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逻辑篇1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一旦违背其内在逻辑，经济就要出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是投资驱动、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从而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这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逻辑。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复杂而庞大的经济体，必须找准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逻辑，积极适应，才能够让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而健康的发展。党的十以来，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逻辑逐渐被揭示而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提出了一系列适应经济发展新逻辑的政策和改革举措。
“上限”与“下限”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逻辑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也是经济发展的要义所在，没有经济增长就一定有经济危机，然而，经济增长过猛过快也会造成经济危机。那么，如何把控经济增长幅度来避免经济波动？中国对此进行探索，找到了答案，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划定了“上限”和“下限”：“上限”为防通胀，“下限”则为稳增长和保就业。这看似简单，但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逻辑。既避免了投资过热，又托住增长的“底”，提振了市场信心。当然，不同的时期，“上限”和“下限”区间大小会有所不同，而划定经济运行区间，保持经济平衡增长，无疑是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逻辑的创造性举措。
“喷灌”与“滴灌”
――中国经济刺激的新逻辑
发展经济离不开刺激，但如何刺激，却大有学问。过去，一旦经济增长放缓，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强刺激、地毯式刺激政策。因而，往往一刺激就通胀，一抑制就通缩，甚至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的后果。除此之外，刺激手段也过于单一。
党的十以后，经济刺激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7月15日，总理明确指出，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和“滴灌”。所谓“喷灌”，则是实施精准发力的政策，有针对性地行业细分，从财政、货币、投资政策等各个方面向部分行业或企业进行倾斜。所谓“滴灌”，就是要让“微刺激”的程度更适时适度。
目前，在政策层面，中央政府未推出宽松货币和增赤措施，而是出台减轻小微企业税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调高铁路投资，向民间资本开放80个重大领域，扩大服务行业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下调县域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启动地方政府发债试点等等“喷灌”和“滴灌”措施。显而易见，这些“喷灌”和“滴灌”的基本特征，便是对准“病症下药”，对准“患部打针”。显而易见，“喷灌”和“滴灌”将成为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刺激新逻辑的重要方式方法。
监管与服务
――中国经济治理的新逻辑
过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甚至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在市场上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乱管；有寻租空间的就管，没有寻租空间的就不管。这已被一系列腐败案件所证明。捋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行政体制，简政放权，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治理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以后，便正式开始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经济治理现代化，这是带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轮。但无论是“治”还是“理”，无论是“监管”还是“服务”，目的都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以使中国经济能够在多元、复杂的现实与未来中健康、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尊重法治，不仅管理经济依法办事，推进改革也要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这便是适应未来中国经济治理新逻辑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互利与共赢
――中国经济开放的新逻辑
过去，中国经济开放的逻辑是以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输出产品为主。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和技术输出。从近期投资动向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将首次超过外商对华投资，凸显出全球经济影响力重心正在向中国转移。这样，中国的大量资本和新技术需要在全球寻找市场。
在这样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党的十提出，对外开放中要坚持共同发展，坚持通过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在着眼于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和支持对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寻找利益交汇点。因此，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新逻辑。
经济发展逻辑篇2
关键词：县域经济政府行为经营性政府
问题的提出
关于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后地方政府越来越具有“理性人”的行为逻辑，另一些学者认为，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行为依然受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体制惯性的影响，其行为逻辑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的新历史条件下，必须适时实现角色的转型，由发展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郁建兴等，2004）。但是，在我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演变方向不是单纯的公共服务政府，而是凭借其对地区性生产要素的控制权，转向从整体上控制和经营地区经济（曹正汉等，2009）。
由此可见，关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出现了若干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或者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抽象概括。然而基于地方政府行为本身，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行动者，探讨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与策略，则需进一步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迫切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以及转变职能的过程进行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政府行为分析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解释”（何显明，2006）。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现有政府体制中，县域政府是如何发展经济的，县域政府的行为逻辑如何。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中部地区的五个县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将结合调查材料展开论述。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发展，再发展，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永恒不变的政策主题”（郑永年，2011）。这种发展导向的政府运作模式体现到县域范围内，就是县域政府把“发展至上”作为政府理念，贯彻到全县的各项工作之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积极发挥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走出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本文将结合调查材料呈现县域政府在这些发展模式中是如何运作的。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短缺的背景下，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无论地处沿海还是身在内陆的各级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不少地方的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府主导下的招商引资热潮。本文调查发现，县域政府千方百计进行招商引资，提出只要有利于招商引资一切都可以谈。招商引资被认为是县域政府的首要工程。
首先，建立领导小组。一般以县级主要领导作为组长，各职能部门作为成员。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的建立，意味着招商引资在县域范围内成为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工作。领导小组会进一步以组织化的方式开展工作，推动县域范围内招商引资。这些方式包括：坚持招商引资例会制度；成立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实行县领导分包重点项目制度。
其次，优化招商环境。投资环境更多地指经济发展的软件和硬件，即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在调查中，一些人认为，“环境是竞争力，环境是生产力，环境是加快发展的生命线。过去招商引资靠的是优惠政策，现在靠的是环境，如果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好，项目是不会来的”。在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选择，包括交通、电力、土地等。在软环境方面，一些县努力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营造重商、亲商、惠商、富商、安商的良好氛围。
再次，采取多元模式招商。县域政府在推动招商引资中，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不照抄照搬外地经验，创造了多元化的招商引资方式。具体包括：一是实行产业招商；二是实行专业招商；三是实行以商招商；四是实行园区招商；五是实行商会招商。一些县宣扬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招商主体，处处都是引资形象”和“谁招商引资谁光荣”的观念，形成人人关心招商引资，支持招商引资，参与招商引资的局面。
最后，制定招商优惠政策。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采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土地、审批、管理服务等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何显明，2008）。县域政府面对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环境，在吸引外来资本中出台了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等内容。这些政策都选择了差别化优惠原则，依据不同的投资额度会享受不同的优惠。县财政还设立县级领导招商引资活动专项经费，为县领导外出招商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近年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虽然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产业集群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但在引导产业集群合理有序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防止产业集群退化甚至走向衰退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有效参与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保障。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早期经验，内地县市的产业集聚不是自发形成的，更依赖于县域政府的各种努力。县域政府主要领导意识到产业集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积极致力于招商引资的同时，也把招商引资与培育产业集聚园区结合起来，打造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首先，成立领导组织。县域政府在发展产业集聚中，如同其他发展模式一样，也成立了高规格的产业集聚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这些领导组织往往由县里的“一把手”担任主要领导，其象征意义则是产业集聚是县里的“一把手”工程，引起自上而下的重视。县域政府一般成立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内设商务、规划建设、企业服务等工作部门，出台工作责任目标制、工作落实台帐制、重点工作领导分包制、解决问题联席会议制、工作推进督查评比制、工作成效严格奖惩制等工作推进机制，对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进行细化、量化，对工作成效进行定期排名通报，细化工作责任，加强过程控制，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科学编制规划。发展地方产业集群必须发挥政府的规划和宏观管理职能。因此，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县域政府一般高标准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总体发展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的定位和近、中、远期发展目标。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都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标准建设”的原则，聘请高规格的专业设计机构编制了《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
再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区内的基础设施是单个企业无力也不愿意提供的，应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政府来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决定着产业集聚的硬件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集聚区的区域竞争力。县域政府一般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完善道路、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建成创业园标准化厂房，设立综合服务中心、投资开发集团等服务机构，增强了集聚区的吸纳集聚和孵化再生功能。
最后，净化企业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仅是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硬件环境，而其软件环境则依赖于政府为企业发展打造的服务环境。“在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宜直接介入和干预，但要增强服务意识，搞好服务”（陈柳钦，2009）。县域政府成立专门的服务机构，为项目建设提供“一条龙、一站式”服务。一些县规定每一个领导分包一个重点企业、一个重点项目，定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三）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目标管理
所谓“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奖惩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王汉生等，2009）。目标管理责任制是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目标管理作为一种县域经济发展策略，具体可以分为目标设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
首先是目标设定。目标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在层级责任主体之间签订目标责任书，这意味着各责任主体首先要对上级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个指标体系，作为对下一级政府或部门考评奖惩的依据，然后制作成书面的责任书。在调研中，一些县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做到“强化目标，明确责任，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县政府对各乡（镇）政府和县直各责任单位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签订责任书。在目标设定中，县域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都被赋予数字性指标。量化的指标成为衡量与考核目标完成情况的依据。不仅如此，不是所有的任务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性，指标设定过程也会根据任务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目标不同的权重。
其次是目标分解。在目标设定之后，就需要确定完成目标的单位和部门，把目标分解到各个对象之中。目标分解一般沿着两个轨道进行：各地在实施部门责任制时，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实行所谓的“双轨”或“双线”责任制。所谓“双轨”，即县、乡各级政府部门为一轨，县、乡、村各级业务部门为另一轨（王汉生等，2009）。县、乡、村各级行政部门之间层层签定责任书；县、乡、村各级业务部门之间层层签定责任书。其实，对于两个轨道而言，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除了垂直管理部门外，各级政府的目标任务都是依靠相关的业务部门来完成的。县域发展的每项任务都有专门的分管领导与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对分管领导负责，分管领导的工作也会向相应的目标倾斜。分管领导和责任单位相结合，成为推动县域发展目标落实的一种模式。
最后是目标考核。在当前的政府运作模式中，“各级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均承担一定的经济指标，完成这一指标成为行政首长的第一任务，上级机关按照其下达的指标对下级机关的工作进度进行频繁考核”（何显明，2008）。目标管理必然伴随着目标考核，没有考核的目标管理会流于形式，前期设定与分解的目标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如一些县实行招商引资目标管理责任制。将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年终县政府对各责任单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列入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
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经营性逻辑
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之下，“动员一切资源，千方百计地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既是地方政府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又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忠诚的表现；既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唯一途径，又是实现政绩最大化及政治晋升机会最大化的基本策略”（何显明，2008）。因此，对于县域政府而言，面临着外在约束与内在动力，不遗余力地经营县域经济无论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领导干部个体，都具有重要的紧迫性与现实性。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学者们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概括为“发展型政府”，以此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这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郁建兴等，2004）。
