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1
中国自古就有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并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朴素而丰富的经验[4]。然而把这种朴素的经验上升到科学和理论的高度,却是现代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一些农业现代化的弊端开始显现,很多专家对农业生产只重视粮食生产、乱垦滥开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同时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要以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概念与观点来指导农业的研究与实践。1981年,马世骏先生在全国农业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工程建设原理[5]。1982年,叶谦吉教授在全国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生态农业”这一术语[6]。随后,1982年至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底子薄的国情,提出农业要“走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优点的同时,广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一部分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及一些县,开始了生态农业的探索[7]。在近10年的较大规模的试点后,1993年由农业部等7部委局组成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重点部署51个县开展县域生态农业建设,从其分布的区域和生态类型的代表性看,也是具有推广意义的[8]。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广泛的生态农业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生态农业理论。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至2010年中国在新世纪连续出台了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其中4份“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生态农业在经历了约30年的发展后,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整合、深化和扬弃,进一步与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城镇化相结合,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无公害化已经成为中国生态农业的重点趋向;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补偿研究逐渐活跃起来,生态观光农业也成为了生态农业中新的亮点。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生态农业发展进入一个瓶颈期[9]。首先,当前的生态农业还是以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追求产出为主,对农业的多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其次,以种植业为核心的基本格局对与包括工业、服务业在内的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重视不够,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市场化的引导、规模经营、专业化生产和品牌化推广,很难获取显著的经济收益;第三,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10],往往只重视模式的物种结构搭配与组装,而不太重视模式结构组分之间适宜的比例参数、各个环节的关键配套技术;最后,农业管理标准化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标准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甚至出现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
2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新时期生态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创造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这些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同时也对全球可持续农业产生积极影响[11]。在中国生态农业发展进入瓶颈期的时候,人们开始从农业发展的政策、模式及技术方面进行反思,重视对传统农业价值的挖掘,以期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列为首批GiaHS保护试点,标志着新时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探索的新起点。截止目前,全球共有16个GiaHS保护试点,其中4个保护试点在中国。除了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以外,还有云南红河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显然,与以往的基于考古研究和农史研究为重点的农业遗产相比,这里的农业文化遗产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蕴含着深厚的生态哲学理念、有效的农业种养殖技术以及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将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实践技术与平台建设。2012年3月13日,农业部正式发文将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方面有助于联合国粮农组组织推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相衔接,促进农业功能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将极大地推动新形势下生态农业的发展和落实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与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业文化遗产主要体现的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农业,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保留了杰出的农业景观,维持了可恢复的生态系统,传承了高价值的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同时也保存了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首先,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知识技术,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系统,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特点。其次,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遗产,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及传统农业知识、技术和农业景观一旦消失,其独特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和文化效益也将随之永远消失。最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农业生态系统适应极端条件的可持续性,多功能服务维持社区居民生计安全的可持续性,传统文化维持社区和谐发展的可持续性[12]。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保护一种传统,更重要的是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留一种机遇。
3面向多功能的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思考
中国农业具有较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地域性特征,几千年的农户发展形成了丰富多样、形形的农业区域,既表现了自然界的多样性,同时又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自然基础,赋予了农业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内涵,促使生态农业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基于对中国生态农业发展及其特点的分析[13],我们认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多功能的拓展,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基础上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拓展为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3.1生产功能拓展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保持人均粮食占有量及相应的农副产品产量是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一直注重采取不同农业生产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如稻鱼共生、北方“四位一体”模式、南方猪沼果模式等都是生产多种产品,提高产品产量。针对一些小规模生产模式调查的实验证明,其净收入往往高于现代常规农业[14]。另一方面,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问题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也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在源头尽量降低化肥、农药、畜禽粪便等污染土壤和水的可能性,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但随市场经济发展,由于生产规模小、分散化程度高,生产方式和技术不能适应市场多样化要求等,小农经济与大市场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规模化和产业化成为生态农业生产功能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3.2生态功能拓展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由于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农业文化遗产地多具有生态环境脆弱、民族文化丰富、经济发展落后等特点,促使农业不仅肩负生产发展的任务,还须在生产中保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环境压力的胁迫促使人们通过在生态关系调整、系统结构功能整合等方面的微妙设计,利用各个组分的互利共生关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5],提高农作物的抗性和品质[16],控制农业有害生物[17],提高土壤肥力[18],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9]。如稻鱼共生系统中,鱼类的活动搅动了土壤,同时杂草和浮游生物的呼吸作用减弱,从而减少了稻田CH4的排放量;鱼的排泄物中含有氮、磷等营养元素,减少了氮肥和磷肥的使用;对三化螟、纵卷虫、稻飞虱、稻叶蝉等害虫有较好的防治作用,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生态功能型农业发展的途径可以概括为3类:一是生态质量附加值产品开发,如优质有机农产品等。我国是传统的有机农业国家,生产绿色食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我国区类众多,农产品种类多样,具有形成区域特色的有机食品生产的客观基础。二是休闲功能开发,如生态型观光休闲农业等。生态观光旅游是未来生态系统与社会、人文需求相结合的一个切入点,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体现。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多彩,人文资源各具特色,具有较大的农业旅游业开发潜力。积极开发生态农业旅游,可促进我国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无污染绿色农业的发展,给农村增加就业渠道。三是生态补偿[20]。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一样,生态农业耕作方式下的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也存在外部性的特点,在以往的经济核算框架下这些成本或效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从而错误地低估了生态农业耕作方式的综合效益,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激励社会效益大的行为方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21]。
