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发展篇1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通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便产生了共振效应。例如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的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
这次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已经发生甚至直接影响了本国以及全球性经济波动的事件。对于30年代时的西方经济危机，主要是表现在当时购买力的不足，市场的局限性，信息沟通不发达以及思想落后几个方面，这些产品难卖的难题都因为后期加强了国际市场的沟通与开拓等积极科学的手段有效地解决了。但是当到了50年代时期，美国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中，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的形式，使一些企业又面临了一场经济危机。也正因为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让人们不断思考如何去改变这种艰难的处境。由此市场营销观念在美国产生了。新兴起的市场营销观念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买卖行为和思想，借助着生产是为了消费服务的理念，不再忙目的在市场中求生存，而是通过研究市场的真正需求进行产品经营，借助着这种科学的市场规律开始了开拓国际市场和科技创新，以此提高市场竞争力。在这种活跃的营销理念下，人们通过对营销方法的深入了解和不断地改变完善，从而产生了社会营销、绿色营销、服务营销等诸多的更先进的市场营销策略。80年代美国经济落后于日本经济,美国开始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重点进行国际竞争,进行“大市场营销”。到了90年代,美国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同时利用深受市场欢迎的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带动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十年的高增长。
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经济发展的穷途已现。我们可以历史的发现,原有的关于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最优化的形式的结论已经过去,虽然在发展的今天简直规律依然发挥着不会磨灭的资源调制的功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逐渐的体现。这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发展的特殊时期，以及在特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殊作用，也就是说这种作用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及市场没有全球化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越发的明显。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采取比较宽容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极大地刺激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供给，反而在客观上延迟了企业的落后淘汰机制,但是这仅仅是延迟，这些企业的最后总淘汰也是肯定会出现的。作为政府的领导者，应该积极促成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这样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结合，最后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的稳步增长。在一百年前，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马克思深刻的阐析了商品经济,其核心的理论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在根本上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我们可以归纳分析一下几点：（1）消费的扩张与消费能力局限的矛盾上；（2）生产上是个别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上的矛盾；（3）在一个就是阶级的矛盾。虽然这个结论出台百年，也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也逐渐得到论证,但是至今我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欣欣向荣,发展迅猛，以美国及其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成就了他的世界霸主地位。这就造成了美国物极必反的伦理，表现就是在美国到处推行其强权政治,其控制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美国其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渐突出，其表现就是日益严重、不可挽回的经济危机，正在侵袭已经遍体疮痍的美国经济。我们可以了解到2008年9月15日美国华尔街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倒闭破产,继而全球陷入了金融危机,美国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全面显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
2、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最近一次起源于2008年的美国大金融危机，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寄希望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找到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实现经济危机的杜绝。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无产阶级来实现武力。这有着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强大无力支撑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的武力将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模式已经逐渐的失去效用,原来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模式很难在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这将是一场由内而外的资本主义变革。然而,马克思给出的可以选择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实践中经过验证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但是我们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实现我们制度的完善，以至最终实现社会制度的革新。
（二）我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此次全球性的经济灾难。将全球经济发展带入了一个生产能力均衡的阶段。汽车制造技术的提高、家电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往处于发达中的国家不在光鲜亮丽。发展中的中国迎来了宝贵的机遇。想要改变以往的均衡，只要依仗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所实施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定将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创新。倘若政府部门既能做到促进经济发张，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又可以合理分配制度改革，使社会的体系得到保障，中国经济将会领先世界,中华民族将会长盛不衰。
当代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美国是世界软件业的大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当代经济发展篇3
