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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市场研究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1:38:17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资本市场农业现代化可行性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我国农业承载着太多的重荷,农业的发展应当居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所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无疑成为我国当今最为紧迫的战略重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利用资本市场来解决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是一条新的途径,它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一、资本市场可以解决农业现代化的资金制约问题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资金,这也是造成农业发展滞后的根本问题之一。因此,资金的大量投入是现代农业,尤其是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优良的品种、先进的栽培技术、高效的无机有机化肥、有效的灌溉设施和必要的机械器具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和条件。从根本上说,农业的发展有赖于科技的进步。在我国,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较低,仅仅为42%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已达到70%~80%,有的甚至高达80%~90%,农业科技的开发有赖于资金的有力支持。而农业资金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可供运用的资金,二是有没有转化的途径。现阶段,从国内角度来看,并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公众预期未来经济不景气。即使是在连续七次降息的政策刺激下,银行系统仍存在高达1.3万亿的巨额存差,社会上资金较为宽裕;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资金投入主要通过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这两条途径形成。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手持资金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才能转化为企业运营和项目建设资金。如果资本市场能从政策上适度向农业倾斜,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流向农业产业,用城乡居民的资金来发展农业,无疑对农业发展大有裨益,其前景是不可低估的。

二、资本市场有利于加快农业产业重组,推进农业产业经营

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一个引导资源尤其是资金流通和配置的市场机制,而资本市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机制。资金在利益的驱动下,从收益率低、缺乏增长潜力的企业流向收益率高的产业企业,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农业充分利用这一机制,能够有效地消除行业壁垒,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因为农业企业要上市,必须能够经得住股市的“考验”,企业必须能够赢利,而产业化经营则是提高农业赢利水平的必由之路。而且,资本市场通过积极创造条件,可以引导大中型工商企业进军农业,或者支持组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品牌,在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中起主导或龙头作用的农业上市公司,然后由其组织农业进入市场,根据市场要求和资源条件与农业生产者签订合同,建立专业化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并提供配套服务,扶持农业生产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进行发展,实现企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资本市场有利于推动农业高新企业的发展

据有关调查,农业上市公司大多数活跃在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大的领域。他们积极开拓市场,建立基地,依靠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收集加工和处理信息,及时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敏锐地发现潜在市场,占得市场先机,及时弥补市场空缺;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和示范效应,影响了大批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农业企业,推进了农产品结构的优化,充分发挥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载体作用,正在成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样板。另外,通过高科技和产业化的结合,可以吸收一大批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从事高新农副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工作。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首家粮食上市企业,坚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按照“公司+农户+市场”的运作机制,依托资本运营,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和品牌战略,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条科技作动力,公司加农户,企业联基地的农、工、科、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经营模式,成为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龙头企业、中国优秀食品工业企业和国家水稻工程优质米示范基地。金健米业除本身经营业绩良好外,还发挥了较强的带动作用。该公司的优质稻油基地扩展到12个县(市)的80多个乡(镇),面积达到100多万亩,带动农产35万户,1998、1999年两年为基地农民增加收入1.3亿元,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盈利的目标。

近年来已经上市的40家农业上市公司总体市场表现良好,无论是平均净资产增长率,还是平均利润额增长率,通常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和稳定性。

四、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分散农业经营风险,有利于农业长期、稳定发展

在资本市场中,企业发行证券实质上就是将企业的风险分散和转移给了股东。股东的数量与每个股东分担的风险是成反比关系的。股东的数量越多,平均每一个股东分担的风险就越小。所以对于周期长、风险大的农业来说,如果能够借助资本市场,有利于化解农业企业的风险压力,促进农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2

针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农业衰退风险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的改造机制。农业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没有农业剩余,也就不可能有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素质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我国在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要加快城镇化发展,就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机制,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是建立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机制。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重点是提升农业技术含量,不断培育农业新品种,以品牌产品带动农业发展。这就要求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研究开发上,要在重视城市产业技术开发的同时,高度重视农业新技术的科研开发,实现城乡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有机统一。①政府要加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建立基础性农业科技开发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实现基础性农业科技研究开发经费财政全额拨付机制,增加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中农业科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重点支持生物工程技术、农作物品种改良与畜禽水产育种技术、重大农作物病虫害灾变预测和控制技术、农副产品加工贮运和保鲜技术、设施农业和工厂化农业技术、农业管理和信息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把重视农业高科技技术开发和发展与重视农业应用技术有机地结合,既站在国际农业先进技术的最前沿,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农业技术,又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开发,优先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或有明显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加大实用性农作技术的创新力度,从而使得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太空农业、基因农业、精准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和网上农业发展。②建立科学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当前我国农业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激励评价体系非结构化,专业利益驱动化,严重影响农业科技研究,排斥综合性、应用性研究与开发。为此,必须打破目前以论文及获奖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晋升与发展主要指标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促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长效机制。③鼓励农业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开发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在国家、省和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改革中,除从事基础性科研的所、室外,应用性研究院所都要采取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的措施,使科研人员深入实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农业科研的针对性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版权所有

二是建立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机制。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是现代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机制的关键环节。因此,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城乡现代产业改造农业的内在要求:①改革目前的乡镇级农技推广组织体系,在县级区域内建立跨乡镇的区域性中心农技推广站。区域中心站的建立将改变以往乡镇农技站小而全、力量单薄等弊端,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水平,促进农业规模发展。②优化农技推广机构的服务职能。将农业其他专业与现有农技站职能合并至区域农技站,成为能够对农民进行综合服务的推广机构,由以前狭隘的农技推广变为广义的农技推广,并使之成为其他进行有偿农技服务团体(企业)的监督管理机构。③对区域农技中心站进行信息化建设。将区域中心站建成放大的窗口、扩展的平台、延伸的网络,把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成为农业信息体系,将政府、科研单位、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中介组织、种养大户、农机大户、乡镇农村联结起来,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权威性。④加大农业技术市场建设。通过建立农业技术市场和网上农业技术产品交易市场,为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民营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与市场化提供便利条件和保障,同时对发展民营农业科技服务组织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起到推动作用。

三是建立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是防范城镇化农业衰退风险的有效途径。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的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城市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现代城市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对于城市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这里讲的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主要是分析现代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问题。要防范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衰退风险,不仅仅是要用现代农业技术对传统农业技术进行改造,还应该促使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农业企业化生产和农业工业化产业链延伸,没有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只是局限于农业谈农业,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就会扩大农业的衰退风险。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对于直接投资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要实行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贴息贷款、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措施;对于进行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不但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等方面进行优惠,而且政府可以成立龙头企业发展基金,根据企业与农户利益的关联程度和企业效益进行资金支持;同时,也鼓励农户按法定程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城市企业,与城市非农企业形成股份公司,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尤其是农户直接作为城市非农公司的股东,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城市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城市现代产业与农业融合,增加了农业增值链,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促使农民按照现代企业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有利于农民成为现代化职业农民。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3

1.从产品视角到管理视角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的探讨大致基于两个视角:产品视角和管理视角。产品视角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生产止于销售的过程,通过产品标准化、信息收集、运输流通等活动协助产品价值的实现。管理视角以营销管理为学科基础,关注于消费者需求,将农产品营销视为始于市场止于市场,涉及信息收集、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定价、渠道、促销等一个系统的活动过程。基于这两个视角的研究呈阶段性发展:上世纪90年代前期以产品视角研究为主,此后以管理视角研究为主。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人们对我国农产品经营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评述,以及研究的焦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以产品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农产品供给过剩时代的到来。农产品“卖难”问题开始凸现,引发了人们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研究者主要从产品视角探寻农产品经营困境的问题所在,将农产品销售渠道作为一个独立于产品生产、定价、储存、促销等系统活动之外的行为加以认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焦点问题是流通渠道不畅,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灵活、流通主体不成熟、政府宏观调不完善等(张治安,1995;左尔钊1994;贾益东1995);农产品过低的比较利益、小农业对大市场的不适应、价格信息传导滞后是农产品大流通中存在的矛盾和障碍(吴振先,1994)。此时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探讨主要限于宏观环境范畴,研究者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农产品在社会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市场营销研究的微观性特征,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农产品营销研究”,但却是此后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础和开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3.以管理视角对农产品经营问题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效率虽大为改善,但卖难问题仍然存在。研究者们意识到“发展农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市场营销系统的总体开发”(陈良珠、蔡雪雄,1995),开始以管理的视角审查农产品营销活动系统。营销缺陷成为农产品经营问题的讨论焦点:在微观层面上我国农产品营销有“营销观念陈旧,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价格定位不准,营销手段缺乏,渠道网络建设滞后”等缺陷;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营销管理体制,营销主体结构,市场体系建设,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的障碍(吴兴安2005;李玉珍、张旭2005;王杜春2006)。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绿色消费浪潮和绿色贸易壁垒在使我国农产品营销体制面临严峻考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李崇光,2002;惠献波,2006;何均琳、陈瑜,2003)。由此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我国农产品经营开始了宽视角多角度的研究,在秉承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地从宏观、微观多个层次上对农产品营销活动展开讨论。

