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1
[关键词]新形势；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Doi]10.13939/ki.zgsc.2016.24.232
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各国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各国也加强了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重视，不断更新发展贸易手段及策略，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市场变化。现阶段，国际经济与贸易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逐渐呈现出了规范化、多元化等趋势，各国还需加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以推动本国经济健康发展。
1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效益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能够通过相互作用提升各国经济效益。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保证其国际地位稳固的重要因素。新形势下，国际经济的发展使其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对各国提出了转变自身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使其能够融入到全球多元经济发展体系中，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又能够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提升各国经济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实现国际经济的大幅度增长。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能够促进各国企业发展。各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以保证能够立足于国际市场，这便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使企业潜力得到充分激发，积极运用现代化经济管理理念，基于国际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经营模式，有效实现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有助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能够为其发展提供先进技术设备。[1]在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各国必须不断促进加大本国科学技术发展力度，使其能够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并利用国际贸易手段，引入国际上的优秀科学技术，以完善本国科学技术体系，提升本国经济水平，同时推动了本国和国际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效益巨大，对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良好掌控当前形势，以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2.1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国企业国际竞争意识不断提升，为提升自身竞争力，企业积极提升自身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和优化经营管理模式。很多企业为了拓展经营发展空间，也开始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这也使国际经济与贸易模式愈发多元化。互联网本身具有全球性的特性，在其应用过程中，能够实现各国企业之间信息的快速传递，交流和贸易变得更加便捷，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使其国际贸易利润得以提升。而在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之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也必然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2]
2.2自由化发展趋势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国际市场愈发复杂，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资源技术的流通愈发自由，贸易主体和贸易对象持续增加，且已经覆盖到了世界各个地区。例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对象，目前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本的货物贸易，而是扩展到了服务、技术、投资等多个方面，贸易主体也涉及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并还在继续增加。由此可见，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正朝着自由化趋势不断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贸易摩擦问题也越突显，各国开始运用贸易壁垒等多种贸易保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引发了一系列的贸易争端，因而，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下，各国应尤为关注贸易摩擦问题，采取有效手段予以应对，避免阻碍自身经济发展。
2.3科技化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3]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通过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深入挖掘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发展规律，有利于建立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关系及发展战略，保证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科学、健康。因而，科技化发展趋势，也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
2.4规范化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遵照一定的原则。[4]这些原则要求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必须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保证各国之间交易的行为的规范合理，符合人类道德水准和正常发展规律，注重相关准则和规则的建立。例如国际新能源领域，在最初发展阶段，相关企业遍布各国，最小的企业都能够达到年产100兆瓦。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与规模扩张，未能建立相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准则，导致产能过剩，国际纠纷频频发生，甚至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采取反倾销策略，严重限制了国际新能源领域的进步，并阻碍了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目前针对这一情况，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一些标准贸易规则，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也必然会朝着规范化的趋势继续发展。
2.5高速化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呈现了高速化趋势，增长势头迅速。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也使各国提高了对本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要求，并在相互交流合作的同时，产生了激烈的竞争。而在这种竞争的刺激下，各国将会更加积极地采取各种贸易手段，企业竞争意识也会不断增强，并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和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现阶段，国际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各国之间比拼的势头日益强劲，国际经济与贸易也将继续以高速化发展趋势继续发展。
2.6区域合作化发展趋势
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也呈现出了区域合作化的发展趋势。一些贸易大国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开始推行区域贸易，通过区域合作的战略方针，联合区域内各国共同发展经济。而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也给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使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局面。例如各区域成员国开始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区域贸易上、国际市场竞争从国家之间逐渐转向各区域之间、区域经济贸易比重不断提高等。随着各国对区域贸易的愈发重视，国际经济与贸易也将会进一步朝着区域合作化趋势发展。
2.7知识化发展趋势
在各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形势下，知识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结构也更加高级，并呈现出了知识化的发展趋势。且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人们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发展，各国服务业也开始兴起，并得到了快速发展，渐渐超过运输业、旅游业在市场中占据着大量的市场份额。
2.8中国成为新生力量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虽然依旧呈现以美、欧、日为中心的贸易格局，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升，并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了一股新生的力量。在以往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中，发达国家占据的市场贸易出口与服务份额较大，并获取了其中绝大部分的利益，还试图通过区域贸易合作等形式控制国际贸易秩序。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所占国际贸易总量份额持续增长，也使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逐渐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3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下的应对策略
3.1吸引高素质人才
国际市场的竞争，实质上也是人才的竞争。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依靠高素质人才提升国际竞争力。因而，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不断发展，国家和企业也应积极吸引高素质人才，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并加强对本国人才的培养，构建一支具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强、风险防范意识高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以实现国家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便更好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趋势。
3.2加强知识技术的输入与输出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科技化的发展趋势下，各国应加强对自身知识技术的输入和输出，积极获取国际上的前沿成熟技术，优化自身技术体系，并加强对自主技术的创新研发，加大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力度，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维护自身利益，与国外企业公平竞争。同时，通过知识技术的输出，获取经济利益，帮助一些联盟国家发展，加强双方合作，实现共赢，并最终达到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目的。
3.3积极主动应对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逃避的，国家和企业都应采取积极地态度予以应对。在其多元化、自由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家应主动出击，积极吸取国外优秀管理经验和管理技术，主动参与贸易准则和规则的建立，争取国际发言权，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合作。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创新管理制度和模式，打造国际化品牌，建立与国际步伐相一致的企业文化，以使企业发展更加符合时代要求以及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需求。同时，加强跨领域合作，对各领域资源进行整合，以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谷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跨领域合作，最终从单纯的搜索引擎成为了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
4结论
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逐渐呈现多元化、自由化、规范化、科技化，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和企业也应积极应对，吸引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不断引入前沿管理理念、管理技术、管理知识等，促进知识技术的输出和输入，参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标准准则的建立，在保证国际经济与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竞争实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章云.浅谈新形势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J].商，2015（4）：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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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2
1．1模型与数据
1．1．1异速生长模型。人文地理学家根据异速生长理论，认为处于不同维度的城市人口与城区用地面积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指标，它们二者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常量，符合异速生长规律。通过建立关于城市人口和城区用地的异速增长模型，能够对城市的动态人地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用异速生长方程at=aptb表示。如果把at，pt同时同放在双对数坐标系中时，两者存在线性关系:lnat=lna+blnpt。式中:a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区用地面积;p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市人口;a为比例系数;b为标度因子，即异速生长系数。
1．1．2模型评价标准及含义。在异速生长模型中，每组变量都有其相应的标度因子临界值，取决于模型中两变量维数的商。根据分形研究，城市用地维数的平均值为1．7左右，人口的维数为2，在理论上得到b的临界值为0．85。但是，实际应用中发现b符合实际情况的临界值为1。当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大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b=1时，二者速度相等;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小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1］(表1)。但是在实践中，异速生长系数对于城市人地关系的反映还需要结合城市化发展的其他指标进一步进行分析。例如异速增长系数＜1时，可能是由于城市经过高速发展之后，受到自身土地资源的约束，城市用地外延扩展减缓，用地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也很有可能是城市发展停滞，城区面积扩张缓慢，从而导致人均用地的减少。这说明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意义，不能够一概而论。
1．1．3数据选择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年新疆城市体系中共有2个地级市和20个县级市。其中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由于进入建制市序列的时间较晚，统计期间内统计数据不足，故在样本中剔除。
1．2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至2011年新疆城市人口由358．34万上升为560．32万，增长了56．37%，年均增长4．6%;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由473．41km2增加到921．82km2，增长了94．72%，年均增长7．89%。城市用地面积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新疆城市人均用地面积为132．11m2，2011年上升为164．52m2，增长了24．53%。将新疆城市人口总数及建成区面积总数作对数处理，绘制双对数坐标图(图1)，可以看出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面积呈直线分布趋势，表明新疆人地关系满足异速生长关系。
利用eviews软件对新疆2000—2011年城市人口及城市用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异速生长分析，得到异速生长系数b=1．2923(R2=0．965)，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增长特征。这反映了新疆城区总面积增长速度大于城市总人口增长速度，会导致城市人均用地面积逐年增加，土地利用粗放。利用异速增长模型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大多数城市异速生长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高于70%，部分城市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甚至达80%，90%以上，这说明新疆多数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表2)。满足异速增长规律的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别较大。b＞1的有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克拉玛依、阿勒泰、乌鲁木齐、昌吉、和田和哈密，其中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的b＞2，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生长特征，这些城市用地面积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这部分城市包括了仅有的两个地级市，城市规模大，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的整体发展趋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1的有乌苏、阿图什、阜康、塔城、石河子、伊宁和博乐，呈现出明显的负异速生长特征，这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于城区面积增长速度，城市用地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表2)。新疆城市体系内只有阿克苏市的分析结果拟合优度较低，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不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该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不断减少，城市用地也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
