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1
一、“经济素质”的提出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而“素质”通常指的是人的内在的品质与特性。通常人们把经济素质与企业的经营水平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往往指企业的运营能力和赢利能力。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举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素质”研讨会,首次将经济素质引申到人的内在品质特性这一层面上加以理解。会上一致认为“从市场经济内在运行规律上看,其客观必然性是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讲究效益,增强竞争意识,促进创新观念、公正观念的形成。而人们这些观念的形成又反过来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1]这便是我国学界对“经济素质”的最初阐释。由此可见经济素质的提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属于人的一种新型发展指标,是对人的素质结构的一大丰富与补充。经济素质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人格化,笔者认为一个人的经济素质高,主要指其对经济现象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能抓住经济现象内在的本质,并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经济素质在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
素质教育的提出,使我们对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今大学的素质教育正是以追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努力使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学界从基本素质出发,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认识有“三素质”说[2-4]、“四素质”说[5-6]、“五素质”说[7-8],甚至“九素质”说[9]。这些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不同见解,均忽视了对大学生经济素质的关注与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实质。该理论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其内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侧重。中共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全体人民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常不断地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中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因此,向大学生普及经济科学,提高大学生经济科学水平,是顺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大学生全面发展应具有时代性,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素质教育受人的发展规律制约,也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各种领域都充斥着竞争与挑战。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大学毕业之后必将踏入社会,迎接社会的挑战,同时也将参与到市场竞争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面对许多复杂的经济活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立足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系统素质教育必然离不开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更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了解一些宏观及微观经济政策与现象,具备一定的经济意识,能够从事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努力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市场化的推动者”。可以说,经济素质既是衡量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三、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一要立足时代背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结构也一样,必须依据社会的进步、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不断进行自我调节。时下,“我们正由计划经济型的素质向市场经济型的素质转变,对于我们来讲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10]。在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必须立足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吸纳市场经济对人的经济素质的品质需求,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竞争风险意识、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公平民主意识以及效率意识等。二要明确角色定位。经济运行既包括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涉及到普通公民的简单经济行为。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还必须依据大学生群体这一角色本身加以定位。大学生的主要身份依然是一名求学者,尚未能由学习者角色向职业者角色进行完全转化,即还不具备从事复杂经济活动的条件。所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应侧重于其对基础经济知识的认知、对市场经济意识的领悟以及对简单经济活动能力的掌握。三要知意行相结合。“素质”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素质是指知识、意识以及行为能力的统一。狭义的素质则“通常被视为与知识、能力相并列的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11],专指人的各种属性的具体实现以及它们所达到的质量和水准,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具备的主体条件。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状况,本研究在设计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时采用了广义的素质定义,将经济素质分为知识、意识以及能力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2?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大学生经济素质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既包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知,也包含微观经济活动能力的体现(见图1)。结合时代特征及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属性,从层次上将其划分为宏观经济素质和微观经济素质。经济素质宏观经济素质宏观经济政策与指标的认知(知)市场供求走向的分析判断能力(意)微观经济素质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知)微观经济意识(意)简单经济活动能力(行)图1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一是宏观经济素质。宏观经济素质是指公民对宏观经济现象的分析、把握和认知能力。[12]5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离不开宏观经济大背景,可以说,人们一切经济活动都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代大学生首先要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指标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公民经济活动的方向盘与指南针,任何经济行为不能逾越这一大前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当代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理应认真研究国家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其内容有所了解和认知。此外,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应对国家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认知,通过这些经济指标时刻关注国家的经济动态,如GDp总量、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业率、进出口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大学生对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有所了解,有利于正确认识经济现象,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总的走向。其次,对市场供求走向也要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由于商品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市场运行也随之处于变动之中。人们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将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经营与决策,对市场正确的预测和判断可以使自身适应市场的变化,并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经济活动,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以大学生创业为例,对很多大学生而言,创业过多地停留在激情上,真正实施成功的很少。大部分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表现为对市场走向、供求关系分析不全面、不严谨,仅从单方面评价创业项目。因此,当代大学生理应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以及基本的预测市场变化的分析能力。二是微观经济素质。对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指标的认知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参与到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之中。因此,当代大学生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微观经济素质。微观经济素质就是指“人们对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所具备的经济意识和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12]6。对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包括对市场中供求、价格、生产要素、货币、消费等诸多微观经济活动及元素的了解。当代大学生要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要素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了,还包括信息和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大学毕业生凭借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完全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同时也有能力参与生产的分配,付出知识,获取所得。微观经济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周围所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的看法或认识。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是否具备能够准确捕捉商机,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心理倾向。人的行为是其意识的直接反映,具备较高的经济意识,可以使人从深层次去认识事物的内在价值,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它转变成现实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济主体将不可避免地直接面向市场。人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充分丰富和提升自身市场经济意识。就大学生而言,必须具备善于观察、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市场经济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愈加复杂,市场情况愈加模糊不清,这就要求人们具备各种能力加以应对。受传统重智教育思想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把大学生从事一些基本的市场经济活动视为不学无术,重利轻知。而大学生在校期间,虽然要立足于专业知识学习,也不具备从事复杂经济活动的平台与条件,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应该参与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事实证明,当代大学生存在严重缺乏投资理财能力、不熟悉市场竞争规则、法律意识淡薄、对市场分析判断能力有限等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本素质。所以,为了更快更好地适应由学习者向职业者的身份转换,大学生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科学理财能力,并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利用假期等闲暇时间从事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以此来增强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力。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2
