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1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承载力测算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化也快速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2―2020）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提出合理规划生态保护红线，扩大城市生态空间，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中的城市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外学者对承载力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但对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则不多。目前，对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概念、内涵的研究，虽然也提出不少测算生态承载力的模型，但是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模型来具体测算城市的生态承载力；二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大多是对区域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仅仅从某一区域出发对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并没有从整体上对全国城市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测算，缺乏全局性。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运用状态空间法，从整体上研究我国城市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纵向差异，分析我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目前所处的状态，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城市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并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城市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构建中，即考虑了生态系统承载力中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诸多方面，同时充分考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到的新城城镇化的主要指标，突破以前学者研究中仅仅对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或者仅仅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局限，将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从更深层次上对城市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探讨，对今后城镇化过程中生态城市和绿色城市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考虑到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之间的差异，运用差值法将反向指标正向化，即将指标体系中反向指标如城市人口密度、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单位GDp能耗指数等正向化，然后考虑到各个指标之间单位的差异性，将所有正向化的指标数据标准化（极大值法），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应权重。我国城市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附权重）如表1所示。
三、我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测算与分析
1、研究方法
状态空间法本质上是一种时域分析方法，不仅描述了系统的外部特征，而且揭示了系统的内部状态和性能，它是欧氏几何空间用于定量描述系统状态的一种有效方法，通常由表示系统各要素状态向量的三维状态空间轴组成。状态空间法是定量地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和承载状态一种重要的方法，在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中，三维状态空间轴分别代表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包括资源、环境和人类活动等。
根据状态空间法在区域承载力中的应用成果，生态承载力的数学表达式可表示为：
式（4）中，a、b分别代表状态空间中的两个向量（现实生态承载力与理想生态承载力），假定其顶点为a、B，xia和xib则代表顶点a、B在状态空间中的坐标值（i=1，2，…，n），n代表状态空间的维数，？兹可区分为系统承载状况中的超载和可载两种情况。根据承载状况的数学表达式，我们设定在环境资源相同组合存在的空间，eCS在绝对值上必定小于eCC（0
？兹=>0，？坌eCS>eCC=0，？坌eCS=eCC
式（5）中，eCS表示现实生态承载力的矢量模，eCC表示理想生态承载力的矢量模，其中第一种情况是超载，第二种情况是满载，第三种情况是可载。
2、我国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测算结果
（1）社会子系统承载状况分析。根据状态空间法的原理分析，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作为承载力系统各指标在状态空间中的点的坐标值。由式（2）可以计算出2009―2013年间，我国城市社会子系统的理想承载力，即eCC=0.7691，其中，社会发展因子为0.8629，人类发展因子为0.3494。这个数值本身代表2009―2013年这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在理想状态下的承载状况，因此该数值可作为我国社会子系统承载状况的判断依据。
通过式（3）可以计算出2009―2013年我国城市社会子系统的生态承载状况，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我国城市2009―2013年承载状况均大于0，并且逐年递增，这说明2009―2013年各年度实际的生态承载状况大于理想承载力，我国城市社会子系统一直处于超载状态。究其原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人口增长迅速，城市人口密度居高不下，城市人口基数过大使得尽管不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使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并且恩格尔系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增长迅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大，这也是城市生态承载力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2）经济子系统承载状况分析。根据状态空间法的原理以及公式（2）可以计算出2009―2013年我国城市经济子系统的理想承载力，即eCC=0.7017，经济增长因子为0.7888，产业结构因子为0.4663。eCC的值是指2009―2013年这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在理想状态下的经济子系统承载状况。
通过式（3）可以计算出2009―2013年我国城市社会子系统的生态承载状况，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知，我国城市2009―2013年承载状况均大于0，并且各年度实际的生态承载状况小于理想承载力，这说明2009―2013年我国城市社会子系统一直处于可载状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使得人均GDp呈上升趋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提高以及城镇失业率的降低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承载度处于可载状态。但是2009―2013年间，经济子系统的承载状况非常接近理想承载力，经济处于可载和满载的边缘，原因在于政府过于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可持续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调，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过低，如果这些问题还不能得到重视，经济发展会慢慢向满载和超载方向发展，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因此，必须提高城市经济系统的承载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发展。
（3）生态子系统承载状况分析。根据状态空间法的原理以及公式（2）可以计算出2009―2013年我国城市生态子系统的理想承载力，即eCC=0.7545，城市生态因子为0.8660，环境污染因子为0.5000。eCC值是指2009―2013年这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在理想状态下的生态子系统承载状况。
通过式（3）可以计算出2009―2013年我国城市生态子系统的生态承载状况，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我国城市2009―2013年承载状况均大于0，并且各年度实际的生态承载状况大于理想承载力，这说明2009―2013年我国城市社会子系统一直处于超载状态。2009―2013年来，人均城市绿地面积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逐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根深蒂固使得这种状况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不能一蹴而就，要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和新型城镇化规划，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建设绿色城市。
（4）我国城市生态系统综合承载力的分析。根据三个子系统的权重，对我国城市生态系统综合承载力进行研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后，可得出2009―2013年我国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为0.7419，小于各年度的生态承载状况，这说明我国城市生态系统综合承载力处于满载状态。
如表5所示，2009―2013年，我国城市生态处于稳定状态，但始终高于理想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状况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制约。近些年来，虽然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的建立，但是几十年的发展问题不能够短期内得到解决，我国生态系统仍然存在重大的隐患，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建设，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
四、关于提升城市生态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影响一个城市生态承载力主要有三个重要方面：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以及环境子系统。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承载力与该城市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在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在提升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同时，基于生态文明城市理论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妥善处理好城市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城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政策方面，我们要合理控制人口数量，加快城镇化发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经济政策方面，我们要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以及加快绿色城市建设，为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环境政策方面。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认真贯彻《环境保护法》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进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此外，还应按照统一规划、协调推进、集约紧凑、疏密有致、环境优先的原则，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
（注：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项目――提升河南省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研究（批准号：2014224）；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4年度科研项目――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4KYZD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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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2
关键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奎屯
中图分类号：X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105-02
1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土地利用是一个多层次、多目标的体系，城市土地是否集约利用体现的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等多方面效益的均衡，要表现这样的多维矢量，必须运用一套指标体系。本文以整个城市作为宏观层面的评价对象，将土地利用集约度作为指标体系的总目标，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方面考虑，构建了由目标层、准则层、要素层、指标因子层组成的多层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2评价方法
