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1
摘要新疆自治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和矿产资源，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从新疆的地理位置来看，还是从新疆的区域特点来看，新疆经济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应对新疆的区域经济特征及其战略地位进行全面分析，对新疆的区域经济特征及其战略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制定具体的经济发展策略，保证新疆区域经济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在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能够满足实际要求。所以，对新疆区域经济特征及其战略地位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新疆地区区域经济特征战略地位
一、前言
新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经济发展形势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由于新疆地区的地理优势，新疆地区具备一定的外贸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应坚持多元化模式。同时，新疆地区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石油蕴藏量和煤矿及其他矿产资源含量也较丰富。所有这些优势都决定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要优于其他省份。从目前新疆地区的发展来看，其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在全国占有重要比重。为此，从提高新疆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对新疆区域经济特征及其战略地位进行全面分析。
二、新疆地理位置及经济概况
新疆处在我国一个特殊的地理区位上，这也必然决定了它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新疆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区域经济特征，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经济特点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的全面综合。其中包括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历史因素、人文因素、全国形势大环境因素、政策因素等。如今，新疆经济成为全国经济、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进行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紧紧抓住机遇，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于新疆客观经济规律的战略和策略而获得的成就和成果。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进入了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已融入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基于这一形势，我们应认识到新疆区域经济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
三、新疆区域经济特征分析
新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矿产资源丰富，其区域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占主导地位
新疆地区石油储量、煤炭储量及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矿产开采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当地的主要经济发展方式之一，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证了当地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维持在较高的位置。
2、地理位置重要，外贸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式
新疆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行地，是连接内陆和国外的重要路上通道，地理位置优越。基于这一有利地形，新疆地区大力发展外贸经济，利用古代丝绸之路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当地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速，满足了经济发展需要。
3、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新疆地区正在改变传统的资源型发展模式，实行积极的环保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当地经济能够在保持快速增长的情况下，降低消耗，提高经济发展的总体质量。目前来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效果逐渐显现出来。
四、新疆区域经济的战略地位分析
目前来看，新疆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资源，在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方面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区域经济的战略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疆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新疆区域经济总量来看，新疆区域经济近几年的增速持续走高，经济总量占国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是对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新疆区域经济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部署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新疆地区是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部署，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国家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3、新疆区域经济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考虑到新疆地区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新疆区域经济的发展后劲较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应继续坚持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循环经济发展质量，保证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由此可见，新疆区域经济已经成为了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新疆地区经济以其独有的优势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区域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资源型经济、外贸型经济和绿色循环经济等几方面，其经济地位也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为此，我们应对新疆区域经济特征及其战略地位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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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2
一、以全球视野认识海洋经济和蓝区树立的展开态势与树立优势随着人类社会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尖利，全球沿海国度纷繁把开发应用海洋资源提升到展开战略的高度，海洋成为世界各国进步综合国力和争夺长远战略优势的新范畴。海洋经济成为独立的经济体系，逐步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展开的重生力气，沿海地域成为经济展开最有活力的地域。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大范围、平面化、综合性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标志着现代海洋经济的兴起。目前，全球有100多个国度把海洋开发作为重要国策，世界海洋经济已构成海洋油气、海洋渔业、滨海旅游和海洋交通运输四大支柱产业，许多沿海兴隆国度将开发应用海洋资源、展开海洋经济作为增加国民消费总值的有力的战略支撑点，其海洋经济消费总值占整个消费总值的比重在逐步增加。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停顿，海洋经济在阅历了以直接开发海洋资源的产业展开阶段以后，跨入了以海洋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海陆一体的以经济展开、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不时改善为基本内容的系统整体和谐展开阶段。海洋经济兴隆国度纷繁制定海洋科技和产业展开规划，不时拓展海洋研讨范畴，海洋生物、海洋生态系统模拟、海洋油气资源高效勘探开发、海洋环境监测、海底勘测和深潜等高精深技术成为战略研讨重点。沿海国度还不时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管理，鼎力展开循环经济，促进海洋资源永续应用和可持续展开。海洋经济展开呈现出新的趋向，主要表往常：由单纯的海洋开发向统筹海陆经济展开转变。由注重海洋一、二产业展开向注重海洋一、二、三产业和谐展开，特别是注重海洋效劳业展开转变。由国内展开向国内外的开放展开转变。由海洋经济单项创新向集成创新转变。
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海洋经济步入全面展开期。2003年国度海洋部门提出“树立海洋强国”的战略目的，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展开海洋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2008年全国海洋经济消费总值2．97万亿元，占国内消费总值的9．87％，占沿海地域消费总值的．8％，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5：47：48。在海洋产业的带动下，依托沿海优势构成的经济区呈全线展开格局。由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域、上海浦东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深圳经济特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构成的沿海经济规划基本构成。其中，长三角经济区完成海洋消费总值亿元，占全国的32．3％；珠三角经济区5825亿元，占19．6％；环渤海经济区10706亿元，占．1％，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展开的龙头。
总之，海洋经济面临着国内J\\\'b力u速度展开的理想应战，处于一个必需紧紧抓住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山东省应当认清时期特性和趋向，趋利避害，抢抓机遇，制定正确、科学的海洋经济创新展开战略和规划，努力完成山东海洋经济的创新展开和逾越性提升。
山东是沿海大省、陆海复合区域和重要对外开放区，必需把山东放在经济全球化和海洋经济展开的大趋向下，放在全国开放展开的大格局中，放在党和国度对山东展开的总体部署和恳求中来思索和谋划。山东具有的展开海洋经济的共同区位、科技、资源与产业优势，“海上山东”跨世纪工程和海洋经济战略的实施，已具有理论基础。要发挥沿海众多港口的作用构成三千里黄金海岸经济带，构筑新的经济板块，促进生态区、科教区、经济区、城市区、旅游休闲区展开，把山东沿海经济培育成新一轮展开的亮点。
山东半岛树立蓝色经济区有特别的优势：
具有欧亚大陆桥桥头堡群是最大的区位优势。加强与中西部省市政府、开发区、大企业的协作，构建“大通关”分离格局“效劳于中部崛起”、“效劳于西部大开发”、“做中西部最便利出海口”，经过港企协作、港港协作、港城协作、港区协作、区区协作等多种协作方式，在中西部地域建造大量的“无水港”、“旱码头”，完好可以以此增强蓝色经济区的腹地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2)具有黄河流域独一一个保税港区是最大的政策优势。青岛保税港区可为中西部企业俭省大量的资金本钱。下一步，要借青岛保税港区刚刚封关运营的有利机遇，吸收中西部大企业到青岛保税港区设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企业。日j瑕保税物流园区的情形与此类似。(3)具有中国海洋科学城是最大的科技优势。有条件加快展开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软件业、海洋科学仪器等海洋科技产业，打造海洋科技高地。(4)地处中日韩协作前沿是最大的对外开放优势。率先展开山东与日韩中央政府的次区域协作，以构成更大的对外开放平台。
明晰这些优势并发挥优势，就能走出一条依托展开海洋经济来打造蓝色经济区作为抢占区域竞争制高点、重塑区域展开新格局的新路子。
二、深化开掘蓝色经济和蓝色经济区的丰厚内涵和展开格局为落实总书记在山东视察工作提出的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部署，山东省提出充分发挥我省海洋经济优势，深化研讨相关产业规划、区域规划、政策措施等，鼎力实施陆海统筹，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崛起。制定规划触及到蓝色经济等重要概念，因此，科学界定概念的内涵非常必要。
首先是蓝色经济。蓝色，本意是海洋。笔者在年出版的《蓝色战略》一书，就是指海洋。后来笔者把海洋经济的内涵解释为，既是海洋资源经济，又是产业经济，还是区域经济。这种大海洋经济的理念就包含了临海区域经济。因此，蓝色经济就是大海洋经济，即海洋综合经济。所以，笔者把蓝色经济界定为：海洋资源开发、产业集聚与临海区位一体化展开的经济方式或产业展开方式。蓝色经济是以海洋资源经济为鲜明特征的一系列社会物质消费、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总和。它是包含海洋资源开发与产品消费、流通、消费在内的经济方式的统称。
再就是蓝色经济区。在笔者参与的讨论中，已构成几种有代表性的界定：(1)蓝色经济区是以海洋经济为显着特征，以科学应用海洋资源为根本途径，以现代海洋产业为主导，相关产业和谐展开，经过海陆统筹、资源整合、协作竞争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特征海洋经济区。(2)蓝色经济区是以海洋及沿海陆域为依托，以海岸带、海湾、海岛及深海资源维护、开发、应用为重点，与陆域腹地相关联、海陆统筹的崭新经济区。(3)蓝色经济区是以兴隆的海洋、涉海、临港产业为基础，以科学应用海洋资源与可持续展开为前提，以先进科技和优势产业为特征，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谐展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功用区。
笔者以为，蓝色经济区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区概念，从国内外展开阅历看，蓝色经济区是对海洋经济区和临海经济区的提升，代表着未来展开趋向，是注重海洋资源与空间开发，具有鲜明海洋特征的沿海经济功用区。蓝色经济区范畴涵盖临海经济区和海洋经济区。其中，临海经济区是陆地功用区概念，陆地经济属性较强；海洋经济区属于海洋功用区概念，海洋经济属性较多；蓝色经济区则兼具海、陆经济特征，属于海陆统筹的集成型经济区概念。蓝色经济区集海洋经济、涉海经济、沿海经济与海外经济于一身，应是综合经济功用区。是包含海洋资源、产业、区位在内的经济、生态、社会和谐展开的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功用区。主要功用恳求是：蓝色经济展开的先行区、示范区，打构成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蓝色经济增长极。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是多年来山东区域经济展开战略的整合与升华。从资源禀赋看，山东以海洋经济为特征的“蓝色资源”特征明显；从港口情况看，高密度大港口群是山东经济“涉海”的仰仗；从产业状况看，山东以海洋产业为特征的“蓝色产业”优势突出；从对外经济看，山东与隔海相望的日韩协作潜力庞大；从区位条件看，山东以中西部最便利的出海口为依托，在全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山东经济的基础和进一步展开的抓手都与“蓝色经济”有关，抓住了蓝色经济就抓住了山东经济的根本。蓝色经济战略是在整合海洋经济战略、一体两翼战略、东中西、南北中等区域战略基础上的升华，标明对山东区域经济展开战略的认识又抵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占位更高，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也恳求我们在做规划时搞好与“省市都会圈”、“半岛城市群”、“一体两翼”等区域经济战略的衔接。
山东省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树立“海上山东”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3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增长战略与非平衡增长战略展开激烈争论。针对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恶性贫困循环”理论为代表的平衡增长战略，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其后被布德维尔、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等加以丰富和发展。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佩鲁提出一个经济体不会同时出现经济平衡增长，通常会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个增长极是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部门，它不是区位，而是领头产业或关键产业，这些产业的增长速度更快，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关联，吸纳更多的资本和知识，然后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增长，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可见，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偏重于产业增长极，比较强调增长极的正面关联带动效应而忽视了它可能导致抽空周边地区资源的负面效应。
