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向政府汇报篇1
一、基本政策发展演变
(一)对“境外投资”由限制到鼓励支持
1991年3月，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指出，“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上述观点成为20世纪90年代指导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政策，奠定了我国限制境外投资的基调(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当时的海外投资主要是能够加强“南南”合作、推动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带有援质的海外投资项目)。
1991年8月，国家计委在《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中，也仅仅是允许我国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到港澳地区和苏联、东欧各国以投资、购股等方式举办或参与举办非贸易性项目(当时，非贸易性投资项目主要包括境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形式)，并不允许我国企业到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开展境外投资。
在上述政策环境下，我国199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0亿美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政治经济等综合实力的增强，在1997年，我国限制境外投资的政策开始松动，逐渐向鼓励境外投资转变。1997年5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为贯彻大经贸战略，推动外经贸企业和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实施市场多元化，增加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了《关于设立境外贸易公司和贸易代表处的暂行规定》，明确我国企业可以在境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设立贸易公司和贸易代表处，从事贸易活动。199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2004年10月1日，商务部公布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第三条规定，“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是指我国企业通过新设(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或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几乎就在同时(2004年10月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加以明确肯定和规范。
(二)对“境外投资”的审查程序不断规范和简化
1 我国早期对“境外投资”采取的是严格的高层审批制。
1991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中规定：凡需向国家申请资金或境外借款需国内担保或产品返销国内需国家综合平衡以及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含100万美元)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合同、章程由经贸部审批并颁发批准证书。中方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含3000万美元)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初审后报国务院审批。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符合当前到海外投资的方针，资金、市场等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解决的，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合同和章程，可比照限额以上项目的审批办法，分别由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综合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要报国家计委备案，合同、章程要报经贸部备案，并由经贸部审核颁发批准证书。
1997年5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关于设立境外贸易公司和贸易代表处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凡申请在未建交国家和敏感、热点国家或地区设立贸易公司和代表处的，一律由企业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其主管部委转报外经贸部。外经贸部负责审批并颁发批准证书。申请在非敏感、非热点国家或地区(敏感、热点国家或地区名单附后)设立贸易公司和贸易代表处，凡符合一定规模条件的，由企业自行决定，并在形成决定之日起30天内，由企业经向外经贸部备案登记，领取批准证书。尚未达到一定规模条件的企业申请在非敏感、非热点国家或地区设立贸易公司和贸易代表处的，由企业向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其主管部委(以下简称主管部门)申报。由主管部门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后审批。有关主管部门将审批意见、设立境外贸易公司或代表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及境外公司章程副本等报外经贸部备案，并申领批准证书。
2 由审批制向核准制、备案制转变，逐渐下放审核权限，对“境外投资”的审查程序呈现投资便利化趋势。
2004年7月我国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就落实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做出了重大改革。文件明确规定：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其他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均改为备案制，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等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文件严格限定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并根据变化的情况适时调整。《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报国务
院批准后实施。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增减《目录》规定的范围。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仅需向政府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不再经过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的程序。对于《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制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制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要对备案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防止以备案的名义变相审批。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明确指出，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办理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由商务部核准。
2003年，商务部了《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北京等12省市开展了下放境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的改革试点，地方的审批权限由100万美元提高到300万美元。在2004年7月《行政许可法》生效实施后不久，我国商务部就于2004年10月1日公布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对“境外投资”实施透明管理，下放和简化相关审查程序。首先，该部门规章明确规定，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实施统一、公开、透明的核准制，核准的标准主要包括国别(地区)投资环境、国别(地区)安全状况、投资所在国(地区)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境外投资导向政策、国别(地区)合理布局等。其次，为方便企业“境外投资”和简化审核程序，规章将境外投资者分为中央企业和其他企业，分别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中央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在145个国家(亚洲38国、欧洲37国、非洲42国、美洲14国、大洋洲4国)投资开办企业的，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2004年11月，商务部加强信息化建设，启用了境外投资批准证书网上发放系统。通过该系统，企业利用互联网就可办理投资核准手续，凭商务部颁发的境外投资批准证书即可办理外汇、海关、外事等相关手续，极大地方便了企业，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2004年10月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该政策将境外投资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同时，将原199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中规定的由国务院审批3000万美元以上项目、国家计委审批100万美元以上项目的政策予以放宽，修订为：中方境外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资源开发类项目，以及投资用汇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中方投资额在2亿美元以上的资源开发类项目，及5000万美元以上的其他大额用汇项目，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再报国务院核准。对于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项目核准权不得下放。为及时掌握核准项目信息，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在核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项目核准文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境外投资项目，由其自主决策并在决策后将相关文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上述备案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证明。之后，商务部还于2005年10月出台《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推进了我国境外投资核准工作的规范、科学、透明、高效。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06年10月25日通过了《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对我国的境外投资工作进行全面引导和规范。
2009年3月，商务部又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继续推进和完善对外投资的便利化，落实企业投资决策权(此项政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出台，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的境外投资，同时也可以通过投资拉动需求，有助于全球早日走出金融危机)。首先，下放了核准权限。商务部仅保留下列投资情形的核准权：在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境外投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投资(具体名单由商务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确定)、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涉及多国(地区)利益的境外投资、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投资。其他如1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则由省级商务部门核准。其次，简化了境外投资核准程序和企业申报材料，缩短了核准时限，企业绝大多数境外投资只需按要求填写并提交《境外投资申请表》即可在3日内获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第三，减少了征求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的境外投资事项，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改由商务部征求意见，地方企业一般境外投资事项不再征求意见。
(三)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渐趋宽松
改革开放初期，鉴于我国外汇短缺，我国一直执行严格管控的外汇制度。依据1989年3月6日公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1990年还制定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细则》)，由我国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并要求企业提交外汇资金来源证明。采取汇回利润保证金措施，境内投资者在办理登记时，应当按汇出外汇资金数额的5％缴存汇回利润保证金。保证金应当存人外汇管理部门指定银行的专用账户。外汇管理部门凭银行入账通知书批准投资外汇资金汇出。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动用“保证金专用账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这使得我国有条件改革外汇制度，放宽外汇管制，从而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用汇提供了便利，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从2002年10月开始，国家外汇管理局启动了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将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等24个省(市)作为试点地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外汇管制改革，放松了300万美元以下的外汇审批权，同时允许境外企业保留利润，不必再调回国内。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这两项行政审批，并将已经收取的保证金退还给相应的投资主体，放宽了企业购汇对外投资的限制并且简化了境外投资外汇
管理审批手续。2003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经批准的部分试点地区的外汇管理部门直接出具中方外汇投资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的境外投资项目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意见，在额度内允许投资主体购汇境外投资(试点主要开始于沿海发达地区)。从2003年11月起，22个试点省市的企业向境外汇出项目前期资金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200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我国跨国经营企业的境内成员企业利用自有外汇资金以及从其他境内成员公司拆借的外汇资金，对境外成员企业进行境外放款或者境外委托放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境外投资企业运营资金融资难的问题。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扩大到全国，地方可审批权限也从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境外投资外汇购汇额度，亦从年初核定的33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
2005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调整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将境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性对外担保由逐笔报外汇管理部门审批改为余额控制，推进了境外投资的便利化。2006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取消了购汇额度的限制，彻底下放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权。该通知明确指出，自2006年7月1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再对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核定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境内投资者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申请或投资意向后，在获得正式批准前，经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外汇管理部核准，可以自有外汇、人民币购汇或国内外汇贷款向境外支付与境外投资项目相关的前期费用。2008年3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的《2007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明确提出，近期我国将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资金汇出核准，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支持境内企业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稳步推进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更好满足居民个人财产性收入增长和多元化投资的用汇需求。
(四)对“境外投资”的信贷、保险、税收支持性政策陆续
1 政策性信贷的支持性政策。
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国家发改委、中国进出口银行两次联合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政策。政策规定，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受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优惠利率。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依照有关规定加快贷款审查速度，并视具体情况提供以下便利：根据贷款企业信用等级和境外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情况授予一定的信用放款额度；对风险小、投资收益稳定且效益较好的项目，可考虑赢接对境外项目公司提供贷款，由项目的境内投资主体提供担保和／或以项目形成的资产或其他权益作为抵押；对一些投资期较长的战略性项目，可视情况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另外，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拟使用境外投资专项贷款的项目，提供与项目相关的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质量保函以及国际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并根据境内投资主体和项目情况在反担保和保证金方面给予一定优惠。