一、当今社会正面临知识社会的时期，知识的生存、扩散与进步日益依赖于技术的创新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知识作为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潜在因素，逐步从后台走到前台，显示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迅速跨上了通向知识社会时代的列车，看到了一片曙光。“知识社会”所处的社会背景主要反映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知识社会的明显特征是知识的高速增殖、迅速膨胀和爆炸式增长。据有关资料表明：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每隔5—7年知识量就翻一番；全世界每天发表2万篇文献著作；目前世界上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数量相当于过去20130年中科学家数量的总和。知识增长的曲线似乎是绝对上升和无尽无头的，知识同样是没有极限和无穷无尽的。今天人们可以在一瞬间将任意且大量的知识几乎同时传送到世界任何一方。
二是知识的增长是技术感生的，技术的发展是知识社会的基础。近百年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知识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技术推动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又促进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能力的加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极其数据网络等高新技术兴起，使社会采用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当今世界范围内与因特网联网的计算机数量正以每l5个月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似乎是知识的增长伴随着网络的增长而增长。
三是知识社会是人类思维和智慧的创造，人是知识社会的主体。知识增长、技术感生的这一事实，绝对不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技术的复制品。当你将信息和知识在眼前展示和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硬件包括作为原材料使用的信息在内永远不会替代人类智慧。当体操纵鼠标进入因特网，引发的信息像雪崩一样从你身边滚过的时候，这并不会使你马上变得聪明。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人不是退却到事物边缘而是进入到事物的中心，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作为具有天赋和使命与具有充沛能力和才华的主人身份出现的。
四是知识社会不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形态，而有可能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和趋同性的共同体。知识社会存在着更多的机会是社会结构出现活力和生机。比如：社会知识量的迅速膨胀使得各种知识愈来愈急速微分和细化，朝着知识专业化、职业多样化方向发展。其结果是每一个对各种事物的细节了解愈来愈少，愈来愈依赖于他人和专家的知识，因而不得不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在研究和学习领域尤为突出，错综复杂的研究课题单靠一个人是解决不了的，集体协作精神已经替代了崇拜天才。
五是知识社会以知识经济为生产力的主要特征，竞争仍然是其发展动力。在向知识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所占份量越来越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不仅成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而且成为一种多方寻求的产品，一种提高竞争力和创收的无形产品。国民经济的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现有知识更新的范围和程度，即体现于知识的质量和现实作用。
六是知识社会将改变人们劳动的含义和结构。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劳动世界正在经历着结构性变化。企业家越来越依靠知识个性化的人，越来越向所有人都开放机会，使之能够把他们所有知识积极地投入进来。而雇员必须具备更强的能力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必须迎合企业和企业家与社会的需要，这将使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含义发生根本性改变。
七是向知识社会的过渡必将推动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一种新型的职业和B常成人教育体系将产生，虚拟的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按需提供多媒体信息教学和服务系统，能够满足各方面要求。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专业化的合格人才将是知识社会的栋梁。未来的科研体制将以系统研究方式出现，虚拟的研究所将以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的面目展现在面前。科研成就不再是“天才的孤寂和孤寂的天才的个人的反射”，未来的科研体制将基于集体行动的网络化，科研与经济的结合愈来敷紧密。
八是知识社会的发展必定会推动社会政治环境的变革。知识社会将带来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市场、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也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大变革。知识和一切新生事物无不都在推动着人们思维和观念的变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在不断改变着世界政治。因此，知识社会对世界政治环境的整合作用越来越大。
二、现代经济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共同体。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互依存与发展
知识社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之快速向知识经济过渡。知识社会造就知识经济，这是必然趋势。但是在知识社会条件下并不排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反却能产生极大的推动力量。在现阶段，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只不过是所占比重差别较大而已。
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为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和加强国民经济的基础结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是振兴经济最重要的任务。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以较为充分发展的传统经济为基础，必须有较高的社会知识水平，有较强的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能力，有一定的高技术基础和一定的硬件条件。产业革命必须以传统产业被高新技术改造或替代为特征。因此，发达工业国家，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竞相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改造的主要方式是机电设备信息化，建立能控制生产过程、监督产品质量的自动化体系或使用揉性生产系统，实现工厂自动化。通过这种根本性的技术改造，大幅度降低传统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性能，并使传统产品多样化，加速更新换代。在知识经济推动下，农业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农业从传统的种养业向微生物产业、食品制造产业乃至新生物制剂产业拓展，出现了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业管理信息化、农业竞争国际化的新趋势。但这丝毫也不能说明传统产业在知识经济中只是无足轻重的被动接受者。相反，知识经济最重要的任务不仅仅是建立新产业，而且使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改造和发展。