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能够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的基本情况进行基本判断，但是为了准确判断其发展趋势，需要结合各城市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及所处的发展阶段进一步进行分析。从科学性、一致性和可得性的原则出发选取评价指标建立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3)。使用SpSS软件对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其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只有一个，且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已达88．076%，故选取其为第一主成分。根据软件分析结果计算可得主成分综合模型:K=0．3857X1+0．3841X2+0．3831X3+0．3441X4+0．3800X5+0．3786X6+0．3837X7。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到各年度新疆城市经济发展主成分得分。加权综合量K值的大小反映出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且有加速的趋势(表4)。结合具体经济指标判断，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加速阶段。进而利用指标体系对2002—2011年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测，求得每一年度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得分，得分越高越好(表5)。将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对比，可将全疆各城市划分为三类。(1)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速度基本一致，如克拉玛依、库尔勒、乌鲁木齐、阿勒泰、阿克苏和阿图什。其中克拉玛依、库尔勒的经济发展水平评测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乌鲁木齐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三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2)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哈密、昌吉、奎屯、伊宁、石河子、和田和喀什。其中，哈密、石河子、昌吉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3)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吐鲁番、阜康、塔城、乌苏和博乐。其中阜康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高，吐鲁番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
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及各指标特征，对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进行综合判断。其中克拉玛依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塔城、乌苏、阿克泰、博乐、阿克苏和阿图什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其他城市均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
3城市经济发展中人口与用地关系评价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整体趋向正异速生长，城市用地开始出现粗放化利用的趋势，但是当前新疆整体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趋势仍不明显，并且目前新疆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用地的合理增加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发展。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总体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只有库尔勒市、奎屯市、喀什市、和田市和阿勒泰市出现了恶性发展的趋势。新疆城市体系内城市人口与用地增长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的有10个城市，其中克拉玛依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奎屯市、吐鲁番市、库尔勒市、喀什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田市以及哈密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阿勒泰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的城市有7个，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阿克苏市人口与用地增长不满足异速生长特征，其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新疆城市分为6类。
(1)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发达阶段。这一类城市只有克拉玛依市，从该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值可以看出该城市的土地利用虽然存在一定粗放化的趋势，但是城市经济在较高水平上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城市经济与用地扩张进程一致，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2)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中共有8个城市，其中奎屯市、喀什市、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基本保持正向增长，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发展速度;库尔勒市、乌鲁木齐市评分变动不大，与全疆经济发展速度一致。其中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略低于全疆的特征值，土地利用粗放化的趋势不显著，且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乌鲁木齐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也与全疆一致，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出现减慢的趋势，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库尔勒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全疆第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一致，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较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喀什市、奎屯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吐鲁番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疆水平，且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粗放化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3)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勒泰市，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评分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出现正异速生长趋势，且趋势显著，虽然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疆速度，但土地的粗放利用没有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4)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有3个城市，包括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其中阜康市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疆水平，石河子市、伊宁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水平。这一类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显著，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疆排名前列，城市经济发展稳定，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5)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有4个城市，包括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这一类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城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全疆速度，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6)不满足异速生长规律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克苏市，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慢于全疆，但是经济发展基础差，在统计期间内伴随着人口的逐年递增甚至出现了城市建成区面积递减的趋势，从而导致其不满足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规律，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结合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判断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新疆整体及大多数城市的人口与用地关系良好，但是伴随着新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的正异速生长趋势逐渐显著;(2)新疆各城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各城市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同，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不同。为了避免日后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出现恶化的现象，在新疆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必须在整体调控的同时，注意根据各城市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3
物流产业是集服务与设备生产于一体的综合产业。许多研究表明，发展现代物流业，对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具有明显全局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可以形成新的产业形态，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1]。区域物流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主体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完善的区域物流系统不仅能够促进区域内信息与商品的快速有效流动和增长，而且通过优化集成区域内企业的战略竞争资源，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要求在沿湖生态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下，实施产业的有效集聚，在沿湖资源环境承载力内形成空间布局合理，资源集约利用的工业园区带。优先发展鄱阳湖经济区物流系统，是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目标的关键[2]。基于相关性模型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主体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物流、经济的协调发展。1研究区域界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主要包括江西省5个环鄱阳湖城市，分别是景德镇、九江、南昌、鹰潭、上饶共五市。本文从抓住研究重点和收集数据方便两方面考虑，将研究去区范围设置为六市，即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六市，基本从空间布局上涵盖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相关性模型的建立2.1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趋势研究模型提高货运周转量，加快物流的周转速度，是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经济主体运行速度和质量的关键[3]。在此，可以通过建立货运周转量的的趋势模型，来反映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趋势。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模型:y=f(t)，式中，y为货运周转量；t为时间。2.2区域货运周转量与GDp回归模型的建立借助SpSS,通过分析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系数，来判定二者的相关程度，并通过建立GDp对货运周转量的回归模型，来反映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主体的拉动作用。货运周转量对GDp的回归模型:y=g(x)，式中，y为GDp；x为货运周转量。2.3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的建立物流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因此，通过建立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分析区域物流产值与区域第三产业产值的相关性，反应物流产业在就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4]。区域物流产值对区域第三产业产值回归模型为：y=u(x)，式中，y为区域第三产业产值；x为区域物流产值。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主体水平的相关性实证分析物流产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本身的界定尚不清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还没有对物流产业进行单独统计。众多学者用货运量或货运周转量来近似描述物流规模，这一方面是因为运输业是物流产业的主要支柱，任何物资的流动都需要经过运输这一环，掌握了运输业的基本状况也就可以确定其他环节的发生量；另一方面,是由于运输业统计数据具有可得性与可信性[5]。但考虑到一批物资可能会经过多次流转，从而产生几份货运量，放大了物流需求。因此，本文采用更全面的货运周转量、区域物流产业产值等来定量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6]。3.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分析根据2003~2010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从200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为321.25亿吨公里增长到2009年的1127.41亿吨公里，以每年14.29%的速度增长（表1）。为直观地观察8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的变化趋势,根据上述数据,我们运用散点图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8年来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的发展趋势进行统计、分析与描述（见图1）。如图1所示，8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随时间的增加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基本上是线性趋势，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7]，利用SpSS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数据，我们得到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方程为:y=116.947x+111.166，R2=0.843式中,y为货运周转量,x为时间。我们需要对上述模型进行F检验。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的值为32.147，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05（1,7）=3.84，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05下，所建立的货运周转量的趋势模型是显著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建立的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从上面的趋势模型方程中可知斜率为116.947，其意义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平均每年将增长116.947亿吨公里。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流活动的全面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货运周转量水平还将持续增加。3.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GDp与货运周转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分别将区内生产总值GDp和货运周转量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和物流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来进行分析（数据见表2）。