2 政策性保险的支持性政策。
2005年，国家发改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合发出《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为我国的境外投资提供政策性保险支持。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同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依照国家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安排，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提供投资咨询、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及投资保险等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服务。例如，提供境外投资保险服务，承保境内投资主体因征收、战争、汇兑限制和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遭受的损失。(2)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依照政策规定，并视项目具体情况给与一定的费率优惠，并适当简化承保手续，加快承保速度。(3)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为境外投资重点项目提供融资的境内(外)金融机构也可提供风险保障服务。(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可视具体情况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提供与项目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及担保业务。
2006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境外重点项目金融保险支持力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大对境外重点项目的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根据企业的不同需求和投资项目的具体特点提供如下服务：为项目提供股本和债务融资支持，以及与项目相关的汇率、利率风险管理等金融衍生工具服务；为项目提供海外投资保险风险保障机制及其他风险规避措施；向企业提供境外经营环境、政策环境、项目合作机会、合作伙伴资质等信息咨询服务；负责项目融资安排和提出风险控制方案，包括组织国际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和结构安排等方式，提供稳定、高效的金融保险支持；为项目提供投资所在国国别风险评估意见。
3 避免双重征税的支持性政策。
在税收方面，我国在较早的时候就注意依照国际惯例对境外投资企业避免双重征税。早在1994年实施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就有避免双重征税的条文，其第12条规定：“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是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1997年11月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修订)中对境外投资的减免税处理做了具体规定，其在第六条、第七条明确：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按所在国税法及政府规定获得的所得税减免税，可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视同已交所得税进行抵免。纳税人在境外遇有风、火、水、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继续维持投资、经营活动确有困难的，应取得中国政府驻当地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证明后，按现行规定报经税务机关批准，按照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的照顾。纳税人举办的境外
企业或其他投资活动(如工程承包、劳务承包等)，由于所在国(地区)发生战争或政治动乱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可比照前款规定办理。2008年初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在第23条规定，我国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另外，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同86个国家正式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目前还在积极与部分未签署国家进行谈判。
(五)对“境外投资”的保障性政府服务不断完善
我国有关部门积极落实国家关于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和“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的精神，采取若干服务型措施为企业的境外投资提供有效服务。2002年3月，外经贸部出台了《关于成立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的暂行规定》；2002年外经贸部和国家统计局共同拟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2003年商务部了《关于建立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的通知》，在商务部政府网站“对外经济合作司”子站上搭建了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该信息库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提供境外招商项目信息服务；从2003年开始，商务部每年均编写《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4年1月1日商务部开通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指南网”；2004年外经贸部建立了“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2004年以来，商务部联合外交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于2004年7月、2005年10月、2007年1月分三次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七部门还于2006年7月了《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上述政策均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起到了良好的保障和指导支持作用。2006年8月，商务部颁布了《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暂行办法》(之前一个月首先颁布了《中俄企业境外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并在北京成立了“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无偿为我国企业提供服务，大大降低了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遭遇商业纠纷、歧视性待遇等方面的风险负担。2008年8月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建立的“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系统”正式运行。这不仅有助于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中的外汇收支及其流动的监督和管理，更有利于我国企业借助该系统平台防范和避免外汇收支风险。
2009年3月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更是系统地明确了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企业提供的全方位政府服务。《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强化了商务部引导企业、服务企业的内容。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将建设“境外投资管理系统”，推行电子政务，实行网上申报和证书发放，方便企业办事。其第28条规定：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境外投资引导、促进和服务体系，强化公共服务。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帮助企业了解东道国(地区)投资环境。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引导企业有针对性地到东道国(地区)开展境外投资。商务部通过政府间多双边经贸或投资合作机制等协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商务部建立对外投资与合作信息服务系统，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供统计、投资机会、投资障碍、预警等信息服务。
我国政府不仅不断出台具体政策服务于企业境外投资，同时主观上的服务意识、服务主动性也在不断增强。2008年4月，美国财政部公布《关于外国法人兼并、收购和接管的条例(草案)》(Regulationspertainingtomerg-ers，acquisitions，andtakeoversbyForeignpersons)并在美国国内征求意见之后(此草案为美国拟对其《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的变动)，我国商务部随即在其官方网站上了此信息，提醒国内企业关注、应对此法案变动。我国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这种“提醒”及时为国内企业提供境外投资信息预警，起到了帮助企业防范有关风险的积极作用。
总之，随着我国政策对“境外投资”鼓励和支持力度的加大，我国的对外投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根据我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中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179.1亿美元。2002-2007年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56％。据统计，2006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国家(地区)排名中列第13位。
二、我国境外投资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缺乏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本立法
迄今为止，我国的境外投资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到2007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也已经达到1179.1亿美元，但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对外投资的基础性法律，已有的规定仍然以国家多个相关部门的“数个”部门规章为主，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由于没有一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高层次基本法，当前在我国的“境外投资”领域依然是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导致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过多，大大降低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率，对此企业反映强烈。例如，商务部于2004年10月1日《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之后的一周之内，国家发改委紧接着于2004年10月9日亦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二者均将境外投资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尽管依照规定，上述两个部门在境外投资的核准过程中各有分工――即通常所说的“商务部审核企业、发改委审核项目”，但由此导致了企业需要分别向两个部门申报两份繁简不同的文件。这样就可能导致出现一个部门核准，而另一个部门否决的现象，降低企业效率。因此，在将来的国家政策或立法中，应当明确一个对外投资的牵头部门，由一个部门来负责受理企业申报，然后再由这个牵头部门找相关部门“会审”，决定是否核准企业的对外投资。法律比政策更加稳定和权威，我国应尽快出台一部统领调整境外投资的基本法律――《对外投资法》，以彰显我国对对外投资的积极态度，从而更加高效地促进我国的对外投资。具体来说，《对外投资法》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鼓励促进、宏观调
控、监测预警和管理、金融支持、政府服务保障等制度。进一步说，鉴于对外投资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还应当设立高级别的“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负责拟订国家对外投资战略，统一领导、管理、协调对外投资活动，总结经验和教训，决定相关政策立法建议。
(二)政府提供的信息等保障有待进一步完善
2009年3月，商务部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客观地说，我国政府已经针对境外投资出台了较为完善的支持性、保障性政府服务，下一步只要认真落实即可。但在信息服务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例如，当前我国众多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所获得的大量经济信息一般仅仅是报送其上级主管部委，然后再在政府相关各级、各部门间传递，是一条单向、封闭的信息通道，使得已经或将要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难以获取、利用上述信息。建议主管对外投资工作的政府部门应当建立专门的信息平台(如依照行业类别，设立专门网站相关信息，或由专人负责向对外投资企业邮箱发送信息等)，为企业提供东道国环境、商机等信息，更细致地为对外投资做好服务。我国中央政府还应积极参加国际上关于跨国投资规则的制定。当前，国际经济领域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则已经非常成熟，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关于国际投资的系统规则，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多边协商和规则制定，通过与“金砖四国”等其他新兴大国的协调配合，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2
一、高度重视企业国有资产统计工作
国有资产统计是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是国家宏观决策的基本依据。通过加强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工作，提供内容全面、真实准确、编报及时的数据资料，使各级政府能够全面了解国有资产的存量、分布、结构和效益情况，为进行国有经济调整，实现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依据。因此，各县(市、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要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工作体系，层层落实工作责任，积极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按时高质量地完成本县(市、区)、本部门和本企业的国有资产统计工作任务，并按规定向市国资委报送国有资产统计报告。
二、明确责任，建立和完善工作体系
建立有效的工作组织体系是做好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工作的保障。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工作要遵循统一规范、分级管理、内容完整、编报及时的原则，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财务关系、产权关系分别组织实施。市国资委负责布置、收集、审核、汇总全市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向市政府和省国资委报告全市企业国有资产运营情况;各县（市、区）政府要指定一个部门负责布置、收集、审核、汇总本级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向本级政府和市国资委报告企业国有资产运营情况；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明确专门处室负责布置、收集、审核、汇总本部门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向市国资委报送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各监管企业要明确专门机构负责编制并直接向市国资委报送国有资产统计报告。
三、国有资产统计报告的编报范围
凡我市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独立核算的境内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都要编制国有资产统计报告。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包括月份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和年度国有资产统计报告，月份国有资产统计报告由企业财务快报表和简要财务情况说明构成；年度国有资产统计报告由企业财务决算报表和国有资产运营分析报告两部分构成。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等有关规定，企业财务决算报表由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损失情况表、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等报表构成；国有资产运营分析报告主要包括国有资产总量与分布结构，企业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分析，国有资产增减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分析，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等。
四、认真做好企业国有资产统计各项工作
国有资产统计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县(市、区)政府指定部门、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监管企业要落实工作责任，明确编报范围和工作程序，按时布置、收集、汇总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告，确保编制质量。一是要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在全面进行财产清查、债务债权确认、内部往来核对、损益及时结转等工作的基础上，以年终决算结果为依据，认真组织编制2005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表，做到账实相符、账证相符、账表相符，完整、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国有资产运营情况。二是按照统一的报表格式、内容、指标口径和操作软件等要求，如实编制、录入、汇总和上报国有资产统计报表，做到报表信息填报真实准确，上报及时完整。三是集团型企业要按照规定在内部交易与内部往来充分抵销的基础上，将各级子企业的会计报表自下而上逐级合并，编制集团合并报表。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3
“中国淡马锡”破茧待出