关键词高中学生经济意识内涵培养
笔者在省会城市重点中学担任学生会干部，在组织活动中发现，不少“学霸”在音乐和美术方面表现出色，但经济意识却非常薄弱。我们组织以交易为主题的“跳蚤市场”，直接当“商人”的同学比例不高，提供小吃的“商人”居多，并且很多“商人”都是在做亏本买卖，把“跳蚤市场”当作娱乐活动，这种现象引起笔者思考。同学中大多属独生子女，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些人将来走上社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独立生活能力和创业能力可能还比不上提前迈入社会的职业中学生。作为高中学生，我们要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体，就不能将自己看作一名只会学习的人，我们要认识到培养自我经济意识的重要性，这样不仅未来能够自谋生路，而且还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一、高中学生自我经济意识内涵
（一）竞争意识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不同集团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争夺经济资源的过程，无论是逐鹿中原还是三国鼎立，无一不是与经济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因为这些竞争的存在，才会促进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繁荣。所以，作为学生的我们要认识到人类社会竞争是与经济直接挂钩的。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经济就同世界相互融为一体，使得发展与竞争充斥着世界，而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则要求个体必须拥有竞争意识。对于人类来说，竞争就是文明进步，所以，竞争意识必不可少。[1]
（二）开放意识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经济封闭。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个体，存在于封闭的环境就会缺少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这样就会阻碍发展。作为一名高中学生，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告诉我们，不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经验，不与其他国家之间相互交往，那么经济就必定会落后，从而导致民族停滞不前。只有借鉴全人类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技术，以广阔的胸襟去接纳，才能够拓宽发展空间。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要懂得摒弃狭隘的观念，通过开放式的竞争意识融入社会活动，这样才能促进自我发展，适应社会的进步。
（三）可持续发展意识
20世纪以来，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健康。这些挑战的急迫性和全球性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生存带来威胁，人类不得不反思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身为高中学生，应该树立科学的经济价值观以及科学发展观，认识社会与自然界、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懂得尊重客观规律，进而培养出人类、环境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意识。
（四）合作意识
社会的大生产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在经济活动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就需要进行多边的、有效的、和谐的合作和一致的行动，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我们应该明白，合作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途径，要认识到经济社会之中合作的重要性。就算是相互竞争的对手，也需要相互的合作，在合作与竞争之中不断地发展自己。培养参与合作的精神，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能让我们明白关心他人，关心民族，乃至关心整个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所以，拥有合作意识，方能更好地融入社会。[2]
（五）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进步的灵魂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创新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的发展与强大。正是因为人类对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和不断创新，才换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所以，我们在高中学习阶段，应该培养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能力，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求异思维能力的培养，进而形成创新思维，以适应社会的根本发展来满足个体的创新素质要求。
二、高中学生培养自我经济意识主要途径
（一）从对经济人、社会人和人的需求层次的基本认识开始
经济是指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经济人假设”阐述了人作为动物需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基本属性，但是存在“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局限性，否认了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与责任心。马克思认为：经济人，不是一般的人类行为类型，而是商品社会的特殊类型，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梅奥的霍桑实验提出的“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们最重视的是工作中与周围人友好相处，物质利益是相对次要的因素。人是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人”相对，通过社会化，使自然人在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学习社会规范、履行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并获得社会的认可，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3]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等5个层次，当人在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必然会产生交往需要、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
通过了解经济人、社会人和人的需求层次等基本理论，可以有效提高高中生对自我经济意识的认识。笔者个人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经济不仅需要遵循自利原则、供求关系、边际原则，更需要以法律、道德、信仰为基础，才能构建真正和谐文明、人人安全幸福的社会。
（二）从简单理财教育开始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绝大部分中国家庭的父母都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理财是以后的事。美国有一位银行家曾经说过：“教导你的孩子善于掌握金钱的现实，是帮助他们培养生活道路上遇到各种不可预计的变故最佳的手段。”[4]在当今社会中，理财能力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具备的素质，对于人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高中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的核心阶段，在多种观念和消费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下，个体能否拥有理财能力，不仅是个体自身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样也会对未来国家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
想要培养自我经济意识，理财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接受一些理财方面的教育，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对于高中学生而言，我们所接受的理财教育主要来自学校、家庭以及社会教育机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培养自我理财教育的意识，让每一位同学都明白“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这一个道理。当然，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财意识，并非是盲目的，如炫耀、拜金主义等不良的现象，而是要注重“正能量”的传递。第二，为学生搭建理财平台，这需要学校和家庭两方共同的努力，由我们的父母支持孩子，提供一定的理财机会，这样对孩子理财能力的培养比直接给钱更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学校方面，也可以适当地增加理财方面的课程，来培养高中学生的理财能力，比如在政治学科、历史学科上都可以利用理财教育来提高其综合素质能力。第三，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树立一种从小培养理财能力和理财意识的观念，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养成最基本的理财能力，能够从小培养理财意识和理财习惯，促使我们在经济方面能够尽早做到自立自强。[5]
（三）从了解身边的日常经济现象开始
（1）捆绑销售现象。[6]洗发水要与护发素捆绑在一起卖，牛奶要几袋捆绑在一起才出售……如果现在你到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走一圈会发现，捆绑销售的商品越来越多，洗衣粉捆绑几块肥皂，牙膏捆绑两支牙刷。全国连锁店屈臣氏几乎天天都有促销商品，如果你买一瓶价格为19元的卡尼尔洗面奶，只要再加10块钱就能得到一瓶价值为20元的屈臣氏润肤露；护手霜和护脚霜则是单瓶买18.5元，但是任意选购两瓶只需30元。这种看似附加赠送的活动其实是一种捆绑销售行为，[7]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捆绑销售是共生营销的一种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品牌或公司在促销过程中进行合作、互相推广、扩大市场，达到“双赢”的目的。商战日趋激烈，商家的销售手段也不断翻新，最初的“打折”“买一赠一”等已提不起消费者的兴趣，捆绑销售则以其新颖、实惠的优势成为流行的促销方式，比如房地产与装修、物业的捆绑，婚庆服务将摄影、旅游、婚宴等组合成一条龙服务。随着越来越多市场空白的出现，捆绑销售还会更加流行。
（2）趣味经济现象。扑克牌销量指数：如果你经常碰到打扑克的，也许就是经济在下行的一种表征。扑克牌销量越多，说明失业空闲的人越多，人们用打扑克来消磨时间，这本来就是一种没信心的表现。擦车人指数：每当在斑马线及红绿灯前突然跳出一名甚至多名卖廉价物品或手持破布要洗抹你的汽车的壮汉时，必然是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的反映。领带销量指数：领带销售多寡与经济盛衰成反比，销售高意味经济不振，表明更多男性要身着正装去求职，需要领带的“配合”。啤酒销量指数：市场上有啤酒销量萎缩经济必然低迷的看法。当失业率上升，企业随时裁员，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没心情与同伴吹牛畅饮，大多买酒回家消愁，但在家中不能痛快狂饮更不能烂醉，于是啤酒销量大幅降低。高跟鞋指数[8]：iBm的特雷夫・戴维斯博士指出，“经济越不景气，高跟鞋的鞋跟就会越高。”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在经济繁荣富裕之际，女人反倒爱穿平底鞋，而在经济萧条时期，高跟鞋会越来越高。约会指数：当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时，一切变得糟糕，人们开始寻找约会对象。或许是因为孤单，或许想在沉闷的氛围中寻找一丝明媚。全球最大的婚恋网站注意到，每当经济低迷时，网站的访问量就会大幅增加。票房指数：严峻的经济环境反而能够有效促进票房走高。研究者认为，在经济不乐观时期，那种既能够满足消费者心理慰藉需求，价格又低到能消费得起的产品，往往能获得更好的市场待遇，影院能够让人沉浸其中而获得短暂的心理慰藉。
三、结语
在面对经济时，虽然我们的认识还过于肤浅，但是只要找准方向，就有利于培养自我经济意识，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学习，以及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作者单位为福建福州一中）
参考文献
[1]曹鹏.高中学生自我意识分析报告[J].新课程（上），2011（03）：124.
[2]刘长敏.中学生社会自我、学业自我、羞耻感及其关系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9.
[3]马仁杰，王荣科，左雪梅.管理学原理[m].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4]杨怡兰.高中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5]陈永川.高中学生自主管理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4.