下面通过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系数,来判定两者的相关程度,并通过建立货运周转量与GDp的相关模型，来大致反映物流业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根据表2的数据，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与GDp的散点图，从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关系[8]（见图2）。如图2所示，8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GDp与货运周转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基本上是线性趋势，符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SpSS相关性分析得到数据。我们得到货运周转量与GDp的回归方程为：y=3.769x+798.786，R2=0.875式中，y为GDp，x为货运周转量。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经计算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的值为41.899，远大于其临界值F0.02（1，8）=11.3，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1下，所建立的模型是显著的，即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9]。由回归方程可知回归系数为3.769，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每增长1亿吨公里，将拉动GDp增长3.769亿元。由此可以说明增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货运周转量、发展物流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3.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的相关性分析#p#分页标题#e#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总体趋势是上升的。物流产业产值从2005年151.2579亿元到2009年255.9489亿元GDp值从2005年2290.84亿元到2009年4521.19亿元（表3）。从图3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通过SpSS分析数据得到，通过数据建立一元回归模型，我们得出物流产业产值与GDp的回归方程为：y=21.583x-985.346，R2=0.988式中,y为GDp，x为物流产业产值。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经计算检验所用的F统计量为238.795，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1（1，5）=16.3，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1下，所建立的模型是显著的，即线性趋势模型是合理的。由回归方程可知回归系数为21.583，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产值每增长1亿元，将拉动GDp增长21.5839亿元。由此可以说明增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发展物流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4结语从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4.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物流产业总量呈上升的趋势,与GDp具有较高的相关性。4.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物流产业货物周转量、产值与GDp的相关性都较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因此，在大力进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同时，应做好经济区物流产业的规划，充分发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有区位的能力，积极利用物流引力作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区域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拉动物流地位较低区域的经济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
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4
［关键词］全球化；山东；服务外包；定位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4-0028-03
当今世界经济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山东省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时，应充分考虑“全球化”这个大背景，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做出正确的发展定位。本文结合山东省服务外包业的发展现状与资源特征，对“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省服务外包的发展定位作出初步的判断和分析，以期对山东省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可以定义为人类活动及思想超越国界、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影响，且呈现趋同趋势。这种趋势将伴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交往的加深而越发明显。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可以理解为越来越多资源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加以配置的趋势，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日趋融入经济全球化中
1.全球范围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和国际贸易额持续增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FDi和国际贸易额整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其中FDi自80年代开始发力，90年代实现腾飞。21世纪前十年虽有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后的两次回调，但是整体还是呈现上升趋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D）估算，2010年全球FDi已开始实现次贷危机后的复苏。同时全球贸易额的增长较FDi更为明显，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近40年来，全球贸易额除在次贷危机后出现明显下降外，其他时间无明显下降趋势。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贸易额实现了14.5%的增长。
2.全球国际贸易增速持续高于世界经济增速
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在经济周期部分处于低谷阶段国际贸易额的降幅可能大于世界经济跌幅，但整体看，近40年来全球贸易额的增速及增幅要远高于世界经济本身的增长。这反映出有更高比率的产品及生产要素被纳入了“全球化”的流通体系，更加精确地反映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二）商品及服务的生产标准、交易标准和使用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趋同
国际贸易额和国际投资额的不断增长使全球范围内从商品到服务，从生产到销售及使用等各个领域的标准全面出现趋同趋势。1980年关贸总协定（Gatt）实施的《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大大促进了货物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标准趋同；198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9000系列管理标准又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企业在管理模式上的标准趋同；2006年由中国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代表了中国会计准则迈向国际化的同时，也反映出了会计服务领域全球标准趋同的趋势。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标准趋同的趋势还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发展。
二、“全球化”中诞生的全球服务外包业
服务外包（outsourcing）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最新发展的体现，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近十几年兴起的新兴生产模式。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原有公司内部业务实现公司间分工成为可能，于是发包企业愿意将自身不具有优势的业务外包给具有比较优势的接包企业，从而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发包方通过服务外包促进了产业专业化，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接包方也可以通过接触、参与发包方的业务，了解学习发包方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理念，从而进一步缩短双方之间的技术差距，推动本地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服务外包成为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竞相发展的新兴产业，其中尤以印度、爱尔兰等国的服务外包业发展最为成功。
单纯从理论角度来看，服务外包业的范围十分广泛，甚至包括了多数服务贸易领域的内容。但是在实践中通常认为服务外包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两部分。其中ito通常包括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等内容，主要涉及软件业和动漫影视业等；Bpo通常包括呼叫中心、数据录入、数据分析以及Kpo等其他专门外包服务等内容，主要涉及制造业、金融业、会计服务业以及医疗行业等。服务外包的形式有离岸服务外包（offshoreoutsourcing）、在岸服务外包（onsiteoutsourcing）以及oDC（outsourcingDevelopmentCenter），即由接包企业提供空间、设备和人力等解决方案以解决知识产权、沟通障碍以及成本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帮助发包企业在接包国建立长期的离岸外包服务中心。
三、“全球化”视角下山东省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定位
服务外包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产物。信息技术浪潮下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打破了国别和区域界限，从而出现了跨国服务外包，即所谓“离岸服务外包”。“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要求每个经济主体要按照自身的特点确定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全球化”视角下确定山东省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定位，就要按照山东省的经济和资源特点确定其在服务外包产业链中的发展定位。
（一）山东省人力资源特点适合发展低端服务外包业
从人力资源看，山东省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据统计，截至2010年11月1日，山东省常住人口已达到9579.31万，列全国第二位，同时还将有25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从人口素质来看，山东省基础教育扎实，义务教育普及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但高等教育普及率略显偏低，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常住人口中虽然高达823.87万，但2010年山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8%左右，且由于地区差异难以留住高端人才。
而高端服务外包业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山东省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山东省应先从低端寻找突破口发展服务外包业，例如从ito中的软件测试、Bpo的呼叫中心和数据录入等领域入手。低端的服务外包业虽然不需要大量顶端人才，但也需要从业人员掌握一定的it技术以及相当的从业经验。这通常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中等或高等职业教育以上水平。山东省的绝大多数城市具有满足低端服务业发展要求的人力资源，因此山东省可以推广服务外包业发展模式。
（二）依托区域内工业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外包业
山东省经济在快速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工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01—2010年中仅2008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2010年，山东省第三产业规模仅为第二产业的2/3。这说明实体经济和工业经济依然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山东省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可以借力或者依托实体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例如ito中的软件设计和测试可以依托区域内工业的先行起飞，然后再逐步面向全国、全球开展服务接包。如山东省近几年依托省内橡胶加工业崛起的著名软件企业软控股份，就完全具备了面向全球范围行业内软件的接包能力，甚至具有面向更多工业生产领域的软件接包能力。
在Bpo领域，可以借力实体经济发展供应链管理服务业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在山东省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在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山东省货物贸易出口额仅为155.3亿美元，进口额仅96.6亿美元，实际利用FDi金额为29.7亿美元；到2010年，山东省货物贸易出口额已超千亿美元，达1042.9亿美元，进口额达845.1亿美元，实际利用FDi额增长到136.3亿美元。货物贸易的迅速发展给供应链管理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山东省的服务外包业可以借此实现突破式发展，积极发展物流外包和品质检验外包等供应链管理外包产业，同时还可以借助FDi的快速增长积极发展会计服务和审计服务等外包相关产业。
四、山东省发展服务外包业应注意的问题
（一）内外兼顾，进出平衡
山东省在发展服务外包业时，不应只局限于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应当内外兼顾，承接在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同时，积极发展针对国内的服务外包业务，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国内最发达城市生产成本上涨过快之时，利用自身人力资源成本相对低廉优势积极承接来自这些地区的服务外包业转移。与此同时，还应当积极利用省内的产业层次差别，将核心城市的部分服务产业向非核心城市，甚至县级区域转移。还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外其他地区的优势资源，将自身不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务向外发包，以提升自身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位次。
（二）注重禀赋差异，切忌产业空心化
服务外包业的实质是通过信息技术将各个地区所具有的产业优势相互整合，降低生产成本，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各个地区是否具有产业优势成为是否有效融入服务外包链条的关键。山东省在发展服务外包业时，应当特别注重发挥自身的经济资源优势，扬长避短。例如在学习和借鉴印度和爱尔兰发展经验时，应当注意印度和爱尔兰所拥有的语言优势在承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中的作用。因此不要盲目承接国外呼叫中心外包业务，而应积极发展针对国内市场的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业务。山东省应吸取爱尔兰过度重视服务外包，而实体经济大幅萎缩转移的经验教训，避免部分区域过度发展服务外包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趋势。
（三）重点扶持民营中小服务外包企业
民营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主题。实践经验证明，国内从事服务外包最成功的主体除了外资企业外，民营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外资企业发展迅速是因其自身具有资金、资源优势，反观民营中小服务外包企业虽然经营方式灵活，进入服务外包领域的愿望也极强，但其受制于资金、资源和人才等多方面因素，做强做大民营中小企业服务外包业还需要多方特别是政府的扶持。
目前，山东省的民营经济相对其他发达省份还较为落后。虽然政府在服务外包领域出台了诸多支持政策，但是多限于房租和补贴方面，且受补贴范围相对狭窄，对民营中小服务外包企业支持效果有限。政策应在资本、科技平台建设以及人才方面向民营中小服务外包企业倾斜，如建立一个省内高校面向民营中小服务外包企业的服务外包技术交流平台，加大企业与高等院校的联系力度，这将极大推动山东省民营中小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同时也提高了省内高校大量优质智力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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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5
关键词：地区经济差距；泰尔指数；西部地区；“群体趋异”
一、引言
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注，除了对于不平等的关怀是所有道德哲学的共同特征外，还因为其在理论和现实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地区差距都非常大，了解地区经济差距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极为重要，同时，从政策含义看，准确度量地区经济差距，透彻理解各种因素在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找出造成差距的主要因素，是选择并实施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客观评价改革的成果与问题的必要内容之一。
