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1
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对应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一、引言
珠三角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全国三大GDp增长区域之一。十二五期间，国家意将其打造成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深入了解珠三角各地市经济发展的现状、规律及特点，本文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多项指标，运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为政府部门制定合理的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实现珠三角经济快速平稳增长。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方法
对应分析方法最先由Richardson和库德Kuder于1933年提出，后经法国统计学家Jean-paulBenzecri和日本统计学家HayashiChikio进一步论证与完善。对应分析综合了R型和Q型因子分析的优点，从R型因子出发，直接获取Q型因子分析结果，克服了样本容量大时做Q型分析的计算困难。更重要的是，对应分析运用降维的思想，将R型和Q型分析中变量点和样本点的载荷反映在相同的公因子轴上，以直观简洁的低维图形描述变量和样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变量选取
为了全面反映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选用了以下9项重要指标来研究：①人均GDp(X1/万元)；②产业结构(X2/%)，即第三产业比重；③消费结构(X3/%)，即城镇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之比；④分配结构(X4/%)，即城乡居民收入之比；⑤城市化水平(X5/%)，即城镇人口比例；⑥开放度水平(X6/%)，即对外贸易依存度；⑦投资水平(X7/%)，即外商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例；⑧创新能力(X8/%)，即R&D研究经费；⑨金融发展水平(X9/%)，即存贷款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1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SpSS17.0的输出结果，卡方检验值显著，表明行向量与列向量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对应分析。从惯量贡献率来看，前两个公因子的贡献率百分比分别为91.5%和6.1%，累计贡献率高达97.5%，已能代表变量和样品中几乎全部的信息。
图1：珠三角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因子载荷图
从经济变量点和样本点的关系来看，可将珠三角内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进行如下排列：第一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广州、深圳、佛山。这三个地市的经济发展在创新方面极为相似。2011年被评为中国创新型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在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科技文化、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等方面一直处于领先水平，这有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创新发展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潜在增长点。以机械装备制造业和建陶行业为主的佛山，2011年工业总产值高达17800亿元，位居全国第五。在壮大实体经济的同时，佛山通过引入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的项目，向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并不断完善行业创新服务体系和技术创新平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第二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珠海、惠州、东莞、中山。这四个城市在人均GDp、投资水平、城市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四个方面有类似之处。就经济总量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而言，四市处于中等水平，然而，从投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看，四市处于较高水平，甚至都超越了某些第一类别地市，可见这些方面仍有待发挥的潜在经济优势。第三类(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地区)，江门、肇庆。两市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指标上都排名较后，没有明显优势。
从经济指标的位置来看，除了开放度外，其他经济指标都较为集中。可见，开放度并不是影响珠三角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珠三角地区作为沿海开放的前沿阵地，加工贸易的发展壮大，已成为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市具有较为类似的进出口结构和开放度，因此，开放度对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
四、简要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经济发展迅速的珠三角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广州、深圳和佛山较为领先，而江门和肇庆相对落后。十二五期间，为了提升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各地市需要结合自身特点进一步发展。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紧抓科技创新不放，除了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外，找准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培育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建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平台，加快创新科技向生产力的转换。其次，中等水平的地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的力度，加大对重大项目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力度，提高当地金融机构将本地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市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人才转型等方式，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以民生为重，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实现珠三角内部健康、平稳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242-263.
[2]广东年鉴编委会.广东统计年鉴-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2
[关键词]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0-0117-03
作者简介：张翠芳，中共韶关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与绩效评价。
一、前言
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并通过这种两重属性与经济社会产生密切联系，现代系统理论将人类的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大系统，而人口、经济、社会等都是其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等人口系统的情况及其变动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凭空判断。
本文以广东省韶关市的人口数据为例，评价分析该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韶关市位于广东省北部，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将韶关市看作一个具有复杂功能的特殊系统，人口、经济、社会都可以看作这个系统中的子系统，以韶关市2000—2010年人口、经济、社会指标为例计算评价其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分析韶关市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及空间分布是否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协调性，全部数据来源于2011年韶关市统计年鉴。
二、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全面、客观地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状况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应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能够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涵。2.实用性原则。合理地选择指标，指标数据应易于统计，统计数据能确保权威性。3.完备性原则。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能反映和测度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4.可行性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那些在统计上无法量化、数据不易获得或相对不十分重要的指标可暂时不列入。
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相关原则，选取的指标如下：
三、人口、经济、社会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评价的原理及具体步骤如下：1.收集整理基本数据，采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2.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求相关矩阵、特征根、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3.求主成分及其得分；4.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与其特征值的乘积和得到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本文利用SpSS软件处理上述数据，可自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计算主成分得分。
下面以人口子系统为例，简述系统评价过程：
第一步，收集原始数据，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所选变量的值见表1，将表1中的6个变量数据粘贴至SpSS软件中，利用数据分析、降维、因子分析进行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分析软件输出的公因子方差见表2，表2给出了提取公因子后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它刻画了全部公共因子对于变量Xi的总方差所作的贡献，说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变量信息的百分比。例如，提取公共因子后，变量X1的共同度为0.980，即提取的公共因子对变量X1的方差做出了98.0%的贡献。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说明变量空间转化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多的信息，因此因子分子的效果是显著的。
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韶关市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以前是上升趋势，以后呈下降趋势；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年以后人口系统水平又变回负值，2010年水平与2000年相差不大，说明人口方面2005年以前是不断进步的，2005年之后水平呈现逐年退步趋势；经济、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07年之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这与韶关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建设取得了与日俱增的进步密切相关。
四、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韶关市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呈现出不同趋势，其中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变化趋势相同，而人口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在2005年出现下降趋势，如果韶关市人口水平继续沿此下降趋势发展，人口问题可能会成为制约韶关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不利因素。
导致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出现先升后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韶关市人口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尽管韶关市户籍人口每年都以低速增长，但常住人口数量自2005年292.26万人以后不断减少，2010年人口数量降至282.66万人，这主要是由韶关市劳动力流出数量大于流入所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于缓解资源压力、农民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转移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本地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高素质劳动力大量转移对本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例如韶关市本地有多所技校，但是很多毕业生在就业时首选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只有少部分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从而不利于韶关市工业发展。
其次，在校生人数呈下降趋势。尽管韶关市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在校人数在2000—2010年间呈增长趋势，但由于多年来人口只维持低水平增长率，小学在校生人数由2000年的338916万人降至2010年的207299万人，在校生总人数自2005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韶关市当前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城镇化水平无显著提高。在人口指标体系中户籍人口中非农人口的比例自2005年之后一直下降，2000—2010年间韶关市城镇化水平变化不大，因此，韶关市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提高城镇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苏海红.青海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5（1）.
