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1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食品安全法；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074-02
一、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必要性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国外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在欧美市场已经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保险，发达国家已经将是否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视为食品是否合格的标志之一。在中国，随着食品行业经营竞争的加剧，食品生产及经营业者面临着转嫁食品生产风险的需求，而作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经营和管理者，保险公司承担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目前，一些食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既没有完全承担食品安全事故的成本，也没有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了严重食品安全事故，这些企业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被迫关门整顿，而最后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主要是由政府承担，政府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在食品类行业已经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让政府当食品安全事故最后的买单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同时，政府对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处理，尽管花费了较多行政成本和财政资源，但效果却不是很理想。
如果食品类公司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则保险公司作为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承担者，如果消费者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等保险条款规定的因素，造成消费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则可以由受害人或其人在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被保险人及时向保险公司告知事故发生状况，保险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受害者就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合理赔偿。
从风险管理与控制的角度分析，引入保险以后，食品类企业更能借助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技术和力量，从风险识别、风险预防、风险控制、风险转移等流程来全方位地应对和处理食品安全风险。从消费者角度来说，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维护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政府角度来说，更有利于节省政府的行政处理成本和资源，减轻政府负担，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从食品类企业来说，有利于提高食品类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促进食品类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
二、目前中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现状
自2009年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很多保险公司先后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险。然而，虽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推出已经三年多，但投保率却相当低。根据调研，北京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分公司目前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方面，尚未出单。全国其他地方的投保率也非常低，主要在于很多食品类公司心存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单位不会出事，生产的产品不存在安全问题。正是因为食品类企业缺乏风险意识，认为购买食品安全保险既无必要，还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因而投保率非常低。
（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中，目前中国保险公司对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开发和推广还不到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本身也存在一些有待于完善的地方。根据我们的调研，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险种少。虽然有些保险公司已经开发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但由于不同的食品企业和食品种类差异较大，面临的风险也不同，因此，保险公司需要开发出针对不同类型和级别风险的保险产品，而目前这一领域还是一片空白，有待于保险公司继续努力，加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开发与完善。其次，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市场认知度非常低。根据调查，很多餐饮企业的经理则表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一险种”。目前，食品安全责任险的推行已经陷入困局：市场认知度低，保险公司在推广时也感到非常困难，谁都不愿迈出第一步。再次，食品安全责任产品与相关产品的重叠。现有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设置上存在缺陷，其覆盖的责任与原有保险产品互有交叉。例如，公众责任险中的附加险有“食品饮料安全险”，餐饮场所责任险等，如果企业同时购买这些保险，则会加重企业的负担。
三、促进中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思路
（一）政府的推动
2012年6月23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政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推动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目前，在开展强制性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方面，可以借鉴中国台湾的做法。在中国台湾地区，《食品卫生管理法》第21条规定了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具体投保范围由主管机关以公告形式作了指定，这就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一条市场途径。当前，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如果能够争取立法机关的支持，从立法的角度规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那么就能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开辟道路。在这方面，可以参考和借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做法，积极争取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2.支持保险公司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开发和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为保险公司进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开发和推广提供政策支持。由于食品安全责任风险的复杂性，其经营风险大大高于其他类型的商业保险。因此，各级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大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部门可以给予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食品类企业在税收的优惠和奖励，以降低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成本，提高食品类企业参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积极性。
3.支持消费者维护正当权益。目前，中国大部分消费者缺乏维权意识，很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如果不是受到严重危害，很少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主要在于中国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同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宣传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为了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政府一方面应加大新的《食品安全法》宣传力度，唤醒和强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建议在每年3月15日的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中，积极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宣传，介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功能和内容，积极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广；另一方面，当消费者寻求法律保护的时候，完善的司法体系能使其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对待，对于那些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者，应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帮助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保险公司的发展对策
1.保险公司要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保证满足食品企业转嫁风险的需求。保险公司在开发产品之前应该做充分的市场调研，深入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食品企业所面临的责任风险状况及其转嫁责任风险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符合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企业风险转嫁要求的保险产品。由于不同企业食品安全性的程度差距较大，食品的多样化和危险程度的差异性等，要求保险公司对不同的食品应制定不同的费率，这就要求保险公司不断创新，加大产品开发力度，适应不同的食品生产、销售、餐饮类等企业的保险需求。
2.保险公司要主动寻求与大型食品类企业合作。保险公司可以积极与大型餐饮类、食品生产、销售类企业就食品安全保险进行战略合作，推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的开展。以校园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来讲，根据我们从北京市教委的资料获悉，目前，北京市高校和研究院所达到169所，中学804所。一所高校一般有2～4个食堂，一个中学和小学一般1个学校食堂。如果能够争取在北京市高校和中学普及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话，单单食堂就超过了1 000个承保单位。因此，保险公司如果能够采取适当的合作方式，那么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可以迅速发展。
3.保险公司要切实有效的加强风险减量管理。保险公司要重点从展业、承保、防损防灾方面加强风险减量管理，构建全面风险管理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并且在每一步工作中都要认真落实。在展业工作方面，要加强宣传食品安全生产教育工作，可以生产者入手，以广告、宣传单、讲座等形式引起生产者对食品安全事件导致的后果产生重视，从而强化生产者的安全意识。在承保工作方面，要对不同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经营。食品安全问题一旦发生，风险较大。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减少承保责任的事故发生概率，保险公司必须加强对承保业务的风险管理。
4.保险公司要及时迅速的做好理赔服务工作。保险的理赔最能体现保险工作应对风险的工作效率。鉴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涉及面很广，保险公司要简化理赔流程、提高理赔速度、优化服务水平，使参保企业能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及时获得经济补偿。保险公司要切实做到应赔尽赔、及时赔付，提高客户的理赔满意度，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增强消费者对保险企业的信赖度。保险公司要不断提高保险业的理赔工作效率，保险公司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应迅速配合有关机构进行事故原凶调查，对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进行及时的赔付，充分发挥经济补偿功能，保障各方面的利益，树立保险业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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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2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国家强制
