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1
关键词：马若瑟；汉语词类研究；汉语札记
一、马若瑟汉语词类研究概况
马若瑟（Josephdeprémare，1666-1736），清代法国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他随同白晋在1698年来华传教，1733年迁居澳门，1736年在澳门去世。马若瑟一生著作颇丰，在华近四十年，著有《汉语札记》、《六书实义》、《书经时代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寻求》、《中国古籍中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及《诗经》《书经选》、《赵氏孤儿》等著作的翻译，共有二十余种。①
马若瑟对汉语词类的认识，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明确地将汉语口语、通俗语体词类和高雅文学作品中的汉语词类区分开，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口语和书面语；第二，认识到虚词在汉语词类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并作了详细的举例和阐释。
将口语和通俗语体的词类加以区分显示出马若瑟词类观的先进性。纵观所有传教士的汉语语法著作，唯有《汉语札记》一书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对于口语和书面语有较大差异的近代汉语来说，这无疑是创新和有积极意义的做法。由于传教士不可能对文言书面语理解到像真正的中国人一样，所以马若瑟《汉语札记》中的两部分词类以口语和通俗语体的词类为重点。《汉语札记》第一编用了两章的内容详细分析了汉语词类，在第一编第一章里读者就能读到这些清楚的概念：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等，但作者又立即否决这些词类在汉语中的意义，因为他反对西方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运用西方语法框架和术语。他强调汉语是没有词形变化的，例如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和时态的变化。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的汉语短语加之证明。不过，在描写名词时，马若瑟还是把拉丁语的格用于汉语之中：
属格：名词后面加“的”
与格：名词前加“于m于m与m和m对m替”
宾格：名词直接跟在动词后面
呼格：名词后加“阿”（啊）
夺格：只有在表示材料材料补语时，才会在名词后面加上“的”，这是唯一的情况。②
对于马若瑟认为十分重要的“虚词”，他将它分为“某些字”和“虚词”。前者指仍然保留有明显的名词性或动词性特征的词，后者指只出现或者主要出现在虚词位置的词。在其列举的16“某些词”中，可以看到“把”、“得”这样的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划分为虚词类的词，也有“一”、“心”、“气”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词。
在“虚词”这一章，马若瑟还对其进行了分类，否定类、增加类、缩减类、句首类和句尾类更细化了虚词的功能类型。否定类虚词包括7个，表示“不，不要，还没有，没有”。增加类虚词包括10个，表示“多，很，非常”等意思。缩减类的虚词表示的意思有“只，只有，很少”等。句首类和句尾类虚词基本上是表达情感的感叹词，用来引领或结束一个句子。③虽然在第一编第二章有有关虚词的举例，但读者也许会有些迷惑，因为马若瑟划分的标准不明确，不管怎样，51个虚词的解释举例，足以了解他研究构成汉语“特质”的词类的方法。
《汉语札记》第二编关于高雅文体的词类，马若瑟只单列“虚词”一章，如“之”、“者”、“也”等古汉语文言常用虚词。因此，我们可以说马若瑟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在于虚词。“虚词”这一概念源于中国人对实词和虚词长久以来的理解和认同，而马若瑟将众多汉语虚词罗列出来，一一解释，虽没有划分到现代汉语的“连词”、“助词”、“介词”等细条目，总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在《汉语札记》之前，马若瑟可以参考的汉语语法著作屈指可数，只有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和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因此《札记》可以说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杰作。首先，这部著作的作者阅读了大量汉语著作典籍，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在《札记》中引用一万多条例句，这些例子更有利于学习者直观地学习语言。他认为汉语学习不在于研究复杂的语法规则，而是应该着重多读汉语著作以此提高汉语水平。
二、马若瑟汉语词类研究的特点
从对《汉语札记》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出，马若瑟更多地是把它当成一本全面描写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课本来编写的。马若瑟在自身已经全面了解汉语词类的基础上，极尽可能地将汉语词类展现给汉语学习者，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地道地使用汉语的人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汉语语法。
《中国从报》从1832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评价《汉语札记》的文章。1832年第一卷，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6-1861）发表文章，简单概述《汉语札记》的基本结构以及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④他在文章结尾写到：“该书收集了如此之多的实用词组和句子，必将会给学习汉语的人提供帮助。汉语的语法规则通过例句的讲解得以体现出来，汉语章法结构是不确定的，如果仅仅教授一些语法规则，对于初学者而言用处不大……”⑤
注释：
①（丹麦）龙伯格著.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张西平审校[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页
②卡萨齐，沙丽达.汉语流传欧洲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03页
③（丹麦）龙伯格著.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张西平审校[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03页
④董海樱.西人汉语研究论述-16-19世纪初期[D].浙江：浙江大学，2005，55页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2
熊季廉(1879～1906)为严复弟子。名元锷，字季廉，易字师复，号惠元，江西南昌人。1901年，与其堂兄熊育铴等人共同创办乐群学堂。1903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江西历史上最后一名解元。曾开办江西商办铁路公司，修筑南浔铁路，并东渡日本考察铁路。后与严复一道，参与震旦学院改建复旦公学事宜，不久因病早逝。
《严复致熊季廉等手札册》分为正集、附集两个部分。正集系严复致熊季廉兄弟三人的信札手迹合集，其中致熊季廉札40通，致熊文叔札2通，致熊季贞札11通，致阆生等札1通。另有熊季廉所作《救亡标论》、《救亡本论》及《(严评老子)序》3篇手稿，均经严复手批。附集有吴保初、夏曾佑、张元济、陈三立、吴鲁、吴士鉴、夏敬观、胡朝梁、陈豪、郑孝胥、徐琪等11人分别致熊氏兄弟等人的信札25通。以上各札尺寸不一，经原收藏者徐维勤整理、粘贴成册，册高28.2厘米，宽32厘米。该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徐维勤，号蹇翁，杭州人，20世纪50年代曾就职于锦州市规划设计处。1942年春在赣州石渠阁书店购得严复等致熊氏兄弟信札，1959年重装成册，该册不久由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严复致熊季廉等手札册》是研究严复生平、思想及学术的珍贵资料，其中部分内容足以修正严复研究的既有成果。正集各札内容全面，史料丰富，但所署日期极简略，或竞未署，故本文除逐篇释文外，兼对各札创作时间作详细考证，均注明所考依据，并指出原收藏者徐维勤所考失误之处，同时对札中所涉人物进行简注。附集部分因内容相对单一，史料价值亦次于正集，故仅释文并简注作者，其余从略。
一、封面及正集题识
释文：
严复书牍真迹。附(陈三)立、张元济诸人手札，一九五九年，蹇翁重装再记。(钤“徐式”白文印)
内封为严复相片一张(钤“徐氏藏”朱文印)
谨按：
严复相片当为1903年7月23日寄赠熊季廉。考后有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廿九日严复致熊季廉札云“同日寄上贱影一幅，以当常面”，为全册各札唯一一次述及赠送相片之事，所言当即此幅。
释文：
严几道先生手札墨迹，一九四二年春在赣州石渠阁书店所得。均先生致其弟子熊元锷(季廉)、元鏊(季贞)者。季廉为先生高足弟子，中光绪癸卯乡榜解元，又四年病卒，英年早逝，先生最所哀恸。观其手札，可见师弟之谊，异常诚挚。其中如季廉所作“救亡标、本二论”，先生亲笔删改，评语亦(“绝”点去)极峻婉。又刊印《严评
余收藏此墨迹，为平生珍爱，勿敢散失。除曾以其中一通于一九五二年寄赠北京大学马寅初外，兹重为排列，略次时期，大约各书以光绪二十六年起，讫于民国三年，但入民国后仅一通云。
按：先生致熊纯如各书，已发表在北京大学《学衡》杂志中。熊纯如，名育饧，为季廉族人，曾任江西教育厅长，其人在抗日战争期尚健在。近出版《严复传》以为即熊元锷者，误也。
一九五九年七月，杭人徐维勤自记于沈阳寓次。(钤“徐维勤印”白文印)
二、信封二枚
释文：
江西南昌百花洲广智书庄，烦转交熊季廉老爷。极感。、天津严复拜托。
(钤“静蝉秋室珍藏”白文印)
谨按：
此信发于天津，邮戳显示发信日期为“12，aUG，02”，即1902年8月12目。故本枚当为内中《严复致熊季廉札(七)》(作于1902年8月11日)之封。
释文
江西南昌孺子亭呈：熊老爷(官印元锷)惠启。几道由北京缄发。
(钤“静蝉秋室珍藏”白文印)
谨按：
此信发于北京，邮戳显示发信日期为“7，FeB，04”，即1904年2月7日。故本枚当为内中《严复致熊季廉札(十九)》(作于1904年2月6日)之封。
三、严复致熊季廉札(一)
释文：
贵上老耶。敬使两元。严复顿首。蒙赐多宝，一一登嘉，余定面谢。季廉老棣夕祺。
(钤“静蝉秋室珍藏”白文印)
谨按：
此札当作于1900年秋。从全册唯一一次以工整楷书署名的端庄郑重来看，当为严复向熊季廉的初次通信。严复《熊生季廉传》云“复之得交季廉也，以庚子(190。)……秋，季廉至海上，先以书自通，继而执贽造吾庐，求得著籍为弟子”，故本札实为对熊季廉执贽造庐的谢帖。又既言“面谢”，可知此时二人同在一地，即上海。
四、严复致熊季廉札(二)
释文：
季廉仁仲足下：
昨承惠临，恨未握发，惆怅!今日拟过高斋，又复阻雨。《天演论》已校改数番，鲁鱼当少。外签已乞苏龛书得，夹在内叶者可用也。谨以奉呈几次。但此书发影，系何章程，暇时乞示。鄙人囊少一钱，恐不能先垫此款，以俟售书时收回。如大家醵资作此，似宜另加一跋，识其缘起。此事即求彦复何如?
