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后记篇1
翻检电脑，找到了这篇硕士论文后记，而去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世说新语》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书，《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形象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过，问题所及，牵涉众多，要想作一很好的研究并非易事，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料繁杂，这资料包括以往古籍与后人的研究成果。与此问题关联的史书、诗文、论著可谓卷帙浩繁，此外，魏晋一块又是学界的热点，研究成果可谓多如群星。第二是研究角度的问题，如何展示魏晋士人形象？与士人形象关联的问题众多，面面俱到易趋于平面化，难有深度，择其一二进行详论，深度或有，又恐展示不够。在处理资料时，论文所持的原则是，在广为阅读的基础上，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在研究角度的选取上，论文力图通过多个视点对魏晋士人形象进行较为全面的展示，在具体论述中尽量不落窠臼，以求新鲜。虽作如是想，但我自知才学均浅，论文粗陋之处也就再所不能免。
论文的写作，从开题之日算起，已是一年有余。其间收集资料，整理思路，断断续续地写，着实领略了日常阅读与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前者可如陶渊明“不求甚解”，随心而任意，后者却马虎不得，有时为求一字之义，也要花去大量精力，更不必说面对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常觉茫然无下笔处的苦楚。不过，二者却同样能带来快乐的体验。读书之乐是“每有会意，欣然忘食”，理论研究中，当思索良久，新的思路如灵光闪现于目前，其兴奋之情或更甚于前者。
随着毕业论文的完成，不觉硕士阶段的学习也即将结束，三年来，承蒙几位老师与美学门下诸多兄弟姐妹的关心与帮助，使我感到三年的时光并未虚掷。导师王旭晓老师慈和温厚，治学谨严，于学习、于生活都对我关怀备至，在她的悉心教导下，我对学术由懵懂无知而略窥门径。张法、牛宏宝、吴琼、余开亮诸位老师，性情宽简，学识宏深，与他们的交流，无论是上课时的谆谆教诲，还是平日里的喝酒聊天，都让我获益良多。汇聚美学专业的众多同学，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在即，有的要离开学校，奔赴他乡，踏上工作的行程。还有石油大学的前辈徐端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与我称兄道弟的饶胜文老师，一直鼓励提携着我。在此，对大家一并表示诚挚地谢意与衷心地祝福！
论文后记篇2
辩论会已经过了,可是我还是记在心里,那次的辩论会我很无语,因为十分的乱,简直就是乱透了,我真的无法形容.我原本以为会很好,可是…….
通过这次辩论会,我还是知道了一些知识.通过他们的精彩辩论,我渐渐地学到了些.其实,上次我在班上开的那次辩论会是反方胜利.说实话,那次的辩论会反方辩论得十分好,而且反驳的也不错.那次我当评委就投了一票.
这次辩论会也是反方胜利,我为他们感到十分的开心.
此次辩论会中有的人我在这里要提出表扬:
小白杨和王嘉庆(此辩论会的主持人,反复的修改台词)
蓝小默(为辩论会提出很多的意见,还帮忙统计)
在辩论会中表现不错的有:VampiRe13
其余的也不是说不好,而是不够他们的表现突出…….
反思和建议:
在今后的辩论会中,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话筒,因为比较乱,在此次辩论会中很多人提出,可是没有采纳.以后开辩论会时,一定要找几个管理员,因为有人捣乱,如果有人捣乱,管理员一定不要客气,最好把他踢出去.
辩手最好不超过4个.
论文后记篇3
一、引文
人与路
1．想到路，眼前挥之不去的，只有阮籍。
2．是他，驾着破旧的牛车，一坛酒，独自驶向城郊。路旁，奇花异草，奇峰怪石，他视而不见，投以白眼。上方，落单的飞雁凄凉鸣叫。此时，牛车停了，老牛回过头来，仿佛在说：“没有路了，该往哪里走？”他无奈，只有无奈地答道：“路在哪儿，我怎知道？”
3．只不过没有路罢了，为何痛哭？他哭的不是眼前的穷途，而是人生的穷途。
4．这条路上，笼罩的是东晋司马集团的阴影；这条路上，洒下了多少眼泪！为慈母，慈母身亡，他号哭，即使吐血数升；为好友嵇康，嵇康被斩，为正义而被斩，他开始是沉默，当行刑前，嵇康弹起空前绝后的《广陵散》，他只好大哭，用泪，用心泪为友人送行。
5．这条路，满是眼泪。
6．泪流尽了，路上只有沉默，沉默得有些吓人。当名士裴楷前来拜访，他只报以白眼。裴楷明白，阮籍的人生之路早已超越了礼义的范畴，而他本人仍在礼义之内，所以裴楷只好，也只能按礼义之数，向阮籍作揖三次，然后离开。
二、夹叙夹议的方法
（一）先叙后议。
先叙述事情，然后在叙述的基础上发表议论。如作文的第二节，考生用生花妙笔记叙和描写了阮籍的驾车漫行，穷途之哭。这里既有史实，又有作者丰富的联想，写得形神兼备。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第三节议论：“只不过没有路罢了，为何痛哭？他哭的不是眼前穷途，而是人生的穷途。”这里紧扣文题，在前文记叙的基础上，用设问的手法，让读者思索阮籍痛哭的原因，然后用精练的语句揭示出阮籍哭的真正原因是人生无路可走了。悲哀莫大于此，鲁迅曾说，人最大的悲哀是醒来无路可走。
（二）先议后叙。
这种写法不多，但如果运用得好，也有很好的表达效果。如作文的第六节的第一句“泪流尽了，路上只有沉默，沉默得有些吓人。”“泪流尽了”承接上文，“路上只有沉默，沉默得有些吓人”这一议论开启下文，为该段中心句。下面的记叙则围绕着“沉默”写阮籍在名士来访时的沉默，写亲人、旅伴等美好的生命消逝后的沉默，为读者刻画了阮籍“披上沉默的外衣，面对这无奈的世界踽踽独行”的形象。这里的记叙围绕着首句的议论展开。
（三）先议后叙再议。
作文的第四段，作者在开头先议论：“这条路，笼罩的是东晋司马集团的阴影；这条路上，洒下了多少眼泪！”接着作者用极富概括力的一组排比句记叙阮籍为慈母、为友人、为自我的生命而流下的几多热泪。第五节作者又议论：“这条路，满是眼泪。”这就是先议后叙再议的很好的习作范本。
（四）边叙边议。
这里所说的边叙边议是指文章中记叙和议论交替出现，形成“叙―议―叙―议―叙”的格局。高明的作家常常根据思想感情表达的需要，当记则记，当议则议，使记叙和议论水融。如，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中所选的柯灵的《乡土情结》的第三节则是典型的边叙边议的写作范例。同学们应仔细研读、学习。
（五）间接地议论。
许多同学喜欢在记叙的前面或后面直接地议论，这样不免单调和生硬，我们也可以不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间接地发表议论。如，在记叙中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倾向，作文的第八节结尾写道：“而我，在这条路上，会望着他的身影，面向夕阳，诚恳地弯下九十度。”虽然是描写，但作者对阮籍的崇敬之情，却在这描写中含蓄地告诉了读者；也可以通过对比、运用典故、引用名人名言等方法来表明作者的观点；或借文中人物之口来显示作者的评价和观点。
（六）记叙和议论融为一体。
有的语句既是表明作者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是通过生动形象、富有诗意的细节和意象传递给读者，既是记叙又是议论，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如，习作中的“他只能将沉默这件外衣披上，抵御寒风，来自人世的寒风。接着，踽踽独行，移向自己的路的尽头”。这里是形象的记叙，但也是对阮籍的评价。阮籍，之所以沉默是为了抵御人世间的黑暗，尽管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到人生的尽头，但也决不和黑暗的势力苟合。这里的“外衣”隐喻阮籍的沉默，“寒风”隐喻黑暗的世道。
三、夹叙夹议的注意点
首先要把记叙的人和事写好，事情具体生动，议论才有基础，否则就会落空。因为，有那样的人和事，才能认识那样的道理。
其次议论要紧扣叙述的内容，自然贴切。议论要把人物事件的本质意义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来，因而要说到点子上，切忌泛泛而谈。
论文后记篇4
关键词：传记文学传主个性夹叙夹议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记写作传统的国度，传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和之后出现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几部作品之外，经典之作乏善可陈。及至19世纪末，随着时代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传记文学也开始了从古代向现代的过渡，梁启超的传记文学创作和理论正是这一过渡阶段得以完成的关键所在。他的《李鸿章传》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学界对它推崇备至，笔者却认为，这部《李鸿章传》蕴含了大量的非文学性因素，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所说的传记文学，而是偏重历史和议论的历史性、评论性传记。
一、传记文学的含义
关于传记文学，胡适一直认为：“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1]梁启超、郁达夫、沈从文、朱东润等前辈学者和传记作家也都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左意见，有人认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发达甚早，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并且数量繁富、体裁多样”，是“一份丰硕珍贵的遗产”。[2]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达不发达的两种看法，笔者认为，根源于对传记文学含义的不同理解。传记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名称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传记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胡适提出来的，而在此之前，中国先后已有“传”“传记”的文体名称在使用。《说文解字》：“传，递也，从人，专声。”“传”，本义是指传车驿马，指古代一种交通工具。引申之，则是记载人物事迹以传于世的文体，也称为“传”。“传记”，最初出现在汉代，指解说经典的文字，或泛指书籍。而表示记载一个人生平始终的文体，至迟在南朝开始。到了现代，“传”“传记”一般都指记述人物生平经历的文字，其中文学性较强的才称为“传记文学”。
对于“传记文学”这一概念，虽然众说纷纭，但其核心观点认为传记文学是用文学艺术的手段来描写历史或者现实中的人物。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传记和传记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很多学者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兰村倾向于把传记分为历史传记和传记文学两类，“传记发展到现代，它的文学性一面得到了加强，虽然它仍有史学性的一面，但把文学性较强的传记称为传记文学，把它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更为合适”。[3]郭久麟则根据传记的性质，把传记分为历史的、学术的和艺术的三大类；韩兆琦在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绪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笔者个人也比较赞同这一说法，把传记分为历史传记和传记文学两类，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应该是历史传记的一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
二、《李鸿章传》的非文学性因素
虽然目前传记文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众多学者对传记文学的审美原则和基本特征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传记文学除了遵循各种文学样式所共同奉守的美学原则之外，还有其独特的审美原则——尊重历史、尊重个性、尊重艺术，与之相应的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应具备历史的真实性、传主的个性和文学的艺术性。作为史学大家的梁启超在创作《李鸿章传》的时候，能够做到所记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刻画传主个性和表现文学的艺术性上，就有明显的不足。笔者试分析《李鸿章传》中蕴含的非文学性因素，以说明《李鸿章传》只是历史传记的一种，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
（一）传主个性的缺失
一般而言，作为文学的传记，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并非来自曲折的事件，而是来自充满人格魅力的个性形象。尊重传主个性，努力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已成为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共识。郁达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艺术品格，他说：“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4]而读完《李鸿章传》，掩卷沉思，才发现梁启超笔下的李鸿章并不是“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李鸿章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却没有突出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个性特征。
试看整部《李鸿章传》的篇章结构：梁启超首先在绪论里给李鸿章其人定位，指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而“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即“不学无术”。第二章从中国历史、本期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两个方面说明李鸿章之位置。第三章分析了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中国之形势，对于李鸿章家世的介绍仅有短短一段文字，却着重分析欧力东渐之势、中国内乱之发生以及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然后是写了李鸿章在军事、洋务、外交上的作为，这些大事件的描写更是淹没了传主的个性特征，在这里根本看不到李鸿章的才智与个性；在结论里只交代了几件李鸿章轶事，作者就迫不及待地言归正传了，“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阙如”。[5]在整部传记中，传主性格特征不明显、不突出，且缺少变化，作品中绝少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因此可以说，《李鸿章传》在塑造个性鲜明的传主形象上是失败的，这也使其文学性大打折扣。
（二）历史材料的堆砌
历史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尊重历史，保证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真实性是传记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然而，如果作品中充斥了大量作用甚微的历史材料，以至让读者感到不忍卒读，那这种材料的堆砌就是完全不必要的了。《李鸿章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一问题。
在《李鸿章传》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奏章议疏、政府条约。他全文载录了“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还摘引了部分奏议。如果说第六章关于造船和海防的两个奏折确实能看出“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那么，第六章中的北洋海军兵力表、水雷船和直隶淮军练勇表，以及第十章中关于河防的奏议就显得冗长而没有必要了。因为关于河防的奏议不但篇幅巨大，占了几乎一整章，关键问题是，它不是出自李鸿章的手笔，而是李鸿章采用了西人卢法尔的原稿。这样不做任何加工、剪裁就全篇录入，有欠考虑。其实，对这个问题，梁启超应该已经预见到了，在序例里，他就写道：“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6]显然，他已意识到这类政府公文过多地出现在传记里必定令读者不忍卒读。他之所以“不辞拖沓，尽录入之”，是因为这些材料跟传主的事迹有关。
