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1
1．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末，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英国兴起，随后全球都掀起“创意”的浪潮，这意味着创意经济社会的来临。而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城市既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及环境等支撑，而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发展与创意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城市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创意城市正成为解决工业城市遗留问题的有效途径，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城市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发展创意产业，纷纷提出发展创意城市的战略目标。例如，伦敦确立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东京制定了“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的发展战略；香港则着力打造“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1］。此外，联合国也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地创意城市的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theCreativeCitiesnetwork）行动，对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分别授予“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种称号。截至2017年10月31日，已有来自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研究联合国创意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例如：LeeKwangkug（2011）对日本横滨创意城市案例进行研究，认为横滨除大力发展创意文化工厂、企业、组织外，还应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创意文化的活动［3］。SasajimaHideaki（2013）对比横滨同欧美创意城市政策模式，认为创意城市政策除了政府发展兴趣为导向外，还应该关注城市周边环境［4］。褚劲风等（2014）分析了伦敦、纽约及联合国创意城市中六个“设计之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上海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要注重研发设计，优化园区品牌，汇聚创意人才，推动“设计之都”生态转向［5］。上述研究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3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比较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2
【关键词】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成都市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仅体现了经济水平的绝对增长，更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二三产业逐渐发展壮大，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在经济总量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了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城乡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如何协调城乡共同发展便成为了重中之重。成都市作为中西部经济金融中心，在2003年全面推行统筹城乡工作，发展独特的成都模式，2007年被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本文选取成都市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具体数据分析城乡一体化对成都市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案例分析
（一）成都市统筹城乡的主要措施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经济中心，区域经济发展对整个西部地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成都市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年―2007年，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
从2003年起全面推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主要的重点在于政府主导，以外力推动为主的城乡规划、政策制度、公共服务一体化，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以“六项政策”为原则，推进“三个集中”，建设“三个重点工程”：
（1）提出“六项政策”：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2）推进“三个集中”的发展模式：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以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效应，土地经营规模效应，并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3）建设“三大重点工程”的内容和目标：“农业产业化工程”，实现传统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农村扶贫开发工程”，构建多元参与的农村扶贫开发机制；“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推进城乡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均等发展。
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这一阶段的改革着力于农村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选择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确权颁证来更好的实现土地流转，作为综合配套实验改革的突破点。2008年开始土地确权，在有效的体系建立后，从2010年起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收益，同时土地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力推动城镇化进程。
总的来说，成都模式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二）成都市统筹城乡效果分析
成都市根据上述原则，实施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后，使得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显著成效，本文接下来将对城乡一体化目前的进展及效果进行分析。
（1）城镇化率显著提升，开创城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首先，我们通过图1反应的城镇化率的结构变化来看看成都的城市化历程，2002年的城镇化率仅有35.5%，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在2003年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后，城镇化率有了一个显著提升，2007年时已经迅速增长到53.56%，约是2002年的1.5倍，2007年之后进一步的土地流转政策使2012年新型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达到60.2%。
从2002年到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007.4亿元增加到5731.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59.4亿元增加到410.6亿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先后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实现了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根据城市化五阶段论，此时标志着成都将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2）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布局，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体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城镇化率的提高，它会通过促进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市场，从而拉动工业化发展。第一，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成为一种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城镇化过程与第一产业向二、三级产业转化的过程可以说是同步的。第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数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从而扩大消费。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释放了大量需求，有力推动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
图3
图2反应了2002――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深入，总体来看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水平。1978年，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落后，农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此时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占比接近80%，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非农人口逐渐增加，但增速比较缓慢，而自2000年左右起，非农人口占比急速上升，在2011年左右，超越农业人口，其占比最终稳定在约60%的水平（见图3）。
（3）推进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初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稳妥推进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在城乡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形成了用市场机制鼓励引导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推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组建市县两级现代农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农业物流投资公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渠道多元、机制健全”的投融资力量；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办法，引入农业担保和保险机制，增强了农业、农户抗风险能力和银行参与意愿，逐步破解了融资难题。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的形成，赋予了农民相对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快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4）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成都市在近年的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城乡公共服务公平化为目标，努力探索实现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在统筹城乡进程中，成都市政府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一是不断完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扩大卫生医疗覆盖面积，让居民享受公共卫生服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二是加强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提升教师素质和管理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三是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四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设施体系方便居民出行，加强绿化建设，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5）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成都市围绕“三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各区（市）县产业发展进行规划定位和重新布局，实行“一区一主业”，努力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市范围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安排项目、资金、资源，推动产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促进产业由主要依靠二产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转变。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建议
虽然成都市在统筹城乡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质的提高落后于量的增长。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化率显著提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但市民化水平依然较为落后，由于长期存在的二元机构体制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所以从观念上、社会保障制度、生活方式上来看，大量农村居民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中，依然存在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2）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管理比较混乱，产权界定不明晰，缺乏有效的评估办法和监督机制，不能充分维护农民权益。同时，缺乏通畅的信息交流平台，融资困难，土地流转范围窄，规模小。
（3）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之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出现人口过多，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现象，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4）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大力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城市建设缺乏地方特色。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接下来的重点首先将放在提高城市化质量，通过完善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障体制，使其子女取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提升市民化水平，使进程农民在城市中有尊严、有归属感的生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认真落实确权颁证工作，使产权得以清晰界定，建立完备而明确的土地流转办法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农民切身利益得以维护。最后，优化空间分布结构，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避免城市过度扩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维护自然历史特色，保留城市文化。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内涵[J].经济研究参考，2003，（5）.
[2]顾益康，绍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1）.