3.3文化功能拓展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中国的农业文明在近万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了延续[22]。当前任何区域的农产品都有一定的文化、历史、地理和人文背景与内涵,它们均富有区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合理利用这些资源能有效地发展地方经济,继承与传播文化遗产,对弘扬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3]。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对传统知识的传承以及提供教育、审美和休闲作用,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文化功能型农业发展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文化休闲功能开发,如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等,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资源,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复合性、动态性、脆弱性、原真性、独特性等特点。而农业文化遗产地除了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山水景观、民俗、歌舞、手工艺等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共同组合成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了很多旅游者的青睐。但同时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是一把双刃剑。遗产地文化传承中存在工具理性、传统与现代的背离、文化传承的代际失衡等问题。因此,要推进遗产地旅游开发中文化传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使遗产地文化得以正常传承和发展[24]。二是文化附加值产品开发,把农产品和地域文化、地理和历史实现有效的嫁接,通过“科学商标”、“历史商标”、“人文商标”、“地域商标”和“文化商标”等赋予农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孔府家酒”、“曹雪芹”、“茅台酒”、“北京烤鸭”、“莱阳梨”、“道口烧鸡”和“岐山哨子面”等,不仅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实施生态农业产业化具有重要价值。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生态扶贫研究源于类似于大西北的典型的环境贫困型地区扶贫而开展的。诚然,如大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土壤沙化、石化极为严重,农业缺少根本的发展资源,生态环境和贫困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陷入“环境脆弱一贫困一掠夺资源一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贫困陷阱”而难以自拔。针对此状况,不少学者提出反贫困应从生态环境的改善入手才是最佳途径。
现实中,有些地区实施了生态扶贫,且政府大力倡导效果却并不佳。原因在于这些贫困主体不属于环境贫困型贫困,生态扶贫不能充分调动他们自我脱贫的参与积极性。生态建设要取得效果需要一个较长周期,这并不符合贫困人口迫切解决温饱的需求,他们先一步想的问题还是怎么解决生存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对其要求太高。这些贫困人口对制度的需求是那些能够快速带动他们脱离贫困,能够有效解决温饱问题的制度模式。
对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持缺乏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它符合需求层次理论的一般规律,不能怪农民没见识,目光短。就如经济林栽种,因其长周期不能受益性,使得尚未脱贫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难以承受,农民积极性不高,对林地投入不足,呈现出造林的成活率不高,苗木成长慢的现象。正是由于生态环境改变的长期性与贫困主体迫切脱贫的愿望不相符,使得有些地区依靠生态扶贫效果不太理想。最终出现不顾生态的长期持续而掠夺性开发的现象,致使脱困人口陷入“顽固贫困”的困境。
那么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地区,该以一种什么方式扶贫才理想呢?按照当前开发式扶贫的理论,农业产化应该是理想途径。但根据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地区实践却发现,农业产业化扶贫并不能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返贫”问题。当前的返贫问题面临新的情况:一是绝对的返贫;二是由于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滞后出现的相对返贫。要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要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要使贫困人口有足够的发展能力,向奔小康方向发展,赶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步伐,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返贫问题。
农业产业化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利用政府扶贫资源推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龙头企业增效增收、农户脱贫致富的一种开发式扶贫模式。这种扶贫模式能够增强贫困主体脱贫的能力,依靠政府的扶贫投入和合理的市场管制可以有效避免“贫困恶性循环”,减少“扶贫资金及人口漏出”问题。且由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相对短周期,很适合贫困人口快速脱贫,所以较受温饱线上挣扎的贫困人口欢迎。
可由于我国的贫困地区普遍面临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山地多,平地少,集中成片可供规模生产的土地有限,充分利用解决温饱不成问题。但要想过上小康生活,还必须充分利用所有的山地、林地。同时实施产业化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对于资源富足区的贫困人口而言,他们在利用林地资源的同时,也会砍伐变卖以增加农业产业化的资本积累。可一旦山地、林地被过度利用,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产品的产出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富足区会变成环境贫困区,土壤沙化、石化、水土流失必然随之而来,从而使农业产业化的生产基础受到深程度的破坏,农业产业化非但不会有效果反而会使原有成果越变越小,农民会再次沦为“贫民”。
所以对于资源富足地区的扶贫有必要找到一条生态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耦合之路,才能保证扶贫的绩效持续,才能保证扶贫资金撤出后的农民实现自我发展。
二、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
产业化扶贫耦合构想
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地区的贫困人口而言,生态资源本身就是保证其脱贫的有效资本。所以在人们对生态环境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之前,人们的过渡砍伐等利用现有资源脱贫的现象就不曾停止。这种现象在沈从文的《边城》里描述相当具体,那时有成千上万的伐木工人以此为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长,这些行业已不能让这人们解决温饱,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担,部分地区从原来的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演变到环境不可逆的阀值水平以下的环境型贫困状态。此时,以规模经营为目标的农业产业化得以实行。可要实现脱贫需要有一定量的投入,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所论述的贫困人口要走出恶性循环怪圈必须有一定量的资本积累。所以产业化的初期,对环境破坏是难免的。到产业化的中后期,由于产业化资源的有限性,单讲产业化发展已无法使人们走出相对贫困,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是提高农业产出质量,达到生态农业、环保农业的效果,提高产业化产出;二是合理地开发生态经济产品获取收益,如生态林木的有规划砍伐,才能使贫困人口依靠生态资源、环境摆脱相对贫困状态。这时人们的生态建设积极性才会提高,生态环境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形态所说明的: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即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由于环境的不可逆性的存在,过渡损害的生态环境再难恢复,这就存在一个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有机耦合。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畴,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正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系统概念。只有两者有机耦合才能找出一条生态资源富足区的有效扶贫路径。
1.农业产业化扶贫与生态扶贫的反向耦合阶段。农业产业化扶贫因其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会较先于生态扶贫被贫困人口接受。在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初期阶段,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不可避免,并且随着产业化的深入生态破坏活动会更多,更频繁。此时,如设定产业化扶贫效果为S,再定义生态扶贫效果用e来表示,两者的效果体现都可以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体现,统计单位用货币单位“元”来表示。则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e=F(S),在此一阶段必然是一个凸函数关系式(如图1所示),它存在一个转折点G,在G点上方部分表示在产业化初期的开始阶段,人们还只是利用现有耕地或荒地进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对生态破坏不大,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效果显着,所以曲线较平缓,此时的产业化效果的增加比生态破坏的速度慢,因此曲线表现为凸函数曲线。在G点下方部分表示在产业化初期的后续阶段,此时人们不再是垦荒了,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已见实效,人们会开始利用山地林地实施产业化,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极速增加,同时由于环境破坏的增加影响产品的产出质量及产出水平,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大大降低,曲线变得陡峭。
2.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正向耦合阶段。到农业产业化的中后期,由于产业化资源的有限性,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已无法使人们走出相对贫困,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辅助,一是提高农业产出质量,达到生态农业、环保农业的效果,提高产业化产出;二是有效地开发生态经济产品获取收益,如生态林木的有规划砍伐,这时人们的生态建设积极性才会提高,生态环境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图2所示,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e=F(S)在此一阶段依然然是一个凸函数关系式,且存在一个转折点F,在F点左方部分表示在此一阶段的开始阶段,人们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改善环境,环境的改善变化很快,但产业化扶贫的效果被改善环境的投入削弱,生态扶贫的效果理想,所以曲线较陡峭;在F点右方部分表示在此阶段的后续阶段,生态经济效益明显,农产品质量提高,档次价格上升,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齐头并进,互相促进,达到较好的耦合效果,曲线平稳上升。
3.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模型及模型分析。在整个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过程中,会出现函数两个不同阶段,定义域区间以人们感觉到产业化的资源简单开发的瓶颈出现,要求更好的生态环境予以突破为转折点。假定此点的资源量为q1,则产业化效果受到资源(Q)约束的函数关系式为S=F(Q)。从而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的两阶段函数为e1=F(F(Q),Q1以及e2=F(F(Q)),Q>q1。曲线图见图3。
从实践来看,模型较符合资源富足区的实际。但如果放任贫困主体按此模式自由发展必然会出现环境不可逆的问题。这里借鉴潘家华(1997)的方法,在曲线中引入环境不可逆的阀值水平,对研究会更有意义。任何政府都不会也不应该让环境不可逆的情况发生,于是政府的干预成为必然。它会使得曲线e点至F点的曲线eF形态发生改变,变得较为平缓。但政府的干预会牺牲社会福利,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增长阻尼的效率损失(见图4)。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两者有机耦合单靠贫困主体无法自我实现,此时要发挥政府扶贫资金的作用,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达到贫困人口脱贫的资本积累。政府在这一阶段上也只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才会符合贫困人口需要的有效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的生态补偿一是制度不健全,标准不统一;二是补偿的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偏移,这是造成贫困人口边缘化的一个主因。
三、模型实践检验
本文选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做为实例来验证构想模型。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大规模扶贫工作以来,共经历了两个扶贫效果的瓶颈段,即1990年以前的资源富足低级开发阶段和1997—2004年的过渡开发资源限制阶段。尤其是后一个瓶颈段,是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国家政策鼓励大规模利用当地资源搞扶贫开发,正式由求助式扶贫迈入开发式扶贫,资源的瓶颈立刻显现,当时没有顾及到生态扶贫与产业化扶贫的耦合,过渡的产业化使得扶贫的整体效果变差(见图5)。
如果不是湘西政府在1998年开始采取有效对策恢复生态,实施生态扶贫,则整个曲线会在2000年发生分叉,成为灾变,农民会再次返贫(见图6)。
四、基本结论及展望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3
关键词：农业生态系统；能值；能值分析
