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1
关键词：转型期；环境污染侵权；恢复原状；变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88-02
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因素，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难度，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据统计，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Dp的10%，尤其是工业企业污染所占比重更大。在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提及“恢复环境原状”外，其他法律尚无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适用条款说明。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中，对于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方法，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途径。反观当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向《侵权责任法》并轨的建议，但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与救济途径，缺乏适用性。如重金属环境污染，其损害结果具有多种形式，而对于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则无法适用。
一、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法学关系
从法学研究中来看，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损害的赔偿途径，但其价值与定位存在差异性。“恢复原状”是基于对被损害者的利益，旨在提供对被损害者权利或法益完整性的保障；而“金钱赔偿”则是从价值利益时尚来补偿被损害者的权利或法益[1]。从传统民法视角来看，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相互排斥的，当恢复原状足以救济受害者损失的，则不予金钱赔偿；反之，则为了实现补偿功能，以金钱赔偿方式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可见，在环境污染侵权场合下，恢复原状更具有权益维护、功能恢复、全面补偿的特性。
（一）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完整性
恢复原状是传统民法中最符合损害赔偿目的的方式，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而非对受害者的财产利益的等价赔偿。恢复原状在法学解释中，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还包括对精神利益及其他主观利益的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损害，需要课以损害赔偿义务来填补损害结果，并让受害者恢复到没有损害的状态（原状）。所以，恢复原状具有保障受害者完整利益的功能，而等价金钱赔偿仅代表宏观上的财产损害。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既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表现出对受害者健康权、财产权的损害。因此，从保障受害者利益完整性上，将“恢复原状”运用到环境污染侵权中，更能够彰显完全赔偿功能。
（二）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权利的继续
从恢复原状的外在表现来看，实现了对物的功能、状态、使用价值的维系，便于确保被侵害者权利的继续。在德国法典里，将“完整利益”称为保持利益。以被损害的汽车为例，通过修复可以使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延续，如果该汽车承载了特定的情感，其所负载的特定主观价值也实现了维持，这与等价值的金钱赔偿相比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发挥了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实现了对被损害者权利的继续功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被认定为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虽未实现损害赔偿法上的恢复原状，但却是实现受害者完整利益保护的重要责任方式。以某重金属污染案件为例，由于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土地污染经济赔偿，只能补偿现实中的经济损害，但对于农民及子孙来说，金钱赔偿无法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维护，而因土地污染所带来的脱贫、致病等问题，则无法给予保护。另外，对于土壤污染后的修复与治理成本更高。
（三）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环境污染侵权的危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甚。同样以重金属土地污染为例，由于重金属本身具有一定毒性、生物累积性、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等特征，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对人类身体健康及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面对因环境污染带来的侵权救济案件，不能仅停留在当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方面，还要兼顾未来可能的不特定人群、财产和生态危害。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85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中，有提及对生态损害赔偿的条款，新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也提及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的追究，这些都体现了对环境污染侵权所带来的完整利益的保护。
二、当前环境污染侵权中恢复原状面临的适用困境
（一）恢复原状在保护私权损害中遭遇可行性论证难题
从法学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来看，一是有原物存在，而对于原物不存在则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或其他形式；二是原物损害具有可恢复性，即可以通过技术性修复来保障恢复原状；三是恢复原状具有经济性，即恢复成本不能巨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2]。可见，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对“恢复原状”的适用性存在现实，如缺乏恢复原状的参考标准，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案件，本身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再者，对于可恢复性难以认定，如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带来的化学、物理、生物变化等，其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涉及范围较广，且难以评定。还有对环境污染中的“恢复原状”不具有经济性。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将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放于最高位，其恢复原状的代价是高昂的。
（二）恢复原状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合理救济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中“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解释来看，一是包括人身上的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等；二是环境上的损害，即环境私权、公权侵害。由于在学界Α八鸷Α钡慕缍还不统一，一些观点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行为界定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从《侵权责任法》来看，环境污染侵权主要是由污染物对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超出其自净能力，使得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3]。因此，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救济，尽管新修订的法典也提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但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及救济体系还不完善。如最高法指导性文件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到了对“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侵权责任及保护环境利益救济渠道上存在缺位，使得恢复原状陷入难有作为的尴尬。
（三）恢复原状被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所取代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一些老旧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外迁所留下的污染场地越来越多。由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法学上的“污染场地”，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修复都带来严重危害。2014年环保部出台《污染场地术语》《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文件，逐渐加大对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和监测。但在污染场地恢复治理上，对于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往往被环境修复责任所取代，特别是一些企业因歇业、倒闭、关停、破产等无责任承担者，使得国家负有公众利益保护的职责。
三、恢复原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变革建议
（一）分类构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恢复原状标准
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来看，在应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上，结合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及威胁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恢复原状标准体系。强调对私益损害的保护，在明确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要明确对土壤、水体等环境有害污染物的清除标准，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等，对于无法彻底清除的，需要修订各类污染物质量控制标准，来进一步保障人身、环境安全。如借鉴德国、英国、日本基于风险各类的污染场地管理办法，来实现对被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促进其可持续修复。
（二）引入恢复原状技术可行性分析
从环境污染案例中面对“恢复原状”的技术可行问题，如某重金属污染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则给周围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对现行法学框架下“生态破坏侵权”责任方式进行完善，当面对无法修复障碍时，以最佳可得技术来进行可供选择。比如在环境围绕修复技术上，常采用组合修复技术，如螯合剂――植物修复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修复技术等，来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当然，在协同最佳可得技术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借助于环境损害评估机制来进行可行性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来确保环境修复方案的可行性。
（三）制定恢复原状经济合理性的例外规则
考虑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多样性、严重性，多数国家的立法、司法中对生态损害的恢复责任实行例外规则制定。如德国法典中将“环境责任”纳入《环境责任法》；意大利民法典第349号法律第18条专门明确了“环境损害赔偿规定”；美国超级基金法明确了“严格、连带、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责任，对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可溯及、无限、连带责任，企业股东或管理者应该承担支付修复费的责任。2014年我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地总污染超标率达到16%，主要污染物有镉、镍、铜、砷、铅等。对于“污染者负担责任原则”，当污染者灭失或主体消失时，国家成为履行治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应该考虑到恢复原状的例外规则。
（四）保持环境修复责任的独立性
从环境污染侵权表现上，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侵权导致第三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害，对周围土壤、大气、水体等环境带来结构性、功能性破坏损害；再者是企业在经营中带来的污染场地问题。对于不同环境污染侵权的“恢复原状”，其环境修复责任应该适用不同的损害。从立法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污染者修复责任的性质，界定清环境治理中的公权、私权、公法责任、私法责任界限，才是推进生态保护的基本法律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志轩.明晰责任完善制度――《环境保护法》修改刍议[J].环境保护，2013，（16）：65-68.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2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043-03
中国2012年人权白皮书，首次提及生态人权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定分止争，而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在合法性基础上，通过司法标准和尺度的拿捏，合理分配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从而正确引导社会行为、有效保障公民生态人权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虽然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但运行实效堪忧。原因之一是支撑环保法庭的环境立法工作焏需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司法的规范却较为欠缺，现有的关于环境司法的法律规范较为零散，专门的法律主要是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环境侵权的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海洋污染损赔偿责任及主体等的有限规定，宪法、物权法及一些相关资源法律关于自然资源权属和使用权问题的有关规定。“缺乏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专门法律规定，以至于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证据取得、责任认定和分摊制度等均缺乏专门的规律规定，使得环境侵权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和相应的法律制裁手段难以落实。”据此，本文将结合“刘某诉湖南吉首市农机局大气污染致人身健康损害赔偿案”，尝试从环境侵权的实体权利、侵权责任和救济程序等方面，梳理影响我国环境法庭运行实效的法律基础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环境侵权实体权利基础不明确
相对于理论界的热闹和国外的诸多环境权的立法实践，我国各层次的立法基本上都强调的是政府监管职责和各主体的义务，对各主体的权利避而不谈。如《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或控告”。学者们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推导出任何人都享有环境权。但作为一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边界的环境权，在实际中和其他权利冲突在所难免，直接导致了环境司法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和环境障碍。如我国法院在面对环境纠纷“积极维权、慎重立案”、“对公益损害和群体性争议，可以暂缓处理，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等策略选择，无不显示了面临敏感的权利冲突时，“法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下判决非常难”，甚至受到“很多案外因素的影响”。
环境权在国外是由人权、发展权、生存权发展起来的为保护公民免受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一项权利。被我国学界引入后，传播迅速，也分歧极大。在环境权的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内容，以及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等等，都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学者质疑环境权存在的意义。本文认为，环境权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后，传统的民事权利如财产权、生命权、人格权等都难以保障普通公民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痛苦和损失，环境权有其独特的内涵，有存在的必要，环境权是公民要求他人（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边界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致的，区别在于不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不同。美、日两国在1969年率先对环境权进行立法，随后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如希腊、巴拿马、泰国、瑞典等国均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有关内容。我国应该早日实现环境权的入宪，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态人权。
二、环境侵权责任立法简单粗放相互矛盾
关于环境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行法规、《侵权责任法》》均有所规定，但这些相关立法简单粗放又相互矛盾。作为对近年来社会各方面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呼声的回应，13年的《环保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草案》与现行《环保法》相比，并无大的根本性改变，整个资源环境法学界，质疑声音非常多。“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和民事救济的规定，更是相当的不完善。一些真正硬性的约束条款被尽数删除。”
（一）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其他有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明确确认了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已经是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共识。
但其他的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就直接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前述《物权法》第90条规定等等，虽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环境污染危害的具体含义在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明确的界定，进而其适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困惑。
以《物权法》的该规定为例，其“与《侵权责任法》第65条发生请求权竞合的可能性。对此竞合，据立法主导者解读，应当根据不同的污染源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居民之间生活污染适用过错责任，主要由《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解决；企业生产污染适用无过错责任，主要由《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立法解决。但最高法院相关解读则认为，《物权法》第90条应当依据具体环境立法予以适用。尽管这两种解读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二）构成要件
89年《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基本照搬了前款内容“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千呼万唤始现身的《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除增加了“停止侵害”这种承担责任的方式，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方面没有什么突破。
简单粗放的法律规定和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因其专业性强、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和法官审判经验上的欠缺等原因，妥善审理此类案件存在的“四难”：“调查取证难，事实认定难，审判理念转变难和调解难”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回应。具体来说，在损害事实和赔偿范围方面犹为明显。
损害事实是确定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前提。从环境侵害的实际状态看，环境侵害的过程比较缓慢，侵害的范围相当广泛。由于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都强调，要造成危害（损害）才能要求赔偿，使我国现行的法律完全丧失了环境侵权的预防功能。同时又没有实际和明确界定环境损害或损失的含义，即使法院认定损害的存在，但仍然回由于原告无法证明实际损害数额，从而判决原告败诉，甚至仅支持一小部分的诉讼。
如本次研讨会专题讨论案例一，受害人1982年起开始受到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产生的油漆恶臭的污染，到2000年患病，然后2006年不治身亡，一直身体很好的受害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可能早就出现征兆了，但因为法律规定的模糊，一直到最后身亡也没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
另外，从理论上说，有侵害就要有救济，而且是完全的充分的救济。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当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以及潜伏期损失，同时还应当包括由于遭受污染而受到的精神损害。但现有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的只有“直接损失”给予救济，明显有悖于侵权法的基本精神和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
（三）环境侵权责任方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10种形式，其中适用与环境侵权行为的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前三种具有预防性，后两种具有补救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只把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增加了“停止侵害”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但相对于侵权法责任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仍嫌不足，另一方面规定得也过于简单，环境侵权的各具体状态下应该承担什么方式的责任没有具体规定。
三、程序法的规定语焉不详
程序法中涉及环境侵权救济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环境侵权是否成立的环境损害和原因行为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因环境污染等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后又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学说，采用了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加害人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实际内容，此规定也被随后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接纳。在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也采纳了这些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程序法中作出了很多有利于受害人的规定，但语焉不详，在实践中还是没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如根据上述规定，环境诉讼的过程中，首先应由主张方就其损害事实（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进行举证；接着被主张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这样仍以本文前述案例为例，2002年7月，受害人刘某向市法院提起环境污染致癌的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只需要提供损害行为（被告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喷漆作业环境污染）和损害结果（原告身体不适，功能减退、癌变等）就可以了，关于二者的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应该由被告方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来举证，如举证不能就必须承担败诉的后果，给受害的原告以赔偿。但遗憾的是法院始终不采纳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依据笔者查阅的一些案例审理的过程，发现有些法院法官对这些规定的理解是“在受害人就因果关系的存在作出证明之后，举证责任即转移到被告，由被告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前述案例中的法官毫无疑问也是秉承了这种观点的：“因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病的起因，认定本案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综上，健全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保障我国公民生态人权的基本前提，我国迫切需要法律在环境侵权的实体权利、责任认定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完善的规定。
注释：
叶小文.生态文明，人权建设的新起点.http：//qstheory.cn/st/stwm/201212/t20121219_200806.htm.
