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1
一、发展目标
到2022年，村集体经济经营主体管理体制更加健全，管理制度更趋完善，产业布局更趋完善，引领产业发展、经营管理、带农增收能力明显增强，村集体经济收入结构明显优化，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产业带动、物业经济、光伏发电、入股分红的发展格局稳步形成。年度目标是：2020年，6个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39.35万元。
二、发展方式与实施计划
（一）发展农业主导产业。
1.投资县种羊公司1000万元，投入县扶贫开发公司与种羊繁育基地合作发展羊产业，扶持乡绿洲小城镇发展村集体经济，每年按照投入资金的8%，向村集体经济返回投资收益，获得投资收益80万元；
2.创办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投资1900万元，获得投资收益95万元，具体如下：维修改造县乡绿洲小区原有16栋养殖牛棚作为养羊场，改造原有16座日光温室作为养鸡场，购买种羊1000只，育肥羊6000只。5个新村共投入资金1700万修建羊场及附属设施，羊场及附属设施固定资产产权归5个新村所有，每个行政村占比20%。新村投入资金200万元修建鸡场及其附属设施，鸡场及其附属固定资产产权归新村所有。这两个项目建成运行后，预计年收入资金200万元，两个项目建成后按不低于5%收益。
（二）发展壮大物业经济。
1.出租绿洲小城镇商铺12间获得租金收入24万元；
2.出租果蔬保鲜、冷藏车获得租金收入12.1万元。
（三）运营光伏扶贫电站。
县城建公司运营光伏扶贫电站，按光伏扶贫电站资产确权比例分配发电收益，乡绿洲小城镇收益资金294.9万元。
（四）入股经营主体分红。
1.入股县扶贫公司32万元发展鸡产业，每年按10%分红收益27.65万元；
2.入股生态牧业有限公司55万元发展羊产业，每年按10%分红收益5.5万元；
3.入股农牧有限公司2万元发展牛产业，每年按10%分红收益0.2万元；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能力建设。村“两委”班子要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发展经济、经营管理意识，积极领办创办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探索依靠自身力量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的路子，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严格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决策、集体管理制度，落实重大经营事项报告制度，村“两委”班子要亲力亲为抓好经营管理，切实提高生产经营效益。
（二）盘活用好资金。用活用好村集体闲散资金，让闲钱散钱聚起来活起来，实现滚动发展。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要用于经营性投入，持续扩大再生产，不断拓宽收入来源。鼓励村集体通过跨村、跨乡镇联合方式，聚拢盘活村集体闲散资金，形成规模效应，用于发展增收产业和物业经济。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2
[论文摘要]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最终消亡。本文将试图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对它的作用做一点有益的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是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他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提纲》进行修改后,最终写进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它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将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和间接计划管理。
二、计划经济演变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调整时期(1949-1976)
(一)建立时期(1949-1957)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调整时期(1957-1976)
八大后,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左”倾思想严重,探索一度出现不少失误。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调整:
①1958年,进行以管理权限下放为中心内容的全面体制改革。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最早阐明了此问题;1957年8月,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对集中过多和控制过严的计划工作制度的改进意见;1958年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指出,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划分上,扩大地方计划权限。此后,开始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②1961年,进行以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针对在“大跃进”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的调整。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地方权力下放过多,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强调要“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一段时间里,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做了相应的调整。
③文革时期,开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不久爆发文革,此时出现了集中过多的问题,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问题。改革先从下放企业开始。1969年,中央决定将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此后,又将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央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制度。
第二、改革时期(19781992)
①从1978-1984年9月,初步改革阶段。
首先在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如孙冶方重提“价值规律”,李先念提出要善于用经济管理经济,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然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同时,提出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②从1984年10月-1988年底,逐步成熟阶段。
首先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首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计划管理的状况,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还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和基本任务以及原则、措施等。从此我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然后在198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而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
③从1989年到1991年底,争论和反复阶段。
这一阶段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先是物价改革的“闯关”失败,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由此引发了居民的抢购商品风潮,此后中央作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紧接着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社会主义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新情况,为一些不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将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因归罪于市场化改革,因此,批判市场经济的调子一时甚嚣尘上。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政府出来为体制改革定了基调。
1990年12月24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有力地批驳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论调。
④从1992年1月到10月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计划经济体制从我国的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时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纲领。从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成功“软着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7项主要任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确定了下一步的走向。
