熹是重视亲身观察、善于观察的人。他经常运用仪器观察天文现象；并运用观察所得验证、反驳或提出各种见解。
其二，用“气”、“阴阳”等抽象概念解释天文现象。朱熹所采用的这一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其三，运用推类获取新知。朱熹经常运用“以类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东西、直观的东西，对天文现象进行类推解释。
其四，阐发前人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朱熹研读过包括沈括《梦溪笔谈》在内的大量科学论著，对前人的天文学观点均予以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不足之处，这主要是由于古代科学所处的阶段而导致的。在古代科学的范畴中，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应当属于合理。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运用这些方法在天文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熹在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成就主要反映在他最后十年里有关的言论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朱熹曾经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这里描绘了一幅宇宙演化途径的图景。
在朱熹看来，宇宙的初始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气团。阴阳之气的气团作旋转运动；由于内部相互磨擦发生分化；其中“清刚者为天，重浊者为地”[]，重浊之气聚合为“渣滓”，为地，清刚之气则在地的周围形成天和日月星辰。朱熹还明确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轻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他根据直观的经验推断认为，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过沉积而形成的，日月星辰是由火而形成的。
将宇宙的初始看作是运动的气，这一思想与近代天文学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有某些相似之处。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也独立地提出星云说。星云说认为，太阳系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由同一团原始星云形成的。然而，在他们500多年之前，朱熹就提出了类似之说；尽管尚缺乏科学依据和定量的推算，但其通过思辩而获得的结果则是超前的。
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予以记述：“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他认为，在太初，宇宙只是在运动中的一团浑沌的物质。这种运动是漩涡的运动，而由于这种运动，重浊物质与清刚物质就分离开来，重浊者趋向宇宙大旋涡的中心而成为地，清刚者则居于上而成为天。……”[]
第二，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朱熹赞同早期的浑天说，但作了重大的修改和发展。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但是，当天半绕地下时，日月星辰如何从水中通过？这是困扰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难题。朱熹不赞同地载水而浮的说法，他说：“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n在中间，?然不动。”[]这就是说，地以“气”悬空在宇宙之中。
至于地如何以“气”悬空在宇宙中央，朱熹说：“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n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又说：“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朱熹认为，宇宙中“气”的旋转使得地能够悬空于宇宙中央。朱熹的解释克服了以往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结构学说的弱点，把传统的浑天说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关于地之外的天，朱熹说：“天之形，……亦无形质。……天体，而实非有体也。”[]“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又说：“星不是贴天。天是阴阳之气在上面”；“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这显然是吸取了传统宣夜说所谓“天了无质，……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无止，皆须气也”[]的思想。
第三，提出了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朱熹认为，屈原《天问》的“圜则九重”就是指“九天”，指天有九重。事实上，在朱熹之前，关于“九天”的说法可见《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后来的《淮南子•天文训》等也有类似的说法；直到北宋末年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其中《天文章句》对“九天”的解释是：东方?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天，中央钧天。显然，这些解释都不包括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则明确地提出天有九重的观点，并且还说“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而无复有涯矣”[]；同时，朱熹赞同张载所谓“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说法。他进一步解释说：“盖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进过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进一度，则日为退一度。二日天进二度，则日为退二度。积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则天所进过之度，又恰周得本数；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尽本数，遂与天会而成一年。月行迟，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尽，比天为退了十三度有奇。进数为顺天而左，退数为逆天而右。”[]《朱子语类》卷二朱熹的门人在阐释所谓“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时说：“此亦易见。如以一大轮在外，一小轮载日月在内，大轮转急，小轮转慢。虽都是左转，只有急有慢，便觉日月似右转了。”朱熹赞同此说。[]
