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1
职业放贷人指的是从事高息放贷，即民间俗称的“放高利贷”的个人，或是资金实力强但挂着投资担保公司的名头，向个人或企业从事民间放贷的个人。2018年11月16日，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单位达成共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确定“职业放贷人”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3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5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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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2
自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后，除通过债转股方式处理不良资产之外，更多的是通过诉讼手段来处置不良资产、实现债权。仅以我院为例，2000年受理的以资产管理公司为诉讼主体的案件有16件，涉及金额达39388.91万元。另据初步统计，由银行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目前处于审理、执行阶段但尚未完全实现债权的存量案件，仅上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已高达至少二千件。由于我国在不良资产管理的立法方面尚有欠缺，《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也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因此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积极探索解决司法实践中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诉讼方法，更好地保护国有资产，对促进有中国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笔者结合办案的体会，就当前资产管理公司涉讼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提出思考。
一、诉讼主体问题
1、资产管理公司按照总额转让形式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能否作为原告起诉债务人
目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收购不良资产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两种，即逐笔转让和总额转让。前者是按照帐面的借款逐笔与银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这种方式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逐笔通知债务人进行确认，而经过债务人确认的转让，一般不会发生诉讼主体资格之异议。但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银行的债权，涉及的贷款金额有一万多亿，债务人近一百万户，如果要求全部进行逐笔转让，逐笔确认，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别在农业银行转让的债权中，很大一部分是采用总额转让的形式，即按照债务人或者按照借款阶段，以帐面债权总额不分具体笔数进行转让，这样资产管理公司通知债务人也不可能逐笔进行确认。于是就出现债务人对转让债权中总额转让不予确认的情况。此时，资产管理公司就面临着对没被确认的债权是否具有诉权，是否能基于总额转让协议起诉没有确认的债务人。对此笔者认为，只要总额转让协议成立，应当承认资产管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这是因为在当前还存在着大量债务人恶意逃废债务的情况下，给予资产管理公司诉权，可以通过实体审查，以司法手段解决债务人恶意逃避拖欠国家债务，有利于国家的正当利益和支持资产管理公司正常运行。
2、判决生效进入执行阶段后，银行将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新的债权人，能否依据判决提起强制执行的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债务人已对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表示确认，但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案件的原告，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使一些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难以操作。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在银行作为强制执行申请人向法院递交执行申请的同时，将债权转让协议一并递交法院，由法院将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执行申请人进行立案。
3、银行起诉后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可替代银行承受原告的诉讼地位
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一般的审理思路是法院以银行已不再是债权人为由驳回银行的起诉或由银行撤诉，再由资产管理公司另行起诉。应该认为，这样的审理思路符合债务案件的一般审理原则，但在审理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这样的特殊案件中，无疑会带来许多程序上的麻烦且增加诉讼成本。对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有所创新，实践中有所突破。一般认为，诉权是当事人的一种权利，起诉、撤诉是当事人处分权利的具体表现。当事人既然在诉讼中能够行使撤诉等权利，那么也能够在诉讼中因实体权利转移，将已行使的诉权一并随实体权利的转移而转移，从而实现诉讼中的诉权转移。这是因为诉权的基础权利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请求权转移，诉权应当也可以一并转移。事实上，诉讼中的诉权转移在《民诉法》中也有类似规定，例如原告在诉讼中死亡，继承人可以承受已死亡人的诉权成为案件的原告。这其中，继承人虽不是案件的最初原告，但由于原告死亡事件的发生，引起了诉讼法律关系的变化，使继承人承受为案件原告。当然，继承人承受死亡人诉权成为案件的原告，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如果参照这一法律精神，将在诉讼过程中因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银行债权，从而作为承受方成为本案的原告，也不失为是一种实践中的尝试。对此做法，最高法院在2000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已有表述（见此次会议中李国光副院长的讲话），因此银行在诉讼中将债权转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原告的资格参与诉讼，这样不仅不损害债务人的权利，而且有利于银行脱离诉讼的缠绕，有利于调动资产管理公司追讨债务的积极性。当然这样做必须符合二个条件，一是资产管理公司提出申请；二是经法院审查许可。具体做法可以是发生债权转移后，法院裁定中止诉讼，通知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应及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提供债权转让协议证明自己的诉讼权利，经法院批准后以受让人身份替代银行取得原告地位。
4、资产管理公司在各地的办事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在全国一些重大城市设立一些办事处。因此，对于办事处能否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在审判实践中也发生争议，有人提出办事处不应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以总公司名义起诉。但按照《民诉法》第49条的规定和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依法成立具备一定的财产和组织机构，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非法人组织机构，在其所能承担的范围内也可以成为诉讼主体。实践中，一般只要从工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即可以成为相关案件的诉讼主体。资产管理公司在各地的办事处，是根据国务院有关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文件规定，在各地设立并经当地工商局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性质属于“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显然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
二、担保效力问题
1、担保人不签收债权转让通知，担保是否有效
