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篇1
绘画又名国画，是现代人为区别于西洋画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泛称。它包括卷轴画、壁画、年画、版画等各种各样的门类。有时特指以中国独有的笔墨等工具材料按照长期形成的传流而创作的绘画。中国画现分为三大画科：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又有工笔与写意两大种画法；有卷、轴、册、屏等多种装裱形式。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仅从已知独幅的战国帛画算起，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如果从内蒙古、甘肃、山东、新疆以及东北各地的原始岩画还有1986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原始地画看来，它的历史已不下于5000年。以汉族为主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画家和匠师，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绘画。
我还知道一点古代绘画呢！中国绘画的最早遗迹可上溯到远古的岩画和繁荣于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的装饰纹样。黄河上中游是彩陶繁盛的地区。
在这次习作中，我知道了中国古代绘画历史，和古代绘画的知识。
中国古代历史篇2
研究理路基本形成经过几代学人的推进，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分辨别了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对于史论、史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予以模糊处理，有的学者称之为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历史批评、史事评论等。这种概念的模糊直接导致了研究内容的混淆，如有的学者研究的是史评，这是关于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却掺杂了很多关于历史人事评论的内容。瞿林东、罗炳良等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区分以及研究概念的确立，避免了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混淆，有利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确立了基本的研究范畴。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于历史评论的研究处在就史论而论的阶段，没有建构自身的研究体系。随着瞿林东提出天人时势理道等基本研究范畴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目前，学术界除以上基本研究范畴外，还逐渐形成了诸如国家论、君主论、地理论、人物论等重要范畴。这些基本范畴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理论性研究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形成了两大研究路径。除了传统的就史论而论的研究路径之外，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还形成侧重历史理论研究与侧重历史评论发展史研究的两大路径。前者大多以历史评论的研究为基础，以历史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为指导，对历史评论进行抽绎与提炼，为更深层次的历史理论研究做准备;后者则从史学史角度出发，更为关注历史评论自身的发展脉络、类型、特点、旨趣、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作总结性研究。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个案研究、断代研究、整体研究尽管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明显不足之处。比如说，在个案研究方面，未能把政论、文论与历史评论明确区分开来，出现了将三苏、苏门四学士、吕祖谦、张溥等人具有典型文论风气的历史评论简单引用而不加甄别的现象。在断代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论纲式勾勒或者人物谱式的具体研究。在整体研究方面，则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提升，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旨趣、特点、理论渊源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实证研究与理论提升宜并重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应注重以下方面的探讨。
第一，研究基础仍需扩大。一方面，有些古代史学家的影响现在看来相对较小，但在当时却较负盛名，对于他们的历史评论存在研究程度不够甚至阙如的现象，如关于孙甫、范祖禹、胡寅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历史评论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以专著、专文以及正史的论赞等形式出现的史论之外，还有很多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历史评论，如咏史诗词，史学批评与历史考证中夹杂的历史评论，以注释、体例、叙事等方式出现的隐晦式评论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
中国古代历史篇3
历史演变古代服饰变迁内涵服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又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它的产生和演变，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地理、历史以及、生活习俗等，都有密切关系，相互间有着一定影响。本文以时间为序来展示中国服饰文化潮流的变迁及背后所反映的各个时代文明的演进。
一、秩序井然的服饰——自夏至西周时期
周朝作为最强盛的奴隶制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制定了一套非常详尽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安定天下。表现在服饰上，如不同场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饰，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严格区分了天子与官僚、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差别，形成了一整套的冠冕制度模式，影响了自商周以来三千年封建社会的服饰文化。从此，服饰开始标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以便“分贵贱，别等威”。
二、从百花齐放到趋于一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在服饰上也各显其地方风格与文化风采，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如春申君的3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婢妾均披绮披纱；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鲁国的儒者服长衣、褒袖方履，等等。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服装风格也逐渐趋于一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形成了正式完备的冠服制度。
三、胡汉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部分崩离析。正是由于战争，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碰撞、融合，使得中国服饰文化进入到一个追求时髦、胡汉交融、奇装异服盛行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汉服中的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融合了胡服的特点。同时，受先进的汉文化和风气的影响，北朝各族纷纷推行汉化运动，仰慕汉族衣冠服饰，形成了“群臣皆服汉魏衣”的状况。
四、开放浪漫、异彩纷呈——隋唐五代时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造就了独特的开放浪漫风格的唐朝服饰。尤其是唐代的妇女服饰，是历代中的佼佼者。唐代的女装颜色鲜艳，造型雍容华贵，装扮配饰富丽堂皇。如在衫、裙之外还有披在肩上的长围巾“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面。这种装扮使唐朝女装形成袒胸、裸臂、披纱、大袖、长裙等极为开放的风格。
五、质朴保守——宋朝时期
宋朝统治者注重文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倡导，其目的在于去掉人们的任何反抗意识。这种理学观念影响到人们的着装，使宋朝的服装一改唐朝服饰旷达华贵，恢弘大气的特点，服装造型封闭，拘谨保守。颜色严肃淡雅，色调趋于单一。另外，两宋时期，边患不断，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僚队伍和军队的壮大，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为此统治者三令五申，要求服饰简约淡泊，力戒奢侈铺张，从而形成了以后质朴淡雅为宗的一代审美标准。
六、异地胡风——辽金元时期
作为古代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这时期的服饰既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又有融合的色彩。服饰大多用毛织品并且制作较为简单、实用，易于马上作战射猎。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筒靴。元服则吸收宋服形式，官服款式较特殊为窄袖、盘领、缝掖，独具特色。
七、继承创新——明清时期
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大明帝国后，对服饰也有统一的要求。先是禁胡服，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对民间的男装也有规定，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
清朝作为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前夜，在服装史上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清服是中国古服与近代服的交接点，它的存在是以后发展到近代男士的马褂长袍、女士的旗袍的前提。清代还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到了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
八、古代服饰共同的内涵
中国古代服饰潮流演变中真实地反映了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生活和风貌。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又有共同内涵。
中国传统服饰中包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上古时代，就产生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故上衣玄，下裳黄”。乾即天，坤即地。天未明时，天空是黑色（称“玄”），上衣如天，所以用玄色。而大地为黄色，下裳如地，服色即用黄色。人们穿着上玄衣下黄裳，拜祖先、祭天地，以此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受这种等级制度“礼”的影响，服装除能敝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礼记》中对衣着等级作为了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裳。”《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
中国古代服饰还体现了大一统观念。几乎每个统一的王朝都对服饰有统一规定。秦始皇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规定——以黑为最上。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此外，明朝流行的一统六合帽和平定四方巾也都带有大一统的色彩。
中国古代的服饰在相当长的历史里，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文化和异族的服饰文化元素，造就了内涵丰富，风格独特、永远流行的中国服装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今中国服饰在不断地融入国际潮流，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个符号，焕发出越来越瑰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服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缪良云.中国衣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古代历史篇4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生历史状况
民生的基本内涵
中国民生思想源远流长，萌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明清。“民生”语出《左传・宣公十三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为人民只有勤于劳作，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才有保障，其要义是满足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尚书・五子之歌》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视“裕民”为仁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①荀子提出“下富则上富”的哲学命题：“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②《国语・楚语上》警示：“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不难看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先贤无不把重视民生视为经世治国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民生的历史状况
自有人类，衣食住行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物质生产不丰富，民生问题的内容也相对简单，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大家如何团结起来保证生命安全、共同劳动以获取食物和保证食物共享。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掠夺，使得百姓的生活举步维艰。统治阶级围绕土地，对赋税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变化。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大多数，农民稳，天下安。从人们熟知的经、史文献史料中，可以得知古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
《诗经・七月》是一首极古老的农事诗，“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诗大抵是说的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好东西，全归主人所有。从诗中看到，诗人既嗟叹了农夫的辛劳，又揭露了统治者“公”和“公子”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同样，著名的如《诗经・伐檀》这首诗更是发出了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诗经》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度的民生情况，可以说是一首首饱含血泪的奴隶之歌。
在封建枷锁下，农民大抵是从以前的村社成员和庶人转化而来。先秦文献频频提到这类农民，说他们大约占有百亩之田。如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③这样一个农户，即使能够占有百亩之田，也过着极其低下的生活。