综上所述,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作为一种体制,其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对其的评价,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辩证地分析之。我们要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证我国地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3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4
关键词：经济发展；政府主导；自主创新
韩国是一个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稀缺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战争多发的国家。但朝鲜战争后，韩国很快开始了工业化历程，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江汉奇迹”，一跃跨入“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韩国的成功固然与美国的援助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韩国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及工业管理体制。总结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并加以合理地借鉴，将有助于加速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一、韩国经济起飞的经验
1 教育推进，技术立国。二战以后，韩国政府着手进行教育改革。1968年，韩国颁布了《国民教育宪章》，规定教育的目标应着眼于人的道德修养、理性的崇高、个性的丰满和精神的健康，注重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同时，韩国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人，兴办了大批国立大专院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并鼓励发动社会力量办学。1973年韩国出台了新的《产业教育振兴法》，要求大企业与学校建立广泛的产学研合作。1995年，韩国又制定了《建立新教育体制的教育改革方案》，努力推动建立“开放教育社会”和“终身教育社会”。上述措施使韩国青少年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文化素质、道德素养和职业技能(王德复，2008)。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方略，并于1985年制订和颁布了《科技促进法》，引导国民经济各部门以技术开发为先导，增加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建立科技型企业，努力迎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挑战。通过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尤其是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实现了从以技术引进为主到以自主开发为主的转变，大力推动了工业发展。
2 经济第一，专家治国。1961年，朴正熙军人政府上台后，很快采取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治国方略。特别重视专家、学者和经济官僚在经济、社会决策中的重大作用。为确保各项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政府千方百计地搜罗和延聘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进入政府工作。韩国经济企划院是专家荟萃之地，其中的20％是经济学家，其他为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同时，为确保专家的相对稳定性和对政策研究的持续性和连贯性，韩国政府建立了相应的有职有权的常设机构，如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和韩国国际经济研究院(Kiei)。这些咨询研究机构除为政府提供信息和咨询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即向政府各部门输送高级官员(尹保云，1993)。
3 集权化政府经济决策体制。1961年7月，韩国军政府修改了政府组织法，合并建设部、财政部预算局和内政部统计局，设立经济企划院，建立了集权化的政府经济决策体制。经济企划院是韩国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和执行机构，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和处理全国经济事务。经济企划院长官由政府中惟一的副总理兼任，在经济计划和运营方面，受国务院总理之命，统管和协调有关各部。因此，经济企划院成为韩国政府中地位最高、最强有力的经济主管部门，被称为“超级部”。由于该机构直接通过其长官向总统负责，不仅能对变化了的经济情况及时做出反应，迅速向上传递信息，保证了有关重大决策过程的集权性质，而且也有利于迅速地执行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经济企划院实行精英决策，其成员大多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留学归国人员，专家在制订政策方面享有很大的独立性或自主性。
4 批示性经济计划。韩国的经济计划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每个五年计划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主攻方向。如：一五计划(1962--1966)主要推动工业生产面向世界；二五计划(1967--1971)的重点是继续扩大社会公用事业，着手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三五计划(1972--1976)在继续扩大出口的同时发展重化工业，促进产业结构换代升级；四五计划(1977--1981)基本目标是继续推行产业结构现代化，确立“自立经济结构”，推行社会开发和技术革新，加强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等；而五五计划(1982－1986)的目标是克服慢性通货膨胀，为新的经济大发展做准备。韩国的经济计划虽然对企业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主要通过各种温和的方式影响企业的行为，其中最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经济杠杆，即通过金融、税收、外汇、技术等方面的政策手段，保障国家计划的实施。故韩国经济计划被视为与法国经济计划近似的批示性计划。
5 适时的产业结构调整。韩国政府能够根据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及时捕捉并积极利用各个时期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动的有利机遇，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陈汉林，2003)。20世纪60年代，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之际，韩国及时抛弃了过去所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凭借其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劳动力素质高等优势，吸引了大批国外企业和资金，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并使其工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起来。进入70年代后期，韩国顺应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重化工业(朱灏，2007)。80年代后，为适应出口日趋激烈的世界市场的竞争，韩国把“科技立国”作为其发展的战略定位，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为工业化注入了新的活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韩国上下更加认识到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政府明确提出从1998年起至2003年的五年间投资110万亿韩元，集中发展计算机等28个知识基盘产业及服务业。1998年金大中上台后，明确把信息产业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根本，成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信息通讯部，并提出到2002年以前进入世界10大知识信息强国的行列，2010年把韩国建成知识信息国家、信息技术领先和未来世界的中心国家。与此同时，韩国政府颁布了《科技创新特别法》和《中小风险企业培育法案》，对扶植中小型风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做出明确规定。这些措施都是以科技升级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使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2l世纪韩国的主导产业。