发展型政府是从政府行动导向层面对政府的一种描述，没有足够地体现出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能动性。我们依据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行为与策略，提出政府的经营性逻辑，以此来描述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的特征。相对于发展型政府的目标导向，经营性逻辑更体现出县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过程性特征。
一是县域发展的政府主导性。在发展理念上，县域政府坚持“发展至上”的理念，把发展看作是县域政府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发展造成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因此，在向现代化、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县域政府没有放松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反而更深地主导着县域市场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主导县域发展过程，政府过多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之中，推动着县域经济发展。
二是政府运作的企业化。从行为策略上来看，县域政府的发展行为体现出明显的企业化运作的特征。目标责任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广泛运用，注重量化考核和经济效益，并以严格的奖惩作为官员晋升的依据，使县域政府管理以一种类公司化管理方式进行。政府行为企业化趋势的发生，政府直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活跃行动者和利益主体，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进而在整个社会活动中超越性的降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在市场交易中赢利，如何通过市场行为增加自己的收入。
三是政府经营的泛化性。政府经营不仅出现在县域经济领域，由于经营的有效性使得政府把其作为其他工作的常见手段。县域政府的经营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渗透，将诸多公共领域纳入到产业化的范围之中，按照企业化和市场化方式来发展公共服务。这是因为县域政府以利益最大化为行动逻辑，来进行经济建设之外的社会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经营性逻辑的解释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性政府，表明县域政府并没有实现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依然是其工作的重心所在。在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经营的形成方面，压力型体制与财政联邦主义是其特征呈现的两个机制。具体而言，压力型体制是县域政府行为的外在约束，使其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考核目标与任务，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财政联邦主义则是县域政府行为的内在动力，使其有充足的理由去从事经营行为，以扩大所掌握的财政资源。
压力型体制下县域政府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机制，约束着县域领导的行为，使其致力于本地经济发展。这一激励机制就是我国官员治理的“锦标赛模式”（周黎安，2007）。在政治锦标赛模式下，考核官员的标准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提高，官员自身的利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周黎安，2007）。县域政府不完全是为了应付上级交代的任务而经营，其很大程度上自觉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之中，甚至为此而进行地方竞争。县域政府官员意识到压力体制下的潜在利益，通过完成指标任务就可以实现自身晋升。正是在这样的晋升激励下，县域政府官员不仅要完成上级政府设定的发展任务，还会通过一定的努力超额完成任务，在与其他县市比较中处于优势。这些官员看重的不是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而是其背后的晋升优势。
如果说锦标赛模式是从官员个体分析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话，财政联邦主义则是把政府作为整体来研究。任何官员的个体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政府运作之中的，政府运作特征不可避免地对官员产生影响。在“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这种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官员个体之间的竞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官员在主导着政府来赢取晋升中的竞争。就县域政府而言，“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吸纳生产要素”（钱颖一、weingast，2008）。因此，县域间的竞争为县域政府或官员提供了发展经济的自我激励，促使他们去努力优化发展环境，引入流动中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当地经济发展中。
笔者通过考察县域政府的发展行为和发展策略，发现了县域政府运作中的经营性特征。这种在压力型体制下的运作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县域政府也会运用经营性逻辑去解决其他工作问题，由此导致县域政府的任何工作都带有明显的经营性特质。如在落实新农村建设任务中，县域政府采用经营的办法推动新农村建设，结果导致新农村建设流于形式主义。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经营，固然保证了县域发展的高效，但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发展中的成本问题，对法律的忽视问题等。如何破解县域政府的经营性导向，已经成为县域政府改革的一个关键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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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钱颖一，weingast.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载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经济发展逻辑篇3
关键词：小农经济；存在逻辑；发展方略
一、问题的提出
小农经济是指建立在为数众多的小规模农民家庭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也是党代会上首次肯定“小农户”的功能和地位。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我国经营耕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农户依然高达2.1亿户，占全部农户比例的79.6%，即使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到2030年我国实现70%的城镇化率目标，但由于2030年将达到14.5亿人左右的预估峰值，届时仍将有4.3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近些年来，学界对小农经济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将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因而将小农经济视为农村衰败和落后的根源。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的调研数据显示，虽然土地规模经营之后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土地的生产力却实际上有所下降。就世界范围而言，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出也高于大农场，如日本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就高于美国，这同日本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小农经济凭借其自我监督和精耕细作的特性拥有其他经营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同时从现阶段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城镇的社会保障能力及公共服务能力来看，有限的吸纳能力难以充分保证被挤出农业领域的农民能够在城市立足。因此，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体系的主要特征。
二、小农经济的存在逻辑
（一）基础性。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小农户户均耕地面积约为5亩左右。同时，农民工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农业生产长期面临人多地少的困境，小农经济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此外，进城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因为技术含量低导致替代率高，一般35岁以上很难进厂打工，40岁以上很难进入建筑工地，50岁以上则很难从事服务业，因此农民工面临着常规性失业和突发性失业的双重风险。不过，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民既可以进城务工，又可以回家务农，即使他们失去了城市工作机会，也不会引致严重的社会动荡，究其原因在于乡村是农民的“休养地”，有田可种为个体、家庭以及国家的稳定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二）坚韧性。小农经济是基于我国农村实际发展状况的理性选择，农业作为传承我国农耕文明的主要载体，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孕育和延续的经济基础。因此，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尽管当前人地关系相对尖锐，但通过兼业经营、农工结合和精耕细作等多种方式顽强地生存下来。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使小农经济暂时消失，但对小农经济的内在弹性带来的影响并不具有持续性，如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实践和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大包干”实践等。由此可见，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无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仍能以各种方式得以再生，并在实践中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这也正是党在报告中赋予“小农户”以历史地位的深层次动因。（三）互补性。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到2016年底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量的28.6%，无法取代小农户的主体性地位，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在农产品结构上存在着共生关系，由于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拥有的要素禀赋各异，因而具有较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一般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生产粮食等大田作物，因为品种相对单一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小农户主要从事经济作物和果蔬作物等的种植，两者的产品结构是互补关系。因此，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多元互补，确保小农经济这一基本的农业生产模式的稳定性。
三、小农经济的发展方略
（一）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完善，不仅需要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同时应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针对小农户生产规模小、要素聚集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和生产技能不足等弊端，积极引导小农经济进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进而探索多元化、混合型的发展模式。各地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基于多维视角制定针对性强的扶持政策，以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收、对接市场，逐步将小农经济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让小农户也能够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农地规模流转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可能会损害小农户的利益、压缩小农经济的发展空间，其实通过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充分带动小农经济的发展。基于此，应鼓励农业生产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与小农户进行深度合作，以合同或股权形式带动小农户参与其中，通过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或股金分红等方式提高小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在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解决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诸多难题。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为其申请财政扶持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能够激发起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动力。（二）调整农业补贴方式。基于要素投入和产出的视角来考量，可以发现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宏观上效果较好，但在微观上由于主体数量庞大效果并不理想，农业补贴的政策效应呈遂年递减的态势。目前，我国对小农户实施统一的补贴标准，即按照耕地面积乘以单位面积的补贴金额予以补贴，多数地区的补贴水平处150～300元/亩的区间，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挂钩的农业补贴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小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但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补贴的效用有限，因为这种普惠式的大田作物生产补贴方式在小农户的收入构成中占比较低，因而应调整农业补贴政策以提高政策效能。对实际耕种面积较多、地块整理效果较好的小农户加大补贴力度，并根据粮食价格的不断变动相应地调整补贴标准，同时在耕地保护、地力改良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要求。如此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小农户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补贴的政策执行成本，进而降低了“黄箱”补贴水平，扩大了“微量允许”的剩余空间。同时，应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小农户适度倾斜，提供财政帮扶、低息贷款和技术支持等，鼓励小农户积极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和定制农业等，带动和吸引更多的小农户将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当中，以提升农村经济的活力并提高小农经济的发展质量。（三）开展农业生产托管。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可以帮助小农户解决自身所无法解决或合理解决的问题，而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是破解小农户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难题的极为有效的策略，这是一种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的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服务组织的经营模式，并且在农资采购和干燥仓储等附加作业环节亦可实施，如将农资采购由分散改为集中，则成本可以下降15%至30%左右，病虫害防治的规模化效应也能够得以显现，从而释放出较大的利益空间。近年来在我国很多地区出现了由社会化服务组织完成农业生产重点作业环节的探索和实践，如湖北省的“代耕代种”和四川省的“农业共营制”等，这些均属于农业生产托管，但总结各地的经验笔者认为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一是发放免费服务券。鉴于一些地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托管成本较高，应对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减免增值税，并通过向小农户免费发放服务消费券的形式支持小农经济的发展，鼓励小农户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农地的零碎化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农业生产托管的开展，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农田水利、机耕道和农机场库棚等方面的建设力度，使农机进田有路、田网灌排通畅，从而为农业生产托管奠定基础。
经济发展逻辑篇4
引言
说：“郡县治，天下安。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张占斌也曾深刻指出：“从国家发展进程来看，‘县’这一级做得好，国家就乱不了。‘县’连着三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县域发展与当前中国的全面小康建设紧密相连，县一级政府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城乡基层的重要职责，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管理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的考验。所以县域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更应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发展难题，补齐发展短板，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一、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县域经济占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而县域人口则超过全国总人口的70%，土地占总面积的约90%。但长期以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短板。一方面，“市强县弱”格局逐渐固化，甚至面临着人才大量流失、发展后劲不足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危机里孕育着希望，“短板”之处也正是推进跨越发展的潜力所在。事实上，县域经济在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等很多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五年，更应该着力在补齐短板上下功夫，尤其要补齐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使县域更好发挥以城带乡、扶贫攻坚桥头堡的作用。