从1982年起，被告开始在院内对全市农用机动车进行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喷出的油漆形成雾状物，浓烈的臭气飘浮在院内，污染周围环境。刘某曾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情况。当地环保部门也曾于1998年7月、2001年8月，分别向被告下达过《限期治理通知书》和《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认定被告行为给居民造成了污染，并责令被告限期搬迁、或者将“喷漆过程在室内进行，尽量减少恶臭气体溢出；尽快重新选址，使喷漆活动不在院内进行”。但是，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一直未依法搬迁和治理污染行为。自1992年始，北栋居民楼里的20多户人家，先后有10人患上癌症并致8人死亡。2000年10月，刘某被确诊为罹患“非霍奇金氏恶性淋巴瘤（B细胞性）”，并从医生那里得知：油漆中含有的有害物质“苯”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易发致癌物质。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和原因，以及五年无果的行政投诉，2002年7月，刘某向市法院提起环境污染致癌的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此后，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及由检察院两次抗诉引起的两次再审，法院裁判均驳回原告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2007年2月，当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再审时，刘某已于2006年11月20日死亡。
邹钢，采矿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法院网，2008-04-0114：44：04
郄建荣，起诉举证鉴定艰难、环境维权难题尚待立法破解[eB/oL]，人民网2005年5月20日
吕忠梅，论环境纠纷的司法救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1-46
因为中国立法模式的原因，现在有很多单行法，像《大气污染防治法》、《水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责任的规定很多是重复的，尤其是和环境保护法相重复，这里只重点分析环境保护法。
修改《环保法》，公民监管权不能削减.中国产经新闻报，http：//sina.com.cn，2012年10月11日00：04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3
在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存在着强弱之差，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内容也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技术化[1]，导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特殊证明责任，而我国目前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证明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上只是规定了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缺乏对受害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所以本文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判例，将利益和不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做有效且合理的分配，不仅直接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也可用来指导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纠纷。
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有别于一般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揭示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原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常常为具有经济、科技、信息实力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或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
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侵害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将危及后代人。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合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自然规律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三）损害结果的持续性、潜伏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仍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医院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令其排除妨害，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p407)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一切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标准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国家环保局(91)环法函104号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p208)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唯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2](p25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因侵害了权利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具有违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4]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构成侵权责任必要条件之一的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客观必然联系。在一般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是需要受害人证明该因果关系的。但是，环境污染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损害结果的潜伏性、滞后性都导致了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有的问题甚至在科学上尚无定论。例如﹐某些污染物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尚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样也就无法取得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另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企业有可能以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为借口，而不对外公布其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与生产原理，这样受害人很难获得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据。鉴于以上情况，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废止因果关系的直接认定，而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日本是最早采用推定方法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70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者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足以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该物质排放后受到了或者正在受到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是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物质所引起的。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最简洁和最清楚的解释。日本在“四大公害”案件（新泻水俁病、富山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和熊本水俁病）的审判中，依据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采取了病理学的旁证方法，即把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据，而不要求受害人对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自2005年4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六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以上规定可以归纳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内容为：如果加害人不否认因果关系存在的，自然勿须举证，可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否认其存在的，但加害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加害人即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引起的后果，法院可以推定加害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诉讼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再将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作为证明对象，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从而减轻了受害人在证明上的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50年代以來，工业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污染空前加剧，绝大多数工业污染者并无过失，而危害范围却相当广泛，危害结果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污染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污染行为有无过失。从一定角度上说，污染企业的经营和获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环境污染和给他人造成某种不可避免损害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加害者有无过失，由加害企业从其收益中拨出款项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是合情合理的。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复合性，环境污染涉及到高深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加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5]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已在各国立法中得到确认。日本《水质污浊防止法》和《大气污染防止法》都规定：工厂或企业由于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水质和废液，损害人的生命或健康时，该工厂或企业对损害负赔偿责任。苏联把污染危害列入“危险责任”一类，实行无过失责任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4条规定：“其活动对周围有高度危险的组织和公民（交通运输组织、工厂企业、建筑工程部门、汽车占有人等），如果不能证明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受害人的故意所致，应当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我国已颁布的某些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五、加害人对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由被告人对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之一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3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6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以及海洋保护法第92条均规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件。但要求加害人对自然灾害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和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是引起损害的原因或者不是引起损害的全部原因，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此外，战争行为、第三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也可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免责事由。海洋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战争或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加害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例如，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加害人证明华丰纸厂等国有大型企业，有近百年生产历史，排污在前，养殖在后，受害人对在靠近企业排污的河道及入海口从事养殖业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法院支持了该主张，判决由孙有礼等养殖户自行承担损失286.854万元，其余669.324万元损失由造成污染的企业承担。
六、受害人与加害人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证明责任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时间上的区别。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先由受害人承担污染行为发生与存在危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害人暂时不承担证明责任。当受害人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加害人再承担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证明责任，即污染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存在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因此，两者在诉讼中分别承担着法律赋予的证明责任，在时间上不应颠倒。二是效果上的区别。就受害人来说，在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他并不必然胜诉，但是，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面临败诉的风险。就加害人而言，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他即赢得胜诉的判决。反之，他就败诉。例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厂诉嘉兴市五家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案，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其养殖水域，致原告养殖的美国青蛙大量死亡直至绝塘，遭受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在案件审理中，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环保部门对被告人所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包括原告养殖水域及取水河道在内的水域的水质检测报告，而且还有数十名证人作证证明该养殖水域因被严重污染，已经无人从事养殖业了。此时，按照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被告要就其排放废水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也就是说，只要该水域还有渔业养殖户在从事渔业养殖，就能证明原告的举证只是偶然现象。而被告恰恰找出了这样的证据，该案由于被告提供的该水域尚有两名养殖户能够正常养殖的证据，证明工厂的排污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存在青蛙蝌蚪大量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原告败诉。[6]
【参考文献】
[1]杨素娟.平湖“蝌蚪”索赔案之评析[n].中国环境报,[2002-6-22].
[2]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
[4]陈宜芳.论环境侵权之民事责任[J].法学论坛,2003,(1).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4
关键词：归责原则；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民事责任的赔偿。
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是侵权责任的核心，决定着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分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等等。可以说，侵权行为法全部规范都奠基在归责原则之上。
（一）过失责任的缺陷
把过失责任适用于环境侵权，便发现许多缺陷和难以克服的困难：（1）环境侵权大量表现为企业生产活动中排放污染物的行为，除个别事故性污染外，均属正常活动而无过失可言；（2）生产企业的技术秘密使受害人无法了解生产者采用何种工艺、设备、排放何种有害物质，其污染损害是否存在故意过失；（3）通常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判断加害人是否合法的根据。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污染源集中地区，个别加害人虽符合标准，但排污总量超过该地区环境容量，仍可造成污染损害；（4）受害人无法规避因污染遭受的侵害，若以过失为基础，大量环境污染损害不能构成侵权责任，受害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将有失法律公平原则。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立法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明文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承担责任的，应承担责任”，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应对其已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在我国环境法中，对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立法上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先驱，该法第42条是关于环境侵权的最早规定。1984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吸收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这些规定为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提供了环境法上的依据。
我国1969年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公约》，对污染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采用也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三）无过错责任的法律特征［1］
（1）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环境侵权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见，并未考虑加害人的过错。
（2）因果关系是决定责任的基本要件。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过错是决定责任的最终要件，而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决定责任的最终要件不是行为人有无过错，而是取决于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不要求有严格的、直接的证明，只要推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加害人就要承担责任。
（3）无过错责任通常与保险制度、责任分担制度相联系，并且通过制度加以实现。不仅可以分担风险，保证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而且减轻了加害人的经济负担。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意义
首先，环境侵权单位大多数是现代企业，企业即使没有过错，也可能给他人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害。如果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显然无法对无故受害者进行救济。其次，由于环境侵权案件十分复杂，要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是十分困难的。要求受害人提出关于加害人有无过错的证据,就必然使受害人陷入不利的境地。第三，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合理原则。
（五）无过错责任的免责条件
1、不可抗力。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完全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的单行法里也做了同样的规定。
2、第三人过错。这是指由于加害人和受害人之外的人，因其故意或过失致使加害人排出的有毒物质造成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由该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加害人的责任则被免除。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第二款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第三款对此都有所规定。