二、韩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1 政府主导。韩国经济腾飞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有效干预和主导是一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前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建立有利于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制度框架；其二，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其三，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四，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其五，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其六，宏观调控，实现社会经济总量需求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张进铭，2003)。政府主导作用的有效性有赖于集权统一的政治领导和科学的决策。目前中国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设置过多，职权存在交叉，有必要进一步精简或合并。(1)合并商务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贸易和工业部。全面负责管理工业、贸易、能源、国际贸易政策和促进出口政策等，对外国企业的进入和引进外国技术及海外投资政策进行综合协调，为工业和贸易领域提供援助和服务。(2)改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一个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宏观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发改委虽具有这一性质，但却同时承担着微观经济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处理，直接涉足企业重要投资和主要商品定价，这不仅不利于其宏观管理职能的行使，而且也严重影响了行业发展和企业经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应是发改委改组的方向。改组后发改委的职责应包括：研究拟订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计划；进行总量平衡；制定有关国土综合开发、能源开发和有关物价的基本政策；调查和分析经济动向和国民收入，分析和测定综合国力；协调各有关部委经济政策；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发改委应实行专家决策，以保证政策和规划的科学性、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2 教育为先。制约中国竞争力提升的一大“软肋”在于公共教育支出仍非常不足，国民素质总体不高，教育体系适应性不强，人才缺乏。要改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1)树立教育公平的理念。国家应建立一种机制，不仅人人名义上享有平等教育的权力，而且实际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2)加大政府教育投入。当前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国民教育系列全部实行公费教育，这是加快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惟一途径；二是免去高校全部教育债务，使高校一心一意办教育。(3)创新教育体制。一是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满足全体国民受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要求；二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满足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社会进步对人才知识更新的需求；三是构建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确保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有效利用；四是改进教育方式和办学模式，优化教育内容，培养创新型人才。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5
1.1个别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不够强农村三年一换届，一些村干部存在短期心理，不考虑集体经济长远发展。部分村干部认为，村组织工作量多，没有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缺乏信心和动力。个别村干部虽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愿望，但没有思路、措施和办法。
1.2财务管理内控制度不健全制定村级财务收支计划时，缺少发展生产和增加集体收入计划。一些村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维持运转，有的村集体为了完成上级指标，不履行程序借款甚至个人垫资完成任务。
1.3生产性支出比例小，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许多村用于生产经营的支出不多，非生产性支出比例大，特别是报刊订阅费、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等开支多，造成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1.4存在不合理支出，削弱了集体经济一是有关部门向村级集体摊配各种赞助、捐赠；二是许多村不按规定支付慰问费、奖励金、活动费等；三是个别村用村财垫付社会抚养费；四是个别村滥发补贴、福利，报销商业保险费等；五是完不成征兵、综治、殡改、卫生等任务，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被截留扣发。
1.5没有化债计划，债权债务管理不力许多村既没有对债权进行有效追讨，也没有合理制定偿还到期债务计划，造成债权和债务连年累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1.6集体产权不明确，难以发挥大的效益没有对村级集体资产资源所有权进行界定，村级集体资产资源难以进入市场交易，无法融资。没有完善的资产资源评估制度，产权转移时，没有合理确定价格，无法保值增值。
2发展思路
2.1加强培训引导，提高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意识一要加强培训，进一步提高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加强财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二要组织参观学习，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观摩、学习；三要完善考评机制，号召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经营渠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2.2严格执行规定，减少村集体各种不必要的支出一要制定详细的年度收支计划，杜绝不合理支出，严控非生产性支出；二要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堵塞管理漏洞；三要强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超限额支出要经过村“两委”、成员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四要定期公布账目，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收支清楚，干部清廉。
2.3认真清产核资，保证村级收入稳中向好一要清理集体债权，认真履行经济合同，及时催收租金、承包金，逾期违约的，通过法律途径追回；二要对留归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只能用于发展生产，不能用光、分光；三要有计划偿还到期债务，对实质上不属于村级集体的债务进行剔除，确保不再产生新的债务。
2.4充分挖掘潜力，发挥资金资产资源最大的效益一要充分利用资金，发展项目，增加收益。对闲置和荒废的资产资源，要通过改造、流转、拍卖等处理，实现经济效益；二要对价值被低估或不合理利用或承包中显失公平的，要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增加集体资产资源收益；三要对其他占用的资产资源，要加强管理，充分利用，增加村级集体收入。
2.5及时落实产权，将资产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村级集体拥有的固定资产和资源，要进行界定，落实产权，取得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证书后，将用于抵押、担保或进入交易市场，为村级集体融资，帮助村级集体实现经济腾飞。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6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叁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legitimacy，又译合法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
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默瑞尔和奥尔森的研究，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1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50-1965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75549174计划体制国家443605162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表2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65-1980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1)(2)(2)－(1)市场经济国家336513176计划体制国家324571248资料来源：murrellandolson,1990.
