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1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进行了数次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模式。现在，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和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政府出现了财政负担沉重、办事效率低下、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但是，随着新公共管理体制理论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根据新公共管理体制理论取得了明显的改革成果，这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而言，具有深远的引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浪潮的兴起以及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公共管理理论出现了从传统的研究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行政学向研究公共事务的“新公共管理学”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研究方向和视野，还促进了公共管理事务治理模式和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的变革，为广大人们的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铺平了道路。本文就公共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公共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方向。
一、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模式
政府控制公共管理模式其实是我国政府为了能更好地满足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一种管理模式，并将这种模式运用于公共事业领域。一直以来，公共事业管理体制都是处于政府控制的模式，这其中不仅包含了历史因素，还有一部分经济因素。主要的经济因素有：特权、辅助政府管理以及与事业单位或组织代行我国政府的职责有关。首先，政府在选择适用模式的时候，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政府部门理所应当地把自己当成公共事业的垄断者，他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为人们提供那些公共事业上的服务，然而，这样的做法极易滋生特权主义。这些特权主义又与寻租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政府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时需要承担大部分活动经费以及全部政治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这就为政府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同时带来了极高的风险。然而，只有政府部门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活动中取得较高的利益，才能让政府有能力承担那些由公共事业管理带来的活动经费和活动风险。其次，政府本身的管理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这个社会需要管理的公共事业的数量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围。为了能保障政府在公共事业管理的权利，政府在公共事业的各个阶层都设立行政组织，这样，不仅造成机构臃肿，还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造成了国家财力不支的状态。因此，由事业单位代替政府实施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责，不仅能对社会起到良好的控制作用，还能有效地节约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最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事业单位对政府部门进行直接服务，社会公众成为了事业单位服务的间接对象。事业单位的服务目的并非是为了向广大的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健全的服务，而是为了获得政府部门的财力支持。因此，事业单位的活动常常受制于政府部门的意志。由于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机构，所以，事业单位在人员编制、财务支出上具有很大的弹性，或许是出于对临时安排离职或者退休人员的需要，或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许是出于满足领导者个人需求或者满足政府部门利益，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对事业单位进行整改，比如合并、成立、撤销、扩张等来达到上述目标。
二、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向
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管理实践来看，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是两种根本不一样的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在传统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对公共事业的控制是连通整个公共事业管理机制的重要力量，但政府部门的这种控制完成方式是通过组织的形式达到的，换而言之，政府将自己的权利通过社会组织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各方面，从而达到政府部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实际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大部分是人们运用公共资源获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但是，当国家成为那些社会公共资源的绝对拥有者和占有者时，那些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就会转化成一种组织化手段，而这种组织化的手段有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不仅是不一样的管理方式，它们的意义也完全不一样。第一，在政府控制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主体，但在社会选择的管理模式下，社会是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主体。政府控制比社会选择更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社会选择比政府控制更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从法律方面来说，政府控制承担着所有的社会责任。然而，事业单位则具有相当独立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事业单位属于事业法人。第三，社会选择和政府控制下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结果也不一样。社会选择下的公共事业单位独立性高且数量多，然而，政府控制下的公共事业单位独立性较低且数量少。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对待国外的公共管理体制时，要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不能一味地推崇国外的公共管理体制，也不能一味地固守自己的公共管理体制。公共事业管理机制是构成我国社会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和企业管理机制、国家行政管理机制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管理机制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要想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发展的公共事业管理机制，必须依据我国的根本国情，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公共事业管理机制的健康发展。
作者：韩康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学生处
【参考文献】
[1]朱仁显.公共事业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2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具有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泰斗夏书章老先生坐镇中山大学，在其培养下，中大行政管理学人才辈出。行政管理系现有教研人员中，70%以上的研究人员有过在境外进修和访问学者的经历，这对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是非常必需的。
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论前沿、区域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公共预算与绩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并在县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进展。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最关注的是国家税收如何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预算和绩效管理方面以马骏为引领的团队，受到广东政府高层和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和首肯。在珠三角发展规划进入实质性阶段，大部制改革在广东顺德试点，中大对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对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在数据处理方面注重社会统计方法的培养。www.lw881.com因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初试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题目要求在国内是最高的，而复试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重点的了解和英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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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龙头，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实力雄厚。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虽然北大在实务领域没有中山大学的优势，但基础理论方面实力强劲。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处于学科基础的行政理论和行政法，以及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前沿。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发展。现今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志在必行，作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机会和挑战都不容小视。
北大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是该校考核学生的重点。当考生面对众多纷杂的理论时，最好是从一本经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为敲门砖来打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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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建制系，承担着为中国政府组织、ngo组织和企业组织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责任，也肩负着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该系主持和出版了多个经典系列的专著与教材，不少教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了政策部门的重视。专职教师分别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将公共行政管理先进理念应用于实践。在对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学系与国内外的大学及学术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极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系教师的视野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国内著名的毛寿龙、张成福等名师；在非营利组织研究方面则有一直笔耕不辍的康晓光教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帜，也是人大的特色专业。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师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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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师范高校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强大优势，管理学院强大的科研实力，结合其本身具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不断加大对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吸收的基础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行政管理学科的成长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该校也设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考生报考时要选择适合的院系。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泰斗，北师大的行政管理学科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实力也不可小觑，可以和清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一较高下。如果前面介绍的几所大学给你太大的报考压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发展，北师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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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基础。学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鲜明的有以下两个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在注重借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会关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钢、薛澜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坐镇，加上一批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非政府规制及其政策机制等为基本领域，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学科研基地和思想库。该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公共管理作为应用型学科，考试除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实证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对定性和个案研究要求严格。考生复习时要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既不能忽略统计分析的技术，也不能对定性方法置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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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隶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本为一家，依托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群的强大实力，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拥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能力，已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在师资方面，
