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1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2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农地征用；市场交易制度；土地补偿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2006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委牛文元提出建立“五大基本国家补偿制度”，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其中，“国家土地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65％都涉及农地补偿和房屋拆迁问题，由征地矛盾导致的农地补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因此，考察农地征用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况，完善农地征用制度，探索农村社会的市场交易机制，势在必行。
一、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演变
农地征用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围绕农地问题展开的博弈活动，它取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产权制度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断演进，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1．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阶段
(1)第一阶段：“运动”之前(～1948)。1948年以前，中国的基本农地制度是私有制，土地所有权通过大量民间交易逐渐集中于地主阶层，土地使用则普遍实行租佃制由于租佃制导致的农地利益冲突，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焦点。
(2)第二阶段：“运动”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前(1948～1953)。自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运动”，将解放区的经验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没收地主的土地产权，直接分配给无地农民，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
(3)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到解体(1953～1978)。自1953年起，中央政府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运动，逐渐形成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央政府为巩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实质上将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都集中在生产队。
(4)第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78～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分离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允许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和使用权。l982年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成为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逐渐形成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民承包使用的产权格局。
2．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分析表明，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一致。
(1)所有权方面．农地集体所有制明确了“集体”的所有地位，但“集体”概念具体化为乡、村、村民小组三级体系，它们的“共同所有”模糊了所有者权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后果：①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利益较高时，三级体系中的各种主体争夺土地收益；②当所有者权利的经济成本较高时，三级体系中各种主体相互推诿而导致“所有者缺位”。事实上，随着农村社会的经济利益和组织独立性不断增强，三级主体的“趋利避害”行为特征将愈加显著。
(2)使用权方面，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拥有了农地使用权，但他们的农地使用权是不完整的。①农民行使土地使用权具有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限制：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禁止闲置耕地。②农民私人不得出租和转让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必须以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为前提。⑧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有一定期限，尽管目前的承包期限可以长达30年，但承包期限风险仍然埋藏着农地经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的前提下，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产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正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根源，它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二、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过程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地征用问题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2004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征收或征用农村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①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构成了农地补偿命题的实践背景，也是解决农地补偿问题的事实基础。
1．农地征用的性质和过程
“征收”或“征用”是两个不同概念。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土地所有权，国家通过征收活动剥夺原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土地征用的对象则是土地使用权，中央政府征用农地之后，必须对农民丧失农地使用权进行适当补偿。然而，根据现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农地征用前提是农地所有权的转变，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农地征用实践造成了“征收”的效果。
农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丧失了农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组织丧失了农地所有权。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和征地实践，完整的征地过程一般包括三部分：①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组织协商，征用农村土地，转变农地的所有制属性和使用权主体；②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进行适当补偿；③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者协商，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土地，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上述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农地权利的转移和农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2．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农地征用过程的利益冲突使农地补偿问题日益突出：
(1)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较低。根据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农地征用后按照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基数，农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和不能超过该基数的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补偿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但在农地征用实践中，作为农地集体所有者的乡、村、村小组也要求获得相应利益补偿，结果使农地补偿费被层层提留，农民最终通常只能得到征地补偿标准的5％～10％。
(2)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它被地方政府以行政强制手段占有。这必然导致农地征用矛盾：①高额租金对政府行为产生误导，使地方政府怀有扩大征地范围的非理性冲动；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3)地方政府对农地“一次性买断”之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日益突出。丧失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必须重新寻找工作。但城乡教育差异、就业渠道残缺、就业宏观形势等因素使失地农民很难重新“就业”，大量失地农民难以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进行生产经营。
三、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
1．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原因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明·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内在缺陷，它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征地矛盾。
(1)农地征用的前提是所有权由集体转让给国家。①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对农地转让进行一定的产权限制，起到了适当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残缺的必要补充。②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具有经济利益独立性，农地转让的产权限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农地交易中的双边垄断者，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这种体制缺陷必然误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它对土地交易的成本收益判断，扭曲农地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2)农地征用的范围界定缺乏理论依据。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经济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3)现行农地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地产权转移的真实状况。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以“农地使用权转让”为理论依据·但在征地过程中，乡、村、村民小组三级管理体系确实失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他们必然对农地补偿提出分配要求。根据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作为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应当要求地方政府对农地所有权转让给予补偿；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农村三级管理主体的权利诉求，结果导致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无偿转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村民小组处于强势地位。它们是农地转让和农地补偿的具体操作者，有机会从农地使用权的补偿费用中“分一杯羹”。
简而言之，目前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源是：农地征用的经济成本较低，土地市场信息被扭曲；地方政府以独立经济利益和机会主义动机为出发点，利用扭曲的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从而具有扩大征地范围和直接干预征地过程的非理性冲动。
2．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思路
针对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政府主管部门和农村问题专家进行了广泛探讨，逐渐形成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的两种主要思路。
(1)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核心问题是重新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自2001年起，中央财经办公室和国土资源部展开针对“征地制度”的调研活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了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的一系列建议：①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②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③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④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⑤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2）第二种思路强调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属性，主张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进入土地市场，推动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认为，征地行为实质上是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以“公权”侵犯“私权”，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占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果不能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基本性质和方式，地方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力寻租的现象就无法得到有效遏止。
上述两种思路对中国农地征用状况的认识基本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明显分歧：第一种思路代表着决策部门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思路代表着学者的主要意见。①从目前征地制度的现实需求来看，第一种思路具有相对优势，它是征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选择。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要求来看，第二种思路是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是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未来目标。
四、化解农地征用矛盾的直接对策
根据农地征用矛盾的现实状况和直接原因，应当设计一种合理的农地交易制度来化解农地征用矛盾。这种农地交易制度应当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迅速缓解目前的农地征用矛盾，改善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二是改善农地交易环境，提供彻底解决农地征用矛盾的制度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以拓展农地征用命题的分析视野。
1．“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包含四项要点：
(1)地方政府不直接介入农地交易过程，它只是土地购买者与农村集体组织进行土地交易的监督者，交易双方以独立经济身份参与交易，协商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价格。
(2)农村集体组织必须将协商结果对农民公开，接受相关质询，经过农民集体决议之后的转让价格才具有真实有效性。
(3)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方面，农民直接获得农地使用权价格。农村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村组织以农地所有权的代管者身份获得农地所有权价格，但它是作为农民集体产权的代表而取得这项权利的，因此应当将农地所有权价格作为集体产权划分成股份，进行农民集体产业投资，以解决农民失地后的继续生产问题，这实际上是农民失地的间接补偿。
(4)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根据土地交易价格，按照适当比例征收交易税；部分上缴国库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部分交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开支。
2．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职能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具有两大职能：①作为地方事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农地征用过程；②作为国有产权的地方代表，直接参与农地集体所有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的过程。这种双重身份特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地方政府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制度缺陷谋取经济利益，扭曲农地产权转让的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权利：一是对于经营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交易渠道和监督交易过程，交易价格应当由农民集体组织和购买者直接协商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土地的产权转让，地方政府也只能以独立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土地交易，平等地与农民集体组织进行市场交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决定农地转让价格。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很难准确界定公益性土地和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应当将公益性土地交易和经营性土地交易都纳入市场化框架。
这两种土地交易类型的区别在于：一是对于公益性土地，地方政府在按照市场价格征用土地之后，地方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适当补偿，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二是对于经营性土地，农村集体组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地交易之后，依据集体产权要求对交易收益进行分割。近年来，江浙地区正在试行“同地同价”，这种政策措施已经体现对公益性土地和经营性土地的“一视同仁”，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农地征用矛盾的效果。
3．农地征用补偿的权利归属
根据农地产权的特征，农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都应当获得合理补偿。①农民转让农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应当遵循现行《土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当取消具有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色彩的安置费。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直接代表者，它应当代表村民集体意愿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管理，索取农地所有权转让的适当补偿；通过对集体财产和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分红权利，以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农地征用的实践过程中，补偿形式是多样化的：农地使用权补偿最好以现金形式直接交付；农地所有权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人股等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发展。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直接型农地交易方案”体现了“公正补偿”的司法理念，它要求对农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转让进行合理补偿，以维护农民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充分重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明确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对农地集体产权进行适当补偿，以维持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继续生产能力。
五、培育农村市场交易机制
“直接型土地交易”方案着眼于缓解目前农地征用的各种矛盾，但彻底解决征地矛盾问题，必须依赖于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应当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限制，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市场环境等诸方面着手，努力改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缩小城乡差距，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1．农村集体组织的话语权
社会经济组织的话语权是市场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取得了部分话语权，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中国农村的主要产权形式是集体产权，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在内的各种集体权利，应当体现农民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产权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但它恰恰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征，避免出现由于分散产权导致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谁来代表农村集体产权?它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利益的实现?