[2]田成诗，盖美.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态的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4）.
[3]赵德滋.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探讨[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资源丰裕度；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从资源分布情况上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是我国矿产资源以及能源的主要集中地。理论上来说，丰裕的自然资源储备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带动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存在资源陷进，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并不及资源相对贫瘠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一现实情况，从主观上也说明了在我国西部地区，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成正相关关系，也初步的说明了我国的确存在“资源诅咒”理论中的一些经济现象。
为了探讨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裕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客观现实，本部分通过建立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为本次课题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为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理论解释。
一、自然资源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中国区域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性的重要特征，自然资源是相对于丰裕的中西部的地区而方，这其中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于增长速度大大不如资源匮乏的东部的一部分地区。深入的来分析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自然资源制约着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类的传导机制，是离不开投资、创新、人力资本、腐败等这四类重要的渠道的。
是以自然资源做为主要的经济结构导致投资水平的下降问题。对于我国大部分资源的丰裕的地区而言，资源开采以及于加工行业都占有着比较大的一部的份额。严重的依赖于自然资源阻碍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于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的提高。
我国的矿产资源产权的相关的制度是不合理，更加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在国内，矿产资源的全部的所有权并未得到优化的重要保障，资源采掘业的产权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地方政府以及于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这样更加容易引发出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于资源开采方进行勾结，滋生出一部分的腐败的个人行为。我国资源丰裕地区也形成了的以初级部门为主的产业的相关结构，无法进行充分的发挥着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不能够提供比较良好的创新性的环境，因此，这样也不能够吸引、培养出比较高层次的人才以及于企业家。
二、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实证结果扩散型自然资源和集中型自然资源两个变量，可以看出集中型自然资源的系数为-0.15025，虽然不显著，但也能说明扩散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着遏制作用。而扩赛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究其原因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西部地区中大部分地区主要依靠一产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所以森林，土地和水资源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集中型自然资源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方可能是因为像煤炭、石油等集中型自然资源更容易产生寻租行为。二是像煤炭资源，自从九三年以来，我国逐步的放开了除电煤之外的所有的煤炭的价格的管制，并且实行随行就市、企业自主的协商定价的煤价相关政策以来，虽然还是存在着短暂的下跌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煤炭的价格上涨势头也是比较明显的。
国内投资以及于教育对于经济增长都有着比较显著的正向的促进性的作用。比较符合在现阶段的固定资产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的事实。而人力资本更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加入这两个变量时，集中型自然资源资源仍然呈现负向不显著，扩散型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模型中创新与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增长都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关系。由于西部地区受地理位置影响对外贸易方面一直较为落后。同时可能因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的结构比较单一、科技进步水平也比较低，因而破坏性的开采的操作行为造成了一系列的破坏生态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可见投资坏境不尽如人意。将这两个变量加入到模型中，集中型自然资源仍然对经济增长负向不显著，扩散型自然资源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通过将西部地区2003-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证明了前面的分析：扩散型自然资源有助于第一产业发展，西部地区排名第一的产业仍是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性的源泉，但是集中型的自然资源未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宏.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省际数据的实证检验比较[J].经济问题.2013（09）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主成分分析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我国能源战略要地。由于地理区位、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制约，新疆经济发展整体落后于我国内陆省份地区，新疆各地州市之间经济发展也存在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建立一套适合新疆经济发展实际，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现状，发现引起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
1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水平区别于经济增长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容纳14项指标，包括五大方面：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社会发展和资源状况，利用这四个方面共同评价了新疆各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如表1。
2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
2.1提取主成分公因子
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要求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SpSS软件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可行性检验，本文所使用数据全部来自新疆2012年统计年鉴。结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Kmo检验值为0.5267，Bartletts球体检验的approx，Chi-Square为206.3496，x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0，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我们从原始数据中萃取了四个公共因子（四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这四个因子可以解释84.37%的总方差。经过6次旋转后得到公共因子荷载矩阵（见表3）。
注：因子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旋转方法：方差最大旋转法。本表经过6次旋转得到。
2.2公因子的经济学命名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因子荷载矩阵，经过分析我们将e1定义为“经济增长与民生水平”、将e2定义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合理水平”、将e3定义为“教育水平”、将e4定义为“资源禀赋、能源消耗强度与外贸水平”。
2.3新疆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略），可得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各公共因子原始变量的因子得分函数，并计算出这4个公共因子的具体得分。由e1、e2、e3、e4的权重（分别为：45.91%、16.98%、12.61%、8.86%），对得到的因子得分进行加权计算可以得到新疆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其计算公式为：
各区域经济发展（e）的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见表4。
3结论分析
根据总方差分解表，公共因子e1“经济增长与民生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最大，高达45.91%，这表明区域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增长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其次分别为e2“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合理水平”、e3“教育水平”、e4“资源禀赋、能源消耗强度与外贸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弱，贡献率分别为16.98%、12.61%和8.86%。因此，新疆各地州市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要提高地区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地区居民住房难问题，在此基础上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地方政府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利用“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地方政府还应该注意收入分配的合理公平，尤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州更要防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免社会动荡以致于制约经济发展；三是针对新疆各地州市师资力量薄弱，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稀缺的状况，地方政府需要扩大中等师范学校招生规模，并提高教师待遇水平，千方百计吸引和留住人才，同时，对口援疆的内地省市要把提高对接地区的教育水平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四是由于新疆各地州市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承载力也不一样，地方政府要结合地区实际，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此外具有地缘优势的地州市，可以利用对外口岸优势发展进出口贸易，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新疆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5
关键词：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城市化
