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特点篇1
【关键词】环境监测；污染特点；应对措施
1当前环境污染的特点
1.1污染物的种类繁多
环境污染通常是多因子联合作用，健康效应表现综合性环境中有害因子有很多种类，它们可能同时进入人体，多种污染物同时存在，各种污染物各有不同的毒害作用，产生相互作用，这些因子的联合作用将使人体产生的效应更加复杂。可以是局部刺激致毒、也可以是全身作用；有的是特异性作用，有的是非特异性作用；而且污染物与污染物之间可以起协同叠加作用。
1.2环境污染具有潜伏性
环境损害一般具有很长的潜伏期，这是因为环境本身具有消化人类废弃物的机制，但环境的这种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某种污染物的排放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污染物就会慢慢地蓄积起来，最终导致损害的发生。
1.3环境污染涉及面广
由于环境污染的污染源来自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诸多的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质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并且这些污染物常常是经过转化、代谢，富集等各种反应后，才导致污染损害。污染环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过程非常复杂。
1.4环境污染具有持续性的特点
环境中化学污染物相对浓度一般都很低，大多数在百万分之几，少数在十亿分之几，有的甚至在万亿分之几的水平。因为浓度低，短时间内看不出危害，可是，长年累月，“积少成多”，有的是终身受害，可酿成严重后果。生活环境中的污染因子浓度通常比生产环境中浓度低的多，但由于人群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因此作用面广，机体内累积剂量大，累积损伤大，表现为低剂量、长时间的慢性中毒。
2加强环境监测工作的措施
2.1加强环境监测法制建设
应加快环境监测法治化进程，依法管理和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尽快制定监测法规，确保监测工作依法开展、监测管理依法行政、监测数据合法有效、监测信息依法公开、监测工作职能法定。抓紧完善监测管理制度，启动编制国家环境监测事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环境监测规章制度，使监测工作有章可循。以法制建设为牵引，带动环境监测体制机制逐步理顺，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环境监测事业公益性属性，强化环保部门对环境监测事业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确立监测数据的法定权威，明晰各级监测站与监测管理部门的设置等级与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同时，制定《环境监测网运行管理办法》、《环境监测设施管理办法》、《环境监测信息传输和信息管理办法》、《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环境监测定员定额标准》等一系列法规制度，逐步规范环境监测工作运行管理机制，积极争取国家编制、财政、人事等相关管理部门对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加快环境监测科学发展的体制环境。
2.2加强监测基础能力建设
推进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大力加强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搞好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的储备，以项目实施带动能力建设，提升环境监测技术设备水平。推进监测装备和技术体系的现代化，构筑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实现环境监测由“粗放型”向“精准型”的转变。要加强对环境监测仪器的研究，加快监测仪器的国产化，做好仪器设备选型，制定科学的装备配置计划，选择适合实际工作的仪器装备。修订、扩充、完善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体系，特别是土壤、农作物、生物等要素的监测分析方法，实验室深度分析和应急监测等急需的分析方法标准。创新监测综合评价体系，围绕群众需求和管理的需要，大胆探索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客观科学的监测综合评价方法与体系。为此，要按照国家对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大力加强监测基础能力的建设。
2.3加强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要建立起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环境监测接轨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增强环境监测的整体实力。要完善全国环境监测网、生态环境监测网，沿海地区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长江、淮河等各大流域环境监测网，区域应急环境监测中心网，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中国网等，形成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为龙头的全国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中心体系，为全国以及区域和流域的环境管理提供有针对性的、多种形式的监测报告，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开展环境质量预测预报工作。要根据分级管理原则和环境管理的需要，建立并完善国家、省、市级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及运行机制，制定章程和规范，统一协调，合理分工，相互配合。要用“全国监测工作一盘棋”、“全国监测队伍一盘棋”的理念，将具体监测工作下移，构建“具体监测工作上小下大，技术创新上大下小”的格局。由市县级监测站承担大量基础性、常规性的环境质量、污染源监测工作，监测总站和省站不承担或很少承担具体监测任务，重在监测科研，进行监测技术路线、监测标准规范体系、分析方法体系、环境质量综合分析评价技术体系、质量控制技术体系的深入研究，拿出系统、全面指导基层实际工作的规范方法标准，基层监测站则按照这些规范方法标准从事监测工作，并承担方法验证。同时要按照事权划分原则，明确界定国家与地方在国控网监测任务、能力建设、运行管理、质量管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权责关系。基础性、前瞻性和全局性、区域性的环境监测（如空气和酸雨背景点、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监控点、省界和国界河流断面、入海口断面和海洋远岸点位、国际履约等监测任务以及国家自动监控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建设等）由国家负责；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共同需要的环境监测任务，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责；主要服务于地方环境管理需要的监测任务，由地方负责。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和技术监督主要由国家和省级环保机构负责。根据国控网建设原则，尽快建设省级和市级环境监测网，做到三级环境监测网的职能清晰、数据共享、覆盖科学。
2.4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
各级环保部门要认真落实监测技术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大力开展监测技术培训，不断提升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进一步加强监测系统行风建设，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使广大干部职工牢固树立“科学监测、诚信监测”的核心价值观，推动环境监测事业健康发展。推进监测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促进普通采样人员、分析人员向专业型、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发展，使监测队伍由“普通技术型”向“专家学者型”队伍转变。在准确把握人才队伍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环境监测工作形势，提出队伍建设总体目标，确立提升人员基本素质、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思路举措，实施监测人才培养工程，在各环境监测领域培养一批与国际水平接轨的尖端人才、国内一流专家和业务技术骨干，形成一支人员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技术精湛、精神奋发的专业化监测队伍。
结束语：
环境污染的污染源来自生产生活的各方各面、各个领域，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针对当前环境污染的特点，环境监测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先进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为探索环保新道路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特点篇2
1江苏省环境与健康监测现状分析
从江苏省的环境监测现状来看，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尚未构建。尽管江苏省已开展了全省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饮用水源地有毒有机物调查等多种专项调查，但这些调查和人群健康结合较少，且分别进行、调查目的不同、设计和方法不统一等原因，在说明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难以相互支持，加之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尚未纳入常规工作，对人体健康影响更为直接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基础数据缺乏，不利于政府部门实时、动态和准确把握江苏省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状况及变化趋势，也不利于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及措施。
2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环境与健康监测是一个综合性的监测，关于环境质量方面的数据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有关疾病方面的数据由卫生部门负责。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是在充分利用现有环保、卫生部门的相关监测网络和监测力量，结合日常监测工作，完善监测设备，培养环境与健康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和优化监测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的，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监测、暴露监测、健康效应监测、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4个方面的内容，见图1。
2.1环境污染监测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包括污染源监测及污染源主要可能扩散介质如大气、水、土壤及其他介质的环境质量状况监测。（1）污染源监测污染源监测包括排放特征污染物的历史源及现状源。历史源是指在调查年已关停并转、且排放过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所用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等，调查时间段自建成投产至关停或搬迁年。现状源指在调查年仍在生产经营且排放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废水与废气排放方式、污染处理设施等，调查时段原则上自建成投产日起至调查年，重点关注近10年。污染源监测可采用现场实测、排污系数估算、历史回顾与反演等方法，以确定特征污染物进入环境的主要输入途径，定量计算进入环境的污染负荷通量、时间过程、空间分布。（2）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应尽可能兼顾环境和健康监测点位的匹配性，满足评价试点调查期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趋势的要求，根据污染物进入周边环境的主要途径及调查点的实际情况，选择重点调查的环境介质。调查环境介质征污染物的水平，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及环境生物样品监测4个部分。大气应重点监测人群密集居住区的室内、室外空气，同时根据污染物可能的主要暴露途径，考虑室内室外尘土的采样；水体重点监测饮用水源、灌溉用水和养殖水，同时对应采集水体沉积物；土壤重点监测与暴露有关的农用地土壤、人群活动区域土壤，兼顾其他类型土壤；环境生物样品重点采集本地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包括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等。
2.2暴露监测暴露监测包括外暴露监测和内暴露监测。对人体暴露情况进行测量是判断环境污染物与健康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对暴露水平的定量测量是判断剂量-反应关系的关键。（1）外暴露监测外暴露监测主要针对与人体接触的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和含量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环境监测、个体暴露测量获得。应重点了解特征污染物人体暴露的特征，包括：暴露途径（如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等方式）、暴露时间、暴露频率，确定特征污染物人体外暴露量（如：通过室内空气、饮用水及家庭消费食品监测获得的暴露量）。具体应根据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形式，确定选择以经呼吸吸入还是经口摄入为主，重点开展监测。（2）内暴露监测内暴露监测指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检测体内生物标志物来实现。生物标志物分为暴露生物标志物、效应生物标志物、易感生物标志物3类，应遵循科学性、可靠性、实用性等原则选择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开展监测。一般情况下，多选择血液、尿液征污染物及其中间代谢产物的浓度水平进行测量。
2.3健康效应监测人群健康效应监测主要是对环境污染物造成的生理、生化、结构、功能改变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过程。环境污染物导致的健康损害效应可以分为特异性损害、非特异性损害和蓄积效应3类。（1）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物对机体造成的损害具有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特征，污染物可以引起机体特异的症状、体征、生理、病理、X-线片的改变等，具有特异的观察或检测指标。可通过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医学检查等方法开展。（2）非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对机体健康的影响不是以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出现，而是表现为生理功能、免疫功能、抵抗能力、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的下降，对有害因子的敏感性增强，以及某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等。主要通过调查对象的基本健康信息、进行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医学检查方法开展。（3）蓄积效应环境污染物连续、反复进入机体后，其吸收速度或总量超过机体代谢转化排出的速度或总量，污染物质在体内逐渐增加并贮存，造成机体的损害，或者污染物的量不在体内蓄积但其在靶器官靶组织产生的有害效应却可以逐渐累积，最终造成机体的损害。常用的健康损害评价生物标志物有：重金属效应标志物（金属硫蛋白、抗氧化酶类、还原性谷胱甘肽、外周血清转氨酶、免疫标志物）；农药效应标志物（胆碱酯酶、对氧磷酶、烷基磷酸酯、羧酸酯酶、植物酯酶）；有机物效应标志物（混合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转移酶、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Dna加合物、蛋白质加合物）等。
2.4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通过特征污染物暴露途径与暴露水平的监测结果，实际人群饮食结构、生活习性等的问卷调查获取当地人群对特征污染物的暴露参数，计算特征污染物经呼吸道、经口饮食等途径的外暴露剂量。根据污染物的毒理学性质，确定参考剂量，分析特征污染物对调查人群健康风险的关联性。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健康监测与内暴露检测结果，进一步分析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指标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性。
3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的应用示范