2.1多目标综合评价法
多目标综合评价是对复杂经济现象整体进行定量描述的一种方法，这种描述是建立在科学地概括统计总体、多方面特征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目标和原则，以评价单元为样本，选择对评价单元发生作用的因素和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并通过适当的模式予以量化、计算和归并，本文采用多目标综合评价法来计算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
式中：Fi是第i个评价单元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iij是第i个评价单元在第j项指标上的标准化值；ωj是第j项指标的权重；i为评价单元个数（i=1,2,3...m）；j为指标个数（j=1,2,3,...n)。
2.2改进熵值法
根据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集约利用评价实质上就是解决城市土地在发展水平、速度和各方面协调性的描述问题。从熵值法的物理意义来看，信息熵描述了样本数据变化速率，在综合评价中由此得到的指标权重描述了指标数值变化的相对幅度。一般认为，熵值法能够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从计算过程中不难发现，相对于指标理想值而言，指标值变化越快，得到的指标信息熵就越小，其效用值越大，指标权重就越大；反之，指标权重就越小。因此，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能反映各项指标值的差异程度，为综合评价提供依据。用改进熵值法进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的主要步骤是：
①由于不同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单位，为了消除量纲和量纲单位的不同带来的不可公度性，所以首先应将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即指标的同度量化。其标准化公式如下：
2.3城市发展协调系数
根据集约利用的内涵，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社会、经济、环境3个系统动态协调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系统的偏颇都会对城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产生影响，所以3个系统的关系应当是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同时促进城市社会进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这种协调关系在评价中表现为样本的社会状况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和经济状况指数应相互均衡。为了定量描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利用协调系数评价3个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关系。定义样本i的协调系数为：Ci=1-Si/Fi。式中，Si为样本i的社会状况系数、生态环境系数和经济状况系数的标准差，Fi为样本i的社会状况系数、生态环境系数和经济状况系数的平均值。计算出的协调指数数值将在0与1之间变化。样本的社会状况系数、生态环境系数和经济状况系数数值越接近，说明样本的3个子系统之间发展越协调，协调系数越接近1；反之亦然。
3奎屯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3.1奎屯市土地利用概况
2006年奎屯市建设用地面积为7061.87公顷，其中城乡居民点及工矿用地4944.43公顷，占建设用地的70.02%。从布局上看城市建设用地集中于市区及市郊，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合理，基础设施完备，建设起点较高，城市整体功能较为完善。未利用土地23642.4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1.3%。未利用土地中可开垦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较多，且地势较为平坦，集中连片，土壤盐碱化程度轻，电力、水利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开发比较容易。未利用土地中，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面积共有20407.44公顷，这部分土地通过整理、开发是农用地开发利用较好的后备资源。因此，奎屯市未利用土地开发潜力较大。
3.2奎屯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3.2.1选择评价区域
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对新疆省奎屯市的建成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定性结合定量分析与评价。
3.2.2土地集约利用指标标准的确定
本文评价是以多目标效益最大化为评价目标，因而在评价指标标准化过程中，本人采用了极差标准化法，以每一项指标中的最值为标准值进行标准化，消除量纲和量纲单位的不同带来的不可公度性。运用DpSv8.5版软件，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
3.2.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已构建的指标体系和前述方法，对奎屯市2002～2006年城市发展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根据第四章的权重计算方法，计算出奎屯市土地集约利用宏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
3.2.4评价结果与分析
（1）土地集约利用度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奎屯各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值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指数，详见表1。从评价结果可见，2002～2006年奎屯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指数逐年增加，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数逐年增加，奎屯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渐提高，且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的幅度越来越大，2004年土地集约利用增长幅度为0.0088，2006年则达到0.0559，其年平均增长率为3.0%，说明奎屯市土地集约利用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2）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协调系数分析。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过程。对三个系统间协调系数的分析，能及时发现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从而逐步达到土地集约利用的目的。根据表2，本人计算了近五年奎屯市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系数值。
根据协调度理论，奎屯市土地利用集约度2005年前小于0.2，土地利用系统处于极不集约状态，2005年与2006年分别为0.2254，0.2835，处于不集约状态，3个子系统的协调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巨大。
（3）奎屯市城市土地集约潜力巨大。
评价结果显示，奎屯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处于不集约利用状态，距离集约利用状态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通过对连续五年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发现，城市化水平要素度层的分值还很低，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在潜力挖掘过程中，应着重从降低商品房空置率、增加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提高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增加人口等几个方面入手。土地经济投入水平、土地经济产出和土地集约化发展趋势三个要素层中的个别指标的发展潜力也很大。
参考文献
［1］马庆国.管理统计一数据获取、统计原理、SpSS工具与应用研究［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2.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3
论文关键词：散杂居地区回族少数民族经济状况
在散杂居民族工作中回族问题尤为重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就是回族。从人口分布上看，全国98％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居住、生活着数量不等的回族人口，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回族与其他民族广泛交错居住的空间格局。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比较
（一）收入贫富差距过大且生产方式以个体经济为主
我国散杂居回族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有73.04%位于平均水平以下，大部分人员从事种植业或外出打工；有26.96%位于平均水平，主要从事个体经济和运输业；其中最高人均年收入166667元，最低人均年收入1250元。过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差，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创造性，阻碍了回族地区的整体发展。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居民生产方式的不同。在被调查的散杂居回族中，有47.83%从事于个体经济；有26.09%从事种植业；有4.35%从事运输业；有8.70%从事养殖业；剩余13.04%为外出打工，或其他。
从以上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这与地区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
（二）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子女的文化构成有2.61%的子女为大学本科；有2.61%的子女为大专；有0.87%的子女为中专；有3.48%的子女为高中；有8.70%的子女为初中；有19.13%的子女为小学；有0.87%的子女为幼儿园；其余61.74%的子女为未接受教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基本在初中及以下。这同样是广大农村出现的问题，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取一技之长，直接就业。在少数民族的农村尤为明显，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即便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使之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旧解决不了生活工作的问题。尤其在偏远的散杂居地区，从事二手车市场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完全达到富裕水平，即便子承父业，也不用担心未来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育投入的背后看不到长期的效益，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也就选择早毕业早踏入社会。当然有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还是比较支持子女读书的，但是比例较少。
（三）保险意识参差不齐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户均保险年支出为1891.30元，有65.2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4.78%位于平均水平以上。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状况，有60%的保险支出为0元；而有13.91%的保险支出达到5000元以上，最高的达到30000元。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农村中投保方向基本根据其生产方式来定，大多数为财产保险，除去社会医疗保险外，极少人投保人身保险。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民的生产方式由最初的种植业向多方面转变，从事个体经济的住户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农村没有单位固定收入的人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例如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人老年时的生活。
（四）基本生活消费状况呈现一定特点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主要调查了医疗保健消费、电费、人情费支出状况，做出如下分析：
散杂居回族的医疗保健年支出状况。户均医疗保健消费为2987.8元，有72.17%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27.83%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100元，最高达到50000元。
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农村居民普遍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较差，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散杂居回族的电费月支出状况。户均电费月支出为162.30元，有62.6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7.39%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30元，最高达到833元。通过数据横向对比发现，家庭电费的支出受家庭生产方式和年收入状况的影响。一般农村家庭的电费月支出范围在300元以内，但也有电费月支出超过300元的，通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为年收入达到200000元的，大部分从事个体经济或养殖业，可见电费的支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散杂居地区的经济状况。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相邻地区经济比较
（一）生产方式不同
