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动力篇1
至于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进入了一个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转方式调结构的动力，即新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世界各国在这些方面还没有一项具有真正重大进步的基础工作。
现如今，全世界都处在了一种动力转换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传统的经济，传统的工业，我们不想要了，但是新的东西又不足以支撑现在的经济体，因此，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时间才会这么长。
在今后，我认为，会有各种技术推动新的经济形态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在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提出了工业4.0概念，这肯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方向。但具体什么是工业4.0呢？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工业4.0主要就是利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把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互联互通。
但需注意，这里的机器，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机器，而是智能机器。也就是说，工业4.0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智能机器，机器智能化才能接收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才能互联互通。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拓展，实际上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不仅是互联网+机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互联网+金融，即互联网金融。
提及互联网金融，也有人认为应该是金融互联网。到底什么是互联网金融，我的理解是，它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互联网金融就是非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业务服务，它的前提是非金融机构，例如支付宝等。而广义的互联网金融，则指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只要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业务，这种模式就应该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
去年余额宝异军突起，半年多时间集资5000多亿，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所以当时涌出了各种评论，有赞同的，有反对的，甚至有拿大棒子一棒子给棒杀的。有人说余额宝是互联网金融的元年，那怎么看待互联网金融？怎么进行监管呢？我的看法是，央行要监管，而且应该扶大限小，严格审核，持证上岗。中国不需要这么多这样的公司。这也是当时全国两会的时候，我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引起了央行的高度重视，很快就有了回复，称列入了央行当年重点提案。后来，经过参观考察，央行很快就决定要给支付宝颁发国内第一个业务牌照。效率如此之高，出乎我的意料。
至于后来推出来的余额宝，据我所知，其实也不是谁故意设计创造出来的，而是顺应金融发展和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潮流，自然而然应运而生。有人评论称，余额宝对传统银行造成了巨大冲击，冲击其实也是好事。
今后互联网如何发展？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从有线网向无线网发展。今后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形式就是通过智能手机、无线网实现的。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投资拉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全面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1-0027-04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不仅充满着各种挑战和风险，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更考验着政府决策者的行为方式。
我们从凯恩斯和熊彼特这两位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谈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熊彼特曾就经济发展的动力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连续增加的资本和人力投入，而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经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一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即通过不断的内部革新从而达成产业转型的过程，或者通过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模式和消费品来替代旧的经济模式和产品的过程。由于凯恩斯理论为当时经济走出萧条提供了一份快捷、有效的“行动方案”，争论的结果是凯恩斯主义占据了主流地位。尽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直被人们称道，但真正盛行的还是凯恩斯主义。比起熊彼特理论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政府决策者更愿意选择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凯恩斯主义。只有当“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遭遇发展瓶颈时，熊彼特的“创新驱动发展”理论才会被人们所重视。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究竟是什么？面对发展中的问题，20世纪这两位伟大经济学家留下的理论，又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一、投资拉动增长：“凯恩斯动力”的局限性
一定时代下产生的理论思想总会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是基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无力解释和解救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而提出的。聪明的凯恩斯另辟蹊径，对当时的经济大萧条采取了与传统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分析，从宏观的、总量的角度去考察当时发生的经济问题。他首先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假说，进而以市场经济中的“三大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假设前提，对经济大萧条予以全新说明。他认为，市场经济系统也未必能够实现自我调整，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及有效性，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连续增加的资本和
收稿日期：2014-11-25
作者简介：茶洪旺，男，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6）。
人力投入，以此为经济大萧条开出了药方，即所谓的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与凯恩斯不谋而合的是1933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措施为手段，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这在实践上有力地支持了凯恩斯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主张被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广泛采用，并统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被经济理论界称之为“凯恩斯时代”。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质上是危机经济学，在短期内，能对熨平经济波动、避免大萧条阵痛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易于被政府所接受，成为政府的政策共识。正因如此，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每次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都大行其道，被很多国家作为应对经济危机、防止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重要手段。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被弃用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支出扩张计划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最庞大的开支计划），力图用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削弱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避免经济的深度衰退。实践证明，应对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凯恩斯的决策理论确实卓有成效，其在理论中透露出的聪明卓绝判断力，已经站在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长期来看，凯恩斯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也有代价，它无法解决危机的深层问题，同时还扭曲市场信号，滋生虚假繁荣，延缓经济结构转型、制度创新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最终会在经济系统内累积多种后遗症。用凯恩斯的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②。可见凯恩斯政策主导下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在特定的经济情形下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当在经济遭遇危机陷入衰退时，以政府扩大投资来填充市场投资减少造成的总需求萎缩，防止了经济深度下滑、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后，其任务就完成了，就应当适时退出，它不可能也不适宜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换句话说，凯恩斯为经济危机开出的“救急”药方，决不能长期服用，否则，就会带来严重后果。
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投资拉动增长”模式长期化的结果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教训是深刻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是一个崇尚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经济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型投资拉动增长。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非常深厚的制度基础。长期以来，政府总是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去解决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的政策频繁出招，解决短期稳定问题能“立竿见影”，尤其对于五年一届的政府任期，“投资拉动增长”更是具有强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对提高综合国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消除贫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还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潜行在经济系统之中的巨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暴露出来，产能过剩严重、高耗能、高排放、生态环境恶化、企业技术创新乏力、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以及权力寻租现象频发，官员腐败大案、窝案不断出现、社会矛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叠加交错浮出水面，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前伤未愈，新伤又来，正当我们处在“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后遗症阵痛期时，2008年又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实施了“4万亿元”投资拉动计划，由此又引发了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狂欢，新一轮投资拉动增长热潮在全国又高涨起来。虽然在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强力刺激下，我们一时赢得了危机冲击下，2008年至2011年GDp年均9.6%的增长。但自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累积潜在的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近年来，政府“微刺激”政策频频出手，政府用“微刺激”政策保“稳增长”付出的努力可谓相当“辛苦”，但“微刺激”效力越来越差，守下限越来越被动，“微刺激”陷入了“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实践证明，中国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如何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未来一段时间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考验。如果我们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气魄，从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中彻底走出来，将来付出的历史代价就会更大、更惨重。
二、创新驱动增长：经济新常态下的“熊彼特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这样“三期叠加”的复杂困局，这究竟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短期的各种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和分歧很大。新一代中央领导高屋建瓴，首次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特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要摆脱“旧常态”，这是中国高层对经济增长阶段作出的符合规律的解释和科学判断，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时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的共识。“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面对新常态，只有“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才能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动力，进而积极应对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速度、结构、动力”三个方面：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增长速度换挡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后是经济增长动力在发生转换，增长动力的性质决定着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型的质量，增长动力的转换是重中之重。新常态下，显著特征就是增长动力转换，即从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创新驱动增长”是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实践已经证明：“投资拉动增长”虽能发急功近利之力，但它却无可持续发展之功。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纵观世界经济，一部经济史就是创新历史，创新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源。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把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创新激发出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那么经济增长自然会“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将是一种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增长，这才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所需要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如何让“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下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