对于承担本硕博系列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说有些薄弱，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项目管理，在比较行政领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业与创业管理则是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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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行政学院，是我国恢复政治学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系的发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在政治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分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专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实力强大的学科，值得考生关注。
我国目前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东北地区的振兴急需政府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吉林大学的行政管理学在彭向刚、张创新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在行政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的教师多获得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则略显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识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应用型学科的行政管理学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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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组成单位之一，目前该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系列。同时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骨干单位，行政管理系参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学科发展，行政管理系与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受聘为兼职教授或导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鲜明，该系张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严强教授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黄健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创新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师资方面，该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构成比较合理，这对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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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由原国际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组建，行政管理专业从原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公共行政系现有17位教师，其中有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浦兴祖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领域研究突出；陈晓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学、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行政学、比较地方政府等领域开展研究；唐亚林教授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研究突出。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轻教授和科研人员也为复旦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默默奉献，尤其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公共预算和绩效研究已经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评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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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设有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强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群，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高校，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科结构合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研究最具优势。凭借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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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陈振明教授坐镇，同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建树。卓越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比较与发展领域成果显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伦理领域奉献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也较为活跃。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因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质量的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学科基础方面，学校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这恰恰显示了该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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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以造就21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思想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自主设置全国首个电子政务专业博士点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培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行政管理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这些学科建设中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实力远非我们对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等。
在考核方面，该校注重对考生管理学综合的考查，主要是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考核。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3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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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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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范式；传统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阿次从学术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关于范式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这样评价：人们可以宣称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运用经过阐释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因此，范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部门管理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
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两大理论基础：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古德逊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别称做“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能干扰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官僚制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斯・韦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一书中。该理论首先把组织权力划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并把官僚制看成为一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理论强调法制条件下的层级制组织结构模式，重视机关内部的规范管理；强调官员职位，包括职业化、专业培训、职位上级任命、终身任职、定额薪金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Freder-ick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1968年9月，由当时任《公共行政评论》主编的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和赞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集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寻求公共行政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过回顾和总结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观点》一书中。该书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他本人也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他们不满于传统行政以国家为中心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经济和效果，不满于poSDCoRB以及诸如操作研究、决策科学、系统理论、ppB、mBo及其他强调“理性”、“科学”、“行为主义”的技术职业性发明。它摒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更多关心社会公平和有关的价值问题，研究重点也由政府组织机构的静态制度层面转为关注公共政策过程与公共行政过程等动态层面。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学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连贯性，没有明确限定的宪法基础等。它没有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注，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步入“自觉构建公共性”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它为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范式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学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范式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该范式有如下特点：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以提高政策质量；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明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与客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微观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政策科学对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它既强调历史，又注重未来发展。为达到这一学科目的，政策科学重视系统化的知识及理性化的认识，同时又能“客观地”处理超理性过程和非理性过程的变化现象；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度的跨学科系统；应在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除了使用成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学有时间的敏感性，强调政策的历史脉络，特别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求从现有的事实和现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科学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将全国、各民族视为一个命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政策科学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来自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管理途径，简称为B－途径。
p－途径与政策科学范式相关，该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运用。但这种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实际的公共管理部门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却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们转向执行研究，兴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公共管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一是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它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发起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了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二是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范围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执行运动的学者们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词，并开始设置公共管理课程。p－途径的公共管理强调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又对政策分析所强调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学的应用的思路不满，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B－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B－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来自全美的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1993、1995、1997年召开多次研讨会。
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
5.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科学研究纲领方法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09-02
自从1887年威尔逊开创公共行政学以来，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当我们仔细回顾不同学者划分方式的时候，不难发现，每一种分类方法都有其合理和不足之处。如何找到一种工具去验证公共行政发生的实质性改变，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变迁的既有研究