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这位哲学家曾谈到‘大轮’和‘小轮’，也就是日、月的小‘轨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轨道’。特别有趣的是，他已经认识到，‘逆行’不过是由于天体相对速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视现象。”[]因此李约瑟认为，不能匆忙假定中国天文学家从未理解行星的运动轨道。
在天文学研究中，朱熹除了提出以上新见外，还对沈括有关天文学的观点做过详细的阐述。例如：沈括曾说：“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朱熹赞同此说,并接着说：“以此观之则知月光常满，但自人所立处视之，有偏有正，故见其光有盈有亏。”[]他还说：“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古今人皆言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三.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大致包括宇宙结构理论和历法两大主要部分，尤以历法最为突出。宇宙结构理论自汉代形成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之后，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浑天说不断吸取各家学说之长而逐步得到完善。
朱熹的天文学研究侧重于对宇宙结构理论的研究。他通过自己的天文观测和科学研究，以浑天说为主干，吸取了盖天说和宣夜说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较以往更加完善的宇宙结构理论，把古代的浑天说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应当是朱熹对于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但是，由于朱熹的天文学研究只是专注于宇宙的结构，对于当时在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研究进展关注不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因此，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在某些具体的细节方面，尤其是定量方面，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见解和解释是欠妥当的。
然而，他毕竟对宇宙结构等天文学问题作了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代表了宋代以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宇宙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而且，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在后来直至清代一直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和引述。
朱熹之后宋末的重要学者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撰《六经天文编》六卷，记述了儒家经典中大量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重要论述，《四库全书•六经天文编》“提要”说：“是编裒六经之言天文者，以易、书、诗所载为上卷，周礼、礼记、春秋所载为下卷。”该著作也记述了朱熹的许多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
元代之后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官定教科书。其中《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号九峰）曾随其父蔡元定从学于朱熹。他的《书集传》是承朱熹之命而作，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等内容，涉及不少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另有元代学者史伯?（生卒不详）著《管窥外篇》；《四库全书•管窥外篇》“提要”说：该书中“于天文、历学、地理、田制言之颇详，多能有所阐发。”在论及天文学时，该书对朱熹的言论多有引述，并认为“天以极健至劲之气运乎外，而束水与地于其中”。这与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是一致的。
明初的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其中辑录了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论述。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游艺（生卒不详，字子六，号岱峰）融中西天文学于一体，撰天文学著作《天经或问》，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流传于日本。该书在回答地球何以“能浮空而不坠”时说：“天虚昼夜运旋于外，地实确然不动于中……天裹着地，运旋之气升降不息，四面紧塞不容展侧，地不得不凝于中以自守也。”这里吸取了朱熹关于气的旋转支撑地球悬于空中的宇宙结构理论；在解释地震的原因时，该书又明确运用了朱熹的这一观点，说：“地本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束于元气旋转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坠为极重亘中心以镇定也。”在论及日月五星的运行方向和速度时，该书说道：“日月之行，宋儒言之甚详”，并且还直接引述朱熹关于五星运行方向和速度的观点予以说明。
清代著名学者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榕村）曾奉命主编《朱子大全》，其中“卷四十九理气一”有“总论、太极、天地、阴阳、时令”，“卷五十理气二”有“天文、天度、地理、雷电、风雨雪雹霜露”，收录了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李光地所著的《历象本要》引述了朱熹所谓“地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包乎地”以及“天有九重”等，用以说明朱熹的天文学思想中包含了西方天文学有关宇宙结构的知识[]。他在所撰的《理气》篇说：“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为体，当立有定之度数记之。天乃动物，仍当于天外立一太虚不动之天以测之，此说即今西历之宗动天也。其言九层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远得一层，运转得较紧似一层。至第九层则紧不可言。与今西历所云九层一一吻合。”[]他的《御定星历考原》六卷，也引述了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并且认为，朱熹所说的“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就是指“天浑圆地亦浑圆”，而与西方天文学的宇宙结构理论相一致。
