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人文危机教育
中图分类号：J5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09-03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抢救性为主导保护原则的影响，对非遗的技艺形态以及传承状况关注较多，而对技艺的人文因素关注相对较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人文成为传统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它是非遗的文化精神；是非遗“活”的价值；是传统艺人伦理道德的光辉；是非遗文化性的彰显。所以，从文化的精神价值角度而言，对传统技艺中的人文因素应该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下存续的人文危机，应该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
关于“人文”，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核心主题是人的潜能与创造力。但人文主义其概念的归属是一种思潮，或者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属于一种世界观，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绝对的“神权”，提倡人性的可贵和重要性。它的意义与“人文”非常的相近，但“人文”的范畴却更加的广泛，《辞海》中是这样解释“人文”的：
①旧指诗书礼乐等。《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指人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②指人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人文，是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总称，和自然物质世界相对，其中就包含了人文主义的范畴，而“诗书礼乐”恰恰是人文的一种表现形式，都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类所独家掌握的。人文的范畴大体包括了法律、教育、道德、伦理、哲学、美学等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无论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还是从定义范畴的逻辑角度而言，包含了人类所掌握的各种技艺为载体的人文形态，那么具体来说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是什么呢？
辽宁抚顺锔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振海，经常提到他的“八字箴言”――“缝补生命，修复艺术”，以及“三句规则”――“接活儿如同父母到，做活儿如抚养婴儿，出活如同儿女行”，这是“医、美、孝、爱、诚”的大爱；“同仁堂”药店的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百年传承的“训条”保证了产品品质百年不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始终坚持“戒欺”和“真不二价”，为古往今来的消费者提供信誉上的原则保障；台湾响仁和鼓传承人王锡坤，坚持精益求精，细心打磨木质鼓身，即便是鼓皮遮盖之处也绝不怠慢；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技艺传承人王津师傅，几十年如一日面对无限重复的文物修复工作，克服内在焦虑；台湾优人神鼓的阿丹师傅，坚持带领队员每天静坐三个小时，禅艺双修。
以上所提到的远远不能涵盖传统技艺的人文因素，诸如做工原则，经营信条，传承规则，职业道德，心理状态，文化特质，伦理规范，等等。人文的延续，是非遗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这是传统技艺的精神所在，是现代社会提倡的“匠人”精神最为质朴而现实的形态，渗透着工匠的智慧，稳定的职业心理，高尚的人格修养，执拗的性格，规范的道德伦理，等等，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非遗传统技艺才会有文化的“味道”，文化的规格，文化的尊严。
（二）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表现形态
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具有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无知，缺乏继承者，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伦理道德的没落。
1.文化的无知
文化的无知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传承人对自身技艺的文化内里、精神意志领会有限，将注意力更多地关注到纯技艺层面，可以说“学手艺赚钱”或是类似的功利性心理普遍存在。一种则是消费大众对技艺的无知，这主要源于一方面是大众对传统技艺产品的消费较少，另一方面快餐化的使用功能至上的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产品和相关文化关注较少。
2.缺乏继承者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必须依赖物质形态的承载，核心是人对于技艺的掌握，几乎所有的传统技艺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现实，有的无人求学，有的后继之人难担大任，有的传承者健康堪忧无法传艺，有的则是人已去艺已绝，还有的技艺是独门绝学其他人几乎无法掌握。不管哪种情况，如果技艺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那么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就难以发扬光大。
3.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
由于传统技艺在大众消费中的比重减少，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生活依赖降低，从而导致对传统技艺消费心理的弱化和转移，进而对艺人的关注减少，艺人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在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为评判成功标准的当下，部分手艺人的经济基础贫弱，生存状况拮据，更加剧了手艺人社会地位堪忧的现状，这种危机其内里依然反映出社会对传统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的忽视。
电影《剃头匠》中就真实反映了现实传统剃头匠人的状况，其中老剃头匠到新城区老主顾儿子家里，就遭到了其儿媳的嫌弃。电影《百鸟朝凤》中的吹打艺人在婚礼上受到雇主的轻视，虽工钱不少但轻视艺人的技艺、职业操守和人格尊严。山西已故世界级剪纸大师库淑兰，一生贫困，贫病交加，这和她色彩缤纷、充满乐观、洋溢童趣的剪纸作品形成了反差，也与众多文化组织授予她的种种世界级最高荣誉不相符。
4.伦理道德的没落
伦理道德的没落主要表现为：（1）对于手艺传承规矩的打破；（2）经济利益与自身技艺坚守的矛盾；（3）传统师徒关系的瓦解；（4）自身道德修养的缺失。
首先，传统技艺的师承形态有多种，比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内外皆传，等等。但总结起来基本就是技艺传承的性别区分和是否血缘关系之间的传承，现如今年轻一代观念转变，对传统技艺的关注日减。无论哪种传承形态都面临少有人问津的窘境，这种代际关系的传承对其文化的延续非常脆弱，很多技艺的传承者大多面临“人死艺绝”的境地。所以，目前传承的紧迫与责任要远大于传承的对象选择，很多传承者就必须打破旧有的传承规矩，然而对于坚守历代师承规矩的传统艺人来说，打破祖训是对家族和祖师的背叛，他们需要承受内心巨大的谴责。
其次，在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社会环境下，部分技艺由于是传统古法或手工制作而具有耗时长、产量低、价格高的特点，而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所换取经济价值有限，一些技艺承载者会寻求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改变原有的技艺，使得其原有技艺形态和内在精神被改变，降低了手艺的品质，破坏了文化的原真性。但面对现实生活需求，艺人的生活处境也不能被忽视，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再次，传统师徒之间所坚守的至高道德准则忠、孝、礼、义，在当下受到冲击，以往“师徒如父子”的人文伦理越来越淡化，甚至在道德上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某位食品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身体重病之时，曾经的徒弟少有人前去探望，茕茕孑立，更妄谈床前尽孝；某位传统修造技艺的传承人，在他的弟子中出现“欺师灭祖”的现象，技艺出于师门而否定师门和师徒关系，用学来的技术胡作非为，甚至还有的学艺者对师父进行诽谤和欺诈，可以说这种师徒关系的道德内里与情感内里已土崩瓦解。按照传统，旧时的艺人在选择技艺继任者的时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对其弟子进行文化修养、道德品行上的考量，以确保技艺传承无恙。而在当下，面对技艺的衰微和大多数艺人的年事已高，他们内心也希望尽快将技术传承下去，但学艺者这种在人性和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技艺本身存续的不安全因素。
最后，有相当一部分的传承人，虽然技艺精湛，身担真传，然而其自身对于这门技艺的人文内涵理解有限，丧失对技艺的传承和呈现过程中的道德坚守与伦理把持，意志模糊、随波逐流，缺乏传统艺人的朴实精神特质，利用自己的技艺进行虚假夸大宣传、谋取暴利。
二、人文危机的应对
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形态具有复杂性，其表现也存在于各个文化层面和社会意识层面，从传承人的思想意识上来说应当树立“坚守”的理念。坚守什么？坚守历代传承的技艺文化、技艺精神、技艺传统、技艺的伦理道德、技艺的规矩；从现实的技术层面来说，笔者认为还是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应对危机，这就必须运用最强有力的传播方式――教育，以教育为媒介和手段，具有稳定性、规模性、持久性，对文化受众具有强制性作用。
（一）坚守
解决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技艺的自强，技艺自身相对稳定且完整的文化形态的存续，成为一切突破和创新的前提，因为只有存在，才可能被认识，才可能提出相应的方法。而此时坚持技艺的原真性形态和自我内部一切文化形态尤其是规矩的坚守，成为文化上、技术上、意识上的必然要求。而这些坚守，又构成了有别于现代技术的突出的文化精神样式。
坚守，是艺人执拗的人文性格，是技艺自身的内壮之举，这种坚守摆脱了世俗潮流的影响，克服了自身的内在焦虑和惰性心理，出离了只为利益和金钱“做活儿”的事业追求，使得艺人散发着朴实坚韧的人格魅力。锔瓷技艺传承人王振海常说“艺人要守住艺的传承，守住艺的本真，守住人的德行”。那么如何坚守？根源还是在艺人的意识中。