总结以往的研究，重点大体集中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与影响因素方面，然而对于结果的判断却并不一致。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的时间大多在2000年以前，缺少对近几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情况的详细分析，无法反映近几年来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尤其是无法反映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新变化。因此，本文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差距演变态势的分析，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包含了对最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分析的时间序列更长，能更清楚地反映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演变态势，例如研究发现2003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似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二是从地区的构成考察了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尽管地区间差距仍然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分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恶化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注意，然而对于研究结论却始终存在着争论。杨开忠（1994）、陈国阶（1997）、覃成林（1997）、陆大道（1999）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Fan（1995）研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而weiyehua（1998）研究认为中国所有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均有所缩小；李小建、乔家君（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1990—1998年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经济差距缩小，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则出现扩大态势；魏后凯（1997）等、max（2002）等研究认为，1978-1990年间中国省域之间经济差距在缩小，自1990年起又开始扩大；王铮、葛昭攀（2002）研究发现，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差距变化较小；王小鲁、樊纲（2003）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只是在不同期间扩大的程度有所不同，东西部差距的明显扩大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拉大了；Kanbur和Zhang（2005）使用Gini系数和Ge系数对中国50年来地区差距的变化做了回顾，发现当前的地区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上升通道中，过去的50多年来，中国的地区差距经历过农业危机、改革开放前夜两次高峰，目前仍处于第三次高峰的上升阶段，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历史记录（与1960年相比，2000年的Gini系数高出了16%）。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曾有所下降，但自1987年以来总体上始终处于扩大区间，并且从1998年开始，地区差距的扩大还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似乎成为地区分化的一个拐点。刘夏明（2004）等人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认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间差距；鲁凤、徐建华（2005）研究认为省内差距对于中国整体差距的影响比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三大地区内省间差距显著得多，是构成全国整体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中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黄涛（2006）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理论、选择不同的方法和指标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衡量和分析，尽管结论不尽一致，但几乎都认识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势必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当中，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分析方法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绝对差距方法包括平均差、标准差、离差和极差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相对差距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广义熵等指标，它们能较细致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主要的差别在于参考值和相对差幅的定义上。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择泰尔指数作为分析的指标。1967年泰尔（theil）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而且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a.F.Shorrocks（1980）的方法，假设样本y中包含n个收入向量y=（y1，y2，…，yn），则泰尔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滋是向量均值，。将样本分成G组，每组包含ng（ng≥1）个向量，，?滋g为g组的向量均值，则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组内差距，第二项为组间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计算中，必须考虑是否取人口作为权重。在计算区域差距时，选择考虑人口作为权重或不考虑人口作为权重的地区差距指标，取决于作者的伦理判断和地区差距是否受到人口分布的影响（崔启源，1994），两种方法产生的结论可能相距甚远。参考魏后凯（1997）、Kanbur和Zhang（2005）等的作法，本文没有采用人口权重，范剑勇（2002）认为，含有人口权重的计算加重了低收入地区的份额并降低了高收入地区的份额，导致的结果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文中收入水平以各省人均GDp作为代表，并对所有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折算，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价格可比性问题而导致的误差。样本包括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78-2008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结果。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经验检验中，经常碰到的另一问题是区域的划分。我们仍然遵循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这种划分基本上使地带内部各省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从宏观上基本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分布的总体态势和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将全国人均GDp地区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中部地区省际差异、西部地区省际差异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限于篇幅，不列出历年具体泰尔指数）。图1反映了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的演变趋势，图2反映了三大地区及地区间差距的贡献。
从图1中泰尔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78-2008年期间，泰尔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其间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这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中国人均GDp泰尔指数已经出现持续小幅的下降。当然，这是否预示着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从三大区域及区域间差距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贡献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大，但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0.76%下降到2008年的17.26%；中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一直较小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已经下降到不足3%，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中部塌陷”论；西部地区组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省级差异对全国整体的地区经济差距贡献份额恰好与中部地区相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组内省级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其对全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度也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了11.82%。三大区域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一直对全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较大并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46.33%上升到2000年的72.55%，随后出现了缓慢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主要表现为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差距水平大幅缩小，而地区间经济差距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在1990年以前这种组内差距水平缩小的作用超过了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带动全国经济差距总水平的下降；1990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这是全国总体经济差距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1990年之后，东部地区快速地向市场化转型，带动了经济的大幅发展，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这种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趋缓的迹象。如果再经过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转折确实是存在的话，那么足以证明，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已经而且正在起到应有的效果。国家实施的这一系列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于平衡全国的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的地区间分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部地区整体上呈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在2002年之后迅速扩大，出现“群体趋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却呈现出趋同现象。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印象，我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分别观察是否存在着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趋同趋势。表1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全国和西部地区都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趋同趋势；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中部地区内部都呈现显著的趋同趋势；但把中西部地区合并起来考察，显著性有所提高，意味着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这种现象反映出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速度已经出现分化，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8年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年均11.1%，最慢的是青海，年均不足7%；当我们从西部地区剔除内蒙古、四川、重庆和陕西四省市后，重新计算的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初始年度（197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一元回归，也呈现出更高的显著性。这表明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致，这四个省市已经表现出很强的脱离西部地区这个“贫穷俱乐部”的势头。
四、结论
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量了1978-2008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态势并进行了地区构成的分解。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经历了下降（1978-1990年）、扩大（1990-2002年）、再下降（2003-2008年）的演变，表明近几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较快，从而使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从构成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逐渐在缩小，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组内各省之间呈现出某种趋同倾向，而西部地区组内各省却呈现出“群体趋异”的趋势。然而当我们从西部地区中剔除蒙、川、渝、陕四省市重新计算其泰尔指数时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也表现出较强的趋同现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蒙、川、渝、陕四省市表现出了更快的发展趋势，与其他西部地区省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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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6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经济管理；发展趋势
当今，全球经济逐渐开始融为一体，经济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这也使得世界整体经济格局发生变动，世界经济形势开始逐渐转变为新的经济时代。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经济都在从前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与问题。加之社会化经济活动的融合与推动，更是为世界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带来困难。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更是为全世界经济管理活动开展指明了方向。
一、新经济时代的发展情况概述
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化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新经济时代所提倡的新经济，应该是世界科学技术以及文明发展的普及，其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应该惠及全世界。但针对其目前情况来看，新经济时代所带来的财富依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边倒的形式，确实对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与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新经济时代进行经济管理的核心，就应该是努力解决这一矛盾，尽可能发挥出新经济时代所独有的优势，这样才能尽可能有效整合社会公共资源，确保新经济时代的财富为全世界所共享。
二、新经济时代之下经济管理的基础分析
1.对无形产品进行量化
新经济时代之下，需要对无形产品进行量化。至今为止，全球都没有对无形产品进行合理界定，比如信息、知识、情报等，这些可否作为有价值的无形产品始终无一定夺。故而新经济时代，其经济管理与发展必然要与无形产品进行结合，对其的价值进行科学分析，衡量无形产品本身所具有的量化价值，是新经济时代经济管理活动的基础。
2.对生产单元进行圈定
从前对生产单元的界定非常明确，尤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在不断细化。但现在经济形态之下，许多代工企业出现，这种形式就导致生产单元界定无法确定在哪一方面，所以许多难以界定的问题也就重新出现。
3.经济活动与行为与从前相比增添社会意义
新经济时代下的经济活动行为与从前相比增添了社会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工业化发展导致了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现代经济行为更加讲求社会价值与意义。因此，新经济时代的经济管理活动与经济行为必须考虑到社会意义的落实与否。
4.投资分析呈现细化趋势
之所以投资会呈现出细化趋势，是因为新经济时代下，除了要考虑实体投资之外，还需要考虑无形投资。这样的投资形式转变会使得投资分析框架更为细化且复杂，并且对经济管理行为的进行带来严重影响。
三、新经济时代下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1.企业注重对知识的创新管理
新经济时代下，经济管理的新趋势就是企业开始更加注重对知识的创新管理。新经济时代要求对知识的管理从哲学层面进行界定。知识的管理目的是为了创新，并且在其实际管理过程中，与创新进行融合，可以有效打破原有的知识体系。所以许多企业在新经济时代管理背景之下，格外重视企业内部成员对知识经济、知识管理活动的挑战，且在企业整体规划与发展方面，也避免从前过于陈旧、保守的规划形式。企业明确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实现氛围的创新，这样才能有利于企业内部所有成员以及企业管理者都可以具备较强的知识经济头脑，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科学规划，利用知识引导企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2.注重创新问题的核心能力管理
新经济时代除了注重知识，更注重创新，并且注重企业内部创新过程中的核心能力培养。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应该片面看待一个人的表面能力，而是应该注重一个人对企业发展、团队进步所带来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的创造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在团队中，一个人的能力是绝对不能凭借薪酬进行衡量的，尤其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之下，员工更加注重自身所创造的独特知识价值，从而达到内心的满足。因此，企业应该格外重视敢于打破传统运作形式、生产方式以及发展规划的员工，并且在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鼓励与激励企业员工放远自己的目光，有效解决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企业应该将员工能力作为企业发展的导向，并不是单纯看重员工的业绩。同时无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人员数量多与少，其本身都应该致力于部门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有每个人都齐心协力，才能保障自身的能力得以展现，进而在新经济时代之下，推进企业的长久进步与发展。