3.1应用示范过程2011～2012年，在综合考虑相关基础数据分析、媒体关注情况以及专家现场勘查的基础上，课题组选择了农药原药生产量大、公众反映强烈、受影响人群较为集中的某农药厂，开展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应用示范。围绕该农药厂，考虑周边居住人群情况，按照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要求，制定调查实施方案。调查内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与特征污染物毒死蜱相关的污染源调查、环境质量状况及暴露调查、人群健康状况调查以及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污染源调查在收集农药厂排放的历史资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情况的基础上，对废水总排口进行了采样监测。环境质量与人群外暴露调查主要了解环境空气、尘土、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粮食果蔬和肉禽蛋类等特征污染物含量水平，综合评价评估调查区特征污染物的环境污染现状，共采集环境样本300多个，取得各类环境质量指标实测数据800多个。内暴露调查主要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调查，包括血液中毒死蜱残留水平与尿液中毒死蜱代谢产物三氯吡啶醇的含量检测；共采集污染区成人血样、尿样、儿童尿样各208份，对照区各238份，内暴露共获得1300多个数据。健康调查方面，根据毒死蜱的毒理学特性，通过污染区人群危险因素的问卷调查、体检及肝肾功能能检查、血样毒死蜱及尿样tCp检测，分析健康损害风险，共获得各类有效数据21万多个。
3.2应用示范结果基于该监测体系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农药厂周围1km范围内毒死蜱污染严重，大气和地表尘土可能是人群健康影响的重要暴露途径，周边污染居民人体血样及尿样中毒死蜱代谢产物检出率较低，但距厂界越近，外环境中毒死蜱浓度越高，对人体健康指标影响更为明显，农药污染对周边环境及人群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通过本次应用示范，说明该监测体系能为环境与健康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4结论与建议
环境污染的特点篇3
关键词：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840.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2
环境污染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一般可以通过技术革新、生产的工艺和流程来减轻，但无法绝对的避免；特别是目前我国环境污染进入高峰值期间，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和全球关注的环境焦点问题；另外，我国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显性化，污染的损失补偿机制也缺乏，造成污染事件的企业没有精力、金钱处理污染事件，从而导致公共环境损害和污染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赔偿。环境污染风险作为一种影响巨大、损失后果严重、极易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仅靠一种方法和途径去化解和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目前环境污染地区差异巨大、社会矛盾突出。所以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提出综合性、系统性的管理模式和途径，对环境污染风险进行综合管理。
2014年8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为保险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发挥保险社会风险管理功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同时，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对推动保险在风险治理的作用方面奠定了基础。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一种，以企业发生污染风险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财产保险险种。环境污染风险事件频频发生，需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参与和管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保险功能和管理，环境污染风险责任实现社会化，达到减轻社会负担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环境责任保险是近年来重点关注和发展的保险业务，是一种以风险转移为目的的环境污染处理机制。与罚款、技术提升等传统的环境污染治理方法相比，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有效的提升处理赔偿事故的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发生的概率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等优势。
一、国内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开展情况
在国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许多国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金融工具和管理办法。在国内，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2007年开始江苏、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深圳、宁波和沈阳等省市已经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但进展缓慢，社会大众对其的了解知之甚少。2009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保监会《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89号），重新探索环境污染风险防范和解决机制。其中，重庆、宁波、深圳等地保险与环保部门共同合作，正式启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2013年3月，根据试点城市的经验，环境保护部、中国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三类企业必须强制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否则将在环评、信贷等方面受到影响。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按照规定应当投保而未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将采取停业等相关约束措施。
2009年，浙江开始启动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工作。2010年，浙江省环保厅、浙江省保监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嘉兴，金华、温州都推行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4年，浙江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规定在重金属、化工等重污染高风险行业试行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体到杭州，富阳区在2012年开始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目前已有医药、有色金属、电镀等行业的企业投保。但总体的投保率偏低，在险种的设计、服务等方面存在缺陷，必须总结省内外试点城市的经验和地区实际，设计出符合地区特色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二、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随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广泛宣传和推广应用，杭州地区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鉴已经试点城市的经验，特别是可以借鉴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的经验，设计符合需求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对于杭州地区建议先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条款设计
1.费率分类问题
保险费率是保险条款的基本内容，也是影响投保积极性的重要方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强制保险费率的确定需要考虑制造环境污染的行业的特点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分类确定。
按照目前杭州地区的现状，可以在一些重点领域和污染严重的领域分类确定费率。比如分为重有色金属业、化工业、医药业、电镀业、其它行业等确定费率标准，并在高污染的行业要求率先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影响企业缴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的因素除了保险费率外，还有赔偿限额。强制保险提供的是基本的环境安全保障，赔偿限额也是基础性的基本保障。可以按照每次事故死亡伤残、每次事故人身伤亡、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进行确定。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根据地方特点确定保险金额。以杭州市为例，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损失各项数据标准如下：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106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76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86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257元。①死亡赔偿金，按照当地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赔偿二十年；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财产损失较少，其赔偿限额可以按照基础确定一个标准，比如1000元。
2.无赔款优待制度设计
无赔款优待制度广泛应用于保险险种的设计，一般的含义是如果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间内没有发生赔款，则被保险人在续保时可享受减收保险费的优惠；反之，如果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间内发生赔款，则被保险人在续保时就要多交保险费。无赔款优待制度的核心是保险费直接与实际损失相联系，从而使保险公司实际收取的保险费能够更加真实、直观地反映所承保的风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车险是实施无赔款优待制度最为成熟和完善的险种。交强险的无赔款优待制度与道路交通事故、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联系，目前最低下浮30%，最高上浮30%。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需要无赔款优待制度的参与，可以参考交强险的费率浮动机制，对于上个保险年度内无保险事故发生的企业给予10%的费率优惠，对于上个保险年度内有保险事故发生的企业给予10%的费率上浮，特别对于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企业给予30%的费率上浮。
总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强制性的特色，体现基础性的特点。
（二）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给予政策支持。首先，建立和健全环境污染的责任认定体系，这是推广该保险的基础。其次，对于杭州的环保部门来说要研究和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重点包括如何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比如适宜的税收、财政优惠政策能吸引更多的排污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要注意管理方式和方法，保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安全落地和顺畅执行。最后，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公众性，可以建立环境救济基金。环境救济基金可以起到迅速补充赔偿的作用，是环境污染赔偿与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环境救济基金的来源，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拨付转移、排污费、社会团体个人捐赠等多种渠道予以建立。
（三）建立多方共享、协作的沟通机制和协调中心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需要保险公司、环保部门、政府的共同维护和管理。首先，要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包括召开定期沟通例会，建立信息反馈和联合督查机制。其中，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是重要的环节和核心内容，可以建立环境污染的信息统计系统，保险公司的承保、理赔数据、环保部门的数据都进行共享和整合，这是保障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正常实施的重要保障。另外，要建立黑名单体系。对于发生重大环境安全事件和在联合督查中发现重大问题的企业进黑名单，给予重点的督查、费率上浮、提高免赔额等措施。协调中心主要负责对实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制度提出建议，同时针对保险公司处理环境污染的专业技术能力欠缺的问题，协调中心要制定污染损害赔偿、鉴定程序的技术指南，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撑。
（四）建立有效、快捷的理赔服务
在保险经营的各个环节中，保险理赔最能体现保险的补偿职能，是保险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服务更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体现。首先，要建立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理赔服务。特别是迅速的理赔服务，可以在保险制度中规定具体的理赔时效，比如1天内确定保险责任，在理赔资料收齐的情况下3天内给予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赔付等等，让客户感觉到保得放心，赔得心服，也是保险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其次，根据责任保险的制度，保险理赔的赔付金可以直接支付给利益受到损害的第三者，具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最后，要建立环境污染救助基金。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找不到污染企业时，根据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得不到赔偿，可以通过救助基金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赔偿。环境污染救助基金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环境污染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费用的专项基金。基金的筹集可以从环境污染企业的罚款、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利润和保费中获取。总之，要建立群众放心、企业信任、符合地区实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五）适时推出环境污染责任商业保险
以上讨论的是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其提供的是基本的保障，其赔付金额也是较低的。当强制保险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一定的经验之后，可以推出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其赔付金额相对较高，可以供投保人进行选择，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企业的投保需求。鉴于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形势，可以参照国际和试点城市推广的经验，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保险模式，即鼓励企业自愿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对于环境风险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或者对地区影响颇大的行业，应实施强制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杭州地区就可以试行在重点污染行业强制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鼓励企业投保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强制性、商业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费率分类、无赔款优待制度的实施和理赔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采用类似的险种设计。但在赔偿限额方面，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在费率的确定方面，强制险作为基础性的险种不应该以赚取利润为前提，但是商业性的险种提供的是较高层次的保障，可以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用和区别。
注释：
①上述数据来源于2013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余勇.解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第一案[J].环境，2009（1）.