笔者当然不否认这些材料与传主的事迹有关，但这些材料在说明传主事迹方面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是不是非这些冗繁的材料而不能表现传主呢？当然不是的。而且作者把材料堆砌起来，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材料和“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到底有何关系，让读者感觉如雾里看花。在这里，作者缺乏对材料的剪裁和甄别，而这与作者创作传记的“新民”目的有必然的关系，这一问题将在后面展开，这里不再赘述。但过多的历史材料的堆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传记的文学性，也是《李鸿章传》成为历史传记的确证。
（三）连篇累牍的议论
梁启超在序例中说：“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议，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7]由此可见，梁启超是有意学习司马迁的“夹叙夹议”，但作者议论的篇幅比重偏大，甚至作者的思想、个性特征比传主还要鲜明、突出，结果当然是学走了样，这就是过犹不及、喧宾夺主了。
整部作品是以议论始，以议论终，而又以诸多议论穿插其中。第一章绪论，作者从“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无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开始，以“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为作品基调，大发议论李鸿章其人其功过，认为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最后一章的结论，梁启超不厌繁琐，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16位著名人物逐一比较，又翻译、摘录日本报章品评李鸿章的文章，“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在其他篇章，作者也时时跳出来，对人对事大发议论。例如，在第四章《兵家之李鸿章（上）》中，作者在写到李鸿章在南汇一役后，发议论道：“案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于坚城之下，兵家之大忌也。”然后又分析了李鸿章胜利而洪秀全失败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呜呼！洪秀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而李鸿章克复金陵后，作者也对李秀成大加赞赏：“案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这样的议论，在作品中可谓是不胜枚举。议论虽然不乏精彩之处，但过多的议论仍然会妨碍作品的文学性，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见作者而不见传主。
导致《李鸿章传》是历史传记而非传记文学的原因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笔者认为梁启超进行传记创作的“新民”动机决定了他在进行传记创作时重历史而轻文学。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他的史学家的身份必然使他潜意识中注重作品的历史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在《李鸿章传》中看到数量可观的历史材料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传记的目的在于“新民”，他试图通过传记的创作，来改造国民性，启蒙民族文化心理。梁启超变法失败、亡命海外，游历西方各国之后，他认为：“为中国今日比无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洱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8]他试图通过对英雄人物伟大品格的宣扬，以改造革新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从而达到“新民”的目的。因此创作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比如《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国殖民伟人传》等。梁启超的传记创作促进了中国传记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他对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李鸿章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而只是历史传记，这也是由他所处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注释：
[1][2]杨正润：《中国传记的文化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一个发展着的文类》，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4]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5][6][7]梁启超：《李鸿章传》，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8]戴光中：《梁启超与传记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李鸿章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2]朱文华.传记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3]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4]戴光中.梁启超与传记文学[J].文艺理论研究，1995，（3）.
[5]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一个发展着的文类[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
[6]郭久麟.史学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关于传记文学的性质的思考[J].重庆社会科学，2002，（2）.
[7]杨正润.中国传记的文化考察[J].广东社会科学，2007，（3）.
论文后记篇5
［关键词］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传记文学研究；引路标
新世纪之初，我国出版了法国学者勒热讷的《自传契约》中译本。译者杨国政在序言里说：“目前在中国，自传文学的研究正像当年勒热讷涉足该领域时一样，仍是荒地一片……”［1］当时，不但中国的自传文学研究如此，整个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景况相似，“缺乏严肃的传记文学批评”［2］。（这里，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有两层含义，一是，以中国传记文学文本为对象的批评研究，二是中国国内研究外国传记文学的理论构建。）七年之后，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景况如何？笔者以为已日渐繁荣，日渐深入，自成体系。何以见得？《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便是明证。这是因为《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最突出的特点是梳理。这本专著不但梳理了中国传记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要素，不但梳理了中国传记文学文本的归属，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忠实而又细致地记述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从“荒地一片”到新芽遍野到枝繁叶茂的欣欣向荣的全过程。如果说《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是目前中国年轻学人介入传记文学研究的入门指导手册，那也毫不夸张。
中国传记文学研究概观：三年前，全展教授出版《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好评如潮。三年后，这本《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不妨理解为其姊妹篇，或可另曰《中国新世纪传记文学研究概观》。首先，其“理论阐释”部分便囊括了所有传记文学文本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遍观中外传记的最初归属，无一不被划分为史料范畴，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派别来研究是“批评界对传统主流文类如戏剧、诗、小说的拓展，到今日已有‘枯竭’之势，因此有意另辟疆域，研究原本较不受人重视的文类”［3］。所以，真实性和历史性是传记文学研究与生俱来的“原罪”理论。要想介入传记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真实性”与“历史性”理论是两个无法绕开的门槛。如何迈过这门槛，《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为我们做了示范。既然是把文学性作为传记的研究重点，那么其文学特征成为进入传记文学研究大观园的第二道门楣。“语言艺术”与“文学样式”是研究任何文类的基本功课。传记文学因具体的文本不同而语言风格各异，然而作为同一种文类，各种文本语言特色有其共性。了解其共性，才能更好地评判具体文本的特性。真实性历史性也好，语言艺术特征也罢，这些基本原理都基于传记文学这一“古老、独立的文学样式”。不了解这一文学样式，其他就无从谈起。正如有好的文笔能成为文体家却未必能成为小说家一样，因为小说不单是语言的艺术，它还包括情节、主题等其他最核心的要素，进行传记文学创作也要有基本的理论要素。讲述了这么多的理论，还怕初入门者不明白，干脆给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运用这些基础理论，此例便是“亦史亦诗史诗兼容——试论影视传记片的美学特征”。用心良苦！
中国传记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南开大学著名学者朱一玄的主要著作有：《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朱先生的这些著作的意义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朱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最初是不被认可的。学界认为《资料汇编》不是学术著作……而朱先生的《资料汇编》却是永垂不朽的。因为历史可以涂抹，历史资料既不能抹掉，也不能篡改，所以是永存的。”［4］而这些成果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为专项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诸多的方便。《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最突出的学术意义也是如此，其第二板块“现状研究”不妨作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来使用。因为这部分是作者做足了功课，对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文本与新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研究进行了“微观细化与宏观整合”［5］。虽说是资料汇编，却不乏一位成熟学者的真知灼见，因而其对后辈学人的指导意义也是双重的，因其具体而微地列举了中国当代各个时期的不同种类传记文本，所以为年轻学人省下了搜集文本的时间，其中的理论阐释又为具体文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
《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的资料汇编角色体现得更完整的是“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和“新世纪六年传记文学研究述评”两篇。前者悉数了中国当代致力于中外传记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并客观中肯地论述了他们著作的特点与意义，而后者则主要是对新加盟传记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新人新作的推介，哪怕是不起眼或者很稚嫩的批评文章也被搜罗来并呵护有加地予以鼓励，从而使整个传记文学研究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正是由于这样细心的梳理和汇总，中国的传记文学批评开始有着精彩纷呈的气象，让人从中看出希望与未来。所以，称《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的作者为“第一位认真而系统地点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的学者”［2］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样一位学者的专著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丰富翔实的资料索引。
中国传记文学文本批评范本：传记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有了，传记文学批评的资料有了，那么到底如何从研究者的专业角度批评具体的传记文学文本呢？这是《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第三部分“文本批评”要解决的问题：视角独到，直切要害。《价值掩饰不了缺陷——评刘晓庆?我的自白录?》便是典型一例。自传的特定主题——追问、揭示自我——决定了“我”的真相就是自传的真相。如何还“我”一个真相？如何还自传一个真相？这是自传写作者与自传研究者有义务探讨的一个问题。《价值掩饰不了缺陷》从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答案：“自传的写作，难就难在要求作者写人叙事时深入角色，抒情议论时跳出角色，该热时则热，当冷时则冷”［6］。“热”“冷”二字或许可以成为自传批评的一个经典。《邓肯自传》是“热”的典型，正是作者的热情饱满，激情澎湃，使“我们读这本书，如看见一位天才女子的兴奋、热忱、沮丧、悲哀、苦笑、血泪”［7］；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则是自传的“冷”的代表，可能是作者写自传时的年纪已近百岁，所以对所有的事件的记述都跳出自我，保持距离，仿佛在讲他人故事；而新近出版的著名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自传《蛤蟆的油》则是“冷热”有度、作者与传主“我”的距离把握得恰到好处。传记文学文本批评的尺度不在理论的高深，而在其切中要害，独具建树，这是《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第三部分“文本批评”给我们的启示。
《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印证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发展史，勾勒出了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发展演变的轮廓，同时也在其发展演变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读完此书，我们知道：中国的传记文学批评正在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菲利普·勒热讷.自传契约［m］.北京：三联书店，2001：9.