公元前594年，鲁国季孙氏掌权时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开始了按田亩征税。战国初魏相李悝计算说，五口之家种田百亩，亩产一石半粟，收成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五石的“什一之税”，全年九十石的口粮，余粮用来穿衣还不足四百五十钱，至于疾病死丧之费更不必说了。所以，春秋末思想家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完成了历史统一的秦朝，颁布了“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更多的自耕农民成为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的赋役。农民三分之二以上的收成，即所谓“太半之赋”④，被秦统治者所攫占，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西汉自前155年以后，农民承担着三十税一的田赋，这种田赋主要的是谷物，另外还缴纳禾。而徭役更成为农民的祸患。汉代规定，自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男丁，每年要到官府服无偿劳役一个月。不服役的，则交纳钱三百，由官府雇人担当。晁错估计，小农户为官府服役的“不下二人”，于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之外，承担官府各种杂役，不仅一年到头不得休息，而且经常妨碍农时。碰上水旱灾荒，“急政暴赋”，农民就只有陷入“倍称之息”的高利贷盘剥之中，以至“卖田宅，鬻子孙”⑤。
东汉贵族豪强对土地兼并猛烈，奴役着众多“徒附”（依附农民）。外戚梁冀专权之时，利用政治暴力公开掠夺，霸占几千良民，充作自己的奴婢，称他们是“自卖人”。继外戚而起的宦官集团，更是凭借政治特权而暴发起来的土地势力。汉桓帝初年的苏康、管霸占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贫困”，单超等所谓“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甚至“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逼死人命，不绝于史书。
东汉豪族及其继承者――魏晋南北朝士族，他们利用分裂割据形势，激烈地争夺土地财富，农民所受的压迫剥削极为严重。如会稽“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资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史称：“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会稽山阴县户口众多，人民资产的情形在浙东地区具有典型性，浙东五郡在扬州地区也具有代表性。山阴县贫苦农民全部家产不满三千的占课户的一半，浙东五郡农民出丁税一千，便弄得倾家荡产，足见农民贫困至极。特别是北魏统一以前，北方战乱相寻，灾祸不绝，造成我国历史上人民空前的流离转徙与大量死亡，饥民遍野，饿殍满道。
隋开皇年间，有些老百姓是“豆屑杂糠”以食。炀帝时，因封建统治集团苛暴的徭役和残酷的榨取，人民难以为生，“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在父子、夫妇都不能相保的情况下，死亡甚多。
唐朝的赋税，除经常的租庸调而外，还巧立各种名目，多方榨取，迫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农民不得不卖田典宅，妻离子散，辗转逃亡者相继，挣扎在死亡线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唐朝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所著的《捕蛇者说》，借捕蛇者之口，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悲愤之声。
北宋淳化四年，两川大旱，官府赋敛急迫，逼得农民失业，不能自存。
南宋政府的赋税急剧猛增，除正税外，有所谓和籴米与正税等。还有什么“对籴”、“借籴”、“补籴”，向农民反复讹诈。同时，还不断实行预借的办法，逼迫农民提前交纳赋税。农村中的第四、第五等户“多是掘草根而食”⑥。
明代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大多数田产落到了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手里。按道理说，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该再承担田税，实则不然，由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为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赋税加派不已，小民“产去粮存”，“以致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
上文剪辑的这些历史片断，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通过这些片断，虽说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时民众的生活感受，但可以体贴地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状态。
整个封建时代，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统治者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现象。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少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远不能满足农民阶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民阶级需要依靠租种地主阶级的土地来维持生计，这样，封建社会的民生问题出现了，就是解决减租和农民吃饭的问题。在建朝之初，统治阶级对农民基本都是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太平景象。但是大多数时期，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农民身上如何榨取更多的血汗。汉高祖的“休养生息”、光武帝的“光武中兴”、唐朝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清朝雍正年间实行的“摊丁入亩”等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当时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实属难能可贵。但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下，解决农民耕者有其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减租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是增租和苛捐杂税，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痛苦。民生希望彻底破产的时候，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上梁山”，演绎了不知多少次波澜壮阔的起义。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均贫富”和明末时期的“均田免粮”等农民起义的口号，都直接表达了农民阶级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新王朝的统治阶级又重新卷入了封建制度的漩涡。每个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变得更加专制。
结语
通过翻检历史典籍，我们发现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统治者真正的重视，无论是封建盛世和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改变封建制度的本质，也就无法彻底解决封建时代的民生问题。相反，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两千多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
注释
①宋元人：《四书五经・论语章句集注・颜渊》，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②③梁启雄：《荀子简释・哀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第405、372～373页。
④刘安等编著：《淮南子・兵略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3页。
⑤班固撰：《汉书・食货志・晁错奏疏》，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第1132页。
中国古代历史篇5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女”；世界十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为了给自己的丈夫报仇，不惜用哭声摧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国防工程、世界十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
2.项羽
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彩人物之一，“破釜沉舟”一词的词创者，“鸿门宴”的主办方，因组织策划并亲自焚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房宫而入选中国古代历史十大破坏之王。
3.嬴政
中国历史上某著名公司首席执行官，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家上市公司，对当时社会上一系列合法报纸、杂志采取“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给中国的音像文化事业带来巨大破坏。
4.鲁班
高级知识分子、设计师、鲁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锯的发明人。因发明锯而获得国家发明贡献奖，后大肆砍伐森林、生产家具，其所生产家具已垄断国内市场，但因过度砍伐造成植被大量破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加深了黄河水的污浊度。
5.华佗
某医院主治医师、三国医学会会员。因对影视歌三栖明星――关羽成功进行刮骨手术而声名大噪，后因得罪黑帮老大――曹操而遭杀害，著有医学著作《青囊经》《伤寒杂病论》等，未出版，死前便将其等焚毁，虽其焚烧自己的东西本无可厚非，但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
6.乾隆
为了加快GDp的增长，强迫人民开垦荒地、围湖造田，扩大耕作面积；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焚烧经典书籍，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破坏。
7.愚公
退休铁路工人，因大山阻碍他无法开着私家车去城里逛街购物，又因大山的阻隔使自己的彩屏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一气之下决心移掉太行、王屋二山，此提议得到全家人的支持与拥护。他们一家以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精神在著名风景区上大肆进行人为破坏，虽挖山精神感动了上帝，命天神将其移走，但太行、王屋二山的原始面貌已被他们损毁。
8.宋江
北宋最具影响的反政府武装头目、黑帮老大。以水泊梁山为据点，公然与政府对抗，曾领导并组织策划多起恐怖事件，并纵容手下一干人等乱砍滥伐、大肆捕捞水产品，造成森林、渔业资源锐减。还鼓励武松、李逵等捕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造成老虎数量锐减，破坏了生物链。
9.李世民
当时最高国家领导人，全国首富，唐朝书法协会会员，酷爱收藏名人书法作品。尤其是自己偶像王羲之的书法，以高价购得《兰亭集序》，为了一己之私竟以“天下第一行书”作为自己的陪葬品，造成真品《兰亭集序》至今下落不明，不能不说是中国书画史上的一大悲剧。
10.诸葛亮
中国古代历史篇6
关键词：《周礼》；职官；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22-03
一、《周礼》简介
《周礼》是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所以《周礼》也叫《周官》，又称《周官经》。在西汉成帝时，刘歆在校理秘府所藏书籍时，才将《周官》列入书目，但是缺冬官这篇，于是以《考工记》补足。在王莽建立新朝时，才改《周官》为《周礼》，并宣称这是周公时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在郑玄作注后，《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在宋朝时，将其列入十三经中，于是成为了我国古代的法典著作。
其中，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法，冬官主管营造，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在上古文献中实属难得。里面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还有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等。正是详细的记录了这些制度，使其更显珍贵。
通常，大家都认为《周礼》中所记述的各项典章制度，并非真正周代的制度，而是作者认为国家的理想制度。文中充满了人法天的思想，主张社会组织要效法自然原则，即“人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缘何而起，前人曾有许多猜测。依笔者之见，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周礼》的许多礼制，都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二、《周礼》中的历史地理的职官
历史地理涉及方方面面，根据《周礼》的内容，我们将其分为农作物、地图、行政区划、气候以及建筑五大类。因为内容繁多，所以农作物中包括粮食、山泽和家畜；行政区划中含有交通的内容；建筑中包括宫殿和墓地的内容。
（一）有关农作物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的大宰，他的主要工作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
醢人，其职责主要是掌四豆之实
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山泽之赋。
地官司徒第二中的载师，掌任土之法。主要负责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
里宰，主要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
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
稻人，掌稼下地。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
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
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
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赐、稍食。
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之种。
舂人，掌共米物。
夏官司马第四中有山师，主要是掌山林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
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
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显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秋官司寇第五主要有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以及氏掌杀草。
（二）有关地图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的小宰，主要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以简稽，三曰听闾里以版图，
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
地官司徒第二中的大司徒，主要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土训，掌道地图。
春官宗伯第三中的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
夏官司马第四中的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
（三）有关行政区划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有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
地官司徒第二中的封人，掌设王之社。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夏官司马第四中的大司马之职，主要负责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
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
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同其数器。
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
（四）有关气候的职官
主要有天官冢宰第一中的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
春官宗伯第三中的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
（五）有关建筑的职官
天官冢宰第一中的掌舍，主要掌王之会同之舍。设再重。设车宫辕门，为坛宫棘门，为帷宫，设旌门。
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春官宗伯第三中的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