创新（innovation）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形成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是“熊彼特动力”。因此，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仅仅来自经济要素投入和投资的增加，更来自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试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并强调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认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全球经济所破坏和创造的巨大价值不断地印证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前瞻性论断。管理学大师德鲁克（Druker，1983）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③反观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何尝不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呢？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无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必然，舍此别无他途！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经济新常态下选择“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动力，考验着中国的经济发展。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的第七次会议上，中央高层决策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指出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释放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信号，为经济新常态下选择“熊彼特动力”指明了方向。
航路已经指明，坚冰有望打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早在“九五”期间就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规定为一项基本目标，这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为什么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不明显？政府决策者为什么总是难以跳出“路径依赖”的行为选择？总是在复制“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究其深层原因，“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在我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制度基础，如果这个制度基础不改变，还有可能会沿着“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继续走下去，对此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有鉴于此，要使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只有也唯有依靠中央顶层设计，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和办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创新拓宽道路。要彻底改革长期以来助力于“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的行政体制、决策机制，尽快补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等体制机制“短板”。眼下政府要继续大力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进一步释放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活力。尤其要真正破除“唯GDp论英雄”的干部政绩考核方法和手段，克服急功近利的政府决策行为。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创新驱动增长与投资拉动增长相比，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这对于五年一届任期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
三、结语
如果说创新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启动新引擎，握紧点火器，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迫切任务，我们一定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抓紧抓好，让创新充分获取改革红利，使之真正成为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奋力作为，“创新驱动增长”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会更加引人注目和让世人惊叹。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创新驱动增长的“熊彼特动力”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是基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投资拉动增长的“凯恩斯动力”局限性深刻分析得出的逻辑结果，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要警惕两种极端倾向：在理论上不能因为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就彻底否定凯恩斯;在实践上不能因为传统“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带来的负效应，就否定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任何时期，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所要否定的仅仅是人们把凯恩斯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措施作为长期化的决策行为，否则我们就会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
面对经济周期现象，人类还没有一剂万能的灵丹妙药。最终走出危机，需要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凯恩斯关注的重点是短期政府政策，注重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能够为我们提供避免经济大萧条剧痛的止痛药，重在治标;而熊彼特关注的重点则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重提出解决经济体系内部产生繁荣动力的办法，重在治本，能够为我们提供强身健体的长效药方。基于长周期理论视角，凯恩斯与熊彼特的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关键在于如何把“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融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能不能找到凯恩斯与熊彼特理论思想的重要交汇点，并科学地融合他们的经济学构想，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这既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一个困局，其任重而道远。“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这一困局将会是一个产生新经济理论的契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会催生出新的科学理论，新的科学理论又将指导着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②[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71页。
③1983年，为了纪念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发表了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一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许经勇.论凯恩斯的萧条经济理论的创新性与局限性[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6]杨春学.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J].经济研究，2009，（11）.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3
一、 名言的启迪：不愿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拿破仑说：“不愿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为什么拿破仑把愿不愿当元帅作为评判一个士兵是不是“好士兵”的标准？他为什么不教导他的士兵安于现状、各自完成自己份内的任务就行了？而是鼓动他的每个士兵都要有当元帅的志向、“不要安于现状”？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支军队中都存在着两级：一极是元帅，只有一个人；另一极是最基层的、人数最多的士兵们；在元帅与士兵之间是无数的正在向元帅征途中“跋涉”的集群–— “亚元帅”们。他们三者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严密的军队组织结构。现在的问题是，有了组织严密的军队就可以打胜仗吗？士兵拥有当元帅的志向与军队的战斗力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正是我们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所在。
拿破仑深知：仅有组织严密的军队是远不够的，一支军队能否打胜仗的关键在于这支军队是否有战斗力；一支军队的元帅只可能有一个人，尽管他鼓励每个士兵都要有当元帅的志向，但实际能成为元帅的人只有一人；元帅一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一种“规则”来调配、激励、约束他的部下，否则，他的部下就可能不服从元帅的调配，既使他的部下慑于被“严惩”的可能，也会采取消极“怠工”予以对抗；拿破仑关键在于他建立了一套“元帅制度”。这套给定的“元帅制度”的核心内涵有二：一方面是从士兵到元帅是一条荆棘丛生、历经千辛的充满风险之途，且具有当元帅志向的士兵会承担巨大的风险并付出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是一旦某一士兵真的当上了元帅，他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且能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就是说，一个士兵若真的能当上元帅，他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同时也能获得同样巨大的“收益”，成本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等的。当然，这种“成本”的付出先于“收益”，且有不确定性。
站在士兵的角度看：从士兵到元帅一条充满风险之途，且要付出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所有士兵中将会分化为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愿意承担风险、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从而“跋涉”在通往元帅的征途上；另一种选择是不愿承担通往元帅征途上的风险，宁愿选择“安逸”、做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士兵。前种选择的士兵群，他们在跋涉的途中，为向元帅的目标挺进，都将会想方设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所有潜能，他们是这支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群体。但因各自能力的差异，就出现有人“掉队”现象，随着向元帅目标的靠近，能坚持下来的人越少，“掉队”的人总数就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面“掉队”人的能力比前面“掉队”的人越来越强，他们被安排在职位递增的层次上。在此士兵群中，最后能当元帅的只有一人，其他的人分布在从士兵到元帅以下的不同层次上，我们称这些人为“亚元帅群”。“亚元帅群”是军队中真正最具战斗力的群体，是军队的灵魂。而选择“安逸”、不愿承担风险的士兵只有在“亚元帅群”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他们构成“亚元帅群”的基础从属群体，也就是普通士兵群体。
通过分析，最初的问题答案就有了：拿破仑鼓动他的每个士兵都要有当元帅的志向、“不要安于现状”，是因为军队的强弱在于战斗力，而不是仅有严密的军队组织结构就行了。军队战斗力来源于所有军人的积极向上的意志和不畏艰难征途上的跋涉毅力，这种意志和毅力是由“元帅制度安排”而激发出来的。“亚元帅群”就是这种“元帅制度安排”的具体产物，“亚元帅群”是军队中真正最具战斗力的群体，是军队的中坚和灵魂。
社会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安排”与军队中的“元帅制度安排”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与“亚元帅群”是“元帅制度安排”的具体产物一样，“亚企业家群”是“企业家制度安排”的具体产物。“亚企业家群”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和灵魂。
二、 亚企业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命题，马克思、熊彼特已有完善的论述，即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其发展动力的命题尤值得我们重新探索。为此，笔者在研究马克思、熊彼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亚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一般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资本家或企业主凭借资本剥削一般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两者的利益根本对立，从而导致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他认为企业家以其“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素质来创造社会利润，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并自动进入“社会主义”，形成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并不矛盾，他们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各自进行了合理的论述，从而导出有差异的结果。其共同点是：（1）都是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本源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2）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而不是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即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源是工人这种一般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企业家这种劳动者所创新的结果（熊彼特）。（3）他们从各自的理论推导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
其不同点是：（1）马克思的发展观是唯物辩证的，用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熊彼特的发展观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成分，突出表现在他坚持主观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过分强调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力作用。（2）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来论证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而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运行，得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并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
