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特征篇1
【关键词】传统音乐；文化特征；传承发展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多样，在过去相对闭塞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各地各民族之间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色彩。由于各个民族的活动范围主要聚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也产生了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因而，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习惯、文化喜好都不一样，也影响了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风格特征。所以，山区地区的音乐高亢、平原地区的音乐空旷、江南地区的音乐悠扬、大漠地区的音乐豪放、草原地区的音乐热情。可见，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也各有美妙之处。如今，人民大团结、文化大融合，地方传统音乐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文化结构发生改变，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尤为重要，为我们研究地方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解析
文化是人类社会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产物，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地方传统音乐是在群众群体中流传最广的一种非物质文化，也是最直接反映大众生活、情感状态的文化形式之一。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形式，彰显了独特的文化底蕴。我国的地方传统音乐一般分为民歌、舞蹈、戏曲、说唱和器乐等类别。在这些大类别中，还有各种小的分支。比如，民间歌曲也分小调、情歌、劳动号子等多种艺术体裁，然而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之间，民歌的音乐风格又各具特色。再如，我国传统音乐中的器乐也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从西周开始，民众就喜欢吹笙、鼓瑟、弹琴，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了深厚的底蕴。再到隋唐时期的琵琶、古筝等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形成了自身鲜明的艺术特点，也创作出了很多经典的传统乐曲，流传至今。著名的传统音乐曲目有琵琶曲《十面埋伏》、唢呐曲《百鸟朝凤》、合奏曲《将军令》等，展现了极为隽永的文化审美特色。这些富含文化特色、民俗风情和地域风格的传统音乐作品展现了传统音乐的文化魅力。此外，我国民间舞蹈从夏商西周，一直到春秋战国，从原始舞乐进化到了宫廷舞乐，基本确立了传统舞蹈的艺术特征，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政治的动荡和人民的迁徙，对民间舞蹈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内迁，对传统音乐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不仅艺术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音乐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随后，外国音乐逐渐地传入国内，为我国的民族音乐、乐曲创作和音乐理论方面都加入了新元素。到了明清时期，传统音乐文化也逐渐形成了固定形式，各地也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大量精彩纷呈的传统音乐被传播和保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地方传统音乐不断接受外部元素的渗透和影响，也同时走出自己的一方新天地，赋予了更为生动的表现色彩。如今，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传承工作也更加地系统化，更多的地方民间音乐又重获新生，焕发出璀璨的艺术之光。
二、我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特征呈现
首先，传统音乐内蕴了鲜明的自然之美。地方传统音乐中很多歌曲的腔调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地理特征有关，连伴奏的乐器也是就地取材，树叶、竹竿、陶器等都能经过简单加工，产生出优美的声音。先人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们的艺术创造力非常的突出，很多少数民族的歌曲都是借助自然景色、山水风光、动物花草等来倾诉心声、歌颂爱情，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由、热爱自然的淳朴感情。其次，传统音乐中内蕴了丰富的生活之美。很多地方的民族音乐歌曲并非由专业的音乐人创作，而是在生活和劳动中由群众集体创造出来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人，他们喜欢歌唱，在他们的民族歌曲中，就有很浓重的民族生活气息，融入了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习俗。《抗婚歌》《捉鬼歌》《砍山歌》等民歌，都是用不同的演唱腔调和表演方式，唱出了黎族人的心声，展现了黎族人的民族风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最后，传统音乐中蕴含了深刻的思想与情感之美。地方传统音乐文化中讲述亲情、爱情的歌曲数不胜数，各种音乐仪式和庆典乐曲也很丰富。例如，婚礼歌曲中有唱给新娘父亲和母亲的歌，还有教子孙做人道理的歌，妈妈唱给宝宝的摇篮曲、宴席中人们唱的祝贺的歌曲等，都展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情感。众多地方歌曲内容丰富，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具，将各种场合的仪式和礼仪用音乐的形式展现了出来，也体现了各民族群众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和高尚的美德情操。
三、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意义探究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地方传统音乐的产生，离不开世代群众的精心培育。每一种地方音乐的产生都伴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与情感，可以说传统音乐与群众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例如，劳动号子、祭祀舞蹈、民间歌曲等，都是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很浓厚的民俗风情。所以，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特点，同时传统音乐也以特殊的形式，对文化、历史起到了重要的记录和承载作用。今天，以更为高瞻远瞩的目光去审视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将我们的文化艺术传承持续推进下去，不仅要保护传统音乐的艺术价值，还要发扬传统音乐内蕴的文化精神，让民间悠久的音乐文化被更多的人认同和传承，让每个民族的艺术智慧得以传播下去。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起步较晚，有一部分传统音乐文化瑰宝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已经消失，不可再生。这是由于地方传统音乐产生的地域有局限性，受众群体少，传播方式陈旧，极易被新型音乐文化形式所冲击。所以，对地方音乐文化的传承，能够使文化价值深厚的传统音乐得以发扬，并形成科学的传承路径，得到持续的文化发展。我们只有探究地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途径，才能发现地方传统音乐内蕴的艺术之美，让更多地方的传统音乐得以传播和传承，让群众感受到不同的地方音乐的文化魅力，让各种地方传统音乐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愉悦。挖掘地方传统音乐的文化之美，让群众了解并热爱地方传统音乐文化，让地方音乐文化走出原有的地域，激发更多人欣赏、探究传统音乐文化的热情，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参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创新，有助于更多的优秀音乐作品的产生，从而推动地方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
四、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产业发展实践
音乐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我们的传统文化应该从成功的案例中汲取经验。《takemeHomeCountryRoads》《HotelCalifornia》，作为美国乡村音乐的代表，这些歌曲的流行和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让人们了解到美国南部乡村的风土人情。随之而来，美国南部乡村人们的服饰也成了一股流行趋势，甚至美国加州还一度成为旅游胜地，这都得益于音乐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也启示我们传统音乐文化可以走产业之路。我国的文化旅游业正展露出发展的良好势头，给地方传统音乐文化推广提供了机会，所以传统音乐也要抓住这一契机，在谋求自身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做好借力发展，借势而为，大力的发展文化产业，拉动自身的产业价值。我国地域广阔，地方传统音乐的形式非常丰富，但是能够真正得到产业发展的并不多。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先决条件，也就是一定的经济支持，传统音乐持续的文化发展也会面临很多问题。基于此，地方政府要积极响应党中央扶持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和措施，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让地方音乐文化借助文化产业和经济市场，谋求各方面的合作，才是音乐文化发展的硬保障。比如，根据本地的传统音乐艺术特点，开设音乐特色小镇，与当地旅游业合作发展；与当地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谱写有地方特色的音乐作品，进行市场推广；为企业、政府创作音乐文化宣传歌曲等。在互助互利的前提下，寻求地方文化的产业发展途径，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还可以引进先进的设备和产业人才，为当地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创造更多的机会。总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和资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地方传统音乐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
五、结论
总而言之，我国传统音乐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不仅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发展的重点内容，将来也将一直是重点保护的文化遗产。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做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工作，将对传统优秀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而，本课题从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艺术呈现、传承意义以及产业路径的探索入手，全面地推进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为良好持续的音乐文化艺术传承注入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颖.关于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的思考[J].戏剧之家,2021,(19):69-70.