上面两个表中，第二栏分别是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内实现的年均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叁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按照预测应实现的年均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四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1)在1950-1965年期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他缺陷；(2)在1965-1980年间，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从表象上看，计划体制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并不比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太大，但分析它们的增长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国家已经开始衰落：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已经从上期的162％扩大到248％。换言之，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仅扩大了2％，而计划体制国家则扩大了86％。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能够实现与之并驾齐驱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经济学家大多只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则进一步地分析了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
在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来看，计划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的都是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而且，由于这些领导人可以长期任职，因此其集团比较稳定。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默瑞尔和奥尔森也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也就是说，身居高位的治国者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国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治国者的目标函数可以概括为义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
己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叁、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theregulatedbecomingtodomonatetheregulators)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
害了经济增长。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7
（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南宁530003）
摘 要：日本依据国土情势、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际竞争需求不失时机地积极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日本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的经验有所认知，有利于我国当下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海陆经济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日本海陆经济；一体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F1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269-03
一、一以贯之推行海洋国家战略
日本基于典型海洋国家国情，一以贯之地推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甚至海洋霸国战略。2006年4月，日本成立政界、学界参与的海洋基本法研究会。根据2005年11月日本财团向政府提交的《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研究会于2006年向当时安倍晋三首相提交了《海洋政策大纲——寻求新的海洋立国》、《海洋基本法草案》。2007年4月20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法》立足于海洋和人类共存思想，确立了七项具体原则：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合理利用和安全、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科学文化的提升、海洋综合管理、国际海洋合作。《海洋基本法》主要包括十二项措施：确保有效管理国家海域；加强开发、利用和管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推动海洋可持续利用；确保海洋运输安全；确保国家海洋安全；确保海域主权；促进海岸带开发和管理、发展海洋产业；加强海洋科技研究，提高全民海洋意识；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i。
围绕日本《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及其内容，可以发现：
一是日本强调其海洋大国形象和海洋战略思维。日本学术界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强化日本海洋大国思维及形象。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即强调海洋空间战略意义。1892年佐藤铁太郎撰著《国防私论》，倡导“海主陆从”军事战略；1901年佐藤铁太郎又著《帝国国防论》，主张日本师法英国强化海军。20世纪60年代，受马汉《海权论》影响，高坂正尧著《海洋国家的日本构想》，主张日本走出“岛屿国家”思维，建构“海洋国家”思维和形象，实行海权制胜战略，走“通商国家”发展道路。ii战后，日本学界和政界秉承高坂正尧等日本海洋战略家思想，一方面，强调海洋战略的重要意义，认为“海洋国家”是通往“近代文明”和“现代化”的普遍路径，日本的独特性和本源性在于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既非东方亦非西方；另一方面，拓展和深化对“海”的认识，认为“海”包括空间、宇宙，从水体延伸到海上、海底、南极大陆和宇宙空间及因特网信息世界。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重建和腾飞，日本在海洋战略思维下力图重构其国防战略。日本各界反思战后秉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认为该政策等同“国土防卫”，不利于“海洋防卫”和海洋强国构建；主张实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海洋国家——日本的大战略》中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结构是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系统。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石川亨在题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的访谈中认为，日本国防战略重中之重是守卫海洋国土、维护“海上生命线”及其他海洋权益。当今，“海洋日本论”在日本业已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思潮。iii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科技基本规划中把海洋开发和宇宙开发共同确立为维系国家生存基础的优先开拓领域。
二是日本集全民之力强化海洋国家、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意识。日本设立海洋开发审议会，作为最高咨询和决策机构，主导海洋问题。文部科学省内设海洋开发分科会建构和推进中长期海洋开发构想和方略。该会2002年制定日本文部科学省《立足长期展望对海洋开发的基本构想和推进方略——21世纪初叶的日本海洋政策》，分析日本国内外海洋形势，确立日本海洋政策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及推进方案。2004年6月根据自民党《维护海洋权益报告书》，日本设立“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保护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的战略。
日本政府注意政府、学术界、经济界乃至军界的广泛参与以推进海洋战略思想和重大海洋战略问题研究。1987年设立的日本国际论坛设有“海洋国家研讨组”，成员包括大学教授、研究员、评论家、财团和企业首脑或顾问、原海军将领和现职国会议员。该研讨组定期举办讨论会和报告会，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并出版各种书刊。
日本政府注重通过媒体强化国民海洋意识。2001年2月，外务省召开“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外交政策”研讨会，讨论如何应对海洋秩序新问题，例如海洋法与外交、偷渡、海盗以及渔业等问题，通过nHK电视台播放，吸引上百万国民收视，加深了国民对国家海洋政策的理解。
三是日本力图通过海洋强国战略推进其政治大国战略。日本推行海洋强国不仅缘其国情即对海洋资源、国际经济的高度依赖，且力图以此实现其国际政治“大国化”抱负即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抱负。为此在国际海洋政治领域，日本尤其积极参与维护本国权益的国际海洋秩序的构建，积极应对海洋非传统安全（海盗、恐怖袭击、偷渡等）、保障海上生命线及海岸安全，积极强化岛屿和海域争端优势。
日本海洋战略具有摆脱战后所谓“普通国家”地位和形象的政治诉求。有日本学者甚至主张通过由海岛构成所谓“日本联邦”和西太平洋“海洋国家联邦”构想重塑日本形象。日本海洋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威胁论”因素，着眼点在于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认为中国既是“现状维持势力”，又是“现状变更势力”。iv