对企业家这个理论问题，他们有不同的论述。马克思阐述了雇佣工人的使用价值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他将企业家等同于产业资本家、企业主、经理等②，把企业家划归为资本所有者和剥削者。熊彼特指出了企业家是与资本相分离的、制造“创造性破坏”的劳动者。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和技术发明家，企业家是资本的“使用人”，能有效地运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创新为职业的特殊类型的人。既然企业家是劳动者，那么企业家同样是一种劳动力，且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要素之一，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过分强调企业家的地位，而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⑤；但是熊彼特指出了企业家是与资本相分离的、制造“创造性破坏”的劳动者，得出了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为什么他们通过不同的论证而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笔者的理解是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2 企业家素质“金字塔”层次。
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企业家是人类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企业家只所以稀缺，是因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形成机理与“元帅制度安排”有相似之处：一是一个真正企业家的要求太高；二是“生产”企业家的成本高，承受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大。正因为如此，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大量的企业家，但企业家在客观上永远是稀缺的。当一个人支付巨大成本而真正能成为企业家时，他所得到的报酬也是丰厚的，这种报酬包括物质财富方面和社会地位、精神满足方面。企业家就是由这种企业家的生产成本和收益报酬所形成的高风险对应于高收益的机制所产生的。
企业家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有限性。无论是对整个世界、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区域来说，在其庞大的经济总量中，由企业家才能所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总份额毕竟是有限的,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家的稀缺性所致的。
企业家素质的层次性。作为创造社会经济价值的人的生产要素来说，其素质层次呈一个“金字塔”型，见（图一）。在以上企业家素质金字塔层次图中，最上面的是素质高、数量少的“少而精”的企业家层；最下面的是素质低而人数多的普通的一般劳动力层；中间的是量较多而素质界于最低素质与最高素质之间的亚企业家层。这三个企业家素质层次的人群，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是不同的。
高 企 少 人 企业家层
业 数
家 总
素 量 亚企业家层
低 质 多
一般劳动力层
（ 图 一 企业家素质金字塔层次图 ）
一般劳动者层的影响力。一般劳动者层主要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在劳动过程中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创造性活动；此层次的人数占总量绝大多数，但其素质是最低的，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基本上是简单的、被动劳动。在当前社会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跨越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已从体力型向智力型推进。所以这一层次的劳动者已从农业经济时代和前工业经济时代的主力军作用弱化为从属地位。
企业家层的影响力：企业家素质是影响企业家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大小的决定性的核心内在因素，内容包括：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社会公关能力；应变能力；决策能力。其中前三种是最主要的素质。企业家素质越高，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大。此企业家层次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每一个具体的企业家拥有全部或几乎全部企业家素质。尽管此层次企业家素质高，是一个完备的企业家，但此层次的企业家数量少，这决定了此企业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限，也就是说制约了企业家整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亚企业家层的影响力。亚企业家层是介于一般劳动者与企业家层次之间的群体，他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对社会经济发展最具有影响力。
3 亚企业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亚企业家层，“亚企业家”的内涵是由企业家生成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其素质或才能介于普通劳动者与企业家之间的、分布于企业经营管理各个阶层的业主或经理人员，他们在社会经济中是真正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群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亚企业家的特性：一是具有强烈的创业欲和事业成就欲；二是经济活动中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群体；三是勇于冒险、承担不确定性；四是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亚企业家与企业家和一般劳动者相比，又各有其异同。
亚企业家与企业家比，其相同点是两者均拥有亚企业家的以上特性；其不同点，首先表现为拥有以上素质层次不同，亚企业家比企业家更具有强烈的创业欲、事业成就欲和创造力、创新力，但经营管理能力弱于企业家；企业家是比亚企业家更成熟、更高层次的群体，他们事业有成，具有完善、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但其创业欲、事业成就欲、冒险性弱于亚企业家群。其次表现为单个亚企业家与企业家比，其企业规模、资金实力、社会地位均地狱企业家阶层。另外，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亚企业家更具有可塑性和生命力，他们在企业家制度安排的生成机制激励下，能吸收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他们分布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自己单独或协助企业家引领并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二是亚企业家是企业家的后备军，亚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阶层，亚企业家层的存在不断补充企业家的新鲜血液，成为其后备役部队，亚企业家内部的优胜劣汰机制为优秀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和条件，由于企业家生成制度安排的作用机制，亚企业家均会努力使自己向企业家层次迈进。三是亚企业家队伍庞大，但就单个亚企业家的个体来看，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远低于企业家个体，由于亚企业家的数量远多于企业家，且亚企业家为各中小企业主或大企业的各阶层的经理人员，他们遍布于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无论是横向或纵向均大于企业家阶层。
亚企业家与一般劳动者相比，其相同点是两者均属于劳动者；其不同点是亚企业家具有一定的企业家素质，比一般劳动者更具前瞻性、开拓型和创造力，基本上受到良好的教育培训，拥有创新、科技知识、经营管理经验等当代经济活动的主要素质；本文所指的一般劳动者是指基层的体力劳动者或技术工人。特别是在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时期，亚企业家超出一般劳动者而成为推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亚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使然，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企业家制度安排的作用下，亚企业家生成机制一方面引致亚企业家的形成，另一方面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一个社会的发展潜能和活力的标志之一是该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而亚企业家则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构成群体，此阶层群体因其拥有一定的企业家素质而具有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强烈的追求欲望和条件，并且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和规模；同时，亚企业家概念的提出是对江泽民主席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的诠释，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关键。
三、亚企业家生成机制与企业家制度安排
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创新力、创造力，而不是仅有社会经济的组织结构就行了。创新力、创造力来源于所有“经济人”的积极向上的意志和不畏艰难征途上的跋涉毅力，这种意志和毅力是由“企业家制度安排”而激发出来的。“亚企业家”就是这种“企业家制度安排”的具体产物，“亚企业家”是社会经济中真正最具活力、创新力、创造力的群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 企业家制度安排
产生亚企业家层的动力机制是企业家制度安排，下面就企业家制度安排的内涵及建立有效企业家制度安排的措施进行分析。
1、企业家制度安排的内涵就是企业家的生产成本与收益报酬所形成的高风险对应于高收益的机制。这套“企业家制度安排”的核心内涵有二：一方面是从一般劳动者到企业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风险之途，且具有当企业家志向的一般劳动者会承担巨大的风险并付出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有的甚至不惜违法而葬送自己前程或“钱”程为代价；另一方面是一旦某劳动者真的成为企业家，他将拥有很高社会地位，且能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就是说，一个劳动者若真的能成为企业家，他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同时也能获得同样巨大的“收益”，成本与收益是对等的。当然，这种“成本”的付出先于“收益”，且有不确定性。
企业家制度安排的内涵符合“经济人”假设的一般规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物资和精神方面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企业家生成制度安排是建立在企业家付出的高成本和高收益基础上的，也可以说，企业家的报酬（净收益）就是这种高成本与高收益的差额，实际上这里的企业家净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2、企业家制度安排的制度保障：企业家生成机制安排的目标是激励人们向企业家阶层迈进，其内容是使人们提高自身的企业家素质；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资收益和精神满足。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投入成本越高，获得收益的可能性越大，当然也有可能投入了高成本，而收益却很低的，甚至出现“亏损”，那些向企业家征途迈进的人就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向企业家方向征途是为了获得这种投入与产出的差额（或称净收益），即收益率，而不是投入或产出的绝对值。为公平、公正地获得这种高收益率必须要有相应地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有效地提高企业家素质，如mba、培训、“干中学”等；二是建立能使企业家获得与其素质和贡献相应收益的激励约束机制，如年薪制＋债权＋股票期权等。
（二）亚企业家生成机制。
前面已经论述了亚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亚企业家的生成机制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就是亚企业家的生成机制
1 亚企业家生成机制的内涵。（1）人们面对从普通劳动者到企业家这一充满风险之途，要付出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甚至不惜违法而葬送自己为代价，所有劳动者中将会分化为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愿意承担风险、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从而“跋涉”在通往企业家的征途上；另一种选择是不愿承担通往企业家征途上的风险，宁愿选择“安逸”、做一个安于现状和温饱（或小康）的普通劳动者。（2）选择在通往企业家征途上“跋涉”的劳动者，他们在跋涉的途中，为向企业家的目标挺进，都将会想方设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所有潜能，他们是社会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群体。但因各自能力的差异，就出现有人“掉队”现象，随着向企业家目标的靠近，能坚持下来的人越少，“掉队”的人总数就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面“掉队”人的能力比前面“掉队”的人越来越强，他们“掉落”在各递增的职位层次上。在此人群当中，最后能成为企业家的只有少数人，其他“掉队”的人分布在从普通劳动者到企业家以下的不同层次上，我们称这些人为“亚企业家群”。“亚企业家群”是社会经济中真正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群体，是社会经济的主力军。（3）选择“安逸”、不愿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普通劳动者只有在“亚企业家群”的指挥下进行劳动，他们构成“亚企业家群”的基础从属群体，也就是普通劳动者群体。
2 亚企业家生成的路径选择。（1）亚企业家群体主要为各大中型企业、集团公司、跨国公司的各经理阶层、中小企业主或个体户。这决定了亚企业家生成的路径选择可分为自己创业型和非自己创业型。自己创业型包括货币资本型；知识技术型；风险极化型。非自己创业型为经营管理型。（2）经营管理型亚企业家主要来自于“干中学”，以其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来增长企业家素质。货币资本型亚企业家主要是以资本密集来创办企业，并推动企业的运行，此类型适宜于工业经济时代亚企业家的成长路径；知识技术型亚企业家主要是以自身的人力资本为依托，对原有的知识和技术链条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从而挖掘出利润增长的空间；风险极化型亚企业家主要是具有极大的风险承担韧度，以经营风险企业为主，如风险投资家。知识技术型与风险极化型适宜于知识经济时代亚企业家的成长路径。
在中国，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是一个知识经济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多的社会。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我国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应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这时，亚企业家成长的现实选择又有其特点，即知识和风险在亚企业家成长中的重要性增大，资本的重要性和份额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少，也就是说，有了知识就可以创新，知识是创新的条件，而创新又是亚企业家成长的基本要素。知识和创新贯穿于所有创业型和管理型亚企业家成长路径中。知识经济时代亚企业家的成长路径应首选自主创业型的成长路径，即知识技术型与风险极化型的成长路径；而资本型成长路径对年轻创业者来说来得艰难些，因为任何年轻创业者是不易获得创业所需的第“一桶金”，即创新企业的启动资本。知识技术型亚企业家的成长又可分为两类人：一种是自己具有创业的知识技术；另一类是善于运作别人的知识技术来创业，可以称为运作知识，就是那种既无知识，又无资本的“空手套白狼”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在外经贸界尤显突出。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二、三卷，[m]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②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m]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页