（二）布德维尔的“区域增长极”理论
布德维尔继承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把产业增长极概念拓展到区域增长极。指出，由于外部经济和集聚效应，作为增长极的主导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在地理上集中，形成一个区域增长极。他认为增长极既是产业增长极，也是区域增长极，是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区域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是引导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地理“增长中心”，可以由市场自发形成，也可以由政府政策计划形成。并指出在区域发展初期，投资应当集中于这种增长中心，使增长由中心向周围地区扩散，最终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异。
（三）缪尔达尔“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缪尔达尔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做了补充，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强调区域之间的相互效应，还论述了政府在增长极理论应用中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循环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核心地区更容易出现一种上升的循环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可能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必然会有一个地区差异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扩散效应”促成经济发展正反馈运动，“回波效应”则导致负反馈运动，“扩散效应”是指经济发达地区向周围地区进行经济技术扩散中所起的作用，而“回波效应”则指由于资本、人才外流以及贸易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的冲击。此外，缪尔达尔认为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促进具有累积优势地区的发展成为增长极，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带动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趋于平衡发展。
（四）赫希曼的增长极理论
赫希曼的增长极理论与缪尔达尔有许多相通之处，利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但在对待政府发挥作用大小方面持相反观点。他通过“联系效应”来解释不平衡增长，认为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经济进步会首先出现在核心区，由核心区带动边缘区的发展。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一国的社会经济中，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依存关系。赫希曼强调“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他指出，政府要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时，可以考虑选择联系效应比较大的产业优先发展，从而发挥较大的联系效应。他把发达地区的增长对落后地区的有利影响称为“涓滴效应”，不利影响称为“极化效应”。其“联系效应”对应着产业增长极范畴，而“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则对应于区域增长极的范畴。与缪尔达尔强调政府积极干预相反，赫希曼提出政府对增长极的发展应采取谨慎的干预，认为谨慎的政府干预是促进“涓滴效应”生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五）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产生于理论争辩，时代趋势也进一步给予其应用的现实土壤，二战后成为很多国家战略规划的理论参照。纵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极理论应用于本国发展战略，其具体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行业进行规划，选择出合适的产业增长极，并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计划。典型的产业规划比较成功的国家有日本，日本在战后几十年，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实现了日本经济的起飞；（2）区域经济振兴计划，这主要是针对一些落后地区或者有比较资源优势的地区，进行特定地区发展规划，美国就利用增长极战略应对战后国家内部贫困地区发展的问题；（3）协调区域发展规划，从国家整体角度看待本国各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协调不同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如英国利用区域内的小城镇的经济数据衡量城市和腹地之间溢出效应程度，从而确定增长极来促进英国农村的发展；（4）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城市化战略。城市化进程是经济体由不发达向发达方向转变的必由之路，利用增长极理论，合理确定不同的城市增长极，缩小城城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具体到中国，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比较高，以上几种增长极理论的应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体现。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增长极理论的契合
2010年10月18日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站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的迫切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征可以归纳为：(1)战略导向性，体现了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引导，政府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同时也应受到相应的约束；（2）综合创新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只是要求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还追求商业模式的创新，甚至是体制的创新；（3）动态演化性，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限定的产业范围，会随着技术进步和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约束而选择不同产业，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会历经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产业演化过程；（4）多重联动性，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横向其他产业的关联带动，二是在产业内部，对于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联动，三是能够联接国内外市场，增进国际交往；（5）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市场需求、商业模式等都具有不确定性，没有确定的成长路径，发展空间和风险是并存的。
增长极理论的有关研究中，针对产业增长极的产业选择，尤其是关于推进型产业确立为增长极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相契合。国内学者提出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主要有：①技术创新能力，普遍的做法是主要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评价，在佩鲁的主导型产业概念中，内含着技术创新的要求；②产业关联度和协调作用，利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矩阵求出各产业的扩散能力和感应能力，赫希曼对于产业增长极的“联系效应”的分析就是产业关联度和协调作用的机理的理论化；④比较优势；⑤发展战略及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备受关注，需要政策支持。关于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路径，国内学者认为应分三个步骤进行产业增长极的选择：确定何种产业为推进型产业确定推进型产业中的推进型公司的区位根据推进型产业的区位确定增长极。推进型产业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反映产业现状及潜力的特征性变量、反映决策者价值取向的政策变量以及反映其他重要经济参数的参数变量，最终确定产业增长极。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与产业增长极选择有许多相通之处，增长极理论关于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佩鲁关于产业增长极的主张，内含技术创新的要求，对应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特点。赫希曼对于产业增长极的“联系效应”的分析可应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重联动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政府作用的不同主张，引导着决策者对于战略的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因此，在对具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规划以及后续发展，经济增长极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三、经济增长极理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对发展经济学以及研究产业关联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其理论应用的以上几个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体现。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谈到经济增长极理论，应当包含产业增长极、区域增长极、增长极的运行机制、政府作用等内容，运用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缩小区域经济不平衡、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和国家或地区产业规划。增长极理论主张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区和产业，把他们培育成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来看，在很多方面，与经济增长极理论中的许多内容就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极理论大可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加以借鉴。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增长极”效应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是通过推进型企业和产业综合体通过技术创新活动以及生产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国务院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发展七大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从产业增长极的理论角度看，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力图将这七大产业打造成七个产业增长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完全符合佩鲁所说的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有推动力的产业”，这些部门或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通过“扩散效应”和“联系效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区域增长极”效应
“有推动力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可视为有推动力的产业）的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某些特殊效应：一个在区域上集中和增长的复杂产业极，将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一个区域内集中，将会形成有产业增长极推动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可以说，产业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是两位一体的，是个增长极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目前，除了国家层面出台了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各地方省市也都出台了各自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这正是既要打造产业增长极，又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结合各地方省市内外部条件，打造区域增长极，最终目标是要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定位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产业增长极理论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唯独在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还是审慎政策这个问题上，秉持完全不同的态度。缪氏认为要实现增长极的形成，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最后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趋于平衡发展的目标，政府应该发挥积极干预作用，有计划地推动增长极的形成。而赫希曼提出政府对增长极的发展应采取谨慎的干预，认为谨慎的政府干预是促进“涓滴效应”生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增长极自发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审慎态度，由市场更多发挥资源配置和优胜劣汰作用。实际上，这二者并不矛盾，涉及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层面，即政府如何定位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一是政策支持，一是市场竞争。政府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要认真研究，区别不同发展阶段和地区比较优势，进行积极或审慎的干预，前瞻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区域振兴初期，大多面临成本高、市场认知度低等特点，对其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个阶段，政府要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有计划地促进增长极或者地区增长极的形成。市场需求是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力量，只有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吸引各类资源，真正发展壮大，形成市场增长极。从这一点来说，政府要进行审慎干预，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可见，缪氏的观点适用于政策层面，而赫氏的看法更多是针对运行层面。
（四）预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
当前，各地方政府都在按照各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积极地上项目，更要预防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可能带来的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要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认识到负面效应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导致资源、政策、资本、人才过分集中，可能会对周围地区和其他产业产生冲击，达不到“一个中心，多点开花”的预期。当前许多地方纷纷提出建立国际性大都市和各类产业基地的倾向，是值得商榷的，容易导致同质化竞争，也可能由于“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最终影响某个地区或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培育增长极的产业选择和地域选择上，要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考虑本地区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研究环境的软约束和硬约束，做出科学合理的产业和地区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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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4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特征选择发展路径政策分布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集技术、知识、人才三者为一体，技术先进，产品附加值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知识的需求，而且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国务院2010年《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为我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学术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与特征；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与政策；第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这些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还是初步的，许多理论问题尚无定位，研究深度与实践性方面都需要加强。
