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关键篇1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
集约增长方式
浙江经济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与几位同事在浙江的9个县市考察，就浙江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问题进行了调研，访问了25家企业，与各界人士作了广泛的讨论。以下是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在新的条件下，凭借体制优势和低档次、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起来的浙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末期，沿海（特别是江苏、广东、福建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它们的工商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好，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逐渐形成，而使浙江的经济体制优势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区的这种发展，使1些浙江人士发出了“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警号。此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资源的短缺，都对浙江企业的当前生产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浙江经济要再上1个台阶，必须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这主要涉及3方面内容：1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度化”，2是从早期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3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
1、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浙江经济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的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利润微薄、竞争力差，难以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浙江先行地区温州曾经繁荣1时的灯具、服装、纽扣等专业市场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学、企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浙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问题在于，浙江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进行产业升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利的实现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起飞以前”、“初级发展”和“现展”3个历史阶段。在这3个阶段中，大体上采取了3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增长类型的这种变化最先是由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总结的（参见《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页）。）：在“起飞前”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它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在“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物质投入增加。它的主导产业是大量耗费资源的重化工业（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把这种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不过20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按这1“定理”进行的。）。由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有限性的极大制约，而且物质资本（不变资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等经济社会问题，先行国家在“现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转向了以人力（知识能力）资本积累、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为主的现展。在这个阶段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在20世纪早期是服务业，在20世纪后期，则是信息产业。不少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曲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从粗放增长的早期发展方式成功的转向集约增长的现展方式。
看来，浙江目前所面对的，正是这样1个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转换问题。据我们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沿着先行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现展道路以便迎头赶上。不少人认为，浙江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业“欠厚度”，应当超高速地发展基础原材料、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化工业，实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高级化”（《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尽管浙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企业前些年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还是向着“重型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也就很快显示出来。
这首先表现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浙江省GDp增长了57％，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150％。这表明，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的。
这样，在浙江经济增长提速后不久，就出现了土地、能源、运力、淡水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紧张。以电力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电力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大致为1，而浙江省2003年则高达1.70以上，造成了电力的极度紧缺。与此同时，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以上的情况说明，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费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作为1个资源禀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性优势”，即充分汲取先行国家的经验，转到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上来，靠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实现持续发展。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甚至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发挥“扬长避短”和“后发性优势”，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浙江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1是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提高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使浙江的人力资本逐步积累；2是努力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it），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3是发展服务业，以便改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动，使人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变得更为简单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4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浙江产业沿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得到提升；5是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和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有条件的企业由为外商做代为加工（oem）、代为设计（oDm）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2、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的完善
要顺利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有1个好的经济体制，对于浙江来说，就是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必须从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两方面进行。
（1）提升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经济的发展初期，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个体业主拥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家庭厂商。在企业规模扩大、雇员增多、业务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就不再适应，需要提升。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趋势，是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转化。但是，目前浙江绝大多数企业步入营业额在1～2亿元以上的中型企业以后的1般做法，是组成具有“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协作层”等多个层次的“企业集团”。这种多级法人制的企业往往由于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成为1个缺乏统1意志和统1步调的诸侯联盟，造成资金分散、相互拆台、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1些企业正在努力将自己整合成多事业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大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改组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少数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并存的。不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也必须是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的企业，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上必须是严密和有效的。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改善组织和管理的关键都在于引进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工等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浙江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是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如何保证引进的专业人员与业主以及老板的业主成员和衷共济地共事，是1个企业能否在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还存在不少障碍，例如，业主家族和企业的文化氛围排斥外部优秀人才，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管理经验不全面，专业人员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等。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2）实现由早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
关于市场状况的改变，目前在浙江最受瞩目的，是市场的“业态升级”。在浙江经济早期发展中，采取“3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作为主要交易形式，这种交易方式辐射范围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规模难以有大的扩展，甚至会逐渐走向萎缩。目前浙江1些地方，如义乌、绍兴的专业市场正在进行从“3现交易”到以贸易公司为中介的业态升级，并且已经取得1定的成效。
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升级到了以商业企业为中介的交换，也还不能说浙江的市场“业态”已经从早期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现代市场经济。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学说，市场交换有3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这就是：（1）在熟人之间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2）由交易双方所属的族群、商会、宗教等共同体实施合约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换，即早期市场经济；（3）通常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范围广大、由第3方（通常是政府）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处在从第（1）种交换形态到第（2）种交换形态的过渡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进1步实现由第（2）种交换形态到第（3）种交换形态的过渡。
现代市场经济有3个最重要的特征：1是上述高级形态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2是交易部门，即商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高度发展，使流通“业态”能够提升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3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由公正的第3方来实施合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沃利斯和诺斯计算，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1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只有2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3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香港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指出，在从购入原料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处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丰研究中心编著：《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降低总成本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服务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好的基础。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缓慢。改革以后仍无大的起色。在最近几年“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中，服务业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3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7％，仍大大低于当代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对于浙江省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是极其不利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流通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浙江就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确立。