中图分类号：F41682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在全国掀起巨大风波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于2009年以石家庄中院裁定三鹿集团破产之后在司法程序上划上了终止符，但法律意义上的程序终止，并不意味着此事件的真正终结，事实上受害儿童的家庭陷入了巨额的治疗费用无人买单却又索赔无门的窘境。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在2009年2月通过了《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但这也仅仅是加重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违法成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受害儿童索赔无门这样的问题，可以说现有的法律和制度确实对上述问题无能为力。一次次的食品安全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在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政府还可以用法律制度不健全来为自己开脱，那么当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发生之时，若政府还是束手无策，将会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和民意压力。虽然政府在食品监管领域抱着很大的决心，但想短期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难度很大，特别是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人利益的保护问题更值得重视。因此，应通过立法来推动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该法律制度的内容。
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10年前后的英美责任保险，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早期的产品责任保险主要承保一些直接与人体健康有关的产品，其中主要的就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后来承保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各种其他产品。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定了严格责任保险，西欧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等国的产品责任保险业务速度增长。目前，世界各国专门针对食品安全责任的保险很少，更多的是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纳入到产品责任保险之中。
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责任保险制度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在单纯的食品责任保险领域研究和现行制度非常少。以美国和台湾地区为例，美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很发达，其理论研究多围绕产品责任保险展开，但是缺少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详细论述。由于美国对于缺陷产品实施惩罚性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吓阻了违法行为的发生。我国台湾地区在2008年6月份修订了“食品卫生管理法”，其中第21条规定一定种类、规模之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保险，这凸显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但却把食品责任保险纳入到产品责任保险范畴。中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80年，当时主要是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针对外贸出口产品设立，食品行业也有成功利用该保险规避风险的案例，但比起外国成熟市场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尽管我国食品安全责任险有了国内保险业务，但是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问题。
二、责任保险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法律制度的功能是为了矫正正义，即纠正违法行为。侵权行为法主要关注的是受害人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在这种理念前提下侵权行为和保险制度没有任何联系，法院在处理产品侵权行为时，只需依法判决侵权行为了赔偿受害人损失即可实现正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侵权法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过于简单地追求矫正正义，而忽视了要达到正义所需具备的其他因素，使其无法实现实质社会正义。依法赔偿的结果往往是企业付出巨大成本甚至破产的代价，受害者却仍得不到应有赔偿。正如波斯纳所认为的，“如果赔偿是过失制度的唯一目的，那它就是一种贫困的制度，因为它不但成本很高而且很不完善”［1］。
如果要走出困境就不能将产品侵权损害赔偿看作是单纯的私人纠纷，而应将其视作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现实已经表明侵权法所提倡的矫正正义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公平和正义，并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罗尔斯所提出的分配正义观的理念，恰恰可以弥补解决传统侵权领域矫正正义观的不足。作为建立“损失承担社会化”的责任保险制度的法理基础［2］。在分配正义的理念下，责任负担分配的正当理由，不是基于矫正正义的过错，而是加害人和受害人分散损失能力的比较［3］。在责任保险制度中，受害人的损失由具有赔偿能力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从而为受害人实际获得赔偿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使该制度成为应付风险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风险的保障工具，这一制度的利用社会化的机制，实现了财富的较为公平的分配，很好的体现了分配正义。我国台湾的学者对于责任保险制度必要性是这样认为的，“今日法律之趋势，皆认为未能由责任保险补偿过失行为之后果，本身即构成在经济上不负责任之行为［4］。
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路径选择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主要牵涉到被保险人食品经营者和保险人保险公司。
首先，从被保险人食品经营者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目前从事食品经营者从数量上来说多为资金有限，规模不大，销售额不高，产品销售区域也有限的小企业，而且企业的利润有限，且稳定性很差，投保产品责任保险无疑会增加其经营成本，就其个体利益来做短期考量又似乎看不出任何好处。因此，小企业往往会认为其投保是在为大企业买单，如果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其投保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其次，从食品安全事件的特殊性来看，食品行业往往是小事故发生的概率很高，大事故发生的概率很低。对小企业来说，大部分受害者在发生小事故的情况下，由于出于诉讼成本的考量，往往会选择自认倒霉，即使是小部分受害者向企业提出索赔请求，企业凭借个体力量在付出极小成本的情况下往往就可以解决；在发生大事故的情形下（受生产规模和销售范围所限小企业发生大事故的可能性肯定低于大企业），发生了大事故产生的赔偿责任会远大于其企业的资产和个人资产，在此种情况下损害赔偿责任已经不能为其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所以，如果潜在加害人的资产小于他们所引发的损失，出于对风险的厌恶，潜在的加害人会理性的排斥对保险的购买，这是责任保险产生强制性的原因之一［5］。
第三，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一般的商业保险皆以盈利为目的，责任保险却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按国际通行做法保险费率的设定应遵循不盈不亏的原则。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个体在市场经营中当然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责任保险并不能给其带来收益，反而会承担一定风险。因此，从其角度来考虑也有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化的必要。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强制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以，如果要实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需要由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为实现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公共政策，需要在法律或行政立法层面确立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四、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内容
（一）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中投保人范围
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看，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民事主体很多，而且小企业占绝大多数，如果要求所有的相关经营主体都投保，目前来说在实践中很难实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不要“一刀切”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行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投保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进行试点。
首先，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影响力大，与小企业相比处理各种食品安全事故的成本更高（除了损失经济利益外，不能及时处理事故还可能造成商誉受损品牌价值受到影响）。因此，它们更愿意投保，强制责任保险从这些企业开始推广遇到的阻力会小很多。
其次，由于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在我国属于新型险种，国外的参照也很少，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和事故理赔都没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选择数量少且发生大事故概率高的大中型食品企业，往往能有助于保险公司能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风险控制和理赔制度和体系。
第三，大中型企业的影响力大，这些企业的行为通常具有较强的示范效果。倘若食品安全责任险在试点企业取得显着成效,必能赢得公众信任,为今后其全面覆盖作出良好铺垫。最后，纵观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影响力巨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更多的与大型食品企业有关，这些事件不仅给无数消费者带来巨大伤害，事故企业也是以元气大伤或破产收场。更糟糕的是引发了全民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以及由于赔偿和监管不力带来的政府信任危机。因此，以大中型企业为切入口，能有助于快速有效的重塑消费者对行业和政府的信心。具体认定大中型企业的规模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注册资本、销售额，生产或销售食品的数量、市场所覆盖的范围等诸多因素予以界定。
（二）保险责任范围
从保险原理来看，从经营效益考虑和风险控制考虑，保险公司多把投保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的，这样可以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目前，我国设立的食品安全责任险也确实将投保人的故意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毫无疑问，将被保险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对保险公司有利，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但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仅是分担责任人的风险，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对事故中受害人的积极保护，从而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道德影响力日渐式微，体现在商业领域表现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经商价值观以少人尊奉；与此同时，外部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中国的市场充斥着谎言、欺诈、知假贩假。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将被保险人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设置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则未来爆发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受害者的利益还是难以得到保障，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保护受害人的终极价值的目的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当然，如果将投保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则保险人的风险会显著增大，但是考虑到责任保险尤其是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质本身就是经由保险公司将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向弱者倾斜，使弱者在残酷的在面临危机时有所依靠。因此，其承担一定风险也是其分所当为。此外，保险公司面对风险并非无能为力，其可以通过设定赔偿限额和向被保险企业行使追偿权等手段来挽回自己的损失降低风险。
当然，责任保险所引发的道德危险也是不能回避的。在保险产品的创新过程中，责任保险和犯罪保险成为道德危险的高发领域，它常使人陷入道德困境［6］。在责任保险领域产生道德危险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人在被侵权者提供经济补偿的同时，也使被保险的侵权行为人从经济赔偿责任中解脱出来。如果将被保险人的故意和违法行为也纳入保险赔偿范围，被保险人势将更加无所顾忌，引发道德危险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对此不能因噎废食，最大可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始终是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终极价值。至于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加大对被保险人的安全监督、灵活调整保险收费率、设立投保企业安全信用级别公示制度等方法来避免，而国家相关部门也应抓紧完善监管和处罚机制，从外部对企业以强有力的威慑。所以，根据强制保险制度设立的特殊意义，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局限于直接的人身损害，即包括受害者的死亡赔偿、伤残补偿、医疗补偿等。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7］不利于保险的推广和全面覆盖。