2006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上”表示，“将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经验落实出资人责任，把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办成金融控股公司，对所投资的金融机构行使大股东权力……”这意味着已成立三年之久的汇金公司的定位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
汇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6日，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国有独资投资公司。成立仅仅两周之后，汇金公司就宣布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它已多次向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注资，此外，静待其注资的还有包括光大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
就当前来看，汇金公司是由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指挥运作的，被认为是国务院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工具性”公司。但在公司成立之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它的职责却是这样阐述的：用外汇储备向试点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投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作为出资人，将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究竟是维护金融稳定、具有政府性质的机构，还是对外汇储备保值增值负责、高效运用外汇储备的投资机构呢?对于汇金的定位，长期以来决策部门和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直至吴晓灵的一番话，汇金的身份终于明朗起来。
吴晓灵认为，汇金公司与新加坡淡马锡的运作背景十分相似，可以借鉴淡马锡的成功经验。“汇金公司可以作为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职能，主动积极地制定公司发展规划。在制度设计上，明确界定权力和责任，加强权力和责任的对称关系，以保证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作和实现股东长远价值增值。”
然而，中央之所以如此关注汇金的定位，主要还是出于缓解外汇储备压力的考虑。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下，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加。截至2006年10月底，外汇储备已破万亿美元大关，中国也因此成为当年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对此，中国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喜悦。这是因为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更为泛滥的流动性。2005年以来，如何实现外汇储备管理的多元化，就已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尽管此前政府已经分别推出了QDⅡ及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等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而明确定位汇金的角色之后，汇金就可以正确界定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更好地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认为，由汇金一家机构掌管巨额外汇储备，会由于其肩负大量的日常事务，同时从事复杂的普通投资和战略投资而导致在今后的实际运行中逐渐力不从心，再加上分散风险的考虑，因此中央决定在保留汇金的前提之下，再重新组建一个国家投资公司，公司的运行模式同样采用“淡马锡模式”。至此，未来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有望形成外汇管理局、汇金公司和国家投资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
“淡马锡模式”探源
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财政部的全资注册公司，被誉为全球最成功的政府投资公司。到目前为止，淡马锡公司直接参股的国有及混合制企业达到23家，业务涉及电力、电信、传媒、交通等各类基础设施，如果包括所有的下属企业，淡马锡共有2000家企业之多。截至2006年3月31日，淡马锡的年均股东投资回报率达到了18％，平均股息权益高达7％……在世界范围内私有化浪潮的背景下，新加坡成为既保持了相当部分的政府投资，同时又取得不俗业绩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因此，“淡马锡模式”备受中国政府的关注。而这一模式的精髓又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独特的董事会文化。淡马锡自成立之日起即按市场化标准设立，不享有政府任何的特殊优惠政策，投资活动也不会预。政府通过董事会制度，对淡马锡进行监控。董事会每年向财政部提交成绩单，如果业绩不好就会被换届。但政府并不会直接管理至公司的经营层面，而是通过管理董事来达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目的，淡马锡在投资决策和资金使用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除非重大问题，淡马锡也从不干预其控股公司的日常经营。而这种政企分开、市场化运营国有企业的模式，正是“淡马锡模式”成功的最关键所在。
其次，“淡马锡模式”的精髓还体现在“不与民争利”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国资改革都有一个通病，即私有化的动力缘于国企经营不善，一旦恢复盈利，政府就不愿退出，转而与民争利，这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尤为明显。淡马锡对此却早有防范。对于新加坡国内来说，淡马锡是政府调节行业政策和投资导向的重要手段，其整体思路为：凡是私营企业可以做的行业，凡是非战略性的、不需要政府主导的行业，政府投资公司就会退出。淡马锡常常率先进入尚不成熟的、战略性的，或者风险比较高的行业，而一旦行业成熟到私营企业可以进入时，它就会及时退出。
此外，“淡马锡模式”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并不单指淡马锡一家企业。淡马锡成立三十多年来，参股了新加坡超过70％的大中型企业。一项不完全的调查显示，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淡马锡几乎掌控了新加坡所有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然而，就在淡马锡成功运作了七年之后，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资产规模更大、主要管理新加坡政府海外资产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ofSingaporeinvestmentCorp，下文简称GiC)。2006年3月，GiC在成立25年之后首次公布了回报率。目前旗下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GiC，在过去25年来的年平均回报率达到5.3％。GiC也因此和淡马锡构成了所谓的“淡马锡模式”的核心企业。
对目前正处于改革中的国资管理而言，“淡马锡模式”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的选择。“淡马锡模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通过政府全资持股控股公司，以财政财力向企业投资，体现政府作为企业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权利：通过控股公司在各企业董事会中的影响力，完成
政府对市场经济体的间接控制。另一方面，政府不直接介入企业的公司化运营，也不直接干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让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盈利。届时，又通过控股公司的渠道分取收益，形成良性循环。凡此种种，让处于国资管理难题中的中国顿时看到了破题的希望。
“淡马锡模式”能否一劳永逸?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汇金公司及国家投资公司采用“淡马锡模式”之后，对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将十分有利。
据业内专家分析，目前中国最大的经济难题就是在如何不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前提下，给过剩的货币流动“掺砂子”。而国家投资公司成立之后，则可以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方式，为中国提供新的调控工具。同时，国家投资公司在财务上与央行是分离的。从央行手中购买外汇后，央行的外汇储备会相应缩减，而这些外汇资金将以资本流出的方式抵消中国的“双顺差”，由此不仅将减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相应地，人民币的流动性也会减小。对中国的经济运行而言，这不啻为一大利好。
不过，要想真正成为中国的淡马锡，获得新加坡淡马锡的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汇金及尚未成立的国家投资公司要走的路依然很长很长。如何让汇金和国家投资公司透明其财务制度、决策制度、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和监督所投资的金融企业，从被动的“近股东”加速向积极的“近股东”转型，仍然充满挑战。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4
第一条“企忧档案”活动的主题。按照县委、县政府支持企业发展，帮助企业解困，推动服务企业常态化、制度化的总体要求，以作风转变、效能提升、优化服务、创新发展为总目标，通过政策宣传、部门协调等多种手段，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切实为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更高效的优质服务。确保“企忧档案”成为企业排忧解难的重要载体，全面推动我县企业健康发展。
第二条“企忧档案”活动的对象。县境内三上企业和被列为县以上重点建设项目的企业。
第三条县副科级以上单位作为每个“企忧档案”活动的挂点服务单位。挂点服务单位需将单位法人、分管领导和具体联络员名单报企忧办，由企忧办登记备案。
第四条企忧申请表的发放和回收。由企忧办统一印制企忧申请表，挂点服务单位领取企忧申请表后，必须半个月到企业走访、调研、发放企忧申请表给所挂点企业，每半个月将收回的企忧申请表报一份给企忧办备案登记。
第五条分级处理和公开。企忧事项申请受理后，一般的企忧事项直接由挂点服务单位跟踪落实；较大的企忧事项由挂点单位报县政府分管领导阅批后办理；重大的企忧事项报县政府主要领导阅批后办理。企忧事项中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部门共同审批办理的，由挂点服务单位负责，同时启动《县并联审批暂行办法》来解决。各挂点服务单位要及时将处理好的企忧事项情况反馈给企业和企忧办。
第六条限时办结。企忧事项申请受理后，挂点服务单位必须在二个工作日内告知企业其企忧事项申请的分级情况。一般的“企忧事项”原则上要求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较大的“企忧事项”原则上要求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重大的“企忧事项”原则上要求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暂时解决不了的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说明情况，并采取措施逐步解决。
第七条建档和销账。由企忧办建档和销账，挂点服务单位收回企忧事项申请表后2个工作日内交企忧办建档。处理好的企忧事项凭企忧回访单交企忧办销账。企忧档案由企忧办存档和保管。
第八条每月汇报集中排查。每月由挂点服务单位向分管挂点领导汇报上月企忧档案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如遇突发事件、重大情况，及时汇报。
第九条专人跟踪办理。受理后的企忧情况，由挂点服务单位派专人负责跟踪落实；需要市以上单位解决的，由挂点服务单位向县政府汇报，指定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联系跟踪。
第十条“企忧档案”管理
（一）“企忧档案”管理工作由县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实施。各挂点单位应将所负责企业的企忧事项处理情况于每月5日前以书面形式报企忧办。
（二）县行政服务中心（企忧办）每月10日前将各挂点服务单位的企忧事项处理情况汇总后向企忧档案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第十一条检查督促
（一）县监察局负责对各挂点单位和职能单位对企忧事项申请办结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每季度将检查结果在季度经济会议上进行通报。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5
一、“走出去”战略制度形成的三个阶段
（一）1979――1991年“走出去”战略的酝酿
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第一次把出国办企业、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奏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序曲。1984年5月，外经贸部《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次年7月，外经贸部又《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从国务院个案审批到规范性审批转变。198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该办法和1997年颁布的《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都是属于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这一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制度建设主要在行政审批和外汇管理上，十三年间，“走出去”的企业不多，规模不大，累计批准的1008家对外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仅13.96亿美元。
（二）1992――2001年“走出去”战略的确定
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达14.2%，经济过热。中央政府1993年开始宏观经济调控、紧缩银根，对境外企业也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这一年，外经贸部起草的《境外企业管理条例》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外资管理职能：外经贸部负责对境外投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统一管理；国家计委负责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他部委及省一级外经贸厅(委)为其境外企业主办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外经贸部授权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对中方在其所在国开办的各类企业实行统一协调管理。1996年7月，财政部出台了《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成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制度。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第一次明确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998年2月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这标志着“走出去”战略雏形的形成。
配合“走出去”战略的提出，1999年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促进境外加工贸易的配套措施：外经贸部等三部委的《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的《关于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企业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中有关出口退税问题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外汇管理的通知》，以及外经贸部等五部委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周转外汇贷款贴息管理办法》和《境外加工贸易人民币中长期贷款贴息管理办法》（2003年，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周转外汇贷款贴息和人民币中长期贷款贴息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该《补充通知》加大了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对境外加工贸易项目的支持力度）。
“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这一年的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该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并称为四大新战略。2001年3月，“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要求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
（三）“走出去”战略的发展。
本文将重点讨论2002年至今即“走出去”战略的制度形成与发展完善。
二、“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框架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此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外汇管理局等逐步启动了政策调整的步伐，开始了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健全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并在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总结。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前，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框架体系基本形成了以下内容。
（一）简化对外投资审批，完善监督管理
商务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2003年改组为商务部）2003年《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北京等十二个省市进行了下放境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的改革试点，地方外经贸部门的审批权限由100万美元提高到300万美元。
国务院2004年7月做出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了项目审批制度，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这一年，我国对外投资项目也从审批制向核准（备案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办理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由商务部核准。