实践中，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向债务人、保证人分别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一般均书面表示确认，而担保人大多则不签收转让通知，并在诉讼中以债权转让未经其同意为由要求免除担保责任。我国《担保法》第22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此项规定，若保证合同中无有关债权人应将债权转让通知保证人的特别约定，则适用无须通知担保人原则，即债权人只需将债权让与通知主债务人，即对保证人发生法律效力。这不同于主合同的变更而对保证人适用书面通知有效原则。对资产管理公司涉讼案件中的担保人以上述理由要求免除担保责任的，法院可按照《担保法》规定的原则，对担保人的这一抗辩不予支持。
2、最高额抵押中的单个具体债权转让，抵押权能否随之转让
在国务院国办发（1996）66号文件规定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中，许多贷款设置最高额抵押担保，而《担保法》第61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因此，按照该条规定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许多债权项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无效，抵押人将因此而免责，这使原本就回收困难的贷款债权将失去最后的保障。毋庸置疑，这种以抵押权限制债权人的转让权利，具有不合理性。最高额抵押权对于主债权并没有严格的从属性，一般认为如果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额已经确定，这时发生主债权转移的，抵押权可随之转移，而如果被担保的债权额没有确定，这时发生其中被担保的单个具体债权转移的，抵押权并不必然随主合同债权的移转而移转。这样一来，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受让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下的具体单个债权提起的诉讼，就无法提出实现抵押权的诉请。目前，理论界有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1，认为结合《担保法》第59条，61条的规定仅指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一定期间”尚未结束时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一定期间”之后的主合同债权与一般抵押债权并无不同，完全可以转让。为此，笔者认为，从民商法平等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应该是正确的。首先，对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一定期间”已过的主合同债权，由于主合同债权已经确定，最高额抵押已转化为普通抵押，此抵押权亦转化为普通抵押权，因而主合同债权完全可以转让，没有理由对此加以禁止；其次，如果禁止转让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一定期间”已过的主合同债权，不仅不利于银行将不良贷款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也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贷款的保全和处置。
三、管辖和诉讼时效问题
1、债权转让以后发生的诉讼能否依旧适用合同履行地原则进行管辖
在资产管理公司涉讼的借款案件中，案件性质由原来特定主体之间的借贷关系，转变为普通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原先适用借贷纠纷案件管辖地的确定原则即合同履行地原则（由贷款经办行所在地法院管辖），就面临适用上的问题。这是因为，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银行贷款涉及到全国各地的银行，从省市到区县，如果仍按照上述原则，资产管理公司势必四处出击，到全国各地的法院去起诉，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即便能够做到也必将大大增加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的成本。因此，从诉讼的“两便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考虑，笔者认为应对资产管理公司涉讼案件进行集中审理，指定由一些债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的中级法院管辖。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3
【关键词】适用范围；定义式；选择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31-01
一、小额诉讼制度适用范围探讨的意义和现状
当前转型期中国民事纠纷急剧上升，如果任何案件都要通过走普通程序的话，会造成以下结果：第一。法院压力倍增；第二、“民事司法审判是一种福利”，相对于穷人而言有钱人来进行更容易解决其问题；第三、相比较审判结果而言，倾向于效力价值，所以当事人追求结果会与法院追求的效率价值相悖。为了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小额诉讼的引入不是在分流作用而是在便民的作用基础上在某一个侧面对上述问题予以弥补。但现行的新民诉对于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以及救济机制上等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实践中可能难以操作。
我国现行民诉对小额诉讼有了界定：第162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在实践之中很难把握什么是“事情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虽然后款有诉讼标的额有明确规定致使小额诉讼不至于落空。但是在一种情况下还是会出问题：双方当事人选择简易程序，并且由于标的额明确规定了导致小额诉讼程序的开始。而且我们知道小额诉讼是一审终审，一般的小额诉讼虽然简单但是在法理上也可能出现审判出错的可能，更何况现在出现的“事情不是很清楚，权利义务不是很明确，争议很小也很难界定”。
二、审视其他国家与区域的小额诉讼制度
谈到构建中国小额诉讼程序的范围，我们不得不借鉴其他国家地区及已经比较成熟的小额诉讼制度。首先看小额诉讼的程序选择权：英国地区分为自动适用和自愿适用两种：前者是不超过1000到5000英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后者没有金额的限制。日本采用的则是一种“准强制”的方式：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在60万以下日元的纠纷，被告应诉管辖（不提异议）实行一审终审。其次看小额程序的适用案件性质范围：美国各州采用一种限制理论，除了金额限制在1000到5000美元之间，某些类型的案件如牵涉不动产纠纷或特定的侵权纠纷等一般也被排除在小额诉讼管辖范围之外。日本的小额诉讼将案件的性质定在“请求货币的给付案件”。可以看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通过一审案件管辖以及将普通程序的简易化来处理小额纠纷，其价值取向在于效率以及权利成本的平衡。英美国家将小额程序设计成为有别于普通程序的另外一种特殊程序，这样的价值取向在于按照性质区别对待以求得实践中实现公平与正义。
三、针对西方再看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纰漏
认识到以上其他国家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制度的设定，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小额诉讼存在的问题。第一、从案件的类型上看，小额诉讼权利义务明确仅在给付金额及实践上存有异议的抚养、赡养、扶养案件以及案件权利义务明确的并且证据充分的合同或者非合同的其他财产案件可以纳入小额之诉。第二、对于纯财产性质的纠纷，新的民诉法并未明确指示纯财产案件而是笼统的将所有的条件按照百分之三十的额度直接给小额诉讼程序的管辖范围下定义。第三、在当事人选择适用程序和强制适用程序来看，现在我国小额程序是强制适用的，原告可能故意拖延诉讼并且我们普遍存在诚信缺失、欠账不还的种种现象，一般难以达成一致小额程序可能成为空壳。第四、根据社会公益，破产案件长期拖沓对于很多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4
借条有效期的法律规定
借条甲借用已的钱(物)时，甲给已开具的借款(物)证明，借条上应该写清楚借款(物)人的姓名、借款金额(所借之物)、还款(物)日期，这几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借条模板
今有向借到人民币大写_____万_____千_____佰_____拾_____元整。小写_____元。上述借款约定于200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_____。双方约定本纠纷由_____人民法院管辖。
住址：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
借款人：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
借款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借条有效期
一、借条的有效期
借条的有效期是指借条的诉讼时效，借条的诉讼时效不影响借条本身的效力。只要是合法签订的真实有效的借条无论多久，借条本身都是有效的。时间只是确保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是否会得到法律的保护问题。
关于借条的诉讼时效，与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一样要看是否约定了还款时间，如果写明了还款日期，那么诉讼时效就从还款日期的次日起计算两年。如果没有约定归还时间，则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
二、如果超出了借条的诉讼时效该怎么办?