大箸“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此事固不可以文字计较短长，但无似既承厚爱，许在他山之列，自当以直谅自处。窃谓以贤者之年力才气，事事宜力争上游，则文字一道，言为心声，不可不加之意也。况以言感人，其本已浅；言而不工，感于何有?必求大作之疵，则下笔太易，语多陈俗，一也；过为激发之音，闻者生倦，二也；义俭辞奢，以己之一幅，当能者之一行，三也。今欲谋所以救之之术，宜熟读古书，求其声与神会，而下笔力求戛戛其难之一境，而又讲求事理，以为积厚流光之基。走所以附益执事者，如是而已。意拙言直，想爱我者能鉴之也。眉评总评，僭妄之极，诸惟亮恕。余俟面谈。手讯旅安。
严复顿首。
外附：大文二篇，拙稿一卷。
(原收藏者徐维勤手记：光绪二十六年秋，先生在上海，熊季廉执贽来修弟子礼，此当其时。钤“徐维勤印”白文印、“静蝉秋室珍藏”白文印)
谨按：
此札当作于1901年4月，原收藏者徐维勤定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当误。
札中所述“大箸‘标本两论’，忠爱溢于言表……必求大作之疵，则下笔太易，语多陈俗……”系对熊季廉“标本两论”进行批改后所作的评语。从“两论”所涉史实，及其时政评论的性质，可知其文之作，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初五之后数日内(详见后“严复手批熊季廉《救亡标论》”按文)。而本札又稍晚于“两论”，即在该年二月中旬至此后数日内。
又札中言“《天演论》已校改数番，鲁鱼当少。外签已乞苏龛(郑孝胥)书得，夹在内叶者可用也”，表明其作于《天演论》即将出版印行之时。考《天演论》曾数度出版，其中熊季廉所参与者有二：一为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仲春富文书局石印本，一为光绪癸卯(二十九年，1903)杭州史学斋石印本，二书末页均有“门人南昌熊师复(季廉)覆校上石”字样。而据前段所考时间分析，此札所言当指前者，故此札又必不晚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
综前所考，本札作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且在中旬以后，即1901年4月。
另，本札与致阆生等札所用同为“元章监制”红笺，二者之作当相去不远。后者作于1901年4月20目无疑，亦可辅证此札作于同一时期。此外，札中有“昨承惠临……今日拟过高斋”之语，表明此时严、熊二人同在一地，考严复行踪，可知该地当为上海。
注：
苏龛：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苏堪、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县人。光绪举人，曾任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清末改革派政治家，与严复交往甚密。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支持清室复辟。时期，出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有《海藏楼诗集》。
彦复：吴保初(1869～1913)，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瘿公，安徽庐江人。“清末四公子”之一，曾补授刑部山东司主事。主张维新自强，后上疏要求归政于光绪帝。有《北山楼诗词文集》。
标本两论：指熊季廉所作《救亡标论》、《救亡本论》两文，严复受季廉之托，亲为批改。后称“外附：大文二篇”亦此。全文见后。
五、严复手批熊季廉《救亡本论》
释文：
救亡本论
(“洞微子奋衿扼腕，流涕被面，踌踊哀号，以告我后、我大夫，而”删去)(严复眉批：此等字面话头，用之最宜矜慎。有道理人一辈子不过用一二回也。)
今日之事，一言以断之日：(“时至今日”删去)变法行新政则生，不变法不行新政则死。变法行新政则存，不变法不行新政则亡。我后、我大夫其好死而乐亡耶?则吾复奚言。若犹惧死而畏亡，(严复眉批：“惧死畏亡”，语亦来得体。)则当改弦易辙，急起直追耳。夫敝法若疮疴之著于体(不止此)，新政若饥渴之切于身。速谋良医，速进食饮，不容旦夕或缓者也。
或曰：今死亡在眉睫，而子侈言变法行新政，毋已迟乎?答之日：吾闻某通人日，中国有一分可存性质，即一日不致瓜分。倘竞瓜分，则必并一分可存性质而亦无之。除瓜分外，实无位置中国之处。嗟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而欲自存也，谁能御之!今吾诚发愤为雄，大行改革，据戊戌之坠绪而申而理之，而扩而充之，则各国将慑然于睡狮之将醒，以中国人之膨胀力，一跃而达于文明之度，奚难焉。(严复眉批：语有剑拔弩张气，践之乎为丈夫矣。)其阴谋之暂戢，压制之稍轻，有必然者。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严复眉批：引书与前文口气不称)为善者何?变法行新政是已。
虽然，法不徒行，待人而举。人不自至，有君乃庸。呜呼!此天下豪杰之士所以推究腐败之原，佥谓圣主失权之所致也。今国势阽危，有如累卵，举中国君臣士庶，皆莫必其旦夕之命。而训政者犹握固不释，立乎人之本朝者，知二千年之圣教将委草莽，三百载之社稷将成邱墟，四万万之人民将为牛马，二万万之土地将沦异域。犹复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无所动于中，不肯披肝沥血，一讼言其病根之所在。胡铨日：今举朝皆妇人也。呜呼!安所得(“此诸”圈去)如许?妇人者编尸于吾中国四百兆人之上耶?且彼训政者，日事荒淫，(眉批：发为诟詈，于事尤无补矣。)不闻不知已耳，独何解于衮衮诸公耶?抑诸公之不敢(“也”圈去)言者?惟畏死耶?(“今”圈去)假令各省督抚藉(“洋”圈去)外人之干涉，露章请归政(“以存中国”点去)，甚或效鬻拳之兵谏，以稍存生人之气于抟抟大地之上，吾未见其终无济而遂死于法也。失此不图，它皆枝叶。亡矣，不可救矣，扁鹊、俞跗望而却步矣。屈原日：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诗日：言者稿镐，听者藐藐。姚鼐日：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朐之富贵者。是则可为大哀者已，是则可为大哀者已。
(严复尾批：其情急，故其词危，知君有一肚皮愤懑。虽然，激昂慷慨之词感人犹浅，不若出之以沈郁顿挫者之劲大也。仆以槁木死灰之心，观忠愤激烈之作，宜其格格不相入也。)
(钤“徐维勤”白文印)
谨按：
此文为熊季廉作于1901年4月初(详见后文“严复手批熊季廉《救亡标论》”按文)，严复受托批改。文中表达了对光绪帝失权、慈禧太后专权的不满，对政治腐败、国势阽危的忧虑，并提出归政于皇帝、变法行新政的政治主张。
考严复曾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至十四日(1895年5月1日至8日)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政论《救亡决论》，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首倡“救亡”之说，呼吁“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熊季廉深受该文影响，后又在光绪辛丑(1901)秋编刻《侯官严氏丛刻》(南昌读有用书斋校印出版，木刻本四册)时专门收入此文。此《救亡标论》与《救亡本论》，显系受其影响而作，故特请严复斧正。
根据此文与后文《救亡标论》的内容、特别是《救亡标论》首段关于两文写作来由的概述(“一得之愚，不敢自蠲，谨撰为‘救亡标、本论’两篇”)来看，应为《救亡标论》在前，本文在后。两文目前排列顺序似为原收藏者重装时颠倒所致。
注：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人。南宋时期爱国名臣，反对与金议和。
鬻拳(?－前675)：春秋时期楚国大夫。因事诤谅楚文王，文王不从，乃以兵器强使纳谏。
扁鹊(前407－前310)：黄帝时期神医。亦指秦越人，战国时期著名医学家。医术高超，故人们借用“扁鹊”的名号称呼他。
俞跗：黄帝时期著名医学家，擅长外科手术。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3
札记书与文选不一样，指的是汇集过去诗歌和散文片段构成的合集。十七世纪属于印刷文化和手稿文化并驾齐驱的年代，印刷文化青涩羸弱，所以手稿传播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缪斯的花园》原本是准备出版的，但最终未能付梓，只以手稿传播，现存的两个版本一个收藏在美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个收藏在英国艾冯河畔斯特拉斯福的莎士比亚中心图书馆，后者不幸被其十九世纪的收藏者哈利韦尔-菲利普斯出于整理这本书所收录莎剧段落的需要按条目剪碎。
以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为切入点，郝田虎在这本著作中探究的是十七世纪书籍史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作者权利意识状况和早期现代“写作”的含义，一个是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书籍史中占据核心地位。在英美学界，书籍史肇端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1964），至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蔚然成风，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法国年鉴学派（由LucienFebvre和marcBloch开创）。但年鉴学派的主要目的是摸清跨度很长的历史趋势，是长时段（longuedurée）社会史的一部分，而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书籍史的学者则尽量让自己的研究有微观层面的效力，能为文学阐释服务。
十七世纪英国的札记书层峦迭嶂，构成了一个地势十分复杂的文化版图，作者对这个版图进行了全面勘探，又深入《缪斯的花园》的肌理，显示了十分强大的研究能力。郝田虎在著作中对自己的“手稿刑侦”工作的方法和路数描写细致，展现了许多使用数据库检索查询札记书中各类片段的出处，辨认手迹以确定札记书手稿年代和风格的细节，让同侪钦羡，也给晚辈作了示范。
十七世纪实际上有两个《缪斯的花园》，都是札记书，前者出版于一六年，后者―即这本著作的考察对象―原计划在一六五五年左右出版，但实际上从未付梓。这个情况的原因尚不明确，研究者能考证的信息是其编撰者为埃文斯。十七世纪还有许多其它的札记书，作者在书中也罗列了部分，比如《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1655）和《英国的帕纳塞斯山》（1600），后者收集了十七世纪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诗歌，建立了一个早期现代诗人的新经典。英国第一本可以确定日期的印本书《哲人语录》恰巧也是一本札记书。
札记书中对所收集诗句和散文片段归属的标志并没有严格的规范。上面提到的一六五五年的《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虽然是一本印本书，但收藏于不列颠博物馆的复本以手写的形式提供了其中几乎所有段落的归属，不过一六年出版的《观景楼或缪斯的花园》就没有一一注明来源，只在序言中列出了所引用的诗人。后来的那部《缪斯的花园》因为没有正式出版，所以只有手制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书中给出了引文的出处和作者，但有时会出错。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几次非常有趣的纠错经历。有一次，一条标明出自《新生》的引文引起了作者的注意，《新生》到底指的是那部作品不明确，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是一部拉丁文著作《生命的圆周》的英译，但作者核对的时候，发现这个论断并不正确，只好另辟蹊径重新寻找。最后，作者在常规手段用尽之后，抱着一线希望查看了一本标题中有“新生”字样的悼亡诗，万幸在其中找到了《缪斯的花园》所收录的那条引文，这场追踪才得以尘埃落定。作者是幸运的，但运气只会光顾最机智最坚韧的手稿研究者。
作者认为札记书的编撰过程刻有早期现代版权观念印痕，有助于我们解释十七世纪诗歌中时而出现的挪用前人或他人诗句的情况。当时的文人并没有鲜明的版权观念，也不认为借用语言称得上“剽窃”，也就是说，十七世纪对于作者与笔下文字的关系的观念与后世不同，现代版权观念只是根芽初露。《缪斯的花园》札记书中有一句话，被几个权威数据库认定是出自邓顿的《环球旅行》，然而据郝田虎的考证，实际出处是欧文・费尔萨姆的《决心》。这个发现表明邓顿在《环球旅行》中有重复使用《决心》中片段的现象，不过这个现象对邓顿和当时的读者来说，不构成侵权。从更长的时段来讲，费尔萨姆书中的有些句子本来就引用了更古老的作品，所以借取别人精彩的文字不为特例，也不违背人伦或触犯法律。现代版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格外崎岖的历程，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深入了解并作出自己的贡献。郝田虎开辟的话题和研究路径，以后他和其他学者都可以使之延续。
至于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作者是这样来解释的。埃文斯共引用了不少于三百五十六部作品，其中将近一百部是由或可能是由莫斯利出版的，莫斯利作品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比例是虚构作品，可分为戏剧、传奇和诗歌。按照马里诺的评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还是屈居神学之下，但莫斯利有意识地提倡虚构作品，排斥布道文，对提高“文学”的地位是有好处的。他选取的作品中多有用英语创作的戏剧和传奇，奠定了英国本土写作传统的基础。虽然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有很多原创戏剧，但罗曼司（传奇）多从法文翻译过来，正如长篇和短篇小说多从意大利、西班牙语引进，英语传奇的崛起打破了这种现状，也提高了传奇这个叙事体裁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不过埃文斯基本忽略了女性诗人，说明诗歌经典的构建无法避免性别政治，同时也流露出明显的保王倾向。
