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篇1
在这轮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不乐观的恐怕居多数，不乐观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政府似乎不会像2009年那样推出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2009年实施的一大批投资项目，已经覆盖了不少未来发展需求，也就是把原本是未来该投资的项目提前去投资了。况且地方政府也为此增加了不少债务，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又大幅减少，使得其今后的财政能力受到约束。
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中，投资是主要推力，但投资不仅是靠政府，更要靠民间投资。以去年为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33万亿元，直接来自财政的预算内资金仅为1.4万亿。此外，全国土地转让金收入为3.1万亿。假设其中30%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则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来源占比仅为12%，可见，政府资金对投资的贡献非常小。而从今年上半年看，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左右，但民间投资总额要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远远超过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部分。因此，如果说中国经济今后还需要靠投资拉动，那么，这个投资也主要靠民间投资而非政府投资或国企投资。
这轮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冲击也是非常之大。内部冲击来自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以及铁公基项目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外部冲击则来自欧美及其他经济体的不景气，导致外需不足，出口增速下降。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两大行业，同时又占出口加工业的绝大部分比重。在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东部沿海，受到的冲击程度更大，除了内需和外需下降因素外，企业过多使用资金杠杆导致负债率的上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几年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也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因此，要让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求进，关键是要让中国的民企恢复活力，让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速。从目前我国宏观层面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看，对民企的帮助已经非常全面了：如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一是采取了两次降息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降贷款基准利率，二是降低企业债发行门槛和条件，三是给部分小微企业优惠贷款；在降低税负方面，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增加民企投资机会方面，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实施细则已经出台，包括电信、银行等一些长期处于行政垄断的行业，也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就目前看，在政策的操作和执行层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民企的生存环境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如两次降息之后，民企的实际融资成本并未明显下降，原因众多，值得反思。再如，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财政、信贷支持额度，能否真正落实好，也存在疑问。而在新36条实施细则方面，开放度还是略显不足。
为了让民企恢复活力，今后应该在降低税负和开放投资领域方面的力度更大，使得民企的发展环境、税负水平和可投资领域与国际惯例一致。从长远看，中国民企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尤其在金融、电信、石油开采等一些民企比重极低的行业，若这些行业的开放步伐加快，则一方面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民企则可增加投资，一举两得。
从短期看，实体经济的去库存已到末期，今年三季度起经济将出现回升，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不大，今后两年经济增速还是在8%上下，呈现L型走势。就长期而言，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的流动和民企的发展都是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增长的体现。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2
关键词：消费力；经济增长；动力源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61-05
消费力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消费大盘，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力。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生产力，而是消费力。只有有效提升消费力，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一、消费力的涵义
消费力是消费者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从事消费的能力，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消费力，是在一定的分配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反映。人的消费力是当作需要由生产创造出来的，消费力一经创造出来，又成为消费的条件和首要手段。消费力与生产力是正相关的关系，提高消费能力，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又能创造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从而推动消费力的发展。从消费力的构成要素考察，现实的消费力作为存在于消费过程的物质力量，包括三个要素：(1)消费者。消费者是指实行消费的人，人在消费力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消费过程中，人不仅仅作出本能的反应，而重要的是作为主动者、主宰者出现的。人能根据自身的需求，在一定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条件下，采取尽可能完美的消费工具，有目的地去同化和享受消费对象，进而发展和完善自己。因此，消费者是消费力的主体和首要的因素。(2)消费资料。消费资料也叫消费手段，是人们用来传导自己的消费活动到消费对象上去以影响和改变其物质形态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可称之为传导物或媒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消费工具。消费工具是人消费和享受消费对象、实现消费行为的必要手段，是一种物化的智力，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消费工具对于提高人的消费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构成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3)消费对象。消费对象是消费的物质承担者，即人的消费活动加于其上并形成适合人的消费需要的具有消费价值的物质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它表现为各种商品，它是构成消费力要素所必备的条件，没有一定的消费对象，也就无从进行消费。
二、消费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消费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生产力
现展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消费力、不同的消费结构和不同的消费方式。在过去虽然皇帝有着极强的消费力，但也无法得到今天普通老百姓的物质精神享受:乘坐飞机周游世界、收看各种精彩的电视节目、进入互联网得到各种信息和知识等。这是因为任何消费对象都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力决定着消费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著名原理，提出“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媒介”、“相互依存”、“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这里，“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虽然生产出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多高的生产力，就肯定有多高的消费力，两者始终是平衡的。因为生产力决定消费力，只能从总体和趋势上去理解，而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中间环节和复杂因素。这些环节和因素会导致消费力对生产力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消费力对生产力有积极的反作用，消费力创造着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1)消费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者主体，没有消费就没有活劳动；没有活劳动这个生产的主体，再生产就无法进行。(2)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消费这个目的，生产就没有对象，也就是盲目的。(3)没有消费，生产就不能得到最终的实现，再生产就没有良性的运行。而在一般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是消费力主体，消费对象是消费力客体。消费力主体是具有主动支配和影响作用并且是最活跃的要素，居于主导地位，并控制着消费效率和方向，对消费对象具有选择权和支配权。因为人的智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人的需求和欲望发展变化又是无止境的，随着消费力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取向的合理化，对生产力不断进行挑战，由此决定了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矛盾运动，消费力的发展和变化，理所当然地会影响生产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力实质上就是一种生产力，或者最终要转化为生产力。
2.消费力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导向作用
消费力的导向作用是由消费者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只有能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要，生产者才能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因此，产品的质量、品种、价格等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是生产者悠关生死的大事。由于消费者消费的主动性，他可以按照本人的意愿和个体偏好，到市场上自由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对象或商品，并通过市场这个中间环节把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导向(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获得这些信息后，为了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便调整生产规模或产品结构，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就起到了一种对企业生产导向的突出作用。