（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权利义务划分
虽然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为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保险，但是并不因其由法律强制保障实施，就一定会得到各方的认可很快得到推广。由于强制责任保险的制度设计目的更多是为可能的受害者服务，所以对保险双方都有那么点勉为其难。“法不强人所难”是基本的法治原则之一，“法律不能要求不能实现的事情。……一旦出现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只有两种后果在前面等待：强迫公民去实现他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者对于公民由于不能实现这一要求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保持沉默，无论出现那一种情况，都不会再有法治了”［8］。所以，为了避免富勒所说的两种后果的出现，就要合理确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尽可能的使双方都能接受，不那么勉为其难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过失、违法行为不能免责。与此相对的就应该赋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监督权以控制风险。监督权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人在投保企业设立专门的监督员，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食品质量，在发现安全隐患之时有权利要求企业整改，企业应当予以配合。二是保险人可以根据被保险人事故发生频率和损失大小灵活调整收费标准。三是保险公司可以建立“投保企业安全信用级别”，依据合理标准将企业的食品安全现状分级对外公示，这样既能让消费者及时了解食品企业的安全情况，又能使食品企业重视食品安全管理，防范道德风险。
其次，应当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赔偿请求权。“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食品药品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9］。关于直接请求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直接请求权的目的也是填补第三人的损失，就是损害赔偿请求权［10］；也有学者认为直接请求权兼具保险金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双重性质，并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主。笔者以为无论是根据侵权法的责任自负原则还是合同法的责任相对性原则，第三人请求权都不可能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只能是基于责任保险所体现的分配正义下的保险金请求权。以前在美国除了少数情形外，第三人是没有权利直接侵权人的保险人的［11］，我国的法律对于此点的规定比较模糊。《保险法》第50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也就是说法律只是规定了保险人向受害第三人直接支付，而并没有明确受害第三人是否有向保险人直接请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在保险实务中，事故发生后，受害者一般会被要求先向食品经营企业索赔，例如在我国的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中，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要先向受害人赔偿，之后保险公司再行侵权人赔付。但是，如果受害第三人如果没有直接请求权将会严重影响该保险的效用。第一，如果被保险人本身怠于行使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而其自己又无力赔偿的话就会影响到受害人的利益。第二，如果被保险人在获得赔偿后，有可能恶意的将赔偿金据为公司所有，甚至私人所有，再以破产来逃避赔偿责任，同样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第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时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而免去被保险人这一中间环节，能最迅速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保险赔偿
1.赔偿限额。由于食品安全事故可能造成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受害，所以可能造成的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极其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作为风险中性者一般不会会愿意冒险承保，即使在强制承保的情况下，法律也不应该将如此巨大的风险强加在保险公司的头上。此外，如果要求保险公司承报此种无限额的保险，保险公司必将会收取巨额的保费，又会影响到被保险人的投保积极性。因此，承保人设定固定限额。当然这种限额是双方磋商而定的，限额越高，保费自然越高。
2.保险费率。一般的商业保险自然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强制责任保险却主要是出于对公共利益保护和社会正义实现的目的来考虑的，保险费率的设定原则应遵循不盈不亏的原则，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设立的通行规则。强制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既然是按照商业模式操作，当然应当按照保险经营的理论与原则来确定保险费率。正常情况下，保险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保险人所担风险的大小［12］。参照国内外产品责任险的费率厘定标准，再结合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特性，应从下面几个因素考虑来厘定费率。一是经营的产品性质和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风险大小。食品行业在我国是比较成熟的行业，产品复杂多样，发生事故的风险也不一样。二是产品销售量及销售额。产品销售量大，销售额高则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必然大，费率自然要高。三是产品销售的地区范围。产品销售范围越广，风险自然越大。四是产品制造者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管理水平。五是投保产品的过往事故率及赔偿金额。六是赔偿限额的高低。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在确立费率前，应当对投保人进行风险评估，厘定费率，当然费率并非一成不变，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监督时可以依据各项因素的变化灵活调整费率。如果投保人认为自己的各项指标有所变化或完善也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调低费率，这样通过费率的灵活调整可以促使被保险人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五、结语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本应是市场行为，但是市场的缺陷需要国家的干预。强制责任保险体现了行政干预的特色，其行政化的一面可以保证其迅速得以推广实施，以迅速有效地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受害者利益保护难题，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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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3
为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控制，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泰政办发〔2011〕54号）要求，现就做好全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突出重点、多方参与的原则，探索推进将责任保险机制引入安全生产领域的方式和途径，逐步在全县建立起责任保险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县安全保障制度。
二、工作安排
2012年1月底之前，各铁矿、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生产经营单位，参保率要达到100%；2012年6月份之前，所有高危企业参保率达到100%，实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全覆盖。
全县纳入参保范围的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等危险性较大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可自由选择到县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或大地保险公司投保。其他生产单位可自行参加投保。
保险责任主要是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死亡后，依据《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一条有关死亡赔偿的规定给予保险赔偿，具体每人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确定赔偿金额。造成从业人员伤残的，按照保险合同中的有关规定给予赔偿。保险条款和费率按照省安监局和保监局组织承保公司制定的保险合同执行。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状况和安全管理水平，对一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次年续保时，保费优惠比例不高于10%，两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优惠比例不高于20%，连续多年未发生安全事故的保费优惠最高不超过30%。
有关保险公司要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专报制度，并于每季度末将企业参保情况报县安监部门。
各承保公司要切实加强保险服务工作，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好转。及时做好出险理赔服务，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积极参与抢险救灾，主动、迅速、准确地核定赔款，及时、合理地履行保险赔偿责任。
三、推动政策
根据省安监局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鲁安监发〔2011〕79号文件精神，实施以下政策推动安全生产责任险工作：
（一）参保单位的保费可从依法提取的安全费用中列支。我县采取安全风险抵押金与安全生产责任险并存的办法，参保企业以后不再缴纳风险抵押金。
（二）安监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缴纳和落实企业风险抵押金制度结合起来，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执法监察力度，对未按规定存储风险抵押金，又未按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严格按照《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三）县安监部门在办理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时，严格按照鲁政办发〔2011〕37号文件的规定，把是否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作为办理安全生产许可的参考条件。
四、组织领导
（一）建立组织领导机制。为协调解决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推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成立由县政府分管县长任组长，县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开展。
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4
一、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推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各界对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认识不足。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生事物。目前，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作用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识，社会各界对责任保险不了解，业主、经营管理者还没有普遍树立运用保险管理风险和转嫁风险的认识，认为火灾风险发生频率低，大部分经营者只顾经济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感，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认为火灾投保，尤其是为第三方投保是额外的支出。另外，具体到个别场所的火灾发生频率并不高，大部分经营者存在侥幸心理。广大群众自我保护意识、风险意识、维权意识不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发达，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刚刚步入小康，绝大多数群众往往关注如何消费更加实际和节省，却忽视了在哪里、如何消费安全更有保障，从根基上削弱了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大，缺乏动力。近年来，虽然有些保险公司在积极开拓市场，但由于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市场处于培育阶段，加之与传统的财产保险相比，火灾公众责任险保险具有标的分散、保费低廉、风险集中、服务成本高等的特点，在技术、管理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也较高，风险防范工作缺乏资金保障等因素，保险公司很难形成规范化、规模化的低成本商业运作，经营风险较大，导致一些原本积极开拓市场的保险公司动力不足，一些准备涉足该市场的保险公司继续观望。
（三）火灾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保险公估公司、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等保险中介机构发展还比较缓慢，数量较少，技术力量不强，火灾风险评估体系、防灾防损检查等保险服务机制不健全、不规范，影响了社会对火灾保险服务的认可。
二、加强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对策