根据市场交易制度的要求，农村集体产权的代表者必须具备两项条件：①独立的经济利益它能够真正代表本地农民的集体利益，其自身利益与农民集体利益基本保持一致。②独立的经济权利表达能力。它能够在现行制度框架找到适当的权利表达方式，准确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能够尽量阻止外部力量的不当干涉。从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看，乡级机构与农民集体产权的“距离”较远，并且受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较大；村民小组的组织建设较落后，缺乏权利表达的有效手段；惟有村级行政单位，恰恰能够较好地体现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
目前，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地方正在推广“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制度。村组织逐渐摆脱原有的行政管理角色，日益强化了集体产权代表的特征。因此，如果村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切实表达农民集体的经济意愿，积极参与农民集体事务，就能够使包括农地集体产权在内的农民集体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事实证明，在农地征用的实践活动中，如果村组织能够较好地进行权利主张，那么征地矛盾就会较少，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农民集体利益。
2．土地交易的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条例》，地方政府是农地征用过程的主要监督者。实践证明，单纯的行政监督具有局限性，完善的市场交易机制要求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并重。两种监督方式各具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是常规性的；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则是维护交易主体权利的最终保障。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关于农地征用等内容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但关键在于通过司法体系来具体体现立法精神。
基于这一理念，目前交易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方面：①司法独立性。借鉴西方法治社会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司法力量来抗衡行政力量，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增强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意志表达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进而维护市场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②申诉和仲裁渠道。由于法律诉讼的成本较高，申诉和仲裁将是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经常性补救措施。如果申诉和仲裁渠道畅通，将缓解农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如果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抗议，那么社会经济矛盾将会逐渐积累，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经济环境
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规律，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目前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社会的制度一致性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不断改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残缺，农地产权实际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征地补偿来部分替代社会保障功能，但这毕竟是暂时性的；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性来看，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就无法推动农村资源和城市资源的合理流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农村市场交易机制。事实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止于此，它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社会变迁；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共轭本源；共时性考察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06-03
区域开发与社会和谐变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践课题，也是区域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范畴。探讨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多元共轭本源及其时空递变，是解构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时空演进互馈机制的内在逻辑，也是实现和谐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区域开发的内在依据。
一、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概念与内涵
1.社会变迁的概念与内涵
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重要研究命题，社会学界也先后形成和发展了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孔德在内的很多社会学家曾分别对社会变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由于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动态性，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生成与变化过程，主要包括如下内涵：（1）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社会需要的产生和变化；（2）生产力变更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依托；（3）社会变迁的基础是经济变迁；（4）社会变迁的核心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变迁；（5）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体、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变迁［1］。
2.区域开发的概念与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开发是指人类社会系统的“人为”生产力在地域空间的拓展作用过程，主要包括如下内涵：（1）区域开发的根本目标是满足区域社会主体自我存在和发展需要；（2）区域开发的根本动力区域社会系统的需求与创新及其关联互动；（3）区域开发的主要依托是“人为”生产力的分化和拓展；（4）区域开发的核心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功能转变；（5）区域开发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开发、社会开发、文化开发和生态环境开发［2］。
二、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共轭本源
基于上述相关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可以看出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在演进主体、演进起点、演进时序、演进动力、演进空间和演进内容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共轭性，这种多元共轭性是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内在本源［2］。
1.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主体共轭性
作为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社会变迁的主体自然是人类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主体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过程；而作为“人为”生产力的地域空间拓展作用过程，区域开发的主体自然也是人类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区域开发是区域社会主体的特定行为过程。因此，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本质上分别是人类社会主体的变化和行为过程，时空演进具有必然的主体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主体性前提和动因。
2.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起点共轭性
作为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社会变迁时空演进始于人群从自然界的分化，即人群社会属性的生成。而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人为”生产力的地域空间拓展作用过程，区域开发时空演进始于“人为”生产力从“自然”生产力的分化，即社会性生产力的生成。因此，人群社会属性的生成是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的共轭起点，构成了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初始性前提和动因。
3.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时序共轭性
时间是所有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完整时间序列。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多个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赋予人类自身及其“人为”生产力以不同的社会属性和时代内涵，影响甚至决定了各该时代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的方向、重点、范围、广度和深度。而且，由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及其社会主体对各该时代社会属性和时代内涵的认同与响应的差异性，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方向、水平、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因此，不同社会经济时代的渐次演进，赋予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以不同的社会属性和时代内涵，构成了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时序（阶段）性前提和动因。
4.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动力共轭性
社会变迁时空演进的根本动力是社会需要的产生与变化，区域开发时空演进的根本动力则是区域社会主体的需求与创新及其关联互动，根本目标在于满足区域社会主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可见，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持续演进的根本动力都是区域社会主体的需求与创新及其关联互动，具有明显的动力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持续性前提和动因。
5.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空间共轭性
空间是所有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空间场所。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分别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变化和行为过程，都是在特定地域空间进行和展开的。特定地域空间为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提供了载体，也为区域开发提供了资源、环境等对象。因此，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时空演进具有明显的空间（载体）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载体性前提和动因。
6.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内容共轭性
社会变迁主要包括社会主体、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变迁，本质上是以社会主体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和环境变化过程；区域开发主要包括经济开发、社会开发、文化开发和生态环境开发，本质上是以社会主体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行为过程。因此，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具有明显的内容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实质性前提和动因。
三、近现代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共轭考察