本文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的问题进行评述与总结，以期能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当前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研究现状，并澄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与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源于新兴产业。波特在1980年首先提出新兴产业，我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为了寻找经济发展的突破点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与国外的新兴产业具有概念的相似性，又不完全相同。
目前，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我国政府一些文件中有相关的界定，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给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国务院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带动作用，物质资源消耗少、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国务院原总理以及科技部部长万钢也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提出相似看法。由此可见，政府部门主要强调战略性新型产业的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新兴性、支柱性。
从学者的研究成果看，观点具有较大的差异。一种观点强调立足当前，放眼长远，能对当前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作为当前经济合理健康发展的突破点，必须要符合市场需求，只有市场需要的产品，才能有效地拉动内需。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注重战略性以及新兴性。刘洪昌（2011）和王新新（2011）都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对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战略发展具有支柱性和带动性，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
尽管对产业的内涵还有争议，但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了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7大产业。
本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当前要能够切入，具有较大的产业成长空间，并能体现世界未来的经济形态，能使我国的未来几十年内保证其战略的竞争优势，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路径，体现人类的生态文明、知识文明、社会文明的趋势与潮流。
从上述观点出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时间尺度上，从当前与长远两面二个视角出发，能对我国国民经济发挥作用，也能体现战略性。因此，其战略内涵至少应体现：战略性、创新性、市场潜力、技术进步、新经济形态等方面。本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应具有生态性创新性、高层次性、不确定性、外部性。
生态创新性一方面指产业发展符合当前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时代潮流的环保可持续性。这与“十”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路线是保持一致的；另一方面指绿色技术创新，这不仅是一项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而且也是能够减少污染、降低原料消耗和改善生态的技术体系的提出。
高层次性指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高附加值、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着力点，必须要具备国际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指新技术、新市场、新产品与新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风险性，包括在战略上、生产上、财务上、产学研系统上的风险；另一方面指战略性新兴产业随时间发展具有生命周期：产生-成长-成熟-衰退，由于新技术的产业化形成的新产业将替代传统产业的一个动态过程。
外部性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主导我国未来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必须要发挥外部的带动作用，包括带动不同产品的生产、研发以及市场。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
当前国内对该产业选择做有以下研究：第一，提出产业选择的定性准则；第二，运用统计及数学模型，并结合地域特点，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
（一）定性准则与产业选择
定性准则一：考虑产业的特征，提出相关选择标准。高友才（2010）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较强的产业创新力、引领力、持续力、聚集力、碳减力；刘洪昌（2011）突出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要符合国家意志原则、市场需求原则、技术创新原则、产业关联原则、就业吸纳能力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定性准则二：考虑各地域发展条件以及产业对地方的作用。李朴民（2010）提出选择符合地方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程宇更进一步考虑是否有效地整合地区产业优势、带动关联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有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
定性准则三：通过官方对产业的定性描述对该产业进行更加详细的选择归类。周晶与吕岩威等通过对《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与《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对7大产业的定性解读，分别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框架、《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遴选该产业。
本文认为，战略新兴产业的选择一方面需要考虑其产业的战略属性、产业的地域属性、产业的分类属性。产业战略属性要从产业的成长性，未来发展考虑，体现产业的先进性；另一方面要着重考量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产业的地域属性要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资源现状与特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并要考虑产业发展的尺度特征，体现不同尺度优势与特点。产业的分类属性要考虑行业的发展特点与趋势，使产业发展与行业发展相结合，以产业发展促进行业发展。
（二）定量指标与产业选择
从定量角度去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根据该产业的特性提出一组评价指标，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不同区域进行产业评价，选择适合地区发展的产业，此类方法主要是从区域尺度中选择不同地方优先发展的产业类型。
从选择评价指标看：第一，从产业特征选择评价指标。贺正楚等（2011）从产业的全局性、先导型、关联性以及动态性提出13个产业选择指标；第二，依据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选择评价指标。刘嘉宁（2013）从区域产业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角度提出了14个评价指标；第三，低碳经济背景下选择评价指标。张春玲等（2013）从产业发展、产业关联性及产业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低碳经济下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定量分析方法看，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法、weaver-thomas模型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定量分析方法在选择不同区域的优选产业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分析，能够较准确地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定量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在指标选取上缺乏理论指导，随意性较强；一般的研究对指标选取依据没有具体的说明；各人在选取指标中因个人的认识水平而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分析方法权重的确定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定量分析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及政策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对促进该产业持续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以及科学调整产业布局有重要意义。政府的作用，建立良好的培育机制及路径、产业政策等尤为重要。
（一）政府的作用
政府通过发挥其对产业的引导、激励、服务和规范四大作用，从宏观来看，可以基于国家战略角度对产业发展的目标、战略、模式以及内容上制定规划（薛澜等，2013），并平衡好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这对作用力，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不能过度干预产业发展，要遵循市场规律。从微观来看通过经费支持、政府采购、制定相关法律引领该产业发展。
此外，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政府作用的力度是不同的，王利政（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起步、成长到成熟3个阶段政府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力度是逐渐减小的。
（二）培育机制
良好的培育机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的重点。培育机制是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需要意识到的内部组织或运行变化的规律问题。陈锦其等（2013）鉴于技术创新是该产业提出最突出的特征，并且实现技术的产业化需要迎合市场需求提出相应的机制。此外，制定平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利益的协调机制也是产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
（三）培育路径
从国家层面来说，集群式发展（陈锦其等，2013）被认为是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培育路径，通过集群式的发展可以满足该产业对新技术以及高效发展的要求，并且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通过内生式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董树功提出了联合开发、重点干预、组织服务等三种集群式培育模式，通过这些模式进一步优化该产业的培育路径。此外，可将技术创新作为该产业的发展主线，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多元化的产业合作、国际交流学等路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从区域层面说，由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培育路径也是不同的。与国家层面的培育路径最大的区别在于区域选择发展路径必须要考虑自身的自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基于辽宁省市场化程度尚不完善，认为应该采用市场培育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来促进该产业发展。
由此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路径不仅要注重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培育机制。当前培育路径研究中，主要以国家层面的培育路径为主，缺少对区域培育路径的探究，特别是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的广东、江苏等地应该尽早寻找出一条适合本区域的发展路径。
（四）产业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政策包括制定发展规划、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以及将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和促进集聚园区的发展等。
在规划方面，2012年国务院出台《“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之后，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海南、陕西、北京、新疆等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推出发展规划或发展意见。当前其产业规划特点：战略统筹性突出、强调重大基础突破及重点工程的带动作用、建立综合配套政策体系等。董晓宇（2013）就这9个地区存在不同发展问题，提出需要构建产业制度创新体系、形成政府与市场共同协调配置资源、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良性互动以及构建中小企业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通道。
在产业制度建设方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攻坚阶段，由于产学研一体化机制体制发展不成熟，使得新技术难以产业化，并且我国市场的财税体制、融资机制、人才管理体制等都存在较大缺陷，因此需要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在产业环境建设方面，创建良好的软硬件外部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此外，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支持政策、产品市场培育政策、对外合作政策以及专项产业政策等都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化的政策措施。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研究
从国家层面：周晶（2012）以省区为尺度，以“区位熵”衡量各省份进行各产业增加值比重揭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的空间分布。吕岩威等（2013）使用同样的方法，但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方法与周晶都不相同，分别采用修正后的地理集中指数、行业集中指数、moran指数揭示全国各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以上从国家层面研究，都是以省区为尺度来确定产业分布，不能准确地说明产业的实际布局地点，只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位的模糊空间定位。
从地区层面：杨英等（2012）指定3类9个变量指标，并利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广东21市进行空间布局模式划分；李英等根据江苏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江苏的6大产业，通过一些产业数据分析得出当前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城市。可以看出从地区层面研究该产业分布同样存在问题：第一，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仍不明确；第二，在区域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缺乏系统的可收集数据。
从以上分析看出，从全国层面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的案例中，基本都是以省区为尺度进行，在一个省区内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条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不能确切反映产业布局情况。基于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小尺度的视角来探究其区位分布。从地区层面的案例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性对其划定衡量产业的指标，用这些指标只能测度有同样特征的产业布局，这样得出的结果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布局情况。
存在问题与评析
（一）内涵界定及外延性概念仍然不清
虽然研究该产业内涵的学者很多，但问题依然存在：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是要强调其战略性还是新兴性或技术性仍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这对后续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程度的阻碍作用；从产业外延性概念看，缺乏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创意产业之间定义区别研究，这会造成社会经济发展机制体制混乱，严重时会阻碍经济发展。