二、当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市强县弱”格局固化，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发展后劲不足。一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资源少、质量不高”的尴尬局面。市内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在市区，而广阔的县域则处于相对薄弱状态。以泰安市为例，市区集中了山东农大、山东科大、泰山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众多高校，还有市中心医院、八十八医院、泰安市中医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而各县市区则没有高校入驻，教育医疗水平也远不及市直学校医院。二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吸引力趋弱，越来越难以吸引到人才并留住人才。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相当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将就业地锁定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在“人往高处走”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很多出身县域的高校毕业生以留在大中城市就业为荣，县域发展吸引力趋弱，尤其是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比较匮乏。一些县域普遍反映“出去的不回来，外面的引不来”，优秀拔尖人才匮乏，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三是由于处于相对边缘化地位，县域往往会成为承接落后产能和产业的“高地”，成为被发达地市淘汰的高污染行业的“接盘侠”，特别容易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这些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做好提前统筹规划，才能少走弯路，充分挖掘发展潜力，变劣势为优势，使县域成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支撑点。
三、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是市管县体制逐渐固化，弊端显现，形成“市挤县”、“市压县”的局面。省直管县与市管县，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实质上是市县发展的优先地位问题，是区域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下，优先推进了城市的发展，县域发展相对滞后。关于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减少行政层级，逐渐取消地级市，推进省直管县，全国许多省市也在做省直管县的有益探索，比如河北将62个产粮大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浙江则将经济管理权限能放就放，而在湖北，除恩施自治州和市辖区外，赋予全省所有县（市）政府享受地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当前形势下，短期内取消地级市是不现实的，但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步实现扩权强县，并努力实现各县市区均衡发展的目标。二是资源配置权力掌握在地级市的手中，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市区聚集着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众多最优资源，而广阔的县域则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资源少、质量不高的尴尬局面，发展较为缓慢。三是市区和县城巨大的发展差距，使县域愈加难以留住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地区发展的第一要素。在“人往高处走”的传统观念作用下，大批优质人才流失，支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日趋薄弱。
四、关于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必须增强时不我待的现实紧迫感，敢于拿出超常思维，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实现跨越发展。要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彻底扭转“市强县弱”的局面，使“县城和市区一样好”真正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一）推进市级分权，实现“实权到县”
我国历来是政治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长期以来，县政府只相当于市政府一个组成部门，这种局面加剧了市县不平衡发展，正是造成“市强县弱”的根源。要推进“实权到县”，可以从政策法律层面，明确赋予各县副厅级规格，这样有助于更好推进市区优质资源“下沉”到县。同时，要加强省直管力度，可以明确市委副书记均由各县市区书记兼任，市政府副市长均由各县市区政府一把手兼任，以便于从根本上改变“市挤县”、“市压县”的局面。
（二）推进市直机关、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下沉”到县
长期以来，市区成为地级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中心，聚集了全市最优资源，而广大的县域则面临资源少、质量不高的困扰和尴尬。要推进市县协调均衡发展，就必须推进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市直机关、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走向县域，“下嫁”县城，这种带动发展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济宁的曲阜师大、济宁学院两所本科院校坐落于县级曲阜市，对曲阜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效应明显，潍坊市将市委党校搬迁至昌乐县，济南在长清、章丘建设大学城，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杯水车薪，还远远不够。只有当各县的优质资源总和略多于市区，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局面，推进“人才下沉”才不是一句空话。
（三）建设区间铁路网，使市区和县城交通更加通畅
火车是最安全、最便捷的出行方式。当前，我国许多县城都没有火车站，以泰安市为例，新泰、肥城、宁阳、东平的城区都没有火车站，县城到市区只能依靠单一的公路运输。无论是居民出行，还是货物运输，便捷度和运输效率都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建设市内区间铁路网不失为一种创举。在每个县或县级市的城区建设火车站，充分利用现有铁路线，将每个县或县级市的城区接入铁路网。每天一早一晚各对开一次市区到各县县城的客运专列，主要服务于上班族上下班。如此一来，市区和县城之间的人员往来将更加频繁，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得到极大改变。另外，一些处于交通要道的县城火车站可以接入全国铁路网，开通县城到省城的客运列车，必将更大释放县域发展活力。此外，市区到各县县城的公路建设也要跟上，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市区-县城快速公路（国道或省道），努力畅通市区-县城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使市区-县城的公路交通更加畅通无阻。
（四）推进市区-县城一体化建设，一体化发展
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着眼于区域统筹、一体发展，确立“大交通、大生态、大融合”的发展战略。统一规划，统一配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着力推进优质资源“下沉”县域。另外，不应把县城定义为市区的卫星城，而应该通过优质资源下沉配置、完善铁路公路运输网络等手段使县城市区化，逐步变成市区的一部分，并逐步带动铁路、公路沿线乡镇城市化。优质资源下沉和县城市区化必将逐渐扭转人们的观念，大大增强县域发展的吸引力，使县城能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真正成为以城带乡、扶贫攻坚的桥头堡。
（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出亮点、做出特色，不走寻常路
在决胜全面小康的特殊时期，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有特殊政策。比如在财政上，可以逐步加强省直管力度。在县城建设上，要在增强吸引力上下功夫，在凸显文化特色、打造宜居城市上做文章，提前做好统筹规划，全力承接好市级优质资源入驻。同时，要有大手笔，推进万达广场、贵和、银座等高业态商业实体入驻县城，使广大群众享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
（六）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经济发展逻辑篇5
关键词：当代中国资本逻辑表现形态双重效应
当代中国到底还有没有资本逻辑，或者说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依旧在起作用。这是一个争论特别多的话题。关于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理论学术界通常有这样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应该存在资本逻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代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量”上已经明显超过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正“如日中天”，因此，资本逻辑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主导逻辑。这两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有点道理。那么，这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抑或二者都不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提出如下疑问：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究竟存在吗？如果存在，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吗？如果存在，在当代中国社会又处于何种地位呢？或者换句话说，资本逻辑是当代中国的“主导逻辑”吗？本文拟对这一连串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观点分别代表着两个极端，因而都是不对的。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资本逻辑，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理解不到位所致。第二种观点则把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夸大了。事实上，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但从总体上说已经不是主导逻辑，即便在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不能以偏概全，因为讲资本逻辑是否是当代中国的主导逻辑，显然是从总体上来说的，而公有制毕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毕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组成部分的主导逻辑”说成是“总体的主导逻辑”，显然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因此，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并且在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就总体而言已经不是主导逻辑，这乃是笔者的观点。
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何以存在——基于《哥达纲领批判》的文本源流
关于共产主义的“划分阶段”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谓多矣。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只是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才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0年修订版）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亦有学者对此具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赵家祥教授认为，马恩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使用有时加以区分，有时却不加区分。成保良教授却认为，在马恩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指称“未来社会”的术语，“它们在内涵上并没有差别，也不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但赵家祥教授和成保良教授有一点看法却是相同的，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从来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是列宁第一次把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奚兆永教授则对这一观点不赞成，奚教授认为，“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概念上一直是有区分的，而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说法的也不是列宁，恩格斯早就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了”。关于这场学术争论请具体参阅如下文献：赵家祥《马恩著作中未来社会名称的历史演变》，载《理论视野》1999年第3期；成保良《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用语含义的演变和发展》，载《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以及奚兆永《论马恩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的使用—兼与赵家祥、成保良同志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对其“初始阶段”（或者说“第一阶段”）的状况亦作了深入的分析，例如马克思曾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笔者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样的共产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如果联系上下文便不难发现，实际上这可以从马克思的下文中得到印证。马克思提出这个观点以后，紧接着便分析了这一阶段的种种“弊病”，并且这样指出：“……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恰好与前面的观点前后呼应。可见，马克思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共产主义”的确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然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性质上讲仍然是“共产主义”。而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中“脱胎”出来的，因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可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是处于何种状况呢？这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以上表述，可以作如下推断：《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经历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尚且“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更何况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呢？现如今的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相反，恰恰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相当低的“两半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直接“脱胎”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还仅仅是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这是一项不可规避的事实。建立在此等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想要完全摆脱“旧社会的痕迹”，那实在是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纯粹的公有制是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
马克思对此说的非常清楚，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样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在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现实社会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历史使命当然不是去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实现了的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
既然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当然也值得借鉴。正如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即“南方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复杂背景，笔者认为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存在是有着文本依据和历史依据的。
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表现形态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是最大的国情。一方面，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社会固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是从极其落后的“两半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仅仅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从理论层面上讲，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是依然存在的。
从实践层面看，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亦有着种种明显的表现形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对活跃市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一项长期的政策。
然而，目前在我国的某些私营企业中，老板颐指气使、工人劳碌不堪忍气吞声等现象屡见不鲜，许多民营企业加班熬夜、连续运转已成常态，工人每天超负荷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这种状况与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极力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的情形简直是如出一辙，马克思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生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我国私营企业的运作方式如此可见一斑。很明显，在当代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资本逻辑不仅还存在，而且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劳动者主体地位丧失、劳动异化等问题依然严重。笔者认为，劳动者主体地位丧失也好，异化劳动的存在也好，这种种弊端正是资本逻辑自身运动的结果，是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显现”。
通过上述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表现形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来看，资本逻辑已经不是主导逻辑，但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特别是在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资本逻辑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分析仍然不可忽视。因为只要资本逻辑还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就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资本逻辑的双重效应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求解”