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通过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及时化解火灾后经营者因履行赔偿责任而带来的经营不稳定，或因无力履行民事赔偿责任而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二是通过市场化的风险控制机制，实现消防与保险的良性互动，提高经营者抵御火灾风险的能力；三是通过费率调节提高经营者整改自身隐患的积极性，从而改善消防安全环境。因此，推广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工作是构建火灾社会防控网络的重要环节，在现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只有通过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形成推广合力，达到用经济手段转移火灾风险和责任损失的目的。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推广工作中，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发展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协调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完善消防安全监管和建设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和辅助社会管理功能，提高社会的火灾风险管理水平；有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灾后救助负担，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因此，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推广工作应由当地政府统一领导，在认真总结各地经验基础上，研究促进火灾隐患公众责任保险发展的政府政策措施，力争在体制、机制方面取得创新，尤其要突出“以人为本”，坚持“社会效益”原则，将保障火灾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赔偿作为首要目标，尽快就火灾公众责任全员保险的投保范围、赔偿原则、责任限额、保险条款和费率作出明确规定。政府部门要制定当地推广工作方案，统筹当地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推广工作的开展，为推广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保障和倾斜。要将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纳入各级政府年度消防安全责任目标，督促各级各部门履行工作职责，积极开展推广工作，积极推动强制性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地方立法工作。
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对责任保险的政策支持，在确保公众利益的同时，引入竞争机制，让保险公司的赔付部分和内部成本持平或略有盈余，从而保障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制度的落实和健康发展。
（二）努力培育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意识，深入推进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宣传教育中，要积极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参加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要加强宣传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作用，培育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的责任意识、责任风险意识和责任保险意识，为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要坚持“政府领导、多方参与、齐抓共管、商业运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动开展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并结合起来本地实际争取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提高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社会渗透力和承保面，采用多种形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和渗透面，增强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
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5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风险分担保险人投保人
近年来，“有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正严重的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健康，侵蚀着社会的市场诚信。食品安全的治理不仅关系民生问题，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经过不断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侵权行为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核心的食品安全保障法律制度，但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2013年《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第65条曾提出建立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以下简称食强险），但该规定在新法中并未被采纳。这并非意味着对食强险的否定，而是因为食强险本身涉及多方面因素，法律在对其立法形式进行权衡。本文拟通过对食强险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再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对其法律构造作初步构想。
一、建立食强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能够有效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实情况中，由于食品侵害问题的在处理上的复杂性，法院审理需要大量的时间，受害人因侵害而产生的救助和医疗费用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补偿，势必会影响其治疗。况且，即使法院作出对受害人的胜诉判决，在执行阶段通常都会因为侵权人无力承担赔偿，最后宣布破产而告终。建立食强险制度，能够保证在突况下，保险公司作为第一赔付人对受害人的生命健康予以救助，还能够确保受害人不会因加害方无力承担责任而得不到充分的补偿。
（二）有助于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食强险的实施虽然是依靠法律和政策的推行，但其仍需符合商业性责任保险的机制与规则。承保的保险公司尽管是被动加入的，但为了减少赔付损失，它会积极的参与其中，发挥一个商业保险人的监督作用，利用自身专业的人员和技术对投保企业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风险评估和质量监督，强化食品经营者的安全责任意识及能力。其次，商业性保险“差异化保费”的设计，可以激励食品行业强化其主体责任。该机制可以诱导投保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获得竞争优势，主动的改良生产工艺、改善生产条件、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因而从源头上减少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三）有利于构建合理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担机制
食品制造由于生产工艺简单，违法成本低廉，涉及群体复杂，因而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风险实难避免。因此不仅要减少侵权问题发生的机率，同时还应当设计好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构建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当下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机制是成直线型的构造。首先，由生产商自己承担责任，如其丧失清偿能力，则风险外化于社会当中，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为缓解社会压力，政府被迫介入承担事故风险，但由于受害主体过多，政府不易也不能够完全的填补损害，最后受害人自己成为了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的风险承担者。这样的机制不但不能救济受害人，反而将风险转嫁于受害人，实则应受质疑。“风险质量不可能由国家、企业或个人独自应对，需要建立一个合作互补的复合体系。在这样的复合体系中，多元主体应当各自发挥其动力和能力，扮演一定的角色。”食强险的引入正有助于建立一种合理的，囊括食品企业、保险公司、政府、以及个人在内的多元化、合作化、效率化的风险分担机制。
二、建立食强险制度的障碍及解决路径
（一）“食强险”在供给端所遇障碍
目前我国有关食品责任的商业保险产品仅30多款，远不及欧美国家完善及多元化的食品责任保险体制。并且在食品责任险投保人的准入问题上，我国大多数保险公司都采取严格的限制，主要针对的投保目标都是一些大型的，综合素质较高的企业，且保费要求较高。这主要是由于食品责任保险所涉及的专业化知识较多，保险公司中能对食品安全进行检疫、检验并作出合理风险评估的人才储备不足；另外，食品责任险引入我国的时间很短，保险公司在开展这一业务上的经验过少；况且，食品责任风险巨大，一但发生问题保险公司将会面临相当大的冲击，因此在收支平衡问题上必然会做更多的考虑，准入条件自然从严。
要打开食品责任险相对封闭的供给端，应当积极借鉴国外相关保险业市场的丰富经验和引进先进制度理念，将之与我国的市场环境相结合，探索出适合我国发展路径的食品责任保险体系。其次，更应当抓紧保险公司相关人员在业务水平和知识素质方面的培养，建立健全一支专业化的食品安全评估及监控队伍。最后，国家在保险公司相关业务上，应给与过渡时期的特别“照顾”，比如税收的减免以及政府的专项补贴，以激励保险公司积极承保。
（二）“食强险”在需求端所遇障碍
目前，我国食品责任保险存在着严重需求不足的情况，大型企业对自身产品质量过于自信认为没有投保必要，中型企业不想因为投保而拉高成本降低竞争力，小型企业及个体户收入微薄无力承担保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食品经营者自身主体责任意识的薄弱，认为投保是不必要的负担，并且食品责任保险的直接利益归属于消费者，经营者多有“事不关己”的心态。
要改善这一境遇，并非只依赖法律与政策的强制推行，如果不在源头上处理好，那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首先，对“食强险”的保费应当做合理限制。“食强险”的功能应当以保护消费者，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中心。在保证其商业运作的同时，更应该考量其公益性，因此在保费设计上不易过高，但要保证保险公司的基本收益。其次，政府应当积极宣传“食强险”的社会保障功能，定期对本辖区内的重点食品生产单位的有关人员进行安全责任意识培训，强化经营者的自身主体责任意识。
三、食强险制度构想
（一）投保人及保险人范围
食强险的推行正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不宜也不能将所有食品经营者涵盖其中，在厘定投保人的范围上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1.在推行初期应当将目标锁定在重点的食品经营者身上，对于小作坊、个体户等小型食品经营者由于其数量庞大，经营地点分散不利于操作和管理，不应列入投保人范围。此外，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征集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的意见，确定投保人范围。
2.可以效仿机动车设立交强险作为准入条件，将食强险与食品经营者的审批、许可等市场准入程序相捆绑，严格限制投保人的主体资格。
食强险中的保险人，并非仅在于安全事故发生后对受害人的救济义务，更重要的是发挥商业性保险的内在监督机制，通过对投保人生产、销售、运输等各个环节的监管，以保证食品的安全及健康。在此过程中不管是对投保人的风险评估及经营管理；还是对食品卫生条件的检疫、检测都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和实践经验。目前，我国保险业能够处理这样大规模业务的公司为数甚少，因此在实施的初期，保险人的范围划定应当选择目前市场上实力较强，资金雄厚，有一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业务经验的公司。相关部门亦可用组织听证会或采取招标投标的方式选定。待经历过渡时期市场基本稳定，可逐步采取行政许可的方式让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其中。
（二）保险费
目前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的公益模式，保费由政府规定，保险公司只能收取固定保费，但不承担经营风险。二是引入市场机制，由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模式。保费由保险公司自主决定，但上限仍由政府规定。两种方式在实践中都存在弊端，公益模式缺乏市场调节的机制，不能调动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保险公司多会将资金重心转移到更有获利空间的项目上，投入力度的不足必然导致保险业务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种种障碍。商业模式虽能保证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但作为“经济人”的保险公司逐利必然是其本性，很多保险公司会通过降低保费的方式抢占市场资源，致使运营资金薄弱。一但事故发生，自身难以承担赔付义务。
因此我国食强险的经营模式应当兼顾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益。具体到保费制度设计上，应由国家依照行业标准和商业习惯，并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状况和食品业具体情况，制定各类食品行业的基准费率，再由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风险状况确定具体保费。同时保费采取“浮动费率”，以季度或年度为单位，对上一承保期内未发生事故的投保人应适当降低保费，反之则提高保费，以此激励投保人强化自身主体责任。其次，还应当规定保险费的使用途径。因涉及公共利益，不宜用于风险过大的投资项目，且应当将该资金与其他业务资金分开管理，单独核算。国家还应当规定保险公司的盈利范围，对于超过盈利范围的部分，应当予以收缴。并借鉴交强险制度，将收缴资金用于建立“风险救助基金”，以增强整个保险机制的偿付能力。
（三）责任范围及赔付方式
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6
关键词：机动车强制保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投保义务人；保险公司；责任承担