传统文化特征篇2
论文摘要：通过对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架构及其特定的时空与群体意义的剖析，对中国文化架构的特质加以归纳并进而引申对传统徽州民居形态特征及其文化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徽州民居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缩影特例，对其建筑形式及内涵文化特征的把握应站在传统文化的本质层面。
1传统文化的架构
1．1“天人合一”——终极价值(层次)的追求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精神，“天人合一”的根本在于：1)人与自然(天地万物)本质同一、主客一体。2)人与自然的同一为终极追求，所谓“与天和者，此之谓天乐”。3)“知行合一”“体用合一”“道器同源”，实践的过程、方法与目的同一。它不仅构成中国文化鲜明的自然主义特征，而且演绎为与西方主客对立的基督教社会本质相异的文化体系和形态表现。
1．2“仁”——群体情感(层次)的体现
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将人们对群体情感的天然需求纳入了血缘纽带之中加以强化，从而使“仁”成为中国文化架构的重要层次和有力支点。《孟子》：“仁之实，事亲也，”《论语》：“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仁”是亲情对普遍人际、情感的转化和推衍。由于家庭一直被视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仁”的强化对文化建构而言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可以想见文化约定的违反常常意味着“数典忘祖”和“无情无义”“不孝不仁”，这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情与伦理并举的特征。
1．3“礼”——共约生存(存在)方式(层次)的遵循
“礼”可以被视为以上两个层次存在于具体时空及群体中的结果，是具体行为共约的操作原则。古代社会有大礼三百小礼三干之说，从嘉、宾、吉、凶、军礼到起居，日用无不包容其中。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写道：“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礼因此具有两方面含义：1)“礼”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礼记·礼器》中写道“礼是符合自然运行的时序，也契合于山川i大地的环境形势。”是有关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和原则。2)“礼”是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是稳定社会结构关系，促成群体凝聚，避免人际冲突的基础。所谓“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2徽州民居形态的表述
2．1自然主义精神
2．1．1自然形态的融合
(晋)陶渊明《归田园居》诗：“方宅十余亩、草房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村颠。”(明)文震亨在《长物志·室庐》开篇称：“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倚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徽州民居与山水林木共生，天然材料的利用，雕饰以植物山水为内容，不仅表现了主体对自然的阳光、空气、水等天地万物的容纳，更显示出一种与自然形态相融合的诗意追求，“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廉卷疏星庭户悄，小窗风动月微明”。
2．1．2自然图式的书写
徽州民居形态的构成既是对自然图式的写仿和体现，同时也成为主体认知终极世界的途径，方法和表现。
1)求整体。a．整体形态布局合于自然的方位图式，有强烈的中心、边缘和方位意识。b．徽州民居注重整体形态的特征与风格的体现。C．徽州民居中单体建筑的意义相对于群体而存在，单体形态不追求绝对表现，如绝对高度、体量等。
2)重流动序列。徽州民居群体建筑中，单体建筑的意义存在于整个群体序列体验的过程中，这是对运动变化(时间)关注的结果。
3)贵和谐。注意内、外、主次、大小等性质相异的形态之间的过渡转化。“和”是事物长久存在的基础。
4)守虚静。叔本华认为传统审美的关键在于“以距离和纯净使欲望自失，从而获得一种趋然静观的优美与崇高”。对古代中国而言，“虚”即“虚以待物”“静”即“静心”。《管子·心术》最早提出，只有保持主体的修养才能正确认识客体。“虚静”既是达及客体的途径也是形态表现的自身。
a．封闭院落：墙壁围合院落，“虚”外，“静”内。《一家言》“人能以治墙壁之一念，治其身心，则无往而不利矣”。b．多层次：通过多重院落、照壁、屏f-i(风)、隔断以及行进序列中有意识的转折变化，极力设定，扩张主体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距离越远越“静”主体“离”客体越远，其对外所显示的修养也越高，文化人格也越高。C．徽州民居追求朴拙，雅静的形态表现。《一家言》：“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熳。”
5)执“中”用。a．民间对“中介”形态的偏爱。比如既非内又非外的院、廊常成为日常生活最集中之地。“灰”调的中性色常成为徽州民居首选饰色。b．“文”与“质”相符，《论语》孔子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徽州民居形态应合于自然之性(理)，装饰与功能(使用)及结构相符，形态的表现合于个体的社会位序，“名正言顺”。
6)泛神崇拜和风水图式的遵循。a．徽州民居社区内神台(龛)、神庙广泛存在。b．徽州民居中单体建筑的布局、高低、色彩、体量大小等形态特征深受风水图式的影响。
2．2“仁”——以血缘亲情为基点构成有序的人情
“仁”的存在使得中国人的主体行为常表现为“情”大于理。
1)徽州民居内单体建筑的规模、色彩、位置均显示出伦理的特征。
2)祠堂、家庙、祖宗牌位的设立是徽州民居内外的重要构成部分。
3)徽州民居形态尊重人的尺度。
4)徽州民居形态，对外常以形态的谦和、含蓄表现，而与邻里、群体建筑相配合。
2．3“礼”——作为时空与群体存在的共约方式(原则)
2．3．1适“中”于自然时序和条件
苟子说：“曷为中?曰：礼义是也。”《一家言》中关于窗棂，栏杆制作是徽州民居营造中合于自然规律的一种体现。“总其大纲，则有二语，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戕其体者易坏。木之为器，凡合榫使就者，皆顺其性为之者也”。此外民间广为流传的约定俗成的营造方法以及官方颁布的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则例》都是有关一定时期内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所共约的营造原则，亦为一种生存原则，具有时空特征。
2．3．2适“中”于社会结构关系
1)徽州民居内，单体建筑的位置布局与建筑群体“中心”(中轴线)的关系，深受“礼”的影响，体现了宗法制度。
2)徽州民居建筑的形式是社会结构关系的体现。《明史·志第四十四》：“洪武二十六年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
中堂七问五架。后堂七问七架。门三间五架，用全漆及兽面锡环。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有瓦兽、梁栋、斗拱、檐椽青碧绘饰。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漆。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历史上自《周礼》以降各代均对房舍规模，彩饰等有明确规定。其实质在于强调社会位序结构，确认一种财富的享有和分配秩序，也是抑制过分渲染财富造成“不安”的手段，与政治统治相关。孔子在《论语》中指出其实质：“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3结语
1)将人类与生俱有的对自然和血缘亲情的追求作为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群体情感的构成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特色，且应被视为文化超稳定存在的重要因素。它们构成了个体自觉且长久地遵循文化约定。获得群体凝聚(力)的形而上的保障。文化的违背常常意味着父母亲情和人之生存意义及能力丧失。对于中国文化体系而言，另一重要特色就是作为底层的群体共约生存方式及原则层次的存在，不仅为个体遵循文化约定提供了直接的功利支撑而且原则的实践成为达及终极的途径。如此，形而上与形而下互为依托共同构筑了一个稳定的文化系统。
2)“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结果，是使得中国文化构成的3个层次成为达及终极的3个途径，同时也成为徽州民居表述文化的3个途径。a．及“礼”即“仁”，即“道”。所谓“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归“仁”即归“道”“礼”的达到则是后两个层次的满足。b．及“仁”即“道”。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C．及“道”即“仁”，即“礼”。合于天道则合于“礼”“仁”。主体始于自然平常的生活、亲情，当其至道又归于自然平常之中。这3个层次既为徽州民居形态表述文化的3个途径，也是徽州民居形态对于社会构成中人多层次存在的适应与满足的结果。
3)《长物志》序言：“夫标榜标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知行合一”“道器同源”，徽州民居形态营造不仅是为遮蔽风雨，同时常常也成为主体认知本体世界达求“天人合一”境界的实践途径和表现。这或许是中国徽州民居所独有的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1]张工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陈纲伦．道与中国传统建筑[J]．建筑学报，1998(6)：53—56．
传统文化特征篇3
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文化一词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的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解释，将文化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积淀。本文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文化的。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政治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
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当是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直到新中国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但在实际上，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影响．本文所谓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人类总是按照不同的地域，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创造其文化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决定着它的特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除了具有封建社会的一般特征外，更具有自己的特点。只有揭示其具体的特点，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那么，中国封建社会有哪些独特的特征呢？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1．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称（《诗经·小雅·北山》）。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先是以隐户奴役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其前身是隐户农民）两种人物构成的。但不论是哪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自魏．晋、唐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均田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2、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
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对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
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结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君主制度，而国家对土地享有的最高所有权则为君主的专制提供了根据；同时它又使国家的兵力来源和财政收人直接来自农民，因而也就使对农民的管理成为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微弱，缺乏全国行政系统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王权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固然有奴隶社会的传统及其他多种原因，但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不能不是根本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上的这—特点,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3．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以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又一主要的特征。
中国奴隶社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到西周时，奴隶主阶级还根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制系统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立了分封制与等级制。从此，这种根据族制来区别人们等级地位和决定财产与权力继承的宗法关系就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的主要社会基础。在这种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财产与政权，而且家、族与国家结合成为一体，家被看作是国的基础，国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还是全国最高的家长。这样，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虽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除王室外，取消了家、族的世袭权力，但是宗法关条仍然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巩固发扬。这首先是由于奴隶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的传统已深深刻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仍像一种巨大的惯性力一样起作用；二是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也是旧制度下，享有某种特权的宗族的后裔，宗法关系的继承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三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出现为宗法关系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缺乏凝结力的小农经济需要宗法关系来维系，而一家一户长期在一小块土地经营的生产方式对家族的存在起到了巨大的稳固作用。由此，宗法关系不仅得到继承巩固发扬，而且以纲常伦理原则赋予了“天理”、神意的权威，并受到“国法”、“家规”的保护。反过来，它又象一个巨大的网一样，束缚着人们，对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王权起到巨大的作用。