1、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尽量考虑通过友好协商，促进当事人双方就原借条、欠条达成的还款协议。如果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还款协议应受法律保护。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5
然而，保理业务的迅速增长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给银行从事此类业务敲响了警钟，急需完善其合规制度。银行合规制度与其法律制度相辅而成，法律问题的暴露是合规制度未能发挥事前防范的表现，合规制度应当具有预警、防范与规范之功能。本文选择三类常见保理纠纷，分别是保理业务中的票据问题、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与保理管辖权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为银行从事保理业务提供合规制度与法律实务管理的完善建议。
案例概述与法律关系分析
案例一：保理业务中的票据问题
根据2016年《保理司法判例分析研究报告》，商业票据持票人胜诉率与票据无因性法律特性作为抗辩理由的胜诉率均居高不下。商业保理利用票据作为支付工具有一定前景，原因在于保理公司通常处于持票人法律地位，其票据权利以真实交易关系作为依据。经典案例如最高院民二庭终审判决〔2015〕民二终字第134号，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纠纷（以下简称“134号案例”）。
某医药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签订销售合同，2013年开具6张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某医药公司，收款人分别为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后因中信保理公司c上述两家收款人存在保理业务，分别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背书受让6张商业承兑汇票，并委托某银行北京三元支行收款，某医药公司拒绝付款，并出具退款理由。中信保理公司向法院提讼，请求某医药公司支付汇票金额、利息、诉讼费用。
在134号案例中，最高院关于保理业务中真实交易的认定，以保理业务关系作为基础关系。不同于传统商业交易之以货物或服务购买作为交易，保理服务是传统商业交易基础上的融资、催收等综合服务，以传统服务为基础。
二者共同点在于均以不同主体的信用为基础：票据以双方信用为基础，以保障票据快捷流通与安全交易；保理侧重审查买方信用，由于买方为提货方，卖方承担买方偿付不能风险，保理商需综合审查。在保证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基础上，需要了解保理公司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做出的票据行为（背书、质押、保证等）、票据权利等。在134号案例中，保理公司通过背书取得票据，据此向付款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由此，本案案由确认为票据纠纷，票据法律关系基础交易确认为保理。
在涉及买卖交易、保理业务与票据业务时，三种法律关系互相独立，但以前者为基础。在公司法律部门应当对有关合同进行全面审查，如实体方面应收账款、交货时间或担保方式、程序方面管辖权约定或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等，使之前后一致地履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义务，在法律关系链条中形成相对完整的信息对称机制。
案例二：有追索权保理的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福州分行”）与福建杭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华公司”）、福州利保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4〕榕民初字第1256号）。该案光大福州分行为保理银行，卖方为杭华公司，买方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建发纸业有限公司、安兴纸业有限公司。2012年7月，福州分行与杭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银行提供2000万元的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贸易公司、陈某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银行与贸易公司、陈某等三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银行与森发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由五被告为杭华公司授信业务或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2013年7月，银行与中福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福公司提供给森发包装公司23400万元股权质押给银行，为杭华公司“综合授信协议”中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发生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2年7月银行与杭华公司根据“综合授信协议”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由杭华公司以应收账款转让进行贸易融资，同时约定应收账款反转让、违约责任等有关内容。2013年1～3月，杭华公司以对买方信达股份、建发纸业、安兴纸业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向原告提出国内保理业务，申请贸易融资贷款均为500万元，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银行发放融资贷款。截至2014年7月，杭华公司尚欠原告本金1300多万元，利息165万元左右。
法院认为：第一，保理融资是卖方与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关系，同时银行要求卖方另行提供担保，具有借款及担保的法律特征，有追索权保理的主法律关系为金融借贷关系；第二，有追索权担保系银行受让卖方对买方应收账款的本质，是银行代为管理并授权应收账款，在卖方未能清偿保理融资款之前，保理银行仍有权向买方收取应收账款用于偿还主债权。与卖方内部形成信托关系而非转让关系，本质上为债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
法院判决杭华公司向福州分行偿还保理预付款本息、律师费；对中福公司持有森发公司股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2000万元额度内可行使优先受偿权。
本案的经典意义在于本案系商业银行从事保理业务的典型模式，银行为卖方或供货方提供融资并要求有关法人或自然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加之本项业务系有追索权保理。追索权、股权质押、自然人保证等作为较为全面的保障银行顺利开展保理业务的手段，能够相对有效地避免买方或其他担保方的违约风险。
案例三：保理中的管辖权问题
某银行武汉钢城支行（以下简称“钢城支行”）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公司（以下简称“普天公司”）、湖北宏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公司”）纠纷中，普天公司与宏鑫公司签订“武汉君盛贸易项目采购框架合同”和“20万吨钢材供应链项目采购框架合同”，宏鑫公司对普天公司享有应收账款债权；钢城支行与普天公司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以保理合同的债务人和依据保理合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为被告提讼。《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暂行规定》：“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民商事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如何确定、是否必须合并审理、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的效力。
对于有追索权保理而言，根据《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规定，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银行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或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即若案例中的银行无法从应收账款债务人那里获得清偿，则银行可以根据保理协议将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原债权人，同时协议债权人归还银行提供的融资及有关金融服务，使银行的财产状况恢复到保理业务开展之前。
关于保理法律关系中的必要共同诉讼。由于保理中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依应收账为基础的，除提供保理服务金融机构外，还包括欠付费用的债务人与应收账款转让主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诉讼标的系共同避免诉累、便利法院审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实体法承担连带责任或享有连带债权的民事主体在诉讼中应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避免重复诉讼或者损害权利人的债权利益。对于保理行业而言不利于信息机制与信用系统的建立，在买方信用为核心的保理市场中，容易导致道德危机。
本案中的共同诉讼标的为应收账款，采购合同是应收账款产生的基础合同，保理合同是基于基础合同产生应收账款的可转让性签订，二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在上述两个合同中，作为采购合同债权人若未将应收账款转让事项通知债务人，则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同样保理合同不能形成约束债务人的效力，除非债务人对应收账款事项知悉。
根据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津高法〔2014〕251号）中关于“管辖的确定”主要有芍郑
第一，保理商以收回保理融资款为主要目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或仅债务人，此时保理人为应收账款债权受让人，基于基础合同债权转让而主张债务人偿还应收账款或债务人承担回购义务，此时以基础合同应收账款的偿还为审点。必要时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保理商仅因保理合同的签订、履行等债权人，例如要求支付保理费用，此时以审查保理合同履行为重点。第二种情形涉及主体少、单一保理法律关系，故基于保理合同约定确定管辖以及违约责任等。