首先，艺人应当具有“安贫乐道”的人生观。这里不是指必须贫困才能从艺，而是指要以安贫乐道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手艺，出离物欲的束缚，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其次，艺人要明了当下自身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进入到现实文化存续的角色中来，清楚自己是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增强对自身技的文化认同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尤其是被认定为传承人的，更要意识到自身在文化传承上的历史重要性。
（二）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作用
这里所指的教育分为两种，一是以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从政府层面而言，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施保护的业务指南》和我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都有相关的要求和说明，要求教育部门要将优秀的文化遗产编入教材，加入学校的课程中。比如，2011年11月，香港慧因中学，就在正规的学校课程中开设了“以区为本――长洲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程”，涉及八个训练范围，18个学科，课程周期为三年，由老师们自编教案、教材。通过三年的熏习，使学生对非遗项目及其相关的文化有了了解，这就已经达到了文化传播的基础性目的，完成了认知阶段的任务。这种教育形式，可能在能否激发学生学习传统非遗文化的兴趣方面还有待商榷，但对于普及传统技艺和培养树立民族文化责任感十分有利。
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的教育方式，包括了文化普及型和专业技艺传承型，前者比如“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活动，以培养大众传统文化接受与传统文化氛围为主；后者主要指艺人的“收徒”传艺行为，这是培养技艺传承者的教育，也是核心形态的教育，更是最难把握的一个环节。传承人在选择继任者的时候，除了在技艺上的考量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地对学艺者进行传统文化素养、道德人品上的考量，并在传艺的过程中既要传艺，也要将本门手艺的规矩、礼法、道德、伦理、文化、历史等一并严格灌输，务必形成稳定可靠的文化技艺心理。尤其是在伦理道德上，既关乎传统技艺自身文化形态的原真性传承，又涉及技艺传播过程中所影响的大众文化认同。进一步讲就是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最需要道德和伦理的保驾护航。至少要传承者学会遵从“祖训”，学艺、学做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问题，而坚守传统和发展现代特色的传承教育是解决传统技艺人文性危机问题的关键。坚守，提供的是技艺自身内壮的道路，教育是文化向外部环境辐射传播的渠道，为内在“坚守”注入强大的现实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2]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343.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2
关键词：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
一、文言诗文教学的现实状况
由于文言文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中国古代优秀作品的不可更换性，文言诗文教学与时代的发展脱节，教学理论滞后于现代科学教育理论，致使文言诗文教学改革举步维艰，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教学效率低下，教学方法陈旧，“教”与“考”严重脱节，教学实践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性无从凸现，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参与性不够。费时弥多，收效甚微。而且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缺少一个整体合理的规划，没有按各年段学生的特点统筹安排。现实状况是：小学起步晚，初中模糊粗糙，高中又过于急迫，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严重脱节。小学六年级开始学成篇的文言短文，一个学期只有两篇，课外再补充两篇，一年，不过10篇左右；初中后，一下子增加到10篇，外加课外，不下20篇，篇目增多，篇幅也加长，难度加大。现在的中学生怕读文言文，我们不能怪罪文言文本身，而同我们的教法、学法、考法不当大有关系。
二、文言诗文教学的现代价值
我们应该转换一个角度思考文言诗文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怎样对待和处理文言文问题，是一个很需要加深研究的相当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眼前的办法，要有长远的打算。这是语文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文化政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志公先生的一席话道出了文言诗文教学的价值所在，文言诗文教学问题不单单是语文教育的事，而且是关乎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大事。面对当今社会文言诗文教学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走出了工具实用价值取向的泥潭，从“文化”这个角度思考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价值取向的转化最终体现在2003年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从传承文化这个角度看，学不学文言，广义上讲，首先不是语文教育中的课程问题，而是语文教育对于国家民族之强盛发展所应具有的功用问题，也就是说，其要义在于国家政治而非仅止于学术。我们从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认识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并不是夸大其词。正如法国教育家加斯东・米亚拉雷指出的，“学校的语言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所谓母语教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件纯技术问题。”当然，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社会个体的充分发展。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首先要求教育注重学生个体的发展。那么，学习文言诗文在满足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的同时，是否有利于学习者个体自身的充分发展呢？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定位文言诗文的现代价值是否太玄、太高、太理想化了？“教育的基底在人那里，任何关于它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的论说只是外部的阐述，都充其量只是一种补充，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补充。”可是，我们往往把社会功利性过分放大，忽视了教育中人的存在，很多学者发出了“把人的教育还给人”的呼吁。在文言诗文教学中，我们也应该深思：学生在哪？我们在思考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多地考虑一下学生？怎样的价值定位才最符合学生的需要？
三、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出路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3
先祖圣贤创造了武功内外兼修与文化圣学结合的方法，使中国武术的教益与内涵更趋丰富，使其更具有实战自卫、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启人心智、荡涤心源的作用，和体质与精神的双重感受与收获。
少林寺拳法始于隋唐，盛于宋元，兴旺于明清，发展于民国，虽经世事蹉跎，但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承传至今。因此巾国北派少林拳法的修习，不仅能够使我们领悟到拳法之中的尚武攻略与搏技之学，而且能在坚忍求实，“拳禅一体”的功法“渐修”之中，不断体验智慧人生与古代哲学内涵所体现出的拳、禅相融的自然内核，“顿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兼修少林拳法武学，并融汇于中国人的生活，从而作为防身的绝技、心性的追求、健身的良药、放松身心的法宝，从中展现个性的气质、能力、人格精神的诉求和对于传统文化基因的崇尚与坚守。
“十八罗汉掌”据家父秦先生（1889―1967，辛亥革命同盟会成员，爱国将领）所述，其掌法原图谱为宋末元初所绘制，与传统北派少林大金刚拳属同一时期，素为嵩山少林寺“镇山护寺”之宝而秘传于寺内，为武僧首领及高僧大德、方丈主持所专习。观以往之少林诸柔拳，均以至缓至柔的“功法”（软功）为基础，突出其独立平衡动作的能力和诸武功造型中的奇巧与难度，以立意展露和体现少林《易筋经》功夫及“佛学养心”的主题为内涵。而“十八罗汉掌”却以其独特网缓、自然的“柔法”拳技，契合、突出了远古少林拳尊尚实战为本；以传统攻防技法、功法为结构；崇尚内力，以刚柔有度、潜心慎行、清逸舒朗为主旨内容的少林“柔拳”，其本质与特征浸染着原生态古韵般的奇绝与风韵，凝聚着以往历史遗痕的智慧与本真。虽经时光的流逝，观其已略显苔动与古拙的掌势、形态，仍渗透着一种沉淀已久的神秘和古典的气质与情愫……
每当回味、追思古代武术先哲，曾以怎样的智者风范，以毕生精力，潜心研究，朝暮苦今，手运心追，穷经皓首而终得其要义；能数经危乱，相沿隐秘，历经沧桑数百年，可谓弥足珍贵，故武学者、养生者确应重视珍惜。
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政动荡，民不聊生、战乱不断，嵩山少林寺院，也数次被毁，残破不堪，几度荒芜。其问诸多原始孤本、拳法经典、棍棒绝技、功法秘传、法典佛经大部焚毁，有些逐渐散失、流落民间。但以拳、棍誉享天下，以禅学为宗，以心性为缘的少林拳法，仍以锲而不舍、德行天下的使命精神，遵循：“拳禅一体、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心法胆识、实战为本”的特质与理念；在“禅武心学”为主旨的承命与坚守中，以格守本真的武术文化精神，影响、渗透、融汇于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和传承脉络之中，并以此逐步形成了独具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颇具风格特质的拳技之学。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4
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党性质、宗旨、纲领的集中体现，是党在新时期的目标追求和价值追求，是新时期党性的核心要素。党员干部要“永守初心、勇担使命”。