以近代以前海南岛古代社会及其区域开发为基础，以影响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以社会形态及其制度变革为基点，把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互馈演进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借以考察其多元共轭特征及其共时性变化：
1.半殖民半封建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840―1938）
鸦片战争后，在殖民外力的嵌入式强力作用之下，海南岛被迫开始了殖民化社会变迁进程，逐渐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把本岛作为工农业产品市场向本岛倾销包括鸦片在内的工农业产品，随着这些工农业产品的大量输入，本岛传统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而纷纷破产或停业；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把海南作为其重要的原料产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据统计，1882年至1891年间，先后输出以砂糖为主的包括瓜子、花生、槟榔、芝麻、土布、兽皮、生猪和烟叶在内的十几种原料。与此同时，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本岛原生产业和半殖民半封建经济刺激之下而产生的本岛民族资本或遭受冲击而破产或被逐步纳入殖民经济体制而处于被动从属地位［3］。总体而言，此阶段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表现出明显的二元性、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的共轭特征。首先，武力强行嵌入的殖民统治势力，在海南岛社会经济生活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利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开始了以侵略掠夺为目的、以粗放外延式资源开发为主的区域开发进程，矿产、林木、粮食、水产等资源成为区域开发的主要内容；而处于殖民统治和压榨之下的本岛居民，在岛内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利用封建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继续其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的，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区域开发活动，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在其区域开发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可见，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在演进主体、演进动力、演进内容上的二元性形成了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共轭特征。其次，西方殖民势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支配地位及其殖民侵略本性，形成了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殖民性共轭特征。再次，二元社会主体以资源开发为主要目的和内容的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活动，形成了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资源性共轭特征。最后，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殖民性和资源性共轭特征也给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嵌入了非持续性的共轭特征。
2.殖民社会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39―1945）
1939年2月3日日军开始其蓄谋已久的侵琼行动，并采取步步为营的方式逐步占领了海南全岛，建立起以军事统治为基础、殖民政治为辅、经济掠夺为主的殖民统治体制。从此，海南岛开始逐步进入殖民社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凭借其强大军事力量，运用其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在拟定的五年掠夺计划指引之下，对海南岛开始了以侵略掠夺为主要目的、以粗放、外延、破坏式资源开发为主的区域开发活动，并将处于殖民统治和压榨之下的本岛居民依靠落后生产力进行的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经济活动纳入殖民经济体制之下。据统计，日本占领海南岛期间，为了进行经济掠夺先后投资1.12亿日元用于海南西部南部地区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依托所修建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疯狂掠夺海南岛矿产、农、林、牧、渔业资源。仅铁矿石一项，日本帝国主义从海南岛累计掠夺了3382634吨［4］。因此，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仍表现出明显的二元性、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而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本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以及相应的殖民化程度的深化，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特征有所弱化，而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则得到了空前强化。
3.独裁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46―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琼崖当局先后实施“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十杀”发动政策和“五家联保”、“十家联保”的保甲制，试图建立和强化法西斯统治，并积极准备和发动海南内战，海南岛进入法西斯统治和内战时期［3］。由于受到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琼崖统治当局发动的内战的冲击和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蹂躏和战争创伤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日军占领期间所创办的许多产业也逐渐废置和毁坏，海南经济又陷入了十分萧条的境地。在“三征”和“清剿”政策迫害之下，统治区的区域开发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代表本岛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共琼崖党组织在进行自卫战争中，坚持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解放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开发得以坚持和发展［3］。因此，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仍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资源性、殖民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相比而言，殖民性共轭特征明显弱化，而非持续共轭特征空前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停滞性和迟缓性。
4.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50―1987）
1946年以后，经过历时五年多的国内战争，海南岛于1950年全岛解放，重新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海南岛由于孤悬海外区位条件和从属于广东历史传承，而成为广东省的一个地区，纳入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在计划体制及其指令性计划驱动之下，海南岛迅速进入战后重建和全面发展时期，在全岛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就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而言，由于全岛解放和重归广大人民群众怀抱，因此，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殖民性共轭特征逐步消除。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指令性驱动之下，采取的是以资源的粗放、外延式、大规模开发为依托的产品经济模式，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明显的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同时，由于隶属广东省的行政体制安排，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不得不服从、从属于广东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又相应表现出一定的跟随性。
5.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88―至今）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使海南翻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页［5］。1992年10月12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战略目标。海南建省、办特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掀起了新时期海南岛社会快速变迁与岛域全面开发互馈演进的新一轮热潮。省级行政单元的建立，奠构了海南岛自主开发、发展的行政体制架构，赋予了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自主性共轭特征；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建立，奠构了海南岛全面对外改革开放的全新模式架构，赋予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开放性共轭特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海南岛的逐步建立健全，奠构了海南岛全面改革开放的内在机制，赋予了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灵活性共轭特征。因此，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表现出明显的自主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共轭特征。但是，由于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建省、办特区决策依据的资源环境优势论以及目标定位的企高性及其所伴生的社会主体变化和行为的投机性和急于求成性，致使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也表现出一定的资源性、非理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经历了半殖民半封建体制、殖民社会体制、独裁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等五个阶段：半殖民半封建体制赋予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以二元性、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殖民社会体制既弱化了其互馈演进的二元性共轭特征，也空前强化了其互馈演进的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独裁体制既弱化了其互馈演进的殖民性共轭特征，也强化了其互馈演进的二元性、资源性、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并赋予其互馈演进以短暂的停滞性共轭特征；计划经济体制既消除了其互馈演进的殖民性和二元性共轭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其互馈演进的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并赋予其互馈演进以跟随性共轭特征；而市场经济体制则赋予其互馈演进以自主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全新共轭特征，并使其互馈演进的资源性、非理性和非持续共轭特征的遗留和延续。
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在演进主体、演进动力、演进时间、演进空间和演进内容等方面的多元共轭是两者互馈演进的内在机制和客观根源。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多元共轭及其时空递变决定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目的、方向、动力、内容、程度、广度、深度以及效果。因此，必须着眼于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多元共轭本源及其时空递变，构造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良性互动、协同演进的共轭机制，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区域开发的双赢。
参考文献：
［1］梁荣迅.社会发展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6):224-246.
［2］范士陈，宋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理论解析［J］.经济师，2008,(6).
［3］林日举.海南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7):357-359.
［4］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8):347-352.
［5］钟业昌.海南特区改革开放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95-124.