[6]捆绑销售的作用[Z].山东企业管理培训中心，2012.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4
关键词：社会分析旅游经济项目分析
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政策与项目管理中是对传统技术主导法的改革创新。旅游经济的社会分析主要是以社会学角度进行旅游经济系统全面考察，其中涵盖行政管理措施与资金及技术的使用考察，还包括对旅游经济项目影响范围内的社会组织变量分析与考察。笔者在文中先分析了旅游经济社会分析的重大意义，并基于其重要性进行了社会知识认同分析，最后分析了社会学变量切入点分析。
一、旅游经济社会分析的战略意义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注重进行自然发展经济学，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中人类文化的相关影响研究。近年来，众多经济学者将文化变量引入到经济发展研究中，取得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成就，进而确定了文化问题在经济发展思想与实践中重要的影响地位，社会文化变量在旅游经济中的影响地位也就此确定。
旅游活动最大的特点便是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社会活动，其中各项活动都以旅游民众的主体需求为主导，具有社会人文性。旅游活动由于包含旅游消费群体与旅游活动服务群体，而其中的各群体或个体又具有明显的主体倾向，包括不同的社会生活行为习惯，这便决定了旅游活动中多元化社会影响因素的存在，因此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活动中能够系统囊括经济活动中各种社会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社会知识对于经济发展也渐引起学者注意，并在经济研究中不断加深对社会知识的理解。社会知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研究能够改变减少经济发展中的障碍因素，对于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学科系统知识认同分析
（一）社会科学知识认同的必要性
现阶段，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发展中首先推进了旅游经济发展研究对社会科学知识的认同，这是人们用社会学角度进行旅游经济发展可行性考察的必然结果，此外，强化旅游经济对社会知识的认同也是经济发展研究对社会文化变量关注度不断提升的附带成果。基于一项项的经济发展研究，社会文化变量与社会科学知识认同能够影响旅游经济项目的成败，因此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发展中需强化对社会学科知识的认同。
（二）社会科学知识认同发展意义
现阶段，旅游经济项目计划与设计工作多是基于经济发展目标进行项目规划，其中社会科学知识认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基于经济实际进行因素分析，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分析中能够为经济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意见，这便对旅游经济发展研究中强化社会科学知识认同提出了要求。社会科学知识认同过程中包括环境分析、可持续发展观、机构构建等环节的分析。这些知识与意识方面的认同能够推进社会分析的系统化。
一般而言，社会学科知识中一些因素对旅游经济的项目规划具有限制性影响作用，会直接损害旅游经济各项工作开展的系统性与概念性，这便要求强化科学知识认同以形成系统的知识理论，减弱旅游经济内部社会因素的障碍性。
三、社会变量学与资金为主导的旅游经济
对于以资金为主导型的旅游经济而言，项目能够促进旅游经济迅速发展，推进经济目标的实现，将社会分析应用与旅游经济项目计划中能够拓展旅游经济发展内涵。
现阶段，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已经构建了相关的选择模型，但是社会分析就其模型作出了理论指导。项目选择模型中的人作为一大社会变量具有关键因素，可以算是旅游经济项目中的主导。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项目规划中将人这一变量置于首位进行因素考察，能够推进旅游经济项目规划。笔者认为人这一社会变量算是旅游经济政策制定者，这一社会变量能起到基础作用，重视社会变量的研究能够推进旅游经济科学发展。
四、旅游经济中的社会学切入点
将社会分析应用与旅游经济项目计划与政策制定中能够打破各社会学科之间的界限，并形成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现阶段，国外就社会学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社会角度在经济政策制定等相关工作中的作用，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学科知识应用束缚性因素过多，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将社会分析学应用于经济政策相关工作中需要以各学科界限的打破为切入点，着重明确旅游经济中的社会分析要素与内涵，强化应用。
随着旅游经济需求模式的转变，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将一些重要的社会变量置于经济研究的重要位置，会使经济决策的制定更加客观，也会强化项目诱导作用的发挥。在旅游经济研究中进行社会变量考虑能够实现旅游经济项目与政策相关问题的结构优化。
五、结语
本文着重阐述了社会分析在旅游经济政策与项目中的应用。笔者就社会学中的社会学科知识与关键变量进行了应用分析，认为将人这一社会变量作为现阶段旅游经济项目规划中的关键社会因素进行计划与设计能够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还能够促使旅游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旅游需求模式转折阶段的实际情况，利于旅游经济客观化水平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余岫.社会分析在旅游经济政策和项目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7（22）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5
能源经济学是制定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战略，国家、地区和企业能源战略的基础科学，其研究对象是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研究手段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研究能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及现象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同时，通过解析能源科学的规律，研究认识经济学中一些趋势性规律的内在原因。它是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是能源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而形成的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经济学分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以及目前兴起的气象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辅助作用。早在1991年，吴德春、董继斌即编著并经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能源经济学》一书，他们认为：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方式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能源产品的生产、贮藏和利用为其物质实体，以研究能源的经济性质及其作用为立足点；《能源经济与经济发展战略》的作者蓝田方认为：能源经济学研究的是与能源有关的经济问题，其目的在于促进包括能源工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能源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以与能源有关的经济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包括能源工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寻求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最佳”。英国能源经济专家迈克尔•G•韦布和马丁•J•里基茨认为：能源经济学关注的是能源资源的配置问题，和社会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能源转换问题；英国学者里查德•艾登和米查尔•波森那认为：能源经济学所关心的是能源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其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潜在的或实在的能源短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美国学者菲利浦•G•莱伯认为：能源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能源政策，包括能源价格确定原则的科学。研究能源与经济的关系，首先需要对能源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要树立科学的能源发展观，要掌握能源的内在规律。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指出：能源问题一直是全球性问题，与世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要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国际社会必须处理好能源问题。传统上，我们习惯于将能源视为经济的一个环节，是经济体系的一个部门，对于能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缺乏基本的认识，不能把能源和经济放在一个完整的统一框架下进行思考和研究。面对能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无论在研究解决能源问题中，还是在研究解决经济问题中，我们常常希望寻求一种类似数学公式般的单一的简单方法来认识、理解和解释能源与经济的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将能源和经济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来研究，把许多相互关联的复杂问题狭义化，并人为地割裂开来，因事论是，局限一隅，缺乏一种系统兼容的考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常常使我们在面对能源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时，陷入迷茫。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对于能源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能源供应与能源价格的关系，能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关系，能源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能源也与每一个企业的经营，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愈发息息相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将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能源经济是其中的关键节点。第一节能源的概念与特征能量的由来对于宇宙及自然界的能量究竟来自何方的认识，一直是决定人们世界观的基石。能量是怎样出现的？又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和演变的？最终这些能量又将去向何方？能量的过程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怎样影响我们社会进步和经济运行的？在研究能源经济学相关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对上述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认识能量和它的内在规律，将帮助我们认识宇宙万物的一些本质性规律，这些规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自然界中的诸多现象和规律，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现象的本质，以及普遍规律性的趋势。宇宙大爆炸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德温•哈勃从硝烟弥漫的法国战场回到美国，经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这位战前的篮球明星和拳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6
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因此凯恩斯认为数学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经济学的科学性。相反,布留明则认为凯恩斯的看法是将婴儿同水一起泼了出去,夸大了数学方法在应用上的不恰当。他指出“数学方法有一系列优点……这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数学能够使量的结果更精确,使各个概念的内容更明确,能够引出新的问题,……等等。所以借口数学无效而拒绝数学的帮助,是不合理的”。而米塞斯则认为“争论是否应该在社会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用数学形式来表述是无聊的”。
在如何评价经济理论数学化的争论中,以布留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理论的数学化有利于增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这种观点在自然主义态度支持下以虚弱的根基占据了主流。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看到了自然主义的局限,他们的批评直接自然主义的假设前提,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两种观点之所以僵持不下,关键就在于就事论事的把数学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到一门科学中是否有效来看它的优劣,从而也简单把数学与数据直接捆绑在一起;也是因为没有看到数学自身的发展,从而僵化的、片面的夸大经济理论数学化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反倒掩盖了其真正的合理性所在。
从简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数学化的合理性问题一直是许多经济学家给予重视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一直没有被根本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争论,必须认识到数学在经济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特殊问题,即涉及到经济现象及科学知识自身根本特征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回答以数学形式来表达的经济理论其合理性所在。我们认为结构与生成,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限与无限这三对范畴的辩证统一描述了经济现象和科学知识的本质特征,说明了数学是如何不断适应并推进经济理论的发展,进而确证了经济理论数学化的合理性,强化了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1结构与生成