因为这是知识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到目前为止，即使在知识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支柱产业仍然是汽车、钢铁、建筑等传统产业，信息产业是唯一可与传统产业并驾齐驱的高技术产业。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建立在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之上，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一产业，而是大量地附加在不同产业中。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更离不开知识经济的渗透和兴起。传统产业通过注入高新技术可以发生裂变，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技术机会和商业机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知识经济的成果，向传统产业注入高新技术，注重提高产业素质和产出水平，特别是提高工农业等主要生产领域的生产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是迎接世界知识经济浪潮的首要任务。因此在运用知识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从国情出发，优先选择那些市场需求迫切又有产业化所需条件的项目，重视那些对国家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大的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不应仅仅盯在一些高水平的尖端技术的发展上，而忽视工农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新的主导产业的培育。不仅应重视少数显示度高的技术，还应特别重视实施产业化的技术的成熟程度和实现产业化的工农业基础的建设。
当然，知识经济是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以知识和信息为主要生产资源，以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支柱产业，以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为发展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宏观特征。知识经济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持续投资得到持续经济增长而不降低投资回报，从而使得传统经济学密集投资回报递减规律成为历史。知识经济是“低耗高效”的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中，GDp的增产是与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同步增长的，但在知识经济中，在保持GDp的持续增长时，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是持续下降的。知识经济对产业结构的要求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业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就业结构高技能化。因此启动科技创新工程，有助于推进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轨，做好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双重文章。
三、技术创新是开启现代经济迅猛发展的金钥匙，是推动知识社会前进的助力器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管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还是知识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来支撑、来促进、来提高，必须依赖于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因为技术创新就其行动内容看是由一系列的技术活动组成，但就其价值取向看则有明确的商业赢利目标。一种产品、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一个经济形态，都需要通过源源不断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去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
当代经济发展篇4
[论文摘 要]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是突破中国发展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战略途径是渐进式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战略手段是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改革开放战略的经验在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统一；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在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应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实现战略升级。
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催生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质言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战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发展新阶段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基于战略学分析进路，对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战略构成、战略经验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战略路径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战略主体的能力、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战略路径的选择上要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心在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也应服务这个大局，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发展领域，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则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也是重点。”在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开放一开始从试验开始，但这是在大系统之中的突破，因此虽然是“单兵突进”却具有全局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展开，这种系统性更加显著。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构成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开放逐渐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这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特征。
当代经济发展篇5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abstract:theeconom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ialecticalunityofthemarketpullandtechnologypushforanationalinnovationsystem,areindispensable.ineconomicconstruction,scienceshouldbenotedthatthedefinitionof"sunsetindustry"and"newindustries",todevelopnewtechnologiestoaddresstheenergyissue.atpresent,inparticular,tomorerationaldevelopmentofaknowledge-basedeconomy.
