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1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知识管理
1、构建有效的图书馆知识组织体系
公共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是对馆藏资源等的组织，通过数字化、网络查询等手段形成特定的知识库，并建立一套完善便捷的查询交流平台。公共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旨在建立一个全而精的知识库，其核心就是一套完善的数字资源组织系统，通过这样一套系统来实现对公共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组织与集中，通过它将图书馆内部自建和外部获得的数据进行收集和整合，形成规范的、有序的数据资源库，将数据提交到文献搜索系统，将元数据和对象数据提交到资源与服务系统，将封装好的保存数据提交到数字资源保存系统长期保存。
公共数字图书馆对内部管理的组织分为对显性知识（本馆内各种文献、信息资源、规章制度等）与隐性知识（主要是单位员工所掌握的知识等）的管理，对于显性知识的管理比较有效，而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和利用相对困难，可首先对显性知识和容易表述、编码化的一部分隐性知识进行管理，建立知识库，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库可以以文献知识库、概念知识库、智能知识库、特色知识库等多种形式呈现，这些知识库可以以一定的逻辑方式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质的知识库，在此基础上可以设计统一的检索和访问界面，实现“一站式”知识提供服务。其次要想办法扩展到隐性知识的管理利用。例如，可以先开展数字图书馆内部网上知识库的建设，收集能够编码化的知识文档，例如本馆的历史资料、人力资源状况、用户的所有信息、其他数字图书馆及信息服务机构的材料等。知识库可用于对新馆员的培训，减少培训成本，提高培训效益，也可用于馆员的交流，以利于培养多面手，避免因人事变动造成的对工作的不利影响。
2、构建有效的图书馆知识开发体系
单纯的存储知识没有任何意义，知识只有通过组织、开发、交流共享和实际利用才会发挥其价值。知识编码就是将知识通过标准的形式来进行表现，并将其进行有效存储后以简明的方式呈现给用户。知识编码的困难在于，知识几乎不可能以离散的形式予以表现，而是需要一定的信息语境。编码工具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知识仓库：知识仓库具有两种，一种是承载隐性知识的个人和组织，另一种是显性知识的载体，如文档、书籍等。知识仓库与数据库和信息库的区别在于知识仓库具有更多的实体内容，它不仅包括知识条目的存储，而且还包括知识的使用记录、来源线索、关联事件等相关信息的存储，和元数据有相关的语境和经验参考。与数据库相比，知识仓库还具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识仓库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它通过知识的不断更新从而实现了生命力的不断增强。各种不同的用户一方面不断地从知识仓库内提取有用的知识数据，另一方面又同时通过知识交换、内化、外化等过程放入新的内容，从而使知识仓库一直保持活力。
（2）知识地图：借助知识仓库，将其中关于某个主题的知识或知识源提取出来，以图形化来进行表示，即形成了知识地图。知识地图类似于一种知识导航系统，能够告诉人们在哪里能够精确找到所需知识的工具。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面临信息过量的问题，也同样会面临知识过量问题，单单依靠高效率的导航系统和搜索引擎，并不能让用户摆脱寻找知识过程中的混乱状态，用户还需要有一个用于指引其检索方向的工具。知识地图的作用就在于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资源或知识点。知识地图的另外一种使用方法是描述组织流程中的知识，通过图表的方式将业务流程中的知识流展现出来，包括知识的收集、存储和共享。
3、构建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共享体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共数字图书馆知识共享提供了便利条件，公共数字图书馆的知识共享可以分为外部共享与内部共享两部分。外部共享是公共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重点。在行业或区域内实现资源共享解决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其实质是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信息资源，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和约束手段进行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用户的信息资源需求得到更大的满足。在实现资源共享的建设中，笔者认为我国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行业和系统图书馆为主的资源共享，另一种是以地区图书馆联合为主资源共享。开展资源共享的主要活动方式有资源采集协调、联合编目与加工、数据库建设、馆际互借、地区性书刊通借通还、文献提供与传递、计算机网络系统建设等。
在数字化时代，高新技术的日益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和需求面，也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方式，因此，加快信息的共享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在资源共享方面，既采取了地区联合的方式，也采取了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的行业性合作模式。本文认为，在建立有效的全国公共图书馆间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方面，应在实施“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基础上，借助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整合国家数字图书馆与全国各公共图书馆的自建与外购数字资源，打破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图书馆之间的界限，使全国分散异构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能够连接为一个超大型数字图书馆，形成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同时依托各省级数字图书馆，建立若干数字资源建设中心、数字资源保存中心和数字资源服务中心，构建分级分布式公共文化服务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实现资源建设、保存和服务的统一规划、调度与管理。要先把数字资源库群建立起来，然后再择精、取优，进行优化。
总之，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宝库，它进行知识管理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信息技术等构建一个巨大的知识网络和应用平台，在这个网络和平台上，能够促进图书馆内部、馆员与用户、馆员与馆员、用户与用户、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促进知识向社会效益的转化。
参考文献：
[1]柯平，图书馆服务理论探讨，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1）：38-44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2
【关键词】国家发展战略转轨包容性增长
自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以来，我国的“新医改”进程拉开了帷幕。“新医改”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突出强调了从市场化向公益性的回归，契合了我国的“包容性增长”战略，代表着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重大变迁。笔者将沿着历史脉络系统地分析梳理我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变化与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变迁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
国家发展战略与公共卫生政策变迁的内在联系
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采用过两套比较成熟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一是建国初期的福利卫生政策体系，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卫生政策体系。2003年之后，“非典”等突发性事件和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各种长期性问题，又推动了第三种崭新的、以政府主导的、高覆盖的公益卫生政策体系的诞生。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从宏观上指引着这三种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前后相继的变迁过程。
赶超型发展战略与福利卫生政策体系。新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当时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自1840年以来，外强压迫、民生潦倒和“东亚病夫”的耻辱，使得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决心推行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并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①这一时期的制度安排、资源配置体系和社会组织结构符合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公益性特点及其内在要求，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筹资和运营模式，政府得以向全体公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中，我国用占世界2%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健康问题，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福利型的公共卫生体系，保证了全体公众享受到最基本、最公平的医疗服务，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②
经济增长型发展战略与产业卫生政策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增长型发展战略，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转化为各级政府对GDp增长速度的迷恋，在所有政策领域盲目推进市场化进程。③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树立以产业模式为标准，建立商业化、市场化的公共卫生服务制度的政策目标。分税制改革之后形成的分级财政和卫生投入体制又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责任转嫁给地方财政和公民个人。地方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迫使各级政府同意公共卫生机构采取“以副补主”、缩减公益项目进行“创收”和放松公共卫生管制等一系列商业化、趋利化措施④，由此导致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服务公平性下降、宏观效率低下，并积聚了高度的公共卫生风险。因此，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卫生政策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包容性增长战略与公益卫生政策体系。2003年以来，“非典”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不断揭示产业卫生政策的缺陷，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开始思考政策的调整问题。科学发展观及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的提出与和谐社会发展远景的重新规划，都预示着国家发展战略转轨的再次到来。2009年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战略，强调“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并将其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之中。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新医改方案重新回归公共卫生的公益性，肯定了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主导地位，力求改变公共卫生领域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重新体现公共卫生的公共产品属性。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努力改变公共卫生机构的传统筹资模式和补偿机制，落实疾病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经费，以确保公共卫生服务的有效开展。