作者在论述经典形成史的时候特意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执教的师尊卡斯顿（DavidScottKastan）致敬。卡斯顿曾经属文《莫斯利与英国文学的发明》（HumphreymoseleyandtheinventionofenglishLiterature），认为莫斯利对于早期现代英语文学经典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郝田虎在本书中沿袭并进一步证实、发展了卡斯顿的见解，追溯了整个札记书历史在“英国文学”形成史中的地位。郝田虎的见解在英国文化史上多有佐证，基本可以证实其合理性。二十世纪中期的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权威理查德・阿尔提克（Richardaltick）从课本的角度钩沉过英语文学的崛起，由于课本和札记书在形式和功能上比较类似，所以也属于本书作者郝田虎所思考问题的范畴。根据阿尔提克的说法，十六世纪新教改革后，非新教家庭在普通学校受到排挤，只得为自家子弟创办学院（这也就是西方私立academy的缘起）。这些学院开始用英语授课，上语法语义课程时所用的范文也开始从英文书本中撷取。阿尔提克举的一例是Josephpriestley的著作《基础英语语法》，这本著作在最后特意加上了一个附录，里面包含了爱迪生、爱德华・杨和休谟等许多“当代”作家。总之，札记书对研究“英国文学”的起源和英文经典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效用。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4
我们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把两种研究方式共同融合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简便易行的课堂学习方式。课堂教学历来是教师们传授知识、传授学习方法、训练学生能力的主要阵地。有效地利用了它,我们的教学也就得到了有效的开展。中学生在语文阅读方面已初具能力。根据学生已有能力,可让课堂步入一个信息传输流程中,即“体悟、交流、研究、交流归结”四个步骤。
一、体悟
学生初读课文,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对该文所了解或理解的内容写札记,也可在课本上进行旁批。其内容可包含:字词的运用、作者及其作品、写作背景、文本意及思想感情、句子的理解、修辞的运用、写作手法、与本文比较的相关记忆内容,读后的初步感受等等。学生在这一环节中体会到多少就写多少,但一定要开动脑筋,认真完成,让生活经验参与其中,充分体悟阅读的乐趣,力求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刻的体悟。教师在这一环节中要参与到学生的体悟中来,要指导学生运用手中的资料,指导学生做旁批或札记的方法。
二、交流
有了对文章的初步体悟,就给学生间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在交流中,教师参与其中,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也可以让学生来承担主持的任务,让全班学生自由发言,谈出自己的体悟,或针对前面学生的发言置疑、反驳、解疑、辩论反驳。同时,教师要注意调控学生发言的参与人数和次数、问题是否偏离、学生是否认真记下别人的发言内容等,也可有针对性地点拨或提出更深一步的问题。同时,还应该认真听取学生的心声,用心去欣赏他们的独到感受和体验,把学生阅读所感受到的乐趣转化为自己的乐趣,从而进一步影响学生去发现研究。
三、研究
学生在交流后,要将自己记下的问题
进行整理,列出不能确定的问题,再相互合作,利用课外时间或专门安排时间到各种
信息渠道去查找资料,获得相关的答案。这些渠道可以是学校内的有效资源,如:互联网、图书馆、相关教师等等,也可是教师事前收集好各种相关资料提交给学生。同时,学生可能在获取答案资料的时候又发现新的问题,这时可让学生记下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整个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共享资料,指导学生查找资料的方向及方法,或是直接推荐资料让学生阅读,同时指导学生制作摘录卡片等。
四、交流归结
学生通过资料的获取,要进一步针对先前的问题进行交流归结。在课堂上再次让学生交流,把自己获取的答案和相关资料进行介绍,并做好札记。这一次进一步的交流使学生充分共享了资源,也充分结合了众人之长。交流完后,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札记现成知识序列表或知识树,也可写对该文阅读的体会、读后感、鉴赏分析、综合分析等类的文章,从而强化学习的过程和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归结的方法,同时收集较好的归结图表、文章,反馈给学生,让他们体会。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5
积累主要包括生活阅历的积累和语言词汇的积累。
作文是芸芸世界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是一种心灵感受（心灵感受也是来自物质世界的），如果没有生活阅历、处世体验，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成篇，如果生活阅历、处世体验不丰富，它就会是拙劣的、浅陋的。因此，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观察生活，深入大自然，进行必要的人际交往、社会实践，在此基础上，进行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由表及里，以小见大，是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基础。
一、指导积累生活阅历可采取的几种做法
1、写日记。把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记下来，不让其转瞬即遗失溜走，以备使用。
2、讲小见闻、小故事。每节语文课利用开始的5―10分钟时间，让一位学生到讲台上讲述在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小见闻或小故事，要求有意义，能启迪心智。这样做起码有二点好处：一是让一个人的阅历成为全班同学的阅历，从而能使写作素材更丰富、视野更宽阔；二是听说读写能力谐调发展。
3、参观现场、实践调查、采访以及其它各种集体活动形式。这是课堂作文向课外的延伸，是在老师指导下有目的地潜意识地积累生活阅历，因而不可忽视，并且要作为重点来抓。在这方面学生的兴趣是很浓的，关键是要组织把握好，起到应有的作用。
以上三种做法都要持之以恒。语言词汇的积累实际上是跟表达能力紧密相关的，是表达的基础。有了生活阅历（即写作素材），如果没有足够的词汇量，就无法完整地表达出来。
二、指导学生进行语言词汇的积累可采取的几种做法
1、做札记，建立作文材料库。把课内外阅读中碰到的优美的词句、段落、篇章摘录下来，摘抄一些名人名言、谚语、惯用语、有生命力的群众语言，抄录一些轶闻典故、传说故事、伟人足迹等，也可适当写一些读书笔记。老师要对学生做札记的情况定期检查，纠正发现的问题，对好的进行鼓励。
学生初做札记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摘录一些平平常常的无借鉴价值的语段，因此积累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要与作文教学紧密配合，当阅历与语言的积累达到一定量时，作文水平就会在逐渐提高的基础上产生质的飞跃。2、背诵名优篇，训练语感。足够的词汇量是举一反三、正确表达的基础，因此要指导学生熟记名优篇、名优段，培养语感，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提高传情达意的水平与能力。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6
象泉河又称朗钦藏布，位于阿里境内，因其源头形状与象鼻相似而得此雅称。它发源于冈仁波齐神山脚下，源头海拔5300米，由大小18条河流汇集而成，全长309公里，在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后汇入印度河。
象泉河最大的成就，是在札达地区冲出了一块芳草鲜美、物产丰富的肥沃土地——象泉河谷，也被称为“阿里的粮仓”。象泉河谷是阿里地区主要的农牧区，以放养藏绵羊、牦牛为主，主要种植青稞、豌豆和春小麦。
或许正是因为象泉河的恩惠，它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神河”。在阿里，关于它的传说也广为流传，比如藏传佛经中就描述道：“冈仁波齐峰四周分别卧着雄狮、白象、骏马和孔雀四大神兽，它们因不忍看到阿里地区连年遭受旱灾，就从口中源源不断地喷出泉水予以解救，最后形成了现今的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孔雀河。这些激流流过山涧峡谷和广袤平原，汇入浩瀚的大海……”现今，关于象泉河的传说被刻在了当地许多佛寺的壁画上，供后人瞻仰。
札达土林、托林寺
静立在象泉河畔的远古忧思
象泉河流域是西部最重要的古代文明发祥地，尽管曾经的辉煌已成记忆，但那凄凉的美感，仍令每一个过客难以忘怀。
地理学家认为，象泉河如同一条“生命之藤”，让阿里地区充满了生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札达县——因为象泉河的哺育，这块被岩石环绕的蛮荒之地，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札达在藏语中意为“下游有草的地方”，是象泉河流域最著名的观景台，同时，也是阿里地区藏族民间歌舞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该地盛行的“古格旋”舞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
最能诠释札达之美的景色，是土林沟。
进入土林沟，人们会被眼前如大海一般辽阔的土林世界震慑：高耸的土林在骄阳下酷似一座座古堡和碉楼，一派苍茫而焦枯的景象。100多万年前的扎达土林是个宽500多公里的大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水面下沉，原先湖盆中的黄土被风雨长年累月地侵蚀和冲刷，最终形成了这片气势磅礴的天然土林雕塑群。现今的土林之下，全是密集的褶皱和沟壑，只要下一场暴雨，这条绵延30多公里的土林沟马上会变成一条“河流”，成为扎达县城的“护城河”。
穿过土林沟，“袖珍”的札达县城即刻呈现在眼前。这座小城空旷而安详，沿着光秃秃的土街一直走，很快就能看到托林广场上那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象雕塑，雕塑旁的托林寺，就是阿里地区人们的朝圣圣地。
11世纪初，托林寺由古格西沃主持修建，是最早的寺庙之一。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兴佛，这里成为了整个阿里地区的佛教中心。完好时的托林寺由迦萨殿、白殿、十八罗汉殿、米勒佛殿、护法神殿、阿底峡殿、仁钦桑布译师殿以及众多僧舍、佛塔林构成，规模宏大。
令人遗憾的是，几百年来，因为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托林寺昔日的恢弘格局已经很难窥见。目前，寺庙的沿象泉河畔仅残存着108座土质佛塔，被称为“108塔”。据当地人介绍，该寺初建时，佛塔达到了500余座，后因象泉河涨水造成坡地坍塌，大部分佛塔被毁。现今，为了挽留住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古寺，1996年，托林寺已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并驻有专人维护……
古格王朝
300年前一夜间消失的神秘王国
象泉河流域的古文明遗址，不仅仅只有托林寺，而在众多遗址中，最为著名的是在札达县城18公里外的古格王朝遗址。
王朝遗址位于象泉河的南岸。一座高300多米的雅丹山体，就曾经是古格王朝的豪华宫堡。10世纪到16世纪期间，这座宫堡的规模曾不断扩大。从地面到山顶的这座大型建筑居高临下，气势雄壮巍峨。考古学家考证，整片王朝遗址的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王国依山叠砌，包括300多座房屋，300余孔窑洞以及3座10多米高的佛塔，在各庙之内，还有大量的泥塑佛像和生动的壁画。
据史料记载，古格王朝是这样建立的：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第九世赞普朗达玛被杀，他的曾孙逃亡至阿里地区。约公元10世纪，其后裔建立了古格王国，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古格王朝以象泉河为中心，曾经鼎盛了近700年，佛教文化的发展在当时达到了巅峰。古格立国之初，鉴于吐蕃王灭佛而导致亡国的惨痛教训，古格王意西沃大兴佛教，亲自选派21名青年到克什米尔去学习佛教密宗的教法。意西沃在位期间，主持修建了古格王国大批重要的佛教寺院。
不过，这个曾经一度兴盛和繁荣的王国，竟在距今300多年前突然神秘地消失了。神秘王国的去向被称作“古格之谜”，至今仍是十大秘事之一。
古格王国也就这样成为了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关于它的灭亡有这样的说法：在1630年被拉达克王僧格南杰所灭。16世纪末叶，拉达克王利用内部的混乱对古格宣战，以报复古格王对他家族荣誉的侮辱：古格王曾经拒绝了与其妹妹的婚事。战争整整持续了15年之久，直到葡萄牙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引起政权内部对立，僧侣们引狼入室才使强大的古格遭到灭顶之灾。
但可疑的是，从史书记载上看，战争造成的破坏并不足以将古格文明销毁得如此彻底。现今的古格遗址上，仅有十几户人家守着一座可供千人居住的大城市——这些人全都不是古格王朝的后裔。那么，曾有十万之众的古格人究竟去了哪里呢？
就此看来，古格文明和玛雅文明的消失有着同样的诡异之处。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人们只能站在昔日是绿洲，现今是戈壁和土林的象泉河畔，仰望着这浩大的古格王国遗址，钻进那神奇的无头干尸洞中，去想象那些可能存在的“真相”……
穹隆银城迷踪
崇拜“大鹏金翅鸟”的象雄王国
与古格王朝一样湮没在象泉河流域历史中的，还有在古文明里辉煌一时的象雄王国。
象雄，藏语的意思是“大鹏之地”。象雄文化是藏族文化的起源之一。据汉、藏史籍记载，象雄王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字系统，曾先后建立过多个城池。象雄是雄踞于西部和北部高原的一个强大部落联盟，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发兵将其击灭。