四是日本海洋战略内容侧重适应时代而转换。日本以往海洋战略强调海洋开发利用即现实经济利益，当今海洋战略兼重“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和“利用海洋”即更具全球性、战略性视野和更强调“海洋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综合管理。再者，当今日本海洋战略更强调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政治和塑造更有利于维护和拓展日本海洋权益的海洋法秩序。在具体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时，日本以美国为师，通过国内法形式确立海洋权益，以国内法优先原则和行政司法分立原则应对外国异议；日本也借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口实关注全球性和地域性共同课题，迂回地拓展其海洋权益。
五是日本力图以非法或合法手段强力扩张海洋权益。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就强力扩张其海洋权益。近代以来，日本屡次发动侵华战争，无不力图鲸吞中国海洋权益、兼并中国海洋国土。其吞并琉球、殖民台湾、非法窃据中国钓鱼岛，无不显示其一以贯之地强力扩张海洋国土、拓展海洋权益的企图。当今日本假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罔顾事实，曲解“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顽固地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划分中日两国间东海大陆架，企图蚕食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权益。
二、大力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
日本大力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在此战略大力实施前，日本着力实行陆域经济系统现代化战略。在陆域经济系统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继续向海域延展时，日本不失时机地推进陆域经济系统海域化，通过实施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为日本海陆经济系统持续发展注入动力、提供各种海域资源。
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面向海域经济系统调整海陆经济系统结构。其举措有：将大力发展重工业、化工业等陆域产业重心转向大力发展海域经济系统。因此迅速形成以海洋生物资源开采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建筑业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现代海洋经济结构。随着不断推进海域经济系统发展，日本现今已构筑起包括海洋旅游业、港口及运输业、海洋渔业、海洋建筑业、海洋油气业、船舶修造业、海底通讯电缆制造业、海水淡化业等近20种海洋产业的新型海洋产业体系。v
三、注重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日本注重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注重从政府层面适时、有效地出台指导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的长期性、指导性和战略性纲要。其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不断完善多部合作进行海洋事业规划的体制。日本实行海洋事业多部门管理体制，其涉海部门有国土厅、运输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建设省、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厅、环境厅等。2001年日本调整海洋事业规划体制，重组涉海机构为国土交通厅、通商产业厅、农业水产厅、文部科技省和环境省，并由国土交通厅负责海洋发展规划制定、海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海域国土开发。
二是实行高层海洋政策综合协调机制制定相关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其机制主要包括：1969年成立的海洋科技开发推进联络会议、1971年成立的海洋开发审议会、海洋开发关系省厅联络会议及2004年成立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这些机构或由各相关省厅官房长官及首相官方审议室长构成（海洋科技开发推进联络会议、海洋开发关系省厅联络会议、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或由直接向首相负责的专家、学者组成（海洋开发审议会），负责海洋技术研发、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权益保护和发展规划、海洋政策咨询的多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三是日本长期不懈地适时出台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日本持续不断地出台了多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1968年日本出台《深海钻探计划》（1968-1983）、1979年出台《日本海洋开发远景规划的基本设想及推进措施》、80年代出台《海洋城市计划》vi和《大洋钻探计划》（1985-1994）。90年代日本接连出台《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海上走廊计划》、《天然气水合物研究计划》、《日本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海洋开发方针政策的长期展望》、《日本海洋开发计划》、（海洋研究开发长期规划》（1998-2007）等。21世纪以来日本又相继出台《综合大洋钻探计划》（2000年）、《21世纪海洋发展战略》。vii
四是日本海洋发展规划重视科技引领、海洋战略权益维护及海域空间战略意义。日本历来出台的海洋发展规划表明，日本始终重视海洋高科技发展及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和经济效益贡献viii。日本也强调海洋空间战略意义，强调通过围海造地扩展海域陆地面积，并为此出台多项海洋建筑规划（70年代的《海上机场计划》，80年代的《海洋城市计划》，90年代的《海上走廊计划》）。ix而且，日本重视海洋战略权益规划，由“拦截对策本部”负责制定海洋权益争夺计划及采取具体行动，并投人大量经费支持与周边国家争夺海洋权益x。
四、持续地实施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政策
日本持续地实施各种倾斜性政策，大力扶持海洋经济发展。其举措包括：
一是实行优惠财税信贷政策，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日本根据海洋新兴产业投资大、风险大的特点，积极地调整信贷结构、拓宽海洋新兴产业融资渠道。同时，将信贷政策与优惠税收政策挂钩。现今，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投资银行及通过贴息、担保等方式吸引商业银行，大力向海洋生态环境产业、海洋循环经济贷款xi。日本也通过优惠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经济发展（对某些海洋产业优惠14-20%的税收）xii。
二是增加海洋科技财政投入，大力推进海域科技发展。日本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发展，不断增加海洋科技财政投入。1960年，日本大幅度提高海洋科技研发经费。1978年，日本提出海洋开发设想和科学研究调查报告。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济增长不景气时期仍持续增加海洋科技研究经费。日本也将海洋科技研发经费与税收政策挂钩，对新增海洋科技研发费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
五、重视海陆产业集群化、海陆空间联动化、利用集约化
日本重视海陆产业集群化、海陆空间联动化、集约化发展。2002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出台《产业集群计划》，推进海陆产业集群化。该计划实施取得良好效果，至2004年，日本已有19个地区如火如荼地海陆产业集群化建设，已有18个地区正式实施知识产业群。
日本海陆产业集群化建设与海陆空间联动化、集约化利用同时展开。日本倡导“海洋开发区都市构想”、“知识集群创成事业”等海陆产业集群化与海陆空间利用联动化和集约化相结合的产业-空间一体化发展构想。日本已经形成了空间结构相对优化的海陆产业关联、耦合群，形成了以大型港口城市为核心区、以其区域为腹地区的关东区海陆经济集群、近畿地区海陆集群等9个海陆经济区域集群。
日本注重海洋空间向立体化开发。在《21世纪海洋政策》中，日本提出应立体开发和利用海洋空间资源，大力推进海上港湾、海上机场、海上桥梁、海底隧道、海洋能源基地、海洋牧场等建设。xiii
六、重视海岸带综合管治及海洋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2001年日本提出实现“环之国”国家目标。“环之国”理念强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循环经济社会。2002年日本制定《立足于长期展望的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方策》，提出“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实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
日本采取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日本《海防法》规定对油污、有害液体及废弃物排放与焚烧等进行规制及对船舶结构、设备等与环境保护相应的技术标准。日本也采取健全油污染防除体制、充实油污损害赔偿保障制度、加强海洋环保的调研与技术开发、对海上环境违法进行查处等政策措施等。xiv
七、大力发展海洋循环经济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视为可持续发展重要途径。日本循环经济政策贯彻“事前预防”、“以社会为本位”、制度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经济活动全方面（涉及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经济活动领域）的理念。
日本通过银行信贷手段支持海洋循环经济发展。积极地调整信贷结构，加大海洋循环经济信贷投入。日本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组团贷款，降低贷款风险xv。日本银行通过利率利率杠杆促进海洋循环经济发展。xvi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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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8
关键词：农业；集体化；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142-02