守初心、担使命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人民性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政治立场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政党，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可以说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
守初心、担使命充分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总要求，正是根据新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以及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守初心、担使命”的目标要求和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党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主线，以自我革命精神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另一方面，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直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是党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同时也必然是实现“守初心、担使命”的根本保证。
守初心、担使命充分体现了党的时代性特征。一个政党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目标、面临的形势任务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对党员党性的要求也就会不断丰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新时代对共产党员党性的根本要求，是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这个初心和使命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每位共产党员都要“守初心、担使命”，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并为之不懈奋斗。
守初心、担使命充分体现了党性的实践性特征。党性不仅写在党的纲领文献中，更是体现在每个党员为之奋斗的具体行动上。“守初心、担使命”重在行动和落实，是个实践过程，通过实践使党性生动化、具体化。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必须坚持照镜子、找差距，经常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对照改进作风要求，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必须坚持敢担当、抓落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保持斗争精神，自觉在实践中锻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沉淀凝结为中华传统价值观，我们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不竭源泉。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爱家国、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深入挖掘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为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凝聚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了中国古代关于治国理政方面的无数宝贵经验和教训。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先贤资政的成功经验，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教训，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迪。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政治认同，提高党的社会号召力。社会号召力是党的最大战斗力，关键在于增进政治认同。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和魂。党内政治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追求、精神气质、思想智慧、人文情怀等，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将优秀政治文化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借鉴。在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中促进人类文明多元共存和创新性发展。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物质的丰裕，更是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影响。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家底，是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坚强基石，中华文化的复兴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一定包含着中华文化复兴的灿烂光辉。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体系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指出，禁毒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完善治理体系”，“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学习贯彻重要指示精神，构建理念先进、科学专业、系统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体系，进一步提高戒治质量，既是各级司法行政戒毒机关依法履职，做好新时代戒毒工作的客观要求，更是服务国家大国外交战略，向世界提供毒品治理中国经验的战略需要和政治责任。
构建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标准化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原则，按照戒毒工作规律，以分期分区为基础、以专业中心为支撑、以科学戒治为核心、以衔接帮扶为延伸，形成工作标准统一、流程和制度规范的戒毒工作规范。
构建科学专业的教育戒治体系。建立“戒毒导师制”，发挥好戒毒民警主导作用和戒毒人员主体作用。按照毒品成瘾原理和机制，综合开展心理矫治、戒毒医疗、康复训练以及诊断评估。广泛开展以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为核心的“心智矫正”教育。引入经颅磁刺激治疗、中医药戒治、虚拟现实(VR)毒瘾评估和正念防复发训练、内观疗法、运动戒毒等新技术方法。打造适合戒毒人员特点的菜单式戒治、问诊式教育、处方式治疗体系。
构建闭环式的安全风险管控体系。构建系统完备的安全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构建包括场所安全形势研判、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链式安全管理体系，将人防、物防和技防相结合，行为管理和心理疏导相结合。构建规范文明的戒毒执法标准体系、执法保障体系，营造公平、公正、文明的执法环境以及和谐的戒治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戒毒人员养成遵纪守法的观念和习惯。
构建全链式的多元主体参与体系。强制隔离戒毒是复杂的社会工程，需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参与，形成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局面;拓宽社会参与戒毒工作的路径方法，支持鼓励人民团体、专业机构、企业和专家学者、志愿者发挥好自身优势，广泛参与戒毒工作，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局面。结合各部门职能特点和社会力量优势专长，将其有机嵌入戒毒人员从入所收治、在所戒治到出所帮扶的全链条各环节。
构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科技支撑体系。构建以“精准戒毒”为目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科技支撑体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共享发展，加快科技信息化成果与戒毒工作的深度融合，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在戒毒领域的应用，推进戒毒基础信息互通互联、共建共享，最大限度发挥整体效能。突出实战导向，加快“智慧戒毒”，推进智辅决策、智慧安防、智慧戒治、智慧服务和智慧装备技术应用，做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推动戒毒工作实现模式创新、手段创新、升级发展。
构建职业化专业化的人才保障体系。建设一支适应戒毒工作未来发展需要和规律的戒毒人才队伍。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戒毒干警思想作风建设、警风警纪塑造和队伍监督管理。科学编制人才培养发展规划，实施人才储备战略，完善适应戒毒工作特点的人才招录、引进、培养、发展体系。构建响应需求、适应实战、全面发展的素质能力培养体系，健全教、学、练、战一体化培训机制。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话语权、行业影响力的戒毒领军人才。加强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加大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力度，进一步拓展人才培养渠道和途径。
强化作风建设践行初心使命
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要信念坚、作风硬，清白为官、干净做事，牵住作风建设这一“牛鼻子”。
定人心——作风建设决定人心向背。有些同志对作风建设的深刻意义理解不透，觉得保证自己不腐败就行了，作风问题不会“伤筋动骨”。这是政治站位不高，没有学懂弄通重要讲话精神的表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无小事——作风建设要看百姓“小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党群“血肉联系”、干群“水乳交融”都是从百姓身边的“小事”“积攒”出来的。我们要深入群众身边了解实情，掌握动态，运用“大数据”感知民意“情绪波动”，捕捉社情“风吹草动”。以想听的胸怀、真听的境界、善听的作风倾听群众呼声，“把脉”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群众才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才能不断被厚植。