二、营销策略研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视角和焦点的变化,农产品营销策略的研究内容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趋势。

1.注重农产品流通的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限于农产品流通问题。流通市场和流通主体构建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关键环节。贾益东(1995)提出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农产品流通的特殊要求“建立多层次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高效灵活的流通调控体系、新型的经营组织体系”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建设思路。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构建,可以选择“主体形式多元化,经营目标市场化,管理体制一体化”的目标模式(纪良刚,1995)。崔晓文(1996)进一步认为应当从提高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工贸农一体化,交易方式规范化等几方面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者们基于产品视角从宏观层面上对解决农产品流通体制、市场体系建设,流通主体培育等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

2.多元的系统化策略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人们对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按照营销学的理论体系可归类如下。

(1)需求研究。需求是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需求研究是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基本内容。基于需求行为理论和价格行为理论的分析,影响食物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人口数量、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者收入,它们的变化是安排农产品生产的基本依据,同时要考虑地区差异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建立科学的食品市场价格体系引导人们的食物消费(高飞1999)。各类农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因此对各类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周曙东(2003)采用二阶段预算估计近乎理想化的线性需求系统的方法,估计出了江苏省农村居民的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所引起的农产品需求量变化数据。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消费习惯、饮食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也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不同地域的类似的实证分析所见甚少。绿色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除了受价格、居民收入影响外,还在于消费者对其需求的强度(强度大小主要在于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目的的能力),以及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唐华仓,2006)。刘晓昀,辛贤(1998)运用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理论,建立了由农产品生产的各种投入、农户农产品生产和需求、流通厂商对市场投入的需求和供给、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和供给构成的系统的农产品市场模型,探讨了农产品市场预测方法。

(2)目标市场策略研究。“供需结构性矛盾”是我国农产品销售难的根本问题已成共识,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市场饱和的实质是农产品市场上某一座标点上的消费者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消费需求的变化不断产生显性或隐性的新的需求点,因此市场空白是绝对的(李苏、韩科锋2004)。如何发现这些市场空白成为关键。李苏等进一步指出通过市场细分可以帮助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从而获得市场机会,但是在选择目标市场时要避免走入“多数谬误”误区。差异化营销策略是目标市场营销者比较理想的选择(漆雁斌,2005)。黄维梁(2000)进一步指出,差异化策略的实施有两个途径—产品差异化和营销手段及过程的差异化,但差异化营销也伴随着“需求变动、竞争者模仿、经营成本上升、实施不当”等诸多风险,值得关注。

(3)产品策略研究。农产品营销已进入质量营销的时代。产品质量分为性能质量和适用质量。与工业品不同,农产品质量营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性能质量(黄祖辉、吕佳、刘东英2004)。分级和标准化是提高农产品性能质量的基础、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李燕、琼范高林2002;高丽晶2002;卢向虎2004)。但是无论质量高低,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一个从入市到退市的市场生命周期。薛莉(2005)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延展策略,给出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产品延展生命周期的措施,以使产品在有获利性的成长期和成熟期最大限度地保持获利的势头,并使有衰退迹象的产品重新获利形成新一轮的增长。品牌策略是农产品产品策略分析中的热点问题,形成了研究专题。张劲松,何德文(1998),王策之(1999)陈良珠,蔡雪熊等(2000),邱琪,张旭东(2005),王杜春(2006),阿迎萍(2006),张萍,项英辉(2006)等等诸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谈论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构建农产品品牌的策略建议。

(4)价格策略研究。营销学的价格策略主要是有关营销活动主体的价格制定和策略选择的研究。对农产品的农户价格和零售价的合理价差问题,辛贤(1998)在改进价差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农产品价差模型,并进一步提出了农产品价格决定的长期模型和短期模型。价格策略方面,李东升,高彦彬(2005)认为差异化定价策略适用于鲜活农产品的定价。有关绿色农产品的定价,张秀芳,史建民等(2005)根据消费者剩余原理指出绿色农产品应该采取价格歧视策略,靳明,李爱喜(2005)则认为可以采用撇脂定价策略。有关农产品定价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的研究,蒋侃(2005)运用消费者意愿分析法,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了消费者购买超市农产品意愿支付价格构成,对超市农产品定价具有参考价值。

(5)渠道策略研究。营销渠道的研究形成了几个主题:一是对流通体系的继续研究。根据农产品市场发展趋势,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制应当通过加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的建设、做大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李志萌,2005)。二是对渠道模式和结构的研究。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垂直的农产品营销渠道和多渠道农产品营销系统是可选的农产品渠道模式(孙剑、李崇光,2004)。针对农产品现有渠道体系的弊病,邓若鸿等(2006)基于电子商务理论提出了“协同模式”的渠道结构系统;陈善晓,王卫华(2005)则提出了基于第三方物流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三是渠道选择和渠道组织的研究。农产品渠道的选择应当基于交易费用节约的基础(包玉泽,2005)。农产品营销渠道组织是一种多元的参与者自愿结成的经济联合体,成员有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批发商、零售商、商等(孙剑、李崇光,2003)。农产品超市销售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产品零售业越来越受到关注,刘东英等(2005),杨金风,史江涛(2005)对超市的经营行为以及农产品流通超市化对农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农民作为重要的渠道成员是近年渠道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农民在市场中的经营能力低、谈判能力弱,建立合作组织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章胜勇、阎竣,2004;严太华、战勇2005)。

三、研究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

1.研究发展的特点

(1)回归本位的研究。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理论基础营销学具有微观性特征,它着重于微观营销活动的策略、方法和技巧的研究。近年来对农产品营销研究的内容逐渐回归到围绕生产经营者及相关社会组织的营销活动展开。

(2)广视角的交叉研究。以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营销学交叉性较强。农产品营销学更加强化了这一特点,它以农业经济学和营销学为理论基础,是一门新型的交叉型边缘学科(李崇光,2004);同时农产品营销活动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与工业品相比受到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更大,决定了农产品营销活动必须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理论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农产品营销研究从宏观、微观层面,以产品的和管理的多个视角进行,广泛运用到经济学、管理学及农业经济学中的理论,弥补了营销学理论的某些不足。

(3)多热点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形成了多个热点。对于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我国农业,如何面对市场全面开放的竞争压力、如何充分利用wto规则,以及我国农产品如何走出去开展国际营销是近年来农产品营销研究的热点之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产品网络营销,物流技术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是农产品渠道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绿色观念的兴起,农产品如何应对绿色壁垒进行绿色营销成为了继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之后又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研究发展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

(1)停留于理论探讨实践性差。当前在农产品营销研究中,缺乏结合农产品生产、储运、销售的具体特点对农产品营销规律深入探究;缺少按农产品类别进行的分类农产品营销研究;缺乏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发展现状的具体实施办法的研究,对我国各地农产品营销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缺乏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不利于本土化农产品营销学的发展。

(2)缺少实证分析研究。目前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偏少。据笔者对“中国全文数据库”中文献的统计,与农产品营销相关的文献中实证研究仅占4.2‰;在有关农产品实证分析文献中,仅有2.2%的文献是关于农产品营销的。缺乏通过市场调研对农产品需求、消费者农产品消费行为、农产品营销策略实施效果的实证性研究,使研究的科学性、可信度打了折扣。

(3)部分研究缺失,泛化营销功能。目前农村产品营销研究主要集中于营销策略,而且多是关于其中的热点问题。有关农产品营销环境、农产品营销道德、农产品定位,农产品推销策略,农产品营销策略效率等营销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及难点问题缺乏广泛的探讨。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泛化农产品营销的功能。将“三农”问题、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问题都与农产品营销联系,认为做好农产品营销是解决这诸多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这势必夸大了农产品营销的功能。营销活动作为一种微观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实施组织战略目标的整体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不宜将其功能过分扩大,否则会进入“重流通,轻生产”的误区。农业的发展关键是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建立,营销活动可以使核心竞争力得以更好地发挥。

四、总结

无疑,在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农产品营销问题将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农产品营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若干成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力求做到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农产品生产经营特点,发展出适合中国“农情”的本土化的农产品营销理论;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走入农村和城镇开展广泛的实证研究,增加所提策略的适用性、可实施性和科学性;发扬探索精神,关注与农产营销相关的所有问题而非仅限于热点问题,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视角多样化。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4