ConjugatedReviewonthemutualFeedbackevolvementbetweenSocialChangeandRegionalDevelopmentinmodernandneotericHainan
FanShi-chen，wanGFeng-xia
（Collegeoftourism,HainanUniversity,Haikou570228,China）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5
内容摘要：本文对企业的基本特征以及现代的新特征做了逻辑分析，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应坚持企业与非企业的社会分工的观点。
关键词：企业组织
企业基本特征的内在逻辑
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指企业自产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企业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其实也就是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所在。笔者认为，企业应具有的这些特征是按一定的内在逻辑层层递进的，包括以下五方面特性：
（一）组织性
企业不同于个人、家庭，它是一种有名称、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正式组织；而且，它不同于靠血缘、亲缘、地缘或神缘组成的家族宗法组织、同乡组织或宗教组织，而是由企业所有者和员工主要通过契约关系自由地（至少在形式上）组合而成的一种开放的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企业是法人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从企业产权组织形式来看，企业可分为自然人企业和法人企业两大类。到现在为止，自然人企业数量还相当大，它包括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所谓个人企业并非企业仅由一个人组成，只是指个人独资企业而已。至于目前还大量存在的个体户，当然不算企业，不能与个人企业混为一谈，只有经过制度化的组织改造才能转变为企业。
（二）经济性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军事、政党、社团组织和教育、科研、文艺、体育、医卫、慈善等组织，它首先是、主要是、本质上是经济组织，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追求并致力于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它也不同于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监管的机构，它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和消费者同属于微观经济单位。
需要指出，虽然各种非企业的社会组织往往也要进行某些经济核算（如收支、财产核算），但由于不是或主要不是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经济效益，它们的经济核算只是局部的、辅的，无法与企业核算相提并论。
（三）商品性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又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组织，而是商品经济组织、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市场主体，其经济活动是面向、围绕市场进行的。不仅企业的产出（产品、服务）和投入（资源、要素）是商品——企业是“以商品生产商品”，而且企业自身（企业的有形、无形资产）也是商品，企业产权可以有偿转让——企业是“生产商品的商品”。
这里要说明的是，企业投入的劳动力（除企业主自身以外）毋庸讳言属于商品—这是企业与个体户的一个区别，但企业所使用的劳动者不是商品，他们拥有完全的人身权利，拥有自身劳动力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只是通过与企业的双向选择，以契约的形式，把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权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让渡给企业经营者而已。另外，如果从广义的投入、产出来讲，也并非一切投入、产出都是商品，比如企业产出的对社会的责任、员工素质的培养提高以及形成的企业文化等，不应视为商品。
（四）营利性
企业作为商品经济组织，却不同于以城乡个体户为典型的小商品经济组织，它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细胞”，是单个的职能资本的运作实体，是以赢取利润为直接、基本目的，利用生产、经营某种商品的手段，通过资本经营，追求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
追求利润是一切资本的天性。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所有企业，其作为资本实体的实质并没有变，企业所有者就是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则是资本的经营运作者。一切企业的运营本质上都是资本的运营，所有企业家的根本职能、职责都是用好资本，让它带来更多利润并使自身增值，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至于在什么范围内生产、经营什么商品，那是可以随时、灵活加以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牟利、逐利是正常的，这是它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分工，正常的利润既是企业满足市场、服务社会的结果、回报，也是支持、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财力基础。
（五）独立性
企业还是一种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它（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在社会上完全独立，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民事责任。它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没有行政级别、行政隶属关系。它不同于民事法律上不独立的非法人单位，也不同于经济（财产、财务）上不能完全独立的其他社会组织，它拥有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产权，具有完全的经济行为能力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能够自决、自治、自律、自立，实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社会主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企业，那是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的。不应认为企业要服从国家的计划管理或宏观调控，就不能完全独立。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称“中国没有企业”，其理由就是当时的中国企业不具备企业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没有独立性。它们承担了过多过重的政治、社会任务与责任，“政企不分”，实际上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是从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历经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模式的探索，逐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后找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通过产权重组、多元化、明晰化，使企业与国际接轨，与企业的本质特征相吻合，逐步从非企业向企业转变。只有让企业取得完全独立的经济地位，才可能有理性的企业行为，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从而让国家通过市场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间接调控措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也使作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众多企业优存劣汰、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因此，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完全独立。
笔者认为，有教科书把企业集团称为企业的一种类型，是不确切的。企业集团并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若干个企业的联合体，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通过不同程度的资本持有关系或者契约关系联结起来，形成从紧密联系到松散联系的金字塔或同心圆结构。与此类似，企业业务外包、特许加盟连锁、战略联盟等也只是企业的虚拟经营方式，而不是企业的类型。
现代企业的新特征
把上述“五性”加以综合，可以给企业下一般的定义：企业是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经济实体、经济单位。
不过，企业从早期发展到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法治化、有序化，企业也越来越成熟、规范化，现代企业表现出不同于早期企业的新特征，或者说人们对现代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技术上的先进性——建立在现代先进技术基础上；管理上的科学性——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包括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和社会化、人性化管理；运营上的“社会性”——它不再是“自由放任”的企业，而是“社会企业”，必须立足于和适应社会需要。企业要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服从社会制约和政府正当的干预管理，做合格的“企业公民”，与政府合作，为社会服务，对社会负责任、尽义务,维护、增进社会公益，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技术和管理落后的企业在现代只是不易获得生存、发展的较多机会和较大空间，而运营上不符合“社会性”要求的企业，则往往连生存发展的资格、合法地位都没有。因而具备“社会性”特征是现代企业的首要条件。当然，这种“社会性”绝不是要求现代企业像政府或其他公益组织一样以承担社会公共事务为基本、主要职能。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是“社会性”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限度的、非刚性的。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做好，这是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前提。企业如果承担了与其发展方向、承载能力不协调的、过多的社会责任，企业无法维持，那恰恰是对社会最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在现代并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改变。
企业特征对深化改革的启示
笔者认为，今天分析、总结企业特征，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市场化的改革。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改为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调控、引导企业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再造企业制度，亦即企业化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诚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因此，要同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用法律进一步规范各级党政机关的行为，使政、企职能不再错位，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受到不正当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所有的企业在自由选择、充分竞争的市场海洋中进退沉浮。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商品生产流通服务领域里，应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政府大胆放手，尽量让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去解决市场、企业的问题。至于现代社会对现代企业的社会性要求，主要应利用法律手段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约束以及政府宣传教育的引导，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家自身素质修炼和自觉的企业文化建设来逐步实现，政府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拔苗助长。
（二）防止市场化过度泛化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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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7
特征一：全面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目标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 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六个更加”从一般的规定性上清晰地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有一般就有具体。接着，******在报告中又具体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目标内容。这就是经济上的“三个力”——经济力(GDp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的“三个权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上的“三个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生 活上的“三个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四个“三” 具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是由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总体达小康决定的。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 上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到2000年，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9404亿元，折合10081亿美元，人均约850美元，超过了人均800美元 的目标，跨进了小康的门槛。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所谓低水平 ，就是经济量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平衡，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 距还不小。所谓不全面，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社会生活各项指标还没有完全达到。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衡的 和更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 趋势明显扭转，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所谓更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可见，“总体达小康”是 “全面建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全面建小康”是“总体达小康”的继起和发展。“全 面建小康”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源于“总体达小康”的历史前提。