3、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与计划经济下的从宏观到微观、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较，这种服务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1）限制各级党政机关配置资源和进行微观干预的权力
在过去20多年中，浙江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对待企业的态度比较开明，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能够较快成长的重要原因之1。然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较，浙江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特别是近年来各地加强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领导以后，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和银行信贷资源来“经营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产业规划”发展“支柱产业”，按照“重点扶持企业”名单“扶大、扶优、扶强”。
政府充当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这既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浪费土地等极度稀缺资源的情况，表明政府成为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对造假、售假等的“睁只眼，闭只眼”等执法不力，甚至包庇纵容（例如，1位赴浙江采访“假奶粉”源头的记者写道：“在浙江苍南，1些企业都已经向《新民周刊》记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门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套话连篇，矢口否认当地企业生产劣质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应过于紧密，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员和运动员合1，产生党政官员弄权枉法、以权谋私等弊病。
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不少地、县领导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凡是市场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间组织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场现在还管不了的微观经济活动，也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应当尽量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例如，宁波地区工业用水极度紧缺，运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就比采用工业用水配给制更富有弹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1位企业家说得好，浙江应当利用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即将生效的机会，全面系统地对行政审批作1次彻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发展民营中小企业1样，率先取消审批制度，进行1次新的制度创新。
（2）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服务职能
政府淡出市场并与企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无所作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设定和执行市场规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特殊行业进行监管、主持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机构1方面对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另1方面又有许多该管的事又没有管。浙江企业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
1.实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电子政务硬件设施是比较完备的，但应用却显得不足。政府必须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化作出明确规定，将各种法规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过政府网页公之于众，便于群众监督，并使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使官、民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2.切实保护产权和严格执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中，政府作为公正的第3方实施合约是1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提升浙江的市场“业态”，必须实行法治。加速企业核心技术开发的关键在于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得到利益。目前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现象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3.改善文教设施和商贸环境。近年来，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楼、广场、绿地等城市“硬件”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对文化、教育、信息等“软环境”建设却有所忽视。实际上，为了留住本地的厂商、吸引外地厂商，“软环境”的改善较之“硬环境”的建设更加重要，各级政府应当对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创新文化；自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2）31-0175-02
1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1979～2007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我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8%上升到6.0%，提高了4.2个百分点，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我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实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仅占30%。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威胁，要改变过度依赖物质投入和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通过创新来驱动。自主创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说，就如同汽车的发动机，有了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更具动力和活力。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能使经济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并促进经济的繁荣稳定与不断发展。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并提出政府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如果不能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必将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增加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降低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比重，改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利的科技支撑，而且能够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成长模式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资本驱动经济发展，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了经济的增长。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把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靠它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用科技引进与创新支撑的“速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国以“科技+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仅用40年就成为世界第五大创新强国。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主创新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创新技术、提高效率、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选择。
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实现途径
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以市场换技术，但是并没有换来真正的核心竞争能力，况且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也是换不来的，必须依靠我们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发展创新文化，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为自主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要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其创新体系中，都把企业作为主导力量。在自主创新中，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企业是自主创新的重要主体。企业贴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不但具有市场竞争所赋予的从事技术创新的压力和动力，而且具有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的优势。因此，我们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完善机制体制，加快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有条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可以成立技术中心，逐渐改善企业的研发条件，提高企业原始性创新的能力。鼓励企业实施名牌战略，支持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技术水平的自主品牌产品，争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世界名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要加大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我国对创新资金的投入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发达国家科技投入的30%用于扶持企业创新，而我国科技投入的90%用于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真正用于企业的经费所占比例很少。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本保障。一是提高企业研发经费比重。一方面，政府应采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企业要切实转变发展观念，重视自主创新工作，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使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确保研发资金。另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吸引社会资金，组建各类创业投资公司；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担保机制、支持风险投资等手段提高企业及其他研发机构的创新效率。二是增加政府投入企业的研发经费。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把企业作为经费投入的主体，确保研发经费投入的增长，不断提高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
要大力凝聚和培育创新型人才。人的素质或质量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人才聚，事业兴”，人才既是企业竞争的焦点，也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更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如果一个企业对创新人才不重视，那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只能是纸上谈兵。著名的丰田公司，将员工视为珍宝，为了寻找到优秀的人才，公司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iBm公司能长期在it界保持领先地位，主要缘于公司“全民创新”的理念，公司鼓励每一个员工都参与到创新中来，并在全球员工中开展“即兴创新大讨论”。凝聚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一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解决科技人才的后顾之忧，为那些创造性人才最大程度地发挥创新能力提供有利平台。二要提倡创新教育，重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学以致用、具备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具有终生学习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创新文化。文化氛围对科技创新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发展创新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激励作用。首先要培养创新意识，鼓励“敢为天下先、敢于冒险”的创新精神，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诚信合作、宽容失败的精神，以便为创新提供精神支持。其次要在全社会大力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最大限度地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活力，特别是要为年轻人施展才干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和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杨欢进.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1）.
[2]尚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加快体制机制创新[J].中国软科学，2008，（3）.