[3]王伟.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趋势概念的重新解读[J].菏泽学院学报，2010.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3
关键词：产业群；城市群；耦合发展；Granger因果分析
中图分类号：F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32-05
以城市群和产业群互动发展为核心，提升地区竞争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特色产业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资源和要素，使原本的优势更具有区域竞争力。因此，产业集群成为当今最为推崇和地方政府最为热衷的发展模式。但是，实际情况是许多地方“打造城市群”的规划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忽略了产业群与城市群发展的关联性，忽略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耦合效应。鉴于此，本文实证研究中原经济区产业群和城市群耦合发展所达到程度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和区域之间共同发展，马歇尔（2005）做了较为全面论述。对聚集在特殊地区的产业专业化，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这一概念，并指出外部经济是行业集聚的结果，这是因为某一行业在一定空间聚集以后，行业个体可以相互之间获得一定的外部经济性。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种外部经济的溢出效应做了解释。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角度。
1.成本。韦伯（1997）的“工业区位论”理论认为，企业普遍向耗费其更少支出的地点靠拢，以降低成本，当达到了某种聚集化程度之后便形成一种优势。
2.生产条件。格迪斯（2012）提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体系，认为一些企业会考虑到生态环境、经济现状、发展前景、工业布局等因素联合周边企业形成一定的地域组合体，这样的组合体可以更加完善各成员的生产条件。
3.经济增长。沙里宁（1986）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特定的经济体在城市的聚集，会促进该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并且这种促进发展的作用具有辐射效应，拉动周边地域的经济和社会同时发展。
4.竞争优势。克里斯泰勒（2010）在分析“竞争优势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产业集群概念，并通过建立“钻石模型”分析指出，一国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是其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点。极力主张一国的所有行业都积极投身国际竞争。
对于产业和区域发展，中国学者也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例如，曾忠禄（1997）、仇保兴（1999）、景普秋（2003）、徐林（2006）等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产业群发展的程序、模式、原因、环境、策略等，并针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这对未来中国不同地区产业群发展起到积极理论指导作用。
二、中原经济区产业群-城市群耦合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中原经济区（CpeR）是指，以郑州为核心、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为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部级经济区。为了深入了解中原经济区产业群和城市群发展之间的耦合互动关系，我们选择该地区人均GDp在5万元以上的郑州、洛阳、焦作、三门峡市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些城市产业群与城市耦合发展状况。
（一）指标选择
构成产业群实体的是众多企业。这些企业形成依次为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供应链。资金流是实现信息流和物流日常运作的首要基础；信息流反应资金流和物流的管理效率，；物流以资金流的货币表现形式对信息流做出反馈，是供应链的核心。“三流”相结合，完整的体现出产业群竞争力的评价标准。本文选择检验对象为中原经济区的制造业、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为指标，对应产业群供应链的“三流”。
本文选择的城市发展指标主要是人均收入、人均公共产品投入和城市绿化面积三个方面。公共产品的投入主要包括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样本数据选择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的相关数据。为了扩大样本数量，避免样本数据过少的缺陷，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年度统计转化为月统计值以获得较多的样本。
（二）Granger因果关系测试
滞后阶数选择对于VaR分析至关重要。常见的滞后阶数的统计标准有四个，本文选择最常见的两个标准aiC和和HQC。根据相关数据，估计结果如表1显示，选择2阶滞后效果最佳。
在Granger检验中，如果变量是协整的，那么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或者wald检验是无效的，因为检验统计具有非标准的不对称分布。考虑到协整问题，我们用修正的mwaLD模型进行Granger检验。mwaLD模型估计一个，其中是每个变量的滞后长度，是模型中协整的最大阶数。为了使用mwaLD模型，我们需要知道每个变量在模型中的协整特性。因此我们连续对每个变量运用aDF单根检验。表2给出了每个变量aDF检验的统计值。结果表明，如果我们选择滞后2阶，所涉及得变量是稳定的，且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
按照mwaLD模型的程序，我们通过检验具有2阶滞后期的VaR模型，并检验产业是否是城市发展的Granger原因，检验结果显示在表3―5中。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1）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的促进了四个城市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但对人均公共产品的促进只在郑州市和洛阳市有效果，而就城市绿化面积而言，制造业只在郑州市有影响；（2）信息业的发展对三城市的人均公共产品的投入几乎无影响，对人均收入和城市绿化面积只对郑州市和洛阳市有影响；（3）交通运输业对三城市的人均公共产品投入均有影响响，但对人均收入和城市绿化面积都无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原经济区城市群和产业群发展之间的发展互动关系，本文还需要检验城市群发展是不是产业群发展的Granger原因，即检验城市发展不是制造业、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检验方式同上，检验结果如表6―8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1）四个城市的发展都不是制造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即城市绿化面积增加、人均公共产品投入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都不能引致郑州、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地区制造业发展；（2）公共产品投入的增长都不能引致四城市信息业的发展；（3）城市绿化面积的增加和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能促进郑州和洛阳两市信息业的发展；（4）城市绿化面积和人均收入几乎不影响四城市交通运输业，但人均公共产品的投入增长能引致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三、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中原经济区的产业群和城市群的耦合发展还处于形成阶段，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之间相互推动发展局面尚未形成。
1.产业发展对城市的发展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很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制造业的发展对中原经济区四市发展存在显著的引致作用，而交通运输与信息业对中原经济区四市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比较微弱。
2.城市的发展对产业发展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城市的发展对中原经济区四市制造业几乎没有引致功能，对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引致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且只在特定地区有用。
3.信息和交通运输业对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发展促进作用有限，尤其是信息业。这表明，以资本和技术为依托的新兴信息产业在中原经济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起到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与中原经济区资本和技术基础相对薄弱不无关系。
4.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虽然可以依托中原经济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相对优势获得稳定的发展，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现代制造业越来越向资本和人才靠拢。相对于东南沿海而言，中原经济区经济落后，这就导致了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发展不能成为资本和人才的聚集地，没有充分实现城市群对资源的聚集和配置作用。
参考文献：
[1]阿尔法瑞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13-243.