国家发展战略变化对公共卫生政策变迁的影响机制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变迁的过程之中。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策结构，旧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有其独特的自身利益及其分利团体，而传统的政策意识和认知框架也将长期地存在于政治生活之中，进而导致路径依赖。因此，我们仍需在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指引下深入探讨新旧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转换的各种机制问题和关键因素。
政治环境的结构性改变。国家发展战略的确定意味着秩序的稳定，一旦外在的政治环境发生结构性变迁，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就成为必然，作为其重要部分的公共卫生政策也会相应发生变动，这体现了国家作为制度最大供给者的力量。但是国家在政策调整中的地位并非是绝对的稳固的，国家也有其竞争者。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就在“非典”期间多次要求我国改进疫情统计和通报系统，迫使我国政府决策者进行政策调整。在极端情况下，战争、或者选举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下台，从而导致国家整体机构的崩溃和轮换，也会引起原有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性变化。当然，在我国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由党中央主导，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这充分体现在建国之后公共卫生体系的历次变迁过程中。
社会管理理念的更新。任何一种发展战略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理念。建国之初的“苏联模式”认为：“社会首先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所以也就存在着一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系统所固有的管理规律”⑤。这成为我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观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型战略则以对市场和GDp增长的迷信作为该时期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盲目以产业化推进公共卫生改革，导致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严重倒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社会视为发展的第三极，这是我国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大创新。之后的包容性增长战略更是清晰表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二者具有各自的内涵、特征、目标、规律和衡量标准。总之，社会管理观念的更新回应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推动了“新医改”的诞生。
政策权威的转移⑥。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往往蕴涵着政策权威的变化。即便在稳定的政府结构中，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也常常要通过政策权威的转移来实现。政策权威的转移总伴随着不同领导特质、政治认知和政策风格的转换，直接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认知框架和核心目标。新政策权威的特殊统治地位又有助于其在政策议题的发起、动员和辩论阶段取得优势，降低政策变迁的成本，抵抗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从而保证公共政策变迁的顺利实现。这正是我国政府推动新一轮医改、从产业卫生政策向公益卫生政策转变的内在推动力量。
危机事件的累积效应。“非典”等危机事件激发并验证了原有卫生政策体系及其代表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但并非所有危机事件的效应都是同等的。例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通过行政问责制惩处一批官员，重建了一系列检测标准和食品检疫制度。“非典”事件正好发生在新旧政策权威的交接期，这无疑极大地降低了政策变迁的成本，并集中引发了社会管理领域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度质疑和挑战。新的政策权威又通过政策议题的转变、政策风格的变化和政策理念的变迁来标示自身存在的特征和价值。所以这一类发生在政策权威转移过程中的危机性事件被称之为“触发性事件”。⑦
参政议政网络的开放。公共卫生政策变迁的实质是公共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依赖于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而后者与国家发展战略直接相关。“非典”等社会危机导致的严重猛烈的社会后果以及由此激发的非常规的政策制定方式，打破了固有的参政议政网络，推动了政府、民众、社会组织、媒体和国际社会等在政策网络中的互动与学习过程。政府意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不均等，而这必须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调整。当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实现政治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归根结底离不开民众充分行使其政治权利。为此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权力和公共权利真正回归社会，这是保证制度创新持续进行、避免制度僵化的根本动因。
（作者单位：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本文系复旦大学“985工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创新基地《转型时期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林毅夫，蔡昉，李舟：《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②葛延风：《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③张毅强：“大部制模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回应”，《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9年第1期，第10～21页。
④《国务院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⑤丁元竹：“社会管理观念创新问题研究”，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23日。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3
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
［美］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圭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组织网络时代的来临，给管理者带来跨界相互依赖的挑战。公共职能再也不是区域政府的唯一领域。在美国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圭尔教授新著《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中，政府协作机制被赋予新内涵，城市可以利用的协作机制不仅包括州――联邦（纵向的）机制，也包括许多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有关的社区间层次上的协作机制。该著作从西方协作性管理的现状与前景出发，主要阐述协作性管理的模型、协作性活动与战略、协作性管理的链条、政策设计与协作性管理，并展望公共管理的前景与协作的挑战，逻辑结构严谨，可为研究国内区域间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创新提供思路借鉴。
一、协作性管理概述
1.协作性管理理论演变
协作（collaboration）既存在于强调美国联邦系统内政府层级的纵向环境中，也存在于参与者是地方并代表社区内多种公私利益的横向环境里。公共政策制定与行政的横向环境包括由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和区域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地区间的资源。纵向上，城市政府在州和联邦政府的政策与管制框架内动作，同时有权使用可以利用的资源。两位教授将在实践中横向与纵向协作活动的相互重叠活动统称为“协作性管理”（collaborativemanagement）。从两位教授对协作性管理的类型探讨中，我们可捉摸到协作性管理理论演变脉络。首先，古典的管理范式协作机制建立在通过等级制度、一系列严格的命令以及分散的组织实体内部的管理来进行的协调之上（manadell1988）。其次，网络管理为协作性管理模型提供一种重要类别。构建网络管理模型的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考察一般公共管理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然后分解出网络特有的因素。第三，美国“合作的联邦主义”及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政府间关系与管理，在联邦矩阵内运行，可能是最持久的协作性问题解决模型。
2.协作性管理的模型
两位教授利用两个变量或者维度构建协作性管理的模型：（1）城市协作性活动的水平；（2）此活动的战略高度。他们把活动与战略的变量列成表格，假设许多不同类型或者风格的协作性管理的存在，从而形成六种管理类型：（1）Cityville（基于辖区的管理）。（2）nothingHill（节制的）。（3）Vertville（自上而下的）。（4）BargainCity（接受捐赠的）。（5）Centerville（保守的管理）。（6）Richburb（满足管理）。其中，两位教授重点阐释基于辖区的管理，指出该模型的本质是强调地方与来自不同政府和部门的多个参与机构共同采取战略行动，并引用辛辛那提――基于辖区的城市原型，证明核心大城市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商业发展中与领域内其他城市竞争。两位教授认为，对基于辖区的城市来说，“多重裂缝”的机制（mortonGrodzins1966）是改善治理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对政治过程复杂性的一种简单描绘。在腐蚀的合作联邦主义表面下，日常和例行的工作也阐释体制的协作性，基于辖区的管理在美国联邦主义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3.协作性管理的链条
城市中组织间链条的范围和复杂性是两位教授关注的重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纵向链条。纵向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关于例行的、日常的基础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需要“（社会）结构的基础变化”或者“联邦体系的实质性重组”的棘手问题（agranoff,1986,1―2）。（2）横向链条。考察横向的协作性管理的是多维度的，需要测算合伙人参与和统合的密度和集中度量度。密度测量所有的组织彼此相互联系或连接的程度，而集中度则测量不同的协作链条及活动是否把合伙人或小合伙人群体组织起来（provanandmilward,1995）。（3）合伙人和活动间的链条。许多城市与合伙人战略性地接触。在协作链条的构成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一，城市与州和联邦官员例行地、非正式地运作。第二，负责产生政策和战略的城市政府的横向协作安排，将最有可能由商会、LDC、郡政府，或者地方公用事业或另一个城市组成。第三，就结构和组成而言，资源交换网络最为独特。第四，基于项目的协作链条并不像其他类型的链条一样稠密。
二、协作性活动与战略
两位教授对协作性活动的描述作出高度概括，罗列出纵向环境发生的11项活动，横向环境中共发生的9项活动。其中，5项纵向活动被认为是寻找信息，它们构成协作性管理的大部分内容；其余6项纵向活动是寻找调整方案，是从州和联邦政府尤其是政府之间的补助金或者管制项目的情境中寻找项目调整方案。另9项横向活动包括：政策制定和战略制定活动，包括协作性政策制定的规划、目标开发和决策制定任务；资源交换活动，包括从众多参与者中寻找并获得资源，以及与许多不同的同级别的参与联合并调控资源；基于项目的活动（project-Basedwork）包括特定项目中的许多社区内和社区外的参与者。
至于协作性管理战略，两位教授认为主要有三种战略活动代表：制定着眼于协作环境的全地区的综合规划、执行一项正式的经济发展计划，以及确立评估经济发展政策效能的绩效标准和评价过程。在战略活动与协作性活动联接关系之间，有两个结果值得注意：其一，地方战略与协作性活动正相关。其二，地方协作还显示出地方执行能力的水平，从而允许城市自信地进行纵向协作。
三、政策设计与协作性管理