引言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该法规定了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但该法对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如何实施未作规定，同时规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国务院却迟迟未能出台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导致机动车强制保险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开始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规章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不失为一个可接受的替代，并取得一定的成效。2006年3月21日，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机动车强制保险）的投保及赔偿均作了明确规定。2006年6月19日，保险业监督委员会对外公布了机动车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和基础费率。至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建立了统一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条例》和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出台，使得机动车强制保险及其责任限额“有法可依”，解决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后，强制保险关系的当事人成为交通事故中的赔偿义务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及人民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概述
机动车强制保险是指投保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1]，法律上一般也称之为“强制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它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之需要，为分散交通事故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害，维护大众利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推行的保险，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车祸受害者能够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
机动车强制保险作为一项全新的保险制度，与之前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行强制性投保和强制性承保。在《条例》颁布之前，我国已有一些地方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规章要求机动车必须投保三者险，但从法律效力和适应性上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如今，机动车强制保险成为我国的法定险种，其强制性不仅体现在所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投保该险种，同时也要求具有经营该险种资格的保险公司一律不得拒保或随意解除合同。
（二）实行限额内完全赔偿原则。商业三者险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来确定其赔偿责任。机动车强制保险实施后，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条例》及机动车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
（三）保障范围宽于商业三者险。为有效控制风险，减少损失，商业三者险规定了较多的责任免除事项和免赔率（额）。如因地震等灾害事件，战争、暴乱、政府征用等突发事件，驾驶员吸毒、被药物麻醉等人为事件，被保险人利用保险车辆从事犯罪活动等违法事件，以及未按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等项目，大都被列为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免除事项。
（四）实行不盈不亏经营原则。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具有社会公益性，保险公司经营该项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单独核算。不亏不盈原则具体体现在保险公司在厘定机动车强制保险费率时不加入利润因子。商业三者险是以盈利为目的，无需与其他车险险种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五）实行分项责任限额。商业三者险实行的是同一责任限额，即无论人伤或物损均在一个限额下进行赔偿，并由保险公司自行制定责任限额水平。机动车强制保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即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理解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该条规定的理解，以下三点值得注意[2]：第一，如果肇事车辆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在责任限额内先行完全赔偿，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有无过错以及当事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如何。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后，保险公司经营该项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单独核算，保险公司可得到一份固定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不会因此亏损。保本经营也是保险公司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第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各种损害（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超过责任限额的，对于超过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的，超过部分（如受害人应自负部分损失的，扣除自负部分。下同）再由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赔偿义务人按照下文所确定的归责原则进行分担。第三，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确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因此，机动车要投入运行，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必须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因此，只要投保义务人投保强制险，投保义务人如果不是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责任主体[3]，就无需再承担责任，受害人责任限额内的损失就由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在诉讼法意义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即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在责任限额内保险人对受害人负无条件支付义务；这种请求权是一种独立的法定请求权。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和我国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请求权。[4]如果受害人的损失超过责任限额，超过部分（受害人自负部分除外）才在其他赔偿义务人之间进行分担，这也正是机动车强制保险分散责任风险和保护受害人的价值所在。这样虽然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似乎有放纵交通事故中其他赔偿义务人之嫌。事实上，机动车强制保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每一项的数额并不大，且投保义务人通常为交通事故的赔偿义务人或与赔偿义务人有利害关系，这有利于鼓励投保义务人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以保障受害人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
那么，如果投保义务人即机动车的所有权或管理人未投保强制或及时续保，受害人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应由谁承担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对责任限额的理解不同，导致该法实施初期各地法院在适用时判决不一[5]，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的统一和法律的严肃性，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赖。笔者认为，受害人享有责任限额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先行完全赔偿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请求权，还是一种实体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般认为，民事责任承担的基础以过失为原则，危险、社会安全制度设计及保险等为例外[6]，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可视为社会安全制度设计及保险两者的结合。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初衷，就是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对机动车进行保险，以便更好地保障受害人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投保义务人如果不投保或不及时续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将导致受害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先行赔偿的利益无法实现，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7]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因此，机动车未投保或续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相当于相应的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少地方性法规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如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05年4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若干规定》、2006年5月1日施行的《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06年6月1日施行的《浙江省实施办法》都对此作了规定[8].当然，投保义务人未投保或及时续保机动车强制保险可能是投保义务人或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保险公司拒绝或拖延承保造成的，投保义务人在赔偿之后可以向有过错的责任人追偿。
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7
关键词：责任保险；社会治理
一、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说明了社会治理不能只依靠政府。政府负责引导，社会协同共治，各种市场化手段积极参与，形成有效的驱动力才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险是以风险为经营对象，不论从其基本职能还是派生职能上看都是一种现代化、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办法。保险具有“一人为众，众人为一”的互助性，是“社会的稳定器”。责任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种细化形式，既具备一般保险的功能，又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在参与社会治理上能够存在比较优势。第一，责任保险能够将社会摩擦以市场化方式转化为经济关系，在给予被保险人保护的同时又间接地保护了第三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更为直接有效的减少社会纠纷。第二，责任保险给予社会治理更为直接的助力，避免了政府充当纠纷裁判员的情况，通过法治思维推动社会治理由“维稳”向“维权”转变，分担了一部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压力；通过“多元参与”形成“多元协同”化解纠纷的“共治”格局，使社会治理更加专业化、现代化。
二、国外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
从责任保险的内涵来看，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完备具有密切的联系，依托于不同法系发展起来的责任保险，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也不尽相同。
（一）英美法系下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英美法系大多依托于判例法，重视实践经验，陪审团参与判案。下面分别探讨一下美国和英国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强制保险在英美两国都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英国将雇主责任保险被作为强制性险种，这就在一部分程度上缓解了民事纠纷中的摩擦，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很好地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在美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将环责险作为强制保险。环境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责险能够使环境污染问题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控制，缓解政府兜底的压力，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维护受害个人的权益，这也是我国目前通过责任保险促进社会治理正在探索的路径。此外，英美责任保险都有着明显的“一揽子”特色，一份保单涵盖多种风险。这种弱化险种分类的组合保单，拓宽了转嫁风险的渠道，使责任保险的供给和需求都得到了改善，能够更好地为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搭建渠道。具有法系标识的陪审团制度，平民陪审团参与其中，使得法律对企业更为严苛，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深入，因此一些非强制责任保险的需求也较大。但是这种法律判决的不确定性及随着过度诉讼、向保险人转嫁巨额侵权成本现象的频繁出现，使得赔偿金额不断增长，给保险公司造成了承保的巨大压力，随之产生了“责任保险危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阻碍了责任保险的发展，也抑制了某些行业的发展，使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二）大陆法系下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来看，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也有着较多可借鉴的地方。在德国，依据成文法，不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在州层面都将一些责任保险作为法定保险，涵盖多种风险领域和职业，企业对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也较高。可以说，责任保险机制在德国被熟练地运用，责任保险也更加深入的参与到了社会治理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经济更加平稳有效地运行。在日本，良好的法律环境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石”；保险公司在责任保险市场上的创新开拓则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加速器”。日本对责任保险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中小企业责任保险的低费率政策，提高了责任保险的覆盖率。保险公司注重创新，加强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开发出正对市场需求、发展前景良好的责任保险产品。这些都使得企业或个人通过责任保险转嫁风险的意识增强，给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打开了通道。