一、农业集体化经济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集体化经济没有经历试验和成长的过程，在经历短短几个月的转社风潮后，便完全取代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等组织形式的经济。由于当时的集体化经济脱离了实际生产力水平，加上带有基本政治倾向的发展过程，它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农业发展中的问题，成为农业经济的巨大障碍。
1.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的特点是全公社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盈亏。公社成立之际，原来农业社的财产和劳动力的所有权全部无偿归公，任凭公社调拨，公社的开支和社员的消费等均由国家统一确定。这些似乎比过去更“公”了，但是，这种制度脱离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脱离了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2.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村基层政权和集体化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以政化社，同时把集体化经济组织当作基层政权的附属品，使集体化经济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和自。这主要表现在强迫命令式的“共产风”，使一切平调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如“据甘肃省对平凉、白银、通渭、陇西四县市调查，县级机关、学校百分之八九十有平调问题。”不因地制宜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单凭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的方式，恰是当时以行政手段支撑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
3.不合理的生产流通运行体制。农业生产上的“冒进”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盲目大搞一些非生产性建设，由于超出当时的客观能力，导致农业经济日益困难；二是忽视副业生产，忽视经济结构组合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导致农业生态平衡失调；三是对土地流转和劳动力流动实行严格的限制，以此来控制农业生产并维持农产品低成本运营。在流通领域，国家严禁农民从事商业等非农经营，实行国家统销这一垄断经营。这一系列限制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致使农村市场经济全面瘫痪。
4.“一拉平”式的分配制度。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主要是指伙食供给制，是主要的分配方式。客观上讲，它割断了消费与劳动的关系，只能造成“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等平均主义思想的泛滥。在当时集体经济实力很薄弱的情况下，除了供粮管饭外，公社发不了多少工资，甚至“一些地方能发工资的社，也是发一两个月就难以为继了。”总之，对社员的劳动报酬采取“一拉平”做法，压制了社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降低了工效。
二、农业集体化经济中问题出现的原因
农村集体化经济运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农村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极大的摧残。之所以出现如上所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对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除此以外，还受其他一些影响。
1.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影响。首先，苏联共产主义之风的影响。早在1920年列宁曾提出了“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口号，并认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能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虽然后来他承认这是个错误，却加速了共产主义之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进一步扩散。斯大林在1952年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而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已经迈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这些对我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国家决定以苏联为模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争取早日步入共产主义社会。其次，当时农业浮夸风和共产风极为盛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好形势之下。这种主流意识导致了国家对共产主义很快到来的错误估计，也形成了建立一种全“新”的农村社会组织构架即的构想。
2.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作为垄断性经济组织的，兼顾了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济，从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角度来讲，这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初期实行自给性生产和供给，商品性生产和供给只是附带性的，这使“在最大限度内成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实体”。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的商品生产和供给几乎难以发展起来，多种经营也并未真正实行过。另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淹没，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得以充分的体现。1958年之后发生的强迫命令风，便是计划经济体制极端的体现。
3.强制性的行政干预的制约。利用行政手段管理集体化经济，使集体化经济完全成为政权的附属品。在政社合一体系之下，农村的管理干部及骨干由国家委派产生，是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但由于他们的任免与公社生产的好坏及社员经济收入多少没有直接的挂钩，加上他们对于农村经济管理缺乏经验，往往容易造成强迫命令、瞎指挥、大刮“共产风”等一系列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出现。这种高度集权体制是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他们共同压制了公社经济健康合理的发展。
4.不成熟的思想意识的反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马克思提出的“合理化”和苏联的集体化认识不透彻。针对农业集体化经济，马克思所提出的“合理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大机器生产力为物质基础。而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仍以手工劳作为主，不具备“合理化”应有的物质条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苏联集体化经济运作的舵手，其种种弊端极为突出，社会震荡很大。然而，当时国家对这些问题却没深刻的反思和纠正。二是不适当地继续沿用革命经验。尽管历史条件和党的任务已有所变化，但国家却用战时经验取代经济建设理论来发展经济，这是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三是“左”倾冒进思想的泛滥。这种思想忽视了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制的相对稳定性，发展速度表现过急过快，不能很好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务实精神。
三、农业集体化经济所带来的历史启示
给广大劳动群众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实现小康社会，我们在把握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同时，更应当牢记历史教训，以史为鉴。
1.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才能与生产力形成良性的互促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发展。50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经济是在生产力仍很落后的客观前提下，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途径迅速实现的。这时期的生产关系主要表现在消除私有经济而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以供给制为主而忽视差别和效率的分配制度，取消市场经济进而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生产关系违背了经济规律，给农业集体化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使农业生产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1960年与1957年相比，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有明显的下降，其中粮食、棉花和粮油分别降低了26.4%、35.2%、53.8%。农业减产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步伐，同时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很大威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一系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纠正之前不合乎经济规律的生产关系，才使生产关系的潜力得到了合理性发挥，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实践证明，只有立足现实和具体国情，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规律，才能使生产力持续健康地不断发展。只有待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商品极度充足时，方可自然过渡到完全的全社会所有制经济制度。