[2]黄小敏.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瓶颈及突破途径[J].金融与经济，2011（2）.
环境污染的特点篇4
关键词：环境；污染；遥感技术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也时有发生。环境监测作为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感技术是获取环境信息的有力手段，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极有效的技术。运用遥感技术监测环境污染及生态环境状况，正确评价环境质量，寻求改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1遥感技术概述
1.1基本概念
遥感技术是从卫星、飞机或其他飞行器上收集地物目标的电磁辐射信息，判认地球环境和资源的技术。它是60年代在航空摄影和判读的基础上随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综合性感测技术。任何物体都有不同的电磁波反射或辐射特征。航空航天遥感就是利用安装在飞行器上的遥感器感测地物目标的电磁辐射特征，并将特征记录下来，供识别和判断。
1.2特点
遥感技术具有监测范围广、速度快、成本低、质量高，便于进行长期动态监测等优势，还能发现用常规方法往往难以揭示的污染源及其扩散的状态，因此遥感技术正广泛地应用于监测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不需要采样而直接可以进行区域性的跟踪测量，快速进行污染源的定点定位、污染范围的核定、大气生态效应、污染物在水体、大气中的分布、扩散等变化，从而获得全面的综合信息。
2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
遥感技术是一种利用物体反射或辐射电磁波的固有特性，远距离不直接接触物体而识别、测量并分析目标物性质的技术，根据所利用的波段，遥感监测技术主要分为可见光、反射红外遥感技术、热红外遥感技术、微波遥感技术三种类型.当前，遥感的应用已深入到农业、林业、渔业、地理、地质、海洋、水文、气象、环境监测、地球资源勘探、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和军事侦察等诸多领域。
3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的应用
3.1水环境污染遥感监测
对水体的遥感监测是以污染水与清洁水的反射光谱特征研究为基础的，可以采用以水体光谱特性和水色为指标的遥感技术。遥感监测视野开阔，对大范围内发生的水体扩散过程容易通览全貌观察出污染物的排放源、扩散方向、影响范围及与清洁水混合稀释的特点.从而查明污染物的来龙去脉。
3.1.1泥沙污染及水体浑浊度分析
水体中泥沙含量增加使水反射率提高.随着水中悬浮泥沙浓度的增加及悬粒径增加，水体反射量逐渐增加，反射峰亦随之向长波方向移动，即红移.又由于水体在0.93～1.13μm附近对红外线吸收多，不适宜作悬浮泥沙浓度的判定波段.定量判读悬浮泥沙浓度的最佳波段应在0.65～0.85μm之间。
3.1.2城市污水监测
城市大量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中带有大量有机物，它们分解时耗去大量氧气，使污水发黑发臭，当有机物严重污染时呈漆黑色，使水体的反射率显著降低，在黑白像片上呈灰黑或黑调的条带.使用红外传感器，能根据水中含有的染料、氢氧化合物、酸类等物质的红外辐射光谱弄清楚水污染的状况.水体污染状况在彩红外像片上有很好的显示，不仅可以直接观察到污染物运移的情况，而且凭借水中泥沙悬浮物和浮游植物作为判读指示物，可追踪出污染源。
3.1.3废水污染和水体热污染调查
废水由于水色与悬浮物性状千差万别，特征曲线上的反射峰位置和强度也不大一样。废水污染一般用多光谱合成图像进行监测，有的根据温度的差异也可用热红外方法测定.热污染使用红外传感器，能根据热效应的差异有效地探测出热污染排放源，热红外扫描图像主要反映目标的信息，无论白天、黑夜，在热红外像片上排热水口的位置、排放热水的分布范围和扩散状态都十分明显，水温的差异在像片上也能识别出来.利用光学技术或计算机对热图像作密度分割，根据少量同步实测水温，可正确地绘出水体的等温线.因此热红外图像能基本上反映热污染区温度的特征，达到定量解译的目的。
3.2大气污染遥感监测
大气遥感是利用遥感器监测大气结构、状态及变化。对于水汽、二氧化碳、臭氧、甲烷等微量气体成分具有各自分子所固有的辐射和吸收光谱，可以通过测量大气的吸收及辐射的光谱而从其结果中推算出来。
3.2.1有害气体的监测
人为或自然条件下产生的So2、氟化物等对生物肌体有毒害的气体，通常采用间接解译标志进行.植被受污染后对红外线的反射能力下降，其颜色、纹理及动态标志都不同于正常的植被，如在彩红外图象上颜色发暗、树木郁闭度下降、植被个体物候异常等，利用这些特点就可以间接分析污染情况.对于地面污染，例如农田遭受污染之后，作物的生长将起特殊变化，地下水的污染也会引起地面植被的变化，与正常生长区的作物有不同的光谱表现.多光谱成像仪能监测这些变化，从而圈定地面污染分布范围，进一步对地面污染预防规划。
3.2.2臭氧层监测由于臭氧对0.3μm以下紫外区的电磁波吸收严重，因此可以用紫外波段来测定臭氧层臭氧含量的变化.在2.74μm处有个吸收带，可以用频率为11083mHz的地面微波或用望远镜来测定臭氧在大气中的垂直分布.又由于大气中臭氧含量高则温度高，又可以用红外波段来探测。
4发展趋势
遥感影像获取技术方面，随着高性能新型传感器的研制开发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资源遥感对高精度遥感数据要求的提高，高空间和高光谱分辨率已是卫星遥感影像获取技术的总发展趋势。雷达遥感技术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影像的获取能力以及对一些地物的穿透能力，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以地球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对地观测数据获取系统必将是当前及今后遥感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遥感信息模型的发展方面，遥感信息机理模型的发展和拓宽，特别是不确定性遥感信息模型与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与综合应用也将是一个重要研究和应用方向。将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R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pS）、专家系统（expertSystem，eS）技术集成，利用环境污染遥感监测集成系统，可以大大提高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智能化程度，从而大扩展环境监测的应用范围，开发集GpS、RS、GiS、eS于一体、适合环境保护领域应用的综合多功能型的遥感信息技术，也将是今后环境遥感技术的发展趋势。
5结束语
当前，我国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应依托我国的对地观测技术和对地观测系统的发展计划，同时充分利用国际上资源环境卫星系统，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大力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遥感监测技术，并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监测网点和常规监测方法，采用遥感技术与地面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遥感监测系统。
参考文献
[1]李晓雪.基于遥感技术的环境监测应用分析[J].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15（04）
环境污染的特点篇5
中国农业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和冲突，突出问题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1]。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首次将生态文明提高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高度上。积极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是建设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尤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主动激励和引导人们改变传统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思维和行为习惯，从而达到政府和社会所期望的生态政策目标。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环境税在治理点源污染方面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对于环境税应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对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概况
（一）相关概念界定
面源污染，在比较正式的文献中称为非点源污染（non-pointsourcepollution），或分散源污染（dispersivepollution），是与点源污染（pointpollution）相对的一个概念。点源污染，主要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与部分城市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具有排污点集中、排污途径明确等特征。面源污染则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指各种没有固定排污口的环境污染，狭义通常限定于水环境的非点源污染[2]。ennis[3]指出，在全球范围内，30%～50%的地球表面已受到面源污染的影响，并且很大一部分面源污染属于农业面源污染。所谓农业面源污染（anpSp），实际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面源污染包括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各种形式的面源污染，狭义的农业面源污染一般限于农业生产生活过程导致的水源污染
具体而言，广义的农业面源污染，是指由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村生活活动造成的有别于点源污染的系列污染问题，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生物性污染等问题。狭义的农业面源污染，指在农业生产生活活动中，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污染、农药污染、集约化养殖场污染，这些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农田施肥、?r药、畜禽及水产养殖和农村居民，主要包括重金属、硝酸盐、铵盐、有机磷、六六六、CoD、DDt、病毒、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和塑料增塑剂等。，[4-7]。
（二）环境经济政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概况
面源污染的控制不同于点源污染，国际上通常对点源污染采取终端控制手段，从最终排放环节入手进行管控，而面源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则主要按照源头防控的原则加以管控[8-9]。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控政策，主要包括工程技术手段、行政命令手段、农业生产标准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主要分为“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两类[10]。庇古手段是一种侧重于政府纵向干预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税收或收费、补贴、押金―退款、罚款等政策工具；科斯手段则是一种侧重于市场机制的横向调节经济手段[11]，主要包括自愿协商、排污权交易等政策工具。目前，一些环境经济政策手段，如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使用者收费、产品收费、信贷补贴和价格、污染赔款和罚款等，已经普遍应用于点源污染控制中，适用于面源污染控制的经济手段主要有环境税、排污权交易、成本分摊或使用者收费、信贷、补贴和价格工具。
从现有文献看，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研究，工程技术、农学等领域的文献比较丰富，主流的研究比较主张按照源头控制、分类管理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农业面源污染采用不同的管控手段，通过开发成本低廉的替代性生产技术手段，让农业生产者主动选择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和危害[12]。相对而言，关于环境经济政策手段领域的相关研究还不够多，可能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在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背景下，政府更加倾向于发展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在技术层面实现农业面源污染的减排，理论界从工程技术和农业栽培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比较多。二是基于政治稳定、社会可接受性方面的考量，在未能证实环境税比其他工程技术手段更加有效的前提下，各国政府一般不轻易采取税收手段防控农业面源污染，这方面的研究自然不会太多。三是鉴于面源污染的复杂特征，开征环境税可能遭遇管理技术方面的困难，同时由于面源污染的情形比点源污染复杂得多，分析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机制和效应，建立理论模型和分析作用机理都存在相当的难度，也是造成相关研究较少的原因之一。
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机理研究
（一）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发凡
环境税最初被广泛应用于点源污染的防控，相关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点源污染领域。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诸如环境税（排污税）、可转让排污交易许可等环境政策工具，通过价格机制促进点源污染减排的能力很强并且十分有效[13-14]。在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共同作用下，点源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源污染问题却愈发突出，并逐渐成为污染损害的主要来源。Camacho-Cuena和Requate[14]指出，许多环境问题，尤其是由农业引起的环境问题，都可以归入面源污染问题；农业面源污染作为面源污染的主要形式，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特别是由于农业导致的湖泊、流域的面源污染问题，让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将环境税（补贴）、罚款等在点源污染控制方面运行良好的环境经济制度移植到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实践中。