夏官司马第四中的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
三、《周礼》中职官反映的历史地理价值
从上述五方面职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当初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规范。使我们更为形象、全面的了解过去。同时，也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依据。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周礼》中的其他史学价值。
首先，通过《周礼》反映出国家的概念。
如《周礼・大宗伯》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所谓“测土深”，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
《周礼》中的国都地点就是通过土圭确定的。
其次，是九畿的确定。
《周礼》以土圭测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为中心。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周礼》・夏官・大司马》云：“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尚书》中确有侯、甸、男、卫、采等外服的名称，却没有如此类似于同心圆的分布。
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居民组织状态。
从《周礼》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居民组织类型有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根据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一比有5家，一邻有5家，一闾有25家，一里有25家，一族有100家，一有100家，一党有500家，一鄙为500家，一州为2500家，一县为2500家，一乡为12500家，一遂为12500家。乡、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
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
另外，我们还看出当时对农田的规划。
《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仅就以上数例，就不难发现《周礼》的制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成分。将国都建在“地中”，其理论色彩十分鲜明，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组织、沟洫道路系统，遑论古代中国，就是移山填海的时代也没有实现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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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篇7
古代两河流域气候不似今天一样干燥，气候为大陆性亚热带半干旱类型，北部和东北部山区为地中海型气候，季节只有冬夏两季，雨季从每年12月至次年2月（在山区从11月至次年4月），冬季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2度，有时有霜冻。夏季炎热干燥，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9度，夜晚最低气温也仅为26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54毫米，但60%的地区降水量低于100毫米，而东北部山区则为1200毫米。古代的波斯湾海平面高于现代，气候也较现代更加湿润，年降水量推测在200—400毫米之间。
两河流经地区地形各异，上游主要是山脉和高原，中游以丘陵和草原为主，下游为冲积平原，在波斯湾入海前形成大片沼泽。在两河流域地区东部和东北部是伊朗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脉，西北部是陶鲁斯山脉，西部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与地中海相连，南部为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东南部为波斯湾。这样的地形地势决定了两河流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中上游，农业生产以畜牧业和天然农业为主；而在下游地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工灌溉，园林业和渔业是重要的辅助生产部门。此外，幼发拉底河河水平缓，不利于大型船只航行，灌溉为主要功能，但小型船只可以通行，特别是古代两河流域人用芦苇和沥青制造的平底船至今仍是幼发拉底河航运的主要工具。
西亚地区是世界上农业最早发源的地区，最早的农业在安那托利亚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脚地带兴起，主要依靠自然雨水灌溉，后来随着人类控制水的能力逐渐加强，农业地区逐渐南移，向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区扩展，灌溉农业大约从6000年前开始兴起，南部冲积平原地区是灌溉农业起源地区，南部地区最南端靠近海湾地区有大片的沼泽地和椰枣林。农业发展直接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和居住方式，南部地区因此产生了最早的人类文明。
一、古代两河流域国家起源的时间——考古学分期
农业革命（公元前9000年）；
哈苏纳（公元前6000-5800年）——萨麦拉（公元前6000-5500年）——哈拉夫（公元前5500-5000年）——欧贝德文化期（公元前5000-4000年）；
乌鲁克时代；
乌鲁克一期-二期（公元前4000-3700年）；
乌鲁克三期-四期（公元前3700-3100年）；
乌鲁克四期/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公元前3100-2900年）——早王朝一期（公元前2900-2700年）——早王朝二期（公元前2700-2600年）；
早王朝三期（苏美尔城邦时期）（公元前2600-2234年）。
二、市化进程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古代两河流域国家起源的过程始于农业革命，人类定居生活开始时。在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的查塔·胡孜克（CatalHüyük），发现了人类最早定居生活的遗迹，时间在公元前9000年。当人类定居下来的时候，农业生产就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因为农业生产有播种期、生长期和收获期的差别，在农业生产的早期，狩猎和采集等原始生活方式仍然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很可能在当时仍然是生产辅助部门。农业生产所获得的产品仅在收获季节时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畜牧业也一样，牲畜饲养过程中，狩猎和采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查塔·胡孜克的发现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渡过这个阶段，农业、畜牧业已经成为主要生产部门。
同样的情况在沿着幼发拉底河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同时，随着农业、畜牧业的进步，手工业逐渐开始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哈苏纳、萨麦拉、哈拉夫诸遗址中，陶器是各地区及其所属时期的标志性器物。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冲积平原最南端的欧贝德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代表，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载体——城市在这个时期诞生。而城市化进程在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就已经开始。
公元前7000年，在西亚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农业产品已经可以保证上千人的需要，可以保证稳定的定居生活，居住密度也日益增大，人群居住已经从最初的村庄发展到早期小城镇的阶段。最早的集中聚落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杰里科（Jericho）和安那托利亚高原南部的查塔·休於。这两个聚落的规模仅稍大于当代的大型村庄或小城镇，有些学者认为杰里科坚固的城墙及防御体系证明它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但其并非一个居住体系的中心，因而应视为前城市居住形态。
早期城镇的发展集中在天然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杰里科位于约旦河附近，是早期天然农业的主要耕作地区，充足的水源和降雨使得这里成为人类最早定居的地方。公元前7000年，杰里科聚落面积已经超过10英亩。杰里科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大麦和小麦耕作；饲养家畜，主要是羊，供应肉和奶；狩猎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狩猎瞪羊和各种湿地鸟类供应肉和皮毛的需求。查塔·胡孜克位于土耳其南部，稍晚于杰里科。考古发现证明，查塔·胡孜克的经济门类较杰里科更加多样。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狩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家畜饲养的规模和种类远远大于杰里科。居民的食品结构非常丰富，包括各种谷物、豆类、浆果类、果酒、植物油等。在这两个地区，交通同样发达，周围地区亦有丰富的资源，因此贸易很早就已经产生，并且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杰里科附近有盐、硫磺和沥青产地，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杰里科的农业、畜牧业产品用于交换来自安那托利亚的黑曜石、西奈的绿松石和红海的贝壳。查塔·胡孜克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这里的居民不仅与周围山区居民进行产品交换，还向今叙利亚和地中海地区扩展，它的贸易体系是间歇性的，不稳定的，没有连续性，因此，查塔·休於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这可能是它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衰落的原因之一。查塔·休於还是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在墓葬中发现的燧石和黑曜石武器、首饰和黑曜石镜是新石器时代最精致的产品，证明这个时期物质文明已经比较发达。
随着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房屋的形制规模也不断变化，专门的宗教建筑和设施、城市防御设施开始出现。不久小型宗教建筑设施出现，用数量众多的小塑像和动物雕刻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此外，当地居民还雕刻了与人同高的塑像和头像，这些塑像可能用于祖先崇拜。
在杰里科和查塔·胡孜克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两河流域上游地区，居民从小群体的、以采集和狩猎维持生计的、流动的生活状态向定居生活转变，形成早期聚落。早期聚落各自分散和孤立，主要集中在两河流域北部的峡谷中。
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新型陶器出现，它在色彩和装饰上代替了史前简单的器皿形制。这个时期被称为哈苏纳时期。这个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展，狩猎活动仍然是实用的生产部门。公元前7千纪末期，在哈苏纳遗址群出现新的陶器形制。陶器用火烧制，色彩更加丰富、装饰奇特，这个时期被称为萨麦拉时期，地域范围从今伊拉克中部向南扩展。在下一个文化期——哈拉夫时期，出现了更加细致的陶器以及新的房屋形制。哈拉夫文化期持续约600年，最重要的特色是哈拉夫文化的精致彩陶。哈拉夫文化本身集中在北方，但其影响从地中海沿岸到叙利亚北部直达伊拉克中部和北部。
在西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业和畜牧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狩猎和采集显然还发挥着一定作用，商业贸易也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之一。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出现，人们利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狩猎等生产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人类定居生活在此基础上已经十分稳定，房屋建筑日益坚固，陶器等手工业品制品越来越精美，商业贸易中开始出现了奢侈品。在村落内部，由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脱离农业和畜牧业的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的村落成为后来城镇出现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等级分化的前奏。在村落和城镇中开始出现了贫穷的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和富裕的商人。社会复杂化现象已经开始呈现。而从这个时期开始，两河流域下游地区聚落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过北部地区，南部平原上聚落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超过北方聚落。这个进程发生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即两河流域考古学上所称的欧贝德文化晚期和乌鲁克时代早期。而在北方，查塔·休於和杰里科、哈拉夫等遗址衰落，并且没能像南方的早期聚落一样继续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和国家。
欧贝德位于乌尔附近，欧贝德文化以此遗址命名。欧贝德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南部，后来在北方取代了哈拉夫文化，通过贸易和文化传播，影响达到波斯湾，到达今巴林、阿联酋地区。欧贝德时期最典型的彩陶器物，为浅黄色或绿色，用褐色或黑色几何图案装饰。在欧贝德还发现了两个赤土陶器女性人头像，属于公元前4500年，但其源流可追溯自公元前6千纪，具有南部冲积平原早期聚落特点。另一个典型器物是赤土雕像，表现一个正在哺乳的妇女形象，雕像上有珠宝装饰，有纹身，身材细长，脑形细长，眼睛突出，是典型的欧贝德文化特征。
欧贝德文化时期灌溉农业迅速发展。这里位于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有大片湿地，在传统的狩猎和渔业基础上，欧贝德时期出现了更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灌溉农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角。
欧贝德时期的居住形式以小型聚落为主，是由几个大型村落组成的聚落，其规模大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村落。聚落依水源而居，规模不超过10万平方米。欧贝德时期的房屋面积远大于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建筑，特点是三进院落，沿中心大厅两侧建造房屋。这种格局后来在神庙建筑中延续下来。墓葬出现了砖造墓穴，有私人用品陪葬，陪葬品中没有明显的财富差别。神庙位于聚落中心，规模较大，多为泥砖结构，不用于日常居住，所有神庙样式相同。在埃利都遗址，考古发现的神庙建在平台上，后来逐渐建成多级塔庙。
欧贝德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剩余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足以支持非农经济部门和人口的需要，因此出现了职业的专业化分工。手工业，如陶器制造、金属制造和珠宝制造都已经高度发展。贸易是重要的生产部门，可能已经出现专业商人进行长途贸易。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已经超出生产和交换日常生活用品的范围，有能力和余力生产奢侈品和饰品。这些专业集团的相互影响促进了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创新，不仅在技术领域，也在社会领域。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商业和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受宗教的控制。其中心在神庙，神庙的主要人物为祭司，他应该同时也是宗教仪式、政治和经济领袖。神庙中心和祭司的出现证明在由村落组成的聚落中出现了地位较高的聚落中心，它可能是一个中心村落，也可能是各村落推举的中心，也可能是一个新村落。与原来的村落相比，新的聚落由内外平等、自主的村落形态发展为存在主从和不平等关系的聚落。中心聚落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宗教建筑成为在精神上凝聚全社会的宗教中心，周围的普通聚落则失去平等、独立地位，与中心聚落形成半从属关系。欧贝德时期，以掠夺剩余产品为目的的战争出现，聚落中出现了防御体系。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制造业的发展保证了武器的进步，与城市和村庄的防御体系共同促进了军事职能的发展。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职能在聚落中出现；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从农业和畜牧业中脱离，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落被农田包围，这些都证明，城市开始出现。