［2］赵白生.替当代传记号脉［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5)：4.
［3］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J］.中外文学，1997，（4）：134-136.
［4］杨心恒.恂恂宗师朱一玄［J］.南开大学学报，2007，（944）：4.
［5］刘安海.传记文学园地里的微观细化与宏观整合［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51-53.
论文后记篇6
到了宋代，苏轼提出：“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③既是“无意”，则为文就没有一个预定的主题，随性所至、随手生发，即苏轼自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④苏轼这一“无意为文”的观点，随性创作而形成的独特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对传统“文以载道”的突破。
苏轼随性创作而形成的独特的风格，其独特性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有相当一部分的杂记文，“其中以亭台楼阁厅堂记为最多，佛寺祠堂记次之，书画记又次之，其它如井泉碑石与耳目所及之事，也偶有所记”。⑤这些文章，大多是苏轼从生活中信手拈来，借一事一景点染成文。这样的作品，于儒家圣人之“道”本就不那么强调；尤其在他遭贬谪之后，政治抱负受挫，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更多地侧重体现作者对于世界人生的思考与感受。
如《记游松风亭》一文，不过短短111字，抄录如下：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勾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这一则小短文，按传统观点，自然无甚大道可言，甚至是与儒家之道大相径庭。《论语》里记宰予昼寝，孔子大为不满，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⑥儒家讲究积极入世，实现“取义成仁”的伟大目标。苏轼此文却说“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展示的完全是个人的心灵自由境界。再如《书上元夜游》，记元宵夜的出游，回到家时，“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记承天寺夜游》），苏轼以寥寥笔勾勒出皎洁月色后，即以“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作结。在这些文章里，沉重的“道”被隐去了，而作家的精神、个性得以完全展示，一个性情旷达的苏轼形象呼之欲出。
当然，传统的文论观念里也讲究表现个人的感受，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⑦但是这种表现的载体更多的是诗（并且所表达的大多是儒家之志）。以大量的随性短文抒发自己的内心，表现自己的性情，苏轼可算是文学史上第一人。
苏轼随性之文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于，他的文章的结构文法没有定则。苏轼自言：“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⑧
苏轼文章的这种特点，在前代人的评论中时有所见。他的千古名篇《前赤壁赋》，李扶九评曰：“闲闲叙起，不必定游赤壁，不必定约某客。‘乐’字伏后。仍用‘风’‘月’二字，乃长公一生襟期。已引起游意。”⑨《后赤壁赋》，虞集论云：“陆士蘅云：‘赋体物而浏亮’，坡公前《赤壁赋》已曲尽其妙，后赋尤精。于体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有道士化鹤之事，尤出人意表。”⑩此二则评语，可谓的论。读前、后《赤壁赋》二文，正如随作者与客共游于赤壁，泛舟漫游，不知将何所见，将何所闻，亦无法揣测预想。然后见所见、闻所闻，耳闻目见，随即下笔成文。行文如行云流水，又复旁逸斜枝。如王世贞所言：“读子瞻书，见才矣，然不似读书者。”{11}
再如《记游松风亭》、《书上元夜游》、《记承天寺夜游》等文，亦如前、后《赤壁赋》，皆是作者将所经历之事随手记下，由此引发一段感想。读者细品觉得倍有滋味，但总归是作者随手生发的性情之作。
此外，苏文之文无定法，有时也表现为文章的曲折反复，即使是已经陈述过的意思，也不妨意到笔到，再次叙说，甚至还有可能思绪万端，前言。
如其《清风阁记》，不过短短数百言，记应文慧僧之请为清风阁为记之事。但文中于清风阁不着一字，而反复只言作者于此事之感受。先是取笑寺僧，言此阁乃汝“所以寄所寄”，为之求记大可不必。即以“虽然”一转，“吾为汝放心遗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遗形而强听之”。但观其“强言”，仍然是认为：“汝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为汝记之，不亦大惑欤？”读至此，似觉作者于此事诚大不以为然。然而，往下又是一“虽然”之转折：“风起于苍茫之间，仿徨乎山泽，激越乎城郭道路，虚徐演漾，以泛汝之轩窗栏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隐几而观之，其亦有得乎？力生于所激，而不自为力，故不劳。形生於所遇，而不自为形，故不穷。”至此，作者于前文之意皆尽。读苏轼此类文章，似与其对坐，听其侃侃而谈，既无一预定主题目标，更不必拟定论述条理，全凭兴之所至、意有所感，将所思、所言记录下来而已。
清代著名古文家魏禧曾言：“学永叔易失之平，学东坡易失之衍，学子固易失之滞。”{12}“衍”，有“展延、多余”之意。魏禧所说“学东坡易失之衍”，我们可以理解为，苏轼这些杂记短文的随意性就是一种“衍”。因其行文无定法，不免有时就流于蔓衍不简洁之弊。苏轼自己为文学大家，故能于文笔肆意之处收放自如。对于初学者来说，就要慎而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苏轼的这些杂记短文，总是在传统的严肃说理、严密论证的“文以载道”的文章之外，开创了另一种随意不拘但又余味不尽的风格。
综上所述，苏轼的杂记短文，于中国文论的“文以载道”传统是一种突破。文学“传道”的社会功能被淡化，而审美功能进一步突出。并且苏轼凭借自己杰出的文学才能，使这些随性创作的杂记短文真正具有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尽管在他之后，这一风格暂时没有得到鲜明继承，但是余绪不绝。到了晚明时期，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3}，大量创作小品文表现个人的情趣，可算是数百年后对苏轼这一风格的发扬光大。
注释：
①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第一.
②韩愈.答李秀才书.
③苏轼.南行前集叙.
④苏轼.文说.
⑤晦之.试论苏轼杂记文的创作艺术.
⑥论语·公冶长篇第五.
⑦毛诗大序.
⑧何薳.春渚记闻·东坡事实.
⑨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
⑩虞集.道园学古录.
{11}王世贞.艺苑卮言.
{12}魏禧.日录论文.