③江泽民 《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2月6日
④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m] 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一版
⑤殷 风 卓尔不群的创业者－约.阿.熊彼特，[m]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⑥焦斌龙 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定价与配置，[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4
未来十年，对中国的发展非常关键，如果干得好有可能是欧美，干得差就是拉美，或者更准确说，干得好向欧美一线水平奋起直追，如果干得不好结局比拉美还要糟。
经济学界提出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大消费时代和人民币国际化。
也有人指出，消费升级、大众创业和中国信用的输出是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
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左右，说明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崩盘”，其实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外柔内刚，很健康。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从靠老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逐渐转向新三驾马车（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
新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新型投资主要是指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与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投资内容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网络、清洁能源、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生态环保、交通运输、粮食水利、健康养老服务。列入重大工程项目应主要依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调结构、补短板，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备一定工作基础，通过加大工作力度能够尽快推进。
二是已有产能的绿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大约十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我国脑疾病负担可能达到每年上万亿元。以“健康脑”为导向，重点研究包括老年痴呆在内的神经发育疾病、精神类疾病、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预防和治疗。
同时推动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瞄准前沿技术，布局重点领域，如智能人机交互领域、自动驾驶领域、大数据分析预测技术以及智能医疗诊断、智能无人机等技术。
三是发展养老产业需要大量投资。养老产业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是为老年人口提品或服务、满足其衣食住行用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体系，包括老年用品制造与零售业、养老房地产业、居家养老服务业、养老保健医疗服务业、养老保险理财业、养老教育服务业、养老精神文化娱乐业、养老人员培训业等。当前，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开工不足，而另一方面，社会急需的老龄产品又无人生产。发展养老产业，也是化解中国产能结构性过剩的关键。
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的资金通过财政投入、地方债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筹集。产业转型升级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培育“四新”企业。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拓展制造业新领域，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创造机遇。
新型消费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新型消费主要是指文化、休闲、旅游、健康、教育、信息、环保和新能源等方面的消费。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占GDp为3%，美国为25%，日本为20%，欧洲为13%。世界旅游组织《2015全球旅游报告》指出，中国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境客源地，2014年出境旅游人数1.16亿人次，境外消费额1650亿美元。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同比增长49.7%，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39万亿元，同比增长59.4%。新型消费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渠道创新。“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
新型消费渠道拓宽与服务业体制改革有关，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因此，首先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先试先行、非禁即入；加快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经营与非经营分开；加快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加快服务企业所有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税收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服务业发展。其次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重点支持物流、航运、文化、会展、旅游、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对该领域中重点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再次要加快消费基础设施完善，包括“七通一平“（通路、通电、通水、通信、通气、通暖、排水、有线电视）和“大、云、平、移”（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移动互联网）的建设。
“一带一路”有利于扩大内需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一是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5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文章结合对新常态下新要求的分析，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常态在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给环保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指出要通过环保部门履职尽责进一步加大推动环保产业新发展的力度，环保企业应创新驱动，提升环保产业新发展综合能力，推进新常态下的环保产业新发展。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生态文明；环保产业；机遇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后作出的总体判断。总书记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其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推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更好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
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新要求
新常态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30多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其保持合理增速区间、优化经济结构、创新发展动力的辩证思想是对历史与现实深刻反思后的认识升华。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速度，而是不能再像过去那种简单粗放地大干快上，要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和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要重点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做好大文章。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反映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经济新常态下的新要求，对做好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至关重要。
新常态下需要更加注重用生态文明理念统筹谋划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目标任务，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再到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任务、改革任务和法律任务，我国的生态文明理念逐步确定、发展和完善。这期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也为新常态下进一步发挥环境保护对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的倒逼、引领、支撑作用，为更好统筹谋划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
新常态下需要更加注重依靠法治和依靠制度来保护环境
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党中央国务院的最新精神表明，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环境法治必将日趋完善，新常态下需要更加注重依靠法治和依靠制度来保护环境，为环境保护事业的更好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和更加有力的武器。
新常态下需要更加注重把保护生态环境和调整优化结构与强化创新驱动结合起来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坚持保护优先方针，利用好环境保护对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与’创新驱动发展紧密结合，努力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创造新的增长点，为新常态下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努力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新常态下需要更加注重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决定性指标之一，也是新时期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下，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环境质量是否能够得到切实改善、人民群众健康能否得到有力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对新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要更加注重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打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和持久战，逐步改善环境质量。
充分认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常态给环保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常态的到来，可以预见，环境保护工作在未来国家全局性转型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显著提升，通过环保手段的约束激励和支撑引领，进一步促进结构调整，努力保持经济合理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任务，这必将对我国今后的环保产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我国环保产业将迎来发展的大机遇、好时期，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规模集中治理污染成为新常态，环保产业的总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013年，国务院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通过实施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强化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为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带来巨大市场商机，目前《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基本编制完成，《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加快推进。专家预计，这三个行动计划涉及的环保投资将超过6万亿元，环保产业可能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近期，国家和地方都在研究制定“十三五”环保总体规划，将围绕重点领域研究谋划一批涉及长远和全局的重大环境政策、重大环保工程和重大环保项目，其投资总额也将远远超过“十二五”时期，由此带来的环保产业市场需求也将更加广阔。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环保产业的总体供给水平尚处于可满足现阶段需求的一般水平上，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仍然薄弱，环保服务业发展滞后，支撑未来更高环境保护目标、更严排放标准和实现更好环境质量的能力仍有待不断提升。
依法治污、严格执法成为新常态，环保产业的市场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强化环境法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为环保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动力。目前，新《环境保护法》已正式实施，为了保证这部新法的有效落实，环境保护部集中制定并了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整治、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配套管理办法，过去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保监管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等情况将得到有效扭转。这些配套制度，与之前的“两高”司法解释、环保与公安联动执法等共同构筑了严密的法网，进一步提升了广大企业加大环境治理投入、践行绿色转型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预见，与之相关的第三方环境治理、环境技术服务等环保服务的需求将极大增加，一个看得见的环保大市场已然摆在了我们面前。
政府购买环境服务成为新常态，环保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2013年，国务院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进一步激发和释放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为此，环保部正在研究制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环保服务相关政策，重点方向包括污水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环境监测评估能力和保障城乡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等环境服务业。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比如山东通过政府购买环境服务的方式，将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运营维护全部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环保服务业正逐渐成为引领和拉动未来环保产业增长的重要动力，广大从事环保的企业也应该主动顺应这样的新形势，抓住政府购买环境服务的大趋势，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实现环保产业转型升级。
环保投融资主体多元化成为新常态，环保产业的市场活力将进一步激发