根据后来《苏美尔王表》的记录，城市是神创造的，神最早建立的城市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西帕尔、舒如帕克等。巴比伦人编写的史诗中写道：当芦苇没有长起，树木没有出芽，房屋没有建造，城市没有产生，所有的土地都是大海的时候，埃利都建成了。埃利都是王表中提到的第一个城市，是水神恩基/埃阿的城市，位于两河流域最南端靠近海口。
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欧贝德时代结束，古代两河流域史前历史发展进入乌鲁克时代。欧贝德彩陶逐渐消失，代之以灰色和红色磨光陶器。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苏美尔人迁徙到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区。居民成分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两河流域地区社会演进的进程，从欧贝德时期到乌鲁克时期，房屋建筑样式、神庙格局、防御体系等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证明这个转变是和平过渡的。这个时期的定居聚落在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统治者和专业手工业人员的产生对公元前4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发明有重大贡献，如车轮、犁、书写和青铜的使用，这些发明后来成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乌鲁克城市的迅速发展使得它成为这个两河流域文化的代表。
古代乌鲁克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遗址位于幼发拉底河北岸，纳西里耶和塞马沃之间。古典文献称为乌努克（Unug），现代阿拉伯人称瓦尔卡（warka），旧约圣经称埃莱克（erech）。城市由两个独立聚落组成，它们是库拉巴和埃安那（Kullabaandeanna），二者在乌鲁克时期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占地约80公顷的城市。
这个时期，在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以城市为中心的聚落规模开始扩大。欧贝德时期形成的两级聚落逐渐被更加复杂的三级聚落或四级聚落取代。在聚落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出现并广泛用于社会管理；以神庙为标志，宗教的作用日益增强；贸易，特别是长途贸易不断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的最终形成。
三、文字、印章的发明、使用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文字的产生适应了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需要。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字雏形出现在乌鲁克三期。在乌鲁克四期，文字应当已经出现，但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有字泥板。在乌鲁克时代末期，即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文字记录正式出现。文字产生时，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有大规模移民的迹象，在乌鲁克周围发现的100多个属于乌鲁克四期的聚落遗址，其中仅11个遗址有原始居民居住的证据，其余90多个聚落遗址应非当地居民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结果，应是移民的新建聚落。在这些社会组织已经相当复杂的聚落里，依靠记忆的记录手段显然已经不可能胜任社会管理的需要，必须寻找另外的更为可靠的方式，文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的。
目前我们所能发现的文字出现以前的记录方式大约有5种。（1）记数用的算筹；（2）有印鉴的算筹包或球；（3）记数泥板；（4）重量单位；（5）印章。
最早的算筹用石头制成，一个算筹代表一个计量单位。大约公元前7千纪时，陶筹逐渐取代石筹，出现了形状不同的算筹，球形、菱形、圆盘形、四面体形等，每种形状代表一定的计量单位。有印鉴的算筹包或球的种类有数十种，用陶土制作的空心包或球内部装上不同形状数量的算筹，是比较复杂的记录方式。装在里面的算筹形状不同，它是否代表不同的计量关系？抑或是代表不同种类？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得到明确解答。不可否认的是，它必定是比单个的算筹进步的记录方式。同时，一些散落的算筹表面开始出现一些符号，有些算筹的形状与后来一些书写符号的形状极其相似，可以推测，这些符号代表记录物品的种类。还有一些长方形或扁平或圆形的泥块或石膏块，上面刻着一些圆形符号，可能代表数字，因此称记数泥板，但是其计量标准目前还无法与已经确定的古朴文字时期的计量标准相吻合。
重量单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进一步确证了，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国家起源过程中，管理职能的重要作用。文字产生前，两河流域地区已经出现重量单位。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面积和容积单位，可以断定文字出现前，这些计量方法已经出现。考古发现中也发现了大量容量和体积统一的有斜沿的碗和冠形碗，占所有已发现陶器数量的80%，它们可能是大规模集体劳动时，统一分配食物、日用品等的量具。
这个时期，印章出现，成为社会记录管理的重要内容。乌鲁克晚期的印章应当代表个人。最早的印鉴内容多与宗教信仰有关，往往是一些人手提肩扛贡品面向一栋建筑，可能是神庙。后来，开始出现将实景图象高度抽象化的印章以及纯几何图形的印章，这类印章可以用工具进行批量生产。由于图形种类有限，印章间差别并不明显，因此不太可能是私人所有，应是集体所有。而且，这类印章发现地十分分散，所发现的这类印章的印鉴也不多，由此可以推定，这类印章可能是一种身份标识，相当于证件的作用。此外，在叙利亚、安那托利亚，甚至埃及都发现过这类印章，证明这类印章应当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广泛使用。再晚些，出现了几何图形化的实景印章，这应是实景印章的发展，既具有私人特色，又可以批量生产，差别仅在质地、体积上表现出来，证明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化。
当上述所有这些记录方式都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时，文字就应运而生了。在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资料。在乌鲁克埃阿那神庙中发现了最早的文字书写证据，泥板上的语言所属不详，也无法阅读。但是，文字大部分是图画式的，至少可以读懂一部分。所发现的古朴文字泥板主要记录日常生活中物品、土地数量等。在一些纪念性建筑基址面，还有很多散落的泥板，泥板上为最早的图画文字和印章，记录着物品管理和工人配给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文字记录均是临时性的，在乌鲁克三期发现的泥板全部从灰坑中发现，说明这些记录是短期的、临时性的记录行为，没有保存功能。乌鲁克四期出土的有字泥板中有90%是收据和交易数量、财产数量的记录。乌鲁克发现的收据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没有收据的交易是不合法的，证明在乌鲁克四期已经出现法律规定的雏形，即使成文的法律一千年后才在两河流域地区出现。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出土的职业官衔表是最早的与物品清单、收据等无关的文字记录，它证明文字记录已经用于国家管理之中，也证明这个时期，国家已经形成。职业官衔表的记载证明，在两河流域早期国家中有了社会等级、官僚等级、职业等级的划分，宗教祭司、长老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字产生并非国家形成的单一标志，文字在叙利亚的埃布拉和伊朗的苏撒几乎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同时出现，但苏撒的文字很快被两河流域地区发明的楔形文字取代，同时国家形式也代替了苏撒本地起源的政治组织形式。文字产生前后，发达的神庙和宗教组织是也国家出现的重要前提。
四、宗教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在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权力机构相继出现。在城市中，最早出现的组织机构应是神庙，宗教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从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的起源远远早于人类定居生活。在4万5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宗教崇拜的观念。他们在死者胸前涂抹上红色代表某种神秘的宗教含义。在定居生活开始之初，人类的宗教观念可能仅止于崇拜自然事物。在定居生活稳定之后，在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出现了与宗教崇拜有关的建筑，或是位于聚落中心的广场，或是一座高台，或是一个大房间等等。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神庙出现在欧贝德时期的埃利都，当时的神庙仅由一个神龛、祭坛和周围不大的地方组成，占地面积很小。之后，神庙面积扩大，神龛与祭坛之间的距离扩大，神庙开始建筑在高台上，这时的神庙应是一个集会场所，城市或聚落的居民在这里祭神、决议等。神庙也已经开始有聚集产品的功能。
在乌鲁克发现的乌鲁克时期的神庙建在欧贝德时期的神庙之上，表明宗教崇拜的延续性，在其他遗址，如埃利都、乌尔、吉尔苏和尼普尔都发现相同特征。在乌鲁克发现有两座泥砖建筑，高耸在平台之上。东边的称“白庙”，后来是供奉天神安努的神庙；西边的后来称埃安那，意思是“天之屋”，是供奉丰收女神伊南娜的神庙，二者分属原库拉巴和埃安那聚落所有，在城市合二为一后，神庙仍然保持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埃阿那神庙布局复杂，多级塔庙已经形成。白庙在建筑格局上相同，与其他同时期神庙规模已有所区别，证明城市保护神观念已经形成，城市保护神凌驾于其他神之上，也证明了社会权力、社会等级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城市或城镇的保护神与城市同时产生，城市的居民都听命于该神，而同时供奉其他神。乌鲁克神庙的首要职能是管理方面的。乌鲁克的埃阿那神庙中发现了大量有关证据证明这里已经完全成为城市，甚至一个辽阔区域的经济中心。埃阿那神庙遗址发现的大量印章、印鉴、早期古朴文字泥板等所反映的多是与地区间贸易、产品交易、货物储藏等有关的事务。在神庙建筑中，出现了功能分区，大殿为祭祀神供奉神像之处，在中心庭院两侧为神职人员活动的区域，包括祭司及其他辅助人员的住处、神厨、神井、储藏间等。乌鲁克发现的古朴文字泥板就是在储藏间出土的。
神庙还是城市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储藏库里收藏着城市的各种产品，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贸易商品，神庙外庭院是城市的市场。此外，手工业中心也在神庙里，在埃阿那神庙发现了制作陶器和金属器的手工业作坊。其中金属器作坊面积很大，所能制造的金属器数量显然并非私人所有，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由国家和政治实体控制的工场。
五、贸易活动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此外，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贸易活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古代社会，贸易的含义不仅是长途或短途的商品贸易，还包括纳贡和掠夺。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贸易网络在国家产生前已经形成，与伊朗高原东北部、西南部、海湾地区、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贸易网络在公元前7千纪时就已经出现。乌鲁克时代晚期，以两河流域南端的乌鲁克等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贸易、军事和文化扩张等手段，在古代西亚地区建立一个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安那托利亚中南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上游；亚美尼亚；伊朗高原西北部；伊朗高原西南部；海湾地区；印度河流域；埃及；爱琴海；地中海；安那托利亚西北部；阿富汗山区这样一个庞大的地域范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世界体系。
乌鲁克世界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至少持续了400年，甚至可长达600年。而随着乌鲁克扩张和影响的深入，乌鲁克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形成。在乌鲁克扩张后期，随着乌鲁克社会和国家发展日臻完善，以乌鲁克为代表的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城市势力逐渐强大，超过了被扩张地区，乌鲁克文化逐渐在各地占据主导地位，军事征服很可能成为扩张的主要手段。这时，乌鲁克的扩张由原来的双向互利转变为单向的，以乌鲁克单方面控制被扩张地区的原材料为主要方式，同时乌鲁克的管理形式和文明要素，如文字、印章、建筑装饰艺术等传到被扩张地区。
乌鲁克扩张的形式多样，包括人口迁移、物质交换和文化模仿等。而造成这些形式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比如交通状况、自然状况和原材料的需求等各种因素。因此，在被扩张地区，乌鲁克的影响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与地理环境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在交通便利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没有考古证据证明乌鲁克人定居于此。而在上游山麓地带，为了适应长途贸易的需要，则存在着大的乌鲁克人定居中心。物质交换的范围更加广泛，来自阿富汗山区、伊朗高原、地中海岛屿、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和东南部、印度河流域、海湾沿岸等的商品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都有发现。其中文化模仿的痕迹十分清楚。在印度河流域，仿自两河流域的印章上，刻画着当地特有的大象图案；社会组织、文献记录方式、房屋建筑、艺术等的模仿证据在上述地区也均有证据发现，也明显地证明了乌鲁克的生活方式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在西方和北方等规模较小，居住形式比较分散，经济结构简单，仍然处于原始农业发展阶段的地区，或完全移植乌鲁克人的生活方式，或"取代当地人成为最高等级"，或占领无人地区，以此达到控制贸易网络的目的。
贸易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不仅提供生活必需品，更主要的是贸易中的奢侈品，如宝石、黑石、珍贵木材等数量的不断增加证明了两河流域地区等级分化、统治阶级产生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乌鲁克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原材料，如金属、木材、石料和油料。乌鲁克人沿贸易路线建立城市化的货栈，或者由当地统治者纳贡、军事征服和掠夺，更经常采用的是与当地居民签署互惠协议，由当地提供劳动力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或粗加工。这些行为导致中央权力和复杂的政治机构的确立，并以此确立了国家外交、经济、政治基础，确立了社会经济等级。扩张反过来对乌鲁克本土的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和促进，比如神庙建筑和权力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愈加扩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剩余产品由神庙负责进行再分配等。
同时，两河流域地区先进的管理方式、生产生活技术等也通过贸易途径影响着周围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政治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这些次生国家又通过贸易手段继续影响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国家产生的范围，如阿淑尔城邦在接受两河流域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后建立了阿淑尔城邦国家，即古亚述王国。古亚述人又通过贸易和商业交往，在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和南部地区建立商业货栈，用承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管理方式管理这些货栈，它们成为安那托利亚早期城邦统治的最早成员，并影响了赫梯国家的产生。