我国是世界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最大的大国之一，不但存在着东西和南北间的大尺度地区差异，而且存在着省际之间中尺度和省内小尺度的地区差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东部沿海地带内部的地区差异也日益明显。东部沿海地带内部’过大的地区发展差距，不但有悖于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的基本目标，而且不利于东部地区和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确定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并探究其成因，对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东部沿海地带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的确定
(一)东部沿海地带的确定
我国东部沿海地带涉及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以及台湾、香港、澳门14个省、市、特别行政区；按经济类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划人西部地区。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选取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6省市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涉及72个地级以上城市，陆域土地面积为66．86万Kmz，占全国陆域土地面积的6．96％。2003年该地带总人口为33506．7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5．93％。201)3年该地带CDp总量为59404．24亿元，是全国的50．6％；人均GDp为17729元，是全国的1．95倍。
(二)欠发达地区的确定
人均GDp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重要的指标。参考世界银行的通用分类标准，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分为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4种类型，分类标准如下：
――低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低于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75％的地区；
――下中等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为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75％-100％的地区；
――上中等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为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100％~150％的地区；
――高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高于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150％以上的地区。
为确定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本文选用研究区域6个省市的人均GDp和全国2003年人均GDp两个尺度分别进行分类，并把低收入类型确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以全国人均GDp(9073元)水平作为标准，从表l中可知，只有山东菏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占该地带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1．39％。显然，这没有反映出该地带经济发展差异的实际情况。原因就在于这个标准是全国标准，它不能真实反映东部沿海地带内部经济发展的情况，因此，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该地带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应采用沿海地带人均GDp标准。
以沿海地带人均GDp(17729元)水平作为标准，从表2可知，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共有15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占该地带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20．83％，即1/5多。这个结果基本符合该地带经济发展差异的实际情况。在这15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山东省共有3个(枣庄、聊城、菏泽)，江苏省共有2个(宿迁、淮安)，福建省共有2个(宁德、莆田);浙江省共有1个(衢州)，广东省共有7个(揭阳、云浮、汕头、梅州、清远、河源、汕尾)。
(三)东部沿海地带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布特征
分布相对集中，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分为南北两片，基本处于我国京津塘、长三角和珠三角3大经济发达地区的隆起地带之间，并以山东省和广东省为主，这两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占到东部沿海地带全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66．67％。
从地貌单元来看，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中分布在丘陵山区和黄泛平原，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相对较差。大多处于省际交界地区。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多数位于省际交界处，远离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如枣庄、菏泽、聊城就处于山东、江苏、河南3省交界处；梅州、河源就处于广东、福建、江西3省的交界处。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如枣庄。
二、成因分析
(一)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根本。良好的自然条件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相反，恶劣的自然条件，将非常不利于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分布特征上可知，这15个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要么集中分布在丘陵山区和黄泛平原，要么多数位于省际交界处，有的甚至还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因此，它们的自然条件都比较差，并造成了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形成。
(二)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原因。自然条件虽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经济条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从社会经济条件来看，这15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三产比例不甚合理，具体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15个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中，有8个地区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地区平均水平13．17％，占地区总数的53．33％。这8个地区中有7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8％，占地区总数的46．67％，占同类地区的87．5％。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虽成明显的“二三一”型，但和全国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仍然偏高，使得第二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进而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人口文化素质方面的原因。人口文化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劳动者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反作用。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教育的投资就会相应提高，进而推动劳动者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因此，人口文化素质方面的原因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以山东省为例，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为6069．35元，其中教育消费支出为500．30元。而同期枣庄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4420元，为省人均的72．82％；菏泽是4571元，是省人均的75．31％。如果教育消费支出所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不变，则枣庄和菏泽城镇居民对教育投资的不足是非常明显的，由此而形成的经济落后也就不难理解了。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实证研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就普遍关注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关系，并且基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提供了相关的数据，进而形成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水平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理论界对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于金融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这其中必不可少的则是对对金融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价与分析，这也是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必要条件。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综述
早在20世纪初期，理论界就认识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错所起到的重要作用，mcKinnon,R.i.通过对银行运行系统进行研究与识别，为早期的企业家进行产品和生产共议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同时，对于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通过实证研究发展，金融的发展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地的居民创业提供巨大的可能性，并且有利于新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提高当地市场整体的竞争水平，进而实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资料表明，在意大利某些金融十分发达的地区，其人均GDp的增长率相比金融不发达的地区，高出一个百分点，而从金融不发达的地区到金融发达的地区进行创业的几率会增加近30%；并且在金融发达的地区创业的人员平均年纪则年轻5-6年，创业的成功几率也高出许多。
二、评价中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
（一）构建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原则
在针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时，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确保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在建立评价指标时，要确保对其涉及到的地区的金融发展以及与其他指标之间内在的联系进行充分的考虑，使各评价指标之间既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既要考虑典型指标又要充分考虑关联指标；第二，确保选择的评价指标具有重要性。
（二）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选择
在金融发展评价体系中，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具体指标的设置：
1.金融指标的设置
金融指标单纯地从金融方面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有以下几个体指标,包括:(1)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机构存款与地区GDp之比,用来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总量规模和金融深化程度；(2)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比,其值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这一指标用来衡量金融部门之间的竞争程度；(3)当年境内股票市场融资额,其主要是对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进行评价和表示；(4)人均中长期贷款额,这里主要是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当地民众的金融信用意识，其中以银行中长期贷款额/地区人口数所得到的数额作为评价指标。