三、我国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
（一）责任保险助力交通安全作为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排头兵”，交强险自2006年7月开始作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制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随着我国居民机动车持有量大幅提高，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随之提高。根据银保监会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交通事故责任保障缺口呈收紧趋势。此外，我国交强险费率根据交通事故发生率实行浮动制，可以说交强险在保障受害人利益、减少社会摩擦的基础上也提高了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给社会治理减轻了部分压力。
（二）责任保险助力生态环境保护长期以来，每年我国为治理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在我国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可小视。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一般由政府兜底，而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人缺少相应的惩罚与追责措施。参照国际上的环境治理经验，环责险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有力抓手。环责险以环境污染事故中企业应对第三方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既能够帮助企业分散风险、提升企业风险意识，又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缓解政府社会治理压力的一种市场化风险管理手段。如2005年、2010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环境责任保险就给予了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的助力，环责险的作用也逐渐被大众熟知。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和环责险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为责任保险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助力。此外环责险试点工作正在不断进行中，在一些环境风险较高的领域，实行了环责险的强制化，不断提升着环责险的覆盖面。
（三）责任保险助力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作为我国基本国策之一，贯穿于平安中国与城市安全这两个国家战略中。安全责任保险能够切实保障劳动者和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缓解社会治理矛盾。基于我国国情，农民工大量存在于生产领域和高危行业，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自身素质偏低、法律意识差、缺乏法律维权手段等，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社会矛盾极易产生，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难题。从企业方面来看，安全生产意识差，不注意风险管控，才导致生产事故频发。安责险的实施既能够给安全事故的解决进行“兜底”，也能在事故发生前做好管控。例如，投保了安责险的企业，安全生产的意识会提高，会更加积极地进行安全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整改风险隐患。近年来我国的安责险发展呈现出了“中国特色”：如宁波市创新推出“责任保险+安全服务”模式安责险，常州“安责险+科技+服务”工程、佛山“安责险3.0时代”、生产安全风险防控“昌乐模式”、湖南“智慧工地”等，像人保财险等国内主流财产保险公司还推出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安环险”。
（四）责任保险助力食品安全回顾我国曾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毒豇豆，企业的道德底线越来越低，人们对食品安全不信任，引发了对政府监管的质疑，成为社会治理的难题之一。2015年我国出台《食品安全法》鼓励发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2017年太保与饿了么平台合作、人保与美团合作推出互联网食品平台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党的报告中提出实施“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不断升级、企业转移责任风险的意愿增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也在稳步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作为食品生产企业转移食品安全风险的一种渠道，能够助力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打造政府、生产企业、消费者、保险公司“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五）责任保险助力职业安全职业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类，在处理社会关系、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缓解医患纠纷也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自实行医疗责任保险试点开始，我国涌现出了“经纪公司+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的北京模式、“主险+附加险”的贵州模式、中国人保财险创新形成的“宁波解法”等，它们都在解决医患纠纷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除了医疗责任保险外，会计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建筑师责任保险等，也都为这种由职业上的过失行为导致的社会摩擦起到了“润滑剂”作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职业安全，促进了社会治理现代化。
四、我国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展望
（一）健全侵权法体系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点从责任保险在欧美等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发展的较为成熟可以得到证明。而侵权法是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础，责任保险的发展受限于其所依赖的侵权责任法。所以法律衔接性强，空白区少，形成“多领域、全覆盖”的法律体系，能够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对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划分明确，使侵权损害赔偿的计量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能够提升居民维权意识，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和转嫁风险的意识。这样从多方面刺激了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能够使责任保险更大范围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二）增强科技在保险中的参与度“保险+”作为我国保险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在责任保险参与社会治理中的过程中开展“保险+科技”的模式，一方面能够利用科技赋能帮助企业加强风险管控，推进社会治理由“事后补偿”向“事前防控”转变。另一方面，业内建立风险数据库，披露风险信息，能够方便保险公司收集数据，利用大数据进行精算，进而实行差异化费率，“因企制宜”提供责任保险方案。
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8
XX港生安〔2019〕xx号
2019年1月xx日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XX市和XX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城的关键之年。为保持集团公司持续稳定的安全生产形势，全面推进实施安全生产工作，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以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XX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要求为指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底线”，按照“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和“四铁三严”要求，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改革发展，加快推进“平安港口”建设。
2019年，集团公司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围绕“一条主线、两个责任、十项任务”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以依法依规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线，强化基层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和主管部室管理责任落实，推进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精细化管理、信息化管理、风险管控体系建设、管理制度建设、技防能力建设、培训体系建设、队站班组安全能力建设、安监队伍素质能力建设和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十项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不断提升集团公司总体安全生产水平，全面完成2019年度各项安全生产任务指标，确保集团公司整体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二、考核控制指标
集团公司全年不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力争不发生工伤死亡事故，实现XX市交通运输委下达的安全生产考核控制指标。工伤重伤率不超过？‰，工伤事故月频率不超过？‰。
三、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一）依法依规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强化依法治安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将“依法治国是党的基本方略”体现在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上，坚持“依法治安”，合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管理制度，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条件，加大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加强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安全生产风险预控管理和重大危险源管控，推进安全生产技术进步，及时发现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2.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在长期推进实施2018年已完成的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领域改革任务的基础上，适时启动设立企业安全总监、加强上市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设和引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服务等改革任务，督促各单位做好本单位安全生产领域深化改革，确保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领域各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和有效落地。
3.积极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结合集团公司组织架构优化改革和港口公安体制改革，梳理集团公司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明确集团公司总部与股份公司的安全生产职责，强化集团公司总部与股份公司两级组织内各部室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能，做好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等企业职能承接和管控机制建设。
（二）强化基层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和主管部室管理责任落实
1.强化基层单位主体责任落实。集团公司所属单位作为安全生产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和安全生产任务的具体落实者，依法依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生产作业全过程安全管控，强化全覆盖、无盲点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隐患整治，积极建立安全生产长效运行机制。
2.强化主管部室管理责任落实。集团公司及所属单位的各级主管部室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本领域、本系统管理的重要内容，全面落实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切实抓好本领域、本系统的安全管理、风险预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加强对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督促指导。