陈振明认为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在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出现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传统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这一观点是陈振明在1999年提出的。张国庆的《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启示》中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亦相应开始了质疑传统公共行政典则的进程。他认为公共行政领域经历了三次典范革命，依次是：①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时期理论最主要的观点是社会公平；②70年代到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③90年代的重塑政府运动。杨宏山提出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三种公共行政范式。主义以民主、公民参与和分权为原则，强调正义、自由和责任等价值目标。管理主义以管理效率为取向，关注组织结构、科学管理和组织效率等问题。政策主义强调政策产出和质量。政策主义能否作为一个和主义、管理主义相并列的阶段，这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由以上不同学者划分观点可以看出，其实每一种划分都有它的可行之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的是，或多或少，这些划分方法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如何找到一种标准，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大事件”才能作为公共行政的节点，将是以下内容着重探讨的部分。
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理论的基本内容、研究架构及其适用性
（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的基本内容
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主要有1963―1964年出版的《证明与反驳》和1970年出版的《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吸取波普尔和库恩学说中的合理成分，从而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拉卡托斯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称为“朴素证伪主义”而提出精致证伪主义，即：原始假说――证实与证伪――改进了假说。库恩认为范式的取舍主要是由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非理性因素确定，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科学发展的非理性。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包括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三部分。拉卡托斯认为不同学科理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硬核，硬核是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者是核心部分，是“不容反驳的”。保护带是由一系列的理论假说构成，其任务和功能是保护“硬核”，它是研究纲领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出现一些反例，我们首先是修正它的保护带，改变保护带的一些假说，从而保护硬核。保护带的调整可以将反例消化，从而消除对内核的否证。这就是内核和保护带的关系。
（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在公共行政理论变迁中应用的适应性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特征与公共行政理论变迁的特征相符合。⑴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理论群而不是单一的理论。公共行政理论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是由多种不同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不可能从任何单一的理论主观性地认为是公共行政理论的范式。所以，以范式为分析单位难免众口难调。以科学研究纲领研究为分析单位，比较符合公共行政理论的实际。而且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反例，波普尔的朴素证伪法则是单一反例就可以将理论，不符合公共行政理论渐进演进的趋势。⑵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承认多种科学研究纲领并存。相对于库恩强调主导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承认多种研究纲领同时存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符合公共行政理论的反复性的特点，也符合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理论的发展不是不断舍弃的过程，而是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不断竞争、不断完善的过程。科学研究纲领是通过不断修正保护带，不断吸收新理论来支持内核的，这与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过程性相符。
三、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应用于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
（一）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硬核与保护带分析
1.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与保护带
硬核是一个研究纲领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组理论的集合，是基本假设和基本理论，如果硬核遭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研究纲领就会被新的研究纲领所取代，这也是科学发展的途径。验证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必然要找到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结合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笔者认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这一假设和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科学研究纲领认为如果一组理论有相同的内核，那么它们属于同一研究纲领。否则，内核不同，研究纲领不同。公共行政理论的保护带则包括政府职能、政府的管理方法、管理范围、管理过程等相关的理论。
2.确定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
人性假设是任何一门社会学科的逻辑起点，从而构建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如果人性假设不同，那么公共行政理论的推导和构建必然不同。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必然是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目前，在公共行政理论中一共有三种较为流行的人性假设：行政人、经济人和公共人。行政人是履行国家行政职能，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工作人员。在我国，最常见的行政人就是公务员。行政人是介于理性经济人和公共人之间的，有许多学者认为成为行政人是美好的愿望，而行政人是经济人则是现实，希望每一个行政人都能成为公共人。经济人则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思想来源于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由帕累托提出的。简而言之，经济人在市场上，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面对不同的决策前，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公共人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公仆”，他是指运用公共权力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承担公共责任，受到公众监督的一种角色。这一直是行政道德和行政伦理学所追求的“理想人”。
公共行政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因为公共行政独特的学科属性。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的价值目标不同。同时，公共行政也不同于政治学。管理主义认为“管理就是管理”，排斥或者是忽视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将公共行政简单等同于一般管理，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理论的公共性价值，这样会改变公共行政的研究范畴。主义认为，由于公共行政拥有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有垄断性、不对称性和强制性，公共行政人员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因此，公共行政必须承担公共责任。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基石，而效率并不是公共行政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只是公共行政的手段性价值，这也是管理主义和主义的核心差异。对于公共行政这门学科，或许正是它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才是这门学科研究的存在意义。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行政理论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点。
（二）对四种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的重新审视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行政人
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威尔逊认为要采用集权方式来提高效率，泰勒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就是效率，包括采用一流的工人和标准化的操作方法等都是为了提高效率。韦伯的机械式官僚制组织，通过完全程序化和模式化组织以及法约尔的一般管理论，作出明确的分工等等，他们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目的都是效率。
2.新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公共人
此处公共人的概念并不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而是相对于“经济人”而言的。该理论认为作为一种不同于社会上其他职业的公共人，它要求公共行政人员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公平、社会责任、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弗雷得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学》中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不仅是表面上的一视同仁，更是运用政治权力对那些缺乏资源支持的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更多的帮助。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新公共行政理论，内核发生了变化，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是效率，而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是公平。因此，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纲领。也就是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3.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理性经济人
这在布坎南的政府失败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将政府和市场纳入同一假设。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和效率。相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认为集权有利于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授权更能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多元主体，认为应将部分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到私人企业，从而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运动”运用多种私人部门的方法，其本质就是为了改变政府低效的现状。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基本相同。公共行政理论更多地引入了管理方法。标杆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这些威尔逊行政集权的变化是保护带的内容。透过这些保护带的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实质还是效率。
4.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公共人
登哈特认为公共行政应该以公民为中心，构建一个有回应力，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从这些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民主、公平等。这一时期不仅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是公共人，而且要求所有的公民也是利他主义者，超越个人的利益，去关注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它要求服务对象发生改变，从而政府职能也发生改变，要求政府更加关注与公民之间的对话协商，更加关注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这也是改变之后的保护带的内容。从本质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新公共行政理论属于同一个研究纲领，因为它们的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相同。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J].政治学研究，1999（01）.
[2]张国庆.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启示[J].北京大学学报，2005（05）.
[3]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4]杨宏山.主义、管理主义和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研究的几种不同理论范式[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01）.
[5][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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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6
关键词：府际关系；公共服务；供给困境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8月21日
一、导言
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阶级冲突日益尖锐，德国政策学派诞生，瓦格纳在其财政学领域提出公共服务，开始关注低收入者的问题。20世纪初，法国学者狄骥最早提出公共服务的具体概念，他指出公共服务与社会团结稳定的实现和促进是密不可分的，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来进行规范和控制，政府规制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性被提上日程。一般来讲，对公共服务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把公共服务看成静态的物品，即把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或公共产品以及公共物品等同，它是伴随着“公共物品”概念的演变而来；二是把公共服务看成动态的过程，即把公共服务看成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物品的活动及过程。公共服务供给可以简单的看成是相关活动主体在提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提品和物品的种类、质量、需要的资源以及如何安排生产和提供，等等。
20世纪90年代开始，府际关系占据了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重要位置。府际关系即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各地区同级政府间关系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其本质是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谢庆奎教授认为各级、各类政府除了具有追求公共利益的动机之外，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政府部门是公共服务供给最大的主体，政府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从府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公共服务问题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途径和切入点。府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致的，研究内容有很多重复之处，研究目的都是在合作中寻求一种高效率。严强（2008）在《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了府际关系研究与公共服务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府际关系研究的焦点应该放在目前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问题上。他特别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所出现的过度竞争问题，并且指出这种过度竞争的政府间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内公共设施和具体政策的供给；二是跨区域的公共资源的配置。