2004年8月，商务部和国务院港澳办制定了《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同年10月，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为配合该《规定》，商务部2005年又提出了《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启用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这些政策为国家支持和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赴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提供了政策依据，进一步明确、简化了境外投资程序。值得说明的是，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商务部在同一个月的《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普遍被认为政府职能管理上存在重叠。
此外，外经贸部联合其他部委在2002年分别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该制度在2004年修订后于2005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成立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的暂行规定》。从2003年起，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对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和境外中商企业商会工作。在出国人员管理方面，外经贸部、外交部、公安部2002年3月联合了《办理劳务人员出国手续的办法》，外交部2002年了《外派劳务人员申办签证实施细则（试行）》，进一步规范和简化劳务人员出国审批手续。此外，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5月了《企业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制度》，要求企业在确定境外并购意向后，须及时向商务部及外汇管理部门报告。
（二）简化手续、放宽对外投资外汇管制
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不断升值的人民币使上我国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显得滞后，外汇管理特事特办的情况日益增多。2002年以来，我国开始了“简化手续、放宽管制、开展试点、全面推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变革。
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审批等26项行政审批项目，退还了已收取的境外投资的汇回利润保证金，并允许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手续得到逐步简化和最终取消。2003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各试点地区的外汇管理部门，被允许直接出具中方外汇投资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的境外投资项目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意见，在额度内允许投资主体购汇境外投资。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此项24个省市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国，并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权限由300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2006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彻底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有力地推动了“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2004年的《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内成员企业利用自有外汇资金以及从其他境内成员公司拆借的外汇资金，对境外成员企业进行境外放款或者境外委托放款，大大缓解了境外公司运营资金和外汇使用的瓶颈，解决了境外投资企业运营资金融资难的问题。
（三）财税金融政策扶持
1.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到国外投资，我国先后推出了三项涉及促进境外投资的专项资金扶持政策：一是2000年10月，外经贸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对中小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办企业予以前期费用等资金补助。二是商务部、财政部2005年12月出台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等业务采取直接补助或贴息等方式给予支持。三是商务部、国土资源部2003年针对资源类企业设立了“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财政部、商务部2004年10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04年资源类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前期费用扶持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2005年10月了《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作为中国政策性银行的国家开发银行自从1998年以来，与其他国内外机构合资设立了四只产业投资基金，即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由国家开发银行100%控股的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2007年5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约10亿美元，二期将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以股权和准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中国企业走进非洲。
3.信贷支持。在国务院1999年《关于鼓励企业利用援外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意见》的基础上。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颁布了《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每年安排“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受出口信贷优惠利率。2005年8月，为推动非公有制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做出了《关于实行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8月的《关于调整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将融资性对外担保由原来逐笔报外管局审批，改为余额控制，促进了对外投资便利化。
4.税收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了《关于做好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意见》。
（四）投资保护
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超过110个，仅次于德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我国的境外企业提供了对外投资的战争、政治等险种。
（五）综合服务
商务部2003年组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投资促进事务局），并在商务部网站上搭建了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为境内外各类机构和企业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沟通的信息平台。商务部2006年7月颁布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并在北京成立“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无偿提供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
商务部还加强了各种报告制度的建设。商务部2003年开始每年编写《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并陆续印发了非洲、中东欧、拉美、亚洲等四个地区的行业《境外加工贸易国别指导目录》。商务部还在2004年以后制定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这些报告为国内企业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市场状况、行业机会和企业资信等投资信息，为境外中资企业反映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障碍和壁垒提供了渠道。
三、“走出去”配套制度的改革展望
根据英国学者邓宁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2006年人均GDp为2042美元，首次超过2000美元，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第三个阶段。我国“走出去”战略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对相关配套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世界经贸形势的发展及中国改革的进程，本文认为2008年至2009年，中国将会出台一系列新的“走出去”战略的配套制度，而以下“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一）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
首先是管理体制和权限的合理划分。目前，商务部（公司核准、统计、年检等）、国家发改委（项目核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财政部（专项基金支持）、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所有权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信贷、保险）、国家开发银行（产业投资基金）和地方政府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各司其责，均有管理权限。尽管各政府部门已经锐意改革，提高了效率，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审批周期还是比较长，管理职能还是有些分散甚至重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分别对境外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公司提出核准的管理办法存在冲突。若要在境外新设项目的公司，需要同时在国家发改委（核准新项目）和商务部（核准新公司）审查核准，存在交叉审批。有鉴于此，需要合理划分和调整各有关部门的职能，简化程序，缩减审批内容，减少环节。问题能在新一届政府工作改革中得以妥善解决。
其次，各部门改革协调一致，提高法规的层次和效率。我国“走出去”战略制度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法规的层次和效率不够。在“走出去”战略的第一、第二阶段，各种制度针对点上的政策较多，例如，对鼓励境外加工贸易的一个问题，在1999年一年内外经贸部等部委从财务、出口退税、外汇管理、贷款贴息等不同的角度发出了六个通知。完善我国的对外投资的制度体系，不仅需要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凝结改革共识，协调并进，实现企业实践和政府规制的完美互动；而且需要政府的法规更加全面，法规的层次更高。目前，外汇管理改革步伐较快，《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有望全面梳理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法规，提高了法规的层次，值得期待和借鉴。
再者是对外投资立法。从对外投资的制度比较来看，发达国家非常注重立法的作用。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对外投资《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等法律。韩国也制定了《海外资源开发促进法》、《扩大海外投资法案》等法律。中国的对外投资制度主要通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制度来实现。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完善，需要适时地推出境外投资法。对外投资的法律化，是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和对外投资制度建设的进入较高阶段的一个标志，需要一定的积累和时间，希望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能着手研究。
第四是加强中小型非公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而制度和政策设计上尚未对其有合理的定位，出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盲区。许多中小型非公企业在没有办理对外投资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就自行对外投资，而且日益普遍。这些投资游离在中国政府的视线之外，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国内资本外流(外逃)，也使我国对外投资的统计数据不够准确。应尽快规范民营企业和自然人的对外投资的政策和制度。2005年8月，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曾了《关于实行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这类对民营企业的“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也应该加大。
2007年2月开始施行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居民个人可以自有外汇或人民币购汇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仍不允许，特殊情况下，需要以自然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需要公证并在商务部备案。实践中，我国自然人在境外进行中小型投资也比较普遍，对这类对外投资的管理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法规。
（二）提高财税金融政策扶持的效率
我国目前有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等三项“走出去”专项基金支持。每年的三四月开始申报，申报的公司越来越多，但对外投资促进的效果不佳。建议借鉴日本的经验，设立海外投资损失保险金制度。日本的海外投资损失保险金制度针对投资海外欠发达地区的制造、矿业、农林水产、建筑业项目发生亏损或者损失，对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金额为项目累计投资额的12%。此外，产业投资基金、信贷、税收等领域还有很大的政策创新的空间。
（三）进一步改善服务和保障
一方面，对内要关注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培养服务。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在近些年才开始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人员是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不足，许多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因为派不出合适的高层管理人员而大大降低效率，甚至亏损。一批精通语言和管理的人才在世界各地的境外企业中摸爬滚打，正脱颖而出，并将逐步形成一个跨国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人才队伍。这支队伍伴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步伐正在逐步成长，其成长的速度和质量关系到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成败。建议国家着力引导尽快形成这类人才市场的建设，并加大这方面人员的培训支持，加快这支队伍的成长。建议建立海外人员培训的专项基金，设定境外企业接受我国政府对年检、统计、绩效等监管表现的一些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专款资金支持，或组织其参加国家举办的专项培训。
另一方面，对外应扩大政府间合作。目前中国与110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大多数是中国以投资东道国的身份，而非以投资母国身份签署。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签署双边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参加区域层次的投资保护协定，并加强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6
一、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基本定位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是指企业根据税法规定和会计准则要求对上一年度的企业所得税进行清算并申报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指企业依据税法要求对会计报表中该增加的项目进行调增，对该减少的项目进行调减，最终确定全年应纳税额，并根据前一年度预缴的企业所得税数额确定该年度应补或应退税额，填写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最终在该年的5月31日之前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的行为。
汇算清缴以“利润总额”为基础，按照税法要求进行一系列纳税调增和调减，最终得到“应纳税所得额”。主要涉及三方面的纳税调整内容：收入类项目的调整、扣除类项目调整以及资产类项目调整。
二、汇算清缴难点及其处理策略
（一）职工薪酬的纳税调整
企业所得税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的职工工资薪金，准予在税前扣除。但由于税法还对某些特殊情况下工资薪金税前扣除问题进行规定，因而带来了一些该类项目的税会差异，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因此，企业在进行所得税预缴申报时，应按照实际发生额进行扣除，在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按照实际发放的残疾员工的200%加计扣除。
第二，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因此，只要满足相关规定，企业研发人员的工资就可以加计扣除。
第三，企业实际发生以下支出，必须按税法规定实行限额扣除：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职工工会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的部分准予扣除；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总额2.5%的，准予据实扣除。
【案例1】假设某企业2015年在册职工900人，实际发放工资薪金1300万元，同时发放的职工福利费182万，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分别为30万和40万，那么工资薪金可据实扣除，而三项经费调整过程如下：
税前准予扣除的职工福利费=1300×14%=182（万元），实际扣除182万，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0万。
税前准予扣除的工会经费=1300×2%=26（万元），实际扣除30万，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4万。
税前准予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1300×2.5%=32.5（万元），实际扣除40万，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7.5万。
因此，工资及三项经费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4+7.5=11.5（万元）