在历史文献中，象雄的都城被记载为“穹隆银城”。从上个世纪开始，探索者关注的目光，就开始投向象泉河上游一带规模宏大的古代遗址。其中，噶尔县境内的“穹隆银城”遗址和札达县境内的“穹隆银城”遗址让外界争议不绝：两者都是建在山体上的城堡遗址，而且都符合文献中记载的“穹隆银城”的地理条件。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象雄都城呢？学者们争议不断。
穹隆银城，“穹隆”二字按藏语的解释，是大鹏鸟居住的地方。因此，部分前去探究的考古学家推断，这里的人们，曾经崇拜神话中的大鹏金翅鸟，而真正的象雄故都必定会在许多地方体现出对大鹏鸟的崇拜。
从札达县城经达巴乡前往曲龙村，再由曲龙村西头直下象泉河到达北岸，就抵达了传说中的穹隆银城遗址。在曲龙村里，巍然屹立着一座巨大的古堡，从地形位置上看，这座古堡的特征完全符合文献记载中的地理条件。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象雄文化学者次仁加布曾认定：这座城堡就是大鹏的形象。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7
[关键词]赵凤昌张之洞辛亥革命信札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083-12
信札，又称函札、书札，古称书牍，是治史不可或缺的资料。道咸之前，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即是依靠信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笔者曾阅读过较多信札，一般说来官愈大，其所藏的信札愈有价值，盖因其地位重要。但又不尽然。有些没有官职的幕僚，其信札亦不可忽视，赵凤昌可谓最典型之代表。其所藏之信札，真可谓是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共藏《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将此珍贵藏书影印出版之际，遵戴逸师之命，笔者有机会将该稿本，翻阅一过，深感受益匪浅，谨略述其梗概，以期唤起同仁们之兴趣。
一、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
赵凤昌，字竹君，一字惜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于上海南阳路建造邸宅一座，命名“惜阴堂”，由张謇题写匾额，且写有《惜阴堂笔记》传世。
赵凤昌的一生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也没有担任过高官，然而，其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不同凡响。赵氏对中国近代史之影响，也非一般封疆大吏可比。
关于赵凤昌的早年身世，坊间流行资料甚少，刘厚生所著《张謇传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他幼年失学，在某钱庄做学徒，常常到一个姓朱的家里送银钱。那时他年纪不到二十，人极机警。因为家贫之故，私自挪用了钱庄之款，被经理停职。他就向那姓朱的诉苦。姓朱的很有钱，就向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你最好还是读书，可望上进。”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你荐一件事情吧！你家店铺很多，我只想荐我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姓朱的不由分说，替他捐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混了几年，后来张之洞做两广总督，就很赏识他，让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之洞到湖广总督任内，格外亲信。[1]（p93）
刘厚生所述内容，可能来自赵凤昌的密友张謇。但是，并不十分准确。据赵尊岳所记，其父到粤后，“初任粤藩姚觐元记室，旋入署粤督曾国荃幕府。”[2]（p246）所述与刘说稍异。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赵风昌遂有机缘与张之洞相识。张之洞出身翰林，爱才若渴，对于幕府中的赵凤昌格外垂青。结交张之洞可谓是赵凤昌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又据清档记载，赵氏在两广总督衙门正式身份，尚不是像刘厚生所称“文案，参与一切机密”，而是“巡捕”。[3]所谓巡捕，是指清代总督、巡抚等地方长官的随从官吏。当然，作为随从官员，也亲疏有别，分工不同。总之，赵凤昌很可能是处理张之洞文案事宜，但又不限于此，他甚至还替张之洞管理一些重要的家政。
张之洞之所以如此信任赵凤昌，主要是因为赵氏精明过人，办事干练，而且记忆力极佳。张之洞本人起居无节，“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1]（p93）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往湖广总督任后，赵凤昌以亲信幕僚随往，仍然处理文书机要。但是，好景不长，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受翰林院周锡恩之托，[4]（p63）上书弹劾张之洞辜恩负职，且牵连赵凤昌。其中有关揭参赵凤昌的文字略谓：
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陷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讳其失。[5]（p6）
由于徐致祥参折的内容，涉及张之洞在两广总督及湖广总督两地情事，因此，书上之后，即奉旨著两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分别照原参各节确切查明。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李瀚章之上谕称：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司道谒见，往往候至终日而不得见，候补州县，概不接见。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率皆浮薄夸诈之辈。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探访本地富家，借端罚捐，数至钜万，恣意挥霍，亏耗帑项甚钜。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该督俱加信任等语，著李瀚章按照原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著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6]（p19）
而军机处寄致两江总督之上谕则称：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钜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又复多方搜索，借电竿毁通桥，几酿巨患，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县补缺勒捐，逞臆妄行。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等语，著刘坤一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著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6]（p19）
以上两道谕旨，侧重面各有不同。光绪皇帝要李瀚章查处的是，张之洞在广州时的“起居无节”等官场作风；而要刘坤一查处的，则是在湖北“浪掷正供”，勒捐搜索，但是两处都涉及到赵凤昌。大约两个月之后，李瀚章的查复折率先递呈清廷。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补遗档》中找到李氏原折，与坊间流传的稍有差异。该原折谓：
头品顶戴两广总督臣李瀚章跪奏：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系传闻失实，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遵旨寄信前来。承准此臣谨阅原奏所参，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各节。臣昔未至粤，亦有所闻，迨到任后，随事考证，始知非实。大抵不得志于其时，又未深悉其事者，为此过甚之辞，传播远近也。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
司道皆钦简大员，与督抚切近共事，若不随时接见，理固不可，势亦不行。闻张之洞偶遇手治簿书时，属员进谒，不无稍等，未尝候至终日，尚不得见。旧时司道等官，亦无言及此者。
至于候补之员，人数太多，有事则常见，无事则稀见，此各省所同，不独张之洞为然也。人之才具，长短各殊，或兼数事而有余，或任一事而不足。张之洞任内，间有一人，兼充数项差使者，皆系量才任使，各有成效，如果专尚浮夸，阿其所好，诸务何由而理。
又闻张之洞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外任时判牍亦然。及其至粤，正当多事之秋，并力支持，日不暇给；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劬劳罔懈；毁之则曰，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惟既未误公，此属小节，无足深论。
罚缴之银，不下七八十万，已超报未造报者，皆有册案可凭。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董，而非抑勒乎富家，用之以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消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复为苛，且皆独独施行，属员无从迎合。
王之春以江苏候补道，奉旨候补广东粮道，张之洞因其才具尚好，加之任使。该员两次署理藩司，照章综理，并未创立名目，多增进项，谓为掊克聚敛，未免无因。
赵风昌派充巡捕，仅供奔走，备传呼而已。官场陋习，在大吏左右者，辄目之为要人，趋附谣诼，皆由是起。其实，用舍予夺，司道不得专，督抚不得私，巡捕微员，何能干预？臣见旧册案中，赵风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似张之洞约束尚严，不致受其蒙蔽。
张之洞到两广总督任时，海防，边事孔棘，黎匪、客匪、土匪，乘机思逞，虽有彭玉麟力疾坐镇，而征发兵饷，整顿地方，剪除伏莽，维持洋务，期弭后患，则张之洞经画为多，用项虽多，委非浪费。军务甫松，即遣撤添调添募之兵，以期撙节。黄江税厂，潮桥盐务，皆扫除更张，拔其病本，取中饱糜费之款，而归之公，出入之际，筹划若此，岂有恣意挥霍，虚耗帑金。
该前督臣任内，用款业已分案造报，均系实用实销，并无浮冒。所建书院、书局，或自捐资，或用罚款，为数不少，并未动用正项，人所共知。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项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诬也。钦奉上谕，饬臣确查，断不敢稍存瞻徇，代为粉饰。谨据实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3]
李瀚章此折于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至朝廷。由其内容分析，李瀚章实际上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他谁也不想得罪。因此，该折对张之洞多有袒护，称赵凤昌非但无干预公事，反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时人称，李瀚章居官圆滑，“性柔和，临事慎密”，“任封疆三十年，初未劾一贪酷吏。时谓之官界佛子云。”[7]（p36-37）可见，李瀚章在官场不愿意得罪人，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该折递上后，奉p批：“另有旨。钦此。”[3]直到四月十六日，光绪帝方颁谕称：
前据大理寺卿徐致祥奏，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当谕令刘坤一、李瀚章确查具奏。兹据该督等先后查明覆奏：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现在湖北办理炼铁开矿，尚无浪掷经费情事，其余各条，均系传闻之误。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亦无掊克聚敛实据。张之洞、王之春，均著毋容置议。候补直隶州知州赵风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著即革职，勒令回籍，以肃官方。张之洞向来办事尚属认真，嗣后于应办事宜，务当督率属员，力求撙节，妥为经理，用副委任。钦此。[6]（p61）
这道谕旨，对赵凤昌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对其仕途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光绪皇帝在谕旨中，并未详细指明赵凤昌究竟有何劣迹，只是说他“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仅凭此八个字，即对赵氏进行严惩，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赵凤昌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
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对此事记载颇为可疑，他罗列了光绪皇帝的上谕、徐致祥之参折与李瀚章的议复折，却未指明赵凤昌有何“劣迹”。而坊间许多论著都受胡钧所编年谱之影响。
即如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对此案之处理经过，虽有较为具体的记载，但是，大体沿袭胡钧之说法。其文曰：