1.1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制定长期远大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针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以战略高度的视角制定预期性部署,对各自为政的科技管理体制打破,强化和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的法律保障,全力保护知识产权,对于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并转为实际应用的单位和个人要重奖。组建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的保障机制,健全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把农科研投放在公共财政保障上。要重视农业科研领域,把农业科研作为农业持续增长的需求。制定远大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目标,不但是农业经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的重大措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要取得进步也必须这样做。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从长远着想,使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更加合理化、规范化,从而促成三个层次配置的最优化,给予我国农业由现行农业转向新兴农业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1.2努力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快速将农业科学技术转为实际应用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使科学研究转为实际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为实际应用涉及到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广义上讲,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包括科技提供、转化、需求及科技条件系统等组成的大系统,包含创立、完善有关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考核机制、奖励机制、调控机制等运行过程。从狭义上讲,科研成果转变主要由实验室研究、实验性试验、生产性实验、工业化生产等步骤组成,应管控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开发及成果实际应用接续体系。做好大学、科研机构和工厂及地方的科技联系,发动全体农业科教研究部门与民营企业参加多元化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农业科学工作要遵照市场经济规律操作,生产企业部门的需求是科学研究的推动力量,科学研究成果只有转变为实际应用才能使社会增值。生产部门以自身优势研发、引进新品种、新工艺、新机械转为创新型主体与推广技术的载体,科研部门、主导企业和农民结成紧密利益相关体。这种利益相关体是教学和科技成果孵化器,推广优良品种的产业部门,发挥有力科技辐射。

1.3提升农业科技人才水平,健全农业人才市场教育、科学、人才是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将科技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依靠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使其通力配合,才能形成“政、企、校、研、资”全方位互动。所以需要组建和完善以知识产权作为参股的机制,强化知识资本在高新技术中的作用,使知识资本准入门槛降低。另外,具备条件的地区组建地区人才储备库,使之成为长效机制固定下来。大学和科研机构要为地方培养一些有知识、有技能、会管理、善经营的新一代农民,采取远程教育和专业讲座等方式,将各个最新农技项目散播于农业地区,为农村基层单位造就科技推广工作者。为防止人才流失,主管部门要给予科技工作者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激励人才流动要素、市场选择的新型机制才能建立,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1.4改革农业推广机制,健全农业推广体系强化改革和健全农机推广体系关系到农业现代化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问题。在很多地区,农技站已经形同虚设。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不容忽略基层推广站对农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要组建现代化推广体系。我国现行的农技推广体系既不能迎合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农产品交易对我国现有农业经济产生的冲击,所以必须在保证农机推广体系平稳的条件下,加深体制改革。组建符合新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不把追逐经济效益作为目标,要考虑如何获得最大社会利益。各个地区要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深入地发掘地区农业的发展潜力,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准入资质,不能让不合格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坑害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指导农民抗击各种风险。

2结束语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5

关键词: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1-0017-06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功能,对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特征的“小农大国”而言,更具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探索,但我国现行农村金融功能依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客观需求,采用文献评论方法,在概括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演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主要观点基础上,基于演化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视角,分析既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不足,进而提出加强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的建议。

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不断,但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回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不难发现: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便很快在政府的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市场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改革迫使政府通过金融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章齐,2004)。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使我国政府对金融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监管和控制更加严厉(张杰,2003)。为化解国有金融风险,政府发起了以强化自我约束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农村金融问题日益显露并不断恶化。由于缺少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育不足,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进而又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农村改革最终没有内生出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需求的农村金融(张杰,2003)。

为化解日益恶化的农村金融问题,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我国开始实施农村金融新政。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意见》;2007年1月29日该意见的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并确定首批试点地区;2007年3月20日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办农村存、贷款业务。在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近年来各类城市金融机构开始向农村延伸、回流;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也开始抢滩农村金融阵地。应该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经历了“机构恢复调整、组织体系重构、金融风险防范和产权改革深化”四阶段后,开始进入市场多元化阶段(何广文,2008)。然而,农村金融新政实施已五年,农村金融供求矛盾依旧。

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大概在15万亿左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公共财政难以满足,必须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而且,财政投入形成的农业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效率,也必须以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规模化利用为前提。否则,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能会因为缺少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农村金融服务,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供求均衡,而且关系到财政支农的绩效。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依然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2.15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4.5%,而农村GDp占全国的46%以上;农业贷款2.44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足6%,而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10.2%。熊德平(2011)的研究显示:农户大额贷款需求增加,平均需求在50000元以上,但现行农户贷款仍以上限为5000元的小额贷款为主;联保贷款办理难度大,只能满足10%左右的农户需求,浙江地区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正规金融仅能满足20%,其余必须依靠非正规金融。虽然近两年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城乡资金开始双向流动,但农村流出规模仍在扩大。而且,农村金融日益明显的“脱媒”、储蓄下滑和分流现象,也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了巨大的困境(陈剑波,2008)。这也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历次一号文件,以及有关农业和农村政策中不断强调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并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的现实依据。

(二)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

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新政的推动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但依据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客观事实不难发现,多元化只是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还需要合理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过度集中与高度分散、市场垄断与无序竞争并存的状态(唐双宁,2007;杜晓山,2008;熊德平,2010),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仍未形成,产业组织落后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2010)所指出的“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尚未建立;农村信贷市场拓展的深度和广度需进一步提高;信贷、证券、保险的联动机制有待加强”等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的直接表现或直接所致。

(三)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必须深化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渐进性变化与发展过程,而非间断的激进性跳跃与爆炸过程。分析现有文献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框架和产业组织理论“新SCp”范式的研究设计,使得成果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静态均衡结果,获得产业组织创新的最优结局。其结论不仅忽视了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中,产业组织“成长”的内在属性与自发力量,而且难以解释我国农村金融政策不断失效的现象。显然,其只能在市场外生和静态均衡假设下的“时点”有效。

事实上,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政策的共同结果,但政策必须始终从根本上尊重和顺应演化的机理。因此,必须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深化农村金融产业问题研究,揭示其演化机制。

三、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中国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状况及其发展动态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以货币为中心的货币面纱论、货币非面纱论、货币中立论和货币非中立论等早期阶段,并深受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影响。二十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转型和西方政府干预的失败,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心由货币、信用向金融的转变,也同样经历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局部知识论等现代阶段,并深受金融危机论、金融创新论,以及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先后形成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二十世纪80年代后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FinancialSystemsparadigm)、二十世纪90年代的农村金融约束论(RuralFinancialrestraint)和农村金融局部知识论(RuralFinancialLocalKnowledgeparadigm)。

在我国,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周立,2003),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问题才成为经济和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更多的研究属于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般性对策分析(周立,2003;熊德平,2011)。林毅夫(2003)、何广文(2002、2003)、张杰(2003)和夏斌(2003)等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非农化、政策性金融缺位、信用社改革、小额信贷规范等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张杰,2003;罗来武、刘玉平、卢宇荣,2004;熊德平,2009)。在众多的研究中,吴国栋(1994)、冉光和(199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问题,熊德平(2005)在国内率先系统研究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与模式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为基于宏观体制、战略或微观机制、治理等研究,基于中观视角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并呈不断增加趋势。其中,朱冰、刘钟钦(2005)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研究;何广文(2007、2008)对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构造的分析;王煜宇、温涛(2007)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创新的战略思考;辛耀(2008)对研究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效率意义与方法的阐述;杜晓山(2008),马九杰和徐雪高(2008)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重要性以及存在问题的论证;郭树华、王文召(2007)等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SCp分析,都凸显了近年来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之势。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重要和必须的。但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演化机理,没有及时引入演化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等现代产业组织分析工具,其结论也只能基于农村金融市场静态均衡结果获得的产业组织创新最优结局。这不仅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范式上的滞后与不足,而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出了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演化经济学基础

经济演化(economicevolution)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对经济发展的过程问题研究。自此经济学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思想。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的静态均衡研究范式,认为那只能解释现存路径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对经济演化问题无能为力,认为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均衡状态下市场容量是既定和静止的,但市场是一个通过竞争实现由非均衡到均衡或不断打破均衡的动态过程,均衡只能是瞬间的(尼尔森,温特,1982)。他认为市场主体(企业)是被利润所推动的,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朝着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和外在给定的选择集上使利润最大化(刘志铭,2001)。为此,演化经济学用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变化(Variety)、惯例(Routines)、选择(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杨虎涛,2010),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经济结构变化在长期是怎样发生的,并注意研究市场行为主体(个人、企业、产业、区域甚至国家)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选择生存策略的(贾根良2005;王军,2008)。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范式,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与其他经济理论,如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交织中不断发展完善。但毫无疑问,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分析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式。尽管我国经济思想自古就有演化思想(贾根良,2004),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则是二十世纪90年代后才逐步出现的泊来品,国内的研究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引进、消化吸收与推广应用(蒋德鹏,盛昭瀚;2000;武爱,2003;商孟华、刘春英,2007;陈劲、王焕祥,2008)。