所谓资本逻辑，简要地说，就是资本不断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内在本性，反映了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发展的全过程，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环节体现出来。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资本逻辑恰如一把“双刃剑”，体现出鲜明的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逻辑确实造成了人的抽象性存在，导致人的“异化”，使人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也有些地方译成“单向度的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道德意义和道德责任的沦丧与缺失；但一方面，资本逻辑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激励了现代人的创新意识，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塑造者”。可见，资本逻辑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功”与“祸”并存乃是对资本逻辑的客观评价。既然资本逻辑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惧怕它甚至回避它，而应对其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对资本逻辑的“功”应发扬光大，同时应提高自觉性和预见性，努力规避资本逻辑之“祸”，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力争做到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笔者认为，这乃是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求解”的基本思路。
（一）利用资本、发展资本仍然是当代中国长期的历史任务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至少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宜对商品货币进行完全的扬弃。相反，它需要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商品、货币等基本要素来活跃市场和繁荣经济。因此，非但不应回避资本，恰恰相反，利用资本、发展资本仍然是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要历史任务。党的十特别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二）对资本逻辑带来的消极后果严加限制并尽量克服其“实践负效应”
马克思强调资本逻辑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种种弊端，如上文所提到的劳动者主体地位丧失、异化劳动等诸多弊端都是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我们应对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用正确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努力使这些弊端控制在最低限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解决资本逻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在利用资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别注意“创新”
党的十亦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来加以论述，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四）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并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正如党的十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党的十亦特别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并且认为“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的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制并存”的当下，“发展”固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主题。国外的先进经验当然值得学习和借鉴，党的十也特别强调“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正如十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但在“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社会主义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秉承的“发展观”毕竟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不仅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而且对经济发展的理念、战略和途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坚持以人为本；我们极力避免两极分化，努力追求共同富裕；我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而是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是单纯刺激人的物质欲望，而是全面提升人的需求层次。
为此，应该积极呼唤资本逻辑的“当代中国式裂变”，以史为鉴，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4）
5.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透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态度—以《共产党宣言》为例.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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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的“二律背反”.理论导刊，2012（7）
经济发展逻辑篇6
关键词：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创新
资本，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因而，对资本的传统理解是从物的关系上来认识的。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关系，即要从社会关系出发来认识和把握资本的本质。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关系被遮蔽和掩盖。这就是说，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符号，表现为物质化的资本；资本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符号，表征了作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因而，从本质上来看，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实质是一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下，资本才能真正存在。
一、资本的本质与资本逻辑
一般意蕴上，资本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的。从词源上看，“最早在中世纪的拉丁文中，‘资本’（Capital）这个词似乎指的是牛或其他家畜。圈养家畜的成本十分低廉，家畜可以活动，能够从有危险的地方转移开，并且容易计算数量。但最重要的是，家畜能够通过把价值较低的物质转化成一批价值较高的产品，来调动其他行业，进而创造出剩余价值。此外，家畜还可以繁殖。所以家畜一直是额外财富的重要来源。这样，‘资本’这个词一开始就同时具有两层含义――表示资产（家畜）的物质存在和它们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1]102-103。这也就是说，从资本的原初意义来说，资本一方面代表着财产，另一方面还象征着财产在继续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对此，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这样说过，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仅留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目前消费”[2]254。这段话表明，亚当・斯密将财富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于维持人的基本生活的消费，另一部分则是投入在继续生产这一生产实践中，从而凭借利润而积累财富。因而，在他的视野中，“资本”即是指第二部分的增值财富。不难看出，在当时亚当・斯密就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作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即部分地、简单地意识到了资本的本质。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这种直接地、简单地观点仍然是将资本看作是一种“物”的存在，即是从物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和把握资本的。然而，从资本的本质来说，资本既是一个经济符号，而且还意味着它是一个社会关系符号，即代表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在这两种意义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即是其本质内涵。正如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认为的，资本是为了生产而积累起来的物质资产。因而，他将财富分为生存消费与增值利润这两部分。这就表明，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本即是一种被物质化的东西。换言之，在古典经济学的视域中，资本的本质是物。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3]56。这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将资本理解为物，而未意识到或忽视了资本所表征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恰恰相反，马克思从辩证法当中认识到并且阐释了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资本不仅是在经济学上体现了其作为物的自然属性，更在本质意蕴上，体现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社会属性。具体来说，资本不仅是体现在物上，并且表征了具有社会关系性质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换言之，资本的本质涵义即是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下颠倒的主客体关系的实质，即人被资本所决定与统治。
因而，资本本质所表征的颠倒的社会关系而使得资本具有了哲学的意蕴，正因如此，资本逻辑，即是指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即是决定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本体。资本逻辑即是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与“共谋”，是资本借助于形而上学来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资本借助其“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实现了对人及社会其他一切关系的统治，形成了资本逻辑。
二、资本逻辑的终结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以其强大的逻辑实现了对整个社会和对人的统治。然而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这种资本逻辑实际上只是把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即传统形而上学所存在的根本就是资本逻辑。换言之，资产阶级所宣称的表征了现实的资本逻辑并没有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割裂开来，实际上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的面貌存在和发展着。这也就是说，思维方式只是被一种形式取代了另一种形式而已，就其本质而言，即在追求“同一性”这一根本准则的思维方式问题上，是没有动摇的。在如何把握人与世界的这一根本关系问题上，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总是寻求绝对的、非历史的第一原理和终极存在。而恰恰与传统形而上学相“联姻”与“共谋”的资本逻辑，也就表现出对终极本体和最高主宰的追求与控制。
资本逻辑，从本质上而言即是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出发来把握和阐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即将理性或意识作为世界的根据来看待与理解整个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了对整个世界的哲学逻辑体系。但是，“资本逻辑这种强大的、极度自我膨胀的同一性逻辑和力量，必然会为了自身的无限增殖，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变为自己增殖的手段和工具，都变成自己统治和奴役的对象，因此也就必然造成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越来越严重和突出的两极对立和两极分化。这其实也正是形而上学本身内在的二元论困境在资本逻辑身上的必然表现。而这又是资本逻辑在自身内部永远也无法弥补和调和的裂缝和悖论”[1]112，这表明，资本逻辑是无法解决和消解由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起主宰地位的同一性逻辑和力量所带来的内在矛盾，因而资本逻辑必然也会走向瓦解。换言之，传统形而上学归根结底表征了强大的同一性逻辑和力量，而与形而上学相勾连的资本逻辑也就体现了强大的同一性逻辑和力量，但这种力量一旦超过资本逻辑本身的限度，即会使得资本逻辑走向瓦解，即资本逻辑终结。说到底，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和力量只有在理论和思维领域才能存在且发挥其强大的魔力，而一旦超出这个领域，同一性逻辑必将会被瓦解。换句话说，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同一性逻辑和力量离开意识范畴，在实践范围内就会失去其效用。因而，当马克思引入实践的观点，就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的瓦解，从而势必会终结资本的逻辑。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才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人与世界规律的路径，这是由于实践相对于理论的优先地位所决定的。此即为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力量的内在超越，换言之，是马克思实践观对同一性的瓦解。随之，马克思通过辩证法继而又实现了资本逻辑的终结。
三、资本逻辑的创新
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断言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准则――资本逻辑也必然会走向瓦解。然而，在今天，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错了，相反，更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逻辑的本质是如何的犀利与独到！资本，无论是从物的立场出发，还是从社会关系的立场出发，其实质都可视作是对利益的追逐。正因如此，资本家为了积累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就会不断地创新“资本主义外壳”，在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中一次次地转换与发展着。“工业资本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外壳被自己的内在矛盾所炸毁，进而换上了垄断资本主义外壳，而整个工业资本主导外壳又进一步被新的矛盾所炸毁，换上后工业资本主导的形态。资本主导形态和功能的每一次大转换，都标志着对原先形态外壳的炸毁。不炸毁旧的形态外壳，资本就不能持续在场，危机就无法过去。然而，资本外壳的每一次炸毁，并不等于资本所有外壳被彻底摧毁。资本也的确持续在场，而且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释放出创造历史进程杠杆的作用。但是资本并不是没有改变、没有毁灭地持续在场。相反，资本持续在场的前提，就是毁灭”[4]。这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为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在形式上不断地创新。正如大工业时代背景下，工业资本创新了传统手工业资本一样，新的历史发展状况下，工业资本必然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以适应新的环境，获得更好的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工业资本通过与银行资本的融合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即金融资本逻辑的创新。不仅如此，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以更多的创新形式充斥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工业2.0的新时代下，“互联网+”的模式越来越成为了主流。这即是说，在资本逻辑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背景下，资本以不同的形态来实现着自身的发展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正因如此，文化资本在这种新时代和新要求的环境下也应运而生的。在现代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资本逻辑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明显。但是这种以文化主导的资本逻辑并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来说，文化资本依然是需要在生产的基础上来进行说明的，换言之，文化资本逻辑始终表征的是资本逻辑本质。因而，这种创新并不没有改变资本的本质，而只是形式上为适应时代要求与发展的一种战略性转换。
综上所述，资本，不仅在物上表现为财富，代表着资产的积累与创造。在社会关系上，更体现出一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不仅将资本主义的本质掩盖了起来，而且使得资本凭借其强大的同一性原则实现了对人以及社会的统治。马克思从辩证法视域出发，揭示了资本的本质，预示了资本逻辑的瓦解。然而，因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得其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不断创新了自身以获得生存与发展。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如何理解与看待资本逻辑以及如何应对新时期下资本逻辑的统治与影响才是当下时代最迫切与首要的问题。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白刚：《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经济发展逻辑篇7
关键词：工业设计 逻辑思维潜能科学教育生态时代
引言：
2010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世界经济低碳化进程加速，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低碳经济”给人类带来的是生产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的大国，对外投资新的增量和重点领域调整优化，由“中国制造”正向产业链前端“设计、研发”和后端“营销渠道”延伸，“中国设计”将为“中国创造”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助力。世界已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转换。设计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设计人才思维潜能智慧的培养，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语境下，实现我国从“加工制造型”转变为“设计创新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再加之对设计思维潜能概念的理解，方法的掌握所提出的。
科技的进步为设计人才的发展带来契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促生了以技术与艺术相结合为特征的数字艺术。数字艺术的产生正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传承传统艺术形式，而且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创作方式和艺术语言，为设计师、艺术家们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工具，使他们在艺术的创作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计算机作为当今高科技的产物，不仅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空间，而且开拓了艺术家创意思维潜能，带来审美标准和审美形式的深刻变革。注入艺术家的个性和深厚情感，使科学技术与艺术内涵完美融合，非逻辑思维能力和价值更加凸显。
要使人的智慧和创新思维能力处于最佳状态，就要不断使人的知识、逻辑思维能力、非逻辑思维能力这三个要素都得到全面发展。人的创造性思维潜能才能在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保障的基础上，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发挥。“设计”才能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展示出人“心灵的创新能力”，也才能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规范人们思维，使人的思维更加正确合乎理性呢?