最近许多政策领域的研究表明，特别类型的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协作的政策制定和行政的程度紧密相连。两位教授借用其他西方学者对政策发展工具分类的经验，从运行特征的角度来描述发展政策工具：直接供应、规劝，命令和补助（Linderandpeters,1990）和内生工具（Reese1993；eisinger1988）。两位教授分别计算原始政策变量（每种类型政策工具的总数）和工具依赖变量（工具运用与总体工具运用的比率）的净相关系数。通过计算情况推断出：内生工具使用与协作相关，规劝工具使用（在更低的程度上，命令）与低度协作相关。对所有的纵向和横向的活动类型来说，城市所采取的规劝工具越多，协作水平就越低。
四、协作性管理的前景和挑战
对于协作性管理的未来研究，两位教授主要围绕五方面进行：（1）协作公共管理的技术。包括促进信息交流，改变协作动机，改变参与者的立场和角色，促进参与者的有效沟通。（2）协作中的群体发展。包括群体问题解决，影响域分析，行动计划，团队建设，过程咨询等（weiner1990,456）。（3）协作的凝聚力。城市是在一个以资源交换为基础的互动的、依赖的环境中运行（pennings1981），这种导向形成协作的凝聚力量。（4）权力和影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协作非常关键：①动员权；②组织权；③决策权；④信息控制权；⑤行使影响权或委托行动，执行的最高权力。（5）协作性管理的责任。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明确责任是协作性管理的难题。然而，协作使我们的视野从关注等级责任转移到职责、回应及公民观的培育。
协作的挑战来自于美国联邦系统的许多改变，而且联系计划变化得越大，协作的潜在机会增加得越多，把更多的责任下放到州和地方官员手中（Schramandweissert1999）。州政府将加快社会服务、健康、运输、环境和经济发展新计划的协作，但如果州政府不对自身的行动负责，这种协作的图景将不能实现。下面几种力量对政府联合工作构成更大的压力：（1）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企业；（2）发展科学、工程和技术的产品和市场的大学联盟；（3）创建研究园、把友好辖区作为潜在盟友的投资商；（4）使用其他链条来保持繁荣的全体行业。
五、借鉴和启示
《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有非常清晰的行文脉络，紧紧抓住两条协作战略的主轴展开阐述：一是阐释公共组织与非公共组织协作过程的程度与属性，讨论协作性管理的核心特征、现存的协作性活动的种类以及管理协作的过程等；二是全面的阐释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并以此构建协作性管理的模型、协作性管理的战略政策设计。该著作构建的区域地方政府协作的战略性思维，为我们研究区域间政府协作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协作性公共管理是研究区域地方政府管理的战略创新
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两种机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区域问题的协调，是建立在市场协调的基础之上。市场协调私人产品领域，政府协调公共产品领域，两种协调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对而言，两位教授在构建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对“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两种机制扩展，尤其是对区域政府协调发展战略理论做出创新阐释：一是城市实现战略目标的协作机制是丰富多样的；二是城市政府协作性管理的程度和目的因城市而异；三是关于是否协作、为何协作以及怎样协作的选择，缘于结构和行政的考虑以及经济和政治必要性的考虑；四是鉴于耦合活动的独特机制、层次和目的，在实践中协作活动表现为多种类型和模式。
2.协作性理论是对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政府在理性思考“均衡-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使中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但从均衡-非均衡角度来理解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容易导致政府片面追求物质投入和数量增长，忽视区域之间内在的自然分工、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的市场经济联系及其运行规律，很容易使区域经济落入“均衡-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怪圈，导致经营方式粗放，资源环境的代价高昂，难以使区域之间形成健康、稳定、协调的发展关系。上述问题恰恰是两位教授通过协作性公共新战略所设法解决的，两位教授的布局谋篇主要尝试摆脱纯制度经济学思维，从协作性公共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全面的理论阐述，且成功地构建出协作性管理模型以及其构建链条，为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破解区域性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4
[关键词]管理；组织；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
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
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知识管理两种策略的差异如下表：
法典编辑策略
人格化策略
竞争性策略
通过反复使用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统实施
通过沟通不同专家关于高水平策略问题的知识经验来提供创造性的、经过严密分析的建议
经济模型
1.反复使用的经济学
2.在知识资本上进行一次性投资，而后多次反复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团体
4.集中注意力于产生较大的整体收入
1.专家经济学
2.为针对用户的独特问题而拟定的高度用户化的解决方案收取高额费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团队
4、集中注意力于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知识管理
策略
1.人-文档
2.开发可以编辑、存储、传播和允许知识反复使用的电子文档系统
1.人-人
2.开发连接人们的网络系统以便共享难以言表的知识
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旨在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投资，旨在促进难以言表知识的交流与商谈
人力资源
1.雇佣那些能较好地适应知识反复使用和方案实施的新科大学毕业生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培训
3.奖励那些使用文档数据库和为文档数据库做贡献的人
1.雇佣喜欢问题解决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硕士
2.通过一对一的指导方式进行人员培训
3.奖励那些与他人直接共享知识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尔公司
·麦肯锡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参考文献]
[1]卷首语．与“狼”共舞管理制胜[J]．管理科学，2000，（4）：1-1．
[2]维高．知识的革命[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209-215．
[3]跃清．知识资本的测量与管理[eB/oL]．www．chinajournal．net．cn/
indexqkw．htm，2000-6-18．
[4]魏蜀明．CKo：知识管理拍岸来[n]．中国企业报，2000-06-13（3）．
[5]杨杰．知识管理的策略[J]．it经理世界，2000，（2）：48-50．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5
[关键词]管理；组织；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知识管理两种策略的差异如下表：
人格化策略
竞争性策略
通过反复使用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统实施
通过沟通不同专家关于高水平策略问题的知识经验来提供创造性的、经过严密分析的建议
经济模型
1.反复使用的经济学
2.在知识资本上进行一次性投资，而后多次反复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团体
4.集中注意力于产生较大的整体收入
1.专家经济学
2.为针对用户的独特问题而拟定的高度用户化的解决方案收取高额费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团队
4、集中注意力于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知识管理
策略
1.人-文档
2.开发可以编辑、存储、传播和允许知识反复使用的电子文档系统
1.人-人
2.开发连接人们的网络系统以便共享难以言表的知识
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旨在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投资，旨在促进难以言表知识的交流与商谈
人力资源
1.雇佣那些能较好地适应知识反复使用和方案实施的新科大学毕业生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培训
3.奖励那些使用文档数据库和为文档数据库做贡献的人
1.雇佣喜欢问题解决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硕士
2.通过一对一的指导方式进行人员培训
3.奖励那些与他人直接共享知识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尔公司
·麦肯锡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参考文献]
[1]卷首语．与“狼”共舞管理制胜[J]．管理科学，2000，（4）：1-1．
[2]维高．知识的革命[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209-215．
[3]跃清．知识资本的测量与管理[eB/oL]．www．chinajournal．net．cn/
indexqkw．htm，2000-6-18．
[4]魏蜀明．CKo：知识管理拍岸来[n]．中国企业报，2000-06-13（3）．
[5]杨杰．知识管理的策略[J]．it经理世界，2000，（2）：48-50．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6
[关键词]公共组织；策略内容；公共服务评价；组织绩效
[中图分类号]D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711―08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服务评价是由公众对直接或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和垄断企业进行绩效测量的一种管理手段。对于公共组织而言，参评意味着接受来自上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压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公共组织往往会以不同的迎评策略接受评价，这些“迎评策略”体现为：有的组织高度关注通过评议促进服务改进，有的被评组织则应付敷衍、得过且过；还有的被评组织苛求排名结果，忽视绩效改进，甚至通过“拉票”的方式获得名义而非实际的高分。然而，由于缺乏理论支持和测量工具，对这些“迎评策略”的实证研究尚未充分展开。
组织的策略内容(StrategicContent)是指“组织达成特定目标、调整所在处境以及实现潜在机会的行为模式”，表现为组织成为前瞻者(prospector)、防御者(Defender)和应激者(Reactor)的程度。策略内容已经成为公共组织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组成部分。学者对英国和美国的公共组织的策略内容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第233页)，还研究了公共组织的外部规制和监控(第185页)、公共组织的雇员背景多样性(第489页)、集权与分权(第1页)等对策略内容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共组织策略内容是管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策略内容显著地影响公共组织的绩效。
本研究认为，策略内容理论和绩效测量目的理论为分析“迎评策略”和政府绩效的关系提供了基础。首先，策略内容理论构建了“迎评策略”的内涵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假设；其次，来自绩效测量目的的理论在公共服务评价这一特殊情境下将不同的策略内容进行了具体的区分。学者认为，绩效测量具有不同的目的，包括评价、激励、宣传、庆祝、学习、改进、控制和预算等八个方面(第586页)。通过计算被评组织对绩效测量不同目的的感知及其强弱组合，能够形成有关被评组织策略内容的测度，并据此探讨不同策略内容同公共组织绩效之间的联系。因此，本研究结合了策略内容和绩效测量目的的有关研究，首先回顾了公共组织战略研究的有关发现，并对策略内容的一般测量方式进行了描述；其次，论述了从绩效测量目的理论入手分析迎评策略的合理性；最后以行风评议为情境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公共组织策略内容：内涵、一般测量及对政府绩效的影响