3.消费力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
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别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实际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精确反应和科学运用。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外贸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外贸已进入高成本时期，出口率已拉升至35％的上限，由于外贸顺差的不断扩大，使得外贸摩擦日益凸显，并引发了人民币汇率不够稳定的国际压力。因此，要想继续通过扩展外贸出口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大的拉动作用已很难奏效。从投资来看，毫无疑问，投资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在较长的时间周期中，如果没有消费发挥导向和支持作用，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不可能有效率。所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才能有效拉动内需扩大、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从历史逻辑看，消费力主体自身的需要，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它强制着人以生产劳动为手段向自然索取，满足自己谋生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样，满足生存需要的低级消费力就成为人类从事生产劳动的最初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费力的主体不断提出享受和促使自身体力和脑力全面发展的新需求，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创造着新的动力。人类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就是一部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创造动力的历史。所以，从根本上说，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消费力历来就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总之，消费是经济循环与社会和谐的起点与归宿，消费力与生产力同等重要。研究经济增长的视域需要从生产转向消费，因为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4，但消费总量却只占世界的4%，13多亿人口的整体消费动能尚未崛起，所以在以消费力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
三、提升消费力的主要对策
1.加速富民步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正确处理GDp增长与居民收入增加的关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居民的收入。要改变原来那种“GDp像胡子一样疯长，居民收入像眉毛一样不长”的局面。
其次，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来说，高收入者的消费层次最高，但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但消费层次低，消费能力有限。而中等收入者无论消费倾向还是消费层次，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尽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不但可以有效增加消费品的消费总量，更是提高消费档次、实现消费升级的有效途径。根据国家城市调查局收入标准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应该在6-50万元之间。2006年全国只有不到8%的家庭属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国外一般40-50%(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为35%左右，美国高达80%)的比重存在很大的差距；且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户主所在的就业单位主要分布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他们占全部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样本家庭户主人数的56.1%，其中行政机关人员占13.9%、事业单位人员占22.7%、国有单位人员占18.5%。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低、分布不合理明显不利于促进消费升级。因此，要千方百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该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1)促使储蓄变为为有效投资。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让民众的储蓄成为投资，并使民众的投资成为市场的有效投入和产出，以鼓励民众从投机转向投资，使市场真正成为民众的财富培育所。我国虽然在创业等方面已有法律法规保障所有者的权益，并且降低了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但这还很不够，行政权力在财富分配上的短期投机行为比比皆是，如对于股市印花税、红利税忽增忽减，忽收忽除，都是明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中等收入群体惶恐不安，还败坏了所有人的投资胃口，使社会整体走向投机。因此，政府应该从税收等各方面为创业资本、私人投资所得等减去束缚。(2)发挥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与促进作用。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据世界经合组织估算，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税率只有50％左右，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德国等国完税率接近100％。在个人税收方面，应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并加强征缴，开征遗产税，将过高的收入调下来。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中，80％来自工薪阶层，占有40％以上社会财富的富人们，多年来逃税、漏税等早已成不争的事实。所以，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是要重点加强的环节，要严肃税收法制，通过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与促进作用。(3)继续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在促进市场的发育完善、人才和劳动力的充分竞争以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打破平均主义，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形成收入分配“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格局。在初次分配环节，应尽量避免违背经济规律的人为因素和行政、计划手段的介入。实践证明，违背规律的做法，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工效挂钩的做法已经过时，要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初次分配要打破平均主义，再分配要加大调节力度。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在再分配领域。(4)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要通过政府、工会、雇主协会三方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从而以有效的机制促使相当一部分职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要让集体合同成为推进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重要协调机制。
2.增强居民消费信心，鼓励当前消费
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将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调整消费政策，转变管理观念。
一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消费安全感。当前，就业竞争的激烈，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子女教育费用的刚性，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等，增强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弱化了居民的收入预期，从而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这对于城乡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以江苏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4年，全省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比1995年下降0.115和0.298；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也分别下降0.151和0.065。因此，今后要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重点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促使居民敢于消费，尤其要促使他们转变消费观念。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英国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社会动态(1985)》曾经指出：根据英国政府机构1982年对1486户最低收入者和1486户最高收入者调查的结果证明，在经过税收、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以后，前者每户的年平均收入由原来的150英镑增加为3220英镑，收入增长率为2146.66％，后者每户年平均收入则由17390英镑减少为12260英镑，收入降幅只有29.50％但是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在未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前，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为115.93∶1；在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后，这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降低为3.81∶1，一下子缩小了30.43倍，其作用应该说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见，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无论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还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改善居民收入的分布形态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是及时清理并取消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和行为，加大消费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比如采取鼓励个人汽车消费、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假日消费、家政服务消费的政策等，简化居民购车、买房的手续等等。这是我国内需稳定增长的最大内在动力。对农村来说，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应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除加快农村电网建设外，还有广播电视网建设，邮政通讯及信息网络建设，农村公路网络改造和建设，农村医疗卫生网点建设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与消费质量的提高。