（二）尚没有权威的规范
从定性角度选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存在很多缺陷，一方面存在很大浮动性，不同的人可能会按照同一原则选择出不同的产业分类；另一方面依据定性角度选择出产业分类过多，不易统计，就当前国家发改委最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中，细分出3100项产品和服务，这对后期对产业进行统计及评价方面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从定量角度选择来看，方法不一，不同学者认可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由不同的方法对产业进行的统计的结果也将会存在很大差异。
（三）产业区位分布研究不够深入
由于产业选择标准存在统计复杂、产业涵盖类型多等问题，而且缺乏可收集的系统数据，就当前研究该领域的文章中，存在一定问题：探讨产业的空间尺度过大，未来的研究可深入到以城市（或县）为尺度，真实准确地刻画其布局；对各类战略性新兴业的分类产业的区位分布研究不多，当前研究范畴仅停留在大类产业，未来研究可探讨每一行业的分布；当前缺少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去探讨我国该产业的发展水平，未来可深化该视角的研究。
（四）仍需要精确的政策指引
政策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政府也提出了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但是存在政策过泛的问题，如加强核心技术的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这些政策虽然是针对当前产业发展问题提出的，但是这些都是大问题，要解决需要从每一个产业或行业的具体问题出发，提出具体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或政策支持，最终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结语
随着国家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学术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该产业的内涵与特征、产业选择、培育路径与政策研究以及空间布局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理论体系尚待完善。
当前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攻坚发展阶段，能有效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服务，今后的研究仍需要加强：进一步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范制定、分类别的研究政策指引、在产业布局上要实现全国一体化布局，避免重复布局、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深化研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重要的精确的政策指引，使其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支柱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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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友才，向倩.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发展对策[J].经济管理，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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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锦其，徐明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机制：基于技术与市场的互动模型[J].科技管理研究，2013（2）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5
关键词：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3-0058-05
导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最显著的成绩就是诞生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形成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得益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政策协同推动，基本打破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相互封闭，区域与区域的互动更加广泛与深入，形成了良好的跨区域产业合作环境，众多区域间合作经济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和区域的综合竞争力。经过七年的努力，2011年5月，《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意味着成渝经济区被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重点开发区，该区域也成为了新十年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平台。这对于新形势下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对深入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引擎都将起到重大作用。另外，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影响，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仅为7.4%，且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速要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打造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形成区域经济第四极成为区域经济领域的新课题。
一、成渝经济区的建设意义
市场分割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障碍，把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中心有利于将分散的局部地区优势叠加为综合经济优势。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与“长江开发战略”的结合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集聚区，是引领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内陆开放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1]。因此，把成渝经济区作为国家战略区域中心影响到西部乃至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和代表，成渝经济区国家战略区域中心建设被赋予了特殊地位。
在当今国际国内新一轮产业转移以及各个层级区域之间力促开放合作的新趋势之下，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全球化和区域开放合作的角度出发，把成渝经济区作为国家战略区域中心，这样才能真正建成带动整个西部经济成长的增长极和发动机。
二、成渝经济区的进展
（一）成渝经济区的产业发展概要
1.现代产业体系取得积极进展
在联想、英特尔、富士康、仁宝、纬创、长虹等企业的带动下，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扩大，计算机、新一代显示器件、卫星导航等产业链加快构建完善，西门子成都研发生产基地一期项目、戴尔（成都）全球运营基地、长虹电子200万台平板电视整机项目建成投产，区域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增强。
组织实施天然气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依托成都、南充、达州等一批油气化工基地，推进汽油、气盐、气硫、气磷资源嫁接整合和产业链延伸，推动企业发展精细化工产品。
成都、德阳、自贡三大装备制造业建设进度加快，2014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2.2%、19.3%、18.7%。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等上十家车企完成落户，以成都为中心，重庆、绵阳、南充、资阳相连的汽车制造产业带基本形成[2]。
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川省连续第三年设立20亿元财政专兴产业重点项目研发攻关和新兴产品产项资金支持战略性新业化。
2.形成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市
2013年，成都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机械、汽车、石油等特色优势产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518亿元，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达91.9%。突出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3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24亿元，对全市工业增长率贡献率达到23.3%。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2011年，汽车摩托车规模以上总产值达到3788亿元，轿车为主、宽系列、多品种的产品格局基本形成。电子信息制造业迅猛发展，2011年实现规模以上产值2016.6亿元，同比增长95.3%，比全市工业平均增速高67个百分点。
德阳市已发展为中国三大重装基地之一。目前，全国40%的水电机组，30%以上的火电机组，45%以上的大型轧钢设备，40%的大型电站铸锻件，60%的核电装备在德阳研发制造。绵阳市已基本形成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以食品、冶金机械、汽车及零部件、材料和化工等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3]，是西部第二大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2013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4%，达到1080亿元。
3.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新筑现代有轨电车主产基地、泸州长液高性能液压件基地、新都桥风光储发电示范应用项目等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国机重工西南基地、自贡节能高效工业泵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大飞机、G50重型燃气轮机、核电Cap1400、百万千瓦级w火焰炉、百万千瓦级二次再燃炉、国内首台万米钻机等重点新产品研发取得突破，燃气轮机、石油钻采等产业创新联盟加快组建。
（二）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状况
在2011年国家正式批准成渝经济区为国家战略区域中心前后，我们对成渝经济区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川渝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成渝经济区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第一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进行了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他们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从总体上看，在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中心的区域经济中心后，成渝经济区第一、二、三次产业有了明显的增长幅度变化，其中第二、三产业比第一产业增长幅度大；川渝地区GDp总值有大幅的增长。具体来说：2007―2014年川渝地区的GDp由14617.12亿元增加到了42802.1亿元，增加了28184.98亿元，年平均增长达到24.1%；2007―2014年成渝经济区的第一产业值由2192.95亿元增加到了4054.88亿元，增加了1861.93亿元，年平均增长为10%；第二产业值由6154.04亿元增加到了20351.15亿元，增加了14197.11亿元，年平均增长了28%；第三产业值由5122.38亿元增加到了16264.69亿元，增加了11142.31亿元，年平均增长了27.19%。尤其是在2010年后，川渝经济区正式为国家战略区域中心后，增长幅度明显提升，这表明成渝战略区域中心的规划对川渝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成渝经济区三大产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而第二、三产业占比从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具体来说，2007年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差距分别为27.1%和20.04%，在2014年这一差距为38.05%和28.5%，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这一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在2010年以后，呈不断减小趋势，从15.48%下降为9.55%。成渝经济区升级为国家战略中心区之后，第二产业占比受实体经济下行因素影响有一定下降，而第一产业稳中有降，第三产业有较大上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这表明成渝经济区的三大产业结构在2010年以后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但是，与长三角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三大经济区相比较，成渝经济区在国土面积上与这三大经济区大体相当。2014年，成渝经济区的三次产业比例为9.47∶47.55∶38，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比重偏大。而三大经济区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长三角经济区为4.3∶45.3∶50.38，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1.87∶42.34∶55.79，京津冀经济区三大产业占比比例为5.73∶41.12∶53.16，第三产业发展较好。目前这三大经济区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而成渝经济区则仍处于工业化中前期，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分布特征[4]（依据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判定方法）。三大经济区工业体系较完备，工业重型化特征突出，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产业群和产业链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各区域产业结构特色和优势较突出[5]，第三产业保持高速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力量。相比而言，成渝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特征和优势有所薄弱，传统制造业比例较高，信息生物等高技术产业虽得到迅速发展但比例仍较低，产业链条短且群体规模小，在全国范围内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不多，第三产业初步发展，产业大部分属于资金密集型。
（三）成渝经济区城镇化水平与三大经济区相比仍较低，区域发展差异较大
2014年底成渝经济区的城镇化率为52.19%，虽比2010年上升6.72个百分点，但仍比全国水平低2.58个百分点。从与中东部的三大经济区的比较来看，差距仍然显著。比京津冀经济区低8.86个百分点，与长三角、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差距高达16.62和31.75个百分点（如图3所示）。从经济区域内部城镇化水平来看，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2014年，除成都、重庆继续保持城镇化突破60大关，分别为70.3%和60%以外，其他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仍比较低，平均水平为43.14%，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最低的广安市为35.81%，两者相差将近34.49%，接近一半。这些区域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化进程缓慢，成为全面提高成渝经济区为国家战略区域中心的阻碍。
（四）成渝经济区区域创新能力不强，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
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以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为系统的创新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及与环境的作用而实现系统功能，并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由于成渝经济区一体化程度不高，包括户籍壁垒、行政监管壁垒、执法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壁垒、金融服务方面和产权市场方面的壁垒等大量存在，阻碍了创新主体和要素有序流动。
由上图可以得出，根据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目前，成渝经济区主要处于投资―创新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还没有像三大经济区那样达到创新驱动阶段。
三、加快成渝经济区建成国家战略区域中心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竞争能力以及科技实力还不能和长三角、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经济区等发达地区相比。我们有必要采取以下对策，促进成渝经济区快速、协调发展，实现国家战略区域中心，成为面向中西部的第四增长极。
（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协作，合理布局第一、二、三产业