特征二：重点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重点的规定性。******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出来，不仅提出了“三农 ”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指出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重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全面建小康”的战略既讲全面推进，又讲重点突破，把“两点论 ”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又把握 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凸现了重点推进的战略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重点选择的“三农”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推进的特征是 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农”国情决定的。所谓战略重点，就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主 攻方向或中心目标。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之内，当某些部门处于落后地位，成为整个 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时，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而，就会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 略重点选择得适当与否，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的重要判断 ，基本依据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三农”国情。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 。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差距主要在农村。具体看来，农民生 活水平较低，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不少地方的农业生 产仍然主要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条件差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我们说，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其实，重中之重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 有全国的小康”。******同志也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 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 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见，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定位在 “三农”问题上，是在全面估量“三农”国情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作出的 实事求是的决策。可见，“全面建小康”的重点推进性特征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 农”的基本国情。
特征三：积极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任务的规定性。在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 ，最关键的目标是要用大体20年时间，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超过 3000美元。过去20多年中，我国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到2020年再次实现GDp翻两番，同前一个“翻两番”意义 和要求截然不同。前一个“翻两番”是在Gnp 2832亿美元，人均Gnp 297美元的基础上 实现翻两番的；而后一个“翻两番”则是在GDp 10081亿美元，人均GDp 850美元的基础 上实现翻两番的。很显然，后一个“翻两番”难度加大了，这就要求后一个“翻两番” 必须是在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是综合兼顾经济指标、社会指标、 环境指标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积极推进的战略思维，是我们党在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雄心壮志。
同积极推进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由战略目标的积极推进性所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党建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均贯穿着昂扬向上、积极有为的奋进精神。 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雄心勃勃 ，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 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组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跳起来摘 桃子”的，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 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组文化建设和 改革的主要任务，其要求也很高，是积极推进的。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从来就是密不可 分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 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方面，十六大报告 提出了6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和健全 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 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斗争。这6方面的主要任务也是经过努力才 可以实现的主要任务，也是积极推进的。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项项 都闪烁着积极推进的思想光辉和积极进取的奋进精神。
战略依据——看战略任务所背靠的战略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是 由20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的。十六 大报告明确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是一个科学 的判断。在可以预见的20年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平与发展 的主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 从国内条件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伴 随着国内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到2002年底，GDp 达到10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 外汇储备26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总之，本世纪头20年“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是一个 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面对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党 的十六大提出了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全 面建小康”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来源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特征四：稳步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阶段的规定性。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根 据邓小平的提议，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20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在21世纪 中叶达到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体现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前两步。10年走一步，10年又走一 步，20年走头两步，解决温饱问题和总体达小康，在整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可预见 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头两步，第三步则不同，50年走第三步，则是预期，是展望，是设 想。现在开始走第三步。面对第三步，必须把它具体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五大完成了新“三步走”的战略设计，提出了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 立100年，即21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和后30年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中第一步的战略目标，1995年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的建设》已经进行了战略布署；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则 是新“三步走”中第二步的战略布署。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 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承上”，承接现代化发展 战略第一步、第二步战略步骤，“启下”，开启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步骤。正如 “三步走”发展战略体现分阶段循序渐进稳定推进的战略特征一样，比照“三步走”设 计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同样体现了分阶段推进、循序推进和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8
一、关于立法的着眼点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既要基本符合国际公认的合作制原则，又要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还要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要做到“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合法经济权益，有利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
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是指这部法律要从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入手，针对当前农村经济组织制度不完善的缺陷，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育起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首先是促进，其次是规范，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农民合作社法有较大区别。在有着上百年合作经济发展历史的西方国家，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设计侧重于规范，而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起步较晚、小农经济思想深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我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设计应侧重于促进。也就是说，先促进，后规范，先多样化，后规范化。如果只从本本出发，从概念出发，对西方的东西照搬照套，把门槛搞得很高，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搞得很繁琐，那就不利于发展。
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合法经济权益，是指这部法律要体现党和政府重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导向。在现阶段，农民是特别需要扶助的弱势群体，党和政府以及其他组织要为他们提供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扶持和服务。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民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若还是单家独户与其他经济主体打交道，在经济交往中就必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这种不平等还被表面的平等掩盖着。如果农民长期分散，这种不平等就会长期存在。农民改变经济交往中这种不平等地位的重要途径，就是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真正获得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政府对农民的扶持和服务，就增加了一条有效途径。反过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又能成为落实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的助手。这种双向运作的结果，会形成双赢的局面。因此，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制度设计，一定要把是否维护了农民的合法经济权益作为出发点。