3、受害人自我致害。例如，下游的农民把工厂的排污口挖开引污水浇灌自己的农田造成污染损害，这是受害人自身责任引起的损害，排污的工厂不承担该损害的赔偿责任。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关于环境民事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两种学说。1.三要件说。(1)须有污染环境、破坏的违法行为；(2)须有污染、破坏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3)污染、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2、二要件说：(1)须有损害环境的行为事实；(2)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此种学说，环境民事侵权不以行为的违法性为要件［3］。笔者认为：以上两种学说，以二要件说的解释更为合理。
（一）环境损害的事实
环境损害具体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等。损害事实必须具有可补救性、确定性及其侵犯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等要件［4］，笔者认为在是否具备可补救性问题上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现实看，环境侵权往往具有不可补救性，很难使受害者所处的环境恢复到原有状态，或者即使能恢复到原有状态，那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巨大的人力财力。损害事实的客体可分为1、财产损害，指因侵权造成权利人财产的损害。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明确规定：又依照本规定行使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对公民、法人及其非法人单位的财产造成损害的，也都构成环境侵权的损害事实。2、人身损害，环境侵权不仅表现为对财产价值的损害，而且也表现为对非财产利益的损害。人身损害是指环境侵权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造成的损害，主要发生在污染环境的民事责任中，这是最严重的环境损害。3、环境权的损害，这是财产权和人身权无法包括的一种新型权利。对于公民享受良好生活环境权益的损害，环境损害是客观存在的。4、精神损害，又称无形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受害人精神和肉体上的疼痛。在日本的公害判决中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我国民法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承认该损害赔偿的判例。
（二）因果关系
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在于损害事实和加害行为之间要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在环境侵权中，这种理论却有着明显不足，其不足表现在：
侵害环境的污染、破坏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要判断损害事实是否是由某侵权行为造成的，通常比较困难，这是因为（1）损害的发生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多因素复合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2）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其浓度、含量、致受害人发病的分布和概率，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致病的机理等，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领域，需要做的工作量大、繁杂、而且费用高，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污染案件，限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污染形式的复杂多样性，需要运用未知或前沿性学科的知识进行论证。如果处理环境侵权案件仍要求严格和科学的因果关系证明，就会陷入因果关系的考证与判断之中，导致拖延诉讼时间，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也使环境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环境民法中的因果关系予以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创立了因果关系推定论。
三、因果关系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1、因果关系推定
因果关系推定是指在确定的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果无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其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将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仅规定为一两种形式，不能适应类型多样化、案情复杂化的环境侵权纠纷处理的需要，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确定和适用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法。当务之急是规定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因为方法适用不当不仅会导致具体案件的误判，而且，还严重影响实行因果关系推定所应体现的法的公平与正义之精神的弘扬［5］。
在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推定的实践中，针对多因一果的实际情况，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共同的因果关系，即所有排污行为都造成污染且单个行为不会造成污染，被告应负连带责任；二是聚合的因果关系，即所有排污行为中只有一个造成污染，被告应负单个举证责任；三是择一的因果关系，即不能确定哪一个排污造成，只要不能完全排除因果关系的存在，就应承担责任［6］，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仍是我国法律规定之欠缺，因此，针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应适用多元化的方法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以对环境侵权受害人给予有效、及时的救济。
2、举证责任倒置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原告负主要举证责任。这一规定被广泛认同为我国环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举证责任转换的直接依据。2002年4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就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倒置或部分要件事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做出了规定。举证责任倒置，亦被称之为“举证责任转换”或“原告举证责任减轻”,其基本要义在于将环境诉讼中本应由原告在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般原则下所承担的举证责任，部分转由被告承担，也就是说对本来的证明责任对象从相反的方向承担证明责任。即如果被告否认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则需要提出相反的证据表明其没有或不可能造成相应的环境损害或无另外可行办法代替其所采取的行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出于维护政策或法律秩序的需要，特别设定的一些向对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这是因为：1、受害人对于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无法查证是处于故意、过失或无过错行为，也难以收集涉及有关污染损害事实的证据。2、从提出请求权的权利主体看，受害者大多城市居民和农民，他们会因缺乏有关知识无法举证而不能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不能得到应得的赔偿。
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原则，来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损害事实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加害人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四、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赔偿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损害赔偿因实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
1、对财产损害的赔偿
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
2、对人身伤害的赔偿
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
3、对于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允许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唯有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才比较适宜。既然用物质形式作为对死者家属的抚慰金是可以的，那么以物质形式补偿受害者生活上、精神上的痛苦当然也是合理的。
4、本文主张在目前的赔偿原则之上，再加入惩罚性赔偿。环境污染和破坏并不具有必然的道德可谴责性，采用惩罚性赔偿，针对那些恶意的加害行为加以处罚，以期获得预防之功效。
从理论上讲，由于生产和开发行为本身是合理的，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忍受其所带来的不便，这是谋求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对于生态破坏行为的过度惩罚也是不可取的，它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妨碍经济的发展。但是，恶意的、性质严重的污染破坏行为则应当予以惩罚，比如偷排污水给居民造成较为严重的饮水困难或财产损害，给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等。（作者单位：广西职工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蔡守秋主编：《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252
［2］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58-159
［3］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55-456
［4］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0.120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5
关键字：光污染、环境污染、环境侵权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由此而造成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于是环境污染问题成了近年来全球普遍关注的热门问题。环境问题是指因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变化，以及由此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1]环境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常说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指由于人的原因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或生物学等方面的不良变化而影响人类生存的现象。[2]其实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环境污染就一直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环境污染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如噪音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本文拟从下面一个案例入手，探讨人们生活别是在城市生活中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一种新的污染形式-光污染，进而分析光污染侵权损害的有关问题。
由于不堪忍受对面高楼玻璃幕墙的反射光每天长达十余小时的照射，家住历下区武库街的一居民以“光污染”为由，将山东华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告上了法庭。原告李某系济南市历下区武库街17号院内的一户居民，被告华能大厦则位于泉城路17号，原被告相距近百米。1996年，22层的华能大厦建成竣工。原告诉称：由于华能大厦的玻璃幕墙及楼顶的金属球的反光从原告的后窗直射进屋，一天14个小时的光照导致室内温度过高，不但使人根本无法休息，而且让原告及其老伴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病情加重，先后花去医疗费2000多元。为了降温，原告家里的电风扇从早到晚地吹，近几年来，已相继烧坏了3台电扇，落地扇也修过两次。为此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排除防碍，并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共计28000元。但华能大厦认为，自己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大厦是按规范要求设计建设的，该大厦与原告住房相距百米，其反光不会对人体及财物造成任何损坏；且原告所说的“光污染”，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受理后，历下区法院即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法院查实，被告华能大厦顶部的两个金属装饰球确实存在反光现象。但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有关光污染的规定，因此，华能大厦顶部金属装饰球的反光现象是否达到光污染标准，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定论，且原告不能证明其病情加重及财产损失与反光现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3]
至此，这起“光污染”侵权损害案件因为我国没有“光污染”的相关规定而以原告败诉而结束。那么，光照是否能构成环境污染侵权呢？“光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外国立法例中加以研究分析。
二、国外有关立法及理论探讨
1、德国立法-不可量物侵害制度
从历史上看，对于他人土地权利之享有或使用而发生排他害（亦即妨害）的情形，德国自中世纪开始即以概括性名词“immission”称之，进而形成为独立的“immission”制度。大约于13世纪，该制度开始成为德国法制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并受到相当重视。[4]所谓“immission”制度，一般被理解为“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德国对于光污染没有做明文规定，但其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实际上包含了光污染这种侵权类型。
对于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德国现行民法典有明文规定。其民法典906条规定：不可称量的物质的侵入：（1）土地的所有人，以干涉不侵害或只是非重大侵害对其土地的使用为限，不得禁止煤气、蒸汽、气味、烟气、煤炱、热气、噪声、震动和来自他人土地的类似干涉的侵入。依法律或行政法规确定和估价的干涉不超过在此种规定中规定的极限值或标准值的，通常为非重大侵害。对于在依《联邦公害防治法》第48条的，并且能够反映技术发展水平的一般行政规定的数值，适用相同规定。（2）在重大侵害为因按当地通行的使用方法使用他人土地而引起，并且不能通过在经济上可以要求此种使用人采取的措施加以阻止的限度内，适用相同规定。所有人依此应容忍干涉的，在干涉对按当地通行的使用方法使用其土地或对其收益所造成的侵害超过可以要求的限度时，可以向他人土地的使用人请求适当的金钱补偿。[5]
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对不可量物侵害指的是煤气、蒸汽、气味、烟气、煤炱、热气、噪声、震动七种及来自他人土地的类似干涉的侵入。至于“类似干涉的侵入”，依其司法判例看大致包括下述物质所生侵入：尘埃、砂、采石之粉、灰、火花、湿气、真菌类、雪、铳弹、电流、落叶及“光的有意图之侵入”。此外，仅有较小体积且其侵入之防止成为困难的某些动物，如蜜蜂、鸠、耗子所生侵入亦包括在内。[6]
对于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可以说其民法典第906条已规定的相当详尽可行，对七种典型的不可量物侵害作了列举式规定，而对于那些不典型的不可量物侵害，以及随着社会生产力、科技的发展而新出现的不可量物侵害全部包括在“类似干涉的侵入”之中。对这些“类似”侵入，不可能作完全详尽的列举式规定，因为这些侵入具体包括哪些种类很难确定，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会产生出许多新的不可量物侵害类型，作此“类似干涉的侵入”的立法规定符合社会实际，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同时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以判例的方式确定“类似干涉的侵入”的具体类型，有利于实现立法的目的。正是因为有此“类似干涉的侵入”的规定，且由法官以判例的方式确定了诸多种类的“类似侵入”，如电流及“光的有意图的侵入”等，才真正完善了不可量物侵害制度。而且，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不可量物侵害所包含的范围仍会不断扩大，因为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和方便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带来新的“不可量物侵害”类型。
参照德国立法及判例可发现，德国对不可量物侵害的规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认，例如在其司法判例中就确认“光的有意图之侵入”构成不可量物的干涉侵入，对被侵入方构成侵权，这实际上就是对他方生活环境的侵权，是环境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光的有意图之侵入”就是对环境的一种污染，因为它造成了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环境，是一种新的环境污染类型（相对于传统的环境污染类型而言，如废气、废水、废渣等）。当然，若仅是轻微的光的侵入就不认为是侵权，因为被侵入方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即有一定的容忍限度，如何来确定这一限度应由法官自由裁量。
2、法国立法-近邻妨害制度
在民法立法上，法国民法典并未象德国民法典那样就不可量物之侵害问题设置特别规定。对于社会生活中的近邻妨害如烟雾、音响、震动、声、光、电、热、辐射、粉尘等不可量物侵入邻地造成干扰性妨害，对于邻地之日照、通风、电波障害（电波干扰），以及因挖掘、排水致邻人侵害等，法国民法典并未作出规定，而是将其纳入“近邻妨害制度”之中，因为，法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判例与学说理论经过不断的探索与积极的讨论，以至于时至今日，基于判例形成、学说构筑的近邻妨害制度已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定型的制度，实现并积极发挥着与德国法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同样的调整功能。[7]当然，法国的近邻妨害制度与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在法律要件及法律构成上有所不同。
由于法国的近邻妨害制度主要是由司法判例与学说构筑而成，因而更具有灵活性，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及时确立各种类型的“近邻妨害”侵权类型。从其判例来看，其近邻妨害侵权不仅包括实物侵权（粉尘、落叶侵害、光害、煤、烟、噪音等，这类似于德国的不可量物侵害），还包括观念侵害（如娼家之营业等）。对于光侵害，法国也是以判例的方式予以确认，其典型判例为：
pairs24mars1936，Graz.pal.1936.1.757
Y机动车公司在与邻地相接近的境界处安装了一个霓虹灯广告招牌（一共6个字，招牌本体与地面垂直，霓虹灯发出的光成橙色，分外耀眼）。亦正是因此，其邻地之居住者X1等，每每在该招牌的霓虹灯被接通电源之时起，即必须马上把窗帘等遮蔽物拉上。同时，因在窗户旁边有如此强烈的光，致使在窗户旁边进行工作及居住都成问题（尤其是三、四层之住户遭受的损失更大）。为此，X1等提讼（其提出的请求事项不明）。控诉院维持原审判决，指出，以霓虹灯作广告活动，即使其与国家的有关公共道路之行政规则相和，也不得对近邻不动产的居住者之平稳生活与他们日常进行的通常的业务活动施予重大妨害。因此令Y撤去其霓虹灯广告招牌（于判决后1个月内完成），并赔偿损失（25000法郎）。[8]
从法国立法及司法判例来看，对光的侵害也认定为是近邻妨害侵权的一种类型，是属于相邻关系的范畴。
3、瑞典的《环境保护法》
瑞典由于地处北欧，环境优美，国民对环境污染也相当关注。与此相应，该国《环境保护法》（1969年第387号，1995年修订）详细列举了众多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其中就有光污染。该法第一条规定：本法适用于：3、（1、2两款本文略）以可能造成大气污染、噪声、震动、光污染或其他类似方式干扰周围环境的方式对土地、建筑物或设施的使用，但暂时性干扰除外。[9]可见，瑞典对光污染这种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在立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这在各国立法中是比较少见的。
综合国外各国的有关立法及司法判例可以发现，对于光污染这一侵权类型，虽然大多数国家没有在立法中明文规定（当然，瑞典作了明文规定），但从各国的司法判例来看，对于光污染这种侵权形式都作了确认，有的认为它是相邻关系侵权之一种（如法国），有的认为它就是一种环境污染（如瑞典）。其实，虽然德国、法国等国家没有将“光的侵入”规定为一种环境污染形式，但是归根结底，“光的有意图的侵入”（即因人为因素非自然地侵入他方），实际就是侵害了他人享有舒适生活的环境权，因为大气、水、日照、通风等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共有财产，各个人都享有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享受舒适生活的所谓环境权。如果因为人为因素（如新建筑物反光、新增发光设施等）而使光（包括日光及各种灯光光线）侵入他方，实际上就是干扰了他方工作、学习、生活的生活环境，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有可能给他方造成财产甚至是人身上的损害，这种损害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环境因素，使他方的环境发生某些变化而发生的，因此，应当视为一种环境污染侵权。
三、我国立法的有关规定
1、宪法
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宪法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公民享有舒适环境的环境权，任何影响他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构成侵权，都应当被禁止。但宪法对哪些行为、现象属于侵权并未作出规定，这就需要其他法律法规予以确认。