(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organization)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自马歇尔(1890)提出的马歇尔冲突以及斯拉法(Sraffa.p,1926)等人对马歇尔冲突的讨论和张伯伦与鲁滨逊(Chamberlain与J.Robinson,1933)提出垄断竞争理论以来,产业组织理论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并形成了体现不同经济学主张的产业组织理论流派。但无论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哈佛学派,还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新产业组织理论(newindustrialorganizationtheory),产业组织演化的思想总是始终蕴含其中,只是往往被忽视而已(王军,2008)。因为,自《国富论》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开始,经济学就一直蕴含着演化思想。

分析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清晰地分为两个特征显著的阶段。一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traditionalindustrialorganizationtheory)阶段,主要代表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成型的以SCp范式为基础的哈佛学派和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芝加哥学派。二是二十世纪7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以利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方法经济分析为显著特征的新产业组织理论阶段(newindustrialorganizationtheory)(植草益等,1995)。但如果抽象去不同产业组织理论流派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的差别后就会发现,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之间存在一个渐进性的由静态研究到动态分析的变化过程(贾良根,2005;曹雷,2008)。现行产业组织理论处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交错共存、交叉发展,并不断接受外来影响的状态,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来自演化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王军,2008)。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及研究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可以理解为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孙志刚、杜丽娟,2010)。

尼尔森和温特(1982)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产业组织演化的概念,但经济结构演化、产业演化、动态竞争等概念则被广泛使用,标志着演化经济学框架的建立。经济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对产业组织理论的重大影响,促进了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形成(尼尔森、温特,1982;弗罗门,1995;吴宇晖、宋冬林、罗昌瀚,2004)。尼尔森和温特之后,在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推动下,虽然产业组织演化的动态过程和理论体系构造的具体细节还存在诸多学术争议,甚至产业组织演化理论内涵还未得到共识性的科学阐述,但其应用不仅在国外已不罕见,而且在国内也日益普及(孙志刚、杜丽娟,2010)。江小涓(1999)、孙天琦(2001)基于转型背景研究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谢地(1999)、盛昭瀚、蒋德鹏(2002)等从系统论角度探索了中国产业组织发展规律;袁春晓(2002),胡立君等(2005),张燕,姚慧琴(2006)等分别对环境、产业结构、企业边界、分工、企业家才能、资源分割和组织族系等与产业组织演化关系进行了探索;王盛(2005)基于技术和市场对分工、协调与产业组织形式的研究;陆瑾(2005)基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演化经济学框架对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分析;于立(1999)、杨蕙馨(2000)等对国有企业产业进入退出的分析;朱磊(2002)对浙江制造业成长的研究;郑世卿(2009)对中国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研究;赵伟(2011)基于制度演化对浙江工业化与产业集聚的研究;程新章、吴勇刚(2011)基于传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的比较等等。尽管部分并没有贴上产业组织演化的标签,但均属于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代表之作。

在金融领域,由于很长一个时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并不包括农业和金融产业(杨治,1985;植草益,2000),加上我国理论和实践界一直没有将金融作为产业看待,所以,金融发展理论中也一直没有将产业组织引入研究范围。因此,有关金融产业组织的研究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孙志刚;杜丽娟,2010),在我国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但大多只侧重于银行、保险或证券某一领域的SCp分析,以及一些关于金融机构风险和市场退出问题的专门研究(杨德勇,2004;王颖捷,2004)。其中,具有演化经济学特征,体现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孙天琦(2002)的《金融组织结构研究》、杨德勇(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王颖捷(2004)的《金融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孙伟祖(2008)的《金融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基础理论的构建及延伸》,以及曹宝明,袁洪泉(2008)、邵全权、江生忠(2008)对我国银行和保险业产业组织结构与效率的实证等少数。但这些研究,对深化和发展了我国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明显的推进作用(杜丽娟,2009),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产业组织理论由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其一直蕴含着经济演化的思想,并深受演化经济学影响,日益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特征。而且,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及其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组织问题研究重要手段,在制造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不仅滞后于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而且滞后于金融发展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足够重视。近年来,熊德平(2005),朱冰、刘钟钦(2005)等开始关注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并取得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经济演化的思想,但其视角、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关键性要素,仍为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理论框架下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或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SCp范式。基于演化经济学及其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至今没有被真正系统地引入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这不仅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和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农村金融改革进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问题研究,亟待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

四、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框架的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针对国内现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研究忽视演化机理的缺陷,在进一步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目标和政策需求基础上,立足农村金融开放的复杂系统假设,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寻找产业组织演化理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结合点,在界定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是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市场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的总和基础上,定义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演化是其在特定初始状态和外部环境下,以制度、技术、信息和政府角色为主要环境因素,以变化、选择和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金融市场自然选择过程。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是演化与基于演化机理进行政策推动的共同结果。

在市场内生、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假设下,引入产业组织演化研究范式,修正、扩展并导入温特(2003)等的产业组织演化模型,将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置于农村金融发展大环境(peSteL)中,从微观主体和中观产业(区域)两个层面,考察处于不同位置和角色的政府和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自然选择机制下的行为机理、模式及其对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影响,建立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模型,进而将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方法和基于LSD(LaboratoryforSimulationDevelopment)软件的计算机模拟相结合,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博弈分析,以及计量检验、实验研究等多种实证方法,分别就全国及中、东、西地区农村金融行业与区域市场,从外部环境、初始状态、市场行为、市场关联、产业关联等方面,揭示并检验中国农村金融产业组织成长的机理、模式,并进一步在政府胜任能力研究基础上,就农村金融政策优化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提出对策建议,进而丰富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研究方法,拓展产业组织演化理论的应用边界,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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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2-2-2,第一版.

[8]杜晓山.聚集农村金融共话改革创新:和谐金融与普惠金融体系[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

[9]杜晓山.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J].金融与经济,2007,(2).

[10]唐双宁.在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论坛上的演讲[n].金融时报,2007-4-19,第2版.

[11]周立.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逻辑[J].经济学家,2009,(8).

[12]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D].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

[13]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D].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3.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6

关键词:农业政策;比较研究;启示。

石油农业对实现我国粮食自给,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石油农业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自然资源浪费等。现有的石油农业发展模式已难以肩负起破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等“三农”难题的历史重任,也难以支持经济、社会、环境的长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江苏省委、省政府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这是江苏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鉴于石油农业日益突出的副效用,世界各国纷纷寻找替代农业发展模式。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有机农业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替代农业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有机农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也日趋成熟。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有机农业生产的两大主要区域,起步较早,生产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市场也最为成熟。对美欧有机农业的发展经验和政策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对发展江苏省现代高效农业具有借鉴意义。

1美国和欧盟的有机农业发展现状。

1.1美国有机农业的发展。

美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1990年后,强劲的市场需求使得有机农业发展迅速。有机食品的销售额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一直持续到现在。2003年,美国有机食品的零售额达到104亿美元,占全部食品零售额的2%,人均消费额大约为36美元[1]2(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同时由于数据掌握的问题,这里主要采用美国和欧盟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说明。同时也会列出一些新的数据,比如2007、2008年度的,可以看出其发展规律和趋势大体一致)。2008年,美国有机食品的零售额达到220亿美元,占全部食品零售额的3%[2]。2003年,美国有89万公顷经认证的有机农田和牧场,占全部农田面积的0.24%,同时经认证的有机农场有8035个。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2003年,47%的美国有机食品在天然产品和健康食品店中出售,44%在传统的零售店中出售,9%的有机食品直接出口到国外。消费者可以在美国超过2万个天然产品店和75%的传统食品店中买到有机食品[1]2-7。2002年,根据哈特曼集团所做的调查,健康和营养是美国消费者买有机食品的首要考虑(67%),接下来分别是口味(38%),食品安全(30%)和环保(26%)[3]5。

基于美国有机农业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美国农业部于2002年10月正式颁布实施美国有机食品生产标准。标准促进了美国有机农业和有机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该标准综合了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农业耕种、生物法和机械化的具体实践,并且有效地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4]160。

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eRS)数据,2005年,美国50个州都有经认证的有机农场。新鲜农产品是有机食品产业体系中的最畅销产品。

在美国各州中,加利福尼亚州种植有机水果和蔬菜的土地数量居首位,以下分别是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蒙大拿州和爱荷华州。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阿拉斯加州则在有机家畜和牲畜产品方面拥有最多的农场数量[5]2-3。

1.2欧盟有机农业的发展。

欧盟是有机农产品的另一主要产区,欧盟和美国一举占据全世界有机食品销售总额的95%。欧盟的有机农业发展比美国略早,1990以来,欧盟的有机农业发展同样迅速,有机食品的年均销售额增长率达到7.8%。2003年,欧盟有机食品销售额达到130亿美元(2007年达230亿美元),人均零售额大约34美元。2003年,欧盟拥有510万公顷的经认证的有机农田和牧场,占所有农田面积的3.9%,有机农场有134434个。在欧盟大多数超市里都能买到有机食品[1]2-7。食品安全和健康是欧盟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首要考虑要素,其次是口味、环保和动物福利[3]5。