有利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是指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要稳定和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这是载入宪法的。农村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为农民提供服务的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在不少地方作用发挥得不够好，而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则成为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由于这种组织是在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更具生命力。因此在立法中，不是仅仅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看作一种经营方式，而要把它作为农村的一种特殊的、具有生命力的企业制度来设计，这种特殊的企业制度，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立法中要认真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对农民的界定
按照户籍统计，我国现有9．2亿农民，按照居住地统计，我国现有7．8亿农民，这l亿多的差距是农民外出进城务工。对农民界定，是按身份界定，还是按职业界定。按职业界定，凡从事种、养业和直接为种、养业进行产前、产后服务的劳动者，都界定为农民。按身份界定，凡是有农村户口的，便是农民。但户籍制度正在改革，如江苏省和其他一些地方已实行了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对此如何处理，要认真研究。
(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员资格的界定
目前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实行封闭性的社员资格，另一种主张是实行开放性的社员资格。封闭性的社员资格是指，只有农民，符合入社条件，自愿加入，才能成为社员。社员要严格贯彻一人一票原则，限制股金分红。持这种主张的理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员自的组织，如果社员的资格开放，容易背离为农民服务的方向。这种主张，体现了合作社运动初期的传统的合作社原则。开放性的社员资格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允许非农民进入，允许法人进入，允许外来资本进入，不拘泥于对股金分红的严格限制，对外来资本赋予一定的投票权，允许合作社有雇佣劳动。理由是，封闭的社员资格不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引进资金和人才，不利于提高经营水平，不利于竞争。
从国际上看，合作制初期的社员资格大多是封闭的，近些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国家在立法时，社员资格逐步开放。日本农协组织发展的历史较长，其社员资格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以及从事农业活动的合伙公司或从事农业活动的其他公司，称之为正式会员，享有投票权和选举权。另一类是非农民，包括居住在农协所在地区的居民，或被认为适合使用农协有关设施的人，以及农协所在地之外的农业合作组织等。后一类为非正式会员，不享有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居住界限越来越模糊，农村正式会员数目逐渐减少，而非正式会员数目逐渐增加。
在我国，是否允许非农民及其他法人组织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看是否促进了合作事业的发展，不必拘泥于本本。当然允许的程度，不能改变合作社的性质。
(三)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
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Ca)第3l届大会对合作社作出了新的定义，这个定义被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社促进建议书》(2002年6月20日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完全认可，这是一个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国际性标准。这两个组织对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合作社的原则有七条：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民主的社员控制；社员经济参与；自治与独立；教育、培训与信息；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注社区。合作社定义中的“联合所有”(jointly—owned)不是“共同所有”(common—owned)，“联合所有”是确认社员个人在合作社中的所有者权益的，而不是过去理解的否定个人所有者权益的“共同所有”。“民主控制”(democratically—controlled)是指合作社的法人治理机制，即社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社实施控制，这与含义很不确定的“民主管理”(democratically—managed)的概念也有区别。国际合作社联盟31届大会确定的合作社的价值是“自助、自担责任、民主、平等、公平与团结”。合作社的伦理价值是“诚信、开放、社会责任与关怀他人”。
美国联邦没有制定专门的合作社法，合作社的制度特征体现在联邦的三部反托拉斯法中，但法律基础是各州的合作社立法。美国农民合作社的制度特征可概括为三句话，“合作社是用户所有、用户控制和用户受益的公司型企业”。在最近的50年中，美国新一代合作社显示了一些新的制度特征，合作社更接近于普通的股份制企业，但与普通股份制企业不同的是，不允许少数人控股。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合作社发展也出现了四个趋势：引入股份制；联合趋势加快；合作社功能扩展；引入公司运作机制。
在我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征，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对界定为“民办民管民受益”还是比较认同的。有的学者对“民办民管民受益”作出理论解释，认为其实质是一种“约定共营经济”。“约定共营经济”有三个支点：一是劳动者原则，即合作经济组织为劳动者所有；二是约定性原则，即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的内容，是由合作经济组织的参加者共同约定的；三是共营制原则，即合作经济组织是由参加者共同经营的。
我们要立一部合乎中国实际并同国际合作社运动接轨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首先要真正全面理解合作社的国际性标准，其次要重视近些年国际合作运动发展的趋势，第三要紧扣中国国情。我的看法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设计上，既不能过于宽泛，无视国际上认可的共同标准，体现不出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征，把什么东西都装到合作经济组织的大筐中，又不能落后于时代，一切都先从“罗虚戴尔”原则做起，体现不出时代特征。
（四）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调整范围的界定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范围，目前的考虑是不包括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因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关系的界定，需要在制定物权法时认真研究。在此之前，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纳入立法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农村合作金融也不在本法的调整范围之中，因为金融是特殊行业，要由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特别是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还在改革之中，改革的成效还要靠实践检验。农村的各种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符合合作经济组织定义、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则应在调整范围之中，不符合的，应继续执行现有的相关规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之后，一些协会逐渐转轨，按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改造自己。
（五）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界定
竞争机制产生平等的交易机制，平等交易机制前提是交易双方要具有平等的民事主体资格。如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民事主体资格，就不会有市场上的平等地位。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其法人地位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民法通则》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农业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但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目前还没有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民事主体资格注册登记的规定，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也都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登记排除在外。
按照我国宪法，合作经济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合作经济是不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一直争论不休。应当说，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如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形式一样。模式的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育成长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但二者在组织形式、产权形式、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区别是明显的，甚至是原则性的。由于模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带有“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理想色彩，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实际，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人们心有余悸，讳莫如深，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年农村改革的一大成果，就是改革了模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因此，不能把集体所有制经济与模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划等号，模式的集体经济不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惟一形式，更不是标准形式。版权所有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企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企业而存在，具有一般企业的基本特征。说它是特殊的企业，是因为它既有资本联合，又有合作制特征：第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员共同出资、资本受社员控制的企业，股本及增值始终是社员的所有者权益，合作经济组织承认并确保社员的所有者权益，这与化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共同所有”是不同的。第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民主控制的企业，社员是控制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控制程序是民主的，这与化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共同管理”是不同的。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一定的公共积累。第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营性的，为了社员利益要去营利，但对外是营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内则是服务，合作经济组织利润对社员实行惠顾返还原则。第五，合作经济组织的所有者与劳动者是统一的，这与其他形态的企业又是不同的。第六，合作社可退股，但股金不能交易；公司制企业不能退股，但股份可转让，经批准，股份可上市交易。
从民事主体资格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否具有法人地位？世界各国对合作社的法人地位都是承认的。如美国各州的法律，是将合作社确定为按公司法建立的法人企业。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否具备法人特征，对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从该组织财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组织的团体性以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看，我认为是基本具备的，构成了一种合作社法人。合作社法人可以界定为企业法人的特殊形态，就如同公司法人是企业法人的典型形态一样。
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形态上，目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符合营利性社团法人的特征。对这些观点，需要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进一步研究探讨。
(六)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其所办企业的界定
合作经济组织与其所办企业是不是一回事?有人认为合作经济组织要符合合作制的基本特征，而其所办企业可以是其他形态的企业，二者是有区别的。有人认为，合作经济组织所办企业除具有企业的一般共同特征外，从法律特征上也应体现合作制的基本特征，如偏离合作制的基本法律特征，不能称之为合作经济组织所办企业。我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办企业既然具备了合作制的法律特征，又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应享有合作社法人的地位。
(七)对地区性农民合作经济联合组织的界定
在国外，合作社的联合组织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纵横交错。在我国，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联合组织要不要规定，怎样规定，规定什么内容?需进一步研究。
(八)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民事责任形式的界定
所谓合作经济组织的民事责任，是指合作经济组织对其在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般来说，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其承担的民事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便是其承担责任的前提。