2.经济基础指标的设置
经济基础指标的设置是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核心部分，设置金融部门的目标在于使市场交易的成本得到大幅度的降低，有效的促进资金和技术的流转，促进信息和技术的创新，进而推动经的快速发展。经济基础指标包括以下几个个方面:(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是衡量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地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GDp增长率,该指标用来反映经济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程度；(3)第三产业占比,该指标是反映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经济产业机构是否优化的一个重要目标；(4)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占比,用来反映地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5)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商品出口额,用来反映所在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
三、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与分析
1.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分布不均衡。从整体上分析，排在前列的城市以北京、上海、广州、浙江等几大城市为首，而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城市多为沿海地区；而排在后面的城市则主要是青海、甘肃、广西等中部地区，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联系。
2.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在全国都较高，而且其金融指标和经济指标也都较为平衡。东部地区主要包括的城市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城市为主，其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均衡。因此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以金融发展作为重点，以此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反作用于金融发展，为金融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
3.西部地区的金融指标都较为良好，但是在经济基础方面的薄弱导致了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值提高。除了，西部地区都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得其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都落后于其他省份和地区，然而在金融发展指标方面却有着一定几个的优势，所以说影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前提一定是发展当地的金融，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结束语：
金融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建立起金融发展水平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于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量化作用，进而才能更科学的评价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与研究，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全球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mcKinnon,R.i.,1973,“moneyand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
[2]杜家廷.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财经科学,2010,(09).
[3]郑长德.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及其形成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04).
[4]田菁.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特点及政策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02).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广东
中图分类号：F1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10-04
一、问题的提出
广东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但是，在广东省内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虽然从2005年开始，广东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趋于缩小，但是从2001年到2010年其绝对差异持续扩大，扩大幅度约为2.91倍。从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来看，珠三角与其他三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自2005年趋于缩小，但2010年珠三角的人均GDp仍分别是粤东的3.54倍、粤西的2.94倍、粤北的3.37倍。由此可见，广东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仍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
本世纪以来，广东开始重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五”计划中，广东省提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梯度推进、协调发展、共同富裕”方针，做出了发挥经济特区和珠三角的带动作用，加快粤东、粤西和粤北发展步伐的战略安排。2002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和促进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山区转移”，把加快粤北山区发展作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工作重点。特别是2005年以来，广东省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主要包括《广东省东西两翼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意见(2005-2010)》(2005年)、《关于促进粤东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6年)、《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2008年，被称为“双转移战略”)、《关于促进粤西地区振兴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关于促进粤北地区跨越式发展意见》(2010年)等。特别是，2008年国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从全国的战略全局出发，对推动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促进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协调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时至今日，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状况究竟如何?政府所采取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否发生了作用?这是亟需研究的重要决策问题。
就已有研究文献看，并没有反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更没有得出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的数量结论。为了弥补已有研究工作的不足，本文拟对本世纪以来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研究，试图搞清楚其程度及变化过程，并对广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关政策效果进行初步验证，以求为进一步促进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反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根据内涵确定研究标准，进而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指标选择上宜以反映主要特征、简单明了为好。如果脱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追求使用过多的指标，不仅会模糊主要特征，而且也难以避免指标重叠、共线性等问题。覃成林等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区域开放条件下，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发展上关联互动和正向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且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根据该定义，他们提出了区际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差异三个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他们所构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方法是，用区域经济增长的moran’si系数、区域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变异系数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对这3个指标进行平均赋权加总，运用所构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函数来计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测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的取值范围是[0，1]。本文就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2001-2010年为研究时段，以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为基本区域单元，以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为分析的四大区域。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1年的《广东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一)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及动态
图1和表l表明，2001-2010年广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总体上是持续上升的，到201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达到1。这说明，总体上全省区域经济是在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演进。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4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缓慢提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由0.132上升到0.173，仅上升了0.041。第二阶段，2004-201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持续快速上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上升了0.827。其间，从2008年到2009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有所降低，但到2010年又转为上升。