2003年,德国有机食品的零售额达39亿美元,位列欧盟各国首位,然后是英国和法国(大约各21亿美元)、意大利(大约19亿美元)。2001年,在欧盟国家中,丹麦有机食品的市场份额最高,为2.5%~3.0%(2007年增至5%)。2003年,意大利拥有欧盟最多的有机农地(大约100万公顷),占欧盟有机农场的五分之一,排在之后的分别是德国(73.4万公顷)、西班牙(72.5万公顷)、英国(69.6万公顷)[1]6,9。2007年的有机食品销售排序是德国(78亿美元)、英国(38亿美元)、法国和意大利(各约28亿美元),有机农地排序为意大利115万公顷、西班牙98.8万公顷、德国86.5万公顷[6]22,这两项排序与2003年大体一致。

2美国和欧盟有机农业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

2.1美国的有机农业发展政策。

美国政府主要采取市场导向型的政策,或者说是需求方面的政策(Demand-sidepolicy)来发展有机农业。具体就是通过国家标准和资质认证等方式促进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尽管美国政府除此之外还实施一系列扶持性政策来促进有机农业和农产品发展,比如,为有机农业研究、教育以及市场化提供联邦或者国家保障基金等。但是美国政府认为政府扶持性政策具有局限性,尽管近年来其比重还有所上升,但此类政策不是美国有机农业政策体系的主流。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尽管承认有机农业带来的诸如环境收益、社会效应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坚持认为有机农业为生产者拓展市场创造了新机遇,有机食品在本质上是为消费者提供多样选择性的差异化商品,其发展要遵循市场内在规律,促进和保持良好的市场需求是其政策核心[1]1[3]21。所以,美国的有机农业政策体系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规范性政策体系和支持性政策体系。

2.1.1规范性政策体系。

1990年,美国农业部根据《有机食品生产法》(oFpa)开始为美国有机农产品和食品制定国家标准,这部法案同年经美国国会通过。“有机食品生产法的三大目标:一是为有机产品的营销制定标准;二是使消费者确认有机产品达到了稳定的标准;三是促进国内各州间的贸易。”[3]3该法案规定有机农产品生产要关注土壤的肥力并且规范施肥管理,防止造成水污染。法案还包括环境和人类健康标准,以此来评估有机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是否达标。2002年10月,美国农业部颁布的国家有机标准正式开始实施,其目的在于“给予消费者对作为有机食品出售的合法性的信任,允许针对违反这一标准的行为予以法律手段打击,增加有机食品的供应量和种类,以及促进有机食品的国际贸易。”[5]1美国国家有机标准(noS)规范了生产和处理农作物、牲畜以及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使用方法、实践操作以及投入物质。这些标准要求有机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每一个方面都要符合《有机食品生产法》的规定,并且清楚地阐明在有机生产过程中诸如基因工程、污水污泥、杀虫剂等技术和物质不能被使用[4]160。

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国家标准和特定产品标签加强对有机农产品的监管,这些举措增强了消费者对该类产品有机身份的辨别力,从而降低了商务成本,也大大促进了有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以及有机农业的健康发展[1]2。

2.1.2支持性政策体系。

支持性政策体系与美国有机农业政策的新方向相关。尽管美国政府坚持自由市场下的有机农业发展政策,但他们也意识到补贴有机农业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农业部相关机构已开始扩大对有机农业的支持项目。2002年,美国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首次出现了几个直接资助有机生产者研究和技术协助规定,主要包括:“认证成本共享支持、研究和技术协助、保护措施、市场营销评估的豁免、出口促进、农作物保险以及其他激励措施等。”

[4]165-166从2002年开始,此类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2008年美国国会新的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政府支持类基金和项目快速增加。

从下列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趋势。2002年至2008年,美国政府对有机农业的支持项目经费从2000万美金增加到1.05亿美金,增长了5倍;这一期间,美国政府花在国家认证成本共享项目上的经费从500万美金增加到2200万美金;国家在有机农业研究上的投入从1500万美金增加到7800万美金[7]20。

2.2欧盟的有机农产品发展政策。

欧盟的有机农业政策在主体上有别于美国。

概括地说,欧盟采取的是政府推动型政策,也就是侧重于供给方面的政策(Supply-sidepolicy)。有机农业政策是欧盟农业环境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欧盟各国政府采取广泛措施来有效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建立政府标准和资格认证体系,对从传统农业向有机农业转移的农民给予补贴,对采用有机生产方式的农地数量设定年度或阶段性目标,以及大力推进支持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市场营销方面的政策”

[1]5。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欧盟国家认为有机农业具有正向的经济外溢效应并能增进环境和社会效益。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有机农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一种公共产品,所以政府需要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保证其供应。另外,欧盟各国认为有机农业目前还是“婴儿产业”,需要政府的支持以增强其竞争性,实现健康快速发展,并通过相关扶持促进政策,使有机农业逐步取代传统农业。

2.2.1政府标准和资格证书。

欧盟2092/91法规(1993年制定)规定了有机植物产品的标识,1804/99法规(2000年制定)规定了牲畜的有机管理。“这些法规对整个欧洲的有机生产、标识、市场营销设立了最低限度的规定,但是欧盟各成员国对法规的解释、实施以及强制执行、监控和检查负有责任。”

[1]5因此,在欧盟,一些国家的标准会严于另一些国家,与此同时,一个国家颁发的资格证书也未必被另一个国家所接受。

2.2.2支持农民从传统农业转移到有机农业生产。

和美国不同,欧盟对原先从事传统农业后转移到有机农业的农民给予补贴。这些补贴经济上的合理性在于有机农业生产具有良好的经济外溢效应,因而政府应该提供一些激励措施以鼓励农民转移到有机农业生产,进而可以更进一步调整农民的个人生产投入并从中获取社会收益和效益。欧盟的有机农业补贴部分地补偿了那些新从事有机农业或者刚从传统农业转移到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在其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成本增加或者产量降低等情况[1]5。

许多欧盟国家在他们的有机农业发展规划中设立了经认证的有机农地比例的目标。比如,丹麦20世纪90年代末曾宣称到2003年经认证的有机农地占比要达到12%;德国曾设立目标,到2010年有机农地占比要达到20%[1]6-7。

2.2.3支持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市场营销的政策。

与美国相比,欧盟在更广泛的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资助更多的项目来扶持有机农业发展,比如生产技术创新、有机食品营销推广、促进有机食品零售等。据统计,在2003—2005年期间,欧盟每年共有9000~10000万美金被批准用于上述研究或教育项目。2001年,当时的欧盟15国对有机农业的补贴是每公顷平均204~208美元,而传统农业只有每公顷99美元[1]5。

2.3美国和欧盟有机农业政策绩效分析。

尽管美欧两大区域的有机农业发展都很快,但相比较而言,美国市场的增长速度更快,生产效率更高。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数据,美国1990年以来有机农产品销售的年增长率超过了10%,而欧盟只有7.8%。2003年,欧盟有机农业耕地面积是美国的5倍,但销售额只有美国的1.3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不是原因,因为在那一年,两个地区的人均有机食品消费额相差无几(34美元和36美元)。另外,欧盟政府在有机农业上的投入也远高于美国,欧盟投入了更多的项目补贴和扶持资金。但是为什么欧盟的有机农业生产效率远远低于美国呢?通过分析,作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原因。

首先,和美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优势以及重视农业科研有关。美国具有传统的农业生产竞争优势,例如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集成管理、完善和发达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等。美国高度重视农业科研投入,尽管美国对有机农业的补贴远不及欧盟,但其补贴主要集中在农业研发上,美国的农业研发费用金额超过了欧盟。

第二,与生产规模效应有关。根据2003年的数据,美国每个有机农场的平均规模超过100公顷,而欧盟只有40公顷,美国的有机农业拥有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效应。

第三,欧盟侧重供应方面的有机农业发展政策,生产供应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育,但有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得到更多更好的激发,市场需求没有跟上供应的步伐。相反,美国坚持需求方面的发展政策,重视制定市场导向政策,重视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培育壮大,市场需求得到有效激发并且发展迅速。Dimitri等人认为在有机农业领域,欧盟市场供过于求,而美国市场则供不应求[3]6-7。

第四,欧盟政府的有机农业补贴对于减少有机农业生产成本以及保证有机农户的生产利润是很有效的,但也造成生产的低效能和低劳动生产率。

农户缺乏技术创新和改进管理的动力,欧盟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已开始对相关补贴政策的条件进行修改,以提升政策效能。