1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日益严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是当前如何评价一个地区或者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仍是一个重大难题，这是因为传统的能量单位已不能进行全面的衡量[1]。因此学术界纷纷探究并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评价方法和新指标，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生态系统的能量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奥德姆正式提出了能值理论的方法，以及太阳能值转换率等概念。能值理论分析方法的提出为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能值理论引入我国之后，许多专家学者将其应用至农业、森林、自然保护区、草原、湿地海涂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作为经济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农业生态系统，其内部各子系统间以及其与外部自然、经济环境之间都存在复杂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和货币流。分析农业生态系统的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选择出最佳的系统模式，是农业生态系统研究的根本任务[2。
2能值分析理论的基本内容
能值即一流动或储藏的能量所包括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称为该能量能值[3]。奥德姆将能值解释为产品或劳务形成的过程直接或间接投入到使用过程的一种有效能总量就是其所具有的能值。因为所有形式的能量均源于太阳能，所以一般常以太阳能为各种能量的能值的衡量基准，其单位是太阳能焦耳。把太阳能值做为基准，可以衡量和比较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能量的价值。可以把不可比较的不同类别的能量转换成可进行比较的同一标准。能值分析就是以能值为基准通过能值转换率将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类的能量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来分析并从中评价其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4]。
3能值理论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3.1能值理论研究现状
能值分析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一种以能值为测度单位的环境经济系统综合核算方法，这种定量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研究中。关于能值分析的方法许多学者都在做，从能值理论应用的范围来看，主要涉及以下领域：应用于有机循环生态系统。比如，基糖农业模式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等。对稻蟹鳅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并与传统的稻蟹生态系统单作稻系统系统进行比较。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农业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经济效益进行探讨。苇田养蟹生态系统进行评价。应用于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比如对海南省农业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分析评估了各省市农林牧渔等主要产品的能值及其宏观经济价值。用能值理论客观评价江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现状，为江西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制定提供依据。基于能值分析的西北地区、山东省及江苏省等农业经济系统的能值研究。生态村庄的能值分析应用于农田（种植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通过计算农田中的能量产投比及能量转换效率等来研究和评价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如高产粮区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能值分析。研究了中国蚕桑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外界自然、环境、经济之间的关系，定量计算了反映中国蚕桑生态系统的能值指标，并与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相比较。陆宏芳蓝盛芳等简要回顾讨论了农业生态系统能量分析研究的历史和进展，着重讨论了能值分析方法对传统能量分析方法的新发展，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能量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就其进一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薛冰，李春荣等对能值研究在基础理论阐释、指标体系开发、案例实证研究等方面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总结和阐述[5]。
3.2能值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势
2000年，陆宏芳等农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方法研究中介绍了农业生态系统中能值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阐述了主要指标的建立方法和涵义作用。2003张明如翟明普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学原理及生态经济功能研究。解析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定义和基本特征归纳农林复合生态系统构建的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功能。
2004年，张耀辉进一步探讨了能值分析指标体系内容及其对资源环境价值评价和量化的意义。2005年，刘继展江等对苏农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为促进江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建议即：调整能值投入结构，增大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力度，逐步减少石化能源的投入。2006年，席运官等对稻鸭共作有机农业模式的能值评估，并比较了鸭稻共作和常规稻麦轮作两种模式的生态经济效益。2007年，刘玉振以开封为例讨论了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与模式构建。2008年，吴钢等通过能值理论分析了辽宁省朝阳和抚顺2个农业经济系统在25年内的发展过程，结果表明系统对购入资源的依赖程度呈增强的发展趋势，对当地环境造成了较大压力。相比而言，朝阳的工业化过程给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所以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可以减少本地不可更新资源的流失。
2010年，李艳春，黄秀声等对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型农业系统的能值分析，并以能值-货币价值计算的生态经济效益分析结果与实际经济效益分析结果基本一致。2010年李秀花研究了新疆精河县大农业系统发展的能值利用。所研究时段内精河县大农业系统的能值投入总量在波动中增加，能值产出也逐渐上升，但是其能值投入产出比呈下降趋势，说明进一步提高能值利用效率才是保障研究区大农业系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2011年赵桂慎，姜浩如对高产粮区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能值分析。从能值结构看，桓台县农田生态系统有机能的利用大幅减少，对自然资源和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的依赖性加强；从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看，系统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增大，净能值产出率下降，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
2011年，康文星等对江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分析。客观评价江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现状，为江西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制定提供依据。2011年张义勇等对苇田养蟹生态系统的进行能值分析和评价表明该系统生产发展可持续性好，生产活力强，发展潜力大。2012年，陈绍晴沼气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能值分析，能值系统结构功能指标表明该农业系统整体具有环境负荷低产出效率高可持续性强等优势。钟珍梅，黄勤楼等讨论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系统能值分析。表明该模式可以实现“资源减量化、物质再循环和再利用”，并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为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推广提供科学依据。2012年，蒋碧对关中平原农田生态系统不同秸秆还田模式的能值分析。结果表明：小麦秸秆高留茬-玉米秸秆粉碎还田是该区域种植业最优的秸秆还田模式，可以大力推广。2012杨卓翔等基于能值分析对深圳市三个小型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西丽果场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最高的农场，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次之，而山海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低。都市农场应该大比例利用可更新资源，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且积极提升农业的技术含量在此基础上，控制规模合理地发展旅游经济，走高科技农业生态旅游之路。2013付意成，基于能值分析的永定河流域农业生态补偿标准。针对当前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计算中，价值受时空动态变化影响较大、投入成本难以准确计量的弊端，借助能值与价值之间的可转化性，给出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标准计算体系。
能值分析的案例应用研究较为广泛。该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范围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通过具体实例，分析能值投入、产出结构等对能值理论的原理、指标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的来说，基本形成了两大研究方向，一个是以市州、乡县等行政地理尺度为主要方向另外一个是对特色农业模式进行能值分析和评估。比如基糖农业，有机循环农业。
4存在的问题
通过阅读和实践发现能值分析理论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能值评价指标体系、能值转换率等，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了生态系统能值分析研究的放向和热点[6]。能值的转换率是能值分析中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它是确定各种不同资源或者的产品太阳能值的转换系数[7]。但在实践中发现有关经济方面的太阳能值转化率并不统一，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复杂，地域差异明显，各地的生产水平有差异。在能值分析中还需要一些必要的数据来平衡地域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差异而导致能值转化率不统一的问题[8]。此外，在能值评价指标体系中没有农业系统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影响的评价。因此，进一步精确能值转换率以及进一步完善能值分析指标体系以满足更多的评价需要是今后要做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康文星，沙甲先，何介南.江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分析[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2011.
[2]刘继展，李萍萍.江苏农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D].镇江：江苏大学，2005.
[3]杨卓翔.基于能值分析的深圳市三个小型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2.
[4]陆宏芳，彭少麟，蓝盛芳等.基塘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的能值评估[J].应用生态学报2003，14（10）：1622～1626.
[5]魏兴琥，王海.佛山市顺德区基塘农业模式的演变与发展潜力[D].佛山：佛山科学技术学院，2011.
[6]刘金娥等.米草生态工程加环效益能值分析[D].南京：南京大学，2004.
[7]odumHt.environmentalaccounting：emergyandenvironmentalDecisionmaking[m].newYork：Johnwiley&Sons，1996.
[8]林培治.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综述[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4
论都市农业的节能减排
中国边疆地区主导产业群研究
云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贵州省六盘水市茶产业发展研究
黔桂农村环保习俗现代价值探究
论农民土地生态安全权益的保障
贵州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综合比较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维度分析
森林经营市场化及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贵州省旅游科技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浅谈安全生产与贵州工业化战略的关系