有人认为，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即合作经济组织仅以其独立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就是说，社员仅以其出资认购的股份为限，合作经济组织仅以其全部独立财产为限，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债务负清偿责任。因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法人，其独立财产，即为合作经济组织的社有财产，而不是该组织全体成员的共有财产，合作经济组织的债务，是具备法人资格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债务，而不是全体社员的共同债务。一旦合作经济组织因经营不善出现亏损而负债，合作经济组织便应以全部社有资产加以清偿，并仅以此财产为限。社员除负有出资的义务外，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债务不负担直接的清偿责任。
有人认为，合作经济组织的民事责任形式是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是指社员以其所认购的股额和保证金额为限，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债务负其责任。保证责任也是一种有限责任，只不过就是所负责任的限度，除了其所认购的股额外，还包括其所保证的金额。与有限责任相比，保证责任在承担责任的范围上扩大了，有利于提高合作经济组织的对外信用，但都是一种间接责任，都属于有限责任的范畴。
世界各国对合作经济组织民事责任的规定，除了有限责任，保证责任外，还有无限责任。无限责任，是指社员在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以其个人非出资财产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债务承担无限清偿义务。无限责任是一种连带责任，债权人可向每一个社员请求清偿合作经济组织的剩余债务。但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债务是按社员所认购的股份分摊的，或者事先由合作社章程确定，偿债超过自己份额的社员，可以向其他社员就其超额部分追偿，这样在社员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程看，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初期，为保证债权人的债权能得到清偿，一般多采取无限责任的形式。随着合作事业的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力量的增强以及管理的逐步规范，大部分国家在合作社立法时，规定合作社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或保证责任，这反映了合作经济组织财产关系的变化特征。
三、立法中要把握的几个原则
一是立法起点要高，不能落后于时代。二是要“精而简”，不要“大而全”。把合作经济组织最基本的原则确定下来，条文不能太繁琐，要给改革发展空出空间。三是要准确，条文规定要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开门立法，让各方面参与讨论，集中民智。
公司制企业与合作制企业的区别
公司制企业
合作制企业
（1）财产
谁投资，谁所有
部分为社员所有，部分为合作社所有
（2）经营目标
利润最大化，资产保值增值
对内服务，对外营利
（3）联合方式
资本的联合，资本支配劳动
劳动的联合＋资金的联合，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基本是统一的
（4）管理特征
集权式管理或两权分离
由社员依民主程序控制和管理
（5）决策机制
一股一票，权利与出资额成正比
一人一票，新一代合作社逐渐引入资本权利
（6）分配原则
按资本分配，积累为资本所有
按劳动和惠顾额分配，股金分配受到一定限制，积累为社员所有
（7）股权转让
只能入股不能退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在股东间可转让，上市公司的股份可上市交易
退股要事先征得同意，股份不能上市交易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9
[论文摘要市民社会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会。这种社会为法治的成长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促进法律形式化，市民社会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特征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及演变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在思想史上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和政治国家混为一谈，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失去了在当代的价值。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并坚持市民社会更多地具有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内容。最早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做出明确划分的是黑格尔。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社会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社会决定国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非相反，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主流着重强调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领域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主张以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当代最具影响的两位市民社会理论家首推葛兰西和哈贝马斯。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而非经济意义。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分析框架。他主张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以便使社会文化系统渐次摆脱政治化和商业化以及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进而重现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二)市民社会的特征
综合各种论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包括以下基本特征摘要：第一，市民社会是独立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成员的自治领域；其次，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第三，市民社会中的交往和活动以自愿为前提，遵循契约原则；第四，市民社会是在民主、自由的呼声及其为争取自身地位、权利的动力中产生的，所以它以民主、自由为核心，奉行法治。
二、法治的内涵及特征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199)笔者认为，理解法治内涵，应当把握三个方面的规定性。首先，法治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主体一律遵循法律，非凡是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约。在这一意义上，法治和人治相对应。其二，秩序是遵循规则的结果状态，法治秩序是建立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之上的，这种法律制度具备形式合理性特征。对于这种特征，富勒称之为法律的内在道德。这种内在道德包括八个要素摘要：(1)一般性或普遍性；(2)公布或公开；(3)可猜测性或不朔及既往；(4)明确性；(5)无内在矛盾；(6)可为人遵守；(7)稳定性；(8)官员的行为和已公布规则的一致性。其三，“法治是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2)(p334法治的这种规定性体现法治的实质合理性，法治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民主、平等、自由和人权。
三、市民社会的法治功能
西欧中世纪末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运动，直接导致了城市自治制度、城市法的确立、罗马法的复兴和商法、海商法体系的建立，从而推动了作为法治重要特征的法律形式主义运动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造就了近性的形式主义法律的主体架，为法律形式主义运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从而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着西方法治的发展进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确立，西方市民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和此相适应，西方法治在自然演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逐步的完善，为西方社会的稳定繁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保障。由此，我们发现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会。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和价值要求，使得市民社会成为现代法治得以存在并良性运行的基础。
1.市民社会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
法治的终级关怀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类本性所求，它体现了社会主体对自身价值、尊严、人格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在论述法律和自由的关系时，马克思也指出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p71)在法治精神中，作为体现人之尊严、人格的价值要求，除了自由，还有和之密切联系的平等观念。但现代法治所要实现的平等主要是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在法律上表现为法律地位、权利能力的平等，这种平等和自由是和谐统一的。法治所要促进的价值目标首先应当是意义上的平等。
市民社会是以多元化自由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一种契约社会，必然孕育着自由和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的内容、形式和实现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不仅如此。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观念也是如此。马克思强调商品经济对自由观念的促进功能。“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4)(p77)近代市民社会出现以来，它一直存在着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和整合，并追求着自由的、自决的人的个体完善的目的，并塑造了市民社会的理性规则秩序。市民社会答应个人及机构追求多样化的目标，但并不答应不择手段地追求这些目标，而是要对冲突进行合理的控制来达到市民认同、社会整合和理性规则秩序。这种理性规则秩序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市民法”，它是一定的社会法规，这种法规能够正式或非正式地涵盖斗争的全部领域，对冲突实施有效的管制。这种理性规则秩序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公众普遍遵守，它立足于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和整合的过程中，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律的至上性和普遍才得到逐步确认。
2.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形式合理性发展
在追求自由和平等过程中，法治是人类社会最有力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法律形式化。西方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固然有其自古以来的尊法重法传统、崇尚法治的精神、普遍性和体系化的教会法等因素的重大影响和功能，但其更深层、更根本的动因，则源于市民社会精神的涌动并融入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中的独特进程。[5)(p85)
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个人的独立性是市社会的首要特征和存在条件。市民社会又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社会，而多样化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主要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领域在市民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作为法治秩序内涵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合理性特征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发展都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具有内在的联系。首先，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非凡是私法制度的完备性发展。市场经济活动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和多样性特征，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关系比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丰富而复杂。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内在地要求权威性法律规则的调整和规制，要求法律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资格、确认市场主体财产权利、规范交易行为和建立有效的纠纷处理和责任救济方式。其二，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具备形式合理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易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由于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它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时刻威胁着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出于对经济利益的强烈关心和算计，市场主体要求通过法律规则建立对市场交易过程和结果的合理预期，使市场交易活动在法律规制下具有一定的可猜测性，从而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这种预期规划和处理其交易行为。符合这种要求的法律制度必须具备一系列形式合理性特征，包括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一致性和不溯及既往等等。其三，市场经济还进一步要求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市场竞争关系的存在，客观上制约着市场主体只能共同选择在公平交易秩序中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公平交易秩序，市场主体不仅要求国家制定符合经济理性的法律规则，而且要求国家作为市场活动的裁判者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公正地行使权力。