3.对经济管理人才结构进行重新整合
新经济时代下，经济管理还应该注重人才结构的重新整合，这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密切相关。从企业中层领导者角度分析，需要实现经营管理层次的多元化，不可按照之前的发展经验与形式，只有做好中间的枢纽工作，才能确保企业承上启下工作的顺利开展。新经济时代下，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逐渐转变为复合型人才，这就需要复合型人才掌握更多的技术与管理能力，从而为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开展带来帮助。
四、结束语
新经济时代下经济管理逐渐趋向于重视知识、重视创新、重视人才、重视综合发展的趋势。这就足以说明新经济时代对人才有了更高要求，其核心就是知识管理以及人才管理。因此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不断探究其核心，以期实现企业的长久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潘连乡，叶传财，韦凯华.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研究[J].企业经济，2013，02：57-60.
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7
【关键词】煤炭企业；经济运行趋势；“十二五”；成本控制
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建议中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此为契机，煤炭企业需要认清“十二五”时期及以后更长时间内的经济发展趋势，理顺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从战略高度对企业的运行、管理进行谋划，尤其是要从强化企业的成本控制入手，增强煤炭企业经济适应能力。
一、煤炭企业经济运行发展趋势
（一）煤炭企业经济运行发展总趋势
在“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正式出台和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对煤炭行业在“十二五”中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了明确说明：“发展安全高效煤矿，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有序开展煤制天然气、煤制液体燃料和煤基多联产研发示范，稳步推进产业化发展”。
透过“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我们可以更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对煤炭行业未来的发展态度和寄予的期望。在这两个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全国煤炭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煤炭工业总体的发展目标：开局明显优化，资源配置及勘查规范有序；煤炭生产以大型煤炭企业、大型煤炭基地和大型现代化煤矿为主，基本形成稳定供应格局，到2015年形成10个亿吨级、10个5000万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煤炭工业面貌进一步改善，全国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75%以上，千万吨级煤矿达到60处。该目标的提出为煤炭企业今后的发展和管理指明了方向，这对于煤炭企业来说既是发展壮大的机遇，又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二）煤炭企业经济运行发展具体趋势
煤炭是世界上储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常规能源，也是最廉价的能源，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使得全球煤炭需求快速增长，价格逐步攀升。未来阶段我国煤炭企业面临的经济运行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安全是煤炭企业最大的经济效益
“安全为天比天大”，安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由于煤炭企业安全性成本投入不足，矿难事故接连发生，重大死亡事故时有发生。在新的经济运行趋势下，煤炭企业安全管理要不断创新，从管理、培训、装备三并重原则入手，首先从理念上深入人心，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大反思、大讨论”活动；管理上实行安全问责制，全面启动领导干部带班下井制度；加强全员安全培训，提高职工素质；加大安全费用、安全设备的投入，通过科技创新改善安全设备性能，提高煤炭企业的事故预测、预防、预控能力。安全是煤炭企业最大的经济效益，保证安全才能保证企业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趋势。
2.国内煤炭供需结构不匹配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能源的需求将变得更加迫切，尤其是对煤炭能源的需求，并且需求的数量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逐步扩大并创出新高。但在供给方面，由于国家加大了对煤炭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逐步清理小煤矿，控制新开工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煤炭投资的增长速度，产能得到了限制，导致煤炭供给严重不足。煤炭供需方面的尖锐矛盾将会在很长时期内存在，这也是“十二五”期间煤炭企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3.煤炭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避免
受煤炭供求关系的影响，预计煤炭的价格在未来阶段还将维持高位运行并呈小幅上扬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国家必将运用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煤炭行业进行宏观干预，因此，在这种局势下，煤炭企业应该在价格上作出合理的调整，通过理顺煤价构成机制，加强对相关成本的控制，将煤炭的价格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4.煤炭企业内部结构将会面临大的调整
煤炭企业面临着大好的发展形势，使得众多的煤炭企业上市融资，同时有实力的投资企业纷纷将资金注入煤炭企业。煤炭资源的整合以及资产的注入将会给煤炭企业带来理我好的发展机遇。同时煤炭企业的上市融资也将改变自身的管理结构以及相关资源的整合，因此，煤炭企业将会在内部结构上产生大的调整。
5.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以煤为基础的多元产业
由于煤炭企业事故频发、地层塌陷、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又随着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产业发展，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给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带来巨大压力。“十二五”期间，煤炭企业应该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积极推进能源经济绿色化和高碳经济低碳化，不仅要开发好地下资源，更要开发好地上资源，所有工序中“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建设循环经济园区。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迫在眉睫。
6.技术、人才是煤炭企业面对的战略性选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未来的经济发展时期，技术对于煤炭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技术、人才是煤炭企业面对的战略性选择。今后煤炭企业必须加大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广纳贤才，人才是第一资源，煤炭企业应制定“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大力实施“引才”工程、“育才”工程、“留才”工程，不断创新，提高煤炭企业技术水平。
二、新经济运行发展趋势下煤炭企业成本控制面临的问题
通过对煤炭企业面临的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煤炭企业将面临重要的改革，这既是机遇又是从未面临过的挑战。因此，对于煤炭企业来说应该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引下，发挥优势，克服不足，消除当前及经济运行趋势下所面临的困难，从而实现“十二五”期间煤炭工业总体的发展目标。
从战略高度来看煤炭企业总体上已经进入新趋势下的运行轨道。但是从基础层面上看，其运行和管理中存在着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存在于煤炭企业的成本控制方面。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总的宏观环境，使得煤炭企业的成本面临着急剧上升的压力。具体来说，煤炭企业成本控制在新的经济运行趋势下面临着以下问题。
（一）政策性增支因素使企业非收入成本增加
“十一五”期间，有一大批已经出台或者将在“十二五”期间出台的政策性增支因素，使得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出现了较快增长的现象。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税的提高、资源补偿费的增加、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的增加以及提高入井津贴、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征收未利用采煤沉陷土地使用税、排污费等因素。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有利于促进煤炭企业向安全稳定发展转变，但是这些政策和因素的集中出现，将在短期内急剧增加煤炭生产成本，这将给煤炭经济的运行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环境的恶化，企业非生产成本压力加大
由于煤炭开采破坏着生态环境，采煤引起的地表塌陷，不仅使土地毁坏，而且引起周边建筑物变形和农田设施受损，矿井排水破坏水资源和地下水系生态环境。煤层气的排放、煤炭产品的地表运输和存放，都会严重污染环境，导致周边村民无法居住，需要搬迁安置。治理采煤塌陷区，高额的搬迁费是“十二五”期间煤炭企业必须面临的成本压力。
（三）企业的社会成本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整合煤炭企业，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要求。煤炭企业的整合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但是兼并重组需要对煤炭企业进行相应的精简优化，业务的合并整合以及人员的重新分配和管理，这就要求煤炭企业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增加相应的成本。尤其是在企业办社会压力的基础上将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在安排职工及家属的生活、工作以及相关方面补偿的支出，从而增大企业的社会成本压力。
（四）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薪酬成本继续加大
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煤炭行业尤其是开采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用人数量较多，但是效率比较低，工资占成本的比重较大。同时因工作环境的影响，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各种补贴和津贴比较高，在成本里面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并且由于煤炭开采行业属于事故多发行业，企业对此进行的相关赔偿比较多，也相应的增大了企业的成本。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企业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根据“刘易斯曲线”的走势，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达到顶峰，同时劳动力的价格将会摆脱低廉时代，开始逐步攀升，因此，煤炭企业未来在工人薪酬上的支出将会大幅度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快成本的增长态势。
（五）预算的编制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在企业成本控制中起着主要作用。在新的经济运行趋势下，煤炭企业进行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而企业成本预算指标的确定一般是以业务产量为基础，以定额的参数值和历史指标作为计算依据。但是由于煤炭企业地质结构复杂，人们对兼并重组的企业生产条件预测能力有限，企业成本又受地质因素变化的影响很大，同时受政策和市场的影响，全面预算管理潜在的问题可能会在执行过程中显现出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相符，预算的编制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三、新经济运行发展趋势下煤炭企业成本控制的应对措施
新的经济运行发展趋势表明，煤炭企业需要紧紧抓住“十二五”这个战略机遇期，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找准自身的位置，准确布局，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要增强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为“发展安全高效煤矿，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铺平道路。
（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呼吁国家减轻煤炭企业政策负担
煤炭企业要切实履行自身的社会职责，为保护环境和社会的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要跟踪煤炭税费改革的进程，研究切实减轻煤炭税负的政策，提出政策建议。深入开展煤炭增值税改革研究，提出扩大煤炭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具体政策措施。
同时要积极开展和强化煤炭企业税式支出统计分析，为政府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提供依据。加快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研究，推动完善煤矿企业保障体系，切实减轻煤炭企业负担。
（二）改善环境，促进新农村建设
采煤塌陷区是一个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是当前政府和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建议政府和企业共同治理塌陷区，并负责村民的搬迁工作，筹集搬迁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坚持治理塌陷区，建设新农村，坚决对采空塌陷区群众进行整体搬迁安置。采煤塌陷区不仅可以治理，而且可以开发。在市场机制下，利用塌陷区发展以煤炭为主题的旅游业，或者大量种植树木、农产品，这样不仅保护生态环境，减轻企业和社会的负担，而且能给居民生活提供保障，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强化市场意识，减轻社会成本压力
要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煤炭企业就必须摆脱原始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包袱，深化煤炭企业社会制度改革，加快实现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向经营性资产的转变，创造新的利润点。以此来弥补因政策集中实施而给煤炭企业造成的成本压力。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形成的医院、学校、幼儿园、住房管理等一切福利型设施，从煤炭企业中彻底分离出去，由企业进行先期投资，然后再积极引进外部资金的进入或者直接进行外包，使这些设施单位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既可以解决长期困扰企业的社会成本压力问题，又可以为企业创造额外的非生产收入，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
（四）以人为本，加快现代化建设
煤炭企业要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切实保证工人的生命健康，这不但有助于保护企业职工的利益，而且有助于煤炭企业降低因意外事故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和增强企业的信誉度。同时，煤炭企业要加快现代化建设，加大资金的投入，应用先进的采煤技术和工具，减少工人数量，为煤炭企业在“十二五”及更长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成本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生产经营调度系统，搞好市场信息调查，建立完善的内外部信息网络，及时掌握信息，提高煤炭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使煤炭企业能够牢牢把握住经济运行发展趋势。
（五）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积极谨慎的调整预算
企业的预算是对未来经营状况作出的相关规划，但是由于煤炭企业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预算在执行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市场突变、战略调整以及生产地质条件发生变化等现象，使得预算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企业的发展不相适应。企业应成立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细化全面预算目标，建立健全全面预算责任体系。并且要求各个职能部门明确职责，每个部门都成为全面预算管理的责任中心，企业整体形成一个全面预算管理的职责网络。当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遇到预算的指标或相关的考核方式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时，生产职能部门应及时向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提出建议，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根据预算执行的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及时对原有预算进行补充和修正，使预算与企业的运行互相磨合，发挥预算的最大作用。
在新的经济运行发展趋势下，煤炭企业应该紧随“十二五”发展的步伐，牢牢锁住自身的战略优势，同时要强化企业对成本控制，降低成本，增强自身在未来发展中的话语权，为把本企业建设成大型煤炭企业而作出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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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011年工作要点［Z］.2011.
［4］山西煤炭企业发展趋势［eB/oL］.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2010-11-03.