三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消费环境存在障碍。消费环境不尽人意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由于电力设施落后，用电收费管理混乱，造成电价偏高，比城市要高好几倍，而且电压不稳定；有些地方缺水、缺电、道路条件差；有的地方没有电视播转台或电视发射信号不好，有线电视网的覆盖面还很有限；大部分农村市场的商品售后服务比较差，维修体系几乎没有。上述种种障碍客观上限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造成洗衣机、电视机、VCD、电冰箱等家电和一部分农用机械的销售和使用受到很大影响，从而给开拓农村市场带来困难。城市居民消费环境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商品房开发的各种收费过多，住房二级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影响了不同层次住房需求的实现；消费信贷手续的办理过于繁琐，条件要求过于苛刻，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邮电通讯价格过高，造成市场前景看好的手机、电脑网络消费热不起来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消费的政策环境不宽松，抑制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
3.规范金融体系，推动消费信贷全面普及
消费信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越大，消费信贷的作用也越大。很多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所占比重很大。据统计，当前国际上的个人信贷性消费已经占人们整个消费的40％左右，有的甚至达7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与世界水平相距甚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以私人住房、私人小轿车、私人现代通讯设施为特征的消费升级，购买这些大宗消费品所需要的货币数额比较大，人们一般不可能仅靠现有收入而实现，往往需要借助于借贷手段来实现。因此，居民消费要达到全面升级，还应借助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规范和建立信用体系，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消费，使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特别是要针对居民不熟悉贷款程序等问题，大力发展代办贷款机构，以减少消费者的“鞍马劳顿”之苦，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转化，有效缩短居民消费升级的时间。
4.重点拉动农民的消费
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仍然是农民，扩大内需的潜力来自于他们，市场要靠这些人拉动。农民属于消费倾向高、消费潜力大的群体，一旦收入大幅增长，消费必然快速增长。近些年，尽管农民消费已出现加速增长的迹象，但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民低收入、低消费的状况仍十分严重。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落后10年，消费水平落后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15年左右，这些差距要靠我们以一系列新的利农措施来改变。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改变有碍人们正常消费意识形成的医疗体制与政策、教育收费政策等公共政策，使农民不会再担忧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使城乡差距缩小，农民收入会大幅度提高，使农民真正免除后顾之忧，敢于适度消费，提高生活质量。
当前，首先要使公共财政政策更多地指向农村。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要通过发起这么一场“运动”，不仅改变农村面貌，为农民提供更大的生活方便，也有效地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实现扩展农民的消费途径和能力的目标。
其次是要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扩大农民消费的阻力。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就以勤劳节约闻名，自奉甚俭，不到必需决不去消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少可靠的保障，一直有一种弱者的心理定势，所以“常将有日思无日”就成为了格言和行为准则。因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文化任务―-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这种心理定势，让他们能够真正意识到自身权利的充盈，意识到发展机会的可靠，从而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他们的消费扩大。
再次是要将横亘于农民脚下的一系列“特设门槛”都拆掉，并为农民提供各项更好的服务。只有农民富裕后，所谓“扩大农民消费”才不是侈谈。而要富裕农民，首先就要给农民创造充分的创业与发展机会，这就需要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且廉价的教育，让农民可以享有及时、充分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和金融、信息等服务。
参考文献：
[1]高翠娟、赵劲松、翟英韬.再论消费力[J].商场现代化，2005，28.
[2]温燕萍.必须重视发展消费力[J].岭南学刊，1998，4.
[3]易然.谈谈消费力范畴[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4]陈利萍.消费力分析及其现实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02，6.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3
【关键词】经济增长改革结构优化新经济增长点【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
改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断地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不断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放”。农村改革实质就是把传统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自己经营，农民种什么自己说了算，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事，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国有企业改革实质就是把原本属于企业的权利放归企业，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由企业说了算，其结果是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所有制改革实质是放手发展民营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此等等。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全面深化改革拉开序幕，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根结底就是要简政放权，无论是对政府的正面清单还是对企业的负面清单，无论是下放和取消行政权力还是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等等，目的都是要为已有的企业松绑，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便利条件。从改革的结果来看，2014年我国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45.88%，2015年上半年我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达到685.1万户，日均3.8万户，市场活力得到了释放。
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引入竞争，不仅仅可以增加市场主体，更重要的是对原有的企业形成外部压力，促进企业提高经营效率，提高服务质量。
改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断地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不断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根结底就是要简政放权，无论是对政府的正面清单还是对企业的负面清单，无论是下放和取消行政权力还是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等，目的都是要为已有的企业松绑，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便利条件。从改革的结果来看，2014年我国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45.88%，2015年上半年我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达到685.1万户，日均3.8万户，市场活力得到了释放。
结构优化和调整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衡量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志，合理的经济结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反之则阻碍经济健康增长。通过经济结构变动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第一产业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6.1%，第三产业增长8.4%，由此，意味着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过去的以第二产业拉动为主向第三产业拉动为主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度化，意味着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进一步降低，因为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要低得多。近年来，不仅生活型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农业服务业和工业服务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从产业内部来看，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技术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
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我国的消费率已经由2010年的49.1%提高到2014年的51.2%，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当然，消费率不是越高越好，投资率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是越低越好，但是长期过低的消费率显然是不正常的。随着消费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逐渐走向平衡，形成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从区域结构来看，西部地区总体上快于东部地区。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十分广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长期以来形成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经济增长速度也基本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随着我国采取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状况正在得到初步扭转，近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地区。2015年上半年，GDp增速位居全国前五位的分别是重庆、贵州、天津、、江西，均达到9%以上。其中重庆、贵州、均为西部地区，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比较充足。而传统的依赖资源型的省区如辽宁、山西、黑龙江、吉林和河北则位居经济增速后五位，表明传统依靠资源、能源带动经济增长的地区依然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