防“湿鞋”——作风建设务必防止“湿鞋”。诱惑陷阱是外因，信念坚作风硬是内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起决定性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通过内因起作用。“打铁必须自身硬”“出淤泥而不染”“警钟长鸣”是“不湿鞋攻略”。很多单位的主题党日活动会安排到监狱去看、去听、去悟，不仅是要警醒大家，而是更要悟：常在河边走怎样不湿鞋?
杜微渐——作风建设需要防微杜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很多落马官员都是从过年过节的人情往来开始，从跟老板一起吃饭喝酒开始，慢慢成为不法分子的朋友甚至是“铁哥们”，逐渐丧失警惕，被“温水煮青蛙”，被围猎。我们一定要守住做人、做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净化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正确处理义利、公私、情法等关系。当个人感情跟党性原则相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站稳党性立场;当私人关系跟人民利益相冲突时，要坚定地维护人民利益。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5
校训是大学的灵魂所在
7月中旬起，各大学陆续向2014级新生寄发录取通知书。在这发给新生的“第一封信”中，不少大学匠心独具：有的变身手绘版，有的用毛笔书写，还有的以环保意识迎新――电子版录取通知书取代纸质版。但百变的录取通知书有一个必备的核心――大学校训。
校训，传承着一所大学的“文化基因”，是大学的“育人之纲”与“精神之气”。而高校肩负“立德树人”的重大使命，也是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地。培育高校青年学子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校训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养料――必须对大学校训的内在价值进行挖掘、开发和弘扬，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大学校训中浓缩着大学的发展轨迹，和大学的办学目标、治学传统和文化气质紧紧相连，是大学的灵魂所在。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校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历久弥新。“对校训的坚守，在关键时刻体现为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文人风骨和书生倔强；而在平常时节，这种坚守则化为自信而低调、进取而从容的智慧和淡定。”
从校训中咀嚼出大学的味道
大学的校训历来是引发学生价值共鸣，激励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的载体。校训中隐含的是大学之精神，大学的价值之追求。
林语堂曾说：“文章有味，大学亦有味。味各不同，皆由历史沿袭风气之所造成，浸润熏陶其中者，逐染其中气味。”能让学生铭记于心的校训，绝不是靠文字的争奇斗艳、平仄对仗，而在于让人能从校训这篇最短的文章中咀嚼出大学的味道。
校训其中之味，首先源于学统传承。名校校训的背后都有一些能让本校师生口口相传的故事，要么源于某位校长或某位先贤对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思考，要么溯及大学与社会互动发展的某些事件或某段历史。就像每一位华东师大人提起师大精神，都无法绕过首任校长孟宪承，都能脱口而出孟老提出的大学理想――“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校训是大学对其自身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和大学精神高度凝练的符号表征和个性表达，它就像一把钥匙，通过它，打开一所大学在风雨成长路中淬炼沉淀的“文化基因密码”；它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窥见师生共同执守、代代相传的精神家园。
校训其中之味，还赖于坚守践行。校训记载了大学的发展轨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校训要经常发生变化。世界上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其校训自产生之日起一直沿用至今。如哈佛大学校训“真理”于1834年写进哈佛大学中，历经300余年，至今仍闪闪发光；纽约大学的校训最初是“perstandoetpraestando”（“不断坚持，最终获得超越”），1895年修改成“perstareetpraestare”（坚持与超越），以后，纽约大学的校训一直保留至今、未曾改变。
校训历久弥新
历经一定历史积淀后，大学校训和大学自身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大学不朽的灵魂。
“不变”的校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大学对自身文化的传承和办学理念的坚守。当然，这种“不变”也是相对的，在主旨不变、核心不变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变迁，校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能历久弥新。
以华东师大为例，随着学校办学规模扩大，特别是非师范生数量不断增加、办学定位调整，“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内涵亟需进行新的阐释。“为人师表”，语出《北齐书・王昕书》：“杨重其德业，以为人之师表”。我们可以得知，“为人师表”本意指在人品、学问方面作别人学习的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师表”就不仅仅是对师范生的师德要求，它同时也是对学校的办学提出更高的目标，对全体师生提出更高的规范要求。由此，传统的校训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辞海》对校训的解释是：“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可见，校训的意义更在于践行，它不单是师生个体立身处世、从教求学的规范，更是学校坚守大学之道的“精神围墙”，引领着大学所有为和所有不为。这种坚守，在关键时刻体现为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文人风骨和书生倔强。
华东师大前身大夏大学是厦门大学（校训为“自强不息”）300余名师生不满校方专制，离校北迁另组而成；另一前身光华大学（校训为“格致诚正”）也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校训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英文校训是“Light&truth”）及附中师生为声援五卅运动，集体宣誓离校后创办而成。在平常的时节，大学对校训的坚守则化为自信而低调、进取而从容的智慧和淡定。在日益浮躁和功利的社会中，面对各种利益诱惑，大学更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怀揣大学使命，坚守大学本质，坚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按大学规律办大学，建设优雅学府，培育栋梁学子。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6
一、以社会认同的方式践行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党的十首次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24字核心价值观分成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党的十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社会培育和践行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学习和贯彻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社会认同的方式践行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的是在全社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民族精神，优化社会风尚，塑造美丽人生。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不管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哪一个领域工作，不管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军人哪一种身份，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党派，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可能会有差异，但每一个社会人对法律和道德规范并不陌生，因此，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式是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四守”，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我评判体系是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四问”。以社会认同的方式践行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熟悉易行、接地气、保持了底线思维，为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方法方式引导，为全社会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自我评判体系。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各国公民某些正向价值取向有共性，但价值观有差异性，有的国家甚至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混淆视听。弘扬和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定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现在和引领未来的方向，以社会认同的方式践行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守”方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相承接，在中华价值观领域承前继后、继往开来。各类媒体相继报道并引起人们点赞的银川“全城寻耳”、郑州“全城吃面”、乌鲁木齐“全城买鹅”……，这些普通人的善行义举感人至深，就在于他们守住了社会共同认同的良序规则并以自己的选择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守望相助的理念得到彰显。鉴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现实社会认同，我们认为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是“四守”，即守法、守职业道德、守社会公德、守家庭美德。所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难，也不深奥，难的是做不做，只要在工作生活中坚持“四守”，也就在不同层面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在餐饮业倡导的“光盘行动”，既节约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全社会崇尚节约反对浪费既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每个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知行统一，重在践行，防止以新的形式主义对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分批进行取得了实效，反对“”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的正能量是一致的。