（二）业务招待费的纳税调整
企业所得税税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即只要企业发生了业务招待费，就至少会有其发生额40%的纳税调增。
（三）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支出的纳税调整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四条对企业广告费与业务宣传费做了明确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对于该项税会差异，企业应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多扣除的费用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四）固定资产折旧的纳税调整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税法允许企业按自已的会计制度采用不同的折旧方法，但其只认同直线法计提的折旧作为当年的成本费用，并且为避免企业采用过短的折旧年限，税法对部分固定资产折旧的最低年限进行了规定。当税法与会计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以及时间的规定不同时，就会产生计提费用上的差异，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进行纳税调整。当会计与税法对折旧政策的规定存在差异时，就会产生时间性差异，企业在汇算清缴时必须予以纳税调整。
【案例2】某公司从事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4年6月购入一台生产器具，不含税价为150万元，购入当月投入使用，会计上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为5年（与税法规定相同），预计残值为0，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1）会计处理：
2015～2019年每年计提折旧30万元（150/5）；
借：制造费用30
贷：累计折旧30
（2）税务处理
假设该公司采用缩短折旧年限的优惠政策。税法上的折旧年限：5×60%=3（年）
2015～2017年每年可税前扣除的折旧50万元（150/3）
2015～2017年每年年末进行会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5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20×25%）
2018、2019年每年年末进行会计处理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7.5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负债
7.5（30×25%）
三、汇算清缴涉税新政剖析
（一）企业福利性补贴支出税前扣除的规定
《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税总局2015年34号公告）对企业福利性补贴支出税前扣除提出规定：列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制度、固定与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福利性补贴，可作为企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按规定在税前扣除。不能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福利性补贴，应作为职工福利费，按规定计算限额税前扣除。
该项新规定更加明确了对职工福利费的税务处理，扩大了工资薪金的外延，将符合工资薪金制度要求、固定与工资薪金一同发放的福利性补贴视作工资薪金，不仅能够税前扣除，还能增加企业计算职工三项经费扣除限额的基数。
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明确规定：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工资薪金，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定数额；超过部分，不得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国有企业不能违反工资薪金的限额规定，将职工福利作为工资薪金过度发放。
（二）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支出税前扣除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34号公告）对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区分两种情况进行税前扣除：其一，企业按照协议（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应视为劳务费支出，不计入工资薪金总额，也不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其二，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三）固定资产优惠政策及填列纳税申报表的相应变化
2016年1月18日，《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版）部分申报表的公告》（国税总局2016年3号公告）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版）部分申报表进行了修改，主要是为了方便企业在汇算清缴时享受小型微利企业、重点领域（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转让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技术使用权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其中，固定资产优惠政策涉及面广，对企业影响较大。新颁布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内容更加清晰完善，承担了纳税人对加速折旧优惠政策进行备案的功能。
四、汇算清缴风险规避
（一）确保各类报表之间的逻辑平衡
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的纳税调整，即企业依据税法规定对其财务报表上的一些项目进行调整，例如前述的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等，并据此填报各类纳税申报明细表。因此，企业的会计类报表与其纳税申报表应互有逻辑关系，该类逻辑关系是否合法合理是税务机关进行纳税评估时审查的重点内容，报表之间项目数额的不对应或不合理往往揭示了企业的纳税疑点，会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可能会对企业进行约谈甚至实地调查。所以，审核会计处理、正确进行各项纳税调整、确保报表间逻辑关系的合理性是企业汇算清缴前必须妥善完成的任务，同时，还应通过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审计调账以及会计错账处理等方法及时进行更正。
另外，政府与税务部门逐渐重视构建与第三方涉税信息互换的平台。银行、投资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等提供的业务信息、报送的报表也成为税务机关审核企业涉税信息的重要凭据。因此，企业汇算清缴时也应保证其据以纳税调整的财务类基础报表与其他相关利益者提供的信息保持一致，防止关联双方账务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税收风险。
（二）明确政府补助收入的税会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企业应将获得的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和与收益相关，以及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分别采用收益法与总额法处理。采用收益法时，企业将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或当期收益；采用总额法时，将政府补助全额确认收益。而针对政府补助的税务处理，企业应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的规定，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对于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不同造成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企业应在汇算清缴时准确进行纳税调整。
对于符合不征税收入要求的政府补助收入，企业汇算清缴时可进行纳税调减，相应地，不征税收入形成的费用支出、资产折旧或摊销也不能够税前抵扣，应进行纳税调增。不征税收入包括以下四类：第一，财政拨款，可以凭财政拨款文件和单据在取得当年进行纳税调减；第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这类不征税收入可凭相关文件在上缴年度进行纳税调减；第三，其他的不征税收入，应当同时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规定的三个条件，才可在取得年度进行纳税调减；第四，明确规定为“不征税收入”的事项。
（三）关注并及时适用税收优惠新变化
为鼓励部分产业和项目发展，提高税务征管效率，2015年度部分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口径与方式有新变化，企业在汇算清缴时应及时予以关注，完善优惠备案的流程及备齐相关证据材料。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7
李明博的新政框架
今年66岁的李明博，是韩国典型的奋斗自强式的传奇人物。
1992年，李明博步入政坛，外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推土机”，形容他做事勇往直前。
这次总统选举，韩国国民选择了实干家为新一代总统，并没有把选票投给“不结实的理念”。正是因为李明博在现代建设公司当ceo和首尔市长时的实干家风格和实绩，深深打动了韩国选民的心，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推举。他的新政亦充分体现了他对经济发展的雄伟蓝图和执着信念。
力推“大部制”
韩国新政府主张“小政府、自由市场”，更强调市场的作用。在这次选举中，李明博举起了减少对企业的规制、解除政府的“官治”的锤子，让企业家欢欣鼓舞，愿意投资办厂，扩大国民就业。李明博积极鼓励自主创业，搞活经济，兑现竞选时的各种承诺。李明博大刀阔斧，力推综合大部制，将原有的18个部委调整为13个部，但因在国会有很大争议和强烈反弹，最终调整为15个部，继续保留了统一部和妇女部。
李明博取消了总统宣传室与总理国务调整室，青瓦台班子总体缩减1／3，秘书、警卫两室合并为总统室，秘书官名额小幅削减；与此同时，总理室也缩减一半。青瓦台虽然缩小，总统权力却得到强化，李总统准备直接管理财政经济部。更为发人深省的是，李明博取消了副总理职务，意味着他要加强部长的职责和贡献。为使综合大部制改革快速、平稳过渡，新政府采取大刀阔斧调整政府职能、减少公务员和政府开支的做法。目前正纠正各部纷纷“另立临时旁支机构，并不减少公务员人数”的变通做法，将组织剩余的公务员到中央研修院开展为期一年的业务培训。
李明博取消或缓冲以往政府对企业的规制，下调企业法人年龄，劳动、金融法规更加灵活，减少政府对企业与个人的税收，是这次大手术的显著特征。通过这次“小政府、自由市场”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企业。因此，新政府自称“企业亲和型政府”，要营造“企业亲和型”环境。新政府正准备减少政府原有企业规制的40％。
像Ceo那样经营韩国
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少，正因为庞杂而规范的西方公务员制度和管理法规，孕育出层层叠加和链接的官僚体制与文化，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孕育和发展。李明博上任韩国总统后，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正是与这种错综复杂的体制进行拼搏。
李明博上任后，集中精力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解决阻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体制，即桎梏。下面是几件关于他力图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与作风搏斗的生动有趣的实例。
经营国家新理念：李明博一再强调“转换思路、重视现场、创意革新、求变志向、相生协作、为民服侍”7大关键词，也叫李明博版的执政核心理念和哲学。他独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构成他的新政框架，尤其是转变过去世界各国政府把执政看作是统治、监督、管理的模式为“经营国家”方式，已经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和学者的关注。人们正在关注他那不断变换创新的思维、工作方式带来的社会效应。
逆向思维：李明博打断汇报，反问相关部门：农民卖大米才900韩元，而农产品批发市场却卖3000、5000韩元。李明博说国家每年储存大米需要6000亿韩元，提出能否通过流通环节的改善，扩大销售大米，减少库存。他与102名企业、律师、研究人员建立了热线电话，直接听取他们的苦衷和合理化建议，说“记录”本身是为了打破而成为记录。
“长工”论，李明博说公务员是国民的“长工”，所以要起早贪黑地工作，哪有长工比主人还晚起的呢?他把国务会议提前了1个半小时，为的是不耽误各部长的正常工作，部长开完会回到所在部刚好是正常上班时间。他还说：公务员经过考试进政府机关，一辈子享受福利，这在民间是难以想象的。他说要取消公务员统一晋级考试，在社会、民间选拔有能力、有远见卓识的高层干部。他还强调：政府和公务员要讲诚信。
转变机关作风：李明博经常强调从上到下要统一意志，不能各行其是，他经常表扬阿联酋从国王到一般公职人员的意志很统一。法务部因很快制定了消除捆绑企业的各种规制而受到表扬；外交部、文化部、教育科技部则受到批评。文化部没有研制均衡的政策，外交部搞僵了国际关系，教育部没有提高教育质量，学生与家长压力和担忧加重等成为被批评的理由。
李明博把讲演用的讲坛撤掉，围着总统就坐的U字型桌子改成椭圆型，中间装饰用的摆设全部撤除，两边拉近了相隔距离，更利于交流。他不喜欢长时间内容复杂而空洞的汇报，喜欢一问一答式的启发式交流和讨论。他还取消了总统入场时全场起立、鼓掌的程序。
提高效率：公务员在新政府内“逐步研究解决”是行不通，连那些总统府秘书们有时因没有时间上厕所都叫苦连天。如果汇报时说：小麦涨价，就会被反问是小麦还是面粉涨价?有没有其他办法?国外是如何做的?总统要求计划和财政两部合并后的计划财政部减少政府财政预算10％，而且在一星期内要拿出具体方案。公务员在汇报中经常被反问：有什么创意?实用价值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两层意思，等于跑题。
节约资源，新成立的国家竞争力委员会说需要年租金10亿韩元的办公设施，李明博叫他们找找看有没有不花钱的办公室，后来在已经取消的信息产业部的大楼里找到办公地点。他批评说：首尔龙仁社区的办公大楼盖得比市政府还豪华，政府大楼比民间大楼还豪华是不应该的，这是浪费。法务部在汇报时用黑白墨印刷，受到了总统的表扬。2008年3月17日，知识经济部到庆尚北道现场汇报，本来要坐飞机去，后来在总统的建议下，为节省能源，改乘快速火车去。
第一是经济，第二也是经济：李明博是名副其实的“经济总统”，他全身心考虑和应对国家经济发展，关注民生，努力降低高涨的国民生活费开支，应对国家各种不可预测的危机，对关系民生的50多种物价实行监控。他强调：第一是经济、第二也是经济。法务部、环保部在汇报工作时，听到总统的点评、反问大都是能否有助于经济发展，怎样多建净化水厂、扩大石油储存，重新研究和废除政府现有企业规制的40％等。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8
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走出去，据2007年1月16日全国商务工作会议透露，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这一数字证实中国企业正在加快投资境外市场。
走出去从资源购买者到资产购买者
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购买资源或并购资产。从近年国际市场的反映看，中国对国际性的资源市场、资产并购市场的影响都在迅速增加。在此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研究中曾分析过中国企业在不同阶段投资海外市场的不同特点。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正在进行一种角色转换――从资源购买者发展到资产购买者。
在经过了10多年走向海外市场的实践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资源的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了。从发展历程看它们经历了产品购买者、资源购买者、股权购买者三种角色的变化。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企业只是购买已开采出来的石油矿产品。这是最初级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由中国企业购买或投资海外的油田、气田、矿山，获取份额资源；
第三个阶段中国企业是以海外公司的股权为收购目标，通过收购公司股权这种资本投资方式来获得石油矿产资源。
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我们收集整理了2000年以来的近90个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或收购的案例，在这些已完成的收购案或拟进行的收购案中，能源、矿产资源收购案有约30个，占所收集的收购案例的1/3。在这30个案例中又有21个是有关石油及天然气收购，占比约70%，这显示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海外资产收购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最重要目标。此外在能源和资源类收购资产案例中，收购的主体无一例外都是国有企业。
通过收集的案例也可以发现，资源股权与企业股权的并购正在增多。绝大部分的资源股权与企业股权收购案例都发生在2005年以后，其涉及的行业也逐渐增多，包括了能源、矿产资源、港口、银行、融资租赁、个人电脑、电信、家电制造、汽车制造、汽车零配件等多个领域。虽然每个行业中的收购数量很少，但从行业分布上毕竟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
在从购买产品到购买资产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收购方式、资源投入等也有很大的转变，购买能源与原材料产品的方式相对简单，谈定一个市场价格，直接购买即可。但资产收购方式则比较复杂，涉及到各种市场法律甚至政治因素的谈判，收购价格的确定也比较复杂。
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遭遇的挑战与阻力
作为一个新来者，中国企业的大规模走出去意味着对原有市场格局的调整将受到一系列的挑战。
在国际事务中，经济从来都是与政治挂钩的，单纯的购买资源产品可能不会引发非市场因素的担忧，但随着中国企业逐渐增加对外资企业的股权收购，一些正常的市场行为也会受到来自政治的干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虽然业界普遍认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是平常的商业交易，无碍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中海油开出了185亿美元的收购高价，比竞争对手雪佛龙的开价要高，但最终此收购还是因美国国内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失败。
另一个例子是海尔收购美国家电巨头美泰克，海尔拟出价12.8亿美元收购美泰克，并承担美泰克9.7亿美元的债务，收购总报价22.5亿美元，但由于收购价格过高，两家企业整合的复杂性以及美国政界的反对，海尔不得不于2005年7月20日宣布放弃收购。
类似的例子在欧洲也有，2005年9月华为公司曾提出以6.82亿英镑的价格竞购英国电信设备公司――马可尼公司，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失败，据来自欧洲官员和美国媒体的消息称，马可尼淘汰中国华为很可能是受美国压力所致。
由于企业体制原因，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参与海外资产收购时很容易被看成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这是引起国外政府警惕或者容易让它们找借口的地方。为此中国也在改变策略，一种做法是让在海外上市的国企色彩较淡的中资公司来出面收购，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2006年11月以私人公司名义，斥资8亿美元向南非奥本海默家族收购全球第三大矿产公司――英美资源的1.13%的股权，引起关注。如果是中资企业来代表中国政府进行海外资产收购，很可能政府要以某种形式来补偿这些中资企业。