2、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防碍，赔偿损失。
民法通则的这条规定是规范相邻关系的，这与法国的近邻妨害制度是类似的。依现今通行的说法，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光的侵入”这种侵权形式，因为防碍“采光”都被解释为影响（一般是阻止）他方正常采光（一般指自然阳光），对于这种“光的侵入”情形，如本文开头案例中所指的情形及其他灯光的人为侵入等，似乎不是本条立法的规范范围。但是作为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条款，仅仅作这种字面的狭义解释，也未免不符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相邻关系的侵权类型也在日渐增多，而且该条文在列举了截水、排水、通风、采光之后又加上“等方面”的相邻关系，这也类似于德国民法典906条之中的“类似干涉的侵入”。至于“等方面”具体应包括哪些方面，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认识的不断变化，在司法实践中作出具体的判断，也就是应当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来判断哪些情况还会构成侵害相邻关系的侵权类型，这样的话，本文开头所举的案例似乎也有适用该条文的余地。
3、环境保护法
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这条规定是我国进行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最基本的条款。本条列举了废气、废水等众多的环境污染类型，但是对“光的有意图的侵入”是否是一种环境污染也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精神，“光的有意图侵入”应该构成环境污染，因为光的有意图的侵入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它能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如温度的升高，光线过于强烈而影响视觉等，这些都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光的有意图的侵入”与其他污染形式一样是一种环境污染，构成侵权，当然轻微的情况下可不认为构成侵权。
4、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本草案建议稿第134条规定：不可称量物侵入的禁止：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于他人的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煤气、蒸汽、热气、臭气、烟气、灰屑、喧嚣、无线电波、光、振动及其他相类者侵入时，有权予以禁止。但其侵入轻微，或按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形状、地方习惯认为相当的除外。[10]
该条实际上是仿照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加以发展完善而制定的。不可量物侵入的禁止实质上是保护居家安宁和生活环境，其立法目的是保护环境，所以说不可称量物侵入这种侵权类型实际上侵害的是环境权，这些侵权类型实质上是基于物权（所有权）的环境侵权。如果是仅仅是禁止不可称量物的侵入，则可依据该条文予以请求禁止。但如果这种侵入给他人造成财产、甚至是人身损害，仅仅依据该条文予以禁止似乎还不够，除禁止外，还应当请求损害赔偿，这时的侵权损害就应当归于环境侵权。将不可量物侵入侵权类型归为环境污染侵权，更有利于维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该条文明确列举了“光”这种侵入形式，对于光侵入既可以基于物权（所有权）要求予以禁止，同时也可以基于环境侵权要求侵权赔偿。
5、有关地方法规
《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10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制定本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目标和措施，加强对废水、废气、粉尘、固体废物、噪声和光污染的防治”；《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32条规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振动、电磁波辐射、光污染等对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必须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环境污染”；《厦门市建筑外墙装饰管理暂行规定》第14条规定：“对周围环境会产生光照污染的玻璃幕墙或金属幕墙，应采用低辐射等镀膜或非抛光金属板，不得采用镜面玻璃或金属板等材料。”
可见，诸多地方法规对光污染这种环境污染类型已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依据宪法及有关民法、环境法等的立法目的及宗旨，针对实际情况及社会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对相关法律及时作出的补充性地方规章。可以说这些地方规章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体现了有关环境法方面的立法方向，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合以上我国的立法可见，对“光侵入”这种侵权形式，我国的现行立法虽无明文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目的及学理解释，光污染侵权损害这一侵权类型实际上已经包括在有关立法之中，特别是许多地方规定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光污染侵权，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相邻关系的规定请求予以禁止并请求赔偿，也可将其作为一种环境污染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规予以禁止并请求赔偿。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物权法可能对此问题作出更详细的规定，但物权法是基于所有权来规范光的有意图侵入，更重要的是应当在环境立法中将其确认为一种环境污染形式，同时纳入环保法的范围，以保护当事人及整个社会的利益，维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四、光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
光的有意图的侵入作为一种环境污染侵权，其构成要件与一般的环境侵权相类似，主要有以下几项：
1、必须有因光的侵入而污染环境的行为
也就是说，光的侵入使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温度的明显上升，影响视觉等，从而降低了环境质量，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环境，影响了被侵入方的正常生活，降低了被侵入方的生活舒适度，如本文所举案例中原告房屋内温度明显上升等现象。
2、必须是人为因素而造成光的侵入
造成光污染必须是人为改变光的自然状态，如新建建筑物玻璃幕墙反光以及设置各种灯饰等。这些情况下，光经过了人的活动而改变了其原来的状态。若仅仅是天然的阳光等，而且未经过人为的反射等活动来改变其自然状态，则不存在光污染问题。
3、必须超过一定的限度
并不是只要有因人为活动而造成光的侵入就会产生光污染侵权。作为环境污染的一种，只有超过一定的限度方可构成光污染，也就是被侵入方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轻微的光侵入并不构成光污染侵权。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一限度呢，立法中可以确定一定的判断标准，并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判断。
4、要有一定的损害事实
这种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财产损害），但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损害。因为光的侵入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降低了生活的舒适度，给人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损伤，影响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所以光污染最关键的在于造成精神损害。
5、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光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光污染行为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损害事实。没有因果关系，则不存在光污染侵权问题。
五、光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对光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一般环境侵权的举证原则，即由受害方举证存在光污染侵权事实以及所遭受的损失，只要对方不能证明这种光污染事实是自然形成的，或是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这种污染行为显著很轻微，就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的责任。
小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看得越来越重要，光污染也被人们逐渐重视起来，不管现行立法对此是否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都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立法精神对此种侵权形式予以认定，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从而维护和改善整个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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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华彬。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4卷）[C].北京：法律出1996.2276-277。
[7]陈华彬。法国近邻妨害问题研究[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5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7302。
[8]陈华彬。法国近邻妨害问题研究[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5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7338。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6
内容提要:《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规定在环境侵权类型上属于分别侵权还是共同侵权，理论上存在不同意见。第67条没有对数人环境侵权属于共同侵权还是分别侵权作出明确定性，它不是关于按份责任的规定，而是关于加害人内部责任份额的划分规则。只有在依据其他条文确定某个数人环境侵权属于共同侵权或者分别侵权的基础上，才通过适用该条来划分加害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即使第67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和污染责任保险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连带责任制度有助于预防数人环境侵权，救济受害人权益，并推动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一、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不同理解及其评析
《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以下简称民法室）的解释，该条是关于“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的规定。[1]这是我国立法首次专门针对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相关司法适用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司法裁判，有的作共同侵权处理，有的作分别侵权处理。可是，这个条文规定加害人承担的是什么责任呢？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说明。可能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该条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大致来看，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无意思联络并承担按份责任的分别侵权。根据民法室的解释，第67条所规范的环境侵权行为有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多个侵权主体，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污染者；二是污染者存在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即污染者都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但其行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三是数个侵权行为与损害有总体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单个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造成了同一损害。
民法室进一步认为，本条规定的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之间不存在污染环境的意思联络。如果污染者之间有意思联络，则不是本条调整的范围，应由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所调整，构成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2]根据民法室的分析，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即二人以上的环境侵权行为，根据污染者之间有无意思联络，可以分为有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如果是前者，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污染者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该种情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条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如果是后者，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污染者对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根据上述理解，第67条不折不扣地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或者至少不属于共同侵权。对该主张的理由及其评析，将在后面进一步展开。
其二，承担按份责任的共同侵权。对于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的说法，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曾经参与起草《侵权责任法》的一些学者认为，第67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认定方式，即市场份额规则。不过，尽管本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行为，但其行为的后果按照市场份额规则，适用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3]这一解释一方面主张该条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另一方面又认为其责任形态属于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似乎是很矛盾的。
为什么共同侵权不承担连带责任？研究者认为，这一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有两点与共同危险行为不同：一是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的情形不同，对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不一样，因此，每一个污染者的责任份额并不相同；二是承担的责任没有规定为连带责任，而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按照市场份额规则承担按份责任。[4]这个观点给出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关于该条适用的前提，分析认为是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不同，对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不一样。可是，这个前提在本条中有明确体现吗？似乎文字表述并没有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即使条文体现了上述前提，按照这样的逻辑，污染行为不同因此适用按份责任，那么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复合污染情形中每一个污染者污染行为均不同，就都要适用该规则承担按份责任，实际上就意味着连带责任根本无法在环境共同侵权中适用。而且，从前面有关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分析来看，共同侵权承担按份责任存在诸多不合理性。所以，“属于共同侵权而又承担按份责任”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其三，污染者责任份额确定规则。还有研究指出，第67条从字面来看，根本没有体现出任何关于“两个以上污染者”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的判断，因此，妄断本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中各污染者承担责任的确定标准缺乏明确依据。应当说，这一条规定的是对各污染者责任份额确定规则，而不是各污染者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因此既可能是各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再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份额，再行追偿；也可能是各污染者直接根据上述因素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份额，然后按照此份额向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5]上述分析其实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第67条规定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二是该条规定的责任形态并不一定是污染者对外承担的按份责任，而是污染者内部责任份额的确定规则。
显然，各方对第67条的含义存在明显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性质问题，该条属于共同侵权还是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二是责任形态问题，属于外部按份责任还是内部责任份额确定规则？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能形成对第67条的四种不同理解：一是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共同侵权但承担按份责任；三是分别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四是分别侵权但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四种理解存在于不同分析当中。
前述民法室的解释显然属于第三种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误解，即把过错责任原则当作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进而认为环境共同侵权亦需要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如果没有意思联络则不属于环境共同侵权从而也不适用连带责任。其反向逻辑是，既然本条规定不适用连带责任，那么它自然不属于环境共同侵权。实际上，由于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环境共同侵权当然亦同样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换言之，主观上的过错或者意思联络并非环境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既如此，数人环境侵权区分有无意思联络，对于是否构成环境共同侵权以及承担连带责任并无实质影响，自然也不存在“有意思联络则适用第8条共同侵权的规定，无意思联络则适用第67条的规定”这样在法律适用上的区别。所以，言之凿凿地认为该条属于关于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是很有疑义的。
而起草专家的解释属于第二种理解。对于该理解，我们赞成其关于该条规定的是共同侵权的说法，但不认可污染者承担的是按份责任的说法。我们认为，既然属于共同侵权，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按份责任完全可以作为是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之后的内部责任分担规则。这一方面符合共同侵权法律责任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连带责任在环境共同侵权领域具有正当性。鉴于此，我们更加倾向于将该条解释为第一种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按照一定的因素进行责任份额分配。
对于第四种理解，分别侵权但承担连带责任，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侵权责任法有类似的规定。客观而言，二人以上污染环境导致损害，是否属于分别侵权，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取决于污染行为是否关联，损害结果是否同一等各方面因素。
与《侵权责任法》第8条至第12条的规定相联系，第67条可能属于分别侵权，也可能属于共同侵权。如果行为关联并且损害结果同一，属于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行为不关联或者损害结果可分，属于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不同的理解，形式上取决于条款的文字规定和我们对共同侵权本质的不同认识，实质上是在对受害人利益与加害人利益进行衡平。所以，第67条实际上可以从共同侵权和分别侵权两个不同层面加以理解。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如果行为关联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构成共同侵权，污染者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污染者之间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如果分别实施或者损害结果可分的，构成分别侵权，污染者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含义的进一步分析
已经有研究认为，数人侵权责任中，存在着“风险责任”和“最终责任”的区分。风险责任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自己责任份额部分的责任，其性质是受偿不能风险，该责任是就责任人的对外关系而言。最终责任是就责任人的对内关系而言，是指数个侵权责任人内部之间最后各自分担的责任比例大小。[6]