李光地与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交往甚密，并且对当时的西方科学都持“西学中源”说。梅文鼎在所著《历学疑问》中多处引用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该书认为，朱熹已经具有西方天文学所谓“动天之外有静天”、“天有重数”和“以轮载日月”的观点，并且说：“朱子以轮载日月之喻，兼可施诸黄、赤，与西说之言层次者实相通贯。”[]
除此之外，清代还有黄鼎（生卒不详）的《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其中也包括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
朱熹是古代的大哲学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没有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在天文学上确实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对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注释：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第九十四。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答林择之》，《晦?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文集》，卷四十三。
[]《答蔡季通》，《文集》续集卷二。
[]《答吕子约》，《文集》卷四十七。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答蔡季通》，《文集》卷四十四。
[]《答蔡伯静》，《文集》续集卷三。
[]《答廖子晦》，《文集》卷四十五。
[]《答蔡季通》，《文集》续集卷二。
[]《朱子语类》，卷第二。
[]《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
[]乐爱国、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朱子语类》，卷第一。
[]《朱子语类》，卷第一。
[]《朱子语类》，卷第一。
[]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晋书•天文志上》。
[]《朱子语类》，卷第一。
[]《朱子语类》，卷第一。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朱熹：《楚辞集注》，第51页。
[]《朱子语类》，卷第二。
[]《朱子语类》，卷第二。
[]《晋书•天文志上》。
[]朱熹：《楚辞集注》，第51页。
[]《朱子语类》，卷第二。
[]《朱子语类》，卷第二。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47页。
[]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
[]朱熹：《楚辞集注》，第53页。
[]《朱子语类》，卷第二。
[]乐爱国：《李光地的中西科技观述评》，载《李光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榕村语录》卷二十六《理气》
古代文学家篇6
关于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较多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虽也有一些学者肯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但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近来，乐爱国教授以其新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12月第1版）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索。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给了出色的回答。全书共20余万字，分为导论和正文五章。正文的前四章按照各历史时期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分别作了论述，既讨论了历代儒家学者对自然、对科技的研究，也具体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科技发展的影响。最后一章则从文化与科技关系的角度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
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最大特点是把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比喻成文化母体与科技胎儿的关系，从而把古代文化与科技统一起来。据此，作者在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一是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常常被误解为科学的对立面，或与科学无关。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对儒家文化缺乏全面了解而造成的。作者根据儒学史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其理由有二：其一，儒家经典诸如《大戴礼记·夏小正》、《诗经》、《尚书·尧典》、《礼记·月令》等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其二，历史上有众多儒家学者参与科技研究，并作出了贡献，尤以朱熹最为突出。作者认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包容科技，是由于儒家的最终目的在于“求道、为学、致用”，而这一切又都必须通过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才能实现。
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以及诸如“奇技淫巧”等说法，作者认为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以此为据来证明儒家鄙视科技。二是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儒学化的特征。以往人们在研究古代文化和科技的关系时，大都将二者割裂开来。作者则认为，科技是在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必然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成长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古代科技亦是如此。