实地考察发现，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虽然相隔不远，但是生产方式的趋向却有很大差异。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和运输业，而相邻地区集中于传统经济—种植业，生产方式的差异也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差异，人均收入相差约6000元。这缘于回族地区人民自身擅长经商的特点，可以及时发现商机并较好运用。将以传统经济种植为主的经济体系逐步转移成为个体经营。由于农村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科技进步，种植业已经出现过多的劳动力，而散杂居回族地区依托周边的市场，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自身经济。
（二）教育程度基本相似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的教育情况基本相似，子女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以高中技校为主。这与地区的教育理念无法分开。读书无用论在地区是比较盛行的说法，父母并不鼓励子女到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大中城市平均状况比较
通过山东省济南市2009年年鉴数据可查到，济南市城市人均年纯收入20802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7180元。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平均水平1188.63元，教育支出804.64元，电费月均支出266元。
（一）家庭经济状况基本良好
散杂居回族地区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其水平低于济南市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但远高于济南市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可见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态势很好，平均水平已经走在了很多大中城市农村的前列。由于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普遍位于城乡结合处，临近大中城市，可以看到其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力争将差距缩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是城乡对立的现状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城市带动农村、工业促进农业。转贴于 要想实现城乡协调，重点就是如何让城市带动农村，而这个带动作用的最先受益者，便是城乡结合处的地区，该村的发展状况便也能体现出该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
（二）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普遍在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的实施。其位于山东的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近几年在不断建设西部的政府措施中受益。济南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东扩，西进，北跨，南控”的战略思想。其中对西部的发展有一项重要举措—建立济南市西部的“西客站枢纽新城”，这是济南市适应自身城市发展要求，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发展的城市新区。而新城的核心区便在散杂居回族地区，通过核心区的建设和发展，将能够带动周边发展，形成生态品质优良、新兴产业繁荣、城市功能齐全、人气商业聚集的现代化新城。
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可行性措施
（一）理论支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8年11月，我国着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对中华民族内在构造、形成过程和精神特质最为新颖和恰当的概括。回族自古以来信仰伊斯兰教，拥有其民族自有的特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回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农村区域经济国内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小城镇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使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城镇在农村地域上有一个合理的分布状态，形成以区域性城镇为中心的多层次农村区域经济网络，才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特点，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给予散杂居回族地区的发展一点启示，首先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要应用好附近的经济市场，发展个体经济；然后就是城市带动经济，形成城乡一体化。
（二）政策以点到面且城乡统筹发展
散杂居地区民族的个体经济发展阻碍之一，就是启动资金短缺。由于农村信用体系薄弱，以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很难进行小额贷款并且对资金的有效利用能力较低。面对这一现状，散杂居地区的城市应该起到带动发展作用。首先，当地政府可以选择几个颇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作为实验区，引导发展特色经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适当推出一些小额贷款发放给信用度相对较强的个体，提供个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基础。另外，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少数民族企业信贷机制，鼓励支持各民族企业形成共担风险、互为担保的信贷机制，打造民族企业的信贷平台。
（三）发挥地域特点以发展特色经济
地域环境的优势是经济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能否真正运用好这一因素也决定了该地经济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对于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当地政府应该深层次认知当地环境与发展情况，寻找地区具有的地域优势，从而制定相关政策，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散杂居回族地区要善于发现地域特点并且深度认识当前经济环境，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
（四）发扬民族特色以完善民族经济
国家政策对民族个体经济给予鼓励，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36条相关规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放宽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国家的这些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4
关键词：河南省；主成分；经济实力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2
一、引言
河南省土地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17位；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为94023567人，居全国第二[1]，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942.68亿元[2]。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得出各市的经济情况，通过分析各城市发展的优劣势及影响因素，进而衡量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综合经济实力[3]。
二、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主成分分析
1.指标体系的建立和选取
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是指城市所拥有的全部实力、潜力及其在国内外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4]。评价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应使用城市经济总量，应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状况、拥有的交通运输能力、现代通讯设施状况、商贸市场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才状况及社会医疗保障水平等统计指标[5](表1)。
表1：指标体系
2.指标的主成分分析过程及结果
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上述13个指标进行处理，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表2)，同时求得主成份载荷矩阵，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表3)。
表2：主成分提取及其权重
F1的特征值为7.668，方差的贡献率为58.982%，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其在生产总值运总量、进出口总额、邮电业务总量等指标上载荷较大，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又反映了城市与国外沟通的能力，故将其定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因子。
F2的特征值为2.125，方差贡献率为16.344%，是次重要的影响因子，它在人均生产总值、邮电业务总量指标上的载荷较大，可将其定为经济实力因子。
F3的特征值为1.213，方差贡献率为9.332%，其主要在社会消费品总额指数指标上载荷较大，可将其定为社会实力因子。
F4的特征值为0.702，方差贡献率为5.401%，它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社区服务设施个数指标上荷载较大，将其定为基础设施因子。
前四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0.059%，其数值变化就可以基本代表上述13个原始变量的变化[5]，确定权重(表2)，最终得出各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分值及排名(表4)。
表4：各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分值及排名
三、各城市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根据各城市的综合得分，将河南省的18个市分为四个等级：得分大于1的为第一等级城市，得分在0与1之间的为第二等级城市，其他城市得分均低于0，为第三等级城市。
1.第一等级城市
郑州市的F1得分最高，说明其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最优；F2得分仅次于济源，说明郑州的在人均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优势较大；F3得分偏低，是由于人口较多，生活质量差别较大导致的；F4的排名处于中间位置，说明郑州市的社会生活水平相对较弱。
因此，郑州应继续保持并加强其区域的核心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在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应注意加强对城市内部进行改造和重组，使社会实力进一步增强，进而提高居民的生活、工作质量，保证城市的繁荣。
2.第二等级城市
洛阳的F4排第一，说明基础设施建设较好；F1、F3排第二，说明经济实力和市民的消费能力较强，经济提高的同时也带动了公路货运能力和对外沟通能力；F2排名中等，说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可支配收入较低。因此，洛阳的发展应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5]，增强经济实力。
安阳的F1、F3排名靠前，说明经济实力较强，运输业发达，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F2、F4排名靠后说明安阳近些年来大力发展经济，忽略了城镇内部的建设。因此，安阳应在加快工业建设的同时，应注意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不断提高综合经济实力。
南阳的F1、F3的排名比较靠前，说明经济实力比较强，交通便利，沟通能力强；F2、F4排名靠后，是因为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较少。所以，南阳在今后的发展中应保持现有工农业发展优势，注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南阳市的综合经济实力。
平顶山的F4排名靠前，说明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居民工资较高，是因为平顶山的交通便利，工业基础雄厚；其它三个主成分排名中游，则说明经济实力有待提高。因此，平顶山市以后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注意优化工业企业的整体规模。
新乡市F1排名第六，说明经济实力相对较强，这得益于其区位优势和较好的教育资源；其它主成分均排名比较今后活水平较低。所以，新乡市今后应着力发展工业，优化产业升级，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
五个城市均有较强的实力，在河南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应重点发挥五市的区域联系沟通功能和经济带动功能，带动整个河南省的发展。
3.第三等级城市
商丘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社会消费品水平较高，但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数目较低；焦作的市民收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较高，但社会消费品水平较低；驻马店的市场发展水平较高，但生活水平较低；三门峡的经济实力较差，但生活水平较高；许昌的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较低；开封的经济实力较差，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济源的生活水平最高，但经济发展较差；信阳的居民收入可观，但城市的整体水平较差；周口和濮阳的居民生活水平处于中游，但城市的其他方面都较差；漯河的人均收入较高，但经济实力较差；鹤壁是综合实力最弱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较好，其他方面都较差[6]。