[2]阿尔法瑞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李刚剑，陈志人，张英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13.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4
关键词：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
引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如果说农业文明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初步摆脱自然界提供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制约，那么工业文明则是标志着人类在农业文明形成的初步繁荣基础上，极大丰富和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又一次革命。城市化则是工业文明的自然延伸，是工业时代人类不断满足物质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之后进而在非物质的精神生活方面进一步拓展需求的结果，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业领域，伴随着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的集中，大量土地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领域也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就造成了“非农化”现象，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由农用转变为非农用的现象。由此，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应特别处理好诸如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以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工业化、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展研究，力求找出问题的答案，为有关方面决策提供借鉴。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一）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已经跨越了农业经济时代，农地非农化也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资源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趋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地位。无论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物质多么丰富、技术多么先进、生产多么发达，人们始终未能超越的一个事实就是：粮食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农业是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对于人口规模较小、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而言，通过国际农产品市场满足国内需求与其说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安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地选择。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一方面，如果放任农地非农化的发展，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风险，农产品的周期性和脆弱性可能使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无法自给而受制于人，形成国民经济发展动荡不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如果强行抑制农地非农化，显然又有违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法则，损害经济发展效率。
（二）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劳动者在农地转用后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改变了土地使用的方式，作为基本生存要素的土地参与价值形成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原来以地谋生的人口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对农地非农化的受影响人口而言，其出路不外乎二条：一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转入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前者而言，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农地非农化是否使他们完全失去了土地？如果只是部分失去土地，那么剩余的土地能否保证他们获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如果不能保证又怎么办？如果是失去全部土地，那又通过什么方式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土地？对于后者而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有无足够的非农劳动就业机会充分吸纳这些失去土地的劳动力？过去从事生产经营的劳动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幸的是，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看到两种极端事例：在中国，屡屡出现土地被工业和城市发展占用后的农民因缺乏基本生产资料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农地非农化的失地人口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拉美一些国家里，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但城市非农领域吸纳能力有限，形成了就业不足、贫富悬殊、治安混乱、环境恶劣的贫民窟，被人们称之为城市化的“拉美陷阱”。
（三）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农地转用各环节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农地的非农化，牵涉到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决定的农地属于国家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格局下，农地的转用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农地实际所有者、土地承包者、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农地转用后用地单位等。在农地转用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如何调适？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如何分割？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否则将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或者形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要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照顾到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取得利益均衡，必须制定出完善的法规制度，探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难题
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业生产能否保持平稳发展并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也关系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否以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式得到发展。目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具体而言，伴随农地非农化的大趋势，中国能否守住18亿亩耕地面积的红线，最终确保国家粮食供给安全。2007年以来，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推动了新的一轮物价普遍上涨，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粮食基本需要立足于国内供给的人口大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不能忽视，否则造成的波动和起伏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一方面，有学者和官员津津乐道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对照印度等国家由于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用地异常艰难而使得有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举步维艰的事例，对中国式的举国体制下的低成本土地征收和快速建设模式赞赏有加；另一方面，每年数百万计的部分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如何得到可持续的安置和发展，目前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和办法。
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又能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并借此推动农村经济、社会乃至增长制度的变革，使之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这其实是第二个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失地人口的安置和发展也好，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维护七亿多农村人口的基本权益，是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在维护农民基本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同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应该是挖掘内部需求，而这个内部需求的最大潜在力量来自于农村人口。要把这个潜在力量变为现实，离不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业化、城市化恰好为改革农村基本制度提供了一个外在动力，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如何把握这个机会，既取决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总体走向，也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具体政策的创新有关。
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别注意的重要关系
农地非农化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引起，由于以农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基础地位，即使在工业高度发达、城市水平相当高的社会里，农地非农化也会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其它机制传递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作用。因此，农地非农化必须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保持一种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
第一，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首先要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是工业化引致和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一定农地的非农化。我们不能盲目重视农地保护而绝对地限制农地非农化，没有一定数量的农地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无法完成。因此要摆脱单方面高度地、过于严格地限制农地非农化。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土地政策的演变历程来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所面临的土地政策是不同的，采取的政策举措也是在基本法律法规框架下随机应变的。在当前重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后发追赶工业化”的阶段，必须对土地进行合理而又详细的规划，划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用地，但同时也严格保护农业基本区域不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破坏。另一方面，农地非农化必须是适度的、可持续的非农化，不能是盲目的、过度的、粗放式的农地非农化。目前，现实中存在农地非农化过度、农地利用粗放、存量建设用地未盘活等种种问题，经济利益总是诱使和驱动开发商甚至联合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游走于政策灰色地带，千方百计钻政策空档，导致“占补总量平衡、质量失衡”、“先开发、后退耕”、“以租”、“未批先占”、“东占西补”等种种政策异化的产物。适度规模和控制农地非农化在当前显得较为迫切，但农地非农化靠行政上的命令和强调难以起效，更无法长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不能只靠行政的、短期的、原则性的政策规定，而是要建立结构性的、长期的、可操作的、法规化的机制以及细化的可操作措施。应适当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包括市场机制、行政机制、法律机制、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二，走以“城市圈”为载体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加快重工业升级转型，探索农地非农化的“内涵式”、“集约式”的利用方式和路迳。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必须对城市化发展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和规划。城市化路在何方？能否任由中小城镇盲目膨胀、星火燎原？中小城镇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发展路线可否持续？尽管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流动等角度来看，中小城市化发展路线似乎是一条代价小、发展快的城市化路线，但从土地集约利用和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平衡的角度而言，这种城市化路线未必最佳。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没有导致农地非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选择了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几个大都市的集中化城市道路不可行，但可以适当借鉴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挖掘自身特点及优势，也是可行之策。单纯的大城市化路线和盲目的中小城市化路线都在解决某几个方面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的产生，而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成渝城市圈”、“武汉城市圈”、“长株潭”等十五大城市圈为载体的集群式城市化发展道路则可取长补短。