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考
贵州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关于贵州省发展生态经济的若干思考
土地整理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林权流转分析
贵州省农业组织结构创新研究
农业发展方式应转向精细密集农业
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供给分析
构建贵州现代农业体系:背景与紧迫性
农业生产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探讨
贵州山地农业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力思考
边境县贫困现状及致贫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贵州遗产经济体系研究
农业生态化发展中各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仡佬族原生态文化:精神特质与审美心理
县域乡村景观干扰格局及其人文因素研究
贵州省特色农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农垦国有农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
集成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促进农业清洁生产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歧视性就业政策下农民工就业替代的经济学分析
退耕还林政策与农户“非理性”生产行为关系研究
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回乡农民工需求的多层次创业扶持体系研究
中国食品制造业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圆周假说的农民专业合作行为分析
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的林业保险保费影响因素分析
贵州省县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以开阳县为例
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与中国环境资源法制的变革
广元培育生态经济,建设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研究
贵阳市与毕节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测评比较分析
传统、嬗变与重建: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试论
从纽约低碳城市规划体系看低碳城市目标机制的落实
贵州农业旱灾中多功能价值损失评估与应对策略研究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5
区划原则是确定区划指标，制定区划方法，形成完整区划体系的重要依据。现代农业区划遵照五项原则:①综合性与主导因素相结合，农业既是多要素投入的大生产系统，也是多层次功能的生态系统，现代农业区划通过诊断区域主体功能，划定功能类型区。同时，甄别农业发展的保障性、动力性和约束性，建立主导指标体系与分区方案;②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农业生产是对水、土、气等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随着科技进步、设施条件改善和市场体制完善，农业资源与环境利用方式发生改变，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逐渐细化，进而改变了农业地域格局和农业地域功能;③生产现状与发展方向相结合，农业生产既有区域性、承继性，又会随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而做出响应，因而农业区划不仅体现区域农业现状条件，还要对区域农业发展态势做出情景预测，明确区域农业现代化方向;④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模糊数学等定量方法能够减少人为主观意向的影响，但其合理性又取决于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区域认知的准确性，这就需要进行大量定性分析，厘清农业发展关键性因素，研究主导因素作用机理与过程，以此对定量结果进行适度调整;⑤空间连续性与区内一致性原则，区划单位是一个有机整体，农业区间具有明显异质性，而其内部具有相对一致性，尽量保持县级行政区界的完整性，对于性质相似但空间不相邻的农业区，通过划分农业亚区的方式，保证农业区在空间上完整连续。
2指标体系与数据
农业区划首要任务在于客观反映农业自然环境藕合条件、农业地域功能类型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结合区域数据可获得性，在农业生产条件方面，选用地形起伏度、灌溉条件下的农田熟制、水资源丰富度指数、人均耕地面积等4项指标，分别表征地形地貌、热量条件、水资源、耕地资源等生产条件。在农业地域功能方面，选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劳均农产品产量表征农业生产现有能力与发展潜力;选用农业从业人口比重、劳均农业增加值反映农业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功能强度与经济效率;选用地均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环境可持续指数反映生态环境保育的需求和水平;选用100km范围内地级以上城市总人口、农业多样性指数反映农业休闲与文化功能的市场需求及潜力;选用县域单元几何中心的空间坐标反映农业空间邻近性。 本区划所用社会经济数据，如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产品产量、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口等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5)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5)。地形地貌数据利用全国Dem数据参照封志明等[[16]研制的方法计算获得，农田熟制来自徐新良等「‘7]测算的灌溉情境下的农田熟制格网化数据，水资源丰富度指数计算方法来自李九一等[08}耕地面积根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全国1km网格土地利用数据(2010)计算得来，地均生态服务总价值根据谢高地等研制的测算方法，生态环境可持续指数来自Yang等，并利用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当量值与全国植被类型数据计算获得。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6
关键词：观光农业多重效应Swot分析对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CmZ060）；湖北省教育厅项目（编号：Q20131907）；湖北省民宗委项目（编号：HBmw2012013）。
一、引言
观光农业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的新型产业，是农业发展的新途径，也是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
观光农业这一新兴的交叉行业，既能促进农业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结构升级，进而引致带动农村交通、卫生、教育的发展，改变农村面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武陵山片区囿于其高海拔山区的区位特点，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比较薄弱的产业基础，旅游业和特色农业成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优先发展的产业。可以预见，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观光农业这一新型产业必将在武陵山片区获得很大的发展。
二、武陵山片区加快发展观光农业的多重效应
研究表明，观光农业是一种农业与旅游休闲、观光活动等服务业有机融合而生化出来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新业态。观光农业所承载的基本功能有旅游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教育功能、创收功能、辐射功能等多个方面，因此观光农业产出“收益”不仅是显著的经济效益，更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加快发展观光农业所产生的多重效应，完美地契合《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和谐统一的要求。
首先，观光农业的生态效应。观光农业作为一定的生态空间格局存在于乡村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体现城乡融合，服务于农业和旅游业，具有市场化、多功能、高度产业化的生态农业系统。其理论基础是农业景观学，要求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状态，创建、改善和塑造具有吸引力的农业自然景观和农村人文景观，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武陵山片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承载能力有限”，导致“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尖锐，产业结构调整受生态环境制约大”。因此发展第一产业与服务业交叉领域的“观光农业”，将产生很好的生态效应，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其次，其经济效应体现在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通过以下3个层面实现。观光农业的“根”在“农”上，因此加快发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除了直接促进农业发展之外，还可以带动交通、运输、餐饮、邮电、商业以及纪念品生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到达带动农村经济振兴和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的目的。从农户方面看，观光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显著特点就是把农产品直接销售出去，避免远销的中间商盘剥，很好地解决了部分农产品运销层次多的问题，同时农民也能够从提供观光服务中获取合理报酬，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农民收入。从产业链的层面考量，观光农业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产业，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度较大，需要有“一条龙”的行业与之配套服务。
再次，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等诸多功能彰显观光农业鲜明的社会效应。社会教育效应表现在向人们提供认识农业及生态环境、体验农村生活、了解农村动植物生长过程、认识农村文化，并进行农业科技示范等。
文化传承效应体现为农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及生活文化通过观光农业的发展得以继承，传统的民间娱乐、旅游活动具备突出的文化展示性和历史延续性，并不断创造具有特殊风格的农村文化。以片区内湖北省恩施市芭蕉枫香坡为例，侗乡人民在清明节前采摘“明前茶”，采茶时载歌载舞等民族文化都在观光农业的开发中得到了保留和发展，有的还融入新农村建设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从而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得武陵山片区优秀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观光农业产生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等多重效应，充分契合武陵山片区的发展目标，将对片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做出显著的贡献。
三、武陵山片区发展观光农业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提出来的，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发展战略的、普遍接受的方法。Swot分析法把面临的内外环境所形成的机会（opportunities），风险（threats），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四个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以寻找制定适合组织实际情况的经营战略和策略的方法。笔者从自然资源禀赋、民族文化丰度及微观参与主体（从业者主要是农户）方面考察了观光农业发展的内部环境，同时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政策环境、行业组织程度等方面分析外部环境，并基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找出不同的战略组合。
（一）S（Strength优势）
从自然资源禀赋和品质上看，武陵山片区“土地资源丰富，生物物种多样，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独特，组合优良，极具开发潜力”，发展观光农业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品位高，先天条件较好。
从文化环境看，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独特鲜明。武陵山片区具有“多民族地域性文化，民俗风情浓郁，民间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民族文化丰度强，也有利于发展。
从从业者看，绝大多数微观主体仍然是农户。观光农业项目可以就地取材，建设费用相对较小，特别适合在连片贫困区落地生根。项目的投资开发可分期进行，尽可能降低了启动资金的门槛，有利于更多意愿农户的参与决策。项目“立竿见影”体现在建设周期较短，农业收入之外加成旅游收入，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组合拳”的收益显著高于纯农业收入。
（二）w（weakness弱势）
各种自然资源比较分散，观光农业的景点难以连成片，亦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国外观光农业的半径为29.5km2才能发挥最佳效益。而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片区内人均耕地面积0.81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景区规模大多要小于“经济规模”，难以形成连成片的“集聚效应”。