该等级城市综合实力较弱的原因有二，一是地理环境上不如其他城市接近郑州，二是城市的原有规模也较小。因此这些城市应密切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在良好的宏观区域环境下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注意发展各自的城市特色。
四、小结
河南省各城市的综合实力相差较大，实力最强的郑州处于河南省的核心位置，次强的五市起到郑州与其他城市沟通的作用。所以河南省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把城市继续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以郑州为核心，以第二级城市为支点，加强区域内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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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5
城市退休老人社会发展适应状况
总体上，城市退休老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比例比较高。分析显示，城市退休老人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比例为64．6%，真正能够适应的仅三分之一左右，为35．4%。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倡导老年人积极参与，强调“老年人应始终融合于社会”，建立一个“不分年龄的共享社会”。但是，在社会快速转型期，城市退休老人的社会发展适应问题还比较严重。具体看，城市退休老人社会发展适应在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经济、是否为干部、婚姻等方面差异显著，而年龄方面的差异较小。性别方面，男性退休老人的社会发展适应比女性高。传统社会中，男性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他们社会网络也比较广，这些都有利于他们社会发展适应。具体到受教育程度，我们看到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适应之间呈U型分布，受教育水平非常低的老人，如不识字和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老人，他们社会发展适应的程度高于受教育为初中的老人，这种现象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的老人，他们往往为自己的教育水平所限对社会发展比较麻木，而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老人，他们虽然有“文化”，但是，文化水平的不高使他们往往在适应社会发展上存在“有心无力”的窘境，导致他们社会发展适应比较低。另外，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老人，他们的社会适应更强，这些老人对新事物容易接受，对社会发展变化也更容易以理性、发展和灵活的方式去看待，受传统观念束缚也比较少，对社会发展适应的能力也较强。年龄对城市退休老人的社会发展适应没有影响，不同年龄的老人在社会发展适应上差异很小。这也和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陈勃发现，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好坏，年龄因素没有直接相关，只是发挥着中介作用(陈勃，2010)。婚姻上，丧偶老人的社会发展适应低于有配偶的老人。对于有配偶老人来讲，夫妻之间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拥有更多资源促进他们在一些困境中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但对丧偶老人来讲，孤独成为丧偶后面临的一个最显著的问题(Lopata，1982)。研究显示，对女性丧偶老人来讲，丈夫的去世意味着家务的分工和生活的依赖难以为继，她们成为没人注意的老太婆。对于男性来说，妻子的死不仅使丈夫失去了一位伴侣，还会使他们脱离亲属、家庭和通常意义上的外部世界(福里可斯，1979)。因此，丧偶者失去的不仅仅是配偶，还丧失了许多对他十分重要的人，如朋友、邻居、亲属，以及某些组织机构等，这些资源的减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社会发展适应。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城市退休老人的社会发展适应越强。相比较而言，经济状况越好的老人，他们也越容易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改善自身的不足，从而赶上社会发展步伐，如上老年大学，可以提升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去旅游，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接受更多新事物、新思想等，这无疑提升他们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如同经济状况，退休老人的健康状况越好，他们社会发展适应的能力就越强。健康不仅是自身的一项重要资本，拥有健康的人，他们对生活也会更加自信，面对社会发展适应的困难他们也更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应对。再有，退休前是否为干部，在社会发展适应上也存在明显差异。退休前为干部的老人，他们社会发展适应能力好于普通的群众。作为干部，他们不仅拥有各类资源分配的优势，也具有更加广阔的社会网络资源，即使是退休，他们拥有和运用各类资源的能力仍然比较强，这样，和普通老人相比，他们在社会发展适应上也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优势。
城市退休老年人社会发展适应的回归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到，城市退休老人是否适应社会发展，和他们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健康、经济、是否为干部等有紧密联系，回归分析中，我们纳入了退休老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是否为干部和社会网络等因素，采用forward:conditional方法回归，从表3可以看出自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亲属网络、朋友网络等变量显著。受教育程度方面，和前面单因素分析一样，随着城市退休老人受教育程度的变化，他们社会发展不适应的可能性呈现倒“U”型分布，如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水平的老人社会发展不适应的可能性是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1．843倍，而受教育程度为中专/高中的老人和文盲的老人社会发展不适应可能性相当，而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水平的城市退休老人社会发展不适应的可能性较高，都比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上的老人高2倍以上。从社会发展适应质量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社会发展适应质量会更好，他们的适应才是跟得上社会发展的适应。健康状况的提升也有利于降低退休老人社会不适应的风险，如健康状况差的老人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风险是健康老人的2．803倍，而健康状况一般的老人只有1．644倍。同样，经济状况越好的老人，社会不适应的风险也越低，如富裕的老人社会不适应的风险只有贫困老人的30．3%，经济状况一般的也只有47．5%。另外，退休老人的社会网络越大，他们社会发展不适应的风险越低。通过社会交往，老年人不仅可以增进了解，还能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无疑会增强他们社会发展适应的能力。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6
关键词：养老保险欠发达地区政府作用
一、贵阳市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现状
我国各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经济水平和社会传统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地区差异化,但就各地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贵阳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现状如何?现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简要分析。
1.贵阳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贵阳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是人均耕地少,地貌复杂,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下降速度慢,人均产值低。贵阳市2004年年末总人口350.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85.78万人,占全市人口数的53%。全市土地总面积804667公顷,其中耕地28897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5.91%,全市每个农业人口占有土地6.9亩,不足全国平均值的一半,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5亩,为全国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且多属高原丘陵,不利机械化操作。据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全市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31.77亿元,占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即GDp)443.63亿元的7.2%,不难看出农村的人均产值不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
2.贵阳市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现状
贵阳市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总的来说是收入偏低,保障水平偏低,城乡差距大。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市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3509元,仅占城市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的31.25%,不足三分之一,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全市农村居民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达0.44。2008年贵阳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为200元/人月,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最高的两城区为140元/人月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
3.贵阳市农村养老现状
贵阳市农村居民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辅之以少数集体养老、储蓄养老、征地补偿养老、房屋出租养老、困难救助和低保养老。贵阳市农村目前社会养老模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占63.1%以上;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绝大多数边远地区的农民根本谈不上存钱,当农民进入老年,靠储蓄积累养老的为16.2%;参加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乡镇企业为数不多,这一人群属于养老无保障之列。随着农村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农民养老问题逐步凸现,已到了必须研究解决、刻不容缓的地步。
二、贵阳市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结合贵阳市农村的现状,要建立贵阳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面对和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异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根源。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工业的思路决定了城乡发展的差异,贵阳市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大体各占一半,但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还不到第二产、第三产增加值的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3.2倍,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人均200元/月,是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人均70元/月的2.8倍。
2.农业产业结构的差异
解决“三农”问题的落脚点是提高农民收入,而关键在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尽管近几年我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这一目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但农、林、牧、渔、服务业的结构不均衡,贵阳市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大型机械的使用,就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而言不能形成规模,集约化、机械化、产业化程度低,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很难得到大幅度提高;二是种植面结构不合理,围绕省会中心城市服务的多种经济农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同区域的差异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由于贵阳市城市规划、地理等方面的因素,贵阳市不同区域的农村各方面差异都较大。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对处于不同区域农村应该区别对待。不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贵阳市经济目前呈放射状,由城市中心向边远农村逐渐减弱,经济区域差异十分明显。
4.资金筹集方面存在的问题
