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1
[关键词]环境污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4－04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环境污染可以看作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在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一定时，取得尽可能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的收益一定时，付出的环境成本或代价尽可能的小，即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样的环境污染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经济问题。能够成为经济问题的环境污染是指在环境遭受污染，付出环境代价以后，社会资源配置并不能做到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现象。本文对这样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从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成因，以期能对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环境污染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
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却并未给予应有补偿的现象。对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所谓的外部不经济就是指有的经济主体污染了环境，但却并未付出代价，或者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付出的代价却小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而由其他经济主体承受环境污染治理代价的现象。显然，此时就出现所谓的成本外溢，从整个社会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与从该经济主体自身角度考察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就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假定污染者是一厂商，其作为“经济人”必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假定污染者所处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污染者在商品市场上是价格接受者，商品市场不存在垄断性扭曲；假定污染者造成的外部成本是eC=eC(Q)；并假定不存在信息费用。则社会净效益(SnB)就等于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效益减去私人成本C和外部成本eC，即：SnB=pQ-C(Q)-eC(Q)。其中，p是产品的价格，Q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量，C和eC皆是产生污染的经济总量的函数。当社会净效益最大时，有dSnB(Q)／dQ=p-dC(Q)／dQ-deC(Q)／dQ=0。即：p=dC(Q)／dQ+deC(Q)／dQ=mSC。该式中，sc为社会成本，SC(Q)=C(Q)+eC(Q)，mSC为边际社会成本。显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条件是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dC(Q)／dQ+deC(Q)／dQ)。但是污染者并不考虑外溢的成本，其会按照价格(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dC(Q)／dQ)进行决策，这就使得资源配置结果表现为资源配置量偏多，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而导致效率损失。
二、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使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要实现帕累托最优，隐含着如信息充分、无外部性、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产权界定清晰、资源自由流动、交易成本为零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他的主要思想被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并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来解决，即当交易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市场交易费用小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效率更高。科斯认为外部负效应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引起的，所以只要界定并保护产权，随后所产生的市场交易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蓝虹，2004)。科斯以“走失的牛群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的案例来说明他的论点。他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下，分别讨论了养牛人对农场主的损失负责赔偿(即养牛人无权让牛群吃农场主的作物)，以及养牛人不向后者提供赔偿(即养牛人有吃麦的权利)两种不同的情形。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情形都能使资源配置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值，因为在对权利给出初始的明确界定后，只要市场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罗必良等，1994)。
(二)现实中市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环境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大气、森林、水等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从性质上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其具备公共物品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只想享用或利用而不想出资提供或承担成本，于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此不起作用。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那么环境资源在使用中必然出现所谓的过度使用，换句话说，对于免费提供的环境资源，使用者会一直使用到自己的边际效用为零为止。这种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表现出很强的负外部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表现为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导致人们无节制地使用有限的环境资源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体的理性却要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即个体追逐个人私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及所有人福利水平的降低，这就是哈丁所表述的“公地悲剧”。
2、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对环境行为主体来说，首先，不少环境问题有潜伏期和时滞，这使得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对环境保护尚未产生清醒认识之前，人类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这意味着环境污染在特定条件下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其次，即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是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即人的短视性及机会主义倾向驱使人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或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从而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增长。
3、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环境信息是稀缺的，因为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至今还是微乎其微的，与人类对环境信息的需求相比，环境信息的供给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如果信息公开不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们就倾向于封锁信息，通过保证自身具有信息
优势来谋求私人利益。这很容易导致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比如污染者对于他的污染状况、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个人利益驱使，污染者往往会隐瞒这些信息，以继续其污染行为。污染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产生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污染者由于所拥有的相关污染信息相对较少，如果想“讨回公道”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这也许正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宁愿“忍声(噪声)吞气(废气)受污染”的原因(沈满红，1997)。
4、环保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性。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是指随着资源配置规模的扩大，资源配置平均成本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环境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所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单个企业通过自身的投资防治污染往往是不经济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地域分布较为集中，那么各企业单独建污水处理设备，远不如在该区域内集中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为经济有效。正因如此，中小企业由于在治理污染方面缺少规模收益，所以其治理污染的能力会因无法实现规模收益而弱化，这是中小企业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的原因之一(金三木，2007)。
5、交易成本导致市场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在产权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市场本身就可以把污染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但是没有交易成本只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远离经济现实的假定。现实中，即便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清楚，要真正维护产权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要维护环境产权，就会出现“免费搭车”现象，每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出面与污染者交涉，然后自己在不分担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获取交易收益，于是也就没有人与污染者进行交涉、谈判或诉诸法律，环境污染也就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加以治理。
三、政府失灵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理想的政府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凯恩斯学派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革命”，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主张，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需要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相类似，政府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要求政府必须是理想的政府，理想的政府也需要具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如具有充分的信息(事前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所有因素)、参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所有人都必须一心为公而不能谋取个人私利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政府也就可以把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问题。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所著的《福利经济学》提出的“庇古税”就是依靠政府介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手段，按照庇古的传统，当一个厂商施加一种外部社会成本时，应该对它施加一项税收，该税收要等于厂商生产每一连续单位的产出所造成的外部损害，即税收(t)应恰好等于边际外部成本，使厂商将环境损失这种外部成本纳入其实际成本核算之中，进而可保证产品的价格能反映生产的社会成本。
(二)现实中政府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会失灵
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失灵”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政府部门的官员及公务人员存在明显的利己动机。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府行为的分析，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践活动都证明这一假设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在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经济主体要“利己”首先必须“利他”，但在政府部门，由于市场手段的失效，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的利己行为却通常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首先，这种利己动机促使政府干预的缺位。按照公共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应该去做。虽然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未必就一定做得了或做得好，即市场失灵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有效，但是如果在市场失效而政府相对有效的前提下，客观上就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即在政府干预是完全必要的前提下，政府不进行干预，就出现了政府的“缺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来说，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但很多时候政府并没有对环境污染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是对污染“放任自流”。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增长率而根本不顾及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成本，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加以弥补纠正，或即便制定了相应的环保措施也不认真贯彻实施。
其次，这种利己动机表现为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即面对市场在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的失灵，政府进行了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却未能起到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效果，甚至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失灵较之市场失灵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政府干预的失灵集中体现为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财政、税收、外汇、金融、价格和环境政策等造成环境资源使用价格的扭曲，无法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并最终导致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脱节。这一是由于一些作为非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没有给环境和生态以足够权重，或者仍然采用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时期的政策，这明显是强调部门利益以致部门利益重于公共利益的结果；二是污染者为了维护自己污染环境的既得利益，会加大“院外活动”的力度，利用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的利己动机通过“贿赂”的办法促使政府部门保持或放宽环境标准，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政策制定的失灵；三是政府本身目标选择失误，过于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缺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这显然也受利己动机趋使。