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差异;收敛;Gnin系数
一、引言
新疆处于中国的西北部,其经济能否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到新疆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也影响新疆的整体经济发展规划。近年来新疆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经济总量和竞争力有所提高,但新疆南北疆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日益突出。那么新疆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缩小趋势还是扩大趋势?这种趋势对于促进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程度如何?能否影响新疆的稳定发展,这是一个非常严峻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晓鸿,刘天,王建军运用了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从宏观经济能力和经济环境的角度选取了八项指标,使用综合评价模型,通过计算主成分得分,得出各县的排名,并指出新疆经济发展不平衡。高志刚,韩延龄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20个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分析,得出新疆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及排序,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分类依据,以新疆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的均值及新疆经济增长率作为参考,对新疆经济发展作了差异分析。作者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差距入手,分析导致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因素,对新疆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宏观政策调控、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和协调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目前对区域经济研究的文章比较多,收敛性问题也成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研究热点,可以参考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很多,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分析新疆经济发展的敛散性。
二、经济差异收敛假说及模型
(一)经济差异收敛假说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定资本具有边际生产率递减的特征,并假定要素自由流动,由于受市场竞争机制和利益机制的驱使,如果给定储蓄率,劳动力将会从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充裕的地区,然而资本会流向高收益率的地区,即较低的资本劳动比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经过一段时间,最终会使资本收益平均化,导致各地区经济均衡增长,因此在理论上可以预期有更低人均产出的欠发达地区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会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并赶上发达地区,即各地区经济增长最终会出现收敛。而现实中,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快于发达地区,反而还会出现负增长。鲍默尔等人提出俱乐部收敛的概念,认为只有俱乐部内的地区经济增长才趋于收敛,而俱乐部外的地区经济增长可能不存在收敛特征。但事实上,除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出现经济增长收敛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呈现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二)经济差异收敛模型
经济增长收敛性是指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对于一个有效范围的不同经济单位,如国家、地区甚至家庭,初期的静态指标(人均产出、人均收入)及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各经济单位期初的静态指标差异逐步消失的过程。国内外经济发展收敛性研究有三种方法:
第一是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真实GDp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σ收敛”指数通常是指人均真实GDp对数的标准差,它的检验方程为:
其中Yit表示第i个经济单元在时间t的人均真实GDp值,n为经济单元的总个数。如果σt+1
第二是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趋向于更快的速度增长,即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β收敛的基本特征是贫穷地区比富裕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得快。β值都是正的,意味着贫穷的经济比富裕的经济收敛得快。β收敛分为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两种形式。
在检验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主要是采用增长回归法。根据R.J.Barro&X.Sala-i-martin提出的封闭经济渐近增长log线性形式的模型:
三、新疆经济发展差异敛散性及原因分析
(一)σ收敛检验
为了反映新疆南北东疆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利用新疆统计年鉴中新疆各县1990年到2007年的数据,对标准差进行测量。根据公式(1),计算新疆人均GDp对数值的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对表1作人均GDp的标准差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标准差用于衡量一组数值中某一数值与其平均值差异程度的指标,其值越大,数值波动的范围就越大。从图1可以得出,在1990-2007年间新疆人均真实GDp对数值的标准差σt变化趋势基本是上升的,其数值变化比较平稳,不存在σ收敛格局。东疆人均真实GDp对数值的标准差σt变化趋势很大,但到了2007年σt值就很小了。北疆经济2006年以前变化不是很大,但到2007年有一个突升趋势。南疆在这十几年中变化幅度比较大。
南疆在1990-2000年间、2002-2003年间及2006-2007年间人均真实GDp对数值的标准差σt呈现下降趋势,存在σ收敛格局;其他年份之间则呈上升趋势,不存在σ收敛格局。东疆在2000-2002年间、2004-2005年间及2006-2007年间的标准差呈现下降趋势,存在σ收敛格局;其他年份之间则呈上升趋势,不存在σ收敛格局。北疆在2002-2002年间及2004-2006年间的标准差σt呈现下降趋势,存在σ收敛格局;其他年份之间则呈上升趋势,不存在σ收敛格局。新疆在1990年到2007年间的数据变化不是绝对的直接增加,在2002年和2003年间,就有稍微的下降趋势,但下降量特别小,仅下降了0.009。
(二)β收敛检验
根据β收敛检验方程式(2)对1990-2007年间新疆各区人均GDp增长进行了收敛计量检验。在分析各区人均GDp增长时,采用了GDp指数来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以1990年为基年,以人均实际GDp对数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因变量,以期初1990年人均GDp的对数值为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方程:
Yi,t=a+Blog(Yi,1990)+μi,t(3)
分别对新疆各区进行回归分析,其中Yit表示1990-2007年间各县的人均实际GDp对数值的年平均增长率,Yi,1990为1990年各县的初期人均GDp水平,uit为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见表2。
由回归结果表2可知,东疆初期人均GDp对数值的B估计值为-0.0075(或β收敛系数为0.0076),且t检验值在0.05水平上显著,表明1990-2007年东疆各县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和1990年的经济初始值具有负相关关系,贫穷的比富裕的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从1990年到2007年间东疆人均GDp增长存在“绝对β收敛”,也就是趋于收敛,经济差距趋于缩小,其间新疆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人均GDp差距大体上每年以0.76%的速度在缩小。而新疆和南北疆不存在收敛情况,即说明新疆和南北疆的贫富差距没有缩小趋势,特别北疆的部分县比较发达,但是还有一些县比较落后,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东、南、北疆内部在整体上“俱乐部收敛”格局不明显。东疆内部的绝对β收敛迹象显著,但程度较弱,1990-2007年间大体每年约以0.76%的速度收敛,其半生命周期较长,即如果按照1990年至200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东疆落后的县要缩小与发达的县人均GDp差异的一半至少需要92年。北疆和南疆不存在β收敛,其落后县和发达县的差异更大,北疆和南疆落后要实现赶超的路程更漫长。东疆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断缩小,其经济趋于“绝对β”趋势。
(三)新疆南北东疆人均GDp差距因素分析
通过对新疆南北东疆人均GDp差异的分析,找出影响新疆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07年新疆人均GDp数据及第一、二、三产业的数据,运用国际上通用的Gini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人均GDp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进行分析。
基尼系数的人均GDp来源分解分析的是将总的GDp的基尼系数分解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种分项GDp源的份额与其集中率乘积之和。将所有的人均GDp值按人均GDp排序,就得到人均GDp来源分解公式,即:
利用公式(4)和公式(5)计算人均GDp基尼系数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新疆人均GDp基尼系数分解分析表
由表3可知,在人均GDp构成产业中第二产业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最大,占到39.67%;其次是第一产业,贡献率为30.83%;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最小。三产的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都是正数,表明这几项不能减少不平等作用。三产的Cf/Gini小于1说明该项产业对基尼系数有减少作用。
总之,新疆人均GDp来源分解分析说明三个产业是增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应该调整新疆各县的产业结构,使其减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
四、思考和建议
理论上,本文分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敛散情况,由于考虑的因素比较简单,结论也比较清晰。而现实生活中要缩小差距,考虑的因素会更多,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消除不平衡对经济的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比如停止第二产业的发展,都发展第一、三产业,相对来说之间的差距就会大幅度地缩小。当然这种做法不可取,文中提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富裕县和贫困县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只能相对缩小,而不会完全消失。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提高其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
考虑新疆经济目前的发展情况,要达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如何进一步减小不平等,除主观因素外,还存在自身解决不了的外在因素。造成新疆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线长而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县与县之间距离一般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因而产品成本比较高,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宏观指导上要划分类别,区别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措施,必要时可采用一县一策的办法促进其发展。其二,新疆发展经济缺乏人才支撑,这不利于高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速度比较慢。这种状况若再持续下去,势必给新疆各县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新疆有些县观念落后,导致经济落后,因此思想观念需要转变。新疆各县需要坚持以科技为支撑,大力推进支持经济发展。其三,新疆是一个后发展的省区,多数仍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农业经济占了很大比重,扶贫开发县比较多,原因在于新疆的山区群众比较多,因此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地理优势,充分利用各县的特点,发展特色产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总之,新疆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处理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缩小各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各级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因地制宜地提高各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晓鸿,刘天,王建军.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分析[J].新疆财经,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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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9
1.1条件趋同模型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在自由竞争,要素自由流动,没有制度方面的障碍等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出会表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因此当储蓄等于折旧与装备新增劳动力所需资本时,经济体的资本劳动比例达到了一个均衡值,从而人均产出保持不变,经济体也就到了一个稳定状态。稳定状态值由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决定。如果各经济体在满足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定条件下运作,则各经济体都会趋同于由于它们各自具体条件决定的稳定状态,这种情况被称为条件趋同(收敛)。当各经济体都趋同于同一个稳定状态时,我们就说发生了绝对趋同(收敛)。落后地区由于其资本劳动比例比发达地区小,从收敛理论可知,落后地区将比发达地区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假定β为趋同的速度,则经济体i第t年的增长速度同经济体i第t年实际人均产出(或收入)值yit与其稳定状态值y*i之间的差距之间具有如下关系[11]:dln(yit)/dt=β[ln(y*i)-ln(yit)](1)解该微分方程:ln(yit)=(1-e-βt)ln(y*i)+e-βtln(yi0)(2)由此得到BarroandSala-i-martin提出的模型,该式表明,在经济体向其稳定状态变迁的过程中,经济体i的第t年的人均产出的对数值ln(yit)由其初始状态值yio和它们的长期稳定状态值y*i共同决定[9]。