（一）作共同侵权和连带责任理解
参考上述思路，第67条完全可以被解释为环境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即：“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污染者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污染者之间承担[7]（按份）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在该解释中，污染者对受害者统一承担“连带责任”，该种责任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外责任，而污染者之间承担“按份责任”，该种责任是一种内部分担责任，其分担标准或者依据是“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前后两层意思以句号隔开，使外部连带责任与内部按份责任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如果我们联想到《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的草案稿和有关的学者建议稿，也许会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这种解释的认同。《侵权责任法》二审稿第70条规定：“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除能够证明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排污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等情形确定。”这一条共有前后两个完整句式，以句号隔开。从纯粹字面理解，该条并没有对“承担赔偿责任”和“排污者承担责任”这两个表述中的“责任”作出任何限定说明。对于前段中的“责任”，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排污者对外统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后段中的“责任”，则可以理解为排污者内部之间分担的“按份责任”。而且由于有句号这一意义符号的连接，前后两段之间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逻辑递进关系，其意在表明：排污者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对内承担按份责任。这种理解并非不可以。《侵权责任法》三审稿第67条基本上沿袭了二审稿上述条文的形式和结构，其表述为：“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除能够证明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外，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从字面上，仍然可以按前述对二审稿条文的含义进行解读。
（二）多数立法建议稿的理解
实际上，对于数人环境侵权的性质和责任形态，在之前所有学者关于“侵权（责任）法”或“民法典侵权行为编”的建议稿中，凡涉及数人环境侵权的，多数观点认为应当确立为共同侵权并且承担连带责任。譬如，梁慧星教授关于“民法典草案”的建议稿第1606条认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本法第1552条规定的连带责任。[8]杨立新教授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建议稿第118条也认为，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9]其他关于“侵权法”的建议稿亦认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排污者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本法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即承担连带责任。[10]而只有王利明教授的建议稿第1931条认为，污染源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原因的，应当由排放污染源的行为人根据排放量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11]
由上可见，主张数人环境侵权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似乎更占优势。这再一次从侧面表明，关于数人环境侵权，立法上单独提出“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并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在学理上缺乏普遍支持。当然，第67条也并不排除这样的理解，即：如果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可分的，则污染者之间按照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量等因素承担分别责任。总而言之，由于缺少损害结果说明，第67条没有对数人环境侵权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还是分别侵权作出明确定性，所以该条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数人侵权后划分内部责任的基本规则。
三、对《侵权责任法》第67条立法理由的评析
假定即使第67条规定的情形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或称分别侵权、分别环境侵权），我们还可以追问，立法者作出这样规定的理由是否正当？这个问题仍有分析的意义。
（一）第67条的主要立法理由
规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立法者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12]
一是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和促进小企业治理污染。根据立法者的分析，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能更好地保护受害人，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值得商榷。污染损害发生后，受害人从赔付能力考虑，一般会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由于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排污多的小企业积极治理污染。
二是连带责任的规定会增加诉累。部分排污者承担连带责任后还需另行起诉，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等因素在排污者之间追偿，增加诉累。因此，应当规定按份责任，直接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排污者责任的大小。如数家企业向同一河流排污，河水被污染致使饮用该河水的居民感染疾病，受害人起诉这数家企业，允许被告依据本法第六十六条提出反证，如果任何一个企业能够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承担责任。剩余企业承担按份责任，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责任大小。
（二）对立法理由的简要评析
对于有关无意思联络的数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按份责任的两点立法理由，其中关于连带责任增加诉累的说法，前面已经有过论证。这里，我们主要对连带责任是否会加重大企业负担这一点予以分析。
立法者规定按份责任的首要理由是，污染损害发生后，受害人从赔付能力考虑，一般会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而大企业由于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排污多的小企业积极治理污染。这一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难以让人信服。
1．大企业与小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比较
立法者一个重要前见是，大企业处理污染物能力较强，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污染物多。[13]该前提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加遵守环境保护规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因此排放的污染物可能更少。在客观上，大企业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去采用先进的污染防治设施来控制和减少污染。但是，排放污染物受客观能力、主观愿望以及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无法想当然地推断，大企业防治污染的主观意愿比小企业更加强烈。从逻辑上讲，企业排放污染物的多少以及处理污染物的能力与企业规模（经济总量）大小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结果上，大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也并不一定比小企业排放少。
实际情况也并非立法者想象中的那样。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共监测了3486家废水国控企业，[14]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8％，其中，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企业占监测企业总数的64％；监测的3557家废气国控企业，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3％。其中，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企业占监测企业总数的59％；监测的1587家国控城镇污水处理厂，平均排放达标率为70％，全年监测全部达标的污水处理厂占监测污水处理厂总数的53％。[15]虽然国控企业并不是以企业规模为主要分类依据或依据之一，但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知名大企业。[16]上述统计表明，大企业违法排污的形势并不乐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苏杨先生在一项有关中国中小企业污染治理融资机制的研究中，更进一步对比了大企业与小企业排放污染物的表现。该研究分析认为：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工艺日趋一致，单位产值的排污量差别已很小；从生产工艺环节上来看，小企业的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与大企业是相近的；就全国范围来看，在某些指标上，企业的经济规模对主要污染排放物浓度的影响已经很小。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东部地区，对高污染企业无论规模大小监管都比较严格，中小企业如果不进入工业园区集中生产集中治理，即便允许生产也会因治污使产品成本大幅增加，难以与大企业竞争。积小成大的处理方式和严格的监管使小企业的污染物处理率不低于大企业，小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与大企业无显著差别。例如，温州的制革业中年产值6亿元的大制革厂万元产值工业废水CoD排放率为0.15吨，由31家小企业组成的鹿城区下岸制革基地的这个数值也为0.15吨。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环境监管不力及地方保护等原因，同行业内重点污染源的达标率普遍低于所有污染源的平均达标率，即大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高于本地区的行业平均值。从笔者整理的环境共同侵权案例来看，加害人为大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也不在少数。这一现象在台湾地区也得到了印证。有资料显示，台湾地区法院重要的环境损害案例，其中被告当事人（加害人）多为大型国营企业。[17]
由上可见，企业规模与其污染防治力度并无内在关联，大企业处理污染物的意愿、能力和效果并不强于小企业，在有些时候，大企业单位产值所排放的污染物更多。所谓以大企业排放污染物少为由而认为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的观点，其立论依据和前提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2．大企业与小企业的诉讼负担比较
即使假定大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比小企业更少，也不能得出“规定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这样的结论。众所周知，承担连带责任之后还享有追偿权，可以实现赔偿责任在加害者之间的公平分担。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均规定了承担超过其份额的连带责任后的加害人可以对其他加害人行使追偿权。瑞典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其实，即使受害人起诉大企业，也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强有力的受偿保证。大企业仍然是存在经济风险和环境风险的，其清偿能力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保证。[18]受害人起诉大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验下意识的考虑，并非专门针对大企业提出的不平等过分要求。
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为了给受害者提供更有力的受偿保障，它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的侵权责任人，并不考虑侵权人的企业规模大小。立法者以连带责任加重了大企业的负担为由而不予采行该规定，在逻辑上很难得到充分证明。这种立法理由，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立法和政策中存在的“大企业中心主义”思维。
有意思的是，有的学者主张在数人环境侵权中承担按份责任，不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大企业的负担为理由，而是以连带责任会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为理由。邱聪智先生就认为：“鉴于公害之赔偿，数额甚为巨大，……如果严守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则中小企业势必常有因赔偿而遭受破产而消灭之威胁。故吾人以为，在复合公害之场合，除非其恶害源主体间有强度之结合关系，如日本四日市空气污染形成呼吸系统栓塞症，涉嫌加害之六家公司，因其间有互相依存关系，而形成所谓‘四日市第一工业群’，应负担连带赔偿责任者外，一般性之复合公害，似应采取分担责任之方式赔偿，较为合理。”[19]加重中小企业负担的担心，表面上与因为诉讼过程中的“深口袋“规则[20]而加重大企业的负担这一担忧南辕北辙，实质上都反映了平等保障企业经济自由的所谓“平等”思维。在按份责任主张者看来，与受害人的利益相比，作为加害人的企业的经济负担是一个需要侧重关注或者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换言之，为了企业的经济发展，让企业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是不合适的，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笔者以为，姑且不论企业最后是否真正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赔偿责任，单就这一利益偏向而言，这反映了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中的观念痼疾，即：企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经济利益高于受害人的生存和人身利益以及公共环境利益。侵权责任法关于数人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认为按份责任优于连带责任，其理由之一竟然是出于企业经济负担的考虑，这反映了民事立法的企业逻辑而不是人文逻辑，经济逻辑而不是环境逻辑。
总之，我们认为，连带责任制度的适用，并不区分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大小，并不因为企业大小而偏向于大企业或者小企业。同时，侵权责任的清偿能力并不以企业规模大小为主要的或者惟一的判断依据。所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连带责任的规定都不会导致大企业最终负担的加重，不会损害其适用的公平性。由于大企业通常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受害人起诉经济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让其承担连带责任，更加符合罗尔斯所主张的体现“能力差异”的公平正义的要求。立法者追求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所谓的利益公平，不过是一种并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幻公平，这一假想背后，牺牲的是受害人的利益和环境利益。
四、《侵权责任法》第67条作按份责任理解的司法影响
在司法应用层面，《侵权责任法》是法院审理民事侵权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如果第67条的规定作为规范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的直接依据，对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会带来什么影响？
（一）难以确定的按份责任
按第67条，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按份责任中的责任大小能否合理确定？显然，要确定责任大小，法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综合分析不同污染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各种复杂的科学技术因素而加以确定。如何区分不同加害人的责任大小，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
区别责任大小，首先涉及举证责任。就证明责任而言，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或者事实，由谁来举证证明？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可见，从现行证据规则来看，污染者负有证明上述相关情况的责任。国外亦是如此。譬如，在日本，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人需向法院提交自己事业场所的排放量、排放浓度的记录。但是，这同时面临一个证据真实性的辨别问题。在中国，排放者违法排污篡改排放记录或监测记录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现象反映到诉讼中，很容易产生加害人提供虚假证据的现象。如何防范和辨别虚假证据？这有赖于抗辩双方的质证以及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义务。
受害人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证据真伪进行鉴别进而提出有效的质证？显然，这是值得怀疑的。受害人无论是在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还是在提供信息的技术能力方面，均远逊于加害人。正因为如此，相关环境单行法规定了监测机构的强制监测义务。但这样的条款，其弊端重重。[21]最后的后果是，受害人很难有能力辨别证据的真伪。这样，证据真实性辨别的任务就主要落到法官身上。而在没有针对第67条作出更加细化的司法解释或其他配套规范之前，该规定在帮助法官分辨证据认定事实方面几乎难有作为。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本身具有专业性强、案情复杂的特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往往要涉及到化学、生物、物理等自然科学领域，而这些学科知识又正是那些法律专业背景出身的法官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法官要运用当事人提供的高度专业性证据材料来准确认定案件的科学事实相当困难，尤其对于各污染行为人排污的具体情况的认定有相当的难度。二是法官难以根据侵权人的排污具体情况精准地推导出各侵权人对环境损害后果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司法实践中，为逃避、推脱责任或者其他原因，污染行为人在关于排污问题上往往采取隐略式的举证，不会向法庭提交于己不利的证据。法官无法通过这些存在“偏差”的证据来认定各排污行为对损害后果的致害程度，也就无法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7条的规定来解决各侵权人争执的责任归属、责任大小问题。[22]更重要的是，由于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和环境监管的粗放，很多污染者并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污染物排放记录和监测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污染者的按份责任作出明确的划分。
总之，在二人以上导致的环境侵权案件中，由于各个侵权人排放污染情况、损害范围大小以及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的证据涉及复杂的技术因素，特别是要对它们进行区分，存在明显的技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很难确定按份责任的具体比例。如若穷尽手段勉力为之，势必增加法官的裁判负担，降低法官的裁判效率，最终影响到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
当然，在连带责任制下，法官最终也要区分加害人内部责任的大小，也会面临如何区分责任大小、如何辨别证据真伪的难题。因此，对于责任大小的区分，可能是处理所有数人环境侵权案件时面临的共同难题。但不可否认，在按份责任制下，区分责任大小的难题从诉讼一开始就贯穿受害人司法救济的全过程，而不象连带责任中那样权且可以在求偿诉讼程序结束后通过加害人之间的追偿程序加以解决。从对受害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司法救济这个角度来说，按份责任的适用，存在程序冗长、效率低下的弊病。
（二）或被扰乱的司法预期
如前所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不同企业分别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会就有关排放污染物以及污染侵权方面的事项形成“意思联络”或者具有“共同过错”，甚至污染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也不那么容易判断。即使是立法者们也承认，现实中的环境污染共同侵权，从各行为人的角度考察，在污染者彼此实施侵权行为之前，一般没有主观上的意思联络。[23]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数人环境侵权的情形，基于污染行为（物）复合的事实基础，法官通常作为共同侵权案件对待并判定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不少案件在连带责任的基础上还对加害人的内部责任进行了划分。这几乎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法官、律师和当事人对此类案件形成的稳定司法预期。在这种实践背景下，第67条的出台，使得原来被认定为环境共同侵权的案件，将被重新定性为“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进而适用按份责任的规定。这必将扰乱司法实践中长期形成的稳定预期。而且，由于“意思联络”环境共同侵权的情形在现实中很少发生，或者即使有也很难判断，这样绝大多数关于数人环境侵权的案件就将被67条所控制，几乎不能或者很少能够适用于关于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共同侵权及其连带责任的规定将在大多数环境案件审判中被束之高阁弃而不用。这对受害人和环境保护而言不是一个好现象。