在严格意义上来看,把结构与生成当作一对范畴来谈,有它不尽合理的地方,因为这二者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摆在一起,是因为在经济研究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长期高度重视经济现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忽视了经济现象具有自我生成过程的一面。因此,我们使用结构一词,是想强调经济现象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生成则强调经济现象的自反性,强调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自我形成、发展的过程。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推广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研究只关注经济现象的结构而忽视其自我生成。以经济学中基本的需求函数为例,需求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影响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但出于简便,只考虑价格与需求的关系,用D表示需求,p表示价格,就可以得出一元的需求函数D=f(p),从这公式不难发现,它表示需求与价格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价格与需求之间是反比关系。如果我们就基本的需求曲线作图,将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到: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的基本运用就是以静态分析为主,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了对经济变量的结构分析。数学方法的强调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其理由有二:其一,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自制度化以来,一直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为榜样,而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标志即科学的数学化,其时人们认为自然的基本特性或者说与社会的基本不同就在于它具有现成存在的特点,因此,数学化自然科学以现成存在的自然物为对象,形成对自然物静态结构的分析就有合理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济学也随之一贯的以静态分析为核心。其二,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是因为人们能够清晰的体会到数学本身带来的明晰性,认为在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能够形成对经济现象或者说经济规律的客观认识。而数学带来的就是对经济现象中量的重视,以及固定因素之间关系的重视,即对稳定结构的重视,而非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讲,数学方法对于经济现象更不能做出与人类行为相关的意义判断,这也是人们常常批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缺失的缘由所在。
然而,问题恰好就在于,复杂的经济现象能不能简单的看作一种结构关系或者说单纯的空间结构关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济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对象具有明显的区别,经济现象具有明显的社会建构特征。事实上,纵使不谈二者区别,也不能简单的仅仅看作是一种结构关系,从自然科学本身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促使人们思考自然本身也是生成的。经济研究的追求实则是经济现象对自身的证明或者说是思维从自身出发又返回自身的表现,因此我们事实上可以把经济现象看作是一种自我生成过程。以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理论为例,我们知道,通货膨胀一般指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知道至少表面上知道,当货币供给大于实际需求时,会导致一段时间内的物价上涨。同样政府也正在利用这一规律来进行社会经济调整。这就意味着如果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规律,那么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科学性;如果通货膨胀是一种理论建构,那么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这一建构本身因为人们的实践已经内化为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明显的因果关系,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可分离。
但我们提出经济现象的生成并不是说要否定经济理论数学化的结构分析,相反,我们认为数学应该在经济研究中得到重视。但同时经济理论的数学化更要注意到要素本身就是生成的,没有生成也就没有要素,可以说,结构是生成之中的结构,生成又是结构之上的生成。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单纯分析空间结构的制约,将时间结构也纳入经济研究中来,这样的数学化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分析才是全面的。而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开始引入时间因素,通过对较长的一定时期内经济现象非均衡分析取代短期均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研究试图摆脱单纯结构分析的努力。
2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当我们把经济现象看作主要是生成过程时,对于经济研究特别是经济学所追求的确定性亦或不确定性的认识自然随之发生改变。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是在什么层次上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众所周知,目前很多文献中都谈论经济现象的不确定,但我们所讲的不确定性除了指经济现象的不确定外,同时也认为这里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所关涉的就是知识的本性问题。
传统认识中,知识的确定性来自于对象世界的确定性,数学则是世界确定性的充分显现,数学不只以量的形式反映出世界的确定性一面,更以严密的推理构成了人们所认知的真理的必然性及可靠性。也正是这个原因,数学一度被看作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如果用一个时间点来表示的话,那么1921年之前的经济学基本上都可以被看做是对确定性世界的确定性追求。哈奇森就认为:“从李嘉图以来,大部分纯粹经济分析探讨的都是确定性世界,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但如果我们站在生成论的角度,就很难不加怀疑的肯定世界及知识的确定性,因为人本身是一个生成过程,人的本质就在生成中,经济现象作为人的一种活动,同样是生成过程,我们并不能将其看作是无历史的稳定不变的事物。即使从常识出发,也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对自身当下、未来甚至包括过去都没有确定的认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批判了在个别人文领域盲目推崇数学方法的观点,他指出“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性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经济研究中自1921年由奈特所着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出版以来,不确定性逐渐被引入其中。
奈特认为风险有一个概率可以计算,不确定性可以转化为风险而同样得到计算。樊纲对此评论说“用这种办法,新古典理论事实上也就把动态问题转化为静态一般均衡问题加以处理”。关于不确定性对经济研究的重要意义,张雪魁在《知识、不确定性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有着很好总结:第一,不确定性是对机会的一种量度;第二,不确定性是人的存在方式;第三,不确定性开辟了经济学思维的新空间;第四,不确定性提供了观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第五,不确定性建构了经济学话语的新体系;第六,不确定性开启了解释世界的新范式。我们认为这六点总结有合理性的一面,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面对经济理论发展现状时,不得不怀疑不确定性到底是不是可以做出如上贡献,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有待经济学进一步发展才能使之得到展现。不过能够明确的是,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今科学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重视的概念。沃勒斯坦就认为:“如果我们把不确定作为我们知识系统的基本建筑材料,我们或许还能构建对现实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本质上是近似的,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仍然有助于启发我们现在……所具有的历史性选择”。在沃勒斯坦看来,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科学知识的基本特质。因此,从现象的不确定性到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在经济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二者之间可以取得某些相互联系相互转换的可能,正如德布罗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说“这样一来,对模型形式不需作任何变化,就可得到不确定性理论,其中所有确定性理论的结果都可采纳”。也就是说,经济理论数学化能够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确定统一,他能满足经济研究的实际需要,能满足经济理论的科学性要求。
3有限与无限
有限与无限这对概念是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希腊阿纳克西曼德,其后经过漫长的历史,到黑格尔对之进行了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则吸取了黑格尔的认识,将有限与无限看做是客观物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辩证法。具体到经济现象上来也同样如此,因为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同样要表现在任一事物相对稳定的系统结构,经济现象所具备的明显的生成特征,更利于我们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受自然科学影响,我们关于经济的研究是想要获得关于经济现象的客观普遍的规律性认识。这一方面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本性所决定。
另一方面,人们想把握无限的经济现象,要求不只在不同的人之间取得一致,同时也要求能以现有的知识去推及到未知现象上去。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说到底是期望能用有限的认识能力实现对事物无限本质的认识。因此当我们把这对概念运用到经济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数学上时,才真正能够发现数学为什么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科学方法的代表,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把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看作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根本上讲,数学化代表了人类有限认识能力把握无限对象的努力。因为如前所说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表现在任一事物中,不仅作为生成的经济现象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的认识能力也同样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有限特别表现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中,而无限则主要体现在生成发展中,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汪丁丁先生在讨论数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问题上就直接指出,无限的问题是数学的根本问题,他还进而说明了社会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的本质不同。从具体的经济学基本假设来看,也深受这一对哲学范畴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在经济学中坚持的人的完全理性的假设,实则就是突出了理性认识能力无限的一面。而当人们注意到这一基本假设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时,自然就将有限的一面开展出来,因此霍奇逊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评论说“持异议的传统可追溯到凡勃伦甚至更早,并在一个因怀疑甚至抛弃新古典的最大化理性假设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那里发展到了顶峰”。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7
【关键词】晚清经济思想转换
【中图分类号】F269【文献标识码】a
研究现状
清朝晚期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长足发展。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国内经济思想也在持续变化发展着，晚清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赵丰田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李陈顺妍的《晚清的重商主义》、苏全有的《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等等。
在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方面，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张步先、苏全有的《晚清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刘季富的《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之比较》、肖文的《中国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比较研究》等。它们多是从多元的视角、多样的主题审视和考察了晚清的重商思想，揭示了其不同的侧面。这些研究虽已注意到通过经济思想的中西比较研究来发掘晚清重商思想的内在价值，但比较的范围都局限于西欧的重商主义。应该说，试图通过这种看似有联系的“比较”来揭示晚清重商思想的内涵是不够全面的。①晚清经济思想研究的兴盛还得益于学界对晚清时期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所进行的专门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如易惠莉的《郑观应评传》、丁凤麟的《薛福成评传》以及朱俊瑞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等等。这些着重对人物思想进行的研究，将他们与其所处时代较好地联系到一起，围绕中西方文化冲突，不断突出人物的思想内涵，这对研究其经济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对单个人物的思想探究难以刻画出整个晚清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