上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的变化过程说明，本世纪以来，广东所采取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随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实施“双转移”战略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另外，2008年到2009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出现短暂下降，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很大关系。2009年到201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又趋于上升，正是广东把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战略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对策有效结合带来的结果。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8
内容摘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和谐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本文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偏离差，并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结果表明：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二者呈现极不协调状况，而且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发展协调度重庆市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进程和水平，而城市化引起的外部性经济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二者是相互促进、彼此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区域特征、社会经济环境、历史基础的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性。近年来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的普遍看法是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亦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非协调的发展状况，城市化滞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试图对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诊断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类型，明确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纵观世界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低度城市化，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尚未起步，经济发展缓慢、水平低，与此相对应，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低，这是一种落后的低水平协调；第二类，过度城市化，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水平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于许多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类，滞后城市化，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中国上世纪末至今即是如此；第四类，耦合型城市化，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彼此推动、良性互动。四种类型粗略地反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定量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更具有实际意义。
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研究中，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设计了理论模型。他以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把1977年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按2%的间距分成40个组，求出若干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得出了40个组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和城镇化水平y，然后对这两组数据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对数相关关系，见公式。
y=40.55lgx-74.96
式中：y为城镇人口占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x为该国或该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人）。
上述方程拟合的曲线较好地反映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客观过程，本文采用该模型来测度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64美元，城市化水平应为50.8%，而实际城市化水平为41.8%，理论和实际相差约9%，说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与许多城市化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计算
我们对2003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整理得到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现状相关数据，表略。然后依据理论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水平值（本文称这类城市化水平值为理论城市化水平值）。理论城市化水平值与实际城市化水平值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差值，此差值我们称为偏离差。
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得出200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市）的理论城镇化水平、实际城镇化水平、偏离差，表略。由计算结果可知，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63美元，实际城镇化水平为23.2%，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2%，偏离差18.8，即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约19个百分点。其中，都市经济区的理论城镇化水平为55.9%，实际城镇化水平57.7%，偏离差-1.8，实际城镇化水平稍高于理论城镇化水平；而渝西经济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1.2%，实际城镇化水平19.1%，偏离差22.0，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22个百分点；三峡库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33.1%，实际城镇化水平13.6%，偏离差19.4，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19个百分点。各县（区、市）中，都市经济区各区域实际城镇化水平大多超过理论城镇化水平，但与其它直辖市或特大城市比较，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仍十分明显，说明中心城市积聚功能还是比较弱；而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各县域除了万盛区实际城镇化水平与理论城镇化水平相差不大外，实际城镇化水平都远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可见，渝西经济区、三峡库区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判识
本文采用偏离差来反映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偏离差越小，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好，偏离差越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差。重庆各区（县市）其理论城市化水平与实际城市化水平相差较大。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的实际城市化水平高于理论城市化水平，它们地处重庆都市核心，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化水平高是自然的，其偏离差值较小，我们认为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但都市经济区的城市功能对整个重庆及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弱，城市化水平尤其是城市现代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因此只是低水平的协调。除都市经济区以外的7区23县4市的偏离差值在-2.7%―27.2%之间变动，偏离差基本均为正，即城镇化都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偏离差为18.0%，据此以9%作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警戒线，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见表1。依据这一标准对重庆及各县（区、市）协调水平类型进行判断，结果表略。从判断结果可知，重庆直辖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极不协调水平，三大区域中都市经济区为协调型，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都为极不协调型，其中大部分区县为极不协调型，铜梁、南川等为强不协调型。
制约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中心城市缺少且辐射集聚功能不强
目前重庆市拥有特大城市1个，现代化水平较低；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仅万州、涪陵、江津3个，带动辐射能力弱；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后劲不足；小城镇产业结构雷同、层次低，缺乏规模集聚效应。重庆大中城市过少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以及各级城镇集聚辐射功能不强，已成为制约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特大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大中城市少、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弱，难以起到带动周围广大腹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大城市的缺失，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出现断层，阻碍了各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不高，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无法创造高的规模效应、高的就业机会、较强的外部扩散效益，因此其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有限。