本文所讨论的案例即是此种类型。为避免由于现有法律规定不明而导致保理合同审查陷入困境，此时应如何实现应收账款偿还为主要核心，确认不同合同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最终确认违约责任主体并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湖北高院审查认为，钢城建行主让的应收账款，其受让时经过买方普天公司核实确认，该应收账款并非“采购合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因此诉讼与管辖约定对银行没有约束力。该观点与上述天津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中关于管辖的理解相对一致，即根据合同约定，但未提及约定管辖不一致的处理方式。由此，保理纠纷的管辖权问题并非简单，而是需要对合同予以系统化梳理、审查后进行具体的规定，否则无法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商业银行开展保理业务应完善合规制度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神话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内外合规、稳步发展。业务创新风险、外部债务人违约风险、银行之间存款竞争压力等，使得银行的发展如履薄冰。供应链金融的应运而生给银行发展带来了契机，但风险同在。对于买卖双方，上下游融资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应当逐步纳入银行合规制度中。
根据《保理司法判例分析研究报告》之2016年年度报告，现有保理业务中有近42.1%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52.6%，其中制造业可以细分为纺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与服装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从银行对客户管理来说，客户企业的性质与业务范围都是空前的广泛且不断创新，不同行业的市场、合规与风险管理不同，僵死的合规制度若不能适应不同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或有所区别，则容易陷入风险中。
买方还款风险
保理融资主体为债权人，资金的最终流出方为债权人。故应审查“交易真实+买方还款能力”，或根据实际情况，由买方提供担保物，避免短期风险。在隐蔽型保理业务中，须及时关注买方与卖方之间资金流动情况、卖方偿还情况，避免出现二者合谋“空手套白狼”。
买方履约风险
由于保理法律关系中，通常仅通知债务人买方，应收账款自债权人转让至保理商，故买方受合同约束较少；加之融资申请人或其他催收等服务的主体为债权人，通常，保理商对买方的形式审查偏多。
关注商业信用
以中国银行“融易达”业务为例，系以赊销为付款方式的交易，在基础交易及应付账款无争议的前提下，中国银行占用买方授信额度，为卖方提供无追索权的贸易融资业务。特点：占用买方授信额度为上游卖方提供融资，以双方存在良好、稳定合作关系为前提。因此，这一点也是符合供应链金融的重要内容。对于银行保理来说，在现有信用基础上推进融资交易，无疑可提高效率并为供应链金融提供融资、信用与合规支持。
保理业务与票据业务等其他类型的业务混合
实践中，随着保理融资方式的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货币融资，还会出现票据或其他类型的载体，成为保理融资的工具。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尚无系统性监管框架，尽管保理纠纷在司法裁判中将案由设定为其他合同纠纷，且保理合同相对独立，与采购合同等不具有主从合同法律关系，但对于银行合规工作来说，不应以法律空白而忽略合规空白。应具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交易审查。审查卖方、买方、担保方资质与经营状况，避免流于形式审查，注重实质审查。对于采购类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应严防虚假交易、联合串通，通过现场审查、第三方担保等识别或转移风险。
其二，票据无因性。在商事纠纷中，票据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原因在于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立法与司法操作标准不一，加之各地司法审判水平良莠不齐，难以对裁判有统一的认知标准。银行作为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处于票据流通的末端，难以掌握票据流通中各个环节的信息与票据当事人情况，若直接依据《票据法》规定进行形式审查而忽略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一旦对承载风险事件票据兑付，则真正票据权利人可以主张合同权利或银行对票据权利与质权模糊。
保理纠纷的管辖权问题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6
关键词:小额诉讼实施构建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总体构建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
1、完全区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独立诉讼程序
在这种分立的模式下,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诉讼程序并列设立,是一种完全区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独立的一审诉讼程序。在这一模式下,小额诉讼程序采取独立立法或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独立篇章中,分别由法律明确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具体程序运作等。如美国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案件,只是由于各州立法的不同和法院系统设置的差异使具体制度运作有所区别。此外,日本在1996年的新民事诉讼法中也创设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的小额诉讼程序也脱离简易程序成为独立的程序,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的将小额诉讼程序在第二编第四章中单独列出。
2、依附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
在这种模式下,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合而为一,法院在处理简易案件时两者同样适用,各自没有独立的适用范围和具体程序规范,而是由法院统一适用同样的程序规范。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小额诉讼程序实际上就是属于这种模式。
3、以上两种模式的混合体
这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结合,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没有各自独立的适用范围标准和运行程序,由一样的法院或审判庭适用,但同时又规定对小额事件的审理要比一些简易事件的审理更加简易化。采用这一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里并没有专门规定小额诉讼程序,而只是对普通诉讼程序进行简化,以处理诉讼金额的较小或案情简单的案件。
4、本文的观点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规定来看,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确立完全有别于简易程序的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对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的模式是设立依附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将小额诉讼程序放在简易程序中。
笔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我国应该将小额诉讼程序以独立的篇章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典中,并对其具体操作程序进行细化,确立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类型。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月1日开始生效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小额诉讼程序仅仅规定了一个条文,并没有对具体程序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缺乏实践操作性和指导意义。实践证明,简单机械地引进、移植其他国家的一个具体制度或单纯地修改原有具体制度,都是没有多大社会实际效果的。因此,这次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必须在充分尊重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详细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的具体制度。不然,即使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一个小额诉讼程序的条文,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司法实践指导规范。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要么不设立,要设立就要完整有效地将其操作程序及规范具体详细规定,而不能仅仅是增加一条简单而粗陋的条文。如今,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已经尘埃落定,因此,相关的司法解释应该尽快出台。
(二)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机构设置
关于机构设置的问题,介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司法制度和诉讼机制的传统,笔者认为不宜借鉴国外做法专门设立小额诉讼法院。由于我国基层法院普遍建立了派出法庭,因此可以将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改造成专门的小额法庭,并配备专职小额法官。同时,设立专门的窗口,由专门的法官或书记员接待来访人员并提供小额诉讼相关信息的咨询等。此外,由于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在对法官的培养和选拔上,应特别强调小额法庭法官的职业素质,从而才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1、案件范围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规定,虽然明确小额诉讼案件属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明确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应当“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的条件,但是并不能说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一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二是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案件。因此,在小额诉讼程序的在司法实践的实施过程中,确定其适用案件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纠纷类型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应限于金钱给付的财产纠纷,非金钱给付的其他替代物或有价证劵存在价值评估和换算的问题而应排除适用。适用案件包括:(1)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民间借贷、买卖、租赁、借用等合同纠纷案件。(2)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因拖欠水、电、燃气费用引起的供用电合同纠纷、供用水合同纠纷、供用气合同纠纷案件。(3)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同、旅游合同、餐饮服务合同等服务合同纠纷案件。