2.正确处理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坚持以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经济运行机制。初期，政府采用各种行政手段取代市场调节来干预农业经济，以单一的计划经济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这严重违背了经济原则，导致农业生产不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农村市场不流通，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资源严重浪费。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在农村逐步展开，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农业生产经营遵循价值规律，农村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农业经济效益大为提高。其次，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50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经济不容许任何非公有制经济因素存在，这严重制约了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工农产品极度匮乏，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改革开放后，我国慢慢放开了对非公有制的限制，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充分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积累和完善。在鼓励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巩固仍须加强，我国只有加大集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力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稳定农村宏观经济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3.依据国情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现阶段，我国生产力仍然十分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决定了我国不能完全照抄别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经验，也不能本本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50年代末的农村之所以能兴起集体化经济，除了照搬苏联农庄经济体制外，深层原因是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不透彻性的表面化理解，误认为苏联模式的集体化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我国国情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三十多年来，我国结合农业经济发展规律，持续、健康、全面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目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工作更要毫不松懈地抓好。国家在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之际，更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农村特色经济，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2]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
(下)[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9
一、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
199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通知》，指出：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兵团对外可以使用“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名称，享受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各项政策;兵团是一个准军事实体，要加强对兵团武装力量的领导和管理。该文件进一步增强了兵团屯垦戍边的实力，有利于兵团更好地发挥保卫和建设新疆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兵团既要坚持性质、地位和任务不变，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加快发展壮大步伐，维护好国家的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发挥兵团稳定边境的国防安全作用的基础上，积极转变兵团行政管理方式，合理界定兵团的事权、财权和产权，取得必要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兵团经济管理体制转型，由行政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改革，规范兵团城镇体系，创新投资体制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在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中，增加职工收入，提高改善民生的能力和水平。
实现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创新兵团屯垦戍边新形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具有兵团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积极探索兵团特殊组织形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充分发挥兵团组织化程度高、集团化特点突出、劳动者整体素质相对较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此外，兵团党政军企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具有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和紧急事态的作用。兵团的地缘分布和空间布局，构成在新疆既能迅速贯彻执行中央、自治区和兵团党委的部署，从大局和战略高度确保对“”和各种敌对势力的震慑力和控制力，又能通过团场、企业的分散布局和有机联系在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各地动态，及时有效地作出反应，切断敌对势力的相互联系，控制事态的蔓延和发展，把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
二、计划单列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际和国内战略的高度思考兵团的问题，于1990年3月13日批准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计划单列。由中共中央授予兵团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行衔接，并进一步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建设和保卫边疆安全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
1990年3月，《国务院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批准对兵团实行计划单列。计划单列的要点主要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行业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实行计划单列;国务院统一管理的粮（大米除外）、棉、油、商品肉、糖、煤炭、棉纱等产品，以1987年实际交售量为基数;商品猪肉按计划任务，继续由兵团统一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享有外贸出口权;兵团享有国家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样的优惠政策等8条。
兵团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实行单列，是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兵团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的一项重大突破，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兵团的全面、长期、系统的经济政策，对兵团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重要意义。
计划单列之前，兵团除农业外，非农经济和社会事业处于系统外或上级无人管的处境，困难重重。计划单列之后，彻底改变了上述局面，兵团可以直接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请示报告工作，联系有关业务。兵团可以及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直接领导或指导，为兵团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兵团实行计划单列的过程看，基本上是一个争取、落实，再争取、再落实的漫长过程。这既涉及国家有关部门对兵团的了解程度、解决有关问题的可能条件，又涉及兵团对计划单列的理解程度、工作状况，客观上还有一个兵团工作与国家有关部门工作关联度问题。从单列内容上讲，农业和外经贸业解决得快一些、好一些，其次是金融、信贷和证券，难度最大的是工业和社会事业，它既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重组，也涉及政企分开后的方方面面。
1990年国务院确定兵团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和1997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兵团工作的决定，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三、新世纪兵团的作用