一般情况下，环境税的有效实施要求对每一个污染排放者的排污水平具有完全信息，但农业面源污染不同于点源污染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无法有效观测农业生产者个体的污染行为，污染管制机构只能获得关于周围环境污染排放水平的信息，而不能获知个体污染排放水平[14-17]。环境管制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可能源于观测每个单一个体的排放水平在技术上有困难，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观测和掌握这些污染排放的信息成本非常高[18]。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税等政策工具在面源污染防控方面的应用[19-20]，但有关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最早也是从信息不对称方面取得突破的。
自19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污染防控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并开始研究将环境税用于面源污染的控制[21-23]。特别是1990年代初前后，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在单个主体污染排放不可观测、总体污染排放可观测的情境下，如何通过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问题[24-25]。Griffin和Bromley[26]认为，鉴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农业面源污染必须从源头加以管控。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设计了一种投入税（inputtax）制度，从源头上对农药、化肥等造成面源污染的生产资料征税，结果表明用税收手段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是可行的。他们是研究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先驱，但鉴于当时西方国家农业税收负担较重，他们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meran和Schwalbe[27]、Segerson[28]首次明确提出用环境税控制面源污染问题，他们分别率先提出建立一种包括固定罚款和总体税收（补贴）的机制，这种机制类似于“两部收费制”，罚款是企业的固定环境支出，即便实际排放量低于目标排放量，仍然要支付罚款；税收（补贴）则是可变环境支出（收入），总体税收（补贴）与实际环境水平和目标环境水平之间的差距成比例，当实际排放水平超过（低于）环境规制者设定的环境污染水平，就对污染者征税（或进行补贴）。学术界通常将他们提出的这种罚款+税收（补贴）的机制称之为Segerson机制，但也有文献将他们提出的税收―补贴机制称为Segerson机制[29]。Segerson机制奠定了环境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基本分析框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环境经济政策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都围绕Segerson机制的完善和延伸展开，并且大多对环境税机制和罚款机制的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和机制研究
Xepapadeas[30]沿着Segerson[28]、meran和Schwalbe[27]等学者的思路，更进一步地提出两种非常有名的规制面源污染的政策工具，即集体罚款机制（collectivefining）和随机罚款机制（randomfining或stochasticfining）。如果环境污染水平超过环境规制目标，在集体罚款机制下，所有潜在的污染者作为一个整体接受集体罚款；在随机罚款机制下，某一个潜在的污染者被随机地挑选出来接受罚款处罚。Xepapadeas原本打算设计一种预算平衡的政策机制，但从Holmstrm[31]、Xepapadeas[32-33]、Rasmusen[34]、Kritikos[35]的后续研究结果看，当污染主体是风险中性的并且面?R被罚款的概率相同时，这种机制是非预算平衡的，随机罚款机制会由于激励不相容问题失效；只有在污染主体足够厌恶风险的情况下，才可能在纳什均衡中实现遵从，让污染主体按照政策工具预设目标行为决策。
Hansen[13]则在Xepapadeas[30]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指出了Segerson机制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每个污染者都根据周围环境污染浓度变化对环境造成的总体边际损害支付边际税收，这种机制将对最优产出和减排水平产生最优激励，并且当环境损害函数是线性的，Segerson机制只要求规制者了解损害函数，即污染者风险中性且生产和效用函数标准凸。在环境损害函数为线性的前提下，对信息的要求越不严格，Segerson机制在实际中应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当环境损害函数在相关范围内是非线性的，对于每个污染者的最优环境税税率就各不相同，并且如果规制者计算针对每个污染者的税率，就必须知道每个污染者的减排成本和排放函数，因为最优税率依赖于最优减排和最优产出水平。在这种机制的许多实际运用中，比对于湖泊、河流、地下水等污染问题，环境损害函数一般都是非线性的，当污染排放高于某一个水平，环境污染集中度对环境的边际损害就会急剧上升。并且，每一个污染者支付与环境污染总体边际损害相等的边际税率，每个污染者支付的税收都受到其他污染者减排努力程度的影响，这就保证了当污染者之间不合作时存在合作的潜在收益，从而形成合作减排的正向激励。但这种机制也鼓励污染者合谋，从而使税收机制失效。基于以上考虑，Hansen[13]在Segerson税收机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建立了一种基于环境损害的环境税机制，这种机制在本质上与Holmstrm[31]、miceli和Segerson[36]提出的机制是相似的。这种改良的环境税机制的优点在于：当环境损害函数非线性时，减少了对于污染者生产函数信息的需求，环境规制者不必获知污染者减排成本和污染排放函数，并且这种机制降低了污染者之间合谋的可能性，维持了短期的最优状态。在Segerson环境税机制下，规制者解决了所有的筹划问题，而在Hansen[13]建立的基于损害的环境税机制下，筹划问题的解决则通过“分权”（decentralization）由污染者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合作[37]。不过，这种“分权”在减少了规制者面临的信息问题的同时，也造成最优纳什均衡可能不稳定的后果。总体而言，Hansen[13]的分析表明，环境税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是可行且有效的。
受这些理论分析的启发，一些学者近年来对农业面源污染规制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罚款机制、税收―补贴机制规制面源污染问题的作用机制和实际效应。Spraggon[38-39]发现环境税（实际上是一种包含税式支出的税收―补贴机制）在实现环境目标方面十分有效，而集体罚款机制在这方面的效率相对环境税更低。相反，Cochard等[9]建立了一个模型，研究污染主体间相互产生内生性的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环境税和罚款机制在规制面源污染方面的效应。研究表明，集体罚款机制十分有效，但环境税却导致了过度减排问题，即污染主体将污染排放降低到远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虽然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却由于过度减排造成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无谓损失。Vossler等[29]将污染主体销售收入的不确定性引入研究，并分析了固定罚款、环境税（税收―补贴机制）及这两种工具组合的效应。考虑到污染主体之间无约束的沟通对话，污染主体发现这种成本低廉的对话机制有助于提高固定罚款机制和组合政策工具的效率，而在税收―补贴机制下则会鼓励污染主体之间共谋（collusion），导致环境税控污减排失效。
三、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新进展
一些学者发现，相关研究十分注重数理模型的逻辑推导，存在过度理论化的问题，并开始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环境税和罚款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问题[40-42]，使相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alpízar等[43]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模拟面源污染主体的行为模式，比较研究了Xepapadeas提出的非预算平衡的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机制。他们发现，两种罚款机制在实现最优排污水平方面运行相对良好，被试群体对研究结果具有重要影响。Reichhuber等[44]对埃塞俄比亚农民实施了一个类似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一般受众现场实验（common-poolframedeldexperiment），结果表明，热带雨林地区农民的个人耕作行为无法观测，必然导致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他们比较分析了总体税收（高税率税收和低税率税收）及税收―补贴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税机制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结果表明：高税率税收机制在达成预期最优耕种水平方面最有效率，而税收―补贴机制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合谋串通问题。
由于实验室的回报通常很低，多数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通常简单地假设污染主体是风险中性的。但Goeree、Holt和Laury[45]，Harrison和List[46]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即便实验室的回报很低（通常只有几美元），结果却表明绝大部分受试对象都是风险规避型的，仅有少数受试主体是风险偏好型的。在运用实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文献中，Camacho-Cuena和Requate[14]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并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比较研究了由Segerson[28]提出的税收―补贴及Xepapadeas[30]提出的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等三种政策工具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尤其是在促进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方面的效应，这是首次在同一个经济框架内分析以上三种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具的效应。同时，他们受Herriges等学者的启发，单独研究了不同政策机制下污染主体的风险态度与不同表现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关联，分析风险偏好如何影响面源污染者的决策行为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研究发现以下几个结论：一是税收―补贴机制倾向于导致过度减排，罚款机制则倾向于导致减排不足。尽管在税收―补贴机制下，由于污染主体希望环境规制者多支付补贴而引发了过度减排问题，但这种机制的效果都明显好于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机制，因为在罚款机制下污染主体的减排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而且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博弈者（污染排放者）经验的积累而被放大。二是罚款对污染主体的劝导作用取决于罚款的方式：集体罚款起正面的劝导作用，而随机罚款机制不利于劝导。三是集体罚款的效果不受经济主体的风险偏好影响；在随机罚款机制下，污染排放主体越偏好风险，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越小，对环境的损害越大；在税收―补贴机制下，如果经济主体是风险规避型的，过度减排的效应可以得到有效减轻。Camacho-Cuena和Requate最后指出：在总体污染水平上，集体罚款和随机罚款机制作用并没有太大区别，而税收―补贴机制的效率比罚款机制的效率高；尽管存在其他多种理论框架和政策工具，Segerson机制仍然是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此外，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一些更为现实的实际经济运行问题，逐步放松经典模型的理论假设。例如，Braden和Segerson[47]提出，面源污染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经济激励政策措施存在很大的空间变化，导致经济激励型措施在灵活性、有效性和减少排放的技术选择的成本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采取统一措施规制面源污染问题。Helfand等[48]以投入税（inputtax）与限制投入量两种措施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限量措施的行政成本较低，课税较具弹性与成本有效性，实际上也肯定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可行性。但也有一些研究对环境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表示质疑。如Dubgaard[49]认为，实行从价征收的农药税（环境税的一种形式）会导致环境危害性越高、农药价格越便宜的问题，从而使得高危农药的用量不减反增。因此，Dubgaard建议依据农药的环境影响权重，通过使用合理的指标来对涉及农业的环境税制进行修正。marian等[50]指出，氮税、磷税等可能引起农业生产者用氮磷需求量小的作物替代氮磷需求量较高的作物，甚至使一些原有作物退出生产。但实际上，环境税（氮税、磷税）对作物生产的影响可能被过度地夸大了。
四、国内外研究对比及文献述评
（一）国内外研究对比