[3]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
界，2007，（11）.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3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具有地域特色且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在“三期叠加”、“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新常态”下，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个人认为要注重八个关键要素的有机结合。
规划引领。规划是政府指导、调控、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战地图，是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超前的、可操作的规划，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最大前提。
县级政府要强化县情研究，对县域的比较优势，如区位、资源、产业、文化等，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并对城市的总体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产业支撑等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具体发展对策。
要抓好“四规”融合，在制定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将当前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城镇乡村建设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综合起来考虑，并切实做到“四规”有机融合，做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做到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宏观规划与微观规划以及各产业发展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做到政府、企业和社会对规划的高度认同，同时要力求可操作、适度超前，并赋予城市的文化内涵。
要严格执行规划。规划完成后，还需严格执行规划，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如党代会、人代会等）将规划法定化，切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产业投资。产业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坚实基础。产业投资是集聚要素、带动投入、培育产业、推动发展的重要载体。
要选准选好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可抢占全省发展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的时代先机，发展互联网信息产业、健康养老产业、旅游产业等，或根据地方实际发展一些资源型工业。
要抓好产业项目的储备、争取和实施。要准确把握国家和省市产业政策投资方向和市场趋势，立足自身优势，加强项目论证、编制、推介工作，争取上级财政投入。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投入产业发展。
要依靠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全面盘活存量资产，做实县属国有企业，同时通过放宽政策、优化服务、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引进、催生和扶持一批市场主体，并制定优化扶持中小企业的相关政策，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政企、政事分开，发展各类自律性组织，积极引进中介机构，构建社会信用系统；扩大开放，抓住一系列重大机遇，扩大开放领域，对接东部地区资本和产业转移，加强与周边区县的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同时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引进战略投资者，激发发展活力。
要抓好产城融合。坚持走“以产促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创新之路，加快农业的富余劳动力向新非农产业转移，加速城镇化发展进程。
资金筹措。要抓好招商引资。要以优势资源为载体，围绕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现有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配套等方面招商引资；要盯紧大企业、大集团，有计划、有重点、针对性地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要搭建平台融资。通过政府推动，每年预算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于引导各类融资平台的搭建，调动银行增加对本区域的信贷投放力度；采取政府出资、参股、控股的方式，搭建政府融资担保平台，为地方企业服务；按照现代企业取向，做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强造血功能；创新金融服务，强化政策扶持，鼓励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要捆绑项目集资。抓住“十三五”期间国家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机遇，向上争取交通、水利、医疗、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项目投入，加速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同时，根据发展中的轻重缓急，实施“部门捆绑项目“政策，捆绑申报、捆绑实施，有计划地整合相关项目资金投入重大项目建设。
人力资源。一个地方的发展，思路确定、政策制定后，关键就在人。一是建立引进和留住人才队伍的相关机制。要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引进人才专项基金，制定引进人才的多种激励政策并执行到位；要探索市场化引进人才机制，建立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要建立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机制，解决急需岗位人才问题；要创造良好的人才工作环境和生态环境，让人才留得住。二是打造一支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要根据干部的各自情况，合理配置干部资源，让每个干部在各自岗位上都能发挥作用；要建立差别化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推行干部能上能下机制；要敢于提拔选用成绩突出、攻坚克难的干部，让有能力的干部有位置，让干好的干部有前途；要抓好干部培训，让每一个干部都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县域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支撑，也是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要制定鼓励和扶持科技创新系列政策。财政每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以技术创新项目为纽带，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各种创新要素的集成和组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依靠科技加快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发展健康养老、智慧旅游产业。二要建立和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鼓励企业加大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建立完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机制，建立科技型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引导社会资本的投入，形成多元化的科技产业投入机制。三要建立科技奖励政策，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鼓励科技人员携带技术和成果作价入股。
激励政策。一个地方的发展，要敢于“舍”，才能“得”。要制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人才引进政策、科技创新激励政策，让引进的企业能生根、开花、结果，让各类人才各尽所能，让科技创新发挥引领作用；要制定和完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全民创业的政策措施，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对金融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中介机构的扶持，加大对龙头企业、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
环境建设。在硬环境建设方面，要抓好交通路网建设，包括城乡路网建设及道路提级改造、争取高速公路、铁路过境等；抓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配套设施（如电影院、体育健身中心）；抓好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教育等资源配置。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4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驱动转型制度治理发展潜力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正面临棘手困境和挑战，延续了前两年的增长下滑态势，创下1990年以来的年度增速新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弄清楚，就很容易导致急病乱投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消极应对方式，必须要予以避免。
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瓶颈的根源所在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增长放缓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亦即因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构性变化。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如产业升级、需求方式转变等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外，中国还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的根源因素。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发展驱动转型的问题。每一个经济体都要经过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及创新驱动。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客观经济规律，要素驱动仅仅是阶段性有效的，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但这个驱动转变有赖于市场制度的完善，否则不可能成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但不能再一味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
其次，更关键的是中国还面临体制转型的问题。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能否实现，关键还在于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型能否成功。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善，长期以来以要素驱动、政府主导、国企挤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行业垄断加大、政府负债激增、产能严重过剩、民营经济发展不足、民间消费疲软等问题。
为什么追赶式经济发展方式可持续性不再
归纳起来，要素驱动红利衰减、政府主导动力下降及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的追赶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再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这五重原因的叠加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度下滑，具体如下：