学术界所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充分说明，晚清经济思想具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不断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下面就对晚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状况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晚清时期经济思想转变概述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商业的认识。鸦片战争的失利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强烈危机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寻找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实现国家富强的办法。其中，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派学者，致力于对传统经济模式、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并表现出对发展对外贸易的强烈愿望。中国的经济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
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长期占据着清代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学者在农商关系上有了新的认识。例如晚清名臣徐继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在于重视商业。他在《瀛环志略》中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②徐继认为关卡有商业税收，而田地却没有，西方的经济全在于航海贸易，因而必须要用心经营，这也是西方强大的所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商业发展已经有了浅显认识。魏源对商业的认识比徐继更为深刻。他认为要处理好国家的经济问题，就要大力发展商业，提出要“缓本急标之法”。“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③魏源主张重商抑农，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同时允许官督民办开设工厂，鼓励私营，以利于商业的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经济思想上的转变还重点表现在了对发展对外贸易的认识上。包世臣已经开始觉察到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并对此表示了担忧。他通过对比鸦片战争前后市场上布匹的销售情况，发现洋布价格只有本地布匹的三分之一，造成以纺织为业的村子无纱可纺，很多棉农、纱农受到了严重影响。林则徐则对发展对外贸易持积极态度。他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他还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④林则徐显然已经认识到发展对外贸易不但可以使内地人民获利，对国家财政也大有好处，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帮助中国实现繁荣富强。魏源在对外贸易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主张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增强中国的海权，提倡进口武器、铅、铁、硝、布等物资加强国防，抵御外辱。他在《海国图志》中认为，处于海国时代，必须要发展海洋事业，建立新式海军，加强国防；经略南洋；改良科举，培养海军人才；改良轮船，开展航运事业。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经世派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农本政策已经严重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商业，开展对外贸易，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他们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经济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思想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具有进步意义。
19世纪60至90年代的重商、重工思想。从60年代洋务运动的开展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具有了明显的重商、重工思想。他们在大力批判农本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
在改良思想家中，对于农本思想批判最为深刻的是王韬。他在《兴利》中指出，政府对农业，只知征赋催租，纵吏殃民。因而不能以农为本，应当如西方对待商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⑤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也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⑥薛福成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也有类似言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⑦
一些改良派学者还期望通过商战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认为国家要对本国的工商业进行大力扶植，中国应该在工、农、矿、制造业等方面与列强展开全面竞争。商战受到推崇和这一时期对外战争较少，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有很大关系。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一些改良派学者还表现出了对发展工业的高度重视。陈炽认为，洋货都是工业产品，而国货粗陋，贵贱相差很大，长久以往，“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因此国家的命运、经济命脉，“必系之于工商”，“工商二事……此富国之基也。”⑧薛福成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⑨他认为发展工业比发展商业更重要。这表明学者们对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相比之前的经世派，有着明显的进步。他们不但进一步说明了发展商业的意义，还对工业的发展有高度的重视。但他们的经济思想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这些经济思想虽然十分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制定合理的工商业发展政策以促进经济繁荣和国家昌盛，仍然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和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这个时期的改良派们也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只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90代以后的发展民族工商业，推动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民族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主张工业立国。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发动的“公车上书”运动中，痛陈时局忧危，请求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其中在经济上希望以工业立国。康有为在《条陈商务折》中说：“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他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致力于工业立国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实业家张謇。他认为在农、工、商中最重要的是工业。而商业属于“皮毛”，农业为工业基础，因而“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⑩作为甲午年间的科举状元，张謇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官方背景，使其工业立国的思想得以付诸实践。189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一举成功。到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一些学者还具有类似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由于洋务运动中大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所以官场上的一些弊病也带到了这些工厂之中。它们普遍存在、中饱私囊等官僚管理方面的弊端。因此，很多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中都带有明显的反对官督商办，希望实行自由经济发展的观点。如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后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其中就带有明显的经济自由竞争的观点。他在《原强》中认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这表现出他对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发展的渴望。
甲午战争结束后，知识界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要求，并表达出了强烈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这要比早期改良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有较大进步。正如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所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此时，晚清的经济思想已经逐步走向了成熟，知识分子们开始认识到，单纯进行经济改革不足以让中国摆脱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政治体制上也必须进行改革，“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
整体而言，晚清经济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并取得进步。经世派的学者初步认识到了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并开始提倡向西方学习。早期的改良派思想家们更多的是通过对西方的浅显认识，从“中体”中找出观点来阐述“以商立国”的合理性。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后，知识分子们才充分认识到，政治体制的腐朽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他们开始强烈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结束，国内学者们的经济思想一直在不断转换着。不同时期思想者都试图从不同视角找出可以让中国实现强盛的道路。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对西方的了解也逐渐深入，在经济思想上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对晚清经济思想转变的思考
在道光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感受到同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一些有识之士在惊叹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同时，开始并希望从中寻找到帮助中国实现富强的良策。这是引发第一阶段经济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为了抵御列强的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清王朝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开展了著名的洋务运动。过去学界曾把甲午战争的失利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作为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大量引进了西方科技和机器设备以及一些管理技术，使国内的军工、纺织、铁路、公路、邮政等事业有了显著进步，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因此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视。伴随洋务运动的不断开展，一批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也随之出现。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大多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并吸收了更多的西方经济思想。由此而出现了第二阶段的经济思想的转变。
随着洋务运动不断开展，晚清的经济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局面。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束缚。经济越是取得进步，落后制度对其束缚就愈发明显。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更是让人们彻底意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不足以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必须通过对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振兴民族经济，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
综上所述，晚清经济思想的逐步转变，是中国近代经济不断取得进步和知识分子努力寻求强国之路的结果。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内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变化。这些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纷繁复杂的多面相的真实反映，表现出了他们强烈的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是晚清时期国人探索国家振兴之路的重要成果。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线文：“晚清重商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4页。
②徐继：《瀛环志略》（卷四）。
③魏源：《圣武记》（卷十四）。
④《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5页。
⑤王韬：《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页。
⑥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北京：图书集成局，1898年，第2页。
⑦张步先，苏全有：“晚清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0页。
⑧赵树贵等：《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7页。