3.强化安全生产督办考核和追责问责。结合集团公司安委会优化调整，积极发挥安委会办公室对安全工作的督办职能，加强对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和各部室落实主管责任的考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双追责”要求，加大对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安全隐患的追责问责处理力度，严查严办安全生产违规违纪行为。
（三）推进十项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实施
1.强化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健全完善集团公司及所属单位的逐层级、逐岗位、全覆盖安全生产责任和工作体系，根据职能分工、岗位职责、区域分布、生产特点等实际情况划分成若干网格状单元，将安全生产职责、工作任务和责任人装入网格，对每一网格实施动态、全方位管理，在网格单元之间建立工作落实与监督管理相互交叉、有机结合、相互弥补的运行机制，加强责任和工作落实跟踪考核，推动安全生产管理重心下沉。
2.强化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在14家单位维修班组试点推行“7S+e”安全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服务”七大要素标准，编制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文件，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精细化知识宣贯培训，做好与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的紧密结合，并逐步向各类型作业班组持续深入推进。
3.强化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一是结合集团公司管控架构调整，以安全生产管理与生产经营和业务管理融合为重点，开展集团公司安全生产信息化需求分析，编制完成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二是继续按照集团公司“智慧港口”建设整体部署，推动安全生产管控平台有效运行，做好智能化提升数据积累，完成风险管控功能模块建设。三是利用集团公司监控系统现有建设成果，于1月底前初步建立集团公司和各单位“两级”安全生产巡查督查机制，6月底前完善固化巡查机制，实现各单位重点生产作业区域的“五加二、白加黑”全覆盖安全生产动态管控。四是以典型违章作业、违规行为和危险状态等事故隐患为重点，积极开展安全生产视频监控智能分析、抓拍、报警功能研究和应用。五是推动集团公司所属仓储物流企业全面应用动态管理系统，实现所属库场存储货物的动态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
4.推进安全生产管控体系建设。一是推动落实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坚持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全覆盖建设融合，落实集团公司所属100家单位的推广建设和整体贯标任务，并适时进行体系标准修订完善。二是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加大隐患排查方法、标准培训力度，强化各层级、各岗位危险源辨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进一步提升集团公司内部隐患排查治理能力。三是加强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应急体系建设，提升安全生产应急培训、演练工作实效，提高安全生产应急队伍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水平。督促各单位做好应急预案修订、备案、定期评价、现场处置卡编制等管理工作，加强对人员应急知识、技能培训和掌握情况督查，突出应急演练效果评价和提升改进。
5.推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设。加强与国内交通运输行业科研机构合作，调研收集重点港口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情况，查漏补缺，结合集团公司管控架构优化调整，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提高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完整性、合规性和可操作性。
6.推进安全生产技防能力建设。一是持续推进集装箱作业单位自动化改造工作，探索研究干散货作业单位自动化改造模式，有效降低人机交叉安全生产风险。二是以事故预防为导向，研究应用流动机械安全辅助预警装置。三是配合XX主管部门在重点仓储物流单位试点推行自动化、智能化用电安全防控设备设施。四是发挥安全技术分中心作用，推进各项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依托平安港口建设科技创新联盟，拓宽科技创新对外合作的渠道和方式。
7.推进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体系建设。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和标准，以机械司机为重点分工种编制安全培训教材，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的安全教育培训。二是围绕集装箱、件杂货、液体散货和通用作业为重点，积极应用aR、VR虚拟教学和实物训练操作相结合，全面推进集团公司安全生产技能实训中心建设。三是以企业负责人、安管人员、队（站）长、班（组）长和特种作业人员为重点，组织开展针对性安全培训教育，持续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和水平。
8.推进队站班组安全能力建设。继续面向集团公司各单位推广应用2018年安全生产示范队站试点建设成果，进一步固化基层队站安全文化理念，强化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提高一线员工安全生产素质。强化队站班组安全基础建设，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预控管理体系建设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求，组织队站班组根据实际情况，找准、盯紧危险因素，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全面排查场所、部位和环节的危险因素，制定落实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有效提高队站班组的风险防控能力。
9.推进安监队伍素质能力建设。按照集团公司《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指导意见》的要求，积极推动集团公司及所属各单位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人才储备，实施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定期轮岗、交流锻炼，增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能力，统筹提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待遇，有效稳定安全生产管理队伍。以法律法规标准、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风险识别分析评价、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为重点开展综合培训，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管理能力。
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9
本着自愿投保和减轻企业经济负担的原则，2月10日，福建省安监局、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煤监局和中国保监会福建监管局联合下文并出台具体工作方案，在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危险性较大的生产企业试行引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替代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按规定，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企业，可凭人保财险公司的投保凭证按管理权限向安监部门和财政部门申请免存或允许全额动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其试行时间为2010年2月至2011年12月。
该方案规定，试点对象企业应当按照每人不低于福建省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金额投保。应急救援费用责任按照每人定额不低于1万元投保。凡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应当实行本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实名参保，未全员参保的视为未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费可从提取的安全费用中列支。具体保险条款和费率由承保公司和企业自行协商。参保单位非终止生产经营活动原因退保的，仍须继续缴存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为鼓励和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建立与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赔付率等挂钩的费率浮动机制，该方案规定：(1)凡参保单位在企业安全生产级别评定中被评为a级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5％；被评为C级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上调5％；被评为D级的，不得办理责任保险。(2)凡参保单位通过三级安全质量标准化验收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5％；通过二级安全质量标准化验收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10％；通过一级安全质量标准化验收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15％。(3)是凡参保单位被评为设区的市级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的，当年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5％；被评为省级以上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的，当年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10％。(4)凡参保单位在上一个保险期限内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续保时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5％；连续两年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10％；连续3年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的，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15％；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次年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上调10％；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次年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上调20％；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次年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上调30％。保险费率浮动同种情形下不累计执行，下调总幅度不超过30％，上调幅度不超过30％。
为便于了解全省各地工作情况，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根据规定，试行期间承保工作由开发安全生产责任险品种的人保财险福建分公司承担。该规定要求人保财险福建分公司：一要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公平合理地制定保险条款和基准费率。建立事前预防机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咨询、宣传等活动，促进生产经营单位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二要及时做好参保和出险理赔服务。企业投保过程中，要做好服务工作，及时核定企业实际人数，出具投保凭证。参保单位人员变动时，及时做好投保名单变更等工作。在企业发生生产事故时应积极参与抢险救灾，主动、迅速、准确地核定损失，实行预付赔款制度，对造成从业人员死亡的，承保公司应按条款约定先行理赔，及时、合理地履行保险赔偿责任。三要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如对承担生产安全事故责任方面产生经济纠纷，要积极采取法律等途径解决，并负责所引起的法律费用。四要实行统计报送和备案制度。承保公司应制定具体的服务工作方案、保险条款、基准费率和理赔程序，并报省安监局、福建煤监局和福建保监局备案。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信息报送制度，每月10日前将参保及理赔情况分别报当地县级以上安监部门、煤管部门，省级承保公司分类汇总后分别报省安监局、福建煤监局。
保险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篇10
赵华栋
【作者简介】
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e-mail：btbuzhd@163.com。
【内容提要】本文期望在总结投保人、保险公司各方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问题上一些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笔者关于该问题的一些思路，以期有利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第三者责任险强制险商业险
【正文】
笔者接触到太原市仲裁委员会最近审结的这样一个案子。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某日，甲同其兄乙各驾一车在高速公路行驶，在此过程中甲所驾车辆发生故障，便同其兄乙进行修理。在修理完毕后，甲在以为乙已上车的情况下开车行驶致使实际上仍在车下修理的乙当场死亡。对此事故，交警认定双方皆无过错。甲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以甲无责任为由拒赔。该案仲裁员在审理此案中也遇到了困境，毕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系责任保险，而如果裁决不赔，在本案中对投保人又显失公平。最终本案以调解结案，保险公司承担50%的责任。这一个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现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存在的一个热点问题，即无责是否赔付，尤其是在2004年5月1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后更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