因此，对于府际间公共服务的研究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当前我国城镇化、区域化建设的背景下，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对经济社会的建设愈来愈重要。提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是促进区域合作治理、促进整体性和协作性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府际关系的类型，可以将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研究分为“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和“对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二、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国内外对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角度展开的，涉及到“经济人”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等。我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具体研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并以税收关系为主线。已有的文献并没有明确研究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相关问题主要是在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划分“财权”和“事权”时体现出来的，其中在具体研究财政关系时，涉及到政府间公共服务的提供职责和相关的供给问题。
纵向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中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研究并不是很成熟，研究仅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权责以及供给模式等。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变来分析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张光教授（2010）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的文章中梳理了中央和地方在不同阶段的具体的财政关系状况，政府间财政关系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央计划阶段（1949～1978）：在这一时期，全国财政“统收统支”，地方政府类似于中央政府的人，执行由中央指派的任务，没有财政自；财政包干阶段（1979～1993）：国家政府间财政关系呈现“分灶吃饭”的特征，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开，收支预算保持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状态；分税制阶段（1994年至今）：根据事权与财权结合的原则，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界定了支出责任、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财权体现了事权，对应不同阶段，中央和地方的事权都有所不同并根据财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楼继伟（2013）在《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一书中认为，目前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该中央负责的事务变成了地方管，该地方管的事务成了中央的负担，中央和地方之间重复的事务太多。这就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央和地方都不能很好地发挥其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优越性，反而还会凸显出很多管理问题。依据楼继伟教授对事权分配的效用外溢性、信息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性的原则，外部性越强的公共事务，事权越应该集中于上级政府；而信息越复杂的公共事务，事权就越应下放给地方政府进行管理。
纵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主要涉及到制度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性大型公共服务的供给。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让利放权”的“行政性分权”成为改革的主基调，府际关系研究中更加强调地方分权制度的建立、促进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多中心合作制度的完善。由于中央在行政上依赖地方的支持和合作，以更好地制定和落实具体政策，地方在财政上依赖于中央；同时，中央还依赖地方进行制度性创新和政策试验，地方在立法上受制于中央，因此要加强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合作。由此，纵向府际间合作是解决纵向公共服务的主要途径，目前省直管县、市管县等等都是加强纵向合作、革新政府管理的具体呈现。纵向政府间合作既能发挥地方政府信息接收的优越性，也能发挥上级政府的资源统筹调配的能力。
三、对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研究
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群或区域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府际间公共服务提供的基本内涵；二是着力探讨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具体问题与成因；三是关注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路径和保障机制等。
（一）府际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学者们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城市群理论、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理论、博弈论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横向府际间公共服务研究以区域性公共服务研究为主，其内涵研究包括定义、特点、分类以及供给主体等。
柳春慈（2010）和姜辉（2012）曾在他们关于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文章中指出，“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效用覆盖范围是基于自然地理因素、政治经济因素、文化传统因素等而联系在一起的跨越多重行政辖区的地域范围，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认为区域性公共产品除了具备一般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性以外，还具备自身的特征。区域性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地域依赖性以及辖区外溢性，它的涉及范围更广、投入产出规模更多、需求与供给的主体更加复杂和多元，同时其受益群体也因范围和界限的不确定而发成较大的变化。区域公共服务除了具有一般公共服务的普遍性以外，还具有外部性、渗透性和区域性的特殊性质。王佃利和任宇波（2009）指出，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特征包括受益范围的局限性，供给中较强的“搭便车”行为以及供给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按照不同标准和角度，区域性公共服务能够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吴长剑与谢礼圣（2007）根据区域公共物品的特性，认为区域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区域性纯粹公共产品或集体物品、区域性收费产品或俱乐部产品，以及区域性公用产品。王佃利（2009）则从广义上划分了区域性公共物品的种类，具体分为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物品和制度类区域公共物品两大类。钱海梅（2009）的文章中，则根据公共服务在具体的经济范围内所发生作用的差别，把区域性公共服务划分为区域独占型、区域关联型和区域共享型公共服务三个层次，区域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关联型和共享型公共服务。
（二）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问题与成因。现阶段，我国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快速增加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再加上区域发展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以及财税体制不合理等问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
殷婷婷（2010）在其硕士论文《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对策选择研究》中用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区域公共服务的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问题，指出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区域内相互冲突的体制、绩效评价体系的具体缺陷、政府间相互关系难以协调和各级各类政府利益博弈等。蒋辉（2012）在研究民族地区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时指出：民族地区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面临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条件难以满足；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区域之间缺乏协调或协调不力，地方政府各行其是；财税体制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同时，供给模式以政府垄断占主导，市场和社会供给模式欠缺，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既难以表达也难以得到满足等突出问题。
由于区域性公共服务外部效应的溢出性，各级、各类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容易陷入“猎鹿困境”，区域公共产品供应出现困境、供给不足，这对我国当前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提出挑战。目前区域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主要矛盾：公共服务的多样性需求与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单一性与多元市场经济供给主体之间的矛盾；管理主体交叉性与构建“大部制”之间的矛盾；供给方式的分散性与公共服务的“无缝隙”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完善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途径。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府际公共服务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策略应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转变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理念；二要完善区域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机制；三是构建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模式。
政府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徐君君（2010）在《区域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博弈分析》中指出政府博弈行为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并提出要通过订立合同约束政府行为并且树立政府间不断博弈和互相信任的观念，同时还应该加强和完善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利益表达机制。王佃利和任宇波教授（2009）则从政府创新合作机制的角度出发，提出具体的创新路径可以从利益表达、跨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以及绩效考核这四个方面进行。政府是处理和解决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主体，走出困境的重点在于加强府际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地方政府间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合力配置和整合资源和行动，以发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合力，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
市场是除政府之外的又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市场营利组织可以根据市场的具体需求，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等准公共物品，既能克服政府部门供给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弊端，又能实现较高的收益。发挥市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优越性是创新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杜洪壮（2010）在《地方服务的多元供给》中指出要进行社会资源的多元化整合，对于市场的营利性组织，要促进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完善公共服务竞争网络，提高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总之，完善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实现路径是综合发挥多个供给主体的优越性和合力。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当前国内学者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不仅为中国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解释，也为促进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追求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但是，目前的研究仍有大量亟待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在纵向关系上，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在于争论政府间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以及对于“央地关系”中财税关系的探讨，研究仅能涉及比较宏观的浅层次的公共服务提供权责的分析。
在横向关系上，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以区域和城市群公共产品的提供为主，涉及相对较广的研究范围，但大多换汤不换药，提出的问题亦大同小异，解决措施的可实施性不强。研究忽视了对地方政府职能的重塑，也忽视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对公共利益的背离。同时，研究缺乏对微观个案的具体分析，现实应用价值不大。
五、结语
随着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以及地区之间交流越来越多，府际关系、府际管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涉及到整体性治理、协作政府、网络化治理等当前研究较为热门的讨论内容。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是府际管理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府际管理的效率。提高我国府际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是促进区域合作治理、促进整体性和协作性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府际间公共服务的具体特征，其较大的辖区外溢性使得府际间公共服务提供存在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的问题。解决府际间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尤其是区域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重点在于加强府际合作，同时也应发挥市场营利组织和志愿性非营利组织的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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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博.雾霾协同治理的府际合作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3]王惠娜.区域合作困境及其缓解途径――以深莞惠界河治理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4]张紧跟.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J].学术研究，2015.2.