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大企业经济实力强，小企业数量多的格局已经形成。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大企业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根据最新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国大陆已经有94家入围，入围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从小企业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化，近两年我国企业注册数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
新经济增长点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指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新兴产业或行业，一般具有较强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涌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点，原有的经济增长点逐渐消失，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既有供给的因素，也有需求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家用电器、汽车、房地产等都曾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传统的经济增长点依然存在，但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同样是彩电，今天的数字彩电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黑白电视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汽车，今天的全自动汽车与20年前的手动汽车技术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点中孕育出同一个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或制造出新的产品。近年，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增长点，由过去的单个“点”，而转变为由许多点而形成的“簇”。节能环保、旅游休闲、体育、健康保健、养老婴幼、文化等产业都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新增长点的涌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进一步降低，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碳排放进一步降低。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孕育新的动力，但是动力的转换有一个过程，甚至需要较长的时期。我们不能将国民经济这辆车停下来换发动机，而是需要在不停地运行过程中升级旧的发动机和安装新的发动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结构调整和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也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的增长动力与原有的动力既有相同点，也有新的特点。我们需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不断培育新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文中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公报。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4
乐观来看，即便既有增长模式不变，至少在未来两三年里，中国依然可以做到在世界排名前六的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增速的绝对领先地位。但是，所有明白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所在的人都很清楚，这种以牺牲经济转型时间、拖延深层次改革，并导致系统性经济风险上升为显性特征的经济发展思维，最终将使本就沉疴难除的中国经济肌体健康情况恶化。
从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以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来看，中国尽管有迥异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特殊国情，亦逐步摸索出了基于本国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路径，但作为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余年、GDp已迈上6万亿美元台阶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不可能总是游离于一般意义的经济周期之外。有人就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依据那样的推论，则中国本轮平均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更乐观的估计还有：中国仅凭政策操作空间至少可以保持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速至2030年。果真如此，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底基的宏观经济学将会发生彻底的范式革命。
只是，如今连最高决策层也承认，中国既有经济模式到了必须大规模升级的“时间窗口”。如果说，过去30多年里，中国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加上对出口偏好的坚持，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的增长动力，在不断释放的人口红利，以及“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三大红利驱动下得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既有资源禀赋下的一种较优的增长路径，那么，当上述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陆续减退，或者由于负效应的不断影响而再难保持原有增长轨道时，中国还能拿出什么样的增长动力组合？
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新近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也就是说，即便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可以享受的人口红利期也就剩下未来两三年了，而且真实世界有时候还未必兑现这种静态假定。
至于“入世”红利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红利，也由于中国在这方面吸收过猛而面临透支的危险。换句话说，中国未来依靠国外市场的扩大而实现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将越来越不现实，发达经济体日渐明显的“再工业化”与产业回流现象也在压缩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假如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就面临局部性断档危险的判断比较靠谱，那么防止由此引发经济较长时期的衰退，显然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迫切难题。
中国经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红利逐步递减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较以往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大环境下，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所共同释放的内生性制度红利与市场主体营商禀赋的激发，进而在充分挖掘国内价值洼地潜能的基础上，结合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增长，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立体化动力格局。
首先，我们要抓紧整固已有，但所剩不多的要素红利。一方面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国内价值洼地的潜能，实现制造业区域布局的梯度转移，力争在中西部地区打造出能够比肩东部经济技术水准的产业集群，将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切实发挥出来。
其次，以金融体制改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尽快释放内生性制度红利，并给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以新的发挥空间。这要求政府在破除关键领域市场垄断的同时，扩大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上述行业的准入门槛。这是一条不可逆的改革路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投资效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最终孕育出一批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超级企业。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5
地区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收入结构调整顺利进行，须先进行思想结构调整，破除GDp增长的迷信。过去60年，中国从制度结构上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模式上的，其增长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反自由贸易的汹涌暗潮下，已不可持续或者无法高效率持续。因此，通过让利于民、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平，通过在公平制度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主要以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为特色，这一改革正在启动，有可能激发出特别高效的经济效益。富士康事件是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增长的历史性事件，也可能是新的劳动法规落到实处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低层收入者的工薪收入如果出现可控而可持续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但失业率不升的话，加上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将改变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为在上述条件下，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将改变，原来资产可能因为工资收入的增长而改善，原来的或然负债(支出)可能因为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而减轻。这种资产负债迅速改善，对于年收入3―6万元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比高收入者更大，因此，中国将出现由中低收入者推动消费扩容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再提高征税起点的话，百姓就会更乐于消费。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减税和提高工资三者齐头并进，居民的消费激情就可能出现井喷。如果细分中高档收入者对于享受、尊严、自我教育与自我实现的消费需要的话，中国有可能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实现消费升级，新品牌、新消费、新行业将会持续出现。