除了政治压力之外，中国企业明显的收购意图也会引起国际资本或大机构的狙击，或者引发国际机构来套取中国溢价。有西方金融界人士透露，现在有一部分国际资本把目光盯住来自中国的资产并购需求，由于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并购的目标明显，当国际资本了解到中国企业的收购意图时，时常会提前涌向中国企业的收购目标，抢先收购目标资产或者抬高收购门槛，使中国企业的收购支付更大的成本。
从我们整理的收购案例来看，迄今收购出价最高的是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185亿美元，其次是五矿收购加拿大诺兰达公司的55亿美元。在近几年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资产收购案中，报价一般都在几亿美元到几十亿美元之间。
另一种针对中国企业的政策调整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并购设置了障碍。2006年4月底，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重要产地西澳州政府突然对外资参股当地矿山做出限制规定，要求外资对当地矿山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这使得兴致勃勃赴澳开采铁矿石的中国企业措手不及，因为此前首钢、唐钢和马钢等已在当地投资建设了九个矿山项目，宝钢和中钢在当地的部分项目中所占股份实际上已超过了40%，西澳州政府该项政策的出台给中方未来在当地的矿山投资蒙上阴影，如果中方投入大量资金持股却不到20%，相关合作显然无法继续。
日本大财团在铀矿资源上的战略性争夺也使中国并购铀矿资源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从2005年9月中国核能发展计划公布以后，日本企业集团就加快了战略部署。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5%，在世界上位居第二。2006年2月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总裁扎吉舍夫宣布该国已同日本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和关西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合资公司，双方将共同开采哈梅古杜克铀矿，两家日本公司将各占公司35%的股份；2006年10月三井物产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开始实施开采雅库特南方铀矿区的合资项目，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将获得这一项目25%的股份。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在全球收购铀资产，有应对未来铀价上升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井物产并不讳言日本的目标其实还是中国，一名三井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当前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美国通用、日本三井财团的东芝-美国西屋、日本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法国阿海珐，日本在核电技术和市场的垄断雏形已经出现，中国加快发展核能应用的能源战略调整必然受制于日本。
政府机构并不适应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形势
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承载了中国的能源安全与资源安全的重任，因此它们都会得到中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然而与中国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趋势相比，国内在政策上还存在着不能完全与这种形势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内给企业走出去赋予了太多的重任，如在承担收购资产以保证能源安全与资源安全的同时，还要通过企业走出去来有效缓解双顺差，不过这种期望可能会要求太高。因为从双顺差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从资本项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净流入总是大于资本的净流出，否则不叫发展中国家；从经常项来看，中国出口50%是加工业，加工业总能带来利润，形成顺差。
二是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配套还不够。研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一直以来坚持了以吸引外资、增加外汇储备为目标的外汇管制政策，这种情况直到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2004年才有所改变。
2004年10月，商务部出台相关规定，减少对寻求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的审批程序，开始在网上接收企业申请，并发放许可证，不再审核每一项申请的可行性。
在中央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包括取消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取消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实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给予试点地区一定的购汇额度、允许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允许购汇或使用国内外汇贷款用于境外投资等。
直到2006年6月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7月1日起不再规定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境内投资者的外汇需求可以得到充分满足，内地企业到境外投资建厂收购兼并等无需担心购汇困难，没有购汇额度的限额。
中国在放松外汇管制之时恰逢人民币稳步升值。据我们所做的调研，在放松购汇及对外投资政策之后，企业并未表现出踊跃之势，人民币升值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愿望，而放宽性的政策从出台到实际执行仍有很大的距离。
在2006年6月，国际金融公司iFC、外国投资咨询服务机构FiaS、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共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司调查报告显示，58%的企业表示在获得融资方面有一些困难、甚至非常困难；77%的企业希望获得长期和中期融资但尚未获得；绝大多数被调查企业认为以下因素妨碍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获得外汇限制58%、行政程序数量48%、办理程序所需的时间44%、有限的资金来源35%、合规成本24%。
据了解，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必须走的审批流程为：到国家外管局进行外汇来源审核，然后到商务部办理境外投资注册企业核准，到国家外管局办理登记和投资外汇资金汇出手续，到银行买汇并汇出，企业到海外后向中国驻外商务机构报到，定期向商务部和外管局提交年检报告和绩效报告，如果是国有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还需要到国资委审核企业能力。所有这些手续全办下来大概得等到65天以后了。
FiaS高级投资政策官员巴塔特表示，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手续要复杂得多。
即使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也对繁杂的对外直接投资手续感到不能承受。一家国有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以国企到海外并购举例说，立项前要向国资委打个报告，立项过程中要打个报告，增资要打个报告，并购成功后还要打个报告。本来一件事却被分成了四个报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合并的。
此外很多审批文件是互为因果的，有时候到商务部办理手续，商务部要求有国家外管局的批件，到国家外管局办理审批手续，又要求有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到了国家发改委又要求有商务部的批件，要想办成一件事得来回折腾很多次，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也在这种折腾中流失了。
一些政府机关办理相关程序的透明度不够，不事先告诉企业办理一项手续需要什么文件，或不一次全部告知企业。
三是对私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支持不够。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等机构的调查，根据所有权划分时，全部被调查企业一致认为取得外汇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严重障碍，但更多的国企和外企认为程序数量和办理程序所需时间是更加严重的障碍性因素，这意味着对私营企业来说取得外汇资金是一项最大的问题。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9
[关键词]走出去；政府行为；重构
[中图分类号]F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12-0032-05
“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对走出去战略形成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发挥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作用，必须把握两个重点。认识论的重点是重构对走出去战略的认知，走出去战略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战略，二者既互为支撑，又无法混淆，既不能以国家战略替代企业战略，也不能将国家战略隔离于企业战略；方法论的重点是理顺走出去战略实施与政府、企业的关系，政府是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宏观主体，企业是走出去战略作为企业战略的微观主体，因此在走出去战略中要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功能定位以及互动关系，既要避免政府职能越位，也要防止政府职能缺位。
一、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现状
“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意志始于2001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颁布。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主体，跨越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对政府的市场秩序守夜人的角色定位，也超越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对政府的宏观调整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在体制转轨与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的特殊时期，政府是围绕走出去战略实现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与走出去战略配套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
1.规范“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
改革开放较长时期内，国家受限于资本与外汇两个缺口，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经营倾向于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自走出去战略成为国家意志以来，简化审批、完善监管成为逐步规范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的主要方向。2004年7月，国务院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项目审批制度的改革，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上述三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对外投资项目从审批制向核准（备案制）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2003年起，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成立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商务部牵头组织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对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估和境外中商企业商会工作。此外，国家对境外投资活动的严格外汇管制予以逐步放松。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审批等26项行政审批项目。2004年《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内成员企业利用自有外汇资金以及从其他境内成员公司拆借的外汇资金，对境外成员企业进行境外放款或者境外委托放款。200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彻底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
2.完善“走出去”战略的扶持政策
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家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了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专项基金、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
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为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开发银行与其他国内外机构合资设立了四个产业投资基金，即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优惠信贷政策支持。2004年国家发改委、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颁布《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每年安排“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受出口信贷优惠利率。
对外担保保险支持。作为对外信用担保与保险的最终承保人，国家为规范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主要从事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赢利性的政策性保险业务。
国际援助贷款支持。国家为适应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以贴息贷款和混合贷款的方式向受援国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为促进受援国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向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将外援与外贸、外经结合起来。
3.拓展“走出去”战略的公共服务
为解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不完全信息问题，国家从不同方面为企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对海外投资的信息服务主要由驻外使馆提供，包括驻在国的宏观经济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2003年商务部组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并建立了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2006年商务部颁布《中国企业境外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并成立“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无偿提供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
商务部不断加强各种报告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自2003年起商务部每年编写《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并陆续印发非洲、中东欧、拉美、亚洲等四个地区的行业《境外加工贸易国别指导目录》。自2004年起商务部制定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三项报告制度的建立为国内企业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市场状况、行业机会和企业资信等投资信息，为境外中资企业反映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障碍和壁垒提供了渠道。
二、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存在问题
“走出去”战略实施历经十年，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转轨阶段的特殊性使政府对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政策与公共服务亟待完善，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主体既对大型国企存在政企不分、多头管理、职能越位的问题，也对中小民企存在身份歧视、监管僵化、职能缺位的问题（见图1）。
1.“多头、分级、限额”的监管体制亟待理顺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其他部委规定，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根据有关法规办理核准。与此同时，商务部负责统计、年鉴等，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汇管理，财政部负责专项基金支持，国资委负责中央企业所有权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信贷保险，国家开发银行负责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也负有一定管理权限。“多头、分级、限额”的监管体制存在严重的管理职能分散、重叠与虚置问题，无法对企业走出去形成有效监管与服务，层层设卡的管理方式更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成本。
2.滞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导致政企难分
中航油事件、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的案例使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从深层次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挂钩起来。滞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导致政企难分，不利于大型国企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症结在于政府部门尤其是国资委拥有宏观行政管理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为解决所有者缺位所引起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现行管理体制采用各综合部门分别行使所有者部分职能，各部门只行使所有者投资决策职能而不承担相应责任，该制度安排既无法解决所有者缺位，更引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错位、越位与失位，部分海外机构甚至变相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政企难分表现为政府过分干预造成投资主体责权不明晰，企业行为扭曲。从近年大型国企走出去实践来看，大型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工程承包等市场行为往往被视为国家意志而遭到国外政府的政治干预与阻扰。