在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的作用至关重要。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生态环保项目的公私合作伙伴(ppp)模式，并积极探索和加快建立环保产业股权基金、环境合同服务、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市场化吸收社会资本进入环境保护领域。比如，重庆批准设立规模为10亿元的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湖南郴州发行了重金属债券，广西河池探索建立了一整套生态环保投融资机制。针对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还将在拓宽环保投融资渠道、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为环保产业的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大力推进新常态下的环保产业新发展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正处在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的环保产业发展，需要环保等政府部门和包括环保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携手努力，树立改革创新的意识，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整体水平，强化信息公开和促进社会共治，进一步明确包括政府、地方、企业、公众在内的各方责任与义务，共同努力推动把环保产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有长久生命力的新兴产业增长点。
环保部门将履职尽责，进一步加大推动环保产业新发展的力度
一是完善体制机制。重点围绕新《环境保护法》的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环保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通过强化环保约束手段倒逼环保产业市场发展空间的同时，充分发挥好环境经济政策的鼓励引领作用，通过实施排污许可证、以奖代补、征收排污税、鼓励排污权交易等约束激励措施，进一步激发企业清洁生产、主动治污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积极性，从源头上充分释放引领环保产业新发展的活力源泉，把生态环境保护、环境质量改善和公众健康保障的各项要求有效转化为环保产业发展的现实市场需求。
二是强化监督管理。环保产业一定程度上属于既依附排污行业，同时又是由治污责任逼迫而形成的一种产业。因此，加强环境监督管理和严格执法到位尤为重要。要坚持问题导向、执法为民，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重点围绕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抓好企业和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进一步提高环境监管执法的效能和水平，敢于亮剑、真抓实干，铁腕铁规治污，让违法排污者承担“付不起”的代价。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推动建立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保科技创新体系，鼓励环保产业联盟和区域产业集群建设，强化环境技术评价，促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产品及清洁循环利用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加快环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拓宽政府环境服务的供给渠道，结合国务院下发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指导意见，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环境服务，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此外，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也是市场当中重要的主体之一，而不是游离于市场之外，政府要着力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管，释放积极的市场信号，努力突破制约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积极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环保企业应创新驱动发展，努力提升环保产业新发展的综合能力
一是坚持科技创新。要不断加大污染治理、质量改善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环保核心技术研发力度，特别是大气、水、土壤等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通过引进、吸收、消化、集成和再创新，逐步建立健全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用结合的污染防治科技创新体系，突破企业自主创新瓶颈，全面提升我国环保产业技术装备与服务业的整体水平。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以企业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没有掌握关键污染治理技术和全过程清洁生产及资源循环利用核心技术的环保产业，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工程和设备公司。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6
关键词：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推动企业经济发展
一、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重要性
在如今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可以说，一个企业能否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工作人员的人才素质。只有依靠这些人才素质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才能肃清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作为管理这些人才素质的人力资源部门，想要真正发挥人才素质的巨大潜能，就需要人力资源管理者能够清楚的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通过对人本主义的追求促进企业内部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完善与补充，从而保障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经济发展。而且，人力资源管理者还必须认识到人力管理的基本目标及主要工作内容，保证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企业经济的更好发展，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可以看出，在如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一个企业想要得到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十分重要的。
二、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推动企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对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来说，主要就是包括工作人员进行招聘，选择，以及对员工人员的工作、薪酬以及绩效进行评选的部门。对于如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需求来说，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内容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当今企业发展的需求，所以就人力资源管理禁止进行一定的创新，保障企业所具备的人才资源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手段。想要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进行创新：
1、在管理方法上坚持以人为本
一个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力量。甚至可以说高素质的人才力量，直接关系着企业是否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然而如何依靠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提高企业所具备的人才力量资源是，如今企业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一定要认识到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必须在人本基础上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这就需要企业在工作任务时，要重视内部员工的心情，不仅仅只是一个命令，在命令的过程中也要对员工给予鼓励和支持，甚至对他们表示关心，通过自身情感的展示，表达对员工的高度认可，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完成任务的信心与决心。而且，也一定要重视起对员工精神的培养，保证他们能够在平常生活中实现自身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最大程度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培养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激发员工最深层次的潜能，为企业提供真正需求的人才。正因为人才资源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培养他们自身工作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进精神水平的提高，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真正需要的人才，达到促进企业经济发展的目的。
2、提高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水平
S着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与进步，人们逐渐进入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坚持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想要更好的，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在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从而帮助人力资源管理可以突破一定的限制，促进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比如，在网上对为企业进行工作人员的招聘、筛选，不仅可以减轻人员招聘的成本，还可以使各地的人都可以参加。还可以在网上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想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巨大作用，不仅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还需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革新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培养员工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重要性。只有对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增强员工各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得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
3、提高薪酬管理水平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机制，需要对工作人员的薪酬进行分配，薪酬分配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然而如今很多企业的薪酬分配体系师兄存在着单一的问题，使得企业无法充分调动部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就需要企业改革薪酬分配体系，加强薪酬分配的透明度水平，采取多种薪酬分配的方法，从而更好的发挥薪酬在员工工作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从社会调查的结果来看，很大一部分的工作人员希望企业也可以增强薪酬分配的透明度，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的分配方法更为公平，也更加能够接受。以在人本主义根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中，需要保证工作的公平性，从而最大程度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还需要认真采纳工作人员所提出的建议，尽可能满足员工们合理的需求，这样可以使员工们更加愿意为企业服务，从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加。
结束语：
总之，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想要脱颖而出，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处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保证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和水平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得需求。
参考文献：
[1]刘长虹.强化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制，促进现代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J].人力资源管理，2016（9）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金融创新；碳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4-0019-07
一、引言
中国政府签订哥本哈根协议进一步推进了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型必将产生对商业银行创新产品，服务的需求。商业银行投资低碳能源产业，不仅促进了低碳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会增加自身新的盈利增长点。国际主流商业银行已经把“碳金融”作为环境保护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通过遵守金融界可持续发展自律规范，建立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加强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评估、积极对低碳项目提供贷款和推出低碳投资业务，可持续发展报告，从而支持经济向“低碳”转型。这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金融创新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目前，全球碳减排资源大部分都在中国，使中国成为最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但是由于发展时间有限，国内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只有少数商业银行关注“碳金融”。从国际碳交易整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仍然相对单一，而且主要集中在产业下游和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在相关衍生金融产品开发等领域，我国商业银行依然滞后。因此，目前国内对碳金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如何建立以低碳交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碳金融体系。其中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建立规范的碳交易市场。金融机构通过协助排放权交易所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推出碳交易衍生工具，以此来提升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的定价能力。
(2)创新信贷业务管理机制，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基础上支持低碳产品和项目的发展。
(3)多元化、多角度拓宽低碳项目融资渠道，降低其筹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本文试图通过对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了解，探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同时，分析各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产品及开发“碳金融”创新的具体途径。
二、经济向“低碳”转型激活了商业银行创新的内在动力