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基本特点，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和锁匙。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对此，学者们已多有论作，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问题，却有种种见解，尚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务实的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务实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注重人事，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中，有的论者提出，西方是理性的思维，中国则无理性。这种论点未免失于偏颇。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乏理性思维。如在人性、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均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并不比西方逊色。不同的是：西方的传统政治文化注重于对事务本身的认识，追求理论上的完整，如在国家问题上，总是注重对国家自身的认识。通过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理论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因此，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辩色彩，表现出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倾向。古代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有一段话，对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作了十分精辟的表述。他说：“既然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开始探讨哲理，那么显而易见，人们为理解（事物）而开始追求知识，不再是为了实用”（《形而上学》卷，卷二，982B）。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不乏理性思维，但并不注重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事，在于论证人事的原则，集中表现为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
第二,注重治国之道，而不注重制度的研究。对治国方法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要的内容。从历史的横断上看，各家各派都十分关心治国方法的问题。司马谈对诸子百家的分析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六家要旨》）。这就是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方策。从历史的纵向上看，治国的方法问题也是各朝各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通过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德治与礼治，君道无为与君道有为、王道与霸道等问题的争论得到表现，而且更深刻地反映在对于“政治”含义的理解上。中国古代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政者事也”，“治者理也。”“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到了近代，尽管政治的实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关于政治这一古老的观念仍没有改变，政治仍被解释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
与中国不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对制度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并不是在各个时期都是如此。但从总体上看，对制度的研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都是通过对国家一般理论的讨论，而达到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认识。翻开任何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务实性的原因，论者们曾提出各种理由，有的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工商业不发达，因而没有西方那样发展的自然哲学，也有的认为是因为西方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政体形式，而中国则2000多年一直是君主制度，不存在政体问题。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触及到根本。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去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法关系不仅造成了君主制度的长期存在，而且使君主集天地君亲师各项权力于一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达到极为专制的程度。以君为师，以吏为师确认了权力对认识的最高裁决权。各种思想都只有为王权和封建秩序服务，并为统治者首肯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情况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认识主体不能不是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
2、重民的政治文化
对待“民”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在周代就提出”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书，无逸》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待“民”的问题更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牧民”以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有关“民”的思想。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民本主义”的文化，也有的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文化。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足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因为“人本主义”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观念，其中“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社会上一的切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是为反对神权政治和君主专制制度而提出的，其前提是反对将神作为目的，提倡人是目的，反对封建的等级不平等。提倡人的平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是指处于社会最低等级的人。而有关“民”的思想都是针对君民关系而言的，其前提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它承认封建的等级不平等。
至于“民本主义”也是不贴切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君民关系而言从来就是君本而不是民本，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只有君才是目的。上述种种关于“民”的思想，都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请楚：“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已用，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已用，不为已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应是“重民”的政治文化。上述各种关于民的思想，尽管是作为君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但却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民的重视。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要“重民”呢？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建立的基础，是国家兵力和财政的直接来源，没有民的支配，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维持。对此，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离娄上》）的“政在得民”的思想和唐甄提出的“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明鉴》）的思想，很清楚地说明了封建统治者重视民的原因。
3、伦常的政治文化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就道德与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来看，中国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一，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尽管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相互分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与政治则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般表现为善、正义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则总是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不管主张如何变化，伦常问题都始终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内容。孔子时虽还未成系统，但“为政以德”成为其思想主干。“忠”、“恕”、“孝”、“悌”都成为重要命题。战国时期，特别是儒家，不论是讲性善、伦常“根于心”的孟子，还是主性恶，其“善者伪也”，即礼义皆系人为的荀子，都无不论证了伦常问题。至于以后，虽然出现了主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董仲舒的神学、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玄学以及主张“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的理学之间的区别，也都不过是采取不同形式，论证了纲常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伦常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其具体内容来说，有如下两点：
第一、伦常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孔子把礼看作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荀子把“有辨”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辨”即“别”，是礼的核心和本质。程颐把“天理”看作是人的本质，“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遗书》卷二十四）。所谓天理，不过是神化的三纲五常。既然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因此，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道德，而实现的途径则是按照伦常的规范要求修身养性。这样伦常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
第二、伦常是重要的统治工具。
伦常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而政治文化又是以伦常来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它的突出表现是“德政”的思想。
德政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是要求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感化百姓，并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以教化百姓。中国儒家历史所宣扬的“正者盖所以正人之不正”，“躬行其实，以民为先”（《朱子语类二、三》）“以德为教”，“明人伦之教”都是对中国传统德政思想的极好注解。
在德礼政刑四种方法中，德政历来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关于这点孔子有一段话说得极为清楚：“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用伦常的思想进行教育，其次才是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就要使用刑罚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和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伦常的政治文化，对于维护专制王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被置于至高的地位。
三、总评
以上，我们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虽然，它并不一定反映出全貌，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在建立自己的观念形态与实际措施中，注意于从实际的过程中去提炼出思想。中国政治文化强调了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要考察民心，注重民意。中国政治文化在政治统治理论上，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和谐。从这些看来，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仍有合理性的方面。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不应采取简单地否定态度，而必须看到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在现实中，不断地挖掘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东西得到更大的发展。