综上所述，按份责任没有注意到我国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和环境责任保险尚未建立的具体现实，忽略环境侵权及其诉讼的特殊性，无视当事人地位的天然不平等性，夸大加害人的行为自由，造成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利益格局的进一步失衡，使受害人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不利于对受害人基本权益的有效保障。按份责任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利益中心主义的政策导向，把企业经济利益置于受害人生存利益以及公众环境利益之上，不能对排污行为起到应有的威慑和监督作用，无法遏制排污者的违法倾向。总之，无论是基于学理的解释还是司法的适用，第67条都不宜被理解为无意思联络数人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即使第67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也应当按共同侵权来承担连带责任。在连带责任的基础上，第67条应当被理解为加害人之间内部责任的划分规则。
注释:
[1]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页。
[2]参见前注[1]，王胜明书，第337-338页。
[3]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4]参见前注[3]，杨立新书，第220页。
[5]参见薄晓波：《数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载《环境经济》2010年第8期。
[6]参见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数人分担的一般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7]该处所使用的“承担”一词，准确地讲应是指“分担”，即污染者之间分担责任，方能体现“按份”的意味。参见前注[6]，王竹书，第205页。
[8]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9]参见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10]参见侯国跃：《中国侵权法立法建议稿及理由》，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11]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12]参见前注[1]，王胜明书，第338页。
[13]立法者在此使用的“大企业”与“小企业”的概念，其区分标准比较模糊且具有相对性，并不是严格的法律术语。在政策上，国家对于大中小企业的分类标准主要是根据企业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经济性指标确定的，并不涉及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考虑。参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等：《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
[14]国家环保部门重点监管的国控企业（国控污染源），其筛选方法主要是“将工业企业分别按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大小排序，筛选占工业排放量65％的废气企业；分别按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大小排序，筛选占工业排放量65％的废水企业。”参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通知》，环办[2009]34号。由此可见，国控污染源一般都是排放污染物较大的重点污染源，而不一定是规模以上的大企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企业排放污染物的多少与企业规模没有必然联系。
[15]参见《关于2009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及污水处理厂主要污染物全年排放超标情况的通报》，载《环境保护部公报》，2010年第4期。
[16]参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通知》，环办[2009]34号。
[17]参见“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国际环境损害判例集编》，2005年，第23页。
[18]青海同仁铝业是当地的一家国有大企业，因污染周边环境而赔偿受害者220万元，但该企业很快停产，负债2.3亿元，净资产负5155余万元，根本无法履行赔偿责任。最后法院把其两大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终得以执结全部赔偿款。参见张慧宁等：《两千村民四年索赔终获执行》，载《中国环境报》2008年7月24日第3版。该案表明，企业规模大小并不是判断企业环境保护状况的主要或者重要依据，亦不是判断企业债务清偿能力强弱的主要或者惟一依据。
[19]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20]所谓“深口袋”规则，是指受害人在诉讼过程中，通常首先会起诉赔偿能力较强的加害人。
[21]参见唐忠辉：《论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强制监测义务》，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7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8
内容提要:《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整个侵权法规范体系面临着重新调整。《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可能有四种关系：与《民法通则》之间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与《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环保法》之间有两层关系；与《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环保法》之间有两层关系，即首先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其次《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与这些法律构成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其相关章节与这些法律则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间则构成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
一部新的法律通过后，必然会对现存的法律规范体系产生影响。法律规范体系必然要经历一个调整期，以使受到冲击的整个法律规范体系恢复到应有的和谐状态，为法律适用和社会关系的有序运转提供规范基础。法律规范体系能否恢复到应有的和谐状态，一则与新法本身有关，二则也与对法律规范相互之间关系的解释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侵权责任法》与其他对侵权责任有规定的相关法律一起构成侵权法的体系。该条规定意在处理《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关系。但在具体适用上，是否能够按照本条规定所言，对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值得讨论。
为行文方便，以下将《侵权责任法》定义为基本法律，将其他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法律定义为其他法律。除非特别指明，此处的“基本法律”并非《立法法》第7条第2款意义上的基本法律。如此定义，有两层含义。其一，如果《侵权责任法》是《立法法》第7条第2款意义上的基本法律的话，那么它应当由全国人大而不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众所周知，《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其二，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可能不限于侵权责任法体系的范畴。因此，将其放在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视野中讨论，会使得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意义。
一、与侵权责任相关的其他法律相对于《侵权责任法》存在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规范某一重要社会生活领域的任务，基本上都不能依靠一部法律规范来完成。一般的情况是，由基本法律搭建规范的基本架构，然后再由其他法律对基本法律进行补充和完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之更妥当地规范社会生活。
侵权法律规范也属于此种情况。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法的规范构成侵权法的基本规范，一些如《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环保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范，构成侵权法的其他法律。上述这些法律规范，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法上的侵权法体系。
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关系，类似于电脑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或者插件的关系。操作系统是整个电脑运作的基础。应用软件或者插件则使得电脑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应用软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修改和变动；但是，应用软件必须建立在操作系统的基础上，受操作系统基本规则的制约。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对于整个电脑系统的正常运转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互相配合和协作，使得整个电脑系统既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又能够留有充分的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电脑的应用价值。基于此，在《侵权责任法》第5条对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法律的关系作出规定，非常具有意义。该法第5条的规定是一种引致规范。它既是一个接口，使得其他法律可以进入整个侵权法的规范体系；同时，第5条又应当是一种法律适用规范，可以使得其他法律进入侵权法规范体系后，能够各司其职，和谐相处。因此，对第5条加以认真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问题的复杂性：法律规范体系的经验或教训
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在专业学者之间，在国家行政机关，也会发生意见的分歧，更何况一般的社会大众。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司法机关适用上的巨大困惑，并造成对社会生活的不当干扰。以下，笔者先讨论两个既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方面经验或者教训，结合《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说明认真梳理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
《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保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这两个条文是现行法上规范环境侵权责任、尤其是规范环境侵权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的主要规定。关于这两个条文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
1.观点综述
一种观点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是矛盾的，要对《民法通则》第124条进行重新解释。该条所称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项排污标准。《民法通则》第124条所解决的是法律适用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问题，即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案件，应首先适用《环保法》等专门法律法规。排污超过标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无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之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即使加害人的排污没有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是其排污行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也违反了保护他人生命健康权的法律规定。[1]
有环境法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提到了“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看起来属于过错责任。但从法条的安排上看，该条又与一些实行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规定在一节中。这种规定或许是立法者当时因疏忽而犯下的错误，但其实际上肯定了环境污染损害实行无过失责任必须具备违法性要件。在适用《民法通则》与环境立法有关环境侵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时，应当注意两种违法规定的区别：第一，以《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的标准，将违反法律规定作为行为具有违法性的依据；第二，以《环保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为代表的特别法规范为标准，将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作为行为具有违法性的依据。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有关环境侵害赔偿责任既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又可以适用《环保法》或其它单项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有关民事特别法规范的规定时，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原则先行适用特别法规范。鉴于《民法通则》第124条有“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用词形式，实践中许多法院在认定加害人赔偿责任时存在着查明加害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且以环境标准作为违法的判断依据，否则就不认定加害人侵权行为成立的做法。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属于适用法律不当。[2]
1991年10月10日，国家环保局针对湖北省环保局的请示，作出《关于确定环境污染
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复函内容为：按照法律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保部门处理。各级环保部门在处理赔偿纠纷、确定赔偿责任时，应当准确理解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环保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其他有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
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36条还明确规定，缴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的单位或者个人，并不免除其赔偿损失的责任。
2.对上述观点的评述
（1）法律之间关系的三种可能性
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法律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按照《立法法》第83条前段的规定，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这就是所谓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制，在具体法条的处理上相对复杂。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必须同时做规范上的修正。只有当系争法条分别规定的法律效力在存在上已规范地评价为不能并存时，该逻辑上的特别与普通的关系，才在规范上进一步将之定性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3]
第二，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按照《立法法》第83条后段的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就是新法优先于旧法的规则。新法之所以优于旧法适用，是因为可以假定立法者在制定新法之当时，有意废止与新法相抵触之旧法。[4]
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规则和新法优先于旧法规则，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特别法与一般法、新法和旧法必须是同一机关制定。换言之，根据第83条的规定，只有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才能够谈得上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新法优先于旧法的问题。
如果不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则属于上位法与下位法关系的情况。
第三，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根据《立法法》第87条第2项的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有关机关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可见，上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和下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属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
在法律之间的关系中，最容易发生混淆的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考察的重点就在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是《立法法》第83条所谓的“同一机关”。《立法法》第88条第1项前段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结合前引《立法法》第87条第2项，既然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那么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然属于上位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则属于下位法。
（2）笔者的看法
以上三种关系是学界关于《民法通则》第124条、《环保法》第41条第1款规定的环境侵权行为构成及法律适用的代表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民法通则》第124条中“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理解为法律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具体的排污标准。由于“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文义既包括法律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也可以理解为具体的排污标准，两种理解皆属于第124条的文义射程之内，因此，该观点是符合法律解释方法的。但是，此种结论的得出，其理论前提及结论在于不以“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第二种观点将《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认定为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这是关于环境侵权法律适用的流行观点。根据前面讨论的《立法法》第83条、第87条第2项的规定，一般法和特别法关系的前提，是二者皆由同一机关制定。《民法通则》由全国人大制定，而《环保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根据《立法法》第88条第1项前段规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属于同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属于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下位法。基于此，《环保法》属于《民法通则》的下位法。《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与《民法通则》第124条也就不是《立法法》第83条规定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将《民法通则》第124条理解为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规定，则不能将《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也理解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规定，尤其是不能将《环保法》第41条第1款理解为规定了与《民法通则》第124条不同的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否则，作为下位法的第41条第1款可能因为违反作为上位法的第124条，而由有关机关予以改变或者撤销。因此，针对《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的关系，需要做出新的解释。
国家环保局的复函为很多主张不将“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观点所引用，[5]并已经影响到了法院的判决。6笔者认为，就其文义而言，复函首段限定了其适用范围，即复函仅适用于“各级环保部门在处理赔偿纠纷、确定赔偿责任时”如何准确理解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范围。换言之，复函仅对各级环保部门有效。复函明确：各级环保部门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需要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换言之，如果当事人不请求，环保部门不能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当然也就没有适用此复函的余地。同年，国家环保局针对湖北省武穴市环保局的复函中称：根据《环保法》第41条及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处理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环保部门所作的赔偿处理决定不服，既不履行又不向法院起诉，环保部门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应明确告知当事人就原污染赔偿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环保部门关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的处理决定，并不具有执行力，仅仅是一种调解性质的解决而已。