六、战争与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起源
在有关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探讨中，战争导致国家的产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或军事行为并非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但军事行为无疑促进了国家形成的进程。早在人类定居之初，掠夺和防御就已经是聚落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里科。因其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建立军事防御体系是聚落生活的头等大事，相形之下，查塔·休於遗址中，军事防御体系并非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日常生活住所和宗教生活建筑占主导地位。在两河流域城市化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类似现象，各个早期城市的功能也因此有所差别。埃利都、尼普尔、乌鲁克等城市侧重于宗教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功能；乌玛、基什等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更重视军事权力，因此是最早出现王宫的城市。
七、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在乌鲁克时代后期的聚落里，主从关系、中心与边缘关系更加复杂。这样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制定制度来解决纠纷、减少犯罪。在简单的村落社会里，只要通过宗教行为控制社会和经济活动，由社会团体中有威望的人组成长老会，讨论决定公共事务，小的聚落社会就可以维持运转。随着村落社会的发展，社会秩序也日益复杂，城市的产生顺应了这个潮流，在城市中有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祭司等上层人物，有手工业者、商人、农民。城市中产生了权力机构。在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史诗》及其它传说故事证明，城市中出现了王、长老会和公民大会三级机构。首领的职责显然是了一个国家统治者的职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发现的一块太阳石刻碑上，有两人猎狮的场面，他们穿着打扮一样，蓄须、留发髻、戴冠、穿长褶裙，一个在弯弓射箭，一个在投掷长矛，它主要表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英雄使用不同武器的形象。在这个时期的一些印章中，同样打扮的人也经常出现，或主持喂养圣牛仪式，或正在手刃敌人，描绘了一个拥有宗教和军事权力的领袖形象。统治者是城市神和人民中间的媒介，他也是城市处于危亡时刻的保护者。
统治者也具有重要的宗教地位，在乌鲁克发现的祭神瓶画面上，一个向神贡献的裸体祭司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但可惜瓶子在这里缺失，从旁边一个有可能是仆人的人手捧带穗的腰带正在献给某人的场面看，几乎可以肯定，缺失部分描绘的一定是主祭者，即统治者。在其他艺术作品中，统治者的形象为穿裙子、戴缠成麻花式的冠，负责神庙的建筑和维护。在乌鲁克时代晚期的音节表中出现了塞姆语“?arru”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王”，有可能是对这个首领的称呼。
乌鲁克时代晚期，国家官僚机构的雏形也已经产生。在乌鲁克已经出现了高级官吏、普通官吏和祭司。在捷姆迭特那塞尔发现的早期文献中，出现了高级祭司、聚落统治者（en）、贸易事务总管（?ab-gal）、高级女祭司（fen）、伊西布（i?ib）祭司等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往往拥有高额财富。劳动力管理显然是国家政治统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乌鲁克晚期，劳动力参与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参与修建神庙和城墙、参与建造大型建筑物。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强制劳动，即出现了奴隶劳动。
中国古代历史篇8
⑴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了7000年前的稻谷、稻秆、稻叶
⑵还有2005年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的稻米遗存
⑶可见我国的种植业在距今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我国的农耕文明也可以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追朔。传说神农氏梦见一只金丝鸟口中衔着一串金光灿灿的穗子而得到启发，于是叫人们播种，并制作农具教会人们耕作，从此中国的农耕文明得以产生。《白虎通·号》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依上述记载来看，古人认为农业产生的社会需要是因为“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而“难以养民”，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于是就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等种种实践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种植业。纵观我国上古时代人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牧养殖，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及战乱的频发，单位面积养活人口的数量上畜牧业远不如种植业，且种植业在农事操作上用工弹性大又简单易行，所以先民们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减弱畜牧而增加种植业。后来秦国在天下纷争之中，出台了鼓励军功、奖励耕战及其它的一些农业政策，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国力也随之大增，从而灭掉各诸候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
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种植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发达的物质基础。而种植业的进行，离不开农作物。本文以古代的文献资料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及前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清代的鸦片战争前）的农作物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让人们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作物有所了解。
1、先秦时期的农作物
先秦时期的农作物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的过程。开始时，凡是可以吃饱而无毒的植物先民们都进行种植，随着人们对作物认识的提高，逐渐淘汰了一些产量低口感差的植物种类。《尚书?舜典》称当时人们种植的作物为“百谷”，而《周礼?天官?大宰》谓“九谷”，汉献帝时大司农郑玄注“九谷”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在同一部书的《周礼?天官?疾医》中则谓“五谷”，郑玄注“五谷”为麻、黍、稷、麦、菽。这个时期种植的作物总的来说是比较多的，
但是主要作物还是集中在几种上。夏代主要有谷、稻、麦、菽、糜等，《帮小正》即有关于夏代“祈麦实”、“种黍菽糜时也”的记载；商代见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麦、米（小米）；周代则主要是粟、黍、稷、稻、粱、豆、麦、桑、麻等。周代由于文字系统已经较为完备，所以关于农作物的记述较多。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诗集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农作物的记载，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筐之莒之”；《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从当时全国大范围来说，北方以种植较耐干旱的粟当家，而南方则由于雨量充沛，以种植水稻为主。
这个时期，人们在不断的种植中已经懂得了简单的作物种类筛选。据先秦时期词典性着作《尔雅》记载，因颜色不同或其它特征相异，当时禾有6种，麻有4种，黍有3种，稻有2种，燕麦有2种。
2、秦汉时期的农作物
秦汉时期的主要农作物仍然沿袭前代，但是各种作物所占的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麦和稻的种植更为普遍，其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特别是在北方麦的种植得到大力推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在西汉时，种植麦子甚至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如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记））；东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记》）。北方禾类种得最多的是粱和粟。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作物谷粒较大，对水分要求不高，适应性强，味道可能也好一些的缘故。在南方则种稻业显得十分突出，而且已推广到北方的部分地区。如西汉哀帝时，水利家贾让曾向朝庭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汉书?沟洫志》）；秦彭在山阳（今山东西南部）任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东汉时张堪任渔阳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在作物的种植中还学会了作物品种的选择培育，生产上出现了许多优良品种。据西汉《汜胜之书》载，麦已有大麦与小麦、“旋麦”（春麦）与“宿麦”（冬麦）的区分。豆也有大豆与小豆的区分。江南的稻作农业也渐趋良种化。比较着名水稻品种有“华乡黑秬”、“滍皋香粳”（张衡《南都赋》）等。1976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葬中，曾发现随葬的稻穗四束，经鉴定为品种纯正能耐水肥的粳稻。⑹而成书于东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字典的《说文解字》（许慎编纂）中列有麦的品种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麻有4个，黍有3个，竽有2个。
汉代时人们还种植了较多的蔬菜和经济作物。东汉末期政论家崔寔的《四民月令》中提到的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芜菁、芋、蘘荷、生姜、葱、青葱、大蒜、韭葱、蓼、苏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芝麻、蓼蓝和胡瓜。雄麻主要用其纤维制造亚麻布及其它织物，雌麻则和芝麻和白苏等作为油料作物，蓼蓝作为蓝色染料作物，麻籽已不再作为谷物食用了。
汉代还开通了中国与西亚各国（主要是西域）的物资交流，从西域国家引入了西瓜、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
3、魏晋南北朝的农作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物格局依然是南稻北粟，但麦类的种植逐渐普遍，在北方大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入迁也开始有少量种植。据北魏时农学家贾思勰着的《齐民要术》记载，这时北方已有旱稻种植。农人们除了种植大田粮食作物外还比较重视其它作物的种植。蔬菜瓜果作物沿袭前代；染料作物出现了红蓝花、栀子、蓝、紫草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荏等，其中胡麻在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饲料或绿肥作物有苜蓿、芜菁、苕草等；糖料作物有甘蔗；纤维作物有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已重视作物的选种和良种培育工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在《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中说的选种方法是“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蘘草蔽窖”。这种办法，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和精细管理、单种、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至今在品种的提纯复壮中仍有沿用。因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农作物新品种。如粟类以成熟时间的先后分为早谷和晚谷品种，以谷粒的颜色分又有黄谷、青谷、白谷、黑谷等品种。据晋时书籍《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水稻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所记粟的品种有86个，水稻品种有24个（其中糯稻品种11个），并各有名称。至于品种的命名，据《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记载“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即以培育者姓名命名和品种性状及性能命名的方法。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也有关于“新城粳稻”这个水稻品种的记载。
4、隋唐时期的农作物
隋唐时期作物种类有了较大的变化。唐末韩鄂《四时纂要》记载的作物品种比北朝时的《齐民要术》有所增加，其中粮食作物除传统的粟、麦、稻、黍、菽外，又有薯蓣、荞麦和薏苡等。这三种作物可能在唐以前已有所种植，如荞麦在陕西咸阳的汉墓中曾有出土，但是到了唐朝才见于文献记载。笔者推断这三种作物在唐朝时可能已有较大面积种植。即便是传统作物粟、麦、稻、黍、菽的种植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在《齐民要术》的记载中，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而在《四时纂要》中，已成为粟、麦、稻并称，说明这个时期稻麦的种植比前代更加普遍。据考古发现，唐代洛阳含嘉仓里收藏的粮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杜甫《忆昔》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值得一提的是，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可见南方水稻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随着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水稻的优良品种。据唐诗和《四时纂要》的零星记载，这个时期的水稻品种主要有蝉鸣稻、玉粒、江米、白稻、香稻（香粳）、红莲、红稻、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黄稑、乌节等15种。除白稻、香稻和黄稑外，其余品种均未见于前代文献，应为隋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其中香粳还是苏州和常熟的贡品，黄稑和乌节则为扬州的贡品。⑼
这个时期麦类则在北方大规模种植，在南方有小面积地种植于丘陵旱地，如樊绰《蛮书》记载“小麦即于岗陵种之。”此时麦类已成为仅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作物，并在全国形成了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
在《四时纂要》中还有关于茶叶、棉花、食用菌的种植记载。至于茶叶的种植虽然在西汉时就有茶市的记载，但在唐代以前所饮茶叶，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为主，栽培尚不普遍。就连这个时期出版的《茶经》中也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而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但是在《茶经》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四时纂要》一书中以“种茶”和“收茶子”两节写了茶叶的种植和管理。可见茶树的大规模种植应该是从唐代开始。
5、五代宋元时期的农作物
五代宋元时期，随着北方人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种麦技术，再加上政府鼓励，南方麦类种植日益扩大。庄绰《鸡肋编》载曰：“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当时市场上麦的价格高，而政府有南方种麦不用交课粮的政策，从而刺激了南方麦类的扩大种植。