2、政府缺乏关于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的有关知识、信息、人才及明确的目标或手段。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这一工程需要政府具备充分的知识、信息、人才资源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和保证目标顺利实现的有力手段。这些条件往往是在环境污染达到一定程度，对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威胁，需要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时才能达到，这是政府干预失灵及西方国家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重要原因。
3、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使其在污染治理方面不存在竞争压力。市场有效是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一旦市场出现垄断通常就出现效率低下。同样的道理，政府垄断的存在也在降低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压力和积极性，这使得政府对污染的治理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4、社会对政府失灵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不少研究者还没有把政府行为的分析纳入与私人行为分析相同的逻辑框架，关于政府法制建设还严重滞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还缺乏足够的监督。脱离了监督的权力会使腐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私人利益，这是政府在治理污染时因存在严重的寻租行为而导致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
四、启示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2
关键词面源污染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
中图分类号：X506文献标识码：a
生态环境是一种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资产，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条件，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产品市场的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更好地保护和协调生态环境。
1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之后，面源污染主要是农业面源污染逐渐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环境问题。农业面源污染破坏性增大，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水体和土壤污染源，不仅退化了农业生态系统，危害农业安全，也通过水和食品污染损害到居民健康，成为危害民族素质的公害。为此，我国政府近几年来开始高度重视以农业面源污染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环境问题，并把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先后制定多项法律法规规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问题，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社会主义新农村明确界定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从而把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提高到战略高度。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背景
本课题组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助于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以及数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微观作用机理和管控政策体系，从本质上认识了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与加重的社会经济规律，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本研究在宏观把握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耦合关系之后，将农户作为基本分析对象，通过分析农户生产经营以及技术应用等主要行为的面源污染效应，揭示农户行为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本质关系，进而分析如何优化农户行为从而促进农业环境污染治理。
3研究成果
（1）本课题组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状况、特点和时空特征。认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有破坏性大、隐蔽性强等特点。（2）本课题组借助前人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经济发展的农业面源污染效应，发现经济发展对面源污染既有恶化效应，也有优化效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用力不一样，二者存在倒“U”型特征。（3）本课题组分析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微观机理，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造成的农业生产者环境资源使用的非理是造成经济发展伴随的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微观原因。（4）本课题组调查分析农户意识的面源污染效应及影响因素，发现农户环境意识薄弱是当前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5）本课题组分析农户生产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效应及其优化。理论分析表明，农业土地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劳动力投入多而质量高，农业长期投资大都能减轻农业面源污染。（6）课题组从命令—控制措施、市场措施和公众参与机制三个角度比较了各国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政策，发现发达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管控具备几个特点：包括完备的法律法规，高效的管控体系，复合型管控措施，多样的经济激励措施，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等。（7）本课题组分析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管控现状，并建构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体系。包括提出了“共同负担为主，污染者负担为辅”的财政分担方式，“以经济激励为主，行政管制为辅”的管控方式、“生态补偿和生态税费相结合”的管控手段、“以源头治理为主，末端治理为辅”的管控模式，以及一系列具体实施措施。
4对策研究
4.1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在宏观层面上应采取的对策
（1）坚定不移地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解决高环境代价式的经济发展与掠夺式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2）加强领导，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3）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生态保护监督力度，促进全省生态保护工作的法制化。（4）加强生态保护科研支持能力，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5）制定和实施全省统一的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和生态保护规划，避免只重局部利益和短期效益，而轻全局利益和长期效益的行为。（6）完善环境经济政策，重视资源成本，实现税收的绿色GDp增长，增加生态保护投入。
4.2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在技术层面上应采取的对策
（1）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2）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3）积极调整产业结构；（4）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5）构建人地协调地高效农业生态系统；（6）重视防灾减灾工作；（7）加强农田水利建设；（8）积极调整能源结构；（9）加速土壤培肥；（10）科学合理使用农药，推广病虫综合防治技术；（11）推广科学施肥技术，提高化肥利用率；（12）加强废旧地膜的管理，防止废膜污染；（13）加强畜禽养殖的排污管理及畜禽粪便的综合利用；（14）切实加强农村生态城镇建设。
基于农业生态环境恢复和重建视角研究湖南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对策，有利于更进一步深刻了解湖南的农业生态环境现状及发展变化趋势，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寻找其问题症结，探索其可持续发展措施；有利于湖南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宏程，李先维.农业污染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及对策探讨[J].生态经济，2009（9）.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经济社会发展课题“低碳经济背景下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模式与振兴途径研究”（2010lslktjjx-44）
作者简介：李姝（1977-），女，辽宁沈阳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政策研究。e-mail:springlisa2006@yahoo.省略
摘要：近年来，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两大国家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基于2004―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分析两大战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当前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化与废气污染和污水污染之间都呈现正相关，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环境所面临的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之间呈现负相关，与污水污染之间呈现正相关，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废水污染；废气污染；Gmm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38-06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大型环境事故频繁发生，其中，2010年大连湾漏油事故和2005年吉林化工松花江污染事故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清楚地表明，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难以逾越的难题。meadows等提出的“增长极限说”认为经济增长受可利用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不可长期持续，因而为了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必须人为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1］。与此同时，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还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城市化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单独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上。李文君认为要实现中国工业转型，就要加大对工业生产部门技术改造、工艺革新的力度；要突出和强调产品“寿命周期设计”；要调整产业结构，倡导可持续消费。为此必须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2］。李廉水和宋乐伟认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其逐渐转为城市人口是中国新型化工业道路的重要特征，并且还能够不断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所产生的压力。更有学者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认为能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3］。蔡守秋和蔡文灿认为循环经济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在环境保护上表现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4］。宋言奇和傅崇兰则对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就二者关系而言，城市化本身并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化如何进行才是关键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得当，城市化对人类生态环境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资源集约效应、人口集散效应、环境教育效应以及污染集中治理效应等方面［5］。戴亦欣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低碳经济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发展低碳城市是开拓新型城市发展理论和规划理论的有利契机，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激发城市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契机，从而同时解决城市化问题与环境问题两大问题［6］。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城市化、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之间形成良性的关系大都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但是规范研究通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除上述规范研究之外，还有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于峰等以So2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水平，对1999―2004年间除、山西和贵州以外的中国28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经济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降低了中国环境污染，并一步估算了这五要素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各自实际贡献率。这一结论对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黄菁从分析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机制出发，对中国2003―2007年的278个城市的环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他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在中国城市似乎成立，但是不同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影响机制。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比较复杂，需要注重各行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8］。彭水军和包群运用1996―200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9］。韩峰和王琢卓通过构建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动态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湖南省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他们发现，近20年来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响应以及生态环境综合质量稳步提高，但伴随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总体状况有不断恶化的趋势［10］。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4―2008年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模型对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求揭示它们之间关系更为深刻的证据。
二、研究假设