复函关于自身适用范围的限定是必要的。因为对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规定，涉及民事主体基本的自由及权利保障，国家环保局无权规定。
即使将适用范围限定为环保部门应当事人请求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的范围，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复函关于污染赔偿责任法定条件的解释也是值得商榷的。复函断言：“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复函可以对法律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不能为了证明自己观点，而无视《民法通则》第124条的存在。因此，这一结论是武断的。至于“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云云，如果果真如此，由于每个正常生产的单位、正常生活的个人，都可能制造污染，因此都可能承担责任。缴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当然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因为排污费、超标排污费并非支付给受害人的补偿。但是，此点并不能肯定或者否认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
3.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
2005年第5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如下一则案例。
原告陆耀东的居室西侧与被告永达公司经营场所的东侧相邻，中间间隔一条宽15米左右的公共通道。永达公司为给该经营场所东面展厅的外部环境照明，在展厅围墙边安装了三盏双头照明路灯，每晚七时至次日晨五时开启。这些位于陆耀东居室西南一侧的路灯，高度与居室的阳台持平，最近处离该居室20米左右，其间没有任何物件遮挡。路灯开启后，灯光除能照亮永达公司的经营场所外，还能散射到陆耀东居室及周围住宅的外墙上，并通过窗户对居室内造成明显影响。在陆耀东居室的阳台上，目视夜间开启后的路灯灯光，亮度达到刺眼的程度。陆耀东诉称，永达公司的路灯导致其出现失眠、烦躁不安等症状，工作效率低下，严重干扰其休息，已经违反上海市《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的规定，构成光污染侵害。陆耀东于2004年9月1日提起诉讼后，永达公司已于同年9月3日暂停使用涉案路灯。
永达公司辩称：涉案路灯是为经营场所外部环境提供照明的，是经营所需的必要装置。该路灯不仅为被告自己的经营场所外部环境提供了照明，事实上也为隔壁小区居民的夜间行走提供了方便。即便如此，为搞好企业与临近居民的关系，被告在得知原告起诉后，已经切断了涉案路灯的电源，并保证今后不再使用，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另查明，《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由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上海市范围内实施。在该规范上，“外溢光/杂散光”的定义是“：照明装置发出的光中落在目标区域或边界以外的部分”；“障害光”的定义是：“外溢光/杂散光的数量或方向足以引起人们烦躁、不舒适、注意力不集中或降低对于一些重要信息（如交通信号）的感知能力，甚至对于动、植物亦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时，即称之为障害光”；“光污染”的定义是：“由外溢光/杂散光的不利影响造成的不良照明环境，狭义地讲，即为障害光的消极影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永达公司在自己的经营场所设置路灯，为自己的经营场所外部环境提供照明，本无过错。但由于永达公司的经营场所与周边居民小区距离甚近，中间无任何物件遮挡，永达公司路灯的外溢光、杂散光能射入周边居民的居室内，数量足以改变居室内人们夜间休息时通常习惯的暗光环境，且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因此永达公司设置的路灯，其外溢光、杂散光确实达到了《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所指的障害光程度，已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遭受污染的居民有权进行控告。
被告永达公司辩称，涉案路灯用于其经营场所的正常环境照明，是经营所需的必要装置。经查，涉案路灯不属于车站、机场、公路等公共场所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必须设置的照明、装饰用灯，只是永达公司为自己公司的经营便利而设置的路灯。永达公司完全有条件以其他形式为自己经营场所的外部环境提供照明，或者通过采取遮挡等必要的措施来避免自己设置的路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永达公司的此项辩解理由，不能成为其侵权行为的合理免责事由，故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保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被告永达公司开启的涉案路灯灯光，已对原告陆耀东的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造成了损害，构成环境污染。综上，法院于2004年11月1日判决：被告永达公司应停止使用其经营场所东面展厅围墙
边的三盏双头照明路灯，排除对原告陆耀东造成的光污染侵害。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刊出，鉴于最高法院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选编的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审理各类案件的典型裁判范例”，7很多人更将最高法院案例看作具有准判例的性质，因此，本判决也可以视为最高院的立场。
在本案中，被告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行为，是本案处理的关键。法官考察了《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根据该规范对“外溢光/杂散光”、“障害光”以及“光污染”的界定，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及《环保法》第41条的规定，认定被告永达公司开启的涉案路灯灯光，属于《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中的障害光，构成光污染，已对原告陆耀东的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造成了损害，构成环境侵权行为。判决书坚持了《民法通则》要求构成环境侵权行为需要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种思维及推理过程值得肯定。但是，判决书没有讨论《民法通则》第124条及《环保法》第41条第1款的关系，而将其并列引用，此种处理值得商榷。
4.笔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在解释上可以是互相配合和补充的关系。前者规定了侵权行为的构成条件，即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其落脚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并没有规定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后者具体规定了民事责任的形式，即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环保法》第41条只规定了责任形式，但没有规定侵权行为的构成条件。因此，《民法通则》第124条仅仅规定了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环保法》第41条第1款则仅仅了规定了侵权责任的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延续或者补充。因此，两者不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而是侵权行为构成和责任形式的衔接关系。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的话，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侵权行为成立的规定，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中需要有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规定的内容，而“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正好是过失客观化的表现，因此，环境侵权行为是过失责任。
与此观点形成佐证的是《物权法》第90条。该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作为较新的重要立法，第90条坚持了以“违反国家规定”作为约束不动产权利人的前提。换言之，该条坚持以“违反国家规定”作为划分权利人自由及他人权利的界限，值得肯定。
5.小结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讨论的意义上，由于《民法通则》和《环保法》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如果此时要先适用《环保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同时将其解释为有关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的规定，作为上位法的《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将被架空。这也是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原因所在。
根据《立法法》第87条第2款的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有关机关可以改变或者撤销。所以，《环保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必须与《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保持一致。
（二）《民法通则》第123条和《铁路法》第58条
《民法通则》确立的适用无过错的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责任和《铁路法》规定的铁路运输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和确定《侵权责任法》与其他相关侵权责任法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一般认为，本条规定就是现行法上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定。高度危险责任中，包括高速运输工具造成的侵权责任。火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因此火车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侵权责任，应当受第123条的规范。
《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铁路法》第58条规定同样在规范火车运输过程中的侵权责任，由此产生了《民法通则》第123条与该条的关系问题。二者的差异体现在免责事由上。第123条的免责事由是受害人故意，再结合《民法通则》第107条，除非另有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23条没有另外规定，所以不可抗力也是高度危险的免责事由。这样看来，二者的差异体现在：《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受害人故意时，行为人可以免责；而《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损害，行为人即可免责。再查《铁路法》第58条第2款关于受害人自身原因的规定，受害人自身原因毫无疑问比受害人故意的范围更广。这就意味着，后者规定了比前者范围更广的免责事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发生铁路侵权行为后，究竟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还是适用《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民法通则》属于上位法，而《铁路法》属于下位法。下位法的规定不得违法上位法。如果违反的话，有权机关可以予以改变或者撤销。《铁路法》第58条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否属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似乎嫌疑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铁路法》第58条和《民法通则》第123条的不同规定，法院在处理因火车行车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案件时，存在着适用上的混乱。有的直接适用《铁路法》第58条；[8]有的一方面承认铁路机车是高速运输工具，但在最终裁判时选择适用《铁路法》第58条；[9]也有人认为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同时又对《铁路法》第58条规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做限缩解释，将其解释为受害人故意或者受害人违反法律、行政法强制性规定的行为。[10]而铁路方面，则主张应当“优先、全面地适用《铁路法》”，[11]认为《铁路法》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12]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适用上的不一致出现在同一个法院的判决书中。此种混乱情况的出现，与《民法通则》和《铁路法》的关系没有理顺，有直接关系。
2010年3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铁路运输中发生人身损害，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造成的；（二）受害人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的。
就免责事由来看，该解释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但是，从法律体系来看，如何处理《铁路法》第58条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关系，尤其是如何能够绕开《铁路法》第58条的规定，还颇有讨论余地。
（三）小结
《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由此，规范上面讨论的环境污染责任的法律规范、规范高速运输工具包括火车运输损害责任的法律规范又分别多了一条，即如何处理《民法通则》第124条、《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以及《民法通则》第123条、《铁路法》第58条与《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关系，这些需要认真讨论。
三、《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法律的关系
法律之间的三种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属于同一机关制定的一般法和特别法、新法和旧法，以及不属于同一机关制定的上位法和下位法。
在此前提下，对《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加以讨论时，需要确定一项原则：即对于一项新出台的法律，学说及适用上应当采解释论的规则和方法，尽量维护法律的权威。
（一）《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关系
《侵权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民法通则》由全国人大通过，根据前引《立法法》第87条第2项以及第88条第1项，《民法通则》应当是《侵权责任法》的上位法，后者应当与前者保持一致。
较难解释的是现行大量的侵权法司法解释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一部新法的出台，往往会导致司法解释的变化。但是，《侵权责任法》生效后，现有的司法解释仍然可能继续有效。因为，现在的司法解释都是根据《民法通则》做出的。比如，《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等开篇莫不表明，“根据《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规定”“，做出如下解释”。
果真如此的话，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混乱，因为《侵权责任法》和现在的很多司法解释的规定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比如，《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责任方式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明显不同，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必须做出决定的是：在待决案件中究竟应当适用哪条规定？是《侵权责任法》的，还是司法解释的？
出于维护新颁布的法律的权威考虑，建议由最高法院对现行司法解释加以整理和修订；或者继续出台新的解释，根据新解释优先于旧解释的规则，解决这一问题。
（二）《侵权责任法》与《产品质量法》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的关系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规范侵权法律关系的法律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环保法》等等。《侵权责任法》与这些法律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也可能是新法和旧法的关系。
《侵权责任法》应当是规范侵权行为及责任的一般法。但是如果因此使得《侵权责任法》与这些法律之间构成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则这些法律要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后于这些法律规定适用。这当然不是立法者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本意。因此，此种解释不妥。
《侵权责任法》和这些法律之间的关系应当解释为两层关系。首先，《侵权责任法》相对于这些法律当然是新法，要优先于旧法适用。其次，《侵权责任法》第1章到第4章等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属于一般法，其他法律属于特别法。但是《侵权责任法》第5章、第6章以及第8章相对于《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环保法》，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即，在特定领域，这些法律都是调整该特定领域法律关系的一般法，《侵权责任法》的有关章节属于特别法，从而后者优先适用。此点可以《侵权责任法》第48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作为佐证。比如，《侵权责任法》第5章与《产品质量法》之间形成新法与旧法及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从而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章。以下举一例加以说明。
《侵权责任法》第5章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比较上述两个条文，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后者中生产者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包括缺陷产品本身损害的赔偿；前者中则没有对缺陷产品本身损害加以排除。在产品责任场合，如何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及程序，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大问题。这既涉及到合同法和侵权法的体系关系，甚至涉及到契约死亡抑或再生的问题，也涉及到诉讼如何提起的问题。13由于《侵权责任法》第5章与《产品质量法》之间属于新法与旧法及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根据《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新法优先于旧法适用、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则《侵权责任法》第41条将取代《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而适用。这就意味着，《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受害人可以请求的赔偿范围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
（三）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国务院制定的条例的关系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国务院制定，《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间的关系确定地属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因此《侵权责任法》第7章应当优先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适用。这可能意味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面临修改。
四、侵权法的规范体系及其适用
《侵权责任法》通过后，整个侵权法规范体系面临着重新洗牌和调整。《侵权责任法》5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可能有几种关系：与《民法通则》之间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与《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环保法》之间有两层关系，即首先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其次《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与这些法律构成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相关章节与这些法律则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间则构成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
侵权法规范体系的构建，意味着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也给法律适用带来了新的课题。但无论如何，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应当以《立法法》的规定为基本准则，不同法律之间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注释:
[1]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376页。
[2]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9-579页。
[3]在具体法条关系的处理上，又因构成要件为重合、包含或者交集而有所不同。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8页。
[4]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5]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90-91页。