按照目前国家制定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导性政策框架,基金主要依靠参保农民的缴费,农村养老保险需求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如果考虑到城市化、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等多种因素,考虑到今天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投保的人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多年后进入老年期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现在交纳的数额很少的养老保险金,就会出现养老保险养不了老,保不了险的情况。如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不进行补助,其差异性和不公平性是显而异见的,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如果要让绝大部分农民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中,政府的财政补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财政支出的加大,会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农村这一块。
三、解决贵阳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矛盾的建议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笔者认为,要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抓住发展经济这个主线。政府应结合贵阳市农村的实际情况,让城镇带动农村发展,从政策、经济、财政上全面扶持,即使暂时减缓城镇的经济发展,也要千方百计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特别是偏远、困难地区的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缴费承受能力才能提高,农民退休后的养老待遇才能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才能健康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才能持续。反过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的份额逐渐减少,又能有力的促进城镇经济发展,使城镇能全面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2.完善农村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律体系
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为保证农村社会稳定,根据贵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着社会公平的原则,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的社会保障,是作为调节社会分配手段而建立的。其次,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步伐,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便于操作并提高制度的稳定性。最后,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险法律的监督机制,以确保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支付、运营的规范性,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并通过合理运作使其不断增值,以更好的满足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需要。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7
关键词：社会生活污染源构成排放强度城镇化
社会生活污染源是指在排水系统相对完善的建制城镇建成区，由居民生活、服务行业以及行政办公等日常活动导致的污染物产生和排放。近年来，信阳市的经济迅速发展，解决了劳动就业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为了对信阳市社会污染源的行业特征进行分析，按照国务院污染源普查条例和国家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对信阳市社会污染源进行了调查研究。
1社会生活污染源行业分布特征
全市列入普查范围的社会生活污染源普查3894家，涵盖了第三产业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住宿业、餐饮业、洗染服务业、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业、洗浴服务业、摄影扩印服务业、汽车摩托车维护与保养业、医院；具有独立燃烧设施的有58家；城镇居委会92个辖区的居民生活污染；城镇（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各9个；机动车634758辆。
1.1社会生活源构成状况我市本次普查8县2区和6个管理区、开发区，197个乡镇，普查区域覆盖城镇人口数186.8372万，机动车634758辆。在普查基准期内，全市各类生活源普查对象3894家，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住宿业有215家；餐饮业有2128家；洗染服务业有62家；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业有817家；洗浴服务业有169家；摄影扩印服务业有17家；汽车、摩托车维护与保养业有127家；医院有209家；具有独立燃烧设施的有58家；城镇居民生活居委会有92家。
1.2社会生活水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状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全市城镇居民用水量为10083.476万吨；住宿业用水量为104.6618万吨；餐饮业用水量为255.53031万吨；洗染服务业用水量为2.3199万吨；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业用水量为18.14378万吨；洗浴服务业用水量为32.3939万吨；摄影扩印服务业用水量为0.00646万吨；汽车、摩托车维护与保养业（洗车业）用水量为8.3074万吨；医院用水量为123.6643万吨。
1.2.1社会生活水资源消耗状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全市各类生活污水产生487.0675万吨，实际处理污水量17.7224万吨，污水排放量10034.4484万吨；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3706.015吨/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费用102.73万元。
1.2.2社会生活水污染排放状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全市各类生活源的水污染物有12种，按照排放量大小顺序，辖区生活源污水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CoD）、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总氮、氨氮（nH3-n）、动植物油、总磷、石油类、铅（pb）、汞、氢化物、总铬、六价铬（Cr6+）。全市主要废水污染物CoD排放量的贡献率分别为43.34%、11.54%和45.12%，反映出我市各类产业活动中，第一产业的农业和城市社会生活污染是我市废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而第二产业的32个工业行业废水污染物排放量仅占11.19%，体现出我市的“农业大市、工业小市”的实情；在第三产业的废水（污水）CoD构成中，城镇居民生活CoD排放量35325.309吨，占第三产业总排放量的84.52%，也反映出我市城市三产的相对落后。总体而言，我市废水污染物排放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和城镇居民生活。
1.3生活源能源消耗情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全市生活源锅炉有239个，锅炉额定总出力414.874兆瓦；生活源废气处理设施24套，处理总能力160400立方米/小时，实际处理废气量673194.9万立方米。
1.4生活源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全市各类生活源的废气污染物有3种，按照排放量大小顺序，辖区生活源废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
1.5生活垃圾及处理情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全市的生活垃圾27.9279万吨；炉渣产生量1.19066万吨；粉煤灰产生量0.1632万吨；生活源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见表1。
■
2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2.1普查对象及设施数量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我市符合普查条件的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对象18家。
2.2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我市符合普查条件的污水处理厂有8家，全部为二级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总投资66733万元，设计处理能力28.5万吨/日；污水实际处理量2788.7万吨。污水中污染物有6种，按大小顺序为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污泥产生量为2154吨：污泥处理量为2139吨，污泥倾倒量为15吨。
2.3垃圾处理建场设计情况污染源普查基准期内，我市符合普查条件的垃圾处理厂8家。总投资16718万元，实际处理量为39.53万吨；垃圾填埋场所8座，设计容量488.684万立方米，已填埋容量96.235万立方米。符合无害化标准。
3结束语
通过对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数据分析，我市生活源存在着结构性污染。废水中排放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主要是来自城镇居民排放；总磷、铜、锌主要是来自农业源的排放。2007年全市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2781.94万吨，削减化学需氧量3530.0994吨、氨氮555.2510吨、生化需氧量1558.74吨；废气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城镇的居民生活，同时随着机动车的迅速增加，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氮氧化物排放量超出了全市工业源和生活源排放量的总和，对空气造成的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导致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类型由传统的煤烟型向复合型转变，形势非常严峻，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专业化分工和提高社会效率为重点，积极发展生产业；以满足人们需求和方便群众生活为中心，提升发展生活业；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城市生活服务设施的高技术含量，实现城市生活的节约化与低碳化发展。
经济的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反应强烈。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倍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走低碳发展道路，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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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8
近年来，随着我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为全县*、经济、文化中心的巴川城区面积倍扩、人口激增，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如何加强城区社会管理，促进建管并举，良性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最近，县政协法制群团专委会组织有关方面，对巴川城区社会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一、巴川城区社会管理的现状。巴川城区通过近年的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面积由原来的3平方公里扩展到9平方公里，人口由3万多增加到7万多，水、电、汽、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成规模，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短短几年，城市人口容量大增，发展速度惊人。但另一方面，城区社会管理明显滞后于城市建设进程，基本处于因陈袭旧，缺乏活力，不适应发展的状态。目前实施巴川城区管理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巴川镇政府，从职责上承担城区的各项社会管理事务；二是有关职能部门如城建、交通、工商、城管等也参与相应事务的具体管理，形成条块分割的格局。现城区交通秩序较混乱、市场管理较差、卫生死角难除、治安防范不力、文化生活单调、市民素质不高、社区建设缺位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的社会服务如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又极不规范，质量低下。社区管理的近期目标、长远规划更是一片“空白”，总体现状堪忧，必须认真研究解决。二、存在问题。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分析，当前巴川城区社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1、认识不到位。一是对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城市是当地*、经济、文化的中心，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经济潮流都在城市产生而又由城市辐射。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以科技为动力的市场经济角逐主要依托于城市，从这一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城市经济。我县一直是农业县，加上城镇建设起步较晚，城市功能发挥不明显，使我们对城市在市场经济的中心主体作用、辐射作用还没有充分认识，城区社会管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对巴川镇的特殊性认识不足。随着城区面积扩大，巴川镇城区经济、人口等均已超过农村，重心应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然而巴川镇的工作重心却没有随之调整，在城区管理上，人力物力安排薄弱，城区工作仍沿旧例，没有突破。三是对城区社会管理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城市社会管理是丰富城市内涵，强化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位的重要手段。随着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巴川城区大量城市人口由过去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农村人口又成批涌入城区，加上政府和企业一些职能的社会化转移，城区社会流动性加剧、矛盾增多，社会服务需求增大，要求城区管理工作应随之改革和加强。2、管理体制不顺。现行以巴川镇政府和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条块分割的城区社会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发展需要，制约了城区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症结有两方面：一是责权不统一。巴川镇是城区行政主管机构，职责上自然是城区社会管理的主体；职能部门虽地处城区，但在职能上面对全县、而不是直接参与巴川城区的具体管理工作。条块分割，造成巴川镇有责无权，想管管不了；职能部门有权无责，片面强调本部门职能和局部利益，愿管的插手，不愿管的甩手，结果导致政出多门，互相推诿、趋利避患、管理出现空白等现象的产生。二是力度小、效率低。条块分割使巴川镇在城区管理中职能弱化，统揽无力，要花不少精力协调各方面关系，常常遇到“不买账”的情况,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9