⑨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⑩苏有全：“张謇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论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36～40页。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8
关键词：亚当・斯密；经济学；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用
如今，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化使世界可谓荣辱与共，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几乎无一幸免，可见资本无限制膨胀问题已不能忽视，如若不加以遏制必将后患无穷。可面对如此强大的资本力量，实体经济根本难以负荷，现实经济社会也无法抗衡，但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必定处处掣肘难以为继。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无疑从道德约束方面为我们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思路，资本的无限扩张难以就其自身找到解决之道，如若能借助道德的规范，以道德为基准来修订现行经济和社会制度，建立道德规范的约束机制，强化道德准则对经济生活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或可将资本导入正途，寻到解决之路。
《国富论》作为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巨大的历史作用显而易见，对于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仍有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环境，重新认识这一经典著作，联系《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约束、利他主义思想，全面审视斯密经济理论的整个建构体系，深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深刻的致病因素，才能准确掌握根本问题之所在。《国富论》以经济自由为基本思想，实现国民财富增长的最好办法是让每个人按照自然秩序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在其后的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主线归纳解读为“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经济生活，检视现实经济不难发现这里的“看不见的手”主要强调的是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发挥，与斯密所说的自然秩序相去甚远，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经济生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难以避免市场失灵和道德缺失，长此以往必将给经济生活带来隐忧和难以根除的恶疾。
《国富论》首次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不得不提，虽然最终被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彻底舍弃，但是在马克思创造性的运用和论述之下形成了一类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现今经济矛盾纷繁复杂，资本只注重追逐利润致使虚拟资本无限膨胀，严重脱离自然生态环境和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金融危机无可避免、贫富差距一再拉大，至今仍持续的华尔街运动便可显示其对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危害，因此反思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制度，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理解《国富论》中的劳动创造价值学说，也应是重新准确认识《国富论》的一项重要任务。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结合两部经典著作分析认识斯密的经济理论思想，对于深刻理解现实经济矛盾并探求解决思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虽然斯密的这些论述已距今两百多年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仍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斯密是在对其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和现实经济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创作了这两部不朽的经典，尤其是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过众多流派两百多年的发展，诚然学者们孜孜不倦总是尽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时代与知识的限制必定造成认识的不准确，斯密的著作并非完美的宝典，但作为奠基的经济学著作和道德规范名著，在已茫然失措的今天，重新审视并加以认识是非常必要的。《国富论》应与《道德情操论》联系起来进行反思，对后世杜撰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与斯密自然秩序之间的区别加以分析讨论，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学已彻底放弃的劳动创造价值观点或可另辟蹊径，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寻求新的理论思路和解决途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可见这里所讨论的道德情操并非简单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是在论说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道义准则。显然在其后的经济学发展中这一著述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导致人们只看到了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理性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利己”；却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也就忽略了“自律”和“利他”，从而造成后世对亚当・斯密学说的曲解和误读。因此正确理解和认识亚当・斯密的学说应充分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充分理解《道德情操论》所建构的法制道义社会的基础上，再来理解《国富论》所提出的经济自由社会，其实这是对同一社会不同层面的论述即一体两面而已，但是缺失任何一面便会造成社会运转不良，这也可以用来解释现在经济矛盾复杂多变的情况。如此看来亚当・斯密的学说基本论述了社会应具有的各方面机制，今年来我国一直提倡的法制建设，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也早有论述，可见斯密的学说对现今经济生活的仍有适应的部分，尤其是对长久以来被忽略了的《道德情操论》的重新认识对今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思路将会有很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国富论》的基本经济思想仍然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学发展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深刻反思和加深认识对于促进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将有很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亚当・斯密两部经典著作的内在联系，将备受这一经济学大师推崇的《道德情操论》放在新的高度和位置进行研究，将为我们展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因此对于亚当・斯密学说的认识关键在理解《道德情操论》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研究《国富论》，将这两部著作的内在联系和互补作用进行深刻剖析，从而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崇桂，尹伯成.经济学说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9
主持人：艾涓
主持人语：在数字环境和全球化语境下，信息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认知传播在这种环境下也有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已经把认知传播学视为以认知文化传播（或称知识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传播学，研究认知传播及其功能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人文学科建设以及学科跨界的融合，更好地推动认知传播在全球化体系下的长远发展，使认知传播学为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服务。
本期“传媒大讲坛”重点研究认知传播和视频弹幕等议题，首先邀请中国传媒经济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周鸿铎教授撰文《认知传播功能力研究――超经典传播学现象探析》，周教授从事认知传播研究多年，曾多次来本栏目做客，此次探讨的是认知传播功能力，提出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并以研究“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为例分析认知传播功能力，为我们厘清了认知传播学的功能力内涵，展现了认知传播过程中的功能理论，从而得出认知传播是一种“超信息传播”的结论，周教授的研究为认知传播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方向。其次特别刊发长春工业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周丽娟教授等的文章《审视与批判：虚拟与现实共存的视频弹幕》，该文是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娱教游戏下大学生学习乐观指数比对的研究”（S2016020）成果，文章从弹幕的起源、转变以及对大众的吸引力等多个角度对弹幕现象进行解析，试图探索虚拟与现实共存的视频弹幕发展。
摘要：功能理论受启于生物有机理论，产生于客观事物整体自身生存与发展对其肢体的需求规律，它是一切整体事物的发展规律。认知传播学是传播学体系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6+1”功能力说是功能理论在认知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展现，集中表现为超传播理论功能力、感悟功能力、智慧功能力、知识功能力、创意功能力、科学功能力及人类传播的基础功能力。根据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实施认知传播战略是21世纪各行业的最佳选择。但是，由于行业的不同，实施认知传播战略所体现的功能力也会出现差异性。
关键词：认知传播功能力；经典传播学；“6+1”超传播功能力；超媒介传播；认知传播战略；“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004-05
近啄昀矗为了给现代人类传播活动取名，笔者研究了“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切入点”――传播学、新闻学、传媒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例外”；研究了“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认知文化；研究了“认知传播学核心理论的支点理论”――智慧理论等。通过研究发现：认知传播学是一门超经典传播学（注：超经典传播学是一个由理论传播学和新闻学、传媒经济学、大众传播学、公共舆论学、广告学、传播心理学等完整的应用传播学体系构成），也是一门以超信息传播――认知文化，即以知识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传播学。
本文研究的题目是：认知传播功能力研究，共分三个部分，即认知传播学的哲学和史学背景、认知传播学的特点、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同时，还分析了“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为认知传播功能力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依据。
一、认知传播学的哲学和史学背景
（一）哲学理论背景
从哲学来看，人类认知的宇宙存在大致源于三大基本要素，即人、事、物。“人”是对宇宙存在认知的主体；“事”是人对其认知之宇宙存在的描述；“物”是人对其认识的宇宙存在取的名目，或这说是人根据自身的文化方式给各自认知的宇宙存在取的名目。“人、事、物”三大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就是一个时期人类认知的宇宙存在。
认知传播学就是人类认知宇宙存在的“事”要素的一个范畴，是人们对宇宙存在体系内的传播现象认知度的一种描述，是人们对其认知的现代人类传播活动取的名目。可见，对于现代人类传播活动取名为认知传播学是客观的，它体现了认知传播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是一门更接近于真理的科学学科。认知传播学的这种永恒的发展性、科学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和它的功能力。
（二）史学理论背景
根据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认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经济时代，即远古经济时代、大陆经济时代、海洋经济时代、技术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
远古经济时代距今大约有200万年历史，人类的经济活动多是一些原始状态行为，尚未形成什么行为规则，它同研究认知传播学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这里提及远古经济时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经济时代的历史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大陆经济时代经历的时间也很长，大约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各个国家或民族基本上都有独有的行为准则。其中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人类行为准则应该是由中国人制定的最基本的三大行为准则，即孟子的仁爱礼仪、老子的社会道义和孔子的智慧谋略。也正因为这样，在漫长的大陆经济时代中国始终是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中国的单体型纸质传媒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在大陆经济时代的人们交往活动还尚未升华为与其相适应的传播理论。
海洋经济时代即经济较发达的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这个时代经历了大约300年左右的历史，其行为准则就是强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以海上的军事实力为手段，疯狂地掠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财富，实施殖民化统治。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单体型纸质传媒在世界殖民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另一方面单体型广播传媒、电视传媒也在帝国主义各国争霸世界的战争中以及在其国内的权力纷争中产生并发展，同其相适应，传播学理论的萌芽也在其他学科的内部开始了萌发。