但是在南方的农作物仍以水稻为主，麦类种植的南移并未影响到水稻的种植面积，倒是成就了南方麦、稻一年两熟制的形成。在宋代，南方的水稻种类已是早、中、晚皆备，籼、粳、糯俱全。宝庆《四明志》载曰：“宋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署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具体的水稻品种，仅嘉泰《会稽志》所记就有56个，其中籼、粳品种40个，糯稻品种16个。宝佑《琴川志》则记有水稻品种35个，其中籼、粳稻品种27个，糯稻品种8个，并说“以上名色甚多，姑举其概耳”，说明当时未被史籍记载的水稻品种还有很多。另外在淳佑《玉峰志》记有水稻品种34个。还有绍熙《吴郡志》、嘉泰《吴兴志》、绍定《澉水志》和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中都有关于水稻品种的记载，可见当时江南水稻品种之多，几乎在各个水稻种植区都培育有地方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曾经大规模种植的“占城稻”。“占城稻”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部），又称早禾或占禾。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它至迟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前已在福建种植，是由福建商人从占城引入，它的主要特性是早熟耐旱且耐瘠薄。宋真宗年间，江淮两浙一带发生旱灾，水稻失收，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江淮、两浙）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推广此稻，榜文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因而占城稻在江南稻作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在南宋的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占城稻的种植记载，这也说明了该品种具有广泛的环境适应能力。占城稻是我国水稻种植史上首个外来品种，其出众的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品种。而随着各地栽培环境的差异，又在各地演化出众多适合各地生长的新品种。如在嘉泰《会稽志》中就记有“早占城”、“红占城”、“寒占城”等品种。占城稻的引入种植，对于我国稻作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⑽⑾
到了元代，人们对于水稻的各个类型已有充分的认识。认为籼稻较为早熟，而粳稻多为中、晚熟。如《王桢农书?农桑通诀集?收获篇》记载，南方“稻有早、晚、大、小之别”，“六七月则收早禾，其余则至八九月”，其称“晚禾”为“大禾”。而当时江南俗称粳稻为“大稻”，称“籼稻”为“小稻”。元末出版的书籍《吴门事类》则给早、中、晚稻下了确切的定义：“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⑿以上说法，也正好与现在认为的籼型水稻感温性强故适于早稻种植，粳型水稻感光性强，故适于晚稻种植的现代科学理论相吻合。
6、明朝至清代前期（公元1840年前）的农作物
明朝时期，粮食作物基本上还是沿袭前代。但是这个时期，随着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增多，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在这个时代。目前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几种农作物如“玉米”、“蕃薯”以及“马铃薯”就是在这个时期从海外引入种植的。据曹玲考证，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分三路传入中国。分别是西北陆路自波斯、中亚至我国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流域；西南陆路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以及东南海路由东南亚至沿海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蕃薯大约是万历年间（约公元1582年）由吕宋、安南等地传入我国，最早种植在福建、广东、云南等地。由于蕃薯产量高，亩可收获数千斤，而且对土壤要求不高，“瘠卤沙冈皆可植”（谈迁《枣林杂俎》中集），所以得以推广开来。马铃薯何时引入中国，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尚无定论，但至迟在1628年前在中国已有种植。据成书于1628年的徐光启（1562年－1633年）《农政全书》记载“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农政全书》卷二十八）可见,这个时期马铃薯这个作物品种已经广为人知、普遍栽种。如此，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得到丰富，也使人们的食物结构得到改善。
这个时期，在南方的水稻种植中，不断的有新品种培育出来。我国首部记载水稻品种的书籍《理生玉镜稻品》也在这个时代（约在1500—1550年之间）问世。书中记载有江南水稻品种38个，其中粳稻品种21个，籼稻品种4个，糯稻品种13个。⒁
清代前期（1840年前），在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上获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选育出了大量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据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官修《授时统考》载有16省水稻良种3429个，谷子良种251个，小麦良种30余个，大麦良种10余个。水稻新品种的问世，使得南方大面积流行种植“双季稻”。如苏州织造李煦在属地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从前只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从单季岁稔时亩产谷三四石，到两季合计亩产6石6斗，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见《李煦奏折）第182、183页）。北方则推广了南方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京津反复试种水稻，终获成功，使这一地区以驰名的“小站稻”而成为北方的鱼米之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又如乾隆时两江总督郝不麟将福建耐旱“无须浸灌”的早稻品种“畲粟”引进安徽，在“稻谷杂粮均不宜种”的“高阜斜坡”种植，大获成功，进而推广到北方各省（《清史列传》卷十八《陈大受传》）。⒂此外，这个时期还在全国推广海外引进的一些高产农作物品种，如玉米、蕃薯、马铃薯、花生等，使之成为当时农民的主要农作物。
中国古代历史篇9
关键词:古代;农作物;品种
中图分类号:S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01-3
据考古发现我国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谷物种植。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碳化粟米粒,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了7000年前的稻谷、稻秆、稻叶,还有2005年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的稻米遗存,可见我国的种植业在距今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我国的农耕文明也可以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追朔。传说神农氏梦见一只金丝鸟口中衔着一串金光灿灿的穗子而得到启发,于是叫人们播种,并制作农具教会人们耕作,从此中国的农耕文明得以产生。《白虎通・号》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依上述记载来看,古人认为农业产生的社会需要是因为“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而“难以养民”,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于是就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等种种实践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种植业。纵观我国上古时代人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牧养殖,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及战乱的频发,单位面积养活人口的数量上畜牧业远不如种植业,且种植业在农事操作上用工弹性大又简单易行,所以先民们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减弱畜牧而增加种植业。后来秦国在天下纷争之中,出台了鼓励军功、奖励耕战及其它的一些农业政策,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国力也随之大增,从而灭掉各诸候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种植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发达的物质基础。而种植业的进行,离不开农作物。本文以古代的文献资料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及前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清代的鸦片战争前)的农作物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让人们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作物有所了解。
1先秦时期的农作物
先秦时期的农作物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的过程。开始时,凡是可以吃饱而无毒的植物先民们都进行种植,随着人们对作物认识的提高,逐渐淘汰了一些产量低口感差的植物种类。《尚书・舜典》称当时人们种植的作物为“百谷”,而《周礼・天官・大宰》谓“九谷”,汉献帝时大司农郑玄注“九谷”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在同一部书的《周礼・天官・疾医》中则谓“五谷”,郑玄注“五谷”为麻、黍、稷、麦、菽。这个时期种植的作物总的来说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作物还是集中在几种上。夏代主要有谷、稻、麦、菽、糜等,《帮小正》即有关于夏代“祈麦实”、“种黍菽糜时也”的记载;商代见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麦、米(小米);周代则主要是粟、黍、稷、稻、粱、豆、麦、桑、麻等。周代由于文字系统已经较为完备,所以关于农作物的记述较多。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诗集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农作物的记载,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筐之莒之”;《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从当时全国大范围来说,北方以种植较耐干旱的粟当家,而南方则由于雨量充沛,以种植水稻为主。
这个时期,人们在不断的种植中已经懂得了简单的作物种类筛选。据先秦时期词典性著作《尔雅》记载,因颜色不同或其它特征相异,当时禾有6种,麻有4种,黍有3种,稻有2种,燕麦有2种。
2秦汉时期的农作物
秦汉时期的主要农作物仍然沿袭前代,但是各种作物所占的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麦和稻的种植更为普遍,其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特别是在北方麦的种植得到大力推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在西汉时,种植麦子甚至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如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记));东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记》)。北方禾类种得最多的是粱和粟。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作物谷粒较大,对水分要求不高,适应性强,味道可能也好一些的缘故。在南方则种稻业显得十分突出,而且已推广到北方的部分地区。如西汉哀帝时,水利家贾让曾向朝庭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汉书・沟洫志》);秦彭在山阳(今山东西南部)任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东汉时张堪任渔阳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在作物的种植中还学会了作物品种的选择培育,生产上出现了许多优良品种。据西汉《汜胜之书》载,麦已有大麦与小麦、“旋麦”(春麦)与“宿麦”(冬麦)的区分。豆也有大豆与小豆的区分。江南的稻作农业也渐趋良种化。比较著名的水稻品种有“华乡黑”、“皋香粳”(张衡《南都赋》)等。1976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葬中,曾发现随葬的稻穗四束,经鉴定为品种纯正能耐水肥的粳稻。而成书于东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字典的《说文解字》(许慎编纂)中列有麦的品种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麻有4个,黍有3个,竽有2个。
汉代时人们还种植了较多的蔬菜和经济作物。东汉末期政论家崔的《四民月令》中提到的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芜菁、芋、荷、生姜、葱、青葱、大蒜、韭葱、蓼、苏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芝麻、蓼蓝和胡瓜。雄麻主要用其纤维制造亚麻布及其它织物,雌麻则和芝麻和白苏等作为油料作物,蓼蓝作为蓝色染料作物,麻籽已不再作为谷物食用了。
汉代还开通了中国与西亚各国(主要是西域)的物资交流,从西域国家引入了西瓜、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
3魏晋南北朝的农作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物格局依然是南稻北粟,但麦类的种植逐渐普遍,在北方大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入迁也开始有少量种植。据北魏时农学家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记载,这时北方已有旱稻种植。农人们除了种植大田粮食作物外还比较重视其它作物的种植。蔬菜瓜果作物沿袭前代;染料作物出现了红蓝花、栀子、蓝、紫草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荏等,其中胡麻在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饲料或绿肥作物有苜蓿、芜菁、苕草等;糖料作物有甘蔗;纤维作物有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已重视作物的选种和良种培育工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在《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中说的选种方法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草蔽窖”。这种办法,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和精细管理、单种、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至今在品种的提纯复壮中仍有沿用。因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农作物新品种。如粟类以成熟时间的先后分为早谷和晚谷品种,以谷粒的颜色分又有黄谷、青谷、白谷、黑谷等品种。据晋时书籍《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水稻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所记粟的品种有86个,水稻品种有24个(其中糯稻品种11个),并各有名称。至于品种的命名,据《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记载“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即以培育者姓名命名和品种性状及性能命名的方法。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也有关于“新城粳稻”这个水稻品种的记载。
4隋唐时期的农作物