因此,总的来说,在政策产出效应方面,美国的有机农业政策比欧盟更有效,其鲜明的市场导向政策体系值得借鉴。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动,欧盟有机农业的基础条件要好于美国,主要体现在有机农业耕地数、农场数,以及有机农业的普及度和生产意识等方面。

2.4美国和欧盟有机农业政策的新趋势。

基于以上情况,近年来美欧的有机农业政策表现出相互融合的新趋势,但是偏重市场导向的政策趋向显得更为突出。从2005年开始,欧盟改变了以往按照生产规模对有机农业给予直接补贴的做法,而代之以单个农场的补贴政策。农户或农场必须达到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动物福利等综合标准才能享受补贴。此举意在保证农产品质量,满足和扩大市场的需求。美国在坚持市场导向政策的同时,加大了对有机农业的补贴力度。在2008年的美国农业法案中,美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对于由传统农业转为有机农业的农户和农场给予每年不超过2万美元,6年不超过8万美元的补贴。从2002—2008年,美国的有机农业补贴资金增长了5倍。其中对农产品认证的补贴从500万美元增长到2200万美元;有机农业研发基金则从2000万美元增长到1.05亿美元[7]20-21。

3对江苏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启示。

通过以上比较研究,对江苏现代高效农业发展有以下几点启示。

3.1政府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培育、扩大有机绿色等优质农产品市场。

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强有机、绿色等农产品的认证和监管,提升品牌效应,提高市场对现代高效农产品优质、环保、高端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检测检疫和疫病防控服务能力。以省、市、县区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检测中心等机构为主体,向生产基地、农业生态园区、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等延伸;进一步健全防控与检测网络系统,优化设备、技术和人员配置,提升防控和检测能力,完善日常检测和应急反应机制,着重启动和加强病死畜禽无公害化处理工程建设,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标准培训,逐步建立可追溯的农产品生产检测监控制度,构建从生产、加工到运输、销售一体化的监管体系,切实保证绿色农产品的品质和标准,不断增强消费者信心,扩大市场需求,提升优质高效农产品市场份额。

3.2政府应加大农业研发和技术推广投入,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和管理水平。

大力发展农业生物高新技术、信息高新技术、农业资源和环境工程高新技术,以及现代农业管理高新技术[8]。加快完善和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的集成管理水平。我省应以优质高效特色新品种和适用配套技术、节能环保、优质高效高产新技术和新模式研发为主导,以骨干企业为依托,省、市、县区三级技术系统为支撑,在农业各主要产业和主导产品领域,分别扶持建设或提升重点研发中心或研究所,着力提高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能力。结合国家省、市级农业重点攻关项目和农业高新企业及研发中心建设,鼓励和支持引进外来智力和实用紧缺人才,加强产学研结合,提升农业创新发展和科技支撑能力。

3.3政府应当对现代高效农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补贴或其他财政支持。

关键是选准补贴的领域,发挥好导向作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升级,扶持鼓励广大农户从事或转向有机、绿色等现代高效农业。财政支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财政无偿投资的方式就较合适。对于介于公益性和竞争性之间的,且政府应该鼓励的项目,如农民培训、农产品营销体系建设等,宜采用贴息、税费减免、投资补贴、以奖代补等形式。还应充分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对金融等其他支农资金,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现代高效农业的引导作用[9]。重点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等的投资或补贴。通过政府增加现代高效农业科学研究的投资,引导农业科研单位将研究重点转向对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项目的投资或补贴,降低从事现代高效农业的农户生产成本。积极采取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举措,引导和鼓励企业、农户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比如,对以有机、绿色等优质农产品为原料的农业龙头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以补贴其外部经济正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参考文献。

[1]CarolynDimitri,Lydiaoberholtzer.eUandU.S.organicmar-ketsFaceStrongDemandUnderDifferentpolicies[eB/oL]。

[2009-10-13]。http://ers.usda.gov/amberwaves/Febru-ary06/Features/feature1.htm.

[2]wikipedia.organicfarming[eB/oL]。[2012-10-05]。http://en.wikipedia.org/wiki/organic_farming.

[3]CarolynDimitri,Lydiaoberholtzer.market-LedVersusGovern-mentFacilitatedGrowth:DevelopmentoftheU.S.andeUor-ganicagriculturalSectors[eB/oL]。[2009-11-02]。http://ers.usda.gov/publications/wrs0505/.

[4]CatherineGreene.agricultur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in-dicators[eB/oL]。[2009-11-05]。http://ers.usda.gov/publications/arei/eib16/Chapter4/4.9/.

[5]RenéeJohnson.organicagricultureintheUnitedStates:pro-gramandpolicyissues[eB/oL]。[2009-11-05]。http://

nationalaglawcenter.org/assets/crs/RL31595.pdf.

[6]Helgawiller.theworldoforganicagriculture2009:Summary[eB/oL]。[2012-10-27]。http://organic-world.net.

[7]CatherineGreene,CardynDimitri,Biing-HwanLin,etal.emer-gingissuesintheU.S.organicindustry[eB/oL]。[2009-11-05]。http://ers.usda.gov/publications/eib55/eib55d.pdf.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7

关键词:农业保险;公共物品

风险问题是人类发展一直面对的问题。农村保险是指所有面向农村开办的各类保险业务,农业保险最早发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因为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大规模地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农业自身经营和发展方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客观地提出了对保险的需求,于是一些私人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始试办农业保险,现代经济与金融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典型的互动关系,但是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在农业保险事业发展中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市场的调节力量有限

(一)农业保险供给方面

影响农业保险供给的因素主要是系统性的农业风险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巨灾风险。其中前者决定了农业保险供给的高补偿成本,而后者造成了农业保险供给的高管理成本,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偏低的农业保险供给。农业风险事实上属于“不可保风险”。对从理论上和技术上的“不可保风险”进行“保险”,这是农业保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1.系统相关性及巨灾对供给的影响

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事件必须是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即非系统性风险),农业保险才能通过各种组合加以分散。但农业风险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所谓的相关性和巨灾性灾害都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是农业保险无法从中获利甚至是亏本导致的供给不足。

2.信息不对称与农业保险

历史上使用商业保险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试验都失败了,除了本身农业的风险特殊性带来的缺口以外,主要还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现在农业保险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直接或问接经营的。市场机制之所以在农业保险问题上失灵,主要是因为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逆向选择与农业保险,农民相对于政府保险公司等宏观的组织更加了解自己的土地、技术、天气周期等,由此更加了解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保险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是保险人没有能力去设置与风险水平相称的保险费(即合理的保险费率)一个直接的结果。(2)道德风险与农业保险,部分学者从农民在购买农业保险前后农业生产投入行为(主要是肥料或农药)来确定道德风险现象的存在。不同的投入品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不同的投入品施用量与农业保险之间的关系应是不一致的。

(二)农业保险需求方面

虽然有不少的农民具有投保的愿望,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农业保险实际上还缺乏有效需求。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农民可能对风险并不是强烈厌恶,对保险并不具有一个非常高的支付意愿,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讲,其对于风险的偏好在低收入时往往趋于风险中性,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不倾向于使用保险来分散农业生产中遭遇到的自然风险。

二、政府在农业保险供需对接策略研究

(一)商业主导的农业保险

从经验上和理论上看,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保险不适宜纯粹商业化运作达成共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农业保险的单纯商业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农业保险中还存在巨灾风险难以分散等问题,因此,对农业保险进行补偿是必要的。大部分学者对农业保险不适合商业化经营以及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从世界各国农业保险的具体发展模式或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程出发,得出了农业保险不能实行商业化运作的结论。在对国外农业保险经验进行详尽总结后,多数研究结论认为:发展农业保险,走出农业保险的困境,需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强法律方面支持、引进再保险和再保险基金制度、选择适合本国的农业保险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农业保险需要国家财

大力支持,也就是要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政府参与的农业保险

为了促使农业保险供需对接,一些学者对如何纠正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策略进行了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农业是准公共产品。在此情况下为政府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提供理论依据。最知名的是skees通过对美国政府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进行分析后认为,在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支持和补贴力度情况下,农业保险并非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政府补贴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可能存在如下一些问题: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扭曲农业保险的功能。对农业保险的大量补贴,实际上使农业保险损失补偿功能逐渐淡化,逐渐成为一种收入转移支付工具。降低社会资金的效用。政府直接经营容易产生“寻租”和低效率现象。对私人保险的“挤出效应”。模式方面:一国农业保险组织模式是对于农业保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学者一般将国外农业保险模式归纳为五个类型:政府主导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相互社模式(以日本为代表)、民办公助模式(以西欧国家为代表)、政府垄断模式(以前苏联为代表)、国家重点扶持模式(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在模式的选择方面,不同的学者主张经营模式不同。在众多经营模式中建立以非盈利性农业合作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体制是最佳的选择。周红强调在我国须建立新型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谢家智、蒲林昌在对市场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障碍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该坚持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总结