当然，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们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当前，农民工仍然承担着相当的上学、就业、医疗等社会负债巨额成本，农民的手脚因此被捆住。由此，笔者以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换出或者失去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转移到城镇并由城市统一调配资源，是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点，但这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转变成居民的巨额成本，如果相关的农村建设用地改变性质用作工业或者商业用地，政府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换到农业用地实现土地增值的补偿，那就得另想办法。由于农民工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无法与具体城市作固化对称的统计，而一个城市也无法承担“无量”农民工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税收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6
从制度经济学看，改革本身就是增长的新动力来源。原有的体制适应传统经济模式，但其增长动力日益下行。而获得新增长点和新动力，需要改革和创新的体制，使其适应新增长点对体制的需要；一些不适应，甚至是阻碍新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则需要调整和废除。那么，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力角度，怎样布局改革呢？
中国经济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实施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得益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念。然而，时至今日，不仅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英美澳等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后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20年间，同样遇到滞胀问题，都先后或者周期性地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或者采取供给学派主张。许多政要都采纳过供给学派经济建议的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政策，如撒切尔、美国里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等，都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的与私有化配合，有的与促进科技进步相适应，有的提倡再工业化等等，都体现了以供给学派政策为主导，与其它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理念。供给经济政策，成了这些国家反周期、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而供给经济学政策取向，就是减轻税负，促进生产和服务，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收入，使生产与分配、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
那么，中国的供给经济政策是什么呢？
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看，后发达国家的GDp税负在18%到25%为宜。而中国目前的实际GDp宏观税费负担在35%以上，超出上限10个百分点。微观税费负担，按照福布斯采用的几个他们能获得的指标计算，沉重程度排在法国之后，为全球第二。如果将没有包含在福布斯指标中的各类繁杂收费项目，以及企业隐性支出等计算在内，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沉重程度定为全球首位。相比发达国家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全部收入的比例（最低的仅2.5%，最高的也就19%），中国实际全部行政公务支出比例高达35%以上。宏观高税费负担和巨额的行政公务消费，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投资和经营的活力，也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空间。
一个中长期的财政政策是：宏观和财政支出结构方面，（1）将财政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35%左右，降低并控制在30%以内，最好安排在28%左右为宜；（2）党政公务支出比例最终目标是限制在全部财政收入的18%以内，今后以每年缩减降低2个百分点；（3）紧急修改预算法，如果来不及修改就通过预算临时法案，15年内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压缩至不超过30%，党政公务支出每年缩减和降低2个百分点，在限定时期内缩减到18%，永远不得突破，作为国务院及财政税务部门不得违反的法律规定下来。
从微观经济政策调整看，国务院近期通过的关于小规模企业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其起征点设置很保守，起点太低，并且可能会被地方税务和以费替税的方式所抵消。奥巴马2013年安排的用于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减税是3000亿美元，占其预算的5%左右。而中国财政部门称为小企业减税的额度在300亿元左右，只占公布预算的0.3%，占全部政府收入的0.16%。与美国相比，减税政策力度实在是太小。
因此，有人士建议：（1）实施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财政分三年，每年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小微企业安排占预算3%到4%的减税规模，从2014年开始，分4000亿元、5000亿元和6000亿元进行；（2）小规模企业的税收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此规模以下的免征；（3）由国务院宣布，所有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小微企业收费都是违法行为，严格禁止，凡禁而不止的，一定追究相关人员有关责任；（4）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平均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5）工会经费和残疾人基金等，紧急停止和修改一些法律和有关条件，以自愿入会交纳、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慈善捐助渠道筹集，不得以税务方式强制向小微企业征收。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7
五年来,《新财经》始终坚持“成长性”这一评选主题,力图通过“漂亮50”榜单的和挖掘,寻找优质a股上市公司的成长轨迹,并通过这样的推介、宣传和介绍,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寻找可持续的强大推进动力。
本届榜单的产生,“成长性”这一评选主题,继续得到良好表现。在本届榜单中,“漂亮50”上榜公司在“高成长性、产业地位、竞争实力”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往届榜单相比,虽然有的公司在本届榜单中出局,但一大批优质的、稳健的a股上市公司已在榜单中连续多次上榜,这成为《新财经》“漂亮50”榜单中最令人瞩目的亮点。
本届《新财经》“漂亮50”榜单的产生,通过初选和终评两个阶段进行。
初选:邀请国内外著名券商、基金和投资机构,推选出100家公司初选榜单。
终评:1.邀请国内外著名券商、基金和投资机构的知名专家,对初选榜单进行分析、比较和评定,确定50家上榜公司的上榜资质;2.由特邀专家评定第五届《新财经》“漂亮50”上榜榜单;3.充分参考公众投资人的推选建议,确定最终公示榜单。
本届榜单的评选过程,充分尊重和综合了行业专家、机构投资人和个人投资者等多方意见和智慧,力求评选结果的专业性、客观性、公正性和公开性。
本届《新财经》“漂亮50”上榜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在“高成长性、产业地位、竞争实力”等方面均有出色表现。这样的表现,在为上榜企业提供盈利保障的同时,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和坚实的资源基础。
一、高成长性――“漂亮50”的主旋律
《新财经》“漂亮50”榜单中,既有创立历史不长的民营企业,也有独占资源优势的国有控股企业。资本构成的多样性,造就了a股上市公司不同的企业成长形态和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特色,我们在评选中没有回避。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a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使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独树一帜,并创造了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稳定增长。在一个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国家经济体中,a股上市公司获得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成长。
《新财经》“漂亮50”上榜企业的高成长性,已经成为“漂亮50”榜单的主旋律,并在本届榜单中表现突出,如民营企业三一重工、苏宁电器、美的电器,国有企业中国石化、中信证券、宝钢股份、贵州茅台等均有优异表现,并在本刊的历届评选中连续上榜。
二、产业地位――龙头企业不断崛起
由美国而起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遭受强烈冲击,在全球经济的一片低迷声中,中国经济抵御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一枝独秀,a股上市公司无疑承担起了更多责任。这批企业的良好表现,将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个快速发展周期。
a股上市公司――中国经济的脊梁,已经在中国经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应该说,本届榜单中的上榜企业,给了中国经济更多渡过难关的实力和信心,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企业的潜在实力,也给境内外投资者带来了期望和投资机会。
在本届《新财经》“漂亮50”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中国企业,不但走在了国内产业界的前列,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强势胜出,成为国内产业界和世界产业界的龙头企业。这种发展趋势,将随着a股上市公司的进一步壮大,对国内产业格局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本届“漂亮50”榜单中,这样的代表企业有:三一重工、苏宁电器、万科a、振华港机、东方电气、中国船舶、中国石化等。
三、竞争实力――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
从本届榜单看,市场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等竞争要素继续向上榜企业集中。产业要素的高度聚集,使上榜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再作用和驱动于相关要素的再度聚集,这种趋势显现已经愈来愈明显。一些民营企业在取得国内产业竞争地位的同时,已将竞争触角伸向海外,开始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布局,一些企业已在全球相关产业中获得了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下,市场集中度的高低,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竞争要素之一,在大幅提升企业市场集中度的同时,如何发挥资源聚集效应,进一步提高a股上市公司在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实力,需要中国企业进行大胆探索。进入本届榜单的a股上市公司,在这方面无疑走在了前列,如振华港机、中国船舶、青岛啤酒、中国石油等企业,在这方面都有上佳表现。
四、榜单变化――显现未来产业格局
“漂亮50”榜单的行业配置,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家和产业经济研究专家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漂亮50”的行业配置结构。