1.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过程在物质上依赖于环境，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环境成本。因此，自然环境与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一样，可以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稀缺资源。它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发挥作用：（1）为经济活动提供物质和能源；（2）吸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排放物；（3）其他服务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由图1来表示，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系统对环境系统的影响是从获取资源和排放废物两方面产生的。而作为决定经济系统如何利用资源以及排放废物的核心因素，产业结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不仅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还直接决定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系统来说，产业结构是自然资源投入的转换器；对于自然系统来说，它又是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控制体。正是通过产业结构，经济系统才能对自然系统发挥影响。
不同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有显著的区别。总体来说，如果按照三次产业来进行划分的话，第二产业对环境污染的强度要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主要原因在于发展工业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以及其他资源，并且消耗强度远远大于代表第一产业的农业以及代表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相当比例的废气、废水、固体污染等废弃物，对环境产生较大的污染。无论是农业还是服务业，对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以来程度较低，所产生的污染强度也必然较低。据中国国家环保局估计，工业污染最高曾占中国污染总量的70%，其中包括70%的有机水体污染，72%的二氧化硫和75%的烟尘。只有当一国逐渐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或金融、教育、咨询等高端服务业时，才会出现污染压力下降的状况。Grossman和Krueger就对日本、中国、中国台湾、东南亚等亚洲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产业结构中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譬如：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轻工业，所产生污染程度较低，而在完成一定积累之后，代表生产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开始出现高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化工、石油以及制造业等行业，环境污染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其中，大气污染成为最严重环境问题［11］。最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高端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又会使环境问题的压力逐步得到缓解。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占前三位的行业大都是重工业生产部门。因此，可以得出关于产业结构对环境影响的理论假设：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相对比例越小则污染水平越低。表1中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前3位的行业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表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前3位的行业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城市化的步伐骤然加快，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增长，以及房价的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城市化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也开始为人所关注。通常来讲，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表现为：改变了城市区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改变气候特征，出现“热岛”效应；改变下垫面景观结构特征，水分循环系统发生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降低和外来物种入侵等［12］。上述这些负面效应大多由城市化过程的资源利用不当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换引起。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城市的大气状况要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城市化将加重对生态环境压力。
城市化是一种强烈人类活动过程，与生态环境条件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制约，城市化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剧烈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可能对城市化进程形成约束。首先，人类活动将增加废气排放水平，而城市是这种表现最为剧烈的区域，城市化这是这种表现最为显著的人类活动。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So2、no2以及各种其他以气态形式存在的污染物，会造成大气质量下降和大气污染。相对于农村的生态环境来说，城市的生态环境对上述污染的净化能力较弱，所以对人体所产生的危害也较大。其次，作为支持城市活动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水同样也会受到影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类活动变得越来越密集，所排放出的废水规模也越来越大，不但会扰乱城市内部正常的水循环，还会导致水质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城市已有的内部污染治理上，大量兴建污水处理和废气处理设施，以缓解污染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之中，暂时还难以完全承当兴建污染处理设施所造成的成本，因此，城市化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压力，出现了水质恶化、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据相关资料，在2004年监测的342个城市中，空气质量为Ⅲ级的城市有141个，占41.2%，劣于Ⅲ级的城市有69个，占20.2%，多达70%的城市人口暴露在未达标空气中。其中，北方城市、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产煤区的环境污染尤其严重。因此，可以得出关于城市化对环境影响的理论假设：城市化的会增加生态环境污染水平。
三、数据和方法
1.Gmm估计方法
由于传统计量经济学估计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方法等，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其参数估计量必须在模型满足某些假设时才具有良好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arellano和Bond，arellano和Bover，Blundell和Bond提出了广义矩（Gmm）用以克服上述问题，因为它不要求扰动信息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方法更合乎实际［13-15］。
从本质上讲，矩估计是基于实际参数满足一些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量都可以视为矩法估计量。广义矩估计方法是矩估计的一般化，而其基本思想是运用工具变量产生相应的矩条件方程，选择其中的最小距离估计量。用函数表示为：Q′a，其中，是L维样本矩向量，a是加权矩阵。任何对称正定矩阵a都能得到θ的一致估计，然而，要得到θ的有效估计的必要条件是a等于样本矩的协方差矩阵的逆。
假设回归方程为ytx′tβ+μ，t1，2，3，…，t，式中：x′t是解释变量向量，β参数向量，t是样本个数。对于k维单方程参数向量β的Gmm估计，由于解释变量向量xt与随机扰动项ut可能相关，因此可以假设存在含有L（L≥K）个分量的工具变量向量zt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t时刻含有L个变量的向量zt与ut满足L个正交的矩条件：e（ztut）0。相应的L个样本矩为Z′（b），式中：Z′是工具变量数据矩阵，（b）是所估计模型的残差序列。选择参数估计量b，使Q［′（b）Z］a［Z′（b）］的加权距离最小。样本矩的协方差矩阵为ΩZ′cov（,′）Z，可以使用white异方差或newey-westHaC一致协方差估计Ω矩阵，则aΩ-1。
2.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投资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除了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直辖市的环境、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数据，最终得到了150个样本点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本文选择了全社会住宅建设投资作为城市化指标，选择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作为产业结构指标，选择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作为环境指标。除此以外，按照Gmm方法的要求，工具变量的个数不能少于解释变量的个数，又进一步选取了GDp、科技经费内部支付额度、居民消费能力三项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如表3所示。
表3定量定义表
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本文以上30个省份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采用以下模型：
yβ0+∑ni1βixi+ε
其中，i1，2，3，…，n；y为被解释变量，xi为第i个省市的解释变量；β0为截距项；β1为各个解释变量相对应的参数向量；ε为误差项。
3.样本统计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上述数据进行取对数的处理。由表4可知，城市化中位数为2.7295，平均数为2.6764，标准差为0.4229；产业结构中位数为0.4410，平均数为0.4482；标准差为0.0721；废气污染中位数为3.9091，平均数为3.9077，标准差为0.3514；污水污染中位数0.8771，平均数为0.8098，标准差0.1762。表4样本统计特征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
由于选取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会使得模型估计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解释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由表5可以看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化与废气污染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与污水污染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其中，城市化与废气污染、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都相关系数较大。表5各指标相关系数
2.格兰杰因果检验
除此以外，本文还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以此判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的方向，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城市化还是产业结构变化都与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呈现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本文所设定的计量模型是成立的。表6格兰杰因果检验
3.研究结果
对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括号中的数据为t值）：
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指标与废气污染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并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增加了废气的污染程度；（2）城市化指标与污水指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并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同时增加了废水的污染程度；（3）产业结构指标与废气污染呈现负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表明当前正在推行的产业结构减轻了废气污染程度，证明中国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产业升级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4）产业结构指标与污水污染呈现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当前环境政策的发展方向，更多地体现在减轻碳排放量上，而对污水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
从系数表现的横向比较上来看，式（1）中产业结构调整对废气污染的影响系数明显要大于城市化对废气污染的影响系数，不仅能够完全抵消城市化所产生的污染，还能起到进一步降低废气污染的作用；而式（2）中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水污染的影响系数明显要大于对废气污染的影响系数，由此可以判断出，与城市化相比，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更大，这也是需要额外关注的问题。
四、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和污水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化与废气污染和污水污染之间都呈现正相关，与实际情况一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环境所面临的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与废气污染之间呈现负相关，与污水污染之间呈现正相关，也是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废气污染所产生的外部性要远远大于污水污染所产生的外部性，国际上已经召开了一系列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主题的会议，试图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废气排放，因此，中国环境政策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明确提出了废气污染的减排目标，但与其产生明显对照的是，污水排放的治理却举步维艰，大量工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进行排放，此外，城市化进程也加剧了中国水污染的程度。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第一，在以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尤其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建设过程中注意发展低碳经济，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使用节能环保材料，可由政府采取补贴的方式推行，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污水处理、废气处理等环保设施的建设，逐步实现低碳城市的道路。第二，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过程中，除重视对废气污染的治理之外，同时还要加强对污水的治理力度，强化对水污染较为严重的一些产业的治理力度，比如化工、造纸、纺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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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4
关键词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环境污染；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2-000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GDp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GDp的增长以消耗资源,排放污染为代价,经济发展受到环境污染的制约。近年来,我国开始逐步扭转“重发展,轻环保”的发展思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减轻环境压力成为诸多环境经济政策的目标。
长期以来,环境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反映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最佳指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研究始于GrossmanandKrueger［1-2］，ShafikandBandyopadhyah［3］,panayotou［4］等人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关系的独立研究。HeJie,patrickRichard［5］,Songtao［6］,SherryBartz［7］,SoumyanandaDinda［8］,李智［9］,吴玉萍［10］,袁秀娟、毛显强［11］等都试图通过环境与经济数据的经验分析，对eKC的存在进行证实或证伪。一些研究认为在某些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确实出现了eKC曲线,然而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未有倒U型eKC曲线出现。eKC虽然能够大致表达经历了较长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国家或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总体相关趋势,但却无法描述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对动态变化。