(4)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5)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6)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侵权纠纷案件。(7)劳动关系明确,仅要求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同时,以下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1)涉及集团诉讼或涉及众多当事人权益的案件。(2)涉及人身关系争议、财产确权争议的案件。(3)涉及评估、鉴定难度较大的案件。(4)涉外、涉港澳台案件。(5)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6)诉讼标的金额虽符合法定小额标准但非经公告形式无法送达被告而可能需要缺席判决的案件。(7)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其次,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金额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笔者认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金额范围,新生效的《民事诉讼法》避免“一刀切”的规定是相对合理的。立法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能说改就改,然而社会经济又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确定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金额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是符合法的发展规律的。
最后,金额不是衡量案件简单与否的唯一标准,即使是在法定金额以下的小额诉讼案件,也并不一定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因此有必要给予法院一定范围内的权限,法院可以根据特定案件的综合情况做出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决定,案件转为普通程序。
2、主体范围
对于是否要对原告的起诉资格进行限定,有学者担心如果不限定原告资格,小额诉讼程序容易成为企业、团体、市政部门等的讨债工具,背离了小额程序让普通民众接近司法的初衷。修改后生效的民事诉讼法中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主体范围没有作出限定。笔者认为这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发生纠纷是非常常见的,如果对法人的起诉资格进行限定,则大量的此类纠纷就会被排除在小额诉讼程序之外,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以及纠纷的快速解决。此外,根据保障当事人平等诉讼的原理,也不应该对原告的起诉资格进行限定。但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对同一原告在同一法院利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次数作出限制。
(四)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管辖
诉讼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实现权利从而保障正义。我国现在的一般地域管辖制度的原则是“以原告就被告为原则、原告住所地管辖为例外”。但是这一原则却往往会损害一些作为弱势群体的原告的权利,如:老弱病残者、精神病人、以及相对弱势的消费者等。尤其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使得处在不同管辖区域内的当事人诉讼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西班牙的一位着名诉讼法学家曾说:“诉讼程序的实质目的,并不是事后去实现规范所首要保护的利益,而是首要实现那些相同的规范所欲调节的生活的利益。”因此,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实现社会正义,法律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实需要及时有效地调整诉讼主体的利益分配,使社会大众权益切合司法公正的内涵。在这一层面上而言,管辖制度对于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小额诉讼应建立特殊的管辖制度,在便利诉讼、保障权益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寻找利益的契合点。在级别管辖方面,基于小额诉讼的目的和特征,应限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在地域管辖方面,小额诉讼程序可按照“被告就原告”原则确定管辖,如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或纠纷发生地法院管辖。另外,在充分考虑保障司法公正、方便诉讼以及不违反法律的基础上,还应允许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关的法院管辖。这也符合当事人处分原则,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关于这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做了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7
李增林王彬论文案情介绍：2003年4月30日借款人易东向华中银行贷款150000元购买了一辆东风汽车，贷款期限为2003年4月30日至2006年4月29日，易东将其购买的汽车抵押给银行。并根据银行的要求又向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在该保证保险条款中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3个月，投保人仍未履行约定还款义务的，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偿还投保人所欠款项”，保险期限自2003年4月25日至2006年4月24日，保险金额为易东贷款本金及依据贷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易东购得车后将汽车借给张某用来拉货跑运输，并与张某约定在用车期间由张某按月替易东归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及利息。截至2005年2月28日，因张某没有按时替易东归还银行贷款，从而导致易东贷款已逾期三个月。银行在易东贷款逾期之后，曾多次催收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在易东连续三个月未归还银行贷款后，银行依据保证保险条款的约定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拒绝履行赔付义务。银行为了能及时收回逾期贷款不得不向法院提讼，要求保险公司按照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赔付易东没有偿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审判要旨：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属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易东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是基于2002年保险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合作协议》产生的。该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中的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均受《合作协议》及《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约束。《合作协议》中约定银行必须严格按国家规定对借款人的资信进行终审。《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发放机动车辆消费贷款的对象必须为购买、使用车辆的最终用户。本案中易东并非使用借款购买车辆的最终用户，银行将贷款发放给并非最终用户的易东，违反了保证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银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向银行出具保证保险单系在银行与易东办理车辆消费贷款手续之前，保险公司已对易东作为投保人的身份进行了审查。银行对易东作为借款人的身份及资信能力进行审查的资料完备，发放借款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并且由易东在借款合同、购车合同等合同上签字，易东作为借款人和购车人的身份明确。《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要求车辆的购买人与实际使用人两者须为同一人加重了银行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由于保险合同是由保险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对该合同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合同的制定方即保险公司的解释，因此该案中的借款人易东为实际购车人也是保险条款中约定最终用户。另外，保险公司要求银行先行处置抵押物的抗辩主张，法院认为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义务不同于一般的保证担保，不能适用担保法关于保证人对物的担保的抗辩权。综上，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判令保险公司赔付银行给付易东剩余的借款本息。法律解析：本案中两审法院虽然对于保证保险的性质并没有不同的认识，但是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证保险的性质是一种保险，还是一种担保；二是保证保险合同是独立合同还是主合同(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我们认为保证保险的性质是一种保险，保证保险合同是独立于借款合同的独立合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保证保险与保证担保的责任范围不同，保证担保的责任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而保证保险的责任范围仅限于保险金额限度的债权和利息，合同对于违约金、逾期罚息等有约定的除外。2．债权人行使权利的期间不同，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一般按约定，当事人未约定的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六个月，当事人约定不明的，为主债务履行期满后二年。而保险法第27条规定的请求权行使的期限为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3．保证保险与保证担保的抗辩权不同，除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外，连带保证的保证人的抗辩权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保证保险合同作为财产保险合同的一种，既适用于保险法的一般规定，也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的有关规定。4．保证保险是一种损害填补手段，而保证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则属于一种债权保障方法。