徐致祥奏参张之洞。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周锡恩在京少往还，独与徐致祥过从甚密，于是有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之封事。折中最严重之点，如“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又如“宠任宵小赵凤昌，秘参政事，致使道路风传不堪之言。”折文甚美，奏入，廷旨交李瀚章查明奏复。闻李瀚章奏呈大意，谓张之洞夙夜在公，不遑启处，在张之洞勇于任事，致使泄沓不图振作之属吏，故造流言。至若赵凤昌，小有才能，不无在外招权之事。赵凤昌应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云云。折中立言，对之洞甚得体，一场大风波，归罪于赵凤昌一人矣。[4]（p64）
刘禺生所记含混不清，大多是沿袭《张文襄公年谱》所记，亦未说清赵凤昌被革职的真正原因。而且，刘文居然未提及刘坤一查复之事。解放后，赵尊岳写有《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一文，亦记其父被罢官一事，文字甚为简略。略谓：“张之洞督粤调鄂，均留任，后被谗去官。”[2]（p247）盖谓其父受人诬陷而丢官。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民国人物传》中的赵凤昌传，依然受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的影响，称：“清廷在处理此案时，为了既不得罪张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脸面，遂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赵凤昌成了张之洞的‘替罪羊’。”[8]（p117）
至于坊间有关赵凤昌之传略及论著，大多沿袭“替罪羊”说。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有一个很大缺陷：他在记述大理寺卿徐致祥参案时，只注意到了李瀚章的《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而忽略了刘坤一对此案所做的调查。笔者怀疑许同莘、胡钧等编年谱时，不排除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可能。因为在清末民初，大凡编辑张之洞之文集，或者编纂年谱，没有不同赵凤昌联系，向赵凤昌求教的。
其实，刘坤一之《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对于搞清楚赵凤昌被革职原因，至关重要。刘氏称：
臣复查原奏所参各节，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粗知崖略。……
原奏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各节，查王之春由广东臬司，升任湖北藩司，用人行政，均系禀承督抚臣办理，实无掊克聚敛情事，如何报复恩仇，亦查无其人。臣前次承乏两江，王之春时以道员需次江苏，当差勤奋，于时事尚属留心，现任湖北藩司颇乏规益，而承流宣化，按部就班，亦未见有夤缘要结之弊。
赵凤昌籍隶江苏，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此访查王之春、赵凤昌之梗概也。
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兼圻重寄。该督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将以炼钢开生财之源，保自有之利，造端闳远，用款诚不免稍多，然揆其本心，实为图富强，规远大起见，果能办有成效，洵足资利用而塞漏卮。现在铁路一应事宜，规制虽未大备，而始基既立，实未可废于半途。该督臣谋国公忠，励精图治，上思朝廷倚畀之重，下念同朝责望之殷，必能张弛合宜，终始其事。相应请旨饬下张之洞，督率承办各员，共体时艰，力求撙节，妥为经理，以竟全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器局深稳，职守颇能认真，既经查无掊克等项情事，应请毋庸置议。保举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似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所有遵旨确查各缘由，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9]（p6-9）
刘坤一说：“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可见，刘氏对调查此案，态度颇为认真。其奏折所称赵凤昌“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与刘厚生《张謇传记》所述亦有不同。而对赵凤昌的调查结果，与李瀚章的奏章则完全相反。刘坤一说赵凤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这些评语是很严厉的。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氏的调查结果及惩处意见，将赵凤昌“著即革职，勒令回籍”。
二、赵凤昌与张之洞关系及罢官原因考察
据上所述，赵凤昌的罢官，完全是由于刘坤一对他的查处丝毫不留情面而造成的。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军。早期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建功勋，成为湘军重要领袖之一。据《清史稿》记载，刘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10]由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江南官场情形了若指掌。他在《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中对王之春网开一面，偏偏对赵凤昌毫不留情。
那么，刘坤一对赵凤昌的查复，究竟是有真凭实据，还是凭空捏造？
刘坤一在奏折中称，赵凤昌籍隶江苏，“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揆之《赵凤昌藏札》，刘坤一的调查，并非空穴来风。《赵凤昌藏札》搜集了张之洞在两广、湖广总督衙门致赵凤昌的短信、电报甚多。现摘引数则如下：“今日大风，寒甚，足下病体新愈，乍出门，恐不相宜。明日暂不必进署，俟稍暖再来，但作手札数行，以慰默念可也。壶。”[11]（第92册）“闻昨夜小有不适，此时已愈否？如能来署，望即进署一行，有要事面说，夜间再回可也。壶。四月二十一日。酉发。”[11]（第92册）“电悉，尊寓又有烦心事，深为系念，已安置妥帖否？明日能进署一行否？即复。壶。”[11]（第92册）
壶公者，张之洞之自谓也。通过张氏之短信，可知他与赵凤昌之间关系亲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之洞的儿子赴京师赶考，赵凤昌以觐见事而与之同行，旅途多方照料。抵达京师后，赵氏电禀张之洞。张氏回电称：
两书、叠电均悉。已抵长安为慰。儿子同行，诸荷关照，感谢。仆以秋闱，益加见迫，一切见闻，望详晰函知，交去人带回，愈详愈佳。阁下事毕，可从容料理南还，如欲回常州省亲，无妨。不必勉强赶回，切嘱。此间公事固繁，足下到江南亦不易，无不相谅也。尊寓屡遣人候问平安。勿念。即颂觐喜。
竹君明府。洞再拜。
再，小儿场毕后，足下可与之相约，同往什刹海一览，新为先哲祠买作祠产之庆和堂冰楼，回粤时为仆说之。
牛翁再拜。[11]（第92册）
牛翁者，亦张之洞之自称也。可见张之洞对赵氏之关照周到，真可谓无微不至。
后来有一次，赵凤昌在乡身体不适，张之洞又急忙发电慰问。电文称：
致赵竹君
人回并读来电，知清恙未愈，虚弱已极，悉念至甚。
闻尊体并不发烧，亦不畏寒，且有汗，但患心跳。果尔，似无外证，不如不服药，静养为妥；若误表，转不妥，柴胡桂枝，千万勿轻用。刻下情形若何？洪大使若在寓，可令洪复一电。壶。正月十二日戌发。[11]（第92册）
致赵竹君
闻尊体今日稍愈为慰。心气过虚，何不服桂元汤？此治心慌最有效。小水不利，乃心经震动所致，非邪热也。
如虑桂元性热，可少饮数口，心内觉舒畅安定，即多饮。如觉滞腻不消，即止。此乃食品，当无大碍，何不姑试之？洪大使复。壶。
又电曰：今日当更见好，睡安否？食增否？食何药？情形若何？望即复电。洪大使即复。壶。正月十四日戌发。[11]（第92册）
上文中的洪大使，似乎应指洪钧。洪钧，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与赵凤昌为同乡。同治七年状元，“授职修撰，视学湖北、江西，典试陕西、山东，叠司文柄，由侍讲累涉华资，升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五月，充出使俄国、德国、奥国、和国大臣，十六年闰二月，补兵部左侍郎，十七年十一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2]系张之洞在翰林院之好友。这些未刊电文，反映了张、赵二人之间异乎寻常的密切。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一般幕主与幕僚的关系。在清季，大凡有所作为的总督巡抚身后，都有一些非常能干的幕僚在协助他们。此类幕僚，有的负责出谋献计，有的策划征收钱粮，还有的分管刑名词讼。曾国藩如此，李鸿章如此，左宗棠同样如此。但是，很少有像张之洞对赵凤昌这样关心的。刘坤一的查复折称“张之洞颇信用之”，可谓言之不虚。
至于刘坤一说赵凤昌“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在《赵凤昌藏札》中亦可找到凿凿实据。如杨锐即屡次函托赵凤昌为其弟“营谋差缺”：
节府聚居，深叨尘教，隆情厚贶，感切五中。敬维竹君仁兄先生大人，懋绩日新，兴居多福为颂。弟礼闱报罢，中夏出都，航海江，以七月望后旋里。家居碌碌，贱况如恒，i伏穷山，闻见日局。本拟明春南来，适因舍弟悦以前随滇军微劳，得蒙帅恩保以巡检，留广补用，自应令其先行赴粤，藉效涓埃。舍弟学识粗疏，深虞不称，前此已叨大庇，得进寸阶。尚祈始终玉成，推情教诲，则感激者岂惟身受而已。区区琐渎，鉴原是幸。署中诸同人见时务乞代达鄙忱，是所切祷。附上川省近刻二种，统希莞纳。专肃布达。敬请大安。诸惟朗照不宣。
愚弟杨锐顿首。[11]（第46册）
竹君先生大人执事：
日前厚扰，谢谢。承允为舍弟悦代捐一节，不胜感祷。兹查舍弟于去岁蒙保留广巡检，部改以巡检前先选用，于腊月十九奉旨：依议。今拟指分广东，并加本班尽先花样，敬恳执事赐信到京，托人代办。需费若干，统祈示下，或交尊处，或票庄汇寄，均即遵办。其行知及离营文书，日后乞费心，代为招呼一切。感甚，感甚。
明知忙冗，鄙事琐渎，万分不情，伏望鉴恕。手此，布恳。敬请早安，诸希亮鉴。
小弟锐顿首。初六日辰刻。[11]（第46册）
这两通函札均出自杨锐之手笔。杨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县人。“年少俊慧”，为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所提拔之士，颇为张之洞赏识与信赖，后“入佐幕僚”，“由粤而鄂”，与赵凤昌堪称同事，且关系融洽，故屡托赵为其弟代办捐事。除此以外，杨锐还另有请托：
连日不晤，尊恙想更轻减矣。念念。襄恕捐事闻可代托电局在扬州办，感佩不尽。并求电查，由到省试用道，捐足遇缺即补花样，共须实银若干？分晰见示，以便电汇措办。琐渎L悚之至。手肃，叩上竹君先生。敬请愈安。
小弟制锐顿首[11]（第46册）
再欧阳平斋衡向当淮盐沙市分局差，今夏因位置别人始行交卸。渠与杨彦有旧，允为别筹善地。惟日久未得消息，窘况不支。锐昨托敬山恳求瞿观察为之一言，必可复旧，不知敬山已道及否？尊处如与瞿公有信，希赐提及，则吹嘘生自易为力矣。可否？均祈酌夺。琐渎愧悚，再请亮鉴。锐又启。
再平斋系候选同知，四川华阳人，并奉闻以便赐信也。[11]（第46册）
上文中瞿观察、瞿公，均指瞿廷韶，字赓甫，号舜石，江苏武进人，宛平（今北京市）籍。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后官至湖北布政使。长期跟随张之洞的亲信人物。杨锐致赵凤昌之函札甚夥，此处仅从中摘述其中与请托有关系者，可见，刘坤一称赵氏“门庭若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并非毫无根据。
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坤一奏折所述内容，决定将赵凤昌“著即革职，勒令回籍”。清廷的这一决定，断绝了赵凤昌升官之路，也改变了他对清廷之态度，及其后半生的发展道路。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赵凤昌
赵凤昌被革职后，严格说并未按上谕所要求的“勒令回籍”，而是被张之洞派往上海，“办理通讯运输诸务”。[1]（p94）赵氏则利用他在湖广总督衙门所积累的财富，在沪成家立业。而且，他还把原来在广州、武汉两地经手处理的重要函札、电稿，一并携到上海。此时的赵凤昌，已经是无官一身轻。对清廷之态度，与以前也已大不相同。他可以接触各色人等，甚至包括朝廷通缉的“要犯”维新派人士及革命党人。他还与沪上绅商及外国领事广泛结交，把所得消息及时传递给远在武昌的张之洞，依然是张氏的重要帮手。
翻阅《赵凤昌藏札》，可以发现有不少函札记述了赵凤昌在离开张之洞幕府之后，所从事的重要活动及其思想变化。这些函札反映了一个封建衙门的官吏，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讲求时务，追求进步，由一个同情维新立宪人士，逐步转变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的追随者。赵凤昌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反对列强干涉，尤其是日俄两国的干涉，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已经成了他后来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清王朝最后十多年的岁月里，赵凤昌所作的大事甚多，其中有几件大事，颇值得一提。
首先，赵凤昌在庚子义和团事件中积极策划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在京师形成高潮期间，赵凤昌与盛宣怀积极策划推行东南互保，并试图与张謇一起将慈禧与光绪从北方迎至南京或汉口，然后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但是，由于张、刘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8]（p119）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件《时事新报》辛亥五月初九日第二张第二版的剪报，该报以《赵凤昌开复原官》为题刊载了赵尔巽之奏片。其文曰：
东督赵制军，日前附片奏请开复革牧赵凤昌原官，略谓：已革湖北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前随升任湖广督臣张之洞襄办要政，精细干练，颇著能声，卒以任怨太多，遭时疑忌，经前浙江学政徐致祥奏参革职，士论惜之。