传统体制和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城乡联系加强，但是导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表现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产业发展中“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城市轻小城镇”观念，表现在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的城市倾斜，小城镇、乡镇企业则受到严格限制；公共资源分配的城市倾斜，如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主要着眼于城市，而投入农村的比例低；计划经济时期从体制政策上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造成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这一系列因素使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且刚性化，严重制约乡村城镇化，因此要使城市化进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必须彻底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农业产业化发展使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从单纯的生产领域扩展到农副产品的加工及其流通领域，这就要求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区域内的农业资源优势，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形成生产专业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从而达到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与工业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农业产业化是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在“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尤应如此。虽然重庆农业产业化自1995年开始起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农业专业化、区域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农业产业化整体滞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商品率低、市场化程度低、对地区产值贡献低、效益低，比如2001年重庆农业商品率仅50.7%，粮食商品率20%，三峡库区和渝西经济区许多县农业商品率在30%-45%左右。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骨干企业少，市场开拓能力强、辐射带动面大的涉农企业很少；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规模小、缺口大；农业管理体制落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收购部门的本位主义严重、交通闭塞等等都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镇产业特色不明显产业关联度低，对农业辐射力弱
城乡要素的传递和转移必须通过城镇二、三产业的链接，但重庆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现有二、三产业还难以较好实现这一作用。从第二产业看，多为传统工业，基本为初级品生产，加工层次少而低，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特色经济不明显；同时多数中小城镇工业生产要素组合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历史形成的传统食品、煤炭、纺织等第二产业，对本地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弱，如綦江的煤炭、冶金、轻工企业效益低下，万盛的支柱产业煤炭长期亏损。再从三产的关联看，很多地区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与一、三产业缺乏有机结合，产业关联度低，特别是小城镇工业对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农副产品加工规模小、品种少、加工度低，缺乏特色、名优品牌，工业配套不力，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力弱。
促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和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必须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在发挥现有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的同时，应积极培育新的集聚中心，如加强万州和涪陵地方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其集聚功能，向大城市方向发展；在积极加快发展主城区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县（区、市）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大力推动城市（镇）化和农村产业化的结合，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
充分发挥特大城市集聚辐射作用，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积极规划建设中小城镇，形成重庆市层级分明、结构合理、互动并进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发挥都市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为此规模上应进一步扩展，规划为600万人左右的超级大城市；完善基础设施，不断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核心辐射力，增强其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地位。加快培育大城市和区域中心性城市，完善城市结构体系，逐步将万州、涪陵、江津、合川、永川、黔江建设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镇间的连动传递作用，并担负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主要从扩大规模、壮大实力、突出特色着手，尤其应该立足资源、面向市场、突出专业性、体现地区特色、增强现代经济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县域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农业产业化实质是拉长农业生产链条，把农业生产延伸到加工和流通领域，包括农业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农业产业化是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尤其是特色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而农村工业化有利于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的融合，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目前应结合“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加快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特色化、效益化和现代化转化，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积极推进特色种植、养殖基地建设，重点是蔬菜、水果、中药材、花卉、水产品、蚕桑、优质稻米、油菜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开发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成果，如配方施肥、集约养殖、农产品加工保鲜技术等的开发和引进；加快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组建，鼓励农产品生产、加工、运销企业发展，加快各区县（市）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力争在近期内建成一批辐射力较强的专业批发市场。
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特色二、三产业发展
二、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任务还比较艰巨。工业应壮大化工医药、重大成套设备、发动机、仪器仪表、数控机床等优势支拄产业，提升以汽车摩托车为代表的机械工业，着力打造汽车和摩托车名城；空间布局看，都市区搞好产业功能分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商贸等第三产业，提升重庆城市整体形象，大中城市加快特色工业园区建设，承接都市经济区“退二进三”的部分产业，着力区域优势产业产品发展，形成自己的主导特色产业，中小城镇必须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于“专、精、特、新”产业的发展。各级城镇都必须逐步建立起相适应的现代流通、金融保险、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不断提高三产比重，为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性制度障碍，促进城乡关系良性发展
加快城市化发展，必须突破体制障碍。调整地区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包括稳定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等。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当前应特别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基本条件保障、工伤事故赔偿等问题；同时农民工及亲属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生育管理等也应逐步实行有序管理，逐渐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确认城乡居民平等自由的迁移、居住、择业的权利，消除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从法制上真正保证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平等。
参考文献：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9
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投资结构多样化、空间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局面。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程度、经济的历史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诱导、协调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变得愈来愈迫切。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跨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简介[1]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近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1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以生产部门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①未开化阶段;②畜牧阶段;③农业阶段;④农工业阶段;⑤农工商阶段。
2.2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49年,在论文《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与约瑟夫.费雪从产业结构和制度背景出发,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①自给自足经济阶段;②乡村工业崛起阶段;③农村生产结构转换阶段;④工业化阶段;⑤服务业输出阶段(成熟阶段)。
2.3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以主导产业、制造结构和人类的追求目标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向成熟推进阶段;⑤高额消费时代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4弗里得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6年,在专著《区域发展政策》中,美国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得曼提出了中心—理论,以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和制度背景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前工业阶段;②过渡阶段;③工业阶段;④后工业阶段。
2.5阿明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理论的基础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①殖民主义阶段;②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③“”国经济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阶段。
2.6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我国学者蒋清海博士结合以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划分标准及理论,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经济阶段;②工业化初级阶段;③全面工业化阶段;④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制度因素是划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性标准;产业结构是判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一般用工业化程度(制造业或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及主导产业类别来表示;空间结构是标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志,一般用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及城市规模分布类型来表示;总量水平是测量经济发展高度的标准,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人均量来标示。笔者认为,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综合考虑了多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质的特征的主要因素,客观地、准确地把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及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现状,但在指标体系中,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2.6.1产业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产业结构,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从业人员比例,因此,在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程度方面,应将工业产业比重与从业人员比例结合起来,采用工业化系数[2]来进一步量化工业化程度。