关键词：甘肃城乡一体化；二元结构；指标体系；演变轨迹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61-05
1.测度甘肃省二元结构程度的指标框架
我国城乡一体化是针对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而提出来的，它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物，城乡一体化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二元社会解构的过程，所以研究我国及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状,也就是分析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现状。因此，运用二元结构理论对甘肃省二元结构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要对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程度进行衡量，就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指标评价体系，而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这样一个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但是一些学者运用二元结构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为这一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参考。这些指标包括：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产业平均利润率、城乡间物资流和信息流状况（反映社会经济联系和市场发育程度）、三次产业构成比重、城市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城乡教育发展差异等。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对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程度的全面评价需要一个多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最能直观反映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程度的指标是作为“结果指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而与这两个指标直接关联度最高的，则是劳动生产率指标［1］。因此，我们根据研究的需要和收集资料方便，选取四个典型指标对甘肃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据此判断其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
(1)城市化水平：反映城镇发展对区域人口、区域空间结构的改变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用U表示：U＝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
(2)二元对比系数（也叫二元劳动生产率差异系数）：反映城乡经济一体化程度，主要反映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总体水平，用L表示：L＝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3)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用i表示：i＝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4)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反映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异，体现了社会一体化程度，用e表示：e＝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2.根据城乡二元结构指标的运行状态判断甘肃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处的阶段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它只有阶段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我们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及世界城市化实践，并结合测度城乡二元结构程度各指标的实际意义，将各指标的运行状态划分为五个区间，每个区间对应一个城乡一体化级别。然后以各个指标值五级划分的临界值为参照，对甘肃2004年各项指标的运行值进行分析，确定甘肃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状况，以准确定位甘肃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处的阶段。
(1)城市化水平。根据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可作如下五个级别的划分（见表1）。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而我国2004年的城市化水平41.76%，在30%≤U＜50%区间，才到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还处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第四级。甘肃2004年城市化水平28.61％，比全国低13.15个百分点，在U＜30%区间，表明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还处于二元结构状态。
(2)二元对比系数。一般情况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结构越明显。据此，将二元对比系数所体现的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可作如下五个级别的划分（见表2）。
发达国家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52%～86%之间，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在31%～45%。2004年我国二元对比系数为20.29％，甘肃为15.57％，比全国低4.72个百分点，均在L＜30%的区间，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整体上还处于二元结构状态。
(3)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越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大，二元结构越明显。该指标五个级别的划分如下（见表3）。
2004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为31.17%，甘肃为25.11%，比全国低6.06个百分点，在i＜50％区间，也就是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还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状态。
(4)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程度。当e＜5％时，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基本一致；当5％≤e＜10％时，生活质量差异较大，属于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时期；当e≥10％时，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该指标五个级别的划分如下（见表4）。
在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只有20%左右，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恩格尔系数高达60%以上。2004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37.70%，农村47.20%，其差异系数为9.50%，在7.5%e＜10%区间，处于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甘肃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7.12%，农村为48.04%，其差异系数为10.91%，比全国高1.41个百分点，e＞10%，表明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还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状态。
(5)结论：以上四个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除二元对比系数外，整体上已到了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前期，处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第四级；甘肃差距较大，2004年四项指标均处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第五级，整体处于二元结构状态。
3.甘肃城乡二元结构演变轨迹及其与全国的对比
我们以《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5年甘肃年鉴》提供的1978-2004年间的数据资料为依据，经计算、整理得出四个指标系数的动态对比图，较为清晰地反映出甘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全国的差异度。
3.11978～2004年甘肃与全国城市化水平测度与对比
1990年以来甘肃的城市化发展分三个阶段（见图5），第一阶段，1990～1994年，城市化率5年时间增加了0.9（全国增加2.1）个百分点，1994年比全国低近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1995～2000年又用了6年的时间（中间稍有波动），城市化率又增加了0.84(全国增加7.18)个百分点，1999年后一直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第三阶段，2001～2004年，发展速度加快，平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左右，这4年发展速度基本与全国同步（都增加了4.1个百分点）。甘肃第一、二阶段城市化发展缓慢，有多方面原因，但人为造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和市民的身份限制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第三阶段发展加快也有多方面因素，其中2002年加入wto减轻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遵循wto规则，政府行为逐渐按照国际惯例行事，逐步赋予农民国民待遇，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2001年以来武威、平凉、酒泉、张掖、庆阳、定西和陇南相继撤地改市，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3.2甘肃与全国1985～2004年二元比较系数变化情况及对比
据其他统计资料和图6对二元对比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从1983～2004年，甘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见图2）：
第一阶段（1983～1987年）二元结构改善。1983年甘肃省与全国二元对比系数相比，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显著，1983～1987年二元对比系数呈上升趋势，到1987年与全国二元比较系数只差4个百分点，城乡二元结构水平接近全国水平；
第二阶段（1988～1993年）二元结构加剧。二元对比系数递减，6年降低了4.2个百分点，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与全国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全国6年降低了4.53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94～1998年）二元结构淡化。虽有波动，但振幅不大，比第二阶段有所缓解，到1998年，甘肃二元对比系数提高到20.28％，表明甘肃省城乡二元结构状况有所改善，但对比发展中国家通常31％～45％的水平，仍属于二元结构比较显著的地区，这一阶段与全国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第四阶段（1999～2004年）二元结构又进一步加剧。二元对比系数递减，到2003年降低了4.87个百分点（全国降低5.56个百分点），但甘肃与全国在2004年都稍有增加趋势，全国更明显一点。
形成改善、加剧、缓解、再加剧这样一个四阶段演变过程，直接原因在于农业、农村经济和城市二、三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第一阶段二元结构的改善得益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超速增长和乡镇企业的兴起；第二阶段二元结构加剧起因于这一时期由农村第一轮改革产生的激励效应衰减，城市工业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第三阶段二元结构的淡化趋势得益于1993～1995年在农村进行的有益于农民的改革，再次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第四阶段二元结构的加剧趋势，一方面显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因缺乏进一步的制度创新而出现徘徊，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城市二、三产业出现波动性增长。