(一)公共组织策略内容
andrews等指出，公共组织战略研究的特征是从战略管理理论出发，寻找公共组织服务的选择和实施模式，进而改进组织绩效(第53页)。Boyne和walker认为，公共组织战略研究较少讨论抽象的战略界定，更多关注策略内容(StrategicContent)(第241页)。换句话说，按照Snow和Hambrick有关组织战略的基本观点，公共组织的战略研究并不关注意图的战略(intendedStrategy)，主要强调实现的策略(RealizedStrategy)(第530页)。
在已有研究中，公共管理学者借鉴了miles和Snow对策略内容的定义：前瞻者(prospector)策略是指组织持续地寻找市场机会，经常性地尝试对环境的可能变化做出回应(第29页)。前瞻者策略使公共组织具有前摄的(proaetive)、敢于承担风险、且对新的环境做出新变化的特征。防御者(Defender)策略是指组织并不主动要求自己出类拔萃，而是在创新获得尝试和完善后才成为采纳者，他们对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怀有保守态度，因此重点关注核心业务，以保持在业务和服务方面的既有优势。防御者将绝大多数的时间用于提升运作效率。应激者(Reactor)策略是指组织虽然频繁感受到变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但在环境要求变化之前，绝对不会采取任何举动。外部组织的意图通常是应激者做出决策的主要依据。
(二)公共组织策略内容的一般测量
按照Snow和Hambrick的分类，策略内容的测量途径有四种，一是调查者推论(investigatorinference)，是指研究者运用一切手段收集有关组织的信息，自行决定组织的策略内容的表现程度；二是自我归类(selftyping)，是指让组织的管理者在有关选项中选择出最符合自身特征的一类；三是外部评价(externalassessment)，即让组织外部的专家如学者、管理者等对被研究组织的策略内容做出判定，以验证组织内部管理者的自我归类是否存在偏差；四是客观指标(objectiveindicators)，指用组织的产出、财务指标来测量组织策略内容(第532页)。以上途径的共性在于，将研究对象假设为只具有单一策略内容的组织，目的是以不同组织为分析单元进行不同策略内容之间的比较。
公共组织战略研究承袭了上述测量途径的部分特征，表现为由公共组织提供自身策略内容的信息，研究者对所有信息不进行外在的价值判断和归类，这一点同自我归类有一定相似。与私人部门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者要求公共组织提供在多种策略内容方面的表现，而非限制公共组织仅报告某一种策略内容(第498页)。本研究将这一测量途径称作“对多种策略内容的自评”。
表1归纳了已发表的公共组织对策略内容的测量方式。量表是较为常见的工具。多数研究直接使用量表获得的绝对数进行解释性分析，meier等的研究则采用相对数考察州立学校的主管对德克萨斯学术技能测评(texasassessmentofacademicSkills，简称taaS，被界定为该州中学的核心业务)的相对关注度。研究要求答卷人赋予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不同的分值(最高则为5，列第二为4)，之后将taaS的赋分值除以其他四类业务的赋分均值，以此获得一个相对数(第364页)。由于公共组织绩效至少包含产出数量、产出质量、效率、公平、结果、物有所值(Valueformoney)、顾客满意等维度(第19页)。相对数的应用，考虑了公共组织同时面临多重传收目标的实际，较适合优先采用。
三、假设构建
本研究认为，公共服务评价中组织的策略内容本质上是被评组织对绩效测量目的的感知优先权排序。因此，从绩效测量目的的理论人手，可以实现测量公共服务评价中迎评策略的目标。
绩效测量具有多重目的。Behn指出，它们可以包括评价(evaluate)、激励(motivate)、学习
(Learn)、改进(improve)、宣传(promote)、控制(Control)、预算(Budget)和庆祝(Celebrate)等(第586页)。Behn指出，希望通过一种绩效测量指标同时实现所有测量目的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必须根据不同的目的构建不同的绩效测量指标。同时，即便是在相同的评价指标面前，出于对不同绩效测量目的的关注和偏好，被评组织也将呈现不同的状态_(第604页)。对特定测量目的的偏好及其组合而成的一个“图谱”，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组织特定的导向，并最终决定组织的绩效。这与woodside等有关策略内容的观点是一致的，即策略内容是一种组织对必须做什么以及必须先做什么的判断(第136页)。因此，采用绩效测量目的的优先权刻画公共服务评价中的组织策略内容具有合理性。
行风评议中，除了预算目的受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特点的影响无法得到相应的体现外，其他七类绩效测量目的均有明确的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形成如下概念界定和假设。
前瞻者策略：被评组织高度关注绩效改进，对内充分调动下属积极性，对外积极向社会公众、上级展示绩效状况，以获得外部支持。在实践中，具有这一策略内容的组织特别关注通过评议扩大社会影响，在组织内部实施激励并重视全面的绩效改进。
在Boyett看来，这类公共组织具有公共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即充分履行组织职责、及时评价环境需求，并高度关注组织的灵活度和创新性(第79页)。Bernier和Hafsi的述评指出，伴随组织的成熟，公共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将经历从个人行为到系统行为的演进，而在此过程中，组织领导重视对下级的激励和引导是公共部门企业家精神的标志(第495页)。Vigoda―Gadot等的研究表明，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的创新不同于传统理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组织需要突破“社会政治的防火墙”(SociopoliticalFirewall)，向社会公众、私营部门和第三方组织充分宣传创新意图，借鉴吸纳各方观点作为创意来源(第68页)。Yang和Grunig认为，通过评价活动向公众宣传自身优势、听取意见的公共组织，能够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和信任度(第305页)。
基于上述判断，本研究以绩效测量目的中的激励目的、改进目的和宣传目的的相对优先性作为被评组织在行风评议中前瞻者策略的测度，三者在所有目的中的相对表现越突出，则组织的前瞻者策略越明显。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
H1：行风评议中组织的前瞻者策略对组织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防御者策略：被评组织高度关注保持和提升在公共服务评价中的排名，对具有竞争关系的部门和行业的“迎评”行为高度敏感。在实践中，防御者策略促使被评组织重视通过庆祝活动形成或保持对优等排名的需求，通过学习提高组织的“迎评”能力。
按照miles和Snow的论述，具有防御者策略的组织通过学习来观察其他竞争对手的行为，以保持在市场中的领先位置(第33页)。Boyne和walker将防御者策略的根本动机理解为“对预算的保护”(第240页)。在行风评议中，防御者策略要求被评组织保护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绩效排名，为了保护排名而强调学习，但并不一定把学习转化为改进。
防御者策略另一个突出强调的目的是庆祝。按照Behn的界定，庆祝目的是指：组织让其成员理解怎样的成就是值得通过重要的仪式来体现其成功重要性的，庆祝能让组织成员充分聚焦于“下一次挑战”(第588页)。行风评议中，具有防御者策略的组织认为公众参与评价形式并没有改变上级监管的实质。在上级以排名作为奖惩依据时，直接关注排名更为有效，组织因此通过强调庆祝目的体现排名价值。本研究采用学习目的和庆祝目的相对于其他目的的优先程度来测量被评组织的防御者策略，并提出假设：
H2：行风评议中的防御者策略对组织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
H3：行风评议中的前瞻者策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大于防御者策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应激者策略：被评组织没有明确的“迎评”策略，缺乏通过评议改进绩效的冲动，同时对排名结果的关注程度不高，只有当上级和组织要求其变化时才付诸改进行动。在实践中，具有应激者策略的被评组织特别关注评价目的，同时在组织内部实施严格的控制。
Behn认为，评价目的是绩效测量实施的起点，也是绩效测量的发起者需要率先强调的目的。具有应激者策略的被评组织注重评价目的，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态度面对评议。在控制目的方面，Boyne和walker提出，组织采用应激者策略的概率与组织权力的集中程度之间具有正向联系(第246页)。andrews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集权控制比较强的组织环境中，采用应激者策略的组织更容易获得成功(第13页)。行风评议中的被评组织自我划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界限，正是实施控制的体现。本研究采用评价目的和控制目的相对于其他目的的突出程度来衡量应激者策略并提出假设：
H4：行风评议中的应激者策略对组织绩效具有消极的影响。
H5：行风评议中的前瞻者策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大于应激者策略对绩效的影响。
H6：行风评议中的防御者策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大于应激者策略对绩效的影响。
公共部门的组织绩效是多维的，策略内容对于不同维度的组织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Boyne有关公共服务绩效改进的研究综述表明，区分不同的绩效维度和利益相关者需求，应该成为绩效改进的重点(第224页)。在组织战略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中，三类策略内容对于不同维度的组织绩效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
H7：行风评议中被评组织的策略内容对不同维度的绩效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与变量测算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收集有关信息，问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录被调查人个人信息；第二部分询问被调查人在两年前对行风评议相关测量目的的感知；第三部分请被调查人自评上一年度三个维度的绩效，以反映从策略内容到绩效产生的滞后性(第12页)。参考Behn对绩效测量目的的概念界定，对每一个目的编制一项问题(第588页)。根据nagy(第77页)和Gardner等(第898页)的观点，单问项有助于提高问卷的表面效度，适宜在探索性研究中应用。借鉴meier等的方法，由被调查对象给7个测量目的的绝对强度打分，获得7个绝对数(1代表很弱，3代表不确定，5代表很强)，将每一个目的的得分绝对数除以其他6个目的得分的平均值，以测量其目的的优先性(第364页)，即：目的i的优先性＝目的i的得分／目的i外的其他目的得分均值(i＝1，2…7)。以此产生了行风评议7个测量目的的优先性矩阵。
我们设置了三个因变量考察被评组织的绩效。第一是回应性，Vigoda将其界定为公共服务者应答行为或信息的速度和精确性。按照Boyne的分类，这是一个代表产出质量(Qualityofoutputs)的指标(第19页)。第二是公众的满意度，andrews等的研究发现，应激者策略对公众满意
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第498页)。第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Yang和Homer的综述指出，让公众参与到政府绩效测量过程中能直接提升公众信任，同时，让公众感知政府绩效改进也能提升公众信任。
(二)样本选取与分析步骤
本文借鉴Yang的方法，向作为评议对象的公共组织发放问卷并收集有关信息(第581页)。调查问卷发放时间为2006年下半年。对象为我国西部和中部两市部分政府部门和行业单位的管理者，按照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机构数目和层级分布进行抽样，以部门为单位在两市各发放了100份调查问卷，由部门主管领导填写。两市分别回收了91份和83份，其中分别有78和81份有效，共159个样本。样本均值t检验表明，两市的答卷者对同一题目的打分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p>0.10)。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检验7个目的的相对优先性是否按照理论构建反映了三类策略内容，以三个绩效维度为因变量，以目的的相对优先性为自变量，答卷人的基本信息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有关假设。
五、结果与讨论
表2提供了不同目的相对优先性的均值和标准差。统计结果表明，在行风评议的7个绩效测量目的中，控制目的的优先性最高，改进、学习、激励、庆祝、宣传、评价目的的相对优先性依次降低。评价目的标准差最大，控制目的标准差最小。
因子分析中，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值为560.505(Df＝21Sig，＝0.000)，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变异数最大法(Varimax)转置后，三个因子共同解释了所有目的相对优先性59.87％的变异，三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宣传、改进和激励三个目的的相对优先性同因子1的相关性较强，反映了前瞻者策略的特征；庆祝、学习两个目的的优先性同因子2的相关性较强，反映了防御者策略的特征；评价、控制两个目的的优先性同因子3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反映了应激者策略的特征。本研究将这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前瞻者、防御者和应激者。假设的测量目的优先性在对应的因子上的载荷值均高于0.6。各项数据详见表2。