在往届榜单中,a股上市公司的利润布局是5∶2∶3――垄断利润占50%、工业利润占20%、消费利润占30%。我们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上市公司的利润结构,将从目前的50∶20∶30转化为30∶20∶50――上游垄断行业贡献30%的利润,制造业贡献20%的利润,消费及消费服务产业贡献50%,甚至更多。
从本届榜单看,这种趋势开始更趋明显。本届上榜的a股上市公司,开始呈现出“两头并进”的特征,即消费及消费服务型企业、资源垄断型企业入选数量大大增加,占据了榜单中的很大比重。这种趋势和特征,在未来的榜单中可能还会继续强化。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将对未来的中国产业格局形成巨大影响。这源于本文开篇时的一句话:“资本构成的多样性,造就了a股上市公司不同的企业成长形态和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特色”。
产业龙头引领产业发展。《新财经》“漂亮50”榜单揭示的这种趋势,将成为未来引导中国经济继续做大做强的源动力。
五、关于副榜――寻找中国经济新动力
在本届《新财经》“漂亮50”评选中,我们设置了副榜,并有10家公司入选。从入选的企业样本看,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和独具行业竞争优势的企业入选较多。美邦服饰、天马股份、金风科技、九阳股份、北京银行、潍柴动力、上海电气等公司入选《新财经》“漂亮50”副榜,这些“后起之秀”的出现,将带给未来的中国经济更多的亮点和创新活力。
通过副榜的推出,我们希望能借此引导市场更多地关注这个成长中的上市公司群体,更全面地认识这些公司的成长价值。在中小板开板五周年,创业板即将开板之际,更多地给予那些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上市公司进行关注和研究,为这些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成长机制和发展空间,这不但具有现实意义,更具长远价值――为未来中国经济寻找更多的新动力。这样的企业群体的不断壮大,应该能代表一个国家未来的产业走向,也应该是一个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新财经》“漂亮50”简介
2004年12月,《新财经》首次推出中国版“漂亮50”(niftyFifty)――未来十年中国最具成长性的蓝筹a股上市公司的评选活动。
2005年底,《新财经》再次联合权威机构推出第二届“漂亮50”(niftyFifty)评选,力图通过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趋势、行业前景预测以及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借助定量、定性指标,寻找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资本市场上真正的SuperStar(明星企业)。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8
十以来，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城镇化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如何理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以趋利避害？值得深入思考。
一些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释放巨量需求的关键仍在于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解决，则是目前中国打造城镇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城镇化并非一个孤立的过程，在其背后还包含着以技术升级为特征的工业化、以产业转型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以人口迁移为主的城市集聚等多重内涵。
1987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2.6%，年均增速为1.02个百分点。
城镇化之所以能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正是因为城市作为工业、商业、航运、贸易、文化的中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聚集，更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的变化，是传统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由此创造了传统的农业部门无法比拟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业内人士认为，新型城镇化路径将逐渐明晰，推动包括户籍、土地和财税等在内的三大改革，真正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应当是问题的核心。
分析人士表示，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可能将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诸多福利，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使人口流动更自由，将城镇化成本问题部分交给市场解决，间接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提升生产效率。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业内人士透露，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法律的修改已提上日程，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规定有望废止。这将激活土地的金融属性，逐步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一些农民工由于宅基地退出将获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城镇化速度会加快。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行。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难题。
三大领域一系列改革措施将从供给层面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城镇化对经济的影响已不能简单理解为需求拉动。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下称《规划》）。《规划》明确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规划期至2020年。《规划》初步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城镇化水平将稳步提高，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规划》也初步提出，在空间上，“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格局基本形成。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分析称，过去的造城运动是计划思维的结果，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政府的位置摆正，城镇化背后的驱动力不是政府，而是一个市场，大、中、小城镇的结构是由市场驱动的。
专家指出，《规划》的另一个目标是促进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要促使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政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基本消除。具体的落实还需要国家发改委及其他相关部委出台配套政策，以确保《规划》落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对城镇化来讲，首先是主体多元化。”在此前举行的城市中国计划2013年度论坛上，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曾公开表示，过去的城镇化主体主要是城市政府，甚至很多建筑、城市的风貌留下了城市市长个人的印记。而现在居民市民都应该参与到城镇化的过程中。
杨伟民表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只负责编制规划、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好基础设施和保护环境，剩下的事情应交给市场。
专家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发挥作用，依然要遵循市场规律，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破解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碰到的难题。
基层官员表示，不应用静态思维来看待城镇化。如果当地经济发展了，很多外来人口会就地实现城镇化，而不用流向其他地区；另外，随着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东部城镇就会有能力让更多的外来人口实现更多的价值。
乔润令表示，如果让更多的资源由市场来配置，而政府只是管好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将来城镇化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实际上，城镇化的成本不应完全由政府来承担，市场其他主体也应当承担应有责任。
对于当前一些大城市出现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乔润令表示，此前中国城镇化的人口主要流向了东南沿海和大城市、超大城市，恰恰没有进入小城镇，特别是没有进入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原因是东海沿海大城市就业岗位多、收入相对高、公共服务水平高。要解决城市病问题，应该把相应的公共资源更多投向中小城市，引导市场把资金投向中小城市，人口跟着资金回到中小城市。
肖金成建议，应当将大城市的功能向外疏解，尤其是产业和企业。转移不了的原因是大城市在挽留它，虽然个人生活成本很高，但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很低，企业不愿意走，人口就难以转移。未来在税收上应该有所调整，市中心的土地使用税和郊区土地的使用税要有差别，这样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才能协调发展。
21世纪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一泓在“2013中国新型城镇化案例研讨论坛”上指出，城镇化过程中如果政府介入过多，手伸的过长就容易造成目标难以达成。政府的规划如果不理性，加之社会资本、开发商盲目投资，城镇化建设则可能走向“空城”和“死城”。袁一泓认为，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从政绩驱动的角度将项目盲目做得过快过大。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则认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背景下，首先要产业先行，在产业发展基础上，再逐步推进产业新城，从而实现城镇化。产业新城的发展过程就是高端要素的集聚过程，需要投入资金、高端规划、科学招商，进而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产业新城建设的成功要求开发主体以专业化开发能力作为保障，从而实现前瞻性规划、高水平开发、持续性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
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量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央提出的城镇化任务中就包含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根据中央安排，将会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过去，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以至于长期以来各地地方债务问题不断，城市负债率一时间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业内专家看来，所谓多元化，意思就是一些项目由政府掏钱，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而更多的资金来源是要通过社会、尤其是民间资本来筹集。所谓可持续，就是指资金投入后，必须能够实现可持续，业内专家认为没有可持续会造成很多后遗症，这也不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来的要求。
下一步，对于城镇化而言，发改委将会展开试点示范工作，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
同时，城镇化基础设施完善工作也一并开展，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交通干线、交通枢纽城市的连接。