3.31978～2004年甘肃与全国的城乡收入差异系数对比
1978年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比全国水平低14个百分点，1980年甘肃与全国差距最小，仅低2个百分点，2004年又比全国水平低6个百分点，而2004年与1978年相比，差异系数还上升了0.34个百分点，与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低的1983年相比则降低了18.32个百分点。1983～2004年间，甘肃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均低于全国同期各年度5个百分点以上，基本在5～13个百分点之间，如此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在1978～1983年间递增，以后虽有波动但基本上处于递减状态，这与二元对比系数所体现的二元结构阶段性特征并不完全相符，表明甘肃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7）。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改革启动后，1980年后城市也开始尝试性地进行某些领域的改革，但1984年粮食大丰收后，社会舆论对农业生产普遍比较乐观，主流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已取得重大突破，今后的道路将比较平坦，而城市改革起步慢，困难大。所以从1985年开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重心都向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向战略转移。财政资金和各种资源配置逐步向城市倾斜，以城市为中心的利益格局的恢复，扭转了利益天平向农村的倾斜，逐渐加大城市的利益筹码。城乡差距重新扩大，并有恢复甚至超过改革前城乡差距的势头。这样在这种挖农补工的城市主导型的改革中，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3.41978～2004年甘肃与全国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度比较
全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差距先惯性缩小后又再次扩大，1978年扩大到10.2％，而后1985年城市恩格尔系数又猛然比农村降低4.9个百分点，之后城乡恩格尔系数差距逐渐缩小到1989年的0.3个百分点，接着又呈逐渐扩大趋势，1999年城市比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低10.53个百分点，之后2000～2004年间，一直在8.5％与9.66％之间徘徊。甘肃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变化不太规律，有的年份远大于全国，1995年、1996年分别高达19.26％、17.03％，表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非常大，到2004年降至10.9％，但仍属于e＞10％阶段，二元结构比较明显；但有的年份又低于全国，如1989年、1993年、2001年、2003年分别比全国低0.08、3.22、0.49、0.65个百分点，表明这些年份甘肃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略小于全国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全国和甘肃的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度都很小，分别为0.3%、0.22％，竟然达到e＜2.5％，但并不是完成了城乡一体化，只说明1989年城乡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差距很小。这与1989年国家适当提高了定购粮食、食油的收购价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从两个指标综合反映的情况看，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大于全国同期水平，生活质量差异大于全国同期水平，这与甘肃二元结构对比系数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也反映了二元结构阶段性的特征，在1981年以前一直上升到1981年的13.8％，然后又开始下降，在1982～1985年、1986～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4年四个阶段中，有一个“两头低、中间高、中间波动大”的特点，与二元对比系数反映的阶段性特征基本一致（见图8）。这两个指标的变动特点提示我们，在使用恩格尔系数差异度指标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给出一些前提条件，比如居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消费支出的货币化程度等。
4.结论
(1)甘肃城市化发展非常缓慢，2004年甘肃的城市化水平才相当于全国1994年的平均水平，整整落后了10年，还处于非常典型的二元结构状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合力阻碍了甘肃的城市化进程。若按甘肃近四年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发展速度计算，仅仅按城市化水平衡量，到2056年甘肃才能完成城乡一体化，还需50年；按全国近七年每年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的发展速度计算，到2040年全国整体上完成城乡一体化，还需36年，差距将在13~14年。当前甘肃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较多：一是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水平很不相称；二是城镇体系结构不尽合理；三是区域城市化率差距偏大，东西发展极不平衡；四是城市化发展质量不高；五是城市化道路依然不畅；六是城市化发展步伐滞后于非农化，二者的协调程度有待进一步改善。而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①城乡分割型户籍制度导致了甘肃的强二元结构特征，阻碍并限制了城市化进程；②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较薄弱；③市场化程度不高，城市化发展与市场发育程度相互不匹配；④城市体系尚不健全。城市数量增加相对缓慢，城市人口增长有限，区域辐射能力较弱，扩展规模的速度远达不到加速城市化的要求。而且城市空间分布不均衡。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甘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①造成人口结构、资源占用和收入分配结构上的不合理；②农业人口比重高的直接后果是滞留在自给自足传统乡村的农民商品化消费水平低，导致扩大内需乏力，农村市场的份额大大低于城市。所以甘肃今后应走政府主导、利用市场加快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加大城市化发展的力度，加快城市化发展的速度。
（2）甘肃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分阶段演化的特征，二元结构总体上处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所描述的“单一农业为中心的不发达经济”――“二元结构的发展中经济”――“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结构变迁过程的中间阶段，二元结构有淡化趋势，但效果不明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程度整体上仍然高于全国平均状况，最高的超过10个百分点，最低的也超过2个以上百分点。表明甘肃省是城乡二元结构比较典型的地区，而形成的原因是：①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化发展滞后，制约了现代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工业经济聚集优势的发挥和规模效益的提高，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加快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从总体上制约着甘肃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产业结构不平衡和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反过来又阻碍了甘肃省城市化发展。因为城市化发展初期是以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而城市化发展一旦上了轨道后，第三产业就成为其主要推动力，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促进城市化稳步前进。但甘肃省长期形成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城市的功能结构偏集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工业型城市化”的特点。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但在同样的投资情况下，第三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要高于第二产业，这也是导致甘肃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之一。另外，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使城市功能单一，减弱城市辐射能力，如金昌、玉门、嘉峪关和白银四个矿山资源型城市，大部分远离绿洲，地处荒漠，其自身的发展空间有限，随着资源的逐渐减少，其城市功能也将逐步衰退，从而缩小了区域的辐射圈。②甘肃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滞后于城镇化水平。人口素质中，城市及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相对较高，农村及滞留在农村的人口素质越来越低，成为城乡二元结构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③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
（3）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变化程度与二元结构演化阶段基本相符，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与之不尽相符，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甘肃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有日趋扩大趋势（见图7）。库兹涅茨在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倒“U”型理论中，描述了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缓和的倒“U”型轨迹。一些学者运用统计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支持了倒“U”型假说，研究结果十分清楚地表明：人均DGp在201～300美元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人均GDp在301～500美元时，收入不平等开始纠正［2］。甘肃省1996年人均GDp达到349.5美元，首次超过301美元后，人均GDp逐年上升，但城乡收入差距却继续呈扩大趋势，直到1999年人均GDp达到443美元时才开始纠正，而全国是1997年开始纠正的，表明甘肃经济发展过程存在不合理性。所以说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今后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否则会延缓甘肃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4）以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反映的甘肃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只是一系列原因的最终结果。而二元对比系数尽管与这一结果直接相关，即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别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恩格尔系数差异度较大的直接原因，但也只是原因之一。经过20年左右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之后，甘肃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明显改变，说明仅有经济增长是不足以使欠发达地区走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况的，必须要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包含在上面我们所分析的指标体系中。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城市经济辐射带动能力（包括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工业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机会，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积极发展旅游产业，通过旅游业带动城镇化）；发展大中小分布合理、产业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体；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镇发展的承载力；创新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等，就是今后甘肃省摆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状态，加快实现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的几个主要切入点。
上面我们以四个指标值五级划分的临界值为参照，以甘肃和全国1978～2004年间各指标运行状态为依据，对甘肃的二元经济结构演变轨迹作以纵向分析，并与全国同期指标作以横向对比分析，找出甘肃与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差距，准确定位了甘肃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处的阶段，以期对我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制定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和路径选择有参考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2005年重点资助课题《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四。
参考文献：
［1］沈滨叶超.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证分析――以甘肃为例［J］.经济问题，2003，(3).