与任何文化一样，政治文化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因此它必定具有时代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与不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亦是如此。如中国政治文化的务实性只求于适应现实，适应于封建宗法关系，使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缺乏创新性和开放性，从而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关系这个模式中。中国政治文化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这种重民思想只能是培育对“官”与“皇权”的肯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重视伦常，“移孝作忠”，“亲贵和一”，其根本所建立正是一种以君主为最高主宰的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而将上述三方面进一步概括的话则是个人的自主性丧失，而君父权力的无限扩大。在这方面我主要谈一下中国的个人与整体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
传统文化特征篇4
一、天人合一，阴阳互补
中国古代哲学是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而“天人合一”思想又是传统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台湾学者钱穆也指出：“中国文化特征可以用‘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古代哲学的这种重要思想，深深渗透到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中华武术之中，并成为其思想基础。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古人常常把人的行为归依于“天道”的流行。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始生人者天也，始生地者天也”（《吕氏春秋》）。甚至把人的伦常和情感贯注于“天道”，并将其拟人化。“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人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这种天人感应，阴阳互补的理论不胜枚举。古代体育科学理论的构建直接来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阴阳理论在古代体育科学思想中根深蒂固。中华武术中的动静、虚实、刚柔、进退等的演化，无一不是在阴阳理论的指导下衍生而来。至于太极图说更是最终演变成整个古代体育科学的理论依据，这是一种从形象描述到理论图式的进化。“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静，互为其根”（《周子全书・太极图说》）。先民们正是据此理论解释了天体的演变和人体在自然力影响下的功能变化。将阴阳理论推演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太极拳。太极拳的全部运行机制，都是按一物两体，和谐稳定的模式来进行的。所呈现的动静、开合、形神体用、虚实、刚柔，构成了一个互补系统。古人把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体自身，都看成是由对立力量之消长而导致的大化运行，而人又于此流变过程中，努力去把握和守护某种不变的阴阳状态。因此中华武术追求的不是人对自然的对立、挑战与对抗，而是更强调两者的融合与顺遂。在精神上是追求身体与精神能够在同一过程中得到颐养，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武术独特的价值准则和人文景观。
二、仁爱待人，礼让三先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中心范畴和文明进化的主旋律。现代社会经常使用的文明、秩序、道德等概念都有礼的辐射，至今，礼仍是我国人民的主导意识和规范意识。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一整套以礼为核心的学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把一切都纳入礼的轨道，当然武术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由于儒学是古代确立宗法制度，规定人论道德礼法秩序的治世学说，因此被统治者当作维系其统治地位的思想工具，具有群体秩序的强制性，从而被当作官方的正统思想对社会加以灌输，规范着人们的行为，逐步成为了社会崇尚礼仪，循规守礼的思维定势。
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武术，不可能成为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的独立的文化现象，必然受制于礼文化的约束。“礼”的观念代表着武术文化的一大价值取向，“未曾习艺先学礼”，是中华武术的一向传统，这种“礼”是对人的心灵进行内在约束与外在规范的伦理观念。
中国武术崇尚的“礼”，首先是习武者个体精神规程化的理想形式。因为习武者的肉体经过多年的特殊训练后，已经具备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攻杀和防身技巧，那么，习武者相应的精神价值也便随之有所更新，对习武者的“礼”的内涵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与更高的要求。古代的武术活动历来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和浓厚的礼仪化色彩，并始终遵守“对御不争第一筹”（《王建・宫词》），“贵贱不相逾”（《韩非子・有度》）的古训。最典型当数射礼了。“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以四种不同的冠名表示不同级别的比赛，并且不同级别用的弓、箭、箭靶和射箭时所配的音乐都不同，各有名目，等级分明，礼仪繁琐。“礼”和“让”一直伴随着中华武术的交往活动。“揖让而升，下而饮”。如果上下级交手，下级的让即是“礼”，上级若是技高一筹，也礼让三先。即便是在较为激烈的武术竞技中，也只能是点到为止。绝不像西方拳击所推崇的“一拳必杀”的技击效果，更排斥西方原始拳斗、自由搏击式的血腥厮杀。而是以服人为上策，以打人为下策，以杀人为下下策。因此在古代武术中难以看到激烈而震撼人心的对抗场面，通常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技艺的切磋而已。中华武术的孕育和发展一直遵循着这一思想基础与伦理标准，因此在主观上有形无形地赋予了中华武术“礼”的文化特征。
三、怡情铸志，保家卫国
儒家思想历来主张修身养性，并以追求圣贤理想人格为重心，以修齐治平为修行方法，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并“推广于社会，使天下道一风同”。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由小到大，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它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哲学的高层境界，与现代奥林匹克倡导的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以文明行为和道德方式，公平、友好地参与比赛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
同这种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精神相呼应，中华武术偏重于在修身养性、怡情铸志上下功夫，而轻于定时定量的运动规程，以及对人体极限的冲击。中华武术文化以其深层次的哲学思想，成熟的训练方法，完美的艺术形象辉耀于世，实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内外兼修、神形兼备、注重武德，历来为武术文化的第一要义。在武术运动的练习中，无处不凸显出自强不息、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的传统文化精神。练武先修德。习武的真正目的在于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中华民众一直在或隐或显地追求着“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武界三大德，实践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止戈禁暴，厚德载物”的生命理想。古代先民们正是借助武术这种形式，去着力培养一种所向披靡的勇气与意志，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养成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正是武术文化具有的积极进取、战胜顽敌、寻找自信、播扬威严等多重意义，构成了国家威望与威严的潜在标志，不断地培养着民众的群体意识、团队精神和凝聚力。当华夏民族遭受异族挑衅与欺侮时，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与凝结力。一旦国家需要，就会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谱写一曲曲血洒疆场、保家卫国的正气歌。杨继业、岳飞、戚继光等一大批文武兼备、尽忠报国、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都得益于武术文化的薰陶，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的人生极高境界。
四、澄澈清静，延年益寿
传统文化特征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就业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的内容与内涵
中国是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文明的国度，中国的56个民族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各名族共同尊崇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特征核心，这个文化精神特征核心离不开传统文化推崇的忠孝、仁义、诚信、道德、交融、天人合一、艰苦探索、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尽忠职守、坚持正义、独善其身、奋发图强，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离不开仁、义、礼、智、信，注重和谐交融、重实际与稳定、重延续性凝聚力、重包容性和应变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就业的影响
高校对学生的教育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除了对学生的专业性教育之外，还有很多通识教育也是高校教育的内容，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很多通识性的教育对学生本身来说教育意义重大，教育影响深远，高校作为为社会提供和培B输入各方面专业人才的机构，更应该注重和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道德情操的培养、优秀精神精髓的传授。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在高校对当代大学生仍然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在很多方面也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优秀的榜样、思想的引领、道德的约束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的就业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提倡的积极正能量的精神和内涵正是当代大学生在择业和就业中不可或缺的品质和气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很多优秀的核心精髓正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和就业成效，高校学生的择业和就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高校学生想在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展现的不仅仅是求职履历上的介绍也不是短暂的面试，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更看重的是求职者的气质、气度表现，而个人的气质和气度不是一时展现出来的，它一定是在家庭、学校以及自我成长中的修养和历练中形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工作中，高校学生在求职中对领导和前辈的尊重非常重要，表现了一个晚辈学习者的谦虚和诚意，与同事之间应相互关心，互帮互助，相互团结，做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做到相互交融的自然和谐状态，相互交融的工作状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追求的交融以及融会贯通、天人合一；其次，对于高校求职者来说，应做到主动了解和学习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职责，热爱自己的岗位工作，工作中，应遵纪守法，尤其涉及到经济领域，更应该严格职守，公开公正、态度严谨，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尽忠职守精神的影响；同时，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想在工作岗位上立足稳定，要有对自己事业忠诚的决心，在工作中做到不诋毁不泄密，这也正是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坚持正义，独善其身的精神内涵；对于高校求职者来说，要在工作中对自己和工作负责，对自己的事业有规划，有上进心，有追求，一方面要保持艰苦勤劳的工作精神，发扬不怕吃苦，勤劳肯干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追求，要有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艰苦探索、奋发图人的精神核心；高校学生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从事什么岗位，都应该在工作中尽忠职守，脚踏实地，注重工作实际，重实践，重事实，用职业道德和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这项要求正符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忠孝、诚信交融，注重和谐融合、重实际与稳定的精神。
三、结语
高校所培养的大学生，正是将来为社会服务和贡献的中流砥柱力量，所以高校应加强学生在校的综合教育，让学生成为能够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的合格人才，所以除了高校的专业教育，高校的通识教育及对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都对当代大学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出发，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表述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艰苦探索、独善其身等内容找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高校学生在就业中必备的求职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就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韦光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拓展与创新[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196-198.