通过上述有关国内外农业保险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国外学术界尤其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对农业保险的研究相当成熟。相比较而言,国内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如果不能保证农业保险的供给方提供保险产品,就根本不用谈农业保险需求。对农业保险替代品的研究比较少。农业保险的替代品有硬件(如水利设施)和软件(如政府救济)之分,他们与农业保险相比,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只有通过比较,量化他们的优劣势,才能更好地提供农业保险产品。

参考文献:

[1]王志宇,方淑芬.风险概念研究燕山大学学报,2007(2)

[2]李军.农业保险的性质、立法原则及发展思路.中国农村经济,1996(1)

[3]庹国柱,卞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4]谢家智.农业保险区域化发展问题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1)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8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产品物流;对策分析

1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新农村建设作为党和人民的一项重要而又伟大的战略性工程,其必然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与之相适应。而目前影响农业发展的瓶颈正在从生产领域逐步延伸到流通领域,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水平低,流通成本高,农民没有从流通领域享受到应得的比较利益。由于农产品最终要依赖于流通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正在成为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矛盾的重要举措,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促进整个农业发展的关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国内外人士逐步认识到农产品物流的重要意义,继而开始予以关注,理论研究方面陆续出现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和文献,比较突出的有李柏园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研究》(1995),风雷的《农产品市场组织模式研究》(1996),杨孚平的《农产品流通与国民经济成长》(1996),纪良钢的《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研究》(1999)等。另外,张声书和日本的佐伯弘治编写的《中国现代物流研究》(1998)部分章节涉及了中国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研究;王之泰教授的《现代物流学》(1995)也提及了农业环境与农产品物流。

但总体来说,目前进行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很多,研究现代农产品物流问题的文献也不胜枚举,但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物流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探索我国现代农村物流产业的发展思路,并提出发展农村物流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2 新农村建设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内在联系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党重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的新农村建设是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是对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的具体实践,而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才能导致正确的实践。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来解读新农村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的构建,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以及建设现代农产品物流目标的真正实现。

(1)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问题,也就是建设怎样的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就回答了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建设目标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义和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中,生产发展是首要任务,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而众所周知,广大农村的生产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途径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问题,也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说明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在于统筹。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关键还在于自觉地促进城乡交流,而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不仅能够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同时也能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逐步改变,成为新农村建设一个助推器。

(3)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以民为本的解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说明了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产品全面短缺的时代已经结束,并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过剩,而农产品流通不畅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民无法从流通中获得应得的比较利益,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也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意。

3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大量化、多样化、优质化和动态化的趋势,这与农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有季节性、区域性、分散性等特点产生必然的供求矛盾。而农产品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物流系统,包括供应商、加工商、批发商、零售商。简略来讲,当前我国农产品物流具有三大特点:即物流数量大、品种多;物流难度大;物流要求高。

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目前尚处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阶段,所以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物流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供应非常分散,物流成本很高。传统农产品物流模式局限于供应商和销售者之间的多环节重复物流,效率低下,现有农产品物流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发展形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农产品物流渠道比较单一,尚未形成多渠道的营销体系。农产品物流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低下。在我国,社会上对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的作用和意义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至今较低。尽管物流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总体看来,物流规模普遍偏小,竞争力不强。自营物流还占绝大部分,第三方物流发展比较缓慢。

第二,物流成本高,价值增值少。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是单户经营,农民对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等的购买多以分散为主,而且农产品的销售都是各家分户进行的,物流成本过高。

第三,物流技术水平低,运输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落后。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及管理水平低下。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5000多家,但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数量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信息网络平台等公共和准公共设施仍然落后;批发市场的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标准化程度不高,农产品的检疫监测手段不完善,从而导致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第四,缺乏健全、快捷、灵敏、安全和可靠的信息服务。农产品物流各环节的信息化程度低下。我国农户获得农产品生产信息主要依靠传统方式,其他诸如来自当地市场、政府部门、传播媒体及网络的都很少。当前,许多农产品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相关物流信息网络系统还处于空白,在物流服务企业中,仅有39%的企业拥有物流信息系统,绝大多数物流服务企业尚不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物流信息的能力。

第五,农产品自身的缺陷造成流通的障碍。农产品物流标准化程度较低。一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物流器具标准不配套,托盘标准化没有推行,包装标准与运输标准不配套,物流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标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二是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卫生标准和市场内部的检验检测体系尚未建立,进人流通的农产品质量偏低,缺少检验手段和食用安全保证。

4 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等设施的建设。考虑物流量的大小、区位等因素,在粮食、蔬菜、水果、禽蛋、水产品等农产品集中产区,改、扩建一批集散功能强、辐射范围广的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实施村村通公路,提高通达率和道路等级,确保农产品的运输道路畅通无阻,物畅其流;加快农产品运载工具的开发生产,发展与改进各式农用运输车;加速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电话普及率;加快网络基础建设,改变目前信息“高速公路”塞车的状况,发展和普及宽带业务,不断推动网络延伸。

(2)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培育和完善农产品物流主体,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统筹城乡的纽带,建立起单个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机制,促进农业资源横向集中和经营纵向一体化,以形成强大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强大的支持。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政府与农民的联系,保护农民利益。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9

关键词:生产业城乡协作统筹发展实现路径

相关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生产业的研究成为服务业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总体上看,国外关于生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的相关问题,如Bailly(1985)、Coffey(2000)等研究了生产业在大都市的集中和不均衡布局现象。涉及到农村生产型服务业的研究较少,这和生产业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地区密切相关。thomasJ.Kirn,etc(2006)对美国华盛顿周边乡村地区的研究发现,乡村地区的生产业发展的机会比较有限,原因在于市场可及性较差、较少的专业人员储备以及缺乏经济集聚效应。Beyers(1994)对比分析城市和农村生产型服务业竞争力以及BesserterryL.(2003)的研究指出,乡村生产业与城市相比,其服务质量上存在显著的差别。但thomasJ.Kirn,etc(2006)认为,作为美国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部分,生产业已经成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贡献者,并指出城市生产业的发展有向农村拓展的趋势。

国内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生产业在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更为明显,学者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着城市生产业进行,如闫小培(2005)、胡晓鹏(2008)等。相比较而言,关于农村生产业的研究更为稀少。李启平(2008)考察了生产业与农业的关联性,认为加强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和互动发展,可以稳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和专业化。闻海燕(2008)以浙江省为例的研究发现,生产业与农业生产融合的特征还不是很明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内部结构不平衡等。在一些具体的行业中,一些学者考察了城乡生产业的合作发展问题,如周海蓉(2005)、陈星宇、任保平(2011)等。

总体上看,国内外对于农村生产业发展的研究均不太丰富,更缺乏针对城乡生产业如何协作发展的研究。本文拟结合前述针对城乡产业协作发展的研究,落脚于生产业这一特定但也涵盖广泛的产业领域,为我国城乡生产业协作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做出一些探索。

城乡生产业协作发展的积极效应

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城乡产业之间的协作和互动作用微弱,更多地在各自的市场中分别发展。城市区域工业化发展较快,专业化分工较为细化,这为生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因专业化分工不足,消费能力较低,使得农村生产业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迫切要求打破城乡藩篱,实现二者的互动协作发展。

(一)有助于培育和发展农村地区生产业市场

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对生产的需求意识不强。只有富裕地区的农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能够意识到现代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安全质量问题十分关注,从而派生出从生产技术服务到产品检测服务,再到产品物流配送运输服务一条龙的生产产品的高需求。这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生产业发展均处于低水平状态,这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生产业的需求。相对高水平的城市生产企业进驻农村,将促使农村地区生产外部化,并使农村生产业的市场空间逐渐扩大,新的服务领域不断出现,进而促进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化。

(二)拓展市场空间并迅速提高服务业水平

拓展城市服务业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市场空间,并迅速提高农村生产业水平。随着城市生产企业向农村市场拓展,将带动城市相关资源,包括资金、人才、信息等向农村转移。而这些企业在为农村地区提供相对高质量的生产的同时,也为农村本地生产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如越来越多的商务服务企业开拓农村市场,通过高水平的服务,正逐步改变农村地区对技术、法律、咨询、会计、广告等服务的态度。

(三)推进城乡生产业的合理分工

随着城乡市场一体化格局显现,将促进城市地区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行业,如信息服务、商务服务、金融保险等,进一步提高城市生产业的产业层次;而一些相对传统的生产业,如采购、仓储运输、配送、包装等行业,在城市中不具有比较优势,将逐步向农村地区转移,进行产业链延伸,农村生产业企业可在承接城市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中,实现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合理分工与紧密合作,城乡之间实现融合,共同发展。