自2003年2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以来，“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一词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
2005年11月，英国利用其作为八国首脑会议的东道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之便，把气候变化问题列入八国首脑峰会的主题之一。并于同月召开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由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环境和能源部长参加的，以“向低碳经济迈进”为主题的高层会议。2006年10月，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他在《斯特恩报告》中指出，如果全球每年投入GDp的1％，可以避免将来每年损失GDp的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近年来，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纷纷接受低碳经济的概念，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向低碳经济转型。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或者反对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其一直主张通过技术途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与低碳经济的内涵相一致。
在这一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质是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关系的不断“脱钩(decoupling)”，即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平行”的现象。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称为相对脱钩(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如果经济呈现稳定增长，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反而减少，称为绝对脱钩(绝对的低碳经济发展)。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间段的脱钩情况不同。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绝对脱钩现象。其中以英国最为突出，近几年来一直呈现绝对脱钩特征。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强脱钩是完全可能的，但实现绝对的低碳经济发展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过程，发达国家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都曾出现过波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努力做到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更为现实。
世界经济向“低碳”转型对金融创新的要求并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创新。据ipCC第三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评估，通过采取提高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调整能源结构等措施，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可减少5亿吨～3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到2030年，若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45ppm-710ppm，全球减排的宏观经济成本将控制在全球GDp总量的3％以下，但区域间的减排成本可能存在巨大差别。能源、交通、建筑业、工业、农业、林业、垃圾处理等部门都存在减排潜力。其中能源部门、建筑业、工业和农业的减排潜力相对较大。总的来说，越早采取适当的减排措施，成本就相对越低。到2050年，若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90ppm～710ppm，全球减排的宏观经济成本将占全球GDp总量的5.5％～10％。《斯特恩报告》也指出，要想大幅度减少排放就会有成本，到2050年前每年的成本大概占GDp的1％。
虽然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减排成本会明显不同，但每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不断“脱钩”，每个行业实现利润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不断“脱钩”的途径都是通过发展低碳能源等朝阳产业，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温室气体减排的巨额成本也意味着是低碳能源等朝阳产业的发展良机。ipCC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仅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会超过20万亿美元；《斯特恩报告》预计到2050年，低碳能源产品的市场价值可能会达到每年至少5000亿美元；联合国(Un)预计到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需求达到1000亿美元；从事太阳能领域研究和咨询的公司s01arBuzz预计到2010年，全球清洁能源的投资达到186亿美元～231亿美元；气候小组(theClimateGroup)预计到2015年，全球燃料电池和氢电池市场的投资达到150亿美元。
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型，发展低碳能源产业等朝阳产业，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商业银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则起着集聚巨额资金、调剂资金余缺、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因此，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型必然会产生对商业银行产品／服务的新需求，进而推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银行通过创
新其价值链，调整其竞争策略，确保其能适应环境变化，提高其内部价值链的整体协同效应，并获得竞争的核心能力。由于低碳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具有良好表现，商业银行投资低碳能源产业也会增加自身新的盈利增长点，比如摩根士丹利世界指数上升幅度不足100％，而新能源环球指数(neX)指数上升幅度约为270％。
三、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呼唤金融创新
我国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势头对碳金融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
我国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其特点是“富煤、少油、有气”。可以预测在本世纪前50年内，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构成中仍将占主导地位。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能源结构，导致目前我国成为世界碳排放大国。根据统计数字表明(见表l及表2)碳氢类能源占我国能源结构的90％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在2005年共排放二氧化碳约53亿吨，即422163万吨(煤炭)+100255万吨(燃油)+10541万吨(天然气)=53亿吨。其中，消费煤碳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的比重为79.2％。显而易见，煤炭消费是我国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
从全球的角度看，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从1980年的8％上升到2005年的19％(见图1)，预计短期就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按人均水平我国比许多其他国家要低，但在世界政治中，作为一个单一政治实体，我国必须承担更大的减排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能耗效率以及相应的碳排放效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可以为世界的碳减排作出贡献。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现状看，当前则首先要选择降低碳排放强度，即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_
假设目前的政策和技术环境不变，从2005年以后10年中，即从2006年到2015年，重化工业占GDp的比重按2000年到2003年的平均速度增加，2016年达到了上限，以后就不再增加。我国的碳排放增长率的轨迹如图2，4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6％。图中，2016年前碳排放的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主要是因为重化工业的比重持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到2050年，我国的碳排放量为623亿吨。如图3所示。
这比2005年碳排放量的53.3亿吨增加了十多倍，显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数字。趋势预测表说明，如果我国不坚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创新，不仅会带来许多问题，碳排放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可见，我国传统的能源结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发展低碳经济的压力十分巨大，未雨绸缪，我们必须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要看到低碳经济的发展对碳金融创新的推动和影响，二者相互促进。
四、商业银行实践“碳金融”的创新方法
商业银行作为联结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纽带，担负着定位稀缺资源投向的重任，对经济具有强烈的激励与扩张作用。因此，商业银行的“碳金融”实践除了与其他企业一样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及消除自身日常运营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和影响外，更主要的是支持企业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其资金转化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通过信贷和投资行为间接地影响各个行业(企业)项目的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废水(废弃物)排放，为企业进行“低碳”实践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成为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引领器”和“推进器”。在这方面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的“碳金融”创新实践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主要是把提供“碳金融”作为环境和社会责任承诺的一部分，通过遵守金融界可持续发展自律规范，建立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加强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评估、积极对低碳项目提供贷款和推出低碳投资业务，可持续发展报告来开展“碳金融”实践。
(一)创新经营理念，遵守金融界可持续发展自律规范
联合国环境署的《金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
(以下简称《声明》)和“赤道原则”，特别是“赤道原则”在国际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们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角度，建立了金融机构新的行业基准，要求金融机构对于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尽到审核调查义务。截止2007年12月31日，来自37个国家的178家金融机构签订了《声明》；来自五大洲21个国家的57家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宣布实行“赤道原则”。尽管签订《声明》的银行比宣布接受“赤道原则”的银行更多，但宣布接受“赤道原则”的银行都是国际主流银行，在全球银行业的规模、业务量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赤道原则”在金融界更广为人知。全球100强银行有29家既宣布了接受“赤道原则”，又签订了《声明》。25强银行有15家既宣布接受“赤道原则”，又签订了《声明》。由此可以看出，国际主流银行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纷纷开始使用国际通行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标准和术语，增加自身资金远离高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贷款或投资的安全性。
(二)创新银行业务，加强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评估，推出低碳贷款业务
加强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评估。为应对信贷中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国际主流商业银行都积极开展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评估。通过环境风险(高能耗、高污染)识别和预评估筛选出合乎环境要求的贷款项目，并在贷款过程中严格执行环境风险监测。荷兰合作银行对贷款项目环境风险的识别、预评估和贷款项目的筛选过程(图4和图5)可以清晰地反映国际主流银行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评估程序。此外，由于借款企业可能面临突发性的环境风险或者出现违反环保法规及贷款约定的情况，国际主流商业银行在贷款期间，会对贷款的环境风险进行动态监控。监控方法包括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要求项目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等。对低碳消耗项目积极提供贷款。国际主流银行近年来不断加大对低碳消耗项目的贷款。例如：10年来，富通银行(Fortis)提供了大约20亿美元的贷款给可再生能源项目。15年来，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BankofCanada)提供了大约45亿美元的贷款给可再生能源项目。2007年3月，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发起了一个10年期、总金额为200亿美元的环境可持续性贷款行动，支持环境友好型项目和低碳技术开发，使得金融业经营模式逐步落地。2007年5月，花旗银行宣布在未来十年将加大对清洁能源项目和开发替代能源项目的贷款或投资。总的来说，全球主流银行重点关注三个领域的投资机会：首先是能源效率管理领域，如高效建筑、建筑材料、能源储存与转化、低耗能设施等；其次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如生物能源、风能、太阳能、水能、海洋能、燃料电池能等；再次是水资源及废弃物管理领域，如水净化、海水淡化、回收循环再生、废物发电等。
(二)创新银行产品，积极推出低碳投资产品
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的低碳投资业务主要是通过设
立“低碳”基金投资低碳消耗／环境友好型项目或公司。国际主流商业银行设立的“低碳”基金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1 挂钩低碳消耗，环境友好型公司表现的基金
目前可供借鉴的主要有：
(1)荷兰银行推出的挂钩“荷银气候变化与环境指数(aBnamRoClimateChangeandenvironmentindex)”基金。该基金使投资者可直接追踪低碳消耗，环境友好型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
(2)荷兰银行推出的“荷银低碳加速器基金(aBnamRoLowCarbonacceleratorFund)”。该基金直接投资于那些未上市，但致力于低碳消耗和提高能源效率(如使用太阳能、燃料电池、风能和生物燃料)的大公司。
(3)德意志银行推出的挂钩“德银气候保护基金(DeutscheBankDwSKlimawandelFund)”和挂钩“德银DwS环球气候变化基金(DeutscheBankDwSClimateChangeFund)”。这两个基金互为补充，依据“温室气体减排”及“适应气候变化”两大气候变化议题，集中投资于适应气候变化或者在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服务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公司。