片区的民族文化传承乏力，制约民族文化特色对游客的吸引力。以片区内的恩施州为例，不仅地地道道的土家语渐行渐远，州内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后继乏人。民族文化是武陵山片区观光农业发展的一大显性优势，而传承乏力显然制约进一步发展。
从业者经营能力有限，相当一部分农户经营观光农业仅仅是短期行为。农户往往缺乏农游结合的经营能力和经验，因此游客观光的重复率不高，经营的生命周期有限。
（三）o（opportunity机会）
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观光农业尤甚。旅游业的市场需求即使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仍然十分旺盛，观光农业因为距离较近、花费较少却越来越受到青睐，这的确是片区加快发展观光农业的难得机遇。
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发展，为加快发展奠定可靠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说，人们解决了温饱之后便会产生短距离旅游的需求，达到小康水平之后会诱发中距离旅游的动机，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后义将萌生远距离旅游的欲望。2011年世界人均GDp10037美元，美国41095美元，中国5445美元，湖北省人均5295美元。尽管和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不小。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提供了加快发展的购买力前提。2013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13。
武陵山片区扶贫政策倾斜，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优惠政策等有助于观光农业的发展。旅游业和特色农业是片区扶贫攻坚阶段优先发展的产业，加上“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建立等优惠政策出台，将进一步推动片区观光农业的加快发展。
（四）t（threat威胁）
社会先行资本不足。武陵山片区经济比较落后，社会先行资本投资有待加强。农民没有更多资金投入，政府的扶持力度有限，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设施配套受限，影响观光农业的品质提升和持续发展。
上下游产业关联度差，未形成产业链。观光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和旅游业两条产业链，而武陵山片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产业链不够完善，制约了进一步发展。
营销力度不够。从行业组织层面看，将观光农业的景点融合到武陵山片区的旅游线路中，加大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以及推介和营销的力度不够。
四、武陵山片区加快发展观光农业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Swot分析矩阵，行业自身和从业者比较容易找到各自的政策需求，也能从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角度确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加快观光农业的发展，既需要政府层面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比如严惩破坏生态和环境的行为和肇事者；同时也离不开政府和行业层面诱致性的制度供给。
政府主导，推进特色民族文化品牌传承与保护。观光农业不能只满足于观赏、采摘等表象繁荣，必须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走与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相结合的道路，挖掘民族文化之丰富内涵，方能持久、兴旺地发展。政府应加强对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抢救、整理和展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政府与行业自身应该加大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整合多方面的资源，深化观光农业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强化品牌建设，并利用电子商务等渠道多维推介武陵山片区的观光农业。
政府应该严惩破坏环境和生态的肇事者和行为，确保武陵山片区的山水生态和自然环境。
参考文献：
[1]郭焕成，刘军萍，王云才.观光农业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0
[2]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
[3]朱志泉.加快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促进浙江现代农业建设[a].休闲农业与现代农业发展――2007年中国农学会学术年会暨全国休闲农业论坛文集[C]，2007
[4]蒋和平，何中纬.生态旅游农业开发模式研究――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J].古今农业，2004
[5]李文荣，尹力军.河北省发展观光农业的Swot分析及对策[J].农机化研究，2005
[6]占文平，刘丽春，章新俊.传承民族文化，何去何从
[7]吴新颖.关于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思考[J].经济地理，2005
[8]2013年《国际统计年鉴》
[9]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作者简介：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7
特色农业产品应按下列顺序选择:(1)优先规划农业资源开发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这类产品有较高知名度，有一定市场潜力，由于是当地物种，其宜种性较强，扩种的可能性较大，开发成本较低。其特产的口味可根据所销地域的大众风味进行适当改进。(2)选择周边或相似地域的名优产品或受大众喜爱的新产品。在进行适宜性分析后进行试种，试种的产品符合要求后予以推广。(3)当规划区域内的土壤或水源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时，选择对这类矿物质或溶质有较高的萃取能力的农作物。该类产品附加值较高，有较多选择时，选取经济效益高的农产品。(4)有机农产品。从食品安全角度出发，通过环境冶理、生产流程改革、加强生产管理等科学种植措施，生产当地农作物中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产品也是特色农业产品的选择途径之一。(5)由于生态原因，通过套种、混种不同农作物方式能改良农产品产量或品质的当地农产品。有的地方已形成了合乎科学的产品布局，只要我们去发现和推广。(6)具有综合开发商业价值的配套当地农产品。
2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分析
2．1规划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独特生产条件分析规划区域内特有的名优农产品的形成均有其特殊的原因或不凡的背景，有的已成为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有独特的生产条件。其生产的地块、种植方式、采用的原料、加工工艺、存贮方式都是名优农产品的有机构成的部份。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名优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剖析，科学地总结其特质的成因，有助于名优农产品传承和发展。生产的地块条件分析:包括地貌情况。耕作层土壤的土质、厚度、酸碱度、孔隙率、矿物质成份(对人体的有益元素和有害元素含量)、有机物含量、微生物情况。耕作层土壤的温度及其变化。耕作层土壤补充源的酸碱度、矿物质成份、有机物含量、微生物情况。全年降水量及时间分布，地下水潜水面高度及变化。影响耕作层的水源(包袱灌溉水源和地下水)的水温、酸碱度、溶质浓度、有机物含量、微生物情况。生产期积温，日照时间和气温、空气湿度、风(风力、风向)变化情况等等。种植方式条件分析:包括栽培方法，其它生物对其生产的影响，农产品生产期与土壤涵养期地块管理，相关农作物种植方式及其与名优农产品地块关系(山上与山下，上风位与下风位，灌溉方法与顺序等)。名优农产品特性分析:根、茎、叶、花、果的成份及其对人体健康、味觉的影响。加工分析:包括加工环境、原料(包括水)、工艺流程、配方。存贮方式:包括存贮环境(空间、湿度、温度、微生物等)、容器、压力、时间等。
2．2拟选的其它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分析其它优势特色农产品是根据区域内整体资源优势及特点，在充分考虑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的前提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经济效益最大化、生态效益最优化的角度出发选取的。这类特色农业产品生产条件分析主要是调查规划区内现有的农产品种类及其布局、产量、特质等。在进行生产的地块条件分析、产品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植物不同部位对人体有益元素的萃取能力和对人体有害元素的抑制能力进行评估，并制定科学的生产技术方案，确保所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达到优质标准。
2．3制定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样本根据上述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分析结果，制定生产地块条件与种植优质农产品品种之间对应关系的样本数据库。
3圈定特色农产品生产地块
对规划区内的所有生产地块按生产条件分析的要求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成果数据化，利用数据平台的分析功能，参照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样本数据库，按照本文2．2条顺序，圈定各特色农产品(一般选2～3个品种，排列在后的为备选)生产地块。圈定各特色农产品生产地块时，宜将能通过采用工程措施、生态措施改进生产条件的生产地块纳入改造后的生产地块等级中。再根据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化耕作要求进行地块合并。
4特色农业规划布局
特色农业规划布局分为规划空间布局、农产品生产布局、工程布局［3］。规划空间布局:也就是特色农业规划的功能分区，根据总体目标要求，规划区域内一般应有建筑或管理区(办公、接待、仓储运输、产品展示销售等)、农产品生产区、农产品加工区、观光休闲区等。农产品生产布局:在农产品生产区内，参照圈定特色农产品生产地块，在充分考虑生态平衡或生态效益的情况下，安排设施农业用地和各生产地块种植品种、耕种制度。工程布局:包括道路工程，灌溉与排水(包括水循环利用与排污治理)工程，防护林工程，土地平整、地貌重塑与土壤改良工程，生态保持、景观改造与提升工程。
5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计算实施规划所需投入的总费用、年增加的收益、投资回收率、投资回收期等经济效益指标数据，评价投资可行性。(2)生态效益。从生态保护、耕地质量变化、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环境污染等生态角度评价规划的合法性、可行性。(3)社会效益。社会生产效率提高，经济、生产组织形式的辐射效应，人文景观改善，丰富文化、教育，食品安全等角度分析受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对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6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应涵盖规划编制、实施、监督、评价和后续维护全过程。在规划编制阶段主要有规划宣传、专家和当地群众意见收集、方案评审等三个方面内容。规划宣传是规划前期的重要工作，当地群众对规划目的的了解和支持程度是规划执行的前提。专家和当地群众意见收集有助于规划编制人员对规划区的现实和历史情况的全面掌握，这些意见有时会导致规划方案、方向、甚至是规划目标的改变。方案评审包括规划的合法性、合规性评审，与当地相关规划一致性评审，村民对工程项目的确认，(当地)专家评审等环节。
7制定保障机制
(1)政策。增强法制观念，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切实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导作用。规划一经批准不得擅自修改，明确规定规划实施的主体、客体、责任和义务。(2)技术。尽可能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施肥、用药配方，生产流程科学化，质量管理标准化，产品品种系列化等。(3)组织。管理机构有权威、构架完整，管理团队专业齐全、分工合理、责任明确。(4)管理。完善规划实施的激励措施。有疑问，先试点，后推行。积极开展规划实施评价，按规定修改和完善规划。灾情应急制度化。
8结语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8
关键词都市农业；量化模型；发展路径选择；云南安宁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6）23-0263-04
abstractUrbanagricultureisanewtypeofagriculturewhichisbasedonthecity，servesforthecity，meetstheneedsofurbandevelopment，andbringsintoth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strategyofurbanconstructionandtheconstructionoflong-termdevelopmentplanning.asanewagricultureform，urbanagriculturebelongstomulti-functionagriculturewhichishighlymergedwithprimaryindustry，secondaryindustryandtertiaryindustry.thequantitativemodelof″2-1″elementbalanceofurbanagriculturewasgiventhroughthe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urbanagriculturedevelopmentinanningCity.Finallyitwasconcludedthattheurbanagriculturebelongedtotheecology-dominated，life-productioncom-poundurbanagriculture，andputforwardth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ofurbanagriculturedevelopmentinanningCity.