三、全社会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问”自我评判体系
法律与道德共同调节社会职业领域、公共领域、家庭领域的活动，法律是制度上的强制，道德是精神上的坚守，法律是最底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因此，法律和道德框架下的最好境界是正确的自我评判与自律。每个人要有自我评判良莠的意识，要遵循自我评判的行为准则“四问”，即我守法了吗？我守职业道德了吗？我守社会公德了吗？我守家庭美德了吗？所以，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难，也不抽象，难的是问不问，每个人不断地自问自省，保持底线思维，有助于解决“扶不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助于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只要在工作生活中坚持“四问”，也就内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结果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动力和自觉行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方式与结果统一，重在统一中内化。只重视方式和只重视结果都可能导致评判的片面性，为什么在社会中小事件引发大讨论，源于社会普遍认同的准则被异化。方式是外显的过程，自我评判是内在的心理活动，通过全社会公认的方式，建立自我评判长效心理机制，在全社会减少分歧取得共识。
综上所述，以社会认同的方式践行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是建立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行为和心理机制，以社会认同的方式践行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点是全社会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形成自我评判模式，能够自我鞭策、自我鼓励、自我提高。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是礼仪之邦，中华优秀文化要以传承为重，但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某些人对文化不分优劣的质疑造成优秀文化传承障碍，以至于现实中文明国家不文明之事，礼仪之邦不礼仪之人时有发生，主流优秀传统文化不明确，非主流文化蔓延，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正如所说：“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价值观念要崛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让全社会知道弘扬什么传承什么优秀文化和主流价值观，每个人要有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7
关键词：《百鸟朝凤》;吴天明
近期，我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在全国同步上映，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撰文高度评价《百鸟朝凤》，认为：“这正是吴天明在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的现实背景下，面对形形的思潮和东施效颦的‘西化’鼓噪，依然葆有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定力的体现。”[1]从实际观影反响看，该片以“看五分钟就想哭”的朴实无华、饱含真情的感染力与感动力征服了无数观众，先后荣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奖和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
《百鸟朝凤》意味着吴天明导演由80年代的《老井》、《人生》等影片所坚守的现实主义艺术理想，过渡到了现实主义、现代性、时代精神兼容并包的审美追求。这给当下中国电影带来了关于艺术、关于市场的诸多启示。
首先，《百鸟朝凤》以直接指涉“德”和“艺”这对孪生价值要素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表征出恪守真善美道德立场的价值取向。影片讲述的是在物欲横流、浮躁之风泛滥的当下时代背景下，两代民间唢呐艺人秉持民间文化精神，坚守传统艺术传承模式的故事。老戏骨陶泽如在剧中扮演“唢呐王”焦三爷这一角色，他坚持要将自己的手艺和演艺班底传给一个德艺双馨的徒弟。在焦三爷的众弟子当中，游天鸣的资历远不及一众师哥，其聪慧也逊色于同辈师弟蓝玉，但向善好学的品性使他最终成为继承师傅衣钵的人。焦三爷看重的是游天明那份尊师重道、为人忠厚、勤奋刻苦的品性。游天鸣曾为父亲的意外摔倒而落泪，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大火中拼命为年幼的师弟抢出唢呐，这是一种德性的自然流露;他在学艺过程中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执着，幼时夜以继日地练习吸水，这恰恰是学艺者应有的执着境界。
片名《百鸟朝凤》不仅指的是一首唢呐名曲，其深层含义是借助此曲弘扬一种至高至善的价值观和一份当下社会稀缺的正能量。在现实生活中，唢呐曲《百鸟朝凤》常被用于乡村的婚丧嫁娶。导演吴天明创造性地将该曲改编为深沉刚毅的风格，以契合影片主旨。唢呐匠这个行当在影片所设定的小山村――无双镇，曾一度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唢呐匠的工作就是为四邻八乡的红白喜事吹奏乐曲，“请乐师”成了一种高规格的仪式。每当遇到死者出殡，唢呐匠们根据级别不同将演奏分为两台、四台、八台，最高等级是《百鸟朝凤》。但这首至高无上的曲子并非任何人都能享用，也并不是出价高就能买得来的，只有生前德高望重，具有社会认可度的逝者才能配得上此曲。在影片末尾，《百鸟朝凤》曾两度吹响，第一次是土庄的老村长过世，焦三爷强忍肺癌之痛，在临终之际为这个曾经打过鬼子、为群众修过水库、负过重伤的老前辈吹奏此曲;第二次是徒弟游天鸣在焦三爷的坟前以此曲送别恩师。凤凰已逝，百鸟哀鸣，焦三爷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壮歌！
其次，电影《百鸟朝凤》表达揭示了新形势下如何坚守文化传统以及怎样培育文化自信的命题。《百鸟朝凤》里的民间和艺术，不仅仅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民间现实生存空间和唢呐艺术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一种影视创作者加工后的审美空间和最本真的原初的艺术情怀，其深层的创作寓意是传达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持有的正确态度，这是一种从艺术层面到价值意义的升华。影片中焦三爷拿出治癌症的钱为徒弟置办一套崭新的乐器，而游天鸣更是在众师兄都另谋高就时坚持要保住这支民间乐队，同时始终秉承师训，坚守“唢呐离口不离手”的匠人精神。可见，真正的艺术需要克服魅惑、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真传。焦三爷和游天鸣这对亦父亦兄的师徒，为了一份艺术传承而不舍初衷，令人感动不已。
影片并未刻意拔高或美化民间传统技艺在当下的尴尬处境，而是真实表现了当下部分民众对新鲜事物的偏好和对传统技艺的不屑甚至是抵触。剧中的传统乐队“游家班”遇到了洋乐队，在后者媚俗表演的冲击下，“游家班”终于难以为继，曲终人散。但片中的焦三爷与游天鸣的坚守却传递出了一种艺术精神内在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正如焦三爷对弟子的告诫：“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传统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打动自己，肯定自我。我国传统文化和某些民间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渊源，也为各类艺术形式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将文化自信贯通于艺术实践，使其与坚守文化传统的努力互为表里，相向而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绝非在此一味倡导文化守旧主义，而是借此倡导将传统与现代元素同时注入艺术文本之中，从而增强中国传统艺术的自觉性与文化自信心。《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匠人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再次，《百鸟朝凤》是人文情怀与影像语言完美结合的文本，戏里戏外皆艺术。戏中的艺术，是唢呐这种器乐艺术;戏外的艺术，是影像本体的艺术。二者都各具魅力，但也都无法逃避各自传承与发展的困局。这是一部没有明星大腕、没有华丽视觉特效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如何能够立足于影坛？答案很简单：人文情怀。《百鸟朝凤》同时具备对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双重指涉：既指涉精神文明的传承，又指涉国产电影的现状。其叙事文本是建立在重塑国产电影的传统道德和艺术信仰的基础之上，融合了时代艺术的象征、隐喻的审美功能，建构起一种独具神韵的影像风格。整部影片一反当下商业片过度依赖蒙太奇剪切的偏好，而是适时地将长镜头融入镜头语言，降低剪辑速率，以达到描摹现实生活、提高艺术真实性的目的;同时，清新典雅的空镜头与灵动悠然的鸟鸣音效相得益彰，再与长镜头匹配共同营造了一种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此外，将众多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象征符号融入到影视艺术作品中，也有力地激活了影像的生命力。《百鸟朝凤》主要体现了一种久违的现实主义艺术气息，同时也有现代元素的合理融入，还充斥着老一代影人返朴归真的情怀。影片里唢呐传承的困局其实正隐喻着国产电影的现实境遇：与导演名字同音的主人公天鸣为了唢呐而放弃省城的诱惑、坚守传统艺术，这也使该片成为了导演本人为中国电影事业留下的一阕安魂曲。正如黄建新导演评价此片时所说：“吴天明用‘一个年轻生命的成长’与‘一个生命的消亡’交叉来表现了一种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是他的，又是全人类的。”[2]