3.政府对中小民企走出去存在系统性职能缺位
尽管中小民企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主体，受体制转轨特殊性与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影响，政府中小民企走出去存在系统性的职能缺位。一是监管严苛，各管理部门存在审批多、标准严、门槛高、手续繁杂、耗时费力、变化度大、透明度低、统一性差等诸多问题，部分中小民企为规避严苛的监管通过自行对外投资实现资本外流。二是服务缺位，政府部门在信息与技术援助、金融支持、投资保险、财税优惠、外汇使用等方面对中小民企的支持体系严重缺失，相关政府部门对投资后的监管、跟踪、统计和分析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较弱，对境外中小企业的信息咨询、产业导向、投资促进等缺乏指引。三是身份歧视，在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中对中小企业民企的非公有制身份歧视，加剧了中小民企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现实困难。四是立法滞后，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专门的企业境外投资法律，普遍存在着以主管部门规章制度代替国家法律的倾向，在对外投资基本体制、市场准入、政府与企业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各项财税政策间的协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与法规指引；与此同时，多双边投资、跨国并购协定滞后，增加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与成本。
三、“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与发展趋势
1.“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
（1）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发展中国家提品、发达国家高负债消费发展中国家高储蓄投资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与“再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将处于中长期萎缩趋势，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依赖的外部市场条件已不可持续，中国出口产品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贸易摩擦与政治风险。发达国家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困扰，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矿产、森林等的控制与争夺，同时对新技术开发加强了扶持力度，在决胜未来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诱发政治领域的“中国”，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2）新五年规划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开局阶段。长期高投资与低消费造成的国内供需失衡使产能过剩在诸多产业普遍存在，后危机时代亟待在出口之外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消化过剩产能。长期的高要素投入、高资源消耗与高环境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利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两型社会建设，“十二五”时期亟待中国企业“走出去”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加快集约型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创新，加大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升级，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十二五”时期，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将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宏观经济正常运行对石油、矿产、森林等基础资源的外部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亟待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对国外资源的整合。
2.“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发展趋势
（1）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将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活跃；在一定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发展过程；一国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当出口达到一定水平会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出现。据统计，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4,306.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924亿美元，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根据邓宁的投资周期发展理论，中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第三阶段，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参照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十二五”时期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跨国经营领域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2）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将发挥更大作用。“十二五”时期，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宏观主体，将逐步完善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理清各部门、各级政府对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管理权限与职责，加强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监督管理，完善对企业境外经营活动的公共服务，重点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对中小民企的优惠政策。“十二五”时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既面临国外企业市场手段的阻击，也面临国外政府政治手段的干预，“搭政治台，唱经济戏”，政府将为企业出海发挥更大的护航作用，充分利用wto组织规则，增进与东盟、欧盟、阿盟、非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交流合作，增进多双边磋商机制，消除各种投资贸易壁垒，推进与外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降低企业的海外经验风险与经营成本。
四、“十二五”时期重构“走出去”战略的政府行动框架
“十二五”时期，面对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宏观环境，结合政府推动“走出来”战略的现状、问题与趋势，重构政府行动框架，即匡正政府如何作为、协调政企互动关系，既关系到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成效，也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型的成果。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宏观主体，既是企业“离岸”的推动者，也是企业“出海”的护航者，其基本职能是通过战略规划、制度政策、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保障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重构走出去战略的政府行动框架，一是要明确政府职能边界，既要杜绝政府干预企业的职能越位，也要防止政府放任企业的职能缺位，二是要完善政府的职能内容，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统筹规划、协调部署，在新形势下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保障（见图2）。
1.发挥核心资源整合优势，统筹规划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层面，其成效取决于政府能否发挥核心资源整合优势。核心资源整合优势是中国突破比较优势、垄断优势等理论窠臼所拥有的特殊优势。“十二五”时期，政府通过有效整合制度政策资源、行政权力资源、外交关系资源等核心资源，形成独特的大国综合优势，充分激发企业走出去的内在潜能。核心资源整合优势的发挥，首先要求从战略层面实现走出去战略与国家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开发、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等国家发展大计的衔接协调，统筹规划新时期的走出去战略体系；其次要求实现政府各部门、各地方层面的公共资源整合，为走出去战略实施构建经济、外交、教育等多领域协调的综合优势；再次，鼓励和引导优势企业的整合，支持规模效益显著的若干行业组建和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与优势企业联盟。
2.理顺管理部门与权限，完善走出去的政策支持
针对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企业走出去存在“分级、限额、多头管理”的问题，“十二五”时期国家对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改革要点在于，一是理顺各管理部门与权限，杜绝各部门管理权限重叠，防止管理业务与服务项目遗漏，二是提高管理部门监管与服务效率，切实加强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各部门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部门联动机制，三是规范各部门针对企业走出去制定的规章制度与管理政策，逐步完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为了落实上述改革要点，“十二五”时期适时建立国家支持走出去战略的综合管理机构，全面负责协调各部门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制定与监管事项。
3.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健全走出去的法律保障
针对我国走出去立法滞后的问题，“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强走出去的法律保障重点在于加快对外投资立法，逐步将走出去战略的各项部门规章制度、法规条例纳入法制化轨道，有序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法》、《国际经济合作法》、《对外投资管理条例》、《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依法保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规范政府、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管理、服务与经营行为。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浪潮，“十二五”时期国家将逐步加快双多边合作机制建设，通过双多边政府磋商，以投资输出国身份推动签订有关政府间协议，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与投资促进协定等法律文件。
4.加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打造走出去的区域集聚
商务部推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政策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成为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规避贸易壁垒、减少经贸摩擦、集中争取东道国优惠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基于商务部的成功经验，“十二五”时期国家以境外工业园、境外出口加工区、境外科技园、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完善、新建一批境外产业园区，各部门相互协调形成部门联动以财税、金融、保险、外汇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支持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积极与境外产业园区东道国建立磋商机制，签署相关经贸合作协议，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5.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企业向政府汇报篇10
一、基本市情和发展概况
市位于三省（区）交汇处，是古“丝绸之路”必经重镇，素有陇东“旱码头”之称。全市辖六县一区，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2.7万人。年平均气温8.5℃，降雨量500—700毫米，是全省重要的农林牧产品生产基地，也是全国苹果最佳适生区。境内矿产资源富集，已探明煤炭储量34.7亿吨，石灰岩储量30多亿吨，发展煤电、化工和建材工业前景广阔。年全市煤炭产量1600多万吨，发电量94亿千瓦时，水泥产量97万吨。平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已发现古文化遗址465处，馆藏文物3万多件，有等100多处历史、自然和人文景观。
近年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年生产总值达到96.34亿元，增长12.6%，连续三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大口径财政收入达到10.05亿元，增长24.2%，三年翻了一番，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79亿元，增长27.4%；限额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23亿元，增长33.95%;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715元和6485元，增长8.2%和9.5%。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指标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五”计划。
今年以来，我们着眼于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重点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以求实的精神发展和完善工作思路。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重新审视市情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全市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是:实干攻坚抓突破，块带经济齐发展。实干就是大力弘扬庄浪精神、杨晓明精神，既有吃苦精神、务实作风，又有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形成工作合力。攻坚就是集中人才、资金、技术和资源，在项目建设、企业改革、民营经济、优化环境、改善民生五个方面全力攻坚。抓突破就是在培育特色经济，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小康建设上取得新发展、实现新突破。发展块状经济，就是围绕县域特色产业、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发展环境、人才开发等，大力实施中心城市、中心镇和中心村带动战略，进行板块式开发，培育综合竞争力，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发展带状经济，就是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发展煤电、草畜、果菜、旅游四大产业为主导的优势产业经济带和以交通沿线为重点构建经济辐射带。具体抓好六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优势，积极培育“平凉煤电”品牌，不断增强能源工业新优势，把平凉建成全省最大的煤电工业基地。二是围绕草畜、果菜等特色产业开发，打响“平凉金果”“平凉红牛”品牌，创造现代农业新特色，把平凉建成全省重要的高效农业集中区。三是加强平凉城区和六县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城市发展新步伐，把平凉建成特色鲜明的中等城市。四是打响“崆峒山”旅游品牌，打造人文生态旅游新形象，把平凉建成积具活力的区域性旅游中心。五是加快县际公路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形成以平凉城区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实现交通建设新跨越，把平凉建成甘肃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六是进一步改善社会事业基础条件，推动社会事业新发展，把平凉建成和谐进步的文明城市。这一思路已在全市上下形成共识，目前正在齐心协力抓落实。
2、以重点突破带动工作全局。我们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狠抓项目建设、企业改革、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民营经济发展五项重点工作，以此来带动全局，推动整体工作。在项目建设上，坚持大小并举、各类并重，大的不放松、小的不放过，建立了领导包抓责任制，增加了项目前期费，加大了项目工作力度，使建设项目和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较快增长。在企业改革上，按照因企施策、分类指导、积极稳妥的原则，制定了全市企业改革实施意见，对改革程序、职工安置等问题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市财政安排400万元专项用于企业改革。在县域经济发展上，围绕块带经济发展，组织党政考察团赴浙江、江苏、宁夏、内蒙、陕西等地考察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制定了加快全市块带状经济发展的意见。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出台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意见，严格落实中央扶持“三农”的有关政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了草畜、果菜等特色产业基地规模。坚持把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性措施来抓，初步形成了劳务部门、农口部门、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方联动的劳务输出合力。在民营经济发展上，从落实扶持政策、搞好服务入手，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民营经济参与企业改革，放宽民资进入领域，加大了对重点骨干企业扶持力度。