Keywords:economy;scienceandtechnology;energy;knowledge-basedeconomy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
当代经济发展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发展；机遇；挑战；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8-0077-02
1引言
近日，“中国大妈战胜华尔街大鳄”的段子在网络走红。华尔街大鳄在美联储的授意下举起了做空黄金的屠刀，黑色星期一黄金大跌20%，世界哗然！不料半路杀出一群“中国大妈”，1000亿元人民币，300吨黄金瞬间被扫，华尔街卖出多少黄金，大妈们照单全收。多空大战中，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先举手投降。一场“金融大鳄”与“中国大妈”之间的黄金阻击战――“中国大妈”完胜。中国大妈的抢金行为与美联储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
2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及中国的发展现状
“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奥多尔・拉维特在年发表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先提出并使用的，自此便迅速风靡全球。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现已有多种表述，可以称得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1]
我国201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36402.0亿元人民币，2010年为201722.1亿元人民币，2009年为150648.1亿元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2009年的23435个，增加到2010年的27406个，最后到2011年27712个。当前，经济全球化有加速推进趋势，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各国经济活动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过去30多年享受到开放的“红利”，经济快速发展。但欧债危机、美债超标、美元贬值等市场波动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压力。
3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有人夸张地形容经济全球化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近些年来，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就经济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观点也不完全一致。[2]
3.1机遇
（1）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它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的形成，从而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营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实现创新的机会，从而使我国利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自己。跨国公司的到来，为我国吸收、利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了新的机遇；对外开放的深入实施，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国内条件；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3）经济全球化能引入竞争，为本国企业带来活力，有利于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经济全球化使大批跨国公司涌入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资本和技术优势明显，必然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有利于我国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信息传递的加快；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3]
3.2挑战
（1）中国首先要受到主要是按西方工业大国的利益和意志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和制约，为此要付出较大代价，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将其淘汰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加剧。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高风险性。全球金融市场仍有较大动荡，欧元危机迫在眉睫。国际热钱的涌入可能加大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各地的巨额游资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给世界经济带来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
（3）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普适化，这将导致国际竞争更加尖锐、激烈，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加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难度。
（4）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和生态危机。由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基地，因此它们的增长都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生态的牺牲。许多发达国家将一些高耗能、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态消耗，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使其生态遭受毁灭性的破坏。[4]
4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应对策略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如何应对成为关键。
4.1维护国家经济，保证经济安全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扩大开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4.2大力推进国内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调整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规模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4.3增强综合国力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西方经济发达大国之所以没有经济被侵犯和经济安全受威胁的忧虑，就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并具有以此为基础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5结论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各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冲击同在、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我国也不能例外。[6]
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化，我国亟须寻找新的定位。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只能走转型升级的路子，外贸发展方式要转型升级，产品制造要转型升级，整个经济都要转型升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和国家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决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骤、速度和深度，尽可能采取有利的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争取做经济全球化的“赢家”。
参考文献：
[1]胡均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发展[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2]张宇燕.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
[3]李智晔，郝琦，任燕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发展热点问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当代经济发展篇7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263-01
一、经济理论的当展不断彰显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价值
经济理论源于经济实践,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实践。先进的经济理论,不仅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革新的先导,而且是把握机遇、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变革向纵深推进,先进的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牵引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劲有力。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其最终实现则有赖于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更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灵魂。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革故鼎新之际,强烈呼唤着经济理论的创新之举;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生命力与理论价值,正在当代得到不断彰显。
理论的创新,往往是基于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承载和超越,是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突破。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深刻性,更决定了创新经济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世情、国情不断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和学说,探寻其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回到马克思”和“让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过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