1.思维理性梳理
从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学以来，其发展已成为一门成熟科学，主要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规则，以规范人们思维形式，使人们思维正确合乎理性。
思维，是人脑对知识、信息进行加工与处理的活动。思维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理性的、抽象的、逻辑的思维，一是非理性的、形象的、非逻辑的思维，其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矛盾原则，一是充足理由原则。人类个体思维发展过程和整个人类思维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1.1 思维形式
人类思维的开端主要是非逻辑思维。人类的认识始于对对象世界的猜测和自由自在的思想，由此，往往是错误的、不准确的。经过对大量实践经验概括和总结，人们找到了使人类思维准确的一系列规律和规则，人们把经过逻辑规范的思维叫做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必须是符合充足理由的原则，纵向思维是逻辑思维，因为它是建立在充足理由基础上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形式是理性的、有规则和规律的思维，具有条理性、层次性，对思维有充足理由要求。由幼时的原始的非逻辑思维发展到后来的逻辑思维是一个进步，使人的思想更加正确，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非逻辑思维作为一种认识过程，一种脑的功能，贯穿在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延伸于创造活动的所有领域。在实际生活中非逻辑思维比逻辑思维运用的范围更广，次数更多。凡有直接的综合判断这种思维活动的地方，凡有创造性认识与行为的地方，都有人的非逻辑思维活动存在。“灵感”是非逻辑思维的一种典型形式，和直觉、猜想、顿悟等形式的非逻辑思维内在机制一样，艺术家借助于灵气创作艺术品的能力。
非逻辑思维是在前提材料不充分或很不充分情况下所进行的思维活动。是不符合充足理由原则的，直觉、灵感、顿悟、猜想、假设、幻想、横向思维形式，都具有不符合充足理由律这一共同本质特征。知道对象一点信息做出假定性结论是非逻辑思维典型形式，其突发性多见于，深思熟虑后或不经意突然产生一种思维现象，结论有概然性，产生新思想是可错的。不能否认非逻辑思维作用，或怕犯错误不敢进行大胆尝试性思维活动，新思想就永远不会获得，知识就不会进步。
现在计算机能模拟代替人进行逻辑思维活动，还不能代替人进行非逻辑思维活动，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的非逻辑思维能力重要性凸现出来，非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成为人类特有的能力和价值。设计思维更多来自于非逻辑思维的作用。
由此，在人们认识事物上，非逻辑思维作用在于提出新思想，逻辑思维作用在于对新思想做出论证。没有非逻辑思维，思维只能在原来范围里打转转，新的思想就不会产生，人类也就不会进步。没有逻辑思维，人类思维就会混乱，就不准确，效率低下，或许会重蹈覆辙。因此，非逻辑思维如果没有逻辑思维构筑坚实的知识基础也是寸步难行。所以两种思维形式对于人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1.2 思维关系
非逻辑思维和逻辑思维彼此渗透、相互交融，可以转化，两者之间界限不是绝对分明。非逻辑思维是建立在前提材料不充分基础上的，逻辑思维是建立在前提材料比较充分基础上的。为了验证非逻辑思维做出尝试的结论是否正确，就要搜寻支持结论的证据，如果搜寻证据材料否证非逻辑思维做出的结论，就要重新进行非逻辑思维活动，寻找其它可能是正确结论；如果搜寻不到足够证据材料证明非逻辑思维结论，非逻辑思维结论是否正确就无法确定；如果搜寻到充分足够证明材料证明非逻辑思维结论，非逻辑思维结论会逐步转化为较为系统知识，非逻辑思维的猜测妄断也就逐渐转化为逻辑的证明。
人的思维由以非逻辑思维为主阶段发展到以逻辑思维为主阶段是一个进步和提高，这并不证明逻辑思维比非逻辑思维更重要。非逻辑思维的缺陷和不足以及逻辑思维的优点和长处，两者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排斥、联结，获得同一，是唯物辩证法客观规律决定的。只有在两种思维能力同时得到培养时，既可以进行有效地逻辑思维，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非逻辑思维。放弃或压抑两种思维能力的培养，都是危险的。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五千年文明的一张名片。不管是设计精巧的火炬，还是壮丽宏大的开幕式，那充满着中国元素颁奖音乐，都洋溢着中华文明光辉。流光溢彩，是中国灿烂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一幅美景，是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创新思维“设计”盛宴。
2.激发思维潜能
2.1 思维转化
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组织成功，是在洛杉矶政府不提供任何资金情况下，获得纯利润1.5亿美元，令全世界为之惊叹。尤伯罗斯认为这届奥运会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运用许多新观念和新创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反复综合运用。
北京奥运会前，就任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在芝加哥接受杨澜访问时曾提醒中国：“凡大国办奥运会，一定会出现政治争议，这是难以避免的。不要被情绪左右，要继续专注的工作，用最后奥运会的效果说话。”中国从申奥，到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历时七年，经受洗礼，将百年奥运之梦化为现实，成果辉煌。
我们知道，非逻辑思维是建立在前提材料不充分基础上的，而逻辑思维是建立在前提材料比较充分基础上的。中国从首次申办奥运会失败，到七年后申奥成功，经历了一个从非逻辑思维到逻辑思维过程。实践证明：首次申奥，我们是满怀热情的，结果失败了，可以说主要是建立在前提材料不充分基础上的；七年后申奥我们比较冷静，获得成功，主要是建立在前提材料比较充分基础上的；2008年我们“专注的工作”成功举办第29届北京奥运会，各地参赛国家或地区以及参赛运动员总人数超过雅典，创奥运史之最；700万张奥运门票在奥运会上史无前例；实现5400d＼时现场实况转播各项赛事，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多2000／J＼时，是奥运史上第一次使用全高清新技术全程电视直播奥运会。中国成功了，令世界震撼!实践告诉我们：非逻辑思维结论会逐步转化为较为系统知识，非逻辑思维的猜测妄断也会逐渐转化为逻辑的证明，两者之间彼此渗透、相互交融，是可以转化的。
2.2 潜能激发
潜能，是被隐藏的智慧和能力。人所以能创新，就是因为创新思维训练，就是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这两种形式反复“碰撞”，使知识、非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人的思维潜能得到习得和培养，实现“冲击”的合一，这就是思维的创新。
水墨画卷。2008年8月8日当我们期待已久的奥运会开幕式出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最能表现中国艺术形式一张永不褪色中国水墨画：没有油画中斑驳的色彩，仅仅用黑白两种颜色，将山水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所有的人都被卷轴创意所征服。
中国需要展现的文化因子太多，当全场数千人击宏大场景出现在鸟巢灯光下时，“中国”这两个字顿时闪现在现场所有人脑海里。一幅巨大的卷轴展开，水墨渐渐晕散，中国古老四大发明一一出现在这水墨画之中。现代高科技光影技术和中国古代文明，用一种天衣无缝方式结合在一起。卷轴上水墨变幻，便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一切韵味，尽在这简单黑白之中映辉传递。
卷轴内、外融入的汉服，京剧脸谱、唱腔，活字印刷、太极拳的印记；激动人心点燃的圣火与鸟巢上的天空完美地结合“天人合一”；现代声光电、人和多媒体放与传统舞台器械、装置、道具、服装等元素结合；整齐划一“活字印刷”、变化万千“星光人”，由“人体表演的机械化”演变成一个民族智慧勤劳的象征；各国无数运动员把自己的足迹永远留在中国奥运画卷上，成为最具震撼感人的行为艺术；中国获得金牌51枚、居第一，残奥会上获得金牌89枚、居第一。中国向全世界传递了和平友谊的美好心愿，实现了对全世界的承诺!
若干年之后，熊熊燃烧的火炬，会在我们的心中渐渐淡去。但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设计者们绘出的这幅黑白水墨画，却永不褪色。
实践证明：从最能表现中国艺术形式一张永不褪色中国水墨画，到激动人心“天人合一”点火仪式；从开幕式画卷画面轴上显示屏，带有绘画感、美学感平面两维视觉效果高技术含量数字设计，到应用现代声光电多媒体手段把大量人和多媒体放在一起与传统舞台器械表演的三种元素结合；从2008年最具震撼感人的一幅立体画卷的行为艺术，到中国获得奥运100枚金牌居第一的成绩，说明非逻辑思维能力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和价值，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用“灵感”非逻辑思维典型形式，直觉、猜想、顿悟等，经过艺术家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借助灵气创作的艺术品的能力，远远超过奥运本身价值。放眼后奥运“北京奥运会留下许多有形和无形的财富”，留给人们的是全新的思考——非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多极反复冲撞的训练——思维潜能的正确发挥，“人”赋予设计的创造与辉煌。
3.实现潜能路径
9月14日，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发表了题为《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致辞中指出：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2020年奋斗目标紧密衔接，突出体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
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检验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诚意和水平，是对各国政府和企业远见与智慧的考验，是驱动在低碳经济博弈内在动力，是生态时代工业设计对具有国际影响力高素质行业领军人才的诉求。
如何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提升设计人才心理素养，内在创新思维能力，真正承担起责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明确设计人员不同的目标与方向，找出各自最为恰当激发思维潜能发展路径，是对设计教育远见智慧的考验。
3.1 教育为先(路径一)
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讲话精神，是设计教育培养领军人才的指导思想和首要路径：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的—项基本国策。
3.2 设计思维(路径二)
中国设计的未来需要的是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和非逻辑思维能力设计思维。思如风发，高质量、多数量、新思想、在国际设计舞台上具有话语权的领军人才。
奥运会开幕式的设计是人“心灵的创新能力”典型发挥，从宏观大背景出发，应用传统哲学战略式的“虚”“大”“空”，体现设计的哲学性，思维性，战略性极致的思想。通过辨证分析，总结设计纲领，提炼事物的魂。魂是事物最具有长远发展的核心价值，最高无形资产，最具闪光点，最有影响力，最有精神极致取向的。找出事物的魂，以求核心优势的最大提高，是一种极致的追求，设计的美最大发挥，体现中国同世界“渊源共生，和谐共融”思想的设计。
在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设计人才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激发思维潜能、充分发挥工业设计在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中的领军作用，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3.3 训练启发(路径三)
发展教育，以人为本。设计人才的思维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已经成为众多成功人士的共识。
3.3.1 借鉴思维导图训练。帮助开启每个人智慧，进行“创意思维”启发和引导，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得到启发，是一种科学、易行训练方法，教学效果成效显著。思维导图(mindmapping)是将发散性思考(Radiantthinking)具体化，通过对颜色、图像、符号的使用，刺激左脑和右脑，让人在思考、记忆、分析时充分发掘潜能，激发灵感与想象，思如泉涌，增强我们的创造力。被誉为21世纪全球性简单、有效、美丽的思维工具。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教育领域广泛应用。
3.3.2 基础思维创意训练。爱因斯坦说得好：“启发孩子的想象力，比给他知识更重要。”不是“大题小做”限制思维的空间，而要学会“小题大做”。和“一题多方做”。开发想象力，进行发散思维训练，在发散性联想中找到各种事物与它的联系。在差异中把握有形与无形、虚与实的思维尺度，在联想中、严谨准确、拓展思路、表现轻松，迅速做出反应。发散思维法、逆向思维法、头脑风暴法、自由联想法、强制联想法(列举法、奥斯本检核表法)不完全归纳法、类推法是非逻辑思维的训练方法。从而，使新思想不断涌现，达到创新思维潜能发挥的最佳状态。
3.3.3 发挥角色参与作用。激发学习兴趣，将设计描写的客观世界成为自己的主观感受，在角色参与、角色转换中不仅丰富想象，加深对设计理解，同时，增进情感体验，升华思想认识，远远超出设计本身局限的内容。充分调动以往积累的生活、情感、知识等因素，以独特的感情和经验模式介入到设计实践中。经历体验过程，释放自我潜能，蓄积情感意识，体验真实、多元深入，实现与对话主体互动交往中的超越与创新。既丰富设计人才想象，又使心灵产生感应，激发思维火花，注重前后知识的运用。
汤姆·霍普金斯，国际销售培训传奇冠军。曾学习一期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短暂培训班，激发了他身上的潜能，找到开启“潘多拉魔盒”钥匙，使他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惊人的成功，27岁成为千万富翁。
3.4 创新体制(路径四)
以社会资本为资源配置基础，将人的观念、经验、智能等资源组合在一起，对其发展导向、监测预警，展开全景式科学分析，进行描述评价，反映其发展变化和动态趋势，弥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不足，在世界各国实践中显示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力。
按照我国现实释放与整合社会活力的社会创新实现路径，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加强生态时代工业设计基础性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提升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管理能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保障设计人才的权利和合法权益，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设计教育创新应为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新贡献，赢得“国际话语权”。
结语：
经济发展逻辑篇8
关键词：逻辑学；大学生；素质教育
一、逻辑学
逻辑是一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学问，古代的中国、希腊和印度是逻辑学的三大发源地。逻辑这个词由英语“Logic”音译而来，而英文的出处又源于古希腊文，是指思想、理性、思维、言辞、规律性的意思。“广义的逻辑就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以及逻辑方法的科学。”[1]它与日常思维、语言表达、推理论证等有密切的关系，是一门高度抽象却又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在科学理论知识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曾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一切学问和科学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逻辑，逻辑是一切学问的基础。[2]由于逻辑学具有基础性、严密性、创新性、规范性、实用性等特点，所以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列为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相并列的七大基础学科，可见逻辑在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二、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几点理解