[5]张紧跟.从抗争性冲突到参与式治理：广州垃圾处理的新趋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7
【摘 要】总结分析国内外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的研究现状，从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发展的制约因素、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以及电子政务服务绩效3个方面，对其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并从实证研究、服务绩效、影响因素等方面提出未来我国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电子政务；公共服务；流程再造
一、引言
自20世纪末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政务作为一个跨计算机科学、公共管理、图书情报和信息管理等学科领域的新兴研究领域出现，并迅速成为国内外的热门研究之一和世界各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但近几年来，对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梳理总结几乎没有，所以笔者有必要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为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雏形期步入成熟期经历了“办公自动化”“三金工程”“政府上网工程”三大发展阶段。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就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2007年10月，在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中，“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被提出；“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也被明确指出。胡锦涛总书记也曾指出要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更准确地收集信息，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库等检索系统，以“电子政务”和“公共服务”为组合检索
关键词，进行跨库检索，得到2006-2014年国内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相关领域研究的相关文献共358篇，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6年来各数据库收录的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相关文献并无明显变化趋势，其士论文相对较少，期刊文献相对较多。分析研究内容，以
关键词“电子政务”+“流程再造”跨库检索得到2006年至今的文献239篇，但以“电子政务+公共服务+流程再造”检索得到的文献只有12篇。以
关键词“电子政务”+“绩效评价”跨库检索得到2006年至今的文献90篇，以“电子政务+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检索得到的文献只有11篇。以
关键词“电子政务”+“影响因素”跨库检索得到2006年至今的文献135篇，以“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影响因素”检索得到的文献只有9篇。
电子政务翻译自美国的“e-government”。虽然世界各国对电子政务的研究较早，但对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的研究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笔者通过“e-government”+“service”为检索词在SpringerLink数据库中检索，得到2006-2014年的相关文献6044篇，以同样方式在scienceDirect数据库中检索出299588篇相关文献，在结果中分别加入“processRe-engineering”“performance”“influencefactors”检索得到30061、130119、135675篇相关文献，在emerald数据库中检索出9篇相关文献。
三、国内外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的研究内容
通过总结分析，笔者认为研究内容可分为：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研究、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电子政务公共服务绩效研究。
（一）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研究。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就是对政府传统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坚持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向导的理念，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通过重新设计、重新组合，实现政府公共服务流程由“管理驱动型”向“服务驱动型”的转变。实施电子政务就是一场技术和组织的变革，特别是政府内部，必须进行流程重组，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从而建立起一种以流程为纽带的新型合作关系。早在1995年，K.B.C.Saxena等人就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复杂程度的提高，政府管理将会出现新困境，其解决办法就是公共管理部门的流程再造和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他们的研究充分说明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政务流程的重要性。
在我国，学者顾平安通过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于我国国情分析了该如何进行政府流程再造，他指出要实现如此复杂的政府流程再造，需要一种循序渐进的优化方法，比如说：以服务链为核心，通过建立公共服务的相关模型和政务流程再造的绩效评价体系等。他的研究对我国进行十一五规划电子政务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要解决问题，需先找到原因，所以电子政务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也很重要。总结相关文献发现，大多数学者是在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对电子政务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比如，Jan和oscar等为了正确解释2006年荷兰公众对政府门户网站的使用行为，在原有的模型上增加了网络服务支持、电子媒体使用经历和人口统计变量等因子。可以看出，所有研究都是在分析具体情况后引入不同因素变量，而不是一味照搬。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的实证分析，徐博艺等人提出了考虑中国文化影响因素的tam分析模型，接着又结合我国政府门户网站目前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在tam分析模型和期望差异模型的基础上，从网络信息服务的角度，探讨了公众认知并接受政府门户网站的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公众接受模型和有用建议。杜治洲在技术接受模型tam与任务技术匹配模型ttF的整合模型的基础上，有用认知与易用认知两方面的分析，得出影响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度的因素。
（三）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服务绩效研究。自20世纪以来，虽然电子政务发展很快，有着高效率、低成本的优点，但同时有研究表明其具有周期长、高风险等劣势，所以不得不对其进行绩效评估。有效的评估能够找出并解决问题，并正确指导电子政务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联合国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以及美国行政学会于2002年和2003年连续2年了2份运用自己的评估指标体系得出的全球电子政务测评报告。其优点是所运用的指标都能从公开数据中找到，但没有详细说明人力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和政府网站状况3方面的权重分配情况，也没有总结出相应的计算公式，不利于后人的理解与检验。现有研究机构多是电子政务在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而Cartner咨询公司却致力于对某一个具体电子政务项目的有效性评估。它在对美国某些类似县级政府网站进行评价研究时，为了增强评估的可操作性，特意使用定量化研究，体现了对电子政务实用性的重视。
在国内，随着电子政务的兴起与发展，对电子政务服务绩效的研究也在不断跟进。张成福和唐钧通过产出层次、结果层次和影响层次评估电子政务的绩效。杨云飞和白庆华则通过定性与定量相互转换的方式得到了更具实际参考意义的评估结果。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8
学科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学科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一个学科的诞生就奠定了它与其它研究领域的划分边界，使这个领域相对独立地存在于学术之林；学科还是学校设置教学专业的合理性依据，高校的专业是学科知识、社会分工和教育结构三位一体的组织形态，其中，学科知识是专业的内核。建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研究开始成熟的标志。
包国宪教授敢为天下先，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本书从政府绩效管理的演进脉络、行政范式和治理范式开篇，创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管理的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以社会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三大部分作为政府绩效的基本来源，将政府绩效的投入要素、政府绩效的价值链、政府绩效的组织管理、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与基础模型，渐次展开，再进入到研究组织绩效和公务员绩效等等要素，一步一步打开了管理过程的黑箱。细读本书，会觉察出其中的严缜逻辑和科学态度。
在新近20多年中，政府绩效管理探索的热度比起其他政府创新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呈现出从基层向高层、从局部向全面、从粗放向集约的快速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学术界也保持了持续的兴趣、强力的劲头和足够的耐心。一方面，在政府的实践中，行政管理者左右开弓、上下求索、前赴后继，将行政督查、标准化管理、目标管理等工具与绩效管理相融合，产生了政府绩效管理的多种模式和样板；另一方面，理论研究悉心扶助，始终走在实践的中前部，以价值理念引领实践起步，以工具形态携手实践成长，以知识体系支撑实践发展，从引进借鉴国外绩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到实地调研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实践，从发挥咨询诊断、参谋服务，到提出全面推进的总体思路，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如何建构一个绩效管理的学科体系，还鲜有涉猎，这本书开了先河。
研究政府绩效管理学，首先要解决什么是绩效管理的基本问题。这是学科建设的本源性问题。作者提出，政府绩效的基本问题包括五个，即社会价值建构及公共价值生成、政府绩效管理组织演化与战略路径、政府绩效治理基础与机制、政府绩效领导与可持续性问题、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构成了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范式框架，规定了绩效管理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绩效管理学建构和发展的完整性和解释力。尽管本书所阐释的绩效管理的基本问题仍然失之过多，似乎还可以凝练，但在目前的研究与实践中，确实是一些关键性问题。
研究政府绩效管理学，其次要解决什么是绩效管理的基本逻辑。这是学科建设的结构性问题，作者遵循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统一的原理，铺展公共行政发展史和绩效管理研究史，发现政府绩效管理过程具有三个逻辑演化特点：政府绩效的重点由行政管理机构内部个人绩效逐渐转向机构的外部绩效；政府绩效管理的功能由经济和效率转向经济、效率、公平、合作、透明等多元功能；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由重视工具理性价值转向关照社会人本理性价值。这一发现，脉络清晰、定位准确、方向明朗，符合政府绩效管理的内在规律。
研究政府绩效管理学，再次要解决什么是绩效管理的实践模型。这是学科建设的质素性问题。作者在分析了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问题后，从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公共部门价值链与政府绩效价值链、政府战略管理和政府组织绩效管理、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管理流程、政府绩效的价值协同与领导、公务员绩效管理和公务员制度这几个方面入手，将政府绩效的源流、重点、以及主要的相关性要素一一剖析，形成了前后呼应、内外连结、线面贯通的体系。