Keywordsurbanagriculture；quantitativemodel；developmentpathselection；anningYunaan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都市农业已经成为现代都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型业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城市建设和农业用地之间，及城市经济和农业产业发展之间出现巨大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促使城郊型农业向设施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围绕城市发展的新型农业业态――都市农业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宁市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工业化在云南省名列前茅，但工业区建设对周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问题依然突出。随着安宁市“环境立市、工业强市、城镇化推动”等战略的实施，以及滇中大经济圈的逐步形成，安宁市发展正呈现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态势，农业在全市经济中比重日益下降。对于如何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互动发展，在以昆明为都市圈的生态城市建设中脱颖而出，打造出不同于全国各地新兴的市民农园、休闲农场、教育农园、高科技农业园区、森林公园、民俗观光园、民宿农庄等都市农庄的模式，并能提高安宁市八街、青龙、温泉等地的农业优势，成功转型升级安宁市都市农业名片，研究新型都市农业的功能性要素选择“2-1”概念和适合于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的现状评价模型，探索安宁市都市农业的发展新模式、新途径，最终提出解决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问题的方法及对策值得探讨。
1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现状
安宁市距昆明主城32km，国土面积1321km2，辖7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作为云南省最大的钢铁、磷盐化工基地，安宁市的工业化程度高于云南省全省平均水平，列西部百县（市）第5名，连续3年位列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强。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较低，二元结构矛盾较为突出。
2008年，昆明市提出了到2020年要初步实现都市型现代化农业格局的构想，安宁市的区位优势，以及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有利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发展都市农业是安宁市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适应安宁市作为昆明主城副中心和安宁市工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前，安宁市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仍然处于农业区位理论下的城郊型农业向现代都市农业转变的过程当中，早年主要以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服务业（其他）为区域支柱产业，按照安宁市的土地使用划分，传统城郊型农业突出的生产功能依然非常突出，比如其种植业中，粮食、油料、烤烟等低产值作物播种面积依然不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传统的粮食生产逐渐被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取代，“滇之红”红梨、安宁浅水藕、安宁弯葱、八街食用玫瑰、县街甘兰等特色果蔬生产逐渐成为安宁农业的名片，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经营方式。
1.2存在的问题
当前，安宁市都市农业尚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的规划，整体农业产业依然没有完成从传统的城郊型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都市型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都市农业的发展缺乏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引领，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进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尚不足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市农业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空间分区不尽合理，安宁都市农业发展未充分考虑服务自身和昆明主城区的双重功能，都市农业的分区存在一定误区；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配套支持体系不健全，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与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要求有差距，缺乏现代都市农业所需的体制和组织形态，农业生产和生活服务性体系缺失显著，尤其是以鲜活农产品食品安全体系和快速物流缺失问题最为突出。
2都市农业三大功能“2-1”模型
都市农业基本含义为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于一体的现代都市新型产业。在三大功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融合与加减，而是三大功能的平衡与制衡。现代农业生产中，生产功能始终与生态功能是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的一对因素，农业产业化必然挤占现有生态资源。同时，农业生产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一个农业区，如果强调其生态效应，则农业生产必将受到一定的制约，比如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等直接限制了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种植品种、养殖规模等也将因为生态要求受到限制[1]。而强调生产功能，都将对区域生态圈带来损伤，譬如设施农业对生态的影响，现代耕作技术、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都将对当地土壤和自然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等[2-3]。而都市农业突出的生活功能，也与生态功能有一定的相互制衡因素，生活功能需要良好的生态功能作支撑，生态功能则反过来对生活功能提出了较高要求[4]。
2.1都市农业三大功能“2-1”概念
都市农业与都市息息相关，是有别于传统的生产型农业，农业区位理论强调的是其生产功能，即依托都市资源，如何实现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都市第三空间理论则强调了自然环境对市民生活的重要性，突出了都市农业的生态和生活功能[5]而生产功能次之。从三大功能产生的经济价值来说，是存在制衡关系的，其中生产、生活功能更多的是对地方经济发展、个体收益带来直接增长效应，而生态功能则是弱化了经济因素，突出的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补偿。许多例子表明，生态功能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简单来说，可看作经济的负增长。因此，在都市农业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中，可以认定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说，三者之间是“2-1”的关系，即生产、生活两大功能带来的效益将被生态功能一定程度上抵消（图1）。
以昆明地区为例，在昆明主城区周边农业发展过程中，早期强调农业对都市的生产功能，其特点就是滇池水体围湖造田的工程，周边大量的农田出现，生产功能突出到最大，但带来的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后期，农业产出已经不能满足都市的需要，生产对当地政府和生产个体带来的收益也被成本上升所抵消，生活功能开始得到重视，农家乐、餐饮服务等大量引入，以此来提高农业的产出价值，而这些都是以牺牲生态功能为代价的，随着理念的变化，滇池周边的生态功能被高度重视，种植、养殖大量退出滇池流域，而地方政府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改善生态环境，单从经济价值角度看，都市农业生产、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存在负关联关系[6]。
2.2都市农业三大功能“2-1”要素平衡量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都市农业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制定了三大功能量化指标体系（表1）。通过三者之间的指标量化来分析其中的关系，并以此为安宁都市农业发展路径选择和定位。
在上述量化指标体系中，各因素权重和指标赋值均为主观赋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上述指标分析，来探索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对于上述功能和要素，需要进行几点说明。
2.2.1理想状态。当三大功能得分相同时，可视为理想化的三位一体都市农业，即生产、生活、生态的完美结合，一般情况下，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出现，多数应表现为偏重哪一种功能的三元复合体。
2.2.2极端情况。任何一个功能得分为0，可视为极端情况，当生态功能为0时，可视为高度发达农业区，即所有可用土地都为农业用地，极端例子可以以色列沙漠中的农田为例。当生产功能为0时，可视为该区域为都市核心区，已无农业生产，仅有个体化的都市种植设施，相当于都市农业类型中的中心区农业类型。当生活功能为0时，可视为传统大农业区，相当于北方粮食主产区。如果其中2项为0分，也是极端情况，比如生产、生活功能为0分，其极端例子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无人区或仅有少量人居住的原始森林生态保护区。
2.2.3较高分值的决策影响。如果生态功能得分较高，而生产生活功能得分较低，表明该都市发展都市农业的理念是建设宜居生态城市，农业生产完全服从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要[2]，典型例子就是昆明主城区滇池流域的退耕还湖政策。如果生产功能得分较高，生态和生活功能得分较低，除了表面该都市的l展历程是从传统农业区发展起来外，更大的可能是管理者目光聚集在工业立市的理念上，在未来城市发展中，农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博弈将处于下风，大量农田用地有朝更高效益的工业和居住用地转变的可能。
2.2.4量化指标分析模型。对于上述指标及赋值方式，提出如下计算公式。
其中：Qpe、QLe代表功能系数；p代表生产功能；L代表生活功能；e代表生态功能；w代表权重；V代表分值。pi（wi，Vi）=wi×Vi，即生产功能因素权重与得分之积；Li（wi，Vi）=wi×Vi，即生活功能因素权重与得分之积；ei（wi，Vi）=wi×Vi，即生态功能因素权重与得分之积。
计算出的功能系数，以Qpe数值构成横坐标，QLe数值构成纵坐标，组成横纵坐标轴图（图2），由此来确定该都市农业的功能倾向。
在上述坐标图中，原点数值为0，表明生产、生活、生态3个功能得分一致，数值1代表生产或者生活功能得分值为生态功能的1倍，表面生态功能比较弱，如果按照最高得分10分计算，则此时生态得分为5分，处于中间值。
以数值1作同心圆，如果象限点落在园内，表面生态功能至少为生产或生活功能得分值1/2以上，越靠近圆心，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得分越趋于一致，更为接近三者完美结合的理想状态。
在同心圆外，表明生态功能急剧恶化，已经完全脱离了都市农业创造第三空间的理念，此时的都市农业需要采取现代保护性都市农业理论的观点，进行“有计划地保护的农业”的政策倾向。
Qpe、QLe2项数值为正时，代表生态功能得分低于生产或生活功能得分；为负时，代表生态功能得分高于生产或生活功能得分。
Qpe，QLe2项数值落在各象限的含义：第一象限为以生产、生活功能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生态条件较差，生产、生活功能较全，越靠近偏离线，越表明2个功能产生的价值接近；第二象限为以生活、生态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生产功能相对较弱，越靠近偏离线，越表明2个功能的协调性较好；第三象限为以生态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生产、生产功能相对较弱，越靠近偏离线，越表明生产、生活功能在这一地区接近；第四象限为以生产、生态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生活功能相对较弱，越靠近偏离线，越表明2个功能的协调性较好。
2.3针对量化模型的都市农业发展战略
根据上述量化模型和计算结果，不同象限内的都市农业发展策略不尽相同，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见表2。
3安宁都市农业“2-1”要素平衡量化分析
根据上述要素平衡量化指标的设定，以及安宁市的都市农业发展现状，对各个指标要素给出了初步评分（表3）。
根据上述得分，各功能得分：p=5.356，L=6.45，e=5.16
对数据进行分析，见图3。可以看出，安宁市都市农业现状处于生态型都市农业，并略微偏重生活型，可以简单概述为以生态为主的生活-生产复合型都市农业。
4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战略路径选择
根据安宁市都市农业模式和现状分析，结合“2-1”要素平衡模型分析的结果，安宁都市农业已经具备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现代都市农业特征，而且具备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几个基本要素：单位产出高；休闲观光基础、交通基础、旅游基础好；特色产品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有较大的水源保护区面积限制工业进入；空气污染指数低等。同时，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基础较好，农村劳动力富余，具有部分农业产业组织，农业产业物流基本条件具备，政府支持和政策扶持大，这些都是打造安宁独具特色都市农业的现实基础。
但安宁市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一方面农业本身受土地和水资源的限制，农业基数较小；另一方面安宁市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环境污染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造成制约，大昆明目标市场还受到来自周边县区的博弈性制约。安宁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将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从优势中找到目标，从局限性中找到突破口（表4）。
可见，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路径应与城市、工业以及与人和自然环境等诸方面的因素和谐结合起来。能够利用和依托都市圈，合理运用现代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对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重点发展以生态为主的都市农业，不断延伸产业链，通过特色化和差异化经营，取得与竞争对手的博弈均衡，引导和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都市消费[8]。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安宁市都市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应该是以下内容。
4.1猿稚态型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
安宁市土地有限，水资源缺乏，但同时也具有良好的生态区。当前，要规划好农业高新技术区和有机生态农业区，在生态条件好的区域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并限制影响有机农业的产业进入。同时，在土地资源较为紧缺，不适宜发展有机农业的区域建设一批高科技农业园区，依托高科技农业设施生产高科技农业产品，并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以点促面，提高农业的整体科技水平。重点发展种子工程、温室工程、生物工程、绿色工程，提高农业科技覆盖率[9]；依托昆明市农业科研院所，提高农业科研水平，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
4.2走生产生活一体化循环经济模式
安宁市城市化步伐快，工业发达，第三产业初具规模，农业发展要充分依托城市化和第二、三产业。在纵向一体化方面，农业要与生产资料生产联合；在横向一体化方面，专业方向相同的农业企业可以以合作兴办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储运、销售和其他服务业而进行经济联合[10]。同时，依托的龙头企业，加速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型、农产品购销企业带动型、农业协会（包括农产品专业生产基地农户的联合和农民跨区域的行业协会）带动型、服务组织带动型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构建。