众所周知，当下有众多的国产电影在面对好莱坞商业大片和跨国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时，难以坚守应有的价值底线，时常把视觉奇观甚至作为卖点，忽视人文精神，缺乏艺术定力。为此，有见地学者曾尖锐地指出：“视觉奇观和影片的思想价值谁为本体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影片只为视觉奇观而拍摄时，观众对影片的情感投入就会缺乏一个有效的道德判断皈依点或立足点，从而也就根本无法接受积极有益的思想启迪和人性教化。”[3]从《百鸟朝凤》一波三折的上映过程，国产电影的处境亦可见一斑。导演吴天明于2014年初不幸离世，这样一部封箱之作是在其女儿的多方奔走求助下方才得以上映的。这足以显示出当下国产电影市场的窘境，优秀影片极易胎死腹中。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部蕴含着真挚情感的当代影坛的“作者电影”，终于在2016年5月份与公众如约相见，给当下中国的电影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启示与引领。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14年5月23日24版。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8
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弘扬传统节日精神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弘扬传统节日精神》。
再过几天，也就是12月25日就是西方国家的重大节日之一—圣诞节，我相信不少同学已经开始为圣诞节着手准备了。当圣诞节即将悄然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会记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呢？
五千年的斗转星移沉淀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历史的背影虽已渐行渐远，但经过岁月积淀而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却传承至今，散发着永恒的魅力。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与其他文化遗产一同被保留并沿袭到现在。“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大诗人王安石手中除夕的爆竹敲响了新年的期待，融融的喜悦昭示着新一年的憧憬：“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人朱淑贞的回忆里，元宵夜的街头张灯结彩，映射着乡里族人的离愁别绪，将默默的守候化为淡淡的哀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圣杜甫在中秋的明月下将静静的思念织成一段锦帛，望风抛了，留下一地走离的树影……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佳节都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欢度传统佳节，犹如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只觉古代贤德佳人在耳边吟唱；享受节日之乐，仿佛置身于大海，浴心于波涛，顿感今朝人生美满幸福。传统佳节既是感受瑰丽多彩的民族文化魅力的平台，更是联系中华民族血脉骨肉之情的纽带，它是一处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体现，是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来聚而不散的最大的精神内核，它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向往，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们很多的传统节日都被忽略了，有些甚至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诚然，圣诞节、复活节等“洋节”的到来带给了我们新鲜活跃的西方文化，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见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乎对“洋节”过分偏爱从而忽视了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是不是情人节的玫瑰太过馥郁，以致凋零了重阳清香的茱萸？还是巧克力的味道甜蜜香醇，以致淡化了一派清辉下的盏盏薄酒？又或是，平安夜摇曳的烛光黯淡了除夕夜空盛放的焰火？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人记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的寒食节？还有多少人关注“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节巧节？又有多少人留心“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重阳节？正当“洋节”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时，我们的传统节日却在静默中悄然退回幕后，这样本末倒置的局面，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忧虑以及更深层次的思考。
当下的这个社会，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渗透的社会，闭关自守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对于西方文化，如果我们把握适宜的尺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能兼容并收，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真正做到将中西方文化完美结合。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节日，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情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必是民族的自豪和民族的心结。两河流域滋养了犹太人的虔诚，赋予了他们圣诞之庆；长江黄河则孕育了华夏儿女的勤劳善良以及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共度传统节日，就是将心结紧紧系牢，让精神久久传承。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曾让西方震动；中秋赏月，九九登高，曾让世人感怀。所以，我们要珍惜共同的精神财富，担起肩上的重任：将传统节日的神韵代代相传！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9
【关键词】释永信;“入世禅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1]，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成为主流的交际方式。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2]，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文化传播于遥远的空间、观念距离，文化的流失与变形，甚至于危机就成为文化之存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传播有传播的“游戏规则”，传播之策略研究是传播成功的基础与前提，跨文化传播尤显突出。比如肯德基进入中国要卖豆浆，而进入印度则会卖咖喱。换言之，传播中的文化是否会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化，起码蕴涵了新的“要素”?传播之本意是带来某种易于传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异文化，其结果却面临是否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选择。包括两种文化相遇时彼此自然的相互影响，都成为传播中的文化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答案亦是颇多。国内的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3]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其中，前两派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是颇为激烈的。简言之，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面临一个悖论：传播，还是传承?
少林寺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声名远播。当然，无论是今天的少林寺，还是它的当家住持释永信，都从未离开过各种评价的漩涡。显然，少林寺的国际名望与释永信出家少林俨然是两条并行的线索。漩涡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谓“传播有道”，那么传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彼此攻击对方的当代“标本”。溯本求源，释永信的一些观点，将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释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中的一个章节名称“入世禅机”，来总揽这些观点。
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保守
有人诟病少林寺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模式，认为千年古刹一改传统佛教庙宇的清静，过于“入世”，“寺将不寺”。也有人称之为“创新”，换言之，现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将不同以往，变化是必然的。处于争议中的释永信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这种争议是没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基点，进行了以下阐释：“我自认为是坚定的保守者，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对我们来说，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一禅一武，一动一静，出世入世，保守创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和选择的。它们从来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回事，没有分别。”[4]
他的回答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而如果把这一观点与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在其《论效力》一文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就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效。于连认为，当西方人直面某个“局势”，并强制性地约束它时，为的是改变它，中国人则陪伴着它，和它结为亲密伙伴。在后者看来，所谓“效力”之精髓便是“顺势而为”：“势”乃一切，唯设法竭尽之[2]。