实际上，国外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在分析框架上一般都以Segerson机制、Xepapadeas机制为基准模型，对环境税、罚款等政策工具进行完善和引申，并且很大一部分都是比较研究环境税（补贴）、集体罚款、随机罚款等政策工具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在方法上逐渐体现多元性特征，从主要沿用点源污染控制领域的CGe、最优化等方法，到关注农业面源污染主体微观行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再到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污染个体行为分析，使研究结论更符合实际经济运行情况[51]。
国内有关农业面源污染规制问题的研究大多从工程技术、农林科学的角度展开[52-58]，探讨如何利用具体的工程技术、生物技术手段解决某一区域或某一特定条件下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其研究结果的运用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国家管理决策的参考价值相对较少。近年来，有关环境经济政策特别是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快速发展，虽然文献总量仍然不多，但已经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相关的研究已经引起了政府决策层的关注，近几年来政府官方文件多次提及推进环保税改革，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部也在2012年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但是，国内关于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对农业面源污染本身的认知、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取向等方面，而对如何科学地设计环境税制度以有效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的内容涉及不多，研究深度也不够。例如，梁流涛、冯淑怡、曲福田[59]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机理、特征、类型、核算方法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其研究的重点内容在于如何界定农业面源污染。李正升[60-61]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六大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分别针对其不同的特征提出了不同的环境经济对策，认为农业面源污染的过程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污染源具有分散性，环境税手段对这两大特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还利用外部性理论对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简单的数学推导。但是，有关环境税对农业面源污染尤其是对某一类型的面源污染的效应和机制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对如何通过改进优化税制设计使环境税更好地发挥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少有涉及。二是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看，一般都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对该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62-63]，从经济伦理上论证利用环境税工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可行性，主要解?Q环境税改革“应该怎么样”的问题，缺乏基于一定的经济学方法对环境税作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和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环境税改革对于农业面源污染“会怎么样”的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司言武[64]是为数不多的对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分析中国现有的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用征收污染产品税的方案来解决目前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并对农药和化肥等主要污染物质设计了污染产品税税率，力求以最小的征管成本、高效率地达到科学合理的环境目标。三是从研究的结论看，普遍认为环境税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可能获得“双重红利”效应所谓“双重红利”效应，是指环境税在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获得“第一重红利”的同时，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增进社会福利、激励技术创新等，获得“第二重红利”。，但结论一般都比较笼统，缺乏比较精确的推理论证。如张巨勇[10]指出，环境税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同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技术革新、增加社会福利，实际上认可了环境税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方面获得“双重红利”效应的可能，但这一结论仅仅是基于一种逻辑推理过程，也不够具体。王慧[65]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环境补贴与环境税具有同等的环保功效，但对于“同等的环保功效”并未明确予以界定。
（二）相关研究评述
目前，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并且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简要地分析了环境税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理论机制，并普遍认为环境税具有积极的生态环境效应，从理论上认可了环境税应用于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可行性，为建立更为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逻辑起点和新的思路。相关研究大胆地对农业面源污染主体进行了抽象假设，并建立了一些数理模型，用数学逻辑推理推导了环境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机理。同时，新近研究将农业面源污染主体风险偏好等因素引入分析框架，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结论可信度更高。
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一是多数理论研究对于农业面源污染主体的抽象假设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与现实的经济运行情况有较大差距，削弱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例如，多数研究将农业面源污染主体（农民）视为与企业类似的污染主体，认为其目标函数是实现生产利润的最大化，但这种假设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者可能过于简单化；同时，很多研究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农业面源污染主体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问题，而假设各个主体之间具有相同的风险偏好类型。二是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将不同类型的农业面源污染视为“同质的”，即简单假设所有污染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都相同。但实际上，多数农业面源污染物质对环境的边际损害相差很大。例如，同是农药，一瓶“杀虫双”的损害比一瓶“敌敌畏”的损害小得多。同时，多数研究假设农业面源污染物对环境的损害是线性的，即边际损害为常数，很少有研究考虑污染物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递增的问题。三是相关研究都假设所有的农业面源污染都可以通过环境税实现减排，但在现实经济中，不同面源污染物的使用弹性是不相同的，有的污染要素投入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同时，很多研究忽视了一些农业面源污染物对于环境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没有充分考虑补充性政策措施对这类面源污染物的防控作用。四是在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一般只考虑农业面源污染主体与环境规制者之间的纵向信息不对称，很少有研究将农业面源污染者之间的横向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入分析框架。五是现有研究尤其是数理模型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生态环境效应，而很少关注经济增长、就业提高、福利改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附加效应，几乎没有直接分析环境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是否存在“双重红利”效应的理论文献。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关环境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尚不成熟，相关的理论基础相对欠缺；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有其复杂性，建立数理模型分析框架比较困难，从而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推进。
环境污染的特点篇6
关键词：城市缓流水体；面源污染；污染控制；成因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水环境质量在我国越来越得到重视，各省陆续颁布了严厉的水污染控制条例。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城镇高污染产业的转移和政府对偷排乱放现象监管力度的加强，城市水体点源污染已初步得到有效控制，但仍不能保证水环境质量的根本改变。究其原因是城市面源污染所占比例正在提高，对于城市地表水的污染程度逐渐超过点源污染。城市面源污染是指在降水条件下，雨水和径流冲刷城市地面，使溶解的或固体污染物从非特点的地点汇入受纳水体，引起水体污染[1]。
资料表明[2]，在我国90%以上城市水体污染严重，50%的重点城镇水源地不符合饮用水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缓流水体没有真正得到保护，缺乏系统全面的保护措施，大量城市内河道、湖泊成为了污水长期滞留地[3]。因此，城市缓流水体的污染控制已经不容忽视。
1城市缓流水体流域面源污染的污染特征
城市缓流水体由于流动性小，自净能力差等特点，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动力学的密闭系统[3]。此外，城市缓流水体流域狭长，两侧多为人口密集区域，加大了面源污染类型的复杂性。城市缓流水体的污染物主要来自于降水对城市地表的冲刷，研究表明，苏州古城区地表径流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悬浮固体、有机物以及营养物质[4]。
2对城市缓流水体的影响
降水径流产生的面源污染是城市缓流水体污染的重要组成成分，有研究表明，每年由城市地表径流造成的污染负荷相当于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染负荷，城市地表径流水中污染物SS、重金属及碳氢化合物的浓度在数量级上与未经处理的城市污水基本相同[8]。
李立青等[9]连续三年监测武汉市汉阳城区降水径流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降雨径流是受纳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是引发城市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城市缓流水体作为城市水体中的典型代表，降水径流对其水环境质量的影响有重要作用，在点源污染控制相对较好的区域，是城市缓流水体的主要污染源。因而，研究城市缓流水体流域面源污染成因及控制对策，对为政府部门对面源污染的控制管理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3城市缓流水体面源污染成因分析
城市缓流水体流域不渗水面积比例高，当局部形成强降雨时，水量大且来势汹，无地表植被过滤，水质差，污染具有偶发性。城市降雨径流中的污染物组分复杂多样，这些污染物随径流进入城市缓流水体中，造成水污染[10]。据有关学者研究[11，12]，美国湖泊中底泥有76%来自于非点源污染，即面源污染。在雨期间，有94%-95%的BoD直接来自于雨水径流[3]。因此，降雨径流是城市缓流水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同时，城市缓流水体多流经城市经济发达区，人口密集，污染具有偶发性。在繁华的商业区流段，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在对环境保护方面管理之后的情况下，易造成局部流域污染高负荷。但随着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善，这一污染现状将会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完善配套垃圾回收设施，降低城市缓流水体流域认为污染的可能性。
4城市缓流水体保护对策
城市缓流水体水质状况影响着一个城市的整体印象，随着城市居民对于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城市缓流水体的保护被提上日程。针对我国目前城市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污染控制对策。在不久的将来，面源污染的控制比重越来越大。
4.1巩固点源污染控制效果
政府环保部门应加大对污染源的监管力度，对于违规偷排乱放的个人及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惩不贷。同时，政府应呼吁全社会共同监督污染源，官方与民间建立违规举报机制，对于举报属实的单位及个人提供奖励。
4.2控制降雨径流产生的面源污染
降雨径流产生的面源污染是城市缓流水体面源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污染进行控制。一是对于沿岸污染较严重的地面，进行水体截污，防止大量高负荷污水进入缓流水体；二是建设生态湖岸，在缓流水体沿岸建立开放式公园，缓解了市民亲水参与的矛盾。水体截污措施和生态湖岸建设相结合，可以极大限度的控制降雨径流产生的面源污染。