首先,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需要我们遵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下,高屋建瓴地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践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理论创新谋求竞争优势,以理论先行牵引我国经济平稳过渡和实现整体跨越。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把握机遇,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挑战。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正处于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我们仍然保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通过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无论从经济体制、市场规模、资金技术、国际环境还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来看,中国目前都保持着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条件,关键在于,如何在科学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有力措施,使这些条件充分合理地发挥作用,克服各种短期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至关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三、当代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一）史论结合。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今之变就是历史的方法,即将事物放到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考量,如此才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徐复观先生在《王充论考》开篇说道:“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常决定于四大因素。一为其本人的气质,二为其学问的传承与其功夫的深浅,三为其时代的背景,四为其生平的遭遇。此四大因素对各思想家的影响力,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四大因素之中,又互相影响,不可作孤立的单纯的断定。”
（二）着眼现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略论治史方法》一文中指出:“治古史本求今通,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既要立足于历史本身,同时又要关照现实,不能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割断古今之联系。
（三）辩证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同哲学研究一样,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突出表现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要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认识事物。同时,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必须秉承系统全面的原则,即将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论系统中进行考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当代经济发展篇8
论文摘要二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被誉为东亚模式，东亚模式以其自身固有的特征成就了“亚洲四小龙”，但东亚模式自身亦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形成了集竞争、学习和创新于一身的自己的发展模式。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需汲取东亚模式的合理内核，其消极方面，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理一l生选择。
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旨在探究东业后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东弧模式特指“亚洲四小龙”在相类似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条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预手段，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文站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尝试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探究。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同。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4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包办一切，忽视甚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二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当代经济发展篇9
关键词：企业文化；特征；竞争因素；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020-02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稳定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色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一、企业文化的特征
1.一致性。企业的定位是集员工期望、企业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观于一体，三者保持一致。企业文化一定是具有人性并尊重员工的一种文化；从根本上讲，企业文化的形成和确立最终一定要为公司利益服务，又为企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企业文化必须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的前沿方向保持一致。当今，许多企业的“以人为本”就是企业文化一致性的最好体现。
2.稳定性。基于企业文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又从本源上与员工期望、企业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所以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决定了其具有稳定性。它的稳定性既使某一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又使企业在现阶段乃至更长的未来保持竞争优势。即使企业文化随着时展创新而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也丝毫动摇不了它的稳定性。
3.包容性。任何先进的文化都具有包容性，企业文化也不例外。企业文化只有自身具有包容的特点，才能将更多的新颖的文化纳入其体系内。沃尔玛公司就是在企业文化已形成数年的情况下，依然接受员工的建议，将其写入企业文化中。现代科技、文化都是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在发展的同时也要与文化的前沿方向保持同样的步伐，这无形中就形成了企业文化的创新性，也要求企业文化具有延续性，而包容性正是企业文化能够创新和延续的最重要因素。而企业文化的包容性、创新性和延续性也让企业文化形成了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特殊文化。
满足了以上基本特征的企业文化才是优秀的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实力的有机部分，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获胜。
二、发展良好的企业须具备的因素
在当代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中，一个企业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发展良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因素：
1.核心的科技和创新型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世纪每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科技。离开科技为依托，企业不可能长久存活。21世纪，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最高端的资源，缺乏人才供给的企业就犹如行驶的汽车没了原油，无法前进。只有不断的科技改造和源源不断的高端人才才构成了企业的动力，让企业在竞争中立足，永葆生机。
2.完善的管理体制。一个科技再先进，人才再优秀的企业若没有良好的管理体制仍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合力，甚至形成1+1
3.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根基和内在源泉。企业文化承载了以上两点。企业文化可以通过科技创新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吸纳人才改变人才机制。而且优秀的企业文化必然与完善的管理融为一体。企业文化为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管理则通过规范员工行为，要求员工遵守企业制度而形成内在约束力，这种内在约束即是企业文化的辐射作用。企业文化也是企业活动的内在源泉，只有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使企业充满活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在通过对自身的建设，来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企业文化的自身建设
1.建立以人为本的文化，提升企业信誉。尊重人格的企业文化不仅让员工获得尊重，也会让企业因其树立的良好形象而获得更多声誉。
2.重视学习力，提高竞争力。学习力是21世纪企业对员工的新要求，也作为风向标，从侧面反映了市场竞争的瞬息变化。不仅如此，学习力也应是个人在新时代下应具备的能力，贯穿个人职业生涯的始终。具有良好的学习力，对员工和企业的发展都具有长远意义。
3.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发挥凝聚力作用。将团队合作精神在领导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传播，也关注其带来的实际效应。
四、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
1.创新企业科技，增强竞争力。科技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如何创新是当代企业时刻需要思考并伴随企业发展的长久问题。企业只有立足于科技，不断创新才能增强竞争力。