{13}袁宏道.序小修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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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大学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
[3]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祁海文.苏轼“无意为文”论说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论文后记篇7
过去30年间，对档案本质属性的讨论，一直在进行。1980－1982年《档案工作》杂志组织的档案定义大讨论，对档案本质属性就进行了较为集中和深入的研究，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1)原始历史记录性。有人认为这就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它不允许以人们的愿望(观点)和需要去改变其原来的内容和形式。这是它与一般图书、资料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有人则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客观属性和实践需要的有机结合，“历史记录”、“原始材料”固然是档案的主要特点之一，但不足以揭示它区别于其他相近事物的本质特征，不能使人明了档案是什么。(2)归档备查性。有人认为这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个条件和标志，档案是互有联系的有机体，具有保管和查考价值。未归档的零散文件虽然可以叫档案，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档案。档案是人们处理事物的有意识的副产品，这是它与一般文件材料、文物相区别的重要属性，也是它区别于一般图书、资料的重要特征。有人则认为“归档”、“集中保存”是人对档案的活动，属于档案工作的范围，不应看作是档案的固有属性。1993年《档案工作》杂志组织的“档案定义十人谈”中，着重研究定义的种差，一致认为给档案下定义就是为了揭示其本质，求得共识，问题就好解决了。当时对档案的本质属性提出了三种观点：纪实性、非现行性和记忆性。有人还认为，确定档案定义的种差，应把握住两点：客观上的直接形成和主观上的有意保存，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既直观地反映了档案产生的过程，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档案的辩证本质。
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目前，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的讨论仍在进行，并呈现了逐步深入的趋势。总的来说，档案本质属性与档案定义的研究一样，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起来，主张原始历史记录为档案属概念者，对档案本质属性的意见分歧少一些，而主张文件材料作档案属概念者，对档案本质属性的意见分歧较多。讨论中还始终不乏新观点。综合现有材料，对档案本质属性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种：
(1)原始记录性。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的原始性信息记录，对以往社会实践具有直接的原始记录作用。所以档案学界一般都认为原始记录性是最早认定的档案本质属性，是档案区别于其他事物尤其是相邻事物的独一无二的本质所在。有学者认为，“档案除了原始记录性这一本质属性外，还具有文件材料的归宿性、信息性、机密性，载体形式的多样性等一般属性，但这些一般属性是和原始记录性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并且还认为“档案的本质特性具有明确的相对性、动态性特点，即是在与相关事物及相关因素的对照、比较中表现出来的。这也是档案的实存形态广泛复杂、多种多样的根本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具有文件运动中的不变性，是档案的许多知识点(如档案的历史真实性、凭证价值、人类记忆工程等)的根基和智慧结晶。原始记录性与备以查考性、历史再现性、历史联系结构性、可追溯性、档案特殊鉴定技术性等进行比较，其他的属性明显地决定于原始记录性。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是深藏于档案现象内部的属性，不能被人们感官所感知，它是抽象思维的结果。由于这种观点出于权威辞书、教科书和档案法规并在国家的档案标准化文件中得到确认，因而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我国《档案法》第二条关于档案的规定，“是我们认识档案这一事物的主要依据，对我们讨论档案本质属性的问题具有规范的效用”。但是，有的学者对这种观点表示质疑或持否定意见，认为原始记录性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因为文件材料也具有原始性、记录性，这样就至少无法划清档案与文件两类文献的界限；再则，对原始性和记录性内涵也有不同的理解，并非所有档案都是原始性的。只讲传统意义下的“原始记录性”，涵盖不了有些已经或基本上得以公认的档案(如口述档案、缩微档案、电子档案等)。
(2)归档保存性。类似的提法还有“经过立卷归档”、“经过整理”、“集中保存”等。有学者认为，“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准和界线”，并指出“归档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反映出档案的聚合性、整体性和有序性。有的学者认为“归档确认，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成为档案(或具备存档资格)的实质性要求。”有学者还认为“归档是档案管理者唯一须长期保存而留待参考’对文件进行的挑选，这种挑选用归档来表述就变得更专业性，归档于是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归档在这里实际上是人为对文件材料的原始性记忆价值判断过程。归档对于电子档案管理的研究尤显重要。中国人关于文件归档的理论，是对世界档案学研究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其意义绝不亚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些学者对这种归档保存性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是否集中保存不能作为档案的必要属性，归档集中保存不是形成档案本质属性的内在因素。从逻辑角度看，归档集中保存人为地缩小了文件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从理论上说，归档集中保存作为文件向档案转化的必要条件不符合档案本质，违背了档案的形成规律。
(3)备以查考性。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档案是在特定的形成过程、特定的形式和满足特定需要三位一体意义上根本区别于非档案文献的，备以查考性包括前提、动机和行为三个方面，作为凭证或依据而具有保存价值，为了要实现这种价值和保存起来且形成了档案这类文献的外表特征”。与原始记录性相比，备以查考性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以文献所具有的广义原始记录性为基础，拓宽了档案的外延。第二，突出了原始记录性的查考价值。第三，一个“备”字，强调了档案属性中档案形成者或收管者的主观能动因素。第四，内涵更为丰富，适应性更加广泛而长远。论者还认为，“备以查考性，不仅反映了古今中外众多相关论述对档案本质特征的共识，也符合传统和现代的一切科学的完备意义上的档案存在的实际情况”。有的学者还简而言之“档案就是保存备查的原始记录”。后来，以上论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纷纷著文批驳，有的批评意见还写进了档案专业教材。这些驳论有几种：有的认为“备以查考性”是人为的或派生的，不是档案的固有属性。有的人认为：档案并不是因为保存备查了才是档案，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档案，有原始记录作用。也有的认为档案的保存价值因
素出现在档案定义中，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档案的本质属性。还有的认为备以查考性不能将档案与有关其他文献区别开来，备以查考性在认识方法上存在片面性，因为这一说法是从外表特征，而不是从档案内在的特有的属性去认识的。备以查考性是所有文献、信息所共有的属性或作用之一。持备以查考性观点的学者，后来分析了种种驳论，认为“否定备以查考性的种种论点难以成立，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论点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科学的档案概念和具有实际意义的档案实体或档案信息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4)记忆工具性。在国际档案界，很早就有学者认为档案是一种“社会记忆”。如法国档案事业活动家、曾任法国档案局局长、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一任主席的布莱邦就较早提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省、市和行政机构的记忆”。日本档案学家安滕正人等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他能将自身产生的信息资源在其实现作用完成后，把它作为人类记忆的资源保存下来，并为新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社会发展反复利用”。还有的学者认为，“政府的档案是国家经验和记忆的记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开展，记忆成为档案界继“信息”与“知识”之后又一重要概念，在国际档案大会上一再使用，档案馆被称为“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成为人类“保存记忆的宫殿”。我国档案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用记忆符号反映人的活动，即物化信息或信息的记录。没有记忆属性的档案是不存在的，档案的其他属性皆源于此，这也是它与人类社会相伴而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还根据钱学森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推论出“档案是人类记忆工具”的观点，认为“档案是解放人类繁重记忆劳动的认识客观世界的锐利工具”。“档案是人类社会的最典型的记忆工具”。进入新世纪后，主张档案是社会记忆论者越来越多。有学者认为，“档案的形成动因在于管理国家和留住记忆”。有学者认为“档案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记忆，它具有‘可追溯性’(可回溯性)，是人类记忆的时空延伸，是一种可以再现的记忆，它有记忆功能”。有的学者认为“档案具有原始性，是记忆工具，这是对档案本质特征的经典描述，也是对档案进行界定和认证的立足点，是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有的学者还研究了“社会记忆理论下的档案与历史关系”，认为社会记忆理论对传统档案与历史关系观是一种冲击，使这种观点进行了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档案是权力选择的结果，它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档案工作者不仅是研究历史真相的维护者，而且是历史主动构建者。”档案工作者作为构建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要将自己从事的工作视为保卫社会记忆的工作。因此，一些学者将保存社会记忆，作为现代档案工作者的“天职”，并认为保存社会史实、留存社会记忆的使命是永恒的。同时，有的学者还明确而深刻地指出：“档案，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记忆工具。直到今天，构成档案的要素，一直是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我们现在谈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它是人脑记忆的延伸)，为理解和研究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又一把最为明快的钥匙。不是要用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来替代‘档案’而是用记忆、记忆工具、记忆载体来历史地理解和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社会本质和社会功能。”有一位档案机构领导人最近指出：“从记忆的角度来看待档案，为我们分析、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方法，特别是在档案的社会宣传、档案资料征集保护方面尤其如此。用记忆理解档案起码有三个现实意义：一是可以增强公众保护档案的自觉意识，更容易拉近档案与公众的关系；二是可以增强社会和公众对保全文献遗产的责任感；三是有助于档案部门拓宽档案资料收集工作的视野。”