传统文化特征篇6
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和表达情感特征的元素，甚至为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充分发掘自然材质的各种性能来创造某种肌理。陶瓷艺术创作也是如此，陶瓷材料的独特性能，让陶瓷艺术创作者们尽情的游畅在其丰富多变的肌理表现中，并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孕育了肌理时代性的文化内涵特征。
一、我国的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既是指由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征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特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连绵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封建思想中成长的。从历史时间上说，在民国之前，我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在那种时代特征下形成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充满了宗教色彩，如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相信万物都是有灵魂、灵性的，灵魂不死，任何生命都会轮回周转的，人的灵魂在千变万化中可转变为各种动植物。人们的这种鬼神观丰富了古人的思想，从而使我国的古代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也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只是单纯的认识，而是一种体验、感知。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陶瓷肌理装饰是其文化特征的物在表现之一，在艺术表达中呈现出许多与这种文化相一致的装饰特征。
二、肌理
所谓肌理，就是指物体表面给人在视觉上或触觉上有所感受的组织纹理结构。
我们生活在一个千姿百态的自然界中，世间的万事万物是构成视觉形象的基本要素。物体表面都有一层“肌肤”，在自然的造化中、人为的影响下，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有的粗糙斑驳、有的平滑光洁、有的轻软疏松、有的厚重坚硬，世间万物的这种表面组织、纹理的变化、即是我们常说的肌理。所以说，任何物体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肌理，只是给人的视觉效果有所不同罢了。
肌理有两大主要形态。一种是自然肌理，一种是创造肌理。自然肌理就是自然形成没有经过加工的现实纹理；创造肌理则是在原有的材料表面上经过加工改造，通过各种工艺进行排列组合而形成，产生与原有在触觉上或视觉上不一样的一种肌理形式。
三、传统文化下陶瓷器皿中肌理装饰的特征
1、肌理装饰的抽象性
中国的文化思维与抽象艺术有着很深的默契。如书法、中国画中的大泼墨等，都有很强的抽象性。抽象性是中国艺术特性的表现之一。回顾陶瓷装饰的产生和发展，人们会发现，抽象的装饰在审美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纹、螺旋纹、几何纹，黑陶上的弦纹、绳纹，明清之际的锦地纹、回纹等各种装饰，都属于抽象纹样。这些抽象装饰，都是由工艺过程中无意留下的自然纹路发展而成为有意的纹饰加工。
如兴起于盛唐的三彩陶器，以多种渗透交融的釉色作装饰，其中以绿、褐黄、蓝三色为主。唐三彩以流动的色彩形成抽象的装饰，唐朝时期的瓷枕，用白、褐两色瓷土绞糅成波斓起伏状的纹理样式，再将瓷枕通体施以稀薄黄釉，上面再饰流动的绿、褐两色，其表现出的效果就像水面上泛起的彩色波光，增添了瓷枕的艳丽光彩。另外被誉为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以釉饰为主的宋瓷，可以说是一种抽象装饰。宋代有一种“冰裂纹”瓷器，又称开片，是指釉层中的裂纹，裂纹本来是陶瓷生产中的一个缺陷，而古人利用这种形象表现的肌理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它是任何具象艺术都无法取代的。宋代是中国艺术的成熟期，艺术表现更加贴近自然，无论山水画、花鸟画都呈现出成熟的面貌，抽象装饰艺术也发展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瓷器上抽象装饰的进一步发展，除去审美观念方面的原因，还与瓷器制釉技术的进步分不开。如宋代的窑变色釉，绚丽多彩地展现出釉的抽象艺术风采，宋代瓷器以不透明的蓝色乳光釉为基本釉色，从中透出还原焰烧出的霞光般的铜红釉。2、肌理装饰的象征性
在中国古人看来，太阳的东升西落、大海的潮起潮落、草木的春生夏长秋黄冬谢，天气的阴晴雨雪，以及花开花落等，无不是和人一样，都是一种生命现象。这样，放眼大千世界，自然万物莫不有生、莫不有灵。于是在这种直观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万物有生、有灵的观念。“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的生命本体论，也是原始人类的灵魂存在观。
“万物有灵”集中表现出原始思想的象征性。我国传统文化下肌理装饰的象征性则是由这种思想引发的。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彩陶是一种彩绘的陶器。是运用红、黑、白等色画出各种装饰纹饰，其装饰纹样一般是几何纹样，另外还有动物纹、植物纹等。彩陶就是充分提炼纹饰的象征性。不论写实与几何形纹饰，不论有形与无形纹饰，象征性是彩陶的第一要义。象征性是彩陶装饰构图的基础，也是其装饰播散的内在动力。彩陶纹饰的象征性，是通过纹饰的简化、分解和重组实现的。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以相关联的几何形作预定的象征符号，并不断地化简，不断地分解，又不断地重组，不仅经历了多次的逻辑思维过程，而且经历了反复的艺术加工过程，在经过了这样的创作过程以后，一些主要的象征符号成为大众接受的符号，象征艺术也已经是人们接受的艺术，人们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心灵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彩陶的象征性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新石器时代艺术发展的轨迹，而且至今还在左右着艺术家、文化人的艺术思维模式。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传统文化下肌理装饰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3、肌理装饰的寓意性
传统文化特征篇7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特征；现代性
如何正确处理反映时代精神与保持民族特色的关系，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中如何对民族特色理解和把握，把传统文化创新的内涵与当代先进的创新文化相链接、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文化相契合，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特征
我们知道，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延续，是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和延续的精神动力。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特征。
(一)和谐创新
和谐创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和谐创新是天地万物、人文自然的基本规律。《易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不断地创新是最高的道德，不断地创新才能发展变化。创新意味着盛德，同时，盛德意味着创新。
只有健康、健美、健壮有力的人和物才能行于天下，才能在大自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要强健就必须自强不息，不断创新和发展。“载物”即是以德育物、生物、养物、造物、用物。物的创新一方面离不开遵循自然之道，另一方面还要合乎道德和谐之法。把德行创新化，把创新德行化，这是对德的最深刻的体悟，也是对创新最深刻的体悟，这两个体悟归结为一个体悟就是道德和谐与创新的统一，即和谐创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对自然与社会和谐创新规律更为清晰的表达。“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即是和谐创造、创新；“道”即是规律。中国文化强调“和为贵”，是一个贵和的哲学，现在则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现实性。这对于中国的民族价值观念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谐文化”的提出，可以说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的同时，努力创新文化机制、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举措。这样的文化创新性也能够引导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方法，从而更好地发展具有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整合创新
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互相吸引、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不同文化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必然相互吸收、融化、调和，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可以说和谐文化的形成在文化的整合性上表现得很明显。文化的整合实际上是不同文化重新组合。“和谐文化”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就已认识到“和”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不同的因素、成分相互作用，以一定的关系构成和谐之整体，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西周太史史伯分析西周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说“去和而取同”。“取同”就是模仿、雷同、因循守旧，就是没有创新，而没有创新的原因就是丢弃了“和”，即是说，“和”才能有所不同，有所创新。正如史伯认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在史伯看来，物、美、音乐、情感、道德以及思想智慧的生成，都是和的创造。和与同的区别就是“生物”与“不继”的区别，即创新、创造、发展与守旧、模仿、僵化、停滞、死亡的区别。史伯的“和实生物”就是对不同的要素进行和谐组合所实现的创新，而物的关系的和谐化与道德、美、思想等社会关系的和谐化又是同一个过程。从自然界的阴晴寒暑、风雪云雨，到国家政治的礼乐刑赏、宽猛两手，再到人体的阴阳寒热，心情的喜怒哀乐，都只有和谐平衡，才能正常整合创新发展，若有过分，破坏了和谐，即成灾病。《周易·乾卦·象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庸》也说：“中也者，天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也谈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都肯定了和谐组合所实现的创新的重要性。它既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深邃认识，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一个追求的理想目标。即只有保持互相吸引、融化、调合完满的和谐创新，万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呈现出理想的发展景象。