一是要素驱动红利衰减。要素驱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长远看，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生产率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要素驱动易于导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经济效益、低劳动力回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随着要素红利的衰减，以及国际贸易壁垒高筑、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等外在持续压力，这一发展模式显然无法继续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不过，由于区域差异、个体的生产力差异以及经济发展驱动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发展驱动转换不应一刀切或一蹴而就。许多地方政府过早、过快地通过“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等使得一些产业主动或被动地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恐怕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一大原因。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迭代、完全替换的过程，它反映的是占据主导驱动的变化，后一阶段同样需要前一阶段的高度发展作为奠基，原有驱动因素作为存量和重叠仍要发挥重要作用。否则，两头落空也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二是政府主导动力下降。中国依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在过去以GDp增长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晋升锦标赛中，地方政府用很强的激励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取得政绩回报。尤其是1997年土地招标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重塑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政府垄断供给，使得“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加上抵押借债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手段。于是，以城镇化为背景，土地要素的城乡流转成为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然而，借助金融和资本杠杆，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高杠杆和泡沫化。数以几万亿计的抵押贷款包括其他地方政府债务很大部分又是靠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激励来做大土地财政。一旦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发生较大波动，其中蕴含着的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将使得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同时，政府的发展属性过强，服务功能欠缺，还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过多，消费异常孱弱，无法形成真正内生的发展驱动力。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的GDp占比仅约38%，不到美国的一半，与俄罗斯55%的水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不小差距。
三是国企产能过剩、民营经济发展受限。时至今日，国有经济的规模依然很大，国企在一些地区和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非但没有削弱，且还在加强。观察2015年上半年各省经济增长数据，可以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大、民营经济越不发展的省份往往经济增速越靠后，下降的越快，如辽宁、黑龙江、吉林都是倒数几位，均滑出经济增长合理区间，越是民营经济活跃的地方，经济增速下降较小，如浙江、广东等省。在国企比重过大的地区，国企往往凭借控制资源能源与优先获取金融资源的优势而占据过多要素，而这些地区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则面临比其他地区民营经济更为突出的融资难、生产成本高问题，发展严重受限，这就使得当地市场没有一个良性竞争机制，经济活力下降。
2008年中央“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很多资金就是流向了本来就资金充裕的国有企业，这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不断累积，经济的造血机制不足。统计显示，2013年末我国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近一两年来进一步降低，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都有超过30%以上的产能过剩率，而在政府财政补贴扶持和指定技术路线之下，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电池等许多战略新兴产业一哄而上，同样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利润大幅下滑。这些都是自我循环的结果，为了追求更高的增长，就用增长来刺激增长，用资源生产资源，结果产生了大量过剩产能。
四是政府自身的经济目标管理不足、办事效率不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看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将其提升到了的高度，于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这对于整顿吏治、净化政风、制约权力无疑非常必要和及时，但由于中国依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还不是一个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对简政放权改革还有很长路要走的中国经济而言，仅仅重反腐倡廉是不够的，还必须抓好经济目标管理，提升办事效率，做有为政府。
政府与经济活动至今密切相关，政商关系仍密不可分，“跑项目、拿批文”是其一大特征。当前各级政府经济活动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建设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目标还远没有达到，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高低成为影响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是对“新常态”理解的偏差。“新常态”是指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要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为，使得还没有进入平衡增长轨道的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由此，放弃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旧常态和提倡政府简政放权及减少政府的越位，决不应与不作为、放任经济放缓划等号，更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大幅、过快下滑，从而自我放松对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坚定承诺和责任心态。
以上五大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边界尚未得到合理界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民营经济的主体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使得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这说明了合理制度安排的至关重要性。由于现代市场制度远未建立，中国经济的效率低下，靠民营经济为主的创新驱动还根本谈不上，如不及时应对，会大大地增加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这些解决了，加上政府施政效率和行政效能的提升，未来5～8年内中国保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市场化改革深化的方向及其切入口
为了推动发展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中央政府近年来先后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中国制造2025”、“自贸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不过，在我们看来，制度才是关键，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没有深层次的制度性、结构性改革作为支撑，这些战略举措将很难落地，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将是有限的。由于社会流动性的不足、阶层分化和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深层次改革，越往后推越为艰难，因而需要中央政府的权威领导，要对大原则、大方向形成上下一致的高度共识。（下转256页）（上接21页）
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对未来的改革也是如此，在这两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可替代的。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许多人所给出的彼此矛盾的应对之策说明，其对于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究竟应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还没有弄清楚，没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从而其要旨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和职能尽量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中国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决定型经济，为中国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提供制度基础。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我们认为下一步中国在一些重要关键领域的改革方向至少有三：
一是民营经济主体化。在这里，民营经济主体化主要指的是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创新驱动等方面起到主要作用和占主要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无论是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并且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还是其他事，地方政府日子都比较好过，少许多麻烦。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是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升级，也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然后再到创新驱动，使民营经济发挥主体作用。如果不能实现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就只有数量的变化而无法产生质的飞跃。
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不可或缺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中小微企业的大发展。所谓创新，首先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高科技创新更具高风险特征，创投成功的比例非常低，一旦成功，则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其去冒高风险的动力不足，而民营经济在创新上有着更加强烈的意愿。
面向未来，中国要真正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也有赖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可以发现：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只有对私权尽一切可能去保护，同时对公权力尽一切可能去制约，才能为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
私有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当前贪腐猖獗除了一些干部本身的素质不硬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越位。因此，反腐的一个重要出路就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和民营化，通过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通过法治让官员不能贪，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使其不敢贪。
二是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需要金融改革发展动力的支持。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是一个政府监管过度、干预过多，准入壁垒森严的国有垄断市场，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还未打通。这有赖于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深化方面的配套改革，由市场决定不同期限、不同风险特点资金的价格，建立多层次市场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多样化投资品种的市场结构。
金融体制改革的下一步目标应是形成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大力发展非国有、民营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和投资选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要增强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尽管几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与包括美国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体系大量衍生产品的推出不无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禁锢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创新。中国面临的问题关键还在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足，开放竞争程度不高，金融市场自由度不够，阻碍了金融改革和创新，损害了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公平。对于政府而言，更重要的还是在金融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只有合理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治理边界，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才能兼顾整个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使中国经济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
三是土地要素市场化。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要转换到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上来，首先还是必须提供城镇化的必要条件―由土地市场来配置土地。由于土地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与价格居高，使得中外粮食价格对比中，中国处于劣势，并有扩大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土地制度存在着问题和隐患。