技术经济时代即二战后的工业经济时代，也可以说是美元统治世界的时代，大约经历了70多年的历史。这个时代的行为标准是美国人制定的，它的核心就是“美元+大棒”的寄生统治战略。为保证这一寄生统治战略的实施，美国政府采用了三种侵略手段：即武力侵略、金融侵略和技术侵略。这三种侵略手段是美国掠夺世界人民财富的“法宝”，也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利剑”。但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其相适应，在技术经济时代不仅形成了经典传播学的完整体系，而且也为认知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相当丰富技术力的支撑。在技术经济时代，一种新型的传媒――网络传媒也应运产生了，并得到了快速发展。
信息经济时代即自20世纪末开始的一个新时代，更准确的说应该是21世纪初开始的一新时代。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获取与传播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的核心；信息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管理的主要手段；知识经济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与信息经济时代的这些特点相适应，一个新的概念――实践时代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并得到了普遍使用。实践时代概念的普遍使用，意味着一个充满激情、具有创意、思维创新的社会浪潮已经到来，意味着改革、变迁、奋进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单极化世界政治体系的瓦解、多极化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一元化世界文化体制的崩溃、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体制的形成。现在，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理念、倡议和战略，全面系统地诠释了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基本特点；“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原则”已成为21世纪“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公认的行为准则；“一带一路”理念、倡议和战略的传播实践已成为认知传播学科学性的“检验器”，“一带一路”传播的功能力已从实践的角度验证了认知传播战略功能力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经典传播学产生于技术经济时代，认知传播学产生于信息经济时代。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经济时代，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原始生态的信息传播，更需要原始生态信息的升华――认知传播或知识传播。人类对传播内容需求的升华，表明人类传播已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知识传播时代，同时呼唤着一个新的学科――认知传播学的诞生。
二、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
（一）认知传播学的主要特点
理论和实践已经把认知传播学视为一门超信息传播学，即以认知文化传播（或称知识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传播学，并把传统传播学视为一门以信息传播为研究对象的经典传播学。这两种类型的传播学学科在总体上都属于理论传播学，但是在其本质上还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这两种类型传播学学科的差别凸显出来的就是认知传播学的主要特点。
概括起来说，认知传播学的主要特点是：
其一，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经典传播学研究的是信息传播；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是认知文化传播或称知识文化传播。
其二，在服务目标受众上，经典传播学服务的目标受众是大众；认知传播学服务的目标受众是大众人群中的精英人群。
其三，在传播业务上，经典传播学强调的是对信息的采集或采编；认知传播学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感悟、加工、判断、提炼等，即信息的升华――对知识文化的创造。
其四，在传播功能力的衡量标准上，经典传播学对于传播功能力的衡量标准是传播实体的自身力量和受众对其传播信息的收视率、阅读率、点击率，并不关心受众对其传播信息的接受率、采纳率、运用率；认知传播学对于传播功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受众对其传播知识的接受、理解度以及受众接受知识后的应用率和创新率。
其五，在对传播实体的要求上，经典传播学对传播实体强调的是高技术及其规模；认知传播学对传播实体强调的是知识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将知识文化转化成为传播功能力的速度和有效使用度。
其六，在对待传播理论革命的态度上，经典传播学虽然也有一定的理论革命思维，但是在本质上过多强调传播理论体系的稳固性和“继承性”；认知传播学在理论上强调传播理论的应用和创新等。
通过对认知传播学特点的简单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知传播学是人类传播规律作用于经济社会的一种必然结果。
但是，应该明白：认知传播学的诞生不是要代替或取消经典传播学，而是填补传播学体系中的空白，把大众信息传播和精英知识文化传播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更充分地、全方位地为发挥传播功能力提供深厚的理论支撑。
（二）认知传播“6+1”超功能力说
功能理论家们认为：功能理论是受启于生物有机理论，产生于客观事物整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其肢体的需求规律。这是一切整体事物的发展规律。
如果把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经典传播学和认知传播学都是肢体，它们都具有特殊的独立功能和功能力。
具体到传播学来说，它是社会科学的子学科，具有社会公认的功能主要有：传播功能、服务功能、引领功能、调控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这些功能也是经典传播学和认知传播学都必须具有的功能。
那么，认知传播的功能力有那些呢？根据当前对认知传播功能力的研究，可概括为“6+1”超传播功能力：
第一，超传播理论功能力，即跳过信息传播直接实施知识传播的理论功能力。这种超传播理论功能力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按知识传播效果层面定义的超传播理论功能力；（2）按知识传播作用深度的层面定义的超传播理论功能力；（3）按知识传播普及率层面定义的超传播理论功能力。
第二，超传播感悟功能力，即相对于信息传播影响力所形成的高层次感悟力，进而提高人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超传播感悟功能力，一是自我对认知传播功能力的提高、价值观的修炼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深度认知；二是受众对传播知识文化的感悟力及其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超传播智慧功能力，即建立在丰厚的知识文化传播基础上的高层次的、理性的认知世界的能力。智慧与聪明是两个相关联的概念，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又是两个不能相互替代的概念。人类的智慧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人类具有的一种高水平的感悟力、理解力、联想力、判断力、抽象力等功能力的综合，而这种智慧功能力是在特定的环境状态和规范的影响下对人类智力的一种提炼。智慧是一个动态性概念，是区分层次的，不同的人其智慧是不相同的。聪明即耳聪目明的简称，它是人类的一种先天生理现象，它具有思维灵活、速度快的特点，但是思维分散，形不成体系。所以，没有智慧的聪明，思维无论如何灵活、快速，也只是小聪明，成不了大气。只有聪明与智慧实现科学结合，才是有意义的聪明。可见，超传播智慧功能力既不是聪明人的天赋，也不是虚无智慧的创造，而是聪明与实践智慧有效结合的结果。
第四，超传播知识功能力，即认知推进信息升华为知识的能力和知识传播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力的总和。超传播知识功能力的主要表现是：知识即能力；知识即技术；知识即资源；知识即资本；知识即工具；知识即科学；知识即文化；知识即动力；知识即智慧；知识即孵化器等等诸多方面。
第五，超传播创意功能力，即新型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效力。当前，人们对于知识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两种，即静态性思维方式和动态性思维方式。在常态化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多是静态型思维；在变革化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多是动态型思维。当代的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是动态型思维。动态型思维是认知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主体思维方式，即创意。可见，创意是当代认知传播学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力。
第六，超传播科学功能力，即选择或确定接近真理的最高层次学问的功能力。科学就是解读真理的学问，距离真理越近的学问，就是科学元素含量最多的学问，就是最科学的学问。任何门类的科学都属于相对真理范畴的学问，这表明，现代被人们认知的科学都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都是可以发展的。这也就是说，科学是区分层次的，根据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度，凡是科学都必然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这是科学学的发展规律。认知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传播知识文化的新兴科学，选择或确定接近真理的知识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是认知传播学的重要任务，也是认知传播学科学功能力的表现。认知传播学的这种科学功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选择或确定传播接近真理的新型知识文化成果；（2）选择或确定传播接近真理的传统知识文化资源再开发的知识文化成果；（3）选择或确定传播接近真理的历史知识文化的常识性知识。
认知传播学的超传播科学功能力的凸显是避免或减少伪科学传播的关键。
（三）科学认知“超传播”概念
在分析认知传播学“六功能力说”时曾使用了“超传播”这个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超”的本意是越过、跳过、胜过、高出等，这里用“超传播”这个概念包括五层涵义：其一，它表明认知传播学是传播学门类体系内的一门理论传播学，但是它不是大众传播学，而是一门新型的理论传播学――精英传播学；其二，它表明认知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信息的高度升华――知识文化；其三，它表明认知传播学不仅具有经典传播学的共性传播功能力，而且具有认知传播学特有的传播知识文化的功能力；其四，它表明认知传播学的科学是一门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传播行为实施科学管理的科学学；其五，它表明认知传播学结构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它既拥有多学科、多门类的历史文化知识，又拥有当代人创造的新型文化知识，并由这些厚重的文化知识相融合构成了完整的超传播的认知传播学理论体系。
认知传播学“6+1功能力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功能力作用的真正发挥必须同提高传播者的素质结合起来。“六功能力”是认知传播学的基础功能力，传播者素质是实现认知传播学“六功能力”的核心功能力。所以，要充分发挥认知传播学基础功能力的作用，提高传播者素质是关键。
三、认知传播功能力案例分析――“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
“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借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开启的与沿线各国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共同打造经济振兴、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倡议，是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实施的一种推进“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命运共同体”的部级的顶层战略。对于这样的部级的宏观理念、倡议和战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传播战略呢？从总体上或理论上分析，实施认知传播战略是21世纪社会各业行为的最佳选择。
认知传播战略是关于知识文化传播全局的筹划或谋划。具体到“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来说，认知传播战略功能力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强化“一带一路”战略核心内容传播。“一带一路”鹇阅谌萏逑蛋含的内容相当多、相当复杂，但是，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局来看，强化“一带一路”战略核心内容传播，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思想上、理论上的服务是完整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它既代表着国家间合作的方向，又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抓手，同时对于保证区域安全、推进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推促“一带一路”战略的超媒介传播。在习惯上，人们把传播都理解为是媒介传播，这种理解在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是，对于“一带一路”这种部级顶层战略来说，仅仅依靠常态化的媒介传播功能力是不能完成“一带一路”战略传播任务的，它必须在充分发挥媒介传播功能力的同时科学的实施传媒组合，即采用“传媒组合拳”模式推促“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那么，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传播的“传媒组合拳”模式结构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传播实践提供的信息，这种“传媒组合拳”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传播媒介构成，即由传统的单体型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和新兴互联网传播媒介构成，其中组织传播媒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一带一路”战略的超媒介传播还包括诸多非传媒性质的、对“一带一路”战略传播的实施具有核心引领作用的非传媒的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主要由五种非传媒性的传播类型构成：（1）借用大型的、重要的国际会议传播“一带一路”战略；（2）借用国事访问的机会，结合出访国的基本国情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和思路；（3）借用我国倡导的“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力来传播“一带一路”战略，既显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新型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彰显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智慧力；（4）借用联合国号召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决议的推促力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实践，不断提升“一带一路”的影响力；（5）借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传播“一带一路”战略。