5结束语
城市缓流水体污染可分为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方面法律的日渐完善，未来城市的点源污染物排放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危害程度大大降低。城市面源污染问题将逐步受到重视，统筹协调各方面综合因素，确保科学的水体调度方案，完善的沿岸环境保护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降雨径流产生的面源污染。政府与民众的密切配合，我国城市缓流水体的保护将会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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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特点篇7
关键词：土壤污染重金属危害修复方法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自然资源之一，也是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2]。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废水和废渣也不断增多，不但破坏地表植被，而且其中有毒有害重金属还随废水的排放及废渣堆的风化和淋滤进入周边土壤环境[3-6]。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1.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定义
在自然界，重金属以各种形态存在，常见的金属元素有铜、铅、锌、铁、钴、镍、锰、镉、汞、钼、金、银等；其中既有对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如锰、铜、锌等；但大多数重金属元素在环境中对环境都会有一定的污染作用，主要包括汞、镉、铅、铬以及类金属砷等对生物体具有显著毒害作用的元素[7]。重金属的密度一般在4.0以上，约60种元素。但是由于不同的重金属在土壤中的毒性差别很大，所以在环境科学中人们通常关注锌、铜、钴、镍、锡、钒、汞、镉、铅、铬、钴等。砷、硒是非金属，但是它的毒性及某些性质与重金属相似，所以将砷、硒列入重金属污染物范围内。由于土壤中铁和锰含量较高，因而一般不太注意它们的污染问题，但在强还原条件下，铁和锰所引起的毒害亦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指由于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将重金属带入到土壤中，致使土壤中重金属累积到一定程度，含量明显高于背景，并可造成土壤质量的退化、生态与环境的恶化现象[8]。土壤本身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元素，如植物生长所必需的mn、Cu、Zn等。因此，只有当叠加进入土壤的重金属元素累积的浓度超过了作物需要和忍受程度，作物才表现出受毒害症状，或作物生长并未受害但产品中某种金属的含量超过标准，造成对人畜的危害时，才能认为土壤已被重金属污染[9]。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GB15618-1995）[10]。
2.土壤中重金属的来源、种类
土壤重金属污染主要是由工业产生的“三废”以及污水灌溉、农药和化肥的不合理施用等农业措施引起的。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重金属对土壤和农作物的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现象十分严重。总体来讲，土壤重金属污染源较广泛，即有自然来源，又有包括人类活动带入土壤的部分，目前主要来源为人为因素。主要包括大气尘降、污水灌溉、工业废弃物得不当堆放、采矿及冶炼活动、农药和化肥的过多施用等[11-12]。
2.1污水灌溉
污水灌溉通常指的是使用经过一定处理的城市污水灌溉农田、森林和草地。中国水资源较为紧缺，部分灌区常把污水作为灌溉水源来利用。污水的种类按其来源可分为城市生活污水、石油化工污水、工业矿山污水和城市混合污水等。城市生活污水中重金属含量虽然不多，但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迅速，许多工矿企业污水未经分流处理而排入下水道与生活污水混合排放，从而造成污灌区土壤Hg、as、Cr、pb、Cd、Zn等重金属含量逐年累积[15-16]。在分布上，往往是靠近污染源头和城市工业区土壤污染严重，远离污染源头和城市工业区，土壤几乎不受污水中的重金属污染。
污灌在北方比较严重，因为我国北方比较干旱，水资源短缺严重，并且许多大城市都是重工业大城市，所以农业用水更加紧张，污水灌溉在这些地区较为普遍。据统计，我国北方旱作地区污灌面积约占全国90%以上。南方地区相对较小，仅占6%，其余则在西北地区。污灌不仅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增加，而且还会在人体内富集。研究显示我国沈阳、温州和遂昌等地由于污水灌溉引发了人体镉中毒；鞍山宋三污灌区土壤中Hg、Cd的累积显著，污染严重；用处理过的污水灌溉是解决干旱地区作物需水问题的一条可行途径。但由此导致的土壤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必须引起重视。
2.2农药和化肥污染
农药和化肥是重要的农用物资，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不合理施用，则可导致土壤中重金属污染。部分农药在其组成中含有Hg、as、Cu、Zn等重金属元素，过量或不合理使用将会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肥料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元素，其中氮、钾肥料含量相对较低，而磷肥中则含有较多的有害重金属，另外复合肥的重金属含量也相对较高。施用含有重金属元素的农药和化肥，都可能导致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
2.3矿山开采和冶炼加工
我国重金属矿产相对丰富，在金属矿山的开采、冶炼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渣及废水，而这些废渣和废水随着矿山排水和降雨进入土壤环境中，便可直接地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这在我国南方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3.重金属污染的特点及危害
3.1重金属元素污染土壤的主要特点
在土壤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特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土壤环境中重金属自身的特点，二是重金属元素在不同介质中所表现的特点。具体特点如下：（1）形态变换较为复杂，重金属多为过渡元素，有着较多的价态变化，且随环境eh，pH配位体的不同呈现不同的价态、化合态和结合态。重金属形态不同则其毒性也不同；（2）有机态比无机态的毒性大；（3）毒性与价态和化合物的种类有关；（4）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形式多样化；（5）生物毒性效应的浓度较低；（6）在生物体内积累和富集；（7）在土壤环境中不易被察觉；（8）在环境中不会降解和消除；（9）在人体内呈慢性毒性过程。（10）土壤环境分布呈区域性；
过量的重金属会引起动植物生理功能紊乱、营养失调、发生病变，重金属不易被土壤微生物降解，可在土壤中累积，也可通过食物链在人体内积累，危害人体健康。土壤一旦遭受重金属污染，就很难彻底消除，污染物还会向地下水和地表水中迁移，从而扩大其污染。因此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是一类后果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
3.2人类因土壤重金属污染而遭受的危害[25]
（1）土壤污染使本来就紧张的耕地资源更加短缺；（2）土壤污染给农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3）土壤污染中的污染物具有迁移性和滞留性，有可能继续造成新的土地污染；（4）土壤污染严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不利于可持续发展；（5）土壤污染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6）土壤污染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7）土壤污染也是造成其他污染的重要原因。
4.对重金属污染的防治及修复
4.1对土壤污染的预防
目前，仍未找到可广泛应用且行之有效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法，但控制污染源，是防止土壤污染的根本措施之一，同时利用土壤的自净作用对污染物净化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控制土壤重金属污染源，即控制进入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的数量和速度，通过土体自身的净化作用，降低污染。
（1）控制和消除工业“三废”
尽量利用循环无毒工艺，减少和消除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对工业“三废”进行回收改善，使其化害为利，并严格控制工业生产中污染物排放量和浓度，使之符合排放标准。
（2）土壤污灌区的监测和管理
在污灌区对灌溉污水的重金属元素进行控制，监测水中重金属污染物质的成分、含量及其变化，避免引起土壤污染。
（3）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
对于农药和化肥的施用，应以环保无毒为准则，禁止或限制使用高残留农药，大力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发展生物防治措施。为保证农业的增产，合理施用化学肥料和农药是必需的，但需控制好施用量，否则会造成土壤或地下水的污染。
（4）土壤容量和土壤净化能力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有机肥，改良松散型沙土，改善土壤胶体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土壤对有害重金属的吸附能力和吸附量，从而减少重金属在土壤中的生物有效性。利用微生物品降解土壤中的重金属，提高土壤净化能力。
4.2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方法
（1）工程措施
工程治理措施是指在土壤环境中，用物理或物理化学的原理来减少重金属污染物的措施。主要包括客土，换土，翻土，淋洗液热处理以及电解等方法。以上方法措施的治理效果相对彻底，但实工过程复杂、所需治理费用较高且比较容易引起土壤肥力效果降低。
（2）生物措施
生物治理是指利用能够在土壤中生存的生物的某些习性来抑制和改良土壤重金属污染。nandaKumarpBa等发现某些特殊植物对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具有富集作用。寇冬梅等研究认为食用菌对重金属具有吸附作用。所用方法有动物治理，微生物治理，植物治理等。生物措施的优点是实施较为简便易行、投资较少且对环境破坏小，而缺点是在短期内不易得到治理效果。
（3）化学措施
化学治理方法是利用化学物质和天然矿物对重金属污染进行的原位修复技术，目前，在许多区域得到应用。化学治理措施主要包括利用土壤改良剂、抑制剂，增加土壤有机质、阳离子代换量和粘粒的含量，改变pH、eh和电导等理化性质，使土壤重金属发生氧化、还原、沉淀、吸附、抑制和拮抗等作用，以降低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化学治理措施优点是治理效果相对较明显，而缺点是容易再度活化。
（4）农业措施
农业治理措施是通过改变耕作方式和管理制度来达到降低土壤重金属危害的方法。m.puschenreiter等探讨了利用农业耕作措施治理土壤重金属的方法，得出在不同污染地区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可有效降低重金属的污染。治理方法主要包括控制土壤水分，选择合适的农药、化肥，增施有机肥，选择农作物品种等。农业治理措施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费用不高，而缺点是需要较长治理周期却治理效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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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特点篇8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环境侵权；环境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将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行。全文共十二章九十二条，其中第八章第六十五条至六十八条分别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则原则、污染者的举证责任、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以及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的责任，从基本法层面赋予了对被侵害人的法律保护。
一、《侵权责任法》中有关环境侵权的解读
——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定污染单位是否需要缴纳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并不是确定排污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即使排污符合标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符合环境法学基本理念和我国环境保护的司法实践，应该得到严格的执行。
——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在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中，由受害人对污染者的行为与其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非常困难，如果仍然按照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受害人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则受害人很难获得救济。《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由污染者就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义务，污染者必须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才能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七条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按照本法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对被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人间的责任大小比例划分原则，并不影响被侵权人要求其中任意一方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只不过承担了完全责任的一方可以按本条划分的赔付比例，对其承担限额以外的部分向另一方行使追偿权。有利于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使侵权人严格履行自身的义务。