作者打破了过去将文化与科技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重点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深刻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对科学家的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家成长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中，他们的人格素质，价值观、学识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甚至与儒家没有明显的分界；二是儒家文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了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儒家文化这种深刻影响的结果，便是使中国古代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方面都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科技中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都具有显著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正是运用这种把古代文化与科技统一起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科技与儒家文化的密切关系，作者断定：“虽然不能排除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负面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状况看，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
这样也就纠正了以往一些学者以为儒家鄙视科技、对古代科技发展起阻碍作用的观点。乐爱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与科技关系的研究，著述颇丰，功底深厚。他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不只是从一般的逻辑推理上而是立足于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立论，从儒学史与中国科技史的结合上进行论证，而且发掘出许多新的研究资料，因而有相当充分的说服力。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先生为该书作序，并认为，这部专著“将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历史发展作了精详的论析，脉络清晰，而多有创建，是一部开拓性的专著”。
古代文学家篇7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古代文学家篇8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思想价值
一、国学思想的思考
国学的内涵极其深厚，主要包涵中国古代的历史学、经济学、思想文学、技术学、地理学、哲学、政治学、科学以及建筑学、数学、书画学、星象学、音乐学、医学等众多方面。换言概之，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学说。我国国学起源于清代末期，由于人们常把传入中国的欧美学术称之为“西学”和“新学”，因此，中国学问固有的形式则被“国学”一词代表。国学大师们眼中的国学内涵都各不相同，但不管从何种国学思想中分析，我们都能得知其与我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国学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中国学术文化中的所有内容，而狭义上则简称为儒学，在几千年前，我国著名的思想大家孔子便在其论诗中表明“群”、“兴”、“怨”、“观”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实践思想的重视与儒家思想的入世早已深入到我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内涵中。此外，国学还分为传统与新兴两大类，传统的国学主要包括学术研究与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以郦学为例，通过深入研究这部作品，从而形成一门学问。国学在某程度上体现了文人的爱国情节，在中国文学历史思想价值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逐渐由传统的思想向现代转变，这一转型的过程对现代与传统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与承接的作用，立足现代的文学形式，看待传统国学的思想内涵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对待。
二、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
(一)史部
在史部中，对史书进行收隶是其主要内容，这些史书的涵盖面非常广，包括地理类、时令类、杂史类、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和职官类等十五大类，在史记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古人的壮志豪情。在史部中，有一部恢宏著作是不得不提的，那便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这部优秀的作品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被其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主要的特点就是在相当的时期内，同一事件对人们的不同看法都被记录在内。《史记》为史学奠定了独特的文学地位，不仅对通史体裁进行了先行的开辟，更对我国古代散文、戏曲、小说和纪传等文学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二)经部
作为国学的核心部分，学习经学是提升文学涵养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分书类、易类、四书类、诗类、小学类和孝经类等十类。纵观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以儒家著作的思想精髓为主力的作品不在少数，多数作品的美学范畴与审美观念都与儒家经典密不可分。以我国古代的诗歌为例，其表现特征主要含蓄委婉，而对意境的追求则要求诗歌的含义深刻，使人品味无穷，“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将送别的思念延伸至远方，就很好得体现了这一内容要求。加强我国古学思想与儒学思想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多加了解文学的范畴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三)集部
集部主要分为总集、文学理论和别集这三大类。对诗词的专集与总集进行详细收录，包括诗文评、别集、词曲、楚辞和总集这五类。在集部中，我们主要对《诗经》进行深入的剖析。早初期，《诗经》的普遍称呼为《唐诗三百首》，作为一种流传极其广泛的唐诗选集，其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儿童启蒙性读物，还是一部经过历史沉淀历久不衰的文学经典。而《唐诗三百首》最早又被称为“诗三百”，相传，经过孔子的删订，“诗三百”在后世的经典地位被确定，因此统称为“诗经”。《诗经》以优美的词句来体现感情的丰富，这种借诗抒情的形式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诗歌具有象征性，一首诗歌中常常除了表达显意之外，还能体现出言外之意，一首仅仅对事物进行阐述的诗歌不能算是好诗，将寓意与显意结合在一起，不仅能使诗歌内涵更具层次感，还能使诗的主题思想更加意味深长。