研究政府绩效管理学，还要解决什么是绩效管理的导向问题。绩效管理常常被称之为“指挥棒”，就是源于其导向性的特征。作者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共识导向的公共价值，以区别于结果导向的价值维度。包国宪认为，对效率的追求、创新和改革精神、依法行政、对公民的责任、合作等都属共识导向的公共价值。他还认为，共识主导的公共价值和结果主导的公共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重合，比如，民主既可以视为公共行政过程中的规范，作为一种共识的概念，也可以视为公共行政的目的，作为一种结果的概念。不管有没有重合，他提出的这一共识导向并以此为立足的思想发力点，在现今中国具有异常精准的针对性和无可非议的效用。作者根据这一理论形成的一套绩效管理体系，可谓初步打造了一个中国学派。
政府绩效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横跨行政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治理理论、组织理论、行为理论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包国宪实际上重点要解决的是应用哲学层面的问题，亦即用行政哲学作为引领，建构属于价值管理范畴的公共组织绩效的各相关要素的组合。作者牢牢把握行政哲学中的公共性这个“元问题”，从对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范式下政府绩效管理公共性的忽视、缺乏的拷问，到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根本区别的分析，从理论上公共性的存在价值、国家起源的历史视角中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公共性缺位导致绩效管理理论“失核”的追问，到实践中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扰民伤民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危害的考量……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归根结底，我认为包国宪把公共性作为“灵魂”，实在是抓住了政府绩效管理的“牛鼻子”。作者认同这样来认识公共性：公共性可以理解为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或者说个体存在所体现出的相互依存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属性，是在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整合中形成的人类生存的共在性，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异性。在这个过程中，人既不断为生存创造条件，又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提升自我，推动社会发展。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9
关键词：行政管理;政治;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5-0180-02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属性模糊
在我国，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的是各高校研究所的教师学者。由于各高校各自的历史背景不同，高校学术背景、学者的学科背景、主持课题项目、研究领域、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出现不同，因此对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有所不同。
从调查对象来看，行政管理发展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政治或者管理。学校的学术背景不同，专业发展的侧重点不同。如综合性大学偏向于政治途径;工科背景的高校偏向于管理途径。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来看，行政管理课题有的存在于政治学类中，有的存在于管理学类中。本文从统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涉及到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的课题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之间比例来看，表明在2010年-2012年间，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政治与管理之间摇摆的特征，如下表。
从此表中可以看出，2010―2012年，行政管理学在管理领域中的比例相当大，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新设置了管理学门类以及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将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二级学科）归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并更名为“行政管理”。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出现行政管理学科属性不明的原因是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母胎中脱离出来的，而又归入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研究公共管理领域中系列问题，这样使行政管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之间摇摆，突出政治学科和管理学科特点。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对专业的影响很大，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强调政治性因素，把行政学的研究定位于行政管理职能取向，并把它等同于政治职能，忽视了行政管理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就是学科本身的定位不清晰的一个方面。
二、行政管理专业学术属性模糊的原因分析
（一）实践对行政管理专业发展提出多重性要求
我国当今出现各类公共管理问题都不是纯粹的公共问题，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色彩。难以单纯地从管理角度去解决。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和解决。否则将其单纯地看作政治问题或管理问题都难得其要义。如果只考虑政治问题，则会导致问题难以从微观层面得到解决，依次为导向的行政管理专业也只能培养出一大批“只说不练”的假把式，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只考虑管理问题，就会导致问题解决思路出现方向性错误。在中国这个远未形成价值共识的时代，还必需一定的政治价值观作为解决问题的统领性思想。
（二）研究者的多学科背景
不同学者的学科背景对于其研究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以及需要从不同的学科需求来研究，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其发展的动力是学者不断结合实际探讨和研究。美国早期公共行政理论家几乎都是政治学出身，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者大多数出身于政治学和管理学，还有部分是科班出身，因而其研究的知识背景决定其研究的出发点，从政治学出身的学者倾向于从政治领域来研究和探讨行政管理学为政治服务及发展方向，而出身于管理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政府管理过程出现的管理问题需解决的方向寻求研究领域，这就决定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特点。他们从各自领域出发，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等出现了不同。通过对研究领域倾向于行政管理学的学者做了学科背景统计分析，发现学者都会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理论框架来作为其研究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研究受学者学科背景的影响。
三、对行政管理专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为了积极主动地适应和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行政管理学要从自身现有的基础上突破和发展，才能在回应社会多元发展要求的同时具有自己独立的特色。
一是要明确行政管理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把行政称为“国家的组织活动”。行政管理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管理的客体或内容是国家事务，行政管理的基础是国家权力。行政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管理活动是国家意志的贯彻和执行，而国家总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行政管理是为实现国家的社会目标和统治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活动，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政治学是研究国家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运行机制等，是一门基础性理论学科。而行政管理学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政治组织中行政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着重探讨政府职能、管理规律和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二者之间关系紧密。行政管理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没有非政治性的行政管理活动。因此，必须把行政管理的研究置于整个政治关系、政治活动的研究体系之中。
二是要明确行政管理与管理学的关系。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活动，但并非所有的管理活动都属于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是研究行政管理规律的，管理学是研究一般管理规律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行政管理学是管理学理论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具有特定意义的管理。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性质与制度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和制度，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解的，也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出发的基础。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经济的社会形态，不能仅仅从经济的社会形态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还要从政治的社会形态及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关系中审视人的生存关系。从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来看，我们要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推进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行政管理就是关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或者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而公共利益的实现又没法从政治的视角脱离;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因利益的多元追求，从规范上为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也是难题，因此还是从公共利益生产上进行界定比较合理，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也就是政治和管理在公共事务上不能分离的。
在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作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和方法。
公共管理研究方向篇10