隋唐时期作物种类有了较大的变化。唐末韩鄂《四时纂要》记载的作物品种比北朝时的《齐民要术》有所增加,其中粮食作物除传统的粟、麦、稻、黍、菽外,又有薯蓣、荞麦和薏苡等。这三种作物可能在唐以前已有所种植,如荞麦在陕西咸阳的汉墓中曾有出土,但是到了唐朝才见于文献记载。笔者推断这三种作物在唐朝时可能已有较大面积种植。即便是传统作物粟、麦、稻、黍、菽的种植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在《齐民要术》的记载中,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而在《四时纂要》中,已成为粟、麦、稻并称,说明这个时期稻麦的种植比前代更加普遍。据考古发现,唐代洛阳含嘉仓里收藏的粮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杜甫《忆昔》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值得一提的是,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可见南方水稻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随着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水稻的优良品种。据唐诗和《四时纂要》的零星记载,这个时期的水稻品种主要有蝉鸣稻、玉粒、江米、白稻、香稻(香粳)、红莲、红稻、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黄、乌节等15种。除白稻、香稻和黄外,其余品种均未见于前代文献,应为隋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其中香粳还是苏州和常熟的贡品,黄和乌节则为扬州的贡品。
这个时期麦类则在北方大规模种植,在南方有小面积地种植于丘陵旱地,如樊绰《蛮书》记载“小麦即于岗陵种之。”此时麦类已成为仅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作物,并在全国形成了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
在《四时纂要》中还有关于茶叶、棉花、食用菌的种植记载。至于茶叶的种植虽然在西汉时就有茶市的记载,但在唐代以前所饮茶叶,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为主,栽培尚不普遍。就连这个时期出版的《茶经》中也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而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但是在《茶经》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四时纂要》一书中以“种茶”和“收茶子”两节写了茶叶的种植和管理。可见茶树的大规模种植应该是从唐代开始。
5五代宋元时期的农作物
五代宋元时期,随着北方人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种麦技术,再加上政府鼓励,南方麦类种植日益扩大。庄绰《鸡肋编》载曰:“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当时市场上麦的价格高,而政府有南方种麦不用交课粮的政策,从而刺激了南方麦类的扩大种植。
但是在南方的农作物仍以水稻为主,麦类种植的南移并未影响到水稻的种植面积,倒是成就了南方麦、稻一年两熟制的形成。在宋代,南方的水稻种类已是早、中、晚皆备,籼、粳、糯俱全。宝庆《四明志》载曰:“宋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署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具体的水稻品种,仅嘉泰《会稽志》所记就有56个,其中籼、粳品种40个,糯稻品种16个。宝《琴川志》则记有水稻品种35个,其中籼、粳稻品种27个,糯稻品种8个,并说“以上名色甚多,姑举其概耳”,说明当时未被史籍记载的水稻品种还有很多。另外在淳《玉峰志》记有水稻品种34个。还有绍熙《吴郡志》、嘉泰《吴兴志》、绍定《澉水志》和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中都有关于水稻品种的记载,可见当时江南水稻品种之多,几乎在各个水稻种植区都培育有地方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曾经大规模种植的“占城稻”。“占城稻”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部),又称早禾或占禾。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它至迟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前已在福建种植,是由福建商人从占城引入,它的主要特性是早熟耐旱且耐瘠薄。宋真宗年间,江淮两浙一带发生旱灾,水稻失收,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江淮、两浙)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推广此稻,榜文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因而占城稻在江南稻作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在南宋的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占城稻的种植记载,这也说明了该品种具有广泛的环境适应能力。占城稻是我国水稻种植史上首个外来品种,其出众的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品种。而随着各地栽培环境的差异,又在各地演化出众多适合各地生长的新品种。如在嘉泰《会稽志》中就记有“早占城”、“红占城”、“寒占城”等品种。占城稻的引入种植,对于我国稻作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元代,人们对于水稻的各个类型已有充分的认识。认为籼稻较为早熟,而粳稻多为中、晚熟。如《王桢农书・农桑通诀集・收获篇》记载,南方“稻有早、晚、大、小之别”,“六七月则收早禾,其余则至八九月”,其称“晚禾”为“大禾”。而当时江南俗称粳稻为“大稻”,称“籼稻”为“小稻”。元末出版的书籍《吴门事类》则给早、中、晚稻下了确切的定义:“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以上说法,也正好与现在认为的籼型水稻感温性强故适于早稻种植,粳型水稻感光性强,故适于晚稻种植的现代科学理论相吻合。
6明朝至清代前期(公元1840年前)的农作物
明朝时期,粮食作物基本上还是沿袭前代。但是这个时期,随着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增多,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在这个时代。目前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几种农作物如“玉米”、“蕃薯”以及“马铃薯”就是在这个时期从海外引入种植的。据曹玲考证,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分三路传入中国。分别是西北陆路自波斯、中亚至我国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流域;西南陆路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以及东南海路由东南亚至沿海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蕃薯大约是万历年间(约公元1582年)由吕宋、安南等地传入我国,最早种植在福建、广东、云南等地。由于蕃薯产量高,亩可收获数千斤,而且对土壤要求不高,“瘠卤沙冈皆可植”(谈迁《枣林杂俎》中集),所以得以推广开来。马铃薯何时引入中国,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尚无定论,但至迟在1628年前在中国已有种植。据成书于1628年的徐光启(1562年-1633年)《农政全书》记载“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农政全书》卷二十八)可见,这个时期马铃薯这个作物品种已经广为人知、普遍栽种。如此,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得到丰富,也使人们的食物结构得到改善。
这个时期,在南方的水稻种植中,不断的有新品种培育出来。我国首部记载水稻品种的书籍《理生玉镜稻品》也在这个时代(约在1500-1550年之间)问世。书中记载有江南水稻品种38个,其中粳稻品种21个,籼稻品种4个,糯稻品种13个。
清代前期(1840年前),在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上获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选育出了大量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据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官修《授时统考》载有16省水稻良种3429个,谷子良种251个,小麦良种30余个,大麦良种10余个。水稻新品种的问世,使得南方大面积流行种植“双季稻”。如苏州织造李煦在属地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从前只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从单季岁稔时亩产谷三四石,到两季合计亩产6石6斗,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见《李煦奏折)第182、183页)。北方则推广了南方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京津反复试种水稻,终获成功,使这一地区以驰名的“小站稻”而成为北方的鱼米之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又如乾隆时两江总督郝不麟将福建耐旱“无须浸灌”的早稻品种“畲粟”引进安徽,在“稻谷杂粮均不宜种”的“高阜斜坡”种植,大获成功,进而推广到北方各省(《清史列传》卷十八《陈大受传》)。此外,这个时期还在全国推广海外引进的一些高产农作物品种,如玉米、蕃薯、马铃薯、花生等,使之成为当时农民的主要农作物。
7结语
纵观古代农作物的种植种类,总的来看是从多到少然后又到多的趋势。先是上古时代的只要能吃而无毒植物就种(即“百谷”),到有选择地种植宜种多产的数种作物(即“九谷”、“六谷”、“五谷”),然后又对原种植作物不断进行选种和品种培育,并引入外来作物,使栽培作物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期间,国家政策对于农作物种类抑或品种的推广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了解古代的农作物及各种作物品种的推广过程,可以弄清今日所种作物的来龙去脉,为今后的作物品种培育和推广提供帮助,并对今人的农业生产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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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篇10
笔者以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历史高考试卷（见表1）中古代中国商业史的试题作为分析对象，尝试着探寻试题及相关教科书知识的学术背景，据此略谈“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复习方法，以就教于广大同人。
表1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市高考试卷数量
商业史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据笔者统计，在五年高考的选择题中，商业史占古代中国经济史考题的一半以上。（具体数据统计见表2）
表22009―2013年中国古代经济史选择题题量统计（单位：题）
非选择题中每年都有试卷考查古代中国商业经济，其中2010年最为集中，在全国15份高考卷中有9份考查古代商业经济。2013年，浙江卷首次出现古代经济史的非选择题，考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商业史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考查的重点，这种现象并不偶然。它既说明了古代商业经济是古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经济的重要现象，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史学界对古代商业史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
一、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知识结构
古代商业史内容丰富，在历年高考中涉及的知识点较多。笔者对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做了大致的分类统计（见表3）。在非选择题考查中，知识点主要涉及唐、宋、明、清的抑商政策、专卖制度、市镇经济、海禁政策及对外贸易、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内容。
表3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商业史选择题考查知识点分类表（单位：题）
通过上述对高考试题的粗略统计和对古代商业史研究的初步了解，推知古代商业经济考查的特点大体包括：涉及面广；重点突出；体现专题史研究的“通感”；考查内容涉及的都是学术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
建立知识结构是我们兼顾点面、形成“通感”的常用复习方法之一。建立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让学生的复习更接近于高考要求，这是一个问题。鉴于高考试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笔者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通史研究，建立《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的知识结构。
有学者研究指出，商业史的内容应包括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商业政策和商业思想四个层面。其中“商业发展”的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发展状况、城市经济、商业组织、商业活动、贸易发展、商品流通等等。此外，商业经济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经济、社会现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1]高考试题考查的内容基本上覆盖了上述四个层面，又以“商业发展”和“商业政策”这两个层面的考查为重。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古代商业经济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发展高潮。[2]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二《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以下简称“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所介绍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三个时期。根据上述分析，勾画知识结构框架图如下：
这张结构图，以古代商业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为时间线索，把“商业活动”、“商业政策”和“商人阶层”作为知识点分类项目，结合教科书内容又可以分成若干子项目，这构成了古代商业经济的“内环境”。其“外环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影响；二是明清经济与同时代西方近代经济的比较、明清经济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联系。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的知识略显散乱，建立知识结构并不容易。笔者结合学者们对古代商业史的研究和教科书知识，提出以下几种整理知识的具体方法。
1.“散”的知识要“合”
以“商贸活动范围”这一项的知识整理为例。《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写道“汉代商运活跃，史书中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记载”，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叙述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史实，由此可知商品流通范围通过丝绸之路扩展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该课还介绍了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的商贸活动范围，可以通过教科书介绍的城市和市镇发展推知商贸活动范围的扩大，还可以通过“晋商”和“徽商”两则“知识链接”来了解此期商品流通扩大到海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上述知识整合，大致可以概括出古代商贸活动范围的发展特点。
2.“断”的知识要“连”