(四)子部
子部主要是对诸子百家的类书及著作进行采集，包括道家类、法家类、儒家类、农家类、兵家类、释家类、杂家类和医学类等十四种。在子部中，道家与儒家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例来进行详细的解析。道家崇尚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庄子与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中，《庄子》一书详尽阐述了庄子倡导的理论和思想。这本著作通过对虚拟寓言故事的采用，体现了生动奇特、想象丰富、寓意深刻且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的文学长河中，庄子与周子早已将文学方面的语言发展到玄远高深的境界，对后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基础，“道”达到了其思想主张的最高境界。如若对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哲学理论没有深入的研究与了解，便无法立足古代文人的角度，认识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及精神世界，最终也无法分析与研究他们的经典作品。
三、国学思想体现古代的文学价值方面
(一)综合性思维的引入
现代文学学科的多方面发展给文学创造了独立的机会，文学与史学合一的局面被制度化与专业化打破，文学、史学和哲学被“分家”。其中，文学主要分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学和当代文学这几大类，而古代文学则被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和唐宋元明清层面，在各个不相同的层面中，按照戏剧、诗歌、小说和散文等体裁进行了更深入的划分。详细的分门别类使研究范围更加明确，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学者进行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问而学问，并没有通过科学合作与独立品性产生一种传统学问通研古今的责任感。现代化的文学学术专家取代了古代的通儒，现代文学的严格限定、艺术特色、明确指向、实践方法和独立系统等一些文学特性能够加快研究者的模仿操作能力，能快速提高社会意义、人物时代背景的分析与古代艺术特色的叠加的文学研究的步伐。狭隘批判的古代文学研究观念降低其本身的学术气度，造成历史意识流失，在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学者要统筹全局，引入综合性思维，加强专业的研究技能，拓宽广阔的研究视野，才能更深入得体现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思想价值。
(二)历史观念的角度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古代文学所持有的同情态度与历史意识相互制约与平衡。文学者们通过有限的历史文献综合了解与连接，常常将自身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和学说纳入到古代文学说，以此来阐述古人的思想意志。由于现代学科在发展的背景下对传统的价值体系与观念进行了摒除，且改变了旧式研究范式不成系统的局面，研究者们可以一边享受研究思维解禁后的自由，另一边也要担负起对新范式进行优化和创新的使命，从自然科学领域和西方科学理论中学习相关的方法，对其进行吸收与借鉴。历史意识是语境的一种还原思想，它要求学者在研究时要站在作者的心理世界与原始时代方面，为双方创造平等对话的条件，其中，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处于自由状态，可以在对话中随意展现，但不能直接通过文学著作进入作者的生活，否则，超越了历史的限制，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现代人的独角戏，而不是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对话。
(三)对传统文学的珍视
在当代的学科文化研究中，需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传统的文学进行研究。西方理性学派认为，对待传统文学要在批判中继承，这种思想实质上已经对传统文学持否定态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前就已经在潜意识中产生了排斥的思想，尊敬与信任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否决了传统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扬与继承，从而形成传统民族文化思想层面上的断裂现象，进一步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与批判。古代文学少不了理性与科学精神，传统文学遗产并不仅仅表现古老文字的形成与古代文学文明的发展，其蕴含的思想、精神和性情才是文学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因此，通过国学以珍视的态度来对待古代文学是对传统优秀文学的一种肯定。
四、两者思想价值的共通之处
国学的思想核心主要为忠德思想、信德思想和孝道思想这三种，这三种思想与古代文学所体现的价值有共通之处。“百行孝为先”，这是古代文人对孝道的首要看法，古代社会的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古人称其为万物善良的源头，《弟子规》中指出:“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这句诗表明，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损伤时，父母会担心，但当我们的德行品性受到破坏时，父母会因此感到羞耻，这样称之为不孝。古代人用忠德来感化百姓，使百姓受到合理的教育，并将此种品性教化给后人，普通百姓要忠于自己的上级，对君主的美好德行进行继承与发扬，忠与孝是相互统一的，百姓不仅要恪守忠孝之德，以此治家，还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关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他人的父母与兄弟姐妹也要适当的关心孝敬，这是作为普通百姓应恪守的最基本忠德。信道，信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信德是治国、利国的根本要素，在古代社会活动中，信德是人们修身律己的法则，也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信”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对于社会的稳定亦有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治国，还是交往相处，诚信是基石，是决定一个人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