但是，有的学者从档案的记忆工具性出发，引申出了“档案是记忆工具，所以形成在前”的结论，认为“档案不仅延伸了人脑的功能，而且继承了人脑记忆的特性，也就是先有档案的记忆功能，然后才有其他功能，其他功能都是建立在档案形成在前的记忆功能之上的。档案是原始历史记录，是记忆工具，记录的是原始记忆，所以档案形成在前”。“档案之义形成在前，而文件之义产生在后。档案是源而文件是流，因而文件是档案的复制件”。对这种观点，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异议。有学者指出：“档案的原始性和记录性不可能凭空产生。”决定档案具有记忆功能的关键点并不在于它必须形成于文件之前，而正好是文件形成后，文件是形成档案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文件与档案的记忆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备的记录备忘体系。其中，文件是对现实工作活动有关事项和内容的知照性和办理性的记忆备忘；档案是在文件形成的基础上把有关文件选留集合起来，对已经进行各种工作活动情况的系统性和长远性的记忆备忘。有学者指出“档案形成在前”论者在认识文件与档案的关系时，没有同时采用广义的文件与档案概念，在这样的前提下记忆与记录相混淆，再片面地认为档案的唯一性就是文件的定稿，从而就得出了文件是档案复制件的结论。其实，“档案形成在前”论者并没有文件是档案前身的结论。
(5)非现行性。有学者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应该是它与文件现行阶段所不同的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是唯一的)。即现行文件的作用是现行的，而档案则是非现行的。档案的非现行性不是由档案的历史(原始)记录性等属性决定的，而是文件由于其功能――作为实践活动的工具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非现行性是档案区别于现行文件的唯一本质属性。有学者指出，这种认识是依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得出的。它是不完全符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的。还有学者认为，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不合理的。这种观点引发了许多矛盾，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遇到了挑战。有学者则认为，档案概念以非现行性为基础是合理的，这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6)三属集说与结构性说。三属集说论者认为，原始记录性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历史性”、“实践性”和“物质属性”中任何一属性都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只是构成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只有三者交集，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者指出，所谓档案“三属性”并非档案界公认的传统观念，又指出既然这三属性都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又怎么会认定这些不属于档案本质属性的三属集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呢?难道这三属集在一起就改变了它们本来的含义吗?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违背确定事物本质属性逻辑原则”。“历史性”、“实践性”和“物质属性”是档案与其他事物共有的多数属性，取三者这种交集作为档案区别
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显然是不合理的。
结构属性说，主要是以档案实体排列结构的特殊性为根据，认为文件材料实体排列的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的概念就是结构，具有历史联系的逻辑排列的文献实体结构，就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的结构属性是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它的研究比较抽象，因此才更具理论意义。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牵强和不合理，概念外延过于宽泛，没有抓住档案这一事物的内涵实质。因为“结构”是许多事物共有的属性，绝不仅仅是档案所特有的，而且任何事物的结构都是不同的，它不仅仅是与文件材料和图书资料的结构不同，所以它不能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不能作为与文件材料、图书资料的根本区别。结构论者给档案本质属性所下的定义，既不适应于档案，也不完全适应于图书资料和其他相关事物，它没有揭示出多种事物的不同内涵，因而是难以立足的。
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的讨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不仅能使我们从理论上认识档案究竟是什么，认清各式各样档案的主要特征，明了档案与相近事物的根本区别；而且能使我们认清档案的社会作用，懂得档案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从而更加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光荣职责。吴宝康教授在1986年曾经说过：“在档案学中，档案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什么是档案，恐怕要终生研究，不是一下子能认识清楚。”档案本质属性和档案起源、档案定义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除了上述六种档案本质属性的观点以外，还有一些不同提法和观点：
论文后记篇8
[关键词]手记 新闻 运用
“手记”，《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亲手写下的记录”，也有人称之为随笔记下的体验、思考、感受等。若据此推之，“记者手记”即为新闻记者在采写过程中针对某一新闻事实记录下的感受、思考，或发表的评述、愿望与意见。
一、记者手记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
(一)记者手记在新闻报道申的定位。
首先，在内容题材上，记者手记由记者的采访札记而来。札记这种日常的文体，古已有之，指读书时记录下来的内容要点、心得体会。新闻体裁中的采访札记，是记者在采访中的记事。包括与采访有关的见闻，自己对新闻事件的剖析、体验、思考、感受，包括记者采访中的笔记、手记、日记、杂记、随笔等。这种作者采访、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从中提取新闻素材供新闻写作之需，可以留存作为新闻报道的备案，也可以整理、提炼、升华在媒体上发表，形成“采访札记”、“采访随笔”、“采访手记”、“记者手记”等小栏目。
其次，在新闻文体上，记者手记属于新闻评论的范畴，通常和新闻报道同时配套发表，主要发表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态度和观点，一般采取有叙有议、有述有评，以评为主的方式，“述”为基础，“评”为实质。多以述评的形式展开，属于新闻评论的范畴。同时，记者手记这种文体，又与述评、短评等评论文体有所区别。述评往往对新闻事实进行全面比较，有时是多方面的介绍，包括典型的具体事实、概括的情况以及必要的背景资料等，记者手记则一般篇幅较小，往往数百字甚至只有短短数言；另一方面，又和新闻报道配发的短评不同，记者手记依托记者的采访札记，不能脱离记者的身份。同时要发挥记者评论的优势，适当的背景交待、情况补充，由新闻报道或采写过程的体会而发，言简意赅，亲切可读。
第三，记者手记的实质是媒体的态度和言论。新闻媒体可以通过社论、社评、评论员文章等传播其观点，可以通过编辑发表评论，也可能通过记者表达相应的观点，承载记者言论的文体，主要是短评、新闻评点、新闻述评、新闻分析、新闻综述等。此外，采访札记、采访随笔、采访手记、记者手记等，偏重于记者个人在见闻、调查基础上所发感想的记叙。如《中国青年报》的“中青视线”栏目，几乎每期都配有“记者手记”或“编辑手记”。
(二)记者手记的运用形式。
记者手记及其他的采访随笔、札记，一般都采取配发的形式出现。可以与消息配发，与通讯、特稿配发，与图片新闻配发，也可以在一组报道或者新闻专题中出现。
记者手记配合出现，与新闻报道策划的广泛运用以及媒体对于新闻稿件配置意识的加强密不可分。媒体往往通过对稿件的配置，以专题的形式，对新闻事件进行集中的报道，从而加强传播效果。记者手记用在追求客观的新闻报道旁边，提供了意见性、指导性的信息，使读者通过记者手记体现出的记者形象、通过新闻报道的采写过程和体会，更全面地理解和思考新闻事实，丰富了报道的角度和层次。
如《湖北日报》2007年9月26日对抗战中庇护武汉市民的国际友人的武汉“辛德勒”专题报道，包括通讯《武汉“辛德勒”，你在哪里》、专家访谈《为爱鼓掌 为史存照》、记者手记《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等。记者手记对专题报道进行了梳理：“采写武汉，辛德勒’的选题时，正值纪录片《南京》热映，……无独有偶，在一度成为战时首都的武汉。也有这么一位‘辛德勒’”，同时表明了态度：“无意渲染仇恨，铭记历史，祈祷的仅仅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二、记者手记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与优势
(一)记者手记的作用。
记者手记一般采用第一人称写成，能体现出较强的现场感、亲切可信度。或借新闻报道之题发挥、或梳理和评论新闻报道、或对新闻报道进行点题和突出、或引发读者的议论和思考，作用依所配新闻的不同情况而异。总体来看，记者手记对新闻有强调重点、引申联类、交待背景、补充情况、纠正偏差、指明隐点、借题发挥等作用，初步概括有三种效应：强调的效应、深化的效应、协调的效应。
记者手记的强调效应，在于通过其运用突出了新闻报道的意义和地位。《中国青年报》的“中青视线”栏目对记者手记的运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青视线”的文章本来篇幅不大，版面位置也不太显著，但配发记者、编者言论后，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突出了新闻报道，记者手记的评论突出了报道的意义，用线条框住形成报道组，也增强了报道强势。
记者手记的深化效应，在于通过评论点明新闻事件的实质，通过类比、补充、延伸使报道深化。如湖北日报2007年8月12日的报道《对人民高度负责――郧西转移马安关险库下游群众纪实》配发的记者手记《病险水库，悬在头上的剑》，报道内容是湖北某地病险水库因强降水发生险情，下游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记者手记点明了病险水库的成因和危害，使报道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一次转移，而在于提醒有关部门重视大量病险水库造成的安全隐患。
记者手记的协调效应，在于通过记者的言论，引导读者，平衡报道。如专题《“鸟巢”里的“九头鸟”》中配发的记者手记《大奥运 大商机》：“面对风光无限的奥运商机，我省企业发挥各自优势，迎‘福娃’，筑‘鸟巢’，送钢材，卖光纤……‘九头鸟’纷纷进驻北京，欣喜之余，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相对苏浙等省份，我省‘奥运经济’总体上还不够活跃，为奥运提品或服务的企业还太少。相比3万亿元的‘奥运大蛋糕’，我省企业斩获仍不够。”
(二)记者手记的优势。
1 亲切可信，生动活泼。
记者作为评论者，具有编辑和其他评论员不具备的优势。记者是新闻的采写者，是新闻事实的亲历者，是新闻报道的执笔人，这样的身份使得记者的言论显得亲切可信。记者在手记中提供的背景材料和幕后故事，读者愿意读，因为记者了解情况，有发言权，同时又“替”读者去经历了事件的过程。记者的形象通过记者手记更加鲜明、更加贴近读者。