发改委工作会议还表示将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加强价格监管，开展重点行业和领域价格检查，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和价格垄断行为。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成了我国部分城市规划草拟过程的真实写照。然而，日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开出了“药方”，明确强调：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
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事关经济社会等综合发展目标，决定了城市发展在一定时期内的方向、路径，理所当然应具有足够的严肃性、前瞻性和稳定性。城市首先应当是市民的城市，而非市长的城市。城市规划不仅反映政府的意志，更要体现民众的诉求。
我国是一个地区差异性很大的国家。一个城市要想持续健康地发展，离不开一张符合发展实际，能够让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规划蓝图。但是由于任期制度、财政体制、考核机制等多方面因素，许多城市的建设规划经常为“长官意志”所左右，“领导一句话，规划就要变”。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认为自己既然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拥有对修改城市规划的绝对权力。于是乎，有的城市一换届，新领导就急于将上任的规划推倒重来，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这种科学决策让位于短期政绩的做法，也造成了城市建设中的种种乱象。在执行新的城镇化建设中一定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个问题，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9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就业弹性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010－04
实现充分就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也是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努力追求的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却未能实现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步扩大”，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如何从宏观经济角度正确理解和处理经济增长与扩大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同步进行，已成为我国当前具有十分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基本现状
1．总量失业问题日趋严峻
从劳动力供求形势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增加，基本数量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十五”期间，我国城乡平均每年需要新增加的就业人数达2300万人，但平均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数只有800万个左右，年度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500万人。[1]据预测，2010年以前，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0.6％至0.7％，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与此同时，在经济每年增长8%~9%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900万个，远远满足不了就业的需要。根据统计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共同统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失业率不断上升（见表1）。预计今后几年，下岗向失业并轨后，如按全口径统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可能会达到7%的一个高水平。[2]
目前，农村尚有2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长1%计算，每年约有1000万人转入城镇就业，如果这批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会对城镇的就业产生更大的压力。同时，我国高等学校连年扩招，从2005年开始，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6年全国有465万名普通高校学生毕业，比2002年增加了300万人，增幅达186％。与急剧增加的劳动力供给相比，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政府部门的精简机构，事业单位的下岗分流，都将使就业岗位不断萎缩，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3]
2．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我国的就业压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而且反映在就业结构上，就业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矛盾十分突出。有些人找不到工作，而有些岗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导致“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的尴尬局面。基层和西部地区人才紧缺，高端和技术性人才严重不足，使我国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处于“虚位”状态。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披露，北京市劳动力市场2006年第一季度最大匹配率仅为0.52，最高求职成功率为0.66。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仍有48%的岗位匹配不到合适的人选，34%的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失业与岗位空缺同时并存。
3．就业弱势群体的竞争力越来越弱
在总量失业矛盾和结构性失业矛盾突出的同时，高素质、低就业期望值和低年龄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显示，“十五”期间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呈增长趋势，但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40％，但比重比2000年下降了3％；对初级工的需求比重为20％，下降了9％；而对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普遍呈大幅度增长趋势。农村劳动力以其低成本和低就业期望值占据优势，多年来保持了比较高的转移速度，平均每年达1000万左右。此外，市场的用人需求，则以低年龄段劳动者为主，35岁以下的需求一直保持在70%以上。[4]所以，以35岁以上人员、长期下岗或失业者、无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以及女性下岗职工为代表的就业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二、传统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
1．促进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基本前提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m.okun）根据美国的数据，于196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潜力：它的测量方法和意义》中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这一定律认为，GDp增长速度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是我国50多年的经济发展情况，都基本上支持了这种经济增长与失业率负相关的变动关系。[5]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劳动力需求越大。
然而，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导致就业同步增长，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就业的扩大，还取决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弹性系数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该系数越大，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可见，在经济增长率一定时，提高就业弹性是增加就业量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选择战略，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就业弹性，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6]
2．我国的实际情况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都很大。从传统经济理论上说，这种状况为我国扩大就业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却处于下降状态。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了56万人，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1。[7]其中，2005年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8，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由于我国劳动力数量巨大，因此，弹性系数的轻微下降，都将导致失业人数的巨量增加，从而造成惊人的人力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失业问题。
三、影响我国就业弹性的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影响就业弹性下降的因素有很多。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是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消耗高、成本高，忽视了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建立在新的技术水平和更高效率的管理水平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这种增长的主要特征在于生产要素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而非投入要素数量的增加。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质的提高取代了量的扩张，并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根本不同的影响。[8]
借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总量所产生的影响。
该生产函数的基本模型为：
Y=aKαLβ
这里，Y为总产量；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量；a、α和β为三个参数，分别代表技术水平、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就业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上式两端取对数，得：
可见，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深化程度和劳动增长率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技术进步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给劳动力就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排挤，使劳动力就业数量相对减少。