——第六十八条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由于环境污染侵权采取的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因此在存在第三人过错时，就可能出现第三人和污染者两个向被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主体。因此，此条规定事实上要求污染者和第三人向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后污染者可向第三人行使完全的追偿权。其实质是要污染者对被侵权人垫付赔偿费用，这一规定更加有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1]
二、立法缺失
（一）环境侵权的外延范围过于局限。实践中因环境破坏行为导致的环境侵权纠纷比比皆是。把环境侵权仅定义为环境污染行为导致的侵权难以涵盖环境侵权的全部。一方面因环境破坏行为遭受损失的受害人，其主张损失赔偿的要求于法无据，《侵权责任法》对因环境破坏遭受损失的受害人的保护出现一个极大的缺口；另一方面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力度，虽然可依据《刑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追究其刑事、行政责任，但是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复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结果势必大大增加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且对于侵权行为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与制裁效果。建议把环境破坏行为摄入到环境侵权行为的外延中，以增加环境破坏行为人的违法成本，更全面地制裁环境侵权行为，更有力地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
（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人文关怀。鉴于环境损害的特殊性，环境侵权行为还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虽然名为《侵权责任法》，意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于是制定本法。但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的应有之意。如果忽视了与相关生态资源保护法等环境法律体系的配合与呼应，将不利于统一和谐的社会主义立法体系的构建。建议增加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环境等体现环境污染侵权特点的责任方式，在责任人确实没有技术条件治理修复时，可以要求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代为治理修复，强制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费用。
（三）缺乏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环境污染具有公害性，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不仅是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进而保护公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目前，环境公益诉讼在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了对其加强引导和规范，建议补充规定：个人、检察机关、环保团体等社会组织，可以代表不特定多数的环境侵权受害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因污染或破坏环境给国家造成损害的，由专门机构（如环保部门）代表国家对侵权行为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三、立法完善
（一）增设规定保护性诉讼时效。实践表明，因环境污染对人体和环境产生实际损害的过程是缓慢的、潜在的、渐进的和逐步累积的。因此，《侵权责任法》对这一特点应给予充分重视。《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但由于环境损害的上述特性，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增设特殊诉讼时效，可以适当延长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间。
（二）引入对环境侵权损失赔偿的保障措施。实际生活中，由于侵权人自身条件的有限性，受害人损失得不到补偿，合法权益难以真正得到保障的情况屡屡发生。因此，有必要引入对环境污染破坏责任保险制度的规定。这样，在侵权人由于自身能力不足以对受害人的损失予以弥补时，由环境污染破坏责任保险经费对其进行补偿。实践中，尤其是环境污染风险较高的排污单位应当购买足以履行其责任限额的保险，加大对这一制度实施的监督。
（三）应创设新的环境侵权责任形式。污染所致环境损害应当有体现环境污染侵权特点的责任方式。有些生态环境受到污染损害后，恢复原状在技术上已不可行，因此，可以考虑责令责任人异地生态修复或补偿，实现一定区域内同等的生态功能效果。在责任人确实没有技术条件治理修复时，还可以要求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代为治理修复，责令责任人承担费用。
此外，由于环境污染产生不利损害影响的过程是渐进的，治理环境污染和修复自然生态功能的过程也可能是缓慢的，而治理污染的效果只有通过技术监测才能判断，修复生态的成效也只有通过持续观察才能确定。因此，有必要创设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人跟踪监测、观察并适时调整治理修复方式等责任形式。
【参考文献】
环境污染的特点篇9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一、土壤污染的现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土壤环境破环严重，土壤污染持续恶化。目前，全国土壤污染的超标率已经达到了16.1%，污染点的比例依次为重度污染1.1%；中度污染1.5%；轻度污染2.3%；中轻微污染11.2%，主要体现在工矿业、农业等人类生产和生活方面。我国的土壤污染类型主要表现为无机型、有机型和复合型，其中无机型污染比重较大，其污染超标点位数占到了全部污染超标点位的五分之四以上，污染问题突出。我国的土壤污染范围较广，总体来看，南方地区土壤污染程度大于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发达的工矿业周边、城市及近郊区。土壤污染的蔓延直接触及我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和耕地保护红线，造成生态环境质量逐渐下降，耕地土壤环境和生产能力严重退化。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以重金属污染为主，受污染耕地总面积1.5亿亩，占到了我国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的8.3%，耕地质量受损严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
二、土壤污染的特征和危害
（一）土壤污染的特征
土壤污染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短板之一，与其他短板相比有不同的特征。土壤污染是进入土壤的污染物含量超过了土壤自身的净化能力，使土壤内部机理发生质变。第一，土壤污染的来源复杂多样，涉及大气，废水污水、化工用品、重金属、固体废弃物、农药化肥等多方面。第二，土壤污染不容易被察觉，而且形成污染的周期长，滞后性比较突出。第三，土壤污染是污染物在土壤中发生量变的过程，一般污染物进入土壤之后，流动性大大减小，因而不断沉积从量变引起土壤质变。第四，土壤污染治理困难程度大，治理周期较长，成本较高。[2]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
第一，土壤污染通过大气循环，食物链的富集，水环境污染等渠道，经过各种方式进入人类和动植物体内，严重影响了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第二，土壤污染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农作物减产，农产品质量下降，被间接污染的农产品又直接影响到人类的食品安全。第三，土壤污染影响人类生存空间的环境质量，目前我國发生的多起毒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土壤污染的重视。第四，土壤污染威胁到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山水林田湖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没有土壤环境的安全就不可能实现生态环境的安全，土壤污染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3]
三、土壤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土壤污染治理法律制度缺失，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治理土壤污染的政策或法规，面对目前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政策法规迫在眉睫。第二，土壤污染修复手段单一，技术不成熟，传统的修复技术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污染状况，现行的治理手段往往比较单一且效率低，缺乏技术创新，既耗时又耗力。第三，土壤污染管理机制和防治体系不健全，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涉及的治理主体多，关系复杂，以往的土壤污染治理中经常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造成监管空缺，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我国土壤资源种类较多，制定的土壤质量评价标准也多，如何建立一套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是今后提高土壤污染治理成效的关键。第四，土壤污染治理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由于土壤污染的滞后性、持久性等特点，导致土壤污染治理的周期较长，加之土壤污染的隐蔽性，使社会公众对土壤污染的重视程度不够，参与治理土壤污染的积极性不高，这些原因都会增大土壤污染防治成本。[4]
四、土壤污染治理对策
（一）严格落实“土十条”，推进土壤污染治理进程
新常态下，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务院也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为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指明了目标和方向，因此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土十条”里的各项任务目标，推进土壤污染治理，改善土壤环境，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健全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的法律体系
面对当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必须尽快建立治理我国土壤污染的专门法规，健全土壤污染治理各项配套政策和措施。以立法的方式助推土壤污染治理，明确污染治理主体的职责权限，杜绝污染防治和处理应急事件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在治理土壤污染的过程中，要强化政府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土壤污染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实行污染者付费的制度。
（三）实施土壤污染精准监测机制，完善土壤质量评价标准体系
土壤污染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全面精准监测和普查全国的土壤污染，建立大数据形式下我国土壤污染监测的信息网络和数据平台，建立土壤监测的制度与规范体系，尽快实现我国土壤质量检测的全覆盖。要从源头开始建立土壤污染监测的长效机制，严格监督工矿业、农业，水环境、重金属行业等的污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壤质量的评价标准体系。
（四）创新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治理手段，降低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
在治理土壤污染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土壤修复的新技术和新方式，加大土壤污染治理的科技投入，改造升级土壤污染治理的设施设备。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模式，结合我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建立多功能、专业的技术研发平台，不断优化土壤污染治理模式，完善土壤治理的多元化的投资或融资机制，从根本上降低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
五、结语
土壤污染治理的成效关系到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是我国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着手，重点发力，全面治理，为建设“美丽中国”打下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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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特点篇10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生态文明；法治
文／常纪文