2006年12月9-11日，来自北美和海峡两岸的近60位学者和官员在厦门大学参加“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地方政府改革、公共服务提供、地方政府治理等议题及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深化地方政府改革(一)深化地方政府改革的背景与意义从上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运动开始，“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府改革不仅关注中央政府层面的治理与变革，而且注重地方政府的治理与发展。虽然我国地方政府经过多次改革已取得一定成就，但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改革历经坎坷，仍然任重道远论文。学者们普遍认为，加强地方政府改革相关问题研究，有助于处理好改革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有助于在地方政府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引入新的政府工具或管理方式；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新形势下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因素和约束条件，客观认识和解决当前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强地方政府改革相关问题研究，发展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提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新思路，是推进地方政府改革进程，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前提，也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迫切要求。(二)地方政府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会者分别从各自不同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理论上，有关地方政府改革的理论创新研究不足，至今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用于指导地方政府改革的系统理论；而在理念上，“无限政府”、“官本位”、“管制型”、“允许型”等传统政府理念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制约着改革的进程。而在管理方式上，新的政府工具和管理方式还比较缺乏。来自政府部门的发言者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论述了当前地方政府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认为主要问题表现在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不够；决策的科学性有待加强，拍脑袋决策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水平极待提高，粗放型、资源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大量存在。而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则主要在于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明确，科学的决策制度不尽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政绩考核机制不尽合理，干部任用制度有待改革。一些学者还考察了农村基层政权改革情况。有学者从农民上访角度考察了农村基层政权内卷化问题：在增强国家能力的旗号下，各级政府增强了对农业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但在资源提取增加的同时，中央政府却不能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政治管理。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则在于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地方政府成了独立利益的政治经济主体。目前的乡镇政府改革也存在着“跑借贷、跑项目、跑变卖”政府、悬浮型政府等问题。(三)深化地方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针对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有学者系统地提出了地方政府改革的“研究纲领”，从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角度全面勾画了地方政府改革研究的基本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地方政府改革研究的如下基本主题：地方政府改革与治理的理论基础及其创新的研究；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因与约束条件研究；地方政府体制创新与机构重组研究；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体系研究；地方政府工作流程再造与管理方式改进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政府间关系研究；地方政府改革与中央政府改革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有学者提出，我国地方政府改革方案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进行系统设计。在宏观层面上，提供地方政府改革系统战略，为地方层面上的政府改革与体制改革提供总体框架；在中观层面上，阐明地方政府改革的重点层面(省、地区、县和乡镇)，并明确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管理方式更新以及绩效评估上的重点内容和优先顺序；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地方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和推进方式，选择当前地方政府改革的切入角度和推进途径，为地方政府改革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改革建议。有学者从构建“惠农型政府”角度提出了乡镇政府转型的目标与思路，即要着眼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处理好乡镇与上级政府的事权关系、乡镇与基层村的关系，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职能，创新乡镇的税费管理体制，约束政府的增税行为。还有学者从行政效能成效机制的建设角度论述了地方政府改革的途径。政府机构应具有持续创新潜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使制度推动成为实现科学规范运作，保证政令畅通，防止和克服及各种不良行政行为的坚实保证。(四)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厦门市思明区区长(现任区委书记)作为特邀嘉宾介绍了思明区政府近年来的政府创新的实践：包括在管理理念上，强调“经营与治理并重”、注重治理，引入多方参与；在管理模式上，推行透明、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简政放权的街区管理以及通过多种途径提高行政能力，如成立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思明发展研究院)，引进了iSo9100、iSo1400质量认证体系等；在政府成本管理上，规范预算管理，延伸招标内容，推进行政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市场改革；在政府政绩评价创新上，结合电子政务建设，开发绩效评估软件等。有学者介绍了台湾地区地方政府改革的情况。由于当前台湾在政府再造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权限发生了变化；小区意识、民间参与等意识使得台湾地方政府间关系向“共享管制”方向发展。在共享管制的制度模式下，地方政府在人事权增加、专业性政策建议发言权增加的情况下，逐渐可以与高层共同进行政策制定；也可以基于地区的差异性，进行地方政治发展的规划。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还介绍了加拿大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系统，详细论述了公民、民选官员和市政雇员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重点论述加拿大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中的改革经验。二、加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创新(一)加强公共服务提供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对公共服务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基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理论视角的研究较弱，未能对不同约束条件下动态的可抉择机制与部门合作模式做深入分析，过于强调理论推演而缺少可行性的考虑，理论成果的政策指导意义不强。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研究，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指出，重视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的研究来探讨加强公共服务提供的理论研究，首先在学术上，可以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公共服务及其提供机制和方式的理论；可以对公共服务的内在特质、价值理念和变化轨迹进行深入挖掘和整体勾勒并系统梳理公共服务的分类结构；可以分析公共服务的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弹性的联动关系；可以拓展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权威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之间合作的逻辑模式，深化对现代政府职能的理解；其次在实践上则可以根据理论研究成果，设计一个适应转型期中国公共服务实践需要的提供机制和方式创新方案，推动我国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的变革。(二)当前公共服务提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已经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而公共服务的制度改革仍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一方面，由于缺乏合适的生产机制和制度安排，使得国家对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和产出不足及总量不对称，且效率较低，既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又加剧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弹性的分配和输送途径，政府与其他社会部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这就加重了政府的成本压力，激化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如果以转型期中国财政支出的实证数据为依据，则可以窥见财政支出公共性取向与公共服务的成效与不足。公共服务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分配也存在失衡问题；弱势群体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和城乡分配的失衡问题更值得关注。有学者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位；农村税费改革和村集体经济的萎缩，公共品供给财力不足；转移支持明显不足，制度不规范，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不平等；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结构失衡。台湾学者指出，台湾目前地方政府在提供基层公共服务时遭遇的关键问题，就是资源过于稀少。面对功能扩张及服务项目增加，经常将公共服务以外包方式委托由民间提供，但易发生民主程序无法就民间提供服务状况进行监督的问题。(三)加强公共服务提供的路径选择与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了有效公共服务提供的对策问题。在理论层面上，针对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有学者从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对策建议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加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研究的方案。主要包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多重约束条件下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的选择；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现状、成效和存在问题；国内外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及方式创新的主要举措、推进路径和经验教训；可供选择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及方式的评价与应用；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及方式创新；我国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创新的对策建议。在具体对策层面上，有学者提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应坚持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统一、兼顾与急需的统一、择优与代价的统一、合本地历史文化传统与合全球化趋势的统一等基本原则。