尽管日本在工业化中期也采取了农村工业化路线，但我们应避免再走“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乡村化道路，而是应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改造和集聚式发展。在城、镇、村地理布局上，结合城镇发展及时合理调整村镇结构，突出中心镇、中心村，避免零散布局。降低因村落分散带来的自来水、电力、道路等对农地占用的需要。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中期”的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合理限制“开发区热”、“大学城热”、“高尔夫球场热”、“新区热”、“别墅热”等大量占用耕地的粗放式开发活动以及可能引起的房地产投机活动。
第三，理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利益链条与利益分配关系，打破地方政府“以地取财”的土地神话，保障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利益。中国耕地保护一直以来贯穿的是一种行政强制型的约束，这种行政约束一直在与农地非农化进行利益博奕，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对农地农用进行保护和鼓励。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收益主要被地方政府和地产商、房产商所瓜分，形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瓜分土地增值收益而让国家承担丧失耕地和农民承担生活风险的不平衡利益分配格局。一直以来都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作为农地保护实施主体与农地非农化受益者的身份，在任期内地区之间GDp指标竞赛以及财政扩张驱动的目标导向下，往往倾向于农地非农化。因此，改变农地非农化首先要剪断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链条。具体而言，借鉴日本土地增值收益归全民共有的做法，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获得收益，废除土地出让金，通过土地出让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中央统筹土地出让过程中的级差地租。同时，合法化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在现阶段极为重要。中国各地一度出现“抛荒”、“废耕”等现象，农地的收益让农民无利可图，他们宁愿选择放弃。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大大高于耕种收益的情况下，农民一时也可能被农地征用所诱惑，尤其在农民生计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农民的这种动力还比较大。应当对农地非农化后所产生的收益，以直补方式奖励“农地农用”和改善农地质量，在“农地非农所有”的情况下，让“农地农用”得以与“农地非农化”相制衡。
第四，吸取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地过度投机导致地价大幅上涨的教训，有效应对土地在非农化过程中的投机炒作。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都出现了地价高涨、房地产泡沫的现象。农地保护不是要严格限制农地非农化，而是要再保证工业化、城市化对农地的合理需求之上保障农地尽可能农用。从农地非农化的动力来看，要抑制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倾向，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缩小农地在农业与其他产业利用间的利益差距，也就是缩小“农地农用货币价值”与“农地非农用货币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有效抑制了土地投机。具体而言，抑制土地投机可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制定规划，使农地用途服从国土规划、城市规划和农地规划；二是从法律上严禁土地投机，从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始，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进行开发即视为投机。并且严格规定农地使用权购买者和农地开发者必须保持一致；三是农地非农化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由国家确定明确的公共利益范围和细项，避免公共利益的模糊化；四是农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必须上交国家，不再由地方政府占有，避免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面前的利益冲动；五是对农地过度投机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和全面管制。
第五，加强土地规划，细化农地分类，深入立法研究，制定长远的土地规划和可操作政策举措以及合理合规的法律保护。从日本农地非农化的经验来看，仅仅靠高度的管制很难确保农地的高效利用，建立一套相互协调和严密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制度以及规划，从以人管地走向以法治地，并且严格施法。其一，尽快出台土地征收专项法律法规。日本、韩国都对土地征收单独立法，如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韩国的《土地征收法》等，这些法严格限制了土地征用的范围必须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并且在法律中对征地程序、补偿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我国由于缺乏土地征用专项法，导致地方滥用征地权力，甚至随意出台行政规范文件，以极低的强制性价格征收农地用于非农建设，甚至是非公益建设。人地关系的紧张、农民财产意识的增强以及带有强烈计划色彩的土地征收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农地非农化诱发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大问题。土地征用法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公共利益目的进行专项公示，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是否违反公共利益进行独立审查；集中农地征收权力，必须经省政府审核同意；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结构，负责受理和裁决征地双方的争议与纠纷，以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建立严格的、透明的农地征收程序；建立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其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专项法。当前，村镇建设结构松散、布局混乱，大量农地被挤占，农村的农地非农化已经成为一个日显凸出的社会问题。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法律，对宅基地占有原则、建设标准等进行严格管理，对集中建设、规范建设进行鼓励，尽快整理农村宅基地挤占耕地的现象。其三，制定城市开发立法。加强城市开发规划，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占用进行规范。最后，对所有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避免法律法规的相互冲突以及部门之间的相互越权与推诿。
结论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20―30年时间里将仍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农地非农化在此期间也将保持相当的规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规，中国的农地转用制度包括农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个途径，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农地非农化的规模和节奏来控制宏观经济，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与“银根”相齐名的“地根”之说。参考借鉴国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相关问题，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宪法，1988、1993、1999、2004年修正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蔡继明.中国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三重效应[J].经济学动态，2006（8）
5.简新华.日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6.钟水映.基于粮食安全的我国耕地保护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9）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5
关键字：新型城镇化；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可以定义为，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发展的动力，统筹兼顾，推动城市的现代化、集群化，农村的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文化繁荣、经济高效、社会和谐、个性突出鲜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能稳步实现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道路。作为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中原经济区仍然面临着人多地少城镇化水平低等严重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现实问题，急需通过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来解决。
一、中原经济区的现状
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了河南全省，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2011年末总人口1.79亿，地区生产总值4.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3%、13.3%和9%，它地处我国腹地，承东启西，交通地理位置重要，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和能源原材料基地，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文化底蕴深厚，但同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却较低，这严重制约了中原经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原因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相互独立却不可分割的。在“三化”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中，新型城镇化连接了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以城镇的发展带动产业的集聚和经济的转型，以产业的集聚带来人口的转移，从而以人口的转移促进农业现代化，以达到“三化”互动互促协调发展的目标。因此，把握新型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新型城镇化对“三化”协调发展的引领作用是必要的。
（一）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关系
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城镇化为新型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场所和消费市场，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持和丰富的就业岗位，城镇化和工业化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就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它认为当城镇化率的发展阶段在30%―70%时，城镇化会取代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从而表现出依靠非工业产业来支撑城市发展的现象。而目前，中原经济区各市的城镇化率都已超过30%，已经处在转型期的初期。因此，发展新型城镇化以带动产业的集聚和经济的转型，去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成为了必然。
（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农业现代化是要求利用现代工业设备、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来发展农业，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武装农民，是一个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求实现农业机械化，将先进的设备大规模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因此，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要求拥有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条件。而中原经济区人口众多，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人多地少，严重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发展新型城镇化，提高中原经济区的城镇化率，才能够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使农村人口不断的向城镇转移，为实现农业规模化乃至现代化提供先决条件。所以说新型城镇化是连接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之间的桥梁，是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着力点。