从式(1)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落后地区发展水平低,与均衡状态有更大的差距,从而落后地区有更高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ln(y*i)-ln(yit)越大,dln(yit)/dt越大,即增长速度越大。对于以年度为长度单位,且假定对于每一个经济体的不同时期β值都恒定的话,方程(2)可表示为[10]:ln(yit)=(1-e-β)ln(y*i)+e-βln(yit-1)(3)如果β=0,则经济体i不趋同于其稳定状态。当β是一个正数时,则经济体i以速度β趋同于其均衡状态。当β值为负时,则我们说经济体呈发散趋势,即不存在收敛的趋势。为了在趋同模型中更好的反映各省区人均产出(或收入)值与全国平均值之间的偏离,并使用Ui,ait,Hit来刻画式(3)中的y*i,文中实际使用的回归方程如下:ln(Ryit)=γ1ln(Ryit-1)+γ2lnUi+γ3ait+γ4Hit+εit(4)这里,Ryit指第i省第t年的相对人均GDp,即第i省第t年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同理Ui指表征第i省相对人均GDp稳定状态值,即第i省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份额与全国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与全国总从业的份额的比值(见表1)。ait为虚拟变量,当此地区为东部地区时,ait=1,当此地区为中西部地区时ait=0。Hit是对上海而言,当t<1992时,Hit=0,当t≥1992时Hit=1。这样选取是考虑到浦东大开发这一事件对上海经济的巨大影响。在模型中γ1相当于方程(3)中的1-e-β,变量Ui、ait与Hit共同决定了相对长期稳定状态。之所以如此选取是考虑到Ui是表征工业化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而虚变量ait是一个表征由于改革开放及体制转轨过程所造成的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一些差别的参数,即ait可以看成是一个表示东部地区先行优势的指标。εit是误差扰动项。由于运用的数据是横截面、时间序列复合数据,因此进行了异方差性与自相关的检验,并且在回归中避免了由此产生的误差。
1.2数据选择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2]。文中使用的基本数据有二:其一是表征相对人均产出的变量,用Ryit表示;二是用来表征相对稳定状态的变量,用Ui表示。选取变量Ui作为相对稳定状态的表征值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①各省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与全省总就业人数之比在各个时间段内呈现出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并且各省在全国的排名也表现出一种稳定性。②这个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各省区的工业化程度,选取这一指标有助于说明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③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论,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每个阶段都具有一种比较稳定的特征,而这个指标恰好具有了这种稳定的特征。基于以上几点,文中选择了这个指标作为相对稳定状态的表征值,为了消除选取一年的值作为相对稳定状态表征值的缺陷,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1992～1999年的数值进行加权平均。
2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所用数据的稳定性,本文使用如下的方程来进行稳定性估计,即单元根检验。Δyit=β1+β2t+β3yit-1+εit(5)式中yit是相对人均GDp的对数值,β1+β2t是趋势路径,εit是随机误差项。假设β3=0被拒绝且β2是显著地不为0,则可知yit趋势是稳定的。如果β3=0被拒绝且β2不是显著地不为0,yit是稳定的。检验的结果基本上表明数据是有效的,唯一的例外是上海,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说明发生了一次结构突变,使相对人均收入的稳定状态发生了一次持久性的变化,这正好与现实情况相符,即浦东开发给上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而使上海的经济发生了一次结构性的突变,由上所述,突变发生的时间可以粗略地定为1992年。回归方程(4)的估计主要参数由表2给出,其中1-γ1参数的估计值及其t值来自于回归方程(2)。
ln(Ryit/Ryit-1)=-(1-γ1)ln(Ryit-1)+γ2ln(Ui)+γ3ait+γ4Hit+εit(6)参数1-γ1等于1-e-β,当β趋向于0时,1-γ1也趋向于0,因β是一个小的分数,故有1-e-ββ,因此1-e-β的t值就非常近似于β的值,方程(4)与方程(6)的其它参数的估计值相同。从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中我们能得到许多定量与定性方面的有趣结果。估计的趋同速度为4.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趋同速度。国外的研究如Conlombe考察加拿大的趋同速度为5%左右[10]。其中t值为-5.909,p值为5.65e-09,这个估计结果对比于绝对趋同中的2%,似乎高出了许多。但这种结果的出现,主要有如下两点原因:①由于初始富的(穷的)省区似乎趋同于一个高于(低于)全国均值的稳定状态。因此当各个省区都允许它们趋同于它们各自的稳定状态(条件收敛)时,由于这个稳定状态与其初始值更接近,因此趋同速度就会比把它们限制在同一稳定状态(绝对收敛)时大。②在理论上,大约4.5%趋同速度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内生的储蓄率是一致的,这一点Romer已作了阐述[13]。参数γ2是关于长期均衡状态决定值的参数,它是高度显著的,t值为3.315,p值为0.001,参数γ3也是关于相对长期均衡值的参数,它也是高度显著的,t值为5.801,p值为1.05e-08,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这两个变量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参数γ4是关于上海结构突变的一个参数,它的t值为2.810,p值为0.005,也是高度显著的。并且回归的拟合程度相当好,R2为0.991,F值为17191.84,F显著性为0。从回归结果中可得出参数Ui与相对长期稳定状态值的弹性,计算公式如下:Δln(Ry*i)/ΔlnUi=γ2/(1-γ1)(7)计算得出弹性值为0.828,即在一个贫穷的省份,假如Ui值比全国平均值低10%,则相对人均GDp稳定状态值比全国平均值低8.28%,并且根据虚拟变量与稳定状态值的关系,我们可以推算出先行者优势对相对人均GDp稳定状态值的影响,它大约是0.618,这个值是相当大的。也就是说沿海地区从先行优势中获得0.618倍相对人均GDp稳定状态的提高。根据以上结论计算出来的各省区相对人均GDp的稳定状态值。
北京市的相对人均GDp在1978年到1994年是稳步向相对人均GDp稳定状态值趋同,并在其后的时间里上下波动,说明北京市的相对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一种稳定状态。天津市的相对人均GDp在1986年第一次到达稳定状态,之后也一直在其上下波动。河北省与辽宁省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也表现出一种向其稳定状态趋同的趋势,但却相当的慢,且相对人均GDp没有一次与相对人均收入稳定状态相交,说明河北省与辽宁省没有很好地把先行优势转化为产出优势,原因可能是外商投资偏少及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多导致的改制困难等。上海的情况有些特别,发生了一次结构突变,从发展趋势看,1978～1989年是稳定地向初始稳定状态趋同,并且在其值附近波动了几年,之后,由于浦东大开发这个导致结构突变的原因,其相对人均GDp稳定状态值增加了,因此相对人均GDp开始向新值趋同,并于1999年第一次到达稳定状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与山东五省的情况类似,都是以一种稳定的趋势快速地趋同了各自的相对人均GDp的稳定状态,江苏、山东、广东三省虽未与其稳定状态相交,但已经到达了稳定状态值附近,相差仅分别为0.2、0.2与0.1左右,而福建与浙江两省则于1999年分别与其稳定状态相交。说明这五个省很好地把握住机会,使经济实现了起飞。海南省在1978年到90年代初以一种稳定的趋势快速地向相对人均GDp的稳定状态趋同,但在90年代中期开始趋同速度明显放慢。概括起来,到1999年,东部沿海地区中大部分都已达到或接近于均衡值。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吉林的相对人均GDp一直在其均衡值附近波动,并与稳定状态相交三次。黑龙江省在90年代初到达稳定状态,之后则一直在其附近波动,并且波动的幅度很小。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南、广西与四川六省的情况基本类似,从1978年到90年代初是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趋同趋势,在90年代中后期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总体来看还是向其稳定状态趋同,趋同的趋势比较稳定。江西则表现为一种在其稳定状态下方波动的趋势,趋同的趋势不明显。湖北省波动比较激烈,但总体上来说存在一种向其稳定状态趋同的趋势。
贵州与陕西相似,在80年代中期以前呈现一种向均衡值趋同的趋势,但之后则表现出一种缓慢地与其均衡值相背离的不同趋势。则以较为稳定的趋势向其稳定状态趋同。新疆与云南是西部地区中发展势头最好的两个省区,表现为在穿过均衡状态后,就一直在其均衡值附近波动,从总体看,波动中高于均衡值的年份居多,表明它们具有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青海、宁夏、甘肃、山西的情况相似,表现为在前半期是从上往下向稳定状态值趋同,后半期则呈现一种从下往上趋同的趋势,但速度较慢。从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可发现两类地区,即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差异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大部分都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均衡状态,反之,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却不容乐观,很少省区达到稳定状态,且大部分向其稳定状态趋同的速度相当慢。
3结论
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篇10
关键词：经济收敛；产业结构；生产率；偏离-份额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贫穷经济体是否会与富裕经济体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增长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各个经济体之间是否会出现经济收敛。如果用人均福利来替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水平，那么经济收敛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经济体（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它初始的人均福利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贫穷经济体要比富裕经济体增长得更快一些，因此这两类经济体的人均福利差距会不断缩小。实际上，经济收敛并不是一个现代词汇，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1750年Hume就提出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会因为一种“内生衰退”的过程而表现出一种自然放慢的趋势，这就给贫穷经济体创造了迎头赶上并实现收敛的机会。现代收敛理论的研究起源于Gerschenkron（1962），他认为“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可以在技术、经济、制度、知识等多方面模仿发达经济体而获得后发优势，这种优势会使得落后经济体以更快的增长速度不断追赶发达经济体并最终与其实现经济收敛。
尽管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不同程度地预言了经济收敛，但经济收敛是否存在仍需要大量的实证文献予以解答。Baumol（1986）对oeCD国家的收敛分析开创了此类研究的先例，至此以后，大量的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BarroandSala-i-martín（1991）通过研究不同的经济体（美国各州之间或欧洲各国之间等）证实了经济收敛的存在，他们认为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收敛。其他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对经济收敛进行了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上都证实了BarroandSala-i-martín的看法（mankiw，Romerandweil，1992；DurlaufandJohnson，1995）。此后，Barro（1996）系统总结了各国学者对经济收敛的研究成果，并分别考察了各种因素（人均GDp的初始水平、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生育率、政府支出、法律的执行情况、通货膨胀率、贸易条件、政治自由程度、政治权利和民主）对经济收敛的具体效应。
国内学者对经济收敛是否存在有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区域间并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例如林毅夫等（1998）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问题，他认为1978-1995年期间我国省际间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都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不过省际间反收敛（经济发散）的趋势并不明显，而三大区域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反收敛趋势。蔡昉、都阳（2000）分别利用了泰尔系数和β收敛检验来分析经济收敛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省际间和东中西三大区域间都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但三大区域内部却各自存在着俱乐部收敛。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区域间存在着经济收敛趋势，例如申海（1999）利用β收敛检验法考察了经济收敛，他发现我国省际间存在着β收敛，但是省际间人均收入的收敛速度要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刘强（2001）也根据β收敛检验法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发现我国各省在1981-1998年期间的收敛系数β仅为0.0014，即我国各省存在着并不明显的弱收敛趋势；但把这一段时期拆分为两段以后，各省就呈现出不同的增长趋势：在1981-1989年期间，我国省际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收敛，其收敛系数β为0.024，这意味着落后省份以每年高于发达省份2.4%的速度实现着收敛；但1989-1998年间，我国省际间并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即在不同时期，我国地区间具有不同的经济收敛趋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经济收敛发生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随着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的改变，学者们对经济收敛的存在与否有着不同的看法。近些年，已经有大量学者开始关注经济收敛的内在形成机制，不过主要都是从资本、技术、制度、贸易等传统角度去思考经济收敛的形成逻辑；但对经济收敛的结构特征却鲜有人关注。众所周知，产业结构的变动就是劳动力不断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现代产业，也就是从低效产业不断转向高效产业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高效产业不断替代低效产业而实现了生产率的提高，更高的生产率会推动更高的人均福利，贫穷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通常远远滞后于富裕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因此贫穷经济体可以从产业结构变动中获取一种后发优势，即产业结构变动推动了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收敛。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偏离-份额模型，并从产业结构角度重新探讨了该模型的意义，以及如何从这个模型出发去研究区域间经济收敛问题。第三部分为计量实证部分，首先讨论了我国六大区域的划分标准和产业结构的衡量基准，并据此寻找模型所需数据然后进行计量分析。第四部分为总结，在此部分中，我们将根据计量的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产业结构变动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重要机制”①。贫穷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往往滞后于富裕经济体，而落后的产业结构又是以传统的第一产业为主，所以随着劳动力不断从生产率低下的第一产业移往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落后经济体的生产率会经历一个较快增长的过程，而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对合理，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相对缓和，所以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就不会因此实现快速的增长。因此，落后经济体产业结构更快的变动促进了与富裕经济体之间生产率水平的收敛。