表3以三种策略内容下的不同目的优先权为自变量，以不同绩效维度为因变量，形成回归模型。所有模型的调整判别系数均超过0.9。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所有自变量的变异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并不突出。不同的绩效维度中，公众满意模型的调整判别系数最高(adjustedR2＝0.944～0.945)，其次为公众信任模型(adjustedR2＝0.929～0.930)，回应性模型的调整判别系数最低(adjusted R2＝0.921)，控制变量在不同模型中的引入对调整判别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回应性模型中，前瞻者策略中的自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积极的，防御者策略和应激者策略中的自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前瞻者策略相对于其他策略内容而言，对回应性的影响更强。其中改进、宣传和激励目的的相对优先性越强，则组织回应性越强。在不加入答卷人年龄、教育和职务等控制变量时，对组织回应性影响最为显著的自变量是激励目的的优先性；当加人控制变量时，影响最大的自变量为改进目的的优先性。
在满意度模型中，防御者策略对公众满意的影响显著，前瞻者策略和应激者策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防御者策略中，被评组织的庆祝目的相对优先性越高，则公众满意度越高。学习目的的相对优先性对被评组织的满意度也有积极影响，但是其偏回归系数较之于庆祝目的要小。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答卷者认为公众满意度越低，表明被评组织因对公众满意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影响满意度的感知e
在公众信任模型中，应激者策略的影响显著。其中，控制和评价目的的相对优先性越高，则被评组织感受到的公众信任越强。被评组织认为，在行风评议中严格贯彻上级和组织方的意图，关注评价和控制目的，有助于提高公众信任。同时，前瞻者策略中的宣传目的优先性和防御者策略中的学习目的优先性也表现出对公众信任的积极影响。年龄、教育等度和等级等控制变量对模型中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影响并不显著，也没有明显提高模型的调整判别系数。
不同模型对本研究有关假设的支持情况为：在回应性模型中，H1、H3、H5得到了支持；在满意度模型中，H2、H6得到了支持；在公众信任模型中，H1、H2得到了部分支持。不同的模型中，策略内容对绩效影响存在的差异支持了H7。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公共组织的目标是多重的，这些目标分别具有受长期、中期和短期行为影响的特征。有时，长期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牺牲短期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而短期目标的实现则可能妨碍长期目标的完成，因此，不同维度的绩效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
由于在公共服务评价中，不同的迎评策略可能是被评组织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于公共服务评价的制度设计者而言，应该把被评组织“迎评策略”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为完善政策的依据，通过调整测评指标等途径将政策意图准确传递给被评组织。目前行风评议中满意度是广为采用的指标。本研究的分析表明，满意度受防御者姿态的影响显著，受前瞻者姿态的影响不明显。而在目前，国务院纠风办的政策指向强调行风评议应该把落实整改、解决问题贯穿于评议工作的全过程，即强调改进目的。由于满意度对改进目的并不敏感，因此行风评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测量目的与考核指标之间的脱节。本研究建议未来行风评议突出对回应性指标的评价，引导被评组织以前瞻者姿态参与行风评议，通过切实的绩效改进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7
一、政府管理会计的含义
“政府管理会计”中的“政府”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管理会计的主体是广义的公共部门，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和公立非营利组织；二是管理会计的对象是广义公共部门为了履行行政职能而掌握和使用的公共资源。政府管理会计不能仅定义为一级政府，而把政府部门和公立非营利组织撇开。政府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要由政府组成部门或单位（即公共部门）具体实施，所以政府部门单位的行为就代表政府的行为。
王光远（2004）认为政府具有自己的特点：政府是一种权力集中的官僚组织；该组织通常代表公众在不同层级和范围内，通过权力的使用来影响和决定资源配置；政府的绝大多数收支活动都和纳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而纳税人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官僚行为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它在许多领域和在很大程度上不需接受市场机制的约束和检验等。政府的这些特征说明政府管理会计与企业管理会计的异同，相同之处是都要计算成本和衡量绩效，不同之处是政府有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考虑。也正是由于政府自身的这些特点，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各种滥用职权、腐败、低效等丑恶现象。如何避免、铲除这些丑恶现象，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是我国政府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会计角度看，需要建立、健全超然独立的政府会计体系。而政府与企业的这些异同说明政府管理会计既可以借鉴企业管理会计，又区别于企业管理会计。
政府职能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了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根本任务和主要作用，本质上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行（杨雄胜，2005）。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存在的目的，但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政府职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管理会计应能反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3e”，以给政府管理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罗辉（2006）从管理信息系统的角度对政府管理会计进行了概念界定。就政府的经济与管理活动而言，公共管理决策是政府的领导与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其中，直接或间接与成本或费用相关的公共管理决策，无一不与会计信息相关。政府的会计信息，作为政府管理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管理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政府管理上看，政府管理会计是政府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公共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管理会计是政府会计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提本文由收集整理高公共管理“3e”为目标，为政府经济管理活动全过程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责任考核评价等提供会计信息服务的信息收集与处理系统。
二、政府管理会计的本质
管理会计的本质是管理会计本身固有的，决定管理会计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最基本特点，是决定管理会计发展的基本规定性。管理会计的目标决定管理会计的本质。政府管理会计的目标是协助政府管理者为实现政府目标做出合理决策提供有用信息，保证政府各项资源得到最合理、最优化配置和使用，获取组织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管理会计目标决定管理会计本质是会计与管理相互融合形成的边缘学科，是利用会计信息系统及其他相关数据服务于政府管理各层面，目的是给政府管理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因此，管理会计本质是管理信息系统，即管理会计既提供信息，又利用信息进行管理，二者相互联系。管理者利用该系统能帮助他更好的做出决策。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不应被任何界定输入和流程的正式的准则所限制，规范输入和流程的准则应在组织内部制定。
从受托责任角度看，会计是一种确保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社会控制机制。政府管理会计的目的是增加组织价值，帮助政府管理者实现组织目标。它向管理者负责，对政府预算、成本和绩效进行管理，帮助管理层改善管理，增加组织价值，使管理者更加有效的对委托方履行其公共受托责任，实质是对政府内部受托管理责任的控制。政府管理会计本质是政府受托管理责任。政府管理会计是政府会计人员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可观的、综合的、建设性的、面向未来的处理，帮助政府管理者受托人改进决策、提高运营和决策能力，更好的完成受托管理责任。
正确认识政府管理会计本质直接影响到对其计划和作用机制的认识，是制定我国政府管理会计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工作人员是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项目的执行人，他们像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人一样，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而效用大小直接与预算拨款规模正相关，追求最大预算规模成了他们的目标。由于公共部门的非市场性质，为了争取更多预算拨款，一方面不计成本，造成很大浪费，形成成本最大化倾向，另一方面，编制预算时，为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不管本部门工作量是否增加，只是不断证明本部门比别的部门更重要，以便争取更多预算。而年度预算的局限，使政府部门养成年末突击花钱的习惯。所有这些，都使得政府部门没有动机实行政府管理会计，甚至会由于损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受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止，这是政府管理会计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应将政府管理会计的发展看成一种社会综合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从其技术性质来考察。
三、政府管理会计的战略导向
政府战略管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作为npm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是政府对急剧变迁的不确定环境的能动适应。战略管理力图克服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着眼于公共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系统考虑组织的未来远景、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将关注焦点由内
部转向外部，从注重日常管理、常规管理，转向未来的发展管理和风险管理或危机管理。