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定位是修订，意味着该法不应是小修小改的修正，可以对该法大修大改，甚至可以修改立法名称。为此，该法应当围绕立法目的、工作思路、管理体制、工作策略、防治重点、主要制度、法律机制、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修改。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已经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但从学界的反应来看，修订草案在这些方面的补充或者修改还很不够，难以改变目前严峻的大气环境污染局面，难以满足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甚至一些学者建议，把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架构下大修大改。这说明问题之严重。为此，需在一审的基础上，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导向、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问题导向和大气环境管理的目标导向，全面加强该法修订草案的进一步修改。具体建议和理由如下。
立法目的和工作思路
在立法目的方面，其一，可以考虑在修订草案第1条的立法目的规定之中加上“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容。因为生态文明是对现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和转变，是一种新的文明。如果把生态文明的建设纳入立法目的，那么法律在其后可以对工作思路、法律制度、法律机制、法律责任，如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公众参与的扩大、公众生活方式的改变等，进行补充或者修改。其二，由于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既有点源的局部污染，也有各行各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经过复合或者叠加导致的区域大气污染，因此修订草案的下一步，应当体现区域大气污染控制的目的，加上“保护和提高区域大气质量”的内容。
在立法思路方面，建议围绕空气质量目标管理和实际大气环境容量、实时排放流量控制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立法，如总量控制指标的分配按年分配，没有考虑大气环境的实时质量、实时容量和大气污染物的实时排放流量。为此，可以考虑建立动态的、细化符合大气环境实时管理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点，应当建立动态的大气污染信息共享机制、质量预警机制、区域协作机制和污染应急机制。
工作策略和防治重点
在工作策略方面，由于区域协同发展甚至一体化发展是国家今后发展的基本模式，为此，建议修订草案第2条修改为：“防治大气污染，应当鼓励规划先行，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甚至一体化的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区域内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加强对燃煤……实施协同控制，减少区域内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在防治重点方面，修订草案新增第五章“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设立特殊的制度和机制。由于冬、春两季的雾霾很多跨越重点区域，特别是2013年以来的雾霾污染，全国的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卷入其中，难以置身度外，因此雾霾污染正呈现全国性的特点或者具有全国性的趋势。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雾霾污染是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的产物，是快速发展过程之中不可避免的环境现象。加上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将达到顶峰，全球经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仍然面临不景气的局面，因此中国的雾霾污染将会持续5～10年，甚至更长。今后一段时间，更多的区域将成为雾霾发生区域，现有的一些轻雾霾区域，雾霾将可能变得更严重。因此，把雾霾防治局限于重点区域，就像以前把一些地域纳入“两控区”而后全国大部分区域成为“两控区”一样，不太科学；另外，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偏重于消极的污染防治，缺乏积极的生态建设要求，故可以考虑把这一章的标题改为“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但是，可以把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作为这一章重点规范的内容。不过，如果采纳这样的章节名称，就应当把秸秆燃烧、养殖污染、烟花爆竹燃放、机动车排放等导致区域雾霾的行为，也放在该章，予以规范。
治理格局和监管体制
在治理格局方面，应遵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环境共治要求，结合大气污染防治的特色，设置体现大气环境保护特色的信息公开与环境保护内容，加强公民的大气环境权利建设，明确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大气环境参与和监督权利，形成大气环境保护共治的力量架构。如果有可能，此次修改可以明确公民有享受良好大气环境的权利，并且按照新《环境保护法》的公益诉讼设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做出一些具体化的规定，明确大气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恢复措施等，使大气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具有可操作性。
在监管体制方面，其一，因为宏观调控对于解决目前的区域性大气污染至关重要，所以既应考虑污染具体监管的体制建设，还应考虑宏观调控的体制建设，如产业结构、产业布局方面的职责由谁行使？建议把发展与改革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责写上，把环境保护部门对环境保护的整体把握、具体监控和发展与改革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责衔接上。其二，应当把环境标准和目标提升为国家环境法治的基础性规范，作为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行动计划和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制定部门规章的依据，而不是结合现实问题可以任意改动的一个管理手段。为此，基本的大气环境标准和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制定权应当上收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三，跨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体制和机制规定不足，建议增加以下内容：“跨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必要时建立区域大气环境保护机构，统筹协调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在此基础上，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章节之中，规定区域内既发挥各自灵活性又保护区域内整体大气环境质量的统一规划行政体制、统一环境保护共治的体制、协调执法的体制、统一举报的体制、统一的监测网络组织体制、统一的应急体制和机制、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分配体制、统一的排污权交易体制、统一的大气污染治理市场化体制。另外，如果有可能，建立区域之间的协商体制和社会监督体制，特别是司法监督体制。只有这样，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才可能落到实处。
法律制度和法律机制
在法律制度方面，应当加强特色性的制度建设，体现立法修改的必要性，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其一，为了从源头解决机动车大气污染，除了控制机动车的区域总体数量以外，还应当规定机动车定型审核的源头监管，保证每一辆车都符合排放标准。而目前的一些大气污染防治法律责任规定，把机动车设计和制造缺陷导致的经济成本和使用限制留给消费者承担，这种规定并不合理。其二，规定区域空气评价和信息共享制度、区域排放上限与核查制度，发挥区域参与和监督制度作用，使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不致于仅留在纸面。其三，对于《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制度，结合大气污染防治的特殊性，予以细化。通过修改，应当解决以下问题：大气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和水污染物排放的质量控制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与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有什么区别？大气环境保护产业政策与水环境保护的产业发展政策有哪些差别？大气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与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排污费收费标准与水污染排污费收费标准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水污染排污权交易制度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应急制度与水污染应急制度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违法排放处罚措施与水污染违法排放的处罚措施有什么区别？其实，应当规定大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控制制度和机制，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多一些抓手。
在法律机制方面，建议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吸收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2014年的排污权交易、排污收费、环境投资等方面改革的文件规定，规定一些促进大气污染防治体制和制度创新、运转的措施和手段、方法。如在经济机制方面，发挥市场的支配作用，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的专业化、市场化机制，促进大气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机制，允许民间设立大气污染防治基金等。在管理机制方面，可以考虑设立空气质量目标机制、跨区域污染防治合作机制和区域守法的监督机制，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有目标性、协调性、可监督性。在社会机制方面，应当建立环境污染第三方监测、第三方评估、第三方监理的机制，发挥行业组织、社会机构的专业化作用。
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在法律义务方面，由于现在的污染形态发生了改变，既有工业点源的污染，也有生活面源的污染，还有交通工具的污染，体现综合性和复杂性，与《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时的大气环境构成情况具有明显不同。目前，一些社会性的排放行为，如家庭生活排放和交通工具的排放，在城市人口密集的时代，总量巨大，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但是却对区域大气污染的“贡献”很大。如对交通工具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否以经济限制、经济刺激的方式来替代一味的限行、禁行措施？对于区域性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是否可以规定各区域的源解析义务，摸清大区域内的总体排放底数和各区域的排放底数，分清各区域的减排义务，以明确各区域的减排责任，强化各区域的行政监管和区域生态补偿责任。由于各区域的历史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责任不同，目前各自的经济基础和能力不同，在区域合作方面有必要针对各区域规定大气污染防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法律责任方面，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但赔偿损失的范围仅限于人身和财产损失，并没有包括生态损失的赔偿，建议在下一步的修改中，予以增加。关于公共环境的损害，可以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做法，规定社会组织可以提起要求赔偿损失的环境公益诉讼，并且授权某一机构监管该资金的使用。另外，对于环境违法单位，还可以尝试规定强制性的环境法制教育义务。为了使环境违法者认真学习环境法制，可授权环境保护部制定“违法单位和个人学习环境法制课程规划”，规定课程的设置、学习时间和顺序等。
立法体例和法律衔接
在立法体例方面，第五章“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和第六章“重污染天气应对”内容有交叉的地方，建议把第六章变成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另外，按照立法体例的设计惯例，可以考虑把第三章“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放在第七章“法律责任”之前，标题名称改为“大气污染防治的管理和监督”，为把社会参与和监督纳入进去留下立法空间。
在法律衔接方面，《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综合性基础法，其中的很多规定可以供《大气污染防治法》援引。为此，《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时，可以考虑设立一些衔接性的条款，如“按照《环境保护法》第……条的规定处理”或者“按照《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既可以精简条文，也可以促进法律之间的衔接，防止出现立法缝隙。如2014年《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权力监督的制度，即各级政府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污染事故，《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时可以考虑规定，其中此项汇报应包括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内容。
主要
参考文献
[1]王玮．挥霾而去怎离得了区域共治？[n].中国环境报，2014-10-15.
[2]常纪文．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应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J]．环境保护，2014(15)：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