(三)兼容创新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古就贯穿着宽容的精神。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思是。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谋取私利。春秋时代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二十年’这也就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念，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以“道法自然”著称的道家学派，更是主张人际和谐的宽容，避免冲突，实现社会安定、太平。在《道德经》五千言中，老子不仅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衣、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而且提出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以及“去甚、去奢、去泰”等主张，即人们也要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而不要“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实现社会的相对均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粱惠上’这就是孟子的“人和”观，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人和”思想的精华主要在于“和而不同”与“有余以奉天下”，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我们应该深入探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既保持其主体性，又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超越国家和地区局限，使其成为世界性、全球化的文化思想，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以增强我们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一)凸显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必然表现为积极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敢于突破陈规陋习，敢于用创造性行为来为社会营造解放思想的氛围，敢于用新的观念来取代旧的观念。西方的学者往往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广义的现代文化的开端。文艺复兴打着恢复古希腊文化的旗号，但是，它是针对中世纪的迷信统治、思想僵化而来的，新观念、新形式、新做法比比皆是，因此，本质上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并反映了未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早就有创新意识，《周易》中的和谐创新思想，前文已有论述，儒家思想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礼”、“三代不同礼”…‘的思想。“五四”时期，先进人物深深地感到了旧有的文化与现时代的不相一致之处。于是胡适在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提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才提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张。实际上，文化的创新不只是为自身找到了新的出路，同时还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开启了人们的视野，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五四”运动作为文化创新运动，一方面它创造了富有活力的新文学、新文化，使中国文学从古代形态进入现代形态，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它为国家、民族的改造、发展找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应当注意到，邓小平在这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相提并论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并不是袭用他人的陈套，而是经过了自己的创造性加工，也就是一种文化创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才能使我国文化面对未来，走向现代化。
(二)坚持民族特色的独立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遗产的问题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方针。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要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并加以消化，使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wto规则在经济自由的名义下对参与国的政府权力提出了挑战，政府不能在政治的名义之下采取与游戏规则相悖的行动，一些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越来越淡薄。这些问题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优势正在消退，西方文化中的消解性成分越来越扩大影响，使得中国文化在向西方文化模式靠拢。随着文化和审美观念被征服，西方的政治标准和政治理念也就逐渐侵入人心。当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侵入取得成效时，西方政治势力就会扶植中国国内的“亲西方派”，着眼于“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身上。由此可见，全球化时期的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绝不是神经过敏。如果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有效地应对的话，那么，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将逐渐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就会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个国家本身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那就会出现消解因素的内外重合。这时，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遭到怀疑，组织内的规则失去应有的约束力，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动摇，于是诸多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将被引发。而这些问题在特定的时期，将会对国家、民族的生存造成大的冲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未来发展的新思考。按亨廷顿所说，各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在表层上可能出现认同，但在内核上(价值观念与宗教)则难以兼容，这样，“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他认为“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文化认同在国家、民族内部成为凝聚力的胶合剂，而在外部则成为独立存在的标识。
这样，要不要和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及其形式，成为现代国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海内外只要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形式，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服装、艺术、民俗，都可以引起华人的认同感。包括两岸问题，无论是一个中国的认同，还是未来的统一，都需要建立文化认同。共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历史因缘，是认同“一个中国”最根本的基础。只要中国人不忘“本”，了解“根”，自然“根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海峡两岸就会重启和解的愿景，造福华夏所有子孙，再造中华复兴的新契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广收博采、熔铸万物的同时，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都要积极研究借鉴。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努力提高民族文化产品的质量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活力；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使我国文化沿着健康的道路走向现代化。
(三)强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以“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的今天，更应该焕发出感召力和吸引力。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价值认同。文化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吸引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讲究“和而不同”，肯定世界的多样性统一，承认各方的差异，认同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儒家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地位平等。墨家提出“大国不攻小国，大家不篡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傲贫，壮不夺老”的八大正义标准。注重“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更能够体现出以合作、说服、渗透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软实力竞争的优势，更容易被别国认同和接受。在国际矛盾日趋复杂、尖锐的今天，中国这种“和谐”、“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一定要发挥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的作用。它不但为解决新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我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相对于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统世界的“和平”文化霸权，中国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更容易被别国认同和接受。“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有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地使其选择的目标显现出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和谐文化资源，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胡锦涛代表我国在第60届联大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述，是中华文化为形成国际秩序主流观念作出的新贡献。它对于化解国际社会危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缔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传统文化特征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个性特征培养
青少年足球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足球发展的基础和希望，而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不单单是简单的足球技术的训练，青少年的个性特征直接影响到成年后比赛场上的意志品质，赛场上运动员的自觉性、勇敢、果断、坚韧、自制等特征也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中外传统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运动员不同的个性特征，而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严重阻碍了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良好个性特征的培养。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合理地扬弃，培养青少年运动员良好的个性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积淀的产物，它所表现和提倡的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坚强志向，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行为追求，以礼待人、谦和友善的仁爱精神，重人格、尚气节的思想境界，知行统一、三思内省的修养目标，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生活观念，等等，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但是，在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方面强调重伦理，倡中庸，轻竞争。事物的发展在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没有发展，竞争更是竞技运动的主要内容，“倡中庸、和为贵”同时也扼杀了我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重礼让、轻竞争，重群体、轻个体”的思想与竞技体育强调的竞争、个性和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是冲突的，从而抑制了个人在体育比赛中的创造性。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些方面强调重文轻武，“静”不主“动”，而体育运动则强调以动为主，提倡尚武精神。显然，很多方面是与现代体育精神相违背的。