在新管理环境下，从战略角度看，传统政府管理会计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观念落后，缺少对环境的适应性。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变，管理会计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必须进行变革。二是缺乏重视外部环境的战略观。外部环境是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管理会计作为信息的输出系统，应提供这种变化相关的信息。三是不能适应政府管理需要。衡量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指标不仅有成本、财务指标，还有大量的非财务指标，反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而且很多价值难以衡量。与政府战略目标相关的非财务指标如公共产品质量、顾客满意度、公共服务提供的时间等，传统的政府管理会计无法提供这些指标。要克服这些缺陷，必须寻求新的管理思想、技术和方法。四是传统管理会计重视管理客体（物资资源的计价和管理），较少研究管理的主体（人力资源会计本文由收集整理）。目前仅有的政府人力资源会计，也是理论分析居多，实际运用很少。政府管理不外乎人、财、物等资源的有效运用。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政府管理的关键在人而不是物。所以政府管理会计目标的实现决不能脱离对人的计量和管理。五是研究方法上传统管理会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六是从管理会计的目标看，传统管理会计服务于年度预算，忽视了政府的长期目标，这容易造成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如形象工程。从战略角度讲，政府管理会计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传统管理会计的缺陷是针对其内向性、过去性、短期性及其研究方法而言的，它只把焦点对准组织内部，仅限于报告过去活动的结果，而对长期的战略问题不是很关心。为了适应战略管理需要，一方面要将管理会计导入政府战略管理并与之相融合，另一方面要在管理会计中引入战略管理思想，实现战略意义上的功能扩展，形成适应战略决策需要的管理会计技术。具有战略导向的政府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对传统管理会计的否定和取代，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对传统管理会计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管理会计的发展方向。
具有战略导向的政府管理会计是服务于政府战略管理的政府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即服务于战略比较、选择和战略决策的一种新型会计，它是政府管理会计向政府战略管理领域的延伸和渗透，其特征如下。①长期性。战略管理的宗旨是为了取得长期持久的公共效益，以便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即立足于长期的战略目标。②全局性。战略导向管理会计以政府全局为对象，将视角扩大到政府整体，研究范围更加广泛，从而提供更及时、广泛和有效的信息，它既重视主要活动，也重视辅助活动。既着眼于现有活动，又着眼于潜在活动。它具有将结果控制和过程控制相结合的特点。③外向性。战略导向管理会计跳出了单一会计主体这一狭小范围，将视角投向组织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其着眼点是外部环境，它提供了超越管理会计主体、范围更广泛并且更有用的信息，增强了对环境的应变性。④战略导向管理会计提供了更多的非财务信息。它克服了传统管理会计的缺点，大量提高诸如公众满意度等非财务信息，借以帮助政府管理者进行战略思考时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层次的内容进行分析，为政府长期发展创造条件。既能适应政府战略管理和决策需要，也改变了传统管理会计单一计量模式。⑤与战略具有相关性的多样化信息的收集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而其加工处理和具体运用必须遵循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原则。政府战略管理是一种谋深计远的管理。政府高层领导在战略决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为充分发挥其创造思维，必须破除原来简单、陈旧和僵化的决策模式，并以灵活性、敏感性与应变性相结合的原则，贯穿于战略相关性信息具体运用过程的始终。
四、政府管理会计与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的关系
政府管理会计与政府预算会计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政府管理会计核算的信息资料能够为政府预算决策、评价预算编制、进行预算控制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成本、绩效等信息，还表现在政府预算会计基础影响政府管理会计所反映的相关信息内容。政府预算会计的会计基础包括现金制和应计制。目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预算采用现金制，也有少部分采用应计制，这样会产生管理会计和预算的一致和背离。政府管理会计与预算会计的关系有三种：管理会计与应计制预算结合，比如新西兰。新西兰的管理会计是政府运营方式总体改革的一个部分，受到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它目前运行良好；管理会计与预算系统的基金控制结合，它同时注重成本和现金。美国政府部门普遍实行基金会计，其预算作为一个计划和控制机制在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管理系统与预算系统相互独立，比如英国管理会计几乎独立于现金制预算。这三个国家的政府管理会计与预算会计的结合方式与其政府会计改革背景分不开。ifac认为管理会计的实施可以逐步深入，不必一步到位，即使在现金制会计环境下也可以采用。
处理好政府管理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的关系也很重要。通常两者能有效地使用同一数据库，在财务会计准则制定时，应考虑对管理会计的影响。政府很多财务会计准则与政府管理会计目标不一致。当两者不一致时，需要进行协调。即使经过协调，重大不一致还是会引
起困惑和呈报信息可信度的损失。如果两者处理方式不同，将很难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提供有效的信息系统。所以，财务会计准则与管理会计概念需要同时确定，差异需要尽量缩小。政府的特殊环境使其会计准则难以充分反映管理会计需要。政府有不同于企业的资产和责任。资本保持和绩效衡量的概念就不同于企业。政府希望强调运营成本的决定而不是资产负债表的价值。国际公共部门和各国制定政府会计准则时应考虑其对管理会计的适用性，这些考虑对报告运行结果有重大影响。新西兰向政府外部利益相关者报告政府管理会计信息时，政府管理会计信息的报告基础与政府财务会计的报告基础基本一致，此时政府管理会计信息包含在政府财务会计报表中。但两者的会计基础通常不一致，如加拿大。当然，在完全应计制环境中两者也有不一致之处。在两者目标不同时，这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当财务会计标准设立和管理会计概念难于协调或不难充分考虑两者的备选方案时，也可能出现不一致。由于两者的不一致，政府需要采取协调措施，减少采用管理会计的成本。从受托责任角度看，管理会计是一种与财务会计对应的会计。以程序性受托责任为对象的政府财务会计不要求追求稀缺资源利用结果。正如程序性受托责任与结果性受托责任不能绝对分开一样，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也不可能绝对对立，存在一定联系是正常的。正如专家所说：政府管理会计是政府财务会计在逻辑上的延伸，同时管理会计又是传统财务会计与其他领域的技术和发展的结合。管理会计是传统财务会计和管理咨询二者的混合物。
五、和谐财政理念下构建政府管理会计的意义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8
论文关键词:知识管理 管理 目标 策略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基本内容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本文旨在界定知识经济的概念，探讨知识管理的目标，比较分析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之异同，以促进我国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驭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一、知识管理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木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然而，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十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一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不少企业在吃了小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
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 t. 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靛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像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目.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木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
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9
论文摘要：提出人和技术是知识管理的两个主要因素，由此将公司的知识管理策略划分显性知识管理和隐性知识管理两种。公司的知识管理策略由经营战略、产品(或服务)的标准化程度和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性程度决定。那些使用已有的显性知识为主要经营战略，产品(或服务)标准化程度较高而创新性程度较低的公司，应当采取显性知识管理策略；而那些以使用隐性知识为主要经营战略，产品(或服务)以定制化为主或者创新性程度较高的公司，则应当采用隐性知识管理策略。正确选择知识管理策略往往是公司成功的关键。
1 问题的提出
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崭新的管理模式，如何卓有成效地进行知识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然现在许多公司已经认识到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并正在实行知识管理，可是根据最新资料报道，不少公司的知识管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他们没能将知识管理与企业自身特点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直接将“他山之玉”搬来使用。很多企业抱怨自己和其他企业使用了相同的知识管理策略，各项投入也不比他们少为什么他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提出这种抱怨的人忽略了知识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你所选用的知识管理策略是否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在企业中实施知识管理最重要的一点是认清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正确的知识管理策略，走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知识管理之路。本文分别从技术和人的角度提出了两种知识管理策略：显性知识管理策略和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2 知识与知识管理
2．1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过程
知识是组织成员所拥有的know—what、know—how、know—why以及自我激励的创造力。在组织机构中，知识除储存于员工的大脑中外，还植根于组织机构的文件、日常工作、程序、惯例及规范中。组织中的知识可以分为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两种。隐性知识是指难以表述清楚、隐含于过程和行动中的知识，如员工拥有的know—how、know—why等；显性知识是指可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清楚地表达的知识，如计算机程序、设计规范、操作规程等。隐性知识具有高度个人化和难以沟通的特征，因此不易实现个人间的共享；而显性知识由于其易表达、可编码特征，因此很容易在个人间沟通和共享。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组织中的知识创造与传播就源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不断会谈。
日本知识管理的先驱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将组织中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2)外在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3)组合：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4)内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见图1)。
个人的隐性知识经过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和内化四个阶段，实现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知识的传递，并最终又产生了新的隐性知识。这个过程中，知识的转化、传递和创造是一个动态的、递进的过程，因此被称作知识螺旋。当个人的隐性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后，新的知识螺旋运动又开始了。
2. 2知识管理中的人和技术