环境与经济综合评价，或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率指标方面的研究则集中于以“单位GDp（或增加值）排污量”来评价经济发展的清洁程度,或进行国家、地区、部门之间的比较,政府在进行规划时也常以单位GDp（或增加值）排污量作为评价指标［12-15］。但这样的静态指标亦无法体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或环境状况变化的动态趋势,以及与经济增长的相对变化情况。
经济学中“弹性”的概念由来已久,如“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等。“弹性”在能源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引入“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以帮助人们了解能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能源生产的增长、能源消费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6-20］。能源弹性在实际运用中较为普遍,已成为统计部门及研究机构阐述能源-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
相较而言,“弹性”在环境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还鲜有文献报道。为了弥补原有环境经济分析手段的不足,本文提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ollutioneconomytimeelasticity,pete)概念,作为对环境-经济关系分析的补充工具。
1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概念与方法
1.1概念
在此,“时间弹性”是指在一时段内,某变量变动的百分率相对于另一变量变动百分率的比值,反映两变量之间变动的敏感程度。弹性的大小用弹性系数表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pete)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污染指标的年际变化率与相应的该国家或地区经济指标年际变化率的比值,公式表达如下:
pete=αβ
式中:pete表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α,β分别表示污染指标年际变化率、经济指标年际变化率。
pete反映了污染(可以用污染排放量,环境污染指数等表达)变化速度(速率+变化方向)与经济增长(可以用GDp,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部门和行业增加值等指标表达)速度(速率+变化方向)的比值关系。
毛显强等：污染-经济时间弹性概念、方法与应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2期pete实质上表达的是“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率”,即为着获得一定速率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的大小及其变化方向。
相较于“单位GDp(或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排污量”等静态的、适于横向比较的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反映相对值以及时间动态概念,更能表达宏观经济总量变化下的污染变化情况,有利于进行纵向比较。
1.2指标选取
pete的计算需要选取适当的污染变量指标和经济变量指标。污染变量方面可以选用的指标包括: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环境质量指标,包括各单要素环境质量指数和综合环境质量指数。在经济指标方面,可以选用的指标包括: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地区生产总值、行业增加值及人均生产总值等。若为了分析污染排放/环境质量与其它经济社会状况，如财政情况的关联性,也可以选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作为经济指标。
1.3环境经济含义
pete的取值能够反映以下几种情况:
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量和污染量同向增加时,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为正值。此时pete值越小,表明该国家(或地区、行业)为提高其GDp(或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所付出的污染代价较小:当pete值小于1时,表明污染恶化的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模式相对“清洁”;反之,如果pete值大于1,则表明污染恶化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较大,增长模式相对“肮脏”。
当一国或地区的污染和经济同时缩减时,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仍为正值。此时pete值越大,意味着较小的经济萎缩避免了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当pete值大于1时,表明污染量减少的速率高于经济量萎缩速率,或经济总量的减小主要体现在高污染、低效益行业;反之,如果pete值小于1,则表明污染量减少的速率低于经济量萎缩速率,或经济总量的减小发生在相对低污染、高效益行业。
当污染-经济弹性系数为负值时,表明污染发展的方向与经济发展方向相反。此时,若经济正增长带来污染的减少,则表明经济发展在“清洁”的轨道上前进,此时的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已经超越倒U形eKC曲线的“顶点”,“干净、高效的行业在替代肮脏、低效的行业”或者“经济产出增大使得用于污染治理的投入增加,并且成效显著”。若经济的负增长与污染加重相伴,则表明经济与环境问题同时恶化,或者“肮脏、低效的行业在替代干净、高效的行业”，或者“经济萎缩使得污染治理投入减少”。
1.4计算方法
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的计算可以使用两种方法:逐年计算法和几何平均法。逐年计算法从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的定义出发,由某年份某国家(地区,行业)的污染指标变化率除以该年份该国家(地区,行业)经济指标变化率得到,逐年计算的弹性系数有利于及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做出相关政策调整。但由于污染量统计指标年变化率波动较大,时正时负,故逐年计算的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系数往往不稳定;为了克服波动较大的问题,可以采用几何平均法,即基于一定时段内的变量平均变化速度来计算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系数,计算公式为:
et=e0(1+α)t-t0
Gt=G0(1+β)t-t0
pete=α/β
式中,e0,et分别表示第t0年和第t年的污染指标;
G0,Gt分别表示第t0年和第t年的经济指标;
α，β分别表示污染指标平均年际变化率、经济指标平均年际变化率;
pete表示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
2pete的应用：中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分析下面将此概念和方法应用于中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根据pete的定义,“全社会污染物排放-经济时间弹性”是指中国全社会污染物排放量年增长率对经济年增长率的比值。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考虑到社会关注度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研究的污染物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So2)和烟尘;经济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使用1990年不变价格计。
近年来,我国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因此本文中pete为正的情况表明污染与经济同步增长,pete为负则表明污染物排放量较上一年减少。
2.1中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放量-经济时间弹性分析1999-2008年的10年间,中国全社会CoD,So2和烟尘的排放-经济时间弹性表现出相似的起伏特征(见表1、图1)。
三种污染物的pete值在1999,2001,2002,2007和2008年为负,而GDp逐年提高,表明这几个年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国污染物排放量较上年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清洁。
在其它年份中,CoD和烟尘的pete值均小于1,污染状况恶化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而So2的pete值在2003年和2005年大于1,排放量增加率高于GDp增长率，意味着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污染代价。
2.2中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经济时间弹性分析
表2是1999-2007年国主要工业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值。1999-2007年的9年中，主要工业污染物pete值在1999年和2001年出现最低值；最高值出现在2003年，其中工业So2的pete值大于1；其余年份所有工业污染物均小于1。1999、2001和2007年各污染物pete值小于0，表明这几年工业生产总值逐年增长，而统计污染物排放量却是下降的。
表11999-2008年我国主要全社会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
tab.1peteofmainpollutantsduring1999-2008inChina
年份Year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pete值CoD-0.9390.481-0.619-0.5230.2090.0460.5380.086-0.25-0.491So2-1.4720.882-0.668-0.0471.5030.4421.2560.133-0.358-0.661烟尘-2.6770.066-0.989-0.5860.3530.4390.768-0.685-0.72-0.957
图11999-2008年我国主要全社会
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波动特征1
Fig.1Featuresofpeteofmainpollutantsduring
1999-2008inChina图21999-2007年我国主要工业
污染物排放量-经济时间弹性波动特征
Fig.2Featuresofpeteofmainindustrialpollutants
emissionduring1999-2007inChina
表21999-2007年我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经济时间弹性
tab.2peteofmainindustrialpollutantsemissionduring1999-2007inChina
年份
Year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CoD-1．8690．092-4．904-0．724-0.152-0.0220.427-0.105-0.254pete值So2-1．1580．52-1．7830．0461.3410．3020．7240．134-0．191烟尘-2．625-0．001-2．805-0．4560．3760.2590．348-0．391-0．486在所研究的三种主要工业污染物中，1999-2007年工业CoD和工业烟尘pete值均小于1，且分别有7年和6年小于0，形势较为乐观；而工业So2的情况则较为严峻，pete值显著高于其它两种主要污染物，由此可见加大对大气So2排放的控制的必要性。
2.3结果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十五”期间（2001-2005年）的情况。这一时期，全社会主要污染物-经济时间弹性大多时候（2003，2004,2005年）为正，So2在2003年和2005年甚至大于1。工业污染物排放弹性与全社会污染物弹性波动形势相似。2001-2005年，中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弹性呈现显著逐年上升趋势，2003-2005年各污染物排放弹性均大于0，该时间段内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形势趋于严峻。
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与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1年的46.7%迅速提高到2003年的58.5%，产业结构趋于重比工化，污染物排放量随之大增有关。
在这一时期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耗情况是：2001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66.7%，2003年这一比重增加到68.4%，2005年甚至高达69.1%，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耗量比例升高的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So2的pete值逐渐增加甚至大于1的现象。
从同期（1999-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看，能源弹性系数的变化情况（见表3）与污染-经济时间弹性系数的变动情况基本吻合：1999年起能源消费弹性逐渐升高，2003年首次超过1.0，达到1.53。2003-2005年的3年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均大于1，能源消费增长率大于GDp增长率。
表3我国1999-2008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值
tab.3energyconsumptionelasticityof1999-2008inChina
年份
Year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能耗弹
性系数0.160.420.410.661.531.591.020.830.60.4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3结语
“污染-经济时间弹性(pete)”能够从侧面反映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行业)污染状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揭示污染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变化情况,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效率。影响pete值变化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复杂且多变的,国家经济政策、环境政策、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经济增长模式:通常,较低的pete值意味着较为清洁的增长方式,而较高的pete值则多与粗放和非清洁的增长方式相联系。利用pete,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空间(国家,地区)上和行业间的分析比较。
创建pete评价指标,对完善环境与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环境保护提供更多指导性信息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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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晓嘉,刘鹏.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分析和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J］.软科学.2009,23(8):61-64.［LiXiaojia,Liupeng.anempiricalanalystsForChina’senergyConsumptionandeconomicGrowthBasedonCointegrationanalysisandStateSpacemodel［J］.SoftScience.2009,23(8):61-64.］
Concept,methodandapplicationofthepollutioneconomytimeelasticity
maoXianqiangYanGShuqianLiUZhaoyangXinGYoukaiLiUShengqiangtanGwei
(Schoolofenvironment,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environmentalpollutionchangesastheeconomydevelops.thispaperuses“elasticity”methodologytodescribetherelationshipbetweenenvironmentalpollutionindicator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dicatorswithanewlycreatedconceptnamed“pollutioneconomytimeelasticity”(pete),whichisbasicallytheratiooftheannualvariationofpollutionindicatorstotheannualvariationofeconomyindicators.pete’senvironmentaleconomicsimplicationandcalculationmethodarealsodiscussed.petecouldbeusedtodescribethecleanlinessoftheeconomydevelopment;inmostsituations,lowerpetemeanscleanereconomygrowth,whilehigherpetecouldbeassociatedwithextensiveanduncleandevelopmentstyle.petecouldalsobeusedtomakecomparisonoftheeconomygrowthqualityorefficiencyindifferentareasordifferentindustries.thenanexampleofapplicationofpeteistakenwiththedataofnationaltotalpollutants(So2,CoDanddust)emissionandGDpduring1999-2008.theexampleshowsthatpetecanreflect“theenvironmentalefficiencyofeconomicdevelopment”,andillustratehowenvironmentalsituationchangesdynamicallyinproportiontotheeconomicdevelopment.thisexamplevalidatespetearobustandpracticalindicatorforenvironmenteconomyanalysis.