鉴于此，对于争议双方而言，其思维之起点是西方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就是我们面对的某个“势”，当其在传播过程中面对某种问题时，将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传播与传承出现抵牾时，只能是一种二元的选择题。追随前者，强调传播之策略与效力，为此对文化做出调整，谓之创新;反之，追随后者，强调文化之传统与本源，竭力维持文化之“应有面貌”，谓之保守。这样，“改变”成为创新的本质，保守则是“不变”。“改变”就是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不存在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对立，或者说两者是“亲密伙伴”，强调彼此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便是释永信的“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的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顺势而为”是一切发展之趋势，其中势必有“创新”，而这“创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现：“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不是“勉强为之”，更不是“急流勇进”。所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动辄倒向一边的观点于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少林寺今天之影响力与存在模式，就是这座千年古刹的“自然之道”。
如此来看，释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关于保守与创新的困惑，因为中华传统之智慧使他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困扰：一切关于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误解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缺失的结果。
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渠道
“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人类理解与和平的方便法门，而扩大对外交往，也是保护少林千年法脉传承的有效途径。”[4]“让少林文化走向国际，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以少林寺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4]
在释永信看来，正如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少林文化的传承，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建筑于群体之上的文化，其群体基础是其存在的依据，而传播或传承都是群体互动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化的“传”是在既定范围内，还是更任意的、更广大的范围，无疑都是这种文化拥有更广阔与坚实的群体基础。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传播与传承没有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一个更大范围的“传”，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途径”。无独有偶，著名文化学者hall对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那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cultureis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is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译作“交际”，也可译作“传播”，两种译法紧密相关、互相补充。hall认为文化作为与某一群体息息相关的符号系统，其起源、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交际或传播;反过来，交际与传播受制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有效的交际或传播。
那么，少林寺是运用什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做到“传播有道”呢?释永信认为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质——“方便法门”。从佛理上讲，少林功夫与一般中国武术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故为“功夫”，而不是武术。“功夫”是佛教的专门术语，与修行、修炼密切相关，首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应该说功夫涵盖了武术。不过对于一般俗众而言，恰恰是“中国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传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术”，暗合了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强身”、“个人修炼”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与表达，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壁垒与隔阂。而随着“少林功夫”的传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传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传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种“方便法门”。在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语策略与这种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语策略尝试用笼统的、模糊的策略，尽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门”，在于它首先没有过于强调其宗教内涵，没有强行纠正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已久的“功夫”、“武术”等同说。
关于传播手段,释永信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都是运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佛教在中国最早用纸，抄经抄得洛阳纸贵。佛教界也是在中国最早运用雕版印刷的。刻碑建塔就更不用说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广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从建立互联网网站到少林功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武僧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与各国政要的频频造访，在传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显然走在了诸多佛教寺院，包括国内其他文化管理机构的前列。在释永信看来，这一方面是佛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少林寺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必然不同于“妥协”，不同于文化本质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传播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传播中文化的应有特质，是否对其进行“控制”，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本身的品质与结果。传播中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传播策略，它更强调传播内容的掌控，而不是传播的具体策略。
“少林寺不只属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盗用。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传承文脉就会中断。”[4]释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传播的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频频出现：“假武僧团”频频出现，“少林”品牌漫天飞，“少林寺”牌火腿肠也出现了。“控制”就是释永信应对传播中“杂音”的具体举措，像将少林寺注册为品牌、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他进行的针对性工作。当然，这些强调传统的具体举措仍然让一些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身又都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册为品牌这一现代商业操作模式。对此，释永信认为：“我们希望通过现代的商业理念，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换言之，手段的商业化并不妨碍佛教本体的非利益性，“我们强调奉献精神，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个载体和手段”[4]。
结语
通过对释永信若干观点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这里既有宏观的关于文化保守与创新、传播与传承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文化“控制”的具体举措;这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晶。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硕果。综观世界，将传统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充满生机，少林寺恐怕当位居前列。如何理解当代社会里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少林寺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式与参照。究其核心，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资源与启示。前者强调文化之平等，后者强调文化之特质。态度决定一切，释永信的成功与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经典的阐释，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无不来自他更深层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当是一切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本源，当为人类所共享、共有。基于这一点，文化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2.