在《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一课中提到了“丝绸”和“瓷器”这两项大宗贸易商品，在《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的“晋商”知识链接和“《估客乐》”资料卡片中列举了唐代和清代的贸易商品，这些知识反映了古代商品结构的演变。商业史研究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日常用品在商品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是判断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教科书中出现的这些知识呈“点”状分布，并不连贯。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可以作适当补充，如补充说明不同时期主要流通的商品等，让学生了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商品结构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反映的是古代中国市场内涵与外延的同步发展，成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补充的史实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只是作为学习的知识背景。通过形成知识“线”帮助学生理解教科书中出现的“点”状知识。
3.“隐”的知识要“挖”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对“城市经济”有较为翔实的叙述，细分起来可以包括“市”的空间、“市”的布局、“市”的制度等等。我们一般关注坊市布局和政府对“市”的管理，而“市”的空间演变很可能被忽略。根据教科书上的知识，可以挖掘出这样一条线：“市”首先出现在城，南北朝时乡村中出现了“市”，名为“草市”，唐宋时有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在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一些草市围绕着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市镇。有学者指出：“唐宋以来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清江南市镇商业的发展，显示了商业的显著进展。”[3]
4.“薄”的知识要“厚”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中列举了清代的名镇，叙述略显单薄。研究指出，这些市镇之所以成名是有经济原因的。有的市镇因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出名，如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见长的佛山镇、丝织业繁盛的盛泽镇；有的因商品集散中心出名，如商业市镇汉口镇、朱仙镇。在教科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适当提升，加厚一点认识，使学生认识明清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程度和新兴市镇的专业化特点。
5.“专”的知识要“通”
根据课标和教学指导意见要求，虽无需对商业经济发展三个重要时期的背景条分缕析，但宏观上了解其时代背景是有必要的。时代背景中有两个古代商业经济不同发展时期的共性因素：一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二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前者反映了古代经济结构中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同理，每个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也需要我们结合必修的知识，从不同社会领域的角度加以综合分析。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与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更是需要我们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获得相应的认识。
通过学生自主整理知识和教师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知识结构，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概括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提供了提炼角度和较为充实的史实。当然，建立知识结构还只是第一步，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调动和运用知识，达到内化知识结构的效果。为此，教师还需要组织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除了文字史料之外，图和表也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信息载体。下面各举一例供参考。
【例1】图1、图2和图3分别是汉代、唐代和宋代“市”的局部图。
根据这三张图，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知识提取“市”的相关信息，解释这些信息；还可以认识从汉到宋“市”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例2】明中叶以来苏州府市部分县区市镇数量增长统计
这张数据表摘选自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解读这张表格，有两个点可以关注：一是不同时间段市镇数量发展的增幅变化；二是明清（前期）和晚晴时期市镇数量发展原因的比较分析。
针对浙江省历史高考的要求，需对学生进行两个“特别加强”：一是特别加强知识结构的建立和应用；二是特别加强训练提炼材料信息、准确而快速地建立材料与教材的联系并能调动有关知识加以解读的能力。
二、依托古代商业经济的专题史研究，突破复习重点
商业政策对商人、商业发展的影响至深，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抑商政策。从前述表3中可知，五年来选择题中考查抑商政策的题目最多，在非选择题中也考查过唐代和明代的抑商政策，抑商政策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内容，也是古代中国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还是学生复习的主要难点之一。笔者曾对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三文科班学生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学生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历代政府抑商，商业经济还在不断发展？解开这个疑惑的关键在于理解历代政府抑商政策的变迁及其本质。为此，笔者依托学者们对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教科书的相关知识和高考试题，尝试着对抑商政策作一个粗略的解释。
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固守“重农”政策，其第一要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4]故其政策相对稳定。然而“抑商”却不可泛泛而论，它比“重农”政策复杂、多变。重农不一定就抑商，抑商也不仅仅是为了重农，应把“重农”和“抑商”分开，重点理解“抑商”政策。这几年高考重点考查“抑商”也反映了这一点。
“抑商”并不是自古就有，它肇始于战国，至秦汉渐成体系。商鞅采取的抑商政策“不让商业自由发展，而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有控制地发展商品流通”，有利于国力增强。西汉是抑商政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之初，为了稳定秩序和恢复经济，“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5]。有学者研究指出，虽说“重租税”，但对当时的商人来说，负担终究是不大的。[6]学者们普遍认为与前朝相比，汉初政策重在“贱商”，而对商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实质性抑制。到了惠帝和吕后时期，政府“复驰商贾之律”，“贱商”也没有汉初那么严格，只是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市宦为吏”；汉文帝时更是“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不多久，就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7]的商业繁荣局面。汉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发展得益于商业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悬殊、富商大贾财大气粗力强、农民弃农经商的日益增多等现象。有了这些史实铺垫之后，我们便能读懂晁错的话：“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8]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增加国家收入，汉武帝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重点打击富商大贾。其措施可以用“发钱”、“收钱”和“管钱”来概括。“发钱”是指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杜绝富商大贾私自铸钱发钱。“收钱”是指征收重税，使很多富商大贾经营数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贡献”给了国家。“管钱”是指政府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大力发展垄断性的官营工商业。有学者指出“专卖制度的理论基础为重商论。国家为什么要与商人争利，根本点就在于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特别是看到了商业能为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功能”。[9]虽然专卖制度与此前的抑商政策，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均迥异，但都起到了抑制富商大贾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专卖制度也列入“抑商政策”范畴。
五年来高考考查多集中在西汉前期抑商政策与商业发展关系的理解上，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晁错的那句话仍是复习中的关键。对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制度的考查虽少有涉及，但在复习中我们仍可适当关注，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抑商政策。
唐朝前期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一方面继续贱商令，另一方面则放松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以恢复经济。唐太宗即位之初就下令“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10]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加强对商业的经济干预，大力推行专卖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晏的榷盐法。必修二古代商业经济中指出：唐代“一入市籍则不得为官的制度依然继续实行，商人实际上没有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他们在“社会上遭受鄙视，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遭受歧视”。理解该现象的时候，首先不要混淆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高，不等于经济实力差；其次，要把“唐代商人”理解得稍微复杂一些，商人有大有小。在唐代“富商大贾与官府的结合更加紧密，倚仗官府提高其地位，取得经营特权，而且介入政治”，而中小商人“所受的剥削愈益严重，日子愈益难过，最后不得不起来参加抗争”。[11]2013年浙江卷第16题考查学生对唐代商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反差现象的理解。2011年海南卷第26题非选择题则考查了唐代商业经济的发展表现及其与农业生产进步之间的关系。
宋代为了财政需要，加强对商品的专利政策，专利范围扩大，体系也更完备。“宋代盐、茶、酒、矾、香几项的专卖收入一年达4490万贯，这一数目远远超过唐朝财政总收入中的货币总数”[4]和前朝相比，宋代政府抑商政策更加放松，政府屡次下达减少商税等“恤商”令。古代商人地位的低下主要表现在工商业者不得入仕做官，在宋代，虽然伦理范畴内的“贱商”观念仍然存在，但这种情形开始转变。清代有人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子，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11]，而富商大贾与官府的联系则更为紧密。近几年宋代商业经济的考点有：理解政府重视商业经济的政策、认识商业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了解宋代专卖制度、说明宋代商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等。
明清以来，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活跃发展带来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伴随着新景象不断涌现的是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统治者而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为什么明清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最终没有导致社会转型？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一些学者的心头。王家范先生指出：“两宋以来，在经济态势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明显的是货币经济逐渐取代实物经济的地位，‘商业资本主义’在若干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革新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调整经济结构，扩张实体经济，创新出‘工业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增长走上更高一级台阶。一条是引导消费畸形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勾结更趋紧密，有权者愈富，无权者愈贫，生产者停滞在简单再生产的境地，实体经济的经营者又缺乏改革的动力，社会财富增长滞缓。”[12]明清走的是后面一条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死路。这种境况直至近代才开始逐渐转变。近几年考题突出考查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发展的进步以及政府的抑商政策对这种进步及社会转型的阻碍，这是明清商业史中老生常谈却常说常新的话题。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5题、2013年江苏卷第4题都关注了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对社会“贱商”观念的冲击。从社会史角度分析明清商业经济及其政策就是其中一个新的思路。
在复习教学中，我们可以参考上述解释，立足于教科书内容简析历代的抑商政策，并辅之以高考试题训练。通过这样的复习，我们对抑商政策大体上可以形成两点基本认识：一是抑商政策是一项政府通过与商人争利和夺力（劳动力）维护专制王朝的经济基础，巩固统治秩序的经济政策。二是该政策的实质是重商利，抑商人；重官商，抑私商。这两点认识可以作为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抑商政策的重要支点。
《古代中国商业经济》专题中还有其他一些重点，如“‘市’的演变”、“江南市镇经济”、“明清海禁政策”、“明清时期社会转型之困境”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笔者以为如果有时间有准备，可以设计一堂探究课，组织一些材料，让学生通过阅读与思考，了解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的大概情况，这样更妥当些。
在“考什么，教什么”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读什么”的问题。要读出“考”与“教”的学术背景是需要读一点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著作的。高三教师整日周旋于上课、组卷、批改与讲评之间，的确很辛苦，然而还是要尽量挤出时间多读一点，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宽、望得远，才能让学生多一些学业上的收获，多一些对历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J].历史教学问题，2009（3）.
[3]陈明光.略谈中国古代商业史的几个问题[J].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4）.
[4]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5]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7]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林文勋.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辨析[J].思想战线，2003（3）.
[10]王溥.唐会要・关市[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