实现城乡生产业协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拉近城乡距离,降低城乡要素流动壁垒

城乡生产协作发展重要的是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使得生产从城市进入乡村,具有便利的条件和比较低的壁垒。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实现:

第一,扩展城市空间结构,扩大城市辐射范围。我国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化,主要是随着区域开发的不断扩展,由最早开发的核心地区的城镇逐渐向外扩散而形成和发展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体系的建设使其空间网络更趋完善。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逐渐扩展,城市空间网络辐射范围逐渐扩大,形成城市圈层,在圈层结构内的农村地区,均受到城市经济的影响,而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展亦使更多的农村地区被纳入城市辐射范围。城市通过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的聚散与周边乡村结合成一个有机系统,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生产业在这种城市空间结构扩展过程中,亦逐步随着城市与农村经济互动的增加,而向农村地区拓展,提高了城乡之间经济的粘合度。

第二,加快城乡体制改革,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近年来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出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手段,体现出农村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的现状已不容忽视。促进城乡生产业协作发展,更需要打破城乡体制藩篱,通过改革形成城乡统一的大市场,促进各种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减少生产企业跨城乡经营的成本。

第三,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城乡基础设施通畅衔接。大力投资建设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络,一方面可降低城乡间物流成本,城市大型流通企业可充分发挥现代物流服务的优势,将农村地区产品大量向外部运送,而农村市场的物流企业则可转变为现代物流服务下的中型流通企业,形成城乡商贸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城镇集聚对工业、居民的吸引力,推动城市产业逐步外迁到农村地区。先进的通讯技术跨越了城乡间的空间界限,生产业的大量资金和业务均可以通过顺畅的通讯技术流通和运行,在一个无需交通成本的空间中为城乡间紧密协作创建了信息平台。因此,可着力建设农村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积极鼓励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软件供应商、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商和信息服务商参与平台建设。通过提供技术支撑、咨询、培训等公共服务,提升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二)发挥政府与市场合力,共同培育协作环境

在发展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干预可在短期内迅速输送资源,建立较好的条件,但其缺点是不能长期持续。市场经济的突出优势在于其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市场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风险机制,使得资源发挥最高效率。但缺点在于往往引导资本和企业向利润高的地方转移,而农村这种市场狭小的地方则难以自动获得丰富的资源。因此,城乡生产业协作发展,初期是政府为主导,为城市生产企业进驻农村地区营造便利条件和良好的环境,甚至通过直接的补贴对城乡生产企业提供支持,使得农村生产领域不断拓宽,逐步健全和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城乡生产业协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逐步培育起来,引资环境也得到较大改善后,应逐步减少行政干预,转变到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吸引更多的城市生产企业进入农村市场,在农村寻找发展和利润空间。而农村生产企业亦能够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能力和经验,在与城市生产企业合作中寻找城市中的市场空间。

(三)增强企业合作,提升网络效应

现代经济发展是以网络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企业网络的扩展速度和密度决定了企业之间合作的频率。农村地区企业之间的合作愈多,愈能推动企业向专业化发展,从而扩大对生产的需求。具体来看,增强农村地区企业网络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推动农业产业化与集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和集聚化发展解决的是农村生产业的需求问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农业生产本身对于生产业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会带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推动农村工业化,进一步促进农村产业分工的细化。而现有文献指出,制造业的集聚化发展是生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地区如此,农村地区亦然。因此农业的产业化和集聚化发展将大大扩展生产业的作用空间。

第二,推进城乡间产业转移,带动生产网络延伸。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把一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周边农村地区扩散转移,农村地区通过承接城市产业扩散而逐步提高自己的产业化水平。通过转移与承接,城市地区减少了工业污染,实现了把经营主体转向可提供更高附加值的高技术行业或服务业。而在产业从城市向农村扩散的过程中,由于企业间网络的作用,驱使向所转移产业提供生产的企业逐步向农村延伸,从而把产业链更多地转移到农村地区,带动农村地区生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城乡生产业协作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短期内能够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中上述提及的诸多策略措施互相促进,也互相牵制,只有发挥合力,才能推动城乡生产业有效地衔接和协作。但这些策略也并非必须同时进行,在不同阶段可以择其重点,着力发展。这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其他诸多因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故而应在初期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引进民间资本,大力完善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城乡间通过交通、电信等联系日益紧密时,也将推动其他举措的快速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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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闻海燕.浙江省农业生产业发展研究[J].科技与经济,2008(3)

现代农业市场研究篇10

新农村建设作为党和人民的一项重要而又伟大的战略性工程,其必然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与之相适应。而目前影响农业发展的瓶颈正在从生产领域逐步延伸到流通领域,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水平低,流通成本高,农民没有从流通领域享受到应得的比较利益。由于农产品最终要依赖于流通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正在成为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矛盾的重要举措,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促进整个农业发展的关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国内外人士逐步认识到农产品物流的重要意义,继而开始予以关注,理论研究方面陆续出现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和文献,比较突出的有李柏园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研究》(1995),风雷的《农产品市场组织模式研究》(1996),杨孚平的《农产品流通与国民经济成长》(1996),纪良钢的《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研究》(1999)等。另外,张声书和日本的佐伯弘治编写的《中国现代物流研究》(1998)部分章节涉及了中国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研究;王之泰教授的《现代物流学》(1995)也提及了农业环境与农产品物流。

但总体来说,目前进行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很多,研究现代农产品物流问题的文献也不胜枚举,但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将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物流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探索我国现代农村物流产业的发展思路,并提出发展农村物流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2新农村建设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内在联系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党重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的新农村建设是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是对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理论的具体实践,而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才能导致正确的实践。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来解读新农村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的构建,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以及建设现代农产品物流目标的真正实现。

(1)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问题,也就是建设怎样的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就回答了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建设目标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义和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中,生产发展是首要任务,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而众所周知,广大农村的生产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就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途径的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问题,也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说明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在于统筹。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关键还在于自觉地促进城乡交流,而现代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不仅能够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同时也能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逐步改变,成为新农村建设一个助推器。

(3)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以民为本的解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说明了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产品全面短缺的时代已经结束,并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过剩,而农产品流通不畅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民无法从流通中获得应得的比较利益,因此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也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意。

3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大量化、多样化、优质化和动态化的趋势,这与农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有季节性、区域性、分散性等特点产生必然的供求矛盾。而农产品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物流系统,包括供应商、加工商、批发商、零售商。简略来讲,当前我国农产品物流具有三大特点:即物流数量大、品种多;物流难度大;物流要求高。

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目前尚处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生产阶段,所以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物流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供应非常分散,物流成本很高。传统农产品物流模式局限于供应商和销售者之间的多环节重复物流,效率低下,现有农产品物流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发展形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农产品物流渠道比较单一,尚未形成多渠道的营销体系。农产品物流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低下。在我国,社会上对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的作用和意义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至今较低。尽管物流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总体看来,物流规模普遍偏小,竞争力不强。自营物流还占绝大部分,第三方物流发展比较缓慢。

第二,物流成本高,价值增值少。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是单户经营,农民对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等的购买多以分散为主,而且农产品的销售都是各家分户进行的,物流成本过高。

第三,物流技术水平低,运输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落后。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及管理水平低下。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5000多家,但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数量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信息网络平台等公共和准公共设施仍然落后;批发市场的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标准化程度不高,农产品的检疫监测手段不完善,从而导致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第四,缺乏健全、快捷、灵敏、安全和可靠的信息服务。农产品物流各环节的信息化程度低下。我国农户获得农产品生产信息主要依靠传统方式,其他诸如来自当地市场、政府部门、传播媒体及网络的都很少。当前,许多农产品市场没有配备信息设备,相关物流信息网络系统还处于空白,在物流服务企业中,仅有39%的企业拥有物流信息系统,绝大多数物流服务企业尚不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物流信息的能力。

第五,农产品自身的缺陷造成流通的障碍。农产品物流标准化程度较低。一是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物流器具标准不配套,托盘标准化没有推行,包装标准与运输标准不配套,物流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标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二是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卫生标准和市场内部的检验检测体系尚未建立,进人流通的农产品质量偏低,缺少检验手段和食用安全保证。

4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等设施的建设。考虑物流量的大小、区位等因素,在粮食、蔬菜、水果、禽蛋、水产品等农产品集中产区,改、扩建一批集散功能强、辐射范围广的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实施村村通公路,提高通达率和道路等级,确保农产品的运输道路畅通无阻,物畅其流;加快农产品运载工具的开发生产,发展与改进各式农用运输车;加速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电话普及率;加快网络基础建设,改变目前信息“高速公路”塞车的状况,发展和普及宽带业务,不断推动网络延伸。

(2)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培育和完善农产品物流主体,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统筹城乡的纽带,建立起单个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机制,促进农业资源横向集中和经营纵向一体化,以形成强大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强大的支持。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政府与农民的联系,保护农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