引导粗放型的传统农业向集约型的现代农业调整，加大三大产业互动，充分利用成渝经济区的农业资源优势，通过大力培养优势品种，发展特色农业，使其形成包括农工商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提高产业化规模，实现具有成渝经济区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建设标准化的现代农业产业。
立足成渝经济区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特点和产业基础，加快构建一个“层次分明、优势突出、生态高效”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形成“突出发展、加快发展、优化发展”三个发展层次。加快推进技术渗透性强、附加值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成渝经济区主要的新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生产业，支持制造业主产品扩展服务功能，开展售后服务，故障诊断、远程咨询、更新改造等增值服务和专业服务。培育附加值高、辐射力强、带动性大的生产服务产业体系，提升配套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成渝经济区的旅游资源，整合成渝经济区旅游市场，联合开辟旅游路线，鼓励跨区域合作，大力发展跨区域旅游，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产业集群。同时，鼓励和支持成渝两地金融机构跨区合作，扩大成渝经济区金融业对外省开放广度，培育跨省市金融集群和市场，加大政府和财政投入，大力加快区域内产业升级，为金融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充分利用川渝在西部区位特点，分工合作，联合打造成渝经济区现代物流业。整合发展现代物流，需要成渝在统筹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等基础建设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的全面对接，并以此为抓手，力促现代物流业一体化发展。
（二）加快成渝经济区的城镇化进程
成渝经济区城镇化的发展，应当凸显地域差异，有重点有层次地逐步推进。有三种发展战略模式：其一，承接式发展战略，实现借力发展。通过前面分析可以得出，成都、重庆市属于成渝经济区城镇化水平的高值聚集城市，同时也是成渝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热点，辐射着整个成渝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应充分利用其周边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强县域城市与大城市直接的经济联系，使其实现借力发展、承接式发展。其二，集群式发展战略，实现联合发展。对于城镇化水平的低值聚集区域，应打破这些低值连片城市的行政界线，对整体的产业进行优化重组，形成具有集聚优势的规模性产业，实现集群式发展。其三，中心城镇发展战略，完善城镇规划体系。在经济区范围内形成发挥循环累积效应的“增长极”，逐步完善“县城―重点镇―一般乡镇”的城镇化规划体系。适度扩大成都市的城市规模，发挥其集聚、辐射和综合服务功能，吸引着经济区发展相对落后的丘陵地区人口、产业集聚，促使农民工通过进城工作从而转化为城镇居民，完善城镇体系。
（三）建设和完善成渝经济区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理顺科学技术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为中心，促进科研机构之间、科研机构与高校之间的结合和资源集成；同时加快社会公益科研机构的建设；努力形成一批高水平的、资源共享的基础科学和前沿高技术研究基地。
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实施组织体系内的超行政区的协调与管理。建立综合的政绩考核与评估体系，正确引导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建立包括区域生产力布局原则和区域产业一体化准则的区域合作公约，促进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统一协调的基础设施网络，减少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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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继琼，徐鹏.绵阳融入成渝经济区产业选择的基本原则[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1，（33）：6-8.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6
论文关键词：区域性战略投资者，中部地区，外溢效应
目前，关于外溢效应的研究分析，很多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事实上，战略投资者，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投资人，也存在着明显的外溢效应。同样，对于本课题所创新提出的“区域性战略投资者”领域，也不例外。
所谓区域性战略投资者，主要是指基于对某一地区的发展战略价值特别是区域定位和主导产业选择的认同，以项目投资或金融投资等多元化融资模式为手段、以获取投资增值回报为目的，中长期投资于其所认可的区域产业或企业的区域性战略合作伙伴。这就赋予了区域性战略投资者不同于一般企业招商引资的特点：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先进技术、致力于中长期合作、产业链条长、关联度强、投资项目与地方产业规划和产业定位相吻合、对地方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谋求长远投资利益回报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论文，等。正是这些显著特点，赋予了其所特有的：投资的战略性、产业的高度关联性、科技的先导性、创新的前沿性、管理的先进性等“软实力”特征。而也正是基于这些显著特征，在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以及关联效应的媒介下，能对所在区域和产业发展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从而对于目前面临研发创新不足、产业升级乏力、区域崛起压力不断增加的中部地区而言，战略意义凸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一、区域性战略投资者的外溢效应对中部地区研发创新的作用分析
当前时代背景下，技术与创新已经成为保持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它能有效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在效率，如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产业资本质量的改进、管理技术、生产技术的进步等等。然而，当前中部地区的科技与创新发展水平，令人堪忧。
1，中部地区当前的科技与创新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中部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创新活动与发达地区相比一直比较滞后。就整个的宏观情况而言，以科技部最新公布的2009年全国各地区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例，2009年，全国平均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56.99%，比上年提高了2.59个百分点，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将全国分为五类地区，（详见表1）。而中部六省中，除了湖北以51.49%的水平处于全国前十强之外，湖南和山西作为第三类地区，分别处于全国的第15位和第20位，而安徽、河南和江西，作为第四类地区，则处于全国的后十弱。
表1，2009年全国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区域分布表
类型
综合科技进步
水平指数
个数
省份
第一类地区
>60%
4
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
第二类地区
56.99%
2
江苏、辽宁
第三类地区
40%
16
浙江、陕西、湖北、山东、福建、重庆、黑龙江、吉林、湖南、四川、新疆、河北、宁夏、山西、内蒙古、甘肃
第四类地区
30%
8
安徽、青海、海南、河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
第五类地区
<30%
关键词：新疆；知识产权战略；区域创新系统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资源的核心因素是知识产权。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出台后，尽快制定并实施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对于新疆这样一个地处西部相对欠发达的省区，不仅有利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而且
有利于新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新疆知识产权战略定位
（一）新疆知识产权战略是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战略”一词通常指一个组织关于知识产权的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政策和行为。从知识产权战略主体角度看，可分为国家、地方、行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这样四个层次。其中，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介于国家战略和行业、企业战略之间，既要体现宏观性，又要解决本地区重要产业、重点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发展和利用具有区域特色的知识产权资源既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又是整合区域知识产权资源，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和优化，而区域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有力支撑。
所谓区域创新系统，是指一国之内的一定地域空间，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者这些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区域经济系统内，创造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因此，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以发展和提升区域竞争力为主线，以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资源为手段，着力激发全社会的自主创新活力，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能力。
（二）新疆知识产权战略是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衔接和实施。新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区域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指导本区域今后一个时期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工作，促进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协调和衔接，使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形成有机整体，共同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小康建设服务。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涵盖了专利、商标、版权等七个领域；突出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四个方面，拓宽了知识产权工作的广度；提出了九个方面的战略措施，增加了知识产权工作的深度和力度。新疆在制定和实施地方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当实现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无缝衔接，应当全面体现和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所涵盖的内容。这是制定和实施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前提。当然，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并不只是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简单重述，而要实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区域优势和区域发展的有机结合。
相对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新疆知识产权战略属于中观层次的子战略，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在新疆的深化与具体化。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保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然后才谈得上因地制宜，突出和体现区域特色。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就在于把宏观性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
（三）新疆知识产权战略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从根本上确立了知识产权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地方知识产权战略是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衔接和实施，因此，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必须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协调起来，并成为其组成部分。
知识产权战略具有科技文化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战略与科技政策、文化政策等息息相关。在构建新疆知识产权战略时，就不能不考虑科教兴新和人才强区战略、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势资源转换战略等内容，并力求保持统一协调。如，2005年6月的自治区中长期（2006～2020年）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新疆要坚持实施面向优势资源转换的科技创新战略，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坚持优先发展面向优势资源转换的科学技术；坚持实行常规技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坚持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相结合，加快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对统筹发展的科技支持；进一步扩大科技合作与交流。
在构建新疆知识产权战略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整合和嵌入，即首先要把现有的规划或措施整合起来，突出知识产权制度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是要把地方知识产权战略所涉及的目标、任务、内容、措施等有效嵌入现有的规划或措施中，并使之保持协调一致。
二、新疆知识产权战略主体和战略重点
（一）新疆知识产权战略主体。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宏观性和政策性特征不同，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侧重的是为了促进区域内优势产业的发展而进行知识产权发展谋划。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突出的是区域内相关企业总体知识产权能力的增进，以及多元主体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工具能力的整合和提升。
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主体要素呈现“全社会”特征，即地方政府、司法机关、企业、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等都成为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内生变量，而不再作为环境变量来考虑，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参与性。这些主体在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不同阶段，其作用和功能都是不同的。因此，在构建新疆知识产权战略时，除强调政府主导外，还应当有各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
区域知识产权战略是综合性、跨部门的政府战略，为了实现多主体的协同效应，在制定和实施新疆知识产权战略时，首先，应当有一个具有执行力的，起领导、统筹协调作用的类似于战略小组的机构。一般认为，“战略小组”是战略管理的协调者与指挥者。由其负责建立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组织，组织、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并对组织成员拥有控制权、奖惩权，以保障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有序开展，如上海市《关于本市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强化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功能，充分发挥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的领导、统筹协调作用；其次，应当重视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在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利用本市知识产权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资源优势，在高校开设知识产权与理工科专业的双学位制和本、硕士连读制，在本科专业特别是理工科专业和研究生中开设知识产权基础知识课程。”最后，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不是政府部门的孤军奋战，而是需要借助各种社会力量来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手段就是战略工具。这些战略工具一般包括：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私人市场、信息和劝诫、管制、公共事业和直接提供等。由此可见，新疆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利用多种战略工具组合，而且需要诸多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