二、发展新型城镇化引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破除体制障碍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深化改革，以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这样的制度保障包括了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革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是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阻碍“三化”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障碍。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虽然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但是由于拿不到城市身份，所以仍然保留着农村的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真正转移难以实现，农业规模化也难以真正实现。因此，要实现城镇化，就要破除二元户籍制度，但解决农民工的城市户籍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出台一些措施，每年解决一批农民工的户籍问题，逐步进行，以减轻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投入压力，例如，让在省辖市市区务工三年及其以上、有稳定工作、固定收入和住房的人员，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在省辖市市区就读的农村籍大中专学生，迁入本市城市户口；购买商品住房或投资兴办实业累计纳税到一定数额的，可申请在当地迁移入户。
（二）构建新型城乡体系
构建新型城乡体系就是要建立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五级城镇体系，其中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尤为重要。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很长时间仍然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所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就地创业、就近就业，为城镇化提供稳定的环境是一件长期而必要的任务。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的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的差距。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中原经济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重点和关键。要按照“分类指导、就业为本、科学规划、群众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支持农民参与，尊重农民意愿，实事求是，按照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
强化产业集聚
新型城镇化如果要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即是以产业的集聚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就业岗位的数量和承载能力来决定农民进程的速度和规模。中原经济区多数农业县（市）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生产要素聚集优势不明显，因此要通过发展产业集聚区，集约利用土地，引导产业向集聚区集中、居住与服务向城镇集中，实现产业发展与城镇发展的有机融合。这一方面使得产业聚集所吸纳的人口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持，另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也为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提供了条件，尤其是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考虑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共享和衔接，围绕产业集聚区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在产城融合的过程中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即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防止过度超前城镇化出现造城运动、形成“空心城”等现象。
参考文献：
[1]王健君，王子鸢.城镇化：后危机中国新动力[J].望，2010（10）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6
[关键词]石河子统筹城乡经济协调
一、新疆石河子垦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分析
石河子垦区城乡协调发展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十六大之后，中央领导集体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突出加以强调。总理把“城乡协调”作为这一届政府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之一。自治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推出天北经济带，而石河子位于天北经济带的中心，通过市场引导和政策扶持，石河子面临发展的大好时机。从内部环境看，中心城市石河子市经过五十年的开发建设，已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邮电通讯先进迅速，科教实力雄厚，文卫事业发达，金融机构齐全，国际国内业务配套，具有较强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功能。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农业，形成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具备较强的承载力，为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新疆石河子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在今后的发展中，石河子垦区将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高城乡空间经济的组织化程度，经过15年左右的努力或稍长一段时间，石河子垦区城乡将在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全面实现一体化发展。总体战略目标如下；
把石河子建设成为自治区、兵团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食品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要建立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教育科技文化发达、生活方便、交通便捷的垦区城镇体系。依托交通体系和经济布局体系，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一个核心区、四条带”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形态。
一个中心：石河子市；一个核心区：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市核心发展区；四条带：石莫公路沿线城镇集中发展带；石河子----下野地集中发展带；乌伊公路沿线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镇带；呼克公路沿线城镇集中发展带。
根据垦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在宏观层次上重点发展北区、中区、南区的中心城镇，并依据垦区发展条件的差异，各有侧重。（1）北区重点发展下野地镇、西营镇、新安镇。（2）中区重点发展石河子市。（3）南区重点发展石场镇。
三、新疆石河子垦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道路选择
1.形成团场、城镇与市区间布局合理、优势互补、相互配套的经济发展格局。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想适应的，以城市为核心的，开放型的垦区经济空间布局。垦区经济分区根据石河子南依天山北临沙漠，地块分散的特点，结合垦区发展条件的地域差异，将垦区分为三个经济区。
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区，包括石河子市区、一四三团、石总场北部、一四七团、一四一团、一四二团、一四四团，农业生产为工业和城市居民生活服务，石河子市是本区域的重点。
北部农业及其加工经济区，包括莫索湾的一四八团、一四九团、一五零团、下野地的一二一团、一二二团、一三二团、一三三团、一三四团、一三五团、一三六团。该区域农业主要发展粮食、棉花及其他副产品；西营镇（一四八团）、下野地镇（一四三团）、新安镇（一四二团）是本区域的中心镇。
南部能源、建材、畜牧业经济区，包括一五一团、一四二团、博尔通沟，南山煤矿、南山水泥厂。农业以发展养羊业为主，工业重点发展煤炭、煤化工和水泥及水泥制品业，同时，开发旅游业。石场镇是本区中心镇。
2.形成城乡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享受同等社会福利与保障的社会发展格局。在加快石河子垦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团场社会发展。团场职工在居住、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城市享受同等条件。实现团场保障与市区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分两步走:首先要把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即建立与城镇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基本保险法定化、补充保险市场化、救助保险社会化为主要机制的社会保障体系;然后,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筹资的机制,最终建立由覆盖全市城乡统一的法定的基本保障(由城乡社会福利、城乡社会救助、城乡优抚安置、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组成)、市级统筹的补充保险与以商业保险为主的附加保险等组成的城乡一体化。
3.形成城乡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生态发展格局。城乡发展应该把经济、社会与生态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合系统来考虑，应该把城乡生态一体化作为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最为重要的方面。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发展道路；要彻底打破城乡环境对立的旧格局，事实上，生态环境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形成以绿地和环保产业为依托的水净、土净、气净的都市生态环境。各团场的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的独立过程，也不应只限于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而且也同样包括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协调的社会进步。加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实现梯度转移型向互动互补型转化，这是石河子工业化发展到现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总之，城乡生态环境的融合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最重要的价值趋向和理念，对石河子这样的花园型城市，这一点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飞:石河子年鉴.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7
大会主旨报告由郭鸿懋主任委员主持,陈栋生教授、杨重光研究员、张可远副局长、马晓冬教授和江曼琦教授做了主旨报告。陈栋生教授以“中国城市/区域的新趋势”为题,阐明了在区域、产业、内外需求、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外资等结构全面调整的新趋势下,中国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时空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论述了城市、区域经济的演变趋势,以及新一轮城市化运动中应当考虑农民工福利等问题。杨重光研究员论述了“新型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强调新型城市化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质量,指出当前的城市化未能带动农村全面发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新型城市化的推进重点应突出中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小城市、中部地区、中部城市、扩大城市中产阶层,促进城市化全面推进。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曼琦教授的“城市新区发展动力与模式研究”,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回答了“新城生长的动因是什么?新城如何才能快速发展?”的问题。指出,新城开发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选择时机,避免在旧城容量还未饱和时盲目开发。从长期来看,产业驱动是新城建设的根本,尤其是具有推进型企业的产业驱动是保持新区(城)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政府在承担一部分推动职能的同时,应避免过多干预,应注重平衡协调新城与旧城的关系,协调好生产与生活、居住与就业的关系,和谐发展城市区域。张可远副局长以“区域中心城市-徐州的发展与规划”为题,介绍了徐州在全省的地位和徐州都市圈的长远发展规划。徐州师范大学淮海发展研究院马晓冬教授的“淮海经济区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研究”,在对淮海经济区城市化进程论证的基础上,运用重力模型分析了淮海经济区的中心性区位优势和城市经济联系特征,得出了城市经济联系势能和综合客运联系以徐州为中枢的结论,并据此构建了“一核心、五组团”的组团式城市群框架。
大会学术研讨分别由王圣学、雷仲敏、王雅莉和李树琮副主任委员主持,根据提交论文的特点,共推选了十三位代表做大会主题发言。这些大会发言主要围绕四个层面:
一是对城市经济学科发展和城市经济理论的回顾、思考与展望。郭鸿懋教授的“作为空间经济学分支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城市经济学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指出国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问题导向和集聚导向两个学派。作为空间经济学一大分支的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资源最优空间配置的科学,其理论体系由四部分构成,即城市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空间区位原理和城市集聚经济原理)、城市内部资源的空间配置、城市外部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中的政府行为。对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的应用推广,郭鸿懋教授还指出,一般的理论研究应区别于城市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前者侧重理论创新,后者则要介绍研究成果和提供研究方法。人民大学付晓东副教授的“60年来城市经济理论的沿革与发展”,梳理了中国当代城市经济理论研究60年来的波澜壮阔历程,对学者们在城市化、城市群、大都市、城市产业、城市竞争力、生态保护、开发区、住宅与土地经济、城市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天津社科院卢卫研究员的“中国城市经济学科建设的新任务和新思路”,认为城市经济学科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城市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创新,强化城市经济学的应用学科特征。青岛科技大学的雷仲敏教授从“新经济危机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对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修正”出发,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学者责任。
二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研究。如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锋的“科学发展与城乡统筹”的报告,特别提到了江苏省统筹城乡的经验。其一是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带乡,建立城乡联系网,推动联动,其二是超越城乡分治,以块为主,协调推进。第三是着力解决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强化农民权益,强化农民收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广西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寿思华的“加快推进工业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则强调要从新型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角度研究三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问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赵培红“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认为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应两端推进,不可或缺,应通过建立产业、空间、就业和帮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山东科技大学陈玉和教授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解析”提出系统思维的观点,建立各方共同参与机制。浙江师范大学的曹荣庆教授以浙江省金华市的婺城区为例,论证了处于经济发达区域的相对落后地区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弯道超车”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选择问题。嘉兴学院的徐桂英教授对嘉兴市统筹城乡就业政策的现状和绩效,从就业政策体系、职业培训体系、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几大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在郑州大学的张合林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王志锋副教授则从更细微的视角深入研究城乡统筹。张合林教授的“城乡土地使用权权能一致下的土地市场模型研究”在剖析我国土地市场制度结构的典型二元特征,城乡土地市场割裂的根源、矛盾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土地使用权权能一致性原理,并据此建立了权能一致下的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理论模型。王志锋副教授的“统筹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基于我国地区间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差异化现实,运用2007年省级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在投入水平、服务水平、支付水平、居民参与等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和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是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问题。王明浩副主任阐释了“城市发展的理念”,指出城市发展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市民创造充分就业,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发宜居住宅,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树立节约理念,发展循环经济,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发展绿色建筑;树立“城市是财富”的理念,珍惜城市资源,保护历史建筑,弘扬城市文化;树立城市安全理念,科学设定城市安防标准,确保工程质量,强化安全管理。上海交通大学罗守贵副教授的“上海中心城区区产业转型研究”,以上海市闸北区为例,论证了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区,如何在产业转型中进行合理定位,避免城市空心化的问题,说明了区在经济基础和文化条件都没有明显的优势的前提下,产业转型方向应从自身在大城市综合功能中找到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某项专门功能,并不断予以强化。南京大学王兴平教授等的“基于经济分析的城市规划用地指标研究初探”,认为以规划用地平衡表为代表的常规规划方法已明显滞后,市场经济时期,应把城乡统筹、经营城市、城投融资等规划思想和理念吸收进来,转向以经济平衡为核心的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增量用地的地方财政收益与相应的城建融资等三个方程,对新形势下的城市规划工作方法做了宝贵探索。西南交通大学的董晓松博士的“我国城市公共产品对住宅消费外部性的作用问题研究”,基于“交易不确定论”、“价值忠诚链”以及“认知失调”理论,构建了相应的概念模型,并通过对城市住宅市场的实证调查,阐明了感知风险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显著大于感知价值,并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态度。
四是城市与城市群发展问题。东北财经大学的王雅莉教授“对大连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核心城市的思考”,从我国的区域和沿海发展战略出发,论证了大连作为核心城市推动沿海经济带全面形成和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就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高效+国际的物流中心和期货+融资的金融中心”的未来发展定位做了描绘。东北师范大学李秀敏教授的“东北地区城市群集聚经济研究”,以集聚经济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机制这一理论为依据,实证分析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城市群,得出了“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仍处于以资本为主导的要素推动阶段,集聚经济远未得到发挥的”重要结论。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教授的“资源型区域城镇化动力”,以山西省为例,通过对省域层面的时序数据、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化演进中动力机制的双重性及演进中存在的质量不高、集聚能力弱、转型任务重以及资源环境制约等问题,并对资源型区域城镇化演进动力的新趋向做了概括。徐州师范大学欧向军教授的“基于经济联系强度的徐州都市圈空间重组分形研究”,从经济联系强度的角度出发,运用空间分形理论,对徐州都市圈的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发掘了徐州都市圈的空间特征和限制因素,并提出了优化措施。
学者们的精彩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和师生们的热烈反响和讨论。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8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9
关键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文献述评
城市作为类似于区域经济的经济活动集中地，城市的经济增长同区域经济增长一样，也要依靠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国内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的代表性研究有金相郁（2006）、俞立平等（2006）、姚先国等（2007）、高春亮（2007）、李培（2007）、柯善咨等（2008）、邵军等（2010）等。下文主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对中国主要城市全要生产率估算的研究
金相郁（2006）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中国41个主要城市在1990年至2003年期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发现：尽管有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其规模效率是下降的，城市的生产效率没有达到最佳规模状态。所以城市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技术利用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因为他们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俞立平等（2006）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城市的经济效率进行研究，发现城市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人口呈正相关关系，增加城市规模能够提高城市效率。这一点恰恰与金相郁（2006）得出的城市规模增长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相反。俞立平指出中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轻微下降趋势，城市规模效率呈低速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以东部地区城市为主。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
高春亮（2007）利用包络技术估算我国1998年至2003年216个城市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规模报酬状态，对扩张时期城市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改善，城市总体在良性轨迹上发展，但是部分大城市缺乏规模效率，投入-产出比例失衡，而部分中小城市技术效率不足，要素使用效率低下，主张合理化要素配置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才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
李培（2007）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中国21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地区间差异比较，但是没有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该研究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中研究，没有探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集聚效应的关系。
柯善咨等（2008）考虑了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工业集聚和城市生产率的内生性、邻近城市间的外部性构建了空间计量联立方程，利用2005年数据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截面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的相对集聚和劳动生产率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工业集聚和生产率在相邻城市间有明显的空间粘滞性和连续性。这一点与俞立平等（2006）得出的城市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结论相左。柯善咨发现我国城市就业的空间密度过高，其拥挤效应导致生产率降低。
刘秉镰等（2009）使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1990年至2006年中国196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此期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加2.8%，并在此期间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不过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还处于投入增长阶段，整体效率较低。但是俞立平等（2006）研究指出中国城市2001年至2004年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总体上是呈缓慢下降趋势的，城市规模效率呈低速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以东部地区城市为主，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加快技术进步。
邵军、徐康宁（2010）基于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度了我国城市生产效率增长、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研究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城市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降，并连续多年呈现负值是由技术水平下降导致的，但城市效率水平同期却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进。地级市的平均malmquist指数及效率改进指数，要高于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后者的趋同；西部城市的生产率增长与东部城市存在较大差异，生产率水平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二、对中国部分地区的城市全要生产率估算的研究