因而保证保险合同能够独立存在，其虽然要以被保险的合同债权的存在为前提，但这只是有关当事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动因，它的效力不受产生被保险债权的合同效力的影响。5．保证保险合同与相关的买卖(借款)合同并存于经济生活中，虽然买卖(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是保险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确定承保条件和保险标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改变两者之间的独立性和关联性，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应当是《保险法》及相关的保险法律规范，而不是担保法，这一观点，也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所确认，如2000年3月14日(2000)经终字第295号民事判决认为：“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其它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虽是保险人确定承保条件的基础，但其不能改变两个合同在实体与程序上的法律独立性，其它民事合同与保险合同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本案中银行最终胜诉说明了当借款人和购车人与实际用车人不为同一人时，保险公司仍然要承担保险责任。从公平的角度来看，银行在办理贷款时无法预知和确保借款人购买车辆后的实际使用情况，也无权限制借款人将所购汽车交给他人使用。“最终用户”是保险公司为了逃避承担保险责任而设定的“陷阱”，但是该条款的设置忽视了保证保险合同的整体内容和其根本性质。购车人是否是最终用户并不会影响购车人的还款而加大投保人违约的风险，也就不会加大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风险，因此不应将其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件。同时这类条款的设置对于银行是极为不利的，它把保险公司应该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了银行，加大了银行的义务，使得银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有所加大。保险公司企图通过设定概念模糊的条款来规避责任，在该案中二审法院已经给予了否定，但是作为银行在审核签订协议时应避免类似条款的出现，或者明确类似条款的具体含义，避免在此类案件中反复出现。该案中针对保险公司提出的、要求银行先行处置抵押物的抗辩，二审法院认定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保险公司的义务不同于一般保证中保证人的义务，不能适用《担保法》关于保证的相关规定。由于保证保险合同是独立合同，不是从合同，保险责任与借款合同责任是并行的责任，只要出险，债权人即可向保险人主张权利，虽然保证保险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但是保证保险所担保的对象是“赔偿不履行债务的损失”而已，在功能上与其他保险并无本质区别，不能仅因担保的对象是“赔偿不履行债务的损失”就认定其是保证。本案的启示：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在今后还难免会遇到此类纠纷。从该案中我们总结出，对于该类纠纷，作为债权人的银行首先要根据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贷款的担保、保险及诉讼请求等具体情况对诉讼主体加以选择。一是银行可直接借款人要求清偿债务，也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赔付请求权；二是债权人可将债务人和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由债务人(投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保险人在符合赔付的各项条件下，承担保险责任。三是债权人可将保险人列为被告，将债务人(投保人)列为第三人，债权人(被保险人)可直接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债务人(投保人)对保险人赔付的部分向保险人支付，债权人未获保险人赔付的部分继续由债务人清偿。其次，银行还要考虑有管辖权法院的确定问题。保证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因其属财产保险，应按照保险法律关系来确定案件的管辖，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于借款合同以及保证保险合同同时发生纠纷的，因两个合同的独立性，应依照合同法和保险法的不同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分别确定各自的管辖。最后，如果银行(被保险人)不能提交相关文件证明其付款请求的存在或者保险人有证据证明银行滥用合同条款或有明显的恶意欺诈行为时，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人可以以此为由提出抗辩。因此，银行在办理贷款时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审核借款人的资信，并保留相关记录，在借款人出现贷款逾期时要做好催收记录，并且银行在诉讼前要以书面形式向保险公司提出赔付请求。(本文由中国建设银行法律事务部推荐，文中所涉及单位名称、人名均为化名)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剖析李增林王彬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8
还款协议，是指借用人
民间借贷协议公证分民间借款协议公证和民间还款协议公证。
借款协议，是指出借人将一定数额的金钱借给对方(借用人)，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借用人将同等数额的金钱归还出借人，并附加一定的利息或不附利息，为此，由出借人与借用人所订立的协议。
还款协议，是指借用人取得出借人借给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后，为明确还款期限，还款担保等事宜，由借用人与出借人所订立的协议。
民间借贷协议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作为公民的出借人与借用人的申请，依法证明其借、还款协议行为及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
《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因此，民间的借贷协议必须符合我国法律政策的规定，禁止高利贷、禁止复利(即所谓“利滚利”)或预先扣除利息。
办理民间借贷协议公证，由出借人或借用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公证处管辖，也可以由出借人、借用人签订借贷协议的签订地公证处管辖。如果借用人由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可参与签订协议的，公证管辖同上。如担保人单方向出借人出具担保书并申请公证的，由担保人户籍所在地或担保行为发生地的公证处管辖。
申办民间借贷协议公证，当事人应向公证处提交下列材料：
⑴出借人、借用人及担保人填写的借贷协议公证申请表。
⑵出借人、借用人及担保人的身份证明(如户口簿、身份证等)，若出借人、借用人及担保人已婚的还应提交各自的结婚证或夫妻关系证明书。当事人已婚的，夫妻双方均应亲自到公证处，如果夫妻一方亲自到场确有困难的，应向公证处提交本人自愿出借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定的金钱或自愿提供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某项动产或不动产为借用人担保的声明。标的较大时，该声明书还应经公证机构或所在工作单位证明，证明该声明书确系其本人所写。
⑶出借人的存款证明。
⑷担保人拥有担保财产(包括动产或不动产)的证明。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9
个人借款合同协议书
甲方(借款人)：(按身份证上的顺序填写)
身份证号码：
乙方(贷款人)：(按身份证上的顺序填写)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就借款事宜，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大写)
，于
前交付甲方。
二、借款利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借款期限：
四、还款日期和方式：
五、违约责任：
六、争议解决方式：
1，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成，同意提交区人民法院(选择性条款不得违反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可以选择原告、被告、标的物、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
2、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六、本合同自
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合同签订日期合同签订日期
关于个人借款协议样本
甲方(借款人)：xxx(写明借款人的基本情况)
乙方(贷款人)：xxx(同上)
甲乙双方就下列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xxx元，于x年x月x日前交付甲方。
二、贷款利息(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约定具体的利息，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
准。公民之间也可以无息借款)
三、借款期限(写明具体的年、月、日)
四、还款日期和方式
五、违约责任
六、本协议自x年x月x日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xxx(签字、盖章)
乙方：xxx(签字、盖章)
x年x月x日
个人借款合同模板阅读
甲方(出借人)： 身份证号：
乙方(借款人)： 身份证号：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本合同，并保证共同遵守执行。
一、借款金额：借款方向贷款方借款人民币元。
二、借款用途为
三、借款利息：借款利率为月利息 %，按月收息，利随本清。
四、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为 日，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如实际放款日与该日期不符，以实际借款日期为准。乙方收到借款后应当出具借据，乙方所出具的借据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保证条款：
1、借款方用__________________价值元作为借款抵押品。由贷款方保管或公证机关保管。(公证费由借款方负担)。抵押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出租、变卖、赠与抵押物，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分抵押物。抵押期间抵押物不受乙方资产分割、转让等影响，如甲方发现乙方有违反本条款的情节，将处置抵押物。
2、借款方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3、借款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逾期不还的部分，贷款方有权限期追回贷款。
4、乙方还款保证人____________，为确保本契约的履行，愿与乙方负连带返还借款本息的责任。
六、违约责任
1、乙方如未按合同规定归还借款，乙方应当承担违约金以及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费用。甲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拍卖抵押物，用于抵偿借款本息，若有不足抵偿部分，甲方仍有权向乙方追偿。直至乙方还清甲方全部贷款本息为止。