现在，“一带一路”已是世界人民“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据统计，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50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100多位部长级官员以及1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代表出席本届高峰论坛。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理念和倡议，它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的共同行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第三，突出“一带一路”战略的特色传播。“一带一路”战略的特点是什么？这好像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也许是很多人尚未弄明白的问题。丝绸之路是一个历史概念，“一带一路”战略是在继承历史丝绸之路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一个时代性的新概念。从基础性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既包括厚重的历史知识文化内容，也含有高度创新性的现代人类智慧和思维方式。具体到“一带一路”战略的特色传播，应重点强化三大领域的传播：一是要强化21世纪我国目标市场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由于我国经济还欠发达，极需要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因此，我国的市场目标是西方市场。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目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重心已有西方市场转向我国的国内市场和未发达的国家市场。我国市场目标转移的传播是凸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核心性特点的传播；二是要强化21世纪我国主要优势的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我国的主要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现在我国的主要优势是资本和基本建设技术能力。我国主要优势变化的传播是凸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性特点的传播；三是要强化规则、“游戏”制定者和主导者的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我国既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游戏”的主导者，只是参与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遵循别人订立的不公平规则。“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根据和平发展、平等互利、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原则制定的21世纪的规则，它是我国地位的象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凸显规则、“游戏”制定者和主导者的传播，其实质也就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掌控能力和国家地位的传播。
第四，认知“一带一路”战略的知识文化传播。知识文化不等于文化知识。文化知识是指人们对于某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其核心多指对某一文化符号的认识，比如毛笔，这是一种文化符合，其功能是可以用来写字、绘画等；知识文化指人们对于某一文化体系的认知，它包括一定的文化符号。比如“一带一路”就是一种知识文化，它是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其宏观体系主要有五部分构成，即“一带一路”历史文化、“一带一路”现代文化、“一带一路”创新文化、“一带一路”应用文化、“一带一路”相关文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全面认知“一带一路”文化，这既是深化传播“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也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备的知识文化。
第五，注意“一带一路”战略的差异化传播。“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战略，也是世界战略。所谓中国战略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考量：（1）“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率先提出的符合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整合和发展的大战略；（2）“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平台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整合创新的大战略；（3）“一带一路”战略是符合中国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整合和发展的大战略。所谓世界战略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量：（1）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符合欧亚非大陆经济整合和发展的大战略；（2）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这就是说，“一带一路”这条红线，一方面将当今世界的两极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又有效地推进或带动腹地国家经济的大发展，为实现世界各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一宏伟的“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创造了良好的合作共赢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经济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性、世界性决定了其实施的复查性。这种复查性集中表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的差异性、经济的差异性、文化的差异性、区域环境的差异性、国家结构的差异性等。面对这种“差异性”的现实，认知传播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施差异化传播，这是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全面实现的关键。
通过对“一带一路”传播功能力个案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带一路”传播的实质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传播、是一种知识文化传播、是一种国际商务贸易传播。总之一句话，它是一种超信息传播，即认知传播。现代人类传播有两类：一类是一种常态化的信息传播，比如央视《远方的家》的“一带一路”传播就是这种常态化的信息传播，它可以通过采访，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让受众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拥有的资源、民族风俗、社会文化等，但是它不能够让受众了解“一带一路”理念、倡议、战略传播的实质。一类是认知传播，比如“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传播、超媒介传播、特色传播、知识文化传播、差异化传播等就是认知传播的范畴，它可以让受众从认知的角度把握“一带一路”传播的实质，进而提高受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有效地发挥“一带一路”理念、倡议、战略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2014年8月18日在第四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i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R].
[2].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R].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3].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R].
[4]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n].人民日报，2017-01-11.
[5]周鸿铎.传媒经济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6]周鸿铎.认知传播”研究的切入点分析[J].今传媒，2014（8）.
[7]周鸿铎.“知识就是力量”与知识资本研究（收入《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一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8]周鸿铎.认知传播学研究对象探析[J].今传媒，2015（4）.
大学生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篇10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增长；技术创新
一、前言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技术进步而言是重要的制度保障，它对国家的FDi流入、国家自主创新意识，国际技术转移以及国际贸易等方面影响深远，最终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成为经济学家的关注热点，本文在以下对此作出了简单评述。
二、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技术创新与扩散角度
鼓励并引导知识创新、提高知识存量，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并促进经济增长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首要目的。技术创新所产生的预期利润是创新者极为关注的内容，若无法保证利润，创新者往往就会缺乏创新激情，由此导致知识创新水平的降低。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有可能对模仿成本造成较大影响，且许可知识产权创新者拥有该产权的垄断权，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进而限制了经济增长。知识产权保护过强则很容易导致技术创新者处于垄断地位，在确保其垄断利润的同时，创新率随之降低。总体说来，采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与扩散所产生的潜在损益均受到相关法律政策和市场结构的影响，尤其是技术发展和竞争政策。所以应在两者间找到最佳契合点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通常认为技术的跨国溢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这对于不同国家之间、整个世界的技术创新率提高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其知识产权加强保护有利于刺激自主创新能力；而与之相反，有部分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使西方创新企业的市场资本与力量得到强化，其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价格因此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由此受到损害。
三、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国际技术与贸易许可、FDi角度
国际技术与贸易许可、FDi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得以促进的重要手段。通常来说，跨国公司均具有较大的技术优势，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往往会充分利用技术，在国内生产后外销，或者直接在目标国内建立生产单位进行生产直销，也可能向无关联的第三方公司转让特许经营权或生产技术许可，然后从中抽取使用费或提成。这些方式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对目的国市场区位特点和采用不同方式的成本的依赖性较强。目的国区位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在目的国优势足够或者技术许可所产生的收益已低于海外投资收益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则会普遍采用海外生产模式，即FDi模式，而非开展国际贸易或技术许可。部分经济学专家对鼓励FDi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所发挥的间接作用予以强调，即知识产权的信号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强势保护向潜在的投资者申明本国对国外公司相关知识产权的承认与保护；或者承诺外来投资者进行市场体制的改革与转变——从非公开化转向公开透明的法律制度，从腐败行为转向专业廉政的公共管理模式。
四、结论与启示
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知识产权保护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怎样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且极其依赖于国家的发展环境，例如市场的开放度、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等等。而不同经济学家对于这一观点的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其内在机理的作用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发掘，但大部分学者所认可的结论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之相应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我国修改并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进一步激励着民族的自主创新意识，从而营造出有利的外部前提，以利于国际技术的扩散。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知识存量仍然不高，专利创新水平和研发投入力度仍然有限。整体上来说，我国仍然处于以技术引入和模仿性开发的技术发展阶段。所以，应以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为依据，在最低保护标准得以满足的基础上，保证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相对宽松度，不断提高扩散性技术的吸收速度，争取以较低的成本投入形成技术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勇，周宏.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8（6）：17～21
[2]张麒麟，王九云，丁晶晶等.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0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