对地区城市和省内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代表性研究有：姚先国等（200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1999年至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国民经济的技术效率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并研究了2005年各城市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经济效率所需要调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数量。文章认为提高产业技术效率，优化投入要素的组合比例，加快技术引进和技术追赶步伐是推进长三角地区GDp增长的有效途径。
孙秀丽等（200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2004年山东省17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山东省整体上在城市发展方面的投入产出方面还比较均衡，有11个城市属于Dea有效（济南市、淄博市、枣庄市、东营市、济宁市、泰安市、威海市、日照市、莱芜市、临沂市、菏泽市），处于Dea有效的11个城市均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的阶段，都是规模有效的，其投入产出比均已经达到最优。在非Dea有效的6个城市中，处于规模递增阶段的有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德州市，这些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只有聊城市、滨州市。
余敦等（2007）采用2001年和2002年数据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效率进行打分，发现江西省城市效率得分悬殊，区域差异很大。南昌市在所有城市中平均得分最高（93.32），而宜春市得分则最低（59.71），最高得分是最低得分的1.6倍。按效率值分为4类城市：第1类为只有南昌市；第2类包括九江、萍乡、景德镇；第3类包括赣州、新余；第4类包括抚州、上饶、鹰潭、吉安、宜春。
高炜宇（2008）采用malmquist效率指数分析方法，选取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杭州、青岛、南京、成都、武汉、大连、沈阳、济南、哈尔滨，对国内大城市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国内大城市生产效率普遍提高的过程中，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大城市生产效率正在加快提升，同时国内大城市的发展路径和发展阶段已呈现出多样性。
三、对国内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述评
从以上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回顾中不难看出，一些已有成果不仅估算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特点，还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探讨推动生产率发展的积极因素及阻力，使国内学界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变化方向的研究，不同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多数研究没有考虑城市经济总量增长所付出的土地、生态和环境代价，这显然忽略了近年来存在并不断加剧的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土地、生态、环境之间的诸多矛盾。这些已有研究成果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有待改进。
（一）研究视角方面需要拓展
第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视角十分单一，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区域层面的、城市层面的、产业层面的单一层面研究，很少有研究把不同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整合，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关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地区间差异的研究较少。第二，无论是区域层面的、城市层面的，还是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研究，缺乏对研究对象所处经济环境的考量，缺乏对研究对象与本体外部经济联系的考虑。第三，以往研究中均未考虑集聚因素对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没看考虑环境污染对各个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没有把我国目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生态和自然环境的压力因素纳入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在投入方面，仅仅关注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的城市经济增长投入要素，忽略了土地、生态和自然环境等投入到城市经济增长中的机会成本；在产出方面，这些研究文献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都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或者行业产值、增加值等纯经济指标作为产出。而这只是经济指标，不包含其他社会指标信息。为了这个经济指标，我们付出的绿色代价并没有被核算进来。只是单纯考虑经济增长总量的大小及增长速度，忽略了城市经济增长的“非合意”产出，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这种研究视角下估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忽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二）多数研究以静止的、孤立的眼光分析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范式需要改进
具体总结为四点：第一，没有考虑到中国城市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放在孤立的、不变的“真空环境”中来研究，尤其是忽视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包括城市化、集聚经济等城市外部环境因素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二，没有细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效应给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优势及发展机遇，对城市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即如何最大限度利用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效应来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问题较少得到学者关注。第三，没有度量和剔除集聚经济的负外部，如环境污染，人才拥挤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影响。因而不是从城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来研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这要求在研究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必须把城市环境压力纳入分析框架。如果忽略环境污染成本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我们依据传统的估计方法可能得出与事实相悖的结论，如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测度的某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然而一些城市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高，但环境污染控制较好。忽略环境污染代价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是不全面的，不能正确地衡量城市经济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要从动态的、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对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区域内部的城市群之间、区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等不同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收敛性检验问题分析的不够详细、不够深入，造成诸多分析结果只是简单地停留在所谓东中西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变大或变小宏观层面，而对地区内部、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距问题却是“雾里看花”。
（三）对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方法的选用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使用较为单一。多数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见表1），却不能给出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性水平。考虑到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要素价格数据缺乏和统计观测误差，一些基于索罗余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非参数方法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可能存在偏差。第二，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等非参数方法的经验研究中变量选取理论依据不足，随意性较大。有的研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时，反而没有采用多投入和多产出指标，从而没有发挥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突出优势。第三，未考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的研究假定技术效率改进只是一种趋势变化，不能体现禀赋和体制因素的作用，这与发达国家的稳定增长比较相符，并不适合于受体制和区域政策影响较大的我国城市经济增长。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的突出优点是能够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考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可以消除早期生产率估算研究中“两阶段”假设矛盾，为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所以也可以考虑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算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四）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考察，必须兼顾城市内部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以往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而考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不能照搬区域层面的研究思路。城市是区域经济的集结点和增长极，城市经济被所在的区域经济大环境包围着，是在吸入、集聚区域资源和辐射、回流城市资源的循环中发展。所以，在考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时，必须既要考虑城市内部结构因素的影响，又要把外部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只有把内外两个方面及其良性互动都放在同一个研究框架中，才是符合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客观经济现实的，从中得出的结论才是稳健的、可信的，才能对现实经济发展有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1、金相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0-2003[J].上海经济研究,2006(7).
2、俞立平，周署东，王艾敏.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测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6(4).
3、高春亮.1998-2003城市生产效率：基于包络技术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7(1).
4、李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差异[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7).
5、柯善咨,姚德龙.工业集聚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因果关系和决定因素――中国城市的空间计量经济联立方程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2).
6、刘秉镰，李清彬.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实证分析：1990-2006――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J].南开经济研究，2009(3).
7、俞立平,周署东,王艾敏.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测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6(4).
8、邵军，徐康宁.我国城市的生产率增长、效率改进与技术进步[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
9、姚先国,薛强军,黄先海.效率增进、技术创新与GDp增长――基于长三角15城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2).
10、孙秀丽，张金禄，田卫厚.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对有效性评价――以山东省为例[J].东岳论丛，2007(7).
11、余敦，付永琦.江西省城市经济效率分异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6).
12、高炜宇.国内大城市生产效率的对比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1).
13、刘光岭，卢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8(10).