大学生“素质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操作教育，而是一种具有开发性的心理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道德教育和人的整体发展水平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教育。[3]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的相关文件精神已经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做了深刻全面的阐述。高校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必须学会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各方面有机地融入到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涉及学习生活中的智育培养，日常生活中的德育培养（即完善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以及学生健壮体魄的培养和审美能力提高。只有做到这几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培养出身心双健康，具有健全人格的优良大学生，新时代的接班人。
我国中学阶段各科教材在讲述该科知识时虽大量采用到了逻辑推理方式，却极少花时间为学生介绍系统的逻辑知识。错过了逻辑思维形成的这个最佳年龄阶段----中学阶段，思维方式一旦定型将很难补救，这就直接影响到我国大学以上高层次人才逻辑思维水平的提高，从新入学的大学生中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逻辑便可看出，我国中学阶段的逻辑教育是匮乏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趋使许多高校放弃了逻辑课程的设置，致使大学生在中学时代就缺乏的逻辑教育在进入高校后再次被剥夺，那么系统逻辑教育的没落，势必影响当代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三、逻辑学教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从当前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看,我们已经清楚认识到了我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性，那么作为培养个人创新思维能力的基石----逻辑学教育，我们同样要认清它在现时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表述，逻辑学是全部科学知识的基础，那么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成为大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必须具备的能力，因而逻辑学教育，对于发展大学生素质教育，对于培植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从而对于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高校学子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涉及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操作教育、心理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道德教育等，而逻辑思维的培养在这几方面的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份。
逻辑学教育利于大学生培养创新思维。逻辑学是一门与思维科学密切相关的理论，因为它的理论起源与研究分析思维密切相关，而它的理论成果为思维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因此它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影响思维发展颇为深远的是如下两个方面：(1)它加强了大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自学能力。“美国教育学家罗伯特・赫钦斯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年轻人在今后一生中能自己教育自己。因此,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不再只是给学生传授知识，而更关键、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智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通过系统逻辑学的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尤其是可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提升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能够类似于海绵似地不断吸取外界的各种基础知识，并且不断强化，不断完善。(2)它培养与训练了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比如大学生在学习中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操作能力等，使大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学会创新知识，学会研究高层次的知识结构。
逻辑教育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语言能力。逻辑学与语言学同样是密切相关的。从人类认识的过程看，人类知识的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的交流，通过听、说、读、写获得知识，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生产，通过学习、研究、继承与发展生产知识。知识交流仅靠文字没有语言作交流桥梁是不可能正常进行的，语言表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能力，而目前语言也需要逻辑进行规范和梳理。纵观当今大学生的语言能力，确实不是十分乐观。许多大学生连最基本的文书等应用文写作都存在很大困难，更别说是毕业设计时论文的撰写和学术报告的写作，许多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无法用严谨的文字结构和方式表达出来，这就说明大学生在语言能力方面缺乏逻辑综合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逻辑学教育可以规范学生的语言组合能力，可以培养学生无论是口头或是书面的语言组织能力，避免日常自然语言中潜藏的歧义和悖论问题，避免在语句的表达中颠三倒四、答非所问，便于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自身学习、从事知识生产和思维交流的顺利进行。
逻辑教育利于大学生提高辨别是非和处理困难的能力。唐朝魏征曾经通过逻辑中的归纳推理得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名言，而且逻辑历来在侦查破案，处理难题时作用也非常突出，如《宋史》记载的包拯巧破“割牛舌案”，就运用了逻辑中的“假说①”原理分析情况,很快便诱出了真凶。大学生通过逻辑教育，可以提高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推理能力，成为一个思维敏捷的人，在遇到巧言诡辩、是非难断时能够很快抓住重点及矛盾,辨别问题中的是与非，提高处理棘手问题的效率，从而利于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
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的缺失意味着理性的缺失。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需要大学生理论思维的培养，但纵观当前形势,逻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形对中国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大大不利的,也不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竞争。今天，不同学科的流通与交融已成为世界的大趋势，努力实现逻辑学与中国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以推进我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我们高校教育工作者当前应该奋斗的目标。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参考文献：
［1］何向东,袁正校,郭泽深.逻辑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经济发展逻辑篇9
【关键词】温公颐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
对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温公颐先生因“史”制宜地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温老的研究方法进行探析。
从整体着眼,进行“切片式”研究
温老以中国逻辑发展的各个阶段为对象,着重研究每个阶段逻辑理论和逻辑思想的发展线索。
在逻辑发展史阶段的划分上,温老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的,这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窥见:“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观点来进行先秦逻辑史的研究,使先秦逻辑史具有科学历史的意义”;“中国中古逻辑史的特点由它的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在这一时期(笔者按:“这一时期”指中国近古逻辑史的区间:北宋至清中叶1840年鸦片战争前夜)有许多巨大的政治经济的变化,给逻辑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
按照中国逻辑发展的客观历程,温公颐先生将中国逻辑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逻辑史、中古逻辑史、近古逻辑史、近代逻辑史。先秦逻辑史的时间跨度为春秋至战国时期,中古逻辑史的“时间从秦汉至隋唐……继《中国中古逻辑史》之后,从北宋至清中叶1840年的第三卷则编为《中国近古逻辑史》,从1840年到1949年的第四卷,则编为《中国近代逻辑史》”。这一划分符合中国逻辑史从一度辉煌至渐成绝学,又逐步复苏的特有发展历程。
将中国逻辑史的进程逐次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是温老研究工作展开的基始,是“切片式”的研究方法,为下一步以人为对象的“点描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人为对象,进行“点描式”研究
在对中国逻辑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之后,温老以各个阶段的逻辑思想家为对象,着力研究各个逻辑思想家的逻辑思想、理论之间的纵向、横向的联系。
在确定中国逻辑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基础上,温老重点研究了五十多个在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逻辑思想家(含代表性学派、代表性著作、译作)。温老注意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各种逻辑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应该承认,纵向的研究工作是基本的和首要的。只有对主要逻辑思想家能够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概括和评价,才能做好横向的分析和总结,可以认为:纵向研究主要是梳理逻辑思想发展的线索及前进的脉络,是横向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而横向研究则是纵向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横向研究工作更显其重要性。
温老在理出先秦逻辑史上的正名与辩者两派及其各自纵向发展脉络的同时,也注意到两派逻辑思想的密切关联与相互影响,即横向的联系。在总结孔子的正名逻辑思想时,温老指出“他(孔子)所提出的‘正名’口号,固为儒学正统所继承,但也给辩者以一定的影响。公孙龙之‘正名实’,墨辩之提‘正名者’,可为明证”;“先秦的逻辑思想就是在这两派的互相批评和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温老正是把这些逻辑家提出的逻辑思想和理论,看作是一个联系、发展的过程,并努力从中找出逻辑思想发展的规律性,从总体上概括出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全部成果。
在对具体逻辑思想家的考量中,温老坚持从史实着眼,从客观入手,着力研究重要逻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哲学学派的影响,做出重大贡献时的思想过程和研究方法。在对以上内容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阐明了历史上各个逻辑思想家或主要代表人物所提出的重要逻辑思想或理论体系,同时理出各个逻辑思想家、特别是各个逻辑思想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及其规律性。
温老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系统地运用了以上方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严谨客观又不乏浓厚人文气息的历史的逻辑思想家画卷。如在先秦逻辑史部分,温老在科学划分的基础上,并没有急于转入逻辑思想家的介绍,而是先以辩者(或正名派)为对象,进行了“整体印象”的研究。
在转入以逻辑思想家个体为对象的研究中,温老在考察各个逻辑思想家生平的时候,侧重于对其生活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哲学背景等内容进行研究。另外根据各个逻辑思想家的个人实际及研究论证的需要又各有不同,各有侧重。这些因人而异的背景介绍为温老的研究提供了精当而严谨的依据与佐证,也使读者了然于其陈述要点与脉络。
侧重研究创新内容
温老以创新内容为对象,重点研究中国逻辑史理论发展中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想。研究各个中国逻辑史发展各阶段逻辑思想家的逻辑思想时,温老将重点放在了各个逻辑思想家逻辑思想的创新内容上。各个逻辑思想家逻辑思想的创新内容是逻辑史发展脉络上的节点。谈到墨辩的逻辑思想时,温老总结到:“墨辩逻辑思想继承了墨子逻辑的优良传统,而另有所发挥。在概念的分析上,它不但克服了惠施、公孙龙的缺点,而且还更深入一步,墨辩不但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对概念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统一,正反属性既对立又统一等等,都作了前所未有的分析”。在分析荀子时,温老指出“他不但对名作出了详尽系统的分析,而对于判断也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在推理论证方面,也有许多新的论式的创造。比如各种连锁推论的运用,定义式的推论等”。
又如,温老在提到中古逻辑的创新时,提到“中古逻辑史的逻辑问题,有的是承袭古代的……,有的则深化了古代,如关于类的问题。类是逻辑推论的基础,先秦各逻辑家都重视类的推论,但以类为推不是没有问题的,公孙龙、《墨辩》都提到过。《墨辩》认为‘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墨辩・经下》),这还只是注意到类的大小上,还未考虑到类的实质问题。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比古代进了一步,提出类的实质问题。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的量的方面,范围的大小,而且还在于它的质的方面,有异同。如小方为大方之类,但小智非大智之类。因此《吕氏春秋》提出‘类固不必可推知’(《吕氏春秋・别类篇》)。《淮南子・说林训》也提到‘类不可必推’……由上可知,中国中古逻辑史在某些问题上是发展了古代的”。
侧重研究理论的动态形成过程
中国逻辑史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因此,研究中国逻辑史就不应该是对众多名辩学者逻辑思想的简单复写,而应通过对相关内容的解释和阐述,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逻辑思想产生、发展的规律。翻阅温先生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方面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发展观点之遵循比比皆是。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过程中,温老以形成过程为对象,着重研究中国逻辑史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建立步骤和模式,以及其所达到的水平和面临的问题。