5建议
通过对安宁市都市农业的量化分析，在坚持生态型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和走生产生活一体化循环经济模式2种可选择的路径下，安宁市应在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高效都市农业产业化发展、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引领都市农业经营、发展面向“昆明都市圈”的特色都市农业、完善支持都市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都市农业的引导作用5个方面取得突破，建立具有高原特色的新型都市农业体系。
5.1科学统筹规划，形成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新经济业态
在安宁都市农业发展定位中，应将安宁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八街、温泉和青龙三地的生活和生态功能优先提出，将农业产业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有效结合，将安宁市其他经济业态与农业产业发展相互协调配合，理顺都市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应尽快协调解决工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关系，形成互补和良性发展。同时应积极完善形成都市大农业概念。在都市农业发展中，农业的范畴已经极大地拓展，林业、园艺产业、绿化、农产品交易与物流、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已经属于都市农业统一规划的范畴，其管理已经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商业和工业领域扩展，应协调各部门通力配合，形成完善的安宁都市农业整体规划。
5.2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引领都市农业发展
发展规模化、集约化都市农业，提升都市农业的生产功能；引进和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龙头企业，构建“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庄园经济）”的经营模式；建立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建立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体系；加强农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5.3合理布局功能分区，发展面向“昆明都市圈”的特色都市农业
重点发展服务现代新昆明的特色农业，依托北部特色观光农业区打造南部生态农业休闲区，形成南、北2条特色旅游线。围绕昆明都市圈发展特色农业，发掘利用现有各种资源，进一步推动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的融合，结合温泉、青龙旅游观光区、八街生态优良区，促进旅游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和升级。
5.4完善支持都市农业发展的配套支撑体系
积极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农业信息、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立保护县街、八街生态开发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都市农业的引导作用，建立农业投资公司；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全面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6参考文献
[1]樊长科，吴雨.我国都市农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J].商业时代，2010，3（27）：113-114.
[2]苏艳新.浅论都市农业的起源与特征[J].农业科学，2013，8（5）：1-3.
[3]宋家荣.谈都市农业经济发展[J].农业经济，2014，3（1）：13-14.
[4]岳晓利.都市农业研究综述[J].社会发展，2010，6（4）：61-62.
[5]张敏，卢凤君，苗润莲，等.我国大城市都市农业发展阶段性的系统类变量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4，42（3）：360-363.
[6]许慧萍，常荣.对安宁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考[J].西南农业学报，2006，6（19）：432-435.
[7]万潇颖.都市农业发展与都市农业园区规划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1-52.
[8]蒋玉洁.都市农业的技术特征及其技术创新研究[J].天津农业科学，2009，15（3）：35-38.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9
关键词：生态农业；农业发展对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也凸显出来，土地耕地的占用滥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的产生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1990年，西方部分国家提出了基于生态发展理念建立的新型发展模式，其中以产业发展、工业发展为模式展开的循环经济理念因其既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科学发展观，又兼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效应而得到广泛关注。由此，现代农业发展状况、对策研究这一课题被提出，研究农业生产、自然和经济如何达到和谐统一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方向。鄱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在生态农业探索进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1.研究目的本文主要运用优劣势对比分析，辅以经济生态区周边县市德安县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经济数据，分析德安县农业发展规划制度下的优势点，客观地将环境与经济结合起来，具有交叉融合性。同时对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现状和历史进行客观分析，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概念和新型农业的理念进行阐述和分析，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化农业的不足和对策，以期促进区域循环发展、可持续良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2.研究意义本课题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着重选取较为代表性的德安县农业产值数据，根据现有观察到数据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优化生态产业结构，响应“中部崛起”的号召和“生态兴省”的目标，为农村经济、生态提供新思路。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农业发展历史
鄱阳湖地区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鄱阳湖地区稻属植物从野生到驯化的演化过程已经完成。春秋战国时期，政策的影响加上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在当时已有不小的影响力。秦朝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铁犁牛耕的推广和农具的进步，湖区农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随着北民南迁运动的兴起，南方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湖区成为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唐代开元盛世和宋代的经济重心的南移，耕地扩张，品种改进，作物种类多样化。明清时期，农业科技进入总结阶段，小农经济达到鼎盛，农业稳定发展，湖区农业逐渐向近代农业转型。历经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湖区农业遭受重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湖区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组织科技人员对鄱阳湖进行研究并开展山江湖工程。整改成功后，通过发展“四水一牧”（水稻、水产、水禽、水草和畜牧业）产业，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农业发展现状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农业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其中农业又在农、林、牧、副、渔五大生产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发展比较稳定，整体而言有所涨势，形成粮食作物生产为主，油料作物和蔬果生产为辅，同时引入棉花和糖料作物种植的农业生产格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稳步发展，现代机械科技的不断推广，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得以不断建设，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大发展方向。本文以德安县为例。2012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35193万元，多种经营产值23611万元。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他县市农业产值状况对照，其农业产值不尽相同，但比例构成基本一致，且多以经济作物为主。其中粮食作物产量达产值为11582万元，粮食产量44410万元，油料产量5838万元，棉花产量6337万元，糖料产量470万元，蔬菜产量28017万元，水果产量5386万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特点。德安县在2013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47804吨，其中谷物产量为46477吨，占粮食作物比重为97.22%；蔬菜产量为37285.8吨，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4.56%；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7097吨、10960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6.6%、10.1%。在2014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50061吨，同比去年增长4.72%，其中谷物产量为48021吨，依旧占粮食作物比重95.92%；蔬菜产量为38247吨，同比去年增长2.58%，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3.08%；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8944吨、111595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7.7%、10.3%。其别的是瓜果同比去年增长49.67%，油料同比去年增长26.03%，说明德安县逐渐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瓜果种植的面积产量逐年增大。经济作物种植中以油料为主，棉花和糖料作物的分布较为零散不均，产量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和客观经济条件的提升，蔬果种植也日益发展扩大。总体而言，随着现代技术的引进和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作物及其他作物的单产也在增加，生产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地域状况的多样化而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着农业效率的提升。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优劣势因素分析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因素
1.经济优势因素分析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德安县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网络。德安县面积达863平方公里，占有0.56%的全省面积。利用现有京九铁路、长江航运的优势，东西连接上海、重庆，南北连接北京、香港，且可利用水、陆两路出海，京九线穿城而过，近年建设的合九线（九江至合肥）、武九线（九江至武汉），即将修建的铜九线（铜陵至九江）、九景衢（九江至景德镇、衢州）等几条线路相互沟通，形成骨架状的交通网络，使德安与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经济区密切连接。公路网络发达，福银高速公路（至南昌1小时，至九江0.5小时），加上穿城而过的105国道，途经的316国道，即将投入使用的昌九城际铁路将令德安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及昌九工业走廊的中心城市，为促进德安县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与市场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自然优势因素分析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德安县干流博阳河全长93公里，县内占79.7公里，流域达863.0平方公里，34条支流，其中洞霄水、田家河、车桥水、金带河、下头水、庙前港、涂山水7条支流的流域面积达3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346.7公顷。充足优质的资源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安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限制性因素
1.自然限制性因素分析土壤的酸碱度(pH值)是作物种植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土壤pH值在6.5时，作物对于各种营养元素的利用效率是最高的，最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使该地区土壤呈偏碱或微酸，不适合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但总体而言，一系列良好的土壤条件令德安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要成矿带中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土壤呈偏碱或微酸，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因此偏碱微酸的土壤将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2.生态环境制约德安县地处江南低山丘陵地区，雨水丰富，降水集中，极易发生水土流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扩大毁林造地、湿地开荒等行为进一步破坏了该地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直接导致了德安县种植区域的部分土地退化，直接导致土壤内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出。另一方面，起伏的地形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展开；此外，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类型还不够丰富，其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较差，进口农业机械的价格令普通农民难以承受等也是机械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3.科技限制性因素分析（1）水资源工程不健全完善的水资源工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水资源工程开发主要是指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它不仅在农作物生长因水分亏缺而产生障碍时能够及时的予以灌溉补给，确保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而使其正常生长；而且当发生暴雨或雨量偏大等原因出现田间积水从而使作物根系因浸泡发育受阻时，能及时地予以排涝，以促使其正常生长环境的恢复。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水资源，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设和完善水利检测预警系统，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好水位的状况，以为旱涝情况做好预警和必要的准备，科学监测好水资源的质量数量；2.