2.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提升效率。优良的管理体制即是对员工的科学管理。而企业文化对员工则具有凝聚力和激励性。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力。企业文化能够培育团队合作精神，形成向心力。通过原有企业文化树立的良好形象为企业纳入优秀素质的员工，培养员工学习企业文化，融入企业的管理。企业文化具有激励作用。企业文化鼓励员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让员工获得赏识，找到存在感，并不断创新企业文化来激励员工，提高个人业绩，促进核心竞争力加速发展。
3.创新企业文化，吸收对企业有营养的价值观，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灵魂作用。一些固有的企业文化在当时的环境下适应企业的发展，也对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落伍，甚至还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这就要摈弃这些企业文化，接受和创新企业文化，使其发挥灵魂作用，促进企业经济发展。
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是辩证的因果关系。只有企业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企业才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发展才能够固若磐石，竞争力才会逐渐提升。而随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不仅使原有的企业文化得以传播（这种传播表现为在企业内，员工对企业的理解不断加深，形成共同信念；还表现为企业文化在社会范畴内得到认可），而且还伴随员工素质的提升不断为企业增添新的内容，企业随自身的发展需要不断从社会价值观中吸取新的血液。
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是企业在长久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但这种相互作用力容易被企业家忽视，因此，企业家在经营决策中应注意：一是创新企业文化，提升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经济实力。二是依靠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领导者、决策者应注意两者的关系，特别是企业文化的特殊作用，使两者不断互添薪火，形成良性的蝴蝶效应。从整体上把握企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促进社会由经济型社会向文化型社会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卢福才.核心竞争力与企业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2]管益忻.企业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李桂荣.创新型企业文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4]芮明杰.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陈国宏.创新文化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
当代经济发展篇10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社会公仆；经济发展规律；适合；起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最终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着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的状况。既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源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所以，“社会公仆”应当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
一、“社会公仆”在取得革命政权后，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应当渐进地完成经济改革的任务
由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中最后一个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社会将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中批判性的发展，社会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当恩格斯回答能否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他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共有所必需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求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通过恩格斯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刻消灭私有制，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政策逐步进行经济改革，并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足够多的生产资料后，再废除私有制。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终将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的，所以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私有制。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必须更快的增加生产力总量，这也体现了“社会公仆”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渐进的发展经济思想。
巴黎公社革命时期，巴黎的“社会公仆”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欺人的假象，看到了他们丑恶的行径，所以他们想要剥夺剥夺者，想要把用于奴役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工具。为此，马克思把生产的计划性问题提上了日程，他说：“如果合作制生产部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3]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才能由联合起来的计划生产所代替。事实上，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发展和生产的计划性看作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的发展和计划性生产相协调也是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巴黎公社的“社会公仆”们不仅肩负着无产阶级政治改革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经济改革的任务。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不能靠法令来实现社会经济的革命变革，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逐步的社会经济改革才能完成任务。正如马克思说：“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驱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4]马克思在分析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改革时说：“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实践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5]在这里，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合作生产和计划生产协调同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改造任务，这同样是“社会公仆”在取得革命政权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而起作用的具体表现。
二、政治权利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也要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而起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限制，主张个人无限的自由并否定一切权威，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从个体小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必须加强权威的作用，必须协调多数人的行动，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也是必须要的。对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它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所以就需要一种权威来缓和这种冲突，把冲突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国家意味着阶级仍然存在，意味着权威仍然存在，意味着“社会公仆”仍兼有“社会主人”的一面，正像恩格斯所说：“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6]无产阶级的国家意味着阶级仍然存在，意味着权威仍然存在，意味着“社会公仆”仍兼有“社会主人”的一面，但是：“政治权利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7]从恩格斯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权利独立起来以后，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社会公仆”会有“社会主人”的一面，而是要求“社会公仆”应该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去组织建设，发展生产力，这样经济建设和政治权利之间才不会有根本性的冲突，也就是说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适应。而且，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要占有生产资料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此来改善经济状况，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的日益需求，那时对人的统治将不再存在。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仆”在取得革命政权后，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应当渐进地完成经济改革任务的思想，以及政治权利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也要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而起作用的思想无疑会对当代中国“社会公仆”完善经济发展策略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293.
[3][4][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603.98.13.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