3.市民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近代法治产生和运行是以权利制约和权利保障为基础和核心的，并强调当权者和其他人同样服从既定的法律，而这一制约保障及法律至上的要求，则主要是由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和制衡来获得保证和实现的。这不仅使专断权力难以立足，而且也使得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共同的规则而纳入法律规制的框架之中。
首先，从总体上来讲，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形成对国家集权的社会消解。其次，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和制衡。市民社会组织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使民间零散的呼声转变为团体的诉求，从而对国家权力机构及政府官员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使国家权力必须对法律和公众的意愿负责。再次，市民社会形成多元利益中心分散国家对资源的独占从而遏制国家权力。在一种非政治化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最后，由于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高度发达的社会，对内，它是市民社会成员相互沟通的机会和场合；对外，它是市民社会行使民利、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有力手段。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来自市民社会的批评和压力，应当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施政资源。它可以促使政府更真实、全面地了解民众的意愿、呼声、要求和希望，使社会和国家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才会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篇10
一、经济法理念与全会精神不谋而合
经济法所倡导公平正义、平衡协调、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与依法治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契合，即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经济法中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这种公平观念包括了竞争环境的公平、社会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结果的公平,即经济法确保各市场主体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展开竞争,保障社会的公平分配以期达到结果的公平。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的统一，即其主张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经济法的以人为本，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提髙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公平正义、平衡协调理念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人自身，只有这些理念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其存在价值。具体到税收法律制度，其公平正义体现在置能课税、税负公平合理，通过税收实现社会收人的再分配功能，追求结果上的实质正义;其平衡协调体现在通过税收这一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纳税主体之间、地域之间的平衡协调，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统一，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贯穿于税收法律制度的始终。
二、深化改革税收法律制度发展
(一)税收基本法的制定
税收基本法是税收的一般性规范，是税法领域内的“宪法性法律”，它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它通常对税收的基本制度做出规定，对税收的共同问题进行规范，主要规定税收的立法原则、税务管理机构及其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及管理权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等。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重要法律，税收基本法处于主导统领地位，是税法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税收基本法坚持公平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和概括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具体来说，税收基本法作为税收法律制度的统领性规范，其必应彰显税收法律的税负公平原则，同等条件同等对待，不同条件区别对待;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既要规定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所享有的诚实推定权、信息保密权等各种权利，同时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现阶段，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制定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治的需要。从税收法治的内涵来看，必须要有法可依，无法可依也就无从谈及法治。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要建立税收法律体系，其中税收基本法又处于核心地位，畏其他税收法律的“母法”。依法治国，推进税收法治，必然需要完善我国的税法体系。其次，制定税收基本法是构筑现代税法体系的内在要求。虽然我国已制定《税收征收管理法》，各单行税种也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分别加以规定，但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仍未形成。另外,为了弥补单行税法的不稳定、不完整，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更好的维护税法的系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充分发挥税法的功能，实现依法治税，需要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对其他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发挥统领、指导和制约作用，最终建立一个以税收基本法为统帅、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并驾齐驱的税收体系。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税收程序法，它以规范税收征纳程序、保障纳税人权利为立法宗旨，并通过税收法定和正当程序两项法律原则的支撑来促进立法宗旨的实现。税收法定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征税程序合法三个层面的内容,《税收征收管理法》所指向的主要是征税程序合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程序法,正当程序理念价值维度的充分表达是其实现税收正义无法替代的方式。税收征管的制度化表达应遵循正当程序理念，这种导向性的作用不仅为税务机关行使征管权设定了基本界限，而且为纳税人提供了权益表达渠道。在对将使某一税收程序主体的权益受到影响的税收程序活动进行评价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其结果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而且应当考虑征税决定的作出过程，考察程序本身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整个条文修改幅度过小，忽视了税收征管理念的提升，保留了许多保守与落后的成分。当前形势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管理法”之定位，而导向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治理法”、”服务法”的基本定位。虽然民主与法治首先表现在形式上，但彤式也是走向实质的必然之路。在形式的制约下，普通民众的权利越来越丰富，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纳税人权利应该妥加考量，特别是要增设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纳税信息保密权等具体权利。当然，基于税收征纳平衡之考量，在立法宗旨中强调“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倡导纳税人的“纳税遵从”。通过国家征管权与纳税人基本权的合理配置，协调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基本利益之间的冲突，最终实现国家征管权与纳税人基本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三)营业税弊端需要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
我国营业税这一税种产生于上世纪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妥协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的产生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分税制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人，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然而，营业税的全额征税模式这一弊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打击我国企业发展的积极性，阻碍了企业发展与进步。肇始于2012年的“营改增”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正逐步地扩展到各个服务行业营改增”打破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顺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营改增”的顺利实施必将迎来我国经济的再次腾飞。“营改增”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税制调整或税制改革举措。它所产生的效应,不仅可以跨越税制改革领域而延伸至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且可以跨越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延伸至财税体制改革领域，并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牵动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在内的全面改革。因此，在我国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正是迎合了我国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大势。
(四)税制结构亟需调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市场配置资源便能达到最佳状态。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导致市场配置资源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这就要求政府配置资源。具体来说，就是政府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配置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财政配置。其中一个童要方面就是通过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即通过科学的税制模式、税收优惠等方式调节级差收人，促进收人的公平分配。然而，)我国现阶段以商品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模式却约束了税收的公平调节功能，从而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商品税因其具有累退性,违背公平原则，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十分有限。具体来说，它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营业税的全额征税本来就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并且，现阶段如火如荼进行的“营改增”也充分说明了营业税全额征税的弊端;消费税形式上消费数量越大、税负越重，消费数量越小、税负越轻，符合公平课税原则，但个人收人的髙低与消费品的数量多寡并不是成比例的，因此，实质上也是不公平的。而所得税对于促进公平的作用较大，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真正符合“量能负担、公平税负”的原则，因此它也成为调节收人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税种。但是，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较低，这极大限制了个人所得税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因此，应当调整税制结构,提髙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重，特别是个税的比重，以强化税收对我国收人分配的调节力度。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仅契合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而且有利于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税制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推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改革
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制的税制模式阻碍了对收人进行公平调节的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包括三种:分类征收制、综合征收制和混合征收制。分类征收制，即我国所采取的模式，是指将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进行征税。这种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是,对纳税人整体所得把握的不一定全面，容易导致实际税负的不公平。综合征收制，是指对纳税人全年的各项所得加以汇总，就其总额进行征税。这种方式从收人角度体现了税收公平的原则，但不能针对不同收人进行调节，并且不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混合征收制综合了上述两种税制模式，是指对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先分别按照不同的税率征税，然后将全年的各项所得进行忙总征税。这样一来,既可以实现税收的政策性调节功能，又可以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因此，在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当推进我国个税的税制模式改革，由分类征收制逐步过渡到混合征收制，以充分发挥个税在收人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实质公平的实现，为我国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经济法发展之展望