五、结语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立足传统，能够对古代文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国学能够弥补现代学科与古代文学两者间的文化裂痕，在古代文学的推动下，人文学科在发展中能够创造属于其本身的时代特色。通过国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进行研究，是体现两者文学价值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龚红林，王兆鹏，朱向红等．师范生国学素养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探究［J］．中国大学教学，2015(5):67－71．
［2］蔡朔冰．关于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关系研究［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27(1):134－135．
［3］付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初探［J］．东京文学，2014(2)．
［4］雷雅静．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谈古代文学之学习方法［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4(9):105－106．
古代文学家篇9
【关键词】《全汉赋・集》；勘误
费正刚、胡双宝、宗明华几位先生辑校的《全汉赋》，因其对两汉赋收集较全，自1993年出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以来，颇受学者重视。《全汉赋》辑录校勘用书为：《文选》胡克家考异；六臣本；《艺文类聚》影印宋绍兴间刻本，汪绍楹校订排印本；《水经注》王国维校本；《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本，《初学记》司义祖据明桂坡馆本校订排印本；《古文苑》岱南阁本九卷本，韩元吉本，守山阁本。但在《全汉赋》使用中在一些录文、校记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现就该书中所选赋中的校勘问题罗列如下。
一、骥赋
1高之峻崖
“”《百三家集》（魏德集）p167和《全上古三代文》卷四十二p700作“”
2怀殊姿而因逼兮
“因逼”《百三家集》作“因遇”
3叩缰之纷
“”《百三家集》作“”
4思薛翁
“薛”《百三家集》作“”
5甘迈远而忘劬
“忘”《百三家集》作“亡”
6制衔辔
“衔”《百三家集》作“”
7获骋于遐道
“于”《百三家集》作“於”
8哀二哲
“哲”《百三家集》作“”
二、西狩赋
1飞龙乎天衢
“”《百三家集》（魏德集）p169《艺文类聚》卷六十六，p1177作“耀”
2皇宰弈而陶运
《百三家集》“弈”作“逸”
3扬威灵乎八区
《百三家集》“扬”后无“威”字
4“屏翳”《百三家集》作“群翳”
5乘辂
“”《北堂书钞》卷一四p32作“雕”
6高蔽云
“”《百三家集》作“烟”
三、驰射赋
1延宾鞠旅
“鞠”《百三家集》（魏德集）p168作“躅”
2建丹旗於表路
“旗”《百三家集》作“”
3群骏笼於衡首
《太平御览》卷三五八p1649“群骏笼”后有“茸”字
4咸皆与飞
“”，《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文》卷四十二p699，
《百三家集》皆作“腰”
“”，《太平御览》作“免”，《全上古三代文》作“”
5拢勒而容与
“拢”《全上古三代文》作“陇”
6声雷溃
“”《文选》颜延之《赭白马赋》李善注，《文选》六臣本作“”
7重破累
“累”《百三家集》作“雷”
8齐明
“”《文选》颜延之《赭白马赋》李善注，《文选》六臣本作“藻”
9骅骝激骋
《全上古三代文作“放长骋”，校记曰“御览三百五十八作门”《太平御览》作“放长骋”
10矢不虚发
“矢”《太平御览》作“每”
11观者并气息
《艺文类聚》卷六十六，p1177无“息”字，“并”《百三家集》作“屏”
12咸侧而腾移
“”《百三家集》，《全上古三代文》作“企”
13尔乃回厉
“”《百三家集》作“”
四、正情赋
1因飚逝於中唐
“因”《全上古三代文》卷四十二p699《百三家集》（魏德集）p167作“凉”
2听云雁之翰鸣
“翰”《百三家集》作“”
3冀腾言以俯音
“音”《全上古三代文》作“首”
4伤住禽之无隅
“住”《百三家集》作往，“隅”《百三家集》作“偶”
5步便旋以永思
“旋”《百三家集》作“旅”
五、灵河赋
1咨灵川之遐原
“原”《古文苑》卷五p5《水经注》卷五p148《百三家集》（魏德集）p167作“源”，《古文苑》，《初学记》p122，《百三家集》“原”后有“兮”字
2于昆仑之神丘
“丘”《初学记》，《百三家集》作“邱”，于《水经注》作“出”
3积石之重险
“”《初学记》作“行”，《全上古三代文》卷四十二p699作“衔”；“积”《百三家集》作“”
《百三家集》《古文苑》《初学记》《全上古三代文》“重险”后都有“兮”字
4披山麓而溢浮
“而”《初学记》作“之”
5涉津路之峻泉
“路”《初学记》《全上古三代文》《水经注》《百三家集》作“洛”
“峻”《初学记》《全上古三代文》作“阪”，《百三家集》作“版”，
《初学记》“泉”后有“兮”字
6鸿体而四流
“四”《初学记》《百三家集》《全上古三代文》作“因”
7播九道乎中州
“乎”《百三家集》作“之”，《水经注》作“於”
“州”《百三家集》作“洲”，《水经注》“中州”后有“者也”二字
8汾鸿踊而腾鹜
“鸿”《初学记》作“倾”，《古文苑》《全上古三代文》作“”
“踊”《初学记》《全上古三代文》《百三家集》作“涌”
“鹜”《初学记》《全上古三代文》作“骛”
《古文苑》《全上古三代文》《百三家集》“腾鹜”后都有“兮”字
9肇乘高而迅逝
《初学记》《全上古三代文》《百三家集》《古文苑》后都有“兮”字
10侯沛而振
“振”《古文苑》《百三家集》作“震”
“沛”《初学记》作“怖”
11有汉中
《古文苑》《百三家集》后有“兮”字
12万乘而
《古文苑》后有“兮”字；
13瓠子倾
“瓠”《百三家集》作“匏”
14下淇园之丰
《初学记》《百三家集》后有“兮”字
15扶流灌列
“流”《古文苑》作“硫”，《百三家集》作“疏”
16龙艘白鲤
“艘”《全上古三代文》作“艘”，《北堂书钞》卷一三八作“艘”
“沂”《北堂书钞》卷一三八作“沂”卷一三七作“”
六、愁霖赋
1排房帐而北入
“帐”《百三家集》（魏德集）p168作“怅”
2振服之沾衣
“服”《百三家集》作“股”，“沾”《百三家集》作“沽”
七、撰征赋
1标题《百三家集》（魏德集）p168作《征赋》
2云藻之雕
“”《百三家集》作“”
八、杨柳赋
1纷勃以敷
“”《百三家集》（魏德集）p169作“”；“敷”《百三家集》作“登”
九、渠赋
1浸琼露以润形
“琼”《百三家集》（魏德集）p169作“漫”
2象蜿虹之辅体
“婉”《百三家集》作“蛇”
3丹流缥
“”《百三家集》作“”
十、竦迷迭赋
1标题《百三家集》（魏德集）p169《艺文类聚》p1395作《迷迭赋》，《太平御览》p4350作《迷迭香赋》
2擢
“”《百三家集》作“修”
3白日之炎
“”，《百三家集》《全上古三代文》卷四十二p700作“”
4之莓莓
“”《百三家集》作“”；“莓莓”《太平御览》作“菲菲”
十一、神女赋
1俄青
“俄”《全上古三代文》卷四十二p700作“”
【参考文献】
[1]费正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m].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光绪五年彭懋信述堂刊本影印，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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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家篇10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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