2.6.2空间结构。地区空间结构态势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区域空间变化的过程,更是大城市的平面不断扩张和功能不断完善、中小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地区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从国际上看,区域经济越发达,城市也就越发达,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水平及其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量化指标。在城市化水平量化指标方面,我们认为应注重如下三点:
(1)不仅应考虑非农业人口、市镇人口比例,还应考虑城市工业规模系数[3];工业规模系数=(各区域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各区域城市数占全国城市数的比重；
(2)不仅应考虑城市首位度,还应考虑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
(3)不仅应考虑城市规模分布类型,还应考虑城市体系,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平均规模。
2.6.3总量水平。除了GDp、人均GDp,消费结构外,还应考虑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水平以及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可以反映一国、一地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小,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大,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低。
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整体繁荣,采取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深受“梯度理论”的影响———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特点出发,主张按梯度依次开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六五”到“八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序列。下面我们以东部的首都北京、广东、中部地带的湖北及西部的为例,以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为出发点,来分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
3.1产业结构
3.1.1从产业构成看。从1990年到1996年,京、粤、鄂、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1996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2∶42.3∶52.5;14.4∶50.2∶35.2;4.1∶45.3∶30.8;41.9∶17.6∶40.5,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0.2∶49.0∶30.8。
3.1.2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看。1996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0.5∶23.5∶26.0,而京、粤、鄂、藏分别为10.9∶38.3∶50.7;39.7∶28.0∶32.2;50.1∶21.9∶28.0;76.2∶4.8∶19.0,4省区中从业人员比重最大的除北京为第三产业外,其余均为第一产业。
3.1.3从工业化程度看。1990—1996年,全国的工业化系数为0.090.100.12.北京市的工业化系数为0.240.180.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第三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并占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1996年,广东工业化系数为0.110.180.14,工业化程度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北与全国水平持平,而工业化水平很低。
3.1.4从主导产业看。1990—1996年,北京市已逐渐从建筑、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向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转变;广东省为家用电器制造、化纤、塑料、保健饮品,日用五金等。湖北省主导产业为钢铁、冶金、轻纺、机械制造及化工、服装。主导产业为农牧业及民族手工业。
3.2空间结构
3.2.1城市化水平。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3.28%,北京、广东、湖北三省区分别高出平均水平40.85、6.08和2.13个百分点,而则低9.51个百分点。从城市工业规模系数来看,广东省为11.1,城市规模最大,反映该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也意味着该区城市的生存、发展和辐射能力很高,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湖北城市工业规模系数仅为3.9,是广东的35%,反映出湖北的城市化水平还未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2.2城市体系。①城市数目与等级结构。1996年,广东城市数为54个,湖北为35个,为2个,分别为全国城市总数的8.2%、5.3%和0.3%。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个地区都是中小城市占绝大多数,呈现出规模等级不完整的城市体系(见表4)。②城市平均规模非常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1.4万,规模偏小。城市人口为7.0万,城市规模小,经济实力低。③湖北省城市首位度为5.2,相应的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也高,武汉市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人口的32.3%,说明湖北是典型的首位城市体系。广东和的首位度分别为4.2和4.6,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分别为19.5%和25.4%,说明广东和的首位度也有所偏高,3个地区为了使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趋于完善,须选择区位条件好的中等城市,使其较快地发展成为大城市,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3.2.2城市密度。1996年,全国平均城市服务半径为60.1km。广东平均每3,294km2便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32.4km。湖北平均每5,311km2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41.1km,属于城市分布密集的省份。无论从城市密度和服务半径来看,则明显属于城市稀疏的省份。
3.2.3城市空间组合。从地区内部来看,湖北和广东城市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湖北省城市多分布在江汉平原和武汉———黄石一带,广东省城市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最为密集。近年来,随着香港的回归,以香港、深圳、珠海、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业已形成,成为广东省区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3.3经济发展总量及人均水平
3.3.1GDp。京、粤、鄂、藏4个地区GDp总量分别为全国GDp的2.35%、9.50%、4.33%和0.09%,人均GDp分别为全国的67.0%、168.9%、90.0%和48.5%。
3.3.2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北京和广东城镇居民分别为7,339和8,166元,分别为全国的0.9和2.4倍,京、粤、鄂、藏居民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分别为3,562、3,183、1,863、1,353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5、1.65、0.97、0.70倍。
3.3.3人均生活费支出。京、粤、鄂、藏4区城镇居民分别为5,730、6,736、3,714、4,537元。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2,672、3,187、1,731、2,592元。农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1,193、1,333、974、50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4.75%、150%、109.8%、56.0%。
3.3.4居民恩格尔系数。京、粤、鄂城镇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北京和广东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4.8个百分点。湖北和则高出3.8、8.8个百分点。
3.3.5消费结构。北京市居民营养和穿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明显增长。广东省居民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追求文化娱乐等方面,并追求生活质量。湖北省居民正逐步由基本消费品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文化教育、劳务服务上,并呈现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自治区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渐走向序列优化,基本生存费用份额有所下降,居住、日用品、服务性支出份额均有大幅度上升。
综观以上4个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及经济发展总量和人均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市区域经济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广东省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湖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自治区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4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问题的思考
(1)总体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转型阶段,地区差异很大,基本呈“橄榄型”的态势,既有象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正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又有象、贵州等局部地区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大多数省份则处于第二、第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地理分布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大多数省份处于工来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部内陆省份则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东部沿海,到中部、西部地带呈现高梯度向低梯度序列变化的特点。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篇10