［2］李含林,魏奋子.中国统筹发展能力评估和提升对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10
关键词：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27%，城市人口从1.7亿增加到6.91亿，预计到2050年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中国经济发展的轴心已经转向了城市，城市的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也引起了诸如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现阶段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其中如何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其关键环节。
一、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必要性
（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早在农业文明时期，一部分古人就已经从实践中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我国，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源远流长，儒家、道家、佛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1817年）、马尔萨斯（1820年）、穆勒（1900年）等在其著作中已经认识到人类消费的物质限制，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生态边界[2]。但全球范围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完善的，见表1。
2012年，联合国在其“实现我们共同憧憬的未来”报告中提出“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一个愿景是实现包容的、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全球发展。”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已经得到全球各界的认同，并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愿景。
（二）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是国际研究和国际标准研制的重点
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开展两百多年，目前其城市化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为了规范城市发展，早在19世纪西方学者就开始对城市化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设想，他称之为“田园城市”。20世纪末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为了克服历年来城市化进程中积累下来的诸如人口、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提出基于本国国情的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联合国、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开始关注城市发展。联合国曾指出“迅速扩大的城市空间需要实现环境可持续性，提高能源和资源使用效率，具备灾难复原力，解决贫民窟的物资匮乏问题和其他问题，并且能确保所有城市居民获得廉价能源和基本服务，并为他们创造体面地工作和生计[3]。”为了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欧盟等纷纷围绕各自负责工作范围提出了城市评价指标体系[4]。国外学者从经济学、环境学、生态、社会公平及伦理学等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评估进行研究，如莫法特等人在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全球环境变化项目（GeC）的资助下，针对苏格兰开展的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经济模型[5]。
一直以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十分重视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化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紧密配合的管理标准系统。其中，iSo/tC268Sustainabledevelopmentincommunities是iSo响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标准化的需求，由iSo/tmB批准于2012年2月23日成立的跨行业、跨部门的技术委员会，其目的是为推动各类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各类城市提供支撑技术和工具，包括管理体系要求、指南和相关标准，不涉及到城市发展建设方面的具体技术和标准。该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工作涉及到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生活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iSo/tC268组建了两个工作组wG1和wG2，分别负责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国际标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国际标准研制工作。此外，iSo/tC268组建了iSo/tC268/SC1智能城市基础设施量化评估负责研究制定智能城市基础设施量化评估国际标准[6]。iSo/tC268和iSo/tC268/SC1所负责的国际标准进展情况如图1所示。
根据iSo/tC268的工作计划，iSo37101-1将于2015年，iSo31720将于2014年[7]。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iSo国际标准化工作的重点，我国必须重视。
（三）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是落实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相关文件的重要举措
城市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推动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党和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
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将城镇化列入发展重点，指出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城镇化和城市协调发展。十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上升到国家战略，更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党的十报告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
国家“十二五”规划刚要中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要求，提出要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十二五”技术标准专项规划中第五项优先主题中的城乡管理与服务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绩效评价、城乡公共服务信息有效利用技术标准研究与试点应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与保障民生”的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要求。
因此，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研究是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加强城市管理、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手段，是落实“十”报告“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即将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所提出的“健全检测评估”实施措施的重要举措。
二、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环节和国家标准研制建议
（一）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构想
根据iSo/tmB对iSo/tC268组建的批复文件及iSo/tC268的工作计划，iSo/tC268为各类城市提供支撑技术和工具，包括管理体系要求、指南和相关标准，不涉及城市发展建设方面的具体技术和标准，以期推动各类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iSo/tC268是从宏观角度对包括城市在内的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要求，提供管理体系、指南和相关标准；而其它诸如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相关领域则是为满足这些要求制定相应的标准。因此，iSo/tC268与相关领域之间是宏观、中观、微观紧密配合，且各有侧重的关系[8]。
由于可持续发展涵盖的范围较广，因此在研究、设计和制定标准时必须统筹考虑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研究，加强基础性、通用性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为不同类型城市提供支撑技术和工具，包括管理体系、要求、指南和相关标准，而不涉及城市发展建设方面的具体技术及其标准，从而完善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结合目前iSo/tC268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进展情况，以及我国涉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标准发展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标准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以及专用标准四个部分：基础标准，包括基础术语、图形标识以及指南等内容；通用标准，包括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标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标准等；相关标准，包括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其他标准；专用标准，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按照城市特点，分为综合型城市、功能型城市（资源型、旅游型等等）和小城镇；另一类按照城市中的建成区和新建区的分类（如建成区，包括居民区、工业园区、商务区、学校园区、港口区等；新建区，包括新城镇建设、新建高新技术区等），而制定的具体某一类型城市区域的相关标准[9]。而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相关标准属于通用标准，在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标准的研制建议
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标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在国内外已开展较多，iSo/tC268/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作为国际标准研制的重点。结合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定、发展状态、试试效果等环节出发开展研究。因此，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化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一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体系研究。系统分析国内外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定、发展状态、实施效果等环节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在研究基础上，研制《城市可持续发展――术语》国家标准。
二是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估方法研究。针对不同地域城市的环境资源状况，运用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估原理，完善StaRS（SustainabletechnicalassessmentRankingSystem）评价体系，综合利用生态足迹、碳排放、水足迹、环境容量、环境敏感性等资源环境测算方法，完成政策诊断、禀赋诊断和潜力诊断，形成针对不同场地现状特征的数字化模拟诊断模型[10]。在此基础上，研制《城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估方法》标准。
三是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研究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估系列标准。在系统分析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盟等组织关于城市发展评估指标研究，特别是iSo37120“城市可持续发展及恢复――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国际标准中的各项指标，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系列标准。其中，修改采用iSo37120国际标准，提出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实际情况的城市指标体系，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标准；在指标体系研究基础上，从经济、教育、能源、环境、财政、应急能力、治理、健康、休闲、安全、居住、废弃物、通讯、创新、交通、规划、水和涉水卫生等方面研究提出相关指数，形成多角度、多层面的指数，以帮助不同类型城市管理者了解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标准；为规范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工作，加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管理，需要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管理要求、基本程序、评价对象、评价内容等提出明确要求，因此需要研究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通则》国家标准；为帮助不同类型城市定期其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向社会各界公布其年度可持续发展状况，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的格式和基本内容做出基本要求，研究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标准。
四是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方法研究。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如何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绩效，我们认为从“经济、社会、环境”两两交叉的地方着手开展评价工作。在环境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通过研究建立生态系统核算框架，提出Gep的核算方法，利用该方法评估城市生态系统运行总体状况，及其在生态保护、人类福祉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计算方法》标准。此外，还可考虑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衡量城市居民、城市区域发展的公平性。
三、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化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支持力度
首先，加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项目研究的支持力度。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研究工作具有公益性和长期性特点，在标准化领域体现出高投入、直接产出不明显的特点，但由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其社会效益和长期效益却非常显著，这种特点要求国家科技及标准化主管部门在涉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经费等方面给予适度倾斜，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标准立项、应用推广给予支持。而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的部门较多，需要整合国内各方力量，开展特色和优势研究，以研究项目促进国内标准化工作，进而产生国际标准提案，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
其次，本文所提出的几项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研究建议的特点是涉及面广、标准制定时间长，需要专人负责相关标准，因此需要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人才在专业知识、外语能力和国际标准化程序等方面加大培养力度，吸纳更多专家参与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工作中去。目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围绕iSo/tC268的三个工作组成立了专家组，希望更多的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专家人员加入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工作。
（二）尽快出台相关标准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急需包括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系列标准在内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基础性、通用性标准，国家应加快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标准的研制步伐，尽快出台相关标准，以帮助国内各类城市推进可持续发展。iSo/tC268成立以来，不断加快国际标准研制步伐，2014年初将iSo37120“城市可持续发展及恢复――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的指标”，而本文提出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估方法”将与即将的iSo37120“城市可持续发展及恢复――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形成相互配套的方法，以帮助不同类型城市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价可持续发展状态。此外，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面广，还可考虑研究制定社会+经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两两结合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相关标准。
（三）加大相关标准的推广和应用力度
尽管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但对我国城市管理者和广大城市居民而言，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是新兴标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体系的推广和应用，需要国家、各级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市政府各委、办、局的大力配合，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我们将运用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体系对国内大中小型城市开展评估工作，并在国内权威媒体上，一方面推广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体系，让社会各界了解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标准；另一方面为各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监测评估工具，也为广大市民及时了解城市发展状况提供途径。此外，我们还将定期组织国内外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论坛、会议，为国内外城市交流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应用实施情况提供平台。通过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为国内城市及时了解国外城市发展状况、吸收城市可持续发展先进经验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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