（二）新疆知识产权的战略重点。到2010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位居西部地区前列；到2020年，把新疆建设成为我国西部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确定的两个阶段性主要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令人振奋的目标，就必须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换战略，推进重点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并充分利用制定和实施新疆知识产权战略的契机，综合运用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制度工具来优化区域创新系统，增强区域竞争力。
新疆知识产权战略重点应当与优势资源转换战略保持协调统一，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1、推进新型工业化。重点发展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加快培育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大力发展中小型科技企业。围绕产业核心技术的集成与突破，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和产品群。
2、改造提升传统工业。利用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环保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纺织、建材、轻工、化工、机电、冶金等骨干企业，打造品牌，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形成一批以改进发明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
3、发展可持续农业和特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以先进技术装备提升产品档次和质量，大力扶持、提升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辐射带动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业。引导具有一定产销规模和地方特色，尤其是具有原产地地理标志特征的农产品申请注册商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大力发展以商标为纽带的订单农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业。选育具有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植物新品种。
4、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中，扶持发展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传统服务业老字号品牌，加快培育一批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服务业品牌。继承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加强新疆传统文化的版权意识，并尽可能使之知识产权化。支持以特色旅游商品为主的民族特色产品和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重视知识产权在其中的运用，扩展其品牌效应。
三、新疆知识产权战略保障机制
（一）形成一个起领导、统筹兼顾作用的决策组织。知识产权战略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在其制定过程中需要多主体的广泛参与，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其实施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决策的客观性和适应性。而且，当前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是一个“多龙治水”的格局，难免存在“政出多头，各自为政”的问题。因此，在实施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战略时，需要有这样一个决策组织（战略小组）来发挥领导、统筹兼顾的作用，把推进知识产权战略作为政府的长期职能。
（二）加强知识产权联合行政执法。知识产权的创造、利用，离不开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在我国，一直沿袭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存的模式。当前，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职责和职权分散在多个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分散和不统一，没有形成“合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发挥行政保护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作用，应当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领域的联合行政执法，把分散的行政保护资源整合起来，调高区域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效能。
（三）营造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环境。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固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高度重视，但也不能忽视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和能动创造，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效果就会打折扣。应当激励企业积极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真正参与到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来。
［关键词］应用型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路径
［作者简介］沈云慈（1967-），男，浙江奉化人，宁波大红鹰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浙江宁波315175）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3年度重点课题“基于高校分类优化的教学服务型大学定位及内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B137）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4-0039-02
立足地方经济社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既是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宗旨和办学目标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地方本科院校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价值取向的根本依据。由于自身的地方性、应用性以及所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需求的差异性等，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目标与办学定位理应融入地方、服务地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联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在履行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性科学研究使命之外，尤其应利用自身的知识、智慧、资源等优势，强化和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地方政府决策咨询与参考、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地方文化建设以及企业技术升级与新产品试验开发等方面积极主动地提供服务，努力以服务来赢得政府与社会各方的支持，整合和利用政府与社会各方的资源，继而进一步促进高校自身的人才培养与科研水平。一句话，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及其需求出发，建成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中注重与强化应用性的教学服务型大学，是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理性选择。
事实上，自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来，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批高等教育界的学者和专家就针对我国高校趋同化办学、同质化竞争、人才培养与地方现实需求相脱节等问题，提出了地方本科院校要转变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从地方现实需求出发，从重构大学功能及其相应的组织制度与评价机制入手，走“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与发展之路，“培养地方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产出地方需要的应用性成果，大力开展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各种服务活动，形成为地方全方位服务的体系”，在主动服务地方中办出自己的特色与水平。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为了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大都在积极思考新的发展战略、探索新的办学模式、谋求自己的办学特色与品牌。归结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实践可以发现，有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之路，如宁波大红鹰学院、浙江树人大学、海南师范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等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办学体制机制优势，坚持不模仿传统学术型大学的做法，坚持不走趋同化、同质化办学之路，明确提出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在紧密结合地方经济、主动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办学实践中积极改革，大胆创新，勇闯“蓝海”，使学校的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办学效益等各个方面在升本以后得到了又一次快速发展与提升，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学校管理体制、教育教学运行机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这些院校在发展战略、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思考、探索与实践，对地方本科院校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一、结合区域经济社会特征与需求，确立学校发展战略和办学定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由此可见，国家将通过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引导和促使高校合理定位、优化结构、错位发展、办出特色。对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来说，结合地方的转型发展、特色发展既是自身在新时期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与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既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难得的转型发展与特色发展的机遇期，也是面临种种困难与压力的挑战期。教学服务型大学是以服务为核心理念、全面融入社会、主动服务地方的开放办学的现代大学，地方性、应用性、服务性、开放性是其基本特征。因此，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首先必须将学校整体及其所有成员全面融入地方，在学校文化、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地方经济社会特征及其发展需求，即学校文化传承地方文化精髓思想，办学理念体现“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主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办学定位反映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导向的价值取向，发展战略契合“在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中彰显办学特色”。如宁波大红鹰学院融合地方文化精髓思想，结合所处区域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密集，对相应的人才、技术、信息、服务的需求旺盛等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及其需求，确立了“面向区域中小企业，建设以应用型为特征的教学服务型大学，培养中小企业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使学校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首选大学”的发展战略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注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融合创新。这一发展战略与办学定位体现了主动服务地方、社会需求导向的教学服务型大学价值取向，体现了拓展服务地方范畴、强化服务地方功能的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思路。
二、加强校地互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应用性学科专业
学科专业的布局与建设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办学、错位发展的关键所在。构建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相结合、与区域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高关联度的学科专业，强化学科专业地方性、应用性、特色性的属性定位，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必然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在明确了建设以应用型为特征的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基本办学定位的基础上，应不断加强校地互动的力度，积极实施区域化、应用性的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战略。具体来说，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及区域内相关社会组织（如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的联动关系，通过互动与共建，使各方的资本、人才、物质、信息等要素的共享和流动作用到学科专业建设上，并努力使学校所建的学科专业列入地方政府重点建设学科与专业之中；二是要针对学校所处地区经济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现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及其产生的新需求，尤其是要针对当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企业普遍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重点建设好与地方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紧密关联、与地方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应用性学科专业；三是要大力推进学科创新和学科交叉，积极培育和发展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服务的新兴、交叉学科与专业，以创新发展、错位发展来构建特色学科专业；四是要建立与地方、行业企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保持学校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的互动发展。
三、以校企合作为平台，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是地方本科院校的第一要务。人才培养定位不准、趋同化、盲从化，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作为一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从根本上突破上述问题，切实培养出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进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需要积极推进以校企合作、产学研战略联盟为平台，以企业深度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手段，以课程建设与组织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应用型教学团队建设、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与方式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改革。