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而信息产业是新世纪全球朝着知识型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产业赖以储存、传播、交流、利用信息的载体和通道，信息基础设施越顺畅、越先进，信息产业就能蓬勃发展。因此，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知识型社会的促进作用广泛而深远，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的实现，促进共同富裕。而信息基础设施落后是阻碍西部地区多中心经济形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通过对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制设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和探讨，意义在于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探寻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道路。
一、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第一，西部地区有所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明显。
自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不断加大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全国八纵八横的光缆主要赶到中有12条连接西部。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电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一些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中，西部地区的长途光缆现在已达到3176584公里，占全国长途光缆总长度的26.2%；互联宽带接入端口达到4409.8万个，占全国总数的18.98%，；局用交换机容量有9970.3万门，占全国的22.96%。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整个西部地区通信水平和规模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为西部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之先进的技术和设施已经或者准备在西部落户，也为该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尽管西部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形成各省市多中心的发展趋势，并取得长足进步，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建设投资大，回收期长，同时需求少，建设规模与全国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95%，其中东、中、西部各为124%：85%：80%，其中16%的行政村未接通电话，且绝大部分都位于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因特网普及率为52%：32%：30%。对CnniC的数据进行统计，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五省市的Cn域名数、www站点数、互联网用户数分别占全国的50%、52.4%.77.9%。而占全国土地面积71.3%、占全国人口28.5%的西部12省市区的相应指标比例则为8.28%、7.84%、18.6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在电话用户、通信能力、网络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与东部沿海地区有着巨大的差距，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繁重的任务需要完成。
第二，信息基础设施匮乏与知识经济稀缺。
西部地区各中心城市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表现出严重赤贫状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省区大多正处在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并存的阶段，知识经济稀缺，农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信息需求不足，从我国的信息化程度分布来看，西部无一省区排名于前十位，而列最后四位的都在西部，根据2011年信息化发展指数（Ⅱ）的测算结果，根据信息化水平发展高水平、中高水平、中等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地区可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以下5类地区（见表1）：其中第一类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和江苏，共6个省市。此类地区2011年信息化发展指数（Ⅱ）平均达到0.897，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3倍，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比较中属于中高水平行列。而西部地区基本落入第四、第五类水平，这些地区信息化水平基本在0.606～0.629，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80%左右，信息化水平低于全国水平，产业技术指数接近，基础实施、知识职称指数与前几类相差较大，是这类地区的主要差距。
表12011年全国及五个类型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Ⅱ）比较表
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技术指数应用消费指数知识支撑指数发展效果指数总指数（Ⅱ）
全国合计0.4500.9800.6770.8310.7230.732
第一类地区0.6691.1250.8490.9590.8830.897
第二类地区0.4700.9620.7020.8740.6750.737
第三类地区0.4060.8660.6270.8330.6080.668
第四类地区0.3590.8100.5960.8000.5820.629
第五类地区0.3220.7920.5720.7410.5880.603
西部地区知识发展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存在明显的知识资源匮乏与知识瓶颈，大量贫困人口由于普遍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从而形成严重的知识贫困。在日新月异的前数字化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转变的过程中，“知识贫困”与“信息贫困”远比“收入贫困”带给西部地区前进发展的阻力更为强大。
二、信息基础设施区域差异成因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地区间各中心经济体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人均收入的巨大落差是造成东西部信息基础设施差距的瓶颈所在，也是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巨大差距的症结所在。根据第三届亚太城市信息论坛的报告，在农业与工业产业结构方面，地区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东部地区平均在25%以下，中部地区约为30%，而西部地区则占40%，西部地区农业结构明显偏重。201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0810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6977元。西部城乡间收入差距在3.2：1～5.6：1之间，高于全国3.1：1的平均水平。2011年西部GDp只占全国的19.2%，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我国东部11省市人均GDp已达到53350元，而西部12省市区只有27731元。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东部地区形成的巨大鸿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严重不平衡性。
第二，政府投入不足。
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东、中、西部分别为52%：23%：23%。同时，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有限，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更受约束，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与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多种因素互相制约的欠发达地区“增长陷阱“。经济增长不足，导致地方缺乏足够财力，无法提供良好便捷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难以改善，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信息基础设施固然需要超前，但缺乏足够财力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拉动，无法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吸引足够的非政府投资的建设资金，项目本身的持续利用与良性循环机制建立不起来，对知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无法得到足够的体现。
第三，区域人口素质差异。
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事业发展乏力，人口文化素质比较底下。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十年来西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2011年，西部文盲占全国文盲总比例为36.2%，虽然有所扭转，但是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其中，文盲率最高的青海达到10.23%，此外，全国总共有14个省份的文盲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06%。据统计，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有普通高校658所，其中大多学校网络设施陈旧且数量少、网络覆盖面窄、连网速率太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劣势循环的态势。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是不同层次的互为提升，没有完善发达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就不会有日益丰富的知识经济。
三、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第一，加强宏观调控，和政府信息化引导。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融合了现代高科技，投入大，周期长，回收慢，真正着手进行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它的潜在效益是巨大的，同时也是发展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必经之路。根据新增长理论，“互联网是一种让机会均等的新力量”，知识经济将不再只限于锁定现有的东部目标区域。同时西部地区还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在时间、空间及数量上进行有效配置和选择利用，从而逐渐解决知识不对称问题，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利用能力和知识经济在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加大培养力度，提高知识经济中所需要信息化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培养适应新的知识型社会所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建设信息化人才培养基地，高科技工业区，有意识地加深西部地区人民对信息产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建立软件学院、网络学院等多种形式增加信息话人才培养，重视信息人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满足社会对信息产业在人才和质量上的需求。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专业信息人才，更多地是需要高科技人，所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信息行业的任务，更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识。
第三，面向市场经济，开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资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决不能走单纯依靠国家投资、银行贷款的老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走多元化投资之路。第一，政府退出竞争性、经营性投资领域，其置换资金主要用于自然垄断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利用股份制筹集资金，可以选择好的项目在境内发行股票，也可以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筹措资金，国家应对西部信息基础设施股票债券发行给予优惠政策。第三，合理利用外资，要制定相关政策，吸引更多资本内进入信息产业，利用国外常用的项目融资开发模式，引资加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