通过构建开放和包容的土地市场，让市场在土地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使土地真正得以在农户间和城乡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让民众（尤其是农民）分享更多土地红利，为经济社会构筑更牢固的发展基石。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5
［关键词］民营经济；县域经济；作用；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89-02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而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最关键之举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可以说,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是未来县域经济的主体。
1发展民营经济对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1)民营经济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民营经济的领域不断拓宽,规模逐渐壮大,占县域经济成分比重逐步增大。从我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一个县域经济的民营经济成分的多少、发展好坏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发展活力。具体表现在：
一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助于推进县域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农业产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符合世界农业发展规律和趋势。民营企业与农业产业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培育龙头,而很多民营企业起源于农村又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助于提升县域工业化的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家实行了保重点的投融资体制,县域经济的投资主体落到了民众头上,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县域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弱。所以,县域经济要推进工业化必须依靠民营工业,一方面是依靠现有的民营工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是依靠民营增量资金,投资于工业,扩大工业的总量。
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助于解决县域城镇化的问题。城镇化首先应该是产业的城市化即要发展城市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有能力进行投资的主体就是民间力量,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也是民营经济。随着经济发展和自身的需要,民营企业更加向城镇集中,并形成工业小区,进而促进了城镇功能的不断完善。所以,民营经济就成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内在活力。
（2）民营经济是解决农民增收和县乡财政困难两大难题的根本途径。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徘徊不前较为明显,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和县乡财政脱困问题,光靠农业本身不行,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而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使农民在未脱离土地的前提下,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县乡财政困难是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普遍问题,振兴县乡财政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发展民营经济。通过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一批非公有制企业做强、做大、做优,借此培育县乡财源,做大县乡经济和财政收入这块“蛋糕”，增强县乡经济发展后劲。
(3)民营经济是增加县域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党的十七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而民营企业可以说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也是城镇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主要场所。因为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民营经济,绝大部分属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规模较小,就业成本相对较低。在劳动力素质短期内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高新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便于安排那些城镇下岗职工及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一的就业群体,也容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民营经济越发达,人们的就业渠道就越多。因此,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提高就业率,起到稳定社会,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只有全方位启动民间投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县域经济民营化,才能不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规模和实力,所以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1)不断改善和优化县域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障碍,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县域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要扫除观念障碍,优化舆论环境。对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要从大的体制环境方面加大宣传力度,从思想上消除民营经济发展的观念,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使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职能部门的干部职工受到教育,深化认识,转变观念,消除偏见和歧视。通过舆论倡导、树立典型,促进企业家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要树立服务意识,优化执法环境。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弱化管理职能,优化服务质量。在提供方便、协助立足、促进发展三大方向上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要坚决整治损害民营经济发展的“三乱”现象和不正之风,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和发展权,认真查处对民营企业乱收费、乱摊派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一些必要的收费,实行归口管理,统一收费项目和标准。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切实加强执法监督,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要加强宏观指导,优化政策环境。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从宏观上及时向民营经济提供行业和地域分布方面的指导信息,防止其盲目发展而导致的分散、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等问题。同时要注意培养行业的龙头企业,提高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为中小企业升级创造条件。要放宽民营经济从业对象、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企业冠名等限制,不断完善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从而促进县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合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中小民营企业借贷难问题,成为制约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要促进县域民营经济大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一要构建金融支持体系。县域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表现为金融组织机构不健全。重构后的县域金融组织架构应该是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农业政策性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有机组合而成的功能互补、结构优化、运作有效的完整体系。建立专门以县域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积极发展面向县域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的专门银行。
二要加强信用担保体系。民营企业要拿到贷款,必须有担保机构愿意担保,因此必须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民营企业自身要建立起规范的财务制度,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征集企业信息,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制定企业信用评级的统一标准,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融资担保领域,明确省财政对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给予信用支持,鼓励其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和统一法人,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3)积极引导和提高县域民营企业现代化管理的水平。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的民营企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些企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
一要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综合素质。要不断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培养、培训,组织民营企业家到高等院校系统地接受现代管理知识教育或参加短期的管理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其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要经常组织民营企业家到外地参观、考察,参加各类经贸活动,拓宽他们的视野；要教育和引导民营企业家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努力造就一批懂经营、会管理、有头脑、了解市场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民营企业家。
二要依靠技术创新做优民营经济。当前县域民营企业存在科技含量不高,市场竞争优势不强的问题。而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民营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因此,要高度重视企业科技进步,广泛吸引和利用各类科技人才,加强新产品研制开发,不断提升产品档次,形成优势产品,打造企业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要引导和推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企业规模是基础,产权多元是核心,人才建设是关键,管理制度是保证。最终目标是实现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产权结构由单一化向股份化转变,企业决策由个人化向民主化转变,企业班子由家族化向专业化转变,员工管理由雇佣化向人性化转变,企业经营由作坊化向规模化转变。这就需要民营企业创新管理方式,跳出任人唯亲、家族式管理的圈子,实行“能人战略”。要明晰产权,按照公司法来组建企业。引导民营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规范企业运作,避免经营决策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引导民营企业注重培育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在市场竞争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引导民营企业树立良好的信用观念,搞好诚信建设,强化企业信誉。
参考文献：
［1］陈文伟.突破县域民营经济发展困境的路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41.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6
【关键词】“两化”良性互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四化”同步