2、乙方如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甲方有权随时收回该借款，并要求乙方承担借款总金额百分之的违约责任。
七、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也可由第三人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由任意一方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民间借贷的诉讼管辖篇10
近年来，随着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商业银行与客户在合同文本上的法律博弈也不断加剧。本文通过对“按法律确认借款人的主体资格、由借款人填写借款格式合同、在“借新还旧合同”中一定要明确借款用途、明确约定提前还款及违约条款和在合同其它约定事项中增加“如发现借款人有违约行为要终止履行时，贷款方应在多少天内通知当事人。”的条款“等方面论述了借款合同存在的风险和法律对策。通过对“、给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和“会计结算对账单”、申请支付令、扣收债务人帐户利息或本金、公证催收、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主张权利、贷款重组、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等方面分析论述了中断诉讼时效时存在的风险及防范的方法，以及对超时效债权补救方式等措施。
关键词：银行借款
合同风险诉讼时效中断
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的逐年加强，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快，金融立法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发展态势，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覆盖了商业银行业务的经营范围。同时，为适应新形势所规划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以及新的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划、制订等方面工作也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防范债权风险、保证债权安全一直是商业银行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地保全银行债权、防范借款合同、债权诉讼时效风险，本文就如何从法律上对银行借款合同有关条款的风险及中断诉讼时效风险作一探讨。
一、借款合同存在的风险和法律防范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商业银行与客户在合同文本上的法律博弈也不断加剧。在客户提出必须使用非标准格式或对银行标准格式合同做出修改的情况下，如何防范合同风险，成为银行法律工作的一大课题。签订借款合同是贷款发放的一个主要环节，它是对签约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标志。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的签订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同时还应注意下述问题:
(一) 严格按法律来确认借款人的主体资格。按《合同法》及《贷款通则》的规定，可以签订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必须为具有签约主体资格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我国《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人订立合同。” 《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目前我国企业集团公司分公司较多，有一部分是没有法人资格的，有一部分的经营活动是在集团公司授权下进行的，所以，确认合同主体资格非常重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讼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而借贷合同签订后，合同主体常常发生变化，是把签订合同的一方主体列为被告，还是把已经变化的主体列为被告，或是把其他主体列为被告，就成了诉讼方式解决借贷合同纠纷的首要问题。如果不能明确诉讼主体，错列或漏列被告，都有可能造成诉讼失败，如诉讼驳回、原判被撤销、发回重审、再审等。
（二）由借款人填写借款合同，防止理解纠纷。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正意识的表示，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达成合意的，借款合同即告成立。而银行合同一般都是格式合同，《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所以，借款合同应由借款人填写，可以让借款人熟悉、了解、理解合同内容、条款，填写过程也是熟悉理解过程。对合同的填写应工整规范，不得错填、漏填、留有空白，合同主体应写全称，主从合同内容相互对应，不能矛盾。防止合同填写漏项，防止出现经济纠纷时，因合同理解分歧，对贷款人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 明确借款用途。目前，银行业普遍存在借新还旧即借“新贷款用于归还借款人的老贷款”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9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由于此规定对“恶意串通”未作进一步解释、“部分财产”到底占抵押人全部财产的多大比重也没有具体标准，客观上给法院处理纠纷留下很大空间，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认识。而目前借新还旧中办理的补办抵押多属于事后抵押性质，抵押的效力容易出现上述争议，存在着法律风险。所以，应在合同上注明此贷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字样，使第三人（担保人）知道借款的真实用途，防止第三人以“借贷双方恶意串通欺骗第三人”为由提出抗辩。
（四） 严格借款合同履约规定
1、在现在市场中，普遍存在借款人提前归还借款的情况，如果借款人提前还本，属于提前履行合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提前归还借款实质上是不按照合同履行的行为，将影响到银行资金的利息收入计划。借款人应经贷款方同意并附一定的补偿金才能提前还款。在实践中，是否同意借款人提前还本及支付补偿金，贷款方可以根据贷款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至于支付补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国银行业“关于加强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精神，借款人提前还本时，贷款行向借款人收取补偿金应是一个总体原则，但可根据具体项目及借款人的实际情况予以适当减免。银行借款合同虽然是格式合同，但借款人提前还款并需支付补偿金的条款，在法律上将约束借款人、贷款人严格履行借款合同。
2、银行借款合同中明确借款人违约的责任。贷款行在与借款人签定借款合同时应尽量争取按银行借款合同格式文本规定，不宜片面满足借款人的要求而随意更改。如借款人要求将借款合同中（以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为例）借款人违约情形中的第八点“未履行对建设银行的其他到期债权”删除，我认为这一点不宜删除，理由是：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如果未履行对银行的其他到期债务，已属于《合同法》第108条规定的预期违约。在实践中，如果借款人未履行对银行的其他债务，已经严重影响银行对其信誉的评价，其将不履行本合同的贷款行的债务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同时目前中国银行业已在实行一个统一法人制，如果将这一点删除，银行对其产生的不良后果将无法进行违约救济措施，则银行的经营风险将增大，所以这一点不能删除。另外，这一项中的第十条约定“乙方认为足以影响债权实现的其他情形”，这一点是对借款人违约情形作的一个补充性约定，因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有其他借款人违约情形的出现，所以约定这一条款在法律上达到一个严谨、完善的效果，同时也表现出银行对储户资金安全的负责态度。
3、其它约定事项。《合同法》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在银行借款合同中，贷款方未有通知条款，应在其它约定事项中增加，“如发现借款人有违约行为要终止履行时，贷款方应在多少天内通知当事人。”的条款，以免借款方以贷款人未尽通知义务而提起抗诉、抗辩。
二、诉讼时效的中断和补救对策
诉讼时效是指法律规定的，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有权请求国家执法机关给予司法救助的期限。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一期限，权利人仍未行使权利的，执法机关对其权益不再给予保护（法律规定的具有中止、中断和延长事由的除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银行贷款合同纠纷适用的是最普通的两年期诉讼时效。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就要灵活、科学得多。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诉讼时效期限相当长，而且，对于银行债权，在诉讼时效上的出台了一些特别规定。发达国家这种充分考虑债权人利益的思路和做法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据了解，福州市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现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包括曾超过诉讼时效但后采取措施得以补救的债权）共计8笔，涉及金额266.5万元。截止2001年7月31日，建设银行全行系统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共计62,187笔，累计金额236.9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准确数字虽然没有做详细调查，但确信也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所以，如何中断诉讼时效，如何避免诉讼时效风险、如何中断、延续、补救诉讼时效等法律问题应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正确理解法律规定，依法中断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前提条件，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法律事实发生，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前提是必须有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因此，如果没有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发生，更进一步说，如果不具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这一前提，诉讼时效期间不开始计算。实践中，由于贷款银行部分信贷管理人员缺乏责任心，在崔收贷款时，只注重收贷而忽视了法律规定；部分借款人借款后下落不明或因个人债权额小、户多、分散，主张债权的难度大；部分担保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新官不认旧账”，对担保债务不承认；加之贷款企业有意逃债，我国在时效时间以及中断时效的事由上的规定又过于死板，欠缺灵活性，从而使诉讼时效间接成为债务人逃废银行债务的一种工具，实际上鼓励了债务人的避债行为。所以，贷款银行在采取不同方式中断诉讼时效，保全债权时，一定要正确理解法律规定，防范风险，依法保护银行债权。