[6]在贾某诉南京某建筑装饰工程公司案中，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认为，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或界限。参见张梓太、于宇飞：《从江苏首例家装污染案看环境侵权特殊规则的司法适用》，《科技与法律》2004年第1期。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征订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第9期，中缝插页。
[8]参见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04）京铁中民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
[9]参见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03）京铁中民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06）京铁中民终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参见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03）京铁中民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06）京铁中民再抗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9
关键词：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30-02
一、环境侵权责任的界定
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定义，学界的表述不同。有的学者提出，环境侵害具体指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致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侵权行为，是对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利益的侵害[1]。也有的学者认为，因从事生产、生活等活动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破坏生态和资源，直接或间接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的，就是环境污染侵权[2]。《侵权责任法》专章规定“环境污染责任”，尽管只有4条，但这是立法首次突出肯定环境侵权责任在侵权立法中的独立地位，该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定的义务，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导致环境被污染或者破坏，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的一种特殊侵权责任。
二、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在19世纪以来，各国的立法纷纷确立了认定过错责任原则，如1838年的《普鲁士铁路法》、1992年日本的《大气污染控制法》等。我国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客观上污染了环境并造成了损害，而不问污染者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因此立法对环境侵权责任采取了严格的认定过错责任原则。
三、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三个。
（一）须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被污染的环境致人损害是环境侵权责任研究的核心，因此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成为环境侵权责任的首要构成要件。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实践中表现的复杂多样，简言之，只要引起自然因素总体发生不良变化的行为都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常见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包括：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一定要具备“违法性”，对此问题，我国目前的立法存在着矛盾。《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污染环境造成损害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污染行为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对于此条的理解，学者指出这里的“国家规定”即为法律，意即如果只是污染环境而未违反法律者，即便造成他人损害，也不需要承担责任[3]。《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该法并未对环境侵权人承担责任提出行为违法性的要求。
基于立法上的这种冲突，学者间也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当不问污染环境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法，只要其行为致有损害，则构成侵权，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则认为排污主体只有违反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致有损害的，才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是以下几点。
第一，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环境保护法》的订立时间都较早，从当时的立法技术上未对此问题予以审慎协调，故而学者或执法者在对条文的理解中不能只是死板教条，而应该从宏观的角度灵活地进行理解。正如有学者提出对《民法通则》第124条重新解读，将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理解为“我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项排污标准，将其理解为是“法律适用”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问题[4]。
第二，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维护人类良好的生存环境，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在对待污染环境的行为时就不能只看该行为是否违反具体的法律法规，排污是否超过某一量化指标，而应当从防微杜渐的角度，无论该行为是否具备违法性，只要客观上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就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这样一方面保护了不特定受害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提高环境侵权人的侵权成本，从客观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第三，是否超过排污标准，与民事责任的构成没有关系。实践中，侵权人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排污标准之间有如下两种情形：行为污染了环境但是没有超过排污标准；行为既污染了环境又超过了排污标准。
（二）须有客观的损害事实
第一，污染损害具有潜伏性。一般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都是在行为发生时或发生后不久即能显现出来，但是污染所致人的损害，如疾病的形成，往往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被发现，即使发现也难以及时消除。因此污染造成的损害的这一特性使得其危害更甚。
第二，污染损害具有特殊性。污染损害行为多表现为长期的累积的损害，对环境有持续的不间断的破坏，即使为一次性造成的损害，如海洋原油泄漏事故，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也会持续下去，不会马上停止。
第三，污染损害具有广泛性。污染造成的损害是多元而广泛的，体现在三个方面：受害地域的广泛性、受害对象的广泛性以及受害利益的广泛性。大多数的环境侵权案件受害的地域面积较大，有的甚至跨越多个国家；受害人的数量较多，往往生活在一片地域中的人都成为受害者；受害人损害的权益是多元的，既有生命健康权、休息权等人身性质的权利，也有财产性的权利。
（三）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般的因果关系理论要求原因行为在时间上要先于损害结果发生，原因行为的存在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等。但鉴于环境侵权责任的特殊性，在这类案件中，造成环境污染的可能有多个原因，如多家企业同时向一个环境排污，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的周期一般较长，取证相对困难，再加之损害的潜伏性、持续性和广泛性，使得因果关系的证明比普通侵权案件更为复杂。实践中，除了适用传统的证明方法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新的证明方法。
1.盖然因果关系说
又称为或然因果关系说，指受害人在证明因果关系时，只需证明侵害行为能够引起损害的发生、而且这种可能性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可推定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运用在具体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只需证明：侵害人从事了导致环境污染发生的行为；众多的同样的损害在受害人所在地区已有发生。盖然因果关系说是建立在责任主体双方经济地位悬殊这一基础上的，一般认为，在这类案件中，侵害人比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能力更强。由于这一方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允许加害人对因果关系的不存在提出反证予以抗辩。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篇10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43-02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为了实现其立法目的，不仅规定了防止环境污染及环境污染破坏的法律禁止性事项，还规定了对违反法律规定者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是当代环境污染法的三大重要的法律责任形式，其中，对环境民事责任的研究在我国是最薄弱的。但是，经济发展在改善人们物质水平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现今中国处在法治的大环境下，因此，对于环境污染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是可行也是必要的，法律责任是保障法律实施的手段之一。我们知道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都引入了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我国的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便由此而产生了。本文限于研究目的和篇幅紧紧围绕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展开论述。
二、环境污染民事责任释义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污染者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污染，造成损害，依法不问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方面的法律后果。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特征是区分它与其他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有如下三大特征：其一，该责任是一种是民事侵权责任。环境污染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并无契约上的权利义务，因而不存在违约责任一说。因此，环境污染所引发的民事责任在性质认定或者说划分上是侵权责任，而不可能是违约责任，因为基本是施害人与受害人两方的主体，也不存在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情景发生。故而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之诱发来自侵权，而非违法契约的义务。其二，该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既然是特殊侵权责任，那么在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认定时当然地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换句话说，责任的认定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其三，它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民事责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通过物质赔偿的方式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填补，最大程度上使其回复到未受侵害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主要是承担财产责任的形式。
三、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法律要件
各个国家基于本国的立法环境、立法要求、立法技术、立法水平的差异，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法律认定要件的立法例势必会有所区别，但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两种立法例，即三要件与四要件的论争。主张该责任适用三要件的认为，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有实际损害的结果发生，加之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能够认定其成立；而主张四要件的除了前述的三个要件之外，还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从笔者的查证来看，法国、意大利、拉丁美洲等法系国家立法采纳三要件说。而诸如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或者地区采纳的却是四要件说，在我国的研究中，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偏爱这一理论。具体到本文的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认定上，笔者主张适用三要件。
（一）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类型：大气污染、水污染、环境噪音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污染、放射性污染。在考量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了污染环境之时存在一个判断标准之争论，据此形成两相对立的解释：一是只要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就不加其他任何之因素立即构成污染环境之行为；二是虽然符合排污标准但造成了损害的，也构成污染环境之行为[1]。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第65条规定来看，显然立法者采纳了后一种观点。符合国家标准并不得成为减责、免责的事由。
（二）施害行为造成了他人损害
如果只有危害或者妨害的状态，而没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就要求行为人承担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该是不妥的。环境污染行为只有给他人造成了损害，才可能产生侵权赔偿责任。我国法律上未限制环境污染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类型，因此损害既包括人身伤亡（例如造成他人患病）也包括对财产权（例如因水源被污染造成养殖户的鱼苗死亡）造成的损害。而就财产权而言，既包括直接的损害也包括间接的损失。此外，被污染者因清除污染而支出的费用也应当给予赔偿。
（三）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鉴于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过程中进行直接认定的操作性难度非常大，因此，应该采用推定的因果关系来替代直接、严格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即是在具体的环境污染案件中，我们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采用这样的认定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同一个环境污染行为的损害后果可能会由多个不同的行为引起，多个不同的行为共同作用才会使得损害结果产生，对于受侵害人而言，证明简单因果关系的难度已经很大了，何况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环境污染往往是复杂的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是有失公平的；第二，因为现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有限，尤其是环境污染的鉴定技术对科学水平的要求很高，这对于我国现有的物质支撑条件来说是无法达成满意的；第三，在环境污染的案件中，多因一果的情况常常会发生，如果要求受侵害人，分别去搜集造成这种结果的不同原因的证据，则更是难上加难[2]。比如我们都熟知的太湖水污染事件，形成如今太湖水质严重恶化的原因复杂多样，工业的污水污染、农业生产过量施肥、养殖业的过分扩张都是太湖水质下降的原因，如果有受害人诉诸法律渠道解决，他的证据搜集工程未免过于庞大，处于保障受侵害人权益的角度，也不能机械地套用一般侵权行为证据采集的方式。
四、环境污染民事的责任承担
从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立法的法律内容来进行观察，归纳出的结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有两种。排除危害显然是一种对于损害结果事前的阻断或者预防，而赔偿损失则是对于损害结果已经出现的一种补救的方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应当采用这样两种责任的承担方式，但从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功能来看，事前预防损害与事后填补损害恰好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互印证。
（一）排除危害
排除危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以及消除危险，这里虽然包含了三种方式，但是要注意的是它们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排除妨碍既包括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危害行为的排除，也包括对实际可能发生的环境危害行为的排除，其目的主要是在于使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环境污染损害归于消灭，同时还会有预防环境污染损害发生的作用[3]。
实践中，常常存在着忽视适用“排除危害”责任形式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在适用这一方式时，我们要综合考虑到环境污染行为的形式、性质，是否有排除的可能性、合理性，污染行为的严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将造成环境危害的社会效益同受害者所受到损害的社会效益进行比较，如果进行利益衡量后，认为适用排除危害的这种方式合理且对社会效益产生积极的影响，则应会适用这一方式。
（二）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是环境民事责任中最基本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承担责任的形式，也是对受侵害人的损害进行弥补的重要体现。在环境保护法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赔偿范围主要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环境损害的赔偿。
1.财产损害的赔偿。对此无论中外基本上都按照全额赔偿的原则来实际地操作，此原则的要求是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被纳入其中。具体地，对于财产损失来说又包括两种：进言之，赔偿的范围既有受害人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物质损失，也包括可以期待（或者称之为可得利益）损失。一是折价赔偿；二是实物赔偿。对于现有财产的损失既可以是实物的赔偿，也可以进行折价赔偿。但是对于既得利益的损害，只能采用折价赔偿的这种方式。
2.人身损害的赔偿。对于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我国主要是根据人身损害的程度来确立的，一般是人身损害的程度越重，相应地赔偿数额就会越多；而人身损害程度较轻的，则赔偿的数额相应会少一些。其人身损害的具体范围包括必要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收入、残疾生活补助、死亡赔偿金等。而日本的《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对于可能的或者潜伏的疾病也会予以赔偿[4]，由此可见，日本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要比我国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更加有利于被害人，这种规定也是比较合理和较为先进的。
3.环境损害的赔偿。环境损害主要是指环境被破坏或者污染后，影响到了环境的总体质量，损害了人们对安宁、舒适、美好环境追求的权利。由于环境损害赔偿中尚有一些问题未达成共识，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基本上都有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而没有规定对环境生态的赔偿。而实际上，环境污染行为对我们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例如环境污染事故造成河道里面的鱼大量死亡了，环境侵权行为人仅仅只是对鱼的损失进行赔偿，却没有清理河道直至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的部分，而恰恰后者才是更重要和更巨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虽已基本确立了，为保护环境与资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当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直接决定着是否构成环境民事责任，但由于立法的不够详尽，在实践中带来了困难，使受害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上述问题都需要从立法上加以完善，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为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奠定良好的保障基础，为人们早日创造出一个健康美丽和谐的生活家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60.
[2]高威.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与救济问题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