如2008年8月8日湖北日报刊发通讯《“三农”保险风靡鄂东》，配发的评述性的“记者手记”：细细回味，记者发现政策性“三农”保险有这么几个特点：它好比是农民的安心锁，解除了农民们的后顾之忧；它也是农业生产的安全带和防护网，有效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增强农民抗风险的能力；它还是农村民营企业的避风港，能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样的好东西，当然受农民欢迎了，“三农”保险风靡鄂东也不足为奇了。
2 灵活多样，用途广泛。
记者手记的写作方式较为灵活，风格可以活泼多样。记者既可以以日记的形式记录采访过程，又可以抓住自己有感触的一点生发开来，既可以以散文的笔法记录自己的心情和感动，又可以以杂文的犀利深入剖析针砭时弊。
记者手记的运用形式丰富多样，有的可以放在报道前面，发表说明性文字，或者放在专题报道前面，起到组织报道的作用，相当于“文前按语”，也有的记者手记相当于“编后”，或者“编余”，目的在于帮助读者领会和理解的同时，增强文章的深度或力度。
如《人民日报》2007年4月Ⅱ6日的通讯《一身侠气的残臂英雄――追记成都铁路局重庆客运段列车员陈文胜》，配发的记者手记只有短短100字：陈文胜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江水的危险他怎会不知?在江水中搜救一圈后，已经筋疲力尽的他，如果转身上岸也就安然无事了。可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他毅然选择了再次游向江心。的确如陈文胜，生前的战友和同事回忆的那样，他“有一股子侠气”。
3 丰富信息，平衡主客观。
采用新闻报道配发评论的方式，能够将事实材料与言论分开，保证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新闻记者通过采访，获得了大量的新闻事实。其中有客观材料，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对于新闻事实的意见。如果在新闻中糅杂进记者的意见和观点，不免使新闻主观色彩太强，而如果仅仅呈现给读者客观材料，又不利于读者对新闻事实的理解和媒体对信息的传播。记者手记的风格活泼、明快，能够通过对现场画面、采访经过的描述，提供更丰富、立体的信息，为单一的事实叙述作了补充。
如《湖北日报》2008年6月3日的现场特写《奥运圣火荆州传递的四个瞬间》，作者通过描述每一个奥运圣火传递的瞬间场景，配发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加以评述性感言的“记者手记”，让人读来不仅如亲临现场感受到了盛况空前的圣火传递，而且增加对该城市的历史文化的凝重感、厚重感。
三、记者手记的发展趋势
1 写作形式风格的多样化。
记者手记的写作风格和形式，也随着新闻报道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记者手记的篇幅不受限制，从几十字到洋洋洒洒数千字。在写作风格上，一些记者手记中运用大量的细节描写，从描摹、刻画人物，详述、描写事件的角度反映新闻事实。
2 运用范围的扩大。
记者手记的运用范围在不断扩展，首先，在应用形式上，无论是单篇报道还是新闻专题，都能配发记者手记，同时各种题材的新闻报道都有记者手记的运用。第二，在媒体性质上，从党报到都市报，都可以看到记者手记的运用。同时，都市报的记者手记的运用，如记者手记作为都市报情感类栏目惯用的一种“情感点评”形式的，受到了质疑：“点评所使用的话语具有极大的暗示性，存在着影响婚姻、家庭稳定，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和谐的隐患，这不能不说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一种表现。”
3 新时代媒介融合下的新发展。
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不仅纸质媒体广泛运用记者手记这一形式，广播、电视等媒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记者手记，如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网、人民网和中国广播网的“两会”专题都专门推出了“记者手记”栏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不畏艰险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广大新闻记者，除以传统的消息、通讯等报道手法，第一时间报道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各族人民反应迅速、紧密配合、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投身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壮举外，还创新地大量采用这种写法不拘一格的“记者手记”文体，或在第一时间还原当日现场，或与主稿配合强化整个报道，或在新闻大战硝烟弥漫的“战隙”，在夜深人静之时予以补记、实录。
论文后记篇9
关键词 说部小说论说体叙事体小说文体
中图分类号 i207.4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129－07
“说部”一词，学界一般认为即“小说”的同义词，并形成了视“说部”即“小说”之“部”的认识观念与研究格局。然考诸史料，“说部”之称肇始于明代中叶，滥觞于清中晚期，早期的“说部”概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均与今天的“小说”相去甚远。“说部”最终成为小说的同义词，是近现代以来小说地位提升的结果。通过考索“说部”源流，辨析其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转换，可以清晰地显示一条从“说”到“说部”再到“小说”的演进轨迹。
一、“说部”体例
“说部”体例，或认为肇始于西汉刘向《说苑》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清计东云：“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至《说郛》所载，体不一家。而近代如《谈艺录》、《菽园杂记》、《水东日记》、《宛委馀编》诸书，最著者不下数十家，然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求之古人多识蓄德之指亦少整矣。”“说部”一词，则首见于明王士贞《弁州四部稿》，所谓“四部”者，即“赋部”、“诗部”、“文部”、“说部”，与传统目录学之“经”、“史”、“子”、“集”四部殊不相类。又明邹迪光所撰《文府滑稽》十二卷，卷一至卷八为“文部”，卷九至卷十二为“说部”。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等人“仿《说荟》、《说海》、《说郛》、《说铃》、《朝野汇编》之例，汇而集之，俾成巨帙”，阁编成《古今说部丛书》，十集六十册。从《说苑》到《古今说部丛书》，横亘近两千年历史，通过分析《说苑》、《世说新语》、王氏“说部”、邹氏“说部”与《古今说部丛书》的编纂体例，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说部”的真实面目，故不惮烦琐，叙录各书如下。
《说苑》乃刘向校书秘阁时整理《说苑杂事》一书而成，《汉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序》云：“(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其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凡二十类。
《世说新语》，《隋志》及新、旧《唐志》皆著录于小说类，八卷；今世所传本皆三卷。篇目如下，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凡三十六类。
王氏“说部”著录七种，就内容而言实可分为四类。《记》内、外篇乃作者所传经、史之随感录，其小序云：“卧痫斋室，无书史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凡百余则。分为内、外篇，其内多传经，外多传史。”《左逸》或为《左传》逸文，或为后人伪托，其小序云：“峄阳之梧爨樵者，穷其根，获石箧焉，以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简，漆书古文，即《左氏传》。读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则，余得而录之。或曰其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汉人所传而托也。”《短长》乃后人伪托之《战国策》逸文，其小序云：“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多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因录之以佐稗官一种，凡四十则。”《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余编》三种乃诗文评，《艺苑卮言》小序云：“以暑谢吏杜门，无赍书足读，乃取掌大薄号，有得辄笔之投簏箱中，浃月，簏箱几满已……稍为之次而录之，合六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氏之未备者而已。”
邹氏“说部”卷九收录庄子《庄子过魏王》、列子《吕梁说》、子华子《元说》等；卷十收录《战国策》之《邹忌讽齐王纳谏》、《江乙论昭奚恤》等，《韩非子》之《侏儒说卫灵公》、《炮人喻晋平公》等，卷十一收录刘向《师旷谏晋平公》等，卷十二收录柳宗元《捕蛇者说》、张羽《笔对》、陈黯《辩谋》、崔甫《原鬼》、盛均《人旱解》、李华《言医》、元结《出规》、苏轼《御风辞》、刘伶《酒德颂》、白居易《酒功赞》、唐子西《古砚铭》、吴筠《移江神檄》、袁淑《会稽公九锡文》、王琳《组表》、雅禅师《禅本草》等。
《古今说部丛书》卷帙浩繁，包罗万象：“要皆文辞典雅，卓有可传，上而帝略、官制、朝政、宫闱以及天文、地舆、人物，一切可惊可愕之事，靡不具载，可以索幽隐、考正误，佐史乘所未备。或廖廖短章，微言隽永；或连篇成轶，骈偶兼长。就文体而论，亦觉无乎不备。”以第一集为例。全书分“史乘”、“博物”、“风俗”、“怪异”、“文艺”、“清供”、“游戏”、“游记”、“杂志”，凡九类。“史乘”收录应劭《汉官仪》、江少虞《皇朝类苑》、吴枋《宜斋野乘》等，“博物”收录范蠡《养鱼经》、王嘉《拾遗名山记》、钱《黔西古迹考》等，“风俗”收录朱辅《蛮溪丛笑》、钮秀《广东月令》等，“怪异”收录陆机《陆机要览》、吴淑《江淮异人录》等，“文艺”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钮秀《竹连珠》等，“清供”收录虞棕《食珍录》、施清《芸窗雅事》、成性《选石记》、张《仿园酒评》等，“游戏”收录清尤侗《病约三章》、黄周星《小半斤谣》、李式玉《四十张纸牌说》等，“游记”收录韩则愈《五岳约》等，“杂志”收录桓谭《新论》、裴启《语林》、阙名《商芸小说》等。其中“清供”类《芸窗雅事》皆为短小词条，记载“溪下操琴”、“听松涛鸟韵”、“法名人画片”、“调雀”、“试泉茶”等二十一种“雅事”。
至此，我们对“说部”体例已有大致了解。“说部”之编纂，“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要之，皆“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裒集成篇。从内容来看，几乎无所不包，既可记载人物言行、逸闻趣事，也可考证山川物理、名胜古迹；既可著录皇朝典故、名家名
著，也可传录闾巷旧闻、野乘琐语；既可记载香茗珍酿、美味佳肴，也可记录琴棋书画、鸟木虫鱼。从体裁来看。“亦觉无乎不备”，有传、记、说、论、议、谏、对、辨、原、解、规、辞、赞、颂、铭、檄、喻、表、谣、九锡文、诗文评等等，可叙事、议论、说明，手法自由；有恢宏巨帙、片言只语，形态各异。由是观之，“说部”绝非某种单一文体，而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之汇聚。“部”有“门类、类别”义。“说部”即“说”之门类或类别。
二、“说部”源流
“说”之本义为“解释、说明”，《说文解字》云：“说，释也。”《论语・八佾》：“子闻之曰：成事不说”，何宴《集解》引包咸注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可引申为“讲述、叙说”，《易・咸》：“《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高亨注曰：“滕口说，谓翻腾其口谈，即所谓‘口若悬河’。”作为名词，“说”还可由“讲述、叙说”引申为“话语”。《书・舜典》云：“帝曰：‘龙!朕圣谗说殄说，震惊朕师!”孔颖达疏云：“帝呼龙曰：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话语”又可进一步引申为“故事”，如唐卢言《卢氏杂说》所记皆晋宋以来文人官僚故事。