当前，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转型升级困难，资源和环境难以承受；另一个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启动困难，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关键是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路子，闯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而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则关键是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新型工业化是拉动力，创造供给；而新型城镇化则是推动力，创造需求，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必须同步推进才能有效解决产业转型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问题。因此，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一、“两化”非良性互动难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
“两化”良性互动，就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同步、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新型城镇化为新型工业化创造需求、新型工业化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供给，以新型工业化引领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以新型城镇化支撑工业转型升级，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两化”非良性互动则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另一种是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或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均会带来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因此，只有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
二、“两化”良性互动应是推进“四化”同步的关键环节
“四化”同步推进的难点在于农业现代化，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率只有52.57%，也就是说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留在农村，而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0%，农业生产效率极低。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必须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实行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要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效转移农业人口，使其在城镇安居乐业，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另一个是必须为其提供必要的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而这两个要求都可以通过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来实现，新型工业化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新型城镇化则能够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
由此可见，“两化”良性互动不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举措，也是推动信息化发展和应用的关键载体和动力，故而“两化”良性互动应是推进“四化”同步的关键环节。
三、实现“两化”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和发展战略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了中后期阶段，而城镇化进程也到了加速发展阶段。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标准，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已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就业结构演进也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演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出现了明显的非良性互动。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制度体制的障碍和发展战略导向问题，因此，要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优化在现有的发展战略。
从制度创新方面来讲，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创新农村产权制度。无论是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还是城镇的经济繁荣，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而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特别是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农民能够自愿、有偿地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出让，使农业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经营。这样才能有效地解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转移到城镇，参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是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切实保障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享有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使其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合理的就业待遇和同等的社会保障。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竞争，实现起点公平；其二，要切实消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保证同工同酬，实现过程公平；其三，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工享有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实现结果公平。
四、推动“两化”良性互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统筹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期间的互动关系也要符合阶段的特点。一般来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步期，工业化是核心和基础，对城镇化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第二阶段是成长期，工业化开始落后于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加强；第三个阶段则是成熟阶段，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城镇化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因此，应该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7
随着社会的扩大，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易行为经常是跨地域、跨国度、跨文化的；潜在的交易对象都是复数；交易的双方不很熟悉，甚至完全陌生，既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又没有共同的习惯、惯例可以依赖；由于语言和习惯的差别，很可能产生误解；由于市场主体的不稳固性以及人员的流动性，有了错误、欺诈也难以追究经济责任；而且交易额经常很大，风险也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实际的理性的交易，交易费用将及其巨大，过高的交易费用会使交易者无利可图，从而使人们放弃或尽可能地减少市场交易。而市场有效交易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着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因此，缺乏信用秩序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的自由度需要完备的信用秩序来维系。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力量之源。然而，主体的多元结构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冲突。信用秩序的作用就在于将市场主体自我对冲突的化解限定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以免危及市场的交易安全。而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恰恰忽视了信用秩序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用秩序的作用可以由经济管制来完成，交易的安全性不容质疑，所以信用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一旦对市场主体的管制大大减少，丧失信用又能获得额外利益，并且信用效力的个别化使之并不会丧失交易的资格和机会。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就自然成为交易手段的选择。当相当的市场主体为避免受害而主动放弃信用或者减少交易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囚徒困境”。80年代延续下来的“三角债”问题和近年来日益浮出水面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皆源于此。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信用秩序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市场主体的相互交往和行为。而制度经济学家更从这个角度把建立起信用秩序的法律确定为一种能保障确定预期的正式的制度。只有在比较确定的预期下，我们才能进行一切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我们之所以存款、投资、买卖，皆因对自己的市场行为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们清楚地知道，可以凭银行的存折提取本金和利息，进行的投资不会无故被没收或征收，卖（买）方不会卷款而逃或拒不履约。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冒险进行交易的，除非交易可能得到的利润大到足以忽视成本。但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大多数的交易的利润是建立在成本基础上的。通过信用秩序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就很有必要。因此，必须通过建立信用秩序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信用经济”。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宽带通道。
完善的信用秩序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信用评估体系、信用信息通道和信用制裁体系。市场主体能够随时了解交易对方的信用保证（资产、负债状况）和信用记录，这有助于增强交易信心。不守信的市场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在一般情况下，将远远大于预期的额外利益。市场的透明度要求任何财产的流转都将在司法介入时能够显现。试图通过“金蝉脱壳”来逃避债务将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然而，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财政之间的某种关系使行政权力不自觉地干涉市场主体的信用秩序。此外，政府信用在目前也值得怀疑。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许多“制度创新”是在当时国家制定法表现出来的经济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由一些企业、经济组织、集团或地方政府发起的。制度创新者们往往会通过规避甚至突破法律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然而，允许改革而违法所形成的无视法律尊严的行为习惯，会严重损害法制的统一性和法治的结构。目前，各地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行为的恣意性就是这种改革方式所带来的恶果。
新华社披露了郑百文这家公司上市前后存在大量做假帐行为，从它的桂冠到它的崩溃，我们不禁要问，市场信用如此，我们还能相信谁？从法律的层面上说，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恢复民众的信心，就要提高证券市场的透明度。 法律应当成为确保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度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在郑百文现象中法律却成为假帐的傀儡，郑百文上市来的虚构利润和报表作假都和一些中介机构有关，牵涉到的有上市发行人、会计审计机构等。在有多方参与的市场中，作为市场自律机制重要一环的中介机构在维系市场信用度、提供信用通道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中介机构被用做华丽的外衣来遮掩丑陋的躯体时，一旦人们发现真相，市场的信用也被人们弃为敝褛。后果是人们拒绝相信信用，这对我国的信用秩序来说是个严肃而客观的问题。当事实一再击跨人们脆弱的信用意识，要重建信用秩序是何等的艰难！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8