1. 。是最基本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方式，《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3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时，既要选对时机，又要注重诉讼效益。在实践中，为节约费用，有的银行曾探索过后不交费让法院裁定撤诉的方式中断时效，现最高院已用答复的形式明确这种方法不能中断时效，只有诉状送达对方当事人才能中断诉讼时效。
2.向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和“会计结算对账单”。这种方式是效力较强的中断时效方式。《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规定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债权人主观上有催贷行为；二是债务人还款或认可（基本上为书面，口头的不易认定）所负债务。这种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执行中显得相当不够细致。在实践工作中①银行的催收通知书五花八门，有门房签收的，有收发室签收的，有财务室签收的、有不知是债务单位上的什么人签收的，有法定代表人签收的。上述催收，不能说无效，但有的方式确实存在争议，按照诉讼时效中断的定义，“必须债务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才中断”去理解，比较稳妥的方法最好是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②法院以不具备上述两点为由，不承认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对帐单》具有中断诉讼时效效力的问题。所以，贷款银行在向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和“会计结算对账单”时，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让债务人签字和盖章，确保手续的合法性。
3.申请支付令。“支付令”是债权人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督促债权人限期还款的维权措施。《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1、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2、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应写明请求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所以，只要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15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即可申请强制执行。实践中，银行申请“支付令”很少，其主要原因是银行担心债务人提出异议，导致“支付令”失效，难以达到维权效果。但事实上，如能适时巧用“支付令”，可以收到事半功倍效果。①、对一些零星、分散的银行债权追收，且合同关系明确，债务人纯属赖帐的情况，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这类债权金额一般不大，采用“支付令”，则最多35天就可以进入执行程序，而申请费用只需100元。②、发挥“支付令”中断诉讼实效的功能。在实践中，银行大多忽视利用“支付令”中断诉讼实效。对于逾期贷款，银行一般采取发催收通知书的形式，而一些债务人拒绝签字，在法庭上，银行难于举证，导致败诉。如果申请支付令，可以收到双重效果，如债务人不提出异议，银行可以在半年内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提出异议，该笔债务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为银行提讼争取更充裕的时间。申请支付令既可以达到中断时效的目的，又可以节省诉讼费用。但申请支付令时，提供的事实证据一定要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
4.扣收债务人帐户利息或本金。这种方法是《合同法》规定的抵销权制度，抵销又分为协议抵销和法定抵销。银行通常采用协议抵消，在合同中约定抵销条款，到期对债务人帐户资金扣收；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运用法定抵销，要注意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并且要通知债务人，否则构成侵权。所以，依据《民法通则》第88条“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一定要约定贷款人可直接从借款人存款帐户中直接扣收贷款本金和利息，确保贷款人的权力。
5.公证催收。公证催收是银行要求采取的方式：一种是现场公证催收，就是债务人拒签的情况下，由公证员现场送达催收通知，使用这种催收方式应注意催收时应有债务人的人员在场，公证文书应采用《公证暂行条列》规定的文本；另一种是公证邮寄催收，主要适用于异地的债务人，同时应注意邮寄时债务人地址应写明是债务人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公证文书也要合格。关于公证送达的效力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原因在于按照公证送达的规定，被送达单位必须有相关人员在场，因此，目前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被送达单位的“相关人员”所指范围的认定模糊，哪些人员在场才能够保证公证送达的效力，并且如何认定相关人员的身份也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二是银行在催收贷款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催收时找不到被送达人的任何人员，而且就被送达单位情况而言，采取诉讼方式又暂无任何意义（没有还款能力），此种情况，实际上是最需要采用公证送达方式的，但从目前的规定看，此情况下，视公证送达无效。2003年10月10日，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法律事务部发表的《银行债权的保护》中，介绍了广东省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意见，该法院主张催收的效力应为“主张主义”，而非到达主义。根据这种观点，广东省高院认定，债务人如下落不明，债权人公开登报催收的，视为有效（即中断诉讼时效）。尽管这种观点仅适用于广东省，但无疑是符合“诉讼时效应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服务”这一发展趋势的。我认为，广东省的这一做法是超前、合理的。
6.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主张权利。《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解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使用这种方法中断时效应注意：一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张权利的效力，因各地法院认定不同，有的认为有效，有的认为无效，实践中使用这种方法应关注当地法院怎样认定；二是司法解释没有界定“有关单位”的范围，使债权人主张权利无所适从。
（二）超诉讼时效的补救对策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超诉讼时效的债权丧失了胜诉的权利，程序上已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实体上变成了自然债权，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重新确认时效。《民法通则》第138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171：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翻悔的，不予支持。在现实市场经济中，公司发生兼并、合并、出卖、破产收购的情况很多，而债务人主动自愿履行债务的情况很少，按照法律规定来延续诉讼时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对于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应根据法律规定，采用签订债务安排协议、贷款重组等方法恢复时效，或更新债权关系，降低资产的时效风险。
1、贷款重组，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法复[1997]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规定“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还款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企业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完毕后，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者漏报的债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向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未在公告期内申报债权，则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对于出卖人或企业资产管理人未参照《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告通知债权人，或者虽然公告但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则由出卖人或者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通知》第10条规定：卖方隐瞒或遗漏原企业债务的，由卖方对此承担责任。
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实践中在债务人兼并、分立、重组时，可运用“贷款重组，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方法进行超诉讼时效补救。但应注意及时了解债务人情况，及时申报债权，利用债权人的优势地位，对超时效债权督促当地政府召集改制各方与债权人签订债务安排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保证人的对原债权、债务关系重新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0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的精神，该还款协议应受法律保护，从而达到超诉讼时效补救、保全债权的目的。
2、让债务人在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对于原保证人在催收通知上签字或盖章，保证人并不能因此承担保证责任，只有保证人对重新确认的债务重新承担保证责任有明确的书面意思表示，才能受法律保护。实践中应注意签字人应是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办理这项业务的人，其他人签字都可能导致不受法律保护，或为债务人抗辩提供条件。
参考资料：
1、林培阳<<银行债权的法律保护>>,建设银行报，2003.10.10
2、施海波<<关于银行诉讼时效中断几个相关问题的看法>>,建设银行法律网站,2003.10.16
3、元述伟<<论债权履行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的期算>>,人民法院报，2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