由“说”之诸义衍生出论说体与叙事体等文体。论说体中最为典型者乃“说”体，明吴讷云：“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著《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说”体之文，往往兼具叙事与论说，只不过以论说为目的，叙事为手段。晋陆机《文赋》曰：“说炜晔而谲狂。”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哗谲诳”。方廷注曰：“说者，即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诳。谲诳，恢谐也。解人之颐，如淳于髡之笑，而冠系绝；东方朔之割肉，自数其美也。”义理抽象，借助形象具体的故事就容易感发人心，因此先秦诸子“说”体散文，大多寓理于事，借事喻理，虽为论说体，却兼具叙事体特征。其叙事部分颇具今天的小说意味。如邹氏“说部”卷十所收《战国策》之《淳于髡说齐王止伐魏》：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疲，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勘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敝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
淳于髡的说辞中，“疾犬与狡兔”一节即属叙事。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先秦时期存在叙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说”体叙事文，并影响到后世史传、寓言与小说等叙事艺术的发展。“说”体流变，近人姚华阐述甚详：
说盛于战国，殷、周故事，相传诸说，皆战国时笔。沿至汉、魏，馀风未泯，史籍所书，往往而有。口说曰说，书说亦曰说。书说之体，本近上书，奏议类也。至于私说，亦统于论著，韩非《储说》、墨子《经说》，并造其端，贾谊刘向曹植陆绩王蕃之徒，接踵而起。而《易》有《说卦传》，秦延君说“粤若稽古”至三万馀言，匡鼎以《说诗》名，许君以《说文》著，凡此之属，不绝于史。则又流于传记矣。
明徐师曾认为：“(说)要之传于经义，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就以己意阐述义理而言，“说”不但与“论”无大异，且与“议”、“辨”、“传”、“谏”、“规”、“赞”、“评”等论说体皆相类似，邹氏“说部”遍选“论”、“议”、“辨”、“原”等诸多论说体，原因也在于此。
除了泛指论说体，“说”还专指解说经文，并出现了专门的“说书”体。《汉书・叙传上》云：“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明徐师曾《文体明辨》收录“说书”体。其小序云：
按说书者，儒臣进讲之词也。人主好学，则观览经史，而儒臣因说其义以进之，谓之说书。然诸集不载，唯《苏文忠公集》有《迩英进读》数条。而《文鉴》取以为说书，题与篇首有问对字，盖被顾问而答之之词。今读其词，大抵皆文士之作，而于经史大义，无甚发明，不知当时说书之体，果然乎否也?及观《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陈大义。故今仍《文鉴》录之，聊备一体云耳。今制：经筵进讲，亦有讲章，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与此类所载者复异，以为有益学者，宜别求之。
儒臣为人主讲说经史，“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这个过程实即对经史的通俗化叙述并以己意阐释义理，亦即“演义”。“演义”分为“演言”与“演事”两个系统，“演言”是对义理的通俗化阐释，“演事”是对正史及现实人物故事的通俗化叙述。㈣小说家“据国史演为通俗”，遂成为历史演义一派；“演义”推而广之，遂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当“说书”场所从宫廷转换成民间，“说书”内容从经史转换成故事，“说书”者从名儒大臣转换为下层文人，听众从人主转换成市井百姓，“说书”便演变为“说话”。“话”即故事，“说”便成为叙事体。宋罗烨《醉翁谈录》云：“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谨按史书；此功名，总依故事。”
诗文评兼具论说体与叙事体二者之长，论者阐述作诗旨意时往往叙及诗之本事，因此人们常视诗文评为“说部”，王氏“说部”中《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馀谈》皆收录诗文评类，《古今说部丛书》“文艺”类亦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刘敛《中山诗话》与欧阳修《六一诗话》“体兼说部”，《浩然斋雅谈》“体类说部，所载实皆诗文评”，《洋诗话》“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有时甚至直接称诗话为说部：“又宋时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梦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之类，多有徵引《艺苑雌黄》之文。”诗话与说部之渊源，清章学诚阐述甚详：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章学诚根据诗话“叙述历史”、“诠释名物”、“泛述闻见”三个方面的内容，与传记、小学、杂家等学术派别类比，指出了诗话“论辞论事”的本质属性，而“论辞论事”正是古之“说部”的内容。以《古今说部丛书》为例，其“史乘”类即“叙述历史”，“博物”类即“诠释名物”，至于“泛述闻见”者，则有“风俗”、“怪异”、“游记”、“杂志”等类可比，故《四库全书总目》称诗文评类“体兼说部”，实有所本。
“说部”之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者当属笔记，或称随笔、记等。笔记既可指一种以随笔形式
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形式，也可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集而成的著述体式。作为文体形式。笔记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不拘风格，不限篇幅，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信手拈来，随笔录之，如王士贞《说部》“记”小序所言“卧痫斋室，无书史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作为著述体式，笔记包罗万象，内容宏富，如宋李瀚《容斋随笔旧序》所言“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大体而言，笔记可分为史料性、学术性与故事性三种类型。史料性笔记虽然内容琐碎驳杂，但所记或为正史所避讳者，或为正史所不屑者，或为正史所不及者，人们常以“稗史”目之，可为正史之助。学术性笔记为作者研究文艺、考辨名物的学术记录，虽不一定成体系，却往往有真知灼见。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专事考据之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在南宋说部之中，可无愧淹通之目”。故事性笔记因具备人物与一定的故事情节，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接近，而被后人称为笔记小说。刘叶秋《历记概述》将古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三类，认为小说故事类即后人所说的笔记小说。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也认为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
以上考察了“说”之语源，从“说”的诸种义项中梳理出若干说部流别。大致说来，“说”之“解释、说明”义衍生出“论说”体、“说书”体、诗文评与学术性笔记，“说”之“讲叙、叙说”义衍生出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以及现代意义的小说。清李光廷曾分说部为二类：“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阎近人刘师培则将说部分为三类：“一日考古之书，于经学则考其片言，于小学或详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诠明，旁及诗文，咸有纪录，此一类也。一日记事之书，或类辑一朝之政，或详述一方之闻，或杂记一人之事，然草野载笔，黑白杂淆，优者足补史册之遗，下者转昧是非之实，此又一类也。一日稗官之书，巷议街谈，辗转相传，或陈福善祸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为宗，甚至记坛宇而陈仪迹，因庙而述鬼神，是谓齐东之谈，堪续《虞初》之著，此又一类也。”名目不尽相同，但内容大体不差，所谓“考订家”与“考古之书”，大致属于论说体；而“小说家”与“记事之书”、“稗官之书”，则可归于叙事体。
三、从“说部”到“小说”
作为著述体例，“说部”的产生与传统经、史、子、集有着密切关系。清章学诚认为“说部”的产生与学者的著书立说意图有关，是作者才力不及而又勉为其难的产物。他说：“《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子指上章杂家，史指上章传记。)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在章学诚看来，说部“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刘师培对“说部”的产生持论与章学诚大致相同，将“说部”归于“涉猎之学”。他说：“唐、宋以前，治学术者，大抵多专门之学，与涉猎之学不同，故丛残琐屑之书鲜。唐、宋以降，治学术者，大抵皆涉猎之学耳，故说部之书，盛于唐、宋，今之见于著录者，不下数千百种”，“均由学士大夫，好佚恶劳，惮著书之苦，复欲博著书之名，故单辞只义，轶事遗闻，咸笔之于书，以冀流传久远，非如经史子集，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堕也。”很显然，章、刘皆从治学角度立论，视“说部”为学术性著述，这与后世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相隔甚远。然而自晚清以降，“说部”已逐渐演变成一个文体概念，专指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并成为小说的代名词。这中间又是怎样过渡的呢?对此，清朱寿康如是说：
说部为史家别子，综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或见名理，或佐纪载；或徼词讽谕，或直言指陈，咸足补正书所未备。自《洞冥》、《搜神》诸书出，后之作者，多钩奇弋异，遂变而为子部之馀，然观其词隐义深，未始不主文谲谏，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乃近人撰述，初不察古人立懦兴顽之本旨，专取瑰谈诡说，衍而为荒唐傲诡之辞。于是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粉饰而论列之，自附于古作者之林，呜呼悖已!
朱氏此说清晰地勾勒出了古之“说部”如何从“史家别子”演变为“子部之馀”，再从“词隐意深”、“主文谲谏”的子部演变为“瑰谈诡说”、“荒唐诡”的子部，学术意识与诗教观念逐步减弱，而故事性与娱乐性逐步增强，从征实的“补正书所未备”到尚虚的“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跨度非常之大，已接近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固然是学术著述之大忌，但对叙述故事的小说来说，却几乎是古人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盖奇则传，不奇则不传。书之所贵者奇也”，“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从早期的著述体例到后来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说部”语义转变的关键在于“说”之义项中早已为此埋藏了合理的逻辑线索。阐释义理，考辨名物，是离不开一定的叙说与讲述的：“夫说也者。欲其详，欲其明，欲其婉转可思，令读之者如临其事焉。夫然后能使人歌舞感激，悲恨笑忿错出，而掩卷平怀，有以得其事理之正。”闭如果此处所言之“说”还可理解为以论说为主、叙事只是为论说服务的话，那么以下对“说”的阐释，已经完全偏向其叙事性，是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宜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大致说来，汉魏六朝以前，论说体比叙事体发达；汉魏六朝以后，叙事体迅猛发展。尤其是宋元以来，由“说话”发展而成的通俗小说逐渐成为“说部”主流，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便逐步独占“说部”光芒。至晚清以降，论说体终于从“说部”中被剔除出去，人们遂只知“说部”即小说，而小说又可称为“说部”。王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观其学问之渊博，考据之精详，搜罗之富有，于声韵、训诂、历算、舆图诸书，无不涉历一周，时流露于笔墨间。阅者勿以说部观，作异书观亦无不可。……窃谓熟读此书，于席间可应专对之选，与他说部之但叙俗情羌无故实者，奚翅上下床之别哉?