该员罢职后，即回江苏，回籍闭门读书，不求闻达而关心君国，讲求时务数十年如一日。庚子之变，长江上下，各国交涉，危机一发。刘坤一、张之洞创议保全东南大局，悉赖该员赞助之力。开F黄埔，载在和约，嗣幸收回自办，稍换利权，亦出自该员擘画。臣前在奉天筹办善后，上年边藏交涉，均经派员密询办法，该员所陈之策，和平正大，切中事情，赖之而成功，不居然物外，实当今奇杰之士。东事孔亟，待商之政甚多，合仰恳天恩，准将已革湖北候补道直隶州知州（府）赵凤昌，开复原官，由臣礼聘到东，备谘要政。奉旨：著照所请，吏部知道。[11]（第32册）
赵尔巽此片，充分肯定了赵凤昌在东南互保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开F黄埔，收回自办，稍挽利权的重要贡献。赵尔巽之请求，虽获清廷允诺，但赵凤昌却并未赴任。他致电赵尔巽称：
“凤昌本无学识，加以二十年病体，近益衰慵，每值寒暑，怯不出门，更何能远涉府庭，辱承下问。”[11]（第32册）
说明赵氏此时，已经厌倦官场，不愿意再走从前的老路了。
其次，赵凤昌在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时，即积极鼓吹更张政体，实行立宪。
在《赵凤昌藏札》中，收录有他与张謇、汤寿潜等人一起草拟的《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极力要求实行政体改革。其文谓：“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今环球之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于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该折最后要求：
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按照日本初行宪法章程办理。臣等悬揣实行之期，已须数年以后。为目前救急计，但求速宣明谕，则政体先立。[11]（第33册）
这份奏章明确指出，倘若不改革政体，中国别无出路。正因为赵凤昌的这种远见卓识，所以清廷派出的考察大臣之一端方，非常欣赏赵凤昌的才干。端方出国前在沪与赵氏相见，赵氏则告以“朝廷于立宪，仍为敷衍延宕之计，革命终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归后果得之。”[13]
端方到欧洲考察之际，行色匆匆，政务繁多，却依然同赵凤昌联系不断。端方曾致函赵氏谓：
竹君我兄尊右：
前奉邮片，想已收到。到欧后排日于政界，尽心甄考，时期匆迫，译述艰难，于精微奥妙处，苦不能一一窥见，然览观所到，阅历所经，此行亦良不负负也。
小儿在美留学三年，近日拟便携之游欧，前藉便船先令回华。忆其出洋已（以）来，即承遇事关爱，随时照料。此番道经沪渎，特饬敬诣台端，藉申谢悃。尚望长者有以教之。相见不远，统俟晤谈。敬请台安。
弟端方。四月廿五日[11]（第99册）
端方归国之后，被清廷派往南京，担任两江总督。到任伊始，他又致函赵氏谓：
竹君我兄大人左右：
相违三月，渴慕为苦，官制事虽经议有草本，发表尚复无期，阻障太多，同情太少，无如何也。
弟南来值此交涉繁难，饥馑臻之际，无人相助，无牧可筹，势将坐困，惟我兄体时局之艰，念交谊之重，出局助我。相知有素，谅无屏弃之情，特属式如陈辞，尚乞鉴允。余俟台从至宁，面谈一切，肃请道安。
弟端方顿首九月廿四日[11]（第99册）
清廷任命其为两江总督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间事，则此函当写于是年九月廿四日。下车伊始，端方就想到了赵凤昌，可见他对赵凤昌才干之仰慕。但是，赵凤昌依然未出山，因为他确实看不到清廷有实行立体的诚意。宣统元年，赵凤昌正式加入了预备立宪会，为立体之确立继续努力。直到宣统三年，监国摄政王载沣非但没有在立宪上有所前进，反而倒行逆施，“大用亲贵，国人群起诟责”。①于是，赵凤昌与张謇等十人通过“满洲人庆宽上书摄政王，促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终不获报，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②
赵凤昌是在对清廷大失所望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这正是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合的思想基础。
再次，赵凤昌在辛亥革命风暴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为革命党人出谋划策。
《赵凤昌藏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局之史料。上个世纪80年代《辛亥革命在上海》一书，曾刊登了部分内容。近期章开沅教授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料新编》亦收录了部分辛亥信函。辛亥革命爆发伊始，赵凤昌很快在上海邀集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孟森等来到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盖因“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2]（p248）赵凤昌积极活动，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交往更加频繁，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条件。上海光复之后，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辛亥九月二十一日，赵凤昌收到熊希龄来函，略谓：
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之承认，倘旧政府已倾，而新政府未立，其间迟至一月，必生外交上之危险。弟昨到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革军稍稍相持一两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11]（第107册）
得此信后，赵凤昌担心外国列强出面干涉，连续发出电报，首先是阻止唐绍仪担任清廷所授予的邮传大臣，该电略谓：“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深叩祷。昌。（初六午发）”另电致梁敦彦，劝其“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而后，又再致电梁氏，劝其阻止列强在财政方面支持清廷，其电文称：“闻（监国）向法、比借款，全国已反对，公切勿预闻。能暗中打破为要。于公有关系，应密达。昌。（初十午发）”[11]（第107册）
这些电文显示了赵凤昌对新生事物的满腔热情及对革命大业之关切。为促使清廷尽快交出政权，赵凤昌甚至通过其在赵秉钧手下做事的亲戚洪述祖，代拟清帝退位诏书。而上海南阳路上的惜阴堂，已成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接洽密谈的中心。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清帝逊位后之安排，新政府的组建等都是在赵氏的惜阴堂谈妥后，才进行谈判的。
辛亥十一月初七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后之次日，即来到惜阴堂，向赵凤昌询求方略，赵氏则“一一陈说沪汉情事。其后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并介绍熊希龄入局。[2]（p250）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十分赞赏赵凤昌在辛亥革命中的远见卓识，及其为清廷、肇建民国所作出的努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即致函赵凤昌请其出山，加入到民国政府中来。孙中山函曰：
竹君先生执事：民国初基，余未洗，万方多故，正待经营。文以薄质，谬承重任，思力未精，丛脞堪虞。然有硕彦相为扶持，旄汗人推选之意。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藉高远之识，以为切c之质，敢奉屈为枢密顾问，执事智珠在握，天下为心，想当慨然惠顾，共济前途。临楮驰心，毋任口许簦即颂兴居，惟希菰。
孙文谨肃。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九日。[11]（第32册）
该信系用“总统府用笺”所写。这通来自民国元勋的信函，确实使赵凤昌无比兴奋，深受鼓舞。他在复函中称：
昨奉手书，环庄诵，具仰虚怀若谷，不弃刍荛，等原本荒落，识短才庸，谬承奖饰，益用汗颜。
窃维我公数十年困苦艰难，为四万万同胞力图乐利，等亦国民之一分子，即无责任，犹当殚竭智虑，以赞高深。
惟是枢密为最高机关，必须学识宏通，德望优裕，方足以副谘询，等何人，敢膺斯选。矧昌体弱多病，久在洞鉴之中，顾问一席，万不敢当。但此后遇有重大事件，苟有所知，无不据实直陈，以为泰山土壤之助，区区之愚，想荷原鉴，专此肃复，敬叩台安。
谨启。[11]（第32册）
赵凤昌虽未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枢密顾问”之邀请，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任命赵凤昌担任了汉冶萍公司总董。1912年3月，他又与张謇、章炳麟等组织统一党。在临时政府北迁后，赵凤昌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尤其是在反对张勋复辟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1]（第40册）
《赵凤昌藏札》保存了一组电稿，记述了在反对张勋复辟时，段祺瑞之幕僚熊希龄将北方反复辟进展及时通知赵凤昌，而赵凤昌则想方设法配合反复辟斗争。其中赵氏致电冯国璋之电文称：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去夏通问，一年刚届，大局复扰，且生奇变。幸仗威信声讨，指顾奠定，无任祷企矣。昨接秉三天津来电云，段芝老已视师马厂，即日出兵讨贼，惟后防关系重要，请设法运动海军六艘，开赴大沽，并载攻城巨炮，接济前敌，足以震动北京军民，使南苑陆军与辫军携贰，亦一助也。望速进行，并请将此电转达南京冯副总统，无任感祷。希龄叩支，谨即转陈。赵凤昌，叩雨。[11]（第40册）
两日后，熊氏又来电云：
昨飞行队炸弹投入皇宫，炸伤数人，宣统惊病，现三路司令兵围北京，逆军释械投降，S发裁遣。张勋逃入英使馆，清室通电表明被胁情形，段合肥日内入京，冯麟阁今日已在京奉车上拿获。特闻。希龄叩，青。
获得喜讯之后，赵凤昌即刻致电要求北方执政者“一复国会，一遵约法，一修宪法”，力图“有功于民国”。[11]（第40册）
这些电报所揭示的细节，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之史料，也记载了赵氏本人为近代社会变革所做的积极贡献。难怪黄炎培先生称：“四十年来，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14]可见，赵凤昌的后半生，实与中国的进步事业紧密相关。
四、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
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所藏《赵凤昌藏札》保存完好，均系原件装裱，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原件面貌。这些函札，是从光绪十年张之洞到广东履任开始，直到赵尊岳生前所保留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大约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张之洞本人在两广总督、两湖总督任内的函电底稿及其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友朋的往来书札；其二是赵凤昌与张謇、杨锐、熊希龄等同事文人之间的往来函电；最后是赵尊岳生前所保存的友朋之间诗词唱和及往来信函。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许多中法战争之后清流派活动的原始信札。这些珍贵文献，集中反映了清流派人物的思想状况。譬如，清流派中的骨干人物宝廷，号竹坡，出身宗室，系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与张之洞关系至为密切。宝廷襟怀坦白，敢作敢当，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历史人物。他出身贵族，却没有皇族习气，遇事议论风发，不避权贵。当年与张之洞同在翰林院时，彼此朝夕过从，几无虚日。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宝廷不时有来信，其中一函曰：
春间曾寄一撸当早登记室。疾病缠绵，兼为二儿娶妇，事纷纭，闲身不容小息，直至端阳后病始渐减，事亦渐定，得不死，无可消磨，仍钻故纸。……择有用书读，作有用文字。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海外强邻，耽耽环伺，不但其坚船巨炮，可为中华之患，即其邪说诬民，亦可注意。非谓其传教也，其教涉陋，不足一辟。而其讲天学者，逞其私智，肆为臆说，以器为道，以数为理，自命为学究天人，欲将中华古圣人阴阳动静之训，扫而空之。华人喜新好奇，多为所惑。群以西人为大智，足以知天。此时虽怵于清议，尚不敢直谓圣人不知天，数十年后，恐无天者。皆奉歌白尼奈端为圣人，而不屑谈大易矣。
自愧手难缚鸡，不克披坚执锐，从事于海上，及此以血未干，聊借毛口子作文战利器。购得李某所译谈天书，闭户昼夜读之，苦心孤诣，穷思极虑，有所见则笔之于册。竭三伏之以力，已得数十条。但恨不谙算数，有明知其谬而不能著一语者。盖西人思深算巧，虽不明阴阳正理，而推测细密，假象数以穿凿附会，其无理之理，以实有足以惑人者，故谈天者多信之也。不敢自是，寄呈哂正。此乃初稿，容杂不成文章，祈略词取意，如所驳尚是，再修饰另抄。有不妥，祈批出。此外，尚多可驳。前承厚赐，谢谢。草泐，顺请壶公老夫子大人台安。
侍宝廷顿首。儿辈随叩。中元夜半。[11]（第71册）
由宝廷该函可以看出，由于国势陵夷，强邻环伺，使这位已经挂冠还乡的昔日清流干将，满腔热血，愤愤不平。他有报国之心，虽然未能“披坚执锐”，却想从思想方面对洋人中“讲天学者”进行反驳。但是，他所用的是传统的封建理论，所批评的则是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实在是把劲用错了地方。该信正反映了像宝廷这样的清流派人物，罢官之后，经济上一贫如洗，长期徘徊于京师西山，吟咏于花前月下，脱离实际，自我封闭，因此，其思想停滞不前，未能与时俱进，还是用传统的旧观念看新事物。