中国逻辑史是中国逻辑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温老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对一些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严谨细致的梳理与描述。一个逻辑理论的形成、完善有时是跨阶段、跨学派的。
在《先秦逻辑史》中辩者的逻辑思想篇,温老就是沿不同时期辩者们逻辑思想的形成发展轨迹来梳理辩者逻辑思想的发展脉络的。温老认为具有“注意逻辑推论的基本概念”这一特点的辩者们,从“邓析开始注意‘类’概念的重要性。墨子进而推广到‘故’和‘法’的概念。后来,惠施、公孙龙则深入到分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最后,则以战国晚期墨辩逻辑的概念论集其大成”。
温老在依先秦辩者逻辑思想发展叙述其进程的基础上,对于墨辩逻辑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在先秦逻辑史上,墨辩逻辑似集中于纯逻辑方面的研究,因此,在逻辑科学体系上能远胜其余各家。但它也未能完全摆脱正名派的影响,‘审治乱之纪’还是作为逻辑研究的一个目标,因而它的逻辑探索也就必然要涉及到伦理和经济的范围,作为一部逻辑专著看,还有美中不足之处”。
注重对逻辑方法的研究
以逻辑方法为对象,温老着重研究历史上的逻辑思想家建立逻辑概念和逻辑理论时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历史上的逻辑思想家们在建立起逻辑概念和逻辑理论时所运用的方法也是温老研究的重点,使其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方法”的研究,温老为我们展现了中国逻辑史的一个个发展细节。
经济发展逻辑篇10
马克思曾说过，一些东西之所以成为被他批判的对象，是因为它们能够处于为其批判的最低层次以上。对于资本的批判，马克思也是在承认其“分量”的基础上进行的。曾经一段时间内，国内学术界充斥着这样一种氛围———竭力贬低资本主义以至于资本本身，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自身对于马克思理论本身把握得不充分，抑或断章取义地肢解了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以至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之前，首先对资本本身的积极取向、对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文明”进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样的论述在马克思以及他与恩格斯合作的各种著作中都有描述，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提及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而正是在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中资本将劳动力从封建土地依附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了“选择”依附于资本的自由。当然，这是一个二重性的过程，它完成了对劳动力从自然的“解放”，同时，完成了对劳动者从封建劳动关系的“解放”。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的肯定态度显得更加明朗。在“资本的历史使命”这一节，马克思写道:“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②。由此，马克思就资本对于劳动力的解放，即生产力提高以至于逐渐以物来替代人从事劳动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即是肯定了资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对劳动力从生产中解放的作用，后者可以视为人的自由的发展过程。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资本的生产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而这样的一种重要性可以持续到“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③。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前，它仍然对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基础，这个“一定阶段”，就是资本本身成为其推动的生产力的限制开始之前的那个历史。在亚当•斯密看来，与其他传统秩序相比，作为一种自然秩序的资本逻辑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是无需证明的先验存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是适宜生产财富的最合理的社会形式”④。斯密认为资本逻辑是一种财富增殖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其作用发挥得尤为明显。对于资本逻辑，就其生产财富方面而言，斯密给予其积极的肯定。所谓资本逻辑，有学者下了一个简要的定义，即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⑤。进而言之，资本逻辑是资本运行的内在规律，其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得以实现，该条件就是一系列的经济过程。如果在资本历史视域中来探究资本逻辑的成因，资本的形成显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历史上令人警醒的教训之一是，技术上进步的和自然条件丰饶的农业并不必然使得人均实际收入持续增长，更不用说促进工业化。具有复杂农艺的一些文明古国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在中东、古罗马、中国、中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率先迈向了工业经济。它们的耕作组织在技术上是超前的……同样，它们生产的谷物的数量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它们的社会史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生产过程不断循环的故事，对广大民众来说，实际收入虽然有降有升，却没有持续地增加……”⑥资本在自觉地、大规模地介入生产之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依然是缓慢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也是相对简单的，“那些拥有灌溉农业的帝国具有的显著事实是，巨大的国家权力机器建立在一个官僚阶层的基础上，这个官僚阶层关心于反对外部的威胁和在内部维护自己的地位。纵观历史，以下结论当是公正的:这些官僚阶层的目的在于维持并确实成功地维持了那些巨大的农民社会，即在漫长的世代中把人口稠密的居民保持在事实上的自体趋衡状态。”⑦这里意味着，关键性的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该体系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的创立———主要的变化是资本主义作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也只有剩余价值生产中货币才作为资本的属性介入生产过程，体现资本的本质，因此，可以说“资本形成的实质和最基本的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够产生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是资本形成和资本关系产生的自然前提。然而，资本关系广泛地产生与发展，还要有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或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其他条件和基础。”⑨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本质属性与社会生产条件的契合、资本逻辑的效用依然要受制于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正是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深刻调整与变迁，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逻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资本全球化视域下的资本表现为双重逻辑性，一是创造文明的逻辑，二是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⑩，资本逻辑本身具有对文明的促进作用，这是资本的客观作用，亦值得肯定，虽然其本质是在追逐自身的增殖。由此可推知资本逻辑的两面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二重性演绎。就资本的积极作用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其一，资本在冲破封建社会的物质桎梏和精神枷锁、其他所有陈旧的观念和关系过程中的所展现出来的革命性作用，尤其是资本为新的社会形式创造的文化基础。其二，资本在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的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动力。其三，资本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加快多元文化互动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对扩展交往世界的重大贡献。其四，资本的产生、运行与发展，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尤其是为自由准备的条件。显然，资本对于生产力提高和交往关系进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来看，资本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有论者从历史的角度对资本生成和文明过程的梳理中得出，资本逻辑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产生具有社会发展的辩证根据，其存在也具有“文明”一面，资本对于创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扩大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社会交往关系和促进现代文明的传播具有巨大的推动力，这一切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瑏瑢。同样，资本亦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基础而发挥作用，以特定的方式参与劳动分工与协作，在生产过程中部分地替代了人的劳动，为大规模生产体制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对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唯物史观角度来审视，资本逻辑本身蕴含着进步的因素。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是创新的基础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取得突破与提高的动力。生产体制的变迁，即从手工作坊向工厂制、零星加工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变，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力量。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以及人的逐渐“独立”与发展层面来看，资本以至于资产阶级确实都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以资本为纽带的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生产实践活动在资本本性的作用下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瑏瑤，“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内涵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这可以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找到解答。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瑏瑦，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市场。有论者提出，尽管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客观上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锻造出将世界历史推向纵深发展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瑏瑧另一方面，资本的文明化过程由资本的逻辑决定，“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一定要突破现有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手段的限制，决定了它一定要突破现有的消费数量、消费范围和消费种类的限制。突破这些限制的过程，也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正是资本发挥其文明化作用的过程。”瑏瑨就资本逻辑的作用方式与作用过程而言，资本无法独立地承担起价值增值与经济发展的功能，因而具有依附性和融合性，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具有主导性和支配性。有论者提出，资本逻辑必须通过支配和使用三种“自然力”才能在生产财富的同时实现资本价值增殖: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即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中所蕴含的生产力，如协作与分工等。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受生产方式与具体生产条件的制约。在资本逻辑下，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资本(实际上是资本的所有者或占有者)的支配下，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组织生产，获取收益。在这一进程中，资本支配劳动力和技术的程度决定了收益的归属。当然，资本逻辑的扩张也需要顾及技术逻辑的演化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变化，否则，将不利于生产要素组合的效能。当然，资本逻辑并非泛指资本的一切属性，它具有自身的规定性。一学者认为资本逻辑“不是泛指资本的所有属性，而是特指资本自身增殖、追求利润最大化、唯利是图和不断扩张的自由本性”。他通过对基本逻辑的分析和批判得出生命逻辑才是人的真正逻辑，但是生命逻辑却又是须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所以得出现实的措施“要利用资本获利，又要注意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充分达成生命逻辑的回归瑐瑡。如果回到马克思那里，生命逻辑似乎可以等同于人的自由发展，但是，人的自由发展应该是一种创造而不是“回归”。肯定资本具有重要的历史功能，并非一味地褒奖、崇拜和迷信资本逻辑。我们需要更清醒、更充分地认识到资本逻辑下人的再“奴役”，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的“非人”处境。
2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境遇