第一，要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学校要通过与地方、企业的广泛合作和信息沟通，在深入交流、市场反馈的基础上，根据地方企业产业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急需大量一线应用型管理、技术人才的状况，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地方企业培养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量身打造”一大批适应地方企业新一轮发展需求、立志为地方企业发展做贡献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与此同时，学校要与地方企业联合开展人才规格与要求的市场调研，根据区域内不同产业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按照多样性原则确定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
第二，要重新调整教学内容。学校要与企业深度合作，针对地方企业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应用型人才所需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共同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内容及其应用性课程体系，共同编制应用性、特色化的课程模块及其相应的教材。其特征在于充分体现“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即人本基础上的社会需求导向”原则，人才培养更加注重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统一，更加注重多样性，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地方性和应用性更加突出，梯度性和可选性更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
第三，要重新构建教学模式。学校要坚持以校企合作为平台，以产学研用结合为手段，校企双方联合探索，针对不同专业、不同人才规格要求，构建“以工程项目为依托，企业化运作环境下的现场教学模式”“学校、校企交替，理论、实习、生产交替的实景教学模式”“校企共管、项目融合式教学模式”“职业考证、课程互通、定向培养三结合教学模式”“学生作业作品化、项目化、产品化的教学模式”等多样化教学模式。教学过程强调学生人人参与、合作共享，注重能力培养，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复合性、发展性，在坚持地方企业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应用型人才需求导向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意、创新、创业能力，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个性特长，努力强化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职业迁移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第四，要重新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质量评价标准制定依据模糊、评价标准笼统、评价主体错位等问题，是影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造成学生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重要原因。学校要彻底改变传统的以学校、教师为主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建立由政府、社会、学校共同参与，兼顾地方企业发展需求、学生素质发展和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质量评价体系。校企双方在对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规格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以专业应用能力（包括实践能力及专业知识等）、方法能力（包括工作方法及学习方法等）、社会能力（包括协作能力及社交能力等）整合后形成的行动能力为标准的评价依据。评价方式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应用、在应用中创新的实践考试；结果与过程结合，注重过程的创新性和完整性；专业成绩与能力评估结合，注重企业的综合评价。评价组织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组成，特别是合作企业自始至终深入参与其中；对实践教学的质量监督和考核，更是要以合作企业为主进行组织与安排。
第五，校企联合共建应用型教学团队。为确保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改革的顺利推进，确保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学校要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和地缘优势，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大力加强应用型教学团队建设。每个专业组建由3～5个学校专业理论教学教师、具有工程技术和行业实践背景的专业实践教学教师、行业企业高水平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管理专家组成的应用型教学团队。为此，学校要以灵活的行业专门人才引进机制加快引进具有行业背景的应用型教师，建立以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教师选聘机制，实施区别化的应用型教师考核评价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构建有效的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机制，形成应用型教学团队建设与成长的良好政策环境与发展环境。
四、面向区域中小企业，开展应用性科研与服务
高等院校承载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教学服务型大学本身就意味着需要面向社会开放办学，需要从相对封闭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走向全面开放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地方本科院校在抓住人才培养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如果不能准确定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功能，最终必将弱化其人才培养的功能，无法完成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在加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同时，要选定地方企业为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对象，选定应用性工程技术研究、应用性试验开发、应用性技术服务与推广、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与信息咨询、人力资源培训等作为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内容，积极主动地为地方企业发展提供应用技术和智力支持，构建地方性、开放性、应用性的面向地方企业的服务型办学体系。为此，学校要将科研重点聚焦于与地方企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应用性学科领域，设立应用技术研究院，选择地方企业需求的、与地方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应用性科技项目和服务项目，积极推进应用技术研发和科研成果转化；要组织跨部门的科研团队，制订与实施面向地方企业的产学研用重点项目突破行动计划、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献策行动计划、校企联合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此同时，要积极、主动与地方企业及社会专业团体发展密切伙伴关系，努力构建良好的政产学研运行机制和服务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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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献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与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2013（8）.
关键词：中小企业；集群；网络
作为日益活跃的经济要素，中小企业集群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新兴高科技和服务产业的主力军，同时，中小企业还具有吸收国有企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能力。尽管如此，从现有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来看，尚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中小企业集群内部企业的战略行动、集群化的经营模式，以及相应的集群管理模式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因此，本文试图借助网络的视角构建和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整体构架。这对现有的理论研究以及企业实践发展都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一、现有研究综述
（一）国外产业集群的研究传统
从集群研究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领域的开拓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讨论之中。一般认为，马歇尔是关于产业集聚现象的最先研究者。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将相近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区域内部所形成的集聚称之为产业区，在产业区内部的企业通过相互协作、相互竞争，提升经营效率。在马歇尔之后，德国经济学家韦伯也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探讨，认为工业区位内部企业之间是通过不断相互联系而实现区域的工业化的。关于产业区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ecattini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后，探索了得益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之后美国学者piore、Sabel、Sforzi、audretsch、park和markusen等人都进一步对新产业区理论进行了探讨，并且推动了这一理论向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很多学者用这一视角来分析产业集聚问题。Scott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增长是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产业集群主要源于生产中的分工、公司间交易活动的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中的集聚经济。杨小凯在继承劳动分工和交易费用的概念的基础上，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问题，认为企业、市场、契约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企业内分工深化容易形成大企业，企业外分工深化容易形成产业集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集群出现了很多全新的研究视角：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考察产业集聚现象，将地理区位作为分析市场和竞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主要是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考察产业集群，波特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产业集群的钻石体系，以分析推动产业竞争优势发展的各类竞争要素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区域创新学派则是从区域发展的整体角度考察产业集群现象。根据区域创新学派的观点，少数创新企业的存在通常是不够的，只有当创新在区域里变成系统的，也就是说区域创新系统出现之后，广泛和持久的创新效应才能被获得。
（二）国内中小企业集群研究
国内的集群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发展非常迅速。王缉慈（2001）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因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并且对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营造区域创新环境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战略。李新春（2001）根据对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将企业集群划分为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同时，针对国内企业实践特征，国内的学者对于中小企业集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仇保兴（1999）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在这一特定关系中隐含着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现象。李永刚、祝青（2000）认为浙江的众多小企业集群是由生产性小企业群落和商贸性小企业群落混合构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储小平（2002）认为对于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浙与广东一带。其中，江浙的学者们注重从区域经济、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等方面进行分析，广东学者则更着重于从企业网络或者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现有研究评述
从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来看，尽管这一领域已经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针对集群内部企业的战略方案和行动特征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以中小企业为构成主体的企业集群。现有的研究，总体上都肯定了集群内的企业能够通过相互协作获取更多资源。事实上，除了协作以外，集群内的企业还应当拥有自己的独特战略模式。这一战略受到了竞争环境、产业特征、个体特质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于这一点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其次，对于集群本身的运作规律的讨论尚有待进一步研究。集群的运作规律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群内部微观企业的行动特征所累加而成的整体运作特征，由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战略特征尚不够明确，使得这一方面的内容也不够清晰；另一个方面则是集群内部企业与集群外部机构之间的关系，虽然现有的很多研究强调了集群外部机构对于集群内部企业的支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还是一种单向的联系，忽视了可能存在的逆向作用机制。因此，考虑到这种双向的作用机制，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进一步的理论模型。
再次，中小企业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需要重新认识。中小企业本身具备较强独特性，其资源禀赋和战略方案与一般的企业存在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与一般企业集群存在不同。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更为规范的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则应当尝试纳入实际数据并且采用科学规范的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命题，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总而言之，现有的企业集群研究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然而，几点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因此，针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系统性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二、中小企业集群研究框架：基于网络的视角
本研究是对传统集群概念的扩展。和传统的研究视角不同，本研究是基于网络的认知视角来分析中小企业集群。基于网络视角的集群研究，一方面需要对集群内部的企业构成加以分析和整合，另一方面则是要将集群的概念拓展到集群以外的经济实体，例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将这些实体单位纳入集群网络之中，形成超越集群关系之上的网络关系。总体说来，未来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一）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概念的拓展和内涵分析
中小企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中小企业的集群也不同于一般的产业集群，有其自身的独特属性以及演化模式。基于网络化的研究视角探讨中小企业集群，就是要积极拓展中小企业范畴的集群网络这一概念。研究人员需要经由系统规范的概念建构过程发展这一创新概念。通过理论上的梳理和整合，结合一定规模的实际中小企业资料来印证这一概念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二）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运行模式