为了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偏离-份额模型作为研究分析的框架。偏离-份额模型在Dunn（1960）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这种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地区性经济问题：例如区域内或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失业率或者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本文运用偏离-份额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归于以下三种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和交叉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测量了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假定各个产业的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竞争效应测量了一个地区各个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假定产业结构保持不变）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交叉效应测量了前面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效应是该地区专门从事具有生产优势的产业所带来的。
如前所述，尽管偏离-份额模型最初主要用于分析地区失业率问题，但是本文却根据它的三种效应对其进行扩展，从而用来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此处，我们将一个地区的产业整体生产率表示为该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加权之和，可见，该地区的产业生产率若要高于其他地区的产业生产率，那么该地区就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一种可能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每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都要高于其他地区相应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另一种可能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专门从事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部门，从而使得产业整体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的生产率水平。下面，我们将依据Kennedy（1971）的方法构造偏离-份额模型的三种效应来解释各个区域的生产率差异。
三、计量实证
（一）区域划分
区域的划分要考虑到省份间的同质性，即区域内部各省份间应该具有类似的产业体系、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水平等，而通常的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方法却显得过于笼统，因为每个区域内部都包括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省份，有鉴于此，本文采用黄作平（1998）的区域划分方法，他认为区域划分应该考虑四种标准：首先，中心-标准，即将经济中心以及它所覆盖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其次，地理自然环境标准，即应该讲具有相似自然禀赋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再次，行政、经济区域标准，即将一个完整的行政省份以及经济功能相似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最后，目前发展和未来演变标准，即将目前发展水平相似以及未来演变趋势相近的地区算作一个区域。由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制度与中国大陆整体的差别，故将排除这三个地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我国分为六个区域，详细见表1。
（二）数据收集
根据前面的模型可知，我们收集数据的时候需要考虑三个维度：首先，我们只考虑大陆地区六大区域的31个省份（或直辖市）③。其次，由于各个省份数据的局限，我们将只考虑三大产业总体所构成的产业结构，不再进一步考虑三大产业的内部结构。最后，根据偏离-份额模型可知，我们需要收集两类数据：就业人数和各个产业的产值，然后计算出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因此，本文将参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挑选1998-2008年间各个省份的相应数据，其中三大产业产值根据1998年不变价格计算而成，人口分别根据三大产业的就业人口汇总而得。
（三）实证结果
根据第二部分构建偏离-份额模型的步骤，我们首先计算出产业生产率的变异系数。图1描绘了六大区域总体变异系数和每项产业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六大区域总体生产率的变异系数从2002年开始不断下降，即六大区域总体上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经济收敛趋势，但是三大产业的变异系数曲线却都没有表现出持续的下降趋势，因此从每个产业来看，六大区域并没有实现显著的经济收敛趋势。
图1明确地告诉我们六大区域总体上是从2002年开始进入收敛阶段的，因此以下研究都以2002年为初期，2008年为末期。根据变异系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各个产业独自和总体的收敛速度。表2给出了关于我国总体生产率以及各产业生产率的收敛速度，从表看出，六区域在整个阶段实现了较强的经济收敛（每年变异系数都在下降），平均每年收敛速度大约为1.88%，这与BarroandSala-i-martín（1991）所发现的2%收敛速度非常接近。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差异最终减少了，但是它的变异系数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即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只有微弱的收敛迹象；第二产业没有出现收敛趋势，其生产率水平差异明显扩大了，平均每年扩大的速度为2.08%。
表3给出了六区域各种生产率与相应均值的比率，从总体生产率与均值的比率来看，2002年生产率比值大于1的区域包括华南、长江、华北和东北四区域，这四个区域2008年的比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即这四个区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都低于六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而2002年生产率比值小于1的两个区域西北和西南却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西北地区2008年的比值得到了提高，这表明西北地区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六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而西南地区2008年的比值却稍微下降了，这说明西南地区与其他五个区域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综上所述，虽然西南地区表现出了反收敛的趋势，但是这种微弱的趋势要小于其他五个地区所表现出的强势收敛趋势，所以六个区域总体才表现出了经济收敛现象。
从第一产业生产率比值角度来看，2002年比值大于1的区域有华南、长江和东北地区，其中只有华南地区到2008年时比值发生了下降，长江和东北的比值都出现了增长，也就是说长江和东北产生了反收敛的趋势；而2002年比值小于1的三个区域中，华北和西北地区在2008年时比值得到了提高，西南地区的比值却相对地下降了。由此可见，六区域并未明确地表现出收敛趋势，这与表2中发现的第一产业弱收敛趋势（每年0.33%）是相吻合的。第二产业方面，初期比值大于1的两个区域，华南在2008年时出现了比值下降，而东北却进一步上升；比值原先小于1的四个区域中只有西北地区的比值得到了提高，长江、华北、西南三个区域的比值都发生了下降，可见只有华南和西北两个地区表现出了经济收敛的趋势，而其他四个区域都产生了反收敛态势，这与表2中第二产业的反收敛情形是一致的。而在第三产业中，2002年比值大于1的三个区域都在2008年时实现了比值的下降，而最初比值小于1的三个区域中也只有西南地区在2008年时仍然出现了比值下降，即五个区域都表现了经济收敛的趋势，而西南地区表现了较弱地反收敛趋势，这与表2中第三产业出现经济收敛现象也是相符合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六区域总体层面和各产业层面的增长趋势，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产业结构在这种趋势下是如何变动的，因此我们将各个区域和全国在2002-2008年间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总结到了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全国第一产业的平均份额（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45.09%，平均每年下降3.19个百分点，而每个区域的第一产业份额也都表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但是各个区域第一产业占三大产业的份额仍然是最大的，其中西南地区的平均份额达到了59.41%，西北地区达到了53.08%。第二产业全国的平均份额为24.73%，除了东北表现出轻微的下降以外，其他五个区域的第二产业份额都有所上升。在第三产业方面，全国的平均份额为30.18%，六个区域的第三产业份额都在不断上升着。由此可见，六个区域的第一产业份额在不断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额在不断增加，也就是说，每个区域的劳动力都在不断地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中，即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又根据前文可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一产业，因此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自然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了解了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情况后，就可以开始测算产业结构变动对生产率收敛的作用了。如前所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收敛的作用不仅包括产业结构效应，而且还包括一部分交叉效应（交叉效应是产业结构效与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为了估算产业结构变动对六大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我们不能只估算产业结构效应的大小，还需要考虑交叉效应中产业结构变动的部分。在具体的估算过程中，我们通过排除竞争效应和部分交叉效应来测算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效应。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比较CVt、CVt，t和CVt*i，t三者的变化趋势，其中CVt和CVt，t二者变化的差异便是产业结构变动和交叉效应对区域间经济收敛的作用大小，而CVt和CVt*i，t二者变化的差异便是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大小，产业结构变动对收敛的总效应应该居于这两个数值之间。
如表5，在2002-2008年的整个期间，CVt平均每年的变化速度要快于CVt，t和CVt*i，t，其中CVt、CVt，t和CVt*i，t分别每年以1.88%、1.04%和0.96%的速度不断下降，可见排除掉产业结构效应后的生产率变异系数的下降速度明显变慢了，根据数据可知，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收敛速度的贡献大约介于0.86%和0.92%之间，即区域间经济收敛一半的速度都来源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见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间的经济收敛的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六区域在总体生产率方面具有较强的收敛性，其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1.88%。但各个产业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二产业出现了显著的发散趋势，速度平均每年为2.08%；第一产业表现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0.33%；第三产业也只表现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收敛速度平均每年为1.21%，但它和第一产业都没有实现持续性的经济收敛。通过使用偏离—份额模型，我们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收敛效应，这种效应所实现的收敛速度几乎占到了总体经济收敛速度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产业结构保持不变，那么六区域总体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就将减少一半左右。
正如Gerschenkron（1962）、Baumol（1986）等学者强调的，落后经济体之所以具有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是因为它们在落后的前提下获得了某种优势（后发优势），这种优势（落后经济体可以不断模仿、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先进之处）使得落后经济体具备了快速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我们通常把这种后发优势定义为技术的模仿、资本报酬的递减、人力资本的积累、贸易的自由化和先进制度的借鉴，却对产业结构变动这种后发优势缺乏足够的重视，正如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落后经济体的传统低效产业往往占有较大的结构比例，随着劳动力不断从这类产业移往更加高效的产业，落后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会不断提高，正如前面所证实的那样，产业结构变动具有显著的经济收敛效应。
从政策含义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劳动力进入更加高效的产业部门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凭借这种产业结构变动促使我国以更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不过对于我国的不同区域的而言，我国政府要有不同的发展策略，首先，应该努力倡导落后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这样不仅可以促使落后区域实现更加快速地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不断缩小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最终实现区域间经济一体化。对于发达区域而言，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作用已经相对减小，所以对于这些区域应该更加重视能够同时提高各个产业生产率的发展策略，即应该重视教育水平、基础设施、产权制度等经济基础发面的发展。
注释：
①引自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Council（neSC）（1992），theassociationbetweeneconomicGrowthandemploymentGrowthinireland，neSC，Dublin.
②其中包括paciandpigliaru，1999；Cuadradoetal.，2000；esteban，2000；LandesmannandStehrer，2001。
③由于经济制度的差异，故排除掉台湾、香港和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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