其实，为了赶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我国早就确立了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力提升产业技术层次的战略。目前我国正在走一条资本和技术越来越密集而就业弹性系数越来越低的工业化道路，从而呈现出社会资本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的两难状况。从1996年至2002年，央行曾经连续八次降息，这使得我国的利率水平长期处于一种较低水平的状态。利息是投资的成本，利率的降低大大地促进了企业更多地使用资本投入来取代劳动力投入，尤其是那些受到政府的扶持、能够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的企业，就有着更加强烈的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愿望。根据有关统计资料，1980年至1989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6%，投资就业增长弹性为0.286；1990年至199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7%，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却降为0.063；[9]在2004年，该弹性系数已不足0.039。
2．经济结构不合理
（1）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二、三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较大差异是影响我国就业弹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受土地规模的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逐渐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明显乏力。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逐年递增，从1978年的12.2%增加到2004年的30.6%。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日渐明显，如表2所示。
然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总量不足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从表2可以看出，“十五”期间，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二者的产值比重相差16个百分点，2004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1个百分点。这不仅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而且严重影响了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我国服务业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新兴服务行业不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仍以批发、零售等传统产业为主导，从事金融、审计、社区服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的人员只占第三产业从业总人数的1.67％，而北欧一些发达国家从事社区服务业的人员已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0%以上。
（2）企业结构不合理，中小企业相对较少。中小企业投资少，经营方式灵活，可满足各类人员的就业需要，相对于大企业具有独特的优势，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据统计分析，在我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大型企业需投资22万元，中型企业则为12万元，而小型企业只需8万元。同样的投资，中小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是大型企业的近2倍或3倍。[10]事实上，我国中小企业为促进下岗人员再就业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项目、大企业上，形成了以资本密集和技术进步为特点的国家新型工业体系的骨干力量和龙头企业，但国家对吸纳就业量大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明显不够，门槛高、融资难仍是制约创办中小企业的最大障碍。根据我国的经济数据分析，即使个体工商户达到中小规模企业总数的10%，2004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也仅为3.1个，与目前发达国家或地区平均每千人拥有40~50个企业的水平相比，差距在15倍左右。[11]
四、协调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1．树立多方位就业的政策理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要协调经济增长与扩大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解决就业问题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极端重要性和艰巨性，树立多方位、多途径、多形式就业的政策理念。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干预政策，扩大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力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选择“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对扩大劳动力就业至关重要。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经济增长优先论，即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二是就业优先论，即把扩大劳动力就业作为首要的目标。[12]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属于第一种模式，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失业问题的日趋严重，我们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选择扩大就业的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虽有利于扩大就业，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劳动力就业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必须选择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能够有效结合的技术政策，做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举。如计算机、网络、通讯及相关产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它们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它们又属于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可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方面，两者基本上不存在矛盾。
4．继续加大发展第三产业力度
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向“三、二、一”模式转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继续鼓励旅游、餐饮、商贸流通等创业成本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传统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拓展第三产业的新领域，重点支持社区服务、信息咨询、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新兴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积极采用非正规就业等灵活方式促进再就业。[13]
5．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和服务机制，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14]全力启动民间的投资热情，引导和鼓励自主创业，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6．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从企业结构看，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从近期和长期来看，需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应简化创业的注册登记审批手续，降低企业登记的资金门槛，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给创办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支持、经营指导等扶持政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使企业有一个正常的经营环境。
此外，应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这是缓解我国结构性失业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弱势群体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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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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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鞍刚．宏观经济政策与促进就业[eB/oL]．中国网，200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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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蔡．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4，(9)．
经济增长的动力篇10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分析，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企业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BeckettandKing,1994)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自然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研究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规律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问题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分析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着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社会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中国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工业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规律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
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影响。
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虽然使中国的企业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工业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影响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金融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社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