Keywordspollutioneconomytimeelasticity;environmentpollution;economicdevelopment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21卷第2期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Vol.21no.22011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5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1-0051-02
一、武汉市空气污染概况
（一）研究对象分析
近年来武汉市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忽略对环境的保护，进而导致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调。针对于空气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个权衡，最大化的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研究。以武汉市1996-2012年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着重分析空气污染对武汉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空气质量管理的对策建议。分析研究对象策略见图1。
（二）合理研究假设
1.api值对不同污染物的危害程度具有可度量性，即：相同api值对应的不同污染物危害程度相等。2.忽略数据更新频率为每小时一次，的数据或会有所延滞，或不能及时更新的影响。3.当遇到监测仪器校零、校标等日常维护行为，或出现仪器故障、通信故障、停电等情况，可能会出现不能及时更新或某些站点没有数据。本次旨在尽最大努力及时满足公众知悉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需求。
二、武汉市空气质量研究的定量分析
（一）概论
环境系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所以，空气污染现象也一定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因素对污染程度的影响的大小不同，其中，对空气污染程度影响最大的作用因素，我们称之为“主要因素”。而“影响”这个概念是一个模糊的，定性的概念。因此，欲确定空气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就应该收集不同作用因素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引入量化指标对其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并根据这个量化指标，最终确定其对空气污染程度影度大小。根据相关的大气科学资料，我们需要确定对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
四、武汉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建议
加强预防，预防是环境空气污染防治的基础，没有检测手段就很难对环境空气进行有效的监督预警，要进行预防，这就要求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管理，及时发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居民进行生产生活，以促进生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治理，需要在管理制度、技术上综合进行，管理上：实施流域综合管理计划，统一规划空气污染控制政策和设立执行部门，进行空气污染的综合治理。从领导层开始加强对空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增强领导工作的针对性、超前性，抓好组织落实，完善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建立目标责任制，分阶段、有重要地推动工作开展。
严格法律制度，强化环境管理，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技术手段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司守奎，孙玺菁.数学建模算法与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
[2]邓维斌，唐兴艳，胡大权，周宇敏.SpSS19.0统计分析实用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6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彭水军和包群(2006)运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1985—2003年期间6类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研究表明环境和收入的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是否存在与污染度量指标的选取有关。马树才、李国柱(2006)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结论表明我国的环境污染是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动改善的，界定产权并且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减少企业的单位产出的污染强度，才能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闫新华和赵国浩(2009)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山西1985～2006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各指标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双向作用机制，不过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要弱许多。吴丹、吴仁海(2011)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各城市的环境污染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分析，研究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广州、佛山市及工业化前期的肇庆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动态性，研究表明工业废气排放是“广佛肇”经济圈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贺彩霞、冉茂盛(2009)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考察了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表明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二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1980年西姆斯(C.a.Sims，1980)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所以本文也主要基于VaR模型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单位根检验VaR模型的有效性
取决于变量的稳定性，如果变量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就可以直接构建无约束的VaR模型。本文使用aDF检验对变量lngdp、dlngdp、lngas、dlngas、lnso2、dln-so2、lnsoot、dlnsoot、lnwater、dlnwater进行了平稳性检验。通过检验得知lngdp、lngas、lnso2、lnsoot、lnwate一阶差分之后都形成平稳序列，即服从一阶单整过程i(1)。所以，对lngdp、lngas、lnso2、lnsoot、lnwate两两之间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他们能否满足协整条件。实验发现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再详述。因此，本文将使用无约束的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2VaR模型的稳定性
检验aR根估计方法是对VaR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平稳性检验，其基本原理是: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VaR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如果存在某些根的模的倒数大于1，即在单位圆外，则模型不稳定，某些结果将不是有效的。VaR模型的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说明被估计的VaR模型是满足平稳性条件的，那么结果就是有效的。据此，在已经确定的VaR模型基础之上，本文将对各个环境污染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GDp产生的冲击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找出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
3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上文对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之上，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陕西省经济增长指标GDp分别对lngas、ln-so2、lnsoot、lnwate等环境污染指标的冲击响应，以此来描绘和刻画经济增长与不同的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本文选取了滞后期长度为20期的脉冲响应模型。在基期由于GDp的一个正向冲击，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都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的库茨涅茨曲线，这就符合了已知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加剧，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从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工业废气在第3期达到最大，在第12期基本回归初始位置;工业废水在第2期上升到最大值，在第11期变化进本归于零;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则相对滞后，第6期达到其最大值，直到第15期波动才逐渐归于平静，这说明二氧化硫受到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即就是说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污染主要是以二氧化硫为主的。工业烟尘排放在第2期至第6期之间可以看出“倒U型”曲线的趋势，但是这个走势也并不是严格满足倒U关系。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在初期产生一个冲击，GDp指数经过初始的沉降波动之后都在第3期达到其最大值，随后波动不断递减，分别在第13期和第11期基本恢复原始位置;GDp对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的冲击则更为敏感，直接上升达到最大值之后缓慢波动最终趋于平静。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可以在短期内增加GDp，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在长期，这种影响逐渐削弱，最终并不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但是废物排放却最终污染了环境，事后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却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的发展最终会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如果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是以环境保护为前提和基础的，考虑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方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7
[关键字]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污染转移；环境规制
[中图分类号]F062.2；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3-0005-21
[作者简介]孔凡斌（1967―），男，江西九江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和农林经济研究（江西南昌330077）；许正松（1972―），男，安徽寿县人，皖西学院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黄思明（1984―），女，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讲师，江西财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江西南昌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2014年度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经济发展与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YC2014-B058）、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安徽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aHSKF11-12D343）与江西财经大学协同创新中心2015年招标课题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title：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Growthandenvironment：LiteratureReviewandFutureResearchprospects
By：KongFanbin，XuZhengsong&HuangSiming
abstract：theissuesofeconomicgrowthandenvironmenthaveexperiencedthreestages，namely，“theLimittoGrowth”，thehypothesisof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andthedebateof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hypothesis.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hypothesisbecamearesearchhotspotwhenitwasfirstproposedbecauseofitsforcefulpolicyimplications.thecurrentliteraturefullyinvestigatesthecausesoftheformationoftheconverseUtypeoftheeKC，andwithfurtherresearch，therehavebeenmoreandmoredebatesontheeKC，whichmainlyfocusontheeffectivenessoftheeKCmodel，thenonuniquenessofeKCshape，theenvironmentaleffectsofinternationaltradeandFDi，andthetimingofturningpointoftheeKCcurve.asaresult，thereappearmanycontradictedconclusions.meanwhile，domesticscholarshavedonealotofpositive？analysisofpollutantsinChinaandputforwardalotofpolicysuggestions.mostofthestudyresultscometothesameconclusionthattheeKCisnotfitforallpollutantsandenvironmentalpolicies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resignificantforimprovingenvironmentalquality.therefore，itisstillalongwayforustoresearchthedynamicmodelsoftheeconomicgrowthandenvironmentalpollution.therecentlydevelopedeconometricmethodswhichhavebeenappliedtoanalyzepollutantswillcontinuetobeoneoftheresearchhotspotsinthecomingyears.