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以外部需求为主导增长的发展方式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迎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后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具有紧迫的、重大的意义。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改变重速度与规模的制度。有位从事实际经济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提出，未来有三个不存在或者三个已结束，即大进大出的时代已结束，企业高盈利和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高耗能、高污染、无序和过度开发的时代已结束。归根结底上述高增长的时代已结束，什么时候不追求高速度了，什么时候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转变。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要进―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体制和机制上消除单纯追求速度的弊端，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结构相互匹配和谐，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必须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反映，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转型过程中，对实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促进就业与增长。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合理化标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21世纪以来基本徘徊在100万左右，比上世纪下降100万人，有时候GDp一个百分点只拉动80万人就业，我国的就业弹性从0.3下降到0.1，而2007年欧盟地区总就业是0.78。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一般发达国家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3―0.4。这说明，我国基本上是就业弹性最低的国家。就业弹性低的重要原因在于结构不合理。从产业结构看，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可以大量的容纳就业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一直停留在40％左右，就业比重停留在30％左右，而美日欧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占65％。从分配结构看，一国财富用于雇佣劳动力投入越多，增加的就业机会就越多，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的17％，持续下降到2001年的11.32％。同时，行业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垄断行业，进一步降低了就业弹性，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必须把就业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尽快扭转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投资与消费。我国消费需求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最终的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下降至2007年的48.8％，大大低于7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投资率始终处在较高水平，并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从2003年到2007年已经连续五年在4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平均的22％到23％的水平。如果2009年实现投资20万亿元，GDp增长8％，则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0％以上。而且，过高的投资率还与较高的国外需求相关，投资形成的供给相当需求是由国外拉动的，如果国内消费需求不能扩大，产能过剩就会更加显现。要保持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过于依赖投资的增长方式，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方针，扭转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
三，资本与劳动。我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特别是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平衡机制，在劳动总供给长期大于总需求的背景下，资本力量过于强大，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反应其实际价值。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1996年到2007年，十年累计下降了13.66％，而同期企业盈余累计增长13.29％。这说明，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的比例严重失衡。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源之一，也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四，垄断与竞争。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对市场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行业性垄断、是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部门凭借对关键资源独自拥有或者是政府赋予的排他性产品权利，尽享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又垄断生产要素、经营范围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显然，如何有效的解决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五，改府与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向市场分权，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大大缩小，但政府功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依然较为普遍。一是政府行政性资源配置对市场的扭曲；二是一些地方在短期政绩追求的情况下盲目投入，甚至直接向企业下达经营指标，形成了政企不分；三是政府主导经济的状况没有明显改观。国家主体规划的预期目标在政府的预期中往往变成了指定性目标，并且在选择趋向上基本是突出投资规模与增长速度这些硬指标。由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现在的宏观调控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大量的行政手段。在经济转型期政府应该根据市场化进程逐步退出不适宜政府介入的领域，并且削减直接干预经济的职能。
必须把深化改革放在首位
要切实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把深化改革放在首位。当前，应加快落实国务院提出的今年十大改革任务，在此基础上以政府职能为主线推进一系列改革。
一，深化收入制度分配改革。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合理分享成果和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一是要严格执行已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并根据实践逐步完善相关法律。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机制，为劳动者享有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证；二是真正落实劳动者集体谈判的合法权益，提高工会代表职工利益方面的相对独立性，使工会名副其实的成为维护劳动者的组织；三是完善国有企业分红制。许多国有企业已成为上市公司，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企业上市，应该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用这部分利润可以作为基金，也可以用于扩大居民消费；四是建立和完善规范收入的基础制度，如收入申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储蓄实名制制度，强化对政府部门的监督，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审批、市场监管、公共财产转让等领域委建立相关制度。
二，深化农村。农村必须保障农地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城市化进程中农地转让交易和收益分配关系。一是在确保现有土地长期不变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市场，处理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个人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使农民个体拥有相对清晰、完整的土地产权；二是深化土地经营改革。政府退出商业用地的直接征用环节，商业用地按市场规则自由交易，政府只进行规划管理，保障交易秩序；三是以地权改革为基础和契机，完善基础公共服务
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鉴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应允许农民农地产权具有不同的模式，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相关尝试，如通过土地入股方式实现农地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对于这些尝试应总结经验、鼓励探索。
三，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根据目前国内投资体制的现状，应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尽快出台政府投资法或政府投资条例，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共职能为趋向，明确政府投资的公共性质，建立决策与实施的基本程序和责任制度，严格约束政府投资直接介入市场微观领域的行为；二是进一步规范对非政府投资的核准制，防止核准制演变为变相的审批制。目前的核准制对核准办法和原则已经作出了规定，但仍需进一步规范、细化和透明，防止核准人导致的随意行为；三是对于政府建设性的投资增长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应有所控制。政府的建设性投资增长不能透支未来。
四，继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的核心是扩大市场准入，形成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没有市场准入的扩大，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会落空：一是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精神，消除市场准入扩大的障碍，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二是限制利用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对垄断行业的价格改革要认清，其在于垄断体制而不是价格本身。价格调整与市场对内开放同行才能引导资源配置，形成市场机制。在市场还不能够开放的情况下，适宜的价格管制是必须的。但是，价格调整也要广泛的听取公众的意见；三是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目前一些行政性垄断企业广泛进入竞争行业，通过并购等手段加速扩大，这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背离。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9
关键词：中国梦；经济强盛；关键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论实现中国经济强国梦之关键
收录日期：2013年8月25日
提出中国梦，真实反映出当代中国人民内心的强烈呼声。归根到底，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是国家强盛梦。国家强盛离不开经济，没有发达的经济作支撑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强盛的中国梦。因此，实现中国经济强国梦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保障。那么，如何保持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如何实现经济的强大，成为摆在当代国民面前的重要问题。
一、发达国家经济成功经验简单总结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从美欧到日本，虽然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不尽相同，但我们能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因素构成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将它们提炼出来以供中国发展经济借鉴，将会大有裨益和十分关键的。这些关键因素包括：
1、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三次产业革命助推发达国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每一次产业革命包含着众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是阶段性的而是连续不断的，不断的科技、技术的发展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同时也不断优化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