在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及活动中，知识管理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人;二是技术。人之所以是知识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因为人(的大脑)不仅是隐性知识的载体，而且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内生力量。在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特别是社会化和内化阶段，几乎完全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社会化阶段，人们通过师传徒受的方式传播隐性知识，人的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阶段技术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在内化阶段，人们通过团体工作、干中学、工作中培训消化和吸收新获取的显性知识，进而创造新的隐性知识。因此可以说，人是知识创造与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主要是在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的组合阶段起作用，同时也支持外在化与内化过程。在组合阶段，知识的编码、存取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西方的许多公司甚至片面地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将知识进行编码，并能通过信息技术方便地存取。在外在化阶段，电视会议系统、电话、e一mail等通讯和信息技术能够强化和方便人们的沟通和交流，因而也促进了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在内化阶段，计算机仿真、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向人们提供实时的(just- in - time)培训，mit组织学习中心开发的微世界(micro world)就是这方面生动的例子。因此，技术在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也起着关键作用，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与人相比，技术只不过是一种使用工具，并不能成为知识管理的内生力量。组织可以通过创建适宜的组织环境和加大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力度来强化知识管理过程中两个因素的作用。项目团队、特别任务组(workforces)等正式团体由于其良好的沟通性能，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组织中最佳的学习单元，因而也被西方企业广泛采用。这种正式的工作团体鼓励面对面的交流，促进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社会化和内化两个阶段的知识转化与吸收，因而在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西方企业在积极完善正式工作团体的同时，又开始着力培育像实践社团(communities一of一practice)这样的非正式团体，使正式团体和非正式团体成为组织中两个互为补充的知识创造与传播系统。非正式团体成员来自相同的专业领域，使用相同的专业术语，因而更容易交流，可以促进外在化过程，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化和内化过程。
3 知识管理策略及适用性
3. 1显性策略与隐性策略
人和技术是知识管理活动的两个主要因素，无论强化哪个因素的作用，都可以促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推动知识螺旋运动的发展。但是，人和技术在知识螺旋运动的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对于特定的组织来说，在实施知识管理战略时选择哪个因素作为重点，亦或是两个因素同时兼顾，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 eiu )和ibm公司对北美、欧洲和日本的38家公司的调查表明，每一家公司的知识管理策略各不相同。hansen等人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也指出，一些公司依靠计算机管理知识，而另一些公司则以传统的方式使员工之间共享知识。公司应该选择正确的知识管理策略，任何错误的选择，或者是试图二者兼顾的策略必将给公司以致命的打击。下面以知识管理中的人和技术两因素为出发点，将企业的知识管理策略分为两种:显性知识管理策略、隐性知识管理策略。
显性知识管理策略是指以技术为主的管理知识的策略。这类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主要依靠显性知识，较少依靠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强调技术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以“从人到文档”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模式为主，技术是该策略的主要因素，而人只不过是辅助因素而已。人的作用就是将自己头脑中的隐性知识用专业语言表达出来，从而能够输人计算机系统供其他人分享。那些提供标准化产品或服务的公司，提供成熟产品或服务而不是依靠创新的公司，如管理咨询公司、设计事务所、传统的制造业公司等，大多采用信息化策略。由于这类组织主要利用原有的知识进行重复性的生产或经营活动，因此快速获取知识是企业制胜的关键，而显性知识管理策略正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美国的andersen咨询公司、emst & young咨询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成熟的、标准化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或知识管理系统方案，使用的主要是显性知识，因此公司内部的知识管理系统对他们的成功非常重要。这两个公司分别投资500万美元用于建设知识管理系统，并采用“从人到文档(people一to一documents)的方法将员工所拥有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从而使全体员工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司的知识管理系统为客户创造价值，这两个公司为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决定其知识管理策略，如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将自己的经营战略确定为“利用原有的知识而不是创造新知识为病人服务”，他们开发了一个专家系统，将500多种疾病的症状和专家建议的治疗方案输人系统，医院只雇佣那些资历较浅的医生或者护士就可以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病人甚至通过电话就能得到专家系统的治疗。据统计，这个系统中的每一种疾病平均每年的使用次数是8000次，因而大大降低了医院的服务成本。
隐性知识管理策略是指以人为主的管理知识的策略。这类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而不是公司现存的显性知识。强调人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作用，知识管理的手段以“从人到人”的共享隐性知识模式为主，但同时又开发虚拟会议系统、网上论坛以及知识地图以方便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种形式中，技术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而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公司的经营战略也是以创新产品(或服务)而不是成熟产品(或服务)获取市场价值，公司更多地生产定制化而不是标准化的产品或服务，如战略咨询公司、维修公司和餐饮公司等。美国的hp咨询公司主要是为客户提供经营策略等服务的战略咨询公司，它的经营主要依靠咨询人员的隐性知识而不是公司现存的显性知识，这家公司的知识管理策略就是一种“从人到人(people—to —people)的隐性知识管理策略。hp公司的部门分布在世界各地，公司的咨询人员和工程师经常穿梭于各个部门以交换看法。公司规定所有人员必须乘座同一架飞机旅行，以便增加员工之间交流的机会，公司甚至不限制旅行的预算。公司还鼓励员工成立跨部门的“学习社团”( learning community ) ,以共享最佳工作法(best practice)和实践技能，这种学习社团与上文提到的实践社团相似。施乐公司起初希望为其维修人员建立一个知识库，以便帮助维修人员寻找最快和最佳的维修方案。但这个想法最终失败了，其原因就是维修人员之间的知识传递主要依靠面对面的交流，通过“讲故事”( sto-rytelling)，而不是计算机网络。这个公司进而致力于在维修人员之间培育非正式学习团体，使公司的经营战略获得了成功。
3. 2知识管理策略的适用性
下表是从竞争策略、经济模式、知识管理模式、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对两种知识管理的策略的适用性进行比较: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下几个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隐性知识管理策略;如果出售的是用户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用户的独特需要，那么隐性知识管理策略的效用就很有限。(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或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反之，如果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隐性化策略为主导。(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于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的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一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
然而，现实中一个企业对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不可能只有显性知识或隐性知识。企业在实施知识管理策略时，应该根据自己企业的主要特点和该时期的战略目标、竞争策略，识别阻碍自身知识增长的主要障碍，选择一种策略作为在该时期企业的主要知识管理策略。要想充分有效地利用知识，企业在选择知识管理策略时应有侧重，建议的比例约是80%对20%。也就是80%的知识采用一种策略进行管理，其他20%采用另一种策略。企业如果试图同时按相同程度采用两种管理策略，结果往往是两者都不成功。对于适合采用隐性策略的企业，客户期望从该企业得到的是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此类公司采用基于文档系统的模式进行管理，试图通过此类系统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的产品或服务，客户的满意程度将大大降低。此外由于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学习需要的是复杂的知识交流和逻辑思维，基于文档的系统无法传达这些通过人与人直接交流才能传达的复杂信息。因此，适合于隐性策略的企业应该将重点放在建立基于人的知识管理系统。同样，当适合于显性知识管理策略的企业过度热衷于建立基于人的隐性知识管理系统时，也会带来反作用。当过度投资于隐性管理方式时，企业期待的基于合理价格的可靠系统和知识重复使用带来的规模效应将无法实现。因为尽管在文档仓库中已经存在了很完善的答案，隐性管理策略将使企业员工感受到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带来的激励作用。这种不必要的创新将消耗企业大量的资源，使企业付出昂贵的代价。两种策略也有戎企业中同一时期并存的情况，但其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不是主观臆断的，它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仍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公共管理的新策略篇10
关键词：政治营销；新媒体；政府形象
中图分类号：D630；G206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ki.sxsx.2015.02.007
abstract：politicalmarketingtheoryandChinesedemocracyvaluesinherentfit，whileitspracticalapplicationhasbeenrelativelyscarceinreality.newinternetmediadevelopmentprovidesadaptableenvironmentandfeasibletoolsforthegovernmentimagemanagementtransformingintopoliticalmarketingmode.itwillhelptopromotethepublicrecognitionofgovernment’simageinthenewmediaera，soastodevelopthegovernmentimagemarketingmodelbasedonthenewmedia，achieveorganicintegrationofthegovernment’simage，marketingconcept，marketingstrategyandpublicimage，andbuildsystematicimagemarketingstrategyincluding“relationshipmarketing”，“integratedmarketing”and“fullmarketing”.