Keywords：economicgrowth；environmentalquality；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pollutiondiversion；environmentalregulation
一、前言
自然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它提供了经济活动所需的直接和间接投入，同时作为接收器，又吸收和消化着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而环境污染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人类社会是否可以在现有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或者虽然破坏了自然环境但无需修复治理的情况下获得永久性的经济增长？稳定的收入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目标与良好的环境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均衡？以上问题自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广泛、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争论也没有减弱的趋势。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深入的研究，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依然没有达成共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仍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
按照时间顺序，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增长极限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the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以及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质疑。随着研究的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逐渐展现，各种研究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二、从增长极限说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一）增长极限说
在meadows、ehrlich和Holdren等学者看来，生产和消费需要大量的能源和物质投入，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废物副产品①。随着产出的增加，人们的收入会持续增长，但自然资源消耗的增加、废弃物的积累以及污染物的集聚将会超过生物圈的承受能力，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和人类福祉的下降。不仅如此，资源的消耗和减少最终会给经济活动本身带来无法消除的伤害。为了保护环境，也为了保护经济活动本身不受伤害，经济增长需要放缓，世界必须过渡到稳定的经济状态。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就提到：“产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增长将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不能长期持续，为了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必须人为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至零增长。”②增长极限说对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但由于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这一结论一直没有得到实证分析的有力支持。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流观点还认为，虽然有一些环保技术可以选择利用，但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持续扩大，环境将不断恶化。该观点可以由ehrlich和Holdren所提出的ipat模型来表示①。ipat公式是一个用以评估环境压力的著名公式，即：
environmentalimpact（i）=population（p）*affluence（a）*technology（t）.
该公式表明，影响环境的因素是人口总数（population）、人均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affluence）与技术水平（以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表示，technology），以及三个因素相互间的作用。一般认为，人口总数和人均收入将随着经济增长持续增加，而技术水平则是唯一一个可以收缩的变量。这里的技术包括了收集废料的新方法，有效降低资源消耗率的再循环技术，以及更好的产品设计等。技术变量收缩得越小，经济增长的环境压力就越小，这意味着技术是所有积极环境政策的核心。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损害环境，事实上，减少贫困对保护环境而言必不可少②。然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增长极限论并非完全对立，增长极限论在强调经济增长存在极限的同时，提出的“全球均衡状态”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可能对环境带来潜在影响的开创性研究中，Grossman和Krueger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概念，该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一致。当时环保主义者担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导致墨西哥的环境恶化。Grossman和Krueger利用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提供的烟尘和悬浮颗粒物（Spm）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世界上很多城市的环境污染水平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一个国家达到墨西哥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时，污染物的浓度将达到峰值。因此，Grossman和Krueger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与人们的担心相反，经济增长会改善墨西哥的环境质量而非使其恶化。”③panayotou借用1955年SimonKuznets所提出的收入不均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先加剧后减弱的倒U型关系，首次将环境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定义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如图1所示④。这一关于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假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污染排放增加，环境质量下降；而当人均收入超过某一水平时（选择不同的污染物指标，该人均收入水平区别很大），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趋势会发生逆转，于是在高收入水平下，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的改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人所熟知还有赖于世界银行的《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和Shafik的研究。Shafik提出，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会不可避免地恶化环境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和环境治理投资不变的基础之上；而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可供投资的资源也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越来越多，两者共同的作用会导致环保措施的采纳①。有学者如Beckerman更加态度鲜明地认为，高收入与环境保护措施采纳之间的强相关性表明，虽然经济增长在早期阶段会导致环境的恶化，但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改善环境的最佳也可能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变得富有②。甚至环境规制措施在降低经济增速的同时也降低了环境质量。
三、eKC曲线形成原因的解释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关于其形成原因的探讨不断深入，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
在eKC形成原因的多种解释中，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scaleeffects）、结构效应（compositioneffects）和技术效应（technologicaleffects）是最为常见的解释。如果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污染物排放量会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成比例增加，这被称为规模效应。传统的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相互冲突的观点反映的就是这种规模效应③。不同的工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物及排放强度不同，随着经济增长，一国的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所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和强度也发生变化，这被称为结构效应④。技术进步带来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效率提高；二是更为有效的技术手段使得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更少。两者在一起被称为技术效应⑤。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的支持者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规模效应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在经济发展的更高水平上，经济结构将从高污染的工业经济向信息密集型工业和清洁服务业转变，伴随着环境破坏性较小的生产投入替代环境破坏性较大的生产投入，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大；再加上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法规的强化，以及更多的环保投入，环境质量将逐步改善。通过长期的观察可以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质量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现象，因此，eKC曲线被认为是对随经济增长环境质量自然演变规律的描绘⑥。
（二）环境规制
污染水平随人均收入的变化可能源于产出规模的增减、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水平的变化以及污染治理的影响。其中，环境规制的强化是当收入跨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后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没有理由相信环境质量随收入增长的改善是自动形成的①。panayotou的研究发现，对于二氧化硫排放来说，积极的环境政策在低收入水平下就能显著减轻环境恶化的程度，在高收入水平下更是如此②。这意味着环境规制的强化可以使环境库兹涅佐曲线变得扁平，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在一项水污染治理的跨国研究中，mani、Hettige和wheeler发现，水质随人均收入的改善，部分是源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而最主要原因还是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③。
富裕国家较发展中国家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有三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在已经完成医疗和教育的基本投资之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破坏就获得了社会更多的关注。其次，高收入国家拥有更多的技术人员和资金预算用于环境监控和污染治理。第三，无论政府采取什么立场，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会使得社会采用和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④。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为高收入和严格的环境规制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⑤，于是，人们观察到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而进入eKC曲线的下降区间。
（三）市场机制（经济自由化）
随着经济发展，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经济走向自由化。过去的三十年中，许多国家逐步放开经济管制，减少政府补贴，解除价格管制，国企私有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金融逐步深化，价格扭曲得以明显纠正⑥。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变化影响经济活动，并进而影响到污染水平。最大的污染制造者如钢铁和石化行业经常获得国家补贴和干预，而取消政府补贴通常有利于环境改善。
许多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会随着日渐稀缺而价格上涨。能源补贴的取消使得原先被外部化的成本逐渐内部化，此举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工业的能源使用强度⑦，而使用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减少⑧。与之相反，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生产效率较低，使得减少空气污染的成本更高⑨。可以观察到，私有化和取消政府补贴在压缩高污染企业规模的同时，倾向于扩大低污染行业如服务业的生产规模①；同时，经济自由化也扩大了高能源使用效率企业的市场份额②。经济自由化还体现为自由贸易，开放的贸易环境能有效降低引进清洁生产技术的成本。因此，开放程度高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更快地采用清洁生产技术③。
虽然经济自由化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但它并不是万能的。当经济快速增长时，生产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单位产出污染排放的减少，会被产出的快速增长所抵消并超越，此时除非加强环境规制，否则污染会持续加剧而非减轻④。
（四）经济增长过程中替代弹性和边际效用的变化
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相对于清洁的空气和水，人们更加重视是否有工作以及收入的多少，此时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污染的边际效用绝对值（污染带来损害，故其对消费者的效用为负），污染随消费量的增加而加剧，社会位于eKC曲线左侧的迅速增长阶段⑤。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而污染的边际损害递增，于是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价值，环境监管也变得更加有效。公众会避免购买和使用污染严重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银行也会因为担心承担环境责任而拒绝给环保不力的企业提供信贷。投资者会权衡因企业污染排放所受到监管及处罚而导致的潜在投资损失，因此，在鼓励清洁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⑥。在中等收入水平下，环境污染达到最严重的地步，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从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环境污染逐步回落到工业化初期的水平⑦。Stern和Common的内生增长模型也表明，对消费者而言，当环境舒适度对物质消费的边际替代弹性大于1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就会出现eKC曲线中环境质量改善的阶段⑧。