2、教育与劳动力素质提高。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实现劳动力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不断壮大的劳动力队伍，有效满足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3、不断完善的制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为经济发展不断提供政策红利。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到凯恩斯资本主义制度，再到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双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发达国家一直都在对国家制度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优化的制度不仅缓和了本国的矛盾，而且实现了资源的更优配置，挖掘了经济发展潜力。
4、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发达国家一直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最终实现了经济结构升级。不论从产业结构还是分配结构、交换结构和消费结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实现了全面优化。当然，经济结构优化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没有终点，只有与时俱进。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使得发达国家经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发达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总结为以上四点。深切理解发达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做到“以铜为镜”，对于中国更好地借鉴先进发展经验和发展本国经济至关重要。
二、中国经济强盛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强盛的关键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因素。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中国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和充足的人口数量，中国有良好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保证中国经济强盛的非经济方面的关键因素。中国过去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的经济奇迹，长时间保持世界经济头号强国，现在与历史上中国经济强盛时期的非经济方面因素相比较，这些因素并未有大的差别，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在非经济方面具有使经济强盛的关键因素。
在经济方面，中国缺少哪些经济强盛的关键因素呢？在本文第一部分，笔者总结了发达国家经济成功的共同经验，这些都是决定经济强盛的经济方面的关键因素。概括而言，经济方面关键因素主要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制度、经济结构等四个方面。将这些因素与当代中国相联系以及比较后发现，中国在某些经济方面关键因素是缺乏的。具体来说，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不足；中国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中国制度建设有待完善；中国经济结构仍未优化。这些问题反映出中国还不完全具有经济方面的关键因素，如果能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国具备这些因素，中国经济强盛将指日可待，否则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强盛的步伐。
三、实现中国经济强国梦的建议措施
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强国梦，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根据前文论述，目前中国还缺乏成为经济强国所必需的一些因素。只有当中国具备经济方面的关键因素之后，中国经济强国梦才会最终实现，因此实现的关键就在于改革。通过有效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障碍，优化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是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笔者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因此下文将根据个人见解提出一些建议措施，以期助力中国经济强国梦的实现。
1、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此前三十年的改革取得很大成效，打破传统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僵化的、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与方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今后的改革中，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做好政府宏观调控；还要重视民生、公正、结构转型等问题，形成自由竞争、公平民主、结构优化、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会涉及到政治问题，因此政治体制也需要改革，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提供制度保障。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要克服，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强人民民主监督权和话语权，完善人民大表大会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切实的民主。
3、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建立在合理的经济可能性之上，即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是否相匹配。结构合理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优势，有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中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以及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不合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不当，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地区结构矛盾突出等问题。因此，目前中国急需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应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结构发展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当然，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
经济发展的关键篇10
［关键词］煤炭矿区；循环经济；支撑体系
在矿区资源开发利用中如何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寻求矿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已经成为当今企业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矿区系统的发展方向是实现矿区生态经济系统，而矿区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耦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复合人工系统，它是存在于特定空间范围内，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技术等诸多要素的具有网状结构和生态经济功能，并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为主导，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价值流动为命脉，以经济体制与环境政策为调节器的有机整体。在矿区生态经济系统内，各种具有关联关系的环节或生产过程聚集在一起，形成生态产业链，其中一家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可能成为另一家生产过程的生产原料。矿区生态产业链是矿区生态经济系统中最基础和最直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结构是决定整个矿区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矿区应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矿区资源为基础，依据循环经济的理念，构建矿区生态产业链结构，为实现矿区生态经济系统，提供坚实的基础。
煤炭矿区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①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②矿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能力弱；③矿产开发利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程度深、范围广；④矿区循环经济发展缺乏关键技术支撑。因此，需要煤炭矿区构建循环经济支撑体系。
1加强循环经济科技发展的基础建设
（1）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煤炭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和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的企业技术开发体系，并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促进煤炭循环经济高起点、高质量发展。大型企业集团要主动担负起引领行业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发展的职责，充分利用国家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努力增加科技投入，在现有技术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开发建设循环经济关键技术项目，不断培养和发展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2）加快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建立产学研自主创新战略联盟，共同开发新产品、研制新装备，推进煤炭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煤炭循环经济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3）不断完善煤炭循环经济技术规范和标准。循环经济以环境无害化、清洁生产、废物回收利用等技术为主要技术基础，重点解决生产过程的废物排放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要制定全国统一的发展煤炭循环经济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评估体系，建立监督、监管机制，严格贯彻实施。煤炭企业标准不能低于国家标准。企业要通过应用先进技术和工艺，努力使生产过程中资源流和能量流得到充分循环和利用，使废弃物的排放降低至最低水平，以实现产品生产和环境保护共赢。逐步建立和完善煤炭循环经济技术标准体系。
（4）努力提高技术人员素质。高度重视发挥人才在发展煤炭循环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从完善制度、优化环境入手，花大力气吸引、培养具有自主创新能力、适应循环经济发展需要，多学科、高素质的高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岗位技能人才队伍。要抓住当前煤炭经济形势较好和国家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利契机，积极吸纳大中专毕业生来煤炭企业工作，提高科技人员比例；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现代远程网络教育，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全过程的技术培训，提高企业高层管理和科技人员的素质；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一线技术工人的专业技能。要改进用人机制，用更加灵活的机制和更加有效的措施，吸引各方面所需人才，特别是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急需的煤化工、电力等专业技术人才，为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提供多方面的人才支撑。
2加强煤炭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和应用
围绕组织开发和推广有重大意义的节约技术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技术、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回收处理技术、再制造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等发展煤炭循环经济的共性和重大关键技术。当前要紧紧围绕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和综合利用三条煤炭循环经济发展途径，开展科技攻关。
（1）开展深井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以充分利用我国深部煤炭资源。全面提升我国煤炭开采技术水平。加快研制重型大功率掘进机和掘锚一体机；发展厚煤层一次采全高、薄煤层综采技术；推进小型煤矿壁式开采和机械化开采；研究开发适应我国地质条件的短壁综采、复杂煤层机械化开采技术；完善和发展条带、充填开采技术和工艺，减少地表破坏程度。
（2）提升煤矿机械制造技术，提高煤机制造自主创新水平。组织特大型矿井综合开采、掘进、提升和洗选设备及大型露天矿设备研制；研究开发自动化、智能化成套技术装备；发展短壁开采和辅助运输成套技术；研制适应复杂煤层和薄煤层开采条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综采装备。
（3）发展洁净煤技术，实现煤炭清洁生产和利用。推广采空区充填技术，减少和控制煤矸石产出量；发展重介、淘汰和浮选大型成套选煤技术和装备，实现选煤生产过程自动化；加强高灰高硫煤、难选煤的分选技术和装备研究，提高煤炭入选率；加快煤炭转化和煤化工、多联产和洁净利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