2.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个性特征培养现状
个性特征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和统一的心理品质。个性特征培养是以人的发展为本，不追求个体发展的近期效果，而注重长远发展，因此应该把对个体日后有重要影响的独立性、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等品质的培养作为教育重点。中国球员在场上表现得灵气不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场上创造性不足。个性特征的充分发展能极大地激发创新精神和提高创造能力，因此充分发展个性特征是促使青少年成才不可缺少的条件。任何体育项目的训练和比赛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比赛的压力、环境、紧张程度都与训练不同。与其他项目相比，足球运动的训练和比赛具有更为明显的非同一性。足球比赛场地较大，技术动作的变化性和随机性强，战术变化复杂，这些要求运动员在高速对抗中能快速做出正确反应。因此运动员是否具有独特的技术，能否在紧张、复杂的比赛中创造性地发挥往往决定着比赛的胜负。
中国足球自进入职业化至今，整体实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青少年训练体系不完善。随着现代足球运动的飞速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个性特性的培养已成为足球运动训练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尤其在日趋激烈的运动竞赛中，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认识上偏差，在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平时的训练中，教练员很少实施有计划、有目的的个性特性的训练，一味强调身体及技战术的训练。训练都是同一内容，球员被动接受和一板一眼地完成教练员规定的动作和套路。在教学比赛中，很多教练员把打整体放在首位，没有形成鼓励青少年运动员利用个性特征创造性发挥的氛围。通过对其赛场上个性特性的观察，运动员大多数表现为情绪不稳定、不成熟、容易激动，思想僵化、思路不开阔、做事缺乏探索求新的精神，独立性不强、喜欢依附于他人，自制力差、对自己的要求比较松懈，个性特征表现明显不足。
3.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个性特征培养的影响
首先，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个性特性深受几千年封建宗教思想和儒家文化影响，形成了刚柔相济、外圆内方、和谐中庸的东方文化特点，崇尚“和谐”、“恪守中道”、“不为人先”，追求“和为贵”、“尊共性抑个性”、“中庸不鼓励冒险”，表现出安于现状、不相竞争、得过且过的文化个性特性。这种特性影响造就了足球运动员的一些负面个性特性，例如嫉妒、怕出风头、谨小慎微、不敢担当，追求四平八稳。这种个性特征在足球赛场上的表现就是勇猛不足，争抢不积极，保守怯懦，不敢越雷池，没有自信，与西方足球理念追求的强烈刺激性的运动风格有很大差异。
其次，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强调群体意识，忽视个体，轻视个体权利。虽然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血液里流淌的中国儒道文化依然顽固地主导着中国球员的心理个性，进而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中国足球在面对激烈的身体对抗时，一方面想突破文化教化的“温文尔雅”，一方面由于多年自我意识个性培养的缺失，依赖心理强烈，因此其场上风格非常尴尬。中国足球一直想通过聘请外教来改变中国足球的风格，但屡屡的失败表明，中国足球风格的改变还要从青少年抓起。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显著特征是重视个性特性中的直觉思维，而西方文化则注重分析思维。不同的思维定式会产生不同的足球理念。在直觉思维的判断下，中国足球的理念经常是“重球轻人”，重点在“球”上，因此，比赛时的焦点大多集中在“球”上，进攻和防守套路很少根据队员不同的个性特征制定，进攻时照本宣科，没有特点和灵气，防守时又经常在重大比赛关键时刻漏防了对方最危险的球员，以致铸成大错。在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下产生的理念是“人球并重、更重人”。重点是把“人作为施动的主体”，把“球”作为受动于主体的客体，一切技术和战术的应用与发展都围绕“人”进行，根据队员的不同个性特征制定相应的比赛技战术，在赢得比赛的同时，还培养了很多特点鲜明的足球超级巨星。这是直觉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差异，更是我国足球理念和西方足球理念的差距。
4.结语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下的儒、释、道文化中的糟粕严重地阻碍了对青少年运动员个性特征的培养。因此，在汲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髓的同时，对待西方文化要批判地学习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体育理念，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有机结合，建立现代社会需要的新文化，为培养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良好个性特征服务。教练员在教的同时，还要根据运动员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培养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优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切实提高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水平，为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严谧莞.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校教育之思考.考试，2011，（6）.
传统文化特征篇9
关键词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色彩。白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主要存在其民俗传统节日中；且内容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白族的社会历史、民俗文化和。
云南大理白族的发展是中国白族文化发展的缩影，根据2000年中国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全国有白族1858063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105644人)，其中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就占总人口的60%以上，是其主要聚居地区[1]。对云南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能揭示传统体育活动与民俗节日的关系和文化内涵，有利于对白族民俗节日进行保护和开发。
一、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情况调查
（一）“绕三灵”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大理、洱源、宾川、巍山的白族，男女老少，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来到苍山洱海之间，参加狂欢节日“绕三灵”。白族“绕三灵”又称“绕山林”、“绕桑林”、“祈雨会”，意思是游逛山林或园林，“三灵”指的是“佛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奎寺，相传“绕三灵”起源于南诏国[2]。
在“绕三灵”过程中始终贯穿“霸王鞭舞”这项最具白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活动中女性使用霸王鞭，男性则用八角鼓，男女人数均为偶数。活动行进过程中，队形可随意变化，人们有时单个表演，有时男女对舞或集体表演，还有的人则边唱边舞。活动时舞姿既柔和轻盈又刚劲有力，带有鲜明的节奏感，能表达欢快的情感。表演中夹有屈膝和双方仰俯屈伸、辗转反侧，按各种规律在肩、胸、腿、脚上进行敲击，节奏鲜明而欢快，节拍由慢到快，形成高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绕三灵”形成热烈、欢快的气氛。
（二）“三月街”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三月街”也称“观音街”，是白族的盛大节日；是白族传统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化娱乐活动的盛会。赛马是“三月街”期间最吸引人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赛马会”为期4天，比赛形式分为速度赛马、走马和马术表演，近年来，大理政府以“大理三月街赛马会”为品牌，邀请国内外马术高手参加，力求将“三月街”赛马办成闻名国内外的民族体育项目，使其成为大理旅游业的一个新亮点。2009年“三月街”民族节的赛马会上，不但开展了白族原有的赛马项目，还增设了民族组速度赛马比赛。由此，三月街赛马活动项目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的项目相同。
（三）“耍海会”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耍海会”又叫“捞尸会”，每年农历八月初八，大理洱海沿岸白族人民要在洱海东岸的洱海神祠（龙王庙）祭拜斩蟒英雄段赤诚。在“耍海会”中除举行“耍海”、“对歌”活动外，还要举办规模盛大的龙舟比赛。龙舟赛一般以村为单位，在赛前参赛的各村都要在舷上画有黄龙、黑龙或青龙图来装饰龙船，龙船挂着用彩绸扎成的绣球花，船的四周插着各色彩旗，吊着响铃，十分漂亮。白族的龙舟赛在当地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耍海会”这一天白族人民为了祭祀“本主”，都会自发的来到洱海边，进行烧香、“耍海”和观看龙舟比赛。使得整个赛龙船场面，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四）“火把节”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火把节”是白族古老的宗教祭祀活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日当天，白族人民聚集在一起祭祖，通过竖火把、点火把、拜火把、打歌、耍火把等活动祈求早日生育、祛病消灾，预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同时，“耍火把”是白族火把节中一种特殊的娱乐祭祀活动。人们会手持“小火把”在田间、旷野、自家院子里奔跑玩耍，一般由“照穗”、绕火把、跳火把等活动组成，一直以来“耍火把”在白族火把节中都有广泛的开展。
（五）“谢水节”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白族人民都要举行“谢水节”。“谢水节”又叫“送龙船”，节日这天白族人民要举行传统的祭龙王、送龙船、舞龙等活动。舞龙是“谢水节”中最重要的传统体育活动，白族舞龙又叫“耍龙”，顾名思义就是娱乐玩耍的意思，它是白族一种传统的祭祀仪式，现在在春节和各种喜庆节日中也会举行舞龙，而以“谢水节”求雨仪式中的舞龙最为隆重，规模也最大。
二、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一）宗教性
民族体育文化以一种依附的、不独立的状态存在于宗教活动、生产劳动等社会活动之中，民族体育文化的价值也不能够明显地呈现出来，而是依赖其他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如祭祀、娱神中的舞蹈和竞赛活动，没有宗教文化显然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础[4]。白族民俗节日中的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从这些传统体育的起源和开展情况来看，它们大都起源于宗教祭祀仪式，并体现出严肃的宗教特性。