按古之“说部”本来即颇具学术性，无论是按照李光廷的两分法还是按照姚华的三分法，阐释义理与考辨名物之“说”都占据半壁江山。倘若搁在以前，“学问”、“考据”、“搜罗”本是“说部”题中应有之义，《镜花缘》作者逞才炫学，哪里值得王韬大惊小怪地宣扬?之所以要提醒“阅者勿以说部观”，就是因为此时的“说部”已经等同于纯文学性质的“但叙俗情羌无故实”的“小说”。《镜花缘》稍稍“返祖归宗”，时人便要“作异书观”了。又如梅鹤山人《萤窗异草序》云：“稗官有三：一说部，一院本，一杂记。”其所言“稗官”，即《汉志》所言“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指宽泛意义上的小说；“说部”，指纯文学性的叙事作品，即现代意义的小说；“院本”指的是戏曲；“杂记”指的是记。而这在以前却是隶属于“说部”的。在晚清民国以来的小说、小说评论、小说史以及文学史著述中，以“说部”指称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是习以为常的，尽管有时这种“小说”观念还包括今天的“戏曲”在内。
论文后记篇10
关键词：回到列宁；文本研究；拟文本；方法论创新
任何严谨的理论研究都会尽力选择科学的方法，这不仅因为以不同的方法解读相同的文本会出现完全异质的理论结果，更重要的还在于方法的选择是否科学，将直接决定理论研究的合法性与理论结果的科学性。十年前，张一兵教授应用“深层历史解读法”为我们科学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今天，他以再一次创新的方法论——思想构境论为我们重构了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情境。
在当代
在《回到列宁》中作者正是从对列宁“哲学笔记”中存在的拟文本的深度解读着手，在对传统列宁解读模式的解构的基础上，以“思想构境论”为主要方法，把文本背后隐藏的多处逻辑断裂与话语“异轨”通过作者自身的知识架构进行链接与补白，以内在的历史逻辑为线索为我们一步步拟现出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原像，使我们看到了列宁哲学思想在不同阶段的非同质性，并为我们细致分析了列宁如何挣脱“他性理论镜像”的影响，进入“自主性思考空间”，并最终达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发展的过程。
“伯尔尼笔记”是列宁留下的重要文本资料，在这一时期，列宁通过系统地学习黑格尔哲学使自己的哲学思想获得了重大飞跃，达到了较高的层级。正是以这一文本为依据，前学者，如凯德诺夫等，构建了一个哲学上完全成熟，观点上绝对正确的列宁形象；而西方列宁学的一些学者，依据该文献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合理成分的赞扬，片面地把这一阶段中的列宁指认为“黑格尔化的列宁”。但是，当作者运用“思想构境论”面对“伯尔尼笔记”时，通过前后文本对比、互文式阅读，细致揣摩列宁的阅读情境，通过细心精密的研究、推想，深度捕捉被传统列宁研究中所忽略的文本信息，进而科学地证明了不仅整个列宁思想是一个历史性地从“他性理论支配”到“自主性理论居有”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列宁哲学思想获得重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思想也经历了多次转变与跃迁的过程，并且是通过逐渐读懂黑格尔才实现了“自主理论居有”的。
“伯尔尼笔记”是从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开始的。在笔记的一开始，作者就敏锐地抓住了列宁对摘录的两个批注：“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以及“‘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通过这两个涉及认识论的批注，以及列宁在第一版序言中留下的方框中的提醒：“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作者圈点出，列宁此时还是凭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来面对黑格尔的。在这一部分的阅读中，列宁多次留下文本信息，以提醒自己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比如在第2版序言中，列宁在摘录了黑格尔论述“思维形式……‘贯穿于我们的一切表象’……是‘一般的东西本身’。”下面紧接着，就用方框标示出：“客观主义”，以示反对。在“存在论”开篇伊始，列宁就连着写了两个“打倒天”以警示自己不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要用“自然界”取代黑格尔的精神。正是从这种内居的唯物主义出发，列宁在笔记中多次以批注的形式留下文字，提醒自己：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颠倒。通过对列宁刚接触黑格尔哲学著作时留下的这些拟文本的解读，作者为我们摹画了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初期时的思想情景：即此时列宁还只是凭着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前见，以期消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以实现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作者指出，当列宁企图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消解黑格尔唯心主义成分时，他此时其实是不可能读懂黑格尔的。这一判断的获得也得到了大量拟文本信息的支撑。首先，在这一阶段，列宁在摘录笔记的批注上留下了许多的相关信息，比如：不清楚，回头再看!!、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恩格斯语、高深莫测……、阐发得非常费解等，直接指认他此时进入黑格尔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作者依据其自身过硬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功底发现了列宁在阅读过程中漏失的许多黑格尔哲学的重要节点，比如“存在论”篇中对度、量、质的定义，对辩证法核心概念之———扬弃的分析等，对于这些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列宁或者很少评论，或者只摘录不评论，甚至有一些就直接漏摘录。通过这些重要的文本信息，作者指出列宁此时是自觉地以居有的哲学唯物主义来否定性地面对黑格尔的，并且没能真正地深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这一质性判断，一方面祛魅了意识形态建构的“伯尔尼笔记”时期绝对成熟的列宁形象，同时也证伪了西方列宁学所指认的“伯尔尼笔记”时期的列宁是“黑格尔的列宁”的学术任意。应该说，这对于理解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列宁哲学思想的性质、列宁哲学思想在特定阶段的历史逻辑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都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研究结果是以同质化预设为先见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只能是在打破先在的意识形态构境后，以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对文本进行深度的“田野工作”才可能获得的。
十年前，在写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时，基于对当时国内流行的“原理反注文本”研究方法的深刻质疑，作者延续了孙伯?先生的学术传统，开创性地运用了一种新的文本研究方法一“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基于这一文本解读方法的转型，作者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一次重新划分：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类的亚文本；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类的生成性文本；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类的正式文本。在传统研究中，注意的往往只是第三类(正式)文本，而在《回到马克思》中，作者一反传统研究理路，把解读的文本主要集中在《克罗茨纳赫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一系列马克思留下的亚文本与生成性文本，这是因为作者自觉到，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是在对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中，才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与源起性的语境。”这就是说，《回到马克思》中注重的不是对马克思明确表达的观点的梳理与归类，而是要沿着马克思文本生成的历史踪迹，把捉文本内涵的隐性话语与深层逻辑，再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解读模式下，文本的意义不在于它静态地向读者呈现一个个理论结论，而在于它本身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所固有的内存逻辑展现，以及在这一展现过程中文本自身的连续与断裂所隐含的文本作者自身的理论冲突与逻辑混乱，正是对这种理论冲突与逻辑混乱的解读，《回到马克思》为我们科学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三大话语转变和认识飞跃”。
在《回到马克思》中，作者依托一系列亚文本与生成性文本开拓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视阈，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精读在全新思考语境中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代意义，运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再现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历史路径，所有这些都给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原理反注文本”的研究方法以当头棒喝，为脱离意识形态教条桎梏树立了新的理论风范，也正是这部著作深化了“回到马克思”现象，引领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以注重第一手文献精读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可是，当作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中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之间的渗透和包含关系，致力于以整体性的眼光探寻马克思文本背后的隐性话语与逻辑时，作者当时还是自觉地借鉴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以寻求与马克思文本原初理论视阈的融合，也因此在研究中不自觉地把马克思预设成一个先在的“大他者”，而把自己的研究结果设定为对马克思文本原初理论的逼近。尽管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回到马克思》中，他最珍视的是文本的解读方法，从新的解读方法人手深化文本学研究，从而提出独到的学术结论，旨趣在于“马克思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相”；但是，当《回到马克思》依据对文本的深层解读而得出完全异质于传统的研究结果时，当作者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去占有、分析文本资料，进而进行理论生产时是否要以及如何去界定自己的理论结论与作为“大他者”存在的马克思文本的“绝对真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回到马克思》中隐含的问题。
在《回到列宁》中，当作者面对的文本由马克思的手稿与笔记转变为以大量读书批注形式存在的“哲学笔记”时，上述问题就愈益显得重要。“哲学笔记”作为一本被人为编辑、重组的文献汇编，其外在文本架构、内在话语逻辑都取决于编者的选择，文本自身的“原初意义”根本就没存在过，因此，对视阈融合的追求已成为明确的不可能。在对这类文本进行研究时，可能的只是研究者通过该文本透露的信息重新建构出一种思想语境。这也正是“思想构境”与“深层历史解读”法的最大异质性所在。但是，如果据此而把这两种研究方法说成是一种“断裂”显然是不对的。首先，这两种解读方法都是作者以独立的学术态度与立场真诚地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宏大研究工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相较而言，后者只是一种“更诚实的新的方式”；其次，这两种文本研究的方法都是在大量的文本“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了深度的耕犁后得以运用的；再次，这两种文本学解读模式都内含了一种历史性的要求，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对列宁的解读，作者都严格按照文本历史发生的线索去探寻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逻辑进程。我们知道，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潜藏着两种文本研究的模式：一是漠视文本的内在理论逻辑，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的“原理反注文本”；二是把文本的原初思想语境设定为客观真理，把自己的主观研究结果直接等同于文本的原初真义。如果说，在《回到马克思》中，张一兵教授依据马克思文本中的摘录笔记和手稿，用“深层历史解读法”探寻马克思经济学语境背后隐藏的“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像”，揭示了第一种文本解读范式的非法性；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在《回到列宁》中，用“思想构境论”的文本学方法去解读列宁“哲学笔记”中存在的大量拟文本则是打破第二种文本学范式的理论尝试，这种尝试也体现了张教授文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方法论上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