《赵凤昌藏札》还辑有许多庆宽函札。庆宽，字小山，据清档记载，庆宽本人系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延英管领下贡生，早年曾供醇亲王奕驱使，为时甚久。后来又到内务府当差。醇亲王奕于甲申易枢后，大权独揽，隐操政柄。庆宽便因醇王府势力，得到掌管内务府银库之美差，大肆贪污，胡作非为。戊戌后，庆宽长期在上海游荡，后又曾自告奋勇前往日本捕杀康梁。[15]（p131）他与赵凤昌相识大约是在这一时期。《赵凤昌藏札》所保存的庆宽函札系庚子事件开始后的，数量甚多，往来十分密切。以前，从事晚清政治史的学者很少知道，庆宽还是晚清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而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则不知庆宽在晚清政坛上，还是劣迹斑斑的政治小丑，曾在捕杀革命党人沈荩一案中立有头功，被慈禧拔擢为江西盐法道员。[16]（p54）《赵凤昌藏札》中有一通书札，颇值得一读。其函曰：
竹君道兄大人台鉴：
前复芜函，谅邀荃察。顷于阴历十月十二日奉到瑶章，敬悉接见凤卿，其言及弟病，需桂佳者罕有等语，乃蒙格外关怀，特将素承刘永福所赠上等之桂，珍藏四十余年，今乃分施于弟，已交邮寄矣，足征痛痒相关，视同手足，真令弟刻铭心版，永矢弗忘也。至当年刘渊亭同方照轩提督来京时，弟正在西城广济寺绘画战图，刘、方二公均寄寓该寺。醇邸闻知，甚是垂青二公，遂派在寺（招）照拂。弟又带领二公谒见王爷，故此相交甚厚。刘公托购老山人参，四处搜寻，刘公皆言不好，且价极昂贵，事处无法，因思弟有盟兄容俊峰前在宁古塔副都统任时，自采老参二株，重约四两，寄京待重价而沽，不幸病故。弟由盟嫂处将参求到，用数百金购妥，送于刘公，喜出望外，言此参诚难得之物也。渠回送肉桂二块，彼时弟不知为宝，便送多友将此宝桂湮没不彰。据云，此二件价值二、三千金，殊为可惜。今弟所用之桂，系由凤卿处讨来，服之不见有效。兹蒙宠赐，则桂到病除，在指顾间耳。先为肃函鸣谢，俟由邮寄到时仅将收据呈上，不再为渎陈，Z此渎陈。叔雍贤侄等均吉。
愚弟赵庆宽病笔
阴十月十六日[11]（第44册）
上函中刘渊亭，是指刘永福（1837-1917年），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原为广西天地会领袖，后率黑旗军驻越南20余年，中法战争时，帮助越南政府抗击法国侵略军，战绩卓著。方照轩，则是指方耀，时任广东提督。二人均为当时名扬全国的武将。而位于北京西城的广济寺，则是一所名刹，香火颇盛，至今尚保存完好。在清末，广济寺还有旅舍之功能，故庆宽能在其中作画，并照拂刘永福、方耀二人。
又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创人物孟森，曾为张謇之幕友，与赵凤昌系武进同乡，彼此关系非同寻常，往来函札甚夥，在《赵凤昌藏札》中设有专册保存，其中不乏非常重要者。今略举一二：
其一函曰：
惜阴主人，奉示敬承一一，南通屡烦通问，具征关爱。……知起居增胜，茹素后神采益佳，甚慰，甚佩。如公卫生得力，最为妙谛。近聆东西洋佛学大长，颇得梵夹真相，释迦教义，不及诸祖之精深；天竺慧光，又逊吾华之阐发，摄养为当前受用，公独得之。若益源辈，则不免太泥矣。又见朱少屏来谈，乃与江亢虎正相反。似乎俄之潮流已落，吾华正在上潮时。无聊之政客，幼稚之学生，迎合鼓荡，方兴未艾。赖所本之俄风，已成过去之试验。弟之所急欲亲往一观，未能急就，而少屏已有所诏我，其言当不无可信之处也。
国之人职业太少，败象难堪，然此运已开，果有世界知识之一端，无论何途径终难淘汰，以此启政局稍定，真象可推而知之。从前望有大人物救国，今知此见解之陋，仍是三千年余习。其实将来不过以职业救国，政府亦全国职业之纲领；有职业者，有时而助提纲领。提纲领者，随时而退为职业，则持久之道存焉。若以行政营业为两途，即是过渡未成之现象。他日吾国之归宿，因不免取法他邦，然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盖各国虽趋向如弟所云，而未能尽践。吾国乃以种种酝酿，不如是不得到题，凡百君子扰之营营，皆造成黄金世界之大功人也。
公明烛几先，常超同辈之上，以弟言为何如？啬倘有函，当希见示，柏樵归沪后见否？南北局势皆急，国手高坐而观之，最后妙着恐不能不如弟说。侧身人海，日手一编，亦日在被骂之列，不能不辗然自笑，缕上即颂道安。
弟森谨言四月十六日菊儿随叩[11]（第31册）
该信中所提及的朱少屏，名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朱少屏受孙中山的邀请任总统秘书。不久，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朱少屏又回到上海，宣传民主政治。江亢虎，江西弋阳人，早年留学国外，同社会人有过接触。1911年7月，在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武昌起义成功后，他把研究会改为中国社会党。1924年，江亢虎再度组建社会党，成为当时有名的政客。啬，系指张謇，字季直，号啬庵；黄伯樵，江苏太仓人，留学柏林工科大学，精通德文。以上诸人均为惜阴堂之常客。
其二函曰：
惜阴主人，转瞬阴历又改岁矣，久未修候为歉。此间事，南方视之亦殊未得真相。如前日之通电反对选总统者，以为电内有名者，即其人，亦殊不然；一面得钱，一面争附名于此电者，正不一人，而其不与此电者，亦未必人人得钱，要以得钱为极多之数而已。
其实，曹之梦想，弟以为终必无成，各方未能赞同，岂得由彼一厢情愿，此不成问题也。但宪法亦必无成，以省宪为大梗，其中利害关系各有不同，有公有私，但私多而公少耳。惟有此复杂，乃为制宪，若如沪上数人议定之宪，正于事实无效也。近有人发起纠合议员团，视察赤俄，弟在赞成之列，倘有成，将携小儿至俄国一行。共产公妻，劳工制度，不可不亲往一观，虽不能一过隙然，目击究胜于耳闻也。
弟森手上。新正初五日。[11]（第31册）
上文中“曹之梦想”，当指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想独霸中央政权，进而醉心谋取大总统权位，以及以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的活动。1923年10月5日，曹锟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故该函应写于1924年的“新正初五日”。
以往的有关孟森传记，大多认为“清末民初o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o开始专力于治史。1914年o他以‘心史’之号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o著重对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云云。[17]（p656）但这两通函札似乎表明，孟森直到1924年，其主要精力还在从事“政治活动”，远远没有“脱离”。他虽然在进行明清史研究，但更多的是注意国内政局之发展，对中国之未来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虽一无所知，却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可见，只有在阅读《赵凤昌藏札》之后，才会对孟森先生之生平活动及其思想之发展，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最后，还应该指出，在《赵凤昌藏札》中，有相当部分函札是写给叔雍的。赵尊岳（1895－1965年），字叔雍，凤昌之子。在赵凤昌影响下，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词学，曾致力于明词的搜集与研究，有《明词汇刊》存世。他还喜好京剧，与当时京沪梨园之著名角色，多有信函往还。因此，如果要研究民国时期的京剧历史，尤其是有关京沪的文化史，一定会在《赵凤昌藏札》中发现十分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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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8
语文知识要靠点滴积累才可以膨大我们的知识库，正所谓是积少成多，变小成大。先秦时荀子在《劝学》篇里就说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唐代诗人李贺，也经常带着书童，骑着一匹小毛驴，身背一个破锦囊，早出晚归，四处转悠，搜集资料，在秀丽的山水之间，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之中，“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暮归，足成其文。”李贺能成为一个传世诗人，离不开他用于积累的锦囊。
善于积累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达尔文、果戈里、鲁迅、竺可桢、李四光等一批中外名家都有坚持不懈，认真做笔记和记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对他们在学术上取得光辉成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不少笔记还成了著名的论文和著作。
由此可见语文知识的积累不仅仅依靠课内的学结，更需要从课外入手，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有价值的语文素材，但是由于不懂得如何合理积累从而使得大量有用材料同我们擦肩而过。语文知识材料并不是浩如烟海无从下手，其实平时学习生活中可以积累的东西很多，只不过我们不善于总结罢了。学会积累是学好语文的制胜法宝，“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可以说，平时语文知识积累的厚度就相当于语文成绩的高度。郭沫若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谈到，“搜罗一切资料尽可能无遗漏”。并且“对资料毫不留情地，毫不可惜地加以清算，必须彻底，毫不放松”。
可以说，一切可以充实我们的知识库都可以拿来积累。那么，从哪些地方来积累知识呢？笔者认为，可以从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材料中去摄取有用的知识点，下面简单谈谈摄取的渠道：
1.书籍。
这里所说的书籍包括语文教材、中外文学名著及有关的历史、哲学等知识性读物，这些书籍均是中学生阅读中的首选。博览群书可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从中不仅可以学到许多新的字、词、句，而且对如何作文、提高写作能力也有极大的帮助。
2.报刊。
与书籍相比，它具有周期性和时效性特点。正因为它能及时反映出时代的最新信息，因而是写作中可积累的素材。经常阅读有关的报纸、杂志，从中亦可收集到许多有用的资料，还可让你把握时代的脉搏。
3.网络。
随着校园网的全面铺开，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积极一面。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多渠道的检索途径以及快节奏的传输系统，为学生查找资料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如利用网络可随时随地查找课文内容的分析解释、作者背景资料和相关的知识点等等，其方便、快捷是其它任何检索工具所无法比拟的。应该让我们的学生多接触它的积极一面。
4.工具书。
语文学习离不开工具书，学会查阅工具书是学好语文必备的基础。查到了不一定能记住，但我们可以通过摘抄把这些知识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当然，积累资料要避免只着眼于书本与网络。但大部分人在积累时偏重甚至囿于书本，而忽略了生活这个渠道。事实上，读懂“生活”，从生活实际中积累语言，更加不可偏废，我们应该拥有一颗随时准备积累的心，这样就可以放眼去看，放耳去听，用心去感受，用笔去记下来从而充实自己的知识库。
二、条条大路通罗马——语文知识积累的常用方法
笔者执教以来每逢开学初就建议我的学生每人准备好一个摘抄本，一个学期下来同学们的收获真是大相径庭。有的同学满满一本，五颜六色，有写的，有画的，有剪下来贴上去的，很是丰富，自然也就兴趣盎然。但是也有的同学一个学期下来还是开学初一时心动而抄的那几篇，兴致过了，小本子也就被冷落了。问其不坚持的原因，说是不知道怎么摘，摘什么？其实，积累资料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分类纳入你的“锦囊”。下面就介绍一些常用的方法：
1.做摘录。
摘录就是直接从文本中摘取字句片段，清朝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这话是有道理的。练好札记之功，可做摘录笔记，专门备一笔记本，卡片等。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记笔记，外号“笔记迷”，凡读过的警句和妙语，听到的奇闻和趣事，看到的人情和乡俗，他都毫无例外地写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做摘录也是我们学生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2.制作文摘卡片。
即在学习的过程中，将有用的资料摘录在卡片上。在制作卡片的时候，可将平时阅读中所看到的好的词语、句子、文章等摘录下来，这样，在造句、作文的时候，经常翻阅，这对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都很有帮助。鲁迅先生在辑校《古小说钩沉》一书时，就从各种不同的类书中抄录了六千多张大小不同的纸条。利用卡片积累资料的好处是灵活，便于整理分类，又便于贮存和携带，是资料积累的活页本。
3.写读书心得。
即“一边读，一边批注或作札记、摘要、或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既读也要动笔”。这种学习方法的好处是，既可增加知识，收集资料，又可锻炼笔力，同时还能从中获得新的灵感。写读书心得是阅读、写作、审美、思维等诸能力的综合体现。
4.写随笔杂感
写作与生活紧密相关，“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学会观察和思考。所以日常生活中，在欣赏电影电视、参观、与人交谈、读报等等活动时，都会使人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有意义的感想、启发甚至新的见解，这些都不应该忽略，而应当随时把它记录下来。这对语文知识的积累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很有必要。