首先，体现“本主崇拜”。本主是白族“本境福主”的简称，白族认为本主是村社的保护神。人们认为“本主”保佑风调雨顺，以白族人民通过在“绕三灵”中开展“霸王鞭舞”，来“娱神”祭祀，祈求“本主”赐予全村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表达白族人民对“本主”极高的崇拜之情。
其次，体现了“图腾崇拜”。大理白族地区主要以龙为对象的图腾崇拜，《九隆神话》是云南最古老的关于龙的神话之一，也是现知云南古老神话最早见于文献记录者之一。白族人很早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以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
最后，体现了“自然崇拜”。白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在远古时期，生产力极为低下，先民与自然界的抗争能力有限，各种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给白族先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人们无力控制和应对这些自然现象，于是就归咎于自然神秘力量，就产生了崇拜自然的观念。在白族的火把节看到，白族人通过在“大火把”中举行“打歌”活动来祈求生育；在“小火把”中通过“耍火把”活动来祈求祛病消灾、人畜平安；通过用火把“照穗”来驱赶虫害，以祈求来年的粮食丰收，这些现象表明白族人强烈的对火的崇拜。大理白族民居的特点是“家家门前有流水”，可以看出白族人民对水的喜爱之情。从白族“谢水节”中舞龙运动的开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白族人民对水有极高的崇拜之情，白族龙文化是白族水文化的另一种展现。
（二）具有独特的民俗性
白族民俗节日所进行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不同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对应的民俗节日中举行。如赛马活动在“三月街”；赛龙舟在“耍海会”中举行。白族的“打歌”、“耍火把”在“火把节”中举行。由此可见这些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带有明显的民俗性和独特的民俗指向性。
（三）娱乐性
史料记载，民族娱乐先于民族体育，从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看白族传统体育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原始的祭祀活动中这种娱乐性体现在“娱神”上，就是通过传统体育活动使白族人民所崇拜的“本主”开心，就因这目的形成了白族传统体育特有的娱乐性。从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看：“绕三灵”中的“霸王鞭舞”、“火把节”中的“打歌”，“谢水节”中的“舞龙”等这些传统体育活动都带有明显的娱乐性，参加者、观众都被活动浓浓的娱乐气氛所感染。人们用自己身体的语言表达出内心激情而达娱乐消遣之目的。由此白族民俗节日与传统体育活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相互促进，逐渐形成今天看到的这技巧性和艺术性相互交织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三、结语
传统节日是白族民俗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白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节日有的源自古代的民俗习惯，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的来自宗教，充满神秘色彩；有的源于重大历史事件，有纪念价值；有的出自对英雄的崇敬和缅怀，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可表达民族感情，有民俗节日这块沃土将会传承下去，同时继承其文化内涵、精神信仰和寄托。因此国家应科学的保护和开发民俗节日，促进民俗节日健康发展。
传统文化特征篇10
一、我国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很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转变，这一变化有利有弊，文化在发展也会有失传的情况出现，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存在两个显著的问题，内容的多样性减少，传承的时间出现断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状况不容乐观，如果不加以重视，民族体育文化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才能有效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
民族文化的传承包含两个方面，“传”是以研究对象为基础，并对研究内容充分理解和掌握；“承”是在认识研究对象后，以“传”的价值为基础，“传”主要是研究，而“承”更多的是价值的依据[1]。因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准确的把握历史的流变。
二、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运动形式和所处区域的差异而有很大的区别，肖宁根据这一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划分，比如家族血缘性传承，收徒拜师性传承，宗教信仰性传承和地域民俗性传承。
（一）家族血缘性传承
我国维吾尔族的特色突出且历史悠久，是一种文艺体育项目，表演者多穿戴自己民族的服装配饰，伴奏是维吾尔本民族的音乐。“达瓦孜”的传承中主要是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墨玉县，目前“达瓦孜”也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发展。“达瓦孜”和杂技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使得“达瓦孜”的艺术性和整体难度都有了较大提高。“达瓦孜”的学习也让它本身走出了家族血缘的领域，而且，这一体育活动对学习者的要求更高。类似的项目还有许多，如太极等。
（二）收徒拜师性传承
“艺”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占相当大比例，比如“武艺”就是一门深厚的学问。而且，还有很多与“艺”相关的体育运动都比较博大精深，如口技技艺中的“艺”等其余形式的“艺”。我国历史中，“艺”也有是为了谋生而不得已进行的活动，如“卖艺”。因此，教授和讲解的内容不仅是一种技艺，也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收徒拜师这种体育文化的传承也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宗教信仰性传承
宗教一般都以具体的某些身体活动相联系，体育中也有宗教信仰的起源这一说法。宗教的形式不管是原始的或是现代的，大多在祭祀时都需要借助很多的身体活动，但是也不排除将其作为防身护教的情况。在我国的道教和佛教中对此都有较突出的表现，道教的内丹，佛教的内功等。宗教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一定规范意义的标准下进行传承的，况且原始宗教的一些武术正存在着挑战。
（四）地域民俗性传承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地域表现出来的文化习惯也存在着差异，民风民俗中的风土人情和习俗都有不同。比如乡村中的体育文化活动与城市地区的体育文化，偏僻地区与繁荣地段的民风民俗，内陆与沿海的民族传统体育在进行实践训练和发展传承的过程中，就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2]。传统体育项目的表演和竞技一般都能衬托出节日的热闹与活跃气氛。这种传承方式中也存在拜师学艺的情况，但还是大多以休闲和娱乐的目的为主导。
三、如何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体系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已经不容忽视，因此维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任务也刻不容缓，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式构建良好体系：
（一）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扩大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优秀的，良好的传统体育文化以文字，图像，音频等方式保存下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历史的沉淀，体现着各个时期的风貌，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最好可以结合时代背景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同时还有必要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喜好程度进行有关研究。
（二）学校应该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设一些课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把出色的传统体育文化引入教学体系，让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将具有本民族艺术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引入课堂，使得该地区的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样，同时，也能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完整，有序发展，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健康传承。
（三）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可参入旅游业的成分，建设有意义的体育文化项目。如把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存于乡土气息浓厚的村庄，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发展。体育文化村的建立让民族传统文化在该地得到一些民族体育文化的熏陶，对村民体育意识的增强和附近地区体育事业的扩大都具有重要意义。设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让民族传统成为一种流动的文物在民间传承，提高人民的文化保护意识。
（四）在企业或政府下设民族体育文化表演队，可以在某些民俗节日中起到渲染气氛，活跃民情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丰富的民族文化，需要我们更多的了解和发现，仅保存在乡村是不够的，城镇同样需要了解。通过设立民族体育文化的表演团队，能激发更多人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热爱与欣赏，并宣传企业与政府积极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优秀表现。
（五）在体育院校增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一内容，以专业的教学方式来增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水平。体育专业生是人民群众中能够对体育文化有更多了解的人士，体育专业生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一定意义上影响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升水平[3]。因此，高校应对体育专业的学生加设这一学习内容，增强人民体育意识，进而提高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学习水平。
四、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祖先留给后世不可多得的财富，怎样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研究是当前必须面对的课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方式是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前提，由此可见传承模式研究的重要性。另外在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的研究应该注意到我国体育的特点，结合我国实际来考察研究，通过正确合理的方式才能科学，全面的归纳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应用的传承模式也必定有所区别，但是，传承的始终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将其贯穿于整个研究的过程，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全球化视野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