pasten和Figueroa的模型描述了环境污染的演变，其模型假定有一个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大小取决于消费量的多少和污染水平的高低，而污染也被视为生产消费品时的产出。在简化的假设下，该模型表明：如果污染对资本的替代弹性越小，越难通过其他生产的投入来减少污染，同时也越容易通过增加消费来增加效用，污染将趋于越来越严重；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越大，则越难以通过增加消费量来增加总效用。随着经济增长，污染对资本的替代弹性和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都变得越来越大，经济增长过程中替代弹性的变化和边际效用弹性的变化促成了eKC曲线的形成⑨。
四、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争论和质疑
eKC假说认为，虽然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不可避免，但随着经济增长，当收入到达“转折点”（turningpoint）后，环境质量将持续改善。如果eKC假说是普通存在的规律，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是环境改善的威胁，而是环境改善的途径。由于eKC假说符合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心理需求，且具有强烈的政策色彩，自20世纪90年代eKC假说被提出以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不仅没有达成统一的研究结论，甚至出现了很多结论上的相互矛盾，不少学者对eKC假说暗含的“收入决定论”产生了怀疑。错综复杂、似是而非的研究结论也使得学者们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思考。eKC假说的批评者认为eKC模型的有效性值得怀疑，eKC曲线的形状也并非是唯一的，甚至质疑倒U型的eKC曲线是否真实存在。国际贸易和FDi使得eKC曲线可能只是统计上的假象，经验分析得出的众多转折点也使得人们难以判断真实的转折点位于何处，等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互为影响，错综复杂。由于这方面的文献多如牛毛，只能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回顾。
（一）eKC模型的有效性
Shafik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废弃物还是二氧化碳排放，似乎并没有遵循倒U型曲线关系①。随后的研究强化了对eKC假说在其他污染物排放上有效性的怀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问题包括：遗漏变量带来的设定偏误、伪回归、综合变量，以及时间效应的识别。
标准的eKC回归模型为：■
■。其中，e为环境质量或人均污染物排放量，Y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随机误差项，in为自然对数。等式右边的前两项截距表示国家或地区i及时间t，分别被称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截距Yt用以解释因时间变化而产生的随机扰动。“转折点”（污染达到最大）处人均收入水平的计算公式为：■②。
大量证据表明，标准eKC模型过于简单，而一些被忽略或遗漏的变量在解释污染物排放水平时起着重要作用。各种污染物排放是否存在转折点以及转折点的位置，在不同的样本或计量模型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③。例如二氧化硫排放的eKC模型估计结果就对样本的选择非常敏感④。利用豪斯曼检验统计发现，标准eKC回归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参数和随机效应估计参数存在着显著差异⑤。这表明回归系数与地区效应跟时间效应有关，也表明回归系数在遗漏变量的情况下会产生遗漏变量偏差。
使用面板数据检验发现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以及人均GDp时，均为综合变量，意味着在使用标准eK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只能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否则模型就需要使用其他方法如一阶差分或组间估计，如不然，eKC估计将是一个伪回归⑥。Verbeke和DeClerq于2006年做了蒙特卡罗分析，得到了大量的人为的时间序列数据，用以检验数据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是否成立。尽管采用任意的数据，也有40%左右的数据符合eKC曲线特征①，结果令人吃惊。使用可获得的统计数据，perman和Stern发现，1960至1990年间大约74个国家中的半数的二氧化硫排放的eKC曲线，其参数均为有偏估计②。即便统计数据协整，在很多国家eKC曲线的形状是U型而非倒U型。这种在协整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却得出U型曲线的结论也表明简单的eKC模型忽略了重要的变量。Vollebergh等人指出，eKC模型回归的结果还有赖于模型隐含的假设条件，标准的eKC模型假设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时间效应，但是这种影响很可能会因国家不同而有差异③。一些研究通过引进附加的解释变量对基本的eKC模型进行扩展，如将“政治自由”④、产出结构⑤、对外贸易⑥等对环境污染有潜在影响的因素纳入模型中。虽然总体上这些纳入的变量统计上显著⑦，但测试发现依然存在遗漏变量偏误，仍然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⑧。
近十年发表的论文使用了更复杂而精巧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表明在控制时间效应的情况下，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为单调正相关⑨。无论是标准eKC模型还是近期发展起来的模型，均只能部分解释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的变化⑩。通过回顾文献发现，经济收入与环境污染效应的关系一直处于争论和被质疑中。关于eKC的文献中得到的唯一的统一结论，似乎是污染物浓度在中等收入水平时开始下降，而污染物排放量和收入保持单调递增关系。
（二）eKC曲线形状的非唯一性
Grossman和Krueger首次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研究采用了三次函数（非对数）形式的eKC模型，使用的是跨国截面数据{11}。之后的学者也多是采用跨国或跨地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5000至8000美元时，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达到峰值。当收入超过这一水平时，污染开始下降，如图2中的“传统的eKC”所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策制定者将这一实证研究结果理解为经济政策上的“先发展，后治理”。
■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8
[关键词]城市群；经济集聚；大气污染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295
1研究背景与意义
城市群是目前全球城市发展的趋势，在我国的9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的优势十分明显，但其最大的软肋仍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城市群中有着人口和产业的高度集中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种种环境问题，城市群中的这些污染往往因为集聚累加、迁移扩散等效应而对环境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1]但与此同时，城市群的治污成本相对较低，存在着规模经济优势。现有的一部分研究认为经济集聚为环境带来了负外部性，产业集聚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研究认为经济集聚为环境带来了正外部性，产业集聚有利于减少治污成本，降低环境污染。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处于理论阐述和现状描述的层面，缺少地区数据与实证分析的支持。
本文将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集聚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试图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国内外的学者对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学者们对于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集聚会加重环境污染。Virkanen（1998）[2]、Frank（2001）[3]、Verhoef等（2002）[4]以芬兰南部和欧盟等地区为例，证实了工业集聚是导致各类污染的主要原因。苏静（2013）[5]、刘满凤（2014）[6]等从我国省级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度与污染程度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集聚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降低生产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如Feldman（1999）[7]、Hosoe（2006）[8]、李勇刚（2014）[9]等认为产业集聚可以带来技术创新和溢出效应，企业可以采用更多的绿色生产技术，使产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降到最低。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正向或者负向的关系。如闫逢柱（2011）[10]认为从短期来看，产业集聚发展会降低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李伟娜（2010）[11]、刘小铁（2017）[12]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即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存在着“n”形的相关关系。
3分析框架与基本假设
31Grossman和Krueger对环境效应的理论分析
基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13]对naFta环境效应的研究，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会通过以下三种效应对环境产生影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集聚的规模效应是指集聚会使生产规模扩大，不可避免地会给周围的环境带来大量的污染，但同时又会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间接的方式来改善环境。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加剧了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
经济集聚的结构效应是指产业的集聚会引起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一个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中的企业数量也会不断增加，高附加值的企业相对于低附加值的企业更具有竞争力，最后低附加值的企业只能被淘汰或被转移出去，最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产业集聚带来的结构上的改变有时也会对当地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有些地区为了能够快速发展经济，便盲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却忽略了对环境污染的管控。
经济集聚的技术效应指的是集聚会带来环保技术的改善，一方面会减少相同产出的资源消耗；另一方面会减少相同产出下的污染排放。另外，集聚经济主体可以共享中间投入要素、劳动力储备，有利于劳动力的匹配，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会吸引人才的集聚，高素质人才的集中会带来技术上的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经济集聚有助于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要素配置会更加经济有效，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32新经济地理理论关于产业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Krugman，1991）[14]提出，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导致产业集聚与分散的原因。当向心力成为主导力量时，产业集聚程度就会加强，若拥挤带来生产成本的增加大于向心力带来生产成本的减少，则产业会趋于分散。在竞争效应的影响下，一些产业由于生产技术较为先进所以在竞争中胜出得以继续留在集聚区，另一些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产业就会被淘汰或转移出去。而这些转移出去的产业为了实现长久的发展，便也会加快对减污技术的研发投入。因此从长远来看，生产带来的污染排放还是呈下降趋势的。
笔者从经济集聚不同发展阶段带来的不同污染问题出发，借助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这一经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假设，在初期集聚阶段，随着集聚加强污染逐步加重；在中后期集聚阶段，随着集聚加强，环境问题得到缓解。
4实证分析
41模型的设立
为了验证城市群经济集聚与大气污染的关系，设定了如下基本模型：
Yit=α0+α1Xit+α2X2it+εit（1）
Yit=α0+α1Xit+α2X2it+α3pRoit+α4ReGit+α5RGDpit+εit（2）
变量解释：下标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因变量Y表示环境污染程度，自变量X表示经济集聚程度，ReG表示环境规制，RGDp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Ro表示技术水平，ε为随机干扰项。为了检验经济集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与大气污染的关系是否呈现倒“U”形，在模型中引入了经济集聚的二次方项。
42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是大气污染程度。在研究环境污染排放的实证文献中，较多的采用So2排放来衡量大气污染[11]，这是因为So2作为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成分在工业生产中排放较多，所以本文选用So2排放量作为衡量大气污染程度的指标。二是经济集聚程度。经济集聚程度表现为经济活动在单位空间内的集中程度[15]，用单位面积非农产出来表示（即二、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之和与城市面积的比值）。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环境规制（ReG）、技术水平（pRo）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环境规制用二氧化硫产生量与排放量的差值来测度，技术水平用劳动生产率来测度（即人均非农产出）。
本文选取了2004年到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十六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常州、镇江、南通、绍兴、扬州、泰州、嘉兴、湖州、舟山和台州）进行分析检验，文中所选指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上海市2012年和2013年的部分数据存在缺失，所以该部分数据参考了《上海统计年鉴》。产出指标均根据上年GDp指数进行调整。计量分析采用eViewS72软件。
43模型分析与估计