保护好鄱阳湖水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自我调控和修复作用，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良好循环利用，建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2）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在落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从事第一产业“低收益性”，加之外部因素的推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力来满足经济的发展），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时间流失，使得目前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的现象。缺乏足够科学素养的广大农民也很难将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该有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德安县的实际发展情况，现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以提高从业人员素质：1.育人。建立相应的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需要培养人才的相应能力，如培育管理人员,则着重培养其经营能力,增强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开设进修课程,对人才进行系统的培训。2.引人。进一步提高人才引进福利，吸引高端人才。德安县政府应该积极带头,如开展高端人才招聘会,建立高端人才信息库,为其提供更完善和全面的保障，同时采用更有吸引力的措施，进一步激励高层次人才的引进。3.留人。为人才提供更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留住人才。4.加强监管,规范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从而推动德安县人才的素质提升，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德安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华.江西古代农业发展史略[J].古今农业,1995(04).
[2]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J].考古学研究,2012(01).
生态农业产业分析篇10
关键词：农业投入；绩效评价；综述
现阶段，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如何?国内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基于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经济绩效、结构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及这些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差异等问题，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体经济绩效
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体上呈现显著的正面效应。魏朗(2006)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西部12个省的1999～2003年相关数据，得出财政支出对农业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8％。该学者(2007)利用C一D生产函数框架对1999—2003年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确实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与其他要素相比，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占重要地位。刘宏杰(2008)基于1952—2006年的财政支农数据，运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明显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且这种积极影响呈递增趋势，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最高达26.7％。孙红霞(2008)运用时间序列动态协整分析技术和相关模型，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每投资1单位的支农支出，农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约1.65个单位。总之，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财政投入对农业增加值或农业总产值的影响。
现阶段，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确保粮食安全受到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关注。黄小舟、王红玲(2005)基于1980—2002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财政支农资金每增加1亿元，农民纯收入将增加1.519元。陆文聪、吴连翠(2008)运用1978—2005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张元红(2000)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与粮食生产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两者波动明显同步，1979—1998年间，粮食产量年度增减指数与财政支农年度增减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45，20年中，两者变化方向一致的年份多达17年。
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不容乐观。姚耀军等对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GDp增长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尽管财政净支出呈递增趋势，但我国农业公共支出作为政策工具对促进GDp增长是失败的。温涛等运用经济转型以来的实际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978—2002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并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王文普等(2008)基于我国1978—2005年的农业产出和财政农业支出数据，运用VaR模型和VCe模型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总支出对农业经济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二、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结构绩效
结构绩效主要反映不同类型的财政投入对农业产出影响水平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多数学者倾向于选择财政对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来反映各项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贡献。李焕彰和钱忠好(2004)利用1986—2000年的数据，通过生产函数法计算出财政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农业GDp的弹性分别为0.25、0.36和0.35。李琴等(2008)也进行过研究，但得出的结论与李焕彰等人有所不同，前者计算出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产出弹性为0.93，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产出弹性为负值，这些观点与李焕彰、钱忠好(2004)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弹性为负而农业科技支出的弹性为正的结论完全相反。王文普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对农业支出的各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对农业经济存在不利影响，农业基建支出长期产出效应为正但短期效应却为负，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其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都不显著。刘涵(2008)利用多元协整方程对198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构成与农业产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基本结论与王文普等人恰恰相反，认为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产出均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只有农村救济费一项对农业产出的弹性系数为负。
财政资金从投入到开始发挥功效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会存在一个滞后效应的问题。据财政部农业司的估测，“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投入滞延期为3年，“农村救济费”投入滞延期为2年。樊胜根、张林秀等(2002)用调整R2方法，确定农业科技的滞延期为7年、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投入政策研究的滞延期为6年。上述学者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点。侯安石(2004)根据农业司和樊胜根等人估测的延滞期，对我国1980—2001年各项财政农业投入对农业GDp的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滞后3年期的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部门事业费的产出弹性、滞后6年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的产出弹性、滞后7年期的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而滞后2年期的农村救济费产出弹性统计上显著为正。何振国(2005)基于1990—2003年的相关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分别分析了各项财政投入对农业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同时兼顾了财政对农业投入效应的滞后性。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投入对农业GDp和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在滞后期限和作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前者的弹性系数总体高于后者。孙文祥等也进行了类似研究。他们利用1978—2000年相关数据得到的回归估计表明，支援农业生产及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上的支出每增加1％，分别可带来第一产业增加值0.7770％(当年)、0.2986％(滞后两年)和0.0916％(滞后两年)的提高，这些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效应的滞后期与何振国的结论基本一致，但弹性数值总体低于后者的分析。三、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学术界在探讨财政支农绩效时，绝大多数学者将重点都放在了经济绩效方面的研究(如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事实上，农业是一个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及文化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不能忽视其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张元红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幅与自然灾害(以受灾和成灾面积衡量)的变动趋势在多数年份并不一致。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国家财政支农政策在减缓自然灾害方面的积极作用。从长期发展角度考察，国家的财政支农支持了很多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气象等事业的发展，这些都对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侯荣华利用财政对生态建设投入的增减变动与生态环境改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了财政对生态环境的效应。相比之下，侯石安(2005)对财政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研究较为系统。其主要贡献在于结合相关数据度量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其对社会效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扶贫、促进农民就业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其对生态效益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财政投入与造林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财政投入有利于增加造林面积，但对综合治理水土流失的作用不显著。
四、财政对农业投入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差异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显著，各地的财政支农强度和支农资金管理水平客观上也存在差异，进而可能会导致财政支农资金运作绩效的横向差异(即地区差异)。胥巍等(2008)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1978～2005年的经济数据，对我国东、西部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对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西部地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财政农业支出，对刺激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都较为重要，而东部地区的长期性政策则更为有效。魏朗(2006)对西部各省财政支农经济效应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西部各省相对稳定，且该贡献率在各省间的差距较小。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众多要素中相对稳定的一种因素。魏朗(2007)的研究还表明，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的绩效与农业在地区产业竞争上的优势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在农业劣势地区高达63％，位居第一，在农业优势地区仅11％，位居第二。
财政支农绩效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而且体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即纵向差异)。孙文祥等(2005)等通过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关回归发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效果刚好相反，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增长的贡献显著为负，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可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1％；而地方财政的支农支出则可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提高，对农业出增加1％，可使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1.365％。李琴(2006)也认为，地方财政投入的效率较高，其产出弹性为2.04；中央财政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为负，表明中央财政投入的效率较低，并从信息优势、可能的寻租行为等方面分析这种差异背后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