＊本文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青年促进会课题项目（QCH201120）。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篇10
关键词：区域划分城市化内在动因城市群
一、引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前进方向，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目前城市化率仍然较低，其发展道路漫长。中国土地广博，但各地区地理、资源、环境条件各不相同，原有经济发展水平有高有低，区域视角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区域包括城市及其组成的空间体系，城市可以是一个城市或城镇，也可以是多个城市和城镇。而区域城市化，是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互作用，在空间上出现的以城市（镇）为节点的、城镇体系的关系网络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
二、区域划分
（一）区域划分的历史
区域划分的一个角度是按照省级行政区进行，但是这种划分过于行政化，更多考虑非经济因素。而中国历史上对于行政区域划分有多次调整，目前的划分方式也并非最佳。所以从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角度来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国家或经济区进行人事和划分，可以使组织区际合理分工，区内各部门之间建立经济联系，实现整体经济的最优化。中国在建国以来就有了各种划分经济区域的方式。
1、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经济区域完全按人为划分，体现为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的统一，各地区缺乏经济的密切联系，体现了计划经济下的集中控制。
2、20世纪80年代以后，根据市场经济秩序，胡序威（1994）提出，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东中、西南、华南区。
3、90年代以后，我国又提出了全国大分工的区域划分，逐步形成七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包括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及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这种采用了中心城市与其周边经济联系为特征的区域划分研究，体现了研究的系统性，注重了区域内部的关联性、协作性。
4、另外，都市圈式的经济区划是对原有全国大分工区划模式的突破，主要运用了区域经济中“增长极”理论，在全国组织九大城市经济区，以发挥中心城市的增长极作用，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地带动整个辐射地区。
5、2000年以后，“十一五”规划前期有关功能区划分及其政策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基于不同地区主要特点，综合考虑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等因素，将特定地区划分为不同发展类型的空间单元。而类型（功能）区划分采用的指标体系包括七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特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程度、农牧业水平及地位、社会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及民族特征和自然生态特征。
（二）区域划分为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1、合适的区域划分应该满足的条件是相似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并且至少应具有一个中心城市。而中国区域划分目前还是主要依托于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的划分不一定与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在中国，每个省级行政区内部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产业、环境条件、人口分布和流动程度具有不同的条件。
2、区域视角应保持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往往较为粗犷，每个区域中缺乏更小的区域视角。而区域的边界合适地界定非常困难，也是城市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要基础。
三、区域划分与城市化发展作用机制
（一）区域城市化内生机制的文献研究
除外部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区域不平衡的因素以外，从城市化过程内生机制来说，区域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和方向，它既存在着现实发展的宏观和区域背景，也有内在微观组织动因，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
克利斯泰勒（1933）奠定了区域城市化的理论基础，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心地的空间均衡条件，形成了系统的中心地理论，也比较早的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在区域内城市化发展来源于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升级。Venables（2000）提出的外部开放性将影响内部地理的观点，首先应该建立在依托于内部地理的产业之间能构建起内在产业联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区域内部能够为产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提供建立的前提。
不少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解释了区域能够成长的动因，将企业、产业、城市、区域联系在一起。如江曼琦（2000）认为区域是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地区，区域经济则是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企业组织由于劳动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将生产过程在地域空间上实现纵向分解和联合后展开的协作活动。
我国国内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是在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上。张善余（2002），杨冬梅、张宗坪和牟芳华（2002）等都以经济发达水平来判定区域城市化的指标，但却没有对区域城市化的内在形成机制和可能模式进行探究。但是胡彬（2008）认为区域城市化不是在既有的区域划分条件下的一种统计现象，它应该是具有内在生成机制和决定前提的，由空间、组织和制度共同渐进演变的结果，是个动态现象。
（二）区域划分与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区域视角以及合理的区域划分能够促进城市化发展，同样，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衡发展。
1、城市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区域化视角更快的推动了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的发展。
产业集聚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初始条件，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通过相互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和相关产业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共享，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单个城市的发展会受到人口和资本的拥有量和流动程度、地理环境、资源有限性等因素制约而有发展的上限。如果从区域视角看待问题，将区域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完整单元，具有完整的产业集群，在区域内部进行劳动地域分工，区域中的各城市（地区）秉承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在区域产业链上的部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劳动地域分工，就可以促进产业集聚，同时对区域内的城市化发展也有积极左右。当然，在这个条件下，如果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则不利于城市与区域的相互作用。
2、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带来增长极效应，促使周围城市发展
50到60年代，佩鲁等在中心地理论为基础上提出了增长极核策略。根据“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极有产业和空间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产业上表现为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增长的“主导产业”；空间上表现为“主导产业”所在地形成的“增长中心”。在一个区域中往往存在一个中心城市，它可以承担产业链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余部分分散或外包给附近的其他城市或地区，也会吸引其他资源进入。在其带领下，周边地区会获得经济发展的辐射效应，加快城市化进展。这种增长极核及其周围地区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区域范围，且其范围可以辐射和扩大。如上海――长三角地区――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做增长极效应。
3、区域的规模经济也可以促进区域中城市化的发展。
区域的规模经济能产生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外溢等正效用。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区域内各城市重点产业类似，也可以产生较好的企业间、城市间合作，而非单一的竞争后果。如广东及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发展，造成区域规模经济，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四、城市群――区域城市化发展的一种选择
城市群可以看作是区域城市化的一种方式，城市群体布局也是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之一。城市群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者多个大城市为核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区域。城市群并非简单城市集合，分工和专业化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揭示了城市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力；聚集与扩散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可以表现为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各城市之间分工密切合理，具有良好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软件”配套。它的这种内生成长型的区域特色，加强了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分工，同时更大范围上个的要素和产业联系也加强了区域合作。
方创琳等（2005）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中国城市群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3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14个城市群。而从我国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不紧，区域内的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的目标大体相似，产业结构类似，并会导致整个区域内资源浪费。各城市之间的竞争明显大于合作，削弱了城市群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需要从区域视角出发，走集约化道路，而城市群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进行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城市群这一有机的城市空间发展体系，要在城市群不同层次的城市发展中，注重增强大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发挥中小城市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特色，引导小城镇集约化发展，带动区域内城市发展，提高区域竞争能力。
五、总结
由于外部自然环境复杂，工业化程度差异大，要素又不充分流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合适的区域化视角。而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区域一体化将为城市体系及城市化的自组织提供动态的路径，城市化作为一个增量系统，必须依托区域来实现。但是从目前中国的区域划分和区域城市化发展现状来看，并不尽如人意。城市群是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发展的一大方向，要结合中国国情，将大量农村地区的发展也包括于区域之中，建立城乡网络结构。可以建立多级的城市群，城市群之间也有产业、制度、技术、文化的联系，形成多级的区域网状结构。
参考文献：
[1]anthonyJ.Venabes，2000，Citiesandtrade：externaltradeandinternalgeographyindevelopingeconomics
[2]陈彦光.《城市化：相变与自组织临界性》，地理研究，2004.3
[3]方创琳，宋吉涛，张蔷，李铭.《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地理学报，2005.5
[4]胡彬.《区域城市化的演进机制与组织模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3
[5]胡序威.《组织大经济区和加强省区间规划协调》，地理研究，1994.3
[6]江曼琦.《企业组织与区域成长的经济分析》，南开学报，2000.1
[7]克里斯泰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商务印书馆2000年
[8]李培祥.《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地理科学，2006.4
[9]庞晶，叶裕民.《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机制研究》，生态经济，2008.2
[10]杨冬梅，张宗坪，牟芳华.《我国区域城市化水平比较》，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2.5
[4]袁朱.《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相关基础研究的理论综述》，开发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