20世纪末，国内外形势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把“西化”、“分化”的矛头对准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加紧了相互勾结和破坏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处于周边政治环境复杂和战略地位重要的新疆，肩负着屯垦戍边重要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略作用就更加凸显出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国务院从治理新疆的历史经验出发，极为重视兵团在新疆所起的作用，并要求兵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
（一）要从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来看兵团的作用
兵团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总结历代治理新疆经验的基础上，为维护新疆的稳定、促进新疆的发展和巩固祖国边防，根据新特的区情组建的。
对此，1998年7月在考察兵团工作时指出：屯垦戍边是历朝历代治理新疆的重要国策。通过两千多年的屯垦，不仅开发了边疆地区大片沙漠戈壁，而且增进了各族群众的团结和友谊，交流了经济文化，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共同反抗侵略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
（二）兵团要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四个模范”的作用
1990年，在考察兵团工作时要求兵团“能够做生产建设的模范，做安定团结的模范，做促进民族团结的模范，如果一旦需要，还要做保卫边疆的模范”。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篇10
【关键词】中国道路；苏联模式；借鉴；超越
建国初期，中国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但在后期，随着体制的僵化教条，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国道路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体制的改革，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整个社会也经历了一次全方位的大变动，中国道路开启了辉煌之旅，真正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
一、借鉴——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主义
苏联作为世界上最先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开创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一）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从国内的经济基础来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情况下建立的，党和人民都迫切地想要改变当前的落后面貌，加快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建立起重工业的国家基础，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而当时国家缺乏工业化的积累资金，只有选择计划经济才能最大限度的调配国内一切资源，保证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
从国际形势来讲，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禁运的遏制政策，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给予中国经济、技术方面的支持和援助。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必然选择有利于国家生存发展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倒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且当时苏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工业和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这无疑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选择计划经济也是理所当然。
从思想观念上来讲，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为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取消一切私有经济的存在，商品、货币、市场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应以国家计划来指挥整个生产、分配系统的运转。受思想认识局限性的影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经济只不过是暂时的，只要条件具备，就必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单一的公有制，顺理成章地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影响
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奠基及“三大改造”完成后的最终确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资产，没收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等措施保持了经济稳定，为“三大改造”的顺利开展和国家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是通过合作化道路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分散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将个体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95%以上，国家实现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的统一调拨和分配，全社会纳入计划管理之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全国工业总产值1957年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全国农业总产值1957年达到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定僵化，各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在生产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在分配上，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无视企业效益，造成了企业和职工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在政治体制上，权利高度集中，家长制现象严重，人民生活缺乏民主，蔓延，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二、超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是在实践中起步，以问题为导向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之路；是从试点改革逐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改革的“渐进式改革”之路；是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一）在改革开放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依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借鉴苏联模式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未使中国经济得到长久的飞速发展，相反，在后期整个社会活力渐失，日益呈现出萎靡的状态。“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引起了邓小平的思考。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回答，澄清了人们旧的思想观念，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方面。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可以灵活多样，选择能更快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最优的体制和政策。长期以来，计划和市场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为了打破人们这种传统的错误认识，邓小平多次论述市场经济问题，在南方谈话中更加鲜明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肯定了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以市场经济为手段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又能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必要的行政管理的作用，弥补市场经济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也体现出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色。
（二）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深入，以经济体制变革为先导和推动力的改革开展起来。改革的目的是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管理方式和思想观念进行彻底的变革，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给予农民更大的自，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在城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也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消除了平均主义的弊病，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经济体制改革也带动了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