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推动甚至人的“独立”与发展贡献显著，然而资本在发挥其积极作用时也施展着它的，肆意地将人置于其统治之下。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里面，处于“史前史”的人存在于资本奴役的困苦境地。就生产力发展对人的影响角度来看，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对劳动力的“解放”在刨除其历史功绩之后，剩下的是资本本身以及以资本为基础的关系对于人的更为强力的奴役和压榨，更为隐藏的剥夺和限制。马克思对于这样的奴役、压榨、剥夺和限制的揭露和批判比比皆是，从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从《1857－1858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伴随着资本运作的是分工的扩张，分工产生了生产力，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出于一定历史阶段的被迫分工对人本身来说又成了一种异己的、与之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同时，由于分工本身致使人被分工划分，从而对人进行了局部化，成了分工的产物瑐瑢。这样一来，刚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依附之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重新陷入“依附”之中，只是依附的对象具有了形式的变化，同时，这样的形式使得人从自然及地域的依附转为人的发展方向的依附，从人体对外部的依附转为人的内部发展对外部的依附。就交往形式的变化对人的影响来看，马克思认识到资本逻辑下劳动力免除了通过土地为中介的对土地所有者的直接依附关系，进入了一种以资本为中介的对资本家的间接依附关系，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也是一个进步。但是，这样的进步却是有限的，因为在资本逻辑的肆虐下，生产力对于劳动者来说只能是异己的和破坏的力量，而与此同时，作为劳动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瑐瑣。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况，其基础在于资本本身。不仅如此，基于资本的交往关系，在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只能接受被认同的劳动形式，也只能接受给定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文化教育形式。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无疑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境遇。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奴役劳动者是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常态。有论者将马克思的观点归结为三方面:一是揭露资本雇佣工人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二是资本奴役劳动，使劳动者从劳动主体变为生产客体并反过来受他的创造物统治，因而感到不自由、受强制、遭奴役，表现为一种异化;三是揭示了资本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恶性竞争和经济危机，从而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到阻碍生产力发展，乃至逐渐丧失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如果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更清晰地揭示资本逻辑的霸权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逻辑下人的劳动的异化与文化的资本化并存，资本逻辑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基本演化逻辑。从对人、自然和社会关系三个方面的考察得知，资本逻辑对劳动力的无度钳制造成了现代人极端异化的生命样式;对自然力的贪婪导致了现代人难以承载的生态灾难;对社会关系的深度统治造就了现代社会紧张的人际冲突瑐瑥。事实上，资本不仅钳制人本身，还通过人的外在，包括自然与社会关系钳制人，对人形成多重奴役。在工业社会中，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组织化必然引发人与机器的多重博弈。机器原本是人的劳动能力和生产工具的延伸，劳动者通过使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机器却在资本的驱使下，成为提高劳动强度、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的最好工具。马克思认为，“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们过去用自己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时间还要长。”瑐瑦技术进步能够增加自由时间，但技术同样可以延长劳动时间。资本内在要求的效率对劳动时间的驱动是无止境的，劳动的时间拖得越长，而自由时间将愈发稀缺。同时，技术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往往意味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闲暇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和宝贵财富。资本逻辑演绎的社会生活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劳动的异化与人的交往关系的异化。关于异化的批判理论，马克思本人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的，从其前后期的异化理论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异化理论转向，而正是这种转向，逐渐深入地揭示了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境遇。在马克思看来，“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人的自由的摧残，“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劳动毫无内容”瑐瑩。在马克思看来，“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吸吮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对立。”
就人的交往关系异化而言，弗洛姆曾鲜明地指出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境遇。在弗洛姆看来，人们为了追逐财富与权力展开殊死搏斗，亲密的同志关系渐渐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所取代，良知泯灭成为一种必然，各种不良情绪如怀疑、猜忌、焦虑、失望等随之而来，扰乱了人安定平和的心境，导致人的“自由”与不安全感同步增长，孤立的个体仿佛陌生人一般置身于危险之中瑑瑡。马克思曾论及，“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这种分工的客观后果，一方面泯灭了人的个性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被人对机器的遵从所替代;另一方面，由于“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导致工人之间、工人与等待就业的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甚至敌视。其后果诚如弗洛姆所指出的，人对自由的逃避是人的发展不充分的一个结果，资本逻辑所演绎的一个充满危机和陌生的世界使得人被迫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即以自由换取安全感瑑瑤。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逻辑演绎的高端催化剂，为资本逻辑的延伸提供了发育和发展的温床，助长了资本逻辑的肆虐。资本主义制度下，基于生产领域的统治，资本逻辑使政治日渐沦落为资本的代言人，而文化则演变为资本的宣传者，这不仅成为助长和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温床，还加速了危机向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蔓延，形成一系列政治危机、公共危机、文化危机、信任危机等社会危机。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资本化或者货币化的特征日益突出。同时，从全球的视角观察，在资本逻辑的强力驱动下，资本超越了国界，在国家间以诸多的形式与渠道展开竞争，包括商品贸易、金融流动、技术转移，甚至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扩张增殖空间，从而控制和操纵了全球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全球化就是这一过程的逻辑反映。资本通过对政治领域、生活世界的深度增值扩展，逐渐完成了对全球社会的统治”。如果说社会经济领域和生活领域人所受资本逻辑的奴役是明显而直接的，那么，资本逻辑通过文化的奴役则是隐性的、间接的，但这种影响却是深入人心的，对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逻辑的压制是更为严重的。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有论者将“霸权”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指政治霸权(politicalhegemo-ny);一是指文化霸权。前者是相对于政治社会或国家而言的，其实质是暴力;后者是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的，主要表现为教化关系。不过，这两种霸权都掌握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手里，其独立性仅仅是一种表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基础的基础即是资本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充分展现，当然后者通过意识形态控制来保证自身的实施。对于人的自由来说，文化霸权有着更大的阻碍和威胁。可见，从本质上来看，资本逻辑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相对立的，并且通过在社会生活中的衍生手段对人进行不断的压制。资本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属于历史的，它应该被归置于一定的历史阶段里面。作为历史，资本逻辑曾经是一个积极的过渡点，但它只“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
3资本统治下人的自由路径
马克思对资本批判以及对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境遇的揭示本身就蕴含了对人的自由发展的探索，这个探索从理论上来讲既是否定性的，也是开创性的。否定性意味着对资本奴役功能的扬弃，开创性则更注重对自由发展路径的探索，后者在某种程度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而又超越前者。在肯定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和其对自由的新的限制形式后，马克思致力于揭示出自由之路。马克思指出，资本所引致的生产力提高到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之时，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瑑瑨。因而生产力的提高，在马克思看来，是劳动者从自然中以至于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的基础，也是劳动者从不可逾越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础。“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当然，这样的最小化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的，也须以人对生产力的联合控制为保障。就其必要性来讲，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瑒瑠。而工作日的缩短，生产力的提高又是其基础。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了。但是，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地解放劳动力，处于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下的工人，“生产得越多，它能够消费的就越少(包括产品与休闲时间)……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瑒瑡。而正是在这个“野蛮”的过程中，劳动者越是失去了自由，“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瑒瑢。不仅如此，“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自由反而促使了劳动者的不自由，与此同时，在资本逻辑的演绎下，处于生产领域之外的领域更加地不自由，一并影响了社会的交往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使用是造成机器异化的真正原因，而“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即机器本身不应该为工人的失业或贫困负责，“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瑒瑥。由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瑒瑦，因此，“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瑒瑧换言之，必须要攻破和重塑这个生产关系之上的交往关系，才能创造人的自由。对于这个关系的物质基础，需要“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而对于这个关系的现存的制度本身，只有用暴力进行。由此，劳动者的自由状态取决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下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即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资本的逻辑实际上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起作用的。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当然他的“自由”与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概念有着区别，森的“自由”具有更多生存上和政治上的意义。但是就其倡导的方向来看，与马克思又是异曲同工的，森将自由问题摆放在极为重要的问题，而“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的归宿”瑓瑠。应该说马克思更为突出宏观和历史，而森更强调实践的或者说可操作的层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自由”，既非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亦非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同等的概念。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扬弃异化劳动，恢复人的类生活的本质。a．瓦里斯基认为马克思所说指称的自由，实际上“意味着在历史中实现的主观性对客观性的胜利，意味着人从物的统治下的解放，这种物的统治包括‘盲目的’自然必然性和‘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两种形式”瑓瑣。据此，自由就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人类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得以最大限度但又最合适度的发挥，这依赖于生产力的大发展;其二，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自由被理解为人自觉地创造他们生存的社会条件，从而使个人从异化了的、物化了的社会力量的非人统治下获得解放”。然而，根据马克思的人类学理论，在本质上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因而人的自由也必然是有条件的，问题的关键是实现自由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既然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现实的，那么这些条件就必须到现实中去寻找，也就是要到不自由的人类境况中去寻找。”作为自由实现条件的生产力是最重要的条件，但却不是唯一的条件，也不是最后的条件，在生产力条件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综合的条件，才有可能达成自由发展的形成。这些综合性条件，某些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例如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方式，意识形态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休息与闲暇权利;而某些则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例如对知识的渴求、对情感的热望等等。有论者通过对马克思自由观来源的考察，通过其分析其思想和叙述方式对康德、黑格尔的继承和发展，解剖了马克思自由逻辑的发展线索，认为马克思的自由式否定的自由，根本上要摆脱物质生产领域，自由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否定的过程。在这个否定的过程中，“生产力的最大限度的发展以及使它们服从于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虽然仅仅是必然王国中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真正的自由的条件。这是一个无比宝贵的条件，因为唯有它才能使人们获得物质手段和自由时间，以满足他们多方面的、‘丰富的’、真正的人的需要”。
4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