Keywords：politicalmarketing；newmedia；governmentimage
政治营销理论是20世纪末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主要特点在于借用市场营销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论工具分析政治现象与政治过程，适用于民主政治生活中平等政治主体之间围绕政治观点、政治形象、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所展开的政治说服、传播与推广。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营销与中国民主政治生活在本质上是契合的，将政治营销应用于政府形象管理是可行的。
一、政治营销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价值观的契合性
政治营销是指“特定政治行为主体（政治候选人、政党、政府、利益集团、说客等）在全面调查和评估政治和社会环境基础上，明确价值，定位目标，选择战略，并运用有效的营销手段与众多社会行为体进行信息沟通、理念交流和产品服务交换，以获取民众（选民）的认同和合法性支持，最终改变社会行为体的行为进而实现其政治目标并取得政治权力或权利的活动、形式、关系和过程。”[1]政治营销理念在一国政治生活中生根并获得发展，要求一国政治生活至少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一）政治生活中具有多元化主体，且各类主体拥有平等的地位，彼此间存在相互需求
“公民们在财产、容貌、智力方面大相径庭，但他们作为公民彼此间是平等的。公民都是理性的个体，而说服是理性人类间唯一合理的关系。”[2]政治生活的多元化、政治主体间的差异性，带来不同主体间资源与需求的差异性；他们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则使以说服为特征的政治营销成为可能。在一元独大或权力主客体关系固化的政治体制中，是不可能产生政治营销的理念与实践的。中国民主政治的价值观主张人人平等，执政党与政府并非实施统治的权力主体，而是以服务于全体人民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组织，党的执政理念与政府的施政理念与现代营销理念中“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导向是一致的。
（二）政治竞争性的存在
政治的竞争性使得政治行动者倾向于通过政治营销推广自身的政治产品，增加政治环境的确定性。政治竞选是西方民主政治内容全面展开的前提，开放性的竞争机制使得政治营销理念很自然地渗透和贯穿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全过程。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也不否定竞争性选举，例如：各级政府副职领导人的差额选举，农村村委会的选举等，都体现了竞争性选举的特征。在中国民主政治的细节中，与政治营销理念相契合的以人为本、以公众需要为导向的政治理念业已深入人心，只是公开的竞选活动发展还不充分，因而对政治营销的策略研究及实际运用方面还相对滞后。
（三）公民对政治过程具有监督权和最终的决定权
缺乏外部监督的权力就会产生惰性和骄横，失去提升公共产品质量的动力，不可能产生政治营销的理念与需求。在中国民主政治理念中，政治格局的形成并非权力的一次性委托或交易的结果，任何政治主体都不能依靠某一次“政治成功”而成为永久的权力生产者。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全部政治生活的目的以人民的福旨为皈依，公民是政治权力的来源，掌握政治生活的最终决定权。按照政治营销的理念，执政党和政府作为政治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需经营和维护与公民的长期合作关系：一方面用法律保障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广泛的发言权与决策权，另一方面努力去赢得公民的长期认同。
总之，政治营销理论主张从战略性、全局性的角度来构建营销网络，构建、维护和提升与营销对象的长期依赖关系，认为政治营销不是一笔笔零散的“小买卖”，而是一种中长期的稳定的服务与交换的关系，应该渗透于政治生活全过程。
二、政治营销理论与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形象管理的相适性
政治营销理论作为一种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范式，是否切合于中国实际、能否应用于中国的政府形象管理并产生实际效用，需要从理论的价值观照和适用范围入手，对照中国政治价值理念与现实环境，观察二者之间嫁接、磨合的可能和内在契合性程度。
（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既丰富了虚拟社会的政治互动，同时也促进了现实生活中政治主体的发育和平等化的进程
微博等新媒体使用的低门槛拉平了现实生活中因为知识、地域、身份、职业等因素所带来的政治参与机会与能力上的不平等，同时也密切了不同阶层、不同话语体系的公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了社会的交往度与凝聚力，使得民间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可合作的团体，形成一个个具有政治自主性与谈判能力的组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精密化的机构对原子化的个人的一种高压结构关系，而是发展成公权力机构与民间政治力量的平等博弈关系。这种平等的博弈关系结构恰好为政治营销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政治营销理论主张“以消费者为中心”，从对象的心理需求和切身利益出发来选择和打造营销战略，与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管理“以公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型不谋而合。应用政治营销理论来指导当前中国政府形象管理，使政府形象传播向政府形象营销转型，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二）新媒体为民间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提供了新平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崛起，从而带来政府治理格局和理念的变化――政治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的转变
无论是作为公共社交平台的微博还是作为圈子社交媒体的微信，都不同程度涉及公共政治表达与讨论等，为民间政治参与的拓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动力，对公权力机构的行为形成了新鲜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一变化，给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也对政府形象管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危机；而政治营销理论的形象营销、网络营销、危机营销等范式，可为政府的日常经营或突发性危机事件管理等提供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所以，“政治营销学是可以为中国式民主服务的一项政治技术”，[3]将其运用于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政府形象管理是可行的、恰当的。
三、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形象营销模型的生成
“营销理念中，探索并满足他人的需求是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前提。”[4]在政府形象营销中，政府形象是可调整、可优化的公共产品，对象则是消费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形象的顾客，政府形象如何建构、推广和营销，取决于顾客的心理期待和消费体验。因此，就政府形象营销而言，首先应该就公众整体的普遍性价值取向建构具有一般意义的形象营销模式，其次再根据公众个人的多元化消费需求设计人性化的、个性化的动态路径。
政府形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构成要素既包含有形的客观实在，也包含无形的精神资源；既包含相对静态的机构、制度，也包含非常动态的行为、语言；既包含政府自身的一种主体呈现，也包含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主观印象；它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相互建构的产物。因此，政府形象营销是一个包含多元变量的动态交互过程。依据各变量的逻辑位置和相互作用，可生成关于政府形象营销的基本模型（如图1）。
该政府形象营销模型包含四个方面要素：政府形象构成、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公众形象感知。
1.政府形象至少可细分为制度规范形象、公共产品形象、公共服务形象、公务人员形象、技术专业形象、危机公关形象及物化环境形象等。其中，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因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是影响政府形象的最核心要素。
2.营销理念主张“以消费者为中心”，即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公众为导向，从公众的需求、公共产品的消费成本、公民的消费便利性出发，来改革塑造政府形象，实时回应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期望。
3.营销策略是该模型的核心，主要包括环境分析、产品定位、营销渠道、策略整合等。环境分析是对政府的行政环境、公众的认知环境等的分析与把握，它是确定有利的营销策略的前提。产品定位是按照公众与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对政府形象各构成要素加以细分与设计，塑造出符合公众期待的政府公共形象。营销渠道，是政府形象输送的平台与工具的选择，可以通过现实渠道和网络渠道两条主线索来展开。策略整合，即根据不同情形，综合运用政治营销中服务营销、媒体营销、关系营销等多元策略，构建动态的立体的政府形象组合营销方略。
4.公众形象感知可分为理念认知、行为感知、效果识别和趋势研判等四个维度，以上四者综合起来构成政府在公众心中的主观印象系统，可视为公众对政府认同度的测量体系，是整个营销模型运作的动力和基础。
公众形象感知系统借助一定的途径，反馈到营销环节，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会自主消化和处理公众意见，将政府形象的初始设计与公众形象感知的结果加以比对，对其间的差距与失真点加以审视与调适，优化形象塑造与营销策略，更新下一轮形象营销系统，如此循环，实现政府形象营销模型的良性运转。
四、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形象营销的系统性策略
政府形象营销模型中，营销策略是核心。营销策略的选择与实施决定整个政府形象营销的目标达成和后期完善，是政府形象营销能否形成正向反馈环的关键所在。
（一）细化环境分析，区分政府形象营销的常态与非常态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的普及化和高热度发展是当前政府治理面临的常态媒体环境。新媒体环境下，普通民众能够以极低的参与成本最大限度地激活公共政治议题，吸引社会的协同关注的自主参与。自媒体的活跃和用户群的极速增长，也吸引或倒逼政府开通问政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加强与社会和公民的在线交流，新的政民对话机制逐步形成系统。政府触媒触网，既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积极回应，同时也构成了政府治理新环境的本身。
突发事件、危机事件、政府信息的曝光率骤增是当前政府治理面临的非常态媒体环境。在面对突发性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尤其是因政府决策失误、行为过失、渎职失职等引发的危机事件时，政府的处置应对措施和水平对政府形象会构成重大影响。一旦处置不当，常态环境下精心经营的政府形象可能会在突发事件中严重失分甚至崩溃。在新媒体全方位监督、无时间和版面限制的报道环境下，政府的形象展示不能仅限于危机处置，同时要着力进行危机形象营销，有意识地对媒体舆论和公众意见进行正面引导。
（二）丰富形象定位，顺应新媒体环境实时更新政府的目标形象
传统的政府形象定位，一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理念，以勤政为民、清正廉洁、诚实守信、依法行政、务实高效等基本要求为主旨，目标是展示政府管理高效、作风高洁的形象。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的传统形象定位之“高”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成为其形象营销的限制性因素。一些政府在线互动平台在回答网友提问和质询时公事公办的例常形象，被解读为“冷漠”、“刻板”、“高高在上”的权力傲慢。因此，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定位需要适当地“低”下来，追求更接地气、更贴民意的政府形象。在行为方面，减少单边行动，加入互动协商；效果方面，不求全面拥护，开放社会问责；态度方面，语言减少假、大、空；注入更多亲民、接地气甚至是“卖萌”的网络潮语等，使政府形象设计更为立体、饱满，在营销过程中，更具策略上的可操作性。
（三）拓展营销渠道，开发新媒体平台
政府形象营销区别于传统的形象宣传、形象传播，它更加注重主客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和消费的自愿性。因此，政府形象营销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如党报、官媒等具有垄断性或高度可控性的渠道，而应该更多着力于人人都能发言、个个都能评鉴的自媒体平台来开展，让政府形象营销在新媒体的意见市场中接受检验。政府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提供信息公开、便民服务的同时，也要将形象营销的思维贯穿其中，既为消费者提品和服务，也提升消费者对“供给商”的认同与依赖。总之，政府形象营销渠道的拓展，应如同志所言，“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5]
（四）注重策略整合，实现对政治营销诸环节的统筹
政府形象多维度动态呈现的特征，决定了营销策略的选择也必须是多种营销理念、营销方案的整合。首先，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形象营销的核心是服务营销。其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是建构和发展政民互信合作关系的过程。新媒体时代，政民互动日益密切的情形下，建构和维系良好的互动关系，扩大并巩固公众对于政府形象的认同度，是关系营销的独特优势。再次，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政策取向、公共产品提供，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和公众反馈，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影响。新媒体环境下，政策反馈环的运转周期变短，公众印象的刷新频率提高，政府需要更加注重口碑营销。
总的说来，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形象营销往往不会局限于某一种营销策略的孤立运用，而是更多地采取“整体营销”的方式，在营销理念上关照到与内外部环境相关的所有重要行为者，核心思想是“合作”；在营销主体上依赖于政府各部门及全体公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即“全员营销”；在营销渠道上实现网络化、多元化，在营销策略上实现各种优势策略的有机整合。
参考文献：
[1]赵可金，孙鸿.政治营销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美〕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m].龚人，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13.
[3]吴泗宗.市场营销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