[2]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中法文化年专号第17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0-195，258-263.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篇10
于明诠，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工作室主任，山东书协副主席一个给人。特立独行”印象的书法家。
他具体解释：“书法家只有有话说，才能称之为书法家。话说得好，说得有思想，有自己的个性，就是好的书法家。反之就是个写字的工具。”
按照他的说法，书法和文学样。文学是用文字来说话，书法家则是毛笔来说话，但其中都要有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好的小说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作者独到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和书法家。
这里面就涉及到书画艺术界第二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看待传统。关于这个问题，于明诠深受“批评”。有人说他的书法是“流行书风”，是“丑书”言下之意是于明诠“人心不古”，不传统。
对此，于明诠则说，就书法而言，传统有书法的传统和传统的书法的区别，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书法的传统”是“一种精神，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东西，是活的不断发展的。它与整个汉文化的发展有关，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人传统、文人精神有关。简言之，书法的传统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而传统的书法“则是指”已有的，“过去的”“古代的”书法，是指书法史上各种流派风格书法家共同构成的种种。范式的东西+或称为经典范式”。因为，传统的书法不是指某一派某一家，历史上的书法都是传统书法。
所以，他认为，“传统就是”生与活是由“生”而“活”是因“活”而又“生”。他引用画家石鲁关于传统的解释：“前人创造得好，流传到今天，就是传统，而我们创造得好，流传到以后，也是传统。
他接着说：“你就说王羲之的书法吧，就其原创意义来看，他是两汉正统书风的异端，王羲之曾被人讥笑为
野鹜”：而相对于晋唐以来的流风所言他又成了人们膜拜的
正统。而自王羲之之后1600年行草书风颠张醉素，颜柳欧赵、徐渭傅山王铎无不以其独具的个性不断地颠覆关于二王书风固有范式的印象，开拓出传统的新生意义。
因此，对于如何对待传统，他说：面对传统，我觉得我们常用的弘扬’这个词，还是很准确的。弘扬是什么呢7是既有继承还要有创造，而继承是遗传，创造则是变异。否则的话若要人为地隔断抛弃，破坏，要么徒劳无功，要么抽刀断水。而简单地承袭泥古呢?结果可能就把鲜活生动的传统变为历史长廊中风干的腊肉最终只能是因腐烂而消失。
所以，人们坚守了“书法的传统”，坚守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应该说坚守了传统。但同时，坚守传统并不是一味复古不是完全比着传统的书法家写字，不是写得越像某个书体某位书法家就越传统。你把字典倒背如流，把《红楼梦》倒背如流，就能写出好的小说吗?”他反问。书法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他鼓励创造。“创作永远是一种挑战。没有颠覆性和革命性它变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然而一旦它作为意义的载体而存在，就表明它的存在价值已经获得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整合就是异端的创造。”
所以，于明诠认为，面对传统的选择与决断，既取决于公共的时代性、社会性，也有必然的个人性。这种个人性可以理解为兴趣，爱好，甚至偏快与癖好。创作都为了那点儿有意思的意思。
他认为“有那点”意思，它便是书法，没有那点意思，它就不是书法。哪怕你天天颜柳欧赵二王苏米，碑学帖字，它也不是。“
这个“意思”“很玄”，因为隐藏在线条墨象中的情感很模糊，故不能作科学分析，但它又很明确，情感一旦化为迹化的形式这个物质形态便是一个明确的存在，也可以作某些细究剖析。
根据专业书法人士分析，综观于明诠的作品，其作品中的“意思”可分为三种类型。
是稚拙天趣。这类作品，用笔稚拙率意一任歪倒自然，毫无伪饰，仿佛全是从胸中流出来的诗情。这里边，技术已不见踪迹，或者说是无法之法。这类作品体现一种对生命的悟彻或留恋。
二是古媚之趣。这类作品，包括绝大多数临作和抄写古人诗文的作品，高古质朴，又不乏有意无意、若轻若重的闲散和妩媚。高古作为体貌，体现在用笔，结字章法各个环节，具体表现为线条的自然质朴、野逸。
三是萧散虚灵。这类作品或讲究墨色中的水份，让带水的墨在笔的运动中洇化开去，造成墨色层次的弥散状，这是虚玄空灵的一种意境。
于明诠有甸名言：“趣在法中立，意于法外求。”他作品的“意思”，在法中有踪迹，在法外有余意。一言以蔽之，他梦寐以求的“意思”，便是他体悟到的人文精神。一个人的体悟有深浅，传达有高下，故“意思”便呈现各不相同的形态。
而于明诠是学哲学出身，深究冥冥之‘道’，却偏爱做诗人之梦，学书又杂以诗，画，印、京戏等多种艺术门类，这些学养融入笔端，便有了作品的。意思’。因之，孤立地说他的书法，是很难把握其“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