(4)汇丰银行推出的挂钩“汇丰环球气候变化基准指数(HSBCGlobalClimateChangeBenchmarkindex)”基金。汇丰环球气候变化基准指数包括气候变化指数、低碳能源产品指数、能源效率和能源管理指数、供水，污水，固体废弃物处理指数四个子指数，旨在反映和追踪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获益的公司(从事太阳能、风能的公司或生产节能汽车、循环再造水的公司，如全球最大的独立太阳能电池制造商Q-CellsaG，全球最大的工业废水处理公司Veoliaenvironment)的股价。
(5)瑞银集团推出的挂钩“瑞银气候变化战略证书(UBSClimateChangeStrategyCertificate)”基金。获得瑞银气候变化战略证书的公司是20多家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公司。(6)中国交通银行推出的收益率与三只水资源和两只铀能源组成的全球股票篮子表现挂钩基金。
2 参与碳信用交易市场的基金
目前主要有：(1)巴克莱银行推出的挂钩“巴克莱全球碳指数(BarclaysCapitalGlobalCarbonindex)”基金。巴克莱全球碳指数是第一个跟踪全球主要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系统中碳信用交易情况的基金。
(2)瑞银克拉里登人民银行推出的挂钩“瑞银克拉里登二氧化碳减排认证(CreditSuisseClaridenLeu?sC02Certificate)”基金。该基金使投资者获得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碳信用价格浮动的资格。(3)瑞银推出的挂钩“瑞银世界排放指数(uBsworldemissionsindex)”基金。通过瑞银世界排放指数，投资者可以跟踪全球主要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系统的碳信用交易情况。
(4)中国深圳发展银行推出的挂钩在欧洲气候交易所上市且目前交易非常活跃的“欧盟第二承诺期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合约(2008年12月合约)”价格的本外币理财产品。该产品并不直接投资于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第五、中国银行推出挂钩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基金。
3 参与巨灾债券市场的基金
目前主要有：
(1)瑞银集团子银行Leu推出与全球巨灾债券市场挂钩的基金。该基金吸引了2，43亿美元参与全球巨灾债券市场。
(2)摩根大通集团推出的挂钩“摩根环境指数(Jpmo~anenvironmentalindex-CarbonBeta)”基金。摩根环境指数的基础是与气候变化风险相关的高级公司债。这些公司债的贝它系数在theJpmorganUSLiquidindex(JULi)
(美国公司债市场基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气候变化带来公司的风险和收益。
4 参与天气衍生品市场的基金
最典型的是瑞银集团推出的挂钩“瑞银全球气候变暖指数(uBsGlobalwarmingindex)”的基金。通过瑞银全球气候变暖指数，投资者可以跟踪全球天气衍生品市场上各种天气衍生品的交易情况。
5 挂钩可替代能源表现的基金
主要有：(1)瑞士信贷集团推出的挂钩“瑞士信贷集团全球可替代能源指数(creditSuisseGlobalahemativeenergyindex)”基金。通过瑞士信贷集团全球可替代能源指数，投资者可以跟踪多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瑞士信贷集团推出cs未来能源基金(creditSuissecsFutureenergyFund)，使投资者可以参与未来的能源生产和分布。
(2)荷兰银行推出的挂钩“荷银生物燃料指数”基金，使投资者有机会获得因生物燃料需求增长而导致的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收益。荷银生物燃料指数反映了七种与生物燃料生产相关的农产品的价格走势，七种农产品包括糖(35％)、玉米(30％)、豆油(16％)、小麦(7％)、芥花籽(6％)、豆粕(4％)、油菜籽(2％)。均为生物燃料乙醇及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材料。
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的低碳投资业务还包括绿色风险投资等。商业银行典型的绿色风险投资项目是花旗集团和世界资源所倡导发起“新风险投资”项目。该项目1999年在美国华盛顿正式成立，同年在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开始执行，对拉丁美洲绿色风险投资的兴起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四)报告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报告
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从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两个角度报告企业的业绩，向利益相关者披露企业改善环境和社会业绩的行动、行动的结果以及未来的战略。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银行自愿、定期地在财务报告之外单独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非财务报告，以反映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的业绩，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并接受社会监督，与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分享银行在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一些国际主流银行，如汇丰银行(HSBC)、富通银行(Forris)、花旗银行(citi)、苏格兰银行(RoyalBankofScotland)和道明银行集团(tDBankFinancialGroup)除了自愿、定期可持续发展报告外，还积极鼓励其客户可持续发展报告。
五、结论及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发展低碳经济与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是相容不悖的，开放金融环境，坚持金融创新是赢得低碳发展竞争的重要途径，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重要的是调整思维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要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增长机遇。
1 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别是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挑战。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要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成长模式。从短期看“低碳”发展的交易成本或许会增加，但从长期来看赢得这场挑战必将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中国在未来的挑战中，应该坚持市场化改革及金融创新。
2 发达国家在研究发展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创新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并走在前列，这些金融创新模式无疑为我们的金融改革与探讨适合中国的“碳金融”创新提供了借鉴。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要履行大国责任，在降低碳排放强度方面必须做出成绩。
3 金融创新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职责，就我国的金融体制而言，大型商业银行应该在发展低碳金融方面率先垂范。同时，政府进一步积极地开放、发展民间金融，鼓励民间金融的创新服务，以保证大型商业银行在碳金融创新领域表现出更大的活力。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8
四川省作为西南大省，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逐年攀升。从总量上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处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2至3倍之间，多年来这种消费差距未显著缩小。同时，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并非完全一致，据四川省统计年鉴数据，相比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农村居民消费变动波幅更大。
除了宏观的消费支出对比，城乡消费差异还表现为其组内的需求差异。据统计年鉴的数据搜集方式，四川省近年来城镇居民食品类支出所占比重变动较小，近10年来一直围绕35%小幅波动；而农村居民食品类支出所占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02年为44.79%，2013年为33%。2012年开始，其比重开始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支出比重，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中，食品类支出的增长一直伴随着总支出的增长而增长，且增长幅度大致等于总增长幅度；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支出比重的逐年下降间接反映出教育文化等其他支出的增长，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中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快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对比分析
从总量上来说，在2002年至2013年中，四川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一直稳步上升，但就增长率来看，在2009年之前，二者变化较为不规律，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开始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即农村发展近年来要快于城市发展。
同样，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存在不同，这不能仅靠总量的数据对比来说明，结构因素影响也较大。据2005年到2013年的统计年鉴已有数据，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比重平均约占总收入的70%，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与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大，平均为88%，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在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占比远高于农村，但自2010年，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占比的下降同步，财产性收入也在逐步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来源和途径更多，这体现了劳动报酬和要素报酬分配的结合，而农村居民收入仍然处于劳动报酬占主导，要素报酬占比过小。特别是2008年以后，随着各大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崛起，土地要素开始成为回报率最高的要素之一，但就四川省农村土地情况来看，土地要素难以发挥作用，所以这也扩大了收入差距。
三、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趋势对比
消费本身存在习惯效应和棘轮效应。在相对收入假说中，消费存在棘轮效应，即消费在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而不易于向下调整，而从一个较长的期限来看，居民的消费是具有“习惯形成”效果的，随着习惯消费水平的增长，消费者将难以忍受消费水平的下降，而相反更容易增加消费，在这个假设下，消费本身就是内生增长的。那么，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的拉动作用，结合实际，近年来农村居民的消费总体水平提高速度明显快于城镇，在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农村消费潜力将不容小觑。
根据持久收入理论，居民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也可以被理解成为长期收入，而收入对消费具有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将这几种理论结合来看，消费者对于自身的消费具有理性预期，长期来看收入增加必然导致消费增加。针对四川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言，近十年来城镇居民的收入总量的增长率低于农村居民收入总量的增长率，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的优化也不及农民收入结构，那么理论上来说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将快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
四、结语
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对消费影响巨大，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导致通信和物流等差异，农村消费明显存在滞后性，市场发展速度慢；且农村居民对于新事物的接受水平远达不到城镇居民的标准，所以从企业主体角度出发，在农村推广相较于城市进度更慢。
但农村居民消费市场的潜力又是巨大的，通过消费需求比对，近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所占的支出已经逐渐下降甚至低于城镇水平，下降速度相当可观，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开始注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农村居民消费市场存在两大发展优势：第一，城镇居民消费市场经过长期发展已经趋于饱和，而农村居民消费市场发展空间还很大；第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财产类收入及其他收入比重有持续上升趋势，收入结构优化为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直接动力。
所以，关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村居民消费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将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作为拉动四川省省内经济的重点因素；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劳动报酬与要素分配关系，保障农民收入途径多元化和总量持续增长，发展农村消费市场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J].经济研究，2004，（5）：13-23（无卷号）.
[2]戴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4）：105-109.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9
[关键词]新形势；电力系统自动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tm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3-0033-01
电力系统自动化是我们电力系统一直以来力求的发展方向，它包括：发电控制的自动化（agc已经实现，尚需发展）、电力调度的自动化（具有在线潮流监视，故障模拟的综合程序以及scada系统），实现了配电网的自动化，现今最热门的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即建设综自站，实现更好的无人值班。
一、电力系统自动化的基本概念
电力系统自动化的领域包括生产过程的自动检测、调节和控制，系统和元件的自动安全保护，网络信息的自动传输，系统生产的自动调度，以及企业的自动化经济管理等。电力系统自动化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供电的电能质量（频率和电压）、系统运行的安全可靠，提高经济效益和管理效能。
二、变革性重要影响的三项新技术内容
（一）电力系统的智能控制
电力系统的控制研究与应用在过去的40多年中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基于传递函数的单输入、单输出控制阶段；线性最优控制、非线性控制及多机系统协调控制阶段；智能控制阶段。智能控制是当今控制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主要用来解决那些用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复杂系统的控制问题。特别适于那些具有模型不确定性、具有强非线性、要求高度适应性的复杂系统。
（二）facts和dfacts
1、facts技术概念的提出
所谓“柔性交流输电系统技术”又称“灵活交流输电系统技术”，简称facts，就是在输电系统的重要部位，采用具有单独或综合功能的电力电子装置，对输电系统的主要参数（如电压、相位差、电抗等）进行调整控制，使输电更加可靠，具有更大的可控性和更高的效率。这是一种将电力电子技术、微机处理技术、控制技术等高新技术应用于高压输电系统，以提高系统可靠性、可控性、运行性能和电能质量，并可获取大量节电效益的新型综合技术。
2、facts的核心装置asvc的研究现状
asvc由二相逆变器和并联电容器构成，其输出的三相交流电压与所接电网的三相电压同步。它不仅可校正稳态运行电压，而且可以在故障后的恢复期间稳定电压，因此对电网电压的控制能力很强。与旋转同步调相机相比，asvc的调节范围大，反应速度快，不会响应迟缓，没有转动设备的机械惯性、机械损耗和旋转噪声。
3、dfacts的研究态势