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概念建构，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这一网络的运行模式。本部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群内部企业的战略行动模式。虽然从微观企业层次来看，这一战略行动并不与集群的形成乃至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是，在企业制定并且执行战略方案的过程中，企业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互动联系，客观上增强了集群的内部稳定性和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则是集群内部企业与集群外部实体机构之间的关系。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到集群内部，根据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不同构成成分的识别，讨论它们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及表现模式。
（三）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成长机制
对于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整体而言，需要探讨其发展特征，以及影响这些特征的内外部因素。例如集群网络的稳定性和拓展性，前者指的是中小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以及外部机构所形成的网络关系是否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市场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后者则是指集群网络是否具备较强的外部拓展可能，伴随着集群的发展，如果有更多经济实体愿意加入这一网络关系之中，说明这一集群网络具备较强的成长性。这些属性特征的发展变化模式构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成长机制。
（四）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管理方案和政策建议
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从立足产业战略规划的层面，回答如何推动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构建和发展，并且进一步借助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要通过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发展整体上形成一种适合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这也是未来的研究
重点之一。
三、结论
本文对中小企业集群研究进行了拓展，并且提出了一个基于网络视角的研究框架。这一框架首先回答了中小企业集群网络这一概念是什么，进而探讨这一网络化的集群概念的运行模式和成长机制，最后针对相关决策部门提出了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管理方案。这一研究是现有中小企业研究的有益丰富和补充，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探讨中小企业集群的构成及运作规律，应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从理论上归纳和总结中小企业的成长模式，进而结合实际企业数据和区域发展背景来探讨本研究中的相关理论观点和研究线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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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炭资源型地区城镇化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183-02
煤炭资源型地区是指煤炭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目前经济还不发达的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宁夏等6省（自治区），其煤炭资源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82.8%，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基地。县城是城镇化的战略平台，工业化带来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煤炭资源型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独特表现，不同于国际上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联特征。本文以山西煤炭资源型地区为实证，展开深入研究。
一、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煤炭工业
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煤炭工业，以山西为例。山西有119个县（市、区），其中，产煤县91个、占县域总数的76.5%。煤炭及相关四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0%以上。山西长期煤炭能源基地建设和重化工优先发展战略，主要就是高度依赖煤炭及相关产业。
2012年11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全国重点产煤省、市、县的排列顺序。山西省在全国十大重点产煤省份中位居第二，朔州、吕梁、大同、长治、晋城等五市入选全国重点产煤市十强，其中，朔州市位居第三位，其余四市分别位于第五、六、七、八位。平鲁区、大同南郊区、柳林县、阳泉矿区、高平市、长治县等31个县（市、区）入选全国重点产煤县百强。
二、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演进特征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分别反映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即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城镇化意味着该地区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的集中过程。工业化带来城镇化，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必须有产业支撑，缺乏工业化的城镇化，容易产生“拉美城市化现象”{1}。
1.国际上工业化与城镇化演进特征。城镇化的普遍规律，在工业化加速阶段，即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迈进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城镇化的速度很快、甚至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国际上公认的发展较好较快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城镇化发展快于工业化。例如，日本在1947年到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8%提高到36%，同期城镇化水平从28%提高到75%。韩国在1960年到1981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0%提高到36%，城镇化水平从28%提高到56%。
（1）工业化发展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研究提出：在工业化初期，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都相应提高，且二产比重上升幅度大于三产，一产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二产所取代。当一产比重降到20%以下，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再降到10%左右时，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因此，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型变化。
（2）城镇化演进规律。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钱纳里等经济学家研究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即：当城镇化率低于30%时，被认为是非城市化，此时经济大体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当城镇化率高于50%时，被认为基本实现城市化，此时经济大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表现为工业化拉动的非农产业比重上升，这一阶段是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是初期的1.5～2.5倍，城市化率将以较快速度向70%攀升；当城镇化率高于70%时，被称作高度城市化，此时经济大体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缓步下降，与此相应，城市化的速度亦有所下降，并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钱纳里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的整个变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5个时期。
2.煤炭资源型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演进特征。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来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正向相关。但是煤炭资源型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与国际惯例不一样的特征，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工业化并不正向挂钩。工业化在山西省存在偏差，高工业化率与低城镇化并存，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1）高工业化率与低城镇化率并存。山西省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加快期、关键期。2012年，山西城镇化水平达到51.26%，跨入国际公认的城市社会。但从全省119个县域来看，23个市辖区中大同新荣区、南郊区和朔州平鲁区低于50%，96个县（市）中只有7.3%的县（市）城镇化率超过50%。
山西县（市）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且高工业化率、低城镇化率县域居多，工业化、城镇化区域差异显著，2011年，全省96个县（市）中，有89个县（市）城镇化率低于50%，占比高达92.7%；有50个县（市）工业化率高于50%，占比52.1%。山西县（市）高工业化率和低城镇化率并存。
（2）工业化本身存在偏差。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判定其工业化发展阶段，结果是不相同的。按照工业化率划分，96个县（市）中，前工业化阶段8个、占8.3%，工业化初期阶段21个、占21.9%，工业化中期17个、占17.7%，工业化后期19个、占19.8%，后工业化阶段31个、占32.3%；按照城镇化率划分，96个县（市）中，前工业化阶段20个、占20.8%，工业化初期阶段69个、占71.9%，工业化中期6个、占6.25%，后工业化阶段1个、占1.05%。由此可见，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山西县（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并且差异极大。按照工业化率划分，山西县（市）七成左右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按照城镇化率划分，山西九成左右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或者工业化初期阶段。
（3）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并未带来城镇化的同步发展。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工业化率前三甲是柳林县、襄垣县和古县，但这三个县的城镇化率并不高，在全省96个县（市）中分别排在58、32、55位，属于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县域，比全省水平分别低16.23、10.25、16.52个百分点。根据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与城镇化的关系，当工业化率达到60%以上，城镇化率应该达到70%以上，而实际上这三个县域的城镇化率都低于40%，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三、成因分析
煤炭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煤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且受煤炭价格影响较大。煤炭县域的工业化、城镇化与煤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相关。
1.煤炭县域生命周期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煤炭地区按照其形成与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开发建设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与煤炭的生命周期对应，煤炭县域的城镇化历程也随着煤炭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城镇化起步期，这个阶段煤炭企业初建，城镇化水平很低；二是城镇化加速期，这个阶段煤炭企业大规模扩张，大量招工使得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城镇人口加速增长；三是城镇化成熟期，这个阶段企业稳定生产，经济繁荣发展，城镇人口平稳增长；四是城镇化衰退期，这个阶段煤炭城市经济增长缓慢或衰退，城镇人口也随之缓慢增长或停滞，这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不同于一般城市进程的特征。
2.早期煤炭工业对城镇化推动作用较大。古交市、介休市、怀仁县、霍州市等城镇化率较高的县（市），煤炭大规模开采时间较长，已步入煤炭城市发展的后期。所以，虽然有较高比例的城镇人口，但工业化程度并不高。由此可以看出，这类县域较高的城镇化率只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并不是发展进程中主体能动努力的目标和结果。
3.现代煤炭工业难以起到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襄垣县、柳林县、沁水县等是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经济实力提升很快。但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煤炭产业带动城镇化特征不同，基于安全和大规模生产的要求，资本密集型现代煤炭产业的资金投资大、技术装备先进，对劳动力要求高、容纳劳动力少，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以及2011年以前较高的煤炭价格水平，直接导致超高的工业化率与低城镇化率的偏差存在。以平鲁区和柳林县为例，平鲁区工业化率为78.7%，在全省23个区中仅次于阳泉矿区，位居第二；但城镇化率仅为47.39%，位居倒数第二。柳林县工业化率为84.45%，全省96个县（市）中位居第一；但城镇化率仅为33.28%。
四、对策
大部分煤炭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主导产业主要是围绕煤炭资源建立的采掘业和煤炭产品初级加工业。为此，要选择恰当发展路径，增强工业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城镇化真正成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重要动力源。
1.立足煤炭，延伸产业链，循环突破。柳林、襄垣等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工业化水平较高，但产业低端，产业链短、辐射力比较小，产品附加值低，城镇化率低。对于这类县域要以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和城市发展质量为重，以煤为基，精细化延展，横向耦合纵向延伸，打造煤电化材、煤焦（油）化、焦气化、煤化工等循环发展模式。煤炭产业链的精细化和循环化，将有效增补劳动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结构由单一的工矿开采和初加工就业领域向高端领域拓展，吸纳高素质就业人员，改善煤炭资源型县域城镇化质量，提高县域经济综合发展能力。
2.跳出煤炭，培育替代产业，多元发展。古交等煤炭开采较早的城市，虽然有较高的城镇化率，但城镇化质量不高、动力不足，同时面临煤炭发展的瓶颈或煤炭资源枯竭的危机，企业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因此，要依托煤炭求生存、跳出煤炭求发展。转变经营战略，遵循“同心多元化战略”、“一体化战略”（包括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战略，纵向一体化战略又包括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战略）、“复合多元化战略”等，探索适合当地资源、产业结构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多元支柱发展框架。
3.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煤炭资源型县域大多存在形态、设施和功能上先天不足的问题。城市功能单一，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煤炭产品的初级加工服务等。因此，要下大力气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转变重矿业开发、轻城镇发展的观念，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度融合，加快城市改造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推进基础公共服务性设施建设，使城镇真正成为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重要动力源。
注释：
{1}“拉美城市化现象”指的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城市化水平接近或远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缺乏工业化，国家经济水平比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如哥伦比亚，城镇化率72%，但人均Gnp仅为1670美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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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8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9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