5.剪辑报刊杂志。
阅读时，有的同学常常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书翻得再多，也会如过眼烟云，一闪而过，到用时方恨少。因此，用剪报的方法去阅读，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于积累材料非常有用。比如我们在阅读课外读物的同时，把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剪下来，粘贴在摘抄本上，并对自己所选的文章予以点评。这样，我们就能将积累的材料通过思考化为自己的东西，丰富了思想，提高了阅读能力。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9
一、生活中处处有文章
在作文课上，当我们要求学生写作文时，他们就唉声叹气，抓耳挠腮，绞尽脑汁像挤牙膏似的东拼西凑地凑字数，写出来的作文也大多是空话、套话、假话连篇。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没有留心观察生活。叶圣陶先生说过：“生活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而不枯竭，溪流自然活泼地昼夜不息。”这就告诉我们“生活是作文之本”。“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作文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材料，所以在平日里，我们应教会学生从生活中选取写作素材，注意观察生活，不断积累写作素材。
有一次作文课上，当我在教学生如何观察生活积累素材时，我就顺便问学生：“在我们每天都跑步的操场上，你看到了什么？”学生一开始都一脸的茫然，经过启发之后，回答也是五花八门。然后，我就告诉学生我所观察到的和我的内心感受。当时是秋天，操场上的草坪早已枯萎，但在这枯萎的草坪中，在靠近跑道的内侧，有一朵嫩黄的小花，仍在秋风中摇曳绽放。每当我跑到这个地方时，我都要看看它，它好像在微笑着告诉我“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要像我一样”。从这朵仍然屹立在秋风的小花身上，我看到了顽强的生命力。同样是天天见的场景，为什么有的人能注意到而有的人没注意到呢？这就是因为有的学生缺乏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对生活中的一些事往往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所以一写作文就犯难。我们教师只有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深入思考，才能让他们的作文充满真情实感。
生活中，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动作；自然界中的一滴雨露，一阵清风，一缕阳光，或许都能拨动我们的心弦。这也同样要求我们在观察生活积累素材时，要有一颗善感的心，感动于自然风光的奇丽壮观，感动于校园生活的纯真快乐，感动于社会的温暖和谐。有了这份真挚的感动，真情就会在我们所写的文章中自然流淌，而不会出现生拉硬拽，无病。
另外，教师在写作训练时，可以提前布置，让学生有充分的准备以及观察的时间。例如，以“草”为话题作文，我就提前布置，让学生观察花园中的花草、路边的小草、田野中的野草，让他们细心体会不同地方的草，具有怎样不同的精神品质。再如，以“感恩”为话题作文，我就让学生回家为父母，或其他的人做一件事情。
大凡成功的作文，都离不开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创作的灵感都源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体会。生活是语文的不竭源泉，只要留心观察，生活中处处有文章。有一颗善感的心灵，真情流淌的鲜活的作文也会手到擒来。
二、点滴积累才能妙笔生花
仅仅只有观察生活还是不够的，还要将观察到的生活中的点滴记录下来，写成随笔或小文章，记录自己的真实感受。因此，教师应经常引导学生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家中，在学校里，在社会中，会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或者是引人深思的事，或者是感动人的事，只要是我们见到了，都要用我们的语言把它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激情四射的青春会在点点滴滴的记录中更加的真实有意义。
同时，中学时代是一个积累知识的时期，我们应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然后让学生在读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背诵积累一些经典的文章。
我常用的积累方法就是让学生做读书札记，写日记。在札记中，让学生摘抄文章中的格言警句、美词佳句，有时间的时候再读读背背，记熟了就能在作文中灵活应用了。在日记中，可以记录生活中难忘的、有意义的事，也可以针对班级生活或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还可以是自己某一特定场景时的心情。经过我的实践证明，做札记、写日记是提高学生作文的有效手段。只有不断的观察思考、记录积累，我们的写作才会达到文思泉涌的美好境界。
另外，语文课本上的文章就像一颗颗珍珠闪耀着它的光芒，照耀着我们。所以，我们应重视课本上的文章，让学生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从语言到写作技巧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
初中语文教学札记篇10
柯氏在解读文献时，喜欢对一些关键字（词）的字（词）义作细致周详的训释，这一看似严谨的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柯氏治学严谨的印象，其实却是他所有曲解，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基础，如第一章“家族”中关于文徵明给王廷载的信，柯氏这样解释：
文徵明在信中提到由福建护送父亲遗体回到家中的景况：“到家，人事纷然，加以哀荒废置，未遑裁谢。”这可能是文徵明众多感谢亲友为此丧事致赠礼品的信札中意外流传下来的一封。信中用“人事”二字代表礼物，是最晚开始于宋代并沿用到明代的习惯用法。这两个字模糊了礼法中对香、茶、烛、酒、果等之“奠”，与丝帛、钱财一类之“赙”的分别。
柯氏为了解释文徵明社交性的“报”，所以必得把这里的“人事”解释为“礼物”，并且还考定这“是最晚开始于宋代并沿用到明代的习惯用法”，欲以此令人信服，不敢质疑。又柯氏在第四章引文徵明给文彭、文嘉的家书时，对其中的“人事”亦作相同的解释：
文徵明在信中云：“在此只是人事太多，不能供给。”艾瑞慈将之译为“这里社交活动太多，让人几乎无法应付”。然我们也可以解释成：“收到的礼物太多，让人几乎无法一一回赠。”这段话的关键词是“人事”，除了解释为人际往来之外，还可作礼物解。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文徵明《闰四月廿五日家书》：
我日日要早朝，只有永付一人跟马做饭，辛苦万状。人事又多，无可奈何。
又文徵明《次韵答徐子容学士见怀》：
南来拂拭芰荷衣，旋觉沙尘出郭稀。我已去来无复恋，天与人事每多违。
这里的“人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为“礼物”。柯氏对文徵明此信此诗应该很熟，但他却视而不见。
关于“人事”的用法，我们可以举比文徵明稍晚的徽州方用彬所集亲友信札为例，在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中，“人事”一词在七百通手札中共出现三次-
1.詹景凤信札：
佳册二、佳纸四俱如教完奉。又长纸四幅、中长纸六帖，听兄作人事送人可也，幸勿讶。
2.汪大成信札：
不佞少疾山居，于人事一切疏废，独足下高谊，实颙颙望之。
3.方大滶信札：
弟昨入京，至监前暂居。人事生疏，即未得过见足下。
以上三例中只有詹景凤信札中的“人事”，与柯氏所热衷的“礼物”义最近，作礼物或人情解俱可。其他两例显然都不能作“礼物”解。因此文徵明信中的“人事”到底是否作礼物解，还需放在文中求其正解，而不能一概解作“礼物”。柯氏虽然知道中文的一字（词）多义，但在具体使用时，往往根据他自己的需要，粗率地选择可以支持他观点的释义，而完全不顾及文义。如上引《雅债》第一例乃文徵明因王廷载赠送礼品而作的答谢信，似不应在回信中抱怨收到“礼物”太多，因此作“礼物”解显然不妥。第二例艾瑞慈的解释似乎也比柯氏的解读更恰当一些，因为在柯氏所引文字前尚有“我在此以嫌不敢遍谒当道诸公，蒙见素两顾，不得已一往报谒。白岩折简招饭，亦以嫌，故托见素辞之”一段，显然都是说的人际交往，艾瑞慈释为“社交活动”，近是。但因为柯氏心中先横着一个“礼尚往来”的观念，因此一切都往礼物上附会。
这样的例子在《雅债》一书中并不只是孤例，其他如释“命”、释“怀”、释“往来”等都是。如第七章关于“怀”字，柯氏论道：
“怀”某人虽是作诗的传统，亦可能在情感上含有支配的意味：“关怀”、“以保护者、支持者自居而忆及某人”和“思念”等，都包括在这一字的引申义里。
我不知道柯氏关于“怀”字的这几种释义出自何种词典，但正如他将“人事”硬解为“礼物”一样，此处，柯氏亦将文徵明信中的“怀”字硬解为“支配的意味”，以证成他关于文徵明与陈淳特殊关系的论断。他解释说：
将之与信中所提及的“短句”联结（诗作收于《甫田集》中，虽信札并未收录其中），此札可能作于1509年。文徵明之师沈周适于此年辞世；不禁令人联想，文徵明是否因为免去了弟子的身份，便开始以师长自居。
柯氏之联想可谓能体察入微，但文徵明此札作于五月廿二日，而沈周死于是年八月二日，则文徵明必不能如柯氏所说“因为免去了弟子的身份，便开始以师长自居”，奈何其师沈周不早死以证成柯氏之说！
又一则出自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柯氏以为“它几乎可以代表当时对文徵明收送礼物之行径的评论”，这段引文如下：
东桥一日语余曰：“昨日见严介溪说起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与人没来往。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对他说道：‘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么？’”此亦可谓名言。
且看柯氏如何解说这段文字：
顾璘所引严嵩谓文徵明“与人没来往”的说法，应是指文徵明没有做到“礼尚往来”。“往来”一语出自《礼记》，用以定义精英阶层间借由礼物交换而形成的互惠关系。气愤的严嵩只能得到顾璘如下的回答：倘若文徵明为他破例，那么其光环便会消失，即使（我希望读者如今已经相信）文徵明“与人互不往来”的形象与事实相差甚远。
严嵩所说的“往来”，是否一定指“由礼物交换而形成的互惠关系”，颇不敢苟同，想来严嵩对顾璘讲话必不至于如此裸。柯氏对字（词）义如此执著的“考究”，又往往皆错。看似治学严谨，其实只是要以这样的曲解误读来证成他预设的观念或观点。对字义的训释准确与否，往往关系甚大，不能不慎，陈寅恪先生在《元代汉人译名考》中早就指出：“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者所宜慎也。”（《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05页。）而柯氏偏偏喜欢生搬硬套。
其实，柯氏对文献的解读是极其随意的，而这种随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他预设的“雅债”，柯氏为此不免也要负起“雅债”了。而书中最严重的误读当为文徵明给朱朗的一封短信，信很短，柯氏在书中全文抄录此信：
今雨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试录送令郎看。徵明奉白子朗足下。柯氏以为：
此处“了一清债”之意，绝非指金钱上的债务，而是文徵明自己欠下的人情义务，欲请朱朗代作书画。债可以“清”，可以雅，然终究是该偿还的债。这惊人的商业性用语是文徵明集中仅见的孤例，将一般讨论书画时所使用的礼物性用语，改以商品性用语取代。
我想这一信札的发现，一定使柯氏欣喜欲狂，因为这不仅是他《雅债》一书主旨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更是朱朗为文徵明的重要证据。但柯先生似乎完全误会（误读）了。这封信很短，不妨试作一简单解释“今雨无事”，点明文徵明当时的状态。雨天再加上心情闲适，最适宜创作。所以，文徵明欲完成欠朱朗的一个“清债”-“请过我了一清债”，大概是抄录一段什么文字给朱朗的儿子，因此叫朱朗过去取。“试录送令郎看”即点明这件作品是写给朱朗的儿子的，因此不可能请朱朗。文徵明这封信的语气特别轻松随意，这点柯氏也已感受到。因此，所谓“清债”，也只是戏语，当是文徵明久已答应而迄未完成的意思，同时也含有对此事重视的意思，亦可见文徵明与朱朗之亲密，而不能落实为“商业性用语”。更不能解释为请朱朗来代作书画，偿还文徵明欠别人的人情义务。柯氏对文献的解读，常常让人有“深文周纳”之感。柯氏欲重塑文徵明形象，不惜误诠文句，曲解古籍。正如王国维曾批评的：“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观堂集林》罗振玉序，《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雅债》中对史事的叙述也往往错误，与他对其他文献的曲解误读是一致的，这大概可以反映柯氏的中文阅读能力。姑举一例，如其述世宗（嘉靖）“大礼议”一段即错误很多，先说嘉靖在位四十四年，误，当为四十五年，这只要翻一下《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就不会犯这样的错了。又说“年仅十三岁的他被举为世子登极”，这是误将《明史》世宗本纪中的两件事牵合在一起了。《明史》本纪说：“（世宗）父兴献王祐杬，国安陆，正德十四年薨，帝年十有三，以世子理国事。”这是说世宗在父亲兴献王死后，以世子的身份管理封国的事务。而非指登极。世宗登极在正德十六年，时年十五，安能于正德皇帝未丧时即登极？《雅债》又说：“世宗究竟应该视前任的武宗为父，对之施与子对父的祭祀之礼，而放弃对自己生父致祭的人子孝道？”“文徵明与反对皇上意见的要角们站在同一阵线，认为世宗应对正德皇帝执人子之礼，而非其生父。”柯氏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世宗与武宗的关系。世宗与武宗是兄弟辈，为孝宗之子侄，宪宗之孙。礼臣想让世宗继孝宗嗣，而非武宗。《明史》本纪明言：“初，礼臣议考孝宗，改称兴献王皇叔父，援宋程颐议濮王礼以进。”是以孝宗为父，以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世宗与武宗为兄弟，安能认兄为父，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