dfacts是指应用于配电系统中的灵活交流技术，它是hingorani于1988年针对配电网中供电质量提出的新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对供电质量的各种问题采用综合的解决办法，在配电网和大量商业用户的供电端使用新型电力电子控制器。
三、基于gps统一时钟的新一代ems和动态安全监控系统
（一）基于gps统一时钟的新一代ems
目前应用的电力系统监测手段，主要有侧重于记录电磁暂态过程的各种故障录波仪和侧重于系统稳态运行情况的监视控制与数据采集（scada）系统。前者记录数据冗余，记录时间较短，不同记录仪之间缺乏通信，使得对于系统整体动态特性分析困难；后者数据刷新间隔较长，只能用于分析系统的稳态特性。两者还具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不同地点之间缺乏准确地共同时间标记，记录数据只是局部有效，难以用于对全系统动态行为的分析。
（二）基于gps的新一代动态安全监控系统
基于gps的新一代动态安全监控系统，是新动态安全监测系统与原有scada的结合。电力系统新一代动态安全监测系统，主要由同步定时系统，动态相量测量系统、通信系统和中央信号处理机四部分组成。采用gps实现的同步相量测量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为相量控制提供了实现的条件。
四、电力系统自动化的研究方向
（一）智能保护与变电站综合自动化
对电力系统电保护的新原理进行了研究，将国内外最新的人工智能、模糊理论、综合自动控制理论、自适应理论、网络通信、微机新技术等应用于新型继电保护装置中，使得新型继电保护装置具有智能控制的特点，大大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水平。
（二）电力市场理论与技术
基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电力市场发展的需要和电力工业技术经济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了
力市场的运营模式，深入探讨并明确了运营流程中各步骤的具体规则；提出了适合我国现阶段电力市场运营模式的期货交易（年、月、日发电计划）、转运服务等模块的具体数学模型和算法，紧紧围绕当前我国模拟电力市场运营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三）电力系统实时仿真系统
对电力负荷动态特性监测、电力系统实时仿真建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引进了加拿大teqsim公司生产的电力系统数字模拟实时仿真系统，建成了全国高校第一家具备混合实时仿真环境的实验室。该仿真系统不仅可进行多种电力系统的稳态及暂态实验，提供大量实验数据，并可与多种控制装置构成闭环系统，协助科研人员进行新装置的测试，从而为研究智能保护及灵活输电系统的控制策略提供了一流的实验条件。
五、电力系统运行人员培训仿真系统及电气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
电力系统运行人员培训仿真系统是针对我国电力企业职工岗位培训的迫切要求，将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最新成果和传统的电力系统分析理论相结合，利用专家系统、智能cai（计算机辅助教学）理论，是进行电力系统知识教学、培训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一）配电网自动化
在中低压网络数字电子载波ndlc、配网的模型及高级应用软件pas、地理信息与配网scada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其中，ndlc采用了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提高了载波接收灵敏度，解决了载波正在配电网上应用的衰耗、干扰、路由等技术难题。
（二）电力系统分析与控制
对在线测量技术、实时相角测量、电力系统稳定控制理论与技术、小电流接地选线方法、电力系统振荡机理及抑制方法、发电机跟踪同期技术、非线性励磁和调速控制、潮流计算的收敛性、电网调度自动化仿真、电力负荷预测方法、基于柔性数据收集与监控的电网故障诊断和恢复控制策略、电网故障诊断理论与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结合电力工业发展的需要，开展了将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模糊逻辑以及进化理论应用到电力系统及其元件的运行分析、警报处理、故障诊断、规划设计等方面的实用研究。
（四）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开展了电力电子装置控制理论和控制算法、各种电力电子装置在电力系统中的行为和作用、灵活交流输电系统、直流输电的微机控制技术、动态无功补偿技术、有源电力滤波技术、大容量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技术和新型储能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五）电气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
通过将传感器技术、光纤技术、计算机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以及模式识别技术等结合起来，针对电气设备绝缘监测方法和故障诊断的机理进行了详细的基础研究，开发了发电机、变压器、开关设备、电容型设备和直流系统等主要电气设备的监控系统，全面提高电气设备和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水平。
结束语
电力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综合性的系统，从发电、变电到配电，最后到用户的使用是一个整体连续的过程，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对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很所影响。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电力系统中实现自动化是其发展的目标，可以对发电控制、电力调度和配网方面都实现自动化，不仅可以节省企业的运行成本，并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方面
经济发展新动力篇10
关键词：新常态；西安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对策
据西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4166.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数据表明，当前西安市经济发展积极因素增多，发展活力较强，将继续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尚需时日，市场需求总体依然较弱，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一、新常态下西安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具体表现
1.社会投资拉动乏力。表现为：①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较低。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足全陕西省的30%，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无论总额还是人均水平都是偏低的。②农村投资水平低，这是降低经济增长动力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逐年下降，导致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增长、农业增效乏力，使得农村内需不足，从而导致西安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③投资结构不平衡。以2016年产业结构为例，全市投资额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四大行业，占全社会投资额的“76.2%；对农林牧业投资、科教文卫等基础、公共设施的投资比例较低，如2016年1-9月，全市文化产业投资161.00亿元，占全社会投资额比例4.4%。投资主体多元化进展缓慢，企业投资力量不足，民间投融资困难重重，专业投资公司运作也较经济发达沿海地区滞后许多。大项目个数和投资规模减少、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依然不足，投资增速持续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
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较低。①居民消费水平与沿海及东部城市存在较大差距。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2015年，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8810.2元，农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9517.7元，在全国排名均20名之后。②农民消费增长乏力，城乡消费差距扩大。2015年，全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2.351，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2.45%。③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高，消费潜力有待挖掘。④居民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消费率持续下降说明西安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内需明显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
二、制约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要因素
1.投资环境较差，投资体制不健全。投资环境不良。经济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目前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民间投资意愿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投资体制不健全。一是投资主体单一。2016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所占份额高达33%；再以全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数据为例，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7.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6%；外商投资企业占1.7%。
投资管理制度存在问题。全市投资经济体制不健全，从而制约了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的拓展。社会的大批闲置资金很难及时有效地转变为投资资金；全社会投资规模偏小约束了经济增长空间。
2.企业成长状况及竞争力不足。全市市场化程度指数远低于东部沿海城市水平，从而导致全市企业成长状况及竞争力较差。由于市场复苏信号传递滞后，以原料生产为主的农业复苏能力较弱，金融危机对西安市的影响程度较，而西安市经济回升则较慢。此外，培育市场主体不到位，造成了当前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贷款难，主要原因是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企业高负债经营，银行从风险考虑，不愿意贷款，银行存款过多，从而形成存差问题。
3.粗放型发展经营，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西安市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连年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使过剩产能的调整成为一个异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三、新常态下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对策
1.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城乡投资比例。加大对本市农业的投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不断地推进工业化，从而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抓好培育壮大本地特色食品、旅游商品等产业作为发展轻工业的现实路径；积极推动工业企业向工业园区聚集；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加大对旅游业、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投入。
协调城乡投资比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强农村教育、农业科技培训投入，提高农民和农村劳动力素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加大乡镇企业的投资力度，吸引农村劳动力就业，并允许农民参股分红，推进由向农村输血至农村造血的转变。
2.搭建以市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与政策引导力度，以担保基金鼓励商业银行向其进行贷款；设立风险投资损失补偿基金。二是整合投融资平台力量，放大其效应。盘活存量资源，以存量资产带动增量投入。通过财政投融资平台，全面统筹可盘活的各项政府性资源，并通过资本化运作切实充实平台公司资本金，以增强融资能力，满足重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切实放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集中财政投资，统一将财政投资注入融资公司，充分实现以财政资金规模带动银行贷款规模，并由财政投融资公司融资后再拨付各专业投资公司作为资本金，在财政投融资平台和各专业投资公司两个层面上都起到放大投资的作用，由目前的一级放大递进为二级放大。实现滚动发展，增强政策性投资的可持续性。在确保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及时退出，建立“投资―退出一再投资”的资金滚动和持续放大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滚动投入，不断支持新的项目建设。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建设。引导银行资金市场介入公用事业项目领域，实现其强有力的融资支撑作用。四是发挥企业投融资的主体作用。五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3.推进科技进步，建立健全创新机制。完善全市区域创新能力体系，有效实施对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宏观调控和引导，并通过政策性的资金投入，促进风险投资的形成，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教育、高科技产业实施优惠和扶持政策，加大对教育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支出，积极推进职业技术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电子技术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建立科技创新机制和服务平台，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
4.改善民生，刺激城乡消费。一是改善民生。实现教育资源整合，不断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从政策、税收、金融等方面扶持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使其发展壮大并吸纳更多劳动力；从市情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发挥其就业岗位多的优势；加强就业引导和职业培训；提高毕业生就业率，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加强政策扶持。建立健全城乡社保制度，在已有的低标准、广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社保标准，实现城乡社保的全覆盖；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群众的消费预期。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切实提高中低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消费，为扩内需奠定基础，保持消费增长。三是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逐步与城市接轨，切实提高消费意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促进农村消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另―方面，不断提高消费信贷服务水平，加大对住房、汽车消费的支持力度，积极配合做好“家电下乡”和工业品促销等优惠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拉动和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及时满足城镇居民和企业的合理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徐舒，左萌，姜凌.技术扩散、内生技术转化与中国经济波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J].管理世界，2011（03）
[2]姜兴，赵涛.企业内生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1）
[3]刘琴.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贡献率算法新探[J].统计与决策，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