按照《保险法》及保险公司传统的理赔方式，保险公司理赔时只看交通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如果交通部门认定投保人承担事故责任，保险公司一般会理赔；如果交通部门认定投保人没有责任，保险公司则不负责理赔。但是，按照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一方即使没有事故责任，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就出现了机动车一方投保后，在交通事故中虽然不承担事故责任，但也需赔偿对方损失的情形。新《交法》执行以来有相当一批机动车驾驶员手持着100%的赔偿认定书，这里面有在交通事故中责任为零的、负次要责任的，他们均遇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和少赔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是否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实践中各地法院也做出了不同的判决，投保人、保险公司各方都有自己的观点。
一、投保人
（一）、现行三者险就是强制险
1、目前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是机动车登记、年检的必备条件，因此第三者责任险事实上就是强制保险。保险公司在销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时依赖了行政强制力，但在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却称其不是强制险而是商业险以逃避其责任，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2、保险公司如今虽然仍使用商业保险条款，但中国保监会今年4月底下发的通知明确规定，“道法”实施后各财产保险公司暂时按各地现行做法，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因此，不能因国务院的相关规定未出台，而否认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已经存在。
3、在5月1日《道交法》实施前，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已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强制。如国务院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农民个人或联户经营运输的机运车船和拖拉机，必须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船舶保险（包括碰撞责任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安部关于贯彻实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关保险问题的通知（1992年2月26日）“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是维护国家利益、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妥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措施。各级公安机关和保险公司要根据有关规定，继续协力推行、深化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工作。对于国家规定实行全国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机动车和已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行政区域的所有机动车都要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告－－对所有在华外国人的机动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决定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起，对所有在华外国人的机动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的通知（1984年11月3日）“实施机动车辆（包括拖拉机）第三者责任和船舶的法定保险，以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助于解决车船肇事后的赔偿纠纷。许多国家对机动车船都实行第三者责任的法定保险，并把它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措施。我国广东、山东、青海、宁夏等地经当地政府批准，先后办理了这种保险。”。另外，国家保监会《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4]39号)通知中也明确指出：“目前，我国近24个省市已经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自5月1日《道交法》正式实施起，统一的强制三者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所以从上述的规定看，原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实质上就是强制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国务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未制定出台，只能说明在全国范围未实行，而不能证明原有的24个省份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是非强制的。
（二）、新法优于旧法
依据保险合同，若投保人在交通肇事案中没有过错，则保险公司不理赔。但新交法对保险公司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即：无论投保人有无过错，只要造成受害人损害（注：受害人故意行为除外），保险公司就要赔钱。因此，这一保险条款与新交法冲突，失去了其约束力。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此第三者责任险已具有法律强制性，目前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由于在验车和年检时受到了限制，实际上已具有强制性。现行的保险合同中对第三者责任险理赔的前提是“有责赔付”，这与交通安全法“无责赔付”原则相抵触。特别是在交通安全法颁布之后、生效之前，保险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有更多义务充分认识、预见到新法生效的法律意义，保险公司应对于第三者责任险的有关条款作出符合交通安全法的调整。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新交法施行后，保险公司应及时作出相应调整，确立“无责赔付”的原则。尽管新交法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迟迟不能出台，但依据新交法，从保护投保车主和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三）、投保目的是转移风险
投保人办理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转移风险，尽可能地减少投保人自身的损失，而当事故发生后，交警依据新的赔偿标准处理事故后，不能说投保人赔偿之后，而保险公司不赔或者少赔。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后，就对保险公司产生信赖义务，投保人有理由相信自己出险后能得到全面的理赔，因此保险公司理应在投保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的保险责任。如果驾驶投保车辆发生人身伤害事故，驾驶者要自己承担大部分赔偿的话，投保就没有意义。同时，保险公司作为经济社会一个主体，应该通过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行为、通过保险的产品和服务为政府分忧解难，进而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实现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保险公司
（一）、此三者险非彼三者险
现行的“三者险”是“商业三者险”而非“强制三者险”。“强制三者险”具体的保险内容和赔付办法等，国家至今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是以“商业三者险”的形式，来执行国家规定必须购买的“强制三者险”，而在第三者责任险的合同中，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订的是“有责赔付”，即投保的驾驶人，经交管部门认定有责任过错，保险公司才进行赔付。并且，根据保险合同中的三者险条款，具体理赔数额应根据事故责任比例确定。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的“三者险”就像现在含有国家劳动保障性质的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一样，有公益性、广覆盖的特点，同时，强制三者险有一定的限额；而保险公司现在正在销售给购车人的“三者险”则体现了商业性、盈利性，其保障范围相对而言比前者要窄一些。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简称“商业三者险”，指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但因事故产生的善后费用，保险人不予承担。而新交法所规定的“强制三者险”，其赔偿范围比“商业三者险”要广得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两种“三者险”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强制三者险”处于赔付最前沿，但凡发生交通事故，只要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要先行赔付，即使投保人无责；超过限额部分，再由相关人员承担。而“商业三者险”则是“有责赔付”，只在投保人有责任时才赔付。如果保险公司承保“强制三者险”，其负担的风险将会大得多。
（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答复》[法研(2004)81号]明确答复，保险合同，是按照《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规定所确定的自愿原则的订立的，《保险法》第四条也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所以，保险公司不是《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所确定的必要诉讼人，保险公司只能在按照原来的保险合同约定，支付必要的事故赔偿金。
（三）、应考虑保险公司的利益
诚然，保险公司作为经济社会一个主体，应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销售商业保险的公司不是国家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它们以盈利为目的，哪怕是薄利。如果做赔钱的买卖，保险公司岂不要倒闭？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已出台5个多月了，可与之配套的强制三者险迟迟未露面。如果在法律上没有互补，引起了被保险人的实际赔付责任和保险公司赔偿标准之间的矛盾、保险公司经营利益和所经营的三者险低费率高风险之间的矛盾，《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具体实施仍然很难，尤其是责任买单人仍悬而未决。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保险公司经营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承担了强制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角色，在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时候，将由保险公司承担了由于相关法律缺位带来的经营波动风险。而该项责任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相关法律的未及时到位引起的，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过失，和大多数投保人一样，处于被动的地位，相关立法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将由于立法部门不作为而产生的责任，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也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并称之为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对保险公司是不公平的。保险作为“精巧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是通过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表现在不稳定因素产生时的抑制，发生损失时的减损，是带有主动性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不是不顾保险公司的企业性质，以为政府分忧解难为名，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这样做不仅扭曲了社会责任的内涵，还会加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降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最终会威胁到广大保户和保险公司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三、笔者观点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关于这一热点问题，各方都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前，我国近24个省市已经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同时，目前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是机动车登记、年检的必备条件，因此第三者责任险事实上就是强制保险。当然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出台前，在第三者责任险的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保险公司的利益。当前，应该推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尽快出台，因为强制保险在交通事故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用第三者责任险来分散和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是世界各国经过长时间摸索出来的良好解决办法。在新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设置上可以考虑设立分别独立存在的“强制三者险”与“商业三者险”。前者将固定费率、固定保额，价格也将相当低廉。与此同时，“商业三者险”就成了“强制三者险”之外的可上可不上的补充保险。“强制三者险”将像西方国家已做的那样，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有特殊政策的公益险种，其保险费率既要满足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条件，同时也要让保险公司赔得起。
【主要参考资料】
1、刘茂山主编：《保险学原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2、魏华林、林宝清主编：《保险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