43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通常情况下，用不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回归之前须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分别采用LLC检验法和Fisher-aDF检验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中只有经济集聚程度（X、X2）为非平稳序列，其他变量均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为平稳序列。对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各检验值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具有平稳性。
432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虽然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但是还需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分别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其中pedroni检验选取panel-pp统计量和Group-aDF统计量（见表2）。
结果显示，各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各模型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原值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433回归方程实证结果及分析
综合表3和表4，经济集聚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由负变为正，说明在目前状况下，经济集聚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污染排放的强度；经济集聚的平方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即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说明在经济集聚的初期阶段会产生更多的污染，但是到了经济集聚的中后期，经济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大气污染的整体成本降低，空气环境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鉴于第二个模型中经济集聚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目前的经济水平仍没有达到“U”形曲线的下降部分，经济集聚还是处于初期阶段的。技术水平对环境污染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污染排放。技术水平的提高即投入要素组合的优化替代了环境要素的使用，减弱了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经济主体对于环境的保护意识还不够强，还需要依赖于政府的环境监督与管制。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对于环境的约束是在不断加剧的。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2004―2013年1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的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集聚与大气污染程度的关系呈倒“U”形，就目前来看，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即对于城市环境污染会有抑制作用。这些在一定意义上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在注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必须加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视。
51建立区域协调组织，加强区域联动协作
城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拥有的资源和地理生态环境都比较相似，城市相互之间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因此，要想实现城市群资源环境的整体最优，就需要城市群内部每一个城市的共同努力、协同联动。首先，在城市群区域内部要建立统一的环境规则，避免由于法规口径不统一带来的执法困难。其次，各地应发展当地独有的资源环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分工合作效应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功能组织，以城市群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52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同时加大政府调控力度
应当适当放开市场准入机制，一方面，利用市场的自然竞争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可以将环境要素纳入供需关系并为其定价。城市群作为复杂的集聚体，其资源环境会面临着复杂的外部性问题，此外，私人部门也难以提供治污费用。所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政府调控手段，明确产权，尽可能保证各方利益不受到损害。
53大力宣传生态型城市群建设，保持城市与自然的协调共生
城市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只有保持协调共生的关系，才能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为此，我们要加强生态产业和生态园区建设，鼓励绿色消费、生态消费，鼓励引导资源的多级循环利用和再利用，培养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媒体也应积极宣传大气治污的各种法律法规，为长三角城市群大气质量改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4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落后的技术会成为制约城市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其一，建立完善“产学研”合作体系，为新的科研成果提供一个完善的交易平台，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研发积极性。其二，摒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依赖物质资本逐步过渡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的新型发展方式上来。其三，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引导产业空间合理布局。
55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有助于城市群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群内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密度、产业分布等都会影响到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这些不同的组合会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方向、资源利用的方式。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可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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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9
【关键词】河北省，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1研究背景及意义
2010年以来，河北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截止到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全省生产总值实现29421.2亿元，比上年增长6.5%。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行第6位，综合经济实力较强。但是，由于河北省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在56-64%之间，河北省的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拉动，或者可以说，河北省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得来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日渐突显出来。所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加快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河北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具有实现实意义。
2河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分析
2.1GDp与废水污染关系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3-2012年10年间废水排放量先是随着GDp的增加而后又增加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良好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河北省的经济与环境关系发展阶段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收入与环境污染稳定倒U型关系的发展阶段，因此，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关系是短暂的缓和，是河北省政府环境保护政策及加大治理污染行动等因素的直接结果。
2.2GDp与废气污染关系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3-2012年10年间这说明人均GDp的变化直接影响工业废气排放的状况，2011年以来，废气排放量随经济发展而有所下降，这由于河北省积极响应中央“节能减排、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号召，努力改变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结构，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而河北在工业废气方面还没有完善的科学技术装备及工程措施来应对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导致了废气排放情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2.3GDp与固废产生量关系分析
纵观10年河北省工业固废排放总量整体上呈现上涨的态势，至2012年达到56.72%，从2003年的8503万吨增长到2012年的45129.0万吨，说明，河北省固废排放总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增长势头强劲，尤其近两年来固废的产生量不断攀升。
3河北省经济环境和谐发展对策建议
3.1控制污染源头治本先清源。
河北要坚持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污染源头还可直接从污染物排放入手，具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抓好空气污染的防止，降低我省pm2.5的浓度。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大力削减污染物排放源头的数量，提高现有污染源头的排放质量。第二，抓好重金属污染工作，降低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综合治理污染严重的地区，严格规范重金属污染项目准入制度，对造成污染的企业，实行限期治理、停止生产和限产限排等措施。
3.2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多元发展。
首先，要做强一次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确保粮食生产的科学化水平和高效率。
其次，作优二次产业，不断提升我省钢铁、冶金、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的科技含量水平，增加各行业的产品附加值，加快我省重点工业企业由粗放型模式向集约型模式转变的步伐，并加快河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最后，做大第一产业，大力推动生产业向中、高端发展，同时应加强金融保险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商贸物流业等服务业的发展，鼓励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产品创新，培育和壮大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兴产业。
3.3构建重点项目和环境政策支撑体系。
谋划建设一批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广、带动能力强的重点项目，并进一步完善有关环境污染的环境法律法规，在税收、审批、金融等政策方面对新型环保产业实行大幅度优惠的政策，促进高新技术环保企业的发展。
总之，河北省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存在很多问题，经济发展已经对环境质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今后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大环保投入、促进科技研发严格控制三废的排放量，另一方面健全环境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力度。最终实现优化结构，实现多元化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构建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士春，何正霞.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7（4）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篇10
【论文摘要】：排污权交易从理论探讨阶段发展到实践应用阶段，已逐步走向成熟。文章从权利构成、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分析法学等角度来思考排污权交易，并力求在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法调整对象等方面得出新解。
引言
排污权交易，从理论发展的成熟到实践应用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与环境法，乃至法与其调整对象的整个社会关系。
排污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是与产生排污权的制度紧密相联。如果说，自然权利比如自由平等这些固有权利，即使法律不对其进行规定，也不失为权利之一种。但是排污权属于法律规定才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的存在是与法律规定的特别制度相依存的。
一、排污权的产生背景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 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 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 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
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
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但是，排污权交易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一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它施行前的成本投入是有关的。排污权交易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之下，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避免"祸水东引"，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允许排污交易的决定，并且这样的成本投入也直接影响着污染物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