有几位学者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要加强公共服务的提供，就必须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责任与权利；按照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的要求，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公共财政职能转变；寻求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还有学者提出，如果以一种竞争型政府的视角来检视地方政府，则可以发现由于不同的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不尽相同，因而有能力供给数量更多和质量更高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就会对各种生产要素拥有更强劲的吸引力，从而可能在下一轮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一位台湾学者指出，在民间参与等意识增强的共享管制的制度模式下，台湾地方政府增加了人事权、专业性政策建议发言权；台湾地方政府官员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公共经理人趋向的问题。在管理方面，正视资源不足问题，基于地区差异与优劣进行Swot分析，认定出关键性公共服务，同时重组并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是台湾区域治理的应有之道。(四)公共服务提供的实践经验有学者通过比较国外城市增长管理的政策和实践的经验，总结了一个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经验。城市增长管理政策，是借助于大都市区的土地使用规划，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平等为主要目标，促进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政策可以保障大型公共服务项目的经济和高效，促进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有台湾学者通过对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的个案的分析，认为众多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分割权力的现象，使得缺乏整体规划的发展、充足的资源基础和缺乏解决共同问题的具体行动。在此基础上多数的公共服务出现不规模经济现象，公民偏好对于地方公共服务的较多控制。因此，多层级公共财政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三、探索地方政府治理新机制过去15年来，“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称任何事务或者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因而揭示治理的内涵与外延，探索地方治理的主体建构就成为学界需要研究的问题。与会学者在地方政府治理这一核心议题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体包括治理的概念辨析、政府治理的理论沿革、地方政府治理的研究途径、治理的公共性与合法性、地方治理与政府间关系、西方政府的治理和公民模式、地方治理的公民参与官员角色、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等七大主题。(一)治理概念辨析与地方治理的理论沿革就治理的概念而言，多数国外学者认可罗西瑙、格里斯托克、全球治理委员会等关于治理的理论界定并提出了自己的补充。他们认为治理指涉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然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国内学者多认可以俞可平、杨雪冬等学者为代表的“治理理论”、“善治理论”和“多层治理结构”。孙柏瑛的《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较全面研究的一本书。就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二者角度、范围不一样，地方治理的范畴似乎更大，主体包括除地方政府外的第三部门、私人组织等，强调多主体的合作对地方事务的治理。因而地方治理(或者说地方政府治理)，主要指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分权、重组等改革提高能力以适应全球化等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如何促进公民参与，如何促进多中心网络的建立、发展，如何在多中心合作中起到核心作用，以更好处理地方公共事务。(二)治理的基本研究方法与范式就治理的研究途径而言，众多学者的表述可概括为：以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理论为代表的宏观层面的基础性理论研究途径；以各种形式研究民间组织与治理、村民自治和村庄基础、社区自主治理为代表的微观基础领域的实证性研究途径；以地方政府善治、公共部门民主治理为视角与案例，并从案例中丰富与发展治理理论的案例分析研究途径。这些研究途径具有一个总的线索，即培育社会中介，发展公民社会。就学者们能够取得交叠共识的治理范式而言，顾客导向是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确定政府主要职责是治理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主体多元是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竞争机制是治理理论的基本方式。(三)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有学者从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角度出发，论证了公共性、地方性和合法性可作为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微观立体分析框架。公共性从横向层面体现为代表性与回应性，地方性从纵向层面体现为参与和多中心治理，合法性从垂直层面体现为治理绩效、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以公共性为轴心，将公共治理的地方性与合法性有机整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政府明智的政治策略选择。政府治理公共性与地方性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为基础，进而以公共性为轴心，实现地方性与合法性的有机整合。从横向层面看，公共性是政府治理的核心概念和根本价值定位；从地方层面看，它表现为公民社团的参与和多中心治理；而从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它又表现为治理绩效评估、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先界定公共治理主体与职责，然后确认治理的范围与边界；进而选择公共治理的策略与价值定位，最终均衡利益并优化则是这一分析框架的较完善过程。(四)地方治理与政府间关系一些学者对于国内目前政府间关系治理的症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政府间关系的治理，包括以纵向间的分权与横向间的联合、权力结构与组织、财政与人事权的分配与运行的研究途径。一位学者通过对广东某市一个街区中的社区垃圾站治理的多年跟踪，得出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不同的主体在街区权力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是非均衡的，政府依然处于强势，但是商业公司正在以各种策略影响政府，并在利益冲突之前与政府结成同盟关系。有质量的集体对话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仍然是稀缺的，但是构成有质量集体对话与抗争的元素与技艺正在生长；而在内生与外延的力量逐渐生长的居民面前，传统的政府强制性权力运行方式已不合时宜；而越到基层，权力就越具有协商性。如果政府缺乏制度层面的反思能力，那么这一政府就还不具备真正“治理”的内核。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到，政府治理技术的关键是充分法治、公开信息并促进均衡；就地方政府间关系，特别街区关系而言，一个开放的政府或许才是治理发育的良好雏形。(五)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公民模式加拿大有学者从加国国情出发，分析了加拿大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三种模式——市场模式、顾客模式或公民模式。由于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已经陷入僵化地抗拒改变和学习，将公众简单地当作委托人，存在缺乏透明性和问责性等一系列问题，新的组织结构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补充性途径，建立地方政府组织的新兴结构便应运而生。目前后官僚制地方政府组织管理的多种模式在加拿大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模式和地方政府的公民模式。就市场化模式而言，政府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关注市场关系与顾客、商业价值中的效率收入与竞争；还引入诸如合同外包、民营化、伙伴关系等一系列的政府工具，以及绩效评估、公司战略规划、顾客调查、电子政府、服务中心等商业化管理手段。而就公民模式而言，其基本出发点则是重新重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异，通过回顾治理与民主过程来重现对公民的尊重，通过解析价值来获得可及的、透明的、多元的公民参与，平等协商、社区发展。一言以蔽之，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民主过程而不是提供服务来推进和实施政治决定；公共管理的任务并不只是技术性的和管理式的；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为社会塑造能够提供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六)地方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官员角色部分学者对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新公共服务模式中，公众参与具有帮助公众说出并实现其共同利益、构建关于公共利益的共同认知、在民众之间建立起互信合作关系并最终建立对全体人民的充分尊重的重要性。完善并强化公众参与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制度包括：通过互信与合作，建立起民主的公民权力，通过鼓励在共同利益和对公共利益共同认知基础上的对话，进而鼓励一个包容与尊重的过程，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并有效地推行等。良好的制度设计是提高公民参与的基石。就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过程而言，有学者指出，透明和开放的遴选过程是开山之斧，它产生代表和高效的团体；规范公众参与是车之轮轴，它关系到能够构建起探讨何谓公共利益的对话空间；能否培养起民众的民族参与能力进而聪明地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公众参与的结果则是果实并蒂，它改善了公众参与过程与公共政策，并使之相得益彰。另外，一些学者对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分析可谓细致入微。认为：官员的绩效评估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国家已历时多年，然而公民和民选官员在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实践中并没有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技术官僚和科层官僚仍然控制着高层政府部门；地方官员不能成为商人或者经纪人，他们必须是敏感的、一心一意的保管人；没有民选的保管人与看护者，缺少了民选官员和公民的参与，政府治理肯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败局。(七)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在研讨会上，众多学者阐述了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深远的意义。强调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的适用，具备治理的相关特征，核心目的是与其它主体携手合作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的挑战，以应对地方公共问题，共同处理地方公共事务。创新和改革是各有侧重的过程；创新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而改革则是革故鼎新。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提高能力，向其他主体让渡一些公共权力，就必然要进行相应内部重组、横行和纵向分权等方面的改革，进而需要进行创新，开发新的治理工具，创建合适的合作网络。另一方面，治理理论本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包括“新公共管理”、“善治”等用语，意味着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这也涉及到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从整体上说，地方政府改革、地方政府创新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途径，而地方政府治理又是地方政府改革及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几个发展的体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互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