3、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协调发展。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抢抓国家扶持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机遇，积极实施了教育信息化、高中扩招、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等一批社会事业项目，大力改善社会事业基础条件。全国文明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和特色文化名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循环经济发展已提上重要日程。
4、以机制创新促进工作落实。建立重点工作领导责任机制，组建了由四大家领导负责的七个突破性工作领导小组和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坚持每月听取一次汇报，每季度督促检查一次，半年考评，年终进行全面考核。坚持推行抓典型工作制度，对各级各部门今年抓建的291个各类典型（项目），实行手册管理，网上考核，10月份由市委、市政府组织进行现场观摩评比，兑现落实奖罚。在健全制度的基础上，我们把先进性教育活动同当前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3月中旬至6月底开展体现先进性、推动大发展“百日集中落实行动”。在3月底和4月上旬，市委、市政府采取召开项目建设汇报会和逐县（区）、市直部门分大口召开督查汇报会的形式，对重点工作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督促检查。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全市各项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7.39亿元，增长11.2%；前5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62亿元，增长63.98%;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5.06亿元，增长41.3%,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05亿元，增长3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746.95元，增长67.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20元，增长8.01%。
二、全市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市外经贸工作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从改革开放后到1998年，全市仅有三家外贸企业，而且也只是为省上专业外贸公司收购、供货，没有直接出口创汇。1999年，我市外经贸公司首家取得自营进出口经营资格，当年实现出口创汇13.3万美元，填补了我市没有直接出口创汇的空白；从1999年到年，出口创汇额以每年119%的速度递增，年实现创汇386万美元，外贸销售额1.6亿元人民币，出口企业由4户增加到26户，品种由苦杏仁、杂粮豆、山野菜、地毯等增加到杂粮豆、干鲜果、活牛、牛羊肉、机电、矿产、医药、轻纺、化工等七大类26个品种，产品出口到瑞典、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韩国、苏丹、尼日尔、土耳其、沙特、俄罗斯、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年计划出口创汇425万美元，外贸销售额1.81亿人民币。截止5月底，全市出口创汇完成191.87万美元，占年计划425万美元的45.1％，同比增长75.9％；外贸销售完成6892.13万元，占年计划1.81亿元的38.1％，增长23.8％。我市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是由单一的出口供货，向自营出口创汇发展。从1974年我市成立外贸公司到1998年，没有自营出口创汇。1999年实现了出口创汇零的突破；2000年实现创汇52万美元；2001年中美合资瑞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创汇146万美元；从2002年开始到年每年创汇增加100万美元以上。年计划创汇425万美元，我市对外贸易自己与自己比实现了新的跨越。
二是出口企业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增大。1999年以来，伴随着我市对外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外贸企业逐年增加，目前有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达19户，外贸供货企业达28户，中美合资瑞华食品有限公司和泾川食品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近年来年出口创汇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大红碗、西开牧业、景兴肉食等一批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相继建成。
三是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有较快发展。紧密结合我市草畜、果菜等支柱产业，培育建设出口商品基地，初步确定建设的苦杏仁、杂粮豆、牛羊肉、果品等四大产品出口基地，目前已初具规模。其中“平凉红牛”饲养量达到73.6万头，出栏27.9万头；“平凉金果”面积已达123.9万亩，果品产量达到30多万吨，产值4亿多元。年有3000多吨“平凉金果”远销欧洲、俄罗斯等国。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市委、市政府把促进外贸发展作为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发展。一是主要领导亲自抓。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在全市重要会议、下基层督查工作时，都把外贸工作作为强调、检查的重要内容，并经常到外贸企业调研，及时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实际问题。各县（区）领导和主管部门都建立了领导联系出口企业制度，定期调研督查。二是人大、政协紧密配合。市人大每年都要专门听取外贸工作的汇报，专题研究加快外贸发展的措施。市政协把加快外贸发展作为每年重要的调研课题之一，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到出口创汇龙头企业调研，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人大、政协代表还不定期的考察参观外贸企业，积极宣传外贸发展成果。三是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从年开始，市政府把出口创汇列入目标考核，与各县（区）和有关部门签定出口创汇、外贸销售责任书，年底进行严格考核兑现，增强了各级领导的责任感，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市上还坚持每月通报工作进度，每季度召开外贸出口调度会，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有力的促进了工作。
2、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奋斗目标。市委、市政府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及资源、支柱产业发展的实际，经广泛调查研究，初步制定了年—2010年外贸发展规划。一是紧密结合我市巨型畜牧产业、优质果品产业等支柱产业,全力抓好苦杏仁、杂粮豆、“平凉金果”、牛羊肉四大外贸出口基地。苦杏仁基地以崆峒区、华亭、泾川、灵台、崇信县为主；杂粮豆出口基地以崆峒区、泾川、灵台、静宁为主；牛羊肉出口基地以崆峒区、华亭、灵台、崇信县为主；平凉金果”出口基地以静宁、泾川、崆峒区、庄浪县为主。并分别提出了目标任务。二是切实抓好出口创汇龙头企业，实施好“全省百户中小外贸企业发展工程”。根据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及农产品出口会议精神，初步商定，将崆峒区瑞华、景兴、佛明、雄风、荣康、凯沣、良友、普业、泾川县、恒兴果汁、华亭宏源、灵台红岩、静宁大红碗、四海、庄浪地毯十五户企业列入我市“中小外贸企业发展工程”，制定具体扶持发展的方案，积极争取省上优惠政策，力争两、三年内在我市培育10户出口创汇在50万美元以上的外贸企业。三是明确了发展目标。确定出口创汇每年以不低于40％的速度递增，年达到400万美元以上，2006年达到600万美元以上，2008年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2010年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外贸供货值年达到1.8亿元人民币，2010年达到4.2亿元人民币。
3、落实优惠政策，创优发展环境。去年，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第一次外贸工作会议，明确了外贸发展的目标、任务、责任及措施，经过认真调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决定》，从外贸发展目标、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工作重点、资金扶持、人才队伍建设、重点企业保护激励机制等方面制定了有利于外贸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引进的人才实行年薪制包底与创汇效益提成相结合的薪酬制度，凡出口创汇在5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可向政府申请引进外贸人才年薪补助，年薪补助一般定为3万元，由财政补助50%，企业承担50%，创汇效益提成由企业和引进的外贸专业人才商定。市财政每年筹措50—100万元作为外贸发展专用基金，用于支持已有出口订单的企业，实行“打包借贷”，一单一清。各县（区）财政也在逐步建立外贸发展专用基金，用于支持出口创汇企业的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对年创汇在百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实行领导挂牌保护，未经政府批准，任何单位、个人均不得对企业进行摊派、集资、随意检查，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市、县（区）都建立了出口创汇奖励机制，继续实行按创汇实绩每美元奖励0.10元人民币政策，县（区）属企业创汇奖励由市、县（区）两级财政各承担50%。对出口创汇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和个人给予重奖。这些优惠政策，受到外贸企业的广泛欢迎。
4、强化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市委、市政府把加快出口创汇龙头企业项目建设作为外贸发展的重中之重，下大力气，层层落实责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崆峒区年产6000吨的景兴出口牛肉加工生产线基本建成，1000吨的西开牧业出口牛肉加工生产线已建成投产；泾川县4000吨出口牛肉罐头生产线年底可建成投产，1.5万吨优质果汁生产线已建成投产，二期可望明年建成，届时产品可全部出口创汇；庄浪地毯厂出口地毯生产线年底也可建成投产。这些项目的建设，为我市外贸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可以预计，明年我市出口创汇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
5、相互配合联动,加大服务力度。商务部门对出口企业直接上门指导，帮助企业办理出口经营的相关手续，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牵线搭桥，在产品认证、商检、外汇结算、配额申报、人才培训、提供市场信息等方面，全力为出口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国税部门及时核对出口单据，办理出口退税，去年出口退税移交市国税局后，今年一季度已退税50万元，做到了应退尽退；平凉进出口检验检疫局及时商检、出单，开辟了便捷的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农、林部门加快了主要出口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和标准化建设进度，“平凉金果”、“平凉红牛”正在注册认证。各部门相互配合，为共同促进外贸发展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调动了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我们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帮助出口企业解放思想，沟通信息，搭建国际贸易平台。每年组织出口企业参加厦洽会、广交会、天交会、兰洽会等国、内外的大型商展会、洽谈会、交易会，组织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考察国外市场。同时利用贸促会的影响力，开展多种形式的推介活动，为企业产品出口搞好服务。大力开展电子商务，2002年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外贸企业网站，利用网络平台，及时商品供求信息和招商项目，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出口企业市场反应能力。
三、目前我市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市对外贸易的基础薄弱，和全省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一是出口创汇的总量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还不强。出口创汇虽然增幅较大，但总量很小。年外贸销售实现1.62亿人民币，占当年全市GDp的1.6%，出口创汇在全省排位靠后。
二是出口创汇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目前全市虽有外贸进出口经营资格企业19户，但大部分由于人才、资金、信息等原因，还仅是外贸供货，直接出口创汇的只有甘肃瑞华、泾川、平凉荣康、佛明和市外经贸公司等7户。其中除瑞华、、市外经贸公司外，其余企业经营规模小，才在起步阶段。
三是出口产品品种少、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低。我市直接出口产品的99％是以苦杏仁为主的农副产品和肉食类。出口品种单一，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且以原料出口为主，缺乏深加工，附加值不高。
四是企业缺乏外贸专业人才。在出口企业中，懂外贸一般业务的专业人员仅有四、五人，真正熟悉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和法律知识、懂外语、精通业务、能独立完成对外洽谈、签单、报关、结汇等进出口贸易工作的人才十分缺乏。
五是外贸企业普遍资金短缺，信息不灵。特别是流动资金紧缺，贷款难已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使企业失去了大量订单，难以规模经营。企业信息不灵，缺乏与国际合作的纽带，具有平凉特色的“平凉金果”、“平凉红牛”产品，无论从品质、规模上讲，都具有竞争优势，但由于缺乏与外商直接交易的平台，国际市场的信息不畅，使我们这些优势产品被多家外省外贸公司收购出口，其他如蜂蜜、杂豆、牛皮革等传统出口产品也大都是常年给外省外贸公司供货，致使我们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打不出我们自己的知名品牌。
四、今后加快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思路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重视、支持外贸工作的良好发展环境。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对外经济贸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认识到，外贸经济发展对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作用。利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国际贸易的有关信息，及时报道我市外贸销售、出口创汇等方面的成果，引导干部群众树立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在全社会营造利于外贸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2、加快出口创汇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建设。把出口创汇龙头企业的建设重点放在民营经济发展上，紧密结合农业产业化和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培育、建设一批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同时通过大抓项目建设，建设一批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机电、轻工等企业，使我市出口产品结构合理、配置优化，上规模，上档次。我们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培育10户出口创汇龙头企业、打造10个出口创汇名牌产品、建立5个出口商品基地，争取在2006年实现县县都有出口企业，县县都有出口产品。
3、加大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力度。坚持高起点、高定位，通过企业带动和联结农户，依托现有的主导产品和区域特色产品，建成苦杏仁、杂粮豆、牛羊肉、果品等五个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推行标准化建设、标准化生产，提高出口商品基地的规模和档次，培育一批有较高科技含量和特色的名牌出口产品。
4、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全面落实市政府加快外贸发展的各项政策，注重解决好资金、人才、信息等制约外贸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符合申请外贸专项资金条件的企业，及时衔接上报；协调商业银行主动了解外贸企业资金运状况，对有订单、信誉良好的出口企业，及时给予贷款支持；市县（区）财政每年在预算中列入一定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已有出口订单的企业。要求商务、税务、商检等部门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积极主动为出口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5、下决心解决出口企业人才短缺问题。根据我市外贸发展及出口创汇龙头企业的需求，及时引进一批高水平的外贸专业人才，认真落实市政府（）58号文件，对引进的人才实行年薪制包底与创汇效益提成相结合的薪酬制度。同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人才培训指标，有计划地为出口企业培训外贸接单、谈判、质检、营销、法律等专业人才。加强对出口企业员工的法律、技术、国际质量标准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6、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加大对出口企业科技投入，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的优惠政策，有计划的组织出口企业参加国、内外的大型商展会、洽谈会、交易会，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强对外宣传，利用贸促会、国际商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推介活动，为企业产品出口搞好服务。加强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塑造、培育有平凉特色的出口品牌和名优产品，研究开发适应国际市场要求的更新换代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五、请求协调解决的几个问题
1、根据省政府下发的甘政发（）20号文件“关于扩大农产品出口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我市被确定为干果、苹果、苹果汁、活牛出口基地。4000吨牛肉罐头生产线、景兴6000吨牛肉生产线、恒兴1.5万吨果汁生产线二期工程等项目均具有较好的出口创汇前景和拉动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因资金紧张，影响项目按时建成投产。希望省上对这三个项目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促其尽快建成投产。
2、根据省政府下发的《甘肃省中小企业出口发展工程》，我市经认真筛选，上报了食品公司、瑞华食品公司、佛明制药公司、荣康缓冲器公司、佳得华贸易公司、丝雨贸易公司、平凉外贸公司等七户企业为我市首批重点扶持的出口企业，希望省上能将以上企业列入发展工程范围，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3、我市雄风、景兴公司在年已取得供港活牛卫生注册，雄风公司年已经直接出口供港，由于我